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路径（通用12篇）
支持路径 篇1
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 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公共财政的根本任务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是政府行政的物质基础。在当前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 公共财政要充分发挥其保障职能,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支持。本文拟就公共财政如何更好地支持新农村建设进行分析论述。
一、公共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果
1. 农业的基础设施和支撑体系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
(1) 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公路事业快速发展。截止2008年年底, 全国通公路的乡 (镇) 占全国乡 (镇) 总数的99.24%, 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全国建制村总数的92.86%, 分别比上年末提高0.28个和4.62个百分点。全国农村公路 (含县道、乡道、村道) 里程达到324.44万公里, 比上年末增加11.01万公里。在加快农村公路建设的同时, 注重加强农村公路建设管理, 着力推进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 做到建、管、养、护并举, 大大改善了农村交通条件, 让亿万农民兄弟亲身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实在成果, 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公路的发展, 不仅改变了农民过去出门“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的尴尬状况, 而且直接拉动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推动了城镇化的建设。
(2) 农田水利事业稳步发展。近年来, 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两工”的形势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中央财政运用国债资金和财政超收收入加快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速度。2008年中央加大投资力度, 安排60.5亿元用于大型灌区节水改造、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及牧区水利试点为重点的农村水利设施建设, 在建规模993.4亿元, 累计完成投资336.1亿元, 当年完成投资90.8亿元。新增有效灌溉面积1318.3千公顷, 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651.0千公顷。
(3) 饮水安全工程大力推进。进入新世纪, 国家加大投入力度, “十五”期间共投入资金223亿元, 解决了6700万人的饮水问题, 基本结束了我国农村严重缺乏饮用水的历史。2006年开始, 农村饮水工作进入了以保障饮水安全为中心的新的历史阶段,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全面实施, 2008年全年在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投资规模470.1亿元, 累计完成投资293.1亿元。当年新增农村饮水日供水能力334万立方米, 解决5378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截止2008年底, 农村饮水安全人口已达6.2亿人,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43.7%。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让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被广大农民群众誉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2. 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增长, 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1) 近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减免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惠农措施, 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使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 农民收入大幅提高。统计数据显示, 2008年,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 扣除价格上涨因素, 比上年实际增长8.0%。同时, 收入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 每年的增幅都在16%以上, 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这与近几年国家实施“阳光工程”和大力保护进程务工的农民工权益是分不开的;财政对农民的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的购置补贴等也使得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大幅提高, 每年的增幅都在20%以上, 特别是2008年增幅达到45%。
(2) 收入的不断增长促使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从消费支出来看, 1978-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16元提高到3224元, 增加了近27倍。从2007年开始实行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 对农民购买彩电、冰箱、手机、洗衣机等产品给予13%的财政补贴, 大大调动了农民消费的积极性。据统计, 到2007年底, 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分别达到106.5台、26.1台和45.9台, 每百户拥有电话机和移动电话分别达到68.4部、77.8部, 农村居民家庭生活逐步进入电气化、信息化时代。
3. 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取得较大进步
(1) 农村教育已经形成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训网络。根据2007年底的统计数字, 94.5%以上的小学、接近87.2%的初中、60.9%的普通高中设置在县镇和农村, 为农村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小学入学率达到99.5%, 小学升学率达到99.9%, 9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普及。农业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教育发展良好, 为农村和农业发展培养新型农民提供了便利条件。
(2)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自2003年开始试点以来到2008年底, 全国已有2729个县 (市、区) 建立了新农合制度, 覆盖了全国所有含农业人口的县 (市、区) , 参合农民8.15亿, 参合率91.5%, 全国新农合基金支出662.0亿元, 补偿支出受益5.85亿人次。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初步建立, 农村贫困人口看病就医问题得到改善。截至2007年底, 全国有农业人口的县 (市、区) 都已建立了农村医疗救助制度。2007年, 中央财政补助地方农村医疗救助资金21.2亿元, 地方财政预算安排农村医疗救助资金19.8亿元, 提高了医疗保障的水平。
(3) 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发展。根据最新统计数字, 2008年末, 4291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比上年增加725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8年底的4007万人 (按2008年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 。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5595万, 共有512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 比上年增加120万人。
二、公共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存在的局限性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到公共财政在支持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1. 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 结构失调
由于我国财力有限, 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总量相对不足, 产品结构也不尽合理。在新农村建设的热潮中,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出政绩, 搞形象工程, 把有限的财力花在村容村貌建设、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等方面, 反而忽视了农民生产急需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不能说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不好, 但是, 事情的解决应该有轻重缓急之分。在当前农村经济还相对落后的情况下, 与文化娱乐相比, 农民更关心农业的发展, 增加家庭收入才是最实惠的。比如, 现在搞的电影下乡活动, 就笔者见到的情况是, 每月一次到村里放映电影, 前去观看的只是寥寥几人, 有时候甚至没有观众, 因为农忙时节农民白天在田里劳作累了一天, 晚上哪有精力去看电影?就算是农闲时节, 现在一般家里都有电视, 也没有人愿意再跑到露天去看电影。物质决定精神, 现在农村的物质生活还没有丰富到足以让农民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的程度。
2. 财政支农资金支出缺乏拳头效应
尽管国家近年来一直增大对“三农”的投入, 但是这些投入中间接投资多, 直接投资少, 农民的直接受益少。我国财政性支持“三农”的资金中, 用于全社会的大型水利建设和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性建设的比重较大, 直接用于中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小, 与农民直接相关的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所占比例很低, 而且涉农部门的行政开支占了不小的比例, 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偏小。现阶段, 财政支农资金的安排和使用几乎涵盖了整个农业的方方面面, 从农口企业单位到农口事业单位, 从竞争性领域到非竞争性领域, 几乎无处不在, 无所不包, 造成支农重点不突出, 难以形成资金使用的合力, 导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缺乏拳头效应。
3. 对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
农业财政支出的资金使用监督机制落后, 财政支农工作往往重资金分配、指标下达, 轻事中监管、事后监督。一些基层财政部门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 只注重立项和资金投入等前期工作, 忽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检查和事后监督。加之执法执罚力度不够, 有章不循, 对违反财政支农资金管理规定的违纪违规行为查处不力, 处罚过轻, 这些都导致农业项目的实施效果不理想。甚至一些项目实施单位只重视部门利益和地方私利, 导致截留、挤占、挪用财政支农资金等违纪违规问题时有发生, 有的部门和单位甚至还将专项资金用于弥补行政事业经费不足。
三、公共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1. 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多方筹集资金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首先, 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三农”的投入, 并建立增长机制, 从每年的增收中拿出一定比例作为支农资金。财政支农资金应主要用于包括水利、道路、电力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农业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虽然近几年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距离“涝能排、旱能灌”的理想状态还有很大的距离, 近段时间发生的西南地区的旱情很好地说明了问题。所以, 财政资金应主要向基础设施方面倾斜, 提高农业的自我保障能力, 才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其次, 财政资金要通过适当的扶持, 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搞规模生产。自实行农村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以来, 农村实行小户经营, 大大提高了农户生产的积极性, 对促进农村生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规模化生产。如果农民可以把自己的耕地都加入合作社, 这样土地就不用被分成一块块的小田, 既减少了浪费, 又可以实行机械化耕作, 省时省力, 还能腾出劳动力从事其他方面的生产。最后, 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的公共服务不光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 还包括教育、医疗, 有专家调查研究显示, 一个拥有较好的道路和教育设施的村庄背后, 最显著的因素是活跃的寺庙活动, 或者全村性的宗族组织。我认为国家也可以对此加以有益的引导, 鼓励这类组织参与农业经济发展中来, 因为农村农民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 农村的生活不只是经济和政治, 远比金钱和权力更为丰富, 公共精神和社会的力量也是无穷的。另外, 可以鼓励慈善机构的发展, 吸收社会上富余的资金投向农村发展公益事业。
2. 整合财政支农资金, 形成支农的拳头效应
目前, 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分散在各有关部门, 不同管理渠道投资在使用方向、建设内容、项目安排等方面协调不够、重复投入的问题仍存在。支农资金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就要将各部门分散的涉农资金整合使用,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从中央各有关部门作为起点, 自上而下各级统一, 财政安排的支农资金由财政部门牵头、协调和管理, 明确财政与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 进一步明确各主管部门的职能, 划清各主管部门所负责规划和管理的农业投资项目的范围、内容, 使各主管部门的职能和所负责规划管理的农业投资项目的范围和内容不交叉、不重复。中央、省、市应按照资金分配规范、使用范围明晰、管理监督严格、职责效能统一的要求, 对现行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进行清理, 制定统一的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为支农资金整合提供制度支撑。在支农资金整合管理中, 还要谨防一些部门拥有资源配置权利过大, 为腐败现象创造土壤。支农资金的整合, 有利于逐步规范政府农业资金投向、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 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明确资金使用中的权责利关系, 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资金合力和整体效益, 有利于遏制地方政府跑钱跑项目的不良风气。
3. 建立健全对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监督机制
财政支农资金涉及到我国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财政支农效果的好坏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对财政支农资金实施有效的监督, 有利于促进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不断提高。对于支农资金的监督, 应更注重实效, 而不是形式。目前, 很多的监督检查工作都停留在文字上, 对于资金使用的实际效果只作为很小的一部分。要充分发挥地方人大和上级财政部门的监督作用, 真正把监督工作做到实处, 防止“声势大, 实效小”, 确保支农资金的每一分钱都要用到为农民谋福利上。充分发挥媒体、网络的作用, 对所有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政策、项目、资金安排及补助办法进行公示, 增加支农惠农政策的透明度。要变事后监督为事中监督, 在支农资金覆盖范围内, 安排专门组织对支农资金使用进行明察暗访, 对支农资金使用中的挪用、浪费现象坚决予以严肃处理, 提高违规成本, 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4. 因地制宜地有序推进城镇化水平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已确定, 2010年“三农”工作将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各地应根据本地实际, 适时有序地推进城镇化。目前, 在城镇化过程中, 出现“变味”的苗头, 部分地方政府有为城镇化而城镇化的倾向, 是为达到某些硬性指标而推动当地的城镇化, 而实际却并未为城镇化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城镇化过程中, 要充分保障农民的财产受益权, 完善失地农民的就业救济体系, 真正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保障制度, 确保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教、青壮可以就业。在统筹城乡的过程中, 要坚决杜绝将“统筹城乡”演变为“以城吃乡”的新一轮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
支持路径 篇2
：证券日报 | 发布时间：2012年11月06日 08:26 | 作者：张歆
扶持小微企业从扶持中小银行开始。日前，来自监管部门和银行业界的相关高管就“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展开专题研讨，从小微企业融资难到中小银行上市和分类监管等话题，银行家与监管层的“智慧碰撞”擦出了不少的火花。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
优化小企业金融生态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介绍，据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11.56万亿，较2009年一季度末增长2.6倍，占全部企业贷款比重也相对由2009年一季度末的20.5%上升到28.6%，同期，大、中企业贷款余额同比累计增长1.6倍，占比则从79.5%下降为71.4%。
资金紧、融资难往往是小企业多种经营困难的外在表现，潘功胜说，尤其在当前经济下行特别是国际市场低迷，以加工制造出口为主的小企业受到的冲击还可能持续，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近年来对小企业的贷款增速明显高于大、中企业，但其资金紧张和融资难问题仍会存在。
潘功胜建议，强化基础建设，优化小企业金融生态。包括知识系统、征信系统、抵押、破产制度、会计审计标准、风险分档和融资担保，优化小企业的金融生态环境，推动小企业的融资便利化。
此外，未来还要加快发展真正面向小微企业的微型金融组织。国内外实践反复证明，大银行为主的微型金融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小微企业需求，需要大力发展与小企业具有信息和交易成本对称优势的微型金融组织。
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
加快推动城商行农商行上市
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表示，应加快推动城商行、农商行上市，降低对其上市的隐性资产规模要求。
陈东征认为，现在金融是整个一个系统，资本市场支持小微企业，但普通的小微企业是不可能上市的，恰恰是中小的城商行和农商行的上市实践已经证明，其能够对小微企业发挥最大的支持效用。至于中小银行上市的风险控制问题，先有银监会严格的监管，再有上市以后对于中小银行本身的治理结构的改善，实际上上市以后风险是可控并减少的。
陈东征希望，对于中小城商行加快上市的认识，能够逐步趋于一致。对于城商行上市，期望零风险是不对的，企业发展过程中，风险是必备的，特别是利用资本市场，但是只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不出现重大恶性事件，其他的风险是必须的，而且是能够承受的，寄希望于零风险、零代价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城商行和农商行，这是不现实的。
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
中小银行是服务小微的中坚
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表示，广大中小银行是服务小微企业的中坚力量。数据显示，全国147家城市商业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占比远高于大型银行，中小银行平均每个银行网点的贷款支持的客户数量普遍是大银行的5倍以上。目前我们积极制定推出了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企业贷款的专项金融债发行方案，成功发行了300亿元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目前北京银行仅在北京地区就为近7万户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占北京地区企业总量的1/4。今年以来小微企业贷款增幅达到了25%，中小企业贷款增量占全行贷款增量的69%。
闫冰竹强调，支持中小银行创新发展，一是给予中小银行平等的市场定位。二是给予中小银行差异化的政策支持，比如实行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资本管理要求，给予中小银行适当的税收优惠。三是创新银行业分类监管模式，实行以资产规模和监管评级为主要标准。四是鼓励中小银行在中西部地区增设网点，为欠发达地区小微企业发展注入金融的血脉，推进金融服务的区域均衡化。
民生银行监事会主席段青山：
四年累计发放贷款超7000亿
民生银行监事会主席段青山表示，近四年来，民生银行为小微企业服务接近80余万户，这其中的35%是小型加工企业，65%是服务业，累计发放贷款超过了7000亿元。为了使对小微企业服务质量更高，更完善，民生银行成立了将近2000个小微金融服务合作社。民生银行近四年当中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模式，确立了六大核心支柱。一是大数定理，二是价格覆盖风险，三是批量化、规模化，四是流程化，五是专业化和专门化，六是综合金融服务。
他还表示，通过近年来的发展，民生银行未来的战略更坚定，意义更大，未来五年内将小微企业增加到200万户，每个客户至少拥有民生银行的产品三到四个，贷款余额达到6000亿到8000亿，不良控制在1%以内。与地方政府组建两万个小微企业合作社，为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的服务，使民生银行成为小微企业的主办行，或者金融服务商。
建立适合小微企业成长的金融生态环境来源：证券日报 | 发布时间：2012年10月08日 07:39 | 作者：赵鹏飞
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已经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小微企业融资难有很多原因，其中我国银行体系的桎梏是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知道，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的突出的特征在于：第一，设立门槛低。小微企业注册资金需求量小。第二，经营管理集权化。小微企业基本上都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的，很多国家的小微企业体现为家族式企业，一些民营小微企业靠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维持企业运行，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民主决策机制，管理方式落后，没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第三，信息透明度差。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对于资金提供者具有更大的不透明性，出于成本费用考虑，小微企业的财务信息披露相对较低。第四，小微企业的经营风险大。小微企业产品品种单一，技术水平低，易受市场环境的影响。第五，小微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弱。小微企业规模小，知名度不高。可用于抵押担保的资产少。倒闭和破产的风险比较大。
我们又知道，世界各国金融体系有不同的类型，一般而言，根据中介和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不同，金融体系可以分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两种模式，从功能角度看，不同的金融体系对小微企业融资的作用是不同的。我国金融体系从动态观点看，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向着市场化方向发展的速度较快，但从静态看，银行仍然占绝对优势，这就决定了我国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还是银行体系。
就我国银行体系行业结构而言，几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仍然处于规模超大和垄断力较强的地位，中小商业银行无法与之相比。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1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13.3万亿元，负债总额106.1万亿元，所有者权益7.2万亿元。从机构类型看，资产规模较大的依次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分别为47.3%、16.2%和15.2%。这说明，我国银行系统迄今为止还是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体的。2008年末，银行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是4.4万亿，2009年末是5.82万亿，2010年末是7.55万亿。截至2011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小企业贷款余额与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之和）15万亿元，其中，小企业贷款10.8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7.3%。当前，我国银行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的贷款规模占总贷款规模的比例还是比较小的。我国银行系统是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与大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和小微企业的信贷融资关系更为紧密，但是中小银行的实力和大银行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就我国银行体系的信贷政策而言，难以为小微企业提供“及时雨”。商业银行给企业放款时一般需要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信用状况、财务状况、管理者素质、现金流量、发展前景等方面的信息。但是小微企业的特征导致了其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有很大的难度，首先，小微企业多是民营企业，财务制度不规范，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导致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慎之又慎;第二，抵押和担保是银行对信息不透明的企业提供贷款时保护自己利益的重要工具，而小微企业本身资产就较少，普遍缺乏可用于抵押担保的土地或房产等资产;第三，小微企业贷款额度小频率高，银行的服务成本较高，导致其不愿为小微企业贷款。
近几年，国家对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十分重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和措施。而笔者认为，建立适合小微企业成长的金融生态环境主要应该包括：提高大型银行对小微企业的服务意识和能力，发挥中小商业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推动服务小微企业的新型金融机构的建设，促进小额贷款公司的稳步发展。还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等。不是所有银行都适宜开展小微金融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13日 10:41 | 作者：王保东
■金融视角
■王保东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稳中回落，在此背景下，企业景气度逐渐下降，小微企业则更加突出，导致小微企业融资的风险明显上升。而银行开展小微金融业务的热情却前所未有，各类媒体有关银行小微信贷的广告充塞视听，无论大、中、小银行，一拥而上。上半年，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投放小微企业贷款9332亿元，占同期全部企业贷款增量的32．7％；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比同期大、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10．1个和5．9个百分点。昔日被银行视为雷区的小微企业，似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香饽饽、聚宝盆，着实有点让人难于理解。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无外乎三点：一是监管部门出台了政策，引导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二是在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迫于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不得不进行业务转型，推进客户结构重心下移；三是今年以来，实体经济信贷需求减少，商业银行必须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力求实现可持续发展。商业银行积极推进小微金融，既可能是主动的战略转型，也可能是形势所迫的无奈之举。不管是什么原因，关键的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风险如何控制，这是经营银行的首要任务。此前，银行之所以不敢深入涉足小微企业，根本原因就是小微业务风险高，难防控。在经济下行阶段，水更深、浪更急，银行偏要一个“猛子”扎下去，不知道将来还有多少能够浮出水面。
监管部门引导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是在履行正当的监管职能，但不能靠硬指标强行推动。中小企业融资是世界性难题，更何况是小微企业。西方发达国家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主要是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途径。如美国、加拿大、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政府都设置了中小企业管理局或类似机构，专司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对于这些企业融资，集政策性支持资金、金融机构商业信贷及社会风险投资于一体，政府主导，模式多元；对于担保方式也以政府担保为主，其他类型担保为辅；更重要的是针对小微企业和小微金融的法律健全，有利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商业银行自然也参与其中，但并不是小微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政府也积极引导商业银行支持小微企业，但更多的是依靠市场化手段，而不是强制要求。
其实，不是所有银行都适合开展小微金融业务，这主要是出于风险和成本的考虑。不同规模的银行有着自己相对适应的业务边界，这个边界是由该类银行的一整套与其规模和范围相符合的业务流程、运行机理、激励约束机制和系统最优设置所决定的。我国把企业分为大、中、小、微四类，其中所谓微型企业，可能本质上就是个体工商户，既无可抵押又没有规范的财务管理，很难掌握真实经营情况。银行对这样的企业贷款，更多的是要依赖无法用硬指标来衡量的软信息，而获得软信息的成本很大，尤其是面对庞大的客户群体简直难以操作。用传统对公或对私贷款的经营模式似乎都不合适，发展草根金融，还需要专门的团队、专门的系统和专门的操作机制。
这样，可能越是大银行越缺乏灵活性，越不适宜开展小微金融业务。资料显示，在国外的银行业中，开展小微金融业务的主力是中小银行，更确切地说是小微银行、社区银行。当然也不乏例外，如美国的富国银行，不仅是在美排名前五位的大型银行，还是成功开展小微信贷的典范。但要注意到，富国银行成功的关键在于“做社区银行”是其核心战略定位，并以此配置资源、设定机制，而社区银行最适合服务小微企业。即使这样，2010年小微企业贷款只占富国银行信贷总量的11．7％，其他美国大行的小微企业贷款更是占比寥寥。在我国，不仅大型银行不可能有富国银行这样的战略定位，绝大部分中型银行、股份制银行也难于如此。富国银行只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效仿富国银行，更多的还是要和我国的实情相结合，否则只能得其形，难于得其实，出现南橘北枳的效果。
大型银行战略转型的重点应该是综合化经营，这一点中小银行难以比拟。发展小微金融应该是中小银行业务转型的重点，尤其是城商行和农商行，由于地缘优势，更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难题，操作程序也更为简便易行，效率优势、成本优势更明显。而从实际情况看，一些城商行和农商行似乎对小微金融的兴趣并不高，更热衷于和大中型银行争抢大客户，倒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普遍对小微金融高度重视，也出现了民生银行这样的行业标杆，未来股份制银行群体在发展小微金融方面可能成效更为突出。
如何防控小微贷款风险始终是影响小微金融业务发展的难题。从监管统计数据看，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比企业贷款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其中单户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比平均水平高出四倍。到明年小微信贷不良率可能更高，因此做好小微金融必须以守住风险底限为根本前提。从公开材料看，一些银行通过加强创新来降低小微业务风险，如产品创新、担保创新、机制创新以及提高风险容忍度等等。实质上，这些创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客户的风险，只是银行主观上设置了一些保护措施。面对高风险的客户群体，如果不能做到适度的信息对称，所有的创新都可能无济于事。
总之，商业银行发展小微金融，一定要量力而行，切实控制好风险和成本，逐渐形成差异化的竞争特色，不应盲从，一哄而上。另外还应循序渐进，逐步培养客户，把小客户扶持成大客户，切不可急功近利，一味追求放贷规模，下硬指标强行推动，那样基层为了完成任务就会饥不择食，埋下风险隐患。最后还要选择好行业，把握好经济周期，顺势而为才能有所为。
（作者为光大银行战略管理部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给小微企业更多“资金给养”来源：人民日报 | 发布时间：2012年10月22日 08:38 | 作者：欧阳洁
在当前国内小微企业经营普遍陷入低潮，越需要资金扶持越面临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需要开辟新路径，开拓新局面
浙江省小微企业数量众多，企业外向型程度较高，在本轮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相比大中企业小微企业所受的冲击更为猛烈。然而，最新数据表明，今年前8月该省小微企业贷款新增量依然位列全国第二位，贷款余额和累计发放量居全国首位——这说明，浙江大多数小微企业还是从银行得到了较好的“资金给养”。
浙江省小微金融服务的创新之处在于推广新的信贷模式，发展信用贷款，优化还款方式。“经济下行谨联保”——在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原本备受银行青睐的联保，不但不能降低风险，反倒随着企业的陆续倒闭，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个别企业的经营和违约风险通过担保链条向外扩散，波及更多企业，放大信贷风险。浙江省银行的做法是，回归对企业本身信用、经营能力和还款能力的考察，发展信用贷款，化解企业连带风险。另一创新是还款方式的优化，更适应于小微企业财务特点的年审制、无还款续贷等还款方式，减轻了企业续贷过程中的流动性压力，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为小微企业走出经营困境创造了更多有利条件。
在今年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下，小微企业信贷或将面临更多困难，创新金融服务和产品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在不少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小微企业经营遭受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企业倒闭潮。随之而来的是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加速上升。原本小微企业贷款就是银行的高风险资产，在当前信贷风险增加的情况下，银行放贷的动力必将有所减弱。另一方面，近来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了新一轮大规模的投融资计划，涉及交通基础设施、污水处理等项目建设，这些项目都需要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支持，就有可能导致更多的信贷资源流向地方投资项目，而对小微企业信贷形成“挤出效应”。
在当前国内小微企业经营普遍陷入低潮，越需要资金扶持越面临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需要开辟新路径，开拓新局面。
信贷模式的创新只是创新、完善小微金融的第一步。从根本上改善小微企业贷款难，还有赖于银行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的提升。如信用贷款的推广，就要求银行能充分了解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的周期和资金周转的特点，从而准确地计算小微企业的现金流，确定对企业的授信额度和期限，贷后还要通过多种手段及时了解客户的经营情况，风险状况；又如运用新的还款方式，要求银行能为企业提前“划算”，提前审查、审批，设计新的流程、信贷系统和借款合同，为企业进行虚拟还款，延长贷款期限，等等。
中小企业金融支持路径的研究 篇3
关键词：金融支持路径；关系融资；社会网络；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贷款难，是近年来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最主要的瓶颈。而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则主要是因为金融领域贷款渠道有限，企业告借无门。银行嫌贫爱富，重大轻小，偏私向公。特别是民营企业资金基本靠自己积累，不利于企业发展，不利于企业抵抗风险。文章尝试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中小企业金融支持路径问题，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社会网络视角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路径的研究是对关系型融资理论的一个补充。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很大程度依靠关系网络，即所谓的关系型融资。社会网络视角从微观层面剖析社会网络关系对金融支持路径的影响，同时也丰富了社会网络理论的运用领域。社会网络视角也为解决金融支持路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中小企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社会网络状况，探寻维护和开发有利于中小企业获得融资的社会网络关系。
一、社会网络测量维度
经常用来测量社会网络的3个指标为：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网络凝聚子群。网络密度可以被描述为网络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代表行动者实际上他们可以有效地利用的连接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有多少的信息可以在成员之间转移。密度是指测量自我中心网络中N个客体之间互相联络的程度（忽略了关系主体ego，因为本来所有的客体都与之直接联系）。中心度描述了核心位置的节点占据网络的程度，使用一个定量指标以反映节点的能力。在无向二进制图中，行为人程度中心度测量社会网络中一个节点与所有其他节点相联系的程度。当网络中的一些成员比其他人更紧密相连，他们形成了一个凝聚子群。没有比较明确的“凝聚子群”的定义，大体上来说，“凝聚子群是满足如下条件的一个行动者子集合，即在此集合中的行动者之间具有相对较强、直接、紧密、经常的或者积极的关系”。
二、社会网络视角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路径的研究思路
采用社会网络视角研究中小企业金融支持路径问题，研究思路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基于自我报告法的调查问卷（或访谈）来了解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网络，二是通过基于提名法的调查问卷（或访谈）来了解中小企业具体的金融支持网络。如果能了解中小企业具体的金融支持网络，那是最好的，可是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文章选择了通过自我报告法的调查问卷来了解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网络。下面将会从社会网络视角设计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网络调查问卷。
三、研究假设
信息流是指中小企业社会网络中企业与金融支持者之间交流互动所流动的贷款信息。能量流是指中小企业社会网络中企业与金融支持者之间交流互动所传递的能量，正能量即指企业与金融支持者之间相互信任、守信的状态。网络结构包括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和网络结构洞。网络结构与信息流、能量流、融资路径之间的关系假设如下：
H1：中小企业网络密度越大，信息流越大；
H2：中小企业网络密度越大，能量流越大；
H3：中小企业网络中心度越大，信息流越大；
H4：中小企业网络中心度越大，能量流越大；
H5：中小企业网络密度越大，信息流越大；
H6：中小企业网络密度越大，能量流越大；
H7：中小企业信息流越大；融资路径越通畅；
H8：中小企业能量流越大；融资路径越通畅；
四、问卷设计
根据前面理论假设中提出的变量，针对每个变量设置观测指标，用 Likert5 级量表采用自我报告法设计问卷如表1：
表1 自我报告法社会网络调查表
五、结论
论政府支持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径 篇4
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在完全竞争市场中, 通过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 可以自动实现供求均衡, 个人和厂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活动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进入最佳状态, 实现最高效率, 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 完全竞争只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状态,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由于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不足, 仅仅通过“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运行, 必然出现市场失灵。产业集群内部的不正当行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制度创新、产业集群外部的市场环境建设均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和支持。
1、消除集群外部负效应
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不仅取决于每一个单位的资源配置效率, 而且还受到区域内社会经济活动及各个行为主体相互作用的影响。在一定的区域内, 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 其外部性特征更为显著。外部性的产生是多方面的, 或是由于空间上接近或聚集, 节约了运输成本, 为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条件;或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集中, 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或是由于大量社会经济活动在区域内的空间聚集, 便利了信息的交换和技术扩散, 提高了市场效率, 节约了交易费用, 等等。这种经济利益, 为企业带来了无需偿付的额外收益。正是由于这种外部性利益的存在, 引起了企业的空间聚集。然而, 企业空间聚集的结果, 在带来正的外部性的同时, 也会带来负的外部性, 即企业的空间聚集和相互接近, 在带来诸多聚集利益的同时, 也可能因某一个体的区位聚集增加了废水、废弃、废渣的排放, 甚至影响周边的生态环境, 这显然对其他个体乃至整体带来了损失。但是, 在市场机制下, 该个体却并未为此支付代价或遭受损失, 形成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 从而在整体上削弱聚集利益。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解决的, 因此, 必须有政府的介入和干预, 通过控制集聚的负外部性, 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2、提供公共产品
关于公共产品, 弗里德曼指出: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 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换句话说, 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 生产者就无法排斥那些不为此产品付费的个人使用或消费。从公共产品的这个定义可以得出公共产品的两个特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私人产品是竞争性的, 当你获得某项产品时, 排斥了其他人购买它的可能性。而非竞争性商品每个人都可以得到, 且不影响任何个人消费它们的可能性。也就是说, 一个商品在给定的生产条件下, 向一个额外消费者提供商品的边际成本为零。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这样来说明公共物品的这一特征:“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不会造成其他人消费的减少。”由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 决定了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不会提供这些产品, 也就是说, 公共产品不能由市场机制的方式来配置, 只能由政府行为来配置, 或者在政府参与下配置。然而, 从本质上说, 公共产品又是形成区域聚集的物质承载者, 是控制区域聚集规模的关键因素。
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服务越完善, 质量越高, 该区域或局部地区的聚集效应就越大, 对居民和企业的迁入和土地投资就越有吸引力, 从而使该区域或局部地区土地的利用率提高, 土地利用的集约性就越强。反之, 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较低, 则可能构成对聚集效应发挥作用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约束。同时, 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 一方面对公共物品投资、生产、经营等活动所诱发出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为许多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市场;另一方面这些产业反过来又扩大了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增加产业聚集效应, 最终影响整个区域的投资状况和收入状况, 以及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持续时间。而且, 居民和企业的选址也总是趋向聚集效益较高的公共产品周围地区, 以“免费搭车”的方式获取经济外在化的好处, 公共物品的布局成为厂商和企业区位选择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是形成区域聚集效应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 不同的企业和居民对公共物品有不同的要求, 相应地会使区域内部不同地域形成不同的聚集体, 因此, 通过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进行最佳配置, 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的优化十分重要。
3、维护市场秩序
政府是市场发育的第一推动力, 市场主体的成长有赖于政府的规范。从理论上分析,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 在于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形成和维护离不开政府, 无论是财产权的保护还是市场交易规则的形成和维护, 都需要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化。正如弗里德曼指出:“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 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因此, 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市场运行和调节的规则体系, 在规范人们行为的基础上, 建立社会信用, 保护包括私人财产在内的各类资源产权, 消除市场进出壁垒, 制定入园企业规范, 为各类经济主体创造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和安全有效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成为政府的自然之责。制度创新是实行产业集群战略的关键。政府制度创新是要形成一种政策调控、间接干预和优质服务体系, 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发展空间, 以期解决诸如风险融资、中介服务、产学研合作、信息支持、产业空间布局等问题。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制度创新, 包括政策创新及其服务创新, 优化创新环境, 为产业集群、科技进步与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二、政府支持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径
产业集群不仅构成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空间构架, 还常常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所在。因此, 对许多地区而言, 在产业发展起步阶段, 由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技术含量不高、竞争力低下, 寻求通过政府的支持引导促使当地关联企业走向产业集群的路径是一项既现实又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基于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律, 政府可以从七个方面来支持和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1、根据地方经济的比较优势, 提出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
政府主要职能之一, 就是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政府产业政策要因地制宜, 立足自身比较优势, 提出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经科学论证具有发展集聚潜力的产业, 可以通过人为选择催生关键性企业, 从而进行强制性培育。对已经形成集聚雏形的产业, 也可以通过直接扶持予以强制性培育。强制性培育并不是对经济的武断干预, 而是政府直接或间接创造有利于集群形成的环境与利益机制, 从而使得产业中的大多数企业在新环境与利益机制中, 按照集群发展的要求自我调整。政府的培育措施可以包括以下几点。
(1) 通过对产业发展的公共性需求进行投入, 提升产业经济外部性。集聚产业的发展中有许多投入是可以满足公共需求的, 但各个企业分别投入则既可能出现因规模不经济而导致的成本上升, 也有可能由于投入巨大或者风险巨大而没有企业进行投入, 这都将极大地制约产业发展。公共需求的集中投入既可以使得原先不可能的投入变得可能, 也使得可能的投入获得规模经济, 从而提升产业经济的外部性。如政府可以直接建立科研机构或者对科研机构进行补贴, 通过政策优惠或者资助鼓励某些检测设备、仪器等专业服务机构的成立, 建立专业化的贸易市场等等。
(2) 通过原料提供与市场拓展等的专业化经营, 强化与引导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分工是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力量, 但如果集聚企业都是“小而全”, 则引导比较困难。此时政府可以从相对比较独立的采购和销售两个环节着手引导专业化分工, 进而通过专业化分工的利益机制与理念传导促使企业逐步向专业化分工的方向调整自身经营。如政策鼓励专门的采购机构出现, 由于大规模采购的成本优势以及政策优惠该采购企业能以较低的价格向各企业供货, 利益机制将促使各生产企业将采购外包。政策鼓励专门的销售与包装公司成立, 同样将由于专业化与规模的优势促使各生产企业将销售功能从企业剥离。专业化分工的理念传递与现实的利益将促使各企业自主寻求更大的专业化利润路径, 产业专业化可望形成。政府对关键专业技术进行扶持、促进中间品市场的形成等对引导专业化分工也具有明显的作用。
2、制定完善的法律规范
政府作为重要的制度供给者, 首要的职能就是制定规则, 并保证这个规则能实施;制定完善且配套的法律政策, 保证市场经济的运行。在产业集群的发展中, 政府需要有全新的观念, 在鼓励基础性研究、制定执行保证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等方面做出积极努力。在集群发展过程的创新活动中, 政府通过法律、经济和组织管理手段在制度、环境和政策层面引导创新活动的方向, 创建集群内部的研究开发体系, 刺激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协调创新、保护创新成果和协调创新主体之间的矛盾。同时, 要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 还必须特别注意健全中小企业的法律支持体系。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法治经济。要依法为中小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 依法扶持和引导中小企业, 把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完全纳入法制化轨道, 以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
3、建立与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
交易费用的下降不仅是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因素, 而且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减少行政审批、降低各项收费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一个渠道, 建立与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则是降低交易费用的另一个有效途径。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包括融资服务体系 (如贷款担保公司、租赁公司、产业投资基金等) 、人才服务体系 (如人力资源公司、专业化的培训机构) 、信息服务体系 (包括产业研究机构、市场调查公司、广告公司等) 、物流仓储服务体系、技术服务体系等。
4、引导园区产业发展
产业园区是政府组织经济工作的切入点, 它可以集中贯彻政府的产业政策, 并能有效地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地方政府应该集中有限资源, 突出重点的优先建设与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和辅助设施, 优先进行产业园区建设, 这样可以有效地实现产业集聚。同时, 地方政府应建立工业园区, 使产业集群地理更为集中, 而且产业园区建设可以集约利用基础设施, 降低产业发展成本;集中投资于供水、供电、道路、通信及环保等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 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可以推动企业集中连片发展, 集约利用土地, 降低整体开发建设成本。
具体来看, 政府可以通过建设科技园、技术城等政策, 以特色产业、优势产业为重点, 加快产业园区和科技园区的规划与建设, 积极引导企业向各类园区集聚, 创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地方政府可以成立专门的园区工作小组, 负责园区的规划和决策, 通过社会、集体和企业或个人三方集资, 组建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实行业主开发制, 负责园区的日常管理;地方政府作为园区发展的长期规划者, 不仅要为入园企业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还要在价格、税费减免、融资、技术创新等方面实施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同时, 要注意引导和吸引大企业落户本地。在本地区大型核心企业缺乏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大企业在当地落户, 包括国际性的大跨国公司。这类大企业的进入能对当地中小企业产生较大的中间产品的生产需求;有时国际性大企业进入一地, 就可能吸引为其提供零部件生产的整个分包网络“搬迁”到该地区, 从而形成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当然, 要吸引大公司进入, 除了充分发挥本地“先天”所具备的基本生产要素———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良的地理位置、宜人的气候条件和初级劳工等吸引力, 还需要地方政府大力投资创造“后天”的高等生产要素, 如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与外界交流便利的现代化电信网络、透明而非歧视的引资政策、高效简捷的政府办事效率等。
5、培育区域诚信文化
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协同效应、激烈的竞争和紧密的合作都可以被当作产业集群正的外部性。但产业集群也存在负的外部性, 如产业集群内一家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就可能导致整个产业集群受到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 温州的制鞋业就是一个例证。产业集群内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由产业集群内的机制来消除, 但产业集群外的机会主义行为往往需要政府行为来消除。一方面, 可以通过培育以信任为基础的区域文化, 促使集群内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应运用舆论的力量, 大力宣传、引导集群文化的形成。政府职能部门与社会中介机构联合, 对集群内企业进行公正客观的信誉平级, 并向集群内外公布, 对信誉良好的企业应大力推介, 对信誉差的企业则给予警示。同时, 地方政府还应积极引导和推动企业建立行业自律性社团组织, 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并举, 共同规范市场秩序, 制止无序竞争。在组建方式上, 可以以企业自发建立为主, 也可以在企业自愿前提下, 由政府协组组建。在组建初期, 可适当赋予一定的行政职能, 然后逐步改造成真正独立于政府之外, 并与政府保持合作关系的社会中介组织, 或者是半官办民, 但民间成分占优势的社会中介组织。同业协会、同业商会为集群内交流思想提供了论坛, 有助于成员企业之间的了解和合作, 有助于消除成员企业所共同面临的障碍。
6、培育促进产业集聚的区域文化
产业集群具有根植性, 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该区域的制度文化基础上的。判断产业集群的重要标准, 是区域内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间具有高度的内在联系, 即企业在一个区域内相邻而结网, 产生信任和合作的愿望。但是,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条块分割、市场机制不健全、社会资本缺乏、低信任度、交易成本高以及有关企业产业各类法规的不完善等制度文化缺陷, 使得我国部分地区和企业只注重使用内部资源, 只注重提高企业内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而不注重寻求企业外部资源, 从而导致产业集群政策难以制定与实施, 产业集群很难有效发展。因此, 对于那些还没有形成地方优势的产业集群的区域, 重要的是培育区域内的企业家和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文化氛围;对于已经形成地方优势的产业集群区域, 也要重视制度文化的创新, 以发挥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7、重视区域创新网络开发
政府要注意协调产、学、研相结合, 充分利用所在地区的大学、科研院所、科技人员等科技资源, 促成集群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合作内容包括直接为当地现有企业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培训技术人才、技术转让、鼓励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或直接创办科技小企业、委托开发等。合作中应采用多种组织制度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结成战略联盟, 形成虚拟研究开发组织等。地方政府还要注意把握知识和技术参与分配的原则,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专门机构正确评估创新成果及研究开发成果的价值, 保障创新者在企业中的利益。明确大学、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向小企业转让技术的责任及相应的激励机制, 促进科研成果向中小企业转移, 从而为产业集群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来源。在现实教育的基础上, 还要充分发挥网络教育和网络沟通的作用, 利用国际流行的E-learning培训教育方式, 拓宽教育培训和交流学习的空间与渠道, 使虚拟交流和现实交流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有形成有效的区域创新网络, 才是产业集群成长壮大、实现持久发展的根本保证。
三、结语
总之, 产业集群发展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重要经济现象, 也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作为政府部门, 应该关注产业发展理论动态, 谋划产业集群发展, 建立产业集群发展的长期愿景。尤其是在新产业的形成初期, 产业集群的优势还没有建立, 还不能形成集聚效应时, 特别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通过政府对产业集群的有效支持, 可促进集群的形成、发展和当地经济的腾飞。
参考文献
[1]符贵兴:产业集群:经济功效、形成路径与政府培育[J].经济学家, 2005 (3) .
[2]钱平凡: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特点与问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3 (12) .
支持路径 篇5
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对于特殊教育教师教学效能、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因素之间的两两关系的探讨，如刘在花川对特殊教育教师教学效能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发现特殊教育教师教学效能感能够显著预测职业枯竭。唐芳贵等发现中小学教师职业枯竭与其所拥有的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即社会支持对教师的职业枯竭具有调节作用。以往对于教师的研究主要从一些消极和负向的维度去考察教师的某种品质或行为，如职业倦怠会使教师的心理、生理、行为和情绪等处于不良状态，工作上呈现出一些不良表现，自身专业发展和个人生活质量受到影响。现在越来越重视从积极性、正面的视角去研究和建构教师优良品质，如教师胜任能力和敬业精神等。针对同样的问题，消极视角下的研究采取的干预的策略，积极视角下的研究走的是主动防御的路线即注重品质的建构。我们认为特殊教育教师的研究应该是两种路线的整合，本文拟从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状况正反两个侧面以及社会支持维度来全面考察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状况，揭示特殊教育教师教学效能、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内部的作用机制。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重庆市特殊学校教师，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在重庆市11所区县特殊学校发放3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74份，有效回收率为91。3%。在这274份有效问卷中，盲校教师32人，聋校教师153人，培智学校教师89人。其中男教师132人，女教师142人；年龄在30岁以下的86人，31—40岁121人，41—50岁51人，51岁以上16人；专科以下文化程度6人，专科文化程度121人，本科文化程度137人，硕士以上文化程度10人。
（二）研究工具
1。教师教学效能感量表，该量表是辛涛等人1995年修订的“教师教学效能感量表”。该量表共有27道题，采用6点制评分标准，量表分为两个维度，即个人教学效能感与一般教学效能感。总量表和两个分量表的克隆巴a同质性系数分别为0。77，0。74和0。54。
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由肖水源于1986年编制，该量表共有十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三个维度。两个月重测，总分一致性R=0。92（p<0。01），各条目一致性R1—R10在0。89—0。94之间，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国内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测定结果与身心健康结果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即该量表具有较好的预测效度（predictivevalidity）。
3。Malasch倦怠问卷（MaslachBurnoutInventory，MBI），此问卷为1982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Maslach和Jackson联手开发。MBI分为3个分量表：情感耗竭（9个项目）、人格解体（5个项目）和个人成就（8个项目），MBI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采用克隆巴赫a系数来表示，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三个分量表的a系数分别为0。900。79和0。710。
（三）数据处理
数据收集完毕，剔除无效问卷，由研究者统一对问卷进行编码、录人数据，采用SPSS15。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特殊教育教师教学效能感、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的相关分析
由表1可知，特殊教育教师的情感耗竭与个人教学效能感、客观支持、效能总分、支持总分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与一般教学效能呈显著正相关。人格解体与一般教学效能、个人教学效能感、效能总分、主观支持、支持总分呈显著的负相关。个人成就与个人教学效能感、效能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支持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倦怠总分与一般教学效能、个人教学效能感、效能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呈显著的负相关。
由表2可知，一般教学效能感与主观支持呈显著的正相关，与支持利用度呈显著的负相关。个人教学效能感与主观支持呈显著正相关，与支持利用度呈显著的负相关。
（二）特殊教育教师情感耗竭的回归、路径分析
以一般教学效能感、个人教学效能感、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为自变量，以情感耗竭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自变量进人回归方程的标准时F的相伴概率必须小于或等于0。05，自变量被方程排除的标准时F的相伴概率必须大于或等于0。1。由表3可知，个人教学效能感、主观支持进人模型，特殊教育教师的个人教学效能感、主观支持可以预测情感耗竭程度。以第一次回归发现的个人教学效能感、主观支持两个变量为因变量探寻影响它们的自变量，方法同上。表3说明一般教学效能感、主观支持可以预测特殊教育教师个人教学效能感且都是正向的，即一般教学效能感、主观支持分数越高则个人教学效能感越高；个人教学效能感、支持利用度可以预测主观支持。由表3绘制了情感耗竭的路径分析图如下：
由图i可知，特殊教育教师的情感耗竭的一阶因子是个人效能和主观支持，高阶因子是一般教学效能和支持利用，因变量情感耗竭受到显著影响的路径有五条：第一条是个人教学效能、主观支持→情感耗竭；第二条是一般教学效能→个人教学效能→情感耗竭；第三条是支持利用→主观支持→情感耗竭；第四条是一般教学效能→个人教学效能→主观支持→情感耗蝎；第五条是支持利用→主观支持→个人教学效能→情感耗竭。
（三）特殊教育教师人格解体的回归、路径分析
以一般教学效能感、个人教学效能感、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为自变量，以人格解体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由表4可知个人教学效能感可预测人格解体。
以个人教学效能感为因变量再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一般教学效能感、主观支持进人模型。以表4绘制特殊教育教师人格解体的路径分析图如下：
从图2可以看出，因变量人格解体受到显著影响的三条路径：第一条是个人教学效能→人格解体；第二条是一般教学效能→个人教学效能→人格解体；第三那条是主观支持→个人教学效能→人格解体。
（三）特殊教育教师倦怠总分的回归、路径分析
以一般教学效能感、个人教学效能感、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为自变量，倦怠总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表5显示，个人教学效能感、客观支持可以显著地预测特殊教育教师倦怠总分；以个人教学效能感为因变量再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主观支持进人模型；以客观支持为因变量再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支持利用度进人模型。由表6绘制特殊教育教师倦怠总分的路径分析图如下：
从图4可以看出，因变量倦怠总分受到显著影响的路径有四条：第一条是客观支持、个人教学效能。倦怠总分；第二条是一般教学效能→个人教学效能、倦怠总分；第三条是主观支持、个人教学效能、倦怠总分；第四条是支持利用度。客观支持→倦怠总分。
四、讨论
（一）特殊教育教师教学效能感、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的相关分析
职业倦怠总分与社会支持、教学效能各维度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社会支持、教学效能可以从反面折射出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倦怠状况。一般教学效能感与主观支持呈显著的正相关，与支持利用度呈显著的负相关，这与黄喜珊等的研究一致。个人教学效能感与主观支持呈显著正相关，与支持利用度呈显著的负相关。由上可见，主观支持对特殊教育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尤其是个人教学效能感有积极的影响。支持利用度与特殊教育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之间的负相关，暗示教学效能感高的教师在遇到职业倦怠时更多的依靠自己去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排斥社会支持，反映了高效能感的特殊教育教师具有较高的自尊，这一点值得在理论上探讨和实践中注意。
（二）特殊教育教师情感耗竭的路径分析
进人特殊教育教师情感耗竭路径分析图的预测变量有：个人教学效能感、主观支持、一般教学效能、支持利用度。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对特殊教育教师情感耗竭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是个人教学效能和主观支持，产生间接影响的因素是一般教学效能和支持利用。一般教学效能和主观支持都通过个人教学效能、主观支持对特殊教育教师情感耗竭产生影响。支持利用度主要考察特殊教育教师在遇到问题烦恼时主动寻找支持的能力且大都偏向于情绪发泄和调节等方面，所以可以解释特殊教育教师的主观支持度。综上说明特殊教育教师的情感耗竭可以通过提高特殊教育教师的个人效能感和主观支持度来降低，情感耗竭主要涉及特殊教育教师很深的负性情绪，既需要建构在特殊教育教师自己身上的教学效能的来抵制，更需要家人、朋友、领导、同事的心理关怀，另外特殊教育教师在产生情感耗竭时也应该积极主动地寻求帮助，平时多参加一些团体组织活动。
（三）特殊教育教师人格解体的路径分析
进人特殊教育教师人格解体路径分析图的预测变量有：个人教学效能、一般教学效能、主观支持。对特殊教育教师人格解体产生直接影响是个人教学效能感，产生间接影响是一般教学效能和主观支持，即一般教学效能和主观支持通过个人教学效能对特殊教育教师人格解体产生影响。该路径分析的结果显示个人教学效能感越高则特殊教育教师人格解体水平也越低，一般教学效能和主观支持对特殊教育教师个人教学效能有积极的正向的影响。
（四）特殊教育教师倦怠总分的路径分析
进入特殊教育教师倦怠总分路径分析图的预测变量有：个人教学效能、客观支持、一般教学效能、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在这些因素中，对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倦怠总分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是个人教学效能和客观支持，对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倦怠总分产生间接影响的因素是一般教学效能、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特殊教育教师的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主观支持都通过个人教学效能感对倦怠总分产生影响，支持利用度也通过客观支持对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倦怠总分产生影响。
路径
支持路径 篇6
关键词：创新金融 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链
2014年中央1号文件为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明确方向，同时为现代农业与农村金融都勾勒出了广阔的施展空间。为深入了解金融在现代农业化实现过程中的杠杆作用，进一步研究深化农村创新金融服务对接模式，本小组对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沈荡镇的浙江万好食品有限公司等相关农业企业展开了调查。由于万好公司的农业产业链经营模式既有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又有家庭农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将重点以“万好模式”为例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1 “万好模式”现代农业产业链发展背景与特点
浙江万好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6月，是一家集研发、种植、加工、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浙江省农业科技企业。公司位于海盐县沈荡镇齐家工业园区，厂区面积约24.5亩，注册资本1000万元，职工350余人，拥有专业研发技术人员13名，主营产品主要为脱水蔬菜、速冻蔬菜和速冻调理食品等三个系列，拥有8条脱水蔬菜生产线、一条3吨/小时的速冻蔬菜生产线、一条1000吨/年的速冻调理食品生产线和13座容积3万立方米的保鲜、冷藏库，日处理鲜菜能力达50吨。近年来，万好公司十分注重品牌建设，其生产的“南湖船菜”牌商标的脱水蔬菜多次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优质奖”、“金奖”、嘉兴市名特优新产品金奖等。
万好公司创业十年，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科技型现代农业龙头企业，得益于日益完善的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即“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场+农户”。这种较稳固的模式为产业链上下游的利益相关者得以在市场中各取所需，生存效益充分保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康庄大路。
万好公司为了使千万农户有序种植，实现规范引导，在2008年支持成立了嘉兴市万好蔬菜专业合作社，共吸纳社员1218人，2012年合作社订单3358份，签约农户2264户，种植面积9865亩，收购蔬菜达26420吨，合同收入2820万元。公司邀请省农科院及市县农技专家对广大蔬菜种植户进行统一培训，坚持“统一供种、统一施肥、统一用药”的“三统一”管理方法，按统一标准、统一质量、统一优惠收购价，保证公司生产的产品从源头上保障“无公害绿色产品”质量要求。目前沈荡镇1500余户蔬菜种植户积极自愿参加嘉兴市万好蔬菜专业合作社，农户有了专业的合作组织，并能按“无公害”要求种植，产品均由合作社包销并由公司全部按优惠价收购，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户卖菜难的情况。据统计，公司2012年共收购蔬菜13592吨，农民收入1903万元，带动种植面积3.8万亩，农户2.6万户，其中连结农户1.25万户，辐射农户1.35万户。
2009年，浙江万好食品有限公司与嘉兴万好蔬菜专业合作社积极参与土地流转，目前已签约的土地流转面积达2000亩。与该公司合作的农场有38个，种植面积约5000亩，2012年收购6758吨，仅合作的收入就达946万元（不包括农场主自行进入市场的销售收入），其中万好公司通过流转土地转包的自有农场有17个。万好公司作为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丰富的农产品加工经验，企业研发能力突出，营销网络覆盖全国。目前政策环境较好，政府制定了多项政策措施鼓励农业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作用，通过发挥产业化经营的优势，免费为农户提供种苗和订单，积极推广丰产、无公害种植技术，推进标准化种植，并保证农户利益，实现互利互惠。
2 万好的产业链模式的特色
2.1 组织性强，产供销一体
表现在龙头企业的产品研发能力强劲，市场导向作用明显，营销网络稳固延伸，销售订单目标明确，生产计划安排有序；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技服务指导常态化、订单生产安排合理，收购价格稳定有保障；农场主现场管理熟练，流转土地利用率高，订单任务有保障；零散的农民参与积极性高，作物品质与产量可靠，订单与市场相结合的销路灵活。
2.2 产业链长，风险可让渡
“万好模式”的一大优点是产业链上下游既有订单合约关系，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农业龙头企业给予保底收购，农场主及农户可以放心生产，消除了价格风险的顾虑，企业也因为有充足的市场供应，特别是其直接参与管理合作社及农场主，确保了主要生产原料安全无公害，而合作社订单也为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同时农户可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向零售市场转移供应，体现了既集中又分散的优势。
2.3 订单农业，投资成本低
万好公司为了加强产源管理和稳定供求关系，在订单农业上采取了“积分制”管理，根据订单履约情况向连续两年保质保量完成订单合同的农户发放金卡，订单保护价提高2毛钱，且确保优先签订合同，还给予化肥等物质奖励；获得银卡的农户，以收购保护价低2毛钱签订合同，普通卡则按吨数签合同，不给予保护价。通过订单履约分级管理，农户的种植积极性高涨，也实质降低了投资风险和成本，为一些有创业需求的农户提供了致富机会。据介绍，每个农场主可向合作社承包200至300亩流转土地，按流转价格每亩1000元计算，加上雇佣劳动力和设施投入，投资成本可控制在50万元左右，产出后每年至少可获利15万元以上。
2.4 利益共生，融资易担保
对于产业链上的企业、合作社、农场主和农户来说，大家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离不开谁，结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共同体。这对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在农业产业弱质、融资担保难的情况下，在资金上互助互利，结成下游拉上游，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富结构。在产业链各个节点的创业初期，下游的合作社或龙头企业往往需要对上游的农场主、农户给予融资担保支持，农场主、农户发展起步后逐步以联保方式代之。
2.5 季节性强，劳动力互补
蔬菜等农作物季节性很强，淡季时农民赋闲，失去了收入来源，因此农业主体之间根据各自种植的作物不同，相互调剂劳动力，是很好的方式。对合作社、农场主来说，便于人员管理，避免淡季过后雇工流失，对于农民来说，每月都是旺季，既拿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租金，又能每月拿到工资收入。
3 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金融作用与问题
农业产业化经营相比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经营，在抵御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的能力方面、在基础设施投入、农业技术应用方面，都得到了质的飞跃。在“万好产业链”中，浙江万好食品有限公司贷款余额3250万元，其中房地产抵押950万元、第三方监管存货质押1000万元、设备抵押200万元、保证贷款910万元、信用贷款190万元；农民专业合作社担保贷款500万元；家庭农场4家，以农场联保方式贷款120万元；农场主5户，以农场主联保方式贷款135万元。对“万好产业链”来说，融资得到了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并且是多种担保方式灵活使用，为产业链各节点的业主及时取得资金提供便利，对产业链的共富成长起到了保障作用。
但是，相较于“万好产业链”，对其它产业链来说，未必能如此幸运，主要还是在于融资需求高、产业风险较大、有效担保不足，农业融资能力先天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
3.1 融资需求持续增长与有效担保不足的矛盾
农业相对二、三产业来说，一方面初期资金投入大，融资需求大幅提升，另一方面风险较大，产出回报慢，而有效担保不足却是农业的先天缺陷。万好公司在刚开始吸引农场主承包流转土地时，面对农场主的贷款担保要求，也是“硬着头皮把章盖上去”，而相关银行面对成片的流转土地和企业积极扩张的乐观前景，也只能顶着风险去支持。从长远分析，银行大量信贷资金投放于农业产业，风险压力很大。且从担保方式来看，农场主联保、分散经营的农户联保，让银行金融机构在利率定价上很难再给予更多优惠让利。
3.2 产业链集中度风险与产业联动效益的矛盾
农业产业弱、生产风险大，这是人所共知的。同时由于产业化经营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风险联动，产业的整体信用风险集中，给银行机构经营与管理造成很大压力。如嘉兴市万好蔬菜专业合作社贷款余额500万元，由浙江万好食品有限公司担保，农场或农场主组成贷款联保小组，整条产业链存在集中度风险。作为银行机构，对产业链上下游信贷扶持也是牵一发动全身，不支持则农业产业化经营萎缩，支持了又担心风险连锁反应。
3.3 创新金融扶持壮大农业现代化的建议
第一是牢固树立全程服务理念。“万好模式”产业链节点多，农信机构应落实专人分片负责，全程跟踪服务，对产业链各节点经营建立动态数据库，随时掌握需求变化，及时提出资金解决方案，积极参与市场趋势研究，并对生产投资进行分析，提供建设性建议。
第二是金融创新破解产业链担保难。包括在工业反哺农业进行产业化运作初期，要利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情况，使用经营权抵押的方式给予信贷支持，帮助工业企业轻松融资，用于创设或转型为农业龙头企业；在产业形成期和家庭农场初创期，要根据产业链长、上下游共生结构稳固的特点，应尽可能放宽不良贷款容忍度，允许产业链上下游之间提供必要的担保，特别是下游龙头企业、合作社为上游初创期的农场主、农户提供担保，使产业链形成良好的成长态势。
第三是深挖政银合作机制潜能。政府与银行之间建立合作帮扶机制，针对农业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政策优惠、税收减免、贷款贴息。如采取政府引导与贴息，实行名单制管理，创设或优化家庭农场专项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等，积极支持有创业意愿的农户投身产业化经营。同时，要优化利率定价机制。银行机构对农业现代化的信贷扶持要体现“普惠”要求，应进一步优化利率定价机制，开展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等级评定，根据不同的信用评级发放不同利率优惠幅度的贷款。
第四是创造多渠道满足初创需求。当前，海盐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创设的诸如丰收小额贷款卡、丰收创业卡、农户信用贷款、党群创业贷款、就业扶持贷款、农村流转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等支农产品已能较好地满足“三农”初次创业的融资需要，尤其是丰收小额贷款卡、丰收创业卡对满足农场主季节性生产的投资需求十分契合，应大力推广。建议政府对初创农业主体进行立项审核，引入保险机构参与农业项目帮扶，允许初创项目投保，同时，政府财政要对符合地方产业发展规划的项目建立一定的风险补偿机制，从而为农村产业化发展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1]楼亚强，邓忍，罗书林.日本农业环保对苏州农业发展的借鉴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3（12）.
[2]石传延.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0（6）.
支持路径 篇7
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其中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人口发展战略重点关注的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一定时间(一般为一年)活产男女婴之比,以活产女婴为100活产男婴多少表示,正常值在103-107之间[1]。中国200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历史最高值121.2。从“十一五”后半期(2008年)开始,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首次出现了较为连贯的下降现象[2]。2008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0.56,2010-201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18.06、117.78、117.70、117.6、115.88、113.51。在全国各省市中,江西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从1953年至1990年,江西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缓慢增长态势,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呈快速增长势头。在2000年第五次年代起开始持续升高,偏离正常值范围。198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4,1982、1990和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8.47、111.92、全国人口普查中,江西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位居全国第一,达到了138.0。2014年江西出生人口性别比降到了117.48,但仍高居全国第6位,全省100个县(市、区)只有1个县出生性别比处于正常值范围。此外,江西省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衡状况比城镇更严重,随孩次的增加而出生性别比也随之升高,江西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人口结构治理的重点。
二、江西省人口政策碎片化支持的表现
(一)碎片化的生育政策
人口问题的产生导致人口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狭义人口政策的主导或核心是生育政策,指国家直接调节和直接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法令和措施的总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和生育政策的推行紧密相关。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期间,我国的生育政策采取的是分类指导的原则,城市一般实行较为严格的“一孩”政策,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或“二孩”政策,部分少数民族实行“二孩”或“多孩”政策,但这样也导致了农村地区的家庭多生育,再加上传统的重男轻女和传宗接代思想导致的男性偏好、非法检测胎儿性别和偷生,例如江西有的农村家庭已有一个儿子,女方怀二胎后躲到城里亲戚家居住,并在县城生育,孩子出生后再交纳一定罚款,使得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上升。与农村相比,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落实地更彻底些。由限制生育二孩到“单独”二孩,再转为“全面二孩”,体现了我国在计划生育领域内做出的巨大政策调整。主要目的是想解决人口红利的减少和人口逐渐老龄化带来的压力。但全国各省市具体的生育政策有100多条,这些政策多根据区域、城乡、民族、户籍等差异而制定,有的省区之间的生育政策和法规还存在着冲突。因此碎片化的政策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解决显得力不从心。
(二)碎片化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指国家利用经济手段,对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补贴、减免等政策,借助利益杠杆的作用,使人们转变原有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期望,自觉遵守现行的生育政策。目前,江西省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还处于不断完善时期,已形成了“奖励、优惠、保障、优先”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但该政策体系也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利益导向政策结构呈现碎片化。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人口计生委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政策,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但政策间存在混乱冲突的现象,也没有明确的处理规则。第二,政策宣传与落实不到位。根据《江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针对只生育了一个子女并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从领证之日起到独生子女14周岁止,按月发放一定奖励金;另外,针对农村只生育了一个孩子或两个女儿的家庭,可享受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但政策执行在乡镇地区明显滞后,在下达和执行过程中还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现象,很多乡镇计生部门工作人员都不清楚条文规定,多数农村家庭也不知道该政策。例如,赣州市于都县吴某,农民,一直在外务工,对家乡的独生子女优惠奖励政策并不了解,曾咨询过县计生办,计生办告知其要年满60岁后才有补贴,其女儿已经16岁了,未领取过任何奖励;江西省弋阳县朱坑镇的童某,个体工商户,育有一女,在孩子读高一的时候才知道可以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也从未听说过孩子在14周岁前可以领取奖励金。第三,利益导向政策在农村和城镇家庭中存在差异。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优惠政策多,对城镇计划生育家庭的优惠政策少[3],另外,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还缺乏监督与评价,易产生兑现难的问题。
(三)碎片化的计生家庭福利政策
家庭政策是人口政策、经济政策、福利政策、教育政策等政策的某些方面的集合。家庭政策主要涵盖生育、教育、住房、养老、教育、医疗卫生六大方面,家庭福利是家庭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家庭规模发生转变,家庭内部互助能力减弱,计划生育家庭的福利需求增加。各级政府积极采取了节育手术保险、节育奖励、计划生育奖励金、生育保险、生殖健康检查、子女保健、子女教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多方位的福利政策,但从整体上看,基于家庭视角的家庭福利政策体系尚未形成,福利政策的制定缺乏对家庭层面的通盘考虑,家庭的微观利益与国家的宏观利益还未统筹兼顾,国家、社会与家庭三者之间的职责与分工仍不明确,甚至存在部分政策不利于提高家庭福利或促进家庭发展的情况,计生家庭福利政策呈现出碎片化格局。另外,普惠性政策也呈现出与计划生育政策不协调的情况,普惠政策大部分以家庭人口数量为落实依据,人口规模大的家庭收益大,独生子女家庭在某些方面的收益则比多子女家庭的收益要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
(四)碎片化的独生子女政策风险防御机制
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转变,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生育率稳定在低水平,但独生子女政策同时也给独生子女家庭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家庭规模变小、家庭生命周期相对简单化、家庭关系中心化。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其脆弱的家庭结构,使其在本质上成为了风险家庭[4]。独生子女家庭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会遇到不同的风险,包括子女成长风险、家庭空巢风险和父母养老风险。独生子女成长风险是指独生子女伤残或死亡,这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完整和幸福。家庭空巢风险是指子女离开家庭后父母精神空虚,情感寄托消失,缺少生活依靠。风笑天曾在2007年对中国12个城市1245名在职青年的调查发现,随着独生子女的成长,当其离开出生家庭进行求学或工作时,极易使得父母形成空巢家庭[5]。父母养老风险是指子女的唯一性导致父母的养老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可能性。国家对独生子女家庭实行了奖励帮扶政策,同时也在不断建立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但各项扶助政策的落实还存在疏漏,或是因为执行人员素质缺陷、政策执行机制的不健全导致的政策回避和落空。另外针对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并没有健全的风险防御机制。在家庭养老方面,也只是经济补偿和政策倾斜,独生子女家庭在面临失独、空巢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心理关爱并没有详细的政策规定。
三、江西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整体性治理路径
(一)完善配套政策,通过整体性治理降低江西出生人口性别比
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即“全面二孩”政策[6]。2016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由限制生育二孩到“单独”二孩,再转为“全面二孩”,体现了我国在计划生育领域内做出的巨大政策调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需要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江西省在全面二孩政策的背景下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时也要从整体考虑,整合各类资源,通过整体性治理实现政策目标。例如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切实做好宣传教育、生殖健康咨询服务、优生优育指导、计划生育家庭帮扶、权益维护和流动人口服务等各项工作。对部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市、县实行分类管理,重点指导、重点监测,并及时评估。
(二)从家庭整体视角出发,实现民生普惠政策与计划生育特惠政策相衔接
国家在制定各项惠民政策时要优先考虑计划生育家庭,并以家庭整体为对象,从家庭的视角不断完善福利体系,实现民生普惠政策与计划生育特惠政策相衔接。首先,要建立健全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决策协调机制。各相关部门在制定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时,要事先征求人口计生部门的意见,防止政出多门、职责交叉、条块分割的现象,要充分发挥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作用,完善政策实施的配合机制。其次,要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的直接财政投入,提高奖励扶助金。并帮助计划生育家庭“造血”,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的发展能力,减少有抚幼或养老责任的夫妇就业的不利因素,增加家庭收入。最后,政府可通过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向计划生育家庭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例如“居家养老服务”和“入住养老服务”。
(三)落实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政策,健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江西省在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政策方面缺乏宣传与落实,导致很多计划生育家庭不了解现行的政策规定。因此,江西省各级政府和计生部门要通力合作,加大宣传力度,各级政府要夯实基层基础工作,落实乡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责任,加快完成县乡卫生计生资源整合,兑现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并且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标准动态调整扶助标准,加快实现城乡扶助标准的统一。在奖励的同时要对政策外生育加大处罚力度,坚决把处罚政策执行到位。其次,江西省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健全政策协调机制,明确政策执行中各相关部门的职责,防止相互推诿的现象。最后,尤其要加强对乡镇一级的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和评估,使资金真正发放到老百姓手中,使计划生育家庭能真正从政策中受益,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作用。
(四)实现各项政策的有效衔接,健全独生子女家庭风险防御机制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为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家庭和谐幸福,针对独生子女家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各级政府要整合各类资源,实现各项政策的有机衔接,健全独生子女家庭风险防御机制。首先,要健全养老、医疗、教育保障体系,新农保、新农合及生育奖励政策间实现有效的衔接,增强政策的保障效果。提高养老保障标准,建立医疗和照料为一体的健康保障模式,增强家庭在发生健康风险时的应对能力。其次,建立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基金,建立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个人账户+统筹账户+生育福利补贴账户”模式。最后,要为独生子女家庭提供精神援助,降低精神空巢风险,构建多元老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体系。降低家庭风险,不仅仅是细枝末节的更改法律条文,而是要从经济上、精神上和养老三方面通盘考虑,为老年人提供精神上的关爱。例如开展全方位的社区服务,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积极吸纳志愿者的加入,让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定期为独生子女家庭开展服务,使他们感受到精神上的关怀。
摘要：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一直是人口发展战略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江西省出生人口性别比较高的现状,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出台的人口政策呈碎片化倾向,进而提出政府应该出台整合性支持的人口政策思路。
关键词：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治理范式,政策整合
参考文献
[1]李树茁.性别歧视与人口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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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蓝希梅.江西省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09.
[4]赵艳霞.城市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风险及规避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0.
[5]风笑天.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何时开始?会有多长?[J].社会科学,2009,(1).
大学生创业的社会支持路径研究 篇8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大学生创业路径,大学生创业社会支持
一、大学生创业中的相关理论支撑
(一)大学生创业的特点
在当前发展的社会模式中,大学生创业有着自身的积极优势。首先大学生一般素质比较高,知识体系相对比较完备。因为大学生在校期间普遍接受的是全面、系统化的教育,较之其他的创业群体,大学生的知识储备比较丰富,而创业的起点也优于其他的创业人群,比较能够适应当前的现代化社会的知识更新速度。【1】在创业中,大学生的知识技能可以转化为市场需求,推动创业活动。其次,大学生的年龄层决定着大学生的创业心理素质。学生一般心理比较成熟,具有比较强的创新冒险意识,非常容易接触到新兴的事物,这使得大学生一般而言眼界都比较开阔,充满着斗志,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当然,大学生创业还是非常缺乏社会经验的,从象牙塔到社会,需要一段时间的历练,需要自己有完备的心理素质,这些都需要大学生自己的努力。
(二)大学生创业的必要性研究
大学生创业中的社会支撑指的是在创业过程中,大学生获得的相关的物质或者精神支撑。大学生创业中需要有完善的社会支持,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成功几率。在大学生创业系统的支撑下能够为学生在情感、精神以及物质方面提供相应的支持,帮助学生提升认知能力,发挥企业的潜能,提升自身的创业素质,提高创业的成功可能性。大学生创业能够增加就业机会,缓解不断扩张的高校扩张局面。创业能够增强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当前一些学校对于创业并不重视,认为创业与学生受到的全面教育联系并不大,这种观念是片面的。此外大学生创业能够促进国家的经济转型,我国经济虽然发展比较快,但是较之发达国家比较落后。鼓励大学生进行创业能够帮助学生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国家的经济转型。
二、当前大学生创业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体系支持的不完善
整体上看,我国政府重视大学生创业工作,国务院曾下发文件,学生创业可以在相关机构申请小额贷款担保,享受国家的相关补贴。当前,我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支持往往都是宏观方面的政策,而对于操作的方法与步骤并没有细化,这降低了执行效率。
(二)大学生的创业素质不高
创业素质决定着创业的发展以及社会影响,大学生要想成为比较合格的创业者就应当具备完备的创业素质。在创业过程中,大学生往往风险承担能力比较弱,很多大学生在校期间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专业课的学习中,并未进行知识面的拓宽。【2】在初出社会中,大学生往往经验欠缺,对于市场的营销方式了解的不够全面,缺少企业的管理经营能力。此外,大学生创业中的实践比例不高,很多时候往往处在不敢想的地步,这主要是因为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反观欧美国家的大学生创业,学校、老师、学生均与企业联系紧密,学习企业的相关知识,利用企业的一些高科技的实验室作为学习基地,便于未来的创业与发展。
(三)大学生缺乏应有的创业教育
在当前创业教育中,很多高校进行的均针对于事物操作方面,将创业作为技术进行传授。当前高校传授的相关理论课程也往往针对在一些理论层面,并未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此外,在大学生的创业过程中,很多家长对于学生的创业都是不支持的,家长对于学生毕业后的希望大部分是能够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而创业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的事情,很少有家长能够全力支持学生进行创业。在我国大学生进行创业中,师资的匮乏是比较常见的情况。一来,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创业体系,没有太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二来,创业教育的实践性比较强,很多老师从毕业至工作都是处在高校的环境之中,缺乏实际的创业经历以及社会生活的历练。创业中灌输的一些实践性很强的知识需要老师及时更新自己的创业思路,及时整合知识。在创业中,很多创业课程的实施并不完善,而将创业教育纳入教学系统非常必要。
(四)物质与信息方面的支持缺失
当前大学生创业中面临的主要障碍在于学生缺乏创业资金,物质支持的缺失阻碍了学生的创业发展。在国家银行层面,大部分银行对于大学生贷款这件事情持否定的态度,因为大学生贷款的利息低,而且对于贷款项目比较严苛。此外,当前的国际金融环境不佳,大学生融资比较困难,且融资的资金未能满足大学生创业发展的需要。经过多方面的研究与调查,当前大学生对于创业政策了解的不够全面,从而错失了很多创业机会。在学生信息的获取方面,我国的相关政策宣传比较落后,教学方面比较缺失,这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
三、当前大学生创业中的社会支持路径
(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地方政府是大学生创业中的支持者,对创业有极大推动作用。当前我国的大学生创业体系各不相同,其中涉及到财政部、工商部、税务部、人力资源部等政府部门。财政部主要负责为学生提供优质的信贷服务,工商部主要负责简化相关的审批程序,为大学生提供各种杂费的优惠信息。税务部主要为大学生企业制定相关的优惠策略。人力资源部主要向学生提供各种创业项目,满足大学生的创业需要。
因此,政府应当加大对于大学生资金项目的支持,联合各大学校为大学生设立专业的创业项目,定期核算,扩张资金的规模。【3】在大学生创业资金来源方面,政府应当针对银行、农村合作社等进行政策的引导,拓宽融资渠道,制定有针对性的多元化的贷款业务,缓解学生的创业困难。在大学生进行创业的初期,很容易受到各种主观情况的影响,导致创业失败,限制创业能力的提升。政府针对此类情况应当为大学生创立一套完备的创业制度,保证活动的开展。
此外,在大学生创业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健全的法律法规。在我国各个法律中,与创业有关的法律当然仍处于空白领域。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后,应当尝试出台与大学生创业相应的法律,增强对大学生创业的支持。
(二)强化高校创业平台建设
高校是大学生创业环境的基本保障,能够提供最基本的支持。当前大学生的创业我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各地的创业改革与课程的设置、创业环境等息息相关。在高校创业环境的设置中应当包含三部分,在当前的公共选修课方面应当将创业教育计入学分系统,结合高校的发展与优势引导专业的创业教育,将创业能力作为专业的基础,渗透专业的学习,加速创业项目,提高创业的成功。在创业课程的设置中,需要课程尽量的专业化与多样性。专业化可以包括法律性、财务类、创业理论等等,多样性指的是培养创新意识以及创新精神,使得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创业价值观,尽量丰富课程的内涵。在大学生创业平台的构建中应当包括创业实践、创业能力以及创业项目,在创业的平台构建中应当明确大学生的义务以及权力,与政府联合起来扩大创业的规模,降低企业创业的门槛,简化申请的手续,为创业平台中的企业提供尽量多的支持在企业的考核阶段,企业应当制定相悖的制度,实施人性化的管理,从企业的文化、社会服务方面着手,重视企业的利润支持,提高大学生的素质。
(三)企业强化资金网络
企业作为一种社会型的营利组织,除了能够提供产品服务还应该肩负相应的责任,补充相关的网络资源。企业资金网络的强化包括增大公益基金的比例以及创业结构的优化两个模块。公益创业基金指的是企业以组织或者个人名义,为相关有创业想法的大学生提供相应的创业支持,一些资金能力比较雄厚的企业家应当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创业的大学生,以资金支持、技术支持等帮助大学生走稳创业之路。【4】
当然,在创业过程中企业除了给予大学生必要的物质支持之外,还应当集合自身的发展,加强与高校之间的创业合作,为学生创业提供相应的指导。一方面,当地的企业应当与高校共同参与创业课程的构架,定期在校园中开展相关的创业课程,传授丰富的创业技能,指导学生进行创业实践。在课程的组织中,企业可以邀请一部分创业想法比较成熟的学生参观企业,与企业部门负责人等进行相应的交流,尽量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意识,为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引导学生尽早的了解创业的流程。另一方面,企业可以举办相应的创业竞赛,在比赛中设立高额奖金帮助学生们完成创业的梦想。
(四)发挥媒体的优势
在当前的时代中,媒体作为现代社会的传播主体,对于社会舆论起到了引导作用。媒体应当从大学生的发展以及当前的生存现状着手,从学生创业中的困难以及发挥的优势等方面进行报道,从提升大学生综合实力方面宣传创业,引导人们改变之前学生创业盲目、失败的观念,营造大学生的创业氛围,鼓励大学生创业。【5】此外,媒体应当拓宽网络媒体,在微博、贴吧、微信公众号等地进行大学生创业的推广。此外媒体的职能不仅局限在对事情的报道中,还应当搭建宣传平台,吸引地方政府发挥资源优势。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科技与市场是产业与经济变化的重要因素,影响着学生的就业构架以及职业态度。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就需要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技能,促进企业的现代化水平以及技术含量,从塑造大学生的内在素质着手,依托创业环境弥补大学生创业的不足,引导大学生创业。只有在创业资金、教育、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下,大学生的创业之路才能有最基本的保障,才能在未来的创业中少走弯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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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路径 篇9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自主创新已成为当前政府、产业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加快自主创新步伐,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呼声日益强烈。作为国民经济基石的中国制造业, 呈现出制造能力较强而技术能力相对较弱、自主知识产权 (特别是核心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 数量偏少且质量偏低的特点。中国制造企业必须走基于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之路, 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企业价值, 努力成为具有核心竞争优势及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现代制造企业。
2 企业自主创新内涵
自主创新具有不同层次的含义, 当用于表征企业创新活动时, 是指企业通过自身努力, 攻破技术难关, 形成有价值的研究开发成果, 并在此基础上依靠自身的能力推动创新的后续环境, 完成技术成果的商品化, 获得商业利润的创新活动[1]。
本文认为, 中国先进制造企业必须提升基于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核心技术是一种具有竞争性、战略性和长远性的技术, 企业通过掌握关键技术, 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带动企业技术整体发展, 提升企业竞争实力。其中, 本文所指的先进制造业, 是指广泛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手段, 科技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形态, 如技术含量较高的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精细工业、医药工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
3 华为自主创新发展案例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 是由员工持股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华为从事通信技术与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 专门为电信运营商提供光网络、固定网、移动网和增值业务领域的网络解决方案。目前华为产品和解决方案已应用于全球100多个国家以及28个全球前50强的运营商, 服务全球超过10亿用户。
3.1 自主创新型战略领导
华为以“发展核心技术, 研发自主品牌产品”为企业的战略主导思想, 坚守“只做通信产品”的专业化原则, 目标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一流通信设备供应商。华为强调“广泛吸收世界电子信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虚心向国内外优秀企业学习, 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 开放合作地发展领先的核心技术体系, 用卓越的产品自立于世界通信列强之林”。为实现其战略目标, 华为选择走领先型研发之路, 无论在硬件或软件技术上, 都竭力采用当前企业能获得的最新技术, 瞄准尖端科技创新。
3.2 基于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发展
3.2.1 学习尖端技术, 积累创新能力
华为非常重视技术学习, 认为任何创新都是知识的延伸, 不作重复发明, 不犯重复错误。华为对产品开发有一条规定:任何新产品设计时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不得超过10%的比例, 余下的90%必须是原产品用过的、或从成熟产品中学来的。在创新中, 华为时刻盯紧世界通信产业最新科技成果, 瞄准业内尖端、前沿、最有市场的产品, 积极参加国际展会如世界电信展、全球信息及通信展等, 通过广泛的技术学习, 努力与国际优秀公司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3.2.2 整合创新资源, 全球精英合作
华为在坚持以我为主、自主研发的前提下, 不断加强与国内外业界领先伙伴的深入合作, 更好地为全球客户创造价值, 以下为主要的合作创新模式: (1) 建立全球研究所:在中、美、印、俄、瑞典等国建立研究所, 引进当地人才, 借鉴国际研发流程, 实现全球研发; (2) 建立联合研发中心或实验室:与摩托罗拉成立UMTS联合研发中心, 与世界一流公司 (如Intel、Sun Microsystems、HP等) 建立联合实验室; (3) 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突破技术产业化瓶颈, 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研究; (4) 成立合资公司:与西门子、NEC、松下等企业成立合资公司, 实现优势互补; (5) 收购公司:收购OPtiMight和Cognigine, 分别加强自身在光传输和网络设备处理器方面研发能力;收购美国网络通信设备制造商3COM打开美国市场; (6) 管理合作:引入IBM管理模式, 建立高效集成产品开发流程 (IPD) , 全面采用世界领先的产品开发理念。
3.2.3 掌握核心技术, 参与标准制定
2002年以来华为的专利申请量一直处于中国企业第一位, 连续年申请增长量超过500件, 与业界跨国公司的年均申请量持平, 华为已累计申请专利8000多件。同时, 华为积极组织团队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在国际电联的专题NGN组、欧洲电信标准组织ETSI, 3G标准组织3GPP和IETF等组织内具有一定影响力。
3.3 高额创新投入
在创新资金方面, 华为以每年不少于销售额10%的资金投入研发, 2001年起华为的技术研发投入年均超过30亿元, 仅专利申请费就超过1000万元, 高额投入在全国绝无仅有。资金来源还包括国际财团亿元贷款、定向私募资金及政策资金等。
在人才投入方面, 华为为员工提供业内第一高薪, 还为员工提供全面培训及全员导师。目前华为85%的员工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在职研发队伍有13000多人, 其中1万余人进行新产品开发, 1000多人专攻专利技术, 200多人负责提交可参与国际新标准制订的专利方案。华为不遗余力广揽高素质、开拓型人才, 将人才潜力放在第一位、经验第二位, 以大批量应届生招聘为主、社会招聘为辅。
3.4 创新型文化建设
华为创新制胜的文化核心依然是“狼文化”。正是这种“狼性文化”使华为人具备敏锐的市场、技术嗅觉和锐利的眼光, 永不间断地跟踪市场和电信技术, 获取重要的外部知识;“狼文化”使华为人具备进攻精神和团队协作精神, 击败国内外强劲对手, 攻克技术难关, 成功获取关键技术及知识产权。华为将企业成功创新的基本原则和要素系统化、规范化, 凝结成为企业智慧资产——“华为基本法”, 该纲领性文件是华为人创新行动的指南, 以此建立起企业与员工的创新价值核心与价值体系, 达到永续创新目的。
3.5 创新共享型组织结构
华为成立之初, 采用直线型组织结构;随着组织扩大, 华为采用独特矩阵结构, 按战略性事业划分事业部并按地区划分地区公司。事业部在公司规定范围内承担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职责;地区公司在区域内经营。公司在纵向等级结构中引入横向和逆向网络动作方式, 以激活整个组织, 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共享资源。该结构是一个不断适应战略和环境变化, 从原有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平衡的动态演进过程。
3.6 自主创新品牌及全球营销
华为产品已进入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而华为并不刻意依赖媒体打造品牌, 在业内主要凭借卓越技术和服务建立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2006年中国品牌研究院评定华为和联想为中国标志性品牌, 该称号是迄今中国企业的最高品牌荣誉。华为不断改善与全球供应商、经销商的合作关系, 提高供应链响应速度和服务优势, 通过长期的技术创新、需求导向服务定位、准确合理的赢利模式, 积极扩大与友商的多层次合作, 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多赢的、共同生存的安全发展模式。
4 中国大唐自主创新发展案例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1999年由信息产业部批准成立, 直属国资委管理, 是一家专门从事电子信息系统装备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大型高科技企业集团。大唐是我国3G通信标准TD-SCDMA的提出者和拥有者, 该集团以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为母公司, 旗下设有大唐电信控股、大唐移动、大唐高鸿等核心企业及其他控股公司、研究所。
4.1 坚持创新战略, 实现产业报国
大唐将集团定位于“我国电子信息领域主要的企业化创新基地”, 将自主创新思想贯穿于集团发展过程。大唐以“联合开发、虚拟制造、委托经营”为工作方针, 力争以完美的技术解决方案、出色的产品质量和卓越的服务能力赢得市场的信赖, 为客户创造长期的和潜在的价值, 努力将“大唐”品牌锻造成为创新、诚信、高品质的代名词。集团核心理念是“建光荣的国家队、做自豪的大唐人”。集团通过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技术创新和突破, 使我国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连续跨越, 缩短了与世界先进企业的差距。
4.2 多元创新模式, 整合全球资源
大唐的自主创新模式主要有: (1) 内部研发:优秀的创新团队在不同创新界面、层次上协同工作; (2) 合作研发:如与北电网络、阿尔卡特成立联合试验室, 与爱立信成立联合研究中心, 与晨讯科技成为合作伙伴, 与飞利浦、中兴开展项目合作, 与韩国SK成立合资公司等; (3) 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以“无线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平台, 实现TD技术演进持续创新; (4) 成立博士后工作站:负责难点技术和空白技术攻关, 注重中长期共性技术开发和基础研究; (5) 并购:向产业链上下游转移; (6) 授权转让:中间技术成果有偿转让和授权许可, 鼓励延伸技术和应用产品开发; (7) 国际交流:参加国际通信设备技术展、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等。
4.3 政产学研结合, 产业联盟共赢
2002年由信息产业部牵头的TD-SCDMA产业联盟成立, 该联盟覆盖了产业链从系统、芯片、终端到测试的各个环节。大唐从“单点突破”逐步发展成“群体崛起”态势, 充分发挥大型企业核心优势带动产业创新, 通过加强产业联合开发和分工合作, 促进企业间资源共享, 提升联盟群体竞争力, 建立产业生态系统。
4.5 重视人才发展, 优化成长空间
大唐坚持“人力资源是企业第一资源”, 充分调动员工进取心和潜能, 营造生机勃勃的企业氛围。集团倡导“让合适的人处于合适的岗位”, 通过人才流动, 给每个人提供发展空间, 保持企业人才结构的持续优化;大唐为有潜力的员工提供各类培训及研究院导师资源, 为员工提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研发机会、项目实施机会等, 实现员工价值充分体现、企业规模持续发展的双赢效益。
4.6 机构鼎立支持, 共谋产业发展
作为国资委控股企业, 大唐集团得到了信息产业部、科技部、国家经贸委等组织机构的支持和帮助。在资金方面, 除了上市筹资, 大唐获取了高额的资金支持, 如2003年获政府6亿人民币支持, 2004年得到工行贷款1.5亿元, 建行贷款1.2亿元;2006年获国开行3亿元技术援助贷款;2007年获得中国人保15亿元增资扩股;2008年1月以大唐电信控股公司35%的股份, 得到国投公司50亿元战略投资;另外, 大唐还与工行、建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为企业创新资金来源提供保障。
5 企业自主创新发展路径与支持体系框架
通过相关理论及案例研究, 本文提出了先进制造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路径与支持体系框架模型, 如图1所示。
6 企业自主创新发展对策建议
6.1 加强技术学习, 积累创新能力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是一个长期的技术学习和积累过程。就内部来讲, 企业应加强部门间的互动, 充分利用内部信息平台交流知识, 利用数据库存放和累积信息, 并营造有利于员工知识交换的宽松环境;就外部而言, 企业应积极开展顾客间、企业间、国际间的技术交流, 通过考察、合作、展会、聘请专家参与研发等形式, 学习外部先进技术创新能力, 消化、吸收、积累并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6.2 整合研发模式, 发挥多元优势
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模式可包括 (1) 独立研发; (2) 企业间合作研发:如联合开发、合资、联盟、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并购等, 通过与优秀企业合作, 利用优势互补形成整体突破, 推动企业创新进步; (3) 产学研合作: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优秀人才和关键技术, 结合企业市场信息, 形成以企业为中心、高校和科研院所广泛参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规范化联合体系。小企业可以坚持专业化创新模式, 寻找符合自身资金及技术特点的切入点, 利用模块集成创新、渐进创新, 形成专业创新产品, 拓展细分市场。
6.3 培育核心技术, 保护知识产权
实现自主创新是中国制造企业长期发展的根本要求, 企业必须坚持基于核心能力的发展方向, 努力争取掌握核心技术, 并把自己最擅长的核心做大做强。同时, 企业必须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尊重知识、鼓励创新、保护生产力。
6.4 执行战略领导, 完善管理要素
培育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需要有效的战略领导。执行有效的战略就需要通过正确地预测、展望组织发展未来, 实现组织创新变革。创新的企业发展背后, 离不开有效的管理制度、合理的组织结构、持续的文化支持等要素。其中, 企业应锻造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企业文化, 用文化亲和力凝聚职工力量, 用文化推动力促进科研生产经营任务的完成, 用文化提升力增强企业的竞争软实力。
6.5 开展精益研发, 提升人才价值
企业应加强自主创新领域合理投入。在增加创新经费投入的同时要关注资金的利用效率, 渗透精益研发思想,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同时, 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决定了人才对于企业的意义, 企业要制定并执行一系列吸引、培育、发展和凝聚人才 (特别是顶尖人才) 的策略, 通过文化留住优秀人才, 通过有效的组织学习机制, 增强组织人力资本。
6.6 加强品牌营销, 塑造企业形象
品牌反映的是企业内在的文化和实力。先进企业应通过技术创新进步, 实现产品创新, 以高技术、高质量产品与优质服务赢得顾客的信赖和支持, 全面提升品牌价值。在品牌营销中, 企业可通过媒体、展会、国际交流项目等手段, 强化企业核心能力与核心产品, 塑造创新的企业形象, 为中国企业、为中华民族成就自主创新品牌之路。
6.7 完善创新网络, 优化资源配置
在区域产业集群范围内, 企业可利用产业链、高校、科研院所资源, 以开放的姿态构建创新网络。该网络要充分发挥大型企业的核心技术优势带动产业创新, 更要加强产业分工合作, 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 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合作, 提升产业链价值。在全球化创新环境中, 企业应充分利用世界各国在人才、技术及科研基础设施上的比较优势资源, 促使创新活动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 实现创新资源全球优化配置。
6.8 发挥机构作用, 推进创新进程
在促进企业创新过程中, 政府及相关机构应加快职能转变, 完善配套管理, 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的环境和文化氛围, 主要包括:支持重大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突破性技术的开发;促进企业联合, 引导区域创新;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信用制度;提供企业融资、信贷及税收支持, 建立并完善风投体系;注重产业创新人才培养, 完善人才激励政策;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和中介服务机构管理等。
摘要：培育和提升基于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 是我国先进制造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性战略和途径。本文通过对中国华为与中国大唐的企业案例研究, 探索并总结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与支持体系, 提出了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指导中国制造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自主创新步伐。
关键词：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路径,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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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路径 篇10
金融支持体系与经济结构存在的是一种供求关系。金融支持体系是一种供给,经济结构本质是一种需求,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要求金融支持体系必须与由经济结构决定的金融需求相适应。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能够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推进经济结构的升级。
在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类型的主导产业。不同类型的产业则需要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为载体,才能形成有效的生产力。而不同类型的企业,其风险水平和资金需求结构差异很大。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低碳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导致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催生了新型企业的发展。因此,只有不断完善金融支持体系,不断丰富金融机构类型,才能为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融资便利。
世界经济历经工业化、信息化之后,正在走向低碳化。低碳经济被认为是未来国家和企业竞争力之所在,低碳产业正成为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而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需依靠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效益,在提高能效领域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领域,低碳经济的发展均为金融业提供了崭新的发展空间和巨大机遇。
2 我国金融支持低碳经济的现状
国内金融机构目前还主要集中在对低碳项目的融资支持方面,以各类绿色贷款、环保贷款为主。在此过程中,通过与国际机构或其他金融机构合作,来控制有关风险和发展对低碳项目的资金支持。
2007年以来,国家环保总局与金融业联手推出“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三项绿色环保政策,使“绿色金融”制度框架出现端倪。中国银行从2007~2009年累计发放绿色贷款2000多亿,年增长率也在40%以上。兴业银行与IFC(国际金融公司)签约率先进入了中小企业的能效融资项目,并计划“十一五”期间放贷100亿元,兴业银行从2007年到2009年已经累计发放节能减排贷款170多亿,增长率均在3倍以上。在碳排放权的理财产品方面,中国金融机构如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等,均已发行了同碳排放交易相关的理财产品。截至2009年底,沪深两市所有低碳概念的上市公司,总市值为3233.6亿元,占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的2.76%。2008年以来,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重庆排污权交易所和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等交易机构陆续成立,其他省份也在加紧筹备成立碳排放交易所。
对于蓬勃发展的碳金融,我国仍处于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居于被动参与的地位。据国家发改委《节能中长期规划》测算,“十一五”期间,我国的节能投资总额累计可达6000亿元以上。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具有潜力的碳减排市场和最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供应方,我国每年可提供1.5亿吨至2.25亿吨二氧化碳核定减排额度,这意味着每年碳减排交易额可高达22.5亿美元。但目前国内碳排放交易的买家主要是境外企业,国内企业与国际买家谈判时,缺乏话语权。虽然中国现在是最大的碳交易供应国之一,由于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碳交易市场,因此没有交易定价权。如果中国不能掌握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的主动权,最终将被迫按照发达国家制订的“国际标准”进行碳测算、碳交易、缴纳碳关税,以高价向发达国家购买低碳技术和碳排放权。
3 我国金融支持低碳经济的制约因素
3.1 低碳金融缺乏现实即期的经济效益
金融机构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特殊企业,信贷资金投放遵循盈利性和安全性原则,企业采取低碳生产发式的效益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银行首先考虑的是利润和风险等相关指标,信贷投向是能快速带来利息收益的行业和项目。向低碳转型的相关企业往往会导致经营成本大幅上升,盈利能力下降,虽有社会效益,但缺乏现实即期的经济效益,导致商业性金融在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难以形成自发的市场配置资金的渠道和机制。
3.2 熟悉碳金融业务的专业机构和人才不足
“碳金融”是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走入我国的,在我国传播的时间有限,国内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目前关注“碳金融”的除少数商业银行外,其他金融机构鲜有涉及。金融机构针对低碳经济项目融资的产品、业务和服务品种较少,欠缺对知识产权、低碳技术成果、节能降耗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评估的金融服务人才。
3.3 金融与产业政策不够完善
作为一个服务行业,金融业需要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先导。因此,低碳金融的创新和发展,将有赖于国家相关金融、产业政策规划的日渐明晰,在此基础上,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当局才有可能根据这些规划,来制定相应的政策。由于我国关于低碳产业的政策还不够协调和细化,使得金融机构开展低碳经济相关金融服务还面临着一系列风险和困难。碳金融的创新与发展,必须要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相适应,否则极易形成误导或新的金融泡沫。
3.4 尚未形成完整的碳交易市场
我国碳资本与碳金融的发展落后,目前仅在“绿色信贷”方面有所进展,不仅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更没有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产品以及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缺乏丰富的融资方式,便不能更好地降低融资成本,推动低碳经济的顺利发展。
3.5 未发挥政策性金融与民间金融的作用
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由于业务范围限定及实力所限难以提供全面的金融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要任务、放贷门槛以及扶持重点与低碳经济项目或企业融资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两者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从而使得大部分低碳经济项目和企业也难以从政策性银行获得贷款融资的支持。此外,民间金融机构由于自身整体实力、业务范围、经营规模等方面的局限性不能满足低碳经济发展的融资需求,对低碳经济发展的融资支持薄弱。
4 我国金融支持低碳经济的路径分析
金融支持经济向低碳转型的过程,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和市场性金融两种路径。
4.1 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经济向低碳转型
政策性金融是指通过以政府起主导作用为低碳经济获取金融支持,包括政策性间接金融和政策性直接金融。
政策性间接金融是指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引导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对低碳项目实施低利率的贷款服务和便利的操作服务。政策性银行是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的金融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政府因制定相关的政策来协调政策性银行的主要任务、放贷门槛以及扶持重点向低碳经济项目倾斜;通过政策性银行对低碳技术创新型项目的资金支持,有利于低碳技术创新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改善。而商业银行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特殊企业,信贷资金投放遵循盈利性和安全性原则,政府可通过建立补偿和激励机制对商业银行信贷倾向进行干预,使低碳项目能获得商业银行的融资支持。
政策性直接金融是指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来为低碳产业进行直接融资。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一是政府设立风险投资机制,以政府资金为主导来为低碳项目募集风险投资基金,再吸收部分社会资金;二是通过政府全资组建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低碳新型企业提供信用担保,使低碳技术企业在金融市场发行企业债券;三是通过政府设立股票发行倾向机制,鼓励低碳技术企业通过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4.2 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经济向低碳转型
市场性金融是指以市场作用为主导为低碳经济获取金融支持,包括市场性间接金融和市场性直接金融。
市场性间接金融主要是指商业银行在追逐收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选择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较强的项目或企业为信贷对象的市场行为。低碳项目是低碳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如今企业扩大利润和提升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虽然其经济利益不能即刻显现,但是能更大程度提升产业的产能水平,从而进一步提升产业的持续盈利能力。商业银行应当弱化财务报表和抵押物等指标,而是坚持以投资者的眼光来审视低碳项目。同时商业银行应制定专门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信贷措施或意见,界定低碳经济项目贷款的手段、方式、品种、期限、利率定价等问题,建立对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贷款营销、审查、决策和管理的科学机制以及风险评估管理办法。
市场性直接金融是指通过完善资本市场为低碳经济获取金融支持,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通过完善资本市场交易机制,由资金雄厚的上市公司对优质的低碳项目进行并购。二是规模较大的低碳企业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来募集资金。三是完善碳交易市场,建立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创新碳金融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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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路径 篇11
关键词：撤点并校 乡村小学 包班制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在乡村包班制学校中，包班教师既是班主任又是所有学科的科任教师，既是整个班级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又是全班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与辅导者。尤其是在较为偏远的乡村教学点，学生人数极少，少量的教师针对各个年龄层次、基础不一的学生，为维持每个年级的正常教学，基本上是一个教师包揽一个班级的所有教学事务和管理事务。它与一般的学科包班制的主要差别在于：后者是负责某一学科，前者负责所有学科，即全科包班；后者不一定是班主任，前者既是班主任又是科任教师。尽管这样的包班制大范围存在，但是针对这种教学组织形式的研究仍然不足。本文拟对这样一种包班制的产生原因、影响和现存阻碍进行分析，以期促进乡村包班制学校的健康长久发展与乡村教育的复兴。
一、乡村小学包班制的归因分析
包班制是当前乡村学校数量严重萎缩和“后撤点并校”时代环境下的一种无奈选择，与当前乡村师资尤其是落后地区师资极度缺乏的状态有着紧密的关系，综合分析，包班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后撤点并校”时代乡村学校的需求
在“后撤点并校”时代，由于地理环境、道路设施以及当地适龄入学人口数量的关系，一些小规模学校或者“小”小学校作为村庄唯一的教育场所被保留下来。首先，乡村小规模学校有存在的需求，虽然这些学校的硬件设施有限，但是包班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教育资源的依赖程度，也减少了对现有教育资源的浪费，而且一个教师针对一个班级比一个教师针对多个班级更加能够集中精力。其次，乡村小规模学校或者教学点能够得到的财力物力上的支持相对于中心小学来说较少，乡村学校为了维持长期的教学和发展不得不选择包班制，“小”小学校为了提高效益或者减少教学投资也推行包班制。再次，撤点并校活动被暂停，乡村学校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教师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环，为了弥补教师数量不足、学科专任教师缺失等问题，包班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解决“后撤点并校”时代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
2.为缓解学校师资紧缺现状
在边远的乡村山区，学校的师资力量紧张，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学校的班级数量却未曾减少，包班制应运而生。首先，包班制能够有效缓解师资紧张，在乡村学校尤其是较为偏远的乡村小学，一个学校只有几名教师，针对不同年级、不同年龄的学生不可能进行复式教学，只能将一个班级的所有事务“分派”给某一位教师。这样一来，每个年级一个班级，六个年级总共需要六名教师。其次，由于包班制对于师资水平要求较高，教师要有好的身体素质、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广泛的知识和家庭的支持[1]，在当前情况下，能力较强且能够得到家庭支持的“全能型教师”到偏远乡村的概率较小。包班制是解决乡村小学教师紧缺的应然之举，也是当前小规模学校的无奈之举。
3.乡村小学具有小班化条件
乡村小学在撤点并校后具有得天独厚的小班化教学的条件。首先，在班级人数上满足包班制的“小班”要求。随着城镇化、“撤点并校”和计划生育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化的进程使得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能够更加容易地进入城市，因此留在乡村的学生人数正在逐步减少，在乡村较为偏远的小规模学校一般来讲学生的人数不会超过三十人，甚至出现了一师一校的情况。其次，在硬件设施上，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难以同时满足多科化教学的需求，只能以包班制取而代之，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充分利用仅有的有限教育资源。比如，乡村学校教室较为狭窄，教学设施不够齐全，基本没有电气化设施，一些综合实践课与操作课之类的课程只能由包班制下的教师做灵活处理。再次，在师资力量上，尤其是在乡村偏远小学，小学所开设的课程并没有相应的专任教师，包班制反而减少了课程实施的数量。一般来讲，乡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多样化课程的实施。总的来说，包班教学能否持续有效地运行，除了课程支持和教研支持外，最关键的是“小班化”能否真正实施[2]。在偏远乡村，一些带有当地特色的限制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为乡村的小班教学创造了条件。最后，随着乡村留守儿童的流动，乡村人口的进一步减少，乡村小学一个班级的学生基本都被控制在三十名以内，这在数量上为乡村包班制教学带来支撑。
二、包班制教学的影响分析
乡村小学包班制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包班制教学的影响主要分为对教师本人的影响、对教育教学的影响、对学生和学校发展的影响。
1.包班制加重教师职业负担
当被问到包班的负担重不重时，教师们的态度很一致，都表示负担很重，不希望这样包班教学，喜欢教一门课而多个班[3]。乡村教师的工作负担一直是我国乡村教师面临的“老大难”问题，特别是包班制下的教师，其教学工作很难用所谓的“八小时工作量”来衡量，加之备课、布置作业与批改、考试及其他非教学事务的繁重，在包班制下进行教学的教师普遍有难以承受之感。与职业负担相随的是从事包班制教学的教师角色职责压力普遍较大，包班制教学教师承担着育才大任并集多种角色于一身，必然会存在诸如角色冲突、角色模糊以及期望与现实的反差。
2.包班制促进学生的个别化发展
在乡村中小学撤点并校之后，乡村包班制小学中的师生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小学中的师生比例，这样就在无形中扩大了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增加了学生人均教师关注时间，有利于使学生的个别化教育落于实处，从而使每个学生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关注与发展。包班制教学在缩减班级学生规模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实践过程等进行改革，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班级教学活动形式，有力地促进学生既全面又有个性的发展。在包班制教学中，教师的教学与辅导针对性强，可以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及时地给学生以鼓励和肯定，同时也能很快地发现学生的一些不良行为。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能深刻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以及在班级日常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3.包班制促进乡村教育的复兴
撤点并校的意义在于乡村中小学的合理布局以及处理好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乡村适龄人口就近上学的关系。然而撤点并校在进行过程中往往会不自觉地脱离乡村地区和乡村学生的实际，产生了一些问题。包班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乡村地区以及乡村学校与学生的实际。在就近入学方面，包班制学校距离乡村学生的家庭较近，可以显著减少乡村学生往返学校的时间，降低其发生意外的风险。在学生的学习方面，学生可以将更多的时间与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之中。
三、乡村小学包班制的现存阻碍
乡村小学包班制在教学上和管理上的最大制约因素在于师资力量、师资水平和教师素养，除此以外，家长对于包班制的认可程度以及支持度也影响着这一组织方式的开展。
1.师资质量
师资质量是制约包班制最主要的因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一是对教师的基本素养要求较高，要求全能型教师。在乡村尤其是在偏远山区，条件较为恶劣，全能型教师往往不愿意留在乡村。全能型的教师培养起来较为困难，所以在乡村以及偏远地区的包班制之下，一些如计算机、综合实践活动课等课程往往被忽略掉，全天六节课，在上的实际上只有语文、数学，在条件较好的地方可能包含了英语。二是在很多偏远的学校，班级数量较少，学生人数也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全能型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主动性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三是尽管国家一些教育政策在向乡村教师倾斜，但是对于相当一部分教师来说，乡村远远不能够与城市相比，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上。
2.家长信度
家长对于包班制的信任度严重影响其维持和发展。通过对一些接受了包班制教学的学生家长进行观察和访谈，可以发现，一方面，家长对于包班制教学的教师怀有高度的崇敬心理。这主要表现在：乡村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家长认为，一个什么都会的教师，应该是值得尊敬的。由于这样的心理，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容易出现什么都不管、什么也不问的状态，这给包班教学的正常开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和负担。包班教学的教师不仅仅要成为学生在学习上的引导者与辅导者，还要成为引导学生生活的全能型教师。另一方面，文化程度稍微高一点的家长很有可能会对全能型教师持怀疑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家长会认为，一个教师不可能什么都会，更不可能教会自己孩子全部东西，进而出现了与包班制教学相抵触的情绪，与前者不同的是，他们一般持反对的态度。这同样也为包班教学的正常展开带来一定程度的挑战和负担。
四、乡村小学包班制发展的路径探讨
1.国家投入资源建设包班制学校
资源的多少从根本上制约着乡村教育的发展。乡村学校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特点，在乡村学校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国家应对包班制学校实行倾斜性政策，并在经费拨付、教学管理、教师待遇、学校硬件设备、校舍维修与改造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随着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进一步展开，乡村教师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乡村学校尤其是包班制学校也需要国家对其加大投入，保障其正常运转。首先，国家应加大对乡村包班制学校的教育资源投入力度，并且逐年提高。乡村教育资源的缺乏问题是乡村教育发展的顽疾，已经严重制约着乡村教育的发展，包班制学校的发展更加需要教育资源的支持。其次，应形成对乡村包班制学校投入的长效机制。包班制学校是乡村学校未来的指向之一，它并没有淹没在撤点并校的洪流中，反而显示出自己的顽强生命力，国家需长期、有效地加大投入，保障其发展。再次，应形成包班制学校教育资源利用监督机制，在进行包班制学校内部监督的同时，更要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督，切实保障教育资源用到实处。
2.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补充、稳定和改善乡村教师队伍
包班制学校的发展要求必须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包班制对教师的能力要求很高，必须切实执行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补充、稳定和改善乡村学校教师队伍。首先，要切实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乡村教师的生活待遇与职业负担不对等的矛盾严重制约着乡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补充、稳定和改善乡村校教师队伍的首先要解除乡村教师教育教学的后顾之忧。其次，切实提高乡村教师能力。以往的乡村教师培训方式单一，内容缺乏实效性，对乡村教师能力的提升并不明显。改革以往的培训方式与内容是当务之急，其中以乡村教师的需求为导向并按照本土化原则选择培训内容是较为可取的方法。
3.包班制学校应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发展战略
包班制学校之所以能够应运而生以及得到发展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二元结构不断被打破的情况下，大部分乡村学生都有离开乡村中小学走向县级中小学的趋势。由此观之，学生是包班制学校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包班制学校应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发展战略，在立足生存为了发展的原则下，不断调整、提高和充实教育教学质量，从而促进自身的长远发展。首先，包班制学校应确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立足于乡村、乡村学生的实际情况，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其次，包班制学校应执行小班化教学的方针，由于乡村学生流失而形成的包班制在乡村教育复兴的过程中也应坚持小班化教学。再者，包班制学校教学应坚持学生的主体性。乡村具有独特的教育资源，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发展战略去开发教育资源，本身也能够促进乡村包班制学校的生存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仕亮.我的包班教学[J].湖南教育（上），2012（8）.
[2] 没有“小班化”，“包班制”可能会成为“竹篮打水”[EB/OL].http：//news.ifeng.com/a/20140930/42124346_0.shtml
[3] 吴仓丽，潘权.乡村小学包班教学对教学质量及教师发展的影响——浙江省某县调查结果分析[J].新课程研究：上旬刊，2012（6）.
支持路径 篇12
文献综述
在国外,关于科技金融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范畴,与新兴产业发展尤其是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大多围绕其相关内容展开。在银行金融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方面,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银行金融资本对产业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如Stulz、Alessandra、Stoneman、Luigi、Fabio和Alessandro等,通过对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了企业的研发等技术创新活动;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不利于创新,如Weinstein和Yafeh、Morck和Nakamura等,他们认为银行遵循稳健经营原则,将导致那些创新程度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的项目难以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在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影响方面,Kortum、Lerner、Hall、Kaplan和Stomberg、 Casamatta、Keuschning等均认为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而少数学者认为风险投资和创新企业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和道德风险,使技术创新受到一定负面影响。在资本市场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成熟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新兴产业的发展, 归根结底依赖于技术创新,而从国外对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来看,不同的模式具有不同的影响,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与产业发展所处的科技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都有关系。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产业金融、市场金融等理论研究的诞生,以及科技与金融结合实务的发展,诞生了科技金融这一新的研究范畴。
在国内外学者对科技与金融相关研究以及科技与金融结合实务发展的基础上,科技金融的理论研究近几年才逐渐引起政府、学术界、企业界的重视。目前,广泛接受的定义是赵昌文和房汉延等对科技金融的理解。随后,国内学者游达明和朱桂菊、 李兴伟以及有关政府部门对科技金融创新模式、路径等进行了研究,丰富了科技金融相关理论成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研究方面,仅有少数学者进行了研究,对于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是,相对当前处于快速发展势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科技金融支持体系的理论研究仍比较匮乏和滞后。
综上所述,金融创新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科技金融也正是当前科技、金融、产业等融合发展的产物。国内外学者在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金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结论,都对研究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尽管目前科技金融相关的理论研究较为薄弱,但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空间。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深入实施,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科技金融内涵分析
科技金融的产生及类型。在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伴随着技术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各种资本形态和要素,与科技、产业发生交互作用,并不断融合。在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高度融合的基本范式下,科技金融诞生,从内涵和外延上来说,科技金融的范畴更加复杂和系统,更具创新性,包括了与技术创新发生交互作用(即能够促进科技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各种金融工具、金融服务、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等资本形态、要素及其组合。以逐利性质为依据,科技金融可以分为公共科技金融和市场科技金融。公共科技金融以技术创新的公共价值和资本的保值为目的,如科技财政投入、科技税收优惠、政府采购首购、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政府创新基金等各种政策性、制度性金融安排。市场科技金融主要以技术创新的市场价值以及资本增值为目的,主要包括科技贷款、科技保险、科技债券、风险投资、科技资本市场(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等)。当然,在实际中二者经常组合或联合,进而形成科技金融的第3种形态,即混合型科技金融,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吸收大量的社会资本进入,并通过不同模式运作。
科技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系。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其金融支持体系的构建是技术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各种资本形态和要素交互作用和融合的过程,更加系统复杂,且更具创新性。正如Carlota Prez关于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的基本范式一样,金融资本与技术创新在新技术领域产生高度融合,从而出现技术创新的繁荣和金融资产的几何级数增长。从国际创新型国家的成功经验看,技术革命与金融创新的关系也可以称为社会财富创造的两翼。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过程中,科技金融与技术创新存在一种耦合互动关系。这种融合互动关系基于技术创新和科技金融,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者形成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关系,在成果转化过程中二者发挥相得益彰的作用,形成合力,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如图1所示)。具体来说包括以下3点:
价值创造和实现方面。技术创新的价值实现,建立在科技金融资本之上,离不开公共科技金融的支持以及市场科技金融的滋养;而技术创新的科技成果、生产效率和科技产业是科技金融,尤其是市场型科技金融资本获取高回报的引擎,科技金融成长与市场空间拓展取决于科技创新的发展程度。
风险分担和分散方面。技术创新借助不同类型的科技金融实现风险分散,尤其是在研发、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市场培育阶段,在资本逐利过程中,科技金融同样可以通过不同参与主体、资本类型在技术创新的环节进行交叉组合,实现风险分担与分散。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作为“第一生产力”、科技金融作为“第一推动力”,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渗透,形成合力,协同创新发展,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双重驱动的两翼。
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金融支持路径设计
依据科技金融的内涵,在各种资本形态(财政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与技术创新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组合与交互作用,从而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多样化的支持路径。但是,资本的逐利性质导致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金融支持主体还是公共科技金融,尤其是在产业研发期和成果转化期。因此,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必须把科技金融的资金链、技术创新的价值链、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结合起来,通过政府安排的政策引导作用、制度创新的利益驱动作用, 使各种社会资本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体系,通过市场科技金融—混合科技金融—公共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及其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的搭建和商业模式创新,使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研发期、成果转化期、市场导入期、产业化期)、不同科技成果形式(知识产权、创新团队、自主创新产品)和不同的科技金融产品(科技贷款、科技担保、科技债券、创业投资基金、产业基金)实现交叉和互动,形成资金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立体化和开放式的科技金融支持网络和路径(如图2所示)。
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交叉型、立体化科技金融支持路径,关键要做好资金供给、政策安排、制度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搭建和商业模式创新5个方面的工作:
资金供给。相对来说,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好,银行、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社会资本等资金较多,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也不断加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政策引导。这是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金融支持路径的关键,不仅包括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关的产业发展规划、财政投入、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各种科技金融政策措施, 还包括与科技金融服务配套的产业规划、中介服务、交易市场等政策措施。
制度创新。这是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金融支持路径的保障。由于以技术创新作为发展的核心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风险、成果转化风险、市场培育风险必然伴随着高成长性和高收益性。因此,要想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风险与利益的权衡成为影响市场科技金融资本主体决策的首要因素。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制度上进行创新,包括投资模式、退出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分散机制等。如政府、银行、保险公司、 担保公司、创投公司、基金公司等,必须创新现有金融制度,才可能通过多样化的组合模式和投资方式,完成科技金融转型,驱动其投资方向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前移和多样化。
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搭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主要由政府引导,联合有关中介机构、创业投资服务机构、孵化器、行业协会、 各种金融主体等成立网络,是连接科技金融需求方、科技金融供给方的桥梁和纽带,提供科技金融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社会化、专业化和综合性服务,包括资金供求信息、信用评级、无形资产评估、风险评估、技术咨询及交易、资本市场上市服务、担保服务等。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主体与科技金融主体之间的资金流、知识流、信息流交互起着关键作用,能够有效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商业模式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规律性使科技金融支持路径必须有商业模式的创新。正是在科技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融合与交互作用下,商业模式有了创新空间。广东省有关政府部门、企业等联合推广的“EMC+供应链+ 金融”的商业模式,就是在探索科技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路径过程中的产物。
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金融支持体系构建
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必须充分调动相关的科技金融主体,结合科技金融的内涵与外延,围绕产业特征和发展阶段,通过资本要素的互动和体制机制的创新,营造有利于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金融生态。我国应当在借鉴国内各省市做法以及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与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点以及科技金融支持存在问题相结合, 充分利用现有科技金融资源和有关政策,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如图3所示),主要内容包括公共科技金融体系、混合科技金融体系和市场科技金融体系。
公共科技金融体系。该体系又可分为政策性科技金融、财政性科技金融,主要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阶段、成果转化阶段以及市场导入阶段。政策性科技金融主要包括政府采购政策和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即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的政府采购、首购政策,完善和细化采购目录、制度、准入条件等;全面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企业所得税优惠、进口设备减免税、软件与集成电路产业增值税减免等。 财政性科技金融,主要包括利用财政资金形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共科技投入(创新平台、创新团队、创新基地、创新工程等)、 产业专项资金(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国家及地方政府创新资金)以及创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政府应当加强创投引导基金的建设,通过示范效应、引导效应,吸引更多社会资本介入。
混合科技金融体系。主要指属于公共科技金融的资本形态与属于市场科技金融的资本形态通过参股、投资、贷款等方式, 形成的一种以市场运作为前提、以政府引导为保障、以科技金融演进为根本的科技金融体系,主要目的是通过财政资金的政策性引导牵引和市场利益的驱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除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化期和市场导入期的支持外,不断向产业链前端延伸,实现科技金融路径的演进与循环。具体形式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投基金、一般创投基金以及科技银行等。
市场科技金融体系。该体系主要包括以市场运作为主的各种科技金融资本形态和要素,可以分为直接科技金融体系和间接科技金融体系。直接科技金融体系主要指多层次资本市场, 包括主板、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及其他场外交易市场。除了主板、中小板上市及再融资项目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外, 还要加快新三板扩容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转板体制改革与机制设计。间接性科技金融体系主要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担保机构等金融资本主体,通过自身组织结构、业务、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具体来说,可以包括以下几个层次:1组建科技银行、科技支行或科技担保公司, 专门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及有关科技企业提供贷款或担保, 如上海浦发银行与美国硅谷银行合资组建的浦发硅谷银行;2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成果,开展知识产权融资、产业链融资服务;3专门设计针对科技创新的融资和保险产品,如上海、 杭州等地的“科灵通”、“投贷宝”,研发团队人身险、研发技术损失险等;4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规模小的特点,发行集合债券、集合票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