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支持（精选7篇）
国内支持 篇1
发展文化产业符合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 有利于全面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2009年9月, 国家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表明我国已把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到战略高度。天津作为我国的北方经济中心, 必须具备与之相当的文化产业, 尽快提升自身的软实力。文化产业作为我国的新兴产业, 在其发展之初, 政府的政策扶持至关重要。因此, 本文在考察文化产业较发达的国家、地区政策支持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目前, 各国对文化产业的称谓不一, 我国称为文化产业, 英国称为创意产业, 美国称为版权产业, 日本称为内容产业, 等等, 如无特别说明, 文中对各国和香港地区政策支持经验的介绍延用其固有称谓。
国外代表性国家文化产业支持政策
(一) 英国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政策性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国家, 目前文化产业已成为英国增长最快的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到2001年, 英国创意产业产值高达1120亿英镑, 占英国GDP的8.2%, 从事文化产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4.3%。英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创意产品生产国。
早在1997年英国政府就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 提出创意产业的定义与完整报告, 其研究结果清楚揭示了英国创意产业的现况与条件, 使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有持续支持的参考依据。同时英国政府整合国家七个相关部会, 成立管理创意产业发展的专门部门, 建立了完整的中央和地方三级文化管理体制。
英国对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实行“政府陪同资助”, 即如果企业决定投资文化产业, 政府将陪同企业资助同一项活动。政府特别鼓励“新投入”, 即当企业第一次投资时, 政府“陪同”企业资助, 其比例是1∶1;对于第二次资助, 政府则对企业多出上次资助的部分实行1∶2的比例投入。资金的加倍投入明显地提高了英国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积极性。
此外, 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出版了相关手册, 指导相关企业或个人从金融机构或政府部门获得投资援助, 同时建立包括风险基金、贷款及区域财务论坛等文化产业的财务支持体系。英国科学、技术和艺术基金会 (NESTA) 安排2亿英镑作为基本金, 以其每年收益1000至1100万英镑对原创性、科技型的创意产品给与资金支持。英国还采取了国家彩票基金投资创意产业的新模式。
英国政府特别注意强化对创意产业出口的援助, 为此特别成立创意产业输出推广顾问团 (CIEPAG) , 提供促进产业出口成长的方针。同时, 英国政府还很重视行业协会的作用, 利用其沟通政界和业界意见, 寻求运用政府资源的最佳方式。
(二) 美国
美国的版权产业就是文化产业, 目前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业基地。美国文化产业作为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占GDP的比重已达20%以上, 文化娱乐业年出口总额900亿美元, 占国际市场份额的42.6%, 在影视、图书和音乐唱片等多个领域引领着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潮流。
美国的文化产业政策属于市场主导型, 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适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美国政府的版权办公室、贸易代表处、商务部国际贸易局和科技局、版权税审查庭和海关是产业管理的相关部门, 这些部门制定并实施的《版权法》、《跨世纪数字版权法》、《电子盗版禁止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形成了世界上保护范围最广、相关规定最详尽的法律系统, 为文化产业繁荣提供了法律保障。
美国的文化产业真正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政府财政支持和市场融资发展都很充分。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博物馆学会对文化艺术业给予资助, 州和市镇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某些部门也提供资助。美国国家艺术人文基金会每年将持有基金总额的35%以上用于向各州及联邦各地区艺术委员会的资助和奖励。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 (SBA) 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服务, 提供三种类型的中小企业贷款。美国文化艺术团体得到的主要资助则来自于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 其数额远远超过各级政府的资助。同时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分工明确, 各有自己的领域。此外, 应市场融资的需求和风险的考虑, 发展出各种不同类型的融资机构, 如创业投资机构、天使投资人、特殊融资以及融资保证机构等。
(三) 日本
日本文化产业极其发达, 尤其是动漫产业, 已经成为日本超过钢铁业的一个支柱产业。漫画、动画、游戏软件等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内容产业已在世界颇有影响, 目前, 世界的动画片中65%为日本动画片, 在欧洲上映的动画片中日本动画片占80%, 日本向美国出口的动画片金额是对美国出口钢铁总额的3倍。2004年, 日本的内容产业规模约占世界市场10%, 其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 居世界第二位。
日本的文化产业发展成功地运用了产官学模式, 由政府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学术和研究机构负责提供市场预测、发展前景等信息支持, 企业通过与政府和研究机构合作谋求文化产业发展。
1996年, 日本文化厅正式提出《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 标志着日本“文化立国”的战略正式启动。日本文化产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健全, 而且可操作性强, 自90年代中期以来, 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国家层面的法律及其配套措施, 如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IT基本法、知识产权基本法等。
日本知识产权的融资担保业务, 由承担政府政策性任务的中央、地方金融机构和民间的金融机构两类承办。为了提升产业技术水准,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对于增添研究设备, 企业研发与新技术的引进等经济活动给予长期低息贷款。此外, 为促使企业研发和新技术引进, 该银行也开展所扶植的企业或项目的债务保证及购买公司债。除了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外, 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还有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环境卫生金融公库、中小企业事业团等。同时, 日本的企业界也同商业银行合作展开了基于知识产权的融资实践。
日本中介组织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十分突出, 被看作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日本文化行业协会很多, 几乎每个行当都有自律性的组织或机构。这些行业协会负责制定行业规则, 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以及进行行业统计。日本很重视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 各大学府和职业学校都开设有创意产业的专门学科。此外, 日本政府还举办各种评奖活动, 奖励和表彰创意人才。
(四) 韩国
亚洲金融危机后, 1998年韩国政府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口号”。韩国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措施主要有:组建了行业振兴院, 发布文化产业经济政策, 建立投融资的支撑体系, 强化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 全力开拓国际市场。
1999年, 韩国国会通过《文化产业促进法》, 明确推进文化、娱乐及内容产业的发展, 同时还制订了与特定领域相关的政策法令, 如《影像振兴基本法》、《著作权法》、《电影振兴法》、《演出法》、《广播法》、《唱片录像带暨游戏制品法》等。1998年韩国政府制订《新创企业培育特别法》, 针对数字内容、网络、信息科技产业等新创企业, 从税制、资金、人力资源方面给予支持。
韩国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机构在文化产业投融资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资金支撑体系由产业预算、专项基金和投资组合三部分构成。韩国以政府的力量投入每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机构可提供产业发展所需的所有机制要素, 包括融资、融资保证、技术评价、无形资产产权交易服务和知识产权管理服务等, 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动员社会资金投资文化产业。
韩国政府还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产业发展模式, 即大力开展产业园区建设, 计划2001年至2010年的10年期间, 全国共建10多个文化产业园区, 10个传统文化产业园区, 1至2个综合文化产业园区, 园区建设以地方政府为主, 中央政府支持, 动员民间参与, 目前已经形成了几个富有特色的园区, 如富川的漫画、大田的影像、光州的卡通、釜山的电影等。
注重产、学、研结合, 扩大文化产业与纯艺术人员之间的交流合作, 重点培养电影、卡通、游戏、广播影像等产业的高级人才。成立“CT产业人才培养委员会”, 负责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计划的制定、协调等, 设立“教育机构认证委员会”, 对文化产业教育机构实行认证制, 对优秀者给予奖励和提供资金支持。
此外, 韩国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针对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 开发不同产品, 把以中国、日本为重点的东亚地区作为进军国际市场的前沿阵地, 利用国内市场收回制作成本, 通过海外市场赢利。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代表性地区的做法
(一) 香港
我国香港地区长期以来是亚洲的创意中心, 数码娱乐、电影、设计、漫画、出版等文化产业在业内均享有盛名, 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香港经济急剧转型的进程中, 香港的文化产业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2002年, 半官方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公布了首份题为《香港的创意产业》的研究报告, 概括介绍了香港的创意产业, 评估创意产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 其数据显示, 直至2002年3月, 香港创意产业聘用了超过9万人, 占香港总就业人口3.7%;创意产业在2000年的出口总值达100亿港元, 占香港服务出口总额3.1%;创意产业产值为250亿港元, 约占香港本地产值2%。
2004年, 香港特区政府正式推出香港创意指数 (HKCI) , 拟定创意的成果、结构及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作为香港的创意指数, 简称5Cs。研究结果表明, 香港自1999年至2004年的整体创意指数显示出正增长, 指数由1999年的75.96上升至2004年的100 (以2004年作为基准年) 。
香港通过生产力促进局、贸易发展局香港设计中心及工业总会大力支持文化品牌打造与创意创新理念。香港在推动创意产业发展中, 特别注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1998年颁布效用知识产权版权协议, 认同国际上主要的知识产权条约, 全面的法律体系、严厉的执法措施、普及的公众教育与宣传使知识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在保障知识产权方面, 全世界除了美国, 香港是做得最好的。
在投融资方面, 香港特区政府的扶持措施包括:通过商界、政府、业界合作, 建立不同性质的基金支持创意产业, 如工业贸易署有4个资助谋划, 创新及科技基金有5个资助计划;提供信用保证, 让融资者从传统的渠道取得资金, 如香港信用保险局提供出口信用保险、电影贷款保证金提供信贷保证等;为投资者及业者建立交流平台, 着力于搭建政府、投资者和业界代表互相合作的平台, 如“亚洲电影金融论坛”、“香港文化产业博览”及“香港国际影视展”等, 都是成功的案例。
(二) 北京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 发展文化产业有着其他城市无法企及的文化和科技优势。在政策支持和融资支持方面, 北京走在全国前列。
北京在全国率先推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 明确界定文化产业的内涵, 建立规范的文化产业分类标准和统计体系;率先颁布《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政策》分八方面35条, 对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了详细规划, 包括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和领域, 鼓励非公有资本及海外资本进入文化产业, 市政府设立专项扶持资金, 对文化创意人才办理“绿卡”等。同时北京积极开展文化产业集聚区的认定工作, 以及举办首届北京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促进文化企业对外交流和推广品牌。
融资方面, 北京市政府每年安排5亿元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5亿元文化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专项资金;同时积极推动文化企业与金融资本的对接, 与北京银行、交通银行建立合作关系, 开辟绿色信贷通道, 与北京产权交易所合作, 促成文化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
(三) 上海
上海发展文化产业的定位是“创意产业化、产业创意化”, 政策支持的特点是政府推动和园区主打。
上海己把文化产业纳入“十一五”规划, 《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将“十一五”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确定为五大类:研发设计创意、建筑设计创意、文化传媒创意、咨询策划创意和时尚消费创意;编制内地首例《上海城市创意指数》, 成立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上海创意产业中心等创意产业推进组织;各区政府也及时出台一系列鼓励政策, 在税收、财政、土地、人才及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支持, 如《浦东新区扶持文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试行) 》、《上海市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文化科技创意企业 (机构) 认定办法 (试行) 》、《浦东新区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 (试行) 》等政策。
依托老厂房、老城区建设产业集聚区, 上海先后挂牌成立了75个创意产业园区, 涉及工艺美术品创作和交易、动漫设计与制作、影视制作、传媒代理、游戏设计、文化策划咨询、时尚设计、建筑设计、多媒体软件设计、服装设计、旅游品设计、工业产品设计、都市休闲等诸多领域。同时, 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国际合作, 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等先后成立;大力开展国际的电影节、电视节、音乐节、艺术节、各类设计展, 成功举办了“上海国际创意产业活动周”和“联合国创意产业研讨会”等国际活动, 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国内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启示
(一) 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组织协调和政策研究
文化产业是一个比较庞杂的行业, 涉及门类众多, 因此, 发展文化产业, 是一个联动的过程, 其组织协调工作非常重要。从文化产业的发展实践看, 国内外政府部门在发展文化产业之初, 都非常重视组织协调机构的组建工作, 都成立了相关部门主抓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和管理协调, 并组织力量研究论证文化产业发展问题, 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
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天津市已出台《天津市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天津市第一批文化产业振兴重点工作计划》。但是, 天津在文化产业的发展和规划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特别是产业规划。
为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应从天津市的实际出发, 组织力量, 制定文化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承担起政策制定、发展导向、法规建设、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职责, 指导和培育涉及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类企业在统一规划下有序发展。同时, 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市场需要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 只有树立了品牌, 才能扩大影响, 才能吸引资金, 这是推动天津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 依托园区, 走集群化发展道路
英美等国文化产业的集群化格局, 多是市场主导的结果, 而东亚的日本、韩国, 政府的推动对产业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较为薄弱, 因此在发展中需要更多地借助政府的力量。国内各地政府在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上, 都非常重视产业聚集区的建设, 引导创意产业走集群化发展的道路。
文化产业园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 也被视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文化产业园区在整合资源、发挥规模效应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其产业集群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目前天津市已经有十几个文化产业园区, 但发展水平低, 主要表现为:园内企业少、规模小, 产业关联性不强, 产业滋生环境差, 部分园区沦为依靠物业出租生存。
有关部门应当实施《天津市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评选命名管理办法》, 进一步明确文化产业园区的标准, 组织评选命名活动, 促进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同时转变发展思路, 着力打造公共技术平台、优化产业滋生环境, 吸引行业领军人物和领军企业入驻, 充分发挥园区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与服务、中小型企业孵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优势, 为文化企业提供技术、信息、交易、展示的平台, 形成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的文化产业集群, 实现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规模效应的充分释放。
(三) 在政策和资金上对文化产业给予倾斜
虽然各国、各地区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政策侧重点不同, 但概括起来, 支持政策主要有:财税优惠政策、投资引导措施、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人才培养计划、国际营销措施等。天津文化产业尚处于初期阶段, 要形成竞争优势还需要很长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 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发展给予持续支持。
目前, 天津市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主要有:设立天津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建立天津市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交易平台, 促进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落实《关于印发〈天津市出口发展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中企业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享受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鼓励文化企业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或重组, 壮大企业规模;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 培育文化领域战略投资者;市人力资源部门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人才评估和奖励制度。
可以说, 天津市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框架已经形成, 但政策内容和实施细则需要完善, 具体包括:政府专项资金的运作、支持领域;完善无形资产评估和托管服务, 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和机制;出台民营资本和外资参与文化产业的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文化企业在税收、财政、土地、人才及市场准入等方面享受的优惠政策;加强文化产业的立法工作, 规范文化市场秩序, 形成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尤其是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多层次的文化人才教育培训体系, 促进学界与产界的融合, 加强与国外的人才交流与合作。
国内支持 篇2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9月30日央行和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招行本次RMBS发行既是对此的积极回应，也是盘活信贷存量、引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实际行动，为国内RMBS市场发展提供了借鉴经验。
特色资产证券化，助力“轻型银行”
零售业务是招行的传统特色与优势，招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已超过3200亿，因而有着疏导需求和必要性。应监管要求，招行本次RMBS项目选取的资产较为优良，分散度高，剩余期限较短，以客户自住用途的一手房贷款为主，且初始抵押率只有56%。同时，本期项目优先A1档、A2档证券评级AAA，优先B档证券评级AA-，外部评级较高，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入池资产质量较高。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投资AAA到AA-评级的资产支持证券均适用20%的风险权重，招行本次发行的优先级证券全部为低风险品种，可以节约银行投资者的资本占用。
同时，资产证券化也是招行打造“轻型银行”战略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自2012年资产证券化试点重启以来，招行已经累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4期共277亿元，规模居前，品种多元化，已覆蓋对公贷款、信用卡应收账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等三类资产。
创新结构设计。推进本土化实践
尽管RMBS是国外主流的证券化产品之一，但由于RMBS不能“长拆短”，期限较长，基础资产收益难以与债券期限相匹配，存在抵押权变更等技术难点，所以RMBS的产品设计和发行难度颇大。针对此类问题，招行本次RMBS为浮动利率定价，与以往市场惯例挂钩一年期存款利率基准所不同，招行选择挂钩5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罕见的采用负点差招标，将债券定价基准挂钩基础资产定价基准，从而帮助投资者对冲掉基差风险。同时，入池贷款的抵押房产可暂不办理抵押变更手续，而是通过权利完善事件约定，理顺抵押权法律关系，避免了逐笔变更抵押登记，提高了项目运作效率，一定程度上扫除了RMBS的程序障碍。
——招商银行
国内支持 篇3
循环经济的发展不同于传统经济, 低消耗、多产值, 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 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 促进资源永续利用。因此, 循环经济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模式的根本变革。银行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未来。
2 国内外循环经济发展状况
2.1 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
发达国家在循环经济的模式研究方面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面, 纵观世界循环经济的特点, 大致有3种模式 (图1) 。
德国双向系统Duales System Deutschland, 简称DSD, 也称为绿点公司, 即是根据本法令于当年成立的专项从事废弃物回收公司。DSD回收范围限于销售包装废弃物, 在德国每年使用的包装废弃物组成中, 销售包装占48.4% (生活包装及商业垃圾包装) 、运输包装占26.8%、多用途包装占14.7%、商业和工业包装占8.7%、家庭用包装占0.8%、有害包装0.4%, DSD负责回收的是所占比例最大一块的废弃包装。
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是目前世界上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最为典型的代表。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生产厂, 以这4个企业为核心, 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或副产品, 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 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费用, 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处于良性循环之中。
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时找不着垃圾桶, 就把垃圾带回家扔掉。吸烟会带上一个便携缸或到指定吸烟处吸烟。在公共场所遛狗一定带着垃圾袋, 瓶子扔掉前都要将商标撕掉, 利于瓶子回收。
2.2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状况
在我国, 循环经济从一种理念转化为国家战略和政策历时仅有几年时间。循环经济推行如此之迅速, 一个主要原因在于,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4个目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但是, 中国经济面临着城市化加快、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并由重化工产业主导、就业压力巨大、资源供给短缺、环境污染总量增大等一系列挑战, 资源和环境两大瓶颈凸现出来。到2020年, 只有实现以GDP衡量的单位经济产出污染排放总量降低到2000年水平的1/4以下, 生态环境的产出效率提高到2000年水平的4倍以上, 才能保证生态环境有所好转。
3 国内外银行支持循环经济的作为
目前, 发达国家银行已经把环境因素, 可持续发展因素纳入贷款、投资和风险评价程序, 环境报告已经从会计报表的边缘内容变成主流内容, 绿色会计报表得到大量的应用。一些著名银行给环保经济诸多优惠, 走在前列的银行有: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荷兰银行、德意志州立银行等 (表1) 。
从表1中不难看出各大银行的绿色环保理念, 倡导用资金支持循环经济。坚持有保有控, 将信贷支持循环经济发展与控制信贷规模节奏、支持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缓解中小企业和“三农”融资难以及节能减排和支持生态环保项目、支持发展低碳经济和扩大消费信贷等各项工作有机结合, 加大对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利用项目的支持力度, 最大限度地将信贷资金投入循环经济相关的重点产业、行业、企业和项目。按照宏观调控和监管要求, 把好信贷准入关。同时, 各银行要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责任部门和人员, 将该项工作具体纳入本行考核和问责体系。
4 政府在银行、循环经济中二者关系的思考
银行支持循环经济离不开政府的宣传引导, 政府部门要在银行与循环经济两者之间搭建起桥梁。政府在考核评价银行的过程中, 仅以经济指标为主, 并未将环保绩效纳入其中, 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能有效吸引银行业支持环保项目。绿色产业投资风险难控, 回报预期不稳定。政府要给与政策优惠, 降低金融风险。节能环保项目普遍建设周期较长, 短期内不能进入投资回报期。中小企业和服务型企业绿色融资难。有数据显示, 我国规模以下企业中有90%的企业没有和银行发生过任何借贷关系, 而微小企业中95%没有和银行发生过任何借贷关系, 而中小企业往往环境问题比较突出, 环保技术改造、污染治理等方面普遍面临融资难题。绿色信贷是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 当前国家经济转型挑战与机遇并存, 做实绿色信贷政策, 发挥绿色信贷对转方式、调结构、促环保的积极作用至关重要。
(1) 在银行与循环经济之间建立一定的市场机制, 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 政府既是环保市场秩序的规范者和维护者, 又是环保产业发展的引导者和推动者, 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市场建设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因为环保产业的市场化进程有赖于政府的强力推进, 市场制度和市场机制也需要靠政府来完善, 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产业管理体制、技术创新机制等更需要政府去建立和完善。
(2) 政府在银行与循环经济之间发挥指导功能, 主导环保产业的发展模式, 不仅有利于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 避免重复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实现环保产业的蛙跳式发展, 而且也有利于实行末端控制、清洁生产、绿色产品、环境服务四大类型环保产业的全面发展, 尽快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增强中国环保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降低银行投资风险。
(3) 政府在银行与循环经济之间建立驱动机制。政府为捍卫公共环境利益而制定的环境法律以及有关政策;政府对公共环境事业的投入;环境企业的成本-效益驱动;社会大众对更高生活质量追求而形成的消费驱动。同时鼓励银行在公共建设中发挥作用, 同时, 为银行的发展提供驱动。
(4) 政府在银行与循环经济之间加大引导撮合, 政府应将环保产业作为未来的主导产业即战略性产业加以培育。同时引导银行建立起社会责任感, 撮合银行支持公益事业,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构建和谐、美丽社会, 以及美丽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
5 结语
循环经济势在必行, 但它离不开银行支持, 金融部门要在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考量, 作为政府的职能要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罗斯福在1933年论及新政时强调银行, 不仅要恢复信用, 建立起社会责任感, 而且, 要面向未来, 革除我们制度中的弊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不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而且要走出自己的新路子。
摘要：指出了循环经济的发展不同于传统经济, 低消耗、多产值, 目的是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 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了国内外循环经济发展状况, 探讨了银行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银行支持,政府作为
参考文献
[1]王灵梅, 张金屯.生态学理论在生态工业中的作用[J].环境保护, 2003 (6) .
国内支持 篇4
1 残疾人社会支持主体的比较
比较我国与国外残疾人社会支持体系的不同, 首先要明确一点, 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的体制不同, 且福利保障系统也不够完善。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 经济以及文化不断发展, 对于残疾人的制度也随之演变, 处处体现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观, 而我国虽然发展相对缓慢, 但救助弱小的思想自古流传, 这些都体现在社会支持主体的行为上。下面主要就国内外残疾人社会支持中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进行比较。
1.1 政府
社会保障是我国对残疾人支持的主要形式, 其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为基础,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为中介。《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一五”发展纲要》指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坚持政府主导的工作模式”。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是我国政府帮扶残疾人的主要方式。而政策的内容涉及到了残疾人的教育、医疗、就业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政策的制定过程主要是自下向上的反馈过程, 政府将一个政策试行于某个标的地区或群体来进行评估, 由反馈的效果决定政策的修正以及推行, 当政策完善后, 开始实施政策的过程是自上而下的传递执行过程 (徐琳, 张辉, 2007)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有关残疾人的政策不断出台, 同时各省市自治区也出台相应的条例和优惠政策, 方便残疾人的生活。特别是在残疾人就业方面, 国家鼓励自力更生, 支持创业。这集中在“小政府, 大社会”模式和政府的“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社会政策目标的要求 (丛晓峰, 唐斌尧, 2003) 。这些政府帮扶残疾人的路径缓解了残疾人的生活压力, 同时也让社会更多地关注残疾人, 这样的路径具有全局性, 也带有一定的感染力, 从而也促进了一部分非政府组织对于残疾人的帮扶。在我国, 政府在残疾人社会支持系统中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 政府处在帮扶残疾人的主导地位, 但是目前我国政府对于残疾人帮扶的认识不够。 (徐琳, 张辉, 2007;毛小平, 2010) 。
在国外, 政府在残疾人社会支持中是主导的角色, 如加快保护残疾人的立法进程, 制定完善的残疾人社会福利政策, 在康复、治疗、培训、就业、教育等方面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以及发挥政府职能, 促进各相关部门之间的服务职能的整合等, 与此同时, 政府不再仅仅充当间接角色, 还在为残疾人群体直接提供社会支持, 充当直接角色 (刘祖云, 毛小平, 2010) 。在国外, 在残疾人的救助事业中, 政府是真正发挥公益事务资源提供者和管理者。在发达国家, 残疾人社会支持以及服务体系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史, 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服务体系, 如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起, 经过400多年的发展, 英国的残疾人工作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工作体系, 包括社会保障、保健服务、福利服务、住宅服务、教育服务等五个方面, 建立了相关收容救助机构, 对于残疾人的帮扶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罗伯特·F·里瓦斯, 2005) 。
1.2 非政府组织
在我国, 非政府组织成为社会支持系统的一个重要力量 (李迎生, 孙平, 张朝雄, 2008) 。在我国, 作为来自西方的概念, 非政府组织本身是没有严格定义的词汇, 近年来逐渐融入了一些中国特色。在帮助残疾人的事业上, 非政府组织主要以项目为执行单位进行, 这些项目有的是关注某一类残疾人群及其家庭, 还有的是关注某一地区的残疾人情况。非政府组织大多为每个项目组织一个专门的负责小组, 小组成员贯穿项目的始终。但在当前,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同运作模式尚未建立, 限制着残疾人的社会支持功能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毛小平, 2010) 。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及一些相关社会组织应该在残疾人支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们应该利用不同的优势互补, 形成多个层次多个方向的社会支持网络, 再进一步挖掘资源, 推动其积极拓展和再建构社会支持网络 (李宗华, 龚晓洁, 丛晓峰, 2003;吴燕, 朱祥磊, 朱克, 2011) 。从一定意义上说, 这是因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 才产生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各种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今天才有一个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
在国外,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相对成熟, 国外环境中非政府组织能发挥其独特的优势, 国外环境相对宽松, 非政府组织可以利用的资源多, 能培养一批专业性强的工作人员, 同时伴随非政府组织规模的扩大, 形成网络的非政府组织又具有了方便快捷的优势, 非政府组织作为民众的代表, 体现民众的力量, 按照民众的意志行事 (桑颖, 2007) 。由于政府资源和能力有所限制, 许多西方国家对于非政府组织在提供福利的积极作用非常重视。美国许多非政府组织 (NGO) 从事相关的社会服务工作, 建立救助机构, 为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这些机构大多是非盈利, 政府为了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救助, 并给予税收优惠 (黄苏宁, 2009) 。另一方面,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残疾人的职业康复以及医疗康复方面投入很多, 形成了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分权以及国家与非政府组织、社会力量互动互补的模式 (李莉, 邓猛, 2007) 。
1.3 社会力量
在我国, 社会力量对残疾人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用人单位、家庭以及社会公共服务。家庭在中国残疾人社会支持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家庭是我国残疾人情感和物质的最重要支撑 (毛小平, 2010) 。从社会原因来看, 我国缺乏对残疾人的正确认识以及对残疾人救助的意识, 这和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 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还存在一些歧视残疾人的现象, 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感仍较低, 认为残疾人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 不愿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 (许琳, 张晖, 2007) 。在我国,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不定期的临时性支持, 也就是发生一些灾害或国家一些政策发生倾向时, 对弱势群体中的特定个体实施的临时支持, 以及各种来自民间团体和个人的非正式支持, 这种社会力量的支持是不固定的 (张友琴, 2002) 。
在国外, 随着法制建设的完善, 现在在更大程度上存在可能性, 即残疾人自己主动选择具体的福利提供者。几个欧洲国家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 例如荷兰, 以他们为榜样应统一建立一项福利体系专用的个人预算, 这样福利体系就可以取得所需的社会服务。总体来说, 残疾人的意愿权和选择权应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贝恩特·舒尔特, 2012) 。在美国, 公共交通拥有无障碍巴士服务, 专门为残疾人设置无障碍巴士、低地板轮椅踏板等方便残疾人使用, 同时提供电话预约康复车上门服务 (黄苏宁, 2009) 。在日本, 为每位残疾人配备“残疾人手册”, 凭借手册, 残疾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获得费用的折扣或减免, 在很多公共服务和相应税收上也享受减额照顾 (李莉, 邓猛, 2007) 。
2 残疾人社会支持的内容的比较
根据最切合残疾人利益出发, 本文从康复和就业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2.1 康复
“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是我国近年来对于残疾人康复需求所提出的口号。孙树菡等人 (2009) 认为“要达到‘人人享有康复服务’, 必须以专业机构康复为骨干, 社区康复为基础, 残疾人家庭为依托, 建立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康复服务网络”。残疾人康复不仅仅是医疗上的问题, 应以辅具研发为载体, 积极保障残疾人基本康复需求, 狠抓硬件建设, 建立健全完善配套的、全方位的硬件设施服务系统。社区康复在发展的过程中, 立足社区, 面向社会, 使得计划管理、机构设置、资源分配、社会动员等具体问题由社区承担解决, 基本达到社区负责、社区参与、社区支持、社区受益 (丛晓峰, 唐斌尧, 2003) 。
国际上目前提供康复服务的两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专业机构康复 (IBR) 和社区康复 (CBR) 。上世纪70年代末, 世界卫生组织 (WHO) 指出:预防—保健—治疗—康复四位一体是现代医学的基本构成, 1981年通过了《残疾的预防与康复》, 逐步形成现代康复理念 (孙树菡, 毛艾琳, 2009) 。纵观国际上最新的残疾人康复立法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是更多地强调残疾人个人为权利主体;二是对国家承担主要责任, 满足残疾人的康复需求;三是给予特殊援助和保护;四是注重完善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措施。
2.2 就业与生计
就业可以说是残疾人参与社会的最直接方式, 而残疾人具有就业的特殊性, 张琪 (2004) 认为按比例就业对残疾人融入社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杨伟国等人 (2008) 认为“我国残疾人就业安置政策有强制性和扶持性两大特点, 其中“强制”指强制推动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扶持”主要涉及对福利企业和个体就业者的各种优惠政策”。“中国残疾人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 (2003) 的研究表明, 考虑到残疾人的特点, 他们更适合灵活性较强的非正规就业, 国家社会乃至残疾人个人应把残疾人非正规就业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扶持多渠道就业共同发展。一是调整政策, 对福利企业要制定实施保护政策, 保证他们在市场经济竞争下长远发展以稳定集中就业的残疾人规模。二是完善法规, 充分发挥按比例就业的主渠道作用 (孙先德, 2010) 。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不断拓展残疾人就业的新渠道 (赖德胜, 廖娟, 刘伟, 2008) 。
在国外, 很多国家政府和学者认识到就业对于残疾人而言不仅意味着有稳定的收入维持生活, 而且还起到让残疾人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作用 (赖德胜, 廖娟, 刘伟, 2008) 。在美国, 整个20世纪90年代, 是残疾人就业相关法律的建立过程, 也是残疾人就业权利提升与结构扩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残疾人地位不断提高, 大多数人已经接受残疾人作为公民应当享有与正常人相同的尊严和权利, 消除就业歧视。同时为残疾人创造无障碍的社会生活环境, 建设更合适的工作场所等在立法过程中被重点关注。2001年, 美国劳工部成立了残疾人就业政策办公室 (Office of Disability Employment Policy) 已经成为这一重要的政策的象征。残疾人就业政策办公室举办了各种促进残疾人就业、提供残疾人职业技能、拓展残疾人职业发展空间的项目, 主要目的是增加残疾人的就业机会和就业能力 (杨伟国, 陈玉杰, 2008) 。
造成这些方面的差异主要是社会体制与国情发展的不同, 社会福利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发展多年, 已经根植在社会大众的心里。西方很多发达国家, 从政府到社会都把“社会福利”当作“社会保障”的同义词。而在中国, 社会福利仅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外对于残疾人的帮助包括了社会公平、公民权利等内涵, 覆盖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我国目前尚处在对于残疾人的基本帮扶阶段, 这是导致上述社会支持没有发挥其作用的重要原因。
3 完善我国残疾人社会支持体系的思考
通过对我国与国外的残疾人社会支持几方面的比较, 残疾人社会支持方面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在主体方面我国残疾人的社会支持来源主要是家庭、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在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 残疾人社会支持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国外残疾人社会支持机制基本上是“政府搭台, 民间组织唱戏”, 残疾人社会支持的社会化程度较高;在内容方面, 我国残疾人社会支持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具有救助的性质。社会支持主体单向式的给予或恩赐, 向残疾人传递爱心, 社会支持的内容缺乏系统性和持续发展性。而在国外残疾人社会支持的内容具有发展性, 为残疾人士提供全面的、系统的社会康复服务, 帮助残疾人发展体育和智力能力, 适应社会生活。
尽管我国与国外社会制度不同, 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也有一定差距, 但国外残疾人社会支持的许多宝贵经验也值得我国予以借鉴:
政府在残疾人社会支持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残疾人的角度出发, 多为残疾人解决实际问题, 体现为从“以政府为中心的重管制模式”向“以满足残疾人需要为中心的社会支持服务模式”的转变。
多加依靠社会力量,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以科学的理论、专业化的方式发展社会事业, 同时加强社会工作者的队伍建设, 提高残疾人社会支持服务的质量。同时扶植非政府组织的成长, 为这些社会力量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国内支持 篇5
为推动我国智能用电技术发展, 做好IEC-PC118 (智能电网用户接口项目委员会) 工作, 由国内相关技术领域专家组成的IEC-PC118国内支持工作组近日召开了工作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听取商务战略计划 (SBP) 及工作计划草案, 并就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进行了探讨和交流。IEC-PC118秘书长、中国电科院副院长王力科主持会议。
IEC-PC118智能电网用户接口项目委员会是IEC历史上首个项目委员会, 由国家电网公司通过中国国家委员会发起申请, 主要负责“需求侧智能设备与电网交互接口”和“电力需求响应”系列标准的编制, 于2011年9月23日获批成立, 秘书处设在中国。
国内支持 篇6
2014年12月4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南非总统祖马时表示, 中方愿将南非作为中国产业海外投资的优先目的地, 鼓励和支持国内大型装备制造业等优势产业赴南非参与工业化进程, 建设好经济特区和产业园区, 以港口、造船、渔业为依托开展海洋经济合作, 推进跨境本币结算和互换等金融合作, 加强核电合作, 推动成立合资航空公司、采用中国国产飞机开展非洲区域航空合作, 扩大中南利益共同体, 促进非洲互联互通和区域一体化发展。中方愿同非洲国家一道, 继续为抗击埃博拉疫情作出不懈努力。
祖马表示, 中国是南非和非洲真诚、值得依赖的朋友和伙伴, 为非洲的发展和抗击埃博拉疫情提供了无私援助和有力支持。李克强总理今年访非期间提出非中“461”合作框架, 帮助非洲建设铁路、公路、区域航空3大网络, 将有力促进非洲大陆的发展。南非愿同中国密切高层交往, 深化政治、经贸、海洋经济、人文等交流与合作。广大非洲国家欢迎中国积极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和区域一体化进程, 帮助非洲实现发展梦想。
国内支持 篇7
当前, 固移宽带、物联网、云计算协同发展的融合宽带已成行业发展趋势, 其中, 战略机遇方面, 与会领导与专家肯定了国家宽带计划对行业持续发展、国民经济拉动以及缩小数字鸿沟的积极意义, 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更呼吁出台宽带国家战略, 并以政府补贴等方式助力运营商解决目前宽带投入回收期过长的问题;发展现状方面, 调查显示, 虽然我国宽带在下载速率、普及率以及资费收入占比等领域仍落后于发达国家, 但我国移动用户对于移动互联网业务尤其是娱乐业务的兴趣与需求却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 韦乐平还特别指出, 相比其它领域的布局, 物联网、云计算对运营商的营收贡献可能十年后才会明显体现。
中、西部宽带尤需政府补贴
目前, 国家已明确在“十二五”期间加快推动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发展, 工信部副部长奚国华在本届论坛期间透露, 相关部门正在编制我国“十二五”宽带计划。
“‘十二五’期间, 宽带将成为信息通信行业关键性的驱动力, ”韦乐平表示, “目前, 全国宽带发展现状良好, 过去6年间, 全国宽带用户数增长5.3倍, 年均增长1700万户, 收入增长方面, 2010年我国电信行业整体宽带收入为905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6%。”
对于国家宽带战略, 邬贺铨认为, 发展宽带不仅有利于信息通信行业可持续发展, 更利于促进经济、服务民生, “韩国有IT大运河计划, 美国提出连接美国宽带计划, 多个国家都出台国家宽带激励计划是看到了宽带对于社会及经济的积极意义, 据统计, 宽带服务每增加10个百分点将会给该国带来1.3个百分点的GDP增长。此外, 宽带服务还将带动零售业增长, 据估算, 韩国IT大运河计划6年内将创造17.7万亿韩元的附加值。”
由于宽带战略对社会发展具有正面效应, 与会专家也呼吁我国政府借鉴发达国家宽带发展经验, 对运营商宽带建设进行适度补贴。“因为宽带化效应不总在电信运营商, 宽带化发展不应简单地看作运营商市场行为, 在这方面, 不少发达国家做得很好, 美国政府建立了宽带普遍服务中心, 日本政府承担了300亿美元的农村宽带化建设成本, 而瑞典政府支付了200亿美元, 还出台了配套的促进政策。可惜目前我国政府觉得运营商完全可以负担宽带建设成本, 所以政府不需要自己出钱。”邬贺铨表示。
对于上述我国运营商宽带建设出资现状, 韦乐平也表达了担忧, “首先, 全世界82个国家都出台了国家宽带战略, 但目前我国仍未出台, 其次, 根据近期市场调研, 我国中部地区运营商宽带投入回收期是11年, 西部地区将一直处于亏本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仅凭运营商一己之力, 国家宽带建设很难发展得好, 美国、日本、瑞典等国的运营商比中国运营商经营状况更好, 但政府照样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
我国手机用户偏好移动互联网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此次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白皮书 (2011) 》指出, 移动互联网正在改写信息通信业发展历史, 只要正确应对移动互联网安全管理、产业链定位等挑战, 我国完全有可能在移动智能终端基础软硬件、终端应用软件、移动网络技术、移动互联网服务等方面实现创新突破。
本届论坛上, 与会专家和代表也对我国移动互联网及宽带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目前, 我国宽带化仍处较低水平。“据统计, 我国平均网民拥有带宽为23Kbit/s, 普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截至去年年底, 我国宽带普及率为33.5%, 而欧洲在2007年普及率就达到了35.4%, 美国2007年宽带普及率为50.9%;单用户每月宽带费用方面, 我国为9.87美元, 宽带上网费用绝对值不高, 但是我国通信用户月通信费用占收入比重近10%, 而发达国家是4%, 未来还应继续降低通信资费。”邬贺铨表示。
但是, 相关统计数据也显示, 相比世界其他国家, 我国移动用户对于移动互联网相关业务的兴趣与需求更加显著。“据统计, 截至去年年底, 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9.4亿, 占整体移动用户的17.4%, 移动互联网用户复合增长率为69%;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为3亿, 总移动用户为9亿, 占移动用户数的33%,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
此外, 邬贺铨还指出, 据统计, 我国通信用户中通过移动或固定宽带看视频、下载音乐、玩游戏的用户比例也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对我国宽带用户, 娱乐是挡不住的诱惑”。
云、物联网“十年内对营收无影响”
云计算与物联网也将对融合宽带战略产生深远影响。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物联网白皮书 (2011) 》指出, 全球物联网处于起步阶段, 发达国家在产业链布局和应用上处于领先位置, 我国物联网应用处于初创待发阶段, 未来物联网应用将向规模化、协同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