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管机制

法律监管机制（共8篇）

法律监管机制 篇1

证券跨境上市指的是证券同时在若干国家的证券交易市场进行上市交易。但是在此过程中, 仅用某一国的法律已经不能够规范协调证券市场的行为, 也无法有力打击不法行为。同时, 由于法律冲突的出现, 让许多外国公司感到无法适应, 并且也难以接受不断增加的跨国上市成本。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 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 倘若完全不考虑在本国的监管行为对他国上市企业的影响, 则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迟早会产生不利影响。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领域的交往不断扩大, 在证券交易领域的活动也不断加强, 因此分析研究中美两国在证券跨境监管领域的合作机制, 有利于减少交易壁垒, 降低投资者发行的发行成本, 更可避免国际投机行为给国际证券市场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现状及必要性

(一) 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现状。

证券监管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成熟起来的, 其产生与发展都与证券市场息息相关, 从监管到放松监管, 再到监管。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渐国际化, 证券监管也突破了地域限制, 各国为了维护本国投资者的利益, 也逐步在证券监管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早期的跨国监管是通过主权国家间的司法互助协定或签订谅解备忘录的形式来进行的。1973年美国同瑞士签订了第一个有关证券监管问题的司法互助协定;我国也同意大利、法国、土耳其、希腊等国家签订了类似的协定, 并同美国、德国、韩国等国采取谅解备忘录的形式进行有关证券监管方面的合作。

除了采取双边协定的方式, 通过加入国际性组织,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也成为各国政府对证券进行监管的一种方式。国际证券委员会即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监管机构组成的国际组织, 并为各国的跨国证券合作做出了努力。它通过制定一系列协议、标准为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如, 1992年制定的《金融集团的监管》、1993年制定的《跨国证券和期货欺诈》等。

于1961年成立的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 是世界上主要证交所之间的论坛, 旨在促进证交所之间的合作, 解决证交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进而推动跨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跨国证券监管合作的开展。

(二) 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 跨国证券交易也愈加频繁, 然而违法操纵证券市场的非法行为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如果不能从其他主权国家获得必要的信息, 监管的有效性就会被削弱。根据传统国际法理的观点, 一国公法不具有域外效力, 仅在自己地域范围内有效, 对境外行为无权干涉。倘若一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或本国投资者的利益而加强域外监管的效力, 其他国家也必然采取报复和抵制措施。加之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同, 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国监管之间存在的冲突必须得到解决, 由此实现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也显得尤为必要。有效的跨国监管合作不但可以有效地打击跨国证券交易的违法行为更可以减少行政壁垒, 降低监管成本, 维护国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美国的证券监管国际合作法律机制

美国的证券市场一向被誉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证券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美国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美国在国际证券监管制度上坚持国内法的域外效力, 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其他主权国家的抵制, 因此美国也开始逐步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一) 国内法上的规定。

1988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国际证券监管合作法案》, 该法案赋予了SEC与外国监管机关合作的一些特权与便利。首先, 该法案规定SEC在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中要为外国证券监管机关提供必要的协助, 以使其可顺利地开展违反该外国证券交易法案件的调查工作;其次, 免除SEC披露从外国监管机关处取得的秘密信息的义务, 保证外国监管机关的顾虑, 使其向SEC提供给有助于证券监管合作的信息;第三, 为防止SEC向外国监管机关提供未公开信息被其他法律认定为违法, 规定SEC有权制定单行法规向外国监管机关提供未公开的信息。

(二) 双边协作规定。

美国是最早利用司法互助协定形式进行国际证券监管合作的国家。现在已经与加拿大、瑞士、英国等十几个国家签订了司法互助协定。1973年美国与瑞士签署的司法互助协定中规定, 缔约方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另一方有关强制措施方面的协助。1985年与加拿大签署的司法互助协定中规定, 凡是涉及证券、消费者保护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均可适用相互法律协助。这些协定的签署为美国与缔约国之间开展合作, 打击证券违法行为与投机行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美国采用的第二种形式就是签订谅解备忘录。其与瑞士于1982年签订的《关于相互执行内幕交易法律的国际合作备忘录》, 这是美国最早签订的关于证券监管国际合作方面的备忘录。通过这种形式, 使得美国SEC的域外监管权得到有效实施, 更好地打击了证券违法犯罪活动。

(三) 区域性与全球性协作。

双边合作受到主体的限制难以在区域内及全球范围内展开, 由此美国SEC积极推进全球范围内的监管合作。国际证券委员会、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国际证券管理者协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等国际组织都有美国的身影, 这一系列举措, 造就了美国建成世界上最稳定、最完善的证券市场。

三、中国的证券监管国际合作法律机制

(一) 双边合作方面。

我国采取同其他国家签订司法互助协定和监管合作备忘录的形式开展双边监管合作。目前, 我国已经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多国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如, 1996年与英国财政部签订的《关于合作、磋商及技术协助的谅解备忘录》;1998年与法国签订的《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1999年与意大利签订的《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等。

(二) 全球性合作方面。

中国证监会于1995年加入了国际证监会组织, 也开始参加国际证券委员会的每一届年会。在1997年北京还承办了国际证券委员会亚太地区委员会及其执行会议。1996年上海、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正式成为证监会国际组织的正式附属会员, 这将有利于我国的两大证交所同外国证券自律性组织开展交流与合作。

四、完善我国证券跨境监管合作机制的建议

证券交易的全球化趋势使得证券监管机关的合作成为必须。中国证监会在维护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为适应全球化证券交易活动的发展, 我国的证券监管制度势必与国际接轨, 因此我国应从多角度考虑建立跨国证券监管制度的合作机制。

(一) 逐步扩大对外开放。

我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 在入世时并未设定证券业过渡期的最后期限。由此, 按照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条款, 适用逐步自由化原则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性条款, 逐步开放我国证券市场, 以保护尚处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

(二) 完善证券跨境监管法律机制。

在实体法方面, 借鉴美国的经验, 制定有关证券市场跨境监管的法律法规, 以尽快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 为证券市场国际化提供相关的法律支持;在冲突法方面, 通过总结归纳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 对涉外法律适用方面制定出更为详尽的以适应证券交易的法律法规, 以便在发生法律冲突时, 准确地选择适用哪国法律解决证券交易中存在的问题, 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 打击不法交易行为。

(三) 赋予监管机关参与国际合作的自主权。

美国通过制定《国际证券合作执行法》来加强SEC监管合作的权利, 从国内法上给予证券监管法律上的支持;而我国《证券法》对证监会开展国际合作的权限未具体规定, 倘若使证券监管更具效力, 则需制定独立的《证券监管法》, 明确具体地规定证监会的监管权利, 通过国内立法为跨国证券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四) 拓宽全球性证券监管范围。

证券市场是国家资本流动的市场, 是企业进行融资、公民进行投资的重要渠道。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而证券市场的繁荣则有赖于严格有效的监管行为。证券交易活动一旦跨越了国界, 风险也随之传递, 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也势在必行。

目前, 我国证监会通过与境外证券监管机构签订谅解备忘录的形式进行跨国证券监管的双边合作。在此基础上, 建立我国司法部与证监会等各个主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 扩大与境外司法机构的合作, 发挥司法互助条约在跨国证券监管合作中的作用, 以促进我国证券跨境监管制度的发展。同时, 应当进一步参与全球性多边监管的合作与协调, 加强与国际证券业组织的合作, 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推动我国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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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德社.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国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 2001.

法律监管机制 篇2

美国证券市场监管直接或间接地都是建立在联邦法或州法之上。它的整个监管体系是由证券立法所搭建起来的，一个形象而且权威的比喻就是：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1940年投资顾问法构成了美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四个桌脚，其桌面则是19州蓝天法。

最初，美国的证券监管权隶属州政府。1911年，州蓝天法被通过以防止证券销售中的欺诈行为。该法还要求某些证券及经纪商和交易商注册。1933年证券法是第一部联邦级重要立法，该法要求首次证券发售必须注册并且要求发售证券方必须披露相关信息。更进一步地，该法明令禁止在证券销售中的误导和欺诈。

1934年证券交易法拓展了1933年证券法的准则，进一步覆盖到了二级市场，它要求全国范围的交易所、经纪行和交易商都必须注册，同时该法使建立自律组织去监督证券行业成为可能。自1934年以来，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及其后的修正案(如1975年证券法修正案)的执行权都授予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SEC是通过1934年证券交易法所建立的美国政府准司法机构。1940年投资公司法拓展了对投资公司的注册和信息披露要求，1940年投资顾问法要求向他人提供证券投资建议的个人必须注册。投资顾问也被要求披露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

美联邦证券立法极大程度地依赖于自律原则。美证交委将其对证券交易行为的监督权授予了注册交易所，尽管SEC仍然保留了对最终监管条款的修改和补充权。同样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其对柜台交易行为的监督权授予了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

使美国证券市场不同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证券立法是1933年银行法，也被称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该法禁止商业银行参与投资银行业务，其法理基础是：既从事商业银行又从事投资银行将产生固有的利益冲突。因此，银行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并没有象其他国家那样发挥主导作用。然而在11月1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律取消了美国30年代大萧条时期实行的限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跨界经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从而将使美国金融业迈入一个新的时代。这项法案的特点是，它能够让每一名美国人都获得一条龙式的金融服务，而且能够在美国每一个城镇建立金融超级市场，提供低廉的一站式服务，企业和消费者可以在一家金融公司内办妥所有的金融交易。横在美国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墙”已被全面拆除，而集银行、保险和证券等全部金融业务于一身的“超级银行”在美国取得了正式的合法地位。人们可以通过一个账户、在一把“红雨伞”(花旗集团的标志)下得到从信用卡、保险、外汇、基金、证券到汽车和房屋贷款等在内的所有金融服务。这场革命性的转变已重新界定美国金融业的行业经营界限。

法律监管机制 篇3

可见,要打造成功的旅游品牌,仅仅依靠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稳定透明的价格消费、完善的权益保护机制、便捷通畅的交通设施等等,都是塑造良好旅游环境的必备要素。在旅游消费者相关权益受到侵犯后,不能当作个案问题进行解决,而应将相关案例作为警示,全面反思和整顿,完善相关法律监管机制,否则花再多钱进行旅游宣传都只会徒劳无功。

近年来,辽宁依靠其丰富的农业资源、独特的民风民俗和地方文化,以及独具特色的传统饮食等,开发出一系列颇受欢迎的乡村文化旅游产品。例如,辽宁省的沈阳农业博览园、大连金科生态园艺场、大连石河现代农业园区、风城大梨树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区等多个农业旅游项目。要保持乡村文化旅游业的持续繁荣,法律监管必不可少。而辽宁乡村文化旅游的法律监管环节相对成熟景区较为薄弱,本文主要对辽宁省乡村文化旅游法律监管机制进行研究。

一、乡村文化旅游概念界定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文化旅游”尚无统一的概念界定,但一般都认为乡村文化旅游是在乡村旅游的基础上突出文化内涵,是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本质上仍属于乡村旅游。乡村旅游通常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发生在乡村地区,其二是以乡村性作为旅游吸引物。例如:世界旅游组织(WTO)认为“乡村旅游”是指“旅游者在乡村及其附近逗留、学习、体验乡村生活方式的活动。”北京市发布的《北京市郊区民俗旅游接待户评定标准》,其中将“乡村旅游”定义为:“以乡村居民聚居地为地域核心,以乡村居民为经营主体,以乡村社会为背景,以乡村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休闲活动。”江苏省发布的《江苏省乡村旅游点等级划分与评定》其中将“乡村旅游”定义为:“以乡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环境为吸引物,以城乡居民为目标市场,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

二、我国乡村文化旅游相关法律监管机制

我国的《旅游法》自2013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迄今为止已有两年多时间,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我国旅游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但《旅游法》中未对“乡村文化旅游”内容做出明确的详细规定,其中只在第46条规定:“城镇和乡村居民利用自有住宅或者其他条件依法从事旅游经营,其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可见,我国旅游法未对乡村文化旅游服务设置明确独立的法律监管机制。

我国很多地区为了鼓励当地乡村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服务标准,例如前文提到的北京、江苏等地,河北省旅游局也制定了《河北省乡村旅游服务质量标准》(以下简称《《标准》),针对环境、交通通讯、公共设施、住宿、餐饮、购物与特色活动、安全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标准的设定。

总体来看,我国乡村文化旅游地方法规不完善,仅有当地旅游部门制定的服务标准和评价方法远远不够。一方面,不能称之为地方性法规,另一方面,《标准》中相应的配套措施也不完善,有关部门的监管效能无法体现,直接影响乡村文化旅游的法律监管效力。

三、辽宁乡村文化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法律监管现状

1. 监管法规缺失

目前,辽宁省有关旅游业的地方性法规只有《辽宁省旅游条例》,对乡村文化旅游没有进行专门的规定。有关乡村文化旅游的规范性文件例如《乡村旅游服务质量标准》和《乡村酒店等级划分与评定》,等地方标准也缺乏。

目前辽宁省乡村文化旅游尽管发展迅速,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在餐饮卫生方面,不少“农家乐”餐馆厨房功能分区不明确,脏、乱、差现象仍然存在;由于“农家乐”模式多有经营的淡旺季,很多餐馆经营者缺乏长远和品牌意识,短期牟利现象较重,在食品卫生规范方面认识不足,相关卫生监管力度不够。在公共设施方面,不少乡村文化旅游点的公共场所达不到“无污水、污物,无乱建、乱堆、乱放现象”,而且乡村文化旅游点内设置的垃圾桶数量和外观上仍有很多不足;文化内涵方面,不少文化演艺产品内容过于低俗。

2. 监管主体不统一

乡村文化旅游的主要政府管理部门涉及设计工商、公安、旅游等多个部门,实质上的统一监管机构并没有,多头管理现象较多,各个监管部门之间责任划分不明,出现问题时各部门互相推诿的情况较多。正如前文提到的山东青岛“天价大虾”事件中,公安部门和物价部门互相推脱责任,导致游客权益不能得到及时维护。

3. 监管执法力度不够

尽管没有专门的乡村文化旅游地方法规,但在法律监管中仍然可以参照《旅游法》等法律,实践中,不完全是无法可依,但乡村文化旅游服务中仍然问题频出,消费者旅游体验不满意甚至相关权益受损,主要原因仍在于对乡村文化旅游景点的监管执法力度不够。乡村文化旅游景点比较分散,再加上交通基础设施制约,执法人员检查力度远远不够。此外,在执法中也会出现执法不规范的现象,原有的惩罚力度可能在人为操作下减弱,监管效力收到很大影响。

四、完善辽宁文化乡村文化旅游法律监管机制的建议

1. 建立完善的监管法律体系,加强执法力度

要完善乡村文化旅游市场监管秩序,首先必须有法可依。这方面可以借鉴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验,这些国家对乡村文化旅游都有制定专门的法律和服务标准,并配有相应的督查机构,执法力度较大。例如,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The NationalWildnessPreservationSystem”、“TheNational WildandScenic Rivers Act”、“National TourismAct”等法律法规,为保障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提供了完备的法律框架。目前我国《旅游法》并没有对乡村文化旅游进行专门的立法,而是将立法权力交由地方政府,乡村文化旅游占辽宁省旅游比重逐渐增大,因此辽宁省有必要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及条例。例如,乡村文化旅游土地保护条例、环境保护条例、乡村文化旅游游客投诉与处理条例等等。针对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的问题,应制定相应的奖惩制度,对于表现好的单位或企业颁发相应的证书,并在公开平台上进行宣传;对于表现不好的则予以惩罚,并进行通报处理。

2. 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乡村文化旅游涉及多个部门,具有综合性,以往条块分割的国国家体制架构不利于对其监管,有必要进行及时和适当的调整。一一是,建立一个统一专门的法律监管机构;二是,涉及到的各有关关部门应加强合作,不能再强调单行法规和部门职责。具体来说说,辽宁省可以成立乡村文化旅游法律监管小组,建立由旅游局局、文化局、卫生局、物价局、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参与的“乡村文化化旅游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有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题就可以在联席会议上共同磋商、协调和解决,最终为乡村文化旅旅游发展构建和谐环境。

国外不少国家专门针对乡村文化旅游建立相关协会,例如丹丹麦全国农业旅游协会,英国北奔宁地区的农业发展与咨询服务务处(ADAS)、乡村发展委员会、农业培训委员会、农场度假部等等等,这些协会对乡村文化旅游的健康发展和监管起到积极作用。辽辽宁省也成立了专门的旅游协会,但其在乡村文化旅游监管方面面发挥的功能有限。有必要组织专门乡村文化旅游行业人员对乡乡村文化旅游进行定期下基层调研,政府亦可以给予一定处罚权权限,使旅游协会真正发挥指导和监督作用。

3. 充分利用微信和微博平台,实行全民参与

在当前通讯信息发达的时代,很多新闻传播的渠道都是微信信和微博,不少游客在旅游过程中随时将旅游经历传播到网上,一一些好的体验或不好的抱怨会引起很多人关注。辽宁省旅游部门门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微信和微博公众账号,加强宣传,让辽宁省居居民以及来辽宁旅游的游客知晓相关平台,实行全民动员,全民参参与,鼓励民众通过平台发表意见或建议,让大家都参与到乡村文文化旅游服务质量监督中。对于民众或游客提出的投诉意见和改改进意见要及时处理,真正使微信微博和平台成为辽宁旅游部门门与大众交流的媒体。

摘要：近年来,辽宁依靠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开发出一系列颇受欢迎的乡村文化旅游产品。要保持乡村文化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法律监管机制必不可少。对辽宁省乡村文化旅游法律监管机制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从三个方面提出建议:建立完善的监管法律体系,加强执法力度;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充分利用微信和微博平台,实行全民参与。

关键词：乡村文化旅游,法律监管,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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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瑜,杨晓霞.国外农业旅游研究综述[J].人文地理,2011(5):15-23.

法律监管机制 篇4

对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研究认为, 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暴露主要集中在交易过程, 因此, 当前各国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控制和监管主要体现在交易过程①。实际上,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独特的信用创造机制及其存在的内在缺陷放大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风险。由于认识不足, 造成了当前对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风险监管不足, 交易双方经济权利义务与法律权利义务不对等的局面, 诱发了金融衍生市场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 加剧了交易后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蔓延, 引发了一系列的风险事件。

为了加强人们对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风险的认识, 本文由金融衍生工具独特的信用创造机制入手, 将其与商业银行传统的信用创造机制对比, 并分析其对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个体风险及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剖析当前对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监管存在问题, 并且以此为基础重新构建我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监管的框架。

二、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独特的信用创造机制

传统研究认为, 商业银行是最基本的信用创造主体, 它的信用创造活动是在有限存款准备金下, 以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 利用存贷款期限的错配产生的资金时间价值, 将存款和贷款功能集于一体时, 将存款人和贷款人联系在一起, 形成存款—贷款—派生存款……的信用创造过程, 完成信用创造功能。

随着金融创新、金融深化的不断发展, 货币市场呈现短期化的融资特性,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在金融体系内创造了一个基于抵押品的资金循环机制。如图1所示, 市场上短期融资的提供者主要是货币市场各种基金, 它们通过发行理财产品, 分流了部分商业银行的居民储蓄资金, 而影子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上通过质押方式获取短期融资, 如商业票据、回购协议获得这些短期融资, 他们将这些资金用于购买像商业银行贷款类的基础性资产, 然后将这些资产打包组合成为各种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 通过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出售给其他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个人投资者。同时, 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自身也可以以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作为抵押品向影子银行机构融资, 实现完整的资金循环。这个过程中, 影子银行可以继续利用这些打包组合的结构性金融衍生品作为新的抵押品进行再抵押融资, 获得高杠杆融资资金, 投入新一轮的信用创造。现代经济中的信用创造功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商业银行了。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这种信用创造功能在货币市场上产生外部溢出效应, 对商业银行信用创造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

金融衍生市场的信用创造机制与商业银行传统的信用创造机制有较大的区别。

1.货币创造原理不同。商业银行基本的货币创造原理是通过债权债务存单创造多倍的货币, 凭借存短贷长, 获得资金在实体经济中使用的时间价值;而金融衍生市场则是通过金融产品合约创造多倍的货币。发起并创造金融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影子银行等金融机构是信用创造的核心, 他们通过存超短贷短, 从抵押品升值带来的融资规模增长中获得资产证券化带来的各种专业化收益。

2.抵押品及提供风险保护的机构性质不同。商业银行的抵押品是现金或者活期存款, 这代表商业银行对存款人的债务, 它们由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为其提供风险保护, 具有很高的信用等级和较强的流动性, 并且当市场流动性出现紧缺时可以由中央银行实施最后贷款人角色作为最后贷款人;而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抵押品中一般由一些不同信用等级的基础金融资产, 例如, 商业票据、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等, 或者是在其基础上衍生的金融资产, 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 它们的风险状况仅由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决定, 由于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及存在利益冲突的原因, 其评级结果可能会失真, 一旦基础金融资产价格出现波动, 衍生品流动性就会出现问题。

3.杠杆比率与信用创造能力不同。商业银行信用创造受到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监管约束, 在存款准备金、贷款比率、放贷限额等指标约束下, 信用创造能力受到控制;而金融衍生工具的信用创造只是依赖信用评级, 通过信用担保或者信用增级机构可以将基础金融资产不断证券化。理论上, 只要基础资产的价格上断攀升, 其信用创造能力可能无限扩大。金融衍生市场上参与信用创造的主体其杠杆比率、规模由金融市场自身运行决定, 其证券化程度越高、参与主体越多, 它们资产周转率越大、杠杆比率越高, 衍生市场的信用创造规模就越大。据统计, 2006年, 美国市场的抵押贷款担保证券和资产支持证券之和高达32 409亿美元, 占当年全部证券发行额的52%。2007年, 美国一些投资银行杠杆比率超过30。

4.对市场流动性影响不同。金融衍生工具的信用创造并不是传统狭义流动性的货币资产, 而是创造广义流动性的各种金融资产, 他们随时可以通过回购交易变成现金, 形成对资产市场的需求。因此, 这种信用创造更容易形成内生流动性扩张, 即衍生工具创造出的信用仅在虚拟经济内循环, 对实体经济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贡献, 容易造成资产价格泡沫, 产生通胀的压力。据估算, 由各种衍生产品创造的流动性占广义流动性的78%, 如果再算上证券化的债务, 两者占广义流动性的比例达到89%;而广义货币M2仅占全球广义流动性的10% (李波, 伍戈, 2011) 。

5.对信息披露要求不同。金融衍生工具信用创造过程中抵押品缺乏最后贷款人, 高杠杆比率可能引发的高风险性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对传统商业银行监管相比, 国际社会并没有要求场外交易为主的金融衍生市场参与者对其交易价格、交易数量以及杠杆比率、风险敞口等信息进行披露。巴塞尔协议Ⅱ只有对传统银行及其业务的监管与指引, 没有针对金融衍生工具和影子银行及业务的监管与指引。

三、独特的信用创造机制对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风险的影响

金融衍生市场独特的信用创造机制进一步放大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面临的个体风险。例如, 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 详析如下:

(一)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是指由于汇率、利率或金融资产价格等市场因素的波动使交易方持有头寸价值发生不利变动, 进而影响持有者财务状况及后继合同履行的风险。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上抵押品的特殊性, 使得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面临的市场风险比一般基础性金融产品更大。在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信用创造过程中, 抵押品价格不断看涨, 再抵押融资才具有流动性。一旦抵押品价格出现反转, 其他所有再抵押融资者和原始抵押融资者的资产都要面临减计, 它们会要求提供抵押的金融机构尽快偿还其抵押品, 从而形成对金融机构的抵押品“挤兑”现象, 最终危及所有参与信用创造的金融机构。尤其发生金融动荡时, 抵押品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 没有机构愿意接受, 因此, 抵押品的价格可能因人为预期因素以及市场抛售行为导致非理性狂跌。

目前, 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市场上未结清的合约金额增长很快, 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风险头寸暴露水平有增大的趋势, 杠杆性效应放大基础金融产品市场上的波动, 并导致市场风险向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转化, 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

(二)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合同签订后, 交易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交收义务而造成的风险。这种无力履行交收义务的原因往往是交易方出现破产或其他严重的财务问题, 例如, 债务加速到期、债务违约、重组导致的拒绝、延期支付或者未能付款的问题。信用风险是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1992年全球第一个信用衍生产品出现, 将金融市场面临的信用风险从市场风险中剥离出来, 通过衍生工具对信用风险进行定价、交易和有效管理。如今, 信用衍生产品 (Credit Derivative) 从无到有, 快速增长。大量复杂的信用衍生产品在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信用创造过程中充当抵押品, 伴随着信用创造在金融衍生市场中将个体信用风险转移、蔓延, 信用风险可能由原来单个交易方传递到多个交易方, 由一个行业传递到另一个行业。此外, 结构越来越复杂的信用衍生品充当抵押品, 加剧了交易双方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 诱发道德风险, 使得原有的信用风险在信用创造过程中非但没有消失, 甚至可能传染、积累、加大, 从而增加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Haensel和Krahnen (2007) 研究了信用风险转移工具的使用给大型国际银行的风险承担带来的影响, 发现CDOs会增加发行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三)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包括市场流动性风险和流动资产风险。市场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市场深度不够或者市场发生混乱, 合约持有者不能按合理市价轧平或冲销而面临无法平仓的风险, 无法或很难在合适的时候以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平仓;资金流动性风险是指持有人的流动性资产不足, 合约到期无法履行支付义务或无法按合约追加保证金的风险。金融衍生市场上抵押品管理缺乏最后的信用支持, 信用扩张不受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约束, 高杠杆运作都可能加剧持有人融资流动性风险和市场流动性风险之间的恶化。另外, 金融衍生工具以场外交易为主, 场外交易往往由交易双方按自愿原则自行订立的, 合同并不是标准化的, 与场内交易标准化合约相比, 交易者往往更难按照市场行情的变化调整持有头寸的大小, 使得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具有更大的流动性风险。

(四) 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系指因法规不明、交易双方过度延伸解释法律或交易不受法律约束而导致的风险。在型态上, 法律风险契约本身不可执行, 或交易相对人之越权 (ultra vires) 行为, 以及因各国法规不一, 解决纷争手段或法规解释、司法裁判很难一致等都会形成法律风险。金融衍生工具虽然发展非常迅速, 但是它一直是游离在金融审慎监管框架之外。2007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对金融衍生工具监管存在疏漏, 金融监管体系并没有覆盖进行高风险信用创造的衍生市场, 国际组织和欧美各国政府甚至没有将活跃在金融衍生市场的影子银行纳入金融监管范畴。由于法律研究与监管的相对滞后, 交易双方签订合同后, 面临的法律风险比其他基础性金融产品交易的风险更高。例如, 交易相对人破产, 可否进行余额扣抵 (netting) 、能否查封金融衍生工具契约的抵押品, 以及债权优先权顺位问题, 各国及地区的法律规定并不一致。据统计, 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所发生的亏损中, 多半源自于法律缺陷或不完善。

(五) 系统性风险

金融衍生工具在信用创造的同时可以发挥风险转移和分散功能, 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 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只是实现了个体风险的转移、分散, 整体风险并不会减少, 并且金融衍生市场的信用创造机制可能会增加系统性风险。近年来,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 它们通过表外业务将信贷资产证券化、违约掉期等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新将自身的信用风险转移到金融体系中, 加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为银行的风险转移行为使得金融体系中各子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银行业的风险波及到证券、保险、信托等其他领域, 某个环节的疏忽或者小概率事件的出现会引起“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 触发挤兑危机, 市场很快就会陷入流动性困境, 资金压力会迅速传导到实体经济, 进而影响到金融稳定。

银行的信用风险转移行为不仅会加大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还会增加银行业本身的系统性风险。信用风险转移行为导致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提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商业银行与市场相关性的提高, 银行通过贷款转让行为将个体的风险转移到市场中去, 银行个体风险水平下降的同时提高了市场相关性, 因此增加了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大量的实证支持上述观点, Jiangli和Prisker (2008) 指出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提高盈利的同时提高了自身的财务杠杆比率, 增大了风险。Uhde和Michalak (2010) 研究发现大型金融机构大量重复地参与资产证券化活动是系统性风险增加的原因。Nijskens和Wagner (2011) 发现使用信用工具的商业银行股价Beta呈长期增加趋势, 通过分解Beta进一步发现, 系统性风险的增加源于银行间的相关性增加。

四、当前对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风险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 场外交易监管不严, 系统性风险大

2000年, 美国进一步放松了对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为了追逐更高利润, 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争先恐后开发衍生品实施监管套利, 以美国银行业为例, 美国前五家商业银行金融衍生工具持有量占比, 如表1所示。

单位: (%)

数据来源:美国货币监理团 (OCC) 。

伴随着金融创新加速, 场外交易数量大幅上升, 由2004年的220万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 (巴曙松、尚航飞、朱元倩, 2012) 。金融机构大都以创建影子银行②的形式规避监管, 影子银行的形式多种多样, 包括各种对冲基金、货币基金、财务公司、投资银行以及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等, 他们持有的衍生产品包括次贷抵押债券 (MBS) 、信用违约掉期 (CDS) 、担保债务凭证 (CDO) 等, 一个产品可能兼具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多重属性。在分业监管框架下, 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到底应该由谁监管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长期以来, 一直游离在监管之外, 成为业务监管盲区。

过度的信用扩张和风险扩散积累大量的系统性风险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而传统金融监管理论认为, 确保单一个体的安全稳健就可以确保金融稳定, 早期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框架正是基于传统金融监管理论的, 只注重对单个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的监管, 只关注微观审慎监管, 对系统性风险认识不足。但是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独特的信用创造机制具有放大系统性风险的作用, 忽视宏观审慎监管更容易诱发金融危机。金融衍生工具本身具有的风险转移功能、高杠杆性、顺周期性以及信用创造机制的不同, 使得传统的资本要求和比例管理难于应对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转移带来的风险集中问题。

(二) 信息披露不充分, 道德风险问题突出

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加剧了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金融机构处于强势、控制地位, 金融消费者则处于劣势、被控制的地位。虽然巴塞尔协议Ⅲ明确规定, 充分信息披露是必要条件, 但是绝大多数衍生工具复杂的衍生环节, 模糊了基础性金融工具最初的信息, 不仅对于投资者, 还有金融衍生产品的评级机构, 甚至作为金融衍生产品创设机构的投资银行都可能无法掌握绝对完整的信息, 这增强了金融机构隐藏风险的可能, 衍生产品的创设机构对产品市场规模、投资者持仓情况以及其他风险程度、信用状况都没有进行有效的披露。因为他们知道所有市场参与者都缺乏充分信息的认识, 从而萌生赌博、冒险或者侥幸心态, 而且他们本身所需要承担的风险还可以通过证券化实现转移, 加上利益冲突的关系, 信用评级机构事实上不可能很好地履行“守夜人”的职责,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 衍生市场的参与者在利益驱使下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大大提高。道德风险问题导致市场的逆向选择, 投资者根本无法了解产品的实际风险情况, 单纯追求产品收益最大化, 当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 对所持有产品缺乏信心可能会引发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行为, 导致风险的扩散和放大, 引发金融危机。

(三) 监管严重滞后于衍生工具创新, 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够

衍生工具的出现模糊了传统物权和债权的界限, 使得传统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类别的划分出现了矛盾, 这对传统民商法理论提出了挑战。传统民商法带有简单商品经济特点, 一些理念和原则已经不适于现代虚拟经济的发展。而衍生市场信用创造过程就是遵循虚拟经济的规则, 和简单商品经济追求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产品经济追求盈利的理念规则不同, 其要追求的是避险、投机和套利。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与法律规范衍生工具的信用创造过程, 对抵押品管理存在缺陷, 缺乏最后贷款人, 在金融动荡中容易发生挤兑, 引发系统性风险。

现有的对金融衍生市场参与主体的监管法规重在鼓励金融创新, 而对金融机构违规的惩戒如“隔靴挠痒”不痛不痒, 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以对评级机构监管为例, 虽然美国已通过了《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但是该法案对信用评级业存在利益冲突问题的监管非常有限, 评级机构甚至不受法案限制直接参与到推荐产品的设计与交易中。当评级失真、投资者受到误导时, 评级机构并没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构建我国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风险监管的框架

(一) 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监管主体的确定

金融衍生市场信用创造过程中, 大量跨机构、跨市场及跨产品的衍生品交易加剧了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 对金融衍生工具实施交易后监管的体系必须是能够覆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其他金融行业在场内、外交易市场, 按照其所实现的基本功能为依据进行监管的。在混业经营条件下确定衍生工具交易后监管主体是解决监管的“真空”和多重监管并存问题的关键, 现阶段比较现实的做法是由中央银行、财政部牵头作为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主体, 鉴于衍生工具逐渐成为促进金融混业经营的载体, 衍生工具的监管要结合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 促进各个监管机构之间分工协作和信息共享实现共同监管的目标。

(二) 宏、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 强化信息披露, 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

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信息披露制度是提高金融衍生市场运作与监管效率, 促进宏观金融体系稳定运行, 防止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手段, 也是加强对金融衍生交易后风险监管的基础。从次贷危机的爆发可以看到, 控制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风险必须注重宏、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机结合。

微观审慎监管要严格衍生市场参与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 尤其是创设机构应对交易价格、交易数量以及风险敞口等信息进行最大限度披露, 以减少交易对手间信息不对称;严格限制单个主体交易规模, 对衍生工具交易规定了更为严格的资本金管理;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 规定超过一定规模的影子银行必须在监管机构注册登记并接受定期检查, 同时向监管机构披露交易资产和杠杆率的相关信息;进一步规范信用评级的市场, 存在利益冲突的信用评级机构除了主动信息披露外, 还应该回避评级行为, 提高评级效率, 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危机, 主要通过识别衍生品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监测和评估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对金融系统中存在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判断系统性风险与交易衍生工具的关系, 对衍生工具交易后履行合约的影响;建立交易后预警系统, 对交易监管机构衍生环节权限的监管应实现授权与控权的双重目标, 限制市场总体交易规模, 同时注意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者对衍生工具的系统性风险的识别, 判断系统性风险与单个衍生工具的关系, 并通过风险预警的方式传递给微观审慎者, 由其严格限制这些对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影响的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及进一步证券化的行为。

(三) 专门立法与调整相关法规结合, 规范金融衍生市场的信用创造

1.积极推进对金融衍生工具专门立法, 对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以及信用创造过程进行规范, 确定抵押品的最后贷款人;在强化交易及交易后规范的同时, 为了更有效控制交易后风险, 考虑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将金融监管的范围由原来的交易环节向早期产品创造领域以及交易后新型法律关系的维护两个方面扩展, 在早期产品创造领域采取措施审核或过滤那些高风险的衍生品作为信用创造过程中的抵押品。

2.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后涉及众多的法律问题, 如证券法、合同法、民商法、会计法、税法、期货法、担保法和商业银行法等等, 及时调整相关及配套的法律法规, 使之更好地保护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出现的新型关系。例如, 调整《破产法》, 使金融衍生工具场外交易中公认的担保安排的特殊法律效力不受到破产或重整程序的阻碍或其他不利影响;再例如, 修正现行会计准则, 将金融衍生工具信息披露表内化等。

(四) 构建多元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纠纷案例, 通常以和解途径解决, 能躬逢其盛受诉讼系属进行审判的法院, 更是少之又少。尽管很多国家的监管机关尝试通过立法形式规范金融衍生工具交易, 但是鉴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远走在法律规范之前, 现有法律对交易后形成新型关系尚未能较好调整的事实, 当引发交易争端时, 司法体系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引发更多争议, 增加交易成本, 为了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诉讼效率, 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 建构多元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渐成为国际主流。

法律监管机制 篇5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提生态文明: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 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1]。我国是一个农药使用大国, 长期大量使用农药在保障粮食增产丰收的同时也会带来农产品质量安全低下、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破坏生态环境等一系列负面效应, 规范农户正确使用农药是实现生态文明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对农户农药使用行为本身作全面的调查分析, 得出当前农户不合理使用农药的具体表现, 并探讨影响其不合理行为的认知因素, 提出相关合理的指导性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调研方式

本次调查在安徽省的5个地级市 (安庆市、六安市、淮南市、亳州市、宿州市) 内随机挑选5个县 (区) (太湖县、寿县、大通区、利辛县、砀山县) , 每个县 (区) 随机抽样一个乡镇, 每个乡镇随机抽取一个村作为调查抽样地区。本次调查比较均衡地在5个县 (区) 共发放150份问卷, 经检验合格的有效问卷126份, 有效回收率为84%, 调研时间为2013年2月份。

三、农户的基本特征

总体而言, 受访农户中农药的喷洒使用者主要以男性为主 (65%) ;55.2%农户年龄集中在40-60岁, 以中老年农户居多, 所以大部分的农户农业生产经验丰富 (52.8%) ;78%的受访农户的平均教育水平程度较低, 为初中及以下;农户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是非农业收入, 农业收入仅仅只占到了10.3%。

四、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及其认知

(一) 农户农药使用行为调查结果分析

我们依据农户施用行为的连续性, 将所涉及的农户施药行为分为施药前、施药中、施药后三个阶段[2]:施药前阶段选择是否按说明书推荐剂量配置农药的行为;施药中阶段考虑是否采用防护措施行为;施药后阶段包括剩余农药、空药瓶的处理方式的行为。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调查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知, 在施药剂量方面, 受访农户中近60%的农户没有严格按照推荐剂量施用农药, 而是依据自身经验增加或减少。由此可以看出, 支配着广大农户的农药施用行为的仍然是经验而非理性。

调查表明, 农户施药中仅有11%受访农户在施药中多数会采取防护措施, 高达60%的农户在施药中未能采取安全、有效的防护措施。可以看出大部分农户在施药时安全防护意识差, 很容易发生人畜农药中毒的意外。

在施药后对空瓶的处置方面, 高达69.8%的被调查农户会在施药后将空瓶扔在田边或小溪边, 只有7.2%的农户会将其仍在专门的垃圾堆或回收点, 另外有20%农户会选择和其他垃圾堆放一起或者用其他方式处理。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农户环保意识淡薄, 将施剩的农药空瓶乱扔乱放, 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二) 农户对施药行为的认知分析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所有可能影响行为的因素都是经由行为认知来间接影响行为表现, 所以对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的认知进行研究, 对改善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对施药行为的认知分析见表2。

从表2可知, 仅有不到1/3的农户认为推荐使用的农药剂量非常适合, 表明大部分农户由于没有正确认知而不能严格按照推荐剂量使用农药, 他们对农产品农药残留概念也缺乏正确认识。在认知施用农药对环境影响方面, 调查发现有高达38.9%的农户认为只有一点小的影响, 他们声称大量使用农药并未发现对周围环境造成多大的损害, 自己也未感受到周边环境有因为使用农药而变坏恶化, 表明农户对于该问题的正确认知普遍不高。在对施用农药相关法律方面的认知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只有区区6.3%的农户对农业部出台的《农药管理条例》以及对防治农药污染相关规定的《环境保护法》比较了解。超过一半的受访农户表示听说过但不清楚具体的法律内容及法律责任, 更有高达28.7%的农户完全不了解。

(三) 农户使用农药培训情况及相关法律的需求

农户使用农药培训情况及相关法律的需求见表3。

表3表明高达92.9%的农户未参加过任何组织形式的农药知识培训, 同时也迫切希望得到科学有效的农药使用知识和技术。可以看出, 农户对农药、法律知识的迫切需求和现实中相关技能知识培训的确存在很大的落差。其背后除了与农户自身文化知识低、安全意识淡薄等内部原因相关之外, 还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农药知识宣传力度低下、相关法律知识普及度不够、未组织有效的培训等外部原因密切相连。

五、建议

基于调查分析结果, 为改善农户农药使用情况, 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 加大农户用药行为培训力度, 帮助农民正确掌握基本的农药使用方法及农业生产知识;加大对农药使用法律法规及农药残留后果的宣传力度, 使广大农户从思想上提升他们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自觉性。

(二) 山东潍坊“毒生姜”不出口专内销等诸多农产品不安全事件警示我们政府监管部门要时时刻刻不放松对农产品的检查, 提高农药残留检查的标准, 完善整套的农产品的监察制度。

(三) 农药的毒性、扩散性、残留性等特性决定了农药废弃物是不能同一般垃圾废弃物随意丢弃的, 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回收制度:除了在农村各乡镇各村建立专门的农药废弃物回收站之外, 可以学习西安华清池景区推出的“以垃圾换矿泉水”方式, 鼓励广大的农户拿使用完的农药废弃物来换取一定数量的农药或者生活日用品, 提高农户的回收积极性。

(四) 我国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严重与法律对农户滥用农药行为的处罚较轻, 难以产生预期有效的威慑力息息相关。例如《刑法》第147条仅仅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 对于“使用”的情形只字未提, 这将使得对于违法使用剧毒、高毒农药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无法追究刑事责任[3]。加强各类主体在农药施用过程中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才能显示出法律应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摘要：利用对安徽省126位分散农户的调查数据, 详细分析了农户农药使用的相关行为。结果表明农户不规范、不合理的农药使用行为仍然普遍存在。据此提出加大农户施药行为培训、加大对农药使用法律的宣传力度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文明,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决策,法律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2013.11.

[2]侯博.茶农的农药施用行为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2, 6 (4) :16-21.

中国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研究 篇6

一、民间金融的基本内涵、特点与意义

中国人民银行认为, 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民间借贷”这一概念, 民间借贷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 泛指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

民间金融第一个特点在于它大都发生于亲戚朋友等熟人之间。借贷双方由于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 双方的相互了解比较深, 使得借贷更加方便。二是对贷款的去向用途等有利于管理。三是可以充分的利用民间资源, 通常不需要抵押物也可以聚积社会闲散资本。四是民间金融是一种游走于法律之外的一种借贷方式。

民间金融同时具备有正规金融不具有的优势。首先, 民间金融可以帮助实力相对弱小的农户、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在我国, 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一个很大且难以解决的问题, 由于中小企业的实力相对弱小, 一些大的商业银行会选择把资金借贷给相对有实力的大企业从而减少贷款风险, 因此实力相对弱小中小企业就陷入了资金荒。民间金融的发展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使得一些弱小的民营企业得以生存发展。其次, 由于民间金融具有手续简易、操作快捷、成本低的特点, 相对于商业银行需要大量的手续和复杂的程序相比要更加方便和高效。最后, 民间金融和正规银行相比利率更高。当企业在紧急情况时, 而且短时间内无法通过正规金融借贷资金的时候就会选择民间借贷, 以保证企业正常的资金运作。所以民间借贷的利率通常要比商业银行的利率要高很多。

但是, 民间金融同样存在着缺陷和风险, 民间金融的活动存在着交易隐蔽、难以监控和管理、风险大等问题。由于民间金融活动借款大多都建立在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 一般采用口头或者非书面的合同形式, 所以非常容易发生纠纷。此外, 民间金融缺乏对每笔贷款“贷前、贷中、贷后”严格审查, 并缺乏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 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 当贷款者对借款者的信誉及贷款用途得不到控制的时候, 民间金融风险就会增大。目前, 由于国家对民间金融的限制, 民间金融的双方通常都是通过隐蔽的交易来规避法律责任。而且, 中央银行和银监会没有对民间金融的信用以及资金总量的缺乏进行评估和监管, 所以当前我国民间金融导致社会上的暴力讨债和讨债的事件频发。

二、我国民间金融活动法律规制的现状

我国《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中, 都可以找到规范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但是, 这些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在实践中有时会相互冲突, 相互矛盾, 并不能有效的规制和有效的管理民间金融。

三、我国民间金融活动法律规制的完善

(一) 规范我国民间金融市场所需的法律制度

我国民间金融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比如民间金融主体的合法性, 民间金融的影响范围广, 危害严重等问题始终存在。其对正规金融的冲击很大, 甚至可能危害到社会金融秩序的稳定, 导致经济犯罪的数量大量增加, 这些问题都来源于我国民间金融法制不健全、不完善, 民间金融的法律严重滞后和不足。所以, 我国应当让民间金融合法化, 同时明确其权利与义务、业务范围、资金总量等, 让民间金融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

(二) 建立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

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然而, 在民间金融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 仍然存在着很多潜在的风险。因此, 建立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可以对民间金融进行规范和引导, 同时应该加大管理力度, 严格控制市场准入, 把一些信誉优良且具有实力的信贷机构采纳为合法的金融主体, 让它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三) 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

当下, 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我们应当保留高效的金融主体, 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主体。所以, 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很有必要。笔者认为, 应该对民间金融设置一个退出的条件, 让那些不能够适应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机构被淘汰。同时, 建立一套金融机构重组和合并的规则, 使得那些被淘汰的金融机构通过合并和重组的方式重新具有竞争力, 对那些合并或者重组后仍存在巨大问题的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强制的清理或者市场退出。

摘要：近些年, 我国民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 我国目前还没有有关民间金融的专门立法, 在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上甚至存在着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等问题, 这阻碍了我国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我国需要建立和健全民间金融的法律制度, 让民间金融可以在法治的规则内良性发展, 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间金融,民间借贷,法律规制

参考文献

[1]诸葛隽.民间金融:基于温州的探索[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论私募股权基金及其法律监管 篇7

一、私募股权的含义及认定

(一) 私募股权的含义

私募即证券的非公开发行, 与证券的公开发行相对应, 证券发行人以不公开的方式向有限范围内的投资者发行证券、募集资本的行为。但这一定义仅为学理上的界定, 我国相关证券立法并没有对私募作出明确的定义。《中国证券百科全书》曾作出以下定义:“私募, 亦称为私募发行、内部发行或不公开发行, 是面向少数特定投资者的发行方式。这种发行方式仅以证券发行者具有某种密切关系者为认购对象。”但这和本文所指的私募存在较大差别, 以上这种法定概念缺失的状况和证券私募制度本身有关, 私募制度本身并非一个体系化的法律制度, 对私募的法律研究也多从实用角度出发, 因此作出抽象的界定就更加困难。

私募股权投资 (Private Equity, 简称PE) , 是指通过私募形式对非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 在交易实施过程中附带考虑了将来的退出机制, 即通过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 出售持股获利。由于一二级市场价差的存在, 公司上市后原始股东的财富必然增值, 所以PE投资于原始股份将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率, 同时又解决了企业的上市资金需求, 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日渐勃兴的投资方式。

(二) 私募股权的认定

在学理上界定了证券私募的定义后, 准确界定私募股权仍需要解析私募股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一般而言, 证券的发行制度由认购人资格、信息披露制度和后续流通制度组成。私募股权的构成要件也应当由这三部分构成, 并充分体现其最大特点即“非公开”。因此私募股权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私募的合格购买人、私募的信息披露和私募股权的后续流通。

1. 私募的合格购买人资格和人数。

私募股权的非公开特点决定了其购买人应当具备专业的投资知识和谈判能力, 而这一点个人投资者往往难以胜任, 而机构投资者由于专业程度较高, 理当成为私募股权的主体。

2. 私募的信息披露。

任何证券的发行都必须有相应的信息披露, 但私募股权的信息披露详细程度不如公开发行, 其主要途径是依靠发行人自愿披露或依赖投资者自行调查取得。这和私募股权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和发行人有密切联系的专业机构投资有关。

3. 私募股权的后续流通制度。

证券发行后流通是否受到限制以及如何限制是判断是否私募的重要标准。由于私募的最重要特点是非公开, 如果允许投资人可以任意转售给其他公众, 则在一级市场对合格购买人资格的限制将有可能被架空, 所以应当对投资者购买私募股权之后的转让作出限制。

二、私募股权基金

私募股权投资的资金来源方式多样, 大部分是采取基金募集的方式。下面本文着重分析私募股权基金的特点及其类型, 以及和创业投资的关系。

(一) 私募股权基金的含义

所谓基金就是通过公募或私募等多种形式将投资者所投资的资产集合成为一个资产池, 由被委托的基金资产管理人将资产投资于基金章程规定的具体领域以达到投资者目的的投资方式。私募股权基金 (Private Equity Fund) 是基金的一种, 它兼有私募股权的特点和基金的特性, 主要是指通过私募的方式获得资金, 对非上市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 即将每一单位的投资额最终兑换成为被投资对象的股权, 然后参与被投资对象的经营管理帮助其获得快速发展并实现上市, 从而促使股权快速增值后出售所持有股份获利的投资方式。

私募股权基金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首先, 在资金募集方式上的非公开性。主要是通过非公开方式, 一般是基金管理人私下向机构投资者或者特定个人协商募集。其次, 在投资方式上, 以私下形式进行而不采用公开市场操作, 同时监管机关对其交易细节的披露要求也较低。再次, 在投资方向上, 多采用权益性投资方式, 通过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使决策权实现企业的发展。

(二) 私募股权基金的类型

一般而言, 私募股权基金按照募集资金的来源不同, 可以分为独立型基金、附属型基金和半附属型基金。但是我国习惯上依照所有权不同进行划分, 一般分为国有资本私募股权基金、民间资本私募股权基金以及外资私募股权基金。

国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我国一般资金规模较大, 多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大型项目建设。典型的如渤海产业基金、中国节能投资公司。民间资本私募股权基金, 主要是一些民营创投公司和登记注册的有限合伙制的创投企业。此类基金早期多采取公司制, 募集资金来源多为国内的个人、民营企业等。目前国内实力较大的民营私募股权基金主要有红鼎实业等。外资私募股权基金与前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基金本身在海外, 资金募集多以美元作为主要投资品种, 规模较大, 并且在管理模式上采用更加灵活的有限合伙制。典型的如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等。

三、私募股权基金的风险及其法律监管

(一) 私募股权基金存在的风险

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一般风险包括宏观风险和微观风险, 宏观风险主要包括系统性风险、政治风险和监管风险;微观风险主要包括操作风险、财务风险和道德风险。私募股权基金的宏观风险中, 系统性风险是指金融市场本身存在的风险, 这是由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决定的。政治风险是指私募股权基金容易受一国政治因素影响, 一旦发生政治动荡引发市场波动, 金融资产将遭到重大损失。监管风险是指由于私募股权资金的非公开性, 它很少受到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 操作透明度不强而导致的“黑箱操作”的风险。私募股权基金的微观风险中, 操作风险是指作为基金的主要操作手段的“对冲”操作风险, 金融衍生工具有放大风险的副作用。财务风险是指私募股权基金的高财务杠杆比例风险, 基金经理通过计算投资组合中各类金融工具的构成比例来获取巨额利润, 但巨大头寸和高杠杆比例将带来巨额风险。道德风险主要针对基金管理人在委托——代理机制中可能出于自己业绩提成的考虑而不顾风险滥用职权。

(二) 私募股权基金风险的法律监管

1.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法律监管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监管制度是由“两法三规”组成的。两法指《合伙企业法》和《证券法》, 三规指《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和《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证券法》和《合伙企业法》分别界定了私募的概念和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在《合伙企业法》出台前, 这种组织形式一直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该法的规定规范了私募的组织结构。

风险投资是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最主要的形式, 因此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更多的是伴随着风险投资的发展逐步形成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和《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就是规范风险投资的两部重要法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在《合伙企业法》之前首次明确了创投企业可以采用非法人制的组织形式, 允许其以“创业投资基金”的名称注册。《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在创投企业的保护和监管上作出了重大探索, 一方面在投资运作环节规定了一系列限制条款, 例如规定创投企业只能投资未上市企业的股权, 对单个企业的投资不得超过创业投资企业总资产的20%;另一方面又规定了九条保护措施, 例如规定创投企业可以设立有限的存续期, 期满可以清盘, 从而建立起对基金管理人的风险约束。另外,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证券的条件。

2. 完善私募股权基金法律监管的建议。

完善网上银行法律监管制度 篇8

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金融业中出现了电子银行交易, 即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助于电子设施, 从事货币支付、移转及票据承兑等业务。这种新型交易方式促使了一种全新的银行———网上银行的产生。

网上银行, 又称网络银行或在线银行, 利用互联网作为其产品、服务和信息的业务渠道, 向其零散客户和公司客户提供服务的银行。它通过虚拟银行柜台, 以低廉的成本、简便的手续、灵活的方式、齐全的功能, 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自1995年10月美国三家银行联合在互联网上成立全球第一家网上银行之后, 各国陆续开展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银行业务。

在我国, 招商银行是最早推出网上金融服务的中国银行。1996年招商银行推出“一网通———网上支付”业务, 随即实现了个人金融服务的柜台、ATM和客户的全国联网, 初步形成了网上银行的经营模式。到1999年,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以及中国银行等都相继开通了网上银行, 我国网上银行得以迅速发展。为解决统一支付和安全问题, 1999年8月, 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和民生银行等12家商业银行宣布联合组建国家金融认证中心, 这标志着作为电子商务网上支付安全保障体系的安全认证项目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近年来, 网上银行更是迅猛发展, 一方面网上银行的业务量和客户规模迅速扩大, 截至2009年上半年, 网上银行注册用户数达1.72亿, 第一季度, 网银交易额达86.78万亿元;另一方面网上银行的业务和服务种类日益增多, 不仅提供资金转账、账户管理、网上支付等交易业务, 还能办理住房按揭贷款、小额质押贷款等授信业务以及外汇牌价查询、投资理财咨询等查询业务。但网上银行业务的虚拟化、服务方式的灵活化, 使其受攻击的方法也比较隐蔽, 受攻击的范围也较大。而法律的稳定性常常滞后于实践的发展, 网上银行存在一定的法律空白, 其风险和安全问题成为阻碍网上银行发展的重要因素, 并给网上银行的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尤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必须对网上银行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管。

二、我国网上银行法律监管制度的缺陷

自2004年以来, 国内连续发生“假冒网站”、“网银大盗”、“快乐耳朵”等网络安全事件, 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我国网上银行的法律监管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

(一) 机构型监管体制导致网上银行监管出现真空。在2003年3月以前, 我国网上银行的监管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信息产业部、新闻出版总署及公安部四个部门组成。中国人民银行主要是对网上银行的具体业务进行监管, 而对于提供新闻资讯的网上银行, 自2000年11月起开始接受信息产业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公安部门的管理。其中, 后三个部门主要负责信息技术和新闻的管理, 人民银行是最主要的金融业务监管部门。在2003年3月以后, 我国成立了银监会,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原来由中国人民银行对网上银行实行监管的职能转而由银监会行使。我国网上银行在经营范围上实行混业经营, 但在监管体制上却强调机构型监管, 而机构型监管主要与分业经营制度相匹配, 功能型监管与混业经营相匹配, 这样便会导致网上银行所从事的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的谨慎性监管出现真空。

(二) 网上银行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虽然我国开展网上银行业务已有多年, 但涉及网上银行业务和计算机网络的立法相对滞后, 相关的金融法规更少, 不能为网上银行业务发展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首先, 现有的银行监管法制均没有网上银行业务的专门规定。《商业银行法》、《人民银行法》及人民银行的金融规章都没有对开展网上银行业务进行具体规定, 导致监管机构的监管无法可依, 但网上银行交易的高风险性要求国家必须对其业务进行有效监管;其次, 电子化交易的基础法制欠缺。我国虽然在2004年8月28日通过了《电子签名法》, 赋予了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并明确了电子认证服务的市场准入制度等。但与国外相比, 这部《电子签名法》在电子合同、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与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法律责任等方面依旧欠缺其基本内容;最后, 基础性法律并没有因为网上银行的出现和迅猛发展而有相应的修改。如, 《刑法》缺乏针对网上银行洗钱, 伪造、复制电子货币等犯罪的处罚条款;《票据法》对电子票据的法律效力未做相应规定, 不承认经过数字签章的非纸质电子票据的支付和结算方式。这与网上银行风险的复杂性是不适应的, 势必造成大量的法律漏洞。

(三) 监管目标缺乏对客户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国网上银行的监管目标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规范和引导我国网上银行业务的健康有序发展;二是有效防范网上银行业务的经营风险;三是要保护银行客户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 我国将网上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放在首位, 当客户利益与其发生冲突时, 客户利益就要服从行业利益, 甚至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 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网上银行的服务协议加重了客户的责任, 减轻了自己的责任。网上银行一般都会与客户签订一份“网上银行服务协议”, 客户必须在申请网上银行服务前, 阅读并接受该服务协议的内容, 不能提出修改条款的意见。这种协议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尽管《合同法》规定,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并对该条款进行说明”。同时, “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该条款无效”。但实际上大部分网上银行的服务协议所提供的格式条款加重了客户的责任, 减轻了自己的责任。银行一旦与客户发生纠纷, 这些由银行精心策划制定的条款内容便存在不能保护客户合法权益的风险;二是规定将不可抗力作为网上银行的免责条款过于空泛, 缺乏对客户利益的保护。所有的网上银行在其服务协议中都明确约定遇到不可抗力时, 如果没有执行客户的指令, 银行不承担任何不利后果和责任。而《合同法》规定, 因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履行合同的, 要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范围, 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也就是说, 不能履约的一方不一定能够全部免任, 而是在其受影响的范围内免除其责任。

(四) 市场准入条件模糊。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中央银行对金融业的市场准入一直是严格控制。人民银行在《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 规定了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条件, 如内部控制机构健全、具有良好的电子化基础设施等。但这些条件过于模糊, 随意性较大, 不利于监管部门监管, 实际操作也存在困难。同时, 对于开办网上银行的商业银行来说, 也不易判断自身是否达到了市场准入条件。

三、我国网上银行法律监管制度的完善

面对我国网上银行的快速发展及监管体制的诸多缺陷, 不及时调整与完善对网上银行的监管, 势必阻碍金融创新业务的步伐, 也不利于市场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一)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走协同监管道路。我国目前实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监管体制是在特定时期控制金融风险较为有效的方法。但随着网上银行的不断发展及信息技术与金融制度的重新整合, 创新型金融产品的界限日益模糊, 如始终沿用传统模式, 将会产生监管的重叠与空白, 降低监管效率。因此, 从传统的机构监管向功能型监管转变成为必然。功能型金融监管体制更能适应新形势下我国金融业发展对监管体制的要求。它是根据金融产品所实现的特定金融功能来确定该产品的监管机构, 通过专门的裁定原则和机构对新涌现的金融产品的功能进行分析定性, 适时解决该金融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同时, 也能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的积聚, 并促进我国的金融创新。

随着网上银行业务的创新, 金融产品可能渗透到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领域, 网上银行监管会涉及银监会、人民银行、保监会、证监会、工商、税务、公安等多个部门, 甚至是国际合作, 这就需要专门法规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及协调方法。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具体国情, 加强监管体制改革, 走协同监管的道路, 建立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协调监管的格局, 三大监管部门之间应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 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三家监管机构相互开放各自的信息资料库, 进而建立和加强信息交流制度, 定期通报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和退出、金融机构运营和风险状况、金融机构及管理人员处罚等金融监管信息。

(二) 完善我国网上银行监管法律体系

1、制定一部专门的网上银行监管法。既要规定网上银行的监管原则、监管目标、监管机构等实体法律问题, 也要规定网上银行的运行等基本程序问题, 实现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另外, 还需制定与之相配套的网上银行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细化网上银行监管中的许多具体问题, 如电子资金划拨、电子票据提示与支付、网上贷款申请等具体的业务活动规范及其交易规则, 确定有关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还可以参照美国的经验, 制定指引公告, 规定网上银行的技术管理和风险管理, 并对监管部门目前已经认定但还未成熟的技术操作系统、风险管理手段以及不适当管理就可能形成系统性风险的业务流程、项目检查手段等加以发布, 并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

2、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首先, 健全网络基础法律规范, 包括数据电文法律制度, 以明确一些基于传统纸质交易而确定的法律要求对于数据电文的适用规则及数据电文归属的认定规则;电子合同法律制度, 明确以电子形式订立合同的法律地位与效力, 成立时间与地点的认定规则, 并明确其作为证据的地位与效力, 责任归则与救济方式;电子签名法律制度, 完善电子签名的概念、法律效力的确认原则与条件;电子认证法律制度, 规范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的资格、义务与责任, 健全电子认证服务的管理与监督规则等;其次, 适当修改与网上银行运行相关单行法。在防范网上银行犯罪方面, 要完善《刑法》有关网络犯罪的规定, 增加对网上银行洗钱, 伪造、复制电子货币, 侵袭攻击网上银行系统等问题定罪量刑的条款。还要对《民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基础法律重新修订, 增加有关条款。

(三) 调整网上银行监管目标, 维护客户合法权益。在当前社会信用体系不发达、信誉基础薄弱的情况下, 缺乏对客户利益维护的监管目标, 易发生系统性风险, 因而应将网上银行监管目标设为保护客户利益、降低网上银行业务风险、促进网上银行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1、要求网上银行将电子交易的具体风险、操作规程、交易工具革新对客户带来的影响进行披露。这有助于客户结合自己的特点选择不同类型的交易工具和交易方式, 并提前预防交易风险。

2、明确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当前, 国际上已有一些规则对网上银行的赔偿责任加以规范。鉴于此, 一方面可以采用优先责任原则为主、完全责任原则为辅的方法进行规范。如果网上银行因疏忽迟发、误发支付信息, 其赔偿范围仅限于传递费或支付命令金额加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除非他事先预见到会发生这种损失;如果故意泄露客户的商业秘密, 更改、毁损客户的交易数据, 其赔偿范围应为客户的全部损失;另一方面可以制定有关赔偿责任的强制性法规, 解决网上银行与客户的责任承担问题。但在目前尚无相关法律规范的情况下, 客户与网上银行必须就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协议, 明确双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3、加强对网上银行的监管。监管部门不仅对网上银行业务的准入进行监督, 还应对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督。一方面要求从事网上银行业务的机构提供可靠的技术安全保障机制, 如防止内部网络被非法入侵, 防范外部非授权人员对关键设备的非法接触等;另一方面要求监督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如明确内部各级业务人员、管理人员的职责和权限, 构建必要而合理的系统运行考核指标, 加强内部审计与稽核监督等。

(四) 灵活规定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市场准入监管在网上银行的监管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放宽市场准入将为网上银行运营的持续监管带来极大的隐患。但对市场准入过于严格的监管, 可能导致开展网上银行业务的主体不够宽泛, 使网上银行的发展空间和创新机制受到制约。因此, 我国在确立核准主义审批制的前提下, 还应有灵活性的规定, 使监管得以适度平衡。

1、缩小审批制的范围。网上银行市场准入的立法原则应当根据在我国开展网上银行业务的主体和经营范围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目前, 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 我国监管部门对网上银行业务适用审批制和备案制。而《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更为严格, 所有网上银行业务均适用审批制, 其他所有利用开放性网络或无线网络开办的电子银行业务也应适用审批制。笔者认为, 对于本国的传统银行, 基于现有的业务而设立分支型网上银行时, 不需要申请核准和审批, 只需备案即可。这是因为其只是原有业务形式上的变化, 在对传统银行进行谨慎性监管时就已实现了严格监管, 因此在市场准入方面可放宽限制。但也要规定几种除外的情形, 不管是设立分支型的网上银行还是纯粹的网上银行, 都要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在开业时, 不管本国银行欲开办全新的网上银行业务或非银行主体欲开办网上银行业务, 还是外国银行欲在我国开办网上银行业务都必须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因为这三种情形都有可能为网上银行的安全运行带来较大风险。

2、按网上银行的业务类型设定市场准入制度。从网上银行的业务类型看, 不同类型的网上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形式不同, 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银行业务, 分别规定不同的准入标准。监管机构可以根据银行的技术条件、经营规模、经营状况、风险承受能力、经济调控的需要来决定网上银行业务的许可、限制和禁止。

参考文献

[1]邱房贵.我国网上银行的发展及法律监管对策[J].改革与战略, 2007.6.

[2]张菁华.网络银行若干法律问题研究[J].时代经贸, 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