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支持

保险支持（共11篇）

保险支持 篇1

财政部日前发布通知称, 自2012年起, 在现行政策基础上, 财政部将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

根据通知, 在现有的水稻、玉米、小麦、油料作物、棉花、马铃薯、青稞、天然橡胶、森林、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牦牛、藏系羊等14个中央财政补贴险种的基础上, 将糖料作物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同时, 地方可结合实际自行开展特色农业保险。

此外, 通知明确, 将现有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险种的补贴区域扩大至全国。各地可本着自主自愿的原则开展, 在符合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相关规定的基础上, 中央财政将按规定给予保费补贴支持。

在支持提高保障水平方面, 中央财政支持各地结合实际, 按照相关规定, 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 覆盖农业生产直接物化成本, 并按市场化规律与保险公司商定保额、保费等保险条款。

通知规定:糖料作物保险补贴比例按照现行的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执行。在省级财政至少补贴25%的基础上, 中央财政对东部地区补贴35%、对中西部地区补贴40%, 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直属垦区等补贴比例为65%。东部地区的能繁母猪和奶牛保险, 在地方财政至少补贴30%的基础上, 中央财政补贴40%;育肥猪保险, 在地方财政至少补贴10%的基础上, 中央财政补贴10%。

来源:财政部2012-01-31

保险支持 篇2

但是该政策仍需改进完善，以下有几点完善建议：

一、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投保意识

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也是我国合理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完善农业保护体系，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经营水平和国际竞争实力的必要措施，必须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投保意识，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镇村干部和保险公司应深入农村中去，一边开展形象生动的宣传活动，以增强农民的保险意识，提高农险的有效需求；一边进行细致的调查，了解农民的需求，以提供出供需适路的农险险种，制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保险费率。对于农民投保自筹缴费，可以尝试将农业保险与农业补助资金联系起来，还可以从保险理赔或救灾资金中，拿出一部分出来“以险养险”，增加农保险保费的筹资渠道。

二、加快农业保险经营体制的改革，完善投保组织体系

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一般采取的是政府支持、保险公司参与的方式操作。以能繁母猪保险为例，就涉及到畜牧、兽医、防疫、保险、财政和乡镇村等多个部门和组织。

通过创建新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调整保险产业结构，不断扩大农业保险发展规模，尽快形成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由国家组建政策性农险机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贯彻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经营管理国家农业风险基金，监督管理基层农险机构，并作为最后保险人接受其他农业保险机构的分保。民政部门、地方政府采取自办或与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合办的形式建立地方性农业保险公司。此外还应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业务，但要接受中国农业保险公司的业务指导和资金帮助，其经营行为必须符合农险经营的有关政策和规范。要成立一个由各部门参与组成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协调机构，这一机构应得到相关人员编制和经费，并作为常设机构而存在。

坚持尊重农户意愿与提高组织程度相结合，鼓励以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组织、生产基地为载体，或以乡为单位，组织农户统一投保。可充分发挥基层站所贴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跟农民打交道多的优势，组织做好保险工作，方便群众，切实提高参保率。

三、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给予农业保险更多政策优惠

（1）增加保险品种。可以在全市范围内扩大水稻、花生、大豆等险种的试点面，只要农民有需求，报批后都可纳入试点，还可增加蔬菜、生猪养殖等地方特点保险品种，实行总补贴额度管理，即由各县选择险种，报批后在全市的总补贴额度内统筹补贴保费。建议将更多防灾抗灾财政资金转换为保险费补贴，利用保险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保障水平；增加自然灾害保险费补贴范围，发挥财政补贴的带动和示范作用。

（2）提高保费补贴比率及保险金额。加大财政对农业保险补贴力度，逐步把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提高到占当年农业增加值的一定水平，以后逐年适当提高补贴比例。逐步提高所保标的保险金额，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民和农业企业的吸引力。

四、加快农业保险基金和再保险机制建立，完善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体系

政府不可能承担全面开展农业保险的全部的巨额补贴负担，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体系的建立，是确保农业保险稳定经营，促进农业稳定生产，农村稳定发展的必要选择。应当通过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在整个国内保险市场上乃至整个世界保险市场上分散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此外，农业巨灾证券化体系的建立也是必不可少的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方式。

农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可采取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建立国家和省市两级农业保险发展基金来支付农业保险的补贴，各级政府财政每年拨出一定的资金设立农业保险基金，用于补贴保险部门的超额赔偿款及适当补贴农民的部分保险费。同时健全再保险机制，再保险机构可以由中央政府建立，如国家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也可以由其他经审批的保险或再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业务，再保险机构为商业性保险公司分保，从而使风险在较大的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分散，减少商业性保险公司的风险责任，特别是避免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

例如，美国和政府对本国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由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目的是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不超过115%)，又限制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不高于15%)。

五、加强保费补贴政策同农业信贷及其他支农政策的结合

（1）加大与支农政策的结合。当前粮食直补、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等各种支农补贴政府运行成本较高，农民取得补贴用于农业开支方面少的情况下，中央可调整补贴方式，将给农户的支农直接补贴转换成保险等其他方式，即将直补资金用于现由个人负担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保费，这样既可体现支农资金的效果，又可节约行政成本，还可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保率提高，提升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如2004年以来实行的良种补贴政策，2009年以后对玉米、小麦、水稻、棉花良种补贴实行全覆盖，以实际种植面积向农民发放补贴，实际上是将对粮食等作物的补贴扩大为对整个农业的补贴，对农民“撒胡椒面”式的全员补助，分散了补贴目标，且每亩补贴十几元，占粮食价格的比重极小，难以形成粮食生产稳定增长机制。

以河北省唐山市为例，2010年全市良种补贴金额为9700.2万元，补贴面积900.8万亩，平均每亩补贴10.77元，当年粮食亩产为434公斤，每亩补贴平均到每公斤粮食不过2.5分钱，效果不明显，而且由于运行成本较高、补贴面积不易核实、农资成本上涨等原因，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能力有限。为解决上述问题，可以从办理农业保险入手，由保险公司负责核实田亩数，农业、财政等部门参与，保险费用从补贴资金中扣除，以此依据，据实发放国家良种补贴资金，就是将国家良种补贴资金的发放与商业化运作联系起来，既解决了公平问题，又解决了效率问题，有利于提高国家粮食直补资金的使用效率。

（2）加大与农业信贷的结合。可以由保险公司担保农户向银行贷款暂付保险费。针对目前农村贷款难的问题，各地可选择具有当地特色和种植规模的农产品品种，实行特色品种种植小额信贷组合保险产品，将农业产品及设施、借款人信用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组合，明确银行是保险赔付的第一受益人，即降低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又加大了对借款农户的风险保障，一举两得。

六、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制建设，保证农业保险的有序进行

要完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尽快总结各地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经验，制定和颁布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对农业保险的目的、性质、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保险责任及国家对农险的监督管理等重要环节作出规定。

明确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业务，不以盈利为目的，并将实现社会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对农业保险予以规范，使农业保险发展有法可依。在全国性农业保险法出台之前，各地政府也可以试行制订地方法律法规，加快农业保险的法制进程，从而保证农业保险的有序进行。

七、加强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培育和开放农业保险市场

加强保险公司内部管理，首先应当增加保险的透明度，投保每一投保农户均有保险手续，保险公司留存保户的保险名册，这有别于以往的对乡政府或村委会签发保险单，可以使保户更加明白保险的内容和自身享有的权益。赔款可以直接支付给民，极大地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其次，要加强核保、理赔等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提高工作效率，方便投保人，并使道德风险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同时还要培育农村保险市场，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

农业保险应拓展农业保险的外延，培育和开放农业保险市场，凡是与农村、农业、农民有关的一切保险业务都可划归农业保险的范畴，为整个农村经济的产、供、销全过程提供全方位、立体型的保险服务。因此，应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可以借鉴成功的国际经验，实行配套运作，把科技服务、供销服务、信贷服务、救济措施、防灾、防损等与保险等项目进行统筹运作，解决农民生产资金不足和风险保障问题。

八、优化保险服务

保险支持 篇3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太阳能电池生产国，光伏太阳能电池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40％。其中，95％的产品出口国外。无锡尚德、河北英利、常州天合等行业龙头企业已经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金融危机爆发后，以出口为主的光伏产业受到巨大冲击。国外买家无法接受中国光伏企业原来采取的预付款、信用证等相对保守的付款方式，要求中国企业放账。同时，光伏制造业强国日本，韩国的企业在本国出口信用机构的支持下，与海外买家采取大额放账形式进行交易。而美、德等国制造商更是凭借其惯用的放账交易方式直接冲击中国光伏企业的市场。通过放账交易稳住来之不易的市场份额，中国光伏行业龙头企业迫切需要中国信保的支持。

在此情况下，中国信保响应当前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导向，明确重点支持行业。针对光伏行业特点，推出积极承保政策，加大理赔追偿力度，努力帮助光伏企业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

扩大对延长账期业务的承保力度，支持光伏企业抢夺出口订单。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特别是欧洲的买家，普遍出现了融资困难，纷纷要求供应商延长账期，而账期延长增加了收汇风险。在加强风险管理的基础上，中国信保积极承保延长账期的业务，帮助企业获得订单。以国内某光伏龙头企业为例，2009年4～5月，由于中国信保为其90天以上的信用交易提供了出口信用保险保障，使企业战胜竞争对手，获得订单3亿多美元。

扩大授信规模，支持光伏企业开拓新市场。近一时期，受一些国家新能源振兴经济计划刺激，光伏产品市场需求迅速上升，光伏电站项目和经销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作为买家，这些企业成立时间短，实力有限，而光伏产品订单金额往往上百万美元。如果没有出口信用保险保障和支持，中国企业往往有单不敢接。对此，中国信保积极发挥信用管理作用，帮助企业认真对买家进行信用筛选，科学扩展对相关国外买家的授信规模。目前，中国光伏行业出口规模前20名的多数企业都获得了中国信保的保障，累计承保金额已超过10亿美元。今年5月，出口信用保险对中国光伏行业一般贸易出口的渗透率已经达到45.5％，充分說明了出口信用保险的重要作用，有力支持了光伏行业出口贸易的高速发展。

加大理赔追偿力度，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金融危机造成国际金融环境迅速恶化，一些国外买家资金链断裂，拖欠账款，国内企业面临重大损失。2008年，江苏某光伏出口企业共向德国某买家出口了3000多万美元的光伏产品。然而，由于光伏电站融资款无法到位，该买家拖欠货款2500万美元。中国信保帮助企业积极追偿，首先，帮助企业通过谈判取得了项目最终业主的个人担保。随后，采用多种手段积极追讨欠款，成功地迫使德国买家在破产前1个月优先偿还了江苏出口商的全部货款，有效地保障了企业收汇安全。

不断完善保险服务，促进和保障光伏企业出口。为了尽快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中国信保通过完善一系列业务政策和措施，加大对光伏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光伏企业买家多为中小企业，经营时间短、财务信息不够完备和翔实，但交易额大，出口企业需要的买家信用限额也大。为此，中国信保在2009年4月推出了积极承保政策，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努力满足投保企业限额需求。

保险支持 篇4

强化参保措施。《意见》实施后,将严格落实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作为安监部门审核安全生产许可证、林业部门核发或年审换发木材经营(加工)批准书前置条件的规定,将参加工伤保险作为核发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开工报告)的前置条件,以建筑施工项目和家庭服务业、农村企业、互联网企业为重点,大力实施“同舟计划”。

简化办事流程。《意见》强调,各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没有争议的工伤认定申请,在15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同时,加快信息化建设,推行网上业务经办,推动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网上申报,为参保单位及其职工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保险支持 篇5

主旨：驾驶证虽然已届期没有及时更换，但并不意味着驾驶证就此失效或作废；另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和使用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违反该规定也不必然导致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因此保险公司不能以双方所签订的保险合同条款中“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为拒赔理由。

2011 年11月份，舒城县的张先生驾车撞上了另外一辆停在路边的车，导致两车损坏，车上人员受轻伤；事后，张先生支付了两车的修理费以及人员的医药费共计近4万余元。当张先生拿着费用单据到保险公司要求理赔时候，却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保险公司答复只能在交强险内赔付部分损失。理由是事故发生时，张先生的驾驶证没有及时年审，现已过有效期，所以拒赔。原来张先生所持有的驾照已逾期近一个月没有及时年审更换。张先生听后很是恼火，他认为自己是因为在外地一直很忙所以才没有及时年审换证，又不是因为违法被吊销驾驶证，凭什么不予理赔？便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到法院。

在法院的庭审中，保险公司辩称，双方间的商业险合同条款中明确注明“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属于免赔范围，且国家规定的《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和使用规定》上也明确表示，驾驶证应按照规定审验和换发，所以商业险部分公司不予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事故发生时，张先生的驾驶证虽然已届期没有及时更换，但并不意味着驾驶证就此失效或作废；另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和使用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违反该规定也不必然导致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因此保险公司不能以双方所签订的保险合同条款中“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为拒赔理由。

最后，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给付张先生交强险及商业险理赔款3.5万元。判决后，保险公司及时履行了赔偿义务。（何流）

“无证驾驶”是指驾驶人从来都没有取得过驾驶资格和取得后被注销两种情况，也就是说，在取得驾驶证后到被注销前的这段时间，都不属于无证驾驶。

驾照过期与无证驾驶俩概念

“无证驾驶”是指驾驶人从来都没有取得过驾驶资格和取得后被注销两种情况，也就是说，在取得驾驶证后到被注销前的这段时间，都不属于无证驾驶。所以，如果在年检到期后到被注销前的这段时间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也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理赔。

法官进一步解释称，驾驶员只要通过了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组织的驾驶证资格考试，便具有了驾驶资格，只要未被依法取消驾照，就一直具有合法的驾驶资格。机动车驾驶证审验换证属于行政管理范畴，驾照过期未按期换证应由交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机动车驾驶证管理办法规定，持证人未申请并超过有效期换证的，依法处罚后予以换证。也就是说，在接受公安交管部门处罚后仍可办理换证手续。周某自初次领取驾驶证时起，至保险事故发生时止，并不存在驾驶证被吊销或者驾驶许可被撤销的情况。显然，保险公司以“肇事司机的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为由拒绝给予保险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保险支持 篇6

农业生产风险的特殊性是农业保险政策的基础

农业生产存在自然风险的重大经济社会影响是农业保险政策的根本：首先，农业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之本，即便现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不断崛起，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整体比重逐渐下降，但是不可动摇的是农业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对于保证国家安全和稳定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着根本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情况下农业所遭受的自然灾害不单威胁农业生产的进行，更会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薄弱环节。

农业保险的发展符合政府利益是农业保险政策的动力

政府代表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除了要加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外，主要的职能是补充市场失灵，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推动经济协调发展和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最优化和扩大化。农业保险的发展使得农业和农村有了风险保障，对促进农业发展、助推农村经济增长和稳定社会起到促进作用；此外，农业保险的发展甚至会减轻政府进行灾难救助的财政方面的负担。因此，农业保险发展，政府将会大大受益。为此，政府可以通过对农业保险的支持与帮助，可以保证农业保险的正策化和扩大化，为国家整体农业方面的政策提供有效地保障，进而完成国家的整体意志。

农业保险自身特殊性要求农业保险政策作为保驾护航

作为准公共物品的农业保险，没有政府的保障和补贴，暴露在自由市场中，其供求根本无法实现相对均衡，绝大多数农业保险的险种需要政府的扶持才能开展起来。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必须由政府提供补贴，否则農业保险的市场很难发展壮大。没有政策体系支持，农业保险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寸步难行，国家保险政策是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前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是最基本层次的调整，而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很快会表现出了，因而当市场主体的自发调节行为失去控制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看不见的手”将彻底失效。因此国家制订农业保险政策是自由经济下的必然产物，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农业保险政策中的法律政策是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制度保障

从国内外的农业保险开展情况综合看来，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及其细节一般都是事先制订好的，因为没有基本的法律的法规，整体的农业保险体系根本无从开展，各个部门和单位也没有合理的政策进行协调和运行，政府宏观的调控是保护农民在保险方面权利的先行条件。历史上，保险业高度发达和经济发展最好的美国的农业保险在自由市场中业注定是失败的，最终还是依靠美国政府的主导才保证农业保险子啊美国的顺利开展。

政府自身职能的实现需要农业保险政策的保障

首先，政策性农业保险所涉及的对灾难的补偿资金数额巨大，其对于受到灾害的农民的有效补偿作用是其他任何手段都无法替代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可以避免政府为了对巨灾风险进行补偿而面临的巨大的资金方面的压力，因为毕竟农业保险的过程中农民是有缴纳一部分资金的，这是保险本身所带来的损失均摊的效用的发挥，这样灾难发生以后就可以避免财政收入面临巨大的压力和资金缺口，使得农业救灾的支出较为平缓。以2006为例，上海农业险保费收入8062万元而财政补贴大约是2100多万元，当年因大灾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公司的农业保险赔款达8326万元，相当于财政通过2000多万元的补贴，农民得到了8000多万元的赔偿。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农业保险的赔付，政府的财政是肯定无法承担的。而且保险的赔付还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单方面盲目救助所带来的消极效果，不进行区分的全方位赔付只会是很多农民产生侥幸的心理，更加不会关注和重视农业保险的作用。另一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可以保持农业经济相对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稳定国民经济。保险更是因为对于社会的稳定作用被称为“稳定器”。发展农业保险可以实施合理保护农业，农业灾害发生后有效及时地对损失进行偿付，农业生产可以较快的恢复和发展，防止农业再生产停止，这也就可以避免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实现灾后农业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保险支持 篇7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 推动金融资源向“三农”倾斜。探索利用财政资金撬动金融支农有效方式, 抓紧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稳妥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以及大型农机具融资租赁试点, 改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

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创新保险产品, 加大中央、省级财政对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力度, 将主要粮食作物制种保险纳入中央财政保费目录, 加快研究出台对地方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的中央财政以奖代补政策。积极探索扩大养殖业保险。

论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政策 篇8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萧条景象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几年，农业每年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约为125亿美元，占世界平均每年损失(500亿美元左右)的1/4左右。我国每年约有0.3亿公顷农作物受灾，占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4。广大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脆弱，急需提供风险保障。长期以来，谈到我国农业保险的问题，无一例外地归结为农民缺乏经济实力，农民缺乏保险意识，农民缺乏信用等。这些判断与实际符合。

（一）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小

我国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狭窄。据调查，目前全国粮食作物的承保比重只有0.01%，棉花0.02%，大牲畜1.1%，奶牛3.6%，生猪0.8%，家禽1.3%，水产养殖2.5%。据测算，1998—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损失平均每年为1 681.59亿元，通过农业保险平均年补偿为4.5亿元，仅占0.27%。而且，即使这么低的保险，基本上全是农业龙头企业投保并受益，广大农民几乎没有参与，无法通过农业保险得到任何补偿。加拿大农作物投保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65%左右;日本的农作物投保率达90%;美国2000年农作物保险承保占可保面积的76%。我国农业风险的保障水平比较落后，影响了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

（二）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单一

2003年以前，我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2003年以来，我国先后成立了安信、安华、阳光、安盟等几家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江苏、四川、辽宁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农业保险的试点。这些农业保险，普遍存在两大困惑：一是经营机制不活，业务拓展不顺;二是受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的困扰，骗保现象时有发生，农险业务经营困难重重，进而限制了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险业务的开展。由于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缺位，现有的业务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三）商业保险业务呈萎缩趋势

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点。一是商业保险的高收费与农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二是农业保险存在高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规避也就不难理解。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对农业保险采取商业性经营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从保费收入来看，1992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加到8.17亿元，达到历史最高。随后农险业务迅速减少。1993年为5.61亿元，2000年为5.2亿元，2002年为3.41亿元，2003年为2.36亿元，2004年为3.77亿元。其中，2004年农业保险费收入同比减少0.8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18.04%，农险保费收入仅占财产保险业务保费收入的0.35%。按全国2.3亿户农户计算，户均保费不足2元。保险的险种数目，也由农业保险开展较快时期的60多个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个。

（四）农业保险法规建设滞后

农业保险作为一项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对法律、法规的依赖性很强。我国于1995年颁布、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也只是“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并没有新的条文来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地方性法规对此也是一片空白，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仍处于法律盲区。

在国外，几乎所有农业发达国家和不少不发达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制度。日本的法律规定，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户实行强制保险。美国虽对农业保险实行自愿的原则，但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户得不到政府的其他福利计划。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政府补贴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国的农业保险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相比之下，我国农业保险的正规制约仍是一片空白。

（五）政府行为存在缺位现象

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政府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我国政府却存在缺位现象，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较完善的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系统，如对农业风险实行强制保险;对投保人和承保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进行补贴;实行农业风险再保险制度;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等。例如，日本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15%的补贴，遇有特大灾害，政府承担80%～100%的保险补偿;菲律宾的农险保费大部分由政府补贴，行政开支全部由政府负担。在我国，除了对经营农业风险的保险机构减免营业税之外，目前，还没有专门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及其他有力的措施。政府在推行农业保险时，应该尽快设立一个由各部门参与组成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协调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农业保险涉及单位的矛盾和问题。

（六）现有试验收效微小

近年来，我国逐步组建了一些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并开展了试点工作。2004年，保监会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分别批设了安信、安华和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险公司;在江苏、四川、辽宁、新疆等省(自治区)开展了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为政府代办以及保险公司自营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开发了多种农业保险品种。然而收效并不明显。2006年，尽管全国农险保费收入达8.5亿元，较上年增长16.2%，但在总保费中的占比仅为0.15%，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贡献仍然微不足道。

二、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政策新模式

对农业保险予以财政支持，是WTO对农业扶持的重要绿色通道。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一规则，加快建立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机制。

（一）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模式

纵观世界，农业保险的制度中支持农业保险的主要财政政策有低费率高补贴政策、政府分保、承担部分费用支出、超额补偿、税收优惠等。农业保险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政府垄断经营模式，如前苏联模式，政府设立专门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并提供部分基金以及大量的管理费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官僚习性严重，效率低，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实践中利少弊多，是不足取的;二是政府主导模式，如美国、加拿大模式，是国家和私营、政府和民间相互联系的双轨制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模式。三是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如日本模式，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而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四是民办互助模式，如西欧模式，是相互竞争的互助保险社和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政府不直接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但给农业保险以税收等政策优惠。五是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如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

美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对我国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的农业保险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管理，负责对全国性农险险种的费率厘定，对经营农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指导和检查，提供管理费补贴，国家对农险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这种模式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使用，但是，受益的只有少部分人。

我国是农业大国，发展很不平衡，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国外农业保险做法，但也不宜过于多元化。设计中国农业保险模式，应坚持农民买得起、保险机构微利、政府合理补贴、适度竞争的原则。在设计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时要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自主自愿、政策扶持引导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认真总结各地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和做法，稳步扩大试点范围，科学确定补贴品种。在形成中国农业保险的新模式过程中要考虑到5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是政府主导，但不包办;二是由若干专业性保险公司办理，但不垄断;三是农民自治组织中介;四是农户和农业企业自愿投保，但不放任;五是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并给予优惠。

（二）对投保农民提供保费补贴，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鼓励其参加农业保险

美国对不同险种给予不同比例的保费补贴政策。日本保费补贴比例则依费率不同而高低有别。我国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和政府的财政能力，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险费补贴。保费补贴比例太低则调动不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更体现不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太高则会加大政府的固定补贴支出，其他利益集团有意见。目前，可将补贴的范围限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如水稻、小麦、大豆、油菜、棉花、生猪、奶牛等的保费补贴上，平均补贴额为保费的50%为宜。

我国可在农村金融组织不断健全和发展的基础上，将农业保险纳入农村金融体系，即将农业贷款与农业保险相结合。初期，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在贷款额度和利率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待条件成熟时，可将是否参加保险作为贷款发放的条件之一，这既有利于分散银行的信贷风险，提高银行信贷资金质量，保险公司又可以借此扩大承保范围，实现农业保险的良性发展。

（三）对保险公司提供保险费用补贴，减轻专业保险公司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费用压力，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

美国政府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我国政府也应给专业保险公司和商业性保险公司以适当的管理费用补贴，以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设立更多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于我国农民收入低和保险意识有待提高，因此，由政府成立专业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政府支付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一切经营管理费用，采取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并享有免税待遇。

（四）建立农业风险准备金，用于发生巨灾时的大额保险赔付

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是用于应付特大自然灾害而积累的专项基金，用于巨大灾害发生时的大额保险赔付。我国可根据政府的财力，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同出资，也可以向社会募捐，设立农业巨灾风险专项基金，确保巨灾发生时的巨额保险赔付。上述资金来源可以从涉农的国家转移支付中调剂，具体可以研究通过调剂部分农业直接补贴资金、农业税减免份额、农业灾害救济金、财政专项支出等渠道筹集。补贴标准、实施办法应由财政、税务部门负责研究。由于自然灾害伴有偶然性和周期性特征，农业保险当年核算所形成的利润可作为风险准备金封闭式管理，以丰补欠，专款专用。此外，税收优惠、对农业保险再保险提供支持也是很好的办法。

摘要：农业保险是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它被视作推动现代农业,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发展农业保险不仅能促进农业发展和农业产品供给,还能减少农民收入波动,增进农民福利。近年来,农业保险越来越引起我国学术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财政政策对于农业保险的支持的传统做法正面临改革创新的历史机遇。

关键词：现代农业,农业保险,财政政策

参考文献

[1]王平生.论现阶段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可行性[J].保险研究,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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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兴华.我国农业保险需要国家政策扶持[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5).

[5]高彦彬.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经济学分析[J].金融与保险,2007,(2).

保险支持 篇9

自1980年我国恢复了保险业务以来, 农业保险开始迎来了新的发展曙光。1982年国务院在转批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通知》中指出, “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积极创造条件, 抓紧做好准备, 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牲畜保险等业务”, 由此揭开了农业保险试验的新篇章。在恢复试办阶段, 国家对农业保险进行适当干预, 由人保代表政府垄断经营, 沿用计划经济方式经营管理, 养殖业、种植业保险实行统一核算。在此情况下, 保费收入不断增长, 1982年农业保费收入仅有23万元, 到1987年为10028万元, 是1982年的436倍, 保费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为237%。1988年~1992年, 在中央政策措施的平稳推动下, 农业保险得到了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1988年全国农业保费收入为1.16亿元, 到1992年底全国农险保费收入为8.62亿元, 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重也上升到2.57%。

1994年以后, 在财政部的要求下,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取消了对原按30%计提费用的规定, 一切与经济效益挂钩, 全面向商业保险公司并轨。人保公司由于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 根据商业保险的经营要求和特点对农业保险进行了调整, 撤销了大部分省分支公司的农业保险机构, 对一部分亏损高、风险大的业务进行战略收缩, 赔付率也随即下降。在此情况下, 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逐年减少, 农业保险规模逐渐收缩。1993年全国农险保费收入为5.61亿元, 占当年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重为1.23%, 但到1995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4.9亿元, 占当年财产保费收入的1.09%, 农业保险费用的收入持续减少, 占财产保费收入的比重不断萎缩。而到了2001年农业保险规模竟跌到20多年来的最低谷, 农险保费收入为3亿元, 占财险比重的0.48%;即使到了2003年全国农险保费收入仅为4.46亿元, 占总保费收入的0.115%, 占财产险比重为0.51%[1]。

2004年, 中央首次下发以“三农”为主题的1号文件, 再次提出了发展农业保险的问题, 文件中明确要求选择农产品种类, 政府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农业保险试点, 并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保监会根据此文件精神, 在部分地区开始启动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一方面, 保监会批准成立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另一方面, 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 在四川、辽宁、江苏、新疆等省区开展了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保险公司自营以及政府代办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试点。根据保监会的调查, 许多试点地区的省级和市 (县) 级的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都予以支持, 并且补贴比率平均达40%以上。2005年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实现保费收入7.5亿元, 赔款支出达5.8亿元;2006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8.46亿元, 同比增长15.98%, 赔款支出5.84亿元, 同比增长3%;农业保险保额达733.21亿元, 同比增长123.66%。

2007年中央财政启动对部分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产品提供保费补贴的试点后, 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进一步提速。从2007年开始国家开始实行财政保险补贴试点, 国家财政持续迅速增长, 从2007年的10亿元增加到2009年得80亿元规模, 而试点省份持续增加, 由最初的6个发展到19个。通过这一系列的财政支持, 农业保费收入增长迅速, 种植业保险承保面积大幅度增加。可见, 国家财政支持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使得农民从中受益, 为我国农业保险乃至农业的发展稳定持续注入动力[2]。

二、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试点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㈠法律法规的缺失

从农业保险试点地区来看, 从省级政府到县市区政府, 都不约而同地将法律缺失作为阻碍农业保险发展的首要因素。目前, 我国《渔业法》、《保险法》、《林业法》等相关法律, 均没有对农业保险加以有效定位, 而《农业法》则也只是原则性地提到:“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 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而对于现有相互制保险公司,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并没有赋予法律定位。目前推行农业保险所的依据, 只有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 以及财政部《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和保监会发布的一些指导意见;在地方政府层面, 主要是省、市、县级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执行性文件。总的来看, 这些相关规定系统性、权威性不强、层级偏低、协调力和稳定性不够。由此导致各地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时缺乏统一的标准, 各省不得不自行摸索设计农业保险制度, 在管理体制和经办模式、风险管控、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等方面形成很大差异。例如在统计的试点省份中, 地方牵头单位就有农口、财政、金融办和发改委四种类型。在制度设计上, 各地制订的承保理赔办法、保险金额、费率、财政补贴方式、风险分担等差别也很大。而且现有制度往往注重原则、流程的规定, 少了具体操作的技术规范, 导致实际工作中缺少操作标准, 规范性、公平性不足。由于缺乏统一规定, 农业保险经办公司在跨省业务中, 分公司面临的政策环境存在很大差异, 使其往往无所适从。另一方面, 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的缺失, 也导致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保险公司对中央补贴政策心存疑虑, 对于试点何时结束, 结束以后是否还能享受相同的执行政策存在不确定感。政府在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建立长效机制方面力度不足, 保险公司也不敢投入更多的资源去强化基础性工作 (如机构网点建设、防灾防损设备器材投资等) 和引进农业相关人才。此外, 由于缺乏依据, 目前相关监管审计部门普遍参照商业保险模式开展工作, 对农业保险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支出形式和渠道界定等方面的监管, 难以适应农业保险的实际情况。

㈡缺乏分散巨灾风险的有效机制

从近几年的农业保险的试点实践中发现, 随着农业保险业务量和覆盖面的不断扩大, 巨灾风险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而且自然灾害、疫病风险都具有影响的广泛性和不可预测性, 如果一旦灾害发生, 往往造成大面积农田 (或养殖业) 成灾, 使得风险难以在空间有效分散。因此要求我们必须在国家层面建立巨灾保险机制, 否则在下一次巨灾到来时, 保险公司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并且农业保险与一般人身保险和财险保险不同, 其主要风险是不可控的自然因素。由于我国疆域辽阔, 气候差别极大, 各种自然风险都可能发生。而且一种自然风险往往会引发另一种风险发生, 如台风多伴随暴雨、异常气候与病虫害发生频率相关。从国际经验看, 农业巨灾风险机制是农业保险制度可持续的基本保障, 各国在设计农业保险制度时都会对此做出安排。而我国各农业保险试点地区在开展农业保险试验时, 虽然做出积累巨灾风险基金的制度安排, 但由于时间短, 积累规模小, 一旦遇上巨灾事故发生, 往往耗尽几年的连续积累, 有些时候还需要政府临时财政补助, 这不利于农业保险的长期发展。

㈢税收优惠力度还不够

目前我国对农业保险业务仅限于在种植业和养殖业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而已。在具体实行过程中, 部分商业保险公司为了降低经营成本, 追求效益最大化, 可以将农业保险业务中所承担的税收转嫁给农户, 这样抑制了农业保险需求的释放。针对于其他税种而言, 例如所得税, 作为企业经营过程中需要缴纳的一个主要税种, 我国政府并没有给予商业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业务上免征所得税的优惠。而且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农业生产范围大、地域广, 导致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比较分散, 且交通不便, 因此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时, 需要花费比其他财产保险更多的车辆、人员等成本, 而起间接承担成本的各种税收却没有享受国家的优惠。并且与国外开展农业保险业务较早, 发展较完善的国家相比, 我国对农业保险业务税收优惠力度不够大, 需要进一步增加优惠政策, 以体现我国对农业多予少取的原则精神[3]。

㈣缺乏独立政策性经营主体

从1996年保险公司开始商业化转型以来, 对于政策性险种的农业保险, 国家不再有补贴, 而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营使得保险公司业务风险集中, 赔付率较高, 从而导致了保险公司“小保小陪, 大保大陪, 不保不陪”的现象。最终结果是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不断减少, 限制了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目前从各省份试点情况分析来看,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有以下三种:一是政策性公司经营模式;二是合作型保险组织模式;三是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由于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还处于试点状态, 因此经营主体多, 且缺乏独立运营的政策性经营主体[4]。

三、财政支持农业保险问题的建议

㈠明确农业保险业务属性

2004年~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将财政补贴的农业保险称为政策性农业保险, 2010年则取消了“政策性”三个字, 然而在各省份的规范性文件中仍然普遍使用“政策性农业保险”这一说法。农业保险同传统财产保险不同, 具有一定的准公共产品特性, 这是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农业生产所具有的高风险和低收益特性和农民群体的分散性、弱质性特征所决定的。这种准公共产品特性, 正是政府提供保费补贴的客观依据。在商业保险公司并无动员和组织农民能力的现实条件下, 各级地方政府为推动农业保险业务, 都在组织协调、宣传发动、方案设计、保费收取、纠纷处理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为加快推动农险业务, 有的地方已经将农业保险落实情况列为考核基层政府政绩的指标之一。在查勘、定损阶段, 地方农技、畜牧等部门给保险公司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和人力支持。此外, 从中央有关部门到省市县级政府, 不仅为农民投保提供财政补贴, 而且为保险公司的新产品开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5]。

㈡加快推进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设

农业保险的试点情况表明, 法制缺失是农业保险机制运作中面临的首要问题, 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度性掣肘。今年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已经进入第7个年头, 在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下, 当前名义上仍为试点的农业保险工作, 实际上已经在全国大范围铺开, 在运营和管理方面都出现了法制化的内在要求。由于现有《保险法》主要是用于规范商业保险活动的, 并不完全适用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需要为之设立专门法律。建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尽快组织制定国务院的农业保险管理条例, 用于规范、指导和推广制度化农业保险体系, 并为下一步制订和出台《农业保险法》以及《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细则》打好基础。立法的重点是, 第一, 明确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原则、目标、保险范围、保险机构经营原则、管理机构及其职责。第二, 规定农业保险的组织形式、承办保险机构和再保险机构的资质规定、保险代理人和查勘人员资格和执业规定等。第三, 明确政策性农险的险种范围、费率制订程序和方法、保险合同格式、合同相关方的权利义务。据保监会统计, 目前我国99%以上的农险业务都得到了各级政府的补贴政策支持。然而现行补贴政策不仅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且没有制度化, 在一定程上影响了农业保险业务的稳定发展。第四, 规定承办政策性农险机构的保险资金管理方式、投资管理渠道和比例。第五, 规范政府责任, 包括明确农业保险的主管部门, 建立部门合作机制;确立财政补贴长效机制;明确政策性农险的监管原则和监管要点、监管程序等[6]。

㈢建立有效的再保险和农业巨灾风险准备机制

巨灾风险不同于一般的农业保险, 一旦发生, 承保企业的经营稳定性将受到严重冲击, 甚至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破产。化解巨灾风险, 不能仅靠再保险安排。现行按保费提取巨灾风险准备的做法, 也存在很大的制度缺陷, 难以在巨灾发生时真正发挥作用。为此建议有关部门加快农业巨灾风险准备制度的建设, 建立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保险企业共同参与的巨灾风险准备机制。从国际成功经验看, 设立巨灾风险基金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办法。目前对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已有不少研究, 建议有关部门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 加快对设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的操作性设计, 包括巨灾基金的规模测算、筹资方式、各级政府和保险公司的出资比例、资金的使用范围、管理体制与监控等。

参考文献

[1]庹国柱, 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2.

[2]庹国柱, 朱俊生.试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税收政策[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7, ⑸.

[3]邢鹂, 黄昆.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对政府财政支出和农民收入的模拟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 2007, ⑶.

[4]苑梅.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选择[J].经济纵横, 2009, ⑴.

[5]何宗干.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及其支持政策研究[D].安徽:安徽农业大学, 2007.

保险支持 篇10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发展时期, 面临经济发展和保护民生的双重任务。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我国从面向未来和国际化的视角,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契机, 顺应时势, 于2009年和2011年分别提出建设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体系养老保障制度。在经过几年的试点运行之后, 为了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进一步提高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使更多的居民受益, 2014年2月7日国务院决定,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将已经实现基本覆盖的新农保和城居保合并,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 并在制度模式、筹资方式、待遇支付等方面与合并前的新农保和城居保持基本一致。在2020年前, 全面建成公平、统一、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围绕这一目标, 国内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激烈的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彭松 (2010) 通过预测2009~2030年的中国城镇养老保险政府财政责任的资金需求和保障能力并分析其变化, 以2026年为界, 在此之前城镇养老保险的政府财政责任的资金需求表现为缺口, 从2026年起开始表现为财政养老保险政府财政责任的保障能力大于资金需求。邓大松、薛惠元 (2011) 年基于2008年全国人口、财政等方面的数据对新农保财政补助数额进行测算, 指出总体上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负担都较轻, 但按现有比例分担财政补贴责任可能会引起经济落后地区财政负担过重问题。丁煜 (2011) 认为“在今后的政策扩面和待遇调整中, 西部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支付压力。樊小钢、朱计 (2012) 指出在财政责任上, 养老保险支付在政府的可承受范围内, 省级的财政负担压力比地市县级的小。王蕾 (2013) 认为, 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政府应合理制定公共财政政策, 调整财政政策结构, 优化公共财政支出, 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缺口等问题。沈毅 (2015) 认为, 应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 建立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以适度水平为目标平衡地区差距, 并不断完善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促进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合来看, 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给正在全面实施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但现有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着眼点都立足于全国的层面上, 缺乏地方制度间的比较, 特别是东部和中部地区因经济差距大、农民意识淡薄等原因, 使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设实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针对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根据各级政府补贴标准的规定, 统计数据、收集资料, 根据相关指标, 创建时间序列预测模型, 根据模型的结果对我国公共财政扶持能力进行分析, 以期减少经济落后地方政府压力, 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 以期能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全面建设做出贡献。

注:根据上述各省政府2014~2015年公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缴费标准和财政补贴标准整理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79-2015》

二、公共财政支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现状

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4]8号) , 武陵山片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缴费标准分为100元到2, 000元12个档次, 各地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政府补贴主要分为中央财政对于基础养老金的补贴以及地方财政对于缴费的补贴, 有的地方财政也对基础养老金进行补贴。

(一) 中央财政补“出口”环节。

中央财政补贴主要体现在对于基础养老金的补贴。根据2014年国务院《意见》指示, 中央财政按每年每人55元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地区全额补助, 对东部地区补助50%。据国家财政局统计, 在此前每人每月55元的发放标准下, 财政对新农保、城居保待遇的补贴额度一年已超过1, 200亿元。2015年1月14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5]5号) , 经国务院批准, 从2014年7月1日起, 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70元。这是我国首次统一提高全国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这将直接惠及数亿城乡家庭, 受益面大, 受益方式直接, 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和改善低收入或无收入的城乡老年居民基本生活。

(二) 地方财政以补“进口”为主, 补“出口”为辅。

地方财政补贴主要体现在对于参保人缴费进行补贴。地方政府根据不同的缴费档次, 进行相应的补贴, 对选择最低档次标准缴费的, 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 适当增加补贴金额;对选择500元及以上档次标准缴费的, 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60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 最高缴费档次标准原则上不超过当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年缴费额。对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 地方人民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这部分补贴连同个人缴费部分共同算入共同账户。

地方财政补贴还体现对于基础养老金的加发和提高上。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提高基础养老金, 对长期缴费的, 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 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由地方人民政府支出。截至2015年6月, 基础养老金水平最高的城市是上海, 月发放标准已经调整到660元。北京、天津的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也分别提高到了470元和245元。湖南、湖北、重庆、贵州、新疆、西藏等地也均有提高。 (表1)

三、公共财政支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因素分析

(一) 中央财政补贴方式缺乏弹性。

根据2014年国务院《意见》以及2015年国务院《通知》, 中央财政主要对基础养老金进行补贴, 也就是对年满60周岁的参保居民给予每月70元的补贴, 并根据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原因做出相应调整。其中, 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实行100%的补贴, 对东部地区实行50%的补贴, 即35元。事实上, 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仅只体现在东西部之间, 东部内部也存在着经济不平衡, 甚至有些中西部的部分省份的经济状况还高于东部部分省份。 (表2) 以2014年为例, 东部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上海市 (45, 963元) 与最低的河北 (16, 667元) 相比其差距约为2.75倍。西部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内蒙古 (20, 559元) 与最低的西藏自治区 (10, 730) 相比其差距约为1.91倍。中部的湖北 (18, 283元) 和湖南 (17, 621元) 以及西部的内蒙古 (20, 559元) 和重庆 (18, 351元) 等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都高于东部的河北省。可见, 中央财政建立在地理位置之上的补贴方式过于绝对化, 缺乏有效弹性和公平性。 (图1)

(二) 公共财政补贴力度不够,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总体水平过低。

《意见》发布以来, 从各地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情况看, 保障水平偏低, 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是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按照现行标准, 一位参保人按照1, 500元每年进行缴费, 各级政府补贴每年补贴60元, 缴费年限为15年, 那么参保人到60岁每月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为168元, 加上现行的基础养老金标准75元, 他能够领取的养老金为243元。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 200多元养老金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居民的基本养老需求。若按照存款利率长期计息, 更加无法保证个人账户资金的保值增值。所以, 从整体来看,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偏低, 缺乏一定的吸引力, 不利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

(三) 忽略地方财政能力差异性, 部分地方财政压力增大。

地方财政主要主要是地方政府对参加缴费人员每年不低于30元的财政补助, 并按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鼓励提高补助金额。目前,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照地级市或者县级市作为统筹对象, 按照惯例, 财政补助资金会分解到县级财政, 由于各地在经济发展、政府财政能力上存在差异, 财政补助直接加大了地方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财政收支压力。

四、公共财政收入预测模型的建立

本文选取1978~2014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作为时间序列数据, 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测算, 创建ARIMA模型, 以此来预测出2014~2035年的公共财政收入。 (表2)

(一) 直观分析的输出结果。

利用SPSS19.0软件绘制原始数据的时间序列图, 如图2所示。 (图2)

(二) 特征结果分析。

我国1978~2014年全国财政收入的直方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该序列的样本平均值为27, 165.627, 标准偏差为39, 657.2804, 样本容量为37个。 (图3)

(三) 对数据进行零均值化和平稳化处理。

对含有指数趋势的时间序列, 通常可以通过取对数将指数趋势转换为线性趋势, 然后再对其进行差分来消除线性趋势。绘制取对数的时间序列如图4所示。 (图4)

(四) 取对数的序列图显示出了线性趋势, 对该序列进行差分运算。

先进行一阶差分, 绘制一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图, 如图5所示。 (图5) 可以看出, 一阶差分后, 数据图整体波动较大, 具有一定的非平稳性, 因此要进行二阶差分。

如图6所示, 二阶差分后, 时间序列基本平稳, 数据基本符合平稳化、零均值化的要求, 可以进行模型的建立和分析阶段。 (图6)

(五) 利用spss19.0软件创建ARIMA (2, 2, 2) 模型, 得到参数估计, 如表3所示。 (表3) 从而得出ARIMA (2, 2, 2) 模型为:

△In Yt=-34893.051=-0.056△In Yt-1+0.0342△In Yt-1+0.23Εt-1+0.182Εt-2+Εt

(六) 利用spss19.0软件直接对模型进行预测。

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 我国公共财政收入较为稳定, 且1978~2035年我国财政收入实际值与预测值差值较小, 说明模型有良好的预测效果。根据财政部2014年发布的数据得知, 我国2014年公共财政对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为1, 554亿元, 仅仅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1.1%, 公共财政对于城乡居保的补贴力度过小。 (表4、图7)

五、公共财政支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

(一) 建立公共财政倾斜制度, 实现城乡居民养老权利的均等化

1、中央财政倾斜制度。

中央财政倾斜制度就是改变中央财政根据地理位置上“一刀切”的补贴方式, 对那些经济落后地区进行财政倾斜转移支付的一种制度。中央财政倾斜制度参考各地区的GDP、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老年人占总人口比等, 对于这些指标低于全国平均的东部省份, 中央财政按规定进行100%的基础养老金的发放。以2014年为例, 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 167元, 河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 (16, 667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所以中央财政应该对河北省给予一定的财政倾斜, 对其发放100%的基础养老金。对于这些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份, 以及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市县, 中央财政根据其具体情况全部承担或部分承担缴费补贴。2014年贵州铜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7, 825元, 贵州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 371元, 均远远低于我国平均水平, 对于这类省份, 中央财政可以给予缴费补贴上的财政倾斜, 部分或者全部承担缴费补贴。

2、地方财政倾斜制度。

地方财政倾斜制度就是各省根据一定的指标, 对这些指标远远低于省平均水平的各市县, 根据各省实际经济状况, 全部承担或者更多的承担缴费补贴的一种制度。地方财政制度可以参考县市GDP、财政收入、老年人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所在省份比值为标准, 进行相应的财政倾斜, 以期减少经济欠发达市县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 加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造血”功能, 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实施过程中, 各地主要实行以地市级或县级为统筹单位, 还没有实行省级或者国家级为统筹, 而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是对城乡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投资管理的主要模式, 这样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造成养老保险基金“造血”功能薄弱, 无法保证基金的保值增值。接下来, 应当根据城乡养老保险基金的省级统筹, 把对保险基金的管理上升至省级单位管理, 同时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和运营分离开, 按照基金收缴、基金运营、基金监督等职责分别设立机构, 并且逐渐开拓投资品类, 进行多模式的投资, 尽早探索协议存款、特殊国债、央行票据等各类投资途径的可行性, 以此来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造血”功能, 化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值增值困境。

(三) 加大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 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水平。

通过公共财政预测模型结果可以得知, 我国公共财政对于城乡居保的补贴力度过小, 2014年公共财政对于城乡居保的补贴仅占全年财政收入的1.1%。公共财政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投入偏少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待遇水平偏低。据统计, 2014年全国企业职工退休养老金为2, 061元/月, 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为90元/月;二是对参保人缺乏激励措施, 制度吸引力不足。解决的有效途径在于加大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 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水平。鉴于此, 各级财政应当落实财政投入, 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增长与调整机制, 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推动和保障城乡居保制度公平的实现, 使城乡居民公平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1]彭松.中国城镇政府养老保险的政府财政责任研究[D].2011.

[2]邓大松, 薛惠元.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替代率精算模型及其实证分析[J].经济管理, 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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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樊小钢, 朱计.浙江省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保险支持 篇11

农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风险及经济损失的一种机制, 特别是作为一种对农业适度保护的国际惯例, 不仅是农业风险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国际上最重要的非价格农业保护工具之一。它也是WTO规则下的“绿箱政策”之一, 是世界范围内鼓励农业发展的一种方式。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但农业保险发展缓慢.。2003年全国农业险保费收入仅占财产险总保费收入的0.58%, 而农业险赔款支出仅占全国同年自然灾害损失的0.16%, 远不能满足农业自然灾害的补偿要求。这种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是我国农业保险的问题所在。这种矛盾不可能靠供给与需求的任何一方的让步而得到解决, 也不可能在市场条件下得到调和, 因此政府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对农业保险给予政策支持是解决我国农业保险深层问题的关键所在。

那么, 为什么农业保险就必须要有政策支持呢。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作如下分析。

一、竞争性市场条件下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保险商品同其他商品一样, 在市场上的成交及成交量都是由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共同决定, 而我国的农业保险既缺乏有效需求又缺乏有效供给。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从下文可以得之。

(一) 农业保险缺乏有效需求

首先, 农业保险的价格 (保险费率) 昂贵而期望收益不高, 而我国农民的支付能力又很有限, 特别是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更恶劣、风险更大, 更需要农业保险的保障, 但是受支付能力的限制, 他们的需求只能是一种潜在的需求而不是现实的有效的需求。

其次, 我国农村土地经营规模小、分布零散的格局, 也影响农业保险的需求。这是因为我国农民可以通过不花钱的风险分散途径, 如多样化种植、间作套种、政府救济等, 也可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

再次, 他们要比较参加与不参加农业保险的预期利益的大小。对于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民, 他们的收入中来自农业收益的比例不断下降, 因此农业本身的预期收益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在这样的前提下, 农民参加保险就不是为了规避风险, 而是为了得到预期利益, 所以在自愿投保又无一定补贴的条件下, 他们不愿意选择投保。

总之, 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 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受支付能力的约束, 也受农业本身预期收益和农业保险预期收益不高的约束, 加之我国农民有其它不花钱的风险分散途径, 所以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较低。

(二) 农业保险缺乏有效供给

首先, 对于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商业保险公司来说, 他们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就得根据大数法则和时空分散原则, 在合理的保险价格下, 承保尽可能多的风险单位。但是在农业保险的领域, 这两方面都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一, 以纯费率为基础的高价格无法为被保险人所接受, 在成本以下出售保单又意味着经营亏损。其二, 承保足够多的风险单位受到保险价格和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在这种条件下, 这部分保险资本必然投向其他能赢利的险别或险种, 或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这样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

其次, 来自投保农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也让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望而生畏, 从而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由于农民购买农业保险后, 就会通过自身的主观行为增加其预期索赔, 因此经营农业保险就会产生道德风险。加上投保农民比保险公司具有更多的有关保险标的的信息, 因此他们更确切知道保险费率水平, 这样费率过高就不买, 费率低了才会买, 产生逆选择, 从而使赔款总是超过保费收入。最终逼得保险公司必须提高保费, 在保险条款中规定一定的免赔率和共同承担赔偿的内容。由于监控道德风险和划分费率的成本相当高, 保险公司要么不经营农业保险, 要么就提高免赔率或保险费率, 最终造成农业保险的供需都减少了。

正因为农业保险缺乏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 因此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进行交易, 就造成了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难以相交的局面。如 (图1) 所示, 在自愿投保条件下, 由我国农民需求确定的需求曲线是D, 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确定的供给曲线是S, 这两条曲线不会相交。

为是让农业保险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 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即要让需求曲线上移、供给曲线下移。解决需求曲线上移的方法, 就是政府愿意为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解决供给曲线下移的方法, 就是政府愿意给保险公司补贴经营管理费、减免相关税赋。

二、政府对农民补贴必要性的经济学分析

如 (图2) 所示, 假定在没有农业保险时, 农产品供给曲线是S0, 需求曲线是D, 此时的消费者剩余是P1AP0, 生产者剩余是P0AO。农民购买农业保险后, 由于农业保险有助于增加农产品的供给和降低农产品价格, 必然使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假如移动后的供给曲线是S1, 再假定农产品需求是缺乏弹性的, 需求曲线D不变, 那么供给曲线的移动使农产品价格下降, 均衡价格由P0降到P2。此时, 消费者剩余净增量为P0ABP2。价格变化也使生产者剩余由原来的P0AO变为P2BO, 但生产者剩余的增量可能为正, 也可能为负。但无论生产者剩余是否增加, 对整个社会来说, 社会福利 (即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 的增量 (即ABO的面积) 总是正值, 这说明引进农业保险后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可见, 引进农业保险后广大消费者是最大和最终的获利者, 而生产者不一定受益, 因此公平的做法是将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由于农业保险的利益是外在的, 因此只向农民收取保费是错误的, 必须对农民提供补贴。

我国的商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业务,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 在WTO框架下全面取消境外保险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各项限制措施, 将引起国外保险集团的涌入, 而中国农村市场是他们的看点之一, 因此中国的保险公司面临外资参与的压力。加上我国大部分保险公司在没有政策性补贴的情况下, 出于自身追求利润的商业动机, 面对风险集中、收费困难、理赔繁琐的农业保险避而远之, 从而造成了农业保险迅速滑坡的严峻形势。这两个因素的作用结果, 会使原本萎缩的中国农业保险走上更加艰难的发展之路, 而政府对此有必要加以解决。即政府有必要对中国的保险公司提供补贴, 让其成为开展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

其次,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之一, 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高、程度深, 因而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 严重影响了保险公司开发农业保险产品的积极性。而高赔付又使保险公司免不了亏损经营的局面, 因此政府有责任对保险公司非自身经营能力所造成的亏损加以补偿。

再次, 保险公司对任何险种的经营都是要盈利的, 这是基本出发点。国外早期也有私营保险公司经营农作物险种的经历, 但都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就是农险价格昂贵而期望收益不高。可见, 预期收益的大小, 直接影响保险资本的投入方向。在这样的前提下, 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 保险公司是不会将保险资本投入到农业方面的。

这三个方面的因素表明, 没有政府的补贴和政策支持, 保险公司是无法正常开展农业保险的。因此政府必须制定农业保险方面的政策, 对保险公司提供多方面的支持, 使其有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 尤其要在财政税收方面给予支持, 保证它能无亏经营。

从我国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中可知, 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 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中不可能得到有效发展, 必须依靠国家以立法和政策加以支持, 从而改变缺乏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局面。为此, 政府必须建立有力的农业保险政策支持体系, 激发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提高农民投保积极性, 来保障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这符合我国“三农”政策, 最终能够实现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使我国走上农业现代化之路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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