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国内支持

农业国内支持（共10篇）

农业国内支持 篇1

一、我国农业国内支持现状

(一)我国农业的国内支持力度一直比较低

自1995年以来,我国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一般在2-2.5万亿元之间,其中农业总产值在1.2-1.4万亿元之间,而国家支持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用不过在500-600亿元之间,如果再除掉向农业生产者征收的各种费用,我国的农产品生产补贴等值以及根据世贸组织农业协议口径计算的国内支持总量单位(AMS)均为负数。而按照美国向WTO提交的2002-2005年度的农业国内支持通报,上述四年美国农业扭曲性国内支持(包括黄箱补贴的综合支持量部分、黄箱补贴的微量允许部分和蓝箱补贴)水平分别为:163亿、102亿、181亿和189亿美元,远远高于我国的农业支持力度。

(二)我国农业的国内支持结构与WTO规则不一致

从结构来看,我国对农业的支持措施中,大部分都是世贸组织免于减让的“绿箱”政策、“S&D”政策,而那些能够引起生产和贸易扭曲的“黄箱”政策,其支持总量也远远低于世贸组织规定的标准。《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规定,发达国家任何一年对特定农产品和非特定农产品的国内支持不超过该产品产值或农业总产值的5%,发展中国家不超过10%,可免于减让承诺。我国在入世谈判时承诺的水平为8.5%,因此,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措施并没有削减的压力。正是由于这一现状,中美双方关于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方面的谈判并没有遇到很大困难,关键是增加透明度问题。另外,我国的农业国内支持措施多以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和生产资料价格补贴为中心,价格机制支持的大量采用可能会违背WTO规则。

从我国国内支持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执行绩效来看,我国农业支持制度的确促进了我国农业的极大发展,但是,在执行中也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农业支持资金缺乏,农业支持效率不高,一些农业支持制度已经不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对农业的盘剥实际上已经抵消了对农业的支持,造成了对农业的负保护,这也是目前存在的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二、我国农业国内支持制度在WTO框架下的调整

根据WTO农业协议的基本框架和中美关于农业谈判的基本内容,考虑到我国农产品国内支持存在的不足,并借鉴其他国家对《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执行情况,我国应当调整当前的农业国内支持措施,建立综合配套的农业国内支持与保护制度,在国际规则的范围内对我国农业进行行之有效的扶持与保护。

(一)继续加大对“绿箱”政策兼容的农业支持力度

在这方面主要是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直接投资,加大对农村科研教育的推广,改善农村外部环境,继续增加农村发展专项基金支出等等。这些政策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的基础,对我国农村的长足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并且这些政策都是WTO农业协议所允许的,而且没有上限约束,其政策利用的空间也比较大。从其他国家对《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执行情况来看,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一政策,在1998年前都已经提前甚至超额完成了对国内支持的削减承诺,但是,它们对农业的“绿箱”政策支持却都在上升。根据商务部统计的资料,美国1986年-1988年基期绿箱补贴为261亿美元,1995年增加到463亿美元,而2007年提供的“绿箱”支付高达760亿美元,超过总支出的90%;欧盟基期绿箱补贴是119亿美元,1995年达到238亿美元,而2005年高达910美元;日本基期为229亿美元,1995年增加到327亿美元。因此我国可以借鉴这一做法,加大对我国农业的“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以此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二)调整我国农业补贴的对象

我国目前对农业流通环节的补贴主要集中在对粮食收购企业的亏损补贴即对农产品的价格干预制度上。长期以来,我国对主要粮食价格实行双轨制,对粮食收购企业因为国家定价而造成的政策性亏损国家给予财政补贴。虽然这类补贴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并且在短期内也确实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一政策也存在着巨大缺陷,应将目前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改为对生产者的直接补贴。首先,对粮棉进行保护价收购对生产和市场具有扭曲作用,属于世贸组织要求减让的“黄箱”政策的范畴,容易引起争议。其次,我国的流通体制不完善,流通环节过多,行政执行系统效率不高,自律水平和透明度不够,使得大部分补贴的资金并没有落实到农民身上,而是流失于中间环节,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再次,它不仅提高了我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削弱了农产品的竞争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使得生产者不能根据市场需要及时灵活地调整生产结构,造成了我国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第四,这一补贴的实施代价是非常高的。根据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粮食价格课题组”整理的数据,1994-1996年间,由于当时特定的经环境以及政府调控政策的不完善,政府将粮棉收购价格提高了一倍左右,但在随后粮棉市场价格急速走低时,政府高价购进的粮棉未能很快售出,形成了大量粮棉积压和2000多亿元的财务亏损挂帐,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最后,我国农产品流通政策的实际补贴效应抑制了我国农产品的进口需求,并通过增加棉花、玉米等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了净出口,产生了实际上的出口补贴效应,正是基于此,美国和“凯恩斯”集团在中国入世谈判的最后阶段在出口补贴问题上节外生枝,向中国提出了特殊要价,给中国入世造成了新的阻力。由此可见,虽然我国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占其产值的比例甚小,并不在WTO要求的减让范围之内,但其补贴产生的负效应是相当大的。考虑到政府的初衷,我们应当取消该项补贴,而将节省的资金转移到对生产者的直接补贴上来。这一方面可以避免中间环节过多而造成的资源浪费,降低政府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对生产者进行直接补贴属于WTO农业协议的“S&D”政策,故免于减让承诺,即使补贴值略高,也不违反WTO条款。据估算,中国政府现行价格保证制度的开支加上库存开支大约相当于500亿元人民币(D.Gale Johnson,2000),如果把这部分开支节省下来,按照我国2008年粮食种植面积16亿亩计算,每亩可直接发给农民31.25元,这将给每个农户平均约200元人民币的补贴。

(三)放开农用生产资料市场,逐步取消对农用生产资料企业的过度保护

长期以来,我国对农用生产资料生产企业实行过度保护,农用生产资料市场一直没有放开,使得我国农民最终农业原料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偏高,从而增加了我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为了抵消这一成本,我国在1993年以前实行农产品收购与平价农用生产资料挂钩的政策,即按照农民以国家定购价格交售的农产品数量向农民提供一定数量的平价化肥、柴油、农药等。1993年我国对该政策进行了改革,对合同定购部分的农产品实行价外补贴政策,即在国家按定购合同收购农产品时,直接把平抑农用生产资料的差价付给农民。虽然这种补贴政策比原来前进了一大步,但这种补贴还是消极的,它不利于农用生产资料企业的发展,使其在过度保护下丧失了竞争力,同时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放开农用生产资料市场,在农用生产资料领域引入公平竞争,一方面能促进这些企业的发展,增强其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能促进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降低,从而降低农产品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也能增加我国国内支持的透明度,为国家理顺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创造条件。

(四)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改变对农民的负保护状况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国家的宏观政策向工业和农产品消费者倾斜,没有足够的财力大幅增加对农业的支持,农民所承担的税费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派、收费却达到了2000亿美元左右,我国对农业一直实行的是负保护。所以,加大对农民支持与保护力度的一个直接而有效的措施便是切实减轻农民的各项负担,取消对农民征收的名目繁多的乱集资、行政事业收费层,增加农民税负的透明度。

三、调整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协调好对特定农产品的保护度

《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对国内支持的减让是以总量为基础的,对特定政策支持减让没有任何要求。从各主要国家对其执行的情况来看,1996-1998年间,主要发达国家都从总量上提前完成了减让承诺,但是,如果具体到特定农产品的执行情况,各国在大幅削减对农产品国内支持的同时,都或多或少的增加了对某几类特定农产品的支持力度,如美国1995年增加了对花生和食糖的支持量;欧盟1996年对大米和马铃薯的保护力度达到6.05亿美元和54.65亿美元,分别比基期增长了31.8%和133%;日本1997年对鸡蛋和食糖的支持量达15.56百万美元和523.19百万美元,分别比基期增长62.96%和22.18%;澳大利亚1998年对原支持量为零的猪肉生产提供了2.46百万美元的支持量等等。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我国也应当在削减某些非重要农产品的国内支持总量的同时,大幅提高对重要农产品的国内支持量,以增强这些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加大农业利用外资的力度

由于大多数农业项目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和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比较利益低,投资周期长,投资报酬率低,投资风险高,再加上长期以来我国过于偏重于对工业的投资而忽视了对农业的投资,使得我国农村投资环境较差,我国农业利用外资同其他行业相比是非常小的,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金额更少。另外,我国农业利用外资主要来源于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政府的低息、优惠贷款和赠款,国际上的一般商业性贷款由于成本太高,故而是我国农业所难以负担的。因此,为加大对我国农业的支持力度,缓解我国财力不足的矛盾,我国应当继续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各种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的优惠贷款和外援的利用,同时,政府应当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三)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提高对农业的支持效率

我国现行农业管理体制混乱,行政执行效率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对我国农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已经成为发展我国农业迫在眉睫的要求。我国应当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建立一个能够综合掌握和运用各种必要手段,统一管理和调控农业发展的各个环节的权威农业主管部门,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政策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继续对重要农产品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

取消对农产品流通领域的补贴只是调整我国农产品价格干预政策的一部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取消我国农产品的最低保护价制度。鉴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它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需求,我国应当建立价格风险基金,继续对重要农产品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制度,当由于市场的短期波动出现市场价低于国家最低保护价时,国家必须按照最低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剩余产品。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各项政策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应当维持在WTO所规定的最低标准范围之内,以免授人以柄。

摘要：入世后,我国的农业支持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资金投入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使得国内支持制度在促进我国农业发展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因此,要建立WTO框架下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体系,应协调好对特定农产品的保护度;加大农业利用外资的力度;改革农业管理体制;对重要农产品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

关键词：农业国内支持制度,绿箱政策,黄箱政策,农产品价格干预制度,直接补贴

参考文献

[1]唐正平,郑志海.入世与农产品市场开放[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

[2]徐景峰.入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沪),2000(4).

[3]徐芳.从WTO规则析我国农业国内支持制度的完善[J].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2(1).

儿童哮喘的肠内营养支持治疗分析 篇2

【关键词】小儿；哮喘；糖皮质激素；肠内营养支持【中图分类号】R-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5511（2012）06-0049-01儿童哮喘是呼吸内科常见的急重疾病，救治不及时易发展成呼吸衰竭，甚至死亡［1］。儿童哮喘常因气喘严重使能量消耗明显增加，胃肠道功能紊乱，极易导致营养缺乏。而营养缺乏反过来又可加重机体功能紊乱，从而使哮喘难以控制［2］。本文为此具体探讨了儿童哮喘的肠内营养支持治疗方法与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我院2009年9月至2011年10月收治的中度哮喘小儿100例，其中男性65例，女性35例。所有研究对象在实验前四周内未用全身糖皮质激素及其它抗过敏药，患者家长同意入选，无严重并发症。年龄4-15岁，平均年龄(8.6±3.4)。入院时哮喘急性发作已持续24小时以上不能缓解，且不合并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慢性胃肠道吸收不良等能导致营养不良的其他慢性疾病［3］。按照随机、开放、平行、对照原则，我们把上述患者平分为两组-治疗组与对照组各50例，两组上述资料对比类似(P>0.05)。

1.2 治疗方法：两组病例均积极去除病因，应用糖皮质激素-普米克200μg/d分2次吸入治疗。在此基础上，治疗组加用积极的肠内营养支持治疗，营养组成：蛋白质15%，脂肪30%，碳水化合物50%，L-精氨酸5%。35℃后经鼻胃管或胃/肠造瘘管输注，第1天用总量的一半，第2天起给予全量，由医用输液泵控制，匀速输入体内。两组都治疗1周。

1.3 临床症状评分：0：无症状。1：有一次短暂症状。2：2次或2次以上短暂的症状。3：大部分时间有症状。4：症状严重［4］。

1.4 统计检验方法：临床症状评分数据以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分析，所有数据均通过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P<0.05为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症状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结束后评分均显著降低(P<0.05)，同时治疗组的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哮喘是一种由若干炎症细胞如嗜酸粒细胞、T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和多种炎性介质如趋化因子、细胞因子、半胱氨酰白三烯等参与的气道炎症性疾病，炎性细胞释放炎性介质，促成和放大炎症反应［1］。近几年来哮喘患病率有增加的趋势，哮喘常表现为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程，严重影响患者的学习、工作、生活及活动，影响生长发育。多数哮喘患者发病于儿童期，如治疗不及时或治疗不当将最终迁延发展为成人慢性持续性哮喘，肺功能严重受损［5］。在常规药物治疗中，糖皮质激素是目前最有效的抗气道炎症药物。吸入型糖皮质激素由于具有上述药理学特点，因此具有局部抗炎活性强及全身副作用少的优点，治疗指数明显高于全身用糖皮质激素［6］。

同时哮喘儿童普遍存在营养不良，合理的肠内营养支持护理，可减少净蛋白的分解及增加合成，改善潜在和己发生的营养不良状态，供给细胞代谢所需要的能量与营养底物，维持组织器官结构与功能；调理代谢紊乱，调节免疫功能，增强机体抗病能力，从而影响疾病的发展与转归。精氨酸是人体半必需氨基酸，可以促进T辅助细胞分泌IL-2；产生NO，增强巨噬细胞内杀伤作用。激活外周血中单核细胞，调节T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分泌细胞因子，介导巨噬细胞的凋亡，从而对机体免疫系统起重要作用［7］。静脉营养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可增加呼吸肌的收缩力，防止和延缓呼吸肌疲劳；)提供机体代谢所需的物质基础，有助于维持机体内酸碱、电解质等内环境的平衡，提高对缺氧的耐受能力，渡过危险期。本文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前症状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结束后评分均显著降低(P<0.05)，同时治疗组的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P<0.05)。

总之，儿童哮喘的肠内营养支持治疗能有效提高改善临床症状，值得推广应用。参考文献

［1］陈仁淳．现代临床营养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57-59．

［2］黄义昆．精氨酸在外科营养支持中的应用［J］．肠外与肠内营养，2010，8(3)：185-187．

［3］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J］．中华儿科杂志，2008，46(10)：745-753．

［4］黃英，李艳，陈坤华，等．丁地去炎松治疗儿童中重度哮喘的肺功能及安全性观察［J］．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05，27(8)：793-795．

［5］全国儿童哮喘防治协作组．中国城区儿童哮喘患病率调查［J］．中国儿科杂志，2003，41：123-127

［6］尹浩然，曹伟新，林言箴，等．短期静脉营养支持与临床生化改变［J］．中国临床营养杂志，2008，1(3)：2．

农业国内支持 篇3

一、印度国内支持的主要措施

印度农业国内支持整体上以“绿箱”和“特殊与差别待遇”有关的措施为主, “黄箱”措施为辅。“绿箱”主要集中在政府一般服务上, “黄箱”主要集中在粮食价格支持和非特定产品的支持上。

1.粮食价格支持

印度的粮食价格支持制度可以追溯到1965年的农产品价格委员会。印度上世纪60年代初的全国大饥荒促使政府加强了对粮食的支持和控制, 并成立了农产品价格委员会, 由其每年向政府提议农产品支持的最低价格 (收购价) , 然后由政府确定并公布, 该价格即为当年有关农产品的最低支持价格。当农产品过剩时, 由政府按照最低支持价格全部收购, 从而保证了增产的农民必定会增收, 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到70年代中期, 印度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其最低支持价格制度最初只适用于大麦、大米、玉米等粮食作物, 70年代末逐步扩大到大豆、油料、黄麻等24种农产品, 使得受最低价格支持的作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2/3。本世纪初, 为了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最低支持价格水平有所提高, 使得粮食库存大量增加, 2002年达到6300万吨, [1]粮食安全基本得到了保证。最低价格支持措施没有涵盖的农产品, 政府对之实施了“市场干预计划”支持, 如果某种农产品价格过低, 政府会以不超过生产成本的干预价格来收购, 其中的损失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 实质上也是一种价格支持。

2.农业生产投入支持 (非特定产品的支持)

印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化肥、电力和灌溉进行支持, 其中化肥是印度非特定产品支持中水平最高的。加入WTO以后, 印度把对化肥、电力等支持适时转化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差别待遇中的投资补贴, 免于削减。

(1) 化肥支持。

化肥是印度最大的补贴项目, 主要采取政府定价、对生产商和进口商直接补贴、政府承担运费等方式, 保证了农民购买的化肥价格普遍低于其生产成本。但研究表明, 印度对化肥的生产和运输环节进行的补贴, 农民补贴利益有33.6%的份额被化肥的生产者和销售商获得。[2]

(2) 电力和灌溉用油支持。

印度各邦对农民用电和灌溉柴油进行支持, 农民购买柴油的款项可以在农产品出售后获得支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民可以免费用电, 其他农民农业用电免费, 生活用电可以享受一定优惠。

(3) 农业机械支持。

印度政府对农民购买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耕耘机等农机具给予低息贷款支持。印度对以上投资补贴支持力度越来越大, 从1993年到2002年, 化肥和灌溉的支持分别提高了804亿卢比和744亿卢比;2002年电力支持额度 (934亿卢比) 是1993年的4倍。[3]

3.农业信贷、保险支持

印度对农民的信贷支持主要有3种形式:一是用于购买化肥、种子、农药等生产资料的短期信贷, 不需要抵押担保, 期限一般在15个月以内, 利率优惠10%;二是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中期信贷, 贷款期限一般在5年以内, 利率较低;三是用于农田保护和农村电气化的长期信贷, 贷款期限一般在5年以上。印度中央银行从2006到2010年已向农业部门提供总额为5000亿卢比的优惠贷款, 主要用于良种、灌溉、垦荒、基础设施改造、粮食存储等支持。[4]从1999年开始, 印度开始执行新的保险计划, 承保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农户和粮食作物。不同地区的保险费不尽相同, 农民在支付保险费时可以得到政府10%的补贴支持, 2005年度政府此项预算为70亿卢比。[5]2005年和2006年政府又先后把园艺和畜牧业纳入到保险计划。

4.政府一般服务

(1) 农业科研开发与技术推广。

印度从上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 (系一项庞大的、以科技为导向的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开始, 便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次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网络。从此, 印度每一个五年计划用于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预算均占农业总预算额度的1/5以上, 1994年农业研究经费占其整个GDP的近1%, 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加入WTO以后, 印度政府对农业科研更为重视, 比如良种培育、转基因技术、遗传技术、生物多样性技术等均取得长足进步。著名的旁遮普农业大学从1962年以来已经培育出200多个优良作物品种, 90年代培育的高产春小麦在整个小麦种植区的推广面积达到90%以上。[6]印度2004年开始了第二次“绿色革命”, 其主要内容是大力推广、应用现代农科技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比如作为计算机软件大国, 积极推广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农村的普及和应用, 设了的农业网站、呼叫中心、视频频道等为农民免费提供技术咨询和农产品供求信息。第二次“绿色革命”进一步推动了印度农业现代化进程。

(2)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农业电力和灌溉设施、农村道路、农村电气化、农产品市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全部由各邦政府承担, 减轻了农民负担, 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2005~2006年度政府制定了一个投资1210亿卢比 (约27亿美元) 的发展计划, 包括加速灌溉计划、农村道路、农村水源供给、农村电气化、农村住宅、通讯等6个方面。[5]

(3) 支持各种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农业合作社是政府促进农业生产、实现农业发展规划的重要手段, 也是农民保护自己利益的重要途径。印度农业合作社主要有:农业信用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合作社、农产品销售合作社、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合作社等, 农产品销售合作社能够保证社员农民的农产品及时地以较高的价格进行出售, 也可以帮助社员规避市场风险。政府对各种合作社的建立和运行给予的支持, 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市场化发展。

二、印度国内支持措施的效果评价

1.“绿箱”措施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绿箱”措施对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由于其“绿箱”支持中有70%用于了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 再加上对粮食的最低价格支持, 导致粮食储备剧增, (印度最低库存标准在1580~2430万公吨之间, 但2002年粮食实际库存高达6300万公吨) [8]已远远超过了最低库存缓冲标准, 增加了成本, 浪费了资源。对粮食的最低价格支持政策, 操作简单, 效果明显, 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 最低价格支持保证了“绿色革命”的顺利实施, 使印度由粮食净进口国成为粮食净出口国, 确保了粮食安全。但价格支持的弊端也随之显现。首先是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数据显示粮食的价格支持从1999年的20.18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63.72亿美元;[8]其次是粮食价格支持激励农民更多的种植粮食作物, 造成了生产结构的单一, 也加大了消费者食物需求多元化的难度。所以, 从2004年开始, 印度逐步降低了粮食库存, 相对降低了对粮食价格支持的力度, 农业开始逐步转向市场化。

2.对农业投入的支持问题

印度对化肥、电力、灌溉等农业投入的支持改善了生产条件, 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保证了粮食产量, 但是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对以尿素为主的化肥支持导致了肥料使用的不平衡以及部分地区土壤质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对灌溉的支持导致地下水使用过度, 加快了土壤的盐碱化程度;对电力的支持导致电力资源的大量浪费。另外, 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对农业投入支持过多会造成农村科研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过少的局面, 农民只想增加产量来获得更多的农业投入支持, 这样就降低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激励, 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化肥、电力等农业投入的支持本质上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而对农业生产者提供收入支持, 但同时会有一部分支持流入到化肥、农药、电力等生产商的手中, 他们会通过隐蔽其无效的生产和供给, 要求进一步增加对农业投入的支持以获取更多的利益。经估算从1982~2000年之间, 政府对化肥的支持能够到达农民手中的份额平均在70%左右, 化肥的生产商及销售商获得了其余支持份额的30%。[10]进入WTO时代以后, 印度逐步把对非特定农产品的支持转向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支持, 这样不但提高了财政资金的支持效率, 还扩大了“黄箱”的政策使用空间。

3.充分利用《农业协定》给予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据《农业协定》约定, 农业可普遍获得的投资补贴、低收入或资源贫乏生产者可普遍获得的农业投入补贴、停止种植非法麻醉物或实现生产多样化而给予生产者的国内补贴无需纳入现行综合支持总量的计算中。据印度向WTO通报的数据, 印度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政策运用较为充分, 主要集中在前两项措施, 此两项支持从1995至1997三年之间增加了近20倍, 1997年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同期是“绿箱”支持的1.8倍。印度特殊差别待遇开支主要用于:农场的改进、咖啡发展信贷、投资补贴、利率补贴、小农场发展援助、其他投入补贴等。同期非特定产品的综合支持量从1995的57.72亿美元降至1997的10.04亿美元, 降幅之大与同期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上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正是印度灵活运用规则的高明之处, 即把对化肥、农药、种子、电力、灌溉等大部分非特定产品投入支持转化为免于削减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支持措施, 使非特定产品的综合支持总量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995年7.5%骤降至1997年1.2%, 这样印度可以利用的发展中成员10%的微量允许空间就更大了。

三、印度农业国内支持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农业与印度有诸多相似之处, 如人口众多, 粮食刚性需求较大;人均耕地资源稀缺;农业生产小农户、分散经营为主;农产品基本自给;部分依赖进口;农业资源禀赋劣势明显等。印度科学的农业国内支持制度安排极大地促进了其农业发展, 确保了粮食安全。结合我国农业实际, 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借鉴。

1.继续加大“绿箱”支持力度, 调整“绿箱”支持结构

第一, 在我国当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绿箱”支持在保证我国粮食储备资金的前提下, 应尽量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倾斜, 并增加农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绿箱”支持首先应当保证我国粮食储备所需资金, 以确保粮食安全。当前我国粮食储备量过大, 占用资金过多, 影响了“绿箱”支持的其他方面资金投入。据有关数据显示, 2010年我国国家粮储系统存粮约为2.4亿吨, 而200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5亿多吨, 粮库里的两亿多吨就相当于年总产量的40%, 占当年粮食消费量的70%以上。[11]联合国建议一国的粮食储备量应不低于年消费量的17%~18%, 显然去年我国粮食储备量已远远超过了联合国建议的存储量。如果每年每吨粮食的收购、运输、仓储等费用按照2200元计算, 我国每年粮食储备费用多支出约6182亿元。印度在本世纪初也存有同样的问题, 但从2004年开始, 印度逐步降低了粮食库存, 相对降低了对粮食价格支持的力度, 农业开始逐步转向市场化。所以, 我国当前应当适当减少“绿箱”支持中用于粮食储备的资金, 节省的资金投入到更为急需的农业基础设施和科研建设方面。

其次, 增加并落实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减轻农民负担,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入世以后,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2002~2006年) 平均为502.08亿元, 与我国基期502.72亿元的支出基本持平, 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据统计, 全国主灌溉区的基础设施完好率不到40%, 配套率不足70%, [12]农业基础水利设施抗击自然灾害能力较弱。2011年初北方小麦主产区的持续干旱引发了对农业基础设施状况的担忧, 于是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中央一号文件) 第十六项明确指出:力争今后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 大幅度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水利资金。2010年我国水利投资是2000亿元, 高出一倍就是4000亿元。年度投资总额增加了一倍, 并达到我国基期投入的四倍。由于农业水利、灌溉、电网等基础设施投入数额巨大, 县级政府和农民难以承受, 笔者建议可以借鉴印度的经验, 全部由省级财政负担, 或者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共同负担, 否则“一号文件”确立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最后, 增加我国农业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投入。科技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农产品竞争力, 也是应对日益严重的各种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食品安全和卫生检疫等问题的有效途径。我国农业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整体上处于较低的水平。入世以来虽然在逐步增加, 但在整个“绿箱”支持的比重依然很低 (2002~2006年期间农业科研三项平均只占0.91%) , 而且大部分用于了技术推广人员的工资和推广单位的事业费, 致使许多“高产品种”停留在实验室或成果办, 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增加农业科研投入的同时, 应注重提高农业科研的转化率和对农业的贡献率,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约40%, 印度约为80%, 印度的科技转化率也比我国高出1倍以上。[13]印度高度重视农业科研的经验值得借鉴, 我国应增加科技投入, 实现农业由资源粗放型增长向科技集约型增长的转变, 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为了应对国际农产品贸易“绿色”贸易壁垒, 政府应尽快完善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和预警体系, 逐步改变农产品无标生产、无标上市、无标销售的状态, 提高农产品质量的安全性, 打破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的封锁。

2.我国“黄箱”支持重点应放在粮食作物上, 以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据《农业协定》的约定, 我国的“黄箱”使用量不得超过其农业生产总值的8.5%。与没有上线限制的“绿箱”支持不同, “黄箱”支持总量的使用是有限度的。印度利用有限的“黄箱”支持量集中支持粮食生产, 尤其是稻米、大麦和玉米生产, 最终不但实现了粮食自给, 而且出现过剩之势。结合我国的国情实际, 同样应该把“黄箱”支持作为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措施手段。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亿多, 按目前粮食消费量计算, 粮食总量需求至少为5亿吨, 占世界粮食消费总量的1/4, 世界粮食贸易总量每年约为2亿吨, 仅相当于我国粮食消费总量的40%, 中国粮食如果不能够保证95%的自给率, 大量从国际市场上进口, 那么世界粮食贸易和市场格局将会受到冲击。同时我国农业生产资源面临着刚性约束, 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 而且我国目前耕地面积还在继续减少, 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人口的持续增长, 农业资源的刚性约束, 致使我国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 只能从科技和制度上千方百计的提高粮食产量, 保证粮食的供应。所以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黄箱”支持的重点应集中在粮食生产上。

3.继续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 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业所面临的风险具有特殊性, 导致农业保险经营投入大, 赔付率高, 受多重风险的制约。所以, 与单纯的商业性保险相比, 农业保险具有鲜明的政策性和非营利性。如前文所述, 印度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早已成为政府支持农业的一项重要“绿箱”措施, 为减轻自然灾害可能给农民造成的损失提供了重要保障。我国农业地域广阔, 气候环境多样, 自然灾害频发, 但政府的农业保险赔付率很低。例如, 2008年初的冻灾致使我国南方多个省份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00多亿元, 由于许多农作物的保险尚未启动, 保险公司只赔付50亿左右, 其中纯农业保险的赔付仅占5%。[14]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始于2007年, 到目前为止, 保险险种涉及到种植业、养殖业、农机具、农民工伤害以及农民的养老、医疗、生育、住宅等方面。但整体上讲我国当前农业保险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需要作如下完善:首先, 积极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经验, 运用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 保险供给的方向和数量由政府决定, 同时对符合规定的农保产品给予补贴;[15]其次, 以小额保险为突破口, 发展农村保险事业, 以风险分散机制为突破口, 提高农业保险服务水平;再次, 创新农业保险形式, 建立小额信贷信用保险, 尽快建立巨灾保险分散机制, 促使农业保险法制化、制度化运作。最终建立灾害直接救助和农业保险相结合双重支持机制, 以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4.加快农业组织化进程, 支持鼓励农业合作组织

当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 固然能够极大的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但一家一户所经营的土地有限, 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经营。我国农业的这种分散性和小规模生产的特征短期不会改变, 农业生产者与企业之间联系不够密切, 生产和需求之间脱节。在决策过程中, 农民市场谈判能力弱, 其利益诉求也得不到反映, 需要建立一个高效、协调的农业组织管理体系, 使生产者、市场和政府三者之间保持信息的有效性、及时性和畅通性。在农业生产和贸易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密切的联系纽带, 使得我国分散小农户逐步走向农业规模化生产, 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生产模式。

支持农业的妈妈小组 篇4

于是，在社区活动的通知栏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活动通告。

让孩子爱上蔬菜

在农场的会员中，有孩子的会员占社区支持型农场的大多数，许多父母表示他们就是为了孩子才加入的。他们希望让孩子了解食物如何生长，也希望孩子亲身到农田帮忙采收蔬菜后会爱上吃蔬菜。事实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接受我们采访的小组成员之一的茗茗妈妈就说：“参加这个社区活动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孩子看见了蔬菜从何而来。而当孩子体会到了蔬菜是土地这么美好的恩赐之后，也更愿意吃菜了。”

连接父母、孩子与自然

社区的农场活动都是与自然相关的。在这样与自然亲近的亲子活动中，不知不觉增进了家人与孩子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父母和孩子一起，用双脚向大地问好，在农田中聆听麦苗的生长，在田野里结识友善的自然伙伴。用眼、用手、用脚，用全身心与孩子在一起，也经常像孩子一样，在大地上见证每个神奇的瞬间。孩子在亲手制作的自然笔记本上，记下了四时变化的惊喜和感动，接触土地让人和生命都是那么真实和自然。父母似乎在陪伴土地上的每个生命成长的同时，也变得更加有耐心和信心去陪伴孩子成长。对了，其实还有父母自己，也在和大自然一起的深呼吸中，有新的领悟和某种意义上的重生。

什么是社区支持农业

在西方的一些大都市， “ 社区支持农业”（简称C S A，C o m m u n i t ysupported

agriculture）运动正在风行。很多社区的志愿者组织起来支持农民，他们直接付给种植者购买产品的费用，绕过了超市、中间商和国际运输系统。这么做除了能保证农民们的收益，让他们有更大的热情投入耕种，这些志愿者们也以合理的价格得到了新鲜的、本地产的应季有机食物。正是出于支持农民的目的，都市里的人们可以在社区里签下一块地，用于种植瓜果蔬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生产肉或者牛奶。CS A农场每周一次为特定顾客直接运送农场种植的当季蔬菜，而消费者，需要支付相应的预订费。CS A农场和组织者不仅提供食物，他们还向消费者提供科学的饮食方式，组织他们参与农场的生态建设。

农业国内支持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2011年6月~2013年6月本科进行胃癌根治术的94例患者为本组的研究对象。随机的将患者平均分成对照组和试验组各47例, 其中对照组中男26例、女21例, 年龄41~68岁、平均年龄52.4岁;体重46~78 kg、平均体重 (62.2±15.4) kg, 前白蛋白0.28~0.36 g/L、平均前白蛋白 (0.32±0.04) g/L;试验组中男25例、女22例, 年龄43~65岁、中位年龄51.8岁;体重44~76 kg、平均体重 (61.5±14.6) kg, 前白蛋白0.27~0.38 g/L、平均前白蛋白 (0.33±0.05) g/L;在性别、年龄、体重、营养状态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有组间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术后应用肠外营养支持, 卡文注射液1920 ml, 1次/d, 静脉滴注;试验组患者术后应用肠内营养支持、选用瑞素肠内营养液, 通过营养管注入, 应用7 d。

1.3统计学方法

数据的统计分析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 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分别用%和均数±标准差 (±s) 来表示, 组间的比较分别采用χ2检验和t检验, P<0.05表示两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术后1周试验组血清前白蛋白含量为 (0.28±0.02) g/L、对照组血清前白蛋白含量为 (0.25±0.02) g/L, 试验组高于对照组,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试验组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为 (57.2±11.8) h、对照组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为 (72.1±14.5) h, 试验组少于对照组,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试验组术后发生并发症3例、发生率为6.38%、对照组术后发生并发症7例、发生率为14.89%、试验组低于对照组,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胃癌术后早期进行营养支持治疗是直接影响患者术后转归的关键因素[2]。肠内营养使得肠黏膜的功能和结构完整性得以保留、使肠黏膜细胞更直接的获得营养, 促进肠黏膜营养的改善和组织的增生修复, 保持黏膜的屏障功能。何彦坤等[3]通过对肠内营养和肠外营养在胃癌治疗中患者恢复情况的Meta分析表明, 两组间血清前白蛋白水平、并发症的发生率和术后排气恢复时间两组间的OR (95%CI) 值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表明肠内营养在胃癌术后的治疗中效果优于肠外营养。本组研究中, 试验组患者术后血清前白蛋白含量明显的高于对照组患者, 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时间少于对照组患者, 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 与帅磊渊等[4]的研究报告获得一致的结论, 表明肠内营养的营养支持效果优于对照组, 安全性高, 有助患者的康复。

综上所述, 胃癌术后进行肠内营养支持治疗较肠外营养支持更有益于患者营养状态的快速恢复, 有利于患者胃肠功能的及早恢复, 以及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是胃癌术后更为有效的营养支持方法。

参考文献

[1]戴春, 徐殿松, 孙桂菊.胃癌根治术后早期应用肠内营养的临床疗效分析.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2012, 12 (36) :7092-7095.

[2]刘翔.胃癌患者全胃切除术后早期肠内营养的临床观察.中国医药导报, 2012, 9 (12) :59-60.

[3]何彦坤, 张静, 何若冲.肠内与肠外营养对胃癌根治手术后患者恢复情况的Meta分析.中华临床医师杂志 (电子版) , 2013, 7 (5) :2077-2081.

一种片内硬件调试支持单元设计 篇6

随着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发展和半导体制造工艺的进步, 单个芯片上可以集成更多的电路, 如处理器、逻辑核、存储器核、模拟模块、RF模块等, 这些共同构成了单芯片系统, 也就是常说的片上系统 (System on Chip, SoC) 。片上系统的出现使得芯片可以实现更加复杂的功能, 获取更高的性能, 但同时其内部信号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观察和控制, 相应的测试和调试工作也遇到了难以克服的时间复杂性困难。国际半导体技术路线图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for Semiconductors, ITRS) 指出, 调试和定位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将会随着工艺的进步呈指数型增长[1]。由于测试和调试工作的复杂性, 其费用往往比设计费用还要高, 大约要占整个SoC总设计成本的1/3以上。在整个SoC的硬件设计过程中, 从第一次投片到最后成功的实现所有功能, 硬件调试的时间已经接近整个时间的35%, 而且这个数字随着集成度的提高还会增加[2]。

在整个片上系统中, 微处理器是核心, 也是最复杂的模块, 所以各个处理器内核的提供商也都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力量, 在其内核中集成了丰富的调试功能。当今流行的调试技术大多采用复用JTAG的调试方案, 但是这种方法一般都是在目标系统内部插入扫描链, 当处理器高速工作的时候, 难免会限制处理器性能的提高。为此, 该设计提出一种新的调试结构, 它不依赖JTAG接口且需要较少的引脚开销, 通过挂接在片上高速总线上来实时监测片内通信状况, 同时它直接与处理器进行交互, 能够在不影响处理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控制处理器以及访问所有片上存储单元, 用户可以通过专用的数据输出链路进行远程调试, 发布调试指令以及获取反馈信息。结合以上特点, 该设计将以文献[3]中提出的一个良好调试结构所需具备的三个基本特征作为设计出发点:调试的可观察性;调试的可控制性;高效的通信效率;低入侵性。

1调试系统构成

以硬件调试模块DSU为核心, AMBA 2.0总线为构架, 专用UART为调试链路接口的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

调试主机通过总线接口UART对调试单元发出调试指令;调试单元将控制系统的调试状态, 在满足触发条件时将通过与处理器的直接通信来挂起处理器, 用户可以利用调试主机通过调试接口访问片上所有存储单元, 获取系统状态信息;总线追踪缓存可以工作在两种模式下, 在正常模式下通过DSU实时记录总线通信状态, 而在调试模式下, 将由调试主机对其进行访问, 寻找问题发生的根源;指令追踪缓存处于微处理器内部, 用来存储执行过的指令;调试接口UART将为调试主机和总线之间提供协议转换服务, 实现串行数据与并行数据的相互转化。

1.1 AHB总线

在SoC设计中, 芯片内部总线的设计往往决定了芯片的性能、功耗与各模块的复杂度。通常依据以下两个方面选取总线:一是芯片设计流程其内在的需求, 二是对交换带宽、延时和效率灵活性的需求。该设计采用ARM公司提出的一种片内高速总线协议AHB, 它具有以下特点:支持突发传输;支持分块传输;单周期总线控制权移交;单时钟沿操作;非三态执行;宽数据总线架构;数据和地址流水重叠[4]。此外, 该协议还支持静态时序分析以及友好的测试插入。

该系统设计的AHB结构如图2所示, 由主从模块、仲裁器以及地址译码器构成, 采用中央多路选择器的互联方式。作为核心部件, 仲裁器接收最多16个主设备的总线请求, 为实现“可配置”的设计初衷, 采用基于分治的仲裁策略, 实现了固定与轮询两种优先级算法, 可以供用户灵活选用。AHB采用的集中式地址译码机制, 有利于提高外围设备的可移植性, 中央译码器根据地址总线发来的地址以及各个从机的身份信息进行译码以选择从设备, 该设计为减少运算逻辑和降低功耗, 仅对地址的高端位进行判别。整个AHB系统由多路选择器连接起来, 避免了采用三态总线带来的功耗、速度以及可测性方面的问题, 系统所需的控制信号和地址数据将由多路选择器路由到相应的目的设备, 而根据路由的方向可将多路选择器分为主模块到从模块多路选择器和从模块到主模块的多路选择器。此外, 为了解决在没有主机请求总线时的总线停靠 (bus parking) 问题, 此系统还设计了一个缺省主设备 (default master) , 其选择停靠的主机号依赖选取的仲裁算法。split传送是AHB的一个显著特点, 它在防止系统死锁和充分利用总线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里为了解决分块锁定 (split locked) 这一矛盾以及地址未命中问题, 设计实现了一个虚拟从设备 (dummy slave) , 当以上问题出现时, 将由虚拟从设备代为发送回应信号。

1.2 Trace Buffer

为了实现引言中提到的调试的可观察性, 本系统中就必须具备能够记录总线通信信息以及指令执行情况的模块[5]。AHB Trace Buffer就是一个循环缓冲存储体, 被用来存储AHB上通信的所有信息。AHB总线上的地址、数据和各种控制信号存储在其中, 并且可以在以后的分析中读出;同时在需要调试写入的时候也可以通过AHB写总线写入数据。本模块因每个周期需记录的信息位宽为128 b, 所以设计的AHB Trace Buffer存储器将采用4个位宽为32 b的同步SRAM构成, 深度可配置。若整个Buffer的容量为1 KB, 则每一个SRAM大小为64×32 b, 若容量为2 KB, 则每一个SRAM大小为128×32 b, 依次类推。

在正常总线通信中, 每一笔AHB传输将被循环存储到Buffer中, 在处理器进入调试模式后, AHB Trace Buffer被暂时挂起, 这时可由外部调试设备利用AHB总线访问Buffer, 通过地址译码控制4块SRAM各自的使能信号, 进而完成读/写操作。Buffer的数据输入端为128 b, 包含的有地址、数据、控制信号和控制寄存器值等, 详细见表1。

同样在微处理器内部实现一个指令Trace Buffer, 用来存储执行过的指令。该部件同样循环存储, 位宽128 b, 利用4块SRAM构成。该存储器中将记录指令执行过程中指令运行状态, 操作码、操作数和操作结果, 以及PC指针等值, 用以方便以后读出进行诊断定位。

两块Buffer在系统正常运转时记录数据, 所以为了保证其内容的正确性, 仅允许系统进入调试模式时对其进行读写访问, 而正常状态下将禁止对其访问。

1.3 DSU单元

对于嵌入式系统而言, 其内部的大部分信号与微处理器的工作状态对于开发者都是不可见的, 本设计就是通过提高在系统开发过程中用户对系统的可观察性和可控制性从而帮助开发者更为有效的定位设计中的错误, 从而加速开发周期[6]。为此, 本系统必须在片上集成单独的调试单元用于监测系统运转并能接管处于异常状态时的微处理器。

借鉴CPU中程序状态字的作用, DSU中首先需要一些寄存器能够控制与管理整个调试单元的行为, 它应该能接收来自调试主机发布的调试命令, 同时也能够对系统内部断点等触发行为做出实时响应以及在任何时刻都能被调试主机所访问, 为此, 该调试单元设计了如图3所示的部分关键寄存器。

图3 (a) 为AHB Trace Buffer控制寄存器。其中EN位将控制AHB Trace Buffer的使能;DM位表示Buffer处于延迟计数模式, 设计这种模式是为了方便观察断点发生前后定长时间内系统的运转状态;BR位则表示AHB断点命中;高16位DCNT表示在延迟计数模式下的延迟计数值。AHB断点寄存器有两路, 可写入30位的精确断点地址, 当AHB地址总线上广播的地址与该断点地址相吻合时, 将会立即冻结AHB Trace Buffer, 同时清除AHB控制寄存器的使能位。如果控制寄存器中的延迟模式被置位, 那么在断点命中的同时, 将启动内置自减计数器, 该计数值将由DCNT域控制, 当计数器自减至零时才能引起冻结行为。

图3 (b) 为DSU控制寄存器, 它与程序状态字作用相似, 能够直接控制微处理器的行为模式, 决定微处理器如何进入调试状态。TE位将控制处理器中指令Buffer的使能;第1～5位将作为处理器能够被挂起的条件位, BE表示处理器发生错误可进入调试模式, BW表示触发IU监测点可进入调试模式, BS表示执行断点指令 (ta1) 可进入调试模式, BX表示任何陷阱可进入调试模式, BZ是在特定陷阱才能进入调试模式;DM将用来指示处理器进入调试状态;EE位和EB位为只读, 将记录DSU外部使能和调试信号;PE位用来记录处理器是否进入错误状态;HL位记录处理器是否暂停;PW位记录处理器是否进入省电模式;其他位均未定义。

图3 (c) 为DSU中断和单步寄存器, 由于该系统设计的AHB总线系统最大可支持16个主设备, 所以这里的中断和单步控制寄存器以及屏蔽寄存器也将能够控制16个主设备。当前面所述的引起系统进入调试模式的条件触发时, 则相应的BNx (break now) 位将被置位, 而SS (single step) 位则可通过外部写入而使得处理器执行单步操作, 这些位将直接驱动对应每一个微处理器的控制部件, 由各处理器负责监测并做出相应的调试反应, 如PC现场保护、冻结流水和定时器、关闭看门狗等。

图3 (d) 为DSU屏蔽寄存器, 考虑在多处理器系统中一个处理器进入调试对其他处理器的影响, 特设计此寄存器。EDx表示一个处理器进入调试模式时, 处理器x是否强制进入调试模式;DMx表示处理器x是否屏蔽其他处理器进入调试模式。当某一处理器因触发断点或满足DSU控制寄存器所设定的条件时, 调试单元内部的屏蔽逻辑将会查询该寄存器, 对其中的EDx和DMx进行相与运算, 得出的结果将直接写入DSU中断和单步寄存器中对应BNx位, 由此可直接决定其他处于正常状态的处理器是否连带进入调试模式。

调试单元的设计初衷, 不仅是要能够控制整个系统接受调试控制, 同样也需要用户能够对所有片上存储单元进行访问[7]。整个片上存储单元可分为3类:一是两大Trace Buffer, 包括AHB和指令追踪缓存;二是DSU内部寄存器, 除前所述的四大关键寄存器, 还包括用于记录时间值的时间索引寄存器, 用于控制AHB Trace Buffer内部地址的AHB Trace Buffer地址索引寄存器, 用于存储精确断点地址的AHB断点寄存器和与其配套的掩码寄存器;三是微处理器内部寄存器, 包括cache, IU寄存器堆, SPR, PSR, FSR, 窗口寄存器, PC和NPC指针, 陷阱寄存器等。为了能对如此多的寄存器和存储器进行准确定位, 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寻址机制, 所以在DSU设计过程中设计了一套多级译码体体系, 将片上所有存储部件地址映射入此体系中。基于以上对DSU功能的设计考虑, 其具体的结构组成如图4所示。

当DSU被AHB总线译码器选中后, DSU内部的第一级译码器将对地址总线访问地址进行译码, 它将判断当前访问的对象属于三类存储单元中的哪一类, 如果是第二类即DSU内部寄存器, 那么将继续进行第二级地址译码, 译码的结果将决定当前调试主机将访问哪一个功能寄存器;如果是第一类存储部件, 由于它们容量较大, 并需要其128 b的位宽能与总线位宽相兼容, 所以需要在这些循环存储体内设计一个独立的译码器, 能够对AHB索引寄存器或一级译码送出的地址再译码;对于第三类存储部件, 由于此类存储部件位于DSU外部, 所以除了需要DSU内部的第一、二级译码外, 在处理器内部仍然需要更深层次的辅助译码,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 访问此类存储单元所需的时钟周期要多于其他几类存储单元。在图4中, 左边5个寄存器将共同决定AHB Trace Buffer的工作情况, 断点判别逻辑根据控制、断点和屏蔽寄存器的内容共同决定AHB Trace Buffer记录值来源于总线还是调试主机;时间索引寄存器值将随时钟周期自增加, 同时也作为记录内容的一部分方便以后查询;而索引寄存器也将随时钟周期自增, 为正常通信数据提供地址, 而在调试模式下, 将由一级译码器直接提供访问地址;右边3个寄存器将共同控制微处理器的工作状态, 在DSU外部使能信号下处理器进入调试模式后, 处理器将程序指针入栈保护, 同时输出信号指示当前调试状态并将定时器冻结。当DSU控制寄存器中的BN位被清零时, 则处理器定时器解冻, 程序指针恢复, 退出调试状态。

1.4 调试通信链路

在图1中就已经提到在本系统设计中需要一个调试接口, 该接口将连接调试主机与AHB总线, 它包含一个连接在AHB总线上的专用UART。该系统为此设计了一个简单的通信协议, 它支持数据在串口和AHB接口之间的格式转换[8]。通过这个通信链路, 一个读或写传输可以在任意的AHB地址上产生, 其结构如图5所示。

该系统设计的UART包含一个波特率发生器[9], 它利用一个18位宽的自减计数器产生所需的波特率, 在时钟的驱动下, 每当计数器下溢, 则产生一个脉冲信号, 同时将一个重载寄存器的预定值重新载入计数器, 最终产生的UART脉冲频率将是所需波特率的8倍。

调试机的串口支持的数据帧结构为10位, 包括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和1位停止位 (高电平) 。当进行的是读传输时, 除了将读地址按照规定的帧格式进行拆分外, 在开始阶段需另加1个控制帧, 其中包含指明当前传输的类型以及连续传输的块数;若进行的是写传输, 那么在地址发送完后, 还需要按照帧结构发送调试数据。每次进行连续传输时, 只需要发出1个首地址, 以后地址将按照控制帧中指定的块数按字自增。

通过本接口, 调试机的串行数据将能被此接口封装成符合AHB总线协议的传输格式, 同样在读传输时, 调试输出数据也能被此接口分解为单bit数据返回到调试串口。

2结语

当今业界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硬件调试系统, 如ARM公司的基于JTAG的Embeded ICE宏单元和Multi-ICE协议转换器, 它通过扩展JTAG测试端来实现通信, 利用扫描链插入技术访问寄存器并向处理器施加指令来访问处理器及系统的状态[10]。但是由于安全和商业因素的原因, ARM及其调试工具提供商都没有公开它们的细节, 并且其高昂的价格也使得很多用户对其望而却步。本文所提出的一种硬件调试单元完全自主实现, 且顺利通过Modelsim的功能仿真, 所以它不但能够有效的完成对片上处理器的诊断与调试, 而且其拥有的跟踪技术也能对程序的运转以及片内的通信状况进行实时监控, 同时专用的硬件协议转换模块在片内就实现了远程调试连接, 能够方便的与调试机进行通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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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晨, 张伟功.基于AMBA总线UARTIP核的设计与实现[J].计算机应用, 2003 (23) :36-38.

[9]周建华, 万书芹, 薛忠杰.一种新颖的UART自适应波特率发生器的设计[J].半导体技术, 2007, 32 (12) :1052-1055.

农业国内支持 篇7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2014年1月—2015年1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70例胫骨平台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 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35例。观察组:患者年龄22岁~60岁, 平均年龄 (31.0±7.1) 岁, 男20例、女15例, 交通事故致伤21例, 高处坠落致伤10例, 重物砸伤4例;对照组:患者年龄23岁~61岁, 平均年龄 (30.5±7.0) 岁, 男22例、女13例, 交通事故致伤20例, 高处坠落致伤11例, 重物砸伤4例。2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方法给予2组患者相同的基础治疗, 包括患肢消肿、牵引等治疗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在此基础上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钢板内固定治疗, 于膝关节内侧行2个手术切口, 对患者膝关节进行解剖复位, 并采取克氏针固定, 选择L或T形钢板固定, 术后常规放治引流管, 并进行切口加压包扎。观察组采用支持钢板内固定进行治疗, 依据CT检查、骨折类型进行手术准备, 充分暴露患者的胫骨平台关节面, 开放性骨折进行切开复位, 于患者膝正中取手术切口, 常规探查关节内附件, 针对累及半月板损伤者进行切除或修补术, 针对塌陷部位进行植骨, 采用克氏针和两点钳进行复位, 最后安装支持钢板, 有必要者辅以外固定。术后3 d严禁膝关节活动, 14 d左右可以进行早期功能康复训练。

1.3疗效评定指标观察分析2组患者的以下指标: (1) 治疗效果。 (2) 住院时间。 (3) 骨折愈合时间。 (4) 膝关节活动度情况。术后随访1年, 采用雍氏分级标准进行治疗效果评分, 共分为优 (分值≥85分) 、良 (分值≥70分) 、中 (分值≥60分) 、差 (分值<60分) 四个等级。

1.4统计学方法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 (±s) 表示, 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2组患者的骨折愈合时间、膝关节活动度、住院时间比较观察组患者的骨折愈合时间、膝关节活动度、住院时间显著优于对照组,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2 2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观察组患者的治疗优良率为82.8%, 对照组患者的治疗优良率为51.4%, 2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3讨论

膝关节是人体重要的负重关节[2], 胫骨平台骨折是常见的膝关节创伤性骨折, 原因多为受到强大的外力、轴向压力所致。根据有关资料[3], 近年来, 我国的胫骨平台骨折发生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 患者一般表现为骨折端粉碎、界面塌陷, 严重者伴发韧带损伤、血管损伤等。

胫骨平台骨折的治疗主张进行手术以确保患者膝关节平面和韧带的完整性[4]。术前通过CT、MRI检查判断患者的骨折类型和骨折部位, 观察是否出现韧带和软骨等损伤, 从而确保术前良好地掌握患者的具体情况, 以合理进行手术方案规划, 降低手术对患者造成的副损伤。手术主要就患者的塌陷骨折进行植骨, 确保关节面的完整性。常规固定材料多为钢板, 其显著的缺陷为易出现移位, 导致治疗效果不理想[5]。

支持钢板内固定具有解剖学和生物学特性, 操作简单, 抗旋转、牢固稳定, 并且有利于早期的功能康复锻炼, 使得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6]。本次研究采用的支持钢板具有良好的抗塌陷能力、抗剪切能力以及较强的固定效果, 为了确保治疗效果, 在进行手术时, 必须合理处理以下几个问题: (1) 合理选择手术入路, 为避免造成半月板损伤使得修补困难, 建议以关节下2 cm处采取锐性剥离方式进入关节或者采用凿骨翻转法, 并且探查患者的关节内附件情况。 (2) 首先采用合适的大骨块进行植骨, 边缘部位采用适宜数量的小骨块填充。 (3) 为了尽量降低患者术后关节内疼痛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 需要合理处理关节内附件损伤。 (4) 为了避免造成钢板压迫皮肤引起皮肤坏死, 术时钢板贴合位置需要紧密。

本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优良率高达82.8%,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51.4%;另一方面, 观察组患者的骨折愈合时间、膝关节活动度、住院时间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以上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果证实了支持钢板内固定治疗胫骨平台骨折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综上所述, 支持钢板内固定治疗胫骨平台骨折疗效显著, 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膝关节活动度, 缩短骨折愈合时间和住院时间, 具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摘要：目的 观察支持钢板内固定治疗胫骨平台骨折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2014年1月—2015年1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70例胫骨平台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 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35例, 对照组进行传统钢板内固定治疗, 观察组采用支持钢板内固定治疗。对比2组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治疗优良率高达82.8%,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51.4%, 观察组患者住院时间、骨折愈合时间、膝关节活动度情况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支持钢板内固定治疗胫骨平台骨折疗效显著, 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膝关节活动度, 缩短骨折愈合时间和住院时间, 具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关键词：胫骨平台骨折,内固定,支持钢板,临床效果

参考文献

[1]唐国能, 黄粹业, 蒋永益, 等.锁定钢板内固定治疗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的疗效观察[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2014, 14 (21) :4095-4097.

[2]韩凤旺.复杂胫骨平台骨折骨锁定钢板内固定40例疗效观察[J].陕西医学杂志, 2013, 42 (8) :1040-1041.

[3]吕功友, 严征.锁定钢板治疗胫骨平台复杂性骨折[J].安徽医学, 2013, 34 (9) :1343-1344.

[4]顾梦臻, 梁朝革, 王奕, 等.锁定钢板内固定治疗胫骨平台骨折疗效分析[J].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 2013, 28 (10) :969-970.

[5]马建平, 马乾鹏, 李静, 等.应用钢板内固定治疗成人胫骨平台骨折62例临床体会[J].宁夏医科大学学报, 2012, 34 (8) :838-839.

鼻-肠喂养管肠内营养支持护理 篇8

关键词：鼻-肠喂养管,肠内营养,护理

早期对危重患者进行肠内营养支持, 可阻断营养不良与免疫功能低下的恶性循环, 避免因肠道细菌移位所致的严重感染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发生, 并有助于改善肠黏膜的结构和功能, 维持肠道完整性, 预防应激性溃疡[1]。由于危重患者, 特别是意识不清并使用机械通气的患者, 胃麻痹和误吸的发生率高, 故以选用幽门后管饲途径为宜。我科自2005～2008年对30列不能经口进食且有胃动力障碍的患者, 采用内镜引导下置入鼻-肠喂养管, 早期开始持续EN支持治疗, 使患者由全肠外营养 (TPN) 逐步过度到全肠内营养 (TEN) , 取得良好的疗效。现将鼻-肠喂养管待续EN支持实施过程中的护理经验与体会总结报告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30例患者系2005年到2008年住ICU病房的危重患者, 其中男16例, 女14例。年龄为17～70岁。脑血管意外15例, 重症胰腺炎2例, 腹部外伤、脾切除术后10例, 全身多发伤3例。均不能经口进食且伴有胃动力障碍9例患者处于昏迷状态, 均接受机械通气和其他综合性支持治疗。

1.2 方法

使用德国费森尤斯卡比公司生产的FREKA ENDO250鼻-肠喂养管SONDOMAT输注泵和即用型肠内全营养乳剂。应用纤维胃镜将鼻-肠喂养管送至十二指肠水平部或以远, 接注射器注入净水检查是否通畅, 并妥善固定好导管。行床边X线腹部平片检查, 以确定喂养管头端位置是否适宜。置管后当天输注等渗盐水, 第2天开始输注肠内营养乳剂, 浓度由8%开始, 渐增加到25%, 速度由20～60 ml/h开始, 以后每隔断4小时增加10 ml/h, 直到100～125 ml/h。在输注泵控制下, 持续匀速输注16～18 h, 停止输注6～8 h。开始每4小时抽吸一次, 如肠内回抽液超过150～200 ml则减量或停止输注。监测每小时及每天的出入液量, 每天监测血糖、电解质及氮平衡。

2结果

30例患者均一次置管成功, 平均置管时间为 (11±4) 分, 喂养管平均置入深度为 (100±15) cm, 留置时间为6～100 d。患者耐受良好, 均顺利实施EN支持, 病情得到控制, 营养状况改善, 血清白蛋白、血糖、电解质等生化指标维持在正常范围。未发生误吸及明显的胃肠反应、无消化道穿孔、出血等并发症。

3讨论

对危重患者实施EN支持的主要难点在于患者多存在胃肠蠕动、消化和吸收功能障碍, 故对危重平价实施EN支持, 不仅要求临床医师针对患者实际情况, 正确地选择管饲及EN制剂, 还需要护理人员加强对EN支持各项管理措施的研究。通过对本组30例危重患者EN支持的实施, 我们体会到成功的应用鼻-肠喂养管持续EN支持的关键, 在于做好以下几点。

3.1 保证鼻-肠喂养管在位与通畅

在位, 就是要在进行各项护理操作时防止喂养管的脱出, 一是要妥善固定好导管;二是每班要检查导管置入深度, 对于清醒的患者还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如发现导管移位, 即行X线检查, 以确定其位置, 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①每瓶EN制剂输注前后, 都要用30～50 ml等渗盐水冲洗导管;②营养液使用前要摇匀, 使用过程中如因各种原因停止输注, 需用等渗盐水冲洗导管, 防止营养液长时间存留于导管内变质凝固而堵塞管道;③即使在停止输注期间, 也要常规每四小时冲洗导管一次;④禁止经鼻-肠喂养管输入有渣溶液或药物;⑤如果导管堵塞, 可尝试反复低压冲洗, 切勿加压冲洗导管。

3.2 防止输注系统及营养液被细菌污染

由于EN液内含蛋白质和糖类等营养成分, 是细菌生长繁殖的良好培养液, 一旦被污染将会导致细菌大量繁殖而引起患者腹痛、腹泻等肠道感染症状, 从而影响EN支持的顺利实施。故在稀释或配制EN液时, 应使用无菌注射器及无菌蒸馏水。严格执行无菌操作, 输注管每24 h更换。每瓶营养液500 ml输注时间<8 h。营养液开启后马上使用, 如暂不输注, 需置于冰箱内 (2～10°) 保存, 并在24 h内使用。

3.3 输注肠内营养液时掌握好“三度”

胃肠道并发症是EN支持最常见的并发症, 可通过良好的护理得到预防和改正, 主要是输注营养液时掌握好“三度”, 即适宜的浓度、速度及温度。遵循由低到高的原则, 即由低浓度、低速度开始, 至患者可耐受的浓度和速度。浓度可由8%～12%～20%～25%, 以等渗液为宜, 速度可由20 ml/h～60 ml/h～80 ml/h～120 ml/h。某些肠功能状态较差或极虚弱的患者, 甚至可从等渗盐水开始。温度保持在38～40度, 过热可致肠黏膜损伤, 过冷则容易腹泻。

3.4 肠内营养实施的监测

严密观察胃肠道反应, 注意观察患者有无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观察粪便的色、性状及量, 腹泻者要留取标本做常规检查及培养。每次输注前观察回抽液的改善, 异常时及时送检。在停止肠内营养液输注4 h后, 如肠残留量>150～200 ml则应减量或暂停输注。严密监测患者的水、电解质、血糖变化, 准确记录24 h出入量。

3.5 心理护理

对于清醒的患者, 做好心理护理是置管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置管前, 要做好解释安慰工作, 讲明置管的目的及优点, 取得患者的理解、配合。进行EN时, 要随时听取患者的感受, 了解其心理需要, 并告之要处于良好的心理状态。

总之, EN的成效取决于营养输注途径与方法的选择适当。否则, 可影响患者的耐受性及产生不良的并发症[2]。本组患者选用经内镜辅助放置鼻-肠喂养管持续EN支持, 具有操作方便, 经济, 安全, 符合生理, 疗效好, 患者易耐受等特点, 可作为ICU患者EN支持的较佳途径。高质量的护理和严密的观察, 则将并发症降低到最低限度, 保证EN支持的顺利进行, 从而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参考文献

[1]金仙妹, 王海燕, 王美娟, 等.危重病患者早期肠内营养预防应激性溃疡的观察及护理.中华护理杂志, 2002, 37 (7) :485-487.

农业国内支持 篇9

[关键词]肠内营养；急性胰腺炎；炎症；疗效

儿童急性胰腺炎（AP）的发生与胰腺内部及周边坏死和炎症密切相关，发病急，致死率高，并伴有多种并发症。AP主要发生于青壮年，但近年来儿童急性胰腺炎呈显上升趋势，给患儿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若处理不及时，容易发生重症急性胰腺炎，部分严重的患儿还可能发生多器官功能障碍（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由于该病发病急、手术耐受性较差，目前急性胰腺炎的治疗主要注重非手术治疗为主，同时辅以手术治疗。研究显示，患儿早期进行肠内营养（early enteral nutrition，EEN）能有效的降低急性胰腺炎患儿感染的发生，减少并发症。近年来，我院采用肠内营养支持治疗早期儿童急性胰腺炎，效果明显，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1月～2015年12月在我院急诊科接受治疗的71例急性胰腺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均符合急性胰腺炎的诊断标准，并经B超、CT确诊。其中男48例，女23例；年龄3～13岁，平均（6.8±1.3）岁。外伤性患儿36例，病毒性脑炎患儿19例，过敏性紫癜患儿7例，病因不明患儿9例。轻度32例，中度21例，重度18例。按照随机表将患儿分成两组，对照组35例，其中男25例，女10例；年龄3～13岁，平均（6.7±1.2）岁。外伤性患儿18例，病毒性脑炎患儿9例，过敏性紫癜患儿4例，病因不明患儿4例。轻度16例，中度11例，重度8例。观察组36例，其中男23例，女13例；年龄3～13岁，平均（6.9±1.5）岁。外伤性患儿18例，病毒性脑炎患儿10例，过敏性紫癜患儿3例，病因不明患儿5例。轻度16例，中度10例，重度10例。排除伴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儿。两组患儿在年龄、性别、合并症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均告知家属，并签署知情书，并经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方法

患儿均给予抑制胰腺外分泌、胰酶抑制剂、抗生素、抗休克、纠正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平衡等常规治疗，同时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在此基础上治疗2～3d后，观察组患儿给予行胃镜下辅助鼻空肠置管术，空肠营养滴注生理盐水250～500mL 1～2d改善肠道运动功能，再给予能全力（妞迪希亚公司，H20030011）滴注24h，10～20mL/（kg·d），并根据患儿耐受情况逐渐加量，5～7d内达全量，连续2周。对照组患儿给予深静脉穿刺置管行肠外营养治疗，连续2周。

1.3观察指标

（1）所有患儿治疗前、后均采集清晨静脉血5mL，3000r/min离心10min，分离血清，检测血清白蛋白（albumin，ALB）、前白蛋白（pre-albumin，PA）、超敏C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e C reactive protein，Hs-CRP）水平。（2）记录患儿血淀粉酶和尿淀粉酶恢复时间、患儿住院时间。（3）比较患儿并发症和转归。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x²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ALB、PA、Hs-CRP水平比较

表1显示，与治疗前比较，观察组Hs-CRP水平，对照组ALB、PA、Hs-CRP水平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ALB、PA、Hs-CRP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血淀粉酶和尿淀粉酶恢复时间、患儿住院时间

表2显示，观察组血淀粉酶和尿淀粉酶恢复时间、患儿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并发症及转归

表3显示，观察组患儿感染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败血症、多器官功能障碍、死亡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急性胰腺炎为一种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处于高代谢性状态，因此急性胰腺炎患儿行早期肠内营养能有效的改善患儿营养状态，促进患者早期康复。肠内营养可以为患儿提供必要的能量，改善肠道功能，降低患儿肠道菌群异位的发生，能有效的提高患儿免疫能力，减少感染、肾衰、全身性多功能器官障碍等并发症的发生，特别是部分重症急性胰腺炎患儿，能有效的降低致死率，改善患儿转归。因此，早期肠内营养能降低感染和死亡的发生。

研究显示，儿童一般都伴有较低的脂肪以及肌肉水平，对能源需求和代谢方式具有独特的特点，不同能力阶段的儿童代谢率各有所不同，长期的营养缺乏将导致儿童发育迟缓等症状，因此，伴有急性胰腺炎的患儿早期营养支持尤其重要。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儿接受早期营养治疗后，ALB、PA水平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明显变化，而对照组ALB、PA水平与治疗前比较，变化比较明显，且治疗后对照组ALB、PA水平明显低于观察组，提示给予早期营养的患儿能有效调节ALB、PA分泌，纠正患儿营养不良状态，改善患儿代谢失衡，缓解急性胰腺炎患儿病情，改善患儿预后。

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儿的Hs-CRP水平较治疗前均下降明显，尤其观察组Hs-CRP水平改善更加明显，且治疗后观察组Hs-CRP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给予患儿早期营养，能提高患儿的免疫能力，降低机体的炎性反应，患儿的脏器的损伤收到改善，促进患儿康复。而且，通过对两组患儿血淀粉酶和尿淀粉酶恢复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比较发现，早期肠内营养能缩短了患儿血淀粉酶恢复时间、尿淀粉酶恢复时间，减少了患儿的住院时间，节约经济。通过对患儿治疗后并发症比较，发现观察组患儿的感染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早期营养临床效果要优于传统的营养支持，能有效的降低肠源性和继发感染，而本研究中，两组的败血症、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等发生率比较，无明显的差异，这也能说明早期肠内营养安全、有效，对减少感染炎症的发生，改善患者预后有显著作用。

农业国内支持 篇10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2005年5月至2011年11月间于我院就诊的127例胃癌患者通过随机的方式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 其中试验组患者67例, 其中男性患者42例, 女性患者25例, 年龄在36～73岁, 平均年龄为48.6岁;对照组患者60例, 其中男性患者38例, 女性患者22例, 年龄41～69岁, 平均年龄为49.3岁。试验组与对照组127例患者中, 胃部姑息性手术患者23例;胃窦癌患者26例;胃部全切除患者37例;胃底癌患者41例。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中要接受一般性的静脉输液[1], 在手术完成后的第1天接受完全胃肠外营养支持。首先对对照组的患者进行热量的供给, 将110J/ (kg·d) 的热量、0.14g/kg的氮 (氮源为11.4%的乐凡命) 以及50%的葡萄糖60%、30%的Intralipid40%通过中心静脉注射的方式注入患者体内。总共疗程为1周, 每天在18～24h内进行输入。试验组患者在手术后1d之内进行肠道内营养支持, 每天应进行0.8g/kg氮、110J/kg热量以及1g氮:134.6Kcal非蛋白热量的中心静脉滴注。并在手术后第2天进行500mL氯化钠的滴注, 滴速要维持在60～80mL/h。之后的1周之内, 氯化钠的滴注维持在每天1500～2000mL, 滴速要在150mL/h。

医护人员要对两种患者进行营养支持过程中前白蛋白值、血浆白蛋白值及患者的体重变化情况进行即时的观察和记录[2]。

2 结果

两组患者接受营养支持后的临床效果见表1、2。

3 讨论

对于试验组患者所用的肠道内营养支持以及对照组患者所用的完全胃肠外营养支持, 虽然不能对患者手术创伤时的高分解代谢及手术逆转起到作用, 但是可以使患者的蛋白质分解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并且可以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对于接受肠道内营养支持的患者, 应该遵守滴注速度从慢到快, 滴注量由少到多以及滴注希浓程度由轻到重的原则[3], 这样能够有效的避免术后并发症及切口感染现象的产生, 并且患者也易于接受。通过对2005年5月至2011年11月间于我院就诊的127例胃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试验组患者住院时间、肛门排气时间都要早于对照组患者, 试验组患者患者白蛋白值、血浆白蛋白及体质量变化均要小于对照组患者, 因此可以证明对胃癌患者进行手术后早期肠内营养支持的临床效果要好于对患者进行完全的胃肠外营养支持, 值得在临床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应用。

摘要：目的 对肠内营养支持在胃癌手术后早期阶段的应用方法和临床效果进行探讨和分析。方法 对2005年5月至2011年11月间于我院就诊的127例胃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127例患者通过随机的方式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 其中试验组患者67例, 对照组患者60例, 对试验组67例患者进行胃癌手术后早期的肠内营养支持, 对照组60例患者则接受胃癌术后的完全胃肠外营养支持。结果 两组患者的体质量均比手术前有所下降。对照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以及手术后肛门的排气时间都要晚于试验组患者, 并且对照组患者前白蛋白下降值以及血浆白蛋白下降值都要大于试验组患者。结论 对胃癌患者进行手术后早期肠内营养支持的临床效果要好于对患者进行完全的胃肠外营养支持。

关键词：胃癌手术,肠道营养支持,胃肠外营养支持,临床效果

参考文献

[1]陈淑凤.早期肠内营养在胃癌根治术后患者中的应用[J].齐鲁护理杂志, 2010, 16 (5B) :39-40.

[2]何洁依, 谢勇, 李萍, 等.胃癌术后的早期肠内营养支持[J].中国临床医学, 2007, 11 (3) :374-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