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过度（通用3篇）
金融支持过度 篇1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10月16日举行的“2013中国大金融高峰论坛”上表示, 目前可持续发展存在资源环境制约。建立可覆盖所有社会需求的多样化金融体系必须打破过度垄断因素, 克服和化解既得利益阻碍。
建立多元化金融体系, 即是把直接金融、间接金融、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等金融工具充分运用, 以适应各种期限和类型的融资需要。同时发展带有政策性色彩和特定需求的金融工具, 以财政为后盾, 包括财政的有偿融资, 以国债和其他手段来配合的金融活动。贾康认为, 金融体系多样化改革需同时着力打造和商业性金融配套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规避金融风险。贾康指出, 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可做到使老百姓跟风险基本隔离。尽管目前部分大型银行存在隐性担保机制, 但未来中小银行发展要求存款保险机制必须配套建立。
贾康认为, 目前在规范中发展还是在发展中规范的选择上, 政府管理部门仍偏向前者。但未来需同时考虑发展中规范, 才能真正符合改革发展的要求。
金融支持过度 篇2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仲彬，市委副书记、市长蒲波，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李明昌参加会议。
在认真听取我市金融工作汇报和各省级金融机构负责人发言后，黄小祥说，省政府召开金融支持巴中加快发展座谈会意义十分重大也非常及时。巴中是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巴中又是目前全省欠发达地区之一，要加大支持力度，为巴中发展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无论是支持革命老区发展，还是改变巴中的面貌，金融机构都责任重大。
黄小祥指出，虽然巴中目前发展滞后，发展难度很大，发展过程中积聚生产要素和有利条件的能力差，但是巴中人民在巴中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苦干实干，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经济发展日趋活跃，发展日新月异。大家既要有理由、又要有信心更好地支持巴中的发展。要把支持巴中加快发展真正作为自己的应尽之责。
黄小祥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发展的血脉和血液，没有信贷资金的投入，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今年以来，各金融机构和保险机构都增加了对巴中的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巴中市委、市政府积极改善条件，加强金融工作的领导，上半年信贷投放大幅增长，初步改变了过去巴中投放贷款难、承接贷款难的状况。同时，在信贷大投放中，信贷资产质量进一步好转。这充分说明只要各家金融机构认真研究信贷对象，制定规避风险的措施和办法，加强信贷资金营运的监管，是完全可以实现经济金融的共同发展。
—1—
金融机构如何支持巴中加快发展？黄小祥强调：
一要加强合作，支持发展。要保持和扩大当前良好的发展势头，必须加强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合作，加强个人诚信建设合作。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有更多的投入，才能有更多的项目和企业得到信贷的支持，才能实现巴中加快发展。要努力形成大投放、大发展局面，在加强银政、银企合作方面搭建各种对接平台，在巴中“六路”建设上可以做专门的对接平台，把视野放得更宽，增强项目的说服力、影响力。
二要增加投放，支持发展。在巴中发展有利条件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在国家实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在巴中信贷大投放的势头要持续下去，就要研究怎么发现项目，怎么让银行有更多的资金投放。要加大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工业和个人信用贷款支持力度。下半年全省金融机构要争取向巴中再投放8个亿，使全年信贷投放接近20个亿。为此，巴中市县（区）各级领导要重视金融、理解金融，多做实现双赢的工作。市级有关部门要主动与金融机构对接，金融机构也要注意贷款安全性，优化贷款结构，要让银行增加投放，产生良性循环。
三要大力创新，支持发展。银行和金融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在创新中提供金融支持，在提供金融支持的过程中不断创新。这几年，巴中在金融创新上取得了好的成绩，尝到了甜头，要继续探索、研究怎样才能把银行、证券、保险各种金融资源整合起来，发展壮大。四要用足政策，支持发展。当前，国家有各种政策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支持金融机构扶持弱势群体，有很多优惠政策解决中小型企业贷款问题。我们要把这些政策在巴中用好用足用活。
五要优化环境，加快发展。近年来，巴中进一步优化信用环境、融资环境、服务环境，融资环境除了银行要改善，中介环境、司法环境也要改善，这样融资就会更畅。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大力优化服务环境，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经济、金融共同发展。
黄小祥强调，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做好工作，通过更多的信贷投放，开展更多的金融创新，促进巴中发展再上新台阶。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巴中牺牲的革命先烈，才对得起今天还在艰苦环境下努力改变自己命运、改变发展环境的巴中人民。
李仲彬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感谢黄小祥副省长对巴中发展的关心与厚爱，感谢省级各金融机构对巴中发展的支持和奉献。李仲彬说，由于历史和区位等多方面原因，巴中给人的印象是贫穷、落后、边缘化。当前，巴中正在大力“实施四大战略，推进五个突破，打好老区建设发展翻身仗”，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巴中发展十分关心，社会各界对巴中发展十分关注，巴中发展的大气候、大背景、大环境正在改变，尤其是以“六路”建设为重点的大交通建设，将使巴中很快告别贫穷、落后和边缘化。“六路”建成后，巴中将四通八达、通江达海。路通百通，巴中发展正在提速。巴中的植被、生态、旅游资源优势正在显现出来，巴中的发展很快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李仲彬说，在加快巴中发展中，我们高度重视做好金融工作。通过大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严厉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等行为，使巴中的金融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实现了经济金融共同发展。我们将把此次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好，把巴中金融发展环境建设好，加强银政、银企合作，以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实效来回报省委、省政府和省级各金融机构对巴中的关怀、关心和支持。相信不久的将来，一个开放的巴中、诚信的巴中、生态的巴中、发展的巴中将展现在大家面前。
蒲波汇报了我市金融工作，恳请省政府和各省级金融机构完善巴中银行业机构功能配置和网点布局，赋予巴中现有金融分支机构更大的信贷管理权限，恳请省级各家银行对巴中重点项目建设给予信贷支持，省级金融机构给予巴中政策倾斜，支持巴中优势中小企业上市融资。
会前，与会领导和各省级金融机构负责人观看了电视专题片《美好巴中》。
市委常委、市金融领导小组组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宣迅，副市长、市金融领导小组副组长经伟宪参加会议。
金融支持体系思考论文 篇3
关键词：金融海外战略 支持体系 政策措施 基本思路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海外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经济行为，一些国际经验较为欠缺、竞争优势并不明显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解决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资金和风险保障这两大“瓶颈”问题。为帮助“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做大做强，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对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进行战略性安排，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入手加大 “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这既是世贸规则下所允许的政府干预与扶持行为，也是“走出去”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
正常市场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融资主渠道，但海外投资活动中的高风险性及国家风险因素等特点，使商业性金融在很多具体领域与项目上不敢、不愿或无力涉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海外投资发展初期，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是金融支持的主导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持，通过向海外投资企业及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海外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从而使社会中商业性资金介入意愿增强，吸引更多资金参与海外投资。当海外投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商业性金融进入的深度和广度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政策性金融再逐步淡出，从而形成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目前，我国海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海外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商业性金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多不愿意承担企业发展初期的风险，贷款条件苛刻且金额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金融虽然承担了较多的金融支持职责，但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可避免，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应当确立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鼓励商业性金融采取多种形式，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同时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辅助与补充作用，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拓展，带动更多商业性资本和民间资本介入。
二、围绕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要求确定金融支持重点
走出去”既是企业战略，也是国家战略。在金融支持方面，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应当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特点合理进行分工，突出支持重点，充分体现海外投资的国家利益和产业政策导向。
（一）根据企业类型确定支持重点
从投资目的上看，“走出去”企业大致可以分为资源开发、市场开拓、技术和品牌获得以及劳务输出四种类型。其中，资源开发型投资对于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保证工业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家应当对这类投资提供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鼓励企业扩大对资源开发业的投资。由于这类投资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也大，为保证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供应，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包括前期费用、勘查资金、专利使用费、其他取得资源开发权所需资金等。投资金额特别巨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以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先占有海外投资企业的部分股权，一旦企业经营步入正轨之后，再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投资伙伴，从而分担企业的投资风险，减轻企业的资金负担。对于勘探开发境外石油、天然气、木材、矿产等国内短缺资源的企业，其自产产品运回国内，国家应当给予进口配额、税收和外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其他类型的投资中，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重点应当放在带有国际合作性质或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投资项目上，优先考虑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带动大宗物资出口的境外承包工程项目以及家电和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对于企业自主的投资行为，特别是一些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投资项目，则以商业性金融支持为主，要求其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充分发挥现有商业银行境内外分支机构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通过放松管制、简化手续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支持企业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在境内外融资，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二）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确定支持重点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发展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持续发展期（或衰落期）。一般而言，“走出去”的企业在前两个阶段各种投入比较多，流动资金短缺，由于在当地缺少信用记录，再加上经营情况不理想、不熟悉东道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等原因，“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此时，国家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通过提供优惠贷款、财政贴息、内保外贷、税收减免等手段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东道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和风险管理咨询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避免企业因非正常原因遭受财产损失。一旦企业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并实现盈利，能够凭借自身信用筹集资金，政策性金融就可以逐步退出，转而由商业性金融充当企业资金供应的主渠道。
（三）根据企业投资方式确定支持重点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日趋多样化，除传统的设备、技术、现金投资外，逐步出现了并购、参股、换股或BOT等更为灵活的投资方式。2005年，我国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国内企业通过并购可将其优势与国外企业的强项相结合, 形成协同优势；或通过并购获得带有垄断性、稀缺性资源, 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人力资源和专有技术等。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高，跨国并购将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大型跨国并购往往会涉及巨额资金筹集，不仅项目前期投资数额巨大，并购后的整合阶段也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因此，能否获得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积极有效地运用跨国并购方式，培养更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我国应当将跨国并购列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点，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扶植和鼓励。对于采取现金并购方式的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银团贷款、股权融资、对外担保等方式为其提供多层次的资金来源，外汇管理部门则适当放宽外汇汇出限制，满足其合理的用汇需求。对于采取股票置换、资产折股等其他并购方式的，有关部门要完善管理规定，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同时，我国还要大力推动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投资银行在跨国并购中的专业顾问和媒介作用，积极开展银企联合或战略合作，鼓励企业采取股票上市、发行债券、杠杆收购、海外存托凭证等手段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减少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依赖。
（四）根据企业投资地域确定支持重点
境外企业出现“融资难”既有自身的原因，也与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有一定的关系。截至200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还不够成熟，金融市场欠发达，对外国投资者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致使我国企业在当地很难获得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企业在这些区域的投资规模。从发展趋势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增长较快，并且我国的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为进一步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多元化，鼓励企业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我国应当对这些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和双边关系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以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免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三、“走出去”金融支持的具体措施
（一）尽快研究制订《海外投资法》等专项立法，建立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体系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完整、全面规范海外投资行为的法律，立法滞后造成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监管不力等体制性问题，不利于我国对海外投资进行统筹规划，影响“走出去”战略的有序推进。为保证海外投资政策的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尽快制订《海外投资法》等相关法律，将现有的海外投资政策和条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的制度保障体系、监管和调控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市场服务体系。为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动企业“走出去”，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海外投资法》应当对中国海外投资方向、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组织结构、地域分布、产业布局、金融支持等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和指导，同时加强对海外投资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管，避免恶性竞争。
此外，《海外投资法》还应明确海外投资监督制度，对企业“走出去”以后的发展状况给予积极关注，注重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境外项目的成功率、境外企业的存续率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对于国有企业，监管重点是建立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经营责任制度和健全考评、评价体系，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民营企业，要着重防止投资移民、资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经营等问题。
（二）进一步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走出去”必然涉及跨境资金流动，企业在外汇管理方面的需求主要有：取消在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存在的不必要的限制；适当延长境内公司对境外投资企业出口收汇核销期限；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放宽境外放款在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方面的要求；境内外资金集中管理和调拨；非贸易项下资金有效运作和高效管理；规避汇率风险、提供更多金融创新产品等。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亟需改变，外汇局应当在审慎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满足企业合理的业务需求。
（三）支持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实证研究表明，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增长和分布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具有一致性，相关度几乎达100%。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奉行“跟随客户”的战略，大多以本国企业为主要的目标客户群体。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实力逐步增强，为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时机。2006年，国内几家大银行都加快了海外发展的步伐，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银亚洲，中国银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印尼Halim银行。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入股巴克莱银行，更是我国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中资银行通过在境外新设网点和开展跨国并购不仅能够增强海外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可以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实现银企战略合作。
（四）支持国内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满足企业“走出去”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目前，国内中资银行还缺乏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明确的发展战略，同质化竞争严重，业务品种高度相似，客户群体相对集中，金融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由于对中资银行的服务不满意，一些有意“走出去”的企业都会考虑和外资银行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为防止优质客户流失，中资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针对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企业设计金融产品，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如离岸金融服务、提供股权融资、出口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海外资产抵押贷款等形式多样的业务品种。
（五）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改革政策性业务的运作机制
我国行使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职能、为“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和投资保险的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我国尚未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在管理中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例如，如何定义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如何确保有需要的企业能够获得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支持，如何处理银行因经营政策性业务造成的损失等。另外，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海外投资项目，商业银行往往不愿涉足，尤其是一些动荡地区的海外企业，更是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为打消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顾虑，国家可以通过海外投资保险等政策性保险来分担企业和银行的风险。目前，我国政策性保险的渗透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里既有市场宣传力度不够、企业风险意识较差等原因，也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业务品种少、承保能力弱有一定的关系。要推动政策性保险的发展，必须多管齐下，中央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用于特定项目的保险，各级政府可以视情况对投保企业进行保费补贴，鼓励更多企业参保，同时企业也要强化风险意识，学会自我保护。
（六）政府部门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资助等方式加强对海外投资的扶持，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咨询、培训、业务指导等方面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