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农业与金融支持

绿色农业与金融支持（共12篇）

绿色农业与金融支持 篇1

食品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 食品安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 关系着子孙后代的幸福和民族的兴旺昌盛。而绿色农业又是食品安全的基础, 推动发展绿色农业势在必行。2013年末, 大连金州新区农业人口18.5万人, 耕地面积1 043.6平方千米, 农业产值121.9亿元, 人民币涉农贷款余额205.5亿元, 占贷款余额的14.2%。多年来, 大连金州新区金融机构积极支持绿色农业发展, 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存在的问题

(一) 部分银行支持力度不够

2013年末, 农业发展银行金州支行涉农贷款余额15.2亿元, 占贷款余额72.7%;大连金州新区村镇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 贷存比分别为79.3%, 75.3%, 59.2%和17.7%, 涉农贷款余额占贷款余额比例分别为76.9%, 81.7%, 4%和1.7%。由此可见, 部分商业银行对当地经济支持力度明显不够, 尤其是对涉农行业的支持力度。究其原因, 主要存在以下2种情况。

1.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从单纯的市场占有率竞争转向了盈利能力竞争, 出于加强信贷管理、防范信贷风险的目的, 商业银行的上级行收回信贷管理权, 对分支机构信贷政策实施比较严格的授权授信制度, 制约了基层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银行总体上实行总分支行的组织机构, 县支行金融创新能力和动力不足, 信贷品种单一, 无法满足农业多样化的金融产品需求, 吸收大量存款, 但发放贷款动力不足, “抽水机”现象明显。

2.随着商业银行改革和抓大放小的经营战略转移, 部分商业银行不愿意发放小额贷款, 加之多年前农业贷款不良率高, 银行损失较重,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银行的对该类贷款的兴趣, 对农业贷款望而却步。因此, 进一步加大了信贷供需矛盾, 增大农民贷款难度。

(二) 民间融资经营行为不规范

由于受准入等政策方面的限制, 一部分有闲置资金的企业和个人, 很难找到较好的投资机会, 资金大量沉积在民间, 而且多以现金方式流动。而部分企业和个人到银行融资比较困难, 这样便形成了民间融资市场, 并得到不断发展。

民间融资是支持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为农民和农村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了便捷的资金支持, 为绿色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我国没有实行民间借贷登记制度, 社会上大量的民间借贷没有纳入金融体系, 容易引起民间资本借贷发放高利贷等不规范行为, 不利于金融体系安全运行, 影响了绿色农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 机构设置不尽合理

大连金州新区拥有20个街道, 125个自然村。现有各类存款机构271家, 在农村街道设立57家, 在村一级设立12家。街道级大都设立了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网点, 甚至个别街道还设有工商银行、大连银行等网点, 但是大部分村一级行政机构没有设立营业网点, 尤其在比较偏远的农村, 农民办理金融业务路途较远, 影响农民的办事效率。在村一级商业银行机构设置少, 机构设倾斜力度不够, 不能满足农民对金融服务方面的需要。

(四) 缺少银行认可的担保

农民拥有的土地 (海域) 使用权、受益权、林权以及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等受到现行政策法规的约束, 相关部门不允许抵押登记, 银行现行信贷政策要求贷款户提供担保, 部分企业没有银行认可的担保, 银行就不能提供信贷支持, 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大连金州新区部分涉农企业项目因前期投入比较大, 已经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 或者即将形成生产规模, 但是由于资金不足, 不能按期进行生产经营, 使前期投入的资金不能创造预期的价值。例如大连梅家专业合作社, 2013年销售蔬菜1.6万吨, 帮助村民销售75%以上的蔬菜, 解决了农民卖菜难的问题。当年该合作社投资建设20个暖棚, 准备租给农民, 需要缺口3 000万元。企业为解决资金问题, 向银行申请贷款, 银行需要企业提供担保, 担保公司因为是农业项目风险大, 不愿意提供担保, 企业又没有银行认可的押品, 贷款至今没有解决。最终因建设资金不足, 工程迟迟没有竣工, 影响了农业生产。

(五) 信息不对称

我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下, 良好的信誉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的前提, 更是一个企业融资的基础, 而良好信誉的建立是在长期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但其中仍存在信息不对称, 获取真实信息难的问题。

1.部分小微企业账表不健全, 银行无账可查。甚至部分企业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虚报瞒报公司的财务信息。

2.征信体系不健全。完善的征信体系可以让银行在充分了解企业和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发放贷款, 降低信贷风险。我国现有的征信体系不健全, 企业和个人信用数据涵盖不全面, 增加了银行了解企业和个人信息的难度。

二、建议

(一) 加大银行信贷支持力度

为发展我国绿色农业, 充分发挥县支行的作用, 提高基层银行的积极性, 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 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 支持涉农小微企业和农民的生产经营, 提高绿色农业的经营效率, 实现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建立邮政储蓄资金回流机制建设, 提高贷存比,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实现“取之于农, 用之于农”的良性循环。

(二) 加强民间融资的监管

构建一个民间融资平台, 成立相应的中介机构, 统一管理民间融资, 实行民间融资登记制度。监管部门要定期进行监测、分析掌控民间借贷规模、资金流向、利率等, 为制定宏观政策提供支持, 规避民间借贷风险。尤其要限制发放高利贷, 贷款利率控制在15%以下为宜。成立农业协会, 集中民间或者会员闲置资金, 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建立民间借贷预警机制, 保证金融稳定, 防范民间金融风险, 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 机构设置向农村倾斜

加快绿色农业发展, 创造农村金融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 增强农村金融发展能力, 建立健全科学管理制度, 控制农村金融风险。加强农村营业网点建设, 增加农村营业网点, 尤其是村级网点建设, 为绿色农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实现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四) 扩大抵押范围

困扰农民贷款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押品不足, 或者虽有资产, 但不是银行认可的押品。各商业银行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尤其是面向农村的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村镇银行, 应当积极拓展涉农金融业务, 扩大农业贷款规模, 大力支持绿色农业发展。在人民银行和银监局牵头下, 适时推广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受益权、专利权、应收账款等担保贷款业务, 开展联保协议贷款以及法人代表无限责任担保贷款等新业务。建立国家财政投资为引导, 信贷资金为支撑的多元化投资体系, 促进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五) 完善征信系统建设

由于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比较晚, 各部门之间信用数据信息互相封锁, 相关法制建设滞后, 现有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信息采集不全。因此, 应完善征信系统建设, 加快立法进程, 打破部门之间信息封锁, 达到信息共享, 为各级管理部门、企业和个人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查询服务, 为全面实现绿色农业, 支持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造福子孙后代做出应有的贡献。

绿色农业与金融支持 篇2

所谓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指农户与供销、加工服务主体的产销协作、经营组合。伴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组织发育，现在已形成了多种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其主要有：公司＋农户、合作组织＋农户、批发市场＋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以及一些少量的产销一体化公司。尽管其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多样，但其参与的主体不外乎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处于产业化中生产环节的农户以及一些小规模农民专业户；二是起连接生产和市场的龙头企业，其中包括农村乡镇企业、农民专业大户、城市商贸加工企业以及一些外商独资和合资企业；三是以一些农户为主的合作中介组织，如专业合作性的专业协会；四是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销一体化公司。在产业化过程中，几类主体在一定程度上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本文以龙头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来探讨如何做好金融支持工作，以推动和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

一、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性

（一）农业产业化主体融资的特殊性

在我国农业产业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是那些起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大都在资本运作、融资方面具有弱质性，其主要表现在内部弱质性和外部融资环境的不利性两个方面：

农业龙头企业融资的内在弱质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些龙头企业内部信用达不到银行贷款的要求，自有流动资金先天不足，内部治理结构常常不规范、企业产权不清，资信等级低，从而没有长期信用基础，信用地位不稳固，获取担保贷款能力差。

农业龙头企业外部融资环境的不利性主要表现在银行信贷和直接融资方面。信贷资金分配向国有大中型企业过度倾斜，多为其它所有制经济的龙头企业却得不到应有的信贷支持，对这些企业的信贷投放规模与其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极不相称，且对农业龙头企业贷款条件要远远高于大企业，限制了龙头企业的发展。在利率政策上，对国有企业给予较多的利率优惠，而对农业龙头企业则不实行。少数金融机构还采取一些不合规的方式，擅自或变相提高对这些企业的贷款利率。此外，这些企业单笔借款额小，笔数多，商业银行监管难度大、风险大、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高。而且在中间业务方面，金融部门的服务水平远难满足农业龙头企业的需求，突出表现在服务的品种少，仅能提供开户、结算、贷款等常规服务，而资信评估、理财咨询、承兑汇票、贴现各类代理等特殊服务则很少，服务层次低，大多数是一些小额零散的业务，长年正常性的服务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农业龙头企业由于在大银行贷款困难，不得不在信用社开户，其中间业务水平更差、效率更低，直接影响了这些企业的效率。

其次，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上，农业龙头企业无论是通过争取额度直接上市，或通过股权转让间接上市，还是发行企业债券，都存在一定困难。

（二）制度安排的必要性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一度忽视农业的发展，其结果是农业的停滞导致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因而采取一定的方式带动农业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农业产业化融资，本质上是一个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鉴于农业产业化达到重要作用和农业龙头企业的融资状况，有必要对其融资体系进行制度的重新安排。现在各国政府大都在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利用产业金融政策干预经济发展。完全“财政式”的产业发展资金的解决方式和寄希望于完全市场化、商业化的运营机制这两种思路都有失偏颇。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迁的模型主要有两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一群人的自发行为所引起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以法规形式来实现的制度变迁。在目前金融秩序混乱，行为不规范，农业龙头企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完全依赖诱致性制度变迁将势必阻碍及延缓农业产业化进程，不利于我国农业发展，基于此，政府应以多种形式给农业产业化以金融支持，走政策融资与商业融资相结合的道路。

二、构建完善的龙头企业金融支持体系

龙头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由三个子系统构成：直接融资系统，间接融资系统，信用担保体系。其中，直接融资系统包括并购、公开上市（主板、二板）、债券、产业投资基金等四个层次；间接融资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等金融机构融资；信用担保体系由政策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非盈利性的企业间互助担保机构、盈利性的民营商业性担保机构三个层次的组织结构。

为使农业龙头企业顺利融资，这三个子系统之间和内部各层次应相互融合、互为支撑、分担风险、共享收益。这三个子系统的融合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以间接融资支持企业兼并收购，以信用担保体系支撑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以金融机构为发起人、采取向社会公募或向特定对象私募的形式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基金通过购并或公开上市撤出，以信用担保体系与银行信贷相结合等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金融创新建立新的切实有效的融资方式，寻找能真正解决农业龙头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途径，以此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三、目前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系统的构建重心

（一）通过兼并收购服务，支持资本扩张

兼并、收购是企业实现资本扩张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企业融资的有效途径，它可以使企业在资产规模、新产品开发、市场份额等诸多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通过对该企业的兼并、收购拥有了对该企业资产及劳动力的控制权，并通过这种控制权将被兼并、收购企业的资源与自己企业的资源形成互补和协同效应，产生1+1＞2的效果，从而企业带来整体价值的激增。农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兼并收购其他企业扩大资本，是迅速扩大规模提高竞争力的理想选择。

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兼并收购市场是很不完善的，政府有必要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培育和完善中国的兼并收购市场。除了对中国股票市场上的一些上市公司实施必要的兼并收购政策以外，也应该重视数量众多的农业龙头企业的兼并收购，给予更宽松的市场环境，进行合理的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

在农业企业采用资产重组方式扩大资本时，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亦可给予资金或信息服务等方面支持，资金支持方式可以是多种形式，如回租租赁、抵押担保贷款等等，信息服务包括目标公司评价、税务、法律等方面的服务。

（二）设立专项产业投资基金

产业投资基金是以资本市场为纽带，以产业发展政策为引导，通过对国家亟待发展的产业，如农业、能源、交通等，实行股市融资及资本运作，以解决国家因财力有限而不能满足的产业重点项目资金需求的困难，促进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等新兴产业集约成长的一种有效的金融工具。农业投资基金，如已设立的农业高科技产业投资基金、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其投资目标主要是产业化链条上急需融资的微观主体。

建立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可以有效的组织和引导民间投资，将城乡分散的资金汇集起来投向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公募或私募筹资，设立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引导全社会办大农业。农业产业化链条是一条价值增值链，要争取利用其投入产出利润率高、对资本牵引力强的优势，抓住机遇，加大农业产业化的资本运营力度，吸引大企业、民间资金、证券市场上的游资合理投向农业；设立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通过资金的有效流动，有助于龙头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促使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投资基金将会大量流向诸如优质种苗繁殖基地项目、各优质水产养殖项目、区域性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加工保鲜和运输行业、农业市场信息建设等方面，这些项目将带动农业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

农业产业化中的投资基金的设立将有利于减少政府对农业方面的投入，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解决了国家投资的部分不足，同时，农业方面投资基金需要一定的政府支持，如在税收政策上应实行优惠、提供配套的政府低息贷款，与此同时，还应对基金的投向进行合理约束。

（三）建立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信用担保体系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是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与债权人约定以保证的方式为债权人提供担保，当被担保人不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时，由提保人进行代偿，承担债务人的责任或者履行债务，它是一种信誉证明和资产责任结合在一起的金融中介行为，可以排除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时担保品不足的障碍，弥补中小企业信用的不足，改变资本供求双方的利润流和剩余控制权配置结构，分散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促进融资交易的发生，进而优化金融结构。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要将龙头企业纳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完善为龙头企业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解决农业龙头企业贷款难、担保难、抵押难的问题，降低部分银行风险，提高银行给龙头企业的融资的积极性，关键是建立龙头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应以中小企业间互助性担保机构和民营商业性担保机构为基础，建立省级再担保机构，为辖区内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服务，开展一般再担保和强制再担保业务，并配合人民银行、财政等部门，对辖区内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进行监管。担保机构与再担保机构之间约定风险承担比例，对风险性较大的项目应该实行强制性的再担保。

中日农业金融支持研究综述 篇3

（1.河北大学 期刊社，河北 保定 071002；2.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3.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还处于转型时期，农业生产和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近年来出现的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更凸显出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只有在组织体系、经营机制和金融产品等方面进行大力创新，才能满足现在农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保障农产品价格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波动，使农业生产与发展更具有稳定性。发达国家的现状说明，农业发展并没有随着社会生产的工业化发展而加快，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更多的问题，我国农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的压力在逐年增加的土地财政政策下也越来越大，社会发展中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本文试图从现阶段农业发展的一般状况出发，结合金融支持的相关措施，分析已有的不足，为进一步研究探寻空间。

一、对我国农业金融支持研究现状的分析

与国外比较，我国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仍然不健全。虽然政府给予了很多惠农政策，但效果并不很理想，尤其是民间组织没有与政府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来共同支持农业发展；金融机构也未能给予农业发展更加优惠宽松的信贷条件。根据高振宇（2005）的研究[1]，我国农业财政支出总量在绝对数字上不断上升，但是农业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主要是现在中央政府只承担很低的农业支出份额，筹资主体由县、乡两级财政负担所造成。对此，解决农业发展应该首先利用高新技术提高粮食产量，调整农产品结构，而农村基础教育支出不应该与县乡等基层财政收入直接对应，应该由更高级直至中央财政承担。赵黎明，张心淼（2010）[2]，在分析城市反哺农村问题中认为，农业问题的特殊性应该充分考虑客观的地理和气候等因素，非常谨慎地给出因地制宜的对策建议，不能套用一般经济理论一刀切地解决农业发展问题。在其研究综述中对于城市反哺农村的研究也都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但是，没有对政策的可行性和可靠性进行充分的分析。与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农业保险保障机制的建立对农业风险的防范，加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我国农业的竞争力意义十分重大。因此我国应该逐步建立政策层面的农业保险保障机制。张新光（2008）[3]认为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低效与高农业需求之间的矛盾，必须使农业生产市场化。让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的效益反哺农业。武翠芳（2006）[4]在农业信贷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中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信贷对农业产出的贡献仍是相对较低的。农业固定资产在农业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居于次要地位。农业信贷中只有流动资金贷款，而没有固定资产贷款，严重影响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到农业经济增长，因为许多结构调整是同大量的固定资产、基础设施投资相联系的。

二、对日本农业金融支持研究现状的分析

彭述林（2008）[5]对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进行研究发现，伴随着新粮食法和WTO农业协定的实行和签订，日本要扶植发展本国农业经济，提高国内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农产品销售及流通效率。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深刻调整，一方面减少了粮食补贴，另一方面加大了农业现代化人才的培养以及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从而实现了日本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日本每次颁布一项新的惠农政策都会有相应的法规与之配套。因此日本农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是健全与农业政策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中国农业发展，实施时有法可依，为农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投资广度和深度，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扩大基础农业服务的投入。吴宇（2009）[6]在研究中提到给予农业发展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其主要目的是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切生产和加工融资农协系统是农业机械等设备投资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同时也贷款给有关联的如化肥、农业机械等大型企业。另外日本的制度金融通过债务担保等将银行的资金注入农村，农协向农民提供的担保来自于政府的利息补贴和信用担保。利息补贴能有效地调动民间资金进入农村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可以用于农村生产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措施都有效地调动了资金进入农村的积极性，对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本政府的支持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展的有力支撑。日本发达的金融市场和覆盖面广泛的农村合作金融业务是日本农村合作金融支农的成功经验。相对于日本农业经济组织的建设和功能来说，我国现阶段的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大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整个农村状况是农户以个人为单元。没有有效的农村合作组织统一组织和指导农民在农村的生产与发展，国家层面更是没有专门为惠农而建立的农业组织。而日本农协主要建立在社区一级，在农业发展中覆盖面广，措施到位，从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到农民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各个领域有效地将农民组织起来，发挥规模效应成为农户进入市场的渠道。农协组织自上而下结构，覆盖了整个农村地区，改善了日本农业生产和发展，是日本重要的组织体系。日本农协从金融、保险、医疗及其他社会服务几乎无所不包，为农业生产提供全过程服务。可见，日本政府履行相应职责、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保证日本农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三、简评与展望

在对国内研究的过程中，在制度层面需要政府对农业发展有更多的政策倾斜，并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减少中间环节，使管理更加扁平化。技术上需要区分不同地域进行投入进而扩大技术的覆盖面。另外，采取企业化的运作模式，利用龙头企业带动区域农业的发展使农业生产向集约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金融支持上给予农业更加优惠的信贷支持，以及成立专门的惠农组织建立农业生产和金融服务之间的纽带。通过对日本农业生产及相关金融支持的研究表明，日本支持农业的金融机构和发达的金融市场是我国现阶段所欠缺的，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的配套组织和措施以及农业生产的政策法规在我国也有待完善。基层组织缺乏和结构混乱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在农业保护方面，诸如专门的农产品价格保障制度的缺失造成了现阶段依旧会出现农业生产过程中对价格的追逐行为，使得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

在分析目前对农业发展与金融支持关系的研究中，学术界针对金融支持农业问题提出的建议并未进行可行性和可靠性验证，能否给出具体的实施建议应该是接下来进一步研究的关键。日本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相应的组织架构和政策法规的完善性值得我们借鉴。由于我国农业生产依旧比较落后，农村现有的条件和农民的意识能否使一些措施更好地实施应该对其进一步验证。而且在我国地域差别很大的现实条件下，对农业发展的研究应该有针对性，比如具体的农产品产地的研究和对地域差别的研究，等等。由于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和配套政策、设施等限制，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寻找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源所在，应该结合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业发展以及金融领域对农业的支持现状，从整体把握农业产业链的不足，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和农业现状的对策和建议。

[1]高振宇.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一个财政视角[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2]赵黎明，张心淼.反哺趋势下农村收入差距的研究述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3]张新光.农业现代化的规律性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8，（11）.

[4]武翠芳.农业信贷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6，（9）.

[5]彭述林，吴宇.美日欧农业支持政策比较研究[J].日本问题研究，2008，（1）.

绿色农业与金融支持 篇4

目前, 山西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致分为四类:一类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是现代农业经营服务的基本主体, 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截至目前, 山西省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42000余家、社员60余万户, 入社率约14%。第二类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目前, 山西省共有各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600余家, 其中省级以上188家、国家级以上33家。2013年, 山西省各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816亿元, 同比增长29.7%, 连续3年保持了23%以上的增长幅度。此外, 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也不断增加。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的不断扩大, 农村主体的经营规模也不断扩大, 集约化水平日趋提高。

(一) 总体情况

从金融支持的情况看, 涉农金融机构大力支持现代农业, 积极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金融需求, 有力支持了“三农”经济的发展。2013年末, 山西省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为5880多亿元。其中, 农户贷款余额为1100多亿元;农村企业贷款余额近4000亿元, 农村各类组织贷款余额150多亿元。

从各机构看, 首先, 农村信用社仍是支农主力军。截至2013年末, 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余额占全省涉农贷款的80%以上。农信社涉农的存款总量、增量均居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首。其中, 农信社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余额140亿元;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余额10多亿元;支持供销社贷款余额6亿元。其次, 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三农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农业发展银行坚持把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推动全省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的着力点来抓, 择优扶持省农业办确定的农产品加工“513”工程企业。第三, 农业银行的金融服务涉及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包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农超对接”客户、农业产业链客户等。

(二) 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创新服务

针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特殊情况, 创新服务主要体现在产品创新和担保创新方面。

一是信贷产品创新。农村信用社根据当地特色推出的各种信贷产品, 如吉县依托苹果产业推出的苹果交易仓单质押贷款;新绛县以蔬菜产业为基础推出的“绛州绿”蔬菜大棚贷款等。吕梁柳林联社推出了“枣贷通”红枣加工企业信贷产品。大同市农村信用社为更好地支持土豆及菌灵产业的发展, 开发了“土豆宝”、“菌灵宝”贷款产品, 及时为农户及企业输送资金。另外, 为了助推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 农村信用社还开办了农机具抵押贷款产品。

二是担保方式创新。为了解决当前农村地区“贷款难”、“担保难”的问题, 不断创新担保方式,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积极扩大担保范围, 开办林权、应收账款、专利用权等权利质押贷款业务成为共识。目前, 全省共有24个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开通了林权抵押贷款业务, 贷款户数98户, 贷款余额18242万元。此外, 许多涉农机构还开发了农业产业设施抵押贷款、旅游门票收费权质押贷款等。如临猗县联社实行“信用社+企业+农户”经营模式, 企业不但帮助农户产、销, 还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 有效缓解担保难的问题,

三是农村信用社还结合农村青年创业实际, 开创以农村青年为主体、征信为核心、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为依托、示范基地为平台、信贷扶持创新为手段的“农村青年+征信+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示范基地+信贷扶持创新”的“1+4”创建模式。设计了“农村青年致富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村青年创业小额贷款”等多款产品, 在抵押担保方式、贷款利率、还款方式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 从而为农村青年信用示范户提供优质、良好的金融服务。

(三) 政策支持

在金融政策方面, 主要是强化对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金融扶持。如农业银行总行下发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做好农业集约化经营和规模化发展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 明确提出要“强化对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金融扶持”、要“围绕各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金融需求, 创新金融产品服务,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信贷制度方面, 农总行推出了《林权抵押担保管理办法》用于缓解农村地区有效担保不足的问题, 推出了《农业产业链农户贷款管理办法》用于满足农户在农业产业链上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融资需求, 推出了《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 贷款管理办法》用于满足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 的信贷资金需求。

二、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面临的障碍

首先, 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单一, 服务方式滞后, 难以满足农业产业化多样化的需求。目前, 县域金融机构由于受到业务授权限制和业务发展思路及人员业务素质等方面的影响, 仍以提供传统的金融服务品种为主, 如存取款、汇兑结算, 信贷业务除重点工业贷款外, 以小额农户贷款为主。而符合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信贷需求的信贷产品较少。

其次, 农业保险制度发展滞后, 制约涉农金融机构放贷动力。传统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制约, 调查发现在县域范围内, 保险公司推出的农业保险品种极少, 而由民政部门发放的灾害救济的补偿无法满足农业发展需求。由于缺乏农业保险供给,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机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风险程度的评估, 成为“惜贷”的重要因素。如农信社在推广林权抵押贷款的过程中, 为规避信贷风险, 一般都要求客户购买森林火灾保险, 而商业性保险公司不提供此类保险, 政策性保险尚没有此类业务, 导致推广难度加大。

第三, 信用评价体系不健全, 抵押担保方式创新缓慢。目前金融机构普遍缺乏行之有效的针对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 无法对他们进行全面的信用评价和风险评估, 而且各个涉农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能共享, 金融机构对农业新型主体缺乏发放信贷所必须的信息。此外, 农村特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其他权利作为贷款抵押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 又缺乏专门的担保基金或机构为农户提供担保。这些因素都制约了金融机构放贷的积极性。

第四, 涉农机构认识不到位, 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由于涉农金融机构宣传不到位, 加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知识缺乏, 不知道根据自身条件和需求通过合适的方式融资。另一方面, 政府职能部门的引导不够, 部分信用社反映没有具备实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前来咨询。更为重要的是,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的评估、登记、交易等配套服务还没有建立, 使得农民手中的资产无法变现。这些都制约了金融信贷的投入。

第五, 新型农业经济组织资质量低, 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不健全, 不符合农村金融机构授信条件。调查发现, 样本中只有30%的合作社严格按照章程规范运作, 大多数合作社管理松散, 没有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另外, 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尚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没有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体制。部分龙头企业在发展壮大后, 偏离了主业, 盲目追求企业的扩张, 扩大了经营风险。

三、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1.规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增强其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加强指导, 要从规范章程和制度入手, 规范各种主体的工商登记、管理等制度, 重点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引导和带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有效减少个人非理性决策对企业造成的影响, 以此增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吸引力。

2.加大创新, 有效提升金融支农水平和资金效应。一是要加大创新力度, 推进林地、土地、水域经营权、矿产开采权等权利抵押贷款, 探索建立农村集体土地产权证、农业政策性补贴、大型农机具、设施温棚等抵押、质押担保方式, 解决经营主体融资难问题。二是要加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点目标, 按照“贴近三农、服务三农”的原则, 将创新信贷模式与发展现代农业相结合、与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相结合, 支持具有带动效应的龙头企业, 深入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三是监管部门将支农作用的发挥纳入考核范围。对于能够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农业农村发展, 不断增大支农信贷资金投放, 不断增强支农作用发挥的金融机构, 给予考核加分奖励。

3.为金融支农提供政策引导和保障。一是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提高涉农金融机构开展服务创新的积极性。加强利息优惠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利息优惠政策覆盖范围, 对发展前景较好、盈利能力较强、辐射农户范围较广的企业, 给予一定的利息优惠政策倾斜, 从而降低企业财务费用, 为企业减轻负担。二是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强化金融机构的支农责任。人民银行要加强货币信贷政策引导, 安排专项信贷规模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实施定向鼓励政策,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投放比例较高的涉农金融机构执行利率优惠的再贷款政策和较低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支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签发、承兑汇票的金融机构需求, 为其优先办理再贴现, 提高其资金实力和信贷支持能力。

4.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一是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 合理降低保费、提高赔付额, 增强商业性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二是适时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 加大政策性涉农保险业务覆盖范围, 实现应保尽保;三是积极鼓励和培育民间资本进入保险市场, 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农业风险补偿基金等不同形式的农业保险, 分担涉农金融风险。

5.完善融资配套服务体系, 努力改善融资基础条件。一方面要积极构建多层次的农村担保体系, 健全风险分担机制。可以建立多种形式、多种性质的贷款担保机构, 以实现与银行信贷的有效对接。另一方面, 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交易市场, 包括确权、登记、颁证等服务, 为土地流转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1]徐栋, 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亟待发力, 金融时报, 2013-03-18

[2]中国人民银行土左旗支行课题组, 关于家庭农场金融服务问题的调查, 内蒙古金融研究, 2013-07

[3]王锦荣;温新;崔有林,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与金融支持的调查思考——以长治市为例, 《华北金融》2014-03

农业生态补偿财政的金融支持论文 篇5

关键词：财政支持；农业生态；融资；补偿制度

1引言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到它必须达到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率的要求，完善补偿机制对于耕地的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水域、森林和草地资源和物种资源的保护有着良好的作用，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可持续发展得到改善，展览容量继续增加。当往耕地中喷洒农药时，药物中含有很多有害的化学成分，此时应该利用可再生资源对其降解，并且科学有效的回收材料，这样一来，可以保证人们身体健康以及生态环境绿色、安全，它的生产过程具有正外部性的特点。因此，本文试图从视角使金融体系的`金融和金融机构的一项研究。

2绿色农业生态补偿的内涵

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对策 篇6

金融供给问题

一是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新态势对农村金融资源的“虹吸”现象十分普遍，2014年底全县金融机构存贷比为40.69%，从运用情况来看多在个人消费、固定资产购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等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资金的难度较大。二是金融产品针对性低。首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多无法提供财务报表、合格抵押，难以适用小微信贷产品和通过股权转让系统融资；其次，由于前期资金投入大、生产周期长，小额信用贷款难以满足经营主体的实际需求；第三，农权、保险等资源尚未形成融资的有力支撑，目前，邻水县已试点林权质押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贷款等新产品，但总体规模不大（接近1000万元），农业贷款保证保险项目尚未得到有关部门响应。

金融支持政策建议

——加强县域信用环境建设，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社会氛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信用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一旦缺失将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去年，国务院颁布了全国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并将其纳入深化市场改革的配套措施；今年，又积极建设以诚信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制，整合信用信息、共享信用记录已经大势所趋。全县要加快建设行政力量主导、金融机构参与的信用生态体系，尤其是农村信用体系，让恶意违约者受到有效制裁，使改革红利真正帮助那些既守信用又重事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以较低的成本从金融机构取得足够的资金。

——完善农权抵押配套机制，有效拓宽担保物范围，激活农村资产。一是加快农村产权确权颁证工作，目前全县已经完成林木确权，农村承包地确权也接近尾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等其他农村产权确权应尽快试点，确保权属明确。二是在县农村产权评估中心的基础上，借鉴房地产价值评估运营模式，健全农村产权价值评估机构，形成专业、权威的评估团队，确保价值量化。三是在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的基础上，借鉴国土及公共资源交易的有益经验，构建覆盖城乡的农村产权交易信息平台和完备的交易规则，确保交易可行。四是参考政务服务中心联合办公模式，整合林业局、农业局、国土局、房屋监理等抵押登记管理部门，建立统一的农村产权监理中心，确保规范登记。五是建立农权抵押风险分担机制，由财政出资，按一定比例承担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形成的不良贷款，提供金融机构参与积极性。

——通过政府有效引导、扶持和奖励，强化涉农金融机构支农支小服务。一是通过提升涉农贷款、农村综合金融服务站、农村银行网点的补贴标准和牵头组建信用担保公司等方式，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二是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试点推广小额农业信用贷款保险，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额度。三是出台财政资金归集与支农支小业务挂钩的联动方案，激发县域金融机构主动营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农信社要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坚持服务“三农”市场定位。一是创新信贷模式，积极探索小微融合模式及复制工作，总结推广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典型经验，发挥专营机构在县城、各大型场镇的主导作用，重点服务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特色产业；各乡镇信用社更多地深入村社，拓展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二是推动网点转型，按照省联社统一要求，合理调整网点布局，规范建设物理网点；同时，高度重视自助网点建设，推行“1+N”“2+N”模式的智能银行，在乡镇、大型集贸中心、大型社区布放离行式自助银行机具，打造便民金融。三是推进电子银行建设，加大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助农取款终端等电子银行和卡基类存贷款产品（如卡贷通）的营销力度，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介手机银行商务版，创建支付惠农示范单位。

——整合金融资源，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链金融。一是邮储银行在试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其他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品种。二是农信社在前期开展林权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的基础上，融合小微信贷技术，探索供应链、产业链融资模式，“量体裁衣”式发展集群客户，推广圈链群（商圈、产业链、客户群）批量营销，通过整合渠道、产品、服务等优势，实现交叉营销，增强客户粘度。三是农业银行着力解决农业经营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后资金需求升级问题。四是农业发展银行创新中长期贷款方式，满足新农村示范片建设、小城镇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农村电网、路网、通讯网建设改造等信贷需求。五是工商银行围绕直接融资创新，进一步拓宽投资银行服务领域，帮助符合条件的农业企业开展债券承销、挂牌上市、并购重组、资产证券化等与资本市场关联的融资顾问业务，为客户打通资本市场融资通道。六是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综合运用租赁、信托、保险、产业投资基金等领域的金融资源，多渠道满足客户融资需求。

——强化依法合规经营和风险控制，坚决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过程中，拓展业务、创新产品的金融风险更大，金融机构务必依法合规经营，确保风险可控。一是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关注宏观、微观经济形势以及客户经营状况，特别要加强对现代农业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产品的风险监测管理。二是创新风险管理技术，实施名单制管理，凡是涉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无论金额大小、投融资业务，金融机构均落实专人建立专档保管。三是强化合规管理，通过职业培训和制度约束等多种途径，促使员工增强法纪意识和遵循从业守则。四是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对个别圈占一定土地但长期无实质进展的主体进行淘汰，调整盘活有限的农业资源，对有劣迹的主体及法人代表纳入“黑名单”管理，在公司注册、工商登记、企业入股、高档消费等领域予以限制，从社会影响和个人预期方面强化依法合规经营，避免系统风险。

绿色农业与金融支持 篇7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无农不稳”。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核心，在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诸多要素中，一直被寄予厚望并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如何运用好银行、信贷、保险、证券等金融机制，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一个健康的农村金融市场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加速增长以及减少贫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金融基本理论及其分析

1.1 金融基本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系。

1.1.1 金融抑制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抑制”问题。金融抑制的核心是利率管制。在金融抑制下，因为存款的实际收益很低，所以储蓄很低，由于银行不能根据风险程度决定利率，低的实际贷款利率吸引那些低收益和低风险项目，对生产性项目或高风险项目来说，要么得不到贷款，要么借助于信贷配给，而银行只能选择安全项目，从而使风险降低，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很难得到银行信贷，只好求助于非正式或场外市场，这样非正式的信贷市场就会产生。

1.1.2 金融深化理论:

麦金农和肖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是因为存在着金融压抑现象，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主要标志是金融部门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其核心内容：放松利率管制；缩小指导性信贷计划实施范围；减少金融机构审批限制，促进金融同业竞争；发行直接融资工具，活跃证券市场；放松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限制。

1.1.3 金融约束理论:

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于1997年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认为“金融约束”政策比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支持经济增长。其核心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而将利率维持在低于竞争性均衡水平的正的实际利率，从而为民间机构尤其是金融机构创造租金机会，从而推动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金融约束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金融约束政策，达到提高金融市场效率、逐步实现金融深化的最终目标。

1.2 金融理论评价

农村金融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影响。因此，分析金融理论利弊，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2.1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压抑。

金融抑制理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金融工具形式单一，规模有限；金融体系存在着“二元结构”：一是由现代大银行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二是由钱庄、当铺、合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金融机构单一，商业银行在金融活动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金融效率低。直接融资市场落后，并且主要是作为政府融资的工具而存在；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我积累和银行贷款；实行严格的管制，致使金融资产价格严重扭曲，无法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具体表现是压低实际利率，高估本国货币的币值。金融压抑现象，虽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有关，但政府所实行的政策更起直接作用。纵观我国经济发展，我们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

1.2.2 金融约束理论对我国经济也不适合。

在金融抑

制宏观背景下，我国有意识选择的是一条金融约束的发展道路。金融约束加大了宏观改革成本。在信用经济的条件下，金融业的运行情况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金融约束的存在使我国金融约束的时间无限拉长，资金配置效率降低，理性规范的环境无法形成，社会信用体系、信用观念严重缺失，这一切都构成了我国金融约束的宏观成本。

1.2.3 麦金农和肖所提出的金融深化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

金融深化理论既弥补了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世界上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几乎都选择了一条金融压制——金融约束——金融深化的改革路径。(1)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改革道路的最终选择。

1.3 金融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基于以上理论，我们对河南省农业大市南阳市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认为金融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金融深化理论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1.3.1 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

根据熊彼特和戈德·史密斯的观点，金融机构与金融资产越丰富，金融活动对经济的渗透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快。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K,L,M,A），农业的产出水平主要取决于投入农业的资本（K）、劳动力（L）、土地（M）和农业技术（A）四种生产要素。而资本是这些生产要素的核心，毕竟劳动力、土地和农业技术的获得都离不开资本的支持。(2)以河南省南阳市为例，2008-2011年涉农贷款年末数据为：2008年393亿元，2009年421.27亿元，2010年519.23亿元，2011年631.46亿元。相对应的2008-2011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即农业GDP数据如下：2008年5863075万元，2009年6265797万元，2010年6821822万元，2011年7076852万元。(3)由此说明，南阳市涉农贷款对农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外部作用，对农业发展和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金融发展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1.3.2 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负相关关系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农村资本形成不足，资金短缺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完善农村金融体系，解决农村信贷资金需求，成为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以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为例：2011年上半年全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479213万元，较年初新增贷款2756万元同比少增10290万元。从贷款投放进度看，1-6月贷款分别较上月增长9144万元、-482万元、-16721万元、-1800万元、18568万元、-21178万元，信贷投放基本处于大起大落的非均衡状态。(4)从深层次看，县域优势产业和项目不足，金融机构缺乏稳健的信贷增长机制是信贷投放弱化的根本原因。由此可知，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还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由于农村金融机构少，资金量小，供给总量不足，导致“三农”对金融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金融与农业经济的发展存在负相关关系，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 金融抑制在我省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方面明显存在一定的金融抑制：政府管制的低利率造成巨大的融资缺口，只能通过信贷配给的方式安排农业发展的借贷资金；金融市场的分割形成金融体系的二元性，将农业发展所需的融资主体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

2.1 农村信用社支农的动力和激励不足

由于商业化改革，农村信用社经营的利润和导向越来越明显。由于农业经营活动风险不确定，农业信用社没有足够的激励向农村经济活动提供贷款，表现为真正用于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活动提供贷款数量不多，农业信用社都表现为“非农化”特征。

2.2 农村资金外流，农业筹集资金困难

农村资金成了众多金融机构争抢的对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在大量收缩面向农村的金融业务，国有商业银行设在县以下的机构网点都在加快撤并或上收进城，设在县及县以下的现有机构网点大多也只有吸收存款权，没有贷款权。因此，在这些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往往是存大于贷，由此导致大量的农村资金流失。

2.3 现有基层金融服务机构缺乏有效的金融技术和产品

现有基层金融机构难以把握应对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村微信贷款项中有一部分是用于日常生活之需，与传统金融机构贷款的生产性用途相悖。农村信用社受到行政干预和利润导向行为，满足农业发展需求的作用有限。

2.4 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资产质量差

农村金融的笔数巨大，但单笔资金数额较小，信息不对称，耗时多成本高，亏损严重，风险大，服务水平低，贷款手续繁琐，时间过长。传统银行要求房屋、土地等抵押物，基层农户和个体缺乏足值抵押物，难以满足银行的要求，从而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5 农业发展银行没有起到预期的政策性金融作用，支农作用弱化

而非正规金融没有合法地位,缺乏规范和保护。因此它在有效利用乡土信用资源，满足农村融资需求，缓解农村资金紧张状况方面所起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

2.6 农业保险缺位，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的状况

由于农业保险赔付率高，回报率低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依据，加之保险公司在实行商业化经营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农业保险业务日趋萎缩。不仅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的状况，而且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增长的进程。

3 基于支持农业发展的金融深化理论下的金融改革措施

如何解除农村金融抑制因素，发挥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已成为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函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当前我国“三农”发展对农村金融的实际需求，最根本的就是基于金融深化理论指导下进行农村金融深化，完善农村的金融服务。金融市场的活跃高效，会带来整个社会经济的活跃。

3.1 大力改革农村金融体系

一方面要完善正规金融体系、改进服务，特别是改进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逐步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加大重组和改造农村信用社的力度，让其以独立的金融组织角色进入市场；另一方面，要为民间金融制订一定的法律框架，给其一定的发展空间，引导其有序成长。鼓励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等正规民间金融机构充分吸收民间资本，拓展发展空间。规模较大的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进一步转制，分别组建农村商业（合作）银行、城市商业银行。

3.2 政府推动金融深化

可借鉴当前城镇中小企业“小巨人贷款”的方式，即由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建立农业金融服务中心，并将其作为科技发展贷款和科技成长贷款的专营机构，对有发展潜力的农业企业也实行“小巨人贷款”方式，专注于为推进农业科技小巨人企业提供专属金融服务和支持。此类农业企业主要从事大规模的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3.3 深化商业银行改革

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来加强利润的激励和约束力，提高以高风险获得高收益的积极性，增强对风险较大的农村信贷市场提供信贷能力：支持非政府组织改制为正规的金融机构开展微信贷业务；支持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社区银行及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微信贷业务为主；农村信用社改革，可采用“孟加拉模式”，扩大微信贷业务规模；支持各大银行开展微信贷业务；鼓励外资银行在国内开展微信贷业务。

3.4 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

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在农村领域的资金投放，目前农村金融资源已主要向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社集中。一是可以以法律形式规定商业银行每年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投放到农业或涉农领域。二是进一步完善邮政储蓄的有关政策，建立起邮政储蓄资金回流机制。

3.5 建立健全农户和农村企业的贷款抵押担保机制

要针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实施多种担保办法，探索实行动产抵押、仓单质押、权益质押等担保形式。鼓励现有商业性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鉴于农村可抵押担保的资产缺乏，也可由政府投资建立农业企业担保基金，专门服务于农业企业发展，并完善对担保机构的监管框架。

3.6 制定配套政策措施

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力度，发放政策性贷款，建立信用担保机构和农村保险来分担和转移金融机构风险，以提高金融机构提供农村信贷的积极性，例如可考虑减免从事农村微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相关税收；对小额农户贷款实行奖励政策；放宽信贷规模控制；循序渐进地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利率，可推行农村金融市场先行放开存贷款利率的尝试，调动村居民进行货币积累的积极性，极大地吸引非农资金流入，扩大资金供应。建立适合农村金融特点，相对独立于现行金融监管机构的金融监管机构，创造适合各地实际的灵活多样的监管方式。

总之，在金融抑制政策背景下，一方面导致大量农村资金外流，另一方面形成了农民贷款难问题，极大地束缚了我省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运用金融深化理论作指导，继续加快金融机构的企业化、市场化。要提高金融效率，政府就必须逐步放松对金融市场的干预，逐渐实现市场对政府的替代。要对正规金融机构进行重新界定，正确引导民间金融的发展。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深化，使金融能够更好地支持农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付明月.农产品贸易对中国地区间农业经济增长不均衡的影响[D].山东理工大学,2011.

[2]韩娟.山东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11.

绿色农业与金融支持 篇8

一、灰色关联分析程序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性程度来衡量因素间的关联程度, 从而揭示事物间动态关联的特征与程度。其优点是对统计数据的多少和有无规律都没有过分的要求, 计算量小, 并且不会出现关联度的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不符的情况。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的研究中涉及的因素很多, 例如种植面积、耕作技术、气候、政策环境等等, 导致信息是不完全的, 数据也是不准确的, 灰色关联分析法克服了回归分析中不能分析各因素间动态的关联程度的缺点, 能够对系统动态发展趋势进行量化比较。因此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进行动态分析。

(一) 确定分析序列

分析序列包括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 参考序列记第k个时刻的值为yi (k) , k=1, 2, …, n, 则yi (k) = (yi (1) , yi (2) , …, yi (n) ) ;比较序列记第k个时刻的值为xj (k) , k=1, 2, …, n, 则xj (k) = (xj (1) , xj (2) , …, xj (n) ) 。

(二) 初值化处理数据

对原始数据进行初值化处理, 可以消除量纲, 从而保证模型分析的准确性。参考序列yi (k) 的数据初值化:yi’ (k) =yi (k) /yi (1) ;比较序列xj (k) 的数据初值化:xj’ (k) =xj (k) /xj (1)

(三) 求序列差值

求比较序列xj’ (k) 和参考数列yi’ (k) 之间的差值, 公式为:△ij (k) =︳yi’ (k) -xj’ (k) ︳

(四) 计算关联系数

关联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ρ是分辨系数, 可以加强不同关联系数之间的差异性, 其取值范围在0~1之间, 一般取值0.5。

(五) 求关联度

为了便于进行整体比较, 所以通过取关联系数的平均值来计算关联度, 即假设各指标权重相同。计算公式为

二、农业产业化和金融支持评价指标选择

(一) 农业产业化评价指标体系

农业产业化评价指标体系是建立在科学性、系统性、导向性的原则下, 以能充分反映产业化发展目标和实现程度为依据。关于农业产业化水平指标的选取, 国内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 如刘树 (1997) 从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农业生产结构优化、生产经营规模化、资源利用率、农业相关产业群发展程度等来建立指标体系。周洁红、柴彭颐 (1999) 从农业产业化规模指标、农业产业化市场指标、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农业产业化集约化指标、农业产业化效益指标五个方面建立农业产业化指标体系。徐冯璐、程文兵 (2007) 从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效率、农业市场化、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等四方面分别设立指标。赵俊英 (2010) 从农业现代化水平指标、农业生产效率指标、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指标、农业生产结构优化指标四方面建立指标体系。

借鉴上述研究, 本文将农业产业化水平评价体系设计为农业产业化规模和农业产业化质量两个一级指标, 下含7个二级指标, 以期能真实反映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

1. 农业产业化规模指标。

本文选用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总台数、人均耕地面积、劳动力规模四个指标来衡量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农业机械总动力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总体规模;用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总台数代表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人均耕地面积代表农业商品基地的规模;劳动力规模是指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农业劳动人数, 也包括农产品加工、供销领域的劳动人数。

注:表中数据是根据2001~2012年《黑龙江统计年鉴》、2001~2012年《黑龙江年鉴》、2001~2012年《中国金融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2. 农业产业化质量指标。来衡量农业产业化的质量。农业产业化是建立在现代高新技术基础上的, 因此农业科技贡献率是衡量农业产业化质量的重要指标;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销售收入反映经济影响;农业生产总值从总体上反映出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的产品总价值。

本文选用农业科技贡献率、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销售收入及农业生产总值三个指标

(二) 金融支持评价指标体系

经过调查表明, 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的主要来源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 包括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对龙头企业、农户的各项农业贷款。

三、实证计量与结果讨论

(一) 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上述指标2000~2011年12年数据进行实证计量, 原始数据如表2所示。

对原始数据进行初值化处理, 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经初值化处理后的数据, 利用MAT-LAB7.1进行计算, 得到关联度矩阵R

(二) 结果讨论

关联度矩阵R揭示了金融支持各指标与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各指标的关联度, 据此可分析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及合作性金融对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的影响。首先分别计算出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与农业产业化的平均关联度。在等权关联度假设下, 平均关联度的计算公式和结果如下。

商业性金融与农业产业化总体水平的平均关联度

政策性金融与农业产业化总体水平的平均关联度

合作性金融与农业产业化总体水平的平均关联度

由计算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1. 合作性金融对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进程的贡献最为明显。

不论是与农业产业化规模和质量的平均关联度, 还是与农业产业化总体水平的平均关联度, 都是合作性金融大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这是因为, 农业政策性银行重点保证粮、棉、油等基础的、关联国计民生的大宗农副产品的收购资金;农业银行商业化改制后, 以盈利为目的, 对投入产出比较效益低的农业投入必然会相对减少, 同时随着集约化经营程度的进一步加强, 原来在农村县乡一级设置的营业网点已大幅度收缩, 主要业务退出农村市场向大中城市集中;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在农村地区, 服务定位于“三农”, 决定了农村信用社和农业、农民和农村已经形成了整体利益共同体。所以, 合作性金融与农业产业化的平均关联度要大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与农业产业化的平均关联度。

2. 比较总量分析和个量分析不难发现, 在总量分析时, 商业性金融与农业产业化总体水平的平均关联度小于合作性金融与农业产业化总体水平的平均关联度;而个量分析时, 对于农业产业化的某些方面, 商业性金融与农业产业化的关联度要大于政策性金融与农业产业化的关联度。

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大量的财政性存款被其他商业银行吸收, 农村地区吸储空间有限, 全省农业信贷资金投放总量难以扩大, 但是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对贷款产生了大量的需求, 受到存贷比例的限制, 一些农信社支农贷款常常不足, 支持“三农”力不从心。

四、基本结论

综上分析可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 灰色关联度的计算结果总体上是切合黑龙江省实际的;第二, 不论农业产业化规模还是农业产业化质量都与金融支持正相关, 农业产业化离不开金融支持;第三, 灰色关联计算得出的关联系数均在0.8以下,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程度并不高, 各金融机构支农力度有待加大;第四, 不同金融资源与农业产业化的关联度不同, 说明关联度小的金融资源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 金融资源在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配置不尽合理。

五、政策建议

(一) 加大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力度

首先要增加金融服务农业产业化的机构网点,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基础金融服务空白乡镇设立网点的, 给予相应补助。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县域的新增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 确保实现涉农信贷投入有较快增长, 涉农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不低于上年水平。其次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对龙头企业授信业务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 重点支持一批市场前景好、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建设项目。最后, 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为诚实守信的龙头企业和农户开辟贷款“绿色通道”, 进一步完善龙头企业贷款授权授信制度, 完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的联保制度, 减化贷款手续, 缩短办理时间, 在手续齐全的条件下要在柜台一次性办结。

(二) 合理配置金融资源

对黑龙江省现有的三农服务金融机构进行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农业银行信贷服务要侧重于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生产基地的支持, 并集中扶贫贷款规模, 重点支持一批能够带动贫困户脱贫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发挥国家政策导向作用。农业发展银行要继续将支持粮棉油及其相关产业的龙头企业作为一项长期的、重中之重的工作职责, 同时要扶持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介入的农业产业化企业或项目, 从而实现其与农行及农村信用社的功能互补。农村信用社要继续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并提供大额农户担保抵押贷款, 以满足农户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和农产品加工、流通等方面的资金需要。

(三) 拓宽农业产业化融资渠道

绿色农业与金融支持 篇9

近年来，我国农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据国家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统计，中国境外农业投资与合作已遍及全球六大洲的93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12年5月，中国境外农业企业已达5981个。[1]但是，从总体看，我国农业“走出去”的规模仍然较小，这与农业的基础地位、当前粮食安全形势、农业结构调整压力和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要求是不相称的。[2]

在此方面取得成功经验的国家其实践表明，金融服务支持对改善农业“走出去”融资的弱质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推进农业“走出去”战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国家已把农业“走出去”企业的融资问题放在了重要位置，2013年7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其中包括支持农业企业“走出去”的指导意见，鼓励金融机构为“走出去”的农业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3]2014年，党中央以1号文件的形式又特别提出：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创新为农产品国际贸易和农业“走出去”服务的金融品种和方式。[4]在2014年上半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中，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再次强调，要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执行差别化信贷政策，支持企业“走出去”。可见，国家已把农业“走出去”企业的融资问题放在了重要位置，这就为务实推进我国农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契机，亦为构建农业“走出去”金融服务支持体系搭建了平台。

二、农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支持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支持主体主要有三类：政府机构支持主体、金融机构支持主体以及联合机构支持主体。其中，以国家外汇管理局为代表的政府机构支持主体为我国农业“走出去”提供外汇管理等金融政策支持。以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我国农业“走出去”提供信贷资金、咨询担保服务和信用保险等政策性金融支持；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及一些实力较强的股份制银行也开始拓展支持我国农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业务。同时，政府部门与金融部门以及金融部门之间也加强了沟通与合作，加入到农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支持主体队伍中。经梳理，目前我国金融服务支持农业“走出去”的方式主要有：信贷资金支持、中间业务支持、股权基金支持、信用保险支持、汇兑结算支持等。

然而，当前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仍以工业行业为主，尽管农业企业也在努力克服困难，积极通过境外投资拓展国外市场，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农业企业并不是“走出去”投资的主体力量，农业“走出去”在获取金融支持方面不具备天然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信贷支持力度尚弱

一方面，专门针对农业“走出去”的政策性资金不足。为我国农业“走出去”提供政策性资金支持的金融服务部门主要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然而，无论是中国进出口银行还是国家开发银行，他们的资本金补充渠道都相对单一，贷款规模有限，且主要服务对象集中在国有大型企业以及能源、资源等战略性领域。而现阶段我国农业许多“走出去”的企业规模较小，市场占有分散，获得政策性银行长期贷款支持的门槛高，金额少。不仅如此，开展对外农业合作面临的影响因素众多，为规避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风险，往往需要大额资产或信用级别很高的机构进行担保，此时，农业“走出去”企业往往被拒之门外。如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需要找到符合A级以上资质并愿意提供低费用担保的企业，而这样的条件在农业“走出去”过程中较难达到，以致再好的信贷扶持政策也难以发挥实效。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对农业“走出去”的贷款动力不足。对于农业而言，农作物生长周期长短不一，且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境外农业投资有着自身无法避免的脆弱性。加之，现阶段我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而我国农业对外投资主要分布在非洲、东盟和俄罗斯、拉丁美洲等地区和国家，这样，农业“走出去”企业便与海外金融分支机构发生了错位。由于银行网点少，商业银行很难把握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资金需求情况。为保证自身资金安全，商业银行往往不愿向“走出去”的农业企业贷款，在具体操作中则表现为尽量限制其贷款的数额以及通过贷款手续繁琐、抵押条件苛刻、对抵押品要求过严和抵押率过低等来限贷。

2．中间业务开拓不足

以咨询和担保类中间业务为例。咨询方面，目前我国尚缺乏专业的农业境外投资风险评估机构，而金融机构内部的咨询服务部门由于专业性有限，缺乏农业国际合作领域人才在农业“走出去”领域的专业性支撑，使得企业境外农业投资可借鉴的公正客观的第三方的意见和建议有限，农业“走出去”的中小企业对投资项目的风险普遍认识不足。

担保方面，由于欠缺完善的全球授信业务体系，企业集团内尤其是国内母公司的资产难以被银行作为有效担保从而为境外子公司提供信贷支持。尽管国内一些银行在国外设立有分支机构，但企业的境外子公司不能利用国内母公司的信誉和授信额度，国内母公司亦不能为其境外子公司在我国银行境外机构贷款提供担保（内保外贷），企业境外投资形成的资产也不能作为抵押担保在境内贷款等。尽管有的银行开展了全球业务，但是审批手续复杂，操作时效性较差，特别是担保费用较高，增加了境外投资信贷成本。[5]

3．股权融资形式较少

在直接融资市场中，尽管近年来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计划，但由于自身实力较弱，缺乏较强的品牌竞争力及资产实力，面对这些专业性投资基金，绝大多数农业“走出去”企业都无法企及。虽然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还包括中小板、创业板等，直接融资渠道的开拓，还包括私募债、集合债、集合票据等，但因其发行要求的条件较高，服务的对象依然是企业中的佼佼者，所以，农业“走出去”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依然狭窄。目前，只有中非发展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等为数不多的机构向农业“走出去”企业和项目提供股权投资，支持的对象少、要求门槛高，难以满足企业境外农业投资开发的融资需求。

4．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滞后

目前，我国对海外投资进行承保的主要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但是，由于缺乏竞争和非商业化经营，针对农业“走出去”战略，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并不完善，其对海外投资的承保明显落后。目前，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及对外投资的支持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中国3%～5%，韩国14%，英国45%，日本50%）。[6]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承保重点还是在短期和中长期的出口信用保险方面，海外投资的数量以及承保的金额明显偏少，抗风险能力不强，所支持的境外投资项目不多，不能充分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此外，保费费率较高，平均超过了1.5%，较高的保费侵占了进出口银行提供的大部分贷款优惠，使得企业海外投资的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这些都制约了其对境外投资提供的金融支持力度。同时，较高的保费费率也加大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使企业竞争力减弱，结果造成企业宁愿舍弃国际业务，也不愿承担过高的保险成本，从而致使开拓国际市场的规模和力度下降。

5．汇兑结算受限制

2003年以来，我国外汇管理局不断放宽了企业对外投资外汇管制，先后取消了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和企业的购汇额度，同时，又扩宽了企业境外投资及放贷的资金渠道。但对于“走出去”的企业而言，现存的外汇制度还是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外汇使用，如境内企业对境外子公司的放款仍有严格限制、境内企业向境外子公司的担保审批严格等。此外，一些“走出去”的农业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发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外汇汇兑和利润汇出受限等问题。以某中资企业在苏丹经营棉花为例，该企业年产皮棉4万吨，主要返销回国，但按苏方要求，该公司必须将即期信用证存入其苏丹当地开户银行后货物才能装船出口，且必须在一个月内结汇。该公司申请以棉花出口获得外汇购买中国农机，但苏丹银行一直不予审批，最终逾期强制结汇。中资企业银行账户上留存了大量无法汇兑和汇出的苏丹镑，形成了所谓“纸上财富”。此外，南苏丹独立、石油业务中断、美国延长制裁等因素严重影响了苏丹的经济发展，苏丹国内通货膨胀率飙升，苏丹镑对美元的汇率由2012年初的2.8苏丹镑∶1美元，贬值到年末的6.8苏丹镑∶1美元。中资公司银行账户上的苏丹镑价值严重缩水，一些项目虽账面盈利而实际亏损。

三、我国农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支持原则

作为我国农业“走出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金融服务支持应以产业化和市场化为导向，以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为目标，并遵循如下原则。

1．农业“走出去”金融服务支持应以本国发展实际为重要根据

任何一种有效支持国家战略发展的金融服务支持，都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下的产物。不同国家对农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支持制度，主要由相关国家的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其面临的经济金融条件和肩负历史任务的差异所决定。换言之，对一个战略发展的金融服务支持制度不能脱离本国经济发展阶段、资源条件和体制环境等现实因素而独立存在和发挥效用，这也构成金融服务支持农业“走出去”的初始条件。由于缺乏良好的市场体制和金融基础，农业发展又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缺口，加之农业境外投资风险大、周期长，农业“走出去”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而需要政府制定积极的金融服务支持制度并辅之以得力的政策工具来促成。

2．农业“走出去”金融服务支持应以货币信贷为主要方式

目前，我国对农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支持，主要依靠以货币信贷政策主导下的金融扩张，即通过扩大货币信贷总量的供给来推动。来自于咨询服务、基金、保险、汇兑结算等其它金融服务支持工具的贡献较小。这就体现了当前我国大量的金融服务支持都是通过传统的融资方式和渠道进行配置的，全方位的现代化金融服务支持的应用效率并不高。将银行信贷作为推动实施农业“走出去”的主要金融工具手段，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可以肯定的是，境外农业投资的特点、金融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及现有的政策资源环境，决定了我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实施以货币信贷为主要方式的农业“走出去”金融服务支持。

3．农业“走出去”金融服务支持应以政策性金融为先导力量

正常市场条件下，商业性金融信贷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融资主渠道，但境外农业投资活动中的高风险性特点，使商业性金融信贷在该领域项目上不敢、不愿或无力涉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境外农业投资发展初期，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是金融服务支持的先导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撑，通过向境外农业投资企业及参与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境外农业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从而增强了社会商业性资金的介入意愿。当境外农业投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商业性金融进入的深度和广度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政策性金融再逐步淡出，从而形成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在农业“走出去”战略方面，借助政策性金融的先导力量，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本为农业“走出去”战略发展服务，使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计划结合起来，并最终有效地为实施政府既定的战略目标服务。突出地表现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侧重于控制银行体系，形成政府主导的以政策性金融为主的金融服务支持实施机制。

4．农业“走出去”金融服务支持应以金融创新为发展方向

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开始考验我国商业银行窄利差生存能力。在未来资本市场发展以及金融开放、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情况下，以银行货币信贷为主导的农业“走出去”金融服务支持政策将面临着重大的冲击和挑战。如何从金融规模适度扩张、金融结构继续优化、金融效率不断提升的角度，来重新架构农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支持制度体系，适时实现金融服务支持结构和方式的转变，是我国农业“走出去”金融服务支持制度优化设计中必须予以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应切实把金融资源作为一种战略性社会资源来重点培育，并加以高效配置和利用。同时，进一步优化金融的市场结构，促进农业“走出去”金融服务支持制度的创新，推动金融生态建设，努力实现金融与农业“走出去”的良性互动发展。

四、完善金融服务支持农业“走出去”的路径

推动农业“走出去”，应充分考虑境外农业投资特点，制定专门的金融服务支持政策，建立农业“走出去”金融服务支持体系，为农业“走出去”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具体可从以下角度考虑。

1．信贷支持角度

进一步加大对农业“走出去”的信贷支持力度。具体而言，一是要深入研究金融立法问题，将政策、风险、效益统一起来，鼓励政策性银行向农业“走出去”企业提供信贷服务；二是增加银行资本金，提高抗风险能力；三是加快银行在境外设置分支机构的速度，特别是在一些市场前景好、潜力大、金融资源匮乏，但受中国企业欢迎的欠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四是丰富银行的金融产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开发诸如离岸金融服务、境外资产抵押贷款、项目贷款等多种形式的业务品种，为农业“走出去”提供后续融资服务。

2．中间业务角度

企业提出农业“走出去”的咨询需求，在时间上都是紧迫的。因此，金融咨询部门要满足这些基本需求，就应该搞好基础工作，对海外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并为农业对外投资提供信息支持。同时，为能让“走出去”的企业在农业领域获得专业性的金融咨询服务，金融机构应加强与农业国际合作专业技术部门的沟通合作，搭建对外农业合作的国别风险及投资环境联合咨询平台。此外，在服务农业“走出去”战略上，还应利用自身信誉和与代理行合作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保证、担保、保理、信用证、承兑汇票、托管等中间业务，充分分担农业“走出去”的风险，并为农业“走出去”提供高层次、便捷化的金融服务。

3．股权融资角度

2014年，党中央以1号文件的形式曾明确提出：“探索建立农产品国际贸易基金和海外农业发展基金。”其中，农产品国际贸易基金将面向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而海外农业发展基金则主要是针对农业“走出去”战略。这两个基金在农业“走出去”战略中都有提及，但明确写入党的文件还是首次。[3]因此，我们应加快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建立海外农业发展基金，支持农业“走出去”，与银行的信贷支持形成互补，满足境外农业投资企业的股权融资需求。在这方面，可考虑由政府主导，设立农业“走出去”的财政引导资金，用于支持社会资金设立专门的农业“走出去”私募股权基金，直接对国内的农业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或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进行股本投资。在商业化操作模式下，基金可以采取国家、银行、专业投资机构、企业相结合的股权设计。目前，我国农业对外合作部门已着手研究提出相关方案，专门针对农业“走出去”的股权基金已进入酝酿筹备阶段。

4．信用保险角度

设立专门针对农业“走出去”的优惠保险体系。进一步完善境外农业投资风险评估，帮助企业有效判断境外农业投资的风险；将农产品出口特别险的承保环节从出口报关阶段延伸到生产养殖阶段，扩大对企业的承保范围，进一步加大保险补贴比例；对连续多年无风险、信誉较好的企业，在有意愿进行境外农业投资开发时，可适当降低费率，以此降低投保成本，调动企业为农业“走出去”投保的积极性；将保险产品与农业“走出去”模式进行交叉组合，开发设计新的保险产品，构成覆盖农业“走出去”全程的立体式产品设计；同时，积极鼓励商业性保险参与到农业“走出去”的保险体系建设中。

5．汇兑结算角度

政府应逐步改革外汇管理制度中不利于农业对外投资的部分。可考虑取消在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事项上的不必要的限制，扩大基层外汇管理部门的审核权限；放宽母公司向境外子公司放款的资格条件限制，为股东向境外子公司贷款提供便利；简化企业对外担保的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境内银行对外担保的额度和权限，由银行自主把握对外担保的风险等。[4]此外，还应针对农业“走出去”建立专门的后续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境外农业投资的可兑换过程，精简企业自有合法资金到国外进行农业投资的审批手续，实行一站式服务。针对农业“走出去”企业汇兑结算和利润汇出受限、外币贬值严重等情况，建议监管机构及金融机构共同研究人民币结算所需条件，推动农业“走出去”企业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开展。

6．总体规划角度

为增强农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支持体系的战略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应制定农业“走出去”金融支持总体规划，改变目前较为分散、重点不够突出、业务链条连接不紧密的金融支持现状。建议加强国家农业对外经济合作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根据目前金融支持农业“走出去”的总体情况，结合地方政府实施农业“走出去”的工作规划和设想，分别从农业重点行业、地区、政治经济的风险效益平衡角度统筹规划，由双方共同研究制定适合农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长期战略，包括金融服务重点支持的范围、区域和重点支持的行业、企业及项目等，以便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现有金融资源和现有扶持政策，推动我国农业“走出去”。

五、结论

在国内外资源与市场的深化利用过程中，农业“走出去”既是农业自身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它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我国金融业而言，支持农业“走出去”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因此，既要正视金融业在支持农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高风险，又要迎难而上，构建农业“走出去”金融服务支持体系，把零散的金融措施纳入一个基于国家战略统筹考虑的金融服务支持框架内，营造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为我国农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同时，依托农业“走出去”的平台，金融业还应抓住机遇、扩大利润、提升能力，加速推进自身“走出去”，参与全球范围的资本运营，与农业一同实现“走出去”战略的双赢。

参考文献

[1]程国强.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的现状与问题[Z].中国经济新闻网,2014-01-2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1~2012)[R].2012.

[3][7]闫岩.农业“走出去”融资为王[N].国际商报,2014-01-29.

[4][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Z].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4-01-19.

[5]全国工商联经济部.解决民营企业“走出去”融资问题的思考[N].中华工商时报,2009-03-15.

绿色农业与金融支持 篇10

一、普洱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

近年来, 普洱市委、市政府围绕建设“绿色农业、生态立市”的总体目标以及建设普洱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战略, 加大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扶持力度, 先后出台了《普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普洱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普洱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实施意见》、《普洱市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等文件, 并从2012年起每年拿出不少于3000万元和不少于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和林下经济科技研发、庄园、重点龙头企业和示范基地建设, 2013年拿出专项资金590万元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2014年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再获中央财政项目资助资金25万元, 成为今年普洱市级社会团体中获得中央财政项目支持的唯一机构。在一系列政策扶持下, 普洱市高原特色农业不断发展壮大, 2014年1季度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7.1亿元, 同比增长5.4%, 农民人均收入2514元, 同比增长17%,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发展成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途径。

二、普洱市金融力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

围绕生态立市, 绿色发展, 普洱市金融机构以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为平台, 以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作为工作重点, 着力提高涉农信贷服务水平, 人民银行分支行也不断完善涉农信贷投入优惠政策, 对涉农金融机构执行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 加大支农再贷款支持力度, 实施“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激励机制, 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 信贷投入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中作用逐步增强。2009年以来, 银行机构涉农贷款已连续4年实现“贷款增量不低于、增速不低于贷款平均增速”的“两个不低于”目标。至2014年4月末, 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209.3亿元, 同比增加38亿元, 增长22.2%, 新增涉农贷款15.2亿元, 增速高于各项贷款1个百分点。

(一) 金融助力林权抵押贷款业务稳步发展

自开办林权抵押贷款业务以来, 普洱市林权抵押贷款业务得到快速发展, 成效明显, 截至2014年3月末, 全市林权抵押贷款余额20.1亿元, 其中2007至2012年余额连续六年保持全省第一。普洱中支按照“全面铺开、重点推进”的原则, 合理确定林权抵押贷款重点推进县 (区) , 发挥普洱市林业金融服务联席会议作用, 加强与林业等部门的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 积极推进重点县的示范带动作用。3月末, 6个重点推进县 (思茅区、宁洱、景东、镇沅、澜沧、孟连) 林权抵押贷款余额15.2亿元, 占全市的75.6%;林农贷款余额4.4亿元, 同比增加1.4亿元。

(二) 金融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其他主体又发挥着重要的带动辐射作用。截止2014年4月末, 涉农企业贷款余额82.7亿元, 其中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61.8亿元, 同比增长16.7%, 贷款重点支持了天士力、龙生茶业集团、爱伲农牧集团、云南大唐汉方制药、北归咖啡、佳浩集团、高山生物农业等农业龙头骨干企业, 扶持培育了一批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知名品牌。2013年天士力、澜沧古茶、普洱茶集团、普洱茶厂、佳浩集团、爱伲农牧集团等企业销售收入上亿元, 其中云南天士力生物茶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成为云南茶行业的领军企业, 着力打造茶产业世界级品牌“帝泊洱”。

(三) 金融助推林下经济较快发展

近年来, 普洱市金融机构持续深化林业金融服务, 在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围绕林下种植业、林间立体养殖业和林下产品采集加工业, 珍稀名贵树种套种, 持续加大对林下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 重点支持了一批中药材、林果、林产品加工、竹产业生产基地建设, 并积极引导信贷资金投向林农大户、大中型林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林业多种经营主体, 扶持建设一批山地畜牧业、林产品基地、森林旅游等林下经济发展, 并取得明显成效。至2014年4月末, 普洱市金融机构向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97.3亿元, 同比增加16.9亿元, 增长21.1个百分点, 其中农户农林牧渔业贷款50.6亿元, 同比增长27.2%;茶、林、咖啡、烟草、蚕桑、橡胶、生物药业贷款余额64.8亿元, 同比新增10.3亿元, 增长18.9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 普洱市形成了以“林 (竹) 浆纸为龙头, 林板、林化为两翼, 森林资源培育为基础, 林下资源开发为特色”的新格局, 且思茅区已成为云南省唯一的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四) 金融助推庄园经济发展

围绕“生态建设产业化, 产业发展生态化”的发展思路, 普洱市金融机构积极支持庄园经济发展, 2014年4月末, 全市茶、咖啡企业贷款余额为23.8亿元, 同比增长41.7%, 1~4月累计发放茶、咖啡企业贷款9.2亿元。在银行业机构的信贷扶持下, 普洱市涌现了一批现代化的绿色庄园, 如:柏联普洱茶庄园, 根据不同地域, 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生产出了多元化的茶产品系列, 形成了差异化优势, 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爱伲咖啡庄园在现有曼中田咖啡园基础上新建雨林咖啡示范基地, 咖啡品种基因库、咖啡文化博物馆、咖啡体验馆、休闲度假酒店, 主打爱伲咖啡庄园品牌和咖啡庄园文化的建设。

(五) 金融积极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成为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重要载体。目前, 普洱市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1961个, 其中, 种植业1481个、养殖业304个、其他行业176个, 入社成员6.03万人, 带动农户13万余户。银行业机构结合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实施意见, 切实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其贷款模式主要以间接贷款为主, 即通过向成员个人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等, 间接为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至2014年4月末, 全市个人涉农贷款余额107.2亿元, 同比增加10.2亿元, 增长24.2%, 其中农户贷款余额87.7亿元, 同比增长21.6%;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余额0.6亿元。如:高山茶园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得到了农村信用社的大力扶持并发放贷款200万元, 目前该合作社茶叶种植面积达2.5万亩, 发展茶农500余户, 2013年茶农年人均纯收入达2万元以上, 带动周边村寨700多户2800多人脱贫致富, 成为普洱市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之一。

(六) 创新信贷产品和方式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注入活力

近年来, 普洱市在农村金融产品设计、经营管理方式、扩大质押物范围、风险防范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积极作用正在逐步显现。目前, 我市逐步形成了以农村信用社为主、农行、农发行、邮政储蓄银行为辅, 多层次、多渠道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 为支持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农业增效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结合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特点, 依托当地资源优势, 积极扩大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覆盖面, 大力拓展集体林权抵押贷款, 农村特殊群体创业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 如:农村党员创业贷款、大学生村官创业贷款、妇女贷款、法人客户 (农户) 林权抵押贷款、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贷款, 在“公司+基地”、“公司+农户”等新型支农模式的基础上, 推出了诸如扶贫贴息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连带共同保证贷款、以耕地指标出让收益为还款来源的贷款、蚕茧质押贷款、石斛企业联保贷, “惠农卡”、“贷免扶补”等多个新型涉农信贷品牌。截至3月末, 纳入重点监测的“林权抵押贷款、创业促就业小额担保贷款”等19项农村金融创新产品贷款余额合计67.7亿元, 受益农户和企业分别达到6.9万户和494户。二是积极探索农业龙头企业仓单、应收账款等抵 (质) 押担保贷款,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种植、收购、价格、销售各个环节提供结算、信贷、国际业务、理财、电子商务、个人业务等综合金融服务, 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多元化金融需求。三是利用“中小企业金融超市”平台, 深入辖区县、乡 (镇) 、村, 进行现场金融政策宣讲和业务推介。此外, 普洱中支积极开展涉农信贷政策效果评估工作, 督导金融机构更好的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及服务方式创新。

三、多重因素桎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一) 相关政策制度及扶持力度有待完善和加强

目前, 农业部门分担机制仍不健全, 制约金融机构对现代农业的支持;农村土地等产权的物权界定和保护还不完善, 主管部门也尚未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产权的抵押担保作出明确的规定, 金融机构开展相关业务缺乏政策依据和标准, 不利于业务开展。

(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础薄弱, 制约金融对其进一步支持

一是林下经济存在总量小、布局散、层次低、投入少、产业链短等问题, 仍处于“大资源、小产业”, “大市场、小生产”的状态, 缺乏总体发展规划, 转化率差, 品牌培育滞后, 产业竞争力弱, 长期与短期利益、生态与经济效益、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二是合作社组建形式单一, 规模偏小。当前, 普洱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还存在着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自身经济实力不强, 原始资金积累少, 辐射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依靠政府指导和扶持组建起来, 信息来源和传递绝大多数依靠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 对市场信息的把握能力及自我发展意识较差, 合作组织之间缺乏必要的再联合, 参与市场竞争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 使融资条件不足, 制约了金融对其进一步的支持。

(三) 贷款抵押难问题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信贷资金的能力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的限制,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作为担保物, 而对于各类农村生产主体来说, 土地是其主要的资产, 加上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大部分资产是农村产权, 土地、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主要产权无法实现确权, 不能达到金融担保抵押权的要求。调查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供抵押资产主要集中在农机具、活体畜禽、仓储物等, 而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接受这些财产为抵押物, 加之农业贷款风险大, 信用主体信息资源建设跟不上,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信贷大额资金的投入, 因此信贷资金仍然以小额农贷、联保贷款、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等传统信贷产品为主, 这种分散、小额的信贷模式难以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 不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

(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乏完整的信用评级体系

目前普洱市已对农户、农村企业建立了信用评级体系, 但对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缺少完整的信用评级标准, 缺乏完整的信用评价体系。普洱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 规模小、实力弱、整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偏低, 目前金融机构还没有针对合作社设专门的评级敞口, 只按照一般公司法人进行评级, 但由于合作社在资产规模、净资产、销售收入、盈利能力等方面与一般的公司制企业差距较大, 按照一般公司类型客户风险敞口进行评级, 评级普遍偏低, 难以符合现行的准入条件。据调查, 普洱市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1961个, 而在2013年在征信记录中以合作社为主体的贷款余额仅有23笔, 余额仅为0.44亿元。

(五) 支农贷款利率偏高, 农业生产成本加大

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 信贷市场仍然是“买方市场”, 均采取上浮利率。调查显示, 全市涉农机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20~50%, 其中以农村信用社上浮幅度最大, 由于借款利率较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成本相应上升, 当银行资金不能满足的情况下靠自筹及民间借贷, 使其生产经营成本进一步加大。

(六) 资金需求规模、信贷品种和贷款期限与农村实际需求不匹配

涉农贷款主体由过去一家一户向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组织转变, 资金需求规模不断提升;发展现代农业和规模农业要求较大的初始投资, 传统的“春放秋收”短期融资方式正向中长期、跨年度、可循环融资方式转变。以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为例, 其融资周期通常在5~10年, 甚至长达20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现代化金融服务需求强烈, 以往的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产贷款已经不能满足其融资需求。而普洱市涉农机构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多以短期为主, 最长3年, 授信额度相对较小, 并以传统信贷产品为主, 这与农村发展规模化种植、养殖等产业化经营不匹配。

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多层面扶持及配合

(一) 完善相关政策是构建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制度体系的先决条件

目前, 国家已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及措施,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框架已见雏形, 但有些环节还需细化, 诸如尽快明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认定标准并出台支持政策,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产权的抵押担保作出明确的政策界定, 加快推进相关产权颁证进度, 督促地方政府建立和完善相关产权交易流转平台等, 还需进一步明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概念和内涵、认定标准、发展目标、推进措施, 形成扶持其发展的稳定、持续和长效机制。

(二) 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需加力

1.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更为灵活的信贷政策。

一是继续完善林权抵押贷款制度, 扩大林权抵押贷款范围, 探索抵押林木购买保险模式和抵押监管机制, 开展观赏苗木、经济林木抵押贷款业务;完善林业贷款贴息政策, 全面落实贴息省级配套资金, 逐步扩大林业贴息贷款规模。二是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经营规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化资金需求, 对种植粮食类新型经营主体, 尝试开展农机具抵押、存货抵押、大额订单质押、涉农直补资金担保、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等业务;对种植经济作物类新型经营主体, 探索蔬菜大棚抵押、现金流抵押、林权抵押等金融产品;对畜禽养殖类新型经营主体, 探索创新厂房抵押、畜禽产品抵押、水域滩涂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对产业化程度高的新型经营主体, 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供应链金融服务, 对资信情况良好、资金周转量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发放信用贷款。三是根据实际生产经营周期, 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灵活设定贷款约期和还款方式, 满足现代化农业和规模农业发展需要。

2. 切实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 推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

一是在征信系统的基础上, 大力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实现向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覆盖和延伸, 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信用评定范围, 将等级评定结果纳入企业征信数据库, 作为金融机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等级评定的主要标准, 提高授信额度, 重点支持发展层次高、经营效益好、带动能力强、信用状况佳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二是推行“链式”服务模式, 以在产业链处于主导地位的龙头企业为抓手, 着眼于龙头企业带动下的整个产业链, 积极探索和推广“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组织+农户”等服务模式, 以点带面, 在服务好龙头企业的同时, 为其产业链上下游客户提供批量化、集中式金融服务;积极研究和拓展订单农业、农超对接等新兴产业模式下的金融服务模式。

3. 以政府推进农村信息化发展为契机,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

绿色农业与金融支持 篇11

关键词：印度金融；支持；农业；金融计划

中图分类号：Ｆ83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３５４４（２００8）０2－００29－06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印度的农业发展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如政府的补贴、贷款优惠等，而金融在这其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印度支持农业的金融概况

印度在不同时期， 重点支持农业发展的金融机构有所不同：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主要是由合作金融机构为农村提供金融支持；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 重点转移到了商业银行和地区农业银行；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改革则进行了银行重组，出现了自助团体和大量的小额信贷机构。这样，印度的农村金融得到了迅速发展。 截至2005年3月末，银行业在农村的机构网点达到15.3万个，平均每百万名农村人口服务网点数2个（我国仅为0.36个），有贷款账户的农户占所有农户的比例为16%（我国已达31%）。 [1]

（一）印度支持农业的金融机构

1. 农村合作银行

现在，印度每6个村子就有一个合作机构，它的70%的客户是边远地区或半边远地区的农民。 印度农村的合作银行分为两类：一类是提供短、中期贷款的合作机构，主要是信贷合作社；另一类是提供长期信贷的合作机构，主要是土地开发银行。信贷合作社是向农民提供廉价信贷的来源，它有三个层次：

一是初级农业信用社。 它是农村信贷合作的基层机构，一般最少由10个人组成，而这10个人通常是一个村的村民，每个村民都能成为社员，即使是最贫困的农民。成为会员后，就有一票的投票权，并且负无限责任，对合作社的经营成败承担全部损失。它的资金来源于社员购买的股票和社内外存款， 如果有不足部分，则由上一级信贷机构弥补。它主要向社员提供短、中期贷款，以满足农民在种子、化肥、农机设施、灌溉、投资等方面的需要。这种贷款期限一般是一年，利率比较低。它除提供贷款外，还向社员提供如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供应、安排产品存储、加工、剩余农产品销售等服务。

二是中心合作银行。它是中层信贷合作机构，是联系初级农业信用社和邦合作银行的桥梁。 它的经营活动限定于某一特定区域， 主要是向由农民组成的初级农业信用社发放贷款， 以解决其成员即初级农业信用社资金不足的困难。 它的资金来源是各成员认缴的股本，也接受公众存款，并可以从邦合作银行获得贷款。

三是邦合作银行。 邦合作银行是合作信贷机构的最高形式，其成员为邦内所有的中心合作银行。它主要通过资金运营，把从印度储备银行取得的短、中期贷款以及吸收的一部分个人存款提供给中心合作银行，以满足他们的信贷需求。

土地开发银行的设立是为了适应长期信贷的需要， 其贷款期限长且利率低， 期限可延长到15~20年，主要是为农民购买价值较高的农业设备、改良土壤、 偿还国债和为赎回抵押土地提供信贷。 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股本和发行债券， 股东主要是合作社和邦政府，债券先由合作银行、商业银行等认购，其余部分由印度储备银行认购。它分两级，一是基层的初级土地开发银行，直接与农民有货币资金的往来；二是每个邦的中心土地开发银行， 它主要是向初级土地开发银行提供资金， 是连接初级土地开发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纽带。

2. 商业银行

印度商业银行在经过国有化改造以后， 把放款的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 从而使得其对农村和偏僻地区的贷款不断增加， 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印度商业银行除了向农民提供购买高价值的农机具、购买牲畜、发展果园等直接贷款外，还向有关农业机构提供间接贷款，如向农产品销售和加工机构、 以分期付款方式向农民出售农业机械的机构、初级农业信用社、土地开发银行、采购粮食的机构等提供贷款。

3. 地区农业银行

为了满足农村地区被忽视的农民、 手工业者等部分人的专门需要， 印度于1975年设立了地区农业银行。设立以后，地区农业银行发展迅速：1975年只有5家，1980年已经发展到121家，5400个分支机构，2003年有196家，14522个分支机构。 [4] 每个地区农业银行均由一家商业银行主办， 该商业银行认缴股份总额的35%， 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分别认缴50%和15%。 地区农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在一个县或几个县区， 在支持农业发展方面享有印度储备银行给予的特许权，如提取现金和动用准备金的便利。并且地区农业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 主要向生产急需的贫苦农民提供与农业直接有关的贷款以及维持生活的消费贷款，且贷款利率不高于当地信用社的贷款利率。目前， 地区农业银行已日益成为不发达地区贫苦农民直接得到信贷资金的主要渠道。

4. 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

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是印度当前最高一级的农业金融机构。 它为那些在农村地区提供开发性生产信贷和投资的机构提供再融资， 如向合作银行和地区农业银行提供季节性农业信贷、 中期可转换信贷（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农作物损失）、农业和相关活动的中期信贷（非计划性），向合作银行和地区农业银行提供以投资为目的的定期贷款，向邦政府、地方议会、 自助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乡村基础设施项目贷款，等等。而且，它有权监督和检查农村信贷合作机构、地区农业银行的工作，并资助商业银行的农村信贷活动。

5. 农业保险机构

印度的农业保险几经波折直到1972年才得以迅速发展。这一年，印度政府决定由政府直接组织和试办保险，由全国性保险机构负责其业务，并且保险责任由中央政府与邦政府两级按比例分摊， 经营管理费用全部由国家负责。 它实行自愿保险与有条件的强制保险相结合的方式， 即只对那些种植被保险农作物并申请到这种农作物生产贷款的农户实行依法强制保险， 其他的保险如牲畜保险则由农户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是否参加。 新的全国农业保险计划从1999年3月起实施，它由印度保险总公司执行，承保面扩大到所有农户， 不但中央政府对开办农作物保险计划进行补贴， 而且各邦也根据实际情况办理没有政府补贴的农作物保险。另外，印度最近开始办理经济作物保险， 并且印度农业保险公司也制定了多个专项保险计划，主要针对茶叶、橡胶、棉花和甘蔗种植。

（二）印度支持农业的金融计划

1. 领头银行计划

绿色农业与金融支持 篇12

湖南是传统农业大省,拥有实力雄厚的现代农业科技龙头企业,但是依然普遍存在农业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低、科技金融产品创新不足、农业科技保险缺失等问题。因此,针对湖南农业科技发展实际,深入研究农业科技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对于解决我国农业科技研发和技术推广的融资瓶颈,提升农业技术水平,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1 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

1.1 市场融资机制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

市场调节可以实现多元化投融资主体合理的风险收益平衡,最大限度满足不同类型和不同成长阶段农业科技主体的融资需求,科技贷款、创业风险投资、科技资本市场和科技保险等市场机制起到基础作用。一般农业科技发展要历经研发、技术推广、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阶段,具有风险高、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有研究表明,一个农业新品种需要平均7 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研发到产业化过程,一项农业新技术推广需要3-4 年。农业科技发展的每个阶段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而且面临高于其他产业的技术、应用及市场风险[2]。

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科技企业对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的选择存在差异,市场化融资提供的多样化渠道可以对应其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需求[3]。一是种子期的农业企业和基础研究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以内源融资、政府扶持为主,此外,天使基金将投资者风险与收益紧密联系,偏好通过独资、合伙等形式投资早期创业企业。二是创建期的农业科技企业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所需大量资金主要通过吸引风险投资、融资租赁及申请政府创新基金等形式获取。三是成长期的农业科技企业为了规模扩张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由于风险降低和盈利能力保证,银行信贷资金会少量进入,但仍然以风险投资资本为主。四是成熟期农业科技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项目由于销售收入和利润水平的保障,其选择融资手段较为丰富,可以利用银行贷款、发行债券、上市融资等多渠道获取资金,风险投资将择机退出。因此,合理的收益风险平衡的市场内在机制有利于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农业科技,拓宽农业科技主体的融资渠道。

1.2 政府支持机制发挥引导和规范功能

通过政府对市场的引导、服务、补充和监督,可以从宏观上引导和调控农业科技金融的健康发展。首先,财政资金是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同时通过设立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科技保险补贴等形式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投入[4]。如中央财政设立专项技术推广基金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在项目建设环节予以资助;省级农业部门及科技部门通过项目形式投入资金用于支持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应用以及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省级及以下财政对区域特色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及产业化也都予以资金支持。金融机构对农业科技的贷款投放受财政投资的引导,与政府的农业科技项目进行配套。目前,金融机构在发放农业科技贷款时要求贷款项目必须是国家农业科技发展规划项目或是国家、省级农业科技项目,进而给予配套资金,以降低信贷风险[5]。

其次,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政策性担保公司、完善农业科技信用体系、搭建农业科技融资对接平台等发挥其服务职能。最后,政府对农业科技贷款流向、科技资本市场的监管,保障各类主体的合法收益和公平竞争。

1.3 社会参与机制对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有效补充

在农业科技金融活动中,完善的社会网络是农业科技金融发展的重要保障[6]。首先,农业科技信息的共享、农业科技企业的信用评级、农业产业链主体之间的拆借、农业合作社内部的资金互助、天使投资等融资网络的构建依赖农村社会资本参与。

其次,诚信和鼓励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治理农业科技金融市场的失灵。如民间农业科技贷款市场的建立有赖于各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农业合作组织之间的交流有利于增进相互信任和合作,为农业科技主体之间的联保、互保奠定基础。

最后,社会参与机制有利于农业科技的普及和宣传。村委会、农业科技企业、农业技术推广的中介组织和农业科技人员等对农民进行农业科技成果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尊重农业科技创新的意识,可以增强农业科技创新的动力,将社会机构引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环节,逐步探索和完善农业科技与金融互动融合的统筹联动机制。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应该包括以上三种机制的协同,即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解决农业产业链融资问题需要各种科技金融机制之间的配合和协调发展,同时在农业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中需要各种机制之间的高效融合。

2 湖南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现状与融资需求特点

2.1 湖南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现状

2.1.1农业科技创新水平较高,农业产业综合效益逐步提升

近30 年来,湖南共获得2 400 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其中国家级和省部级的成果近千项,年创效益超过30 亿元人民币[7]。在杂交水稻、经济作物栽培技术、大水面综合开发、牲猪品种改良等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与农业产业发展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有力促进了农作物种业、茶油产业、牲猪饲养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在隆平高科等农作物种业龙头企业的引领下,超级杂交水稻、油菜、棉花等农业科技领先技术,主要农作物良种推广率达95% 以上。如油茶林总面积达133.2 万hm2,占全国油茶林面积的47.1%,改良后的油茶产油量比未经改良的油茶增产超过5 倍,2014 年全省油茶产值达213 亿元,形成了有代表性的产业集群,现代农业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逐步提升。

2.1.2现代农业科技普及率较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有待转变

与高效的农业科技创新不相适应的是,湖南农业科学技术普及率和成果转化率不高。根据湖南省乡镇企业局发布的数据,2012 年湖南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为55%,农业科技贡献率53%,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则仅有20%,低于全国30% 的平均水平。以鲜销为主要销售目的的农产品达到80%,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率为1 ∶ 1,低于全国的1.4 ∶ 1,更低于山东的2.3 ∶ 1,可见湖南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不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亟待转变。

2.1.3农业科技投入力度不足,投入结构和经费分配有待改善

由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投入存在资金投入力度不足、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经费流向分配不均等问题。如湖南农业科研机构人均经费1万元左右,不到全国农业科研机构人均经费的一半;全省农业科学领域的研发机构只占全省所有研发机构总数的7.5%;湖南省农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三个环节资金投入结构为1∶0.3∶100;而发达国家这3个环节投入比例为1∶10∶100。这些都导致湖南农业科技的前期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的投入不足,影响农业科研水平的提高[8]。

2.2 湖南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融资需求特点

2.2.1农村小额信贷需求萎缩,现代农业科技推广需要多元化金融支持

首先,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农业技术推广主体对资金需求旺盛。据人民银行长沙支行的调查显示[9],由于种植和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农户+基地”“、农户+ 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始涌现,传统农户小额信贷需求日益萎缩,例如某农村信用社5 000 元以下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占农业贷款的比重在2004 年为50%,2012 年减少至27%。一方面,对于农业科技企业而言,贷款融资远远不能满足其长远发展的资金需求,因此许多优质农业龙头企业通过上市融资,实现规模持续扩张。以2000 年在深交所上市的隆平高科为例,公司融资规模逐年增长,2013 年末资产总额达38.4 亿元,比2003 年增长近4 倍,为公司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农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于技术升级而产生的融资需求越来越大。其次,农业科技服务组织的信息化网络建设、技术支撑和组织运行都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维持。如平江县近年通过各种渠道整合资金2 000 多万元,新建和改造19 个农技站,搭建“农技宝”信息服务平台。建立“专家—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快速通道和县、乡、村农业科技试验示范网络。

2.2.2农业科技小微企业期盼引入风险投资

第一,对于初创期的农业科技企业和孕育期的农业科研项目而言,前期资金基本来自自有资金或者少量的科研经费,急需风险投资基金,特别是天使投资。第二,对于中小型农业科技企业而言,虽然能够通过金融机构获取一定数额的贷款,但是资金有限,自身条件又不能支持上市融资,发展与壮大阶段的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2013 年湖南省股权投资协会对1 200 多家中小企业进行融资需求调查,其中541家企业提出了120 亿元的融资需求。许多中小型农业企业急需提升技术竞争力,资金缺口较大,期盼能引入风险投资。第三,风险投资不仅能够提供资金支持,还可以通过投资参股参与决策,提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企业发展咨询,缓解“种子期”和“成长期”农业科技资金困难和发展困扰。

2.2.3农业的脆弱性需要农业科技保险支持

一方面,农业科技企业投资周期长、预期收益难以估测导致了农业科技企业融资难度大、风险大,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农业科技保险来实现风险转移,保证现代农业的平稳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农业科技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不同,这对农业科技保险的种类和服务范围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保险机构提供能满足企业不同阶段需求的复合型保险种类。

3 湖南金融支持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现状

3.1 金融机构支持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状况

3.1.1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截止2013 年底,湖南农村信用社共有4 065家网点,遍布全省,特别是在大型商业银行缺位的县乡,有力支持了农业技术推广。如怀化市溆浦县农信社自2010 年起累计对农业产业化公司、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农户放涉农贷款5 亿多元,先后帮助开发油茶等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2 680 hm2,支持养殖专业协会和君健茶叶、众发养牛、张英旺种粮等专业合作社、专业户50 多个,扶持宏大林业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中小农业科技企业10 多家。常德农信社在探索建立科技银行试点上取得积极成效。目前,武陵农商行正积极与相关部门联系,争取市政府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试点银行资格,并开始组建武陵农商行白马湖科技支行。2014年已投放科技企业贷款18 户,共计1.75 亿元。

3.1.2农业发展银行逐步增加农业科技贷款

截止2014 年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行累计发放农业科技贷款、农产品加工贷款等867.1 亿元,择优支持金浩茶油、金健米业等农业产业化加工龙头企业1 560 家,其中支持国家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26 家,省级龙头企业187 家。通过支持隆平高科、雪峰种业等农业科技龙头企业,推动了制种、农机、化肥等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为湖南农业科技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

3.1.3商业银行积极探索服务农业科技新模式

农业银行开展了“三农金融事业部”试点,增大对农业产业的投入和支持,和湖南省52% 的农业龙头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如农业银行湖南分行从两个方面支持了隆平高科的现代农业科技发展。一是输送金融服务到客户终端,为1 681 家隆平高科的农资连锁店提供结算与现金管理服务;二是探索建立以隆平高科为依托的农业产业链整体金融服务模式,搭建连接企业、银行与农户的桥梁。根据湖南渔业科技发展需求,近3 年来农业银行湖南分行对大通湖生态水产公司、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相关水产养殖合作社、饲料加工企业、生态养殖园区、渔民加大支持力度,累计发放贷款近40 亿元,其中用于支持“名特优”水产技术发展的贷款累计达30 多亿元。

3.1.4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始涉足农业科技金融领域

截止2013 年底,湖南省村镇银行达30 多家,涉农贷款余额为68 亿元,占贷款总额的87%。村镇银行推出农户联保贷款、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权抵押贷款等新的农村金融产品,极大地减少了农业科技企业的融资难度。另外,农业科技龙头企业纷纷入主村镇银行。2008 年成立的桃江建信村镇银行,发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占股51%,隆平高科、克明面业等本土农业科技企业出资占股49%,其中,隆平高科为桃江建信银行第二大股东。隆平高科充分利用其农村科技资源优势,为客户提供农业科技融资方案,农业科技信息、农业科技产学研合作咨询等优质服务。

3.2 农业科技企业上市融资状况

湖南农业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饲料、种植、牲猪养殖和谷物加工等传统农业科技较强的产业。如正虹科技、金健米业、隆平高科、新五丰、大康牧业和唐人神等农业龙头企业都得益于上市融资,但上市融资比例较小。据统计,2013 年湖南企业通过上市直接融资达1 860 亿元,但农业企业融资不足5%,这与湖南农业发展不相适应。目前,湖南加大了对农业科技企业上市融资的支持力度。一方面,政府加大力度引导重点农业企业上市融资,建立“省重点上市后备资源库”,通过组织严格审查,筛选具有一定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企业入库,其中不乏像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河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司、湖南省春云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农业科技企业[10]。另一方面,长沙产权交易所、湖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和中部林业产权交易服务中心等在推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3 农业科技企业风险投资融资状况

目前,湖南国有独资创业投资机构——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参与设立36 家基金管理公司和专项基金,总规模达200 亿元,支持200 项科技新成果的产业化。其设立的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规模达到3 亿元,湖南特色农业科技和生物科技等高新技术领域是其主要的投资领域之一。以惠生国际为例,惠生国际是湖南省主要的猪肉供应商之一,市场份额全省第三。2013 年7 月湖南高新创投对惠生国际进行了投资,半年之后惠生国际成功在香港上市,风险小、收效快,投资收益较好。但是从整体上看,风险投资公司仍偏好发展较成熟的农业企业,目前仅长沙4 家本地较大的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资金规模达到了300 多亿元,他们对农业科技企业的投资大多集中在已经上市或者即将上市的大型科技企业,对初创期的农业科技企业关注不足。

3.4 农业保险发展状况

在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推动下,湖南农业保险发展较快,具体表现在保险的品种不断增加,覆盖的保险范围和保费规模不断扩大。2014 年湖南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20.11 亿元,居全国第5 位、中部六省第1 位。2015 年上半年全省农业保险赔付支出2.39 亿元,同比增长5.59%。累计支付农业保险赔款69.29 亿元,受益农户1 262 万户次,为度过自然灾害提供了坚实保障。2014 年湖南省又推行了特色农业保险试点,资金专项用于特色农业保费补贴。依托湖南省农业保险的发展,农产品保险、农业保单质押融资等使农业科技企业受益匪浅,提高了承担风险的能力、拓宽了融资渠道,充分满足农户和农业科技企业的需求,农业风险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3.5 农业科技园区的金融支持状况

截至到2015 年4 月,湖南省拥有8 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总量在中部地区位于前列。其主要采取由地方政府牵头管理、与科研院所共担科研项目、农业科技企业独立发展的运营模式。目前,农业科技园的主要融资渠道是银行贷款。首先是农业发展银行对湖南农业科技园区中的多家农业科技骨干企业发放了大量科技贷款,有力带动园区的建设发展。其次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农业银行2013年提出大力支持农业科技园、农业科技企业和农业科技项目的方案,湖南省多家农业科技企业和农业科技园从中受益。

4 湖南金融支持现代农业科技发展存在问题

4.1 市场机制不完善导致农业科技金融有效供给不足

1)农业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一是农业科技产业链融资等新业务的推广不足,没有全面推广以农业产业链为依托,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担保的方式来提供金融升级产品和服务。二是适应农业科技企业的抵押物不足。“种子期”和“孵化期”的农业科技企业难以提供房产等传统抵押物和A级以上信用等级;知识产权抵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林权抵押、应收账款质押等新型抵押物由于缺乏评估和交易市场,金融机构往往要附加担保等条件,增加农业科技企业融资成本[11]。大多数的湖南商业性金融机构没有细分出专门面向农业科技企业的贷款,而是笼统的使用对公贷款的流程和要求,农业科技企业很难达到这些太高要求。三是针对农业科技园区的金融产品不足。虽然目前湖南省农业科技园区发展迅猛,具有一定的产业集聚优势,但是体现和挖掘农业科技园区的特色和优势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足。一方面,内源融资比重大,受地方政府引资偏好,政府希望借园区优惠政策吸引具有雄厚财力的大公司、大品牌入驻,而忽视本地企业的融资需求[12]。另一方面,农业科技企业以各自企业的名义进行融资,没有形成园区一揽子融资解决方案。根据调查发现,湖南省8 家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都没有成立类似于园区融资中心或者融资平台的机构,来促进园区企业打包融资。

2)农业科技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低。由于上市融资门槛高,湖南农业科技企业融资方式单一,上市门槛条件不足,通过主板和创业板上市都需要接受严格的审批,加之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不发达,导致农业科技企业直接融资比例比较低,能上市融资的都是本地农业龙头企业,小微型农业科技公司上市机会渺茫。同时,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风险投资规模受到财政支出的预算和结构的限制难以支持大量农业企业的需求[13],市场主导的农业科技风险投资机构对农业科技企业的投资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退出机制不健全等障碍,在湖南还未形成聚集效应。此外,风险投资的后移趋势不利于小微企业的直接融资。

3)缺乏专门的农业科技相关险种。首先,农业政策性保险不包括农业科技保险。据湖南保监局的统计,2013 年湖南种植业政策保险承保了1 320万hm2农林作物,养殖业农业保险承保了1 359 万头牲畜家禽。承保主要农产品的目的是为了抵御自然灾害,赔偿费用也十分有限。其次,缺乏农业科技险种。农业科技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种类的农业科技保险服务,而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农业科技的险种,更没有贴合农业科技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复合型保险。最后,涉农保险保单质押推广不力。涉农保险保单质押能够拓宽农业保险的使用价值,丰富农业科技企业贷款抵押种类,缓解农业科技企业融资难度。但是,湖南省涉农保险保单质押还在探索阶段,种类不完善。

4.2 农业科技金融的政府机制未充分发挥

第一,农业科技金融的政策协同不足。主要表现在:1)缺乏专门激励农业科技金融的政策。涉及到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发展的具体政策非常少,需要将科技金融政策延伸到农业科技领域,将农村金融政策延伸到科学技术领域。2)不同主管部门出台的政策不协调[14]。由于农业科技金融领域的“三叉路口”性质,导致了多头管理现象,致使科技发展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不能相互配合,科技引导政策和风险投资政策不能相协调,知识产权保护无法和金融财税政策相关联,农业科技项目与科技贷款项目不能直接挂钩。

第二,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门槛过高。农业科技贷款虽然是国家政策性的、专门化的贷款业务,但农业科技贷款发放要求甚多,门槛太高。如贷款申请对象的法人限制、贷款范围局限、缺乏研发阶段贷款、中长期贷款20% 的本金要求、利率无优惠等。

第三,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动力不足。从规模、特色和引导功能看,湖南引导基金的发展远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2014 年湖南引导基金仅6 000 万元,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主要集中在长沙。而上海引导基金的规模达到60 亿,长三角地区引导基金已经呈现区县级扩散的趋势,很多地区将现代生态农业作为引导创业投资的主要战略性产业。所以,湖南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的动力不足,效果不佳,风险投资难以成为湖南省农业科技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15]。

第四,现代农业科技金融信用体系不完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发布的数据,湖南省信用体系建设正在不断完善,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有序推进,截至2013 年末,累计建立小微企业信用档案5.28 万户、农户信用档案729.24万户,建成9 个湖南省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园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县(市)增加至7 个。但还存在农业科技企业信用信息收集覆盖面小、缺乏针对农业科技企业具体类别的归类管理等问题。同时,现有企业信用体系的作用只停留在新成立企业的信用信息公示和失信曝光的督促作用上,没有通过共享农业科技企业的信用信息,拓展金融机构信贷优惠、农业科技企业间产业链交易等积极作用。

第五,复合型人才培养制度有待建立。肩负推动现代农业科技金融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不仅要具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也要具备金融专业知识。据统计,近5 年来,湖南共引进各类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3 万余人,但金融类人才引进不足100 人,难以满足科技金融发展需要。因此,亟待建立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现代农业科技企业联合参与的人才培养制度。

4.3 农业科技金融的社会机制存在不足

首先,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滞后。农村资金互助社注册门槛较高,许多地区的农村难以满足注册资本、营业场所等方面的要求。虽然农业合作社内部的资金互助在部分地区实施,但在资金调剂、管理规范、风险防范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制约其对农业科技的支持[16]。

其次,农业产业链主体之间关系较为松散。龙头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农民之间的合作整体上处于较低层次,缺乏深层互动。与核心企业相关连的销售企业、生产农户、专业合作组织分布地域较广,对其跨区域的不动产、库存等实施及时跟踪监控较难,这些都导致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拆借、科技担保等信用难以实现。

再次,农民在科技领域的创新文化和金融领域的诚信意识不高。这从深层次制约了农民对农业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也导致农村难以建立社会信用共享和监督机制。最后,农业科技金融人才、农业科技技术管理人才和农户之间的交流缺乏互动平台和长效机制。

5 对策建议

5.1 建立农业科技与农业金融的协调机制

首先,由省级科技部门和农业部门联合设立湖南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引导母基金,并鼓励各地根据不同地区的特色农业设立不同类型的子基金,充分发挥其引入社会资本的杠杆效应。其次,农业科技部门与金融部门要联合制定农业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评估政策及实施办法。再次,农业科技规划和项目申报与农业科技贷款政策协调。农业科技规划和项目申报要为农业科技贷款提供项目引导和发现机制,金融机构要加强农业科技贷款的绩效考核。最后,加强农业科技的财政投入机制和农业科技的市场投入机制的协调。

5.2 鼓励与现代特色农业科技和科技园区农业项目相结合的金融创新

第一、加大农业科技园区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吸引各类金融机构入驻农业科技园区。支持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农业科技园区设立融资服务中心,为农业企业提供“一揽子”融资服务。第二、支持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农业科技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产品。具体可以推行农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围绕核心农业企业的产业链融资产品、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链贷款等。第三,加强具有发展潜力的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的上市培育和准备,鼓励企业上市融资。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权交易市场,依托湖南现代生态农业科技优势,建设现代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建立中部生态农产品交易中心。第四、鼓励农业“产学研金介”模式的发展。要推进现代农业科研院所改革。在实施农业科研院所分类改革的同时,创新农业科研院所运行机制。建立以农业产业化为导向的科研立项机制。将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纳入产学研,强化农业“产学研金介”协同创新机制[17]。

5.3 营造良好的现代农业科技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建立农业科技金融的部门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农业科技金融联系会议制度和农业科技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定期举办农业科技金融政策与信息发布会和项目对接会。二是健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和农业科技信用制度。加大对农村非法金融活动的司法力度,维护农村科技金融市场秩序。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社会组织要通过出台配套政策、加强宣传、征信网络建设和行业自律等协同推进农业科技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三是建立农业科技金融绩效考核和风险监控机制。通过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四是建立健全农业科技金融中介服务体系。给予服务农业科技的知识产权评估、信用评级、成果转化、法律服务等中介服务机构优惠和鼓励政策。

5.4 大力培育和建设农业科技金融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