过度技术（通用11篇）
过度技术 篇1
沉水植物 (俗称水草) 是指植物体全部位于水层下面营固着生活的大型水生植物, 在水生生态系统中处于初级生产者的地位, 能够发挥多种生态功能, 对生态系统中的能量传递和物质循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沉水植物通过增加水体空间生态位, 改善水下光照和溶解氧条件, 为形成复杂的食物链提供了食物、场所和其他必需条件, 成为水体生物多样性赖以维持的基础。然而, 如果沉水植物过度生长, 不仅会影响景观效果, 还会对水质、水生生态系统以及水体的功能造成严重的危害[1,2]。
目前, 国内外不少学者已经尝试过一些手段对沉水植物进行控制, 主要技术有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3类。物理方法即通过人工或机械手段对沉水植物进行控制, 这些技术相对简单, 对环境影响较小, 且见效快, 但缺点是劳动强度大、费用高, 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植物的危害。化学方法主要是采用除草剂等化学药物杀灭目标植物, 该方法操作方便, 效果迅速, 但是化学药剂费用较高, 且容易对水环境产生污染, 威胁生态安全。生物方法即利用生物技术控制沉水植物, 一般指用鱼、螺等摄食沉水植物, 该方法的优点是成本低、安全性高、可持续性较好。目前, 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地区运用生物方法成功有效地控制了水生植物的过度生长。
天津市北大港水库地处天津滨海新区, 占地面积164km2, 蓄水面积150 km2, 设计库容5.0亿m3, 是一座以蓄供水为主, 兼具防洪、灌溉、养殖、生态等综合功能的大型平原水库, 是天津市重要的备用水源地, 同时兼作“引黄济津”及“南水北调”的调节水库。但由于常年蓄水量不足, 存在大面积的浅水区, 底泥营养物质过剩, 加之充足的光照条件, 使得沉水植物生长旺盛, 特别是穗花狐尾藻、菹草、川蔓藻、篦齿眼子菜等沉水植物的大量生长, 对水库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影响。不少区域甚至无法行船, 植物死亡腐烂后导致水质恶化, 从而威胁水库的水质安全。
如果使用人工或机械打捞沉水植物, 其人力成本太高, 不具有可行性。北大港水库作为天津市的备用水源地, 不能采用化学除草剂来灭杀沉水植物。基于以上原因, 利用安全性高、成本较低的生物方法是较好的选择。因此, 确定控制沉水植物过度生长的高效生物物种, 并摸索其合理的放养方式和密度,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3,4,5,6]。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目标植物的确定。
调查了北大港水库及周边水域的沉水植物, 选取了穗花狐尾藻、菹草、川蔓藻、金鱼藻和大茨藻作为供试沉水植物。
1.1.2 控制物种的确定。
草鱼是天津市北大港水库中的常见鱼种, 利用草鱼控制当地的沉水植物, 一方面可以有效利用现有的生物资源, 另一方面能够避免引进外来物种造成的生态风险。
1.2 试验方法
在目标植物和控制物种确立后, 需要进行2个阶段的试验:一是室内模拟试验, 考察不同放养密度和不同重量的草鱼对上述沉水植物生长的控制能力;二是在北大港水库进行野外试验, 用体重为250 g的草鱼控制水库中的穂花狐尾藻, 设置不同的草鱼放养密度进行试验, 确定合理的放养方式和密度。
1.2.1 草鱼对沉水植物过度生长的室内控制试验。
选取北大港水库特有的4种沉水植物 (穗花狐尾藻、菹草、金鱼藻和大茨藻) , 利用室内模拟试验, 研究2种尺寸 (重量) 草鱼在不同放养密度下对沉水植物的控制效果, 探索不同尺寸草鱼的最佳放养密度, 为控制北大港水库沉水植物的过度生长提供科学依据, 并为野外试验的开展提供参考。
(1) 体重为10 g草鱼的试验。利用大型水族箱作为沉水植物的培养容器开展试验, 注入约160 L经过滤的湖水。每个水族箱分别投放鲜重为50 g的穗花狐尾藻、菹草、金鱼藻和100 g大茨藻, 投放草鱼的密度为0、0.9、1.8、2.7、3.6 g/L。水族箱的顶部用细孔纱网封住, 以防止草鱼跳出。用气泵为水体提供溶解氧。每组试验持续2 d, 试验结束时将残余的沉水植物捞出, 用吸水纸去除沉水植物表面的水分, 称量其鲜重。
(2) 体重为50 g草鱼的试验。试验方法同上, 分别向水族箱中投加鲜重为100 g的穗花狐尾藻、菹草、大茨藻和50 g金鱼藻, 放养草鱼的密度为0、0.9、1.8、2.7、3.6 g/L。试验持续2 d, 试验结束时称量植物鲜重。
1.2.2 草鱼控制沉水植物过度生长的野外试验。
利用草鱼控制沉水植物的室内模拟试验表明, 草鱼对沉水植物有较高的摄食效率, 在一定范围内, 草鱼体型越大, 控制效果越好。因此, 在上述室内模拟试验的基础上, 在北大港水库选取沉水植物生长茂盛的区域, 开展野外试验, 以验证室内试验的结果, 考察野外条件下草鱼对沉水植物的控制效果。试验区选定在北大港水库东北围堤附近。试验区所处位置水深较浅 (1.0~1.5 m) , 占优势的沉水植物为穗花狐尾藻。选取穗花狐尾藻长势良好且分布均匀的区域, 平均水深约为1.5 m。设置9个试验围隔, 每个围隔用细孔纱网围成2 m×2 m的正方形区域, 围隔的4个角用竹竿支撑, 细孔纱网的底部用碎石压实。细孔纱网高出水面约50 cm, 以防止草鱼从上部跳出。将9个围隔分成3组, 每组3个平行处理, 每个围隔分别放入0、5、10条草鱼 (即草鱼的放养密度分别为0、0.2、0.4g/L, 折合0、0.83、1.67条/m3) 。试验过程中定期观察穗花狐尾藻的生长情况。试验周期为30 d。试验结束后, 将试验围隔内的穗花狐尾藻全部捞出并称重。
2 结果与分析
2.1 草鱼对沉水植物的室内控制效果
为了比较10 g和50 g 2种重量规格的草鱼对沉水植物的控制效果, 分别将2种重量规格的草鱼对同一种沉水植物的摄食量置于同一张图中进行比较。能够看出50 g草鱼对沉水植物的摄食量均高于10 g草鱼对沉水植物的摄食量。这一试验结果表明, 在同等放养密度下 (单位水体中同等重量) , 体型较大的草鱼对沉水植物的控制效果明显好于体型较小的草鱼。
体重为50 g的草鱼对4种沉水植物的摄食率均大于体重为10 g的草鱼。对于4种沉水植物, 体重为50 g的草鱼对菹草的摄食率最大, 其次为穗花狐尾藻, 对金鱼藻和大茨藻的摄食率差别较小。10 g草鱼对4种沉水植物的摄食偏好差别不大, 而体重为50 g的草鱼更加偏好摄食菹草。
本次试验发现, 随草鱼密度的增大, 其摄食量也相应增大。而且在草鱼密度相同的条件下, 50 g的草鱼摄食量比10g的草鱼摄食量大。由此说明, 体重为10 g的草鱼和50 g的草鱼对穗花狐尾藻、菹草、金鱼藻和大茨藻的摄食量均随草鱼密度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在相同的放养密度下, 体重为50 g的草鱼摄食效率明显大于体重为10 g的草鱼;重量为10 g的草鱼控制穗花狐尾藻、菹草、金鱼藻和大茨藻的最佳放养密度分别为3.6、2.7、2.7、2.7 g/L;重量为50 g的草鱼的最佳放养密度分别为2.7、0.9、1.8、1.8 g/L;在食物充足的条件下, 草鱼优先摄食沉水植物的叶;体型 (重量) 较大的草鱼对沉水植物的控制效果更好;由于多数沉水植物靠茎进行无性繁殖, 因此使草鱼将其全部摄食才能更有效地控制沉水植物的生长。
2.2 草鱼对沉水植物的室外控制效果
穗花狐尾藻的剩余量随着草鱼密度的增加而减少。从显著性分析的结果中可以得出, 0、0.2、0.4 g/L 3组试验之间有显著差异。试验30 d仅有鱼组剩余的穗花狐尾藻显著少于对照组, 而且草鱼放养密度大的组 (0.4 g/L) 穗花狐尾藻剩余量也显著少于草鱼放养密度小的组 (0.2 g/L) 。可见, 在适当的密度下, 延长草鱼的摄食时间即能达到有效控制穗花狐尾藻的目的。
对于草鱼放养密度为0.4 g/L的试验组, 在1个月内即可将沉水植物数量控制在极低的水平。而在草鱼放养密度为0.2 g/L的试验组中, 沉水植物的过度生长已得到有效控制, 且还有一定的剩余量, 可能是一个保持稳定生态系统的合适水平。因此, 如果希望尽量多地清除穗花狐尾藻, 建议放养草鱼密度为0.4 g/L;如果希望保留一定量的穗花狐尾藻, 草鱼的放养密度可选择0.2 g/L。
由此说明, 密度为0.2 g/L (体重为250 g, 1.67条/m3) 和0.4 g/L (0.83条/m3) 时, 较短时间 (14 d) 难以显著抑制穗花狐尾藻的生长, 延长时间 (30 d) 可以使抑制效果显著提高;在野外条件下, 草鱼能够有效地控制穗花狐尾藻的生长, 放养密度越大, 控制效果越明显;在本试验条件下, 体重为250 g的草鱼, 密度为0.4 g/L (0.83条/m3) 时能在30 d基本清除穗花狐尾藻。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重量为10 g的草鱼控制穗花狐尾藻、菹草、金鱼藻和大茨藻的最佳放养密度分别为3.6、2.7、2.7、2.7g/L;重量为50 g的草鱼的最佳放养密度分别为2.7、0.9、1.8、1.8 g/L;在相同的放养密度下, 体重为50 g草鱼的摄食效率明显大于10 g草鱼的摄食量;在野外条件下, 草鱼能够有效地控制穗花狐尾藻的生长, 放养密度越大, 控制效果越明显;在本试验条件下, 体重为250 g的草鱼, 密度为0.4 g/L (0.83条/m3) 时能在30 d基本清除穗花狐尾藻。
参考文献
[1]张嘉琦, 方祥光, 高晓月, 等.沉水植物过度生长的生物控制技术研究进展[J].农业环境与发展, 2013, 30 (3) :66-68.
[2]杨卫东, 颜培炎, 唐永杰, 等.草鱼对沉水植物过度生长的控制技术综述[J].天津农业科学, 2014, 20 (9) :92-95.
[3]罗思亭, 张饮江, 李娟英, 等.沉水植物与生态浮床组合对水产养殖污染控制的研究[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11, 27 (2) :87-94.
[4]王卫红, 季民, 薛玉伟, 等.利用耐盐沉水植物控制滨海再生水景观河道的富营养化研究[J].海洋通报, 2007, 26 (1) :73-77.
[5]谢雯颖.沉水植物在水生生态恢复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农业信息, 2014 (12) :62.
[6]朱清顺.长荡湖水生植被动态及其渔业效应的研究[J].水产学报, 1989, 13 (1) :24-35.
过度技术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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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技术 篇3
【关键词】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预防护理
【中图分类号】R473.7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019（2015）01-0371-02
随着辅助生殖医学的普遍开展，接受该技术的患者数量增多，它与自然生命过程相比较，有许多的不同的表现。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varianhyperstimulationsyndrome'OHSS）是应用诱发排卵或超排卵药物后所引起的严重并发症。使用超促排卵药物而引起的一种医源性疾病。由于促排卵药物的应用增加，OHSS的发生也不断的增加[1]。多见于身材瘦小的年轻妇女、多囊卵巢及使用绒毛膜促性腺素（HCG）促排卵或维持妊娠黄体者。临床表现为：胃肠道不适、胸水、腹水、少尿、卵巢增大等。严重者可出现肝、肾功能衰竭、血管栓塞和死亡[2]。
目前，除对症治疗外，尚无有效的治疗措施，因此对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患者进行早期的预防，密切观察病情变化，给予良好的临床及心理护理是确保治疗成功的关键。现将我科2013年1月到2014年6月收治的9例患者，预防及护理体会总结如下：
1、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生殖中心2013年1月—2014年6月中9例OHSS患者，年龄25-36岁，平均年龄28岁。根据临床与实验室表现进行临床分型[3]。所观察的9例患者中，其中4例不同程度的有双侧卵巢增大，卵巢直径小于5cm，为轻度患者；3例患者不同程度的卵巢增大，有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为中度患者；重度2例，卵巢明显增大，卵巢直径大于12cm或有卵巢破裂，出现胸水、腹水，低血容量。
2、发病危险因素
易于发生OHSS的高危因素：年龄﹤35岁，身体瘦弱，多囊卵巢综合征人，血E2>4000pg/ml，成熟卵泡数>35，；卵泡呈项链征。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刺激周期，黄体期补充HCG，妊娠周期，内生HCG增高都可增加OHSS的危险性。
3、预防
3、1对高危因素者的预防
应对年龄﹤35岁，身体瘦弱，多囊卵巢综合征人对促排卵过程中严密监测血清E2水平及发育卵泡数目，出现OHSS倾向及早期OHSS表现的，采取相应措施。
3、2促排卵前的卵巢“打孔”或HCG前选择性的卵泡穿孔治疗[4]。
3、3控制外源性HCG
3、4预防性应用白蛋白
3、5糖皮质激素治疗
4、护理
4、1OHSS预见性护理
诱导排卵过程是辅助生殖技术中不可避免的步骤，这样才能保证取得足够的卵泡。同时，在诱导排卵的过程中，OHSS很难完全避免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OHSS发生的高危因素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才能采取相应措施，减少OHSS的发生，尤其是重度OHSS的发生。我们采取严密监测，通过预见性护理，及时了解患者病情，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帮助病人消除紧张、恐惧的情绪，避免中重度OHSS的发生。
4、2心理护理：不孕症患者因医治不孕症时间较长，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家庭压力和较重的经济负担，在治疗中又并发OHSS，思想负担重，担心今后不能妊娠或妊娠后流产。对此我们主动向患者详细解释病情，关心和体贴患者，耐心解答患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消除各种顾虑，使之配合治疗，同时做好家属的宣传教育工作。
4、3病情观察准确记录24h出入水量，特别是尿量。每日定时测体重、量腹围，间接了解水钠滁留情况。测量体重前要排空膀胱；测量腹围以固定体位、量尺过脐部为准，并在呼气末吸气末测量。
4、4饮食护理：由于中重度OHSS的病人有恶心、呕吐、食欲减退、腹痛、腹胀等症状，严重者出现胸腹水而引起蛋白质和电解质丢失[5]。OHSS是体液重新分布到第三腔隙，患者食欲较差，腹胀明显。给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易消化饮食，少量多餐，适量控制盐的摄入。
4、5体位：OHSS导致体内液体重新分布，形成胸、腹水，体重、腹围增加。患者腹胀明显时，不能平卧，伴有刺激性咳嗽。采用半坐卧位，使膈肌下降，有利于呼吸肌的活动，增加肺活量，改善呼吸困难。患者常伴有双侧卵巢增大，加上腹水，应避免突然改变体位而致卵巢蒂扭转。
4、6观察腹痛及阴道流血：腹痛是OHSS主要的临床表现。如患者诉有腹痛，必须严密观察腹痛部位、性质，排除卵巢肿块蒂扭转和卵巢破裂。阴道少量流血时，嘱患者使用无菌卫生垫，每日会阴擦洗2次，保持清洁，预防感染；阴道流血量多，如超过月经量时，注意有无组织物排出，如有则保留标本送检，报告医生处理。
4、7皮肤瘙痒：患者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长期使用低分子右旋糖酐引起皮肤瘙痒。嘱其避免搔抓以防感染，保持皮肤清洁。瘙痒严重，可外用炉甘石洗剂，或10%葡萄糖注射液10ml加葡萄糖酸钙10ml静脉推注。
4、8药物治疗的护理OHSS患者血液浓缩、血容量减少，需及时纠正低血容量，持电解质平衡。合理安排输液顺序，掌握先扩容后补液的原则。扩容时常用白蛋白，应警惕白蛋白的过敏反應。由于利尿剂对消除胸、腹腔积液无效，并有可能进一步减少血容量，并诱发休克，因此在未补足液体的情况下，禁用利尿剂。
4、9胸、腹腔穿刺引流术的护理。胸、腹腔穿刺引流可迅速缓解患者的压迫症状，增加静脉回流及回心血量，同时促进食欲，增加蛋白摄入量，改善低蛋白质血症，促进腹水吸收。
4、10出院指导：出院后继续加强营养，保证休息，定期产科复查，了解妊娠和卵巢功能恢复情况。
5讨论
OHSS是一种自限行疾病，应尽可能对症支持治疗，重点在于预防。对于OHSS患者，在加强心理护理的同时，应严密观察，及时治疗，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可以减轻OHSS症状和避免重症OHSS的发生，促进疾病的转归。
参考文献
[1]陈春林，张随学.在体女性盆腔动脉血管网数字化三维模型构建方法及意义[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2]张丽凤，郭莉，刘祥菊等。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及其防治[J]国外医学妇产科分册，1998，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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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技术 篇4
关键词：辅助生殖技术,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护理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简称为OHSS,是采用外源性促性腺激素诱导排卵及控制排卵时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一种医源性并发症,患者一旦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与有效护理,严重则危及生命安全[1]。这种并发症在当前依旧没有明确有效的预防措施,因此护理工作在整个过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为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护理,才能带来最佳的预后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笔者所在医院2012-2015年收治的50例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23~37岁,平均(27.3±2.2)岁,包括轻度27例,中度19例以及重度4例。
1.2 诊断标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OHSS等级标准将患者分为轻度、中度与重度三种[2]。(1)轻度:诊断发现患者双侧卵巢增大,出现多个数量的黄体囊肿及卵泡,卵巢直径不超过5 cm,尿雌二醇超过330 pg/ml,尿孕酮超过25 pg/ml,血孕酮超过1.9 pg/ml,患者下腹有轻微压痛感。(2)中度:患者卵巢增大,临床表现有恶心呕吐、腹泻等反应。(3)重度:患者卵巢增大程度非常明显,卵巢直径超过12 cm,甚至出现卵巢破裂的情况,并伴有腹水、胸水、低血容量和休克。患者的水电解质紊乱、血液异常,甚至形成血栓。
1.3 方法
笔者所在医院为50例OHSS患者提供以下全面的护理措施:(1)预见性心理护理。由于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属于一种医源性的严重疾病,因此必须实行预见性心理护理方式,患者在患病前经历了不孕的过程,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而在实施了生殖辅助治疗以后,通过大量外源性促性腺激素的应用,会获取非常多的卵泡,但也难以避免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疾病的发生。这期间患者往往对于OHSS的高危因素认知不够,突如其来的结果会增加更大的心理压力。护理人员在全程中都应密切观察患者的状态,尤其是根据体征与病症预见性地判断这种疾病的高危人群,并及时加强监测,密切关注患者卵泡的数量、大小以及其他症状的发生,做好对症下药的应对措施和护理工作,及时给予患者心理指导,比如详细告诉患者OHSS疾病可能会引发的症状及临床体征,让患者做好心理准备,并全面为患者答疑解惑,针对患者提出的问题耐心回答,帮助患者逐渐消除紧张和恐惧的消极情绪以提高依从性,更加积极地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与护理工作,从而提高护理效果。(2)饮食护理。因为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患者的体液重新分布为第三腔隙,因此患者恶心呕吐的临床反应明显,严重影响食欲,甚至会因为大量的胸腹水而导致电解质与蛋白质的流失,所以护理人员必须引导患者少吃多餐,选择易消化、维生素含量多和蛋白质含量多的食物,多吃蛋类、蔬菜和牛奶,并注意少吃食盐。(3)卧位护理。尤其针对重度的OHSS患者,因其体内液体分布形成胸腹水,腹围和体重增加,腹胀较为明显时,会伴随刺激性的咳嗽,因此要注意采用半坐卧位下降膈肌,保障呼吸功能,有效增加肺活量,并尽可能减轻胸腹水对肺部造成的压迫感。另外患者还常伴有双侧卵巢增大的情况,这些患者要多卧床休息,不能进行盆腹腔检查,避免重压和剧烈运动,预防卵巢出现破裂[3]。(4)体重腹围测量。患者每天要定时空腹进行体重和腹围的测量,同时做好详细记录,为后续的治疗与护理提供依据。为了保障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患者每天清晨要定时排空大小便,测量时最好穿单衣裤,并统一呼气末的测量。(5)密切观察病情。患者在护理期间由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增加,液体会因此而渗入到腹腔与胸腔,导致低血容量性休克,护理人员必须密切关注患者的脉搏、呼吸、体温以及血压变化,并进行详细的记录,为后续治疗提供依据。(6)配合穿刺放液术的治疗[4]。尤其针对重度的OHSS患者,由于胸水和腹水情况较为严重,很容易导致心肺功能障碍疾病的发生,因此在对其进行穿刺放液术的过程中,护理人员要密切关注患者血压、脉搏以及心率变化情况,放液2000 ml/次,预防患者出现胸痛、咳嗽和呼吸困难的问题,协助其取半卧位姿势,有助于将液体限制于盆腔处,便于进行引流。(7)药物护理。进行扩容治疗的过程中,比较常用的药物包括白蛋白,以保持胶体渗透压和血容量,并有效降低游离雌激素水平,起到增加尿量、扩充血容量的作用,在必要的情况下还要及时给予患者肝素抗凝,尽可能减少患者血液粘稠度,预防出现血栓。护理人员在患者扩容时要对其进行密切观察,预防白蛋白出现过敏的情况,同时控制好输液的速度,将其保持在100~150 ml/h,确保补液量为1500~3000 ml/d。(8)密切关注腹胀症状及阴道出血情况。OHSS患者临床最为普遍的表现是腹胀,一旦症状出现,护理人员必须及时确定腹胀的具体部位和性质,另外患者在阴道有少量出血时,要严格使用无菌的卫生垫,每天彻底擦洗2次会阴部位以预防感染,保持洁净。如果患者的出血量较多,甚至多于月经量时,就要密切注意组织物排出情况,一旦出现则要将其保留送检,并将情况报告医疗人员进行妥善处理。(9)出院护理。患者在康复出院以后要加强身体的营养补给,确定睡眠足够,对于已确诊且要进行化验的患者,在出院以后需黄同体肌内注射40 mg/d,以提供黄体支持,同时要求怀孕患者术后35 d回院做B超,以便观察患者妊娠胎心的情况。如果患者未能怀孕,则要在术后14 d回院进行h CG的检查。所有患者在出院后一旦感觉身体不适,都需及时与医疗人员联系,预防OHSS疾病的错诊与漏诊,影响最终治疗效果[5]。
2 结果
50例患者在经过治疗与护理后,均痊愈出院。
3 讨论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属于医源性并发症,由于在对患者进行外源性排卵治疗时刺激过度而导致,多于排卵后的3~6 d及采用了h CG的3~10 d中引发,但这同时也是一种自限性疾病,最短会在1~2周消退,如果妊娠,那么症状最多持续3个月。OHSS患者是在助孕的过程中使用了一些促排卵药物而导致疾病发生,相关因素包括了药物的种类、用量以及患者的用药敏感度,这些因素的不同使得患者的严重程度不同,这种医源性疾病严重则会危害生命安全,因此必须引起临床足够重视[6],其病理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患者卵巢多发性滤泡和黄体囊肿伴间质水肿,于是卵巢出现各种增大的情况。(2)患者毛细血管渗透性大幅度提升,胸腹水与体重同时增加,导致低血容量、浓缩血液、黏稠度均增加,易形成血栓。(3)产生的低血容量还会使得肾灌注量严重不足,于是出现少尿、酸中毒、高血钾等病情,对患者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7]。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患者大多在35岁以内,身体偏瘦弱,同时患有多卵巢综合征。患者的血雌二醇在4000 pg/ml以上,有超过35个成熟卵泡数量,且卵巢的直径通常在12~14 cm。如果在患者的黄体期补充了h CG,或是增高了h CG,都会增加患者的危险性[8]。
当前临床上针对OHSS疾病的预防方法较多,比如减少促性腺激素的使用份量和h CG的使用份量,采用预防性白蛋白静脉滴注等方法,但长期实践证实多种预防方式依旧难以预防h CG疾病的发生,因此疾病患发后的护理工作成为了当前很多医疗人员攻克的重点任务。医疗人员针对OHSS患者的护理重点在于对症处理,尽可能控制病情的严重程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患者顺利度过病程期,这个过程也成为了OHSS患者治疗护理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时期。本研究中笔者所在医院针对50例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患者对症下药,分别采用了预见性心理护理、饮食护理、卧位护理、药物护理、出院护理等护理方式,保障了50例患者的痊愈与康复。
综上所述,针对OHSS患者采取的护理措施必须对症下药,密切关注患者的治疗过程,及时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让患者在症状发生时消除紧张焦虑的消极情绪,主动积极配合医院提供的治疗和护理,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以及战胜病魔的信心,从而提高护理有效率,保障患者的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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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的批判是阴暗／过度还是不足 篇5
文/林德清
曾经蛮欣赏诸如“批判的缺席”之类的语句，不仅显得时尚前卫，也似乎有种一言中的的感觉。然而听得多了，再纵观“批判”的现实，便发现，如今不是批判少了，而是泛滥成灾。民间批评家风起云涌，“点到穴位”的几乎没有，倒是扯着嗓子瞎鼓噪的不老少。对此，一位著名作家点评得很到位，他说，现在的学生让他描述一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非常困难，可是让他批判一个人或一件事却可以洋洋洒洒，网络上充斥的是这类民间批评家。“描述能力”的退化和“批判能力”的激增未必是一件好事。激增到不健康的程度，就成了“过度的批判”。
学生还在其次，要紧的是掌握媒体的人士也往往跻身于“过度的批判”之中。最显见的例子是，当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出来时，媒体一片叫骂之声，记者们像串通好了似的，不往死里打就不解气；而后老谋子的《十面埋伏》问世，媒体又是一片讨伐之声，有用直笔的，也有用春秋笔法的，把老谋子批得体无完肤。可是老谋子的电影就真的那么差吗？为何票房却独领风骚呢？难道观众的眼睛都瞎了吗？难道他们除了被骗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吗？有几位笔者熟悉的老外和海龟非常迷惑地问在下，张艺谋的片子很好看呀，在海外很轰动呀，很为中国人长脸呀，为何中国人那么讨厌？为什么香港导演拍摄《卧虎藏龙》很少听到责难，而是一片叫好之声？其实差不多呀！
问得好！真的是中国人讨厌张艺谋吗？非也，是一部分掌握媒体的人霸道地代表着民意，或者说强奸着民意。在下就亲眼看见一位记者在看《十面埋伏》的时候满眼泪光，显然是受了感动；可是在第二天见报的文章里，该记者出手狠毒，用词犀利，锋芒毕露。是什么心理驱使“他们”酷爱批判？是什么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促使他们缺乏赞美细胞，培植批判细胞？
遂非常佩服韩国人的爱国情怀，他们酷爱自己国家的任何产品，酷爱和爱护自己国家的电影。在国际舞台，他们总是非常团结，为韩国电影摇旗呐喊。而咱们呢？张艺谋好不容易创造了民族电影的奇迹，好不容易趟出了一条市场之路，我们不但不全力鼓劲，还要使劲泼冷水，怪不得海外游子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探讨“过度的批判”的背后动因非常紧要。窃以为，是不正常的文化氛围酿就了部分媒体人（当然不仅于此）的阴暗心理，那种“搏出上位”一举成名的不良风气浸染着人们的灵魂，使得健康到位的批判缺席，而无聊违心的批判泛滥。从更深一层而言，如果心灵中没有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准绳，有害无益的过度批判必然成灾。
过度还是不足
文/陶江虎
林德清先生曰，批判的前提是“心灵中要有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准绳”，这我同意，也以为点中要害。但是对目前的批判现实究竟是“过度”还是“不足”，我有不同看法。于我看来，“过度”谈不上，“不足”却是铁板钉钉。
何谓？证据之一，我们缺乏真正优秀的批评家。遍搜各地，咱们有当年俄国的“××斯基”吗？有一语定乾坤的权威批评家吗？没有。优秀而权威批评家的缺席，使得我们的批评界缺乏导航的灯塔，缺乏领军的将领，缺乏灵魂。领军人物至关重要，当年文坛有鲁迅为首的一批领军作家，文学的方向就与民族大业血肉相联。鲁迅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是倘若推举“批评界”首领，鲁迅先生毫无疑问首屈一指，其批评和批判如投枪如匕首，刀刀见血，剑剑封喉。现在还有国学根底如此深厚，批判意识如此强烈，民族责任铁肩担当的大家吗？伟大的批评家的匮乏，使得我们的批判经常显得精神阳痿，底气不足。
证据之二，我们缺乏酿造优秀批评家的良好风气。批评家有是有，他们或者蛰伏在高校和社科院，或者娱记扮演批评家，前者隔靴搔痒不痛不痒，后者说痛说痒乱抓痛痒。某作家出版某作品一部，请某高校某社科院某批评家美言或批评几句，某批评家盛情难却，钻入字里乾坤以微见著，极尽美言，稍事批评，然后研讨一番，饕餮一餐，皆大欢喜。更有甚者，某作家为了出名，恳请批评家配合“批判”，火力越猛越好，如此“连裆模子”，怎么能够批评到位一针见血？批评和批判隶属于高尚的精神领域，来不得半点的利益考虑，一旦沾染铜臭，批评家的独立人格必遭玷污，批判的质量也就堪忧了。现在尤其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媒体甚至是小报记者俨然以权威批评家自居，指东打西所向披靡，严重影响着读者的评判方向，源头之水不健康，污染就必然了。
证据之三，我们没有培养优秀批评家的土壤。无论是独到的见解或是独立的人格，其建立的前提是抛却一切人身依附，一旦有了人身依附的羁绊，你的洞察力必然受到掣肘，炯炯发光的眼睛必然变得左顾右盼难以聚焦。你能够仅仅用批评养活自己吗（乃至养活得比一般人好得多）？你能够仅仅用批评成为举足轻重的伟人吗？你能够仅仅用批评让文学人文化人折服吗？批评家应该是一个伟大而高尚的职业，当然你可以是研究员，可以是高校教授，但一旦批评起来，你的身份不再依附于你的单位。
过度技术 篇6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指出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当前,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创新型国家已成为必然的选择。从宏观方面来看,自主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微观方面来看,自主创新已成为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并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作为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R&D投入,对于不断提高并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R&D投入是企业开发无形资产、实施差异化战略与产品创新的基本保障。通过持续的R&D投资,企业能够形成专利等无形资产并提升企业资产组合中各要素的价值(David et al,2001)。Dowling等(1994)以及Chauvin等(1993)的实证研究结果均发现相比较于R&D投入低的企业,R&D投入高的企业在市场价值、市场份额方面表现的更加优秀。当前已有许多学者从公司特征、公司治理、外部环境等不同视角对影响企业R&D投入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然而,这些研究的潜在假定条件是企业的管理者是理性的管理者,忽视了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尤其是过度自信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近年来,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学者们开始放松管理者的理性假设,研究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特别是过度自信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但是,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作用于企业的R&D投入,似乎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R&D投入之间形成了“黑箱”。此外,虽然我国学者王山慧等(2013)已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予以了研究,但他们使用我国上市公司年度盈利预测数据来度量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的方法值得商榷。由于证监会对于年度报告利润实现数低于盈余预测的20%的上市公司将做出处罚, 使得管理者在预测盈余时不敢表现出“过度自信”(雷辉等,2010)。另外,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发布的年度盈利预测数据是在会计期间结束之后, 正式披露之前的预告,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预测(张翼等,2005)。所以,使用年度盈利预测数据来测度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并研究其与R&D投入的关系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一致性。
针对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突破。一方面,本文从会计稳健性的视角着手,探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R&D投入的内在作用机理,为深刻理解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R&D投入的关系提供新的切入点;另一方面,本文拟用更科学的方法来测度我国环境下的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从而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R&D投入以及会计稳健性对于二者关系的影响作用,这不仅可以提升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一致性,还可为理解技术创新的动因理论提供新的视角。
二、文献回顾
根据企业管理者是否为理性管理者的假定条件,可以将企业R&D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假定企业的管理者是理性的管理者,从而研究企业特征、公司治理以及企业外部环境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第二类是假定企业的管理者是非理性的管理者,从而研究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对于企业R&D投入的影响。
第一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有:González等(1998)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企业R&D投入显著正相关。Simerly等(2000)研究发现公司负债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取决于环境的不确定性或者是动态性,对处于高动态特征环境中的企业而言,负债水平与技术创新负相关,而对处于稳定环境中的企业而言,负债水平与技术创新正相关。戴跃强等(2007)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与企业R&D投入显著负相关,而资产规模与企业R&D投入显著正相关。Hill等(1988)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Baysinger等(1991)研究发现内部董事所占比重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显著正向影响企业R&D投入。Zahra等(2000)研发发现董事长与CEO两权分离与企业创新水平正相关。David(2001)研究发现由机构投资者所采取的行动主义能够在短期与长期内增加企业的R&D投入。冯根福等(2008)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R&D投入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与企业R&D投入存在倒U型关系。任海云(2010)研究发现一定的股权制衡有利于上市公司的R&D投入。周杰等(2008)研究发现总经理持股与企业R&D投入显著正相关,在股东单位任职董事比例与企业R&D投入显著正相关。陈守明等(2012)研究发现高管在创新方面认知程度的提升会显著增加企业的R&D投入。徐宁(2013)研究发现相比较于未采用股权激励的高科技公司,采用股权激励的高科技公司的R&D投入更高,但股权激励度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R&D呈递减趋势。周建等(2012)研究发现董事会受教育程度、董事会职业背景、董事会团队的异质性、董事会间联系以及董事会的政治资源与企业R&D投入正相关。周建等(2013)研究发现董事会人力资本深度与企业R&D投入正相关,较大的CEO权力负向调节关系。Hamberg(1966)研究发现美国国防部提供的R&D资助能够促进厂商加大R&D投入。解维敏等(2009)研究发现政府的R&D支出对企业的R&D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宁静等(2009)跨国研究发现社会文化能够显著调节CEO特征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政府政策能够显著正向调节CEO教育水平与R&D投入水平。陈爽英等(2010)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关系资本对R&D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系资本对R&D投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夏冠军等(2012)研究发现资本市场提供的外部股权融资促进了高新上市公司的R&D投入。
第二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有:Galasso等(2011)以美国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CEO过度自信与R&D投入显著正相关,并且这种正相关关系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更加明显。Hirshleifer等(2012)以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多的投资于R&D、并获得了更多的专利和专利引证,并且在给定的R&D投入下能够获得更多的创新,但是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能够取得更大的创新只存在于高科技行业。我国学者王山慧等(2013)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R&D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这种正向影响只存在于高科技企业和国有企业中。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企业特征、公司治理、外部环境视角对影响企业R&D投入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 然而,尚无研究涉及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企业的R&D投入。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过度自信是指个体倾向于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而低估失败概率的心理偏差,大量的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实验表明,人们普遍表现出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倾向(Larwood等,1977)。过度自信主要表现在:(1)优于平均效应。(2)估值的置信区间过于狭隘。人们自认为的98%的置信区间只包含了60% 的真实数量。(3)控制幻觉。(4)过度乐观。对于某些事情发生的概率倾向于给出过高的估计。(5)自我归因偏差。易于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运气,而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的影响。Bondt等(1985)指出,过度自信是心理学中最稳健的发现。而管理者要比普通大众更容易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Gervais等,2007)。以上分析表明,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主要表现为高估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高估事件的收益,低估事件的风险,夸大对事件的控制能力。
管理者作为公司战略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其过度自信心理势必会影响其决策的制定。R&D投入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会受到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影响。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乐于接受有风险、有挑战性的工作。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具有高度的风险和挑战,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证明创新活动是否成功。过度自信的高管人员比厌恶风险的管理人员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Ger- vais等,2001)。一些研究也表明,极度自信的管理者要比理性的管理者更加具有企业家精神(Forbes,2005),而以创新和冒险为显著特征的企业家精神会极大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彼得德鲁克,2007;Knight,1921)。因此,与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相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风险的承担能力更大,更乐于接受有风险、有挑战性的工作。 企业的R&D投入的产出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Chan等,2001);相比较于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愿意接受更大的风险,从而进行更多的R&D投入;第二,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普遍存在着控制幻觉,期望通过自主创新来展现自己的管理视野和管理能力,Galasso等(2011)建立的职业关注模型表明CEO们可以通过自主创新来显示他们对于市场的控制能力,过度自信的CEO更有可能进行自主创新活动,更有可能将企业带入一个新的技术方向。Hirshleifer等(2012) 也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多投资创新项目以作为其管理视野或能力的展示方式。 我国自2006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以来,国内企业越来越重视自主创新活动,这使得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也会将自主创新作为展示自己管理视野和能力的重要方式。R&D投入作为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因素,会使得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投资于更多的R&D从而实现更多自主创新以展现自己的管理视野和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R&D投入正相关
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将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引入公司决策领域,开始研究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对于公司决策的影响,尤其关注过度自信对于公司决策的影响。会计稳健性作为公司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也会受到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尤其是过度自信的影响。Ahmed等(2013)认为管理者的估计对于会计稳健性的应用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公司的管理者通常使用“成本与市价孰低”的原则来确认期末存货的价值。由过度自信的表现形式可知,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高估公司项目的未来收益而低估公司项目的未来风险。从而使得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高估未来项目对于现金流正面影响的可能性而低估未来项目对于现金流负面影响的可能性。管理者对公司项目所产生的未来收益或者是现金流的过高估计使得管理者能够对会计稳健性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他们会加快收益的确认而延迟损失的确认;或者他们虽然对企业可能存在的损失予以了相应的确认, 但仍会低估可能发生的损失。由此可见,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使用更少的会计稳健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2号(SFAC2)中指出会计稳健性是指对不确定性的审慎反应,以确保对经济活动中内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予以充分的考虑。从FASB对稳健性所下的定义可知,会计稳健性是对经济活动中的风险予以充分的认知。从而可以推断出由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带来的会计稳健性的降低会使得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降低对风险的认识或者是损失的确认。企业的R&D投入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并能够产生利润,但是与此同时,R&D投入也能够产生高度的不确定性(风险)、复杂性和成本(Balkin et al, 2000)。由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带来的会计稳健性的降低会使得管理者加快R&D投入所带来收益的确认而延迟或者是低估R&D投入所带来的损失。这种结果会使得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加坚信R&D投入所能够带来的收益,从而使得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继续投资于更多的R&D。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假设2。
假设2:会计稳健性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R&D投入的正向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R&D投入较高的高科技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选取A股市场2004~2011年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根据如下步骤对样本进行筛选:(1)根据2008年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高新技术领域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行业代码G)和制造业行业中的电子(行业代码C5)、机器设备仪表(行业代码C7)和医药生物制品(行业代码C8),并且这几个行业对于R&D投入的披露相对比较规范。因此,本文将上述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2)剔除掉ST、PT的企业;(3)剔除掉2009年之后才上市并且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
我国上市公司于2002年开始披露有关研发投入的相关信息(夏冠军等,2012)。我们通过如下方式获取R&D投入的数据:(1)在2007~2011年间由于我国实行了新《企业会计准则》,增加了研发支出这一项来衡量企业本期研发支出的总额,我们从国泰安数据库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下载研发支出的数据作为R&D投入的数据。(2)对于2004~2006年和2007~2011年中没有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R&D投入的上市公司,由于研发投入披露的不规范,造成了研究中R&D投入数据的口径不一致,为了研究的需要,将R&D投入的数据锁定在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和“管理费用”栏目中的研发费、技术开发费、科研试验费、科研经费、研发支出等项目,并通过手工搜集整理得到。年报来源于巨潮咨询网,其他相关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
(二)变量设计
本研究探讨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于企业R&D投入的影响以及会计稳健性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于企业R&D投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R&D投入是被解释变量,管理者过度自信是解释变量,会计稳健性是中介变量。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R&D投入。本文参照Hansen et al(1991)、Balkin et al(2000)、王山慧等(2013)的做法,采用企业当年的研发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来衡量。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管理者过度自信(Oc)。管理者过度自信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对其进行合理的度量仍然是非常困难的。由于管理者的心理偏见是不能够直接观测并精确度量的,因此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度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标准是管理者过度自信研究遇到的最大挑战,这也是实证研究远远落后于理论研究的重要原因。本文拟参照郝颖等(2005)的做法,采用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总裁、总经理、党委书记、常务副总裁、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或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农艺师、技术总监等)在任期内持股数量的变动作为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指标。具体的指标衡量标准是指在2004~2011年间,高级管理者持股数量增加的定义为是过度自信的管理者。
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是会计稳健性(C_score)。由于会计稳健性包括条件会计稳健性与非条件会计稳健性,本文主要考察与管理者估计紧密相关的条件会计稳健性。当前,对于条件会计稳健性的衡量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第一种是Basu所提出的衡量会计稳健性的方法;第二种是Khan等提出的衡量条件会计稳健性的方法。由于Basu提出的是采用逆回归的方法来衡量会计稳健性,所以并不能够计算出每一家企业的条件会计稳健性。而Khan等提出的度量会计稳健性的方法能够衡量每一家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所以本文拟参照Khan等提出的衡量会计稳健性的方法,采用C_score来衡量企业的会计稳健性。Khan等利用资产规模(SIZE)、股权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比(MTB)、资产负债率(LEV)这3个影响会计稳健性的主要因素,估算好消息的及时性(G_score)与坏消息的增量及时性(C_score),将(2)与(3)带入到(1)中得到(4)。估算该方程,可以得到δi和ηi的估计值,其中i=1,2,3,4。将估计值带入到(3)中可以计算出C_score,该值越大,稳健性程度越高。 具体方法如下:
(1)中的EPS是每股净利润/年初股票价格(每年四月底的股票收盘价格);R是考虑现金红利的年股票收益率;DR是哑变量,当R<0时,DR=1, 当R>0时,DR=0,SIZE表示的是企业的资产规模, 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MTB表示的是股权市场价值/股权账面价值;LEV表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4.控制变量
本文依据已有研究成果,将控制变量分为两组:一是公司治理结构变量,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独立董事比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二是公司特征变量,包括公司规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公司投资机会、公司成长性。各变量符号的定义与测量见表1。
(三)模型构建
Galasso等(2011)和Hirshleifer等(2012)在检验CEO过度自信与企业R&D投入的关系时都采用的是多元线性的回归分析方法。本文除了要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R&D投入的直接影响以外,还需要验证会计稳健性(C_score)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由于本文研究中涉及的都是显变量,本文将采用Baron等(1986)介绍的中介变量的检验方法,通过依次做如下的回归分析来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回归模型设置如下:
其中,0、0和0为截距,1β10、γ1-γ4和λ1-λ11为系数,ε3-ε5为残差。
五、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知,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R&D投入的水平较低,均值仅为0.011 5,从均值可以看出,高科技上市公司的R&D投入还远远没有达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对于R&D投入的要求。 在样本公司中,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上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25%,说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过度自信。样本公司C_score的均值为-0.067 265,从均值可以看出,与确认好消息相比,坏消息确认的增量及时性为负,说明高科技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较低。各变量的标准差较小,适合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注:*和**分别表示5%和1%的显著性水平。
(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表3给出的是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从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除了独立董事比例(Ind)以及公司成长性(Growth)之外,其他变量均与被解释变量R&D高度相关,说明这些变量对于企业R&D投入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另外,在各变量之间,除了投资机会(Tobinq)与会计稳健性(C_score)以及投资机会(Tobinq)与资产负债率(Lev)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是大于0.3,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位于0~0.3之间,Lind等(2005)认为多重共线性存在的门槛值是0.3,因此, 我们认为解释变量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的程度可以接受,不会对回归分析造成很大的影响。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三个模型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本文设立的三个模型是比较合理的。从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模型1中变量Oc的回归系数是0.007 744,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本文的假设1得到了支持,即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R&D投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愈加自信的管理者越能够更多的投资于R&D以作为其展示才能的一种方式。模型2中变量C_score的回归系数为-0.003 831,并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显著负向影响会计稳健性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使用更少的会计稳健性。 在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3时发现残差的绝对值|e| 与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见表5,说明原模型存在异方差现象。 所以本文参照周建等(2012)的做法,以测量残差的绝对值|e|为权重,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修正。从修正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3中变量Oc的回归系数为0.075 514, 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变量C_score的回归系数为- 0.265 377,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参照Baron和Kenny关于中介效应的验证标准,发现C_score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R&D投入的正向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了支持。进一步观察模型3中系数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引入C_score之后,变量Oc的系数仍然是非常显著的,这就说明C_score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R&D投入的正向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注:*、**分别表示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六、研究结论
过度技术 篇7
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现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2010—1020) 》中, 强调当前要“提高教育质量, 促进教育公平”, 可见, 我国目前的教育质量尤其是高等教育质量并不尽如人意。从总体上看, 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质量不高, 并有逐步下降的趋势。
(一) 盲目的规模扩张是教育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1999年我国实施高校扩招政策, 就当时教育环境而言, 进行大规模扩招是不合时宜的。其时我国中等教育仍停留在为高考进行准备的应试教育阶段, 教育和教学质量远未达到素质教育的要求, 这种情况下的大规模扩招, 直接导致高校生源质量的下降。生源质量的下降直接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
伴随着高校扩招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高校办学的软件和硬件的发展跟不上扩张速度。马丁·特罗指出, 美国是先准备好了大众化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和结构框架, 再接受众多学生的注册入学, 而我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这就导致当大批量的学生涌入高校时, 高校感到应接不暇。同时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这种先天不足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从而影响高等教育质量。
(二)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脱节, 是制约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原因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 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被引入学校教育中, 但这些新的教育技术并没有促进教育质量的明显提高, 教学质量反而下降了。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变化只是形式上的变化, 教学内容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教学仍然是传统的理论灌输, 实践性教学被弃之角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脱节相当严重。实践教育是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 也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
二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对过度教育的影响
(一) 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使“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更加凸显
“失业现象严重”是过度教育最明显的表现特征之一。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 并愈演愈烈。为何与以往的大学生相比, 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和就业难度增长得如此之快?根本原因在于高校扩招所带来的高等教育质量下降。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 进入高校的“门槛”降低, 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激增, “穷国办大教育”逐渐变成现实。教育大众化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 但另一方面也使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愈发引人关注。在我国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办大规模的高等教育能否培养出合格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出的人才能否胜任相应的工作?现实给了我们最直接、最真实的回答:自高校扩招至今, 或多或少地存在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高校培养出的部分毕业生配不上“高级专门人才”这一称呼, 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引发了社会尤其是招聘单位的不信任, 因此, 大学生就业难上加难。
(二) 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使“人才高消费”现象更为突出
筛选假设理论让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教育的筛选作用, 也就是教育的信号作用。在当代社会, 教育的信号作用表现为通过教育所取得的文凭。市场中信息沟通的不顺畅, 招聘单位与应聘者的交流短暂而浅层次, 并不能在面试的过程中得到关于应聘者更多的信息, 同时由于高等教育质量下降而产生的不信任感, 致使招聘单位出于企业整体利益的考虑, 被迫以应聘者的学历和文凭作为其潜在发展能力的一个直观衡量标准。而招聘单位的要求作为就业者的一个指向标, 他们的这一招聘标准, 无疑会指引着就业者们盲目、片面地追求高学历, 以满足招聘单位的“隐要求”, 从而在就业竞争中拥有更强的竞争力, 为应聘的成功增加筹码。“考研热”就是这一思想在现实中活生生的体现。
(三) 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造成了局部过度教育假象
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 反映在工作上是指工作能力的下降。传统的“高文凭意味着高能力”在现今情况下已不再适用。尤其在高校扩招这一形势下, 鱼目混珠之辈大有人在。在大学期间真正认真学习、注重锻炼自身素质的毕业生, 毕业后是可以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工作, 而那些在毕业后没有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工作甚至是失业的毕业生, 他们虽然也取得了大学文凭, 但是他们是否真的具有大学毕业生的水平, 或者他们的能力是否真的与所取得的学位相称, 这些是无法确定的。对于这一类毕业生, 我们是无法认为他们是过度教育了的, 实际上, 这是一种过度教育假象。
另外, 所谓的能力, 是内容多样化的一个概念。判断一个毕业生是否有能力, 不能单单从学业成绩上加以判断, 还要从其社会交往能力方面加以认知。我国高校对于学生是否符合毕业条件的标准一般都是在政治思想、外语水平达标以及学校安排的科目达标上有所要求, 而对于学生其他方面素质的要求虽然有“明文规定”, 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则是得过且过。这些能力的缺失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 导致了无论是个人还是毕业生总体在整体能力上的不足, 以致无法胜任某些工作的需求, 这一类现象也属于过度教育假象。
三提高教育质量, 缓解过度教育
(一) 稳定高等教育规模, 促进大学生就业
我国局部性过度教育的出现, 首要原因在于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 毕业数量跳跃式增长, 市场的吸纳能力增幅有限, 待就业人数增多, 导致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恶化。大学生就业难作为过度教育的最明显特征之一, 它的恶化意味着过度教育的恶化, 因此, 要缓解过度教育问题, 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高等教育的盲目扩招, 稳定高等教育规模。2009年, 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就在会议中指出:“2009年将继续相对稳定招生规模, 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稳定高等教育规模不是一时之举, 而是我们应该长期坚持的教育政策。
(二) 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消除过度教育假象
大学生能否走过通往就业的“桥”, 关键在于自身的过桥本领。如果过桥人的能力不足, 那就不能保证顺利通过。提高过桥本领就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现代工作岗位需要工作者具有全面的、全方位的能力。不仅需要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还需要具有应变能力, 创新能力等等。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 将使大学生的文凭名符其实, 在应对工作时得心印手、游刃有余, 避免因大学生能力不足而无法从事的工作, 消除过度教育假象。
(三) 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培养与社会发展需求相一致的专业人才
近年来,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有的学科专业的毕业生需求旺盛, 供不应求;而有的学科专业的毕业生需求很少, 大量剩余。要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就必须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避免在某些社会需求较低的学科专业出现人才“扎堆”。高校要有战略性、全局性的眼光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预见性、前瞻性的能力, 以科学的发展观来看待专业设置的变动性和稳定性。保证培养出的高级专门人才与社会发展需求相一致, 消除“人才高消费”, 缓解过度教育。
总之, 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对过度教育的各方面影响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提高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过度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之一。只有解决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才能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才能解决社会普遍追求高学历的现象, 才能理解过度教育的假象, 才能缓解弥补型过度教育的现象, 最终才有可能为过度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份力量。为此,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高等教育质量问题, 树立新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建立更加完善的质量完善体系, 切实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联合政府、社会、教育机构、个人等各方面力量, 共同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献策献计, 从而有利于过度教育问题的缓解直至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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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管理 篇8
湖北大学搞出了个“小天使计划”, 该校数学07级2班出台规定, 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在暗中盯自己的一言一行。据悉, 此活动开展以来, 效果良好, 迟到的同学没有了, 提前到教室自习的人大大增加了。 (载2008年12月4日《武汉晚报》)
学生盯学生, 成本低廉, 又能让学生不迟到, 学习上进, 看起来很美。但“小天使计划”使人人自危, 颇有恐怖气氛;学生相互不能信任, 谈不上任何友情, 合作也就不可能, 于是老师、学校的“管理”目的达到了, 可谓典型的“无为而治”。不过, 告密盛行带来的却是学生之间没有了感情, 没有了信任, 没有了友谊。老师这样聪明省事地管理学生, 并在有人质疑时还百般辩驳, 恐怕已经枉为人师了。
我去参加2009年的学位英语成人考试巡考, 考场规定两个半小时内不得上厕所, 我以为这有点过分, 监考老师说:“现在考试都这样。”后来一了解, 还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河南三门峡一中就挂出这样的横幅:“尽快调节生理节律, 彻底杜绝上课入 (应为“如”) 厕。”生理节律真能如此调节?珠海市某中学规定, 学生一日两便, 早上和晚上在规定时间各大便一次。《大河报》2009年11月23日消息:河南太康县第三初级中学在厕所旁安装摄像头, 学生每次上厕所都觉得“很别扭”。该校已在校园里安装了30多个摄像头。校长称此举是为了便于管理。方便管理没看出来, 管理“方便”倒是真的, 可关键是, 你学校可以这样管理吗?你是否有权这样管理?让学生连“方便”的时候都觉得不方便的管理方式, 学校难道不该反思?
为了追求校园的“宁静”和“秩序”, 大连经济开发区某小学规定:下课时在教室里可以小声说话, 在走廊里不许说话, 同学们在楼道见面, 只能用手势或眼睛交流。这跟地下工作者在“白区”有何区别?课堂上都有口语交际课, 下课后咋就不能开口说话了?
江苏南京金陵中学河西分校为打造让学生唱主角的“生本”课堂, 规定一堂课老师原则上讲课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 让老师少说, 学生多“讲”。因此, 有老师质疑学生能否积极“自学”, 有家长担心此举会影响孩子成绩。 (载2009年10月29日《扬子晚报》) 老师在课堂上讲课不超过15分钟, 这样的硬性规定是如何计算出来的?15分钟的规定科学吗?这难道就是“规范管理”?
“过度绿色”潜藏风险 篇9
自去年以来，国内许多地方纷纷推出了打造风电、光伏太阳能等新能源基地的计划，并大干快上，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风电、太阳能等行业的过度投资。同时，各地都在加快对当地风场资源的开发，在对资源开发论证规划不充分的情况下便匆忙上马，或者“以资源换项目”，追求眼前的所谓“绿色”增长。产业发展缺乏明确指导，地区间缺乏统筹规划，一哄而起的风险引发许多业内人士的担忧。
中国风电增长速度迅速，但在1200多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当中仅有800多万千瓦实现了正常发电，1/3处于不发电或者是发电不能上网的闲置状态。目前已经建成的风电厂大多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至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否会出现预期增长还很难说。
这其中, 除了并网瓶颈外, 国内一些风电场比预期少发电的现象比比皆是, 资源勘探不充分, 技术路线、设备选择不慎重, 加之“盲目圈风”、“炒买炒卖”等现象, 使得许多风电场的项目投资收益低下, 有限的风电资源被白白浪费。
我国的风能发展规划基础不牢，对产业的发展缺乏明确指导;而相关投资商为抢资源“跑马圈风”，自身也没有在科学规划上补课，甚至未考虑电网接入条件就盲目上马项目。例如风电场选址，所必需的可靠的风资源数据匮乏，而掌握风资源数据并保证其准确性是确保风电场投资成功的关键。而且，未经科学规划而建的风电项目，也会给电网安全运行带来隐患。
对风电的规划必须充分考虑资源条件、电网系统的接收、消纳能力和市场。这对光伏发电、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我国环保产业同样面临类似困境，尽管从1997年到2008年，我国环保产业收入总额从459亿元增加到7900亿元，但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的调查分析表明，当前我国环保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困难就是缺乏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等，未能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造成对其宏观调控和行业管理不力。
谨防数码过度症 篇10
症状之一，色彩严重夸张。时常有些照片高纯度的红令人心跳，田地、树木翠得晃眼，幽暗的蓝色使人不寒而栗，黄更是好像萤光色，总之这不是我们平时见到大自然斑斓的色彩。
症状之二，锐度恶性加大。调整锐度这是先前传统工艺在暗房里无法做到的，目前只要在图形处理软件里找到调整锐度的选项，轻移鼠标锐度即可随意调整。致使许多照片片片树叶轮廓清晰，好像树贴在山上，山贴在天上。
罹患此症的照片不在少数，依我揣测原因不外乎判断失察、操作有误或是只顾一点不及其余。有成语云：适可而止，过犹不及。
其实对于色彩的些许加强一直是人们的期望，柯达公司的EPP反转片多年来以色彩还原准确著称，几乎是在影室里工作摄影师的首选，在那个时代，追求色彩还原是科技和摄影师的主要目标之一。后来富士公司推出ISO50度的维尔维亚反转片，一下子走红市场，它对红和绿略微夸张的反应，使得影像格外精神。
当我们面对大自然的时候，即使是晴空万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空气透视现象，远处的山水树木等景物的色彩都有某种程度的减弱，这时维尔维亚和后来柯达出品的E100VS等胶片便显示出优势。其实就是对于近景的色彩，哪怕是色泽鲜艳的花朵，略微夸张一下色彩也会取得更好的视觉效果。但凡事都有一个度，掌控在适当的分寸是最佳效果，而逾越分水岭则适得其反。这大概就是辩证法在色彩关系上的体现。
最佳控制点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它不能像数学公式那样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也无法给出一个数字，标明百分之多少的色纯度和影像锐度是正确的。它依靠的是感觉。
过度技术 篇11
一、文献回顾
自Roll (1986) 把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引入到公司财务的研究之后, Heaton (2002) 以及Hackbarth (2009) 等为代表的学者也开展了理论研究;直到2005年, Malmendie和Tate首次提出采用CEO持股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标, 将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对投资决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随后吸引了国内外的学者, 对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差与投资决策行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引起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比较较典型研究有Ben、John 、Campbell (2007) , Glaser、Schers 、 Weber (2008) , 郝颖、刘星和林朝南 (2005) , 王霞、张敏和于富生 (2008) , 于富生、张胜和李岩 (2011) 等的研究。
二、研究假设
管理者存在过度自信心理时, 会倾向于高估投资活动的控制能力, 低估项目风险, 使其容易实施净现值小于零的投资项目, 导致公司出现过度投资行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虽同为市场主体, 但两者表现却存在差异性。国企具有政府背景, 存在资源优势, 可能使得国企管理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活动时, 更容易产生由于过度自信偏差引发的过度投资行为。然而, 民营企业管理者绝大部分是公司股东, 没有资源优势, 将由自己承担投资损失, 可能会减弱管理者过度自信引发的过度投资, 因此相对于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过度投资, 为此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设1:
假设1:与民营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过度投资。
在企业有充裕现金流时, 国企和民企表现可能不一样, 国企可能会利用国家资本进行大量投资, 可能引发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而民企在进行投资决策活动可能会相对谨慎, 因为投资失败会损害个人利益, 因此在现金流充裕时, 与民营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可能更倾向于过度投资。 为此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设2:
假设2:在现金流充裕时, 与民营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过度投资。
魏杰 (2002) 认为董事会负责公司的重大战略决策, 总经理只是公司决策的具体执行者。宋德舜 (2004) 也认为公司的最高决策者是董事长。因此, 本文以董事长的性别、年龄、学历、教育背景、横向社会资本, 纵向社会资本等个人特征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差异性的替代变量, 研究管理者国企和民企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差异性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为此, 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设3:
假设3: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差异性会导致对过度投资的差异性, 且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的表现也会存在差异性。其中:
假设3a: 相对于女性管理者, 男性管理者更倾向于过度投资, 且在民企中表现更加明显。
假设3b: 相对于年龄较大的管理者, 年龄较小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过度投资, 且在民企中表现更加明显。
假设3c:相对于低学历的管理者, 高学历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过度投资, 且在国企中表现更加明显。
假设3d:相对于非经济类背景的管理者, 经济类背景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过度投资, 且在民企中表现更加明显。
假设3e:相对于横向社会资本较少的管理者, 横向社会资本较多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过度投资, 且在国企中表现更加明显。
假设3f:相对于纵向社会资本较少的管理者, 纵向社会资本较多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过度投资, 且在国企中表现更加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11-2014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制造业公司, 其中对过度投资模型的衡量需要用到2010年的数据, 在样本的选取过程中, 剔除了以下公司: (1) ST、*ST标识的公司; (2) 最终控制人性质不是国有和民营的公司; (3) 最终控制人性质在样本观察期内发生变化的公司; (4) 净资产为负或数据不完整的公司。最终选择50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一共2036个研究样本。其中:国有325家, 共1300个样本;民营184家, 共736个样本。
(二)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1) 过度投资。
本文借鉴Richardson (2006) 模型来衡量过度投资, 建立以下模型Ⅰ。
其中, I*newt为企业的新增投资支出, 用总投资支出与维持性生产投资支出之差除以t年期初总资产表示;Growt-1代表企业成长性, 用t-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表示;Casht-1代表企业的现金持有量, 用t-1年的货币资金和短期投资之和除以t年期初总资产表示;Levt-1代表企业的负债水平, 用t-1年的资产负债率表示;Size t-1代表企业规模, 用t-1年总资产的对数表示;Inewt-1表示t-1年的新增投资。α0表示常数项, α1α5为线性回归系数, ζ为回归方程的残差, 正值表示过度投资, 负值表示投资不足。
(2) 解释变量。本文分别选取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过度自信*现金流量、管理者个人特征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其具体的定义详见表1。
(3) 控制变量。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本文引入公司成长性、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两职设置情况、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比例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的定义详见表1。
(三) 研究模型
本文通过Logistic模型对国企和民企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检验, 建立了以下Logistic回归模型。
四、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对过度投资的预期投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假设进行回归分析。
(一) 过度投资模型的回归结果
本文对预期投资模型进行了回归, 利用回归结果的残差衡量公司是否发生过度投资。模型的回归结果详见表2。
(二) 模型Ⅱ的实证检验
从表3可看出, 在国企样本中, 在1%的水平下,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 过度自信回归系数为0.5688。在民企样本中, 在10%的水平下,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正相关, 过度自信回归系数0.3984, 说明与民企相比, 国企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过度投资, 由此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
(三) 模型Ⅲ的实证检验
从表4可看出, 在国企样本中, 在1%的水平下, 管理者过度自信*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 过度自信回归系数为5.1162。在民企样本中, 在10%的水平下,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正相关, 过度自信回归系数2.4453。这说明与民企相比, 国企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现金流充裕时, 更容易进行过度投资, 由此验证了假设2。
(四) 模型Ⅳ的实证检验
从表5可看出, 假设3a、3c、3e、3f均得到验证, 假设3b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董事长经济类教育背景能显著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 在民企中表现更加明显, 与本文假设3d不符, 可能的解释是经济类背景的民企管理者具有财务背景, 能够更客观评价投资项目, 而理工类教育背景的董事长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可能更多地依靠自身的直觉, 从而更容易导致公司过度投资行为。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管理者比民营企业管理更加容易产生由于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导致过度投资行为, 在现金流充裕时, 国企表现更加明显。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应当加大对国企和民企的监管力度, 尤其是加大对其现金流的关注力度, 知晓所投资金的实际用途, 避免公司非效率投资带来的损失。同时企业自身应当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和评估机制,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尤其更应确保民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使其真正发挥作用;此外, 管理者的个人特征等因素会引起或加重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 进而引发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 并且在国企和民企表现程度不一样, 因此还应当了解上市公司高管的行为特征等信息, 加强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偏差的管理, 弱化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
摘要：本文从行为金融的视角, 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 发现国有企业管理比民营企业管理者更加容易产生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 并且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 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程度存在差异性, 对解释现实中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过度投资,过度自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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