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方式

2024-06-11

支持方式(精选11篇)

支持方式 篇1

检察机关在办理支持起诉案件时, 通常是先对案件进行初步的审查, 在对案件的法律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后, 根据不同的阶段会采取以下处理方式:

一、精神鼓励

精神鼓励一般对那些有后顾之忧、不敢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利的当事人使用, 其主要作用是给当事人打气, 使其建立和保持一种正常的信心状态, 在起诉前和诉讼过程中均可以适用。

就全国而言九成以上的案件来源于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 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国家里, 大多数案件会涉农、涉弱。农民与弱势群体在社会的大舞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个特殊的角色群体关乎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同时也关乎到社会的稳定。但是农民与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有限、经济地位低下, 这就导致了其在遇到法律纠纷时会存在很多后顾之忧, 例如:有的怕报复、有的担心经济受损失、有的担心怕损害邻里关系, 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所以不敢提起诉讼, 有的提起了诉讼后又因为一些自己担心的事由可能出现而撤诉。在这种情况下, 检察机关可以做其思想工作, 打消当事人的顾虑, 支持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并将诉讼进行到底。

精神鼓励其本质在于打消当事人的顾虑、鼓励其提起并进行民事诉讼, 该措施与民行检察的另外一项业务息诉业务正好是一对矛盾体。息诉业务目的在于定纷止争、维护社会和谐, 而精神鼓励则是鼓励当事人进行诉讼, 二者虽然在形式上是矛盾的, 但是其本质是一致的, 在必须起诉的时候鼓励当事人诉讼是将纠纷引入到法律程序解决的重要手段, 同样是在促进社会和谐。应当注意的是, 二者的界限就在于是否确有必要, 如果确有必要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 则鼓励当事人进行诉讼, 如果确实没有必要诉讼或者可以通过和解及其他方式解决的, 则采取息诉处理。

二、物质帮助

物质帮助很容易理解, 即对于因缺乏资金而难以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提供资金帮助, 支持其完成诉讼。物质帮助主要体现在对当事人收集证据提供资金帮助、为当事人垫付诉讼费、审判阶段为其提供差旅费等, 可以在收集证据阶段应用、也可以在准备起诉的阶段应用、还可以在诉讼阶段应用。

物质帮助可以分为直接物质帮助和间接物质帮助两类, 直接物质帮助顾名思义就是直接为当事人提供金钱及物质支持, 间接物质帮助是指法院不直接给当事人提供金钱支持, 而是与其他司法及行政机关进行协商, 经过协商后与该单位达成一致意见, 为当事人减免部分费用, 例如:检察机关为支持由于缺乏经济能力而不能起诉的当事人提起民事起诉, 主动与法院进行沟通, 对当事人减免诉讼费用, 这种支持方式虽然没有给当事人提供金钱帮助, 但是为当事人节省了经济支出, 可以算做间接物质帮助。当然对当事人提供物质帮助也不能是任意性的, 一方面, 要对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以及案件事实情况进行严格的调查;另一方面, 还要对案件的法律关系进行细致分析, 在确认确有必要进行诉讼且确有必要给予当事人资金帮助时才能对当事人提供资金帮助。

三、法律服务

提供法律服务是指检察机关在当事人准备起诉前为其分析案情涉及的法律关系及诉讼可能带来的风险, 其主要作用是让当事人理解案情、理解法理、对全案涉及的法律有理性上的认识, 从而坚定其诉讼的信心。法律服务一般应用在起诉前的阶段。

提供法律服务必须是在民事诉讼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不得超越法律的权限。一般包括:提供案件法律关系的咨询、帮助当事人理清案件事实关系、为当事人解释法律、分析案件诉讼的法律风险、帮助当事人制定诉讼计划等等。这些帮助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 只要能够使当事人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状态产生比较清晰的认识既可以实施。

应当注意的一点是, 提供法律帮助事实上绝大多少情况下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 方式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 这与检察院民行部门接待的一般群众来访、咨询法律问题、诉讼前的法律咨询等业务是有所不同的。检察机关在处理这样的法律咨询时, 可以采取电话答复、口头解答、书面答复等方式, 虽然表现形式与支持起诉中提供法律帮助是一样的, 但是其本质是不同的, 区别的关键点就在于支持起诉的法律帮助是检察机关已经决定了支持当事人进行诉讼后, 为当事人提供各种法律咨询行为, 而在接待当事人时所提供的法律咨询是不以检察机关决定支持当事人进行诉讼为前提。因而, 虽然形式与内容均相同, 但是二者的前提条件是不同的。

四、收集证据

收集证据是指检察机关对于不能独立完成诉讼的当事人决定支持起诉后, 帮助或者亲自为当事人收集与诉讼相关的证据, 其主要作用是为诉讼阶段举证、质证环节提供必要的准备。收集证据应当是在检察机关决定支持当事人起诉后、实际起诉前使用。

对于证据的收集如果当事人自己可以独立收集的, 则应由自己进行, 如果独立收集证据有困难的, 检察机关可以帮助当事人收集也可以由当事人提供证据线索由检察机关独立进行收集。因为当事人的案件所涉及的证据往往会出现不在同一地、由政府部门予以保留、需要法定机关出具文书、需要做鉴定等情形, 这些情形的出现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大当事人收集证据的难度, 因而当事人独立收集这些证据是有困难的, 但是检察机关若能帮助当事人收集这些证据, 那么收集证据的难度将会大大降低, 证据的全面性、可用性、证明力均会有所提升。由于法律规定在举证期满后法院将不再接收证据, 因而收集证据的工作应当是起诉前完成。

五、出席法庭

出席法庭是指检察机关以支持起诉人的身份参与法庭审理的全过程, 其作用是在诉讼中帮助当事人把握诉讼方向、提高胜诉几率, 毋庸质疑该种支持起诉的方式只能在审判阶段使用。

对于检察机关是否可以或者有必要出席法庭审理, 实践中的做法也不太一样, 有的检察院不出庭、有的检察院出庭后只宣读《支持起诉决定书》后便退出法庭审理、有的检察院不仅参与法庭审理还会发表辩论意见。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出席法庭审理是有必要的, 因为法庭审判是民事诉讼的核心环节, 如果检察机关不出席法庭审理, 那就体现不出“支持”一词的核心含义, 前期的“幕后”支持行为很有可能会流于形式, 因而出席法院审理是必要的。至于出庭后检察机关的支持内容, 则应当以当事人发挥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为主, 检察机关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越俎代庖实施当事人所拥有的权利与义务, 同时由于检察机关不是律师, 也不能成为当事人的代言人。所以, 只要在法庭上检察机关尽到了帮助、提醒的义务, 既完成了在庭审阶段对当事人的支持。

支持方式 篇2

2012年11月26日 14:56 来源:中国经济网——《农村金融时报》 伍洪 实习记者 王滢

[推荐朋友] [打印本稿] [字号 大 中 小] 也布么色各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向阳乡奶奶沟村的村支书,这位58岁的妇女是自治州州人大代表。也布么色各家中14亩土地全部种植烤烟,每年烤烟种植期向银行贷款1万多元,还款后除去所有开销能赚4万元左右。以前没有银行提供贷款的时候,烤烟种植期间只能四处向亲朋好友借钱,最终才能落下1万余元的收入,家里开支很困难。

向阳乡流租脚村50岁的农民惹里土日也是通过银行贷款投资烟叶种植,他在自家本有15亩地的基础上又承包了25亩,共计40亩土地种植烤烟;收成不好时,一年也能净收入6万元左右。

村民口中的银行就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支行。

以贷促发,增加村民收入

通过准确的市场定位,邮政储蓄凉山州分行坚持做到信贷支农促发展,以农为本求生存

邮储银行凉山州分行副行长杨芸蔚告诉《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邮储银行凉山州分行和州烟草公司就开展在线代扣卷烟销售款、烟叶收购资金代付、“绿卡.烟草联名”使用以及烟草种植农户的烟农小额贷款等金融服务进行全面合作。今年以来,该分行在全州代发了7个县9个烟站,31个烟叶收购点的烟叶收购资金,覆盖50个乡镇242个村,发放烟草联名卡2.5万张;截至2012年10月31日,烟叶电子化结算上帐13.5万笔,金额共计3.93亿元。

向阳乡乡长阿什子崇向记者介绍,向阳乡幅员71平方公里,全乡耕地面积6300亩,辖5个行政村,共1007户,4541人口;全乡以种植烤烟为主要经济收入,2009年烤烟生产突破万担。

随着邮储银行信贷支持烟叶种植力度的扩大,村民的收入也不断提高,满足了家庭各个方面的需求。向阳乡流租脚村村主任吉次依合介绍说,家里有3个孩子都在上学;在银行信贷帮助下,每年经济收入由1万余元增长至6万余元,满足了孩子教育费用和家中基本开销。

信贷支持烟民得益于邮储银行凉山州分行的新定位:“服务‘三农’、服务社区、服务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该分行实行“自营+代理”的服务模式,坚持做到信贷支农促发展,以农为本求生存。

截至目前,各类存款余额已达80.08亿元,累计发放各类贷款24.39亿元,其中发放烟农贷款达2.6亿元,占10.7%,仅普格县支行就累计投放烟农贷款2217万元,覆盖13个乡镇59个自然村社;累计支持1.6万户烤烟种植农户。

创新服务,开拓农村金融

邮政储蓄凉山州分行形成了以绿卡为载体,涵盖储蓄、代收付等多元化的业务体系

在巩固原有农户贷款群体的基础上,邮储银行凉山州分行还积极拓展需要贷款的乡镇农户群体。为此,该分行信贷员采取“走村访户,上门服务”的信贷方式,获得了一批忠实度高、信誉度好、业务依赖度强的客户。截至10月底,小额贷款不良率为1.29%,烟农小额贷款不良率仅为0.5%。

为解决农民群众贷款担保难的问题,邮储银行凉山州分行从当地烟民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偿还能力为依据,对农户实行2000至2万元不等的灵活放贷,扩大了烤烟的种植规模,有力促进烤烟产业的发展。预计2012年底,凉山州将建成基本烟田300万亩,年生产能力达450万担。

与此同时,邮储银行凉山州分行组成了以行长聂清礼为组长的金融空白乡镇服务工作领导小组。除烟农贷款、代收烟叶款的方式外,还采取流动服务车定期金融服务与信贷员“深入乡镇,上门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今年前三季度,邮储银行凉山州分行先后在11个县(市)20个空白乡镇建立了金融联络点,共计联络员25名;并在喜德拉克乡设立了一处简易服务网点,每周一、三、五定时定点开展金融服务工作。目前,全州累计开展流动服务176次;已发放国家惠农补贴14775笔,金额5200万元。

支持方式 篇3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支持;应对方式

分类号C912.6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05.006

1问题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郭荣朝, 2004)。如何使外来人口融入当地社会,使其安居乐业,始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虽然我国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环境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诸如生产生活环境差、择业差别待遇、权益屡受侵犯、负担不断加重、社会保障缺位、教育培训滞后、子女就学无门、受社会歧视等问题,使得广大农民工成为城市社会中最辛劳但地位最低的弱势群体。本文希望通过研究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应对方式的影响,使农民工可以更好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为进一步探讨干预措施以提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11国内有关农民工社会支持的研究现状

一般认为,社会支持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是人们赖以满足他们社会、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家庭、婚姻、朋友、同事和社会机构的汇总;另一类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也就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和理解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在本研究中,社会支持主要是指农民工主观感受到的支持,即领悟社会支持,分为三个维度: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刘冬梅, 2005)。

目前,国内对农民工社会支持的研究可分为理论政策层面的探讨和社会支持网的研究。第一,在农民工社会支持理论政策方面,李良进、风笑天(2003)的研究提出了城市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理性模式构成,从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等几个方面说明了具体的操作方式。目前,理论层面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问题,具体包括对于能否把农民工纳入保障体系的争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具体运作方式的探索等。第二,在农民工社会支持网方面的研究主要遵循社会网研究的基本模式,从结构和过程两方面着手,前者重在静态描述网络规模和构成,后者重在动态地分析网络建构策略和技巧。比如,翟学伟(2003)分析了农民工社会流动和职业流动主要依靠以血缘地缘建立的内群体的原因;曹子玮(2003)讨论的是农民进城以后建立起来的异质性较高的工具性网络和网内的资源对农民工的支持问题,并分析了这种再建构网络得以生成和维持的原因。第三,在农民工的社会支持问题方面,比如,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农民工工伤保护问题等,这类研究大多按照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进行。

12国内外有关应对方式的研究现状

应对方式又称应对策略,具有不同的分类及维度。Lazarus(1966)将应对方式分为情绪指向应对和问题指向应对。前者指降低或管理情绪反应的应对,后者指改变引起压力的问题应对;肖计划将应对方式分为解决问题、合理化、求助、自责、幻想、退避六个维度;

Lazarus认为应对有四种形式,即采取积极行为、回避、攻击和听之任之。而后他又将应对划分为:情绪型应对,如采取措施缓解紧张情绪等;认知应对,如重新评价应激源等;行为应对,如攻击、回避等(Lazarus, 1966)。

姜乾金等人(1993)把应对作为个体的一种特质进行研究,并将应对方式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为了解农民工面对应激事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指导和心理咨询,本文将采用此种分类进行研究。

Antonovoky(1979)将应对分为情绪型应对和问题型应对。情绪型应对是以帮助个体恢复情绪平衡为特征,问题型应对是以直接缓解或消除应激源为特征。Kobasa(1979)把应对分为退行型应对和转换型应对,退行型应对是指用否认、回避或倒退等行为方式逃离应激源,转换型应对是指个体将某种紧张状态转换成对个人是有益的、被社会允许的表现形式。Nusbaum(1980)在婚姻问题的研究中通过对十六条项目组成的“婚姻问题应对类型问卷”的调查结果作因子分析,得出四种类型的应对方式:合理化、寻求外界帮助、乐观主义的行为和继续冲突。之后,他通过对2299名芝加哥成人的应对行为进行研究提出日常生活中的三种应对类型:对所感知的应激源采取直接行动、合理化或回避、接受现实而不采取任何行动。Billings和Moos(1981)将应对分为有积极的认知应对、积极的行为应对和回避应对三种类型。其中积极的认知应对指的是个体希望以一种自信有能力控制应激的乐观态度来评价应激事件,以便在心理上能更有效地应对应激;积极的行为应对指的是个体采取明显的行动,希望以行动解决因应激而带来的心身问题;回避应对指的是个体企图回避主动对抗或希望采取间接的方式,如过度饮食、大量吸毒或吸烟等方式缓解与应激有关的情绪紧张。

综上所述,已往有关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比较多,成果也很显著。但是,也存在着几点局限与不足: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已往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农民工社会支持的探析及社会支持体系研究,研究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的文献还是比较少;第二,在研究对象上,已往有关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大学生、老师和老年人等一般群体(欧阳常青, 2001),以特殊群体(农民工或者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作为被试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本文旨在研究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以下几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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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

H2:农民工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比我国常模均值低;

H3: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积极应对方式间呈显著正相关,朋友支持维度和其他支持维度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家庭支持维度与积极应对方式不相关。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被试为在太原生活的农民工,问卷一部分在山西大学周边的工地进行发放,一部分到火车站、汽车站等人口流动量大的地方发放。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84份,有效问卷554份,有效率为923%。有效问卷中男432人,女122人;未婚249人,已婚293人,离婚12人。

22研究工具

使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进行量表调查。

221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姜乾金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分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该量表含有12个自评项目,采用5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程度越高。量表重测信度为085,以往测试的α系数为083(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 周倩, 钱丽菊, 姜乾金, 王俐, 2005)。

222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解亚宁结合我国人群特点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该问卷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有20个自评条目,采用4级评分,前13项为积极应对,后7项为消极应对。我国常模的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为178,标准差为052,消极应对维度的平均分为159,标准差为066。积极应对分量表的信度为0812,消极应对分量表的信度为0645,总量表的信度为0770(汪向东,王希林, 马弘,1999)。

23统计方法

运用SPSS115对数据进行分析。

3结果

31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状况

由表1可以看出,在家庭支持维度中女性的平均分比男性得分高,且达到了显著水平(p=0037);在朋友支持维度中女性的平均分比男性的平均分低,但差异不显著;在其他支持维度中女性的平均分比男性的平均分低,但差异不显著;在社会支持总分中女性的平均分比男性的平均分低,但差异不显著。

由表3可以看出,在家庭支持维度中,月收入1000元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比月收入2000元以上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且达到了非常显著水平(p=0004);在朋友支持维度中,月收入1000元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比月收入1000~1500元农民工和月收入1500~2000元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且达到了非常显著水平(p=0006);在其他支持维度中,月收入1000元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比月收入1000~1500元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且达到了显著水平(p=0029);在社会支持总分上,月收入1000元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都比其他月收入状况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且达到了显著水平(p=003)。

由表4可以看出,在家庭支持维度中,城市工作半年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在城市工作两年以上农民工的平均分>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农民工的平均分>在城市工作一年到两年农民工的平均分,但差异不显著;在朋友支持维度上,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农民工的平均分高,在比城市工作两年以上农民工的平均分高,在城市工作一年到两年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农民工的平均分高,在城市工作两年以上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且差异达到了非常显著水平(p=0000);在其他支持维度上,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农民工的平均分高,比在城市工作两年以上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且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p=0030);在社会支持总分上,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下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农民工的平均分高,比在城市工作一年到两年农民工的平均分高,在城市工作时间以上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且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p=0001)。

32农民工采取应对方式的状况

由表5可以看出,在积极应对维度上,农民工总体的平均分低于我国常模,男性的平均分高于女性,但差异不显著;在消极应对维度中农民工总体的平均分比我国常模的平均分低,男性的平均分比女性的平均分低,但差异不显著。

34农民工社会支持对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

由表8可以看出,农民工社会支持中其他支持维度对积极应对方式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解释率为0219,回归方程显著。

4讨论

41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状况

在性别差异方面,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总分、朋友支持、其他支持在性别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农民工的家庭支持维度在性别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并且男性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平均分比女性农民工低,说明男性农民工经常是坚强的、独立的,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自己独立解决问题,而女性农民工往往受传统观念影响比较深,更容易顺从、合作,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寻求家人的帮助或者依从家人的指示,所以男性农民工获得的家庭支持比女性农民工少。

在年龄方面,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总分、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在年龄段30岁以下和30岁以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本研究的被试选择的年龄比较集中,结果没有明显差异。

月收入1000元以下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比其他月收入状况的农民工高,且达到了显著水平。这说明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属于更加弱势的群体,工资低、待遇差、生活满意度低,导致他们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寻求家人、朋友和其他人的帮助来解决,而其他月收入状况的农民工相对来说工资较高、生活较满意,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更相信自己能够独立解决问题,所以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农民工比其他月收入状况的农民工获得的社会支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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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城市工作时间方面,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在到城市工作时间上存在差异。首先,在家庭支持维度上,到城市工作时间长短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家庭支持对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影响不是很大;其次,在朋友支持维度上,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下的农民工得分显著高于工作半年到一年和一年到两年的农民工,工作一年到两年和两年以上的农民工显著高于工作半年到一年的农民工,这说明在城市工作时间为半年到一年的农民工得到的朋友支持最少。原因可能是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下的农民工一般都是跟朋友一起,所以获得的支持比较多。而在城市工作半年到一年的农民工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来城市生活时间稍微长了一点,慢慢地脱离群体,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这样一来,获得的朋友支持是比较少的;在城市工作一年到两年、两年以上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比较稳定,有了固定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有了固定的交际环境,所以能获得较好的社会支持。

42农民工的应对方式状况

在积极应对维度上,农民工总体的社会支持平均分比我国常模的平均分低,男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女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但差异不显著。在消极应对维度上,农民工总体的平均分比我国常模的平均分低,男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女农民工的平均分低,但差异不显著。这说明农民工群体相比其他群体(大学生、领导干部、警察等)来说,更少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并且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积极应对维度上,未婚农民工的平均分显著低于已婚农民工。这说明已婚农民工更多地承担着家庭的压力,采用积极应对来解决生活工作中的难题,而未婚农民工没有家庭的负担,较少采用积极应对方式来解决生活工作中的难题。在消极应对维度上,未婚农民工的平均分比已婚农民工的平均分高,但差异不显著。

43农民工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间显著相关。根据社交需要理论,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多,越能满足其对社会交往的需要,因此他们采取的积极应对方式越多,采取的消极应对方式越少。本研究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农民工社会支持中的其他支持维度对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有影响。其他支持对积极应对方式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解释率为0219,回归方程显著。

从结果我们还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家庭支持与积极应对方式无显著相关。农民工远离家庭,和亲人联系较少,因此家庭支持对农民工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弱。朋友支持与积极应对方式有显著相关,这说明朋友支持是提高农民工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重要因素。农民工多是结伴而行,从同一个村里出来打工,同吃同住,在工作和生活中,如一人遇到困难,他们就会相互帮助、互相支持。打工过程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这种友谊成为他们解决困难时的主要的帮助。

5结论与局限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农民工社会支持中的家庭支持维度在性别上存在差异;农民工积极应对方式的平均分比我国常模的平均分低;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家庭支持维度与积极应对方式间不相关,朋友支持维度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其他支持维度对积极应对方式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局限性方面,首先,在被试选取上,样本的代表性不高,554份有效问卷不能反映整个山西省农民工的状况;研究方法上,由于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而未能采取其他方法作为辅助研究手段,因而在形式上显得有些单一,以后最好能够辅以访谈法等多种方法;研究工具上,由于本研究考虑到被试的特殊情况,采用的是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曹子玮(2003). 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 社会学研究(03), 99-110.

郭荣朝(2004). 城镇化研究综述. 绥化师专学报(01), 23-26.

姜乾金, 黄丽, 卢抗生, 娄振山, 扬爱如, 陈慧, 毛宗秀(1993). 心理应激:应对的分类与心身健康.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04), 145-147.

李良进, 风笑天(2003). 试论城市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系统.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 12-16.

刘冬梅(2005). 进城农民工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大学.

欧阳常青(2001). 大学生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间的关系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1999). 心理卫生量表评定手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3, 127-131.

翟学伟(2003). 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 社会学研究(01), 1-11.

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篇4

(一) 内部经济结构

从内部经济结构看, 我国正处在矛盾集中暴露和亟待化解的紧迫期, 主要体现为: (1) 供给结构不合理。我国目前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克鲁格曼的“劳动者的汗水加资金的大量投入而非灵感”。 (2) 需求结构不合理。我国长期存在内需不足问题, 20世纪90年代, 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 中国只有60%出头。到2008年我国为72.8%, 仍低于美国、印度等国家。 (3) 产业结构不合理。2007年中国霍夫曼系数为0.42, 发达国家水平在0.6~0.65。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资源环境压力和就业压力。

(二) 外部经济形势

从外部经济形势看, 我国处在后危机时代挑战期。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 外需减少倒逼。危机后发达国家储蓄率升高, 这势必减少外部需求。据估算, 美国储蓄率每提高1%将使全球的消费需求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 (2) 科技创新倒逼。每一轮重大危机, 都会催生新一轮技术创新, 主要发达国家已加快了科技振兴的步伐, 纷纷推出了“绿色新政”, 迫使我们要积极跟进, 以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 (3) 人民币外升内贬倒逼。国际施压下, 人民币累计升值20%以上。并且各国经济刺激方案效果显现, 全球流动性泛滥。2010年至今, 我国CPI月月高涨, 调政策压力很大。 (4) 新兴国家比较优势倒逼。近几年, 越南、洪都拉斯、泰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利用更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 生产更廉价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二、金融业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及政策建议

(一) 通过金融业自身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 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首先, 正确处理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 把金融投入重点放在生产力上。通过优化信贷结构, 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实现从单方面的需求管理向需求与供给双向管理转变。其次, 通过外汇体制改革, 引导消化过多外汇流入, 以全球化目光配置经济资源, 增加有效供给, 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 消除通货膨胀。 (2) 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体制上, 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形成以中央银行为领导, 农村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为基础, 农业保险为保障, 市场融资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政策上, 对农村金融需求实行适当政策优惠, 在税收、利率上适当降低, 在财政上对农业贷款适当贴息, 并降低金融机构及民间金融在农业产业化领域进入门槛。 (3) 优化区域金融格局。第一, 调整地区信贷结构, 通过更多资本投入, 促使一部分先进生产力向不发达地区转移, 使东西中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第二, 结合地区自身的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 合理使用金融资源, 重点打造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企业。第三, 重点发展壮大一批地区性商业银行, 结合地方特色, 推出适应地方发展的金融产品;同时促进地区间人才合作和技术交流, 使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协同发展。第四, 减少地区间资本流动阻碍, 使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 (4) 提升金融业竞争力。同国外先进的金融企业相比, 我国金融企业差距明显, 表现为:经营机制转变滞后,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 科学的激励机制、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和约束机制尚未建立。要缩小差距, 提高金融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力, 须做到:第一, 借鉴国外优秀金融机构管理经验, 加快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第二, 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和约束机制。第三, 增强金融业在国际大环境的抗风险能力, 确保我国金融安全。四, 货币政策要站在全球一体化的角度制定, 既考虑国外环境影响, 也要避免外部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

(二) 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1) 金融业应在改善民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通过金融体制、产品、机构创新, 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既要逐步扩大保障覆盖面, 又要确定合理保障水平。同时, 金融部门要对社保部门和政府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和增值提供必要支持。二是支持国家就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 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提高其竞争力。三是发展对改善民生有帮助的政策性金融。一些具有中长期效益和较高社会效益的项目, 商业性金融往往无法支持, 如桥梁、高速公路、保障性住房等。此时需政策性金融提供必要的支持。 (2) 发展消费金融, 扩大居民消费。在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外需减少, 以及人民币步入长期升值通道等因素影响下, 外需趋紧将成为长期趋势。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通过发展一系列消费金融, 刺激本国居民消费。首先, 金融业要加强消费金融创新, 满足居民的合理消费需求。其次, 金融业要推出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产品, 帮助居民实现资产的增值保值, 提高居民购买力。最后, 金融业要加快多层次金融体系建设, 满足多方位的金融需求, 培养如信息、文化、娱乐、旅游等新消费热点, 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 (3) 金融业要促进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首先, 要加大对环境保护、新能源开发利用等的金融支持力度, 引导资金流向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道路上来。其次, 通过银行信贷、各种债券和国际资本等渠道, 支援国家新能源体系形成和完善, 特别是支持国外资源的引进和利用。再次, 建立对支持节能减排有效的金融体系, 尤其是对碳排量的金融交换市场建设, 并通过金融产品创新, 使节能减排国际化和市场化。最后, 金融要加大对国家能源储备的支持力度, 帮助建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调节体系。

参考文献

[1]唐海燕.中国经济运行风险研究报告[M].北京: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8.

[2]郑良芳.金融业要力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现代金融, 2010, (5) .

支持方式 篇5

构筑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坚强支撑。多年来,开行坚持把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与自身发展紧密结合,在贯彻国家整体战略、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中实现国家利益、风险防范和股东回报的内在统一。开行青岛分行秉承这一理念要求,把开行的融资优势同地方政府的组织优势相结合,在支持和推动青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了自身业务的快速发展。截至2011年3月末,分行资产总额572.6亿元,较成立初增长近9倍;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492.5亿元,较成立初增长7.6倍,其中中长期贷款占比94.1%,是岛城非个人中长期贷款第一主力银行。全部贷款本息回收率已连续18个季度保持100%。各项贷款资产质量持续向好,成立之初的5.12亿元不良贷款已全额化解,实现了一流的市场业绩。自身的不断壮大使分行有能力、有基础为实践开发性金融,推进青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截至目前,在分行累计投放的780多亿元信贷资金中,九成以上都投向电力、交通、石油石化、农林水利、保障性住房、高新技术、文化产业、节能减排、新农村建设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领域。

牢牢把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正确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系统工程,这就需要通过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准确把握不同区域未来发展的方向,科学设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避免盲目性。4年多来,分行已先后主导或参与完成了《青岛市蓝色经济区建设总体规划》、《青岛高新区发展规划》、《青岛轨道交通投融资方案》等青岛市几乎所有的重大战略性规划。2009年以来,分行作为规划编制单位中唯一的金融机构,全面参与完成了市“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等全局性规划;与市环保局合作编制的节能减排规划还被列为青岛市落实减排目标的考核依据。去年10月份,分行与青岛市港投公司签订了董家口港区建设总额度为300亿元的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今年1月,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经分行大力推动,总行蒋超良行长亲赴青岛与市政府签署了总额1500亿元专项支持蓝色经济区建设的开发性金融合作备忘录。这种融资与融智相结合的方法为开发性金融促进青岛“十二五”经济社会各项目标的实现,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基础保障。

服务青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领域。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开行青岛分行在推进青岛城市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优势,与地方政府达成信用建设共识,通过政府组织增信、开发性金融孵化等信用建设措施,为涉及青岛市城市整体发展战略性的基础设施提供长期大额资金支持。目前分行已累计投放城市交通、地铁隧道、地下管网、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项目贷款519亿元,占全部贷款投放的66.1%,其中95.7%都是3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此外,开发银行还发挥开发性金融先行、先导作用,通过制度建设、现金流建设等市场建设措施,使原本乏人问津的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成为各方资金争抢的“香饽饽”;青岛分行因势利导,通过开展银团贷款、联合贷款、信托贷款等多种合作形式,引导商业银行、信托等多方资金141亿元投入岛城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领域。截至目前,由开行牵头发放的银团贷款余额达到224亿元,占青岛地区全部银团贷款余额的2/3以上。大额中长期信贷资金的持续投入,从根本上保障了青岛地铁、海底隧道、东西快速路、高新区建设等市重大重点项目顺利推进,在青岛市重大项目建设中起到了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

作为服务加快青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开发性金融要更好地促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关键是选好关键领域与核心产业。开行青岛分行紧紧抓住青岛市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核心区建设的有利契机,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累计投放各类信贷资金151.2亿元,牵头引导其他商业银行等社会资金投入17.7亿元,重点支持了青岛市蓝色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地方优势产业发展。一是重点支持蓝色新兴产业成长壮大。二是重点支持高新技术园区和高端产业集聚区建设。三是重点支持地方优势产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发展。

作为服务青岛经济发展方式轉变的根本落脚点。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解决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重要抓手,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的。4年多来,开行青岛分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通过市场、信用和制度建设,积极探索“以批发方法解决零售问题”的模式,推动统筹城乡、富民惠民。截至目前,分行已累计投放信贷资金179.3亿元,支持了新农村建设、中小企业、保障性住房、助学贷款、节能减排、抗旱应急等多个领域建设。与此同时,分行建立起有效的中长期风险防控机制,保证了基层金融业务的融资安全和健康发展,贷款本息回收率已连续 18个季度保持100%,不良贷款已连续4个季度保持为零,资产质量持续保持优良状态。主要做法有:一是以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化为重点,累计支持新农村及县域项目43个,贷款余额35.5亿元。二是通过搭建“抱团增信”统贷平台、上下游关联企业合作平台等创新模式,累计发放中小企业专项贷款10批13.5亿元,支持企业71户。三是为云南路改造等低收入住房项目改造提供资金38亿元,赢得了“百姓开心的银行”的赞誉。四是率先在岛城金融机构中推出生源地助学贷款,先后3批发放1565万元,使近3000名青岛籍贫困学子在家门口就可以申请条件优惠的助学贷款。五是倾力打造生态文明,累计发放节能减排贷款64.8亿元,支持减排项目49个,惠及各方群众20余万人。

作为服务青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路径。自2006年以来,开行以服务国家外交战略、维护能源资源安全为主线,推进贷款换能源资源、贷款换市场,成功运作中俄石油合作融资等一批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积极为我国企业“走出去”铺路搭桥,成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主力银行。开行青岛分行按照总行统一部署和要求,从破解青岛经济发展瓶颈约束,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出发,及时组建埃及、挪威、冰岛三个国别组,先后与青建集团、山东电建三公司等30多家企业签订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或达成合作意向,深入把握客户个性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金融服务方案,全力支持海尔、海信、青啤、青岛软控等岛城优秀企业“走出去”。目前,分行已累计发放外汇贷款5.47亿美元,累计承诺外汇贷款26.5亿美元,另有近30亿美元的“走出去”贷款需求正在前期接洽与开发入库过程中。青岛分行已真正成为岛城企业走出国门、搏击海外市场的坚强后盾。

支持方式 篇6

1.1 枣庄市煤炭资源的枯竭阻碍经济增长

煤炭资源是枣庄市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 是全市经济实力的重要基础。根据枣庄市山亭区发展和改革局《枣庄市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实施纲要》的资料, 2007年, 煤、焦、水泥、电力四大行业提供的两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约50%, 其中煤炭行业就占30%, 是地方的主要财源, 是枣庄经济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同时, 鉴于枣庄市新型替代产业尚不成气候, 当前的经济发展还离不开煤炭, 至少在若干年内以煤炭为原料的工业依然是枣庄市的支柱产业。随着一批电力、水泥等项目的上马, 枣庄市的煤炭产量将很难满足需求, 也将由输出煤炭地区变为调入煤炭地区。因此, 煤炭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十分尖锐。此外, 枣庄地处“兖州、徐州"两大国家能源基地之间, 这一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枣庄与周边地区不存在资源互补, 相反, 存在同行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与此同时, 国家指令性政策的变动和枣庄市辐射能力与吸引能力有限, 因此双向制约了城市的持续发展, 也导致了煤炭开采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减弱。资源枯竭和产业接续难是威胁枣庄煤炭矿井生产、矿工就业和煤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1.2 煤炭工业引发环境污染等问题

煤炭工业与其相关产业由于生产过程的特殊性,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很大, 会引发大面积的地表塌陷、大气污染、水源污染以及废渣污染等环境问题。枣庄市副市长吴承鉴在《关于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思考》中指出枣庄市每年的煤矸石产生量为300多万吨, 综合利用后仍存留100万吨, 历年煤矸石的堆积量为3300多万吨, 占地770亩, 这既挤占了大量土地, 又污染了环境。另外, 在煤炭开采区, 还会形成土地塌陷的问题, 枣庄市塌陷土地13万亩, 今后塌陷地还将以每年200亩的速度增加。现在仅枣庄矿业集团每年用于支付土地赔偿的费用就高达6200多万元, 由此可见, 环境污染问题给枣庄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极大损害。

同时在煤炭相关产业中, 小机组发电导致煤炭消耗率过高, 粉煤灰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惊人;立窑水泥比重过高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以及废石和粉尘排放量过多等一系列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必然会导致低效率, 枣庄市的资源综合利用率和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先进地区的水平。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就不能只注重经济指标的增长, 而更应该注重生活质量和人居环境等关乎民生的重大指标的提高。

综上所述, 枣庄市进行经济转型不仅是整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更是广大枣庄市民生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枣庄市的经济转型刻不容缓。

2 枣庄市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

枣庄市煤炭资源的有限性和长期采掘的连续性造成煤炭资源的枯竭和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 影响了枣庄市的可持续发展。枣庄作为资源型城市, 其经济转型就是要实现主导资源型产业的延伸, 或者根据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 不断发展替代产业。但延伸产业需要新的技术和新的管理手段来支持, 以保证产业延伸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另外, 替代产业是要代替原有的资源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的, 但培育主导产业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耗资巨大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 金融支持手段就显得比较重要。枣庄市近年来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合并贷款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逐年增多, 其中中长期贷款由2006年的1213282万元增长至2010年的4025229万元, 短期贷款由20006年的1534829万元增长至2010年的3070791万元。中长期贷款主要是指用于借款人新建、扩建、改造、开发、购置等固定资产项目的贷款, 包括技术改造贷款、基本建设贷款、项目贷款、房地产贷款等。而短期贷款按照借款方式可以分为保证借款、抵押贷款、质押贷款、信用借款。短期贷款具有期限短、风险小、利率低的特点。因此, 中小企业更适合通过短期贷款进行融资。枣庄市金融机构的短期贷款涨幅小于长期贷款的涨幅, 这说明枣庄市金融机构并不注重对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 而是更加注重对固定资产项目的贷款。2007年以来, 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可能是金融机构增加固定资产项目贷款的原因。而相比于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 票据融资的数额非常少, 是前两种贷款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且在近五年其总额增长并不明显。在票据融资方式中, 银行不按企业的资产规模来放款, 而是依据市场情况来贷款, 且手续比申请贷款简便, 融资成本很低, 利率也比较低, 因此也是一种适合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总的来看, 枣庄市的金融机构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增数并不明显, 相比于固定资产项目, 金融机构对于中小企业并没有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 枣庄市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 但是实际利用外资与合同利用外资的比例并不是很高。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方式主要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合作开发、BOT等。所以, 枣庄通过招商吸引的外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可以使枣庄市国际知名度有所提升, 从而促进枣庄市旅游、交通、物流等行业的发展, 加快枣庄市经济转型的步伐。因此枣庄需要选择利用率更高的方式来吸引外资。

除此之外, 枣庄市近年来对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的财政支出增幅明显, 而扶持科学技术项目的财政金额在2010年有所减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更是明显, 处在经济转型期的枣庄市应该依赖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达到经济转型的最终目的, 财政项目对于科学技术支持的减少将会放出政府不重视科学技术的信号, 应在其他方面进行弥补。

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到, 枣庄市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有以下几个问题:金融机构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不够重视;通过招商吸引的外资利用率不高;财政支持科技项目有所松懈。为了使枣庄市的经济转型进行得更加顺利, 需要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加强相应的金融支持手段。

3 加强枣庄市经济转型金融支持的对策

3.1 积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问题

中小企业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 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对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尤为重要。枣庄市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全面提升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 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重视。枣庄市政府还可以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专项基金, 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对中小企业进行风险担保, 引导金融机构对信用良好的中小企业进行贷款。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 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问题的重视。中小企业贷款及专项金融债券就是解决产业转型过程中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途径之一。为鼓励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银监会在《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中提到:允许商业银行发行专项用于小企业贷款的金融债;在存贷比计算、风险权重等指标上面, 给予一定优惠, 即在计算存贷比时, 对于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所对应的单户500万元 (含) 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 可以不纳入存贷比考核范围。银行也应创新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所谓的支持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主要是发展金融租赁业务, 加大中小企业金融债的发行力度, 同时让信贷和保险机构合作, 通过保险来保证小企业信贷及时归还。各银行还可以建立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风险补偿基金, 出台相应的风险补偿措施, 为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解除后顾之忧。

3.2 利用其他利用率较高的方式吸引外资

除了通过招商的方式来吸引外资, 还可以通过吸收外资银行、国际信贷组织贷款来吸引外资。目前, 人民币业务已经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 这更有利于各个地区吸收外资银行的资金。同时, 也要积极争取全球性以及区域性金融组织的贷款, 如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项目等。

当所需资金规模较大时, 可以采用银团贷款的方式。银团贷款是指由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或金融机构联合共同参与的贷款。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是同一国家的, 也可以分属不同国家。银团贷款的特点主要是贷款金额大, 期限长。这就需要贷款者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而且它的风险性相对较高, 多家银行联合提供贷款可以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对于贷款方来说, 银团贷款的优点在于:可以满足大型项目的巨额投资需求;在借款手续上比债券更简便;在宽限期内, 借款人可按照工程的进度编制季度用款计划, 随用随支, 并仅对支用部分承担利息。枣庄市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利用银团贷款对于一些需要大量金额的基建项目、固定资产项目进行融资, 同时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

3.3 加强对高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

对于枣庄市政府, 可以出资设立高科技产业贷款风险基金, 为商业银行发放高科技贷款形成的不良贷款提供一定的风险补偿。也可以施行单独的贷款额度管理政策。仿照2008年人民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给予额外5%的新增贷款规模优惠的形式, 在各商业银行贷款的总规模外, 对高科技产业新增一个贷款额度, 或者规定其不占贷款额度。

而对于金融机构, 需要创新面向高科技产业的信贷模式。高新技术产业融资需求巨大, 短期内利润回报有限, 这就造成其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 限制了其债务融资的能力, 股权融资成为其成长阶段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对于高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 可以采取信托和理财相结合的方式, 由商业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募集资金, 然后委托信托公司对企业进行投资, 也可由银行创设股份投资公司来投资并持有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金融机构对于高科技企业还可进行捆绑式授信管理, 通过联保贷款将高新技术产业上下游多个企业捆绑在一起进行授信, 这样可以增强信息对称性和客户稳定性, 降低业务风险。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有形资产少, 无形资产比例高, 可抵押物资缺乏的特点, 金融机构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还可推出无形资产抵押的方式, 主要包括知识产权等担保融资。信托机构还可以帮助高科技企业对知识产权及其衍生权利进行经营和管理, 使高科技企业不必承担管理的责任就可以享受知识产权资产所带来的收益。

参考文献

[1]邱静, 王清.四川经济结构转型与金融支持研究[J].商业研究, 201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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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伍孟林, 金利娟, 郑斌, 等.论循环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J].铜陵学院学报, 2010, 09 (5) .

支持方式 篇7

关键词:财政支持方式,中小企业,财政资金

一、财政支持中小企业的方式

由于财政支持更能直接体现政府的意图, 既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工具, 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快速增长, 又可以通过政策的微观化, 引导和调节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 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 各国政府为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都加大了财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具体的财政支持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直接财政支持

直接财政支持是指政府以财政资金对企业的经济活动直接提供资助, 采取的手段可多种多样, 一般包括财政补贴、投资基金、其他手段等。

财政补贴主要是对企业的特定生产、投资活动进行的补贴。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财政补贴会降低成本, 增加收入, 从而提高中小企业生产的投资和供给能力, 有助于中小企业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2、间接财政支持

间接财政支持主要是指政府采用间接的经济调控手段来引导各市场主体的决策偏好和决策行为, 以达到促进企业发展的目的。间接财政支持主要包括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和政策性金融支持等。

在间接财政支持中, 税收优惠作为最直接的政策援助方式, 一直是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中小企业发展的通行做法, 即根据特定的中小企业政策目标, 对特定经济部门或产业以及特定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是指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和政府活动的公开性、透明性原则, 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实体为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及满足自身需要, 在财政监督下, 以法定的方式、方法和程序, 从国内、国际市场购买所需的商品和劳务。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 由于其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投入额相对较大, 而中小企业资金实力弱, 能用于研究开发的资金非常有限, 所以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资助。从实践看, 政策性金融支持是必要的, 其主要包括融资服务、融资担保、投资保险等。

二、财政支持湖北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

中小企业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为促进湖北中小企业的发展, 近几年湖北省财政累计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专项资金5.3亿元, 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此外, 为了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 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湖北省财政建立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平台, 加大了资本筹措力度, 为中小企业“输血供氧”, 提升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例如, 2008—2010年湖北省财政拿出省集中税收当年新增增量返还县 (市、区) 的50%, 用于各地补充信用担保机构资本金。在支持湖北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方面, 湖北省财政落实财政扶持资金1亿元, 在设立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同时, 按照“以产业为龙头, 以企业为依托, 通过政府引导,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要求, 引导设立4个创业投资基金, 资金总规模达6亿元, 引导基金的放大比例达到了1:10。

1、财政支持湖北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财政补贴政策方面。一是财政支持方式单一。在支持手段上, 重视资金支持, 对政策支持重视不够。就目前来看, 湖北省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方式仍以粗放式的资金支持为主。大力度的资金支持固然能够暂时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但如不配合政策的支持与引导, 就会使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能够长久持续, 并且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是资金规模小且分散, 缺乏统一的政策协调。目前, 湖北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种类虽多, 但由于受到财力的限制, 省财政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规模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相对偏小。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补助资金等, 这些资金的总规模仍然较小, 很难适应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加之政府对各种中小企业资金进行多头管理, 难以将财政专项资金集中起来, 进行组合安排、配套使用, 导致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的整体效果不明显, 很难形成政策合力, 降低了财政政策对中小企业支持的影响力度。此外, 在支持对象的选择上, 仍然倾向平均“用力”, 对重点类型的行业重视不够。

三是财政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不突出。当前我省财政已设立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大部分仍不成系统, “锦上添花”很多, “雪中送炭”很少, 并且投入之后形成惯性, 一味地注重直接支持, 不能够有效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这就使中小企业的融资缺乏持续性和连贯性。因此, 加强财政资金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积极引导作用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是在管理上, 重视支持的“给予”, 对“支持”的监督管理重视不够。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措施和政策制订之后, 其实施的效果将直接影响财政对中小企业支持的效率, 因此对财政支持过程的监督和管理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省财政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管手段, 与此相关的法律规范尚不完善, 这是我省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政策性金融支持方面。一是偏小的财政资金支持总量导致担保扩张规模有限。由于受地方财力的限制, 我省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过程中投入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财政资金总量偏小, 从而使单个担保机构的担保能力受限, 其业务空间也相对较小, 无法满足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需要。

二是没有充分发挥财政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时的杠杆效应。财政资金只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起着补充作用, 最终需要调动市场力量, 吸纳社会资金为中小企业保驾护航。当前财政扶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时, 其杠杆效应没有充分发挥, 并没有体现其以较少的资金撬起整个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的大发展。这一方面是受地方财政定位不清、缺少经验等主观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内部区域性经济发展差异和社会资金容量小、担保机构发育迟缓等客观条件的限制, 这些均制约了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支持杠杆效应。

三是推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建设相对滞后。相比于江浙地区, 湖北省民间金融发展有限, 而且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触发效应, 没有将加强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协作作为重要手段, 导致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由于担保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协作意识较差, 中小企业之间的协作意识也不明显, 财政扶持的杠杆效应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我省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还没有真正实现多方的共赢。

根据江浙等省份的经验, 由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风险较大, 这需要中小企业之间、担保机构之间建立互助性信用联盟, 吸纳民间资本投资入股, 增强担保机构的资本实力;同时更需要加强担保机构与银行之间的协作, 除了担保机构应承担主体担保责任风险 (70%~80%) 以外, 协作银行也应承担一部分担保责任风险 (20%~30%) 。然而, 由于湖北省担保业发育相对较慢、金融机构的积极风险管理意识受限, 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的建设相对滞后, 担保风险基本上由担保机构承担, 进一步制约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加大了财政融资担保资金的风险。

2、财政支持湖北中小企业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虽然中小企业对湖北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增强, 但由于财政资金在湖北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引导作用还不够明显, 制约了湖北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上述问题的产生, 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政府部门、企业自身两方面的因素。

(1) 政府部门因素。一是财政资金的定位不够明确。多年来, 在财政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中, 湖北中小企业在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居民就业、推动科技创新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湖北省政府对中小企业发展给予了一定的重视, 也进行了相关的政府扶持, 如设立了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建立了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等。但一直以来由于政府存在着“抓大放小”的思想, 而且对财政投入的挤出效应认识受限, 因此对中小企业支持没有形成一个有效财政支持体系, 其杠杆效应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而且由于财政资金的行政干预较多, 没有及时引入市场机制, 破坏了市场正常的竞争机制, 容易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 产生恶性循环。

二是信用担保贷款经营机制有待完善, 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作用有限。目前湖北担保业发育较缓, 政府全额出资和参与出资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占主导地位。虽然这在发展初期对于拉动担保业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方面确实有必要, 但由于财政的非营利性、财政资金的有限性、财政投入的挤出效应等不利因素的存在, 担保机构经营时行政色彩过浓, 政府干预过多, 指令性明显, 有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 担保范围和力度小, 难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而且一些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由于规模偏小, 扶持对象门槛过高, 导致真正符合相关投资基金要求又能真正融到资的企业少之又少。

(2) 企业自身因素。一是资信等级低, 财务风险高, 财务制度不健全。由于湖北省中小企业一般规模较小, 其法人更动频繁, 信用等级低, 逃废债务倾向高, 破产风险高, 因此很难与政府或金融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而且, 很多中小企业是自我发展起来的, 其财务制度不健全, 管理理念相对落后, 无法向外界提供符合担保要求的财务信息, 因此也难以通过金融机构的贷款审核, 以及政府部门的财政扶持审核。

二是无法提供足够抵押资产。由于中小企业逃废债务率高, 为了降低贷款风险, 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增加了抵押和保证贷款的比重。由于湖北省资产交易市场不发达, 银行对于一些不易于流通的存货和应收账款通常不接受抵押, 而倾向于接受房地产等不动产。由于中小企业固定资产较少, 抵押门槛高、抵押手续繁琐、评估费高, 因而使得湖北的中小企业通过抵押获得银行贷款相当困难。

三是科技含量低。湖北省的很多中小企业是以解决下岗职工就业问题为目的而创立的, 劳动密集型企业多, 科技含量低, 与湖北省的未来发展战略难以接轨, 也没有形成与重点支柱产业的配套协作, 很多倾向于科技创新的财政优惠政策和方式无法获取。

三、创新财政支持湖北中小企业发展方式的政策性建议

1、创新财政专项资金投入方式

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并不是通过财政支持所有的中小企业, 而是要集中有限的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有发展前景的重点中小企业, 即通过专项资金支持的运作, 发挥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放大效应。基于湖北当前的经济环境, 本文认为有必要改变我省财政专项资金无偿投入的方式, 即按照市场化原则, 使有限的财政资金成为拉动金融资金进入中小企业的“引子钱”和“酵母”, 并逐渐将财政专项资金从无偿使用过渡到有偿使用。

2、设立统一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设立统一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既有利于中小企业获得稳定的、全面的资金支持, 也有利于政府相关部门统一建立设置和监督管理以及建全完善中小企业的扶持性法律体系。以前由不同政府部门“切块”设置的零散的、单项式的基金方式有明显不足, 而统一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则必须经过整顿清理, 把分散在各部门、各领域的资金予以整合, 按照法律规定统一设置安排, 有利于提高使用效率, 集中解决主要问题。

3、推广中小企业集合债权基金模式

财政资金的主要作用在于其政策性和引导性, 而就目前湖北省的财政支持方式而言, 资金无法放大。可以借鉴杭州市的企业成长引导基金模式, 运用集合资金信托的形式, 放大政府扶持资金。通过中小企业集合债权基金模式的推广, 可以有效地扶持中小企业壮大, 促进湖北省区域经济发展, 取得财政投资、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共赢的效果。

4、积极推行多元化的中小企业财政支持方式

由于中小企业所处行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 政府财政扶持的方式也应该不同。在财政补贴上, 可以借鉴意大利政府的贷款+财政贴息方式, 实现补贴与其他资助共同支持, 并可以根据中小企业不同发展阶段, 进行不同力度的支持。政府专项资金主要解决种子期和创建期的起步资金供给问题, 而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主要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政府采购制度上, 可以将大额采购进行分拆, 扶持中小企业面向国家产业政策提供产品, 将政府优惠贷款转化为政府采购。在税收优惠上, 将直接优惠与间接优惠相结合, 结果优惠与中间环节优惠相结合, 企业优惠与项目优惠相结合, 逐步增加知识技能支持的比重, 使财政物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协同发展。

5、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 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

财政是政府实现其职能的经济基础。近年来, 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安排了大量的财政专项资金。但是在目前财政支持资金仍然不足的情况下, 如何保障资金的安全性,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显得尤为重要。为此, 不论是财政对中小企业的直接支持性专项资金还是间接引导性资金, 都必须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督管理, 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机制, 建立湖北省的“阳光财政”监督评价机制。

参考文献

[1]胡子昂: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财政扶持政策取向[J].经济纵横, 2007 (10) .

[2]李广舜: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援助和税收优惠[J].现代企业, 2006 (12) .

[3]黄靓:支持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财政政策研究[D].湖南大学, 2008.

支持方式 篇8

面对应激事件,个体会做出认知、行为的努力以改变事件情景或者调节个体情绪,这些策略的使用被称为应对。应对本身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路线[1,2]。第一,应对过程路线,提出的应对过程理论,是应对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模型,主要关注应对过程的阶段性和不同应对策略在不同阶段使用的健康结果;第二,应对情景路线,强调情境的特征与不同应对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第三,应对特质路线,认为个体采取的应对策略具有跨时间、跨情境的稳定性,也就是考察在应对策略选择上的个体差异。实际上,个体的应对行为不只受一方面因素影响,因此在研究应对问题时需要同时考虑多方面因素。应对的相互作用论认为,一方面环境应激要求一定应对方式,这种应对方式比其他方式更为有效一些;另一方面,由于个体特质不同,对应激的评价和应对行为倾向会有不同。目前关于社会支持尚无统一概念,研究者一般认为它主要以动态、多维度的人际关系形式出现,包括个体家庭成员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等。

警察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承担着高压力、高风险的工作,是一项高应激的职业。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发现,社会支持与应付方式作为警察应激过程的两个重要的中介变量,但二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体现。本研究探讨二者的关系希望能对警察处理应激事件提供理论支持,进一步提高警察心理健康水平。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随机抽取在职公安民警为被试,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16份,有效率为90.29%。

2.2 测量工具

(1)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共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对支持的利用度(3条)三个维度。以往文献及测试情况显示此量表信度与效度值较高。(2)应付方式问卷,肖计划、许秀峰等人编制,该量表共62个题目,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6种应付方式。(3)施测程序与数据处理。在黑龙江公安警官职业学院晋升警衔的民警中选取4个区队,包括刑警、交警、巡警和社区民警共670人进行两个问卷的测试,要求被试严格按照指导语进行回答。运用spss1 1.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社会支持和应对策略的相关分析:

如下表所示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与求助应对策略呈显著正相关(<0.01),对支持利用度与解决问题、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应对策略呈显著正相关(<0.01),我们一般认为解决问题和求助属于积极应对策略,而其他四种属于消极应对策略。从下表看出,社会支持水平与积极应对策略的使用明显相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越倾向于更多的使用积极应对策略,而有无社会支持与混合型和消极应对策略的使用没有明显相关。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level(2-t ailed),**.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2-tailed),a.Listwise N=66

4 讨论

在对社会支持和应对策略的研究中发现,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与求助这种应对策略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客观的实际帮助可以促使寻求帮助。支持利用度和与解决问题这种应对策略呈显著正相关,而客观支持与解决问题应对策略无显著相关,说明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也就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这与警察群体本身的特点有一定的关系。警察是个特殊的群体,当认为客观的实际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充分时,他们会主动求助。而在解决问题策略的应用时对尊重和理解的要求也很高。

摘要:通过对316名在职公安民警社会支持和应对策略的分析,探讨民警人格特征和社会支持对应对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社会支持水平会增加积极应对策略的使用。

关键词:警察,社会支持,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1]孟沛欣,郭召良,郑日昌.应对的研究路线、评定和统计问题[J].中国心理卫生,2004,18(5):323-325.

支持方式 篇9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在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张贴广告和利用心理健康 课发布通知,得到有社交障碍的专科生主动求助。共有185名同学前来报名,笔者采用社交恐怖症量表(SPIN)对求助者进行初步筛选,并对得分超过19分者实施进一步访谈,共将36名具有社交恐惧倾向者作为被调查对象。被调查者分布如下:男生19人,占52.78%,女生17人,占47.22%;大一学生26人,占72.22%,大二学生10人,占27.78%。所有被辅导者平均年龄为19.6岁。另从所在学校一、二年级学 生中随机 抽取具有 正常人际交往能力者作为正常对照组,共抽取36位具有正常 人际交往能力者,具体分布如下:男生18人,占50.00%,女生18人,占50.00%;大一学生21人,占58.33%,大二学生15人,占41.67%。平均年龄为20.3岁。

1.2研究方法

1.2.1研究工具:(1)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5]共包含81个项目和2个附加项,包括父亲养育方式6个,母亲养育方式5个,按被调查者幼年时父母的教养方式分别进行评 定, 按“从不”、“偶尔”、“经常”、“总是”4个等级评分。(2)艾森克个性问卷(EPQ)[5]共包含88个条目,分E、P、N和L共4个维度。(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5]共有10个条目,共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4)防御方式问卷(DSQ)[5]共包含88个条目,分成熟防御方式、中间型防御方式、不成熟防御方式和掩饰度4个维度。每个条目按1-9级评分。在统一的指导语下,由经过培训的心理测试员对所有受试者进行测试。

1.2.2数据分析将 心理测评 数据逐个 录入计算 机,采用SPSS17.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 析,对社交恐 惧组与对 照组采用 差异性t检验。

2结果

2.1社交恐惧组与正常对照组父母教养方式间的比较结果

调查发现,在父亲教养方式方面,社交恐惧 症组与正 常对照组在情 感温暖因 子上的得 分差异具 有统计学 意义 (P< 0.05),两组在拒绝、过度保护和惩罚3个因子方面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母亲教养方式中,社交恐惧组与正常对照组在偏爱被试因子上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被研究者在情感温暖、惩罚和拒绝3因子上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果见表1。

2.2社交恐惧组与正常对照组EPQ评分上的比较

调查发现,社交恐惧组与正常对照组在EPQ的E因子上的得分差异具 有统计学 意义 (P<0.05),而两组被 调查者在EPQ的N因子上得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果见表2。

2.3社交恐惧组与正常对照组在SSRS上各因子得分比较

社交恐惧组与正常对照组SSRS在主观支持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被调查者在客观支持分和支持利用度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果见表3。

2.4社交恐惧症组与正常对照组间防御方式(DSQ)的比较结果

社交恐惧组与正常对照组在不成熟防御机制和中间 型防御机制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社交恐惧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其成熟防御机制得分低于对照组(P<0.01); 社交恐惧症组与正常对照组在不成熟防御机制中的潜意显现、 投射、分裂、幻想、躯体化、退缩上述因子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 义,且得分高于对照组(P<0.01);两组被调查者中间型防御机制中在制止、解除、隔离、回避、同一化因子上的得分 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其上述分值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结果见表4。

3讨论

社交恐惧者父母在惩罚严厉、拒绝2因素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而该组被调查者父母的情感温暖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这提示该组父母的不良教养方式是社交恐惧症发生的重要因素。父母的严厉惩罚、拒绝等不良教养方式极易使其产生害羞、挫败感和恐惧感,进而使子女在社交中产生恐惧和回避行 为[6]。其中,社交恐惧者的父母较正常对照组的父母对子女在情感温暖、理解、信任和鼓励等方面存在缺失,有过多的惩罚和拒绝现象。该结论与Arrindell等人[7]的研究结 果比较相 近。 国内方奕琪等人[8]的研究也表明父母过于频繁而严厉的惩罚易使其子女产生罪恶感和自我谴责,使其子女的个性变得自我否定,易在社会交往中产生回避行为。

利用EPQ量表对社交恐惧组调查 发现,该组被调 查者多表现为内倾和神经质倾向,这与国内林子江等人[9]的研究结果较为接近,这种现象可能与社交恐惧者的父母大多采用不良的教养方式有关。研究显示,社交恐惧者在情绪持续紧张和长期内心冲突下极易产生社交回避行为。同时还发现,被调查者的个性特点与其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关,个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交恐惧者对不同防御方式的选择性使用。

支持方式 篇10

消化道出血作为脑出血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主要是因为,出血压迫、手术创伤、头部撞击伤等使患者处于高应激状态,而导致的胃肠粘膜病变[1];其次是由于,脑出血患者的颅内高压状态影响下丘脑及脑干功能, 而导致胃黏膜糜烂、坏死、溃疡形成,引起消化道出血。而其又直接影响疾病的发展和转归,因此早期应用恰当的营养支持方式对缩短病程、减少消化道出血非常重要[2]。现就不同营养支持方式对与减少脑出血患者发生消化道出血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临床现有营养支持方式

临床现有营养支持方式包括肠内营养与肠外营养两种,肠内营养有经口进食、传统管饲、肠内营养泵管饲,肠外营养又称静脉营养。

1.1 概念

1.1.1管饲(tube feeding)经胃肠道插入导管,给患者提供必需的食物、营养液、水及药物的方法。传统管饲,经鼻腔将胃肠管送入胃部,检查胃管到达胃内、无潴留现象后,胶布固定在鼻翼位置。营养液使用50 ml注射器按照每次100 ml~200ml,每天4~6次的使用剂量给患者鼻饲,鼻饲前后使用温开水冲洗胃管 [3]。

1.1.2肠内营养泵是一种肠内营养输注系统,是通过鼻胃管或鼻肠管连接泵管及其附件,以电脑精确控制输注的速度、剂量、温度、输注总量等的一套完整、封闭、安全、方便的系统。

1.1.3肠外营养(parenteral nutrition,PN)是按照患者需求,通过周围静脉或中心静脉输入患者所需要的全部能量及营养素。

2 脑出血患者營养支持方式

因脑出血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所以脑出血患者现常用营养支持方式为传统管饲、肠内营养泵、肠外营养。

2.1肠内营养在脑出血患者营养支持中的应用

肠道是免疫器官,因此肠内营养支持对保护机体免疫功能十分重要,适量的胃内容物可以刺激胃肠蠕动的形成和加强,从而增加胃黏膜血流,加强了对黏膜的保护和修复,亦增加了胃黏膜的防御作用; 食物的刺激还能激活肠道 -神经- 内分泌免疫轴,促进肠功能激素的合成和释放,对维持肠壁局部免疫系统及其细胞的功能,减少后期并发症均有重要意义。2013年,郭艳芳等[2]认为脑出血昏迷病人并应激性溃疡直接威胁到病人生命早期肠内给予合理营养能有效增加胃黏膜的能量贮备保护胃黏膜 从而达到减轻或预防急性胃黏膜病变的目的 。因此,正确掌握肠内营养治疗的时机、营养液的用量 、输注速度是临床肠内营养的关键所在。

2.2两种肠内营养关于减少脑出血合并消化道出血的比较

2013年,王海燕等,通过以应用肠内营养泵匀速持续输注营养液的病人做为的观察组发生上消化道大出血2例,而以传统管饲的对照组则发生上消化道出现5例,可能因观察组持续匀速输注肠内营养液促进胃黏膜血液循环,减少胃黏膜的萎缩,刺激肠道分泌消化液,保证了肠道的免疫功能和屏障作用,也促进了胃肠道功能的恢复,而对照组单次推注大量营养液造成胃负荷增加,且重型颅脑损后胃动力差有关[4] 。

2013年,谌昆等,采用随机对照的原则,设定间隔使用注射器鼻饲的对照组和营养泵恒温恒速管饲的试验组,比较两组中并发症发生的统计学差异,得到结论:营养泵管饲的方法在防止肠内营养并发症(呕吐、误吸、消化道出血)发生上有显著优势,可以更好的发挥肠内营养价值、避免肠内营养不良反应的发生[5]。可能是由于注射器间隔鼻饲的方法没有考虑到患者胃肠道蠕动的特点,只是简单模仿正常人饮食过程,分次足量给予营养物质,容易造成患者胃肠道压力突增而致。

综上所述,肠内营养泵管饲相对于传统管饲在减少脑出血患者发生消化道出血方面更有优势一些。

2.3肠外营养在脑出血患者营养支持中的应用

脑出血患者由于处于高应激状态,可产生严重分解代谢,使血糖增高,乳酸堆积,后者可加重脑水肿。从而加重脑出血的颅内压增高症状,如;呕吐,导致脑出血患者早期不能应用肠内营养给予营养支持。因此,临床上常依据 Harris--Benedict公式,对患者的基础能量消耗量(BBE )进行计算,症状危急的患者,其应激系数应确定为1.5 ,依据75* 应激系数*BEE ,对患者每天所需的热量供应量进行计算,肠外营养支持的第1天,行1/2 所需热量的静脉输注,以后适当提高热量供给量[6]。以静脉途径输入高能量液体,输入成份包括脂肪乳剂、10% 葡萄糖、50% 葡萄糖、5%氨基酸等。

2.4肠外营养与肠内营养关于减少脑出血合并消化道出血的比较

2013年,王惠凌等,经动物实验证实:脑出血后机体处于高能消耗状,蛋白分解加速,低蛋白血症可使胃黏膜脱落加快、更新变慢 、黏膜能量缺乏,而导致消化道应激性溃疡乃至出血。而肠内营养支持则可改善患者营养状况,缓解急性期反应,因此及早给予肠内营养有助于维持胃肠黏膜结构和功能正常,保持内脏血流稳定性及胃肠黏膜屏障完整性,可以改善肠道屏障功能。而胃肠外营养由于缺少对胃的刺激和肠道营养素,则容易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及黏膜屏障受损 。

2013年,邓跃平等,通过随机分组法对比肠外养组肠内营养组,而得出结论:肠内营养组患者与肠外营养组患者相比,其治疗成本更低 、治疗时间更短、并发症发生率更低,其中肠内营养组发生临床并发症应激性溃疡2例,肠外营养组则发生6例[7] ,可能与早期肠内营养支持治疗的实施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自身的营养供给状况,而有利于提高其自身免疫能力有关。

由此可见,肠外营养相对于肠内营养在减少脑出血合并消化道出血方面并无优势。

3 总结

肠内营养与肠外营养作为脑出血患者营养支持方式,对于巩固临床治疗效果,降低患者多器官功能衰竭和感染的发生率以及改善患者预后情况,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6]。然而,早期给予合理的肠内营养,能提供足够的热量和氧源,促进总蛋白和应激蛋白的合成,尽快纠正机体的负氮平衡;有效增加胃黏膜的能量贮备保护胃黏膜;刺激胃肠道,激活肠道内分泌系统,促进肠道激素合成和释放,从而保证黏膜屏障的基本功能和完整性,保持患者胃肠道血流系统的稳定性,减少脑出血患者消化道出血的发生,而肠内营养中的肠内营养泵管饲则最具优势。

参考文献:

[1] 张剑英,李文,刘春风.脑出血后胃肠道功能紊乱的发生机制[J].中国卒中杂志,2013,1(11);789-791

[2] 郭艳芳. 脑卒中昏迷病人早期肠内营养预防应激性溃疡的观察及护理[J].全科护理,2013,11(1)

[3] 徐宏.重型颅脑损伤及其合并伤病人早期营养支持[J]. 医学检验.

[4] 王海燕,方慧苹,谢丽君,等.肠内营养泵在重度颅脑损伤昏迷病人肠内营养液输注中的应用[J].全科护理.2013, 11 (1 )

[5] 谌昆.老年危重症患者两种鼻饲方法预防肠内营养并发症的对比研究[J].中外医学研究. 2013 ,1(11)

[6] 程相阁.重症脑卒中患者早期肠内和肠外营养支持的[J].中国实用医药.2012,8(6)

支持方式 篇11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以分层随机取样法抽取河南省新乡监狱、信阳监狱男性服刑人员。发放问卷600份,实际回收551份,回收率为90%,有效问卷446份,有效率约为81%。

2.研究工具

(1)自尊量表(SES)。

Rosenberg编制,包括10个条目,四级评分法。该量表是国内外最常用的自尊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肖水源编制,共10个条目,测量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

(3)COPE量表。

Carver(1989)编制,13个分量表,共53个项目。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3.施测方法与统计处理

运用上述问卷集体施测,由狱警担当主试,对主试提前培训;所有问题现场作答,当场回收。用SPSS13.0 for windows和Amos5.0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1.社会支持与自尊之间的相关、回归分析结果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以下各表同。

由表1可知,男性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及其维度与自尊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并且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与自尊存在非常显著正相关。为进一步比较社会支持各因素对自尊的预测情况,将自尊作为因变量,将社会支持各因素作为自变量,用Enter法回归分析,表明主观支持对自尊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能解释自尊3.3%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是0.133,主观支持越高,得分也越高,而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对自尊无显著预测力。

2.自尊与应对方式及其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回归结果

表2显示,自尊与应对方式总分、消极寻求解脱和寻求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负相关(p<0.01),其中自尊与应对方式总量表的相关系数最高。为进一步比较自尊对应对方式的预测,用Enter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尊对应对方式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可解释应对方式2.7%的变异量。

3.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及其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回归分析结果

表3表明,社会支持总分与应对方式及其维度积极主动应对和寻求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正相关(p<0.05),其中与积极主动应对的相关最高,与消极寻求解脱的相关不显著(p<0.05)。回归分析显示,客观支持对应对方式有显著预测作用,可解释应对方式1.8%变异量,客观支持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是0.113。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对应对方式无显著预测作用。比较高、低社会支持组服刑人员的应对方式:高支持组与低支持组在消极寻求解脱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0.05),高支持组比低支持组更少地采用消极解脱的应对方式。

三、讨论与分析

1.男性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与自尊的相关分析

由于客观支持是个体支持的社会网络结构,为个体提供有助于认识自我的机会,使个体对他人的期望得以维持。社会网络的扩大及一系列社会角色的获得使个体产生稳定感与自我尊重感,从而具有良好的心理状态。这证实了肖水源的理论。上世纪80年代哈特(Harter)发现知觉到的来自重要他人的支持与自尊之间的相关在0.50~0.65之间,高中低的社会支持水平相对应于高中低的自尊水平。男性服刑人员客观支持与自尊显著正相关,此结果与多数学者和哈特的观点相符。

2.男性服刑人员的自尊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自尊与应对方式总分、消极寻求解脱和寻求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负相关。这可能与男性服刑人员这一特殊群体有关。传统的观点认为男性自尊心比较强,“男性=强者” 的观念使男性为了维护自尊,不愿在他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更不会轻易向他人、家庭、狱友和社会外界寻求支持。而监狱管理严格,狱规严明,其行为受到一定限制,生活不如意,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脱节,不便也较少有吸烟酗酒之类的消极寻求解脱行为。故其自尊水平越高,其应对方式、消极寻求解脱和寻求社会支持的行为就越少。

3.男性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社会支持总分与应对方式及其维度积极主动应对和寻求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正相关。人们经历应激性的生活事件或面对挑战性的情境时,社会支持可以使其感到有所依靠,通过改变人们的情绪状态从而缓解个体的应激水平。稳定较多的社会支持使服刑人员产生一种安全感,甚至是莫大的安慰,这种安全感能帮助他们摆脱或消除消极情绪,有助于服刑人员充分地认识自己的能力,并客观地把握现状,比较乐观地估计今后的发展,因而他们相对较少地采用消极寻求解脱的应对方式。

4.社会支持、自尊和应对方式在年龄、学历、犯罪类型和刑期方面的比较分析

(1)不同年龄段的男性服刑人员的自尊、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比较。

被试分为30岁以下、30~40岁、40岁以上三个阶段。经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年龄段男性服刑人员在社会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方面差异显著(p<0.05),而在自尊和应对方式上差异不显著。经多重比较分析可知,30岁以下组比30~40岁组的服刑人员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主观支持,能更好地利用社会支持。此结果与黄勤锦的研究基本一致。原因可能是30岁以下组服刑人员认为以后的路还很长,对个人前途的期望比较强烈,而且这个年龄阶段大多数已结婚,更多地顾及家庭,更积极主动地利用社会支持,争取早日回家。

(2)不同学历的男性服刑人员的自尊、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比较。

不同学历男性服刑人员在社会支持、支持利用度、应对方式、积极主动应对方面差异显著(p<0.05)。多重比较分析发现,在社会支持利用度上,大学组>初中组>小学组。在积极主动应对方面,高中组>初中组。这可能是由于男性服刑人员受教育程度总体上偏低,其中小学、初中学历的占绝大多数,因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常常只能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影响抽象思考能力,不利于选择积极主动的应对方式,也不利于其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相对而言,学历较高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较深刻,思维能力较强。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一定的学历是进入职场的钥匙,是实现人生目标的重要砝码,是男性服刑人员出狱后回归社会的有利条件之一。因此男性服刑人员的学历越高,越可能更多地利用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所遇到的应激。

(3)不同犯罪类型男性服刑人员的自尊、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差异分析。

把犯罪类型划分为财产型、性罪错型、涉毒型、暴力型、滋扰型五种方差分析表明,不同犯罪类型的男性服刑人员在应对方式和消极寻求解脱上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1)。多重比较发现,在消极寻求解脱方面,暴力型与财产型、性罪错型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p<0.001),暴力型与滋扰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本研究与杨慧芳和黄勤锦的结果一致。笔者认为,暴力犯在应激或遇到困难时,采用更多的应对方式,特别是消极寻求解脱的应对方式,这可能与暴力犯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有关。在意志方面,他们自控能力差,意志十分薄弱,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和刺激,容易丧失控制力,心理防御机制较差;在情绪方面,虚荣心强,爱面子,争强好胜,遇事不思后果,情绪不稳定,缺乏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能有效地转移矛盾焦点。

(4)不同刑期男性服刑人员自尊、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差异分析。

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刑期男性服刑人员在寻求社会支持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p<0.05),5~10年组比11~15年组更多地寻求社会支持。此结果与黄勤锦的观点不太一致,原因可能是,11~15年组的服刑人员刑期更长,从而产生无望感,觉得前途渺茫,在监狱内长期较重的劳动强度和单调的文化娱乐生活条件下,其生活色彩特别灰暗,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和无能感,因此与5~10年组服刑人员相比,11~15年组服刑人员更少地寻求社会支持。

四、结语

1.研究结果概述

采用问卷法,用自学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COPE量表对446名男性服刑人员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和自尊显著正相关(p<0.01),主观支持对自尊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p<0.05),客观支持对应对方式有显著预测作用;自尊与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p<0.05),自尊对应对方式有非常显著预测作用;社会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在年龄上差异显著(p<0.05),社会支持、支持利用度在学历上上差异显著(p<0.05),应对方式在犯罪类型和刑期上差异显著(p<0.01)。可见,男性服刑人员的自尊、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相互间均有一定关系。

2.管理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增加社会支持的角度,也可以着手搭建监狱与社会之间的桥梁,进行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培养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谋生能力,提升其自尊。通过努力争取和利用更多的家庭和社会支持,来增强男性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信心。在培养男性服刑人员的应对方式方面,可从以下几点着手:一是开展细致入微的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治工作,尽可能减少他们消极寻求解脱应对方式的频率,更多地寻求社会支持。二是借鉴管理心理学知识,改进狱内管理方式,注重人文关怀,实行科学管理,促进男性服刑人员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方式,积极改造。尽可能为服刑人员创造宽松的改造环境,充分体现人性化、柔性化管理的要求,促进服刑人员重新社会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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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玉华,杨小玲,等.男性服刑罪犯的个性特征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0(2):100-103.

[4]黄勤锦.青年男性服刑人员的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人际信任和应对方式的关系[D].华南师范大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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