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经验主义（精选10篇）
过度经验主义 篇1
引言
在劳动力过剩条件下, 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极不平等, 资本处于强势地位, 这大大降低了劳动力的讨价还价能力, 从而导致了另外一种现象, 这就是从业人员的过度劳动。从业人员的过度劳动导致就业岗位被挤占, 即过度劳动导致就业的挤出效应, 加剧了中国的失业。
由于有无数后备的劳动力存在, 在岗工作人员非常珍惜现有的岗位, 几乎可以忍受资本方非常苛刻的劳动要求。有些企业加班是一种常态, 例如, 在深圳, 许多企业日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 大部分实行每周5天半或6天工作制, 这就是说平均每个工人周工作时间在55～60小时。用这个时间与国家法定的5天工作制、每天工作8小时的、每周工作40小时相比, 其过度劳动的时间在15～20小时。另外, 在全国范围内, 加班也是一个种常态。可见过度劳动是一种普遍现象。
然而, 过度劳动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而又不大被人注意的现象。我们认为过度劳动所导致的低就业或失业问题, 是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及解决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与就业的扩大有着特别的意义。本文的目的是分析过度劳动对就业、失业的影响。思路是, 首先界定“过度劳动”, 在此基础上分析过度劳动产生的原因及其就业挤出效应, 最后对所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试图从经验上说明中国过度劳动的程度。
1 过度劳动及其分类
所谓过度劳动 (Over-utilization of labor forces) , 笔者将其界定为:人力资源在较长时期的过度使用, 即就业者在较长时期处于一种超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和强度的就业状态。狭义的过度劳动, 指劳动者在较长时期劳动时间超过社会平均水平, 广义的过度劳动还包括较长时期的工作强度超过该行业的社会平均工作强度。过度劳动是人力资源的过度使用, 并不是指某个行业的某些就业者在某一时期的临时加班。某一行业或某一个劳动群体在某一时期有其特有的工作强度, 即社会平均意义的行业一般劳动强度。过度劳动则是一种承担超长时间和超大强度劳动的就业状态, 这是人力资源在就业环境不正常、经济发展特殊时期所处的一种就业 (劳动) 状态。
中国目前所出现的过度劳动, 如果从人力资源的供求角度划分, 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1 人力资源供不应求时
这种情况是指当某些行业人力资源的供给大大低于需求时, 没有足够的合格工作人员进入该行业, 从而造成业内人员的过度劳动。如IT业、软件业的从业人员, 某些高新技术领域 (如制药、新材料) 的研发人员, 以及部分非通用性管理岗位人员, 便长期处于过度劳动的就业状态。其内在机制为:这些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较高, 其人力资源的参照水平相对也较高, 在较短时期内很难有大量的人力资源达到这个水准;同时, 由于这些行业从业人员的使用成本较高 (高薪酬和高待遇) , 也加大了新进入人员的使用成本, 提高了新人进入这些行业的门槛, 从而加大了新人进入的难度, 从而造成该领域就业难度加大。这就迫使在这些行业已经从业的人员处于过度劳动的工作状态。
1.2 人力资源的供大于求时
这种情况是指, 当某些行业人力资源的需求大大低于供给时, 雇佣者在使用所雇用的人力资源时, 常常采用长期加班的形式, 使这些劳动者长期处于过度劳动的就业状态。具体行业为采掘业 (采煤、采矿等) 、建筑业、服装加工业、技术含量较低的制造业加工生产线、出租车行业等。其内在机制为:中国处在城乡二元结构转制期, 农民工大量进入这些工作领域, 而当进入这些领域的数量大大超过这些领域的实际需要时, 就有相当数量的人力资源溢出, 该类溢出人员对在岗人员造成巨大的降低工资报酬的压力, 而在劳动保护等行业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下, 这种压力迫使在岗人员接受大大低于其应得工资水平的报酬。低报酬的长期持续, 迫使该类人员不得不进行长期加班, 从事超负荷的劳动。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 便形成了该类人员的过度劳动。
当然,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劳动者的工作强度会有所不同, 但就人类的基本劳动能力与强度而言, 在一定的时期及场合, 应是既定的, 即应有一个大致的常量。中国目前正处在就业压力比较大的发展阶段, 之所以出现过度劳动, 则有着特殊的产生机制。
2 过度劳动的原因分析
我国现阶段所出现的人力资源的过度劳动现象, 有着其特殊的原因与运行机制:
2.1 人力资源不能自由地合理流动及城乡二元结构是形成过度劳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目前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上述几个行业的劳动者主要由我们称之为“农民工”的农村户籍的非农劳动者来承担。这些劳动者没有那些具有城市户籍的市民们所拥有的各种补贴和福利, 而必须接受该行业的低水平工资标准, 为了维持生计, 只有靠加班加点工作。
2.2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及不健全也是形成过度劳动的原因
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过低, 社会保障体系仅能覆盖12%的劳动人口, 其余多数劳动者及后备劳动者根本没有获得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 而上述行业总体上没有社会保障, 这就形成用人部门压低工资水平的宽松环境和实施基础。
2.3 所有制结构与不同所有制所带来的人力资源运行机制的不同也是形成过度劳动的原因
一般来说, 国有或准国有部门的企业、事业内的从业人员出现过度劳动的情况较少, 过度劳动多出现在非国有经济部门。
创造就业空间的主要是非国有经济。由于国家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劳动保护制度执行状况监督不够, 因此给过度劳动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国有企业人数的大幅度减少, 也是形成过度劳动的一个制度因素, 这虽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的一个方面, 但同时也对过度劳动形成了较大的空间。
2.4 劳动保护制度执行不规范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许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 对劳动安全和劳动保护的投入降至最低, 甚至不合乎最低水平的要求。仅我国煤矿生产部门所欠的生产安全保护投入就在600亿元以上, 这种极不安全的生产状况, 又促使在岗人员产生加班加点尽快赚到钱走人的心理, 在生产安全投入降至最低的同时, 对劳动时间的利用则是最容易获得的利润来源。
另一方面, 许多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劳动保护部门只是把工资是否能够按时发放作为劳动监察的主要内容, 而对劳动工时的法定监督往往不到位。以至于很多地方出现了不少的称之为“血汗工厂”的生产加工企业。
上述原因造成就业市场的失灵, 引起过度劳动的产生。
3 过度劳动对就业的挤出
过度劳动的存在造成对行业其他就业岗位的挤压, 从而使该行业的实际就业人数大大低于应该就业的人数。以出租车行业为例, 如前面所说, 目前我国出租车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日平均劳动强度在12到15小时之间, 低于12小时强度的较少。如果将周末以及节假日算进来, 则出租车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劳动强度是法定劳动强度的2倍以上。其实际结果是, 出租车行业的实际就业人数只有该行业应该吸纳就业人数的50%, 也就是说, 由于该行业现有从业人员的过度劳动, 使得另外同样数量应该就业的人员处于失业状态。
现在, 让我们用公式来说明过度劳动对就业的影响。
首先给出“过度劳动率”的概念, 过度劳动率用来表示过度劳动的“过度” 程度。用e表示过度劳动率, 用t表示法定周平均劳动时间或强度, 用T表示从业人员实际周平均劳动时间或强度。则有:
由于劳动强度不易量化, 因此, 这里的t用劳动时间表示。目前, 法定的周平均劳动时间为40小时, 即t=40。
从上式可以看出, 当T=t, 即从业人员实际周平均劳动时间或强度等于法定周平均劳动时间或强度时, 过度劳动率为零, 即这时不存在过度劳动。
当T>t, 即从业人员实际周平均劳动时间或强度大于法定周平均劳动时间或强度时, 存在过度劳动;且T越大, 过度劳动率越高。
其次, 设某一行业或领域的过度劳动人员数为A, 由于过度劳动而导致的被挤占的就业人数为B (即本该就业但没有就业的人员数量) , 则有:
B=A×e (2)
假设T=80小时, 则根据公式 (1) , 过度劳动率为100%。又根据公式 (2) , 则B=A, 也就是说, 由于过度劳动而导致的被挤占的就业数正好就是处于过度劳动状态的人数。这正是上面分析过的关于出租车行业的情况。
当T越大从而导致e值越高时, 即便过度劳动人员数A不变, 被挤占的就业人数B也会越多。而当e值不变, A增加时, B同样也会增加。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 由于过度劳动的存在, 使得某些行业和领域失去了不同程度 (取决于B的大小) 的吸纳就业的机会。而这些行业和领域的产量增长并未因此而降低, 于是, 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同步。
4 过度劳动的经验分析
为了对度度劳动从经验上得到一些佐证, 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调查, 但由于问题相对简单, 我们主要采用访谈的方法。同时我们也设计了一个简单的问卷, 进行了一个抽样调查。
4.1 劳动时间的访谈结果及其分析
由于时间原因及条件限制, 我们选择一些建筑工人、高校教师、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及中层管理人员进行了当面访谈, 这些结果使我们非常吃惊。因为, 就我们的访谈对象而言其工作时间都大大超过了国家法定的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
4.1.1 对建筑工人的访谈及其结果分析
我们分别对258名陕西省西安市建筑工地的建筑工人 (民工) 进行了当面访谈, 总体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4中我们计算得出, 在我们的样本中, 建筑工人平均每周工作6.2天, 每天工作10.72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约66小时。
76%的建筑工人平均每周工作6～7天, 这就是说他们几乎无休息日。
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工人占样本人数约75%。这就是说建筑工人每天除了睡觉之外都在工作。
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建筑工人存在非常严重的过度劳动。一方面有大量的农民进城需要工作, 另一方面是进入某一个建筑队工作的工人则在过度劳动着。这个结果看起来有点矛盾, 但实际上一点也不矛盾。这是由于在建筑工人这个行列中, 劳动力过剩所致。
4.1.2 对高校教师的访谈结果及其分析
分别对132名高校教师进行访谈调查, 其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对表2分析表明, 教授年平均标准课时数为587课时, 副教授平均年标准课时为432课时, 讲师年平均工作量为330课时, 平均每个教师的年工作量为396标准课时。
对高校教师工作量是否过度, 是一个无法比较的问题。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规定。从历史上看, 在90年代时, 有关部门规定高校教师每年应完成144标准课时, 如果认为这是一个工作量不足的规定。那么, 我们可以从高校招生的规模变化来分析, 例如, 某学样近年来招生的规模是90年代初期的10倍左右, 而教师队伍则只是原来的2～3倍。
就是按现行有关部门的规定, 高校教师每年完成标准课时240为标准, 则平均396课时超出规定65%, 因此, 我们也可以认为高校教师也处于过度劳动状态。
为什么高校教师会处于过度劳动状态呢?其实,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大量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成为高校教师的后备军, 这些后备军强化了在岗教师对岗位的珍惜, 从而愿意承担更多的工作量, 而有些单位为了降低办学成本, 则不愿扩大教师队伍, 从而使高校教师的过度劳动从开始的不正常状态逐渐演化为一种常态。
4.1.3 对民营企业的高层管理及中层管理人员的访谈
我们随机对20名民营企业的总经理进行了访谈, 通过访谈发现这些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根本没有上下班的概念, 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有时在法定的假日也要工作。一般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在10小时以上, 没有周末休息, 因此其工作时间平均每周在70小时以上。
对一百多位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访谈结果是, 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都在6天以上, 有时晚上还要加班, 因此其工作时间是由工作需要而定的。其平均周工作时间在50～60小时之间。
4.2 劳动时间的问卷调查分析
除了以上访谈之外, 我们还设计了一个简单的问卷, 问卷设计了一些简单的问题:
(1) 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
(2) 被调查对象单位规定的日工作时间;
(3) 被调查对象单位规定的每周工作天数;
(4) 被调查对象实际日工作时间;
(5) 被调查对象实际每周工作天数。
问卷所涉及的行业有8个, 其中有一个“其他”行业, 主要是指类似小商贩、收破烂、清洁环卫、出租车司机等工作者。
采用封闭式问卷, 共发放了400份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353份, 其统计结果如图3、表3及表4。
图3是本调查的一些基本情况, 我们省去了其他信息, 只保留了行业特征, 因此, 其表示的是本次调查的行业频数分布情况。
对表3用行业频数进行加权平均, 得到单位所规定的平均周工作日为每周5.49天, 每周平均工作46.7小时。
对表4用行业频数进行加权平均, 得到被调查对象的实际平均周工作日为每周5.96天, 每周平均工作56.3小时。
4.3 对经验分析结果的评析
虽然我们的调查只是一个小样本的随机调查, 但对调查结果作进一步分析, 发现在样本范围内, 调查对象平均超过标准工作量 (每周40小时) 40.77%;超过单位所规定的工作时间20.66%。样本过度劳动的具体情况如表5所示。
就规定的周工作日而言, 大多单位都未能严格做到每周5天, 每天8小时的工作规定, 而是不同程度的有所提高。可以看出“其他行业”规定的工作时间就高达每周58小时, 除此而外建筑业规定的工作时间最长每周达52小时, 其次为制造业、商业及服务业和商业, 几乎达到每周50小时。
就各行业的实际工作时间而言, 又远远大于其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其他”行业的工作者实际每周工作时间为66小时, 超过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14%, 超出标准工作时间 (每周40小时) 65%;建筑业实际工作时间为每周71.5小时, 超出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48%, 超出标准工作时间近79%等等。
总之, 就样本反映的情况而言, 过度劳动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减少过度劳动, 将在岗人员的“超额工作量”代之以增加岗位, 则可以非常有效地扩大就业而减少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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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经验主义 篇2
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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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家扬 过度浪漫 过度感性 篇3
作词曲目：李玟《月光爱人》、孙燕姿《遇见》、陈小春《没那种命》、蔡依林《消失的城堡》、范玮琪《哲学家》黄义达《显微镜下的爱情》、李克勤《红日》、李泉《走钢索的人》、刘德华《铁了心爱你》、梅艳芳《女儿红》、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孙楠《风往北吹》、许慧欣《孤单芭蕾》、陈慧琳《飞吧》、张信哲《信仰》、张惠妹《狠角色》、梁朝伟《这次是真的》等。
一个封皮贴满透明胶带的素花硬皮旧本子，翻开内页“遇见”、“类似爱情”等布满了熟悉的歌名，这是台湾著名词人易家扬用了多年的笔记本，易家扬到哪都带着它，尽管粘了又粘还是不舍得换。“里面还有空隙，还可以写。”儒雅的易家扬微笑着带着台湾人的温柔。这个笔记本就像一本旧相册，记录着陈淑桦、赵传、齐秦、李玟、张惠妹、孙燕姿、李宇春等等的歌路，也承载着易家扬从滚石、BMG、索尼再到星光的创作历程。
这位一路紧跟音乐潮流的歌坛文人，带着他永远跃动着的创作灵感，一边盛产着音乐作品，一边见证着华语流行音乐的成长。
这个团扩大了我的创作基础
记者：当初是什么契机使你加入星光国际和星光天王团的？
易家扬：其实我跟星光国际的渊源蛮深的，大概有五六年音乐上的合作。之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有设计说在一个合适的点过来一起工作，2008年的时候刚好有一些事情都凑在一起，去年1月就跟星光正式合作。天王团是另外一个构成，因为有加入亚东跟小柯，我们就想说一起写歌，一起组成一个音乐创作人的团体，这是去年的某一个机会里面创造出来的。
记者：现在有些评论经常拿你们跟纵贯线相比较，你觉得这两个团体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易家扬：说实话纵贯线他们都是我们的前辈，在滚石工作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上司，与他们的创作也是更有渊源更有历史，他们是真正的艺人。伟菘、菘出过唱片，我和亚东、小柯其实还是以幕后为主。我一直问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我是想做幕后创作而不是艺人。因为我觉得写歌的历程是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团扩大了我的创作基础。
记者：加入这个团以后工作重心有什么变化？
易家扬：我的工作还是做星光国际的音乐总监，做音乐管理，这个团体是一个附加的任务，它一方面是星光的象征，另一方面我们也想多写一些不一样的歌。
这是一个音乐的战国时期
记者：你对目前内地的音乐环境怎么看？
易家扬：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始，对我来说在音乐圈工作了十几年，从摇滚时代一直到现在跨过了很多历程，包括到现在的选秀等一些方式，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起步。因为中国的音乐跳过了卡带的历程，跳过了很多不必尝试的错误，但是也直接跳到了一个很难回头的音乐方式。现在困难在于一种科技，它创造了流行，也改变了音乐圈的生态。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过程造成了唱片公司的很多困难，但是可能它的下一步还没有衔接上，可是已经走到这一步，就无法回头去想。那就从创作上，从音乐本质上去改变。很多音乐方式也从非出一张专辑不可的形态，跳到跟电影结合跟各种方式结合。在这次经济不景气下看到了一个新的可能就是电影音乐，因为人在经济环境改变的时候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些经典音乐，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但是它就是会满足你某些时候对娱乐的需求。
记者：所以你觉得现在这个音乐环境算是一个新的开始？
易家扬：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经历了卡带、CD，一路这样过来。陈淑桦时期我在滚石，刘德华《冰雨》时期我在BMG，李玟《月光爱人》时期我在索尼，然后是孙燕姿，刚好跟着这个波浪。
记者：像李宗盛还有很多歌手和创作人都到内地来发展，从这方面来看好像内地音乐市场是个鼎盛时期，但市面流传的可能还是彩铃音乐和网络歌曲，针对这个现象你认为音乐人才如何从这种环境里突破出来？
易家扬：这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制作音乐的环节很多，而且每一个环节都不会变，除非说网络歌手能够完全取代发片或正常做音乐的歌手，除非到那天，但我认为还不到，因为网络歌手很多都在走穴，不是很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音乐的战国时期。这是一个有很多条路都可能成功的时期，像李宇春是选秀出来的成功，张靓颖先是唱电影主题曲，出了两张专辑才到今天。网络歌手也有，各种形态都有可能成功，可是唯一没有变的是你听到的歌是不是能打动人心，那个声音是没有变的。
记者：你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哪呢？
易家扬：灵感主要来自于影片，我看电影或者影集、电视，一幕幕情景、人物内心的转折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东西，可能这一幕看过去对我来说就是一首歌，我有很多作品都是一瞬间画面定格的延伸。我常记录很多歌的歌名在一个本子里面，等到适当的时候就拿出来变成一首歌了。比如我看一部电影，有感觉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歌名写下来。
记者：你的创作模式是怎样的？
易家扬：先想写的笔法，听到旋律的时候在脑海里面就会变成文字和画面，那我就想象拍成一部电影，它会有高潮期那些，但是也不全是这么理性。很多时候听到某一句突然想出来之后再往上往下发展，但是更多的是歌名产生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先把一些歌名记录下来的原因。
记者：创作电影音乐与给其他歌手创作歌曲有什么不同？
易家扬：电影音乐是一个开关，你看电影时会把自己丢到那个情境里面，一路跟人家去走，走到某一段，音乐出来的时候，打开一个记忆的开关。过了十年，你在某个地方听，整个电影又重新回想起来，电影音乐的功能和哲学就是这样。我觉得都是要有定位，电影音乐是一个开关，歌手是要有一个定位，做一些创意上的设计，所以是不同的定位。
罗大佑开启我创作的源头
记者：你是一个很严格的制作人吗？
易家扬：我觉得我过度浪漫，过度感性。但是可能这个行业就需要这个。
记者：你的工作是写歌，那你喜欢唱歌吗？
易家扬：我不喜欢唱歌，我喜欢做幕后。我唱歌的那几年是我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吉他社社长，唱罗大佑的歌，当时就觉得他写歌写得那么棒。我那时候就开始自己写词，但对前景不是很清楚，我一直都很崇拜罗大佑，那时候的笔法受到了他的影响，我觉得他有开启我创作的源头。
记者：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呢？
易家扬：我喜欢打篮球，平时会去东单篮球场打篮球。
记者：评价一下与你合作的两位内地音乐人张亚东和小柯吧。
过度经验主义 篇4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syndrome,OHSS)是发生于辅助生殖技术促排卵药物治疗过程中的一种医源性并发症,也可发于自然妊娠[1,2],自然妊娠并发OHSS国内外均罕见。我们对我院10年来发现的3例自然受孕合并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自然受孕合并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治疗及护理经验。报告如下。
1 病例资料
病例1,29岁,孕1产0。平素月经规律,未应用过促排卵药物,也无多囊卵巢及甲状腺疾病。自然受孕。停经40天,于2005年4月28日入院。因先兆流产保胎治疗好转复查B超时发现双侧附件囊肿呈多房性,右侧6.1cm×5.8cm,左侧3.5cm×3.4cm,多次复查B超双侧卵巢囊肿逐渐增大,最后B超右侧11.2cm×7cm,左侧10.2cm×5.4cm,。查体:一般状况良好,心、肺、腹查体均未见明显异常,无腹痛、腹胀、阴道出血等不适。孕14周入院行B超引导下行双侧卵巢穿刺术,右侧抽出囊液90ml,左侧抽出囊液63ml。孕39周行子宫下段剖宫产及双侧卵巢楔形切除术。
病例2,28岁,孕2产0。平素月经规律,未应用过促排卵药物,也无多囊卵巢及甲状腺疾病。自然受孕。于2007年2月18日入院。孕26周查糖筛10.8mmol/L,入院行OGTT时B超发现右侧卵巢增大5.4cm×3.2cm,左侧4.2cm×4.4cm,无腹痛、腹胀、阴道出血等不适。门诊定期复查未见明显增大,孕期平顺38周行子宫下段剖宫产及双侧卵巢楔形切除术。
病例3,32岁,孕2产0。平素月经规律,未应用过促排卵药物,也无多囊卵巢及甲状腺疾病。自然受孕。孕期平顺。于2008年6月2日入院。孕39周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时发现双侧卵巢过度增大行双侧卵巢楔形切除术。
Yeh和Golan标准将OHSS分类,轻度:卵巢达5cm,中度:卵巢大于5cm,而小于10cm,腹部不适,恶心和(或)呕吐,体重增加45kg或超声提示腹水;重度:卵巢大于10cm,体重增加大于10kg,血液浓缩,腹水,胸水,电解质紊乱,低血容量,少尿,休克。
2 护理
2.1 患者及家属的心理护理
当患者得知患OHSS时,焦虑心理加重甚至绝望,此时我们把加强心理支持放在首位,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鼓励患者及家属树立信心,使之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
2.2 病情观察及护理
2.2.1 严密观察患者生命体征每日定时监测体重和腹围,准确记录24h出入量,做好各项护理记录,观察患者有无不适症状。一般患者卧床休息,体位变化要慢,以免增大的卵巢发生扭曲或破裂,保持大便通畅,避免不必要的妇科检查和增加腹压的因素。
2.2.2 卵巢穿刺的护理采用在B超监视下,卵巢穿刺放液。操作前向患者说明目的、意义,取得配合,防止穿刺时损伤子宫。抽液速度要慢以免刺激引发宫缩,抽液过程中严密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液体的颜色、量、和性状并准确记录,同时补充白蛋白及液体,防止电解质紊乱及低血容量性休克,并给予低流量吸氧,同时遵医嘱用抗生素以防感染。
2.2.3 观察腹痛及阴道流血腹痛是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主要的临床表现,如患者诉腹痛,必须严密观察腹痛的部位、性质,排除卵巢肿块扭转和卵巢破裂。阴道少量流血时,瞩患者使用无菌卫生垫,每日会阴擦洗两次,保持会阴清洁,预防感染。
2.3 饮食护理
由于患者恶心呕吐、食欲差加上抽液后大量蛋白质丢失,除静脉补充蛋白质外,患者进食高蛋白、高维生素、高热量、低盐饮食、适量粗纤维食物和新鲜水果等。
2.4 预防血栓
OHSS的发生造成血管通透性增加,血容量降低,血液黏稠性增加,凝血功能障碍甚至血栓形成[3],故鼓励患者适当活动,避免长时间静坐或静卧,以免血栓形成。
2.5 做好预防宣教工作
患者出院后嘱其保持愉快的心情,注意休息,避免劳累,谨防感冒;指导患者注意饮食调节,加强营养,并观察腹胀、腹痛等情况,按时产检,自觉不适时及时到医院检查,必要时B超复查卵巢恢复情况。
3 讨论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多见于促性腺激素诱发排卵时,偶尔也可见于克罗米酚诱发排卵,而自然妊娠合并中重度OHSS很少见。对于自发性OHSS的发生机制不明,复习近年自然妊娠合并OHSS的文献[2,4,5],有人推测:可能认为OHSS发生血管病变改变的机制可能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被激活,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前列腺素等血管活性因子的增加和释放有关[2],还有可能胚胎滋养细胞产生过量的hGG或卵巢局部生长因子对hGG过度敏感而引起卵巢内卵泡囊肿的高度黄素化反应;也有可能下丘脑-垂体-性腺功能障碍,性激素的反馈作用受阻,垂体分泌过多的促黄体生成素,促使卵泡增大和黄素化,分泌大量的液体而呈囊肿,主要表现为卵巢增大,伴有多囊及间质水肿和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使体液迅速转移到血管外。目前,本文报道的病例1虽然卵巢体积比较大,但临床表现比较轻,尚未出现电解质紊乱和低血容量的表现,应归于中度。该综合征的发病机制尚未阐明,目前只能对症处理和支持治疗,病情的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轻度患者随病情的发展可转为重度。因此,预防和早期发现是治疗的关键。护士应做好患者的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及时早期发现病情变化,遵循药物治疗原则,使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以减轻患者的症状,减少重度OHSS的发生,提高医疗护理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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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经验主义 篇5
(1)“经营过度，管理不足”
“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从来不缺少对中国市场的把握与感悟，市场意识非常先进，中场感觉非常到位，经营手段也足够的高明，这一点恐怕与国外的企业家难分伯仲。但是企业如果仅仅依此作大作强，是远远不够的，企业还需要整体的和有效的管理体系，我认为‘管理是企业的真正核心竞争力’，没有管理的经营是机会主义的，强势的经营与脆弱的管理并存，必然造成企业经营的成果被管理的黑洞所吞噬。”
(2)“管理过度，经营不足”
“我们企业在过去的20年当中，经营的方法其实没有什么创新，基本上都是降价促销、做广告等等。但是管理上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流程再造、结构调整、人力资源管理、期权激励、企业文化等等，几乎所有管理的方法都涉及到了。如果一个企业只是在使用降价这样的经营手段，那它在管理上只需要做成本管理就够了，其他都可以不做的，但是事实上许多企业把以上的管理办法都做全了，最后还造成了企业的亏损。因为管理只是在解决一个效率问题，效率是相对经营来说的，如果和经营不匹配的话，就会出问题的。”
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本刊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EMBA中心联合举办本期月度论坛，一同探讨：哪一个观点更符合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如何更好更及时地补齐可能出现的管理或者营销方面的短板，不至于因为某一方面的差距巨大而限制企业的成长?
陈锡忠：济南华联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大多数企业创业初期，或者发展的初级阶段，管理者几乎把精力都放在经营上，尽可能调动所有的人力，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来做经营开拓，在经营方面绞尽脑汁搞创新，在管理方面却往往很浮躁，别人的管理体系、经验拿来就用。比如发现市场上有一本《给加细亚的一封信》的书，或同类的管理方面的书籍，我们经常就拿过来照本宣科地学，有什么就学什么。这使得我们没有自己的管理体系，这也是目前大多数企业共有的现状，在管理上不去创造、不下工夫。
以我们华联商厦为例，我们的主营业务是商业零售(超市或大卖场)。初期，我们在经营上也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打败对手，增加市场占有率。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扩大市场占有率，想尽一切办法去搞促销，与消费者互动，出现了很多管理规范、管理制度与经营发生冲突的情况，当时肯定是以经营为主，管理无条件让步：无论是资金调度、人员安排，还是物流、商品定价都围绕经营来做，五条件地服从经营需要。1995年华联商厦开业，1998年便有将近价值1000万的问题商品库存，而那个时候我们总共才有两三百万的利润。最终我们看到了问题的所在，1998年我们便做了流程再造，从重经营开始走向重管理。
通过这两三年的不断调整，济南华联在区域内取得了比较好的市场份额，每年有几千万的纯利润，但新问题又来了：我们对资金的控制越来越没底，因为我们用的是和厂家联营的形式，主动权掌握在厂家手里，这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一定程度上管理的失控．因此提高管理能力依然是我们目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总的来说，我对管理的困惑较多，因为经营的问题是具体的，而管理的问题是模糊的。
苟轶群：四川省简阳市海底捞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市场经济正处在转型期，企业也跟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管理和经营两个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但目前在企业中，特别是在民营企业中，我认为存在更多的问题是“经营过度，管理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以民营企业为例，民营企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都比较小，这时候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怎么让自己生存下去?第一就是要保证现金流，要保证现金流就必须狠抓经营。民营企业起步的时候就注定了要从经营先入手，这是造成经营过度、管理不足的第一个原因。
2、民营企业刚开始时，很多问题都是依靠创业者自己一个人解决的。此时没有太多的约束，很多问题解决起来都比较灵活，效率也比较高，这个时候必然不会在管理方面有太多的精力投入。
3、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开始注重管理了。但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企业资金的积累都是几何倍数增加的，今年是两千万，明年可能是四千万或者是六千万；此时企业经营者尽管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但管理水平的提高却很难呈现几何倍数的增加，跟不上经营扩张的速度。经营的扩张速度高于管理提高的速度，也是造成经营过度、管理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锦红：上海旧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很多民营企业起家的时候带有机会导向的特征，可能是偶然抓住了一个产品机会，产品赚钱了以后，就会发现要想持续经营下去就必须开始重视品牌。从产品经营到品牌经营，企业需要进行一场变革，品牌经营比较好的企业会在市场中站稳脚跟，未来可能会做大、做强。所以说讨论经营和管理哪个重要，我认为每一段时间都不一样——在企业以产品经营为主的时候，那一定是经营重要；而在企业创立品牌的时候，当然是管理重要。
一个企业需要打三张牌：市场营销，资金链，内部管理。我把市场营销放在第一位，资金链放在第二位，内部管理放在第三位。为什么呢?因为有市场就能够带来资金的运转，否则便没有了资金链：另外，如果不把资金投入到市场，也不会产生持续的资金链。管理可能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但市场却不是想开动就能开动的。
吴少生：深圳市联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们公司以前是做国际贸易的，1998年以后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公司连续进行了几次转型。国家开始西部大开发，我们利用区域、资金优势，在西北地区投资了一个能源项目。从做贸易公司到进行资源开发，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经营转型。但刚开始在管理上就出现了很多薄弱环节，跟不上经营的速度。
后来，香港迪斯尼乐园开放了，我们感觉到机会来了，购买了20辆大巴士，经营深圳到香港的运输业务。这是我们公司第二次转型，我们的市场定位和开发都很到位，但由于管理跟不上运营，结果还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第三次经营转型时，我们看到了深圳跟东莞两地之间存在空缺的厂房租赁市场，便立即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开发厂房租赁市场。又由于管理跟不上，导致经营出现了很多问题。
经过这几次转型后，我们认识到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不一样，经营和管理的侧重也不一样。企业转型前没有很充分的人才储备，转型后我们又从事不同的行业，所以怎样有效的管理，才能让企业正
常运转，这对我们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市场的占有和经营都是企业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需要加强管理。
周媛：太原市康友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经营的过程中，我对“经营过度，管理不足”与“管理过度，经营不足”这两点都有一些感受。尽管我的企业刚刚成立两三年，但在经营中却出现了非常有代表性的几次变化：
1、第一年一切都围绕着销售和经营，一年下来企业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但随着业务量的增加，需要的人员也在不断的增多，公司内部人员的配合及人员安排上等很多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2、第二年我们对工作重心做了调整，吸取了第一年的教训，我主要把精力放在管理上，在诸如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方面倾注了较多精力。同时还吸纳了多方面的人才。但随着企业发展，企业又出现了一个问题，管理注重了，反而经营不足。
3、第三年还是回到了经营重心上。总体感觉到管理都是为经营在服务，管理必须以经营为基础，以经营为前提。才能让企业长期发展下去。
马卫军：山西同仁康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我们公司，以前我们凭借经验和感觉去做事。近一段时间企业进行了转型，把管理放在了第一位，先思考后做事，省得走一些弯路。还把企业做了三个层面的调整：第一个层面是让了解顾客的人成为决策者，不再像以前只是由董事长、董事作为决策者，比如说做零售的第一线店长，就可能是我们的决策者；第二层面是执行层，即层层进行授权，第三个层面是监督层，想一些考核的办法进行考核。
一般公司都是先有经营后有管理，在确保不走极端的前提下，企业应该偏重于经营。因为利润往往是来自于经营的，而管理是支持经营的。
徐亚亮：中发实业集团董事、总裁助理
如果把经营初期比喻成培育婴儿的话，那么企业必然要投入大量的精力。首先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再有是市场的占有率及现金流。只有像小孩儿一样，吃饱了才能长大。所以我认为经营和管理过度都是不合适的。但是在初期经营上过度是有利而无害的。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组织变得庞大的时候，管理才变成最重要的。
我在公司负责典当业务的运营。典当是一个老行业也是一个新行业，从1986年成立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典当公司到今天为止，全国共有三千余家典当公司，从经营范围来讲主要是提供贷款，利率稍微高一些，有服务费和手续费。
1995年我们在哈尔滨偶然进入了典当行业，当时的中国典当公司不是很多，当地我们算第二家。1995—1998年这四年间，我们的贷款额每年都达到了翻两番以上的速度，发展非常快的。1998年—1999年的时候，典当公司营业额是六千万，实现净利润是一千二百万，而实际上只有九个人在运作。应该说前期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管理，考虑的只是市场占有率，第一年投入了几百万就有很好的回报，然后就考虑到第二年的投入，把资金贷出去，把服务费收回来。公司投入的所有资源，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其他方面的资源，都是围绕着经营，怎么才能快一些做起来，把市场做大，把企业做起来。
1997年的时候，我们对外招兵买马，进行招聘，有一个哈药集团办公室副主任到我们这儿来，当时我们考虑，这种大企业管理办公室的人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们主要是想把业务做大。1998年以后，我们集团整体战略向南发展，我们公司也在北京设立了分公司，到现在为止在北京设立了四家独立法人的典当公司。成立四家典当公司后，我们也希望每一家典当公司的业务规模都超过哈尔滨的公司，我们当时认为如果按哈尔滨的经营状况算，几年以后在全国将会有很大的利润额，现在看这是以点代面了。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多家典当公司成立以后，原来的经营方式好不好用?资金投入到典当公司后风险怎么解决?很多家典当公司需要投入，应该怎么办?这在管理上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还有我们的人力资源(如典当公司经理和各级管理人员的任命)和风险防范体系诸多管理问题都暴露出来了。2003年以后，我《逐渐意识到管理的至关重要。典当行业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但是目前在国内它还是一个不成熟的行业，在全国也没有一个很优秀的连锁典当公司可以拿来学习，所以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要在失败中总结经验。
杨志明：德国柯诺木业集团中国区营销总监
我个人认为在企业在前期成长的过程当中经营重要一些，壮大以后管理成分才会要加重一些。我觉得许多中国企业还是倾向于“管理过度，经营不足”。
我们德国柯诺木业是全球最大的木地板集团，进入中国以后，推出一个品牌叫“克诺森华”，在管理方面也下了很多功夫。我们公司后来推出一个品牌叫“莱茵阳光”，前期投入的人员非常少，找到了一些市场机会，在经营上下的功夫要比“克诺森华”多很多。“克诺森华”做了五年，”莱茵阳光”才做了一年多，然而销售额却是“克诺森公地”的三倍多。
还有其它行业，比如说手机行业，无论是TCL还是海尔，他们都是不缺管理的，但为什么还会失败呢?是因为中国的企业经营就喜欢简单模仿，只要出现新产品就进行模仿，然后再广告轰炸。而国外企业不同，他们对消费者需求把握得非常好。例如索爱推出了时尚的音乐手机，摩托罗拉手机也有很多款型，不但漂亮而且科技含量高，而国产手机很明显跟不上国外手机的市场步伐。
管理是一种手段，管理最终的结果是不需要管理。因此我觉得还是经营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因为市场有很多可待开采的地方，要时刻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包括新产品会给消费者带来的影响。拿洗衣粉来说，如果超声波洗衣机发明后，不需要洗涤用品就能洗干净衣服，日化行业的企业就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吴春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为技术公司高级管理顾问
经营和管理的区分
“经营过度，管理不足”来源于韦尔奇的一句话，他说“美国企业多是管理多余，领导不足”，我在他的话上延伸出来了“经营过度，管理不足”。探讨这个话题首先需要做四个基础说明：
1、经营和管理是有区别的；
2、经营与管理不是论证而是实证，主要是针对中国企业的现实，提出这个问题；
3、经营与管理的标杆。假设经营和管理比较，就应要有个标杆，过度与不足是和什么相比?这个标杆就是世界领先企业。这样一比较，问题就出来了，目前中国的企业大多数是“经营过度，管理不足”；
4、在正常情况下，提出企业经营与管理的相对论。
我们首先要把经营和管理分开，然后来谈经营和管理的问题。关于经营和管理的区分，我想是这样的：
第一个区分是“什么是企业?”企业就是创造顾客。创造顾客是什么?就是经营行为。
第二个是既然顾客创造出来了，那么就要给顾客东西。因为创造顾客，顾客就有了需求；要满足这个需求，就要拿自己的东西给消费者；或者说采购别人的东西，再给消费者；或者是把别人创造的东西，经过自己的选择后再给顾客。此时产生价值的过程就是管理。
第三个企业是功利的，功和利是区分开的。利就是利润，功就是内部的基本功，功利实际上就是经营管理。收入是来自外部的，即市场，这就是经营行为，然后减掉成本才是利润。那么成本是什么?成本就是管理，因此企业只有通过内部的基本功才能来获取企业的利润。
第四个区别是经营和管理的区别。经营是要效益，管理是要效率。经营就是要赚钱，不赚钱的企业是最丢脸的企业。企业要效益，但是效益和管理产生的效率是相连的，只有管理的高效率才能带来经营的高效益。
中国企业的现实
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面临着几个现实性的问题：
1、中国是一个大市场，而且这个市场是未被完全开发的，新兴市场不断涌现对中国的企业来讲是利好的机会。
2、英国有一个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智商达到了104，是全世界最高的．智商最重要的体现在经营上，也就是企业家对市场的把握，对机会的把握。
3、从性格来讲中国人更善于经营，而不善于管理。英雄气是中国人的特性，是能做大事的特性，恰巧也是做好经营的关键因素，如开拓新市场是中国人最开心的事儿。管理主要体现在细节，而细节是我们中国人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如默默无闻不断改善，中国人是耐不住这种寂寞的。
4、中国的企业竞争还没有达到白热化。中国企业还处在不断洗牌的阶段，还没有达到充分的竞争，从这个角度讲，这也可算是“经营过度、管理不足”的背景。
我们还可以看另外一个证据，比较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人均效率。在中国，不管是哪个企业都不敢和国外企业比人均效率．华为1999年和微软的人均效率比是1：8．8，到了2001年是1：4．7，现在是1：3．5。“管理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华为提出来的，即“向管理要效率”。华为的总裁任正非只抓三件事：第一是管方向，第二是管节奏，第三是人均效率。华为去年招了15000人，人均效率没有下降，因为华为将人均效率的提高作为企业管理的首重。
过度经验主义 篇6
近几年我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 但仍存在着不规范、不完善的特点。上市公司盲目进行扩张而且未对公司的投资项目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 从而导致企业出现投资决策失误甚至投资失败, 非效率投资现象较为严重。投资效率高的项目需要良好的外部政策支持以及企业内部完善的经营治理方针。因此有必要以大股东持股为视角, 对投资过度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股权相对分散的情况下, 管理层独揽公司的控制权, 此时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Jensen在1986年的研究显示,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时, 管理层通过其拥有的控制权盲目进行一些资本扩张行为, 以实现其自身利益。而在股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 大股东对公司拥有较大的控制权, 此时将会出现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而我国资本市场在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方面仍存在较大问题, 因此, 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得更为显著。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股权集中度与过度投资之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非线性关系。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来源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8-2012年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同时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对初始样本做如下处理: (1) 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 (2) 剔除ST的上市公司; (3) 剔除数据披露不完整的公司年报。经过上述处理后, 最终获得了5 125个有效的研究数据。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 并用STATA 12.0进行了计量分析。
3.2 变量定义和模型构建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过度投资 (Overinv) , 借鉴Richardson (2006) 的投资期望模型来衡量企业的效率投资, 而用其产生的残差来表示其非效率投资, 若残差大于零, 则表明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反之, 则存在投资不足。最终获得了1 725个过度投资样本。本文的解释变量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 ;本文的控制变量有公司规模 (Size) 、内部现金流量 (Cash) 、资产增长率 (Growth) , 另外本文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控制变量。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 构建模型如下:
Over INV=α+β1Top+β2Top2+βiControl+ε
3.3 实证结果
表1显示了股权集中度与过度投资的回归结果。调整R2为0.190 3,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一次方项与二次方项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了该模型有较好的拟合优度, 并且以二次非线性关系来刻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是比较准确的。该模型进一步表明过度投资行为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二次非线性关系, 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对于估计的二次模型, 利用函数求极值法得出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函数关系的拐点为25.35%;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35%时, 过度投资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而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25.35%时, 过度投资又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4 研究结论
本文以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分析了股权集中度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 股权集中度与过度投资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一方面, 在股权相对分散时, 管理者拥有对公司的控制权, 其通过盲目资本扩张、在职消费等来追逐自身的最大化利益, 使公司产生了过度投资等问题, 而股东的持股比例相对较低, 不能对管理层实行有效的监督机制, 但随着公司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增加, 其能够对管理层实行有效的监督, 以适当约束管理层的行为。另一方面, 在股权相对集中时, 第一大股东拥有相对较高的持股比例, 大股东往往通过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而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 其主要通过关联方交易、转移财产以及非效率的投资决策以实现自身利益, 而非效率投资决策给公司造成的损害最为严重, 其最终会造成公司产生过度投资等非效率投资。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 我们认为有必要适当优化其股权结构, 使其既能够对管理层的在职消费以及盲目资本扩张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又能够对主要股东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
摘要：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即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加大, 过度投资水平逐渐降低, 然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临界点25.35%之后, 随着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增加, 过度投资程度显著增加。
关键词：大股东持股,过度投资,财务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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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经验主义 篇7
随着财务理论引入了委托代理、信息经济学等理论, 企业融资行为与投资行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融资可分为股权融资、负债融资和内源融资等。而负债融资因其资本成本低、筹资速度快、手续相对方便等优点而备受青睐, 成为重要的融资方式。在负债融资不同来源之中, 商业信用是企业经营活动形成的负债, 本质上是双方企业之间的一种契约安排。从财务的角度, 商业信用相当于卖方给予买方一个短期融资。其特点是期限较短、交易金额较小且分散、信用期内无偿使用。
商业信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 与一般负债融资一样, 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中的代理问题来实现, 对企业投资具有正、负效应的“两面性”。一方面, 商业信用引起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导致投资不足 (Myers, 1977) 与资产替代 (Jensen&Meckling, 1976) 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另一方面, 商业信用对股东与经理人 (Jensen, 1986) 、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引起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相机治理作用。尤其在股权集中的情况下, 企业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冲突问题为主要的代理冲突 (Shleifer&Vishny, 1997) , 债权人具有优先受偿权并且能够实施监督行为, 对控股股东的私利进行约束, 抑制其“掘隧道策略 (Tunneling) ” (LLSV, 2000) , 从而减少其过度投资行为。
商业信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是一种微观机制, 受公司治理影响的同时, 还会受到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市场化进程是影响企业不可规避的外生变量。近年来, 以微观视角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的影响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但以商业信用与投资效率的关系的视角, 关于市场化进程对上述关系的间接影响机制的研究却较为缺乏。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通过量化投资效率, 直接分析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并在此基础上, 结合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和产权制度做进一步讨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商业信用在缓解企业融资压力的基础上具有“硬约束”以及企业信息较为对称使得其对过度投资能发挥治理作用。一方面, 从债权人角度, 商业信用具有“硬约束”。与银行提供的贷款不同的是, 供应商受到预算软约束影响更弱, 具有更强的盈利性目标。一般情况下, 作为上下游企业关系的双方是建立在真实合约的关系下, 具有特定的交易背景。提供商业信用前, 债权人不仅对还款有约定, 还会对拖欠款项采取相应的催讨措施, 对企业的现金流量管理有较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 由于商业信用期限短、金额分散, 更导致债权人对投资风险的规避;提供商业信用后, 根据商业信用融资比较优势理论, 商业信用的提供者能够更容易更经济地获得企业信息, 能够更好地控制企业。此外, 对机会主义的企业来说, 挪用存货比挪用银行贷款更难 (Burkart等, 2004) , 相较于银行控制贷款的使用, 供应商监控存货的使用显得更容易。另一方面, 从债务人角度看, 商业信用花费时间较短, 如果企业经常蓄意拖延付款、无力偿付货款或延期交货, 就会对企业信用和形象产生不良的影响, 这对今后商业信用的使用和企业长远发展很不利。我国特有的产权制度在商业信用发挥治理作用效果方面存在差异。作为债务人的国企具有政府的隐形担保, 使得债权人治理动机不足, 加上国企高管的双重身份特征以及所面临的晋升激励机制, 国企高管具有内在的过度投资倾向, 这弱化了商业信用在国企中的治理作用。基于以上分析, 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1:商业信用与过度投资负相关。较之于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更突出。
商业信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是一种微观机制, 其作用除受企业内部因素影响, 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市场化进程作为重要的外部环境指标, 与市场对资源的分配效率、市场导向下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发展以及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法律制度环境密切相关, 是企业发展不可规避的外生变量。市场化进程能改善金融市场中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减少公司融资的交易成本, 这也为商业信用发挥相机治理作用提供了契机 (Rajan&Zingales, 1996) 。我国市场化进程整体不断推进的同时, 存在着地区间的不平衡。市场化发展较低的地区, 企业公司治理整体水平不高, 金融市场和中介组织较为落后, 法治化水平也较差, 这使得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严重、保障机制更弱、交易和监督成本更高, 这不利于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行为进行有效治理;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企业公司治理整体水平更高, 金融市场和中介组织更发达, 法治化水平更高, 这使得信息较为对称、保障机制较为健全、交易和监督成本较低, 在这样的外部治理环境下, 更有利于商业信用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有效治理。此外, 我国产权制度也造成了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的影响, 较之于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受政府影响较小, 受市场环境因素影响更大。基于以上分析, 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2:较之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商业信用更能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且较之于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更突出。
三、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的样本为2006-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 并剔除金融行业、当年为ST、PT以及IPO的公司。为避免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本文对主要的连续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公司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市场化进程数据则使用樊纲、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市场化总指数 (樊纲、王小鲁, 2011) 。数据分析采用Stata 11软件。
(二) 主要的变量解释。
1. 被解释变量。
参考Richardson (2006) 、辛清泉等 (2007) 的研究, 建立模型 (1) 。通过回归, 估算出企业正常投资水平, 然后用企业实际的资本投资水平与估算的资本投资水平之差 (即回归残差) 代表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 (残差>0) 和投资不足程度 (残差<0) , 本文用符号OI表示过度投资, 用作模型 (2) 的被解释变量。根据实证分析, 模型 (1) 的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与显著性水平与现有文献保持一致。根据实证结果, 得到2 583个过度投资的观察值。
2. 解释变量。
设置商业信用为本文的解释变量, 以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的年度变化值之和除以平均总资产来量化, 用符号CD表示。为进一步考察在产权性质背景下的差异, 将其与产权哑变量形成交乘项CD×Control, 代入模型 (2) 。
3.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相关研究文献, 选择公司自由现金流量、托宾Q、公司规模、上一年新增投资、年度哑变量和行业哑变量作为模型 (2) 的控制变量。
(三) 模型设计。
为验证假设1和假设2, 建立模型 (2)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本文按市场化总指数的中位数对样本分为市场化程度高低两组, 分组研究市场化进程对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机制。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下页表2显示, 过度投资企业的OI均值为0.08, 且与市场化高组相比, 市场化低组的过度投资水平更高, 说明市场化低组的过度投资更严重。且与市场化高组相比, 市场化低组的CD均值更大, 说明商业信用对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的企业更为重要。这可能是由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 金融市场尚不发达, 商业信用作为传统融资方式之一, 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 相关性分析。
下页表3是主要变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及双尾检验结果。表中显示, CDt-1与OIt成显著负相关。表中相关系数值均不大, 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种共线性问题。
(三) 回归结果分析。
如下页表4第1-3列所示, 全样本中, CD的系数为-0.0387但不显著, 但CD×Control的系数为-0.0223且在0.05水平上显著。按产权分组, 如第2、3列所示, 非国有企业CD系数为-0.0394且显著, 而国有企业CD系数为-0.012但并不显著。上述说明整体上商业信用能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 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其他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 与预期并无差异。上述结论基本支持假设1。如下页表4第4-5列所示, 不论市场化高组还是低组, CD的系数均为负但并不显著, 但较之于市场化低组, 市场化高组的CD系数更小。这提供了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商业信用治理作用更强的微弱证据。考虑产权因素, 市场化程度高低两组的CD×Control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 但市场化高组中CD×Control的系数更小。上述说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非国有企业的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更强。其他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 与预期并无差异。上述结论基本支持假设2。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我国的市场发展和产权制度为背景, 以2006-2012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 商业信用能抑制过度投资, 且较之于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的作用更突出;进一步对市场化程度分为高低两组后发现, 较之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的企业商业信用更能抑制过度投资, 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突出。
要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 完善公司治理水平, 发挥商业信用的治理作用是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 从内部治理角度, 需持续提高企业, 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发挥商业信用对国有企业的相机治理作用;另一方面, 从外部治理角度, 需进一步完善商业信用体系, 完善偿债保障机制, 健全企业破产制度, 拓展融资渠道、不断推进我国的市场化进程, 消除地区间的不平衡, 为商业信用发挥治理作用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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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经验主义 篇8
近年来, 关于房地产的讨论与争议从未停息, 同时, 伴随着“鬼城”而引发的住房空置率的问题, 也越来越多的引发了大众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房地产业隶属于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三产业, 其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柱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通过对房地产行业过度投资行为的研究, 可以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提供理论依据, 可以为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决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从而有利于房地产行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
二、研究假设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的特殊时期, 企业的很多投融资行为通常容易受到相关制度背景的影响, 由于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所能够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从而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产生重要影响, 这使得地方政府出于GDP增长和高财税收入的追求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和投资决策进行过多的干涉。2013年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1%, 其中,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2.9%, 远远高于中央财政收入7.1%的增幅, 而房地产企业包括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在内的“五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达17.71%, 如果在综合考虑房地产企业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的话, 这一比重则高达30%, 4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同时, 从产业链的角度看, 与其他行业相比, 房地产行业与包括建筑安装、水泥、钢材等诸多行业紧密关联, 其对投资的带动效应非常明显。有鉴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1: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假设2:存在高自由现金流的房地产公司过度投资更严重。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选择2008-2014年的中国沪深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数据, 数据样本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Wind数据库、巨潮资讯网和沪深证券交易所网站。并按照下列标准加以选择:1剔除2007年以后上市的房地产公司;2剔除处于ST、*ST状态的上市公司;3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 同时剔除存在异常数据以及指标缺失值的公司;4剔除资产负债率>1的公司, 由于考虑到这类公司资不抵债, 公司投资决策难以正常;5由于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样本期间将其主营业务调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而模型会涉及到样本上一年的投资支出, 因此需要对这些主营业务发生调整的房地产企业样本在调整当年的观测值进一步剔除。
经过上述处理, 本文最终得到97家房地产上市公司517个观测值进行过度投资存在性检验模型的回归, 将其正残差的样本为过度投资, 同时采用Excel和SPSS等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二) 变量的选择 (表1)
(三) 模型设计
在借鉴Richardson预期投资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用于检验过度投资的模型 (1) :
模型 (1) 拟合的残差中选择结果正的部分表示过度投资OI, 并以残差大于零的观测值为样本, 加入自由现金流指标 (FCF) 检验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对过度投资行为的敏感性, 建立模型 (2) :OIi, t=α0+α1FCFi, t+ΣYear+ε (2)
四、实证分析
(一) 过度投资存在性检验
为检验房地产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现象, 对模型 (1) 进行回归检验。通过检验得出 (表2) :
1、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各变量检验结果显著, 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关系显著模型的调整R方为0.18, F统计值为12. 55, 说明模型具备一定的解释力, 各变量之间也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解释力较高。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货币资金、企业规模、上年投资支出的回归系数的t统计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其中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与新增投资显著负相关, 表明各变量本身对企业新增投资的影响效果显著。企业成长机会即销售收入增长率并不怎么显著, 说明企业不是十分注重依据企业未来成长的预期来进行投资决策, 相对来说企业新增投资更加依赖于近期投资机会的大小。
2、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存在差异。分析变量Cash、Lev、Inv对新增投资产生的具体影响可知, Cash每上升1%, 新增投资支出增加5.53%; Inv每上升1%, 新增投资支出增加21.24%, 由此看来, 企业新增投资受近期投资机会的影响比较大, 对企业现金的持有量也较为敏感。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为-0.0038, 其经济意义为资产负债率每上升1%, 新增投资就会降低0.38%, 该系数表明房地产上市公司负债总体水平与新增投资呈负相关关系。
根据回归结果, 可知模型 (1) 的各变量系数, 进而得到模型 (1-1) :
在求得模型 (1-1) 之后, 将房地产上市企业相关的样本经验数据带入模型 (1-1) , 就可以求出每个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在每一年度的预期适度新增项目投资支出水平, 进而将其每年度实际的新增项目投资支出水平与其相减, 得到的差额便是每家房地产上市公司每年度的非效率投资程度, 这一差额的值为正, 则表示该房地产上市公司在本年度超出了预期的适度投资水平, 存在过度投资行为, 而这一差额为负, 则表示该房地产上市公司在本年度没有达到预期的适度投资水平, 存在投资不足的行为。
根据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在本文选取的517个样本中, 这一差额为正值的样本有238个, 这就表示有238个样本非效率投资行为体现为过度投资;而差额为负值的样本有279个, 这就表示有279个样本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体现为投资不足。过度投资的样本数小于投资不足的样本数, 这说明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同时存在, 对其两种行为的研究都存在着现实的意义, 这支持了假设1。
(二) 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敏感性检验
取模型 (1) 拟合的残差中大于零的观测值为样本, 加入自由现金流指标 (FCF) 检验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行为的存在性, 带入模型 (2) , 回归结果:模型统计检验值F值显著, 经修正的R2=0.46, 说明自由现金流量对过度投资的解释程度较高, 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自由现金流量FCF的系数为0.3849, 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 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说明拥有自由现金流越多的房地产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越严重, 自由现金流是影响企业过度投资的因素之一, 即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 支持假设2。
五、研究结论
投资是企业成长和价值提升的主要动因, 企业的投资决策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的价值, 所以投资决策是否有效就直接关系到企业价值能否实现最大化。因此, 对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特别是过度投资行为进行研究, 有利于我国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第二我国房地产企业的投资与现金流量高度敏感, 存在使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比重较高, 存在过度投资行为, 并且自由现金流量丰富的企业更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当上市公司拥有更多的自由现金流时, 经理层更倾向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投资净现值为负的项目进行更多的过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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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经验主义 篇9
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得经理所追求的目标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而非股东财富最大化,因此在经营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不符合股东利益的经营战略和经营行为,从而损害了股东的利益。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多元化可能成为经理实现自身私利的手段:多元化有利于扩大公司规模,因而有利于提高经理的报酬;与股东不同,出于维护职位安全的考虑,经理们倾向于减少在本行业领域的研发投资(因为这是高风险的),转而投资于其他行业领域以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和破产的概率;管理大型企业还可以给经理带来更大的权力和声誉、控制更多的资源、帮助管理者成为企业不可缺少的人物等等[1]。
而多元化代理问题的显著特点即为过度投资。Jensen对过度投资的定义为: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而这在实证研究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产生正的净现值项目不可完全观测,对项目的未来现金流和折现率都是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作出的估计,因此项目的计算结果存在很大的主观性与随意性。既然多元化代理问题的显著特点即为过度投资,过度投资的重要表现为过度多元化,因此本文试图用多元化指标来判定过度投资情况,以存在多元化折价判定为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的方法,以行业数据为依托,从委托代理视角对企业多元化与过度投资问题进行检验,以期对多元化过度投资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
1 假设提出
由于我国处于新兴转轨时期,各种代理问题表现得甚为突出:众多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在职消费、生活腐败,落马事件频频发生,上市公司高管频繁出事,成为近年来资本市场上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线。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学者们认为多元化可能是经理实现自身私利的途径。由此提出假设1:多元化程度越高,经理人代理成本也越高。
按照传统理论,多元化能够分散经营风险,达到协同效应,利用内部资本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对公司有利的一面,但在代理问题比较严重、代理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多元化的优势可能被代理成本所抵消,甚至于最终损害公司的业绩。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公司多元化很可能存在折价现象,即存在过度投资。由此提出假设2:多元化程度越高,公司业绩越低,即存在着过度投资。
2 研究设计与样本来源
2.1 研究设计
2.1.1 多元化指标
在多元化指标的度量中,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指数,用HI表示)和熵指数(EI表示)有较广泛的应用,它们的特点是同时考虑了行业分布的数目和分布的不均衡性。赫芬达尔指数是各分行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的平方和,赫芬达尔指数越大,多元化程度越低。熵指数是各分行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与该比例的倒数的自然对数值的乘积的代数和。熵指数越大,多元化程度越高[1]。
2.1.2 代理成本的度量
在现实中,存在着两种代理形式:实物消费和闲暇消费。实物消费一般表现为购买高档消费品、装修办公室等方面的支出,这种支出通常被计入管理费用。管理费用是所有经营性收支项目中定义最含糊、外延最广的项目,它往往成为经营者五花八门的在职消费的“避风港”。因此本文用管理费用率作为衡量代理成本的指标之一。闲暇消费是指经理人员用闲暇享受代替努力工作,它虽然没有导致企业资金流出,但导致同样资产规模下企业收入能力下降,这也是一种委托人的财富损失。因此,本文用总资产周转率作为计量代理成本的另一指标。
2.1.3 企业业绩指标
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发育不完善及股权分置的现实,本文选用会计指标中的ROE(净资产收益率)和EPS(每股收益)作为业绩度量标准。
相关指标定义及计量方法详见表1。
注:①Si表示上市公司第i个分行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n为企业集团经营的行业数。
2.2 样本来源
众所周知,生物制药行业作为一个朝阳产业,未来发展前景很好。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21世纪“生物经济”将超过“信息经济”,产业规模将达到信息技术产业的10倍以上,有望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因此,本文以生物制药行业为研究对象,检验该行业的多元化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和北京色诺芬公司(SinoFin)联合开发的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系统中的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以及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和行业
分布数据库。此外还参考了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剔除了ST企业及数据不完整的企业样本,最终得到生物制药行业2004—2008年55个上市公司275个有效样本。
3 实证检验
3.1 各指标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管理费用平均占到销售收入的50.99%。在我国生物制药行业上市公司中,有必要遏制代理问题引起的过度消费,使管理费用率下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3.2 多元化与代理成本相关关系的研究
表3给出了多元化变量(EI、HI)与代理指标(GL—管理费用率,ZC—总资产周转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从中可以看到,EI与ZC呈显著负相关关系,HI与ZC呈显著正相关关系。EI越大,多元化程度越高,EI与总资产周转率负相关说明企业多元化程度越高,总资产周转率越低,则意味着代理成本越高。HI越小,意味着多元化程度越高。HI与总资产周转率正相关,说明企业多元化程度越高,总资产周转率越低,意味着代理成本越高。EI、HI分别与管理费用率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和负相关关系。上述结果说明多元化程度越高,代理成本越高;在我国生物制药行业两类代理形式中,闲暇消费导致的代理成本高于在职消费导致的代理成本。
3.3 多元化与业绩指标相关关系研究
表4给出了多元化变量(EI、HI)与业绩指标(EPS—每股收益,ROE—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多元化与业绩指标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我国生物制药行业存在多元化折价现象,但不明显,多元化经营未导致严重的过度投资,代理成本尚未能抵消多元化的优势。
4 结论
生物制药行业存在不明显的多元化折价和过度投资问题,但是我们应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实证结果显示,生物制药行业的代理成本较高,且闲暇消费导致的代理成本高于在职消费导致的代理成本,但尚未能抵消多元化优势,暂未严重影响其行业业绩。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只以生物制药行业为样本,样本量较小,导致实证结果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此外,对新兴市场或转型经济的研究,国际上流行用制度理论解释,认为转型经济的制度因素是影响企业行为并导致多元化经营的重要因素,而本文没有考虑制度因素。
摘要：以生物制药业上市公司为例,从代理成本视角对企业多元化经营、过度投资与业绩进行相关性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生物制药行业的多元化经营未导致严重的过度投资,但代理成本较高,且闲暇消费代理成本高于在职消费代理成本。
关键词：生物制药,多元化,过度投资,代理成本,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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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经验主义 篇10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提出,而在现实的市场中,市场的参与者包括管理者和投资者是否总是基于理性这样一个状态尚待考虑。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提出人作为一种感性动物由于认知上的偏见,很难达到完全理性,市场中的个体也是如此。为了弥补传统金融理论的不足,大量学者将心理学和行为学的成果引入传统金融研究产生了行为金融。
罗伯特·希勒(2000)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解释了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对股票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影响。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路凯歌的股票市场是“一场非理性的、自我驱动的、自我膨胀的泡沫”,他认为导致美国股市持续繁荣的不是企业利润,也根本无关收益和股利的增长,而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一种乐观情绪[1]p219。行为金融理论认为由于管理者和投资者过度自信情绪和乐观主义以及其他非理性行为的存在,会导致公司的决策并不总是满足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并且有些情况下他们的非理性决策很可能会对企业的绩效、企业价值的增加产生不利影响。本文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角度出发,以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例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心理特征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二、理论探讨和研究假设
大量的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过度自信。Alpert和Raiffa(1969)[2]与Fischhoff等(1977)[3]进行了两项开创性的实验研究。在实验中他们证实:实验的参与者在他们主观估计的不确定性上表现出过多的自信,参与者们认为他们是正确的频率远远高于他们实际中的情况。
Fischhoff等(1977)[3]p581研究表明参与者回答高难度问题是过度自信水平高于其回答适度难度问题时的水平。实验结果如图1。
资料来源:Sarah Lichetenstein,Baruch Fischhoff,1977
从上图可以看出,面对容易的任务,人们的实际判断准确度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在45度对角线之上,这说明人们低估了自己正确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部分情况下,在45度对角线之下,说明他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对于困难的任务,他们的准确性在所有情况下都在45度对角线之下,这说明人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对于不可能的任务,他们的准确度远远低于45度对角线,这说明人们表现出极端的过度自信。
由于公司决定属于高难度且复杂任务,这些决策通常进行缓慢并且会产生模棱两可的反馈意见。那些对于自己的技能和判断能力过度自信的人们会低估任务的风险,往往表现出显著的过度自信。Langer(1975)[4]p953和Weinstein(1980)[5]p820研究发现,高级管理者与一般员工相比更容易过度自信。
Richard(2007)[6]p17认为管理者,特别是高级管理者更容易过度自信。企业在选择人才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企业无法全面了解经理人。那些自信心强的人通常能自如地表现自己的能力甚至会超水平表现,因而更容易受到企业的关注,从而导致那些过度自信的人往往更容易被企业选定,并且由于其突出表现最终会处于管理者的地位。
尽管目前为止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于资本结构影响的文献尚很少,但是理论研究证明企业在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时容易受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这一认知因素的影响。Hackbarth(2004)[7]p31通过构建一个模型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主观地认为他们不太可能遇到财务困难,会低估破产成本,倾向于采用负债融资。Fairchild(2004)[8]p27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财务杠杆利用程度是正相关的。Lucas和Alexandre(2007)[9]p22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由此得出假设1。
假设1: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与企业的资产负债水平正相关。
行为公司理论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选择债务期限时存在一定的偏好。Hackbarth(2004)[7]p34研究表明,与理性管理者相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更高的频率发行新债,从而导致债务的期限结构更短。然而这一结论尚待考证。大量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倾向于过度投资,为了满足自己投资的需要,其往往需要进行外部融资,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为了保证项目投资的进行,倾向于长期负债进行融资。短期负债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偿还,这样就会对企业的过度投资产生一定的约束机制,从而抑制管理者的过度投资,管理者为了进行投资会倾向于选择长期债务融资。徐向艺和李鑫(2008)[10]p138研究支持这一结论。由此得出假设2。
假设2: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与企业负债期限结构正相关,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偏好于短期负债。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进行投资选择时往往表现为过度投资。管理者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为了证实自己的实力或者满足建立帝国企业的愿望而会选择牺牲股东的利益,进行过度投资。当公司有充裕的现金净流量时表现得过分热衷投资;当自由现金流不足时管理者往往会因为不愿选择外部融资而显得投资不足。由于企业的投资行为会影响资本结构的确定,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与企业资本结构关系,笔者引入自由现金流研究两者关系由此产生第三个假设。
假设3:现金流不足时,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与企业的负债水平的正相关表现的更明显。
三、模型构建
基于本文的研究设计,本文将管理者过度自信定义为解释变量,将企业资本结构定义为被解释变量,将未来的投资机会、盈利能力、资产的有形性和担保价值、规模、公司治理结构定义为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余明桂等(2006)[11]p107的方法,以企业景气指数表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但是与余明桂等所不同的是,本文以预测盈利偏差程度来对企业景气指数进行调整以用来反映各个企业的“修正后的企业景气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长期负债与资产的比例、短期负债与资产的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资本结构及负债期限构成。
通过控制影响资产负债率各项因素如未来的投资机会、盈利能力、资产的有形性和担保价值自由现金流等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即修正企业景气指数对资产负债率、长期负债资产比、短期负债资产比的影响。模型如下:
本文选取自2007~2009年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且发行了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了更好地控制样本,笔者只选取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四、实证分析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修正企业景气指数的标准差较大为9.0629,说明各个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差距很大,有利于得出较公正的研究结论。其他指标的标准差较小,说明样本观测值正常。本文对于自由现金流的选取上采用的数值的方式,目的是考察其为正或者为负时对于假设的影响,因此其标准差较大。基于本文的研究这一表现属于正常。
总负债的平均值为50.78%,这说明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上市对于财务杠杆的利用还处于低水平,但是其总体的趋势是增长了;长期负债资产比的平均值为8.52%,短期负债资产比的平均值为42.37%,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倾向于短期负债。修正企业景气指数的平均值129.425,这一水平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的企业景气指数129.7相近,这说明笔者对于企业景气指数这一行业指标的修正整体上是贴合实际情况的。从这一数据上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整体上比较自信。
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修正企业景气指数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水平显著正相关,这与假设1完全吻合。
从表4中可以看出,修正企业景气指数与短期负债资产比正相关,而与长期负债资产比相关性并不明显,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会抑制企业的负债水平,当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不充裕时,企业偿债能力很弱,因此企业会相应的降低负债水平。然而如果企业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话,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高估企业的盈利能力,他们会认为即使现情况下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不是很充裕,在他们的卓越管理下企业内部生产经营产生的现金流足以偿还债务。因此当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情况下,自由现金流不会抑制企业的债务水平,与之相反的自由现金流会促使企业增加负债融资。同时由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高估企业未来的收益,出于对负债成本的考虑他们会选择较多进行短期负债融资,而不倾向于长期负债融资。这一结论与余明桂、夏新平和邹振松(2006)研究的结论一致。这也证明了假设2成立。
注:*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表5是考虑企业现金流不同情况下所进行的回归分析。从表5可以看出,修正企业景气指数与资产负债率,无论现金流为正还是为负都表现出相关。在现金流为负的情况下,修正企业景气指数与资产负债率的相关性表现的更加明显,这说明,现金流不足时,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与企业的负债水平的正相关表现的更明显,假设3成立。
五、结语
本文是基于非理性这样一个角度开展的研究,笔者认为企业的管理者是倾向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特征会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与理性的管理者相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倾向于选择杠杆率高的资本结构。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认为在他们英明的领导、卓越的眼光、明智的选择下企业未来的收益必定会明显提高。他们认为外部社会公众低估了企业价值,在选择融资方式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认为选择股票融资需要将企业较多的收益与其他人分享,他们倾向于低估企业的财务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认为选择债务融资更加经济,从而倾向于选择债务融资。笔者引入自由现金流后上述分析,结果显示当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为负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加大企业债务融资的比例,增大企业杠杆比率。
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特征不仅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对企业债务的期限也会产生影响。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短期负债融资,而放弃偿还压力较小的长期负债融资。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高估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和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他们对于企业未来收益的估计远超越企业的正常水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认为企业通过内部经营在未来会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所产生的现金流足以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长期负债可以平滑各个期间的偿债压力,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倾向于选择短期负债进行融资。笔者对我国上市公司连续三年的数据进行多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与短期负债率呈显著正相关而与长期负债率相关性不是很明显,这说明越是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越倾向于选择短期负债进行融资。
综上所述,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影响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并且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特征不仅会影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对于企业债务期限也会产生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为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丰富了资本结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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