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支持农业

社区支持农业（精选12篇）

社区支持农业 篇1

一、社区支持农业的内涵研究

(一) 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

屈学书等认为社区支持农业是一些社区的消费者f和一些农场或农场群间相互支持, 共同承担农业风险, 共同享有农产品收益的作形式。它强调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 核心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陈卫平指出尽管在实践中没有任何两个CSA项目模式是完全相同的, 但所有CSA项目都遵循5个共同原则, 即健康生产, 承诺, 互助, 本地化, 直销。

(二) 社区支持农业的价值

英国的土壤学会 (Soil Association) 研究结论认为CSA使得消费者可以得到新鲜的食物, 传递环境的收益, 促进当地的经济。瑞士永续农业专家丹尼尔 (DanielGilleron) 指出CSA增强乡村与城镇发展的平衡与和谐, 维护本地食品文化, 重现本地农作物的多样性。

国内学者江崇龙认为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态自然的舒压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为农民提供良好的经营渠道, 有效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此外鞠海鹰认为CSA可以促进当地的就业和工商业的发展, 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黄明朗认为CSA模式避免了生产的盲目性, 可使农民得到公平贸易的权利, 增加农民收入。

综合以上各学者观点, 社区支持农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3个方面, 即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 重现生物多样性、发展永续农业、提供生态自然的舒压环境, 加强城市与农村的沟通和联系, 增进人们之间的信任,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社区支持农业国内发展现状研究

(一)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研究

1.社区支持农业 (CSA) 模式的划分

《欧洲CSA手册》中指出欧洲的CSA模式有:农民主导的CSA;由社区/消费者主导的CSA;农民合作社形式的CSA;农民———消费者合作社形式的CSA。支婷婷总结美国有两种不同形式的社区支持农业, 由消费者驱动的股份型CSA (shareholder CSA) 和由生产者驱动的订购型CSA (subscription CSA) 。孙超超指出日本的社区支持农业经历了“Teikei” (提携) , “sanchoku” (强调有机生产和产品直销, 由日本农协主导, 采取直销方式销售农产品, 不再需要消费者参与劳动) 模式和“chisan—chisho” (自给自足,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食品运动) 模式。石嫣、张凡等将我国现有的CSA农场按发起者身份分为了6类:由小农及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的CSA;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CSA;由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机构发起的, 带有试验性质的CSA;由NGO (非政府组织) 发起的CSA;由餐厅与有机小农或农场直接联系的CSA;由政府发起的CSA。对比国内外的CSA模式, 吴天龙等指出在表现形式上, 国外CSA主要有生产者主导型、社区主导型和共享管理型三种类型, 而我国主要表现为消费者推动型、生产者推动型和NGO推动型三种形式。

2.社区支持农业 (CSA) 旅游模式研究

屈学书等从旅游体验的角度考虑, 探索TCSA旅游模式, 并分析了TCSA旅游模式的意义、可能性和应具备的条件。邵隽等以北京郊区“小毛驴市民农园”为案例, 提出都市农夫休闲EARTH模式, 即Education (教育) —Association (社交) —Relaxation (放松) —Trust (信任) —Health (健康) 模式, 并将社区支持农业型市民农园的休闲活动分为成员参与劳动的农夫劳作和都市居民参与节事活动两种类型。吴国庆从传统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发展模式概述分析, 结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新理念设计出生态农业示范园、观光农业旅游园、绿色食品生产园、休闲体验园等4种新型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模式的模式。黄义认为农家乐形式的CSA农场更易存活。

(二) 关于社区支持农业中参与者的研究

1.消费者方面的研究

宋平、扈立家认为国内CSA农场消费群体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退休后的老年人。二是家中有儿童的家庭。屈学书等研究得出参与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者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1) 年龄多集中在30~50岁; (2) 女性会员数量超过男性会员; (3) 以中高收入的家庭消费居多, 独身者较少; (4) 大多为本科以上学历。屈学书等分析认为消费者参与社区支持农业的最主要原因是对食品安全的强烈需求以及对自身所消费食品的强烈关注, 其次才是对环境保护和体验自然的需求、绿色消费理念、支持农场和当地农民等其他因素的考虑。

2.生产者方面的研究

国内关于参与CSA的生产者特征与参与原因的研究还较少, 杨波认为农户参加CSA的原因往往由于资金匮乏无力进行生产或绿色认证, 对农业生产风险的担心而和消费者组成CSA。一方面由于CSA比较利益较低, 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并不大。另一方面, 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多外出务工, 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短缺。

三、社区支持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一) 社区支持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从生产者角度分析

从生产者角度分析主要存在观念、有机认证、人才、CSA生产和运作、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刘丽伟指出愿意从事CSA生产的农民仍为少数, 观念需逐渐改变;农产品认证费用高, 缺少小规模有机产品认证渠道;缺少从事生产和组织CSA的劳动力和合作社;CSA生产方式生产成本高。文亮等认为CSA运作方面存在配送成本高, 技术有限, 销售途径单一, 宣传不到位等问题。何飞等指出由于政府责任缺失, CSA农场的经营风险大, 农民不会轻易尝试。

2.从消费者角度分析

从消费者角度分析主要存在消费习惯、信任方面的问题。刘丽伟指出消费者难以接受预付费模式。裴涛认为社区支持农业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信任和期望问题, 然后是监督机制问题。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对CSA农场生产的有机食材不信任 (李滨江) , 另一方面现有的质量监督体系不完善, 有机认证程序效率低且价格昂贵、标准不一、缺少小规模有机农产品认证渠道, 难以获得市场的认可 (何飞、李怀英) 。

3.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者的关系分析

从生产者与消费者两者关系分析, 存在社区支持农业供给者与需求者在数量、质量等方面的矛盾与相互沟通问题。陈卫平等指出由于农场提供农产品的种类单一性与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矛盾, 导致一部分会员的流失。另外, 农场与会员间缺乏互动, 农场的单向定价机制导致了会员对价格的不满。

(二) 国内对社区支持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研究现状

1.CSA信任问题的研究

社区支持农业中信任问题的主要表现为: (1) 社区支持农业人际互动关系中信任缺失。 (2) 社会信任问题向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传导。信任问题的存在增加了社区支持农业的成本, 增大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 使市场秩序受到损害, 买与卖的平衡性受到考验。马新乐认为解决CSA中的信任问题需要政府引导公众信任、落实农产品质量认证;倡导农业企业肩负社会责任;加强“产———消”互动。陈卫平研究社区支持农业情境下生产者建立消费者食品信任的策略时阐明了建立食品信任的三种机制———信息、嵌入关系和生产者绩效。王志刚认为CSA的信任属性主要由经验信任与特征信任构成, 辐射范围较窄, 使得CSA消费者规模有限。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连接不同的CSA主体的物联网平台, 即时交流与沟通系统, 会大大提升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度, 扩大CSA的信任范围。但是物联网与CSA相结合还存在一些技术、成本、协调等问题。根据国内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出解决CSA中的信任问题可以从生产者行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政府作为、产品认证、新技术运用等几方面着手采取措施。

2.CSA融资问题的研究

宋平, 扈立家指出CSA项目融资存在投资主体不健全, 投资对象不明确, 投资方式和渠道单一等问题。由于投资者存在地理和选择成熟企业的偏好;政府支持不足;项目利润低, 风险高;消费人群多为老人和儿童等原因CSA项目融资困难。解决社区支持农业项目融资问题, 一方面是社区支持农业项目自身的解决办法, 创新宣传和营销方式, 创建移动互联网农业品牌。另一方面是外部辅助的解决办法。

3.CSA中关于政府责任的研究

温铁军、石嫣、宋平等在对CSA的研究和实践中都提到了政府政策的缺失和政策支持对CSA发展的重要性。何飞等认为目前劳动力不足、利益低下、前期投入大、质量监督体系不完善和农场配套设施不健全等CSA发展存在的问题是政府角色缺失的现状, 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政策。蒋敏认为需要农业主管部门进行质量引导, 制定相应的标准;制定相关配套帮扶政策, 为消费者让利。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 CSA的推广发展需要政府给予制度、资金、服务、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包括制定有机农业标准, 完善有机认证体系、构建互信机制, 设立专向资金、给予相应的资金补贴, 建立咨询和培训机构等。

四、小结

国内关于CSA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的总结性研究很多, 但是关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比较少, 目前涉及较多的是信任问题、融资问题、政府责任问题方面的研究, 而关于CSA的生产和运作、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沟通、消费习惯等问题的系统研究较少。本文就信任问题、融资问题、政府责任问题三大方面做了系统性的整合,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希望能对CSA模式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摘要：近年来CSA模式在我国发展迅速, 并引起多方的关注, 文章从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价值、模式划分、参与者、存在问题等方面对近年学者关于社区支持农业的研究进行了较详细的综述, 以期对我国CSA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社区支持农业 (CSA) ,模式,信任

社区支持农业 篇2

为期两个月的社会实践终于结束了。在此次社会实践中，我又学到了许多的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虽然实践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此次实践的过程，将是我们人生中的一次宝贵的经历。

首先，我想说一下自己对此次实践的感悟。在实践过程中，我深刻的体会到了古人所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句话。光单单从书本或者报刊上得到的一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有时你必须深入一线去调查，采访当事人，这样才能得到一手资料，并对你所研究的项目有着彻底深入的了解。另外，只有进行采访，你才能够发掘出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譬如说在我们前往山海田园进行调查访问时，我就忽然想到：泊于镇拥有者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何不大力开发观光旅游业，进行房地产开发呢？通过对连经理的调查我才知道，要想进行房地产开发必须要经过国土资源部的审批，而这个审批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是观光旅游的生态农业，也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核，因此 山海田园的开发要分成一二三期工程来进行，这样我们也从侧面看出了国家对生态农业保护的重视程度。

然后，我想简单提一下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简单讲就是“计划不如变化快”。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有时我们希望在发放问卷时能够成功收回许多份，然后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结果，然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配合调查的。因为调查的客体类型存在问题，这样所得出的结果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有偏估计值。使得一些数据没有较好的说服力，然而这些也是难以避免的。同样的是在采访过程中，精心设计的问题有可能会因为被调查者的话题转移而被引到其他的一些方面，或者答非所问，致使一些问题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在后期整理材料时，你又不能够凭着想当然来编造结果，因为这些都是相当不可靠的。不过，如前面所说，这样我们也有可能取得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

社区支持农业 篇3

关键词：社区支持农业 都市居民 休闲农业模式

中图分类号：F3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09-0078-02

1研究背景

夺得第50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看见台湾》自上映以来广受好评，导演齐柏林用鸟一般的视角，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台湾的山川大河，还为我们介绍了台湾的农田，讲述了台湾“新农夫”们用“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来改变生活和自然的故事。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简称CSA，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瑞士，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当时日本的一群家庭主妇以农药污染以及本地农产品减少为起因，与有机食品的生产者达成了独立的供需协议，这成为csA模式的雏形，后来这种理念被传播到北美和欧洲，逐渐发展成为CSA。现在社区支持农业一般被定义为：一种在农场及其所支持的社区之间实现共担风险、利益共享的合作模式（图1）。农场做为生产者与社区的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交易，建立合作以及信任。消费者提前预付费用，承诺在农场的整个生长季节给予支持，农场提供新鲜安全的当季农产品，直接送货到消费者手中或分配给销售网点。

CSA模式强调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这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形式虽然是在食品安全和城市化等消极背景下应运而生，但其作为新兴的社会运动，在推行生产有机食物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动了年轻人对土地的思考并提出新兴的创业方向。

2两岸地区CSA成功案例

台湾地区的农业发展较早，如今有一部分年轻的“白领农夫”进入田地，以CSA为基础，将休闲农业中悄然加入商业发展模式。《看见台湾》中所提到的赖青松，2004年在日本硕士毕业，回到台湾后，他根据自己在日本的经验，创建了“谷东俱乐部”（图2）。他提倡“都市人一起来种田，我们可以吃到自己种的米”以股份制来吸引投资者成为股东，首先是寻找自己身边的朋友，进而扩大范围影响其他人。“硕士农夫”赖青松在宜兰县租种了83亩土地，俱乐部募集的股东们以消费合作的形式将种田基金委托给代耕的农民实际耕作。股东们可以提出需要耕种的农产品品种或相关耕作方式等要求。收成之后，股东再按投入股份分享收获的稻米等农产品。作为股东和农民之外的第三方，赖青松这位“田间管理员”，用真诚和信任衔接各方，将风险分摊到最小（图3）。“股东俱乐部”出产的“青松米”每一粒都是新鲜饱满，这种基于赖青松无农药、低施肥、低耕作密度的方式所种出来的水稻，让每一个股民都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投资的回报。除了能吃到有机健康的稻米，股东们经常以家庭为单位来到农场体验耕种，赖青松也将休闲理念注入其中，每年举办田间聚会、邀请乐队来田间地头表演，组织游客来此体验“Happy农事”等，运用网络资源招募更多有意来田间工作或想了解农村的城市人到此一游。

在内地地区，社区支持农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正是因为被频频爆出的食品安全问题，促进了CSA模式的发展速度。位于北京市郊“小毛驴市民农园”是大陆第一家成功运用CSA模式经营的都市农园，占地230亩。“小毛驴”的创建者石嫣是第一位公费去美国务农的学生，她将在美国CSA农场学习的经验注入其中，2009年“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对外营业。其中有普通份额成员和劳动份额成员两种形式供消费者选择（详见表一和图4）

小毛驴市民农园模式在于通过市民认养土地、认领劳动份额，组织消费者参加农庄活动，以及招募实习生等形式，建立起了社会参与监督机制。如今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已经形成一个包含有机农产品销售、市民租地、生态农业示范、参观体验、社会参与、培训教育、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环境保护、理论研究与政策倡导等多领域的综合农业发展平台。

3都市休闲农业PLEASED设计模式

基于众多CSA理念的案例研究发现，一个让市民满意的都市休闲农业项目应该体现出参与（Participation）、休闲（Leisure）、教育（Education）、艺术（Art）、安全（Security）、生态（Ecological）、设计（Design）特点，简称PLEASED设计模式。

参与（Participation）体现了都市休闲农业的核心价值，相较于都市居民在市场购买农产品这种传统的消费方式，都市休闲农业则提供了居民从播种到收获全程参与农业生产劳动的体验。现代的城市人远离农村生活，对农产品生长过程的好奇心驱使他们主动参与，从农作物的播种、种植到生产过程中的田间管理，再到最终的农产品收获，都市居民会把自己扮演成农夫的角色，在每个环节都会有细心照料的切身体验，而这种感觉会贯穿于整个农产品的生长过程。当农作物收获时，手中仿佛捧着自己得意的作品，这种乐趣远远要比在市场挑选农产品更真切深远，参与者会很乐意同他人分享这种收获的喜悦，也为休闲农业的发展带来了良心循环。

休闲（Leisure）与劳动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对立同一，不可须臾分开的关系。但CSA模式下的休闲农业则将休闲旅游和农业劳动生产相结合，其将民众的需求与农业的发展有机结合到一起，达到各自需求的平衡点。这里所提到的“休闲”有别与消费者的固有观念，传统观念认为休闲是在非劳动时间内以各种“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调节与放松的业余生活。而CSA模式下，不必等到充裕的闲暇时间，双休日的某一天都可以去进行劳动体验，而这种休闲将劳动体验融入其中，使之更有意义。

教育（Education）是休闲农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休闲农业的开发，可以继承和发展农业文明，让特有的乡土文化及民间技艺得以保存和发展。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来到休闲农园。自小在都市里长大的孩子们通过参加各种农耕活动，亲身体验摘菜、配菜，感受到了接触泥土的乐趣和劳动的艰辛，体验到了农民的辛苦，了解了植物生长授粉孕育等农业知识，这种身心体验教育比书本教育带来的印象更加深刻（图5）。小毛驴市民农园在传统节日会开展亲子活动，如带领孩子们体验包粽子、包饺子、画蛋等传统习俗，欣赏剪纸、书法等传统手工艺，在体验式休闲活动中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教育。

艺术（Art）不仅仅指价值连城的大师画作和西装革履的歌剧魅影，田间的农民利用土地为画布，不经意间会在泥土上创造艺术。层层上升的梯田，波光粼粼的鱼塘，整齐排列的田埂，《看见台湾》用鸟瞰的视角，让我们不禁感叹这些巨大的艺术品是如此壮观。影片的尾声在稻田里出现了九个巨大的脚印缓步向前，这虽为导演和农民刻意制作，但也为艺术进驻田间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图6）。日本从2000年开始举办三年一度的越后期有大地艺术祭，以农田作为舞台，艺术作为桥梁，连接都市人群与农村自然。不同年龄，来自不同背景和地区的都市人们汇集于此，卸下都市人的价值观，运用当地素材和艺术家、农耕者互助式共同创作完成作品。

安全（Security）是消费者对农产品食物最基本的要求，随着最近越来越多个头儿巨大、颜色娇艳、外形貌美的蔬果农产品出现在超市、菜场时，都市居民们不禁会疑问它们是怎么种出来的？是化肥催熟，还是药水泡大？农产品没了四季的属性，更没了安全的保障。食品安全是CSA模式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它旨在建立对环境不造成伤害的农业生产体系，和提供对人类无害的农产品。休闲农园内的农作物完全或者基本不使用农药、化学肥料、植物生长调节剂等非天然物质，完全不采用基因改造作物，而使用天然物质驱虫与施肥。

生态（Ecological）是最近讨论的热点话题，频频发生的超大自然灾害，罕见的恶劣天气，《看见台湾》《苍穹之下》等纪录片都让我们深思到底谁是生态破坏的罪魁祸首？台湾苗栗后龙湾的洪箱女士及农民，以社区之力，宁愿守护自己的土地生产粮食，不愿因征收而成为工业区，她运用友善农法来进行耕作，虽然费工费时，但她心安理得。将友善土地的命题注入休闲农业发展，这不再只是食品安全的问题，而是一种对自然负责的态度与选择，态度会凝聚一股力量，选择会实践成为一种真正的生活状态。

设计（Design）指的是CSA休闲农业规划设计原则，除了包含以上六点要素外，休闲农业规划开发应遵循，统筹城乡发展原则：要求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加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以农为本，农游结合原则：确保农业产品在开发中占有主导地位，发展“农游和一”让农民成为城市居民消费需求的供给者；因地制宜，体现特色的原则：充分考虑农业生产地域性和季节性特点，与实际相结合，明确农业资源优势，抓住特色使之更加鲜明。

4结语

社区支持农业 篇4

近年来市民农园在我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并成为“社区支持农业”的一种主要形式。市民农园是依据热心公益的经济合约, 再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本土联系的经营模式[3]。城市居民利用节假日等业余时间开展农业生产与体验活动, 有效地发挥农业的生产、休闲、教育和疗养等功能, 以达到促进城乡交流、维护食品安全、支持农业生产和保护生态环境等目的。经验表明以市民农园为主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可以实现城市与农村居民亲密交流与持续互动, 加深城市居民对农业与农民的理解, 促进公平贸易, 形成对食物与生命、食物与农业、农业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全新认识。

一、社区经济与社区农业

(一) “社区支持农业”的基础性动力

资源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稀缺性, 如何合理、有效配置资源, 成为经济学最基本的命题。与其他发达国家相似, 我国的经济增长也经历了一个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断地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过程。市场经济强调机会均等, 注重以竞争机制实现经济效率, 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实践表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带来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转型与经济增长使得企业成为最基本的市场主体, 而传统的家庭农业则陷入了危机。大量化肥、农药的投入虽然带来了产量增长, 却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各种添加剂的发明和使用, 车间式、标准化农产品加工带来食品工业的兴旺发达, 也使得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们发现离“理想社会”不是越来越近了, 而是越来越远了。

1. 与市场经济相比, 社区经济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

目前,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其根源在于食物体系中政府、生产者、中间商、消费者力量极度不平衡、组织极不对称格局与角色严重失调[4]。具体表现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以资本逐利为根本目的的中间商通过竞争与联合, 实现了对生产定价权与消费定价权的双重控制。在这种产业化生产模式下, 农产品的“盲点商品”属性被放大, 即从外观很难看出质量高低, 导致消费者对生产者缺乏信任。生产者为了多赚钱, 只能通过“以量取胜”诱发道德风险, 而消费者也只能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 被动作出逆向选择, 尽量选择“物美价廉”的产品[5], 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如果政府能够以公正的姿态介入, 则可以缓解这种力量格局的极度不对称, 但必须支付高额的监督成本和交易成本。社区经济是扭转这种食物体系的不对称格局的有效途径, 通过生产者与消费者对接, 它将食物的定价权回归于交易双方, 并能通过优质优价与重复选择, 消除生产者的道德风险, 规避消费者的逆向选择, 使食物体系回归于“为生命而生产”的可持续农业发展道路。

2. 与生态经济相比, 社区经济是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路径。

理想社会不应只包括丰富的物品供给, 还应包括对安全放心的需求、和谐的人际关系、身心健康的追求等。就目前的农业与农村而言,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隔离与利益对立使得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产地保护引发恶性竞争, “市场对应”战略致使农村社区越来越衰落。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生态经济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 通过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 充分利用生态资源, 形成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生态经济可以最有效率地实现“经济正义”, 但对促进“社会正义”却显得无能为力。生态经济的优势在于依靠专业协作与产业链延伸, 促使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动态中平衡, 缺点在于对社会效益的忽视。

所幸的是通往理想社会还有另外一条路径, 就是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社区经济。社区经济主要是在以信赖为基础的农村地缘社会, 参与者以共生互助为交易原则, 通过自愿参加、相互协调, 寻求共同利益, 实行共同体对应战略, 实现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与互惠经济、道义经济一致, 社区经济并不是一种新型经济形态, 而是让经济重新结合起社会、政治、文化等脉络, 让经济重新嵌回社会后的新理解[6]。无论是农业生产, 还是婚丧嫁娶, 每个成员作为社区的一份子, 都从交易与合作中受益;同时, 人格化的交易将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紧密性, 恢复农村地区的活力。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当今社会, 社区经济的兴起与其说是一种创造, 毋宁说是一种“回归”。通过发展社区经济, 可以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地域社会之间的有效衔接, 形成和谐互助共生型地域经济系统, 恢复农村活力, 促进农村社区可持续性繁荣。因此, 社区经济既是地域社会振兴的手段, 也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基础性动力。

(二) “社区支持农业”的持续性动力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过程中, 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不断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 在以跨国企业为主导的资本推动下, 农业生产被深深地卷入企业活动中, 农业的国际化、工业化趋势不断增强;同时, 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使得农业与食品出现严重分离, 农业部门正逐渐退化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原料供给部门。在这种发展模式下, 农业将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在一些耕地资源丰富、灌溉条件良好的平原地区, 农业继续向工业化、产业化、“原料化”方向演变;另一方面, 一些较为贫瘠、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务农效益差, 将导致土地撂荒、农村凋敝等问题发生。在亲资本的粮食生产体系下, 生产者权益、消费者权益与经济发展似乎构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在发展主义背景下,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 与产业化、规模化农业发展道路背道而驰;而在以中间商为中介的交易模式下, 农产品价格的任何波动都会通过中间商掌控的定价机制, 传导给消费者或生产者任何一方。

1. 社区农业是破解“不可能三角”的关键。

社区农业是以社区为单位, 充分利用农业的多功能性, 挖掘农村社区资源, 实现消费者与生产者对接的农业, 是在反思现代农业诸问题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型农业。社区农业可以恢复农业的传统活力, 使农业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它可以广泛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 充分利用传统乡土知识与传统技术, 发展绿色农业或有机农业, 获得高质量、原生态的农业产品, 并通过产地对接, 实现城乡交流, 推动城乡和谐发展[7]。社区农业可以通过多种功能, 使城乡间要素流动与平等交换成为可能, 实现对“不可能三角”的破解。

2. 社区农业具有多功能结构。

社区农业的功能表现在经济、社会、人文等多个方面 (如图1所示) , 可以依照生产者、消费者和地域共同体三个维度进行归纳总结, 而从单个维度出发又可将社区农业的功能划分为首要功能、次要功能和拓展功能三个层级。具体来说, 社区农业的首要功能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 其次是农业理解与传统文化保护、城乡交流与观光农业发展、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 拓展功能有安全放心的农产品提供、食物与农业分离问题的解决、高龄者与妇女工作机会的增加、农村空心化与撂荒耕地的防止、农村社会稳定与地域活性化。对于消费者来说, 安全放心农产品的提供是其首要功能, 而经济发展与收入增加则是其拓展功能。因此, 社区农业不仅具有多功能特质, 且各功能之间存在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特点。所以, 正是社区农业的这种多功能特质, 构成了“社区支持农业”经营模式的持久生命力。

二、“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模式及特点

虽然中国的“社区支持农业”起步较晚, 但也取得了一定发展。为了捍卫自己的健康权益, 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消费者和一些NGO组织成为这项运动的主要推动者[8], 许多不同类型的市民农园在经营方式、管理模式上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本土性探索。总体而言, 市民农园的形成路径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在“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理念的影响下, 由市民自发成立的市民农园;另一种是发展相对成熟的都市农业或休闲农业项目, 在产业、资源、城乡融合的背景下, 演化为具有新型合作关系的市民农园 (张强、魏福芹, 2008) 。在表现形式上, 国外主要有生产者主导型、社区主导型和共享管理型三种类型[9], 而我国主要表现为消费者推动型、生产者推动型和NGO推动型三种形式[10]。

(一) “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模式

1. 注重“社会参与认证”的小毛驴市民农园模式。

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建于2008年4月, 占地230亩, 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小毛驴市民农园采用自然农业技术, 尊重自然界的多样性, 重视传统农耕文化和乡土知识的传承, 采取“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方式, 为市民提供蔬菜配送和菜地租种服务。在经营理念上倡导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 并希望重建城乡和谐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

小毛驴市民农园模式在于通过市民认养土地、认领劳动份额, 组织消费者参加农庄活动, 以及招募实习生等形式, 建立起了社会式参与监督机制。经过不断努力, 消费者的口碑成为农园“社会参与认证”体系, 推动了农园的发展。对于“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参与者来说, “有机”并不是一纸认证机构的证书, 而是消费者和农户之间情感、信任、支持、分享等价值的互惠关系[11], 并以此为纽带形成了教育、社交、放松、信任与健康“五位一体”的EARTH休闲模式[9]。目前, 小毛驴农园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包含有机农产品产销、市民租地、生态农业示范、参观体验、社会参与、培训教育、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环境保护、理论研究与政策倡导等, 多领域的综合农业发展平台和国内有机农业的重要品牌。

2. 努力挖掘“社区资源”的传统村落模式。

坐落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羊山地区的博学村经过不断努力, 探索出一条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农业与休闲体验结合的可持续“社区支持农业”发展道路。博学村投资修建了海南第一条乡村山地自行车赛道, 并承办由海南自行车运动协会主办的越野自行车赛事。自行车休闲运动车道途经羊山野生荔枝林、天然次生公益林、现代荔枝园、黄皮园、柑橘园、佛手瓜菜园等, 实现了自然资源、农业资源与旅游资源的有效结合。蜂蜜一直以来是博学村的传统特色, 但目前仅以直接出售蜂蜜为主, 博学村确定了对蜜蜂产业链进行深度开发, 创建“蜜蜂王国”的发展思路。博学村的“社区支持农业”发展模式在于依托传统优势, 深度挖掘社区资源, 将自然、文化、地理、社会等资源融入农业生产过程中, 将社区建设与农业生产、生活与农村建设相结合;同时, 博学村积极借助外部力量, 永续开发社区资源, 在为消费者提供多样性服务的过程中实现社区重构, 走出了一条社区与农业互动、互融的发展道路。

3. 呵护“亲子关系”的绿之盟妈妈生活馆模式。

2010年6月, 由多位全职在家的主妇共同发起成立了绿之盟妈妈生活馆。在成立前, 在反思传统教育和探索现代儿童教育的思潮的影响下, 发起者们开始思索孩子的教育以及该怎样实现自我成长。她们为此自发地组织了读书会, 交流亲子教育等相关知识。为了应对越来越恶劣的生存环境, 以及层出不穷的食品危机, 这些妈妈们决定通过包地种菜, 开始实施餐桌自救。绿之盟妈妈生活馆以“拒绝化学农药、化肥、抗生素、激素、除草剂, 提倡消费者拥有知情权和保护环境”等理念为宗旨, 在全国范围内筛选出近100余种有机农产品, 进行统一团购, 并针对会员开展配送。在农产品采购之外, 她们还开展了木工制作、音乐教育等多种亲子教育项目。绿之盟妈妈生活馆模式特点在于以营造和谐的“亲子关系”为主题, 将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关爱, 扩展到对安全、放心食品的追求, 以实际行动捍卫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绿之盟妈妈生活馆正依托组织建设, 通过“共同购买”来生产环境友好、健康、安全的食品, 带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平贸易。

(二) “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特点

1. 以食品安全为首要发展目标。

“社区支持农业”是伴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而发展起来的。与其他国家相似, 中国市民农园成立之初就将发展目标定位于以生态种植方式来解决食品安全。例如通过禁止使用化肥、农药及除草剂, 农活基本人工操作等方法来获得健康绿色农产品。当前有机认证缺乏公信力, 只有城市与农村居民共同生产经营的市民农园才能生产真正的有机产品, 重建消费者的信心, 缓解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对立关系。

2. 以农产品配送为主要运作模式。

现有的市民农园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的边缘地带, 即便是有的农园坐落于农村, 但也处在城市的服务半径以内, 这就使市民农园在农产品配送方面具有地缘优势, 使得鲜活安全的农产品成为连接城乡之间的纽带。因此, 目前中国市民农园的农产品配送是典型的“地产地销”模式, 与现代化食品工业及化学石油农业截然对立, 有助于建立长远的互助互惠关系。

3. 以公平贸易为主要诉求。

20世纪50年代, “公平贸易”理念起源于欧美, 它最初的想法是建立一个为弱势生产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如今公平贸易是指一种新型的商业运作模式, 它强调以道德评价为基础进行交易, 构建一种更健康、更负责任、可持续发展的贸易伙伴关系。“社区支持农业”的有机生产、公平互助、透明公开等基本原则与公平贸易的理念相一致, “社区支持农业”正是通过公平贸易来获得长远发展的动力。

4. 以信赖为基础的合作网络。

“社区支持农业”是一种以信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城乡合作网络, 体现的是共同参与、平等协商[12], 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破解城乡之间的信任危机问题。例如小毛驴农园主动邀请城市居民到农场参观, 并24小时全程开放, 以此增加市民对农园的信任。以市民农园这一组织载体, 形成了一个相互理解、相互扶持、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的合作网络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将生产、流通、消费等统一了起来, 而且使人与人的关系得以重建, 促进了社会整体和谐。

三、关于我国“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思考

目前, “社区支持农业”在城乡互动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具有农业生产、生态、教育和医疗等多种功能, 是实现城乡互助与公平贸易, 解决食品安全的有效途径。借鉴国外经验, 结合中国国情, 未来我国“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 政府要加大政策扶持

政府应当对“社区支持农业”在农业教育、生态及文化等方面予以重视,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一方面政府应考虑建立公共财政为主的生态价值补偿机制[13], 将符合条件的“社区支持农业”经营模式纳入到现有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另一方面, 政府可以将“社区支持农业”与城乡统筹工作相结合, 将其归入到现有的城乡发展规划体系。在实践操作中可以设立一些专项支持项目, 例如在食品安全方面, 可以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市民农园开展有机农业与生态农业项目;为防止土地撂荒, 应设立撂荒耕地农园建设专项支持项目等;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相结合, 建立市民农园企业家培育项目等。

(二) 完善用地管理, 加强对工商资本的监管

土地是“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 我们既要支持市民通过自身联合创办农园, 参与土地流转与经营, 又应避免盲目引进, 加强对工商资本的监管, 防止其损害农民利益、非法侵占农地、改变农地用途的行为发生。对于非农主体创办农园的, 须对其资信情况、经营条件、履约能力以及拟经营项目进行审查 (高强等, 2012) 。在项目建设之前, 应对其进行必要的科学评估与合理规划, 要对“社区支持农业”项目是否可行, 是否符合环境保护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方向进行论证。在项目建成之后, 要继续做好规范化管理与服务工作, 保障其健康有序发展。

(三) 要积极培育市民组织发展

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 篇5

所谓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指农户与供销、加工服务主体的产销协作、经营组合。伴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组织发育，现在已形成了多种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其主要有：公司＋农户、合作组织＋农户、批发市场＋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以及一些少量的产销一体化公司。尽管其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多样，但其参与的主体不外乎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处于产业化中生产环节的农户以及一些小规模农民专业户；二是起连接生产和市场的龙头企业，其中包括农村乡镇企业、农民专业大户、城市商贸加工企业以及一些外商独资和合资企业；三是以一些农户为主的合作中介组织，如专业合作性的专业协会；四是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销一体化公司。在产业化过程中，几类主体在一定程度上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本文以龙头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来探讨如何做好金融支持工作，以推动和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

一、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性

（一）农业产业化主体融资的特殊性

在我国农业产业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是那些起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大都在资本运作、融资方面具有弱质性，其主要表现在内部弱质性和外部融资环境的不利性两个方面：

农业龙头企业融资的内在弱质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些龙头企业内部信用达不到银行贷款的要求，自有流动资金先天不足，内部治理结构常常不规范、企业产权不清，资信等级低，从而没有长期信用基础，信用地位不稳固，获取担保贷款能力差。

农业龙头企业外部融资环境的不利性主要表现在银行信贷和直接融资方面。信贷资金分配向国有大中型企业过度倾斜，多为其它所有制经济的龙头企业却得不到应有的信贷支持，对这些企业的信贷投放规模与其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极不相称，且对农业龙头企业贷款条件要远远高于大企业，限制了龙头企业的发展。在利率政策上，对国有企业给予较多的利率优惠，而对农业龙头企业则不实行。少数金融机构还采取一些不合规的方式，擅自或变相提高对这些企业的贷款利率。此外，这些企业单笔借款额小，笔数多，商业银行监管难度大、风险大、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高。而且在中间业务方面，金融部门的服务水平远难满足农业龙头企业的需求，突出表现在服务的品种少，仅能提供开户、结算、贷款等常规服务，而资信评估、理财咨询、承兑汇票、贴现各类代理等特殊服务则很少，服务层次低，大多数是一些小额零散的业务，长年正常性的服务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农业龙头企业由于在大银行贷款困难，不得不在信用社开户，其中间业务水平更差、效率更低，直接影响了这些企业的效率。

其次，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上，农业龙头企业无论是通过争取额度直接上市，或通过股权转让间接上市，还是发行企业债券，都存在一定困难。

（二）制度安排的必要性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一度忽视农业的发展，其结果是农业的停滞导致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因而采取一定的方式带动农业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农业产业化融资，本质上是一个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鉴于农业产业化达到重要作用和农业龙头企业的融资状况，有必要对其融资体系进行制度的重新安排。现在各国政府大都在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利用产业金融政策干预经济发展。完全“财政式”的产业发展资金的解决方式和寄希望于完全市场化、商业化的运营机制这两种思路都有失偏颇。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迁的模型主要有两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一群人的自发行为所引起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以法规形式来实现的制度变迁。在目前金融秩序混乱，行为不规范，农业龙头企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完全依赖诱致性制度变迁将势必阻碍及延缓农业产业化进程，不利于我国农业发展，基于此，政府应以多种形式给农业产业化以金融支持，走政策融资与商业融资相结合的道路。

二、构建完善的龙头企业金融支持体系

龙头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由三个子系统构成：直接融资系统，间接融资系统，信用担保体系。其中，直接融资系统包括并购、公开上市（主板、二板）、债券、产业投资基金等四个层次；间接融资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等金融机构融资；信用担保体系由政策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非盈利性的企业间互助担保机构、盈利性的民营商业性担保机构三个层次的组织结构。

为使农业龙头企业顺利融资，这三个子系统之间和内部各层次应相互融合、互为支撑、分担风险、共享收益。这三个子系统的融合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以间接融资支持企业兼并收购，以信用担保体系支撑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以金融机构为发起人、采取向社会公募或向特定对象私募的形式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基金通过购并或公开上市撤出，以信用担保体系与银行信贷相结合等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金融创新建立新的切实有效的融资方式，寻找能真正解决农业龙头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途径，以此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三、目前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系统的构建重心

（一）通过兼并收购服务，支持资本扩张

兼并、收购是企业实现资本扩张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企业融资的有效途径，它可以使企业在资产规模、新产品开发、市场份额等诸多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通过对该企业的兼并、收购拥有了对该企业资产及劳动力的控制权，并通过这种控制权将被兼并、收购企业的资源与自己企业的资源形成互补和协同效应，产生1+1＞2的效果，从而企业带来整体价值的激增。农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兼并收购其他企业扩大资本，是迅速扩大规模提高竞争力的理想选择。

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兼并收购市场是很不完善的，政府有必要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培育和完善中国的兼并收购市场。除了对中国股票市场上的一些上市公司实施必要的兼并收购政策以外，也应该重视数量众多的农业龙头企业的兼并收购，给予更宽松的市场环境，进行合理的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

在农业企业采用资产重组方式扩大资本时，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亦可给予资金或信息服务等方面支持，资金支持方式可以是多种形式，如回租租赁、抵押担保贷款等等，信息服务包括目标公司评价、税务、法律等方面的服务。

（二）设立专项产业投资基金

产业投资基金是以资本市场为纽带，以产业发展政策为引导，通过对国家亟待发展的产业，如农业、能源、交通等，实行股市融资及资本运作，以解决国家因财力有限而不能满足的产业重点项目资金需求的困难，促进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等新兴产业集约成长的一种有效的金融工具。农业投资基金，如已设立的农业高科技产业投资基金、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其投资目标主要是产业化链条上急需融资的微观主体。

建立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可以有效的组织和引导民间投资，将城乡分散的资金汇集起来投向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公募或私募筹资，设立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引导全社会办大农业。农业产业化链条是一条价值增值链，要争取利用其投入产出利润率高、对资本牵引力强的优势，抓住机遇，加大农业产业化的资本运营力度，吸引大企业、民间资金、证券市场上的游资合理投向农业；设立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通过资金的有效流动，有助于龙头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促使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投资基金将会大量流向诸如优质种苗繁殖基地项目、各优质水产养殖项目、区域性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加工保鲜和运输行业、农业市场信息建设等方面，这些项目将带动农业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

农业产业化中的投资基金的设立将有利于减少政府对农业方面的投入，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解决了国家投资的部分不足，同时，农业方面投资基金需要一定的政府支持，如在税收政策上应实行优惠、提供配套的政府低息贷款，与此同时，还应对基金的投向进行合理约束。

（三）建立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信用担保体系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是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与债权人约定以保证的方式为债权人提供担保，当被担保人不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时，由提保人进行代偿，承担债务人的责任或者履行债务，它是一种信誉证明和资产责任结合在一起的金融中介行为，可以排除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时担保品不足的障碍，弥补中小企业信用的不足，改变资本供求双方的利润流和剩余控制权配置结构，分散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促进融资交易的发生，进而优化金融结构。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要将龙头企业纳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完善为龙头企业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解决农业龙头企业贷款难、担保难、抵押难的问题，降低部分银行风险，提高银行给龙头企业的融资的积极性，关键是建立龙头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应以中小企业间互助性担保机构和民营商业性担保机构为基础，建立省级再担保机构，为辖区内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服务，开展一般再担保和强制再担保业务，并配合人民银行、财政等部门，对辖区内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进行监管。担保机构与再担保机构之间约定风险承担比例，对风险性较大的项目应该实行强制性的再担保。

社区支持农业 篇6

关键词：财政；支农资金；管理

黑龙江省实施“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涉农资金如何使用才能发挥最佳效益，是涉农部门共同面对的一个新课题。对此，黑龙江省农发办组成调研组先后对望奎、克东、桦川、海林等20多个县（市、区）进行专题调研。通过现场考察和座谈，深感农业综合开发集中资金建设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区的做法是“两大平原”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重要举措，是涉农资金整合的有效方法，对于提升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效益、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推进全省现代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建设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区的主要做法

（一）整合资金，做大农发项目投入规模。“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之前，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受投入范围、规模、比例等政策束缚和均衡照顾、平均分配等主观思维影响，存在资金使用不够集中、投入相对分散的“撒芝麻”问题。2013年以来省农发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钱随事走、集中力量、形成能力、解决问题”的总体要求，大力推进农发资金内部整合，将原来土地、产业化、部门、科技等几类项目资金集中安排使用，每县集中建设一个现代农业示范大项目。据统计，调研的23个县（市、区）共安排现代农业示范、规模化养殖园区项目40个，共安排中央、省农发资金11.74亿元，平均每个项目5104万元，比上年减少项目139个，单个项目资金额比2013年的587.4万元大大增加。

（二）突出重点，集中扶持优势主导产业。23个现代农业示范大项目，紧紧围绕当地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解决产业链条中急需完善的环节给予立项支持，每个项目区都有市场或龙头企业拉动，确保种植、养殖与龙头和市场紧密衔接。甘南、庆安、北林、绥棱、林甸、绥滨、桦南、桦川等县（市、区）重点围绕水稻产业集中建设高标准水田；望奎、呼兰分别围绕玉米、马铃薯产业集中建设旱作农业高产示范基地；宾县、克东、富裕、安达、龙江和肇东围绕宾西、飞鹤、光明、贝因美、元盛和大庄园等龙头企业重点建设奶牛、肉牛养殖基地和饲草饲料基地；双城、大庆大同、绥化宝山围绕蔬菜产业集中建设棚室蔬菜生产基地；海林、富锦、汤原、东宁重点围绕食用菌产业，建设菌包生产车间和木耳、香菇、猴头等棚室食用菌生产基地。

（三）配套建设，综合组装各项先进技术。现代农业示范大项目建设以国内先进、省内一流为标准，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平台，实行田、水、林、路、山综合治理，种植、养殖与加工紧密结合。采取高标准农田与农机合作社配套，粮食烘干及仓储库建设配套，育秧大棚与催芽浸种车间配套，温室大棚与蔬菜保鲜储藏配套，规模养殖与饲料基地、粪污处理配套等措施，完善产业各个环节，延长产业链条。同时，综合组装节水灌溉、农机农艺、信息管理、物联网等现代农业先进技术，努力提升科技水平，体现示范作用。林甸县农业综合开发采用的水田管道输水新技术与渠道衬砌技术比较，节水30%—40%、节地10%，项目区1万亩水田可节水200万立方米、节省耕地1000亩，同时输水快、用工少、使用寿命长，方便机械化作业，此项技术示范作用强，在全省极具推广价值。龙江县元盛集团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引进纯种和牛2000头进行繁育，并组建生物工程中心，生产胚胎、性控冻精，对当地肉牛进行改良，到2017年可出栏纯种和牛1万头、高端肉牛2.5万头，建成国内最大的高端肉牛改良基地。

（四）优化机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综合开发改革过去习惯于政府组织实施农发项目的机制，着力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作为立项首要条件，积极支持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申报并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23个项目区共扶持家庭农（牧）场、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68个，流转土地45万亩，项目区全部实现农民土地入股或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租赁规模经营，充分调动了农民参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的积极性。项目区农民和企业自筹资金10.91亿元，比2013年增加5倍以上。肇东大庄园和安达农民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自筹资金分别达1.2亿元和3.55亿元。绥化市宝山镇2013年政府组织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基本没有农民自筹，今年实施蔬菜种植大项目，农民合作社自筹资金达1570万元。

二、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区的功能与作用

（一）解决四个关键问题。

1.解决大型农机不足问题。23个现代农业示范大项目，组建农机合作社14个，购置大型农机具580台套。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项目区可实现三年一次深松整地，改变过去小四轮作业土壤板结、跑水跑肥问题，实现蓄水增温保墒。过去由于玉米青贮、苜蓿草等饲料作物收获期集中，常常因大型收割机不足错过收割期，导致秸秆和苜蓿草老化营养流失，项目建成后，新购置大型饲草饲料收割机36台，确保将种植的青贮玉米和苜蓿草全部收获在高营养期。

2.解决水利设施滞后问题。过去由于水利设施不配套，项目区常常遭遇春旱，导致农作物受灾减产。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大项目，23个项目区新打机电井304眼、建设干支斗农渠系288公里、埋设地下管道12.13公里。水利设施强化后，确保项目区水稻、玉米、饲草等农作物灌溉需求，实现增产增收。甘南县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涉及的东阳、巨宝等5个乡镇6万亩旱田，过去经常遭遇春旱和秋涝两重灾害，玉米亩产不足900斤，今年将6万亩旱田全部改造成水田，水稻亩产达1200斤，亩增产300斤以上。

3.解决产业链条断裂问题。肇东、安达、克东、富裕、龙江等县（市）乳产品、牛肉加工优势突出，但存在奶源、肉源不足、养殖基地规模不够问题，农业综合开发集中资金，解决产业链条中急需破解的瓶颈问题。肇东以大庄园为龙头，带动7个种植、养殖和农机合作社，形成从肉牛加工到肉牛养殖基地、青贮饲料基地全产业链优势。海林、富锦、汤原集中建设食用菌产业大项目，已建年产8000万菌棒生产能力的龙头企业3个，为生产木耳、香菇、猴头、灵芝等特色产品提供优质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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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决科技水平不高问题。23个项目区全部应用优良品种，推广节水农业、水稻浸种催芽、超早钵育摆栽、温室大棚遥感自动给水、标准化TMR日粮喂养、机械化榨奶、粪污无害化处理、农业物联网等先进技术，项目区科技含量比立项前提高20%以上。

（二）形成六大综合能力。

1.粮食生产能力。23个大项目共建设高标准农田96.2万亩，项目建成后新增粮食生产能力2.88亿斤，建成全省粮食生产核心区，粮食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

2.饲草饲料生产能力。富裕、克东、肇东等6个奶牛、肉牛产业大县共建设青贮饲料基地15万亩、优质饲草基地18万亩，形成优质青贮饲料48万吨、优质饲草64万吨的生产能力，为当地发展畜牧产业提供充足优质的饲草饲料。

3.优质蔬菜和食用菌生产能力。双城、甘南、绥化宝山、大庆大同蔬菜生产项目，建设温室80栋、大棚670栋，形成新增优质蔬菜生产能力788万斤；海林、富锦、汤原食用菌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木耳、香菇等食用菌生产能力98万斤，为国内市场提供优质蔬菜和食用菌产品，并将开拓境外俄罗斯市场。

4.现代规模化养殖能力。规模化养殖基地建设，提高了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水平，解决了奶牛产奶量不高、肉牛基础母牛群生产能力弱等制约奶牛、肉牛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23个项目可形成新增奶牛年存栏1.04万头、新增奶2.06万吨、肉牛年出栏6万头生产能力，为加工企业提供优质充足的奶源、肉源。

5.服务“三农”能力。通过支持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建立紧密连接的利益机制，搭建了服务“三农”的平台。农业综合开发支持庆安县东合金谷粮食加工龙头企业中央、省农发资金2046万元，建立农机合作社、水稻浸种催芽车间和55个大型水稻智能晾晒仓，龙头企业为农民合作社搭建了农资、融资、生产和收购四个服务平台，为农民免费收割、保底收购、保值存放，在银行抵押500万元为农民提供贷款担保，并及时有效地提供科技指导和信息服务，深受项目区农民欢迎。

6.农民增收与财政增收能力。据测算，23个大项目建成后，年可新增农民人均收入1350元、拉动财政增收9.2亿元。克东县10万亩优质青贮饲料基地可带动农民人均增加纯收入3600元，通过增加奶源确保飞鹤增效，为财政增收3亿元。富裕县光明乳业可形成万头奶牛养殖规模，带动10万亩青贮饲料基地建设，项目建成后农民人均收入可达到12656元。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区建设将为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做出重要贡献。

三、启示

（一）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整合资金、集中投入。面对黑龙江省实施“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涉农资金怎样使用才能体现“钱随事走、集中力量、形成能力、解决问题”的基本要求，23个现代农业示范大项目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农业综合开发实施“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就要善于从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实际需要出发，在资金投入规模、投入范围、投入比例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把资金用到最急需的关键环节上，围绕县域经济主导产业，整合内部资金干大事，集中建设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区，做大农发项目投入规模。

（二）建设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区必须发挥龙头企业的拉动作用。龙头企业上联市场、下联基地和农户，在农业产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支持龙头企业就是支持农民增收、财政增收，在现代农业建设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农业综合开发支持飞鹤、光明、大庄园等奶牛、肉牛龙头企业建设的青贮饲料基地和规模养殖基地，支持富锦锦城、汤原生科、海林北味集团等食用菌龙头企业建设的食用菌批发市场、菌棒生产车间和菌业种植基地，带动17000多名农民加入畜牧和食用菌产业大军，变农户为股东、变农民为工人、变农业为工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促进企业增效、财政增收。克东飞鹤乳业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大项目扶持，可成为克东县最大支柱产业，拉动农民与财政持续增收。

（三）建设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区必须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先进的体制机制是项目建设的灵魂，没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参与，就没有项目建设的最佳效益。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区必须放弃政府主导行为，激发市场主导活力，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作用，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望奎县建设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区后，合作社扩大了高效益的“黄麻子”马铃薯种植面积，减少了玉米面积，2014年马铃薯由上年种植1万亩扩大到3万多亩，农民种植马铃薯可实现亩均纯收入1000元，比种植玉米增收40%以上。

（四）建设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区，必须点面结合、统筹兼顾。各地资源各异、基础不同，建设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区应当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切忌千篇一律。尤其在投入方面，应根据实际需要区别投入，重点项目区做大做强，投入规模可适当加大；一般项目区统筹考虑、体现特点。但在资金具体使用上都要根据实际需要安排，防止“一刀切”的投入标准造成损失浪费。尤其支持农民合作组织的项目资金应考虑公共财政的普惠性，不能一味求大，力求多支持一些农民合作组织，让更多的农户受益，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五）投向龙头企业的农发资金应以股权投资为主体。农业综合开发支持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性的无偿投入，既不符合WTO绿箱政策，也是财政资金分配的不公，不利于企业以产品和管理优势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因此，建议改革投入方式，除了高标准农田实行无偿投入外，对于支持龙头企业发展的大额投入，建议采取补助与股权投入相结合的方式。补助资金主要用于道路、环保等公益性投入，对于生产性资金实行“股权投资，适时退出”机制，农发只参股不控股，不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用退出的资金建立农业综合开发基金，形成滚动开发机制。如果每年拿出10%即3亿元实行股权投资，以三年为一个使用周期，第四、第五年每年退出50%，到第六年就比全部无偿投入增加7.5亿元的资金，坚持10年就可增加到19.5亿元资金用于滚动开发。过去农业综合开发用这种投入方式有过成功实践，应当继续大胆尝试。

（作者系黑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省农发办常务副主任，省农发办综合处处长、省农村财政研究会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洪峰

社区支持农业 篇7

关键词：社区支持农业,有机农产品,生产者,消费者

近年来,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频发, 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身心健康, 也极大降低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程度。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之前无法了解产品的真实质量, 只有生产者和销售者清楚产品的质量状况, 而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 导致成本较低、利润较大的劣质产品充斥市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从本质上改变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模式, 重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

社区支持农业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简称CSA) 是一种新兴的农业形态, 它绕过了中间商, 让农民直接与消费者面对面交流, 实现利益共享, 从而使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公平互信的关系。

1 社区支持农业 (CSA)

“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于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瑞士, 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1965年, 日本东京等大城市的主妇自发组成消费团体到农村去包地, 通过订单、预付款等方式鼓励农民生产经过较少加工的无农药化肥污染的农产品, 并与农民协会直接交易。她们与有机食品的生产者达成供需协议, 这就是Teikei制度, 后来逐渐发展为社区支持农业 (CSA) 。

CSA是一种农产品直接销售模式。消费者在生产季节与农场签订购买协议, 在协议中消费者把本年度购买农产品的钱先期支付给农民, 从而成为农民的股东, 与农民共同承担种植过程中的风险, 农民则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进行管理和生产, 保证农产品的安全。CSA没有中间商环节, 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 农民增加了收益, 消费者得到了有机的农产品。

CSA模式在国外经历了近50年的发展, 而在我国才刚刚起步, 处于发展的初期。2006年2月, 在甘肃兰考开始的“购米包地”是我国含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理念的CSA初级形式。据统计, 截至2012年我国共有200余家CSA农场, 分布在全国近20个大中型城市的郊区, 主要消费者群体为城市中等收入者, 比较有名的有北京的“小毛驴市民农园”, 上海的“青蓝耕读合作社”等。

2 社区支持农业 (CSA) 的发展优势

CSA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 实现了双方信息对等和合作共赢, 与传统的农产品生产模式相比具备了独特的发展优势。

2.1 增加生产者的经济效益

对生产者而言, CSA模式使他们拥有稳定的销售市场, 在农产品成熟甚至种植之前就可以进行预售、较早回收资金, 节约了中间环节的成本和时间, 可避免生产的盲目性。此外, 由于摆脱了销路的压力, 生产者有更多时间用在土地上, 可以在精耕细作、水土保持和减少农药使用等方面花更多精力, 提高产品质量, 并且对生态环境有利。

2.2 满足消费者获取健康农产品的需求

对消费者而言, 加入CSA可以保证他们获得新鲜健康的农产品供应, 并能参与农场的经营决策, 根据自身需求对种植计划提出调整建议。CSA模式还为消费者提供了亲近土地的便利条件, 消费者可以带领亲朋好友到农场体验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这不但满足了人们亲近自然的心理需要, 还增进了对农产品质量、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认识, 带动整个社会向追求食品安全的方向进步。

2.3 保证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事故的频频发生让消费者越来越关心食材的来源和自身的健康, 而CSA的出现正是迎合了这种需要。消费者与生产者互相达成协议, 消费者提前支付购买产品的钱, 作为股东与生产者共同参与整个生产过程。生产者在蔬菜种植中不使用农药和化肥, 在畜禽饲养中也不添加激素、药物等添加剂, 避免农产品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受到污染, 整个生产过程安全透明。这样获得的农产品, 消费者吃得放心, 食品安全也有保证。

3 我国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瓶颈

CSA在西方国家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仅美国就有约5000家CSA模式运作的农场, 为超过10万户家庭服务。但由于国情的不同, 我国从西方引进CSA后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 制约了它在我国的发展。

3.1 缺乏生产资源, 农民难以与消费者直接对接

国外的CSA发起者通常是大农场主, 实力比较雄厚, 也能够发现市场, 可以做到直接与消费者进行对接。而我国的农民缺乏资金和社会资本, 不具备这样的实力。目前国内的CSA发起者的身份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由小农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的CSA, 如国仁绿色联盟、成都郫县安龙村、山东济南我家菜园等;二是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CSA, 如上海青蓝耕读、北京天福园、厦门土笆笆;三是由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机构发起的, 带有试验性质的CSA, 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四是由NGO发起的CSA, 如上海生耕农社。除农民合作社外, 其他发起者都不可避免的在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增加企业管理的环节, 由企业牵头负责发展会员和雇佣农民。在这种模式下农民不是经营主体, 收益并不高, 企业运营的成本又会增加有机农产品的价格, 使得向大众群体推广比较困难, 而这样的CSA已经背离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话的本质。

3.2 挑战传统消费习惯, 消费者难以接受预付费

CSA并非是简单的绿色农业、有机农业, 它更多强调的是消费者和农民共同承担风险和收益。也就是说, 消费者要预订农产品, 必须在春天还没开始种植之前, 就把一年的钱预付给农民, 将来收成多少, 就获得多少。这决定了CSA在我国的受众只能是一部分中产阶级, 因为一次预付一年的农产品费用, 还需要承担风险, 并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因此, 如何改变国人消费观念是CSA在我国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而且, 由于目前土地成本偏高, 农民生产有机农产品比生产传统农产品所需要耗费的精力更多, 农村能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又在不断流失, 因此CSA运营的资源成本、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都在逐渐提高, 导致农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 大部分消费者难以承受。

3.3 缺少小规模有机农产品认证渠道, 产品难以获得市场认可

农产品要想作为健康有机产品出售, 必须由农产品的生产企业通过申报得到相关认证机构的认证, 农民个人不能申请认证。同时, 整个认证过程还分为很多环节, 按照种植作物和土地情况的不同, 需要提前两到三年的转换期, 在转换期内的收获, 只能叫做转换期产品而不能叫做有机农作物, 此后的才能叫做有机农产品。而CSA模式大部分是小规模种植, CSA农场的发起者一方面对有机产品认证的知识了解不够, 另一方面考虑成本问题无力支付认证费。而没有经过认证的农产品, 仅凭生产者的一面之词很难让消费者相信其是有机的、健康的, 相当于食品安全没有得到认可, 最终难以进入主流消费渠道。

4 有中国特色的CSA发展模式

由上文论述, 在我国照搬西方国家的CSA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 我们应借鉴其理念, 调整具体的作法, 发展出适合我国国情的CSA发展模式。

4.1 以农民合作社为单位整合分散的生产者

由农民合作社牵头组织是CSA在我国最理想的经营模式。农民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 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由农民合作社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连接纽带, 一方面可以免去外来企业或机构的参与, 减少管理成本, 从而降低销售价格吸引更多消费者。另一方面, 农民合作社天然具有的凝聚力可以更容易获得农民的信任, 从而鼓励合作社社员加入CSA的生产者群体, 积累生产资源, 扩大生产规模。

4.2 逐步形成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关系

对于消费者来说, 最亟需解决的是信任问题。CSA在我国发展的初期, 可以采取签订保障条款的方式给消费者承诺农产品的份额和产出, 适当减少消费者所承担的风险。今后随着CSA模式的逐渐成熟, 可以向消费者宣传有机农产品期货的理念, 在农产品尚未种植的时候预付购买的资金, 就能够保证一整年的稳定供给, 不用担心农产品种植季过去后由于资源稀缺引起的价格上涨。而且, 在生产过程中, 消费者还可以亲身参与种植, 不但亲近了自然, 增长了知识, 还能够用自己的劳动换取农产品的份额。在这个过程中, 消费者逐渐认同了自己和农民同样是参与者, 互相形成了长效的信任, CSA模式就能够达到一个稳定的发展。

4.3 完善针对小规模生产者的有机认证制度

关于有机农产品收获后的认证问题, 有机农产品认证部门应适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一方面要建立起专门针对中小规模生产者的有机认证流程和制度, 并开辟特别通道, 给予此类生产者一定的优惠和便利, 降低认证成本;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 将有机农产品认证的好处和相应的流程、政策向经营CSA农场的农民合作社进行普及, 鼓励农场整合一起申请认证, 扩大规模, 也增加工作效率。

CSA是一场消费者运动, 是在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 开始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后应运而生的。CSA的本质是由消费者联合起来向生产者购买东西的消费模式, 这比农民先生产出健康食品后希望消费者购买要容易得多, 因为在消费者组织起来进行购买时, 很多成本是消费者愿意支付的, 而不是全部由生产者来承担。目前, 虽然我国消费者对待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在逐渐提高, 但还没有到达对健康食品一定规模的需求, 再加上有机食品的价格因素, 使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不能走入大部分的市民家庭。因此, 政府首先应该做的是对普通生化农产品对土地、环境和人类身体健康的危害进行宣传, 再逐步激发起大部分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 从而主动接受新型的农业经营模式, 这将是未来CSA在我国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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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支持农业 篇8

1 CSA简介

社区支持农业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是生产者即农场承诺不使用化肥、农药或生长激素等, 按照生产计划利用自然的生态循环系统进行种植和养殖。消费者成为农场的用户, 或者有时成为其中的一员, 承诺在整个农场生长的季节给予支持, 即支付预定款或提供劳力, 而农场则按期提供新鲜的当季农产品。它的核心理念是“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实现社区居民和有机农场或小农场直接对接起来, 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不通过超市或批发商等中间环节。

1971年, 日本家庭主妇关心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 他们与有机食品生产者达成一个供需协议, 形成Teikei制度, Teikei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这一理念传播到北美和欧洲, 逐渐发展成CSA。由其发展史可得, CSA模式通常由一些关心自己的健康和环境的消费者发起的, 他们承诺支持农民生产生态安全的食品, 支付款使农民能够持续地经营农场, 农民按农业系统情况对于生产做一个计划和预算, 成本分摊到消费者身上, 消费者可投现金, 可投劳力, 产品分给消费者。研究表明, CSA不仅能够满足农场和消费者的需求, 还有潜力去解决农业现代化存在的一此问题。

2 CSA在我国的优势

社区支持农业虽在国内处于起步阶段, 但北京、上海等地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了社区支持农业的价值。

对于消费者来说, 农民直接贩卖农产品给消费者, 省去中间商, 减少累计的成本, 消费者可买到比市价更便宜, 并且安全、健康、高品质的天然有机食品。CSA模式还为消费者提供了亲近自然、体验农产品生产的便利条件, 增加了对农业、生活、环境知识, 满足追求新鲜、个性、环保的心理需求。

对农民来说, CSA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生产, 进行预售, 可较早回收资金, 减少滞销的情况, 降低了种植农产品的机会成本, 同时节约了中间环节的成本和时间, 使农民摆脱销售压力。此外, 可精耕细作、水土保持和减少农药使用, 提高产品质量, 进而优化品牌, 获得循环效益。

对于社会来说, CSA活跃当地农业经济, 增加当地就业机会。使农民、消费者走到一起, 交换意见, 双方是平等的风险承担者、收益所有者。增加城乡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创造和谐文明社会。同时, CSA能使农业与教育、娱乐、康复等相结合, 促进农业多元化发展, 满足时代新需求, 提升农业经济、文化及社会价值。

对于环境来说, 由于产地直销, 不需要长途运输, 故减少能耗。食品不需要过度包装, 不需加入防腐剂等处理。CSA模式尊重自然环境, 按农业耕作规律, 改进土壤肥力, 减少水资源污染, 有益于农业生态系统平衡, 保护生态环境。

CSA与传统的农产品生产模式相比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 它是建设生态型农业的有效途径, 为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提供新思路。CSA实现了生态功能与农产品的生产功能、经济功能的有机融合。

3 发展CSA的障碍

3.1 消费者观念难以改变, 消费圈子小

在我国消费者承担风险的意识尚未形成, 共同承担风险的合作关系不容易建立。CSA在消费形式上是预付费消费, 而且要求一次性支付不小的农产品费用, 这种消费形式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消费心理。中国普通民众都是中等阶层, 有机产品价格高, 而目前生活理念跟不上经济的腾飞, 有机产品比一般农产品价格高出3~7倍, 大多数的人不会花好几倍的钱去买同样的商品, 有机产品的消费只集中在少数高收入的群体当中。而且愿意在家做饭的消费者越来越少, 对“有机”了解的都是较为前沿的年轻人, 而年轻人工作较忙, 自己做饭的机会少, 年长的人更在意价格, 所以在超市有机食品区域的人较少。只能将城市家庭较高收入阶层列为服务对象。因此, CSA在我国的消费群体小, 对CSA农场运营者来说有风险。

3.2 发展有机农业的困难

消费者对有机产品认识不足, 在接受上就会有一定的犹豫和不认可, 面对其高于普通农产品的价格, 一般消费者对这种高价格心存顾忌, 故而打开市场销路较为困难。

有机农产品的生产需要一个比较严格的生态环境, 要求生态平衡, 没有使用化肥、农药的史例。2010年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公报中显示, 农业源污染贡献率达到48.92%, 远远超过工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城市周围污染较多, 因此我国要找到合格的CSA用地比较难, 而且需要经过生态返原达到有机生产的生态环境, 意味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另外, 存在有机农产品的认证问题。现今越来越多的造假出现, 以及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 消费者不可避免的存在信任问题, 而有机产品的认证是解决诚信危机最有力的途径。我国有机食品种类繁多, 但与有机食品认证标准相配套的检验检测标准、产地环境标准、产品标准还不完善, 目前我国有能力从事有机食品认证的认证机构有27家, 其中国内认证机构20家, 认证机构规模不等, 背景不一, 认证标准不统一, 认证质量参差不齐。而且目前我国的认证程序、法规还不够完善, 且认证周期长、费用高, 普通农户很难顺利通过认证。这也给CSA模式在我国的推广带来一定阻力。

3.3 CSA运作难题

CSA主张当季或地方性的农产品生产, 因此消费者能收到的农产品种类必然会有所局限。如果当季农产品产量有限, 配送间隔长, 或者想要更换其他品种, 就意味着消费者要另外到市场采购其他农产品, 这就造成额外的经济负担, 也带来不便。

有些消费者会关心有机和健康食品, 但是他们住的可能比较分散, 如果是份额配送模式, 既要考虑消费者时间问题, 又要考虑产品保鲜, 所以CSA运作在送货方面存在成本效益问题。

再者, 我国农民习惯于传统耕作, 对这种新型农业模式了解不足, 生产技术有限, 面临实际操作的问题。而如今很多学院及研究机构注重空范的理论教育而忽视实践能力, 技术和经验结合有障碍。而且, 国家的扶持力度不大, 优惠和补贴措施不足, CSA农场的经营需要冒较大的风险, 农民不会轻易尝试, 所以CSA模式处于小范围, 大众覆盖和影响力有限。大部分CSA农场营销不成熟, 只依靠单一的销售方式, 与农家乐的模式还不能完全区分开来, 没有形成强势的品牌, 行业交流少, 宣传不到位, 这就形成了我国CSA模式的发展瓶颈。

4 消除CSA模式发展障碍的对策

4.1 加强宣传教育, 引起民众关注

充分利用媒体对于引导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提升为国民问题, 这种健康安全的农业新模式的报道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宣传CSA, 能扩大大众对其的认识, 刷新人们的观念, 使这种新的消费观念易于被接受, 增加潜在消费者。通过有识之士的推广与宣传, 吸引更多的关注健康、环保的人士。同时随着致富经验的传播, 也能扩大CSA生产者人群。

4.2 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信任关系, 完善有机产品认证制度

农场可以采取签订条款给消费者承诺农产品的配送份额, 减少消费者所承担的风险。生产过程中, 邀请消费者亲身参与, 用自己的劳动换取农产品的份额, 在这个过程中, 消费者充分了解有机农产品的生产, 体验作为生产者的艰辛, 通过交流, 逐步形成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关系。

有机食品认证机构, 要制定并执行统一的国家有机食品认证标准。有机农产品认证部门应适时采取有效的措施, 完善针对CSA生产者的有机认证流程和制度, 给予此类生产者一定的优惠和便利, 降低认证成本。要加强宣传, 将有机农产品认证的好处和相应的流程、政策向CSA农场进行普及, 鼓励申请认证, 鞭策我国有机认证制度的发展。

4.3 实行模式创新, 建立联盟

社交软件为CSA运作提供低成本、高效益的营销途径, 便于生产者及时了解客户需求, 便于安排耕作与运送, 消费者随时了解种植状况和农场信息, 及时反馈信息给农场。农场可使用微博与微信进行宣传推广, 利用电子商务平台, 进行网上销售。与旅游、文化、教育、生态等元素结合, 产生符合消费者需求、有特色的营销方式。推广健康理念, 革新生活、消费方式, 注重推广品牌, 树立好口碑。

农场建立联盟, 加强技术交流, 相互借鉴经验, 学习先进企业管理模式, 提高管理效率。农场要改进农业生产方法, 当遇到突发事件时, 可以调用附近农场资源, 减低风险, 减少损失。

4.4 加强NGO的引导与政府的扶持

NGO作为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 利用自身资源积极进行宣传与引导, 扩大国民对CSA的认知, 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 培养相关能力, 及时提供信息资源。举办沟通交流研讨会、参观种植体验等活动, 让社会更了解CSA的理念以及运作模式, 促进消费者与农场经营者交流, 建立相互支持的友好关系。

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律, 提供优惠和补偿, 降低CSA农场经营者的风险和成本。开设咨询和培训服务机构, 为生产者提供技术支持、信息服务;建设信息服务平台, 将先进的农业知识和消费市场需求及时传送给生产者。助力CSA在中国又好又快发展。

摘要：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 社区支持农业 (CSA) 的模式在我国得到了初步发展。CSA是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对接的农产品销售模式, 其与传统农业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其现阶段不太完善, 面临消费者观念、模式运作等难题, 就此探究中国式CSA模式的发展对策。

绿色农业与金融支持 篇9

一、存在的问题

(一) 部分银行支持力度不够

2013年末, 农业发展银行金州支行涉农贷款余额15.2亿元, 占贷款余额72.7%;大连金州新区村镇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 贷存比分别为79.3%, 75.3%, 59.2%和17.7%, 涉农贷款余额占贷款余额比例分别为76.9%, 81.7%, 4%和1.7%。由此可见, 部分商业银行对当地经济支持力度明显不够, 尤其是对涉农行业的支持力度。究其原因, 主要存在以下2种情况。

1.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从单纯的市场占有率竞争转向了盈利能力竞争, 出于加强信贷管理、防范信贷风险的目的, 商业银行的上级行收回信贷管理权, 对分支机构信贷政策实施比较严格的授权授信制度, 制约了基层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银行总体上实行总分支行的组织机构, 县支行金融创新能力和动力不足, 信贷品种单一, 无法满足农业多样化的金融产品需求, 吸收大量存款, 但发放贷款动力不足, “抽水机”现象明显。

2.随着商业银行改革和抓大放小的经营战略转移, 部分商业银行不愿意发放小额贷款, 加之多年前农业贷款不良率高, 银行损失较重,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银行的对该类贷款的兴趣, 对农业贷款望而却步。因此, 进一步加大了信贷供需矛盾, 增大农民贷款难度。

(二) 民间融资经营行为不规范

由于受准入等政策方面的限制, 一部分有闲置资金的企业和个人, 很难找到较好的投资机会, 资金大量沉积在民间, 而且多以现金方式流动。而部分企业和个人到银行融资比较困难, 这样便形成了民间融资市场, 并得到不断发展。

民间融资是支持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为农民和农村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了便捷的资金支持, 为绿色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我国没有实行民间借贷登记制度, 社会上大量的民间借贷没有纳入金融体系, 容易引起民间资本借贷发放高利贷等不规范行为, 不利于金融体系安全运行, 影响了绿色农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 机构设置不尽合理

大连金州新区拥有20个街道, 125个自然村。现有各类存款机构271家, 在农村街道设立57家, 在村一级设立12家。街道级大都设立了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网点, 甚至个别街道还设有工商银行、大连银行等网点, 但是大部分村一级行政机构没有设立营业网点, 尤其在比较偏远的农村, 农民办理金融业务路途较远, 影响农民的办事效率。在村一级商业银行机构设置少, 机构设倾斜力度不够, 不能满足农民对金融服务方面的需要。

(四) 缺少银行认可的担保

农民拥有的土地 (海域) 使用权、受益权、林权以及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等受到现行政策法规的约束, 相关部门不允许抵押登记, 银行现行信贷政策要求贷款户提供担保, 部分企业没有银行认可的担保, 银行就不能提供信贷支持, 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大连金州新区部分涉农企业项目因前期投入比较大, 已经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 或者即将形成生产规模, 但是由于资金不足, 不能按期进行生产经营, 使前期投入的资金不能创造预期的价值。例如大连梅家专业合作社, 2013年销售蔬菜1.6万吨, 帮助村民销售75%以上的蔬菜, 解决了农民卖菜难的问题。当年该合作社投资建设20个暖棚, 准备租给农民, 需要缺口3 000万元。企业为解决资金问题, 向银行申请贷款, 银行需要企业提供担保, 担保公司因为是农业项目风险大, 不愿意提供担保, 企业又没有银行认可的押品, 贷款至今没有解决。最终因建设资金不足, 工程迟迟没有竣工, 影响了农业生产。

(五) 信息不对称

我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下, 良好的信誉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的前提, 更是一个企业融资的基础, 而良好信誉的建立是在长期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但其中仍存在信息不对称, 获取真实信息难的问题。

1.部分小微企业账表不健全, 银行无账可查。甚至部分企业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虚报瞒报公司的财务信息。

2.征信体系不健全。完善的征信体系可以让银行在充分了解企业和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发放贷款, 降低信贷风险。我国现有的征信体系不健全, 企业和个人信用数据涵盖不全面, 增加了银行了解企业和个人信息的难度。

二、建议

(一) 加大银行信贷支持力度

为发展我国绿色农业, 充分发挥县支行的作用, 提高基层银行的积极性, 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 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 支持涉农小微企业和农民的生产经营, 提高绿色农业的经营效率, 实现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建立邮政储蓄资金回流机制建设, 提高贷存比,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实现“取之于农, 用之于农”的良性循环。

(二) 加强民间融资的监管

构建一个民间融资平台, 成立相应的中介机构, 统一管理民间融资, 实行民间融资登记制度。监管部门要定期进行监测、分析掌控民间借贷规模、资金流向、利率等, 为制定宏观政策提供支持, 规避民间借贷风险。尤其要限制发放高利贷, 贷款利率控制在15%以下为宜。成立农业协会, 集中民间或者会员闲置资金, 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建立民间借贷预警机制, 保证金融稳定, 防范民间金融风险, 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 机构设置向农村倾斜

加快绿色农业发展, 创造农村金融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 增强农村金融发展能力, 建立健全科学管理制度, 控制农村金融风险。加强农村营业网点建设, 增加农村营业网点, 尤其是村级网点建设, 为绿色农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实现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四) 扩大抵押范围

困扰农民贷款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押品不足, 或者虽有资产, 但不是银行认可的押品。各商业银行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尤其是面向农村的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村镇银行, 应当积极拓展涉农金融业务, 扩大农业贷款规模, 大力支持绿色农业发展。在人民银行和银监局牵头下, 适时推广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受益权、专利权、应收账款等担保贷款业务, 开展联保协议贷款以及法人代表无限责任担保贷款等新业务。建立国家财政投资为引导, 信贷资金为支撑的多元化投资体系, 促进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五) 完善征信系统建设

价格支持农业补贴政策研究 篇10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将农业补贴归纳为两种类型。第一, 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 包括: (1) 价格支持, 即通过价格政策、市场干预等向农民和农产品提供补贴支持, 补贴成本由政府财政和农产品消费者共同承担; (2) 直接补贴, 即按照一定标准和条件直接给予农民的补贴, 补贴支出由政府财政负担。第二, 政府一般服务支持, 即通过政府公共财政对整个农业部门的补贴支持, 不针对农民和特定农产品, 包括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环境保护等支持计划。

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根据是否对贸易形成扭曲的标准, 将农业补贴分为两大类, “黄箱”政策和“绿箱”政策。“黄箱”政策是指那些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政策, 包括价格支持、营销贷款、种子等投入补贴等;“绿箱”政策则是不会对农产品生产和贸易产生显著性扭曲的补贴政策, 包括对农业科技、病虫害控制、以粮食安全为目的的公共储备等。当前我国农业补贴项目众多,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农业补贴的分类, 研究农业补贴中的价格支持农业补贴 (表1) 。

2 我国价格支持农业补贴现状分析

2.1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我国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是在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的背景下制订的, 200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 (国发[2004]17号) 明确提出“当粮食供求发生重大变化时, 为保证市场供应、保护农民利益, 必要时可由国务院决定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 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主要对象是小麦和稻谷两大重要粮食品种, 主要在国家规定的主产区执行, 政策执行主体为国有粮食企业, 主要指中储粮。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时,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会在相关粮食主产区按照最低收购价格挂牌收购粮食交售的新粮, 当市场价格高于最低收购价格时, 则不启用或及时退出。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发挥了价格托底作用, 稳定了粮食市场价格, 增加了粮农收入, 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国家掌握优质粮源, 巩固了宏观调控基础。

2.2 粮油临时收储措施

2004年, 国家在确定最低收购价品种时, 没有将玉米、大豆等品种列入国家最低粮食收购价格制度。自2008年以来, 玉米、大豆及油菜籽价格波动巨大, 与其它粮油品种的比价关系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为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和提高农民收入, 稳定粮食生产, 国家先后多次启动粮食临时收储计划, 品种包括玉米、大豆、稻谷和油菜籽等, 后来又扩充到棉花、生猪等多个领域, 临时收储措施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大。

以棉花临时收储为例, 棉花临时收储政策是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始实施的, 把以往在主产区临时收储皮棉的措施常态化。根据《2012年度棉花临时收储预案》, 棉花临时收储政策主要适用于棉花主产区, 包括天津、河北、山西、甘肃、新疆等省 (区、市) 。棉花临时收储的政策执行主体为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2005年以后, 国家先后多次棉花收储, 具体如表2所示:

3 对当前价格支持农业补贴的定位

3.1 明确价格支持财政补贴的基础地位

从我国国情来看, 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仍然是我国长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目前我国大多数公民对食品价格仍然十分敏感, 民众的承受能力, 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承受能力还比较脆弱, 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仍然是一个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关键性民生问题。特别是近些年一些主要农产品价格剧烈的波动, 更加凸显出粮食安全和农业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性。价格支持农业补贴对提高农民收入以及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作用不容忽视。另外, 从发达国家政策来看, 欧盟韩日等都将价格支持作为补贴支持农业的基础性措施, 欧美目前价格支持补贴仍然占农业生产者补贴的20%左右, 而在农业资源匮乏的日本和韩国, 更是占到80%以上。事实证明, 日韩等国正是通过价格支持政策解决了长期困扰的食品短缺问题。

3.2 保证价格支持补贴政策适度规模

从发达国家实践来看, 大量的价格支持财政补贴不仅助长了农产品过剩, 而且也给财政支出带来巨大压力, 同时由于价格支持农业补贴政策对生产和贸易的扭曲, 发达国家普遍都逐渐减少价格支持, 增加直接补贴的比重。我国未来改革的方向也应该是增加直接收入补贴。价格支持补贴政策指向明确、操作相对简单、作用直接, 见效较快。因此, 对于这样补贴能力不强, 保障农产品供给压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价格支持补贴政策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政策,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保持其规模适度。

4 改善价格支持农业补贴措施

4.1 建立全国基础农产品信息数据系统

当前全国农产品价格波动,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农产品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恐慌性下跌或上涨。今后要加强农业统计调查和预测分析, 以县为单位, 掌握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等环节的基础数据, 逐步建立规范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发布、共享和协作的全国基础农产品信息数据系统。并逐步建立规范的重大信息披露制度, 防止各类虚假信息影响产业发展、损害农民利益。这样有利于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 使政府更加有针对性的实施财政支持补贴政策, 提高农产品供给的保障能力。

4.2 探索建立以目标价格为核心的反周期补贴制度

从发达国家实施情况看, 实行直接收入补贴是主流, 但同时仍然维持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价政策。当前可行的一种政策方式就是反周期补贴制度。反周期补贴是美国200年农业法案提出的补贴工具, 它实际上是贷款差额补贴与直接收入补贴相互混合的产物。价格补贴取决于市场价、固定直接支付额、贷款价格和目标价格之间的差价。当市场价格低于贷款价格时, 政府会给予贷款价差补贴, 而当市场价格、贷款价差补贴和固定直接支付金额的总和低于目标价格时, 政府还会给予反周期补贴来弥补差额;当市场价格高于贷款价格, 但市场价格与固定直接支付金额的总和低于目标价格时, 政府给予反周期补贴;当市场价格与固定直接支付金额的总和高于目标价格水平时, 所产生的余额给农民。因此, 国家要整合现行价格及补贴政策, 建立目标价格、最低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相结合的, 以目标价格为核心的反周期补贴政策, 加强对目标价格和反周期补贴规模的合理测算。在制定反周期补贴制度时还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 分农产品品种、分区域、分阶段实施。

4.3 完善现行价格支持补贴政策

将现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制度化, 统筹考虑国内农产品供求、成本和利润以及国际市场价格等因素, 合理确定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价格, 建立规范的政策启动和退出机制。充分发挥国有农产品垂直管理公司的体制优势, 建立收储、储备和调控一体化操作机制, 强化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摘要：农业补贴政策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通过分析当前我国价格支持农业补贴现状, 对价格支持农业补贴在我国农业补贴中的地位进行定位, 并提出改善价格支持农业补贴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补贴,价格支持,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1]程国强, 中国农业补贴:制度设计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1.

[2]方松海, 王为农, 成本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农业补贴政策研究[J].管理世界, 2009, (9) .

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浅析 篇11

关键词：金融经济 农业产业化 金融支持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者、带动者、市场开拓者和营运中心，内联千家万户，外接国内外市场，具有开拓市场、深化加工、提供全程服务的综合功能。近年来，湖南农业充分发挥传统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着力培育优势产业，大力扶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产业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长沙市是湖南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和长浏盆地西缘。其地域范围为北纬27°51′—28°41′，东经111°53′—114°15′。东邻江西省宜春市和萍乡市，南接株洲、湘潭两市，西连娄底、益阳两市，北抵岳阳、益阳两市。东西长约230公里，南北宽约88公里，全市土地面积11819.5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556.33平方公里、建成区81.2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62.2千公顷，是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特大城市。发展农业产业化是长沙农业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长沙农业经济的必由之路。

一、农业产业化现状

近年来，长沙市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带动能力明显提高，从而推进了农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民增收。长沙致力于建立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先后打造出“百里优质水稻走廊”、“百里花卉苗木走廊”、“百里优质水产走廊”、“百里有机茶叶走廊”，推出“市场连接型”、“龙头企业带动型”、“农科教结合型”和“专业协会带动型”的一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011年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增加值243.38亿元，比上年增长4.0%，其中农业增加值136.83亿元，增长7.5%；林业增加值11.28亿元，增长9.5%；牧业增加值81.40亿元，减少2.8%；渔业增加值9.12亿元，增长2.0%；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4.75亿元，增长8.7%。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36.6万公顷，比上年增长1.1%，其中稻谷播种面积33.7万公顷，增长0.6%，优质稻种植面积所占比重为80.0%；蔬菜种植面积14.7万公顷，增长5.3%；油料种植面积4.9万公顷，增长2.9%；出栏肉猪804.7万头，减少2.4 %。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稳定。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加大，全年开工各类水利工程3万处，水利工程投入资金20亿元，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0.5亿立方米。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717元，比上年增加2077元，增长19.5%；农民人均纯收入13400元，增长19.6%，其中工资性收入6784元，增长26.7%。全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579元，增长13.9%。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8%。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家用汽车21.9辆，家用电脑38.7台，移动电话机212.9台，分别增加7.6辆、15.3台和30台。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62.04平方米，增加2.51平方米。

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7220家。54家国家级、省级龙头企业销售收入166.86亿元，实现净利润10.1亿元，上交税金5.56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2302个，比上年增长42.7%；参与专业合作社的农户29万户。农业机械总动力达516.4万千瓦，比上年增长6.1%；农业机械总值26.62亿元，增长10.6%。

二、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阻碍因素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成为经济的核心，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当金融因素的作用受到限制时，经济增长必然遭遇资本投资不足和金融资源低效配置的约束。

（一）经营管理体制的障碍

一方面是龙头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体制的障碍。长沙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财务管理和操作不规范，财务报表数据与实际经营情况出入较大，有的企业甚至只有流水账。或公司资产与个人资产、公司收支与个人收支不分，使银行信贷人员的贷款“三查”制度很难落实，直接影响了龙头企业在信贷市场的准入。另一方面是经营管理体制的障碍。一是信贷门槛较高。过于追求足额抵押担保等“硬指标”，忽视龙头企业经营情况及资金使用效益等“软指标”。二是信贷决策链过长。层层审批、手续繁杂、时间过长，大大降低了服务效率。三是信贷激励机制缺失。责任追究对于管理激励，缺乏免责条款，对信贷员实行贷款终身责任制，因此影响其对农业放贷的积极性。

（二）农业龙头企业内在的弱质性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信贷投入

农业龙头企业融资的内在弱质性主要表现在一些农业龙头企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不强，农业产业化的科技水平不高；内部信用达不到银行贷款的要求；原始积累历程短，自有资金匮乏，自有流动资金先天不足；经营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弱；内部治理结构常常不规范、企业产权不清，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企业的资信等级低，没有在银行形成长期信用基础，信用地位不稳固，获取担保贷款能力差。金融部门在充分考虑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原则下，必然对产业初始阶段龙头企业谨小慎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信贷投入。

（三）农业保险缺位，加剧了农业金融供给紧张状况

农业保险是稳定农业生产、保障经营者利益的有力手段，它提高了农业经营者的收益保障程度，有利于改善农业和经营主体的经济地位，便于其获得贷款，引导农业金融资本的流入，促进农业生产扩大规模、提高集约化生产水平和降低资金融通成本。由于保险行业未能有效的切入农业产业化的建设，间接影响到了金融机构对产业化的资金支持，加大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融资的难度。

（四）缺乏行之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和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

一是信用环境的障碍。相对于长沙市的工商业而言，农村地区是信用严重缺失，部分农户、涉农企业缺乏诚信意识，逃废贷款债务的现象仍然存在，涉农信贷业务的不良率大大高于平均水平。二是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的障碍。农业具有天生的弱质性，属于风险比较高的产业，除受到龙头企业自身经营风险的影响外，还要受到变幻莫测的气候变化和市场波动的影响，如果没有必要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的配合，基于风险和收益的比较，金融机构普遍不愿介入涉农产业。三是中介环境的障碍。目前长沙市尚无统一专业的农地经营权流转和租赁市场，农地经营权要成为商业信贷的抵押物，需要有农地确权、登记、颁证机构，需要专业的机构评估和依法履行抵押登记手续。相对工业企业而言，目前农业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处于创业成长期。由于信用担保体系的不健全和银行对信贷资金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于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来说，获得贷款的门槛较高，而已有的政策性贷款在实践中很难得到落实，直接制约了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

三、加强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的对策建议

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统筹城乡，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加快长沙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同时，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金融机构培育新的信贷增长点，优化信贷结构。

（一）合理构建适度竞争的农业金融支持体系

目前，长沙市农业项目贷款主要由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提供，而二者均有非农化趋势。基于此，农业发展银行应在积极支持粮油收购贷款的基础上，逐步开办扶贫开发项目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农村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业务，支持长沙龙头企业的农产品基地的标准化和集约化建设。从而可以形成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相互竞争的局面，激励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开展农业信贷业务，提高资金效率，减少农村资金外流。对于普通的农户贷款，目前主要有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可在吸收存款的基础上反哺农业，将三农资金用于农业。邮政储蓄银行可以和农村信用社在对农户贷款上展开竞争，由此构建一个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支持体系。

（二）建立农业贷款担保机构

一是由于农业项目周期长、收效慢，一些龍头企业经营初期效益小，资信等级低，但资金需求量大，金融机构出于规避风险考虑，不愿提供信贷，或者需要农业企业提供相应的担保或不动产抵押。建立农业贷款的担保机构，完善其制度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可以成立由财政出资、农业企业和农户参股的融资担保机构，将农业企业、农户和农业金融机构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结合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实施多种担保办法，除目前的不动产抵押外，探索实行动产抵押、仓单质押、权益质押等担保形式，为金融部门农业贷款提供有效保障。

二是选准信贷支农载体框架，提高农村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效益农村信贷载体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贷款本息能否到期回流和农村金融自身经营效益的好坏。农村金融支持产业化经营，要根据农村区域资源特点，以资源开发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因地制宜培育好信贷载体，瞄准农村的主要产业、特色农业、科技农业、龙头企业等，集中农贷资金重点支持，充分发挥信贷催化作用，把触角延伸到农业产业化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生产经营环节，寻求支农与提高经营效益的最佳结合点，进行择优扶持。

（三）完善农业保险体系

目前长沙商业性农业保险营养不良，而政策农业保险尚未开展。要加快建立符合长沙实际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为农业产业化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避免出现农业保险盲区。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展适合自身的农业保险业务，特别是向大型农业龙头企业的农产品基地建设提供保险服务。明确财政支持力度。确定农业保险的业务补贴范围，根据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业务，确定补贴金额。

（四）改善农村信用环境

加大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还要改善金融支持的信用环境。对于农业企业，首先，要提高企业的信用意识，明确信誉等无形资产对企业的重要性；第二，政府应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完善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对失信者的惩罚机制，使信用管理有法可依。第三，积极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建立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健全龙头企业和农户诚信评价、信息披露制度和信用红黑名单制度，记录企业的违约行为，实现全国联网，资源共享，以此约束企业行为。在提高农户诚信意识方面，政府和农业组织应大力宣传，定期向农户宣传讲信用、重诚信的理念和重要性，引导龙头企业和农户诚实经营，依法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切实维护金融债权，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参考文献：

[1]赵俊英.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证研究[J].商业时代，2010（3）：66-68.

[2]邢辉，张毅.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金融约束与思考—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个案分析[J].金融发展评论，2011（6）：23-25.

[3]蒲佳莉.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情况调查[J].甘肃金融，2011（6）：10-14.

[4]张漫雪.金融信贷在循环经济建设中支持方式问题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1（7）：90-92.

[5]杨启明，杨君圣.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转型问题研究—以承德市经济发展为例[J].华北金融，2011（8）：41-43.

[6]邹奋平.上饶市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1（14）：34-35.

[7]时东.金融支持林权制度改革的新思路—以青岛为样本[J].中国金融，2012（8）：87-89.

[8]张国洲.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思考[J].安徽农业科学，2011（18）：9-12.

[9]王恩泽，黄旭锋.基于河南省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实证研究[J].中国市场，2011（39）：58-60.

社区肿瘤患者心理支持需求调查 篇12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在2005年11月随机对黄浦区9个社区1 174名现患肿瘤患者进行了需求问卷调查。对其中6个社区的2003-2006年间确诊的乳腺癌患者开展了心理状态调查, 随机抽取三个街道 (半淞、外滩、董家渡) 的患者定为干预组, 另三个 (老西门、小东门、豫园) 定为对照组, 掌握研究对象的基线资料。

1.2 调查方法

需求问卷在参考有关文献的基础上, 根据社区医师在实际随访工作中所了解到的患者需求初步设计, 经由专家审校而成。分为一般项目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诊断期别、确诊时间、治疗情况等) 和患者需求 (心理需求、康复指导、健康教育等) 两大项20小项。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向被调查者讲解调查表内容及填写要求, 让其在理解基础上进行自主选择。

乳腺癌患者干预前后心理状态研究内容包括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心理关心支持来源、满意程度、目前心理状态等。针对干预组, 组建心理支持团队, 定期对其进行心理支持, 主要通过集中讲座和小型俱乐部方式。通过干预前后两次调查来评估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心理状态方面的改变, 干预组和对照组本身前后两次的心理状态的改变。

1.3 统计学处理

针对需求调查问卷, 用EPIDATA3.02建立数据库, 采用SPSS10.0进行统计学处理, 两者均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社区肿瘤患者需求

2.1.1 一般情况

2.1.1. 1 人群分布

男442人 (37.65%) , 女732人 (62.35%) , 男:女为0.60:1;年龄分布:30岁以下21人 (1.79%) , 30～49岁174人 (14.82%) , 50～69岁478人 (40.72%) , 70岁以上501人 (42.67%) 。

2.1.1. 2 职业分布

在职184人 (15.67%) , 离退休830人 (70.70%) , 下岗待业及其他160人 (13.63%) 。

2.1.1. 3 瘤别分布

顺位前5位分别为:乳腺癌219例 (18.65%) , 大肠癌216例 (18.40%) , 胃癌127例 (10.82%) , 肺癌61例 (5.20%) , 膀胱癌61例 (5.20%) 。

2.1.1. 4 治疗情况

手术1 011人 (86.12%) , 化疗545人 (46.42%) , 还有的采取了中药、放疗、对症治疗、免疫等治疗手段。

2.1.2 心理需求方面

在调查的1 174例患者中, 除6.01%的患者认为在精神、心理上不需要帮助外, 其余患者在精神、心理上不同程度地需要家人 (70.14%) 、肿瘤专科医生 (37.27%) 、社区医生 (7.82%) 和邻居同事周围人 (1.60%) 的帮助, 其中家人的帮助列为首位。

2.1.3 康复指导需求方面

患者在康复过程中需要的指导和服务以来自康复医生 (77.56%) 为最高, 其次为来自康复护士 (32.06%) 、心理学家、精神保健专家 (29.66%) 、社会工作者或非专业志愿者 (11.02%) 。患者对康复需求的内容依次为治疗后的身体功能恢复 (54.11%) , 康复期心理支持 (32.26%) 和必要时的职业咨询 (18.04%) 。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 肿瘤病人更需要来自家人、朋友的支持和来自医生护士的专业指导。由此可知, 病人需要的是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治疗, 只有双管齐下, 才能使病人真正地康复。

2.2 乳腺癌患者心理状态干预情况

2.2.1 一般情况

干预前乳腺癌患者共219人, 均为女性, 小于30岁的2人, 30～39岁的2人, 40～49岁73人, 50～59岁的82人, 60～69岁的59人, 大于70岁的1人。其中干预组105人, 对照组114人;干预后乳腺癌患者共208人 (失访11人) , 其中干预组100人, 对照组108人。 (表1)

在干预前, 对干预组和对照组乳腺癌患者年龄分布进行均衡性比较, 两者无显著性差异, 因而可作进一步的对照分析。

2.2.2 干预前后心理状态效果评估

干预前, 干预组和对照组心理状态无显著性差异, 可作进一步的对照分析。 (表2)

干预后, 干预组较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 说明干预后干预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有明显改善。 (表3)

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就自身前后心理状态比较, 干预组有显著性差异, 对照组则无显著性差异。 (表4、5)

由此可知干预后干预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有明显改善, 并能排除时间因素造成的偏倚。

3 讨论

3.1 心理支持对患者身心康复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癌症患者大多有明显的心理变化, 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恐惧、抑郁、焦虑等, 有的甚至出现明显的精神症状。本次调查显示, 乳腺癌患者经过干预后, 干预组与对照组分别在干预前后对比, 患者在心理状态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干预组干预前后比较心理状态方面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而对照组前后两次在心理状态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提示在患者治疗、康复过程中同时给予心理支持治疗有益于患者积极地面对疾病和改变不良的行为, 有益于患者疾病的康复和生活质量的提高[2]。

3.2 适时心理支持可促进社区肿瘤随访工作高效开展

本项目中, 94%的患者需要来自不同层面的心理支持需求;乳腺癌患者干预后干预组患者心理状态有明显改善, 这些提示在肿瘤随访中应重视心理支持, 面对癌症患者应及时、正确地了解其各种心理需求, 并应用相应的心理照护方法, 给予支持, 通过这样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 能迅速获取病人好感, 拉近医患距离, 缓解日益紧张的医患矛盾, 患者对随访工作的配合度、依从性会大大提高, 从而为更好更准确地获取随访资料打下良好基础。

3.3 尽可能地动员社会支持系统

癌症患者较比一般患者更需要身心上的关怀和照顾, 更加需要周围人群及社会上的支持和帮助[1]。从患者心理需求的对象看, 主要的支持来自于家人以及医生。家庭与社会是患者的精神支柱, 离开了家人和社会, 患者会感到精神空虚, 失去与癌症抗争的力量。在随访中首先应让患者家属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患者治疗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病人产生不良情绪时, 应作为病人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使其在接受治疗过程中, 承受住心理和躯体上严重的反应, 同时也应争取社会方方面面参与到心理支持系统中来, 如临床医师、患者单位同事和朋友等。

3.4 针对不同癌肿, 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支持活动

在解决肿瘤患者共性的心理问题基础上, 针对特定癌肿所特有的心理需求, 及时给予相关的心理支持和疏导, 可采取一对一医患交流、患者同伴教育等进行个别疏导, 也可通过组建心理支持团队, 小型俱乐部等集中讲座或咨询, 开展心理疏导或抗癌经验交流等, 使患者正视现实, 认识生命的价值及其生存的社会意义, 从而提高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提高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李珍淑.浅谈癌症患者的心理支持[J].中国实用医药, 2009, 3 (4) :23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