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策机制

政府决策机制（精选12篇）

政府决策机制 篇1

社会危机事件由于其突发性、紧急性、强危害性、发展和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 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的稳定。本文就如何优化政府危机决策机制提出若干建议。

一、建立健全危机预警机制, 增加决策理性比重

所谓危机预警机制, 是指“在危机演变的不同阶段中, 对可能引发危机的各种要素及其呈现出来的危机信号进行严密监测, 对其发展趋势、可能发生的危机类型及其危害程度做出合理科学的估计, 依此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并向有关部门发出危机决策警报, 促使其进行决策的一套运行体系”。通过建立健全预警机制, 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密切关注危机事件的各种诱因及其发展变化, 把危机事件控制、消除在萌芽阶段。

二、提高决策者素质, 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和价值取向

1. 提高最高决策者的素质, 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和价值取向。

(1) 严把公务员入口, 坚持凡进必考的原则, 在源头上保证政府人员的基本素质。 (2) 严格执行公务员法, 加强对在职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

2. 提高参与决策成员的整体素质, 发挥整体效能。

首先, 参与危机决策的成员要具备较高的理论知识修养, 对事件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分析能力。其次, 成员要具有合作精神、协作意识, 以大局为重, 互通信息。再次, 成员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要敢于发言, 阐述自己的见解, 为最高决策者开拓思路提供更多的选择方案, 增加决策方案的科学性、完善性。

三、强化危机决策模式的选择机制, 保证危机决策的及时性、可行性和准确性

决策模式是指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或做出决定时所依循的程序、框架和范式。对决策模式的选择, 关系到所做出决策的及时性、可行性和准确性, 直接影响着决策实施的速度和质量。

强化危机决策模式的选择机制就是要建立完备的危机决策模式库, 收集相关的决策模式理论, 分析每一种模式的适用环境和条件, 并把决策模式的适用性与现实社会中各种危机事件的预测情况和实践总结情况相对照, 得出匹配度较高的模式———危机对应表, 进而在危机管理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改进。

四、优化决策组织结构, 保证决策快速、高效

1. 建立统一常设的危机决策中枢机构。

国家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危机决策中枢机构在危机管理中的统领地位, 保证其绝对的领导权、指挥权、调配权。这有利于高度综合协调危机管理中各相关部门, 整合有限资源, 发挥整体优势, 确保危机决策快速出台, 确保危机决策的权威性。

2. 完善信息机构, 保证信息的及时、准确汇总及交流与反馈。

3. 充分发挥咨询机构的作用, 为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1) 政府要给各种咨询机构提供广阔的空间, 支持其独立发展。 (2) 政府要建立专家库, 汇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以便在危急时刻能快速联系到专家, 寻求专家的帮助。 (3) 政府要保证专家的独立性空间, 使专家可以畅所欲言, 为决策提供不同见地的见解。 (4) 决策者要坚持自身的职责, 不能放弃抉择的权力, 不能让专家代替决策。

4. 健全监督机构的配置, 以法律的形式赋予监督机

构独立的法律地位, 确保监督的独立性、有效性, 保证决策的正确取向;促进监控主体的多元化, 保证监控的全面性、有效性、决策的合法性;加强监控主客体之间的沟通, 有利于信息的传达和及时反馈, 为决策者进一步决策提供依据。

5. 确保决策组织的物质技术支持。

在决策组织中要优先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 比如各种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运筹学、规划论、对策论、系统分析等决策技术和方法, 提高决策的理性化水平。

五、建立沟通平台, 激励全社会参与危机决策

1. 建立统一的信息发布中心。

政府应建立统一的信息发布中心, 由权威决策者之一担任信息发布员, 定时面向全社会公布信息, 确保信息真实、可靠, 促使全社会思想一致、认识一致, 共同抵御危机。

2. 运用电话、网络等通讯工具收集民众、各类组织的反馈信息。

3. 充分发挥媒介的积极作用。

首先, 政府应与媒介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 加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其次, 通过媒介宣传、解释, 加大社会公众对危机的准确认知, 理解、支持政府的危机决策, 增强社会整体抗逆水平。

政府决策机制 篇2

利益决策机制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要求，着力提升服务群众的效能和水平，江西省上饶市政府法制办根据《进一步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决策机制的实施意见》精神，制定了贯彻实施意见。意见提出：

一是要提高认识，增强做好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群众利益无小事，维护好和保障好群众利益市政府法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我市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切实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十分重要和紧迫。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工作机制，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保障；是实践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求，始终保持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具体体现；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统筹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重要举措。政府法制工作者要切实增强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工作机制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大力推进各项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使各

项工作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是要突出重点，把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决策机制作为首要工作目标，“做到三个建立健全”。

1、建立健全集思广益的决策形成机制。坚持拓宽民意征集渠道，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主动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沟通，每年安排一至二个重点课题，用两至三个月时间深入基层，掌握民情，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实际问题；推进重大决策咨询、论证、听证制度，对涉及全市政府法制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或涉及面广、事关重大公共利益、人民群众或行政相对人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在决策作出前进行公示和听证，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形成决策咨询意见；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试点试行、合法性审查制度，健全重大决策民主、公开、公示制度。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作出重大决策，并将其内容、依据和结果向社会公示。

2、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决策落实机制。严格决策落实责任，对决策事项要进行任务分解，量化到岗，细化到人，明确责任主体（牵头领导、执行科室）、工作目标和进度要求；强化决策推进督导，建立重大决策事项落实情况检查督办制度，明确检查、督办职能科室；建立决策绩效评估制度，执行科室根据执行效果，对决策的合理性、有效性做出评价，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3、建立健全规范严谨的决策保障机制。健全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谁决策、谁负责”“谁执行、谁负责”的原则，对违犯程序规定作出错误决策，不执行、延误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决策，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按照党纪政纪相关规定，严格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加大损害群众利益案件查处力度。要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综合运用党纪政纪法纪手段，健全专项治理损害群众利益突出问题的长效机制，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

三是要立足本职，充分发挥政府法制部门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中的独特作用，“做到三个立足”。

1、立足做好规范性文件审核工作，切实维护和保障好群众利益。在规范性文件出台前，注重拓宽收集民意渠道，采取多种途径畅通民情民意反映渠道，准确掌握群众所思、所忧、所盼。对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应事前开展法律政策咨询、专家论证和社会听证。除依法需要保密，以及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危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需要立即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以外，规范性文件正式出台前都要通过政府政报、通报、简报和报刊、网络、电视等形式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原则上不少于20个工作日。在规范性文件出台后，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要进行认真整理和分析研究，合理的要吸纳到决策中，不合理的要做好解释疏导工作，确保规范性文件始终

维护和保障好群众的利益。

2、立足做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切实维护和保障好群众利益。首先，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制度，配合做好细化裁量标准工作，建立裁量权使用情况说明和合法性审查等制度，通过加强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使用的监督，防止处罚过轻过重，侵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其次，要加大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工作，通过评查及时了解各执法部门的执法情况，及时纠正违法违规的行为，维护啊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此外，还要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和职业道德，树立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理念。

政府决策机制 篇3

关键词: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2-0029-03

从行政学发展历史来看,行政决策机制的选择有两种基本取向,一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传统公共行政的规则取向,二是以新公共管理为代表的现代公共管理的绩效取向｡当前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有明显的规则取向特征,它在现实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尝试以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探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创新,以期抛砖引玉,受教于同仁｡

1.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决策机制,有浓厚的规则取向,其主要理论

渊源是以韦伯官僚制组织理论和威尔逊行政理论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这种决策机制强调决策规则与程序的核心地位,强调决策规则与程序和决策效率之间的密切联系,要求行政决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则与程序｡正如韦伯和威尔逊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争议一样,建立在以韦伯和威尔逊理论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基础之上的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也是饱受非议,它在运行中至少存在下面几个主要问题:

1.1官僚制决策的效率悖论

效率是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内在价值追求｡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强调决策规则与程序和决策效率之间的关系,把决策者对决策规则和程序的服从作为实现决策效率最主要的手段,这本质上是对官僚制决策效率的推崇｡官僚制决策是否必然是有效率的?这种决策效率是否是我们所追求的?有关研究对此表示了质疑｡威廉姆·尼斯坎南认为,官僚总是“力图使其自由决定的预算最大化”[1],而且这种预算最大化追求与公共利益无关,“对于任何一位官僚来说,因为他的信息的有限性和其他人的利益冲突,无论他个人动机如何,都不可能按照公共利益来行动”[2]｡韦伯在认可官僚制在精确性､稳定性､可靠性和纪律严明方面的优势的同时,也对官僚制扩张对自由价值的威胁表示出担忧,他写道,“面对势不可挡的官僚制化趋势,究竟如何才能保存个人行动自由呢?”[3]戴维·毕瑟姆更是认为,“官僚制固有的信息和组织能力通过保密和自我封闭,变成为一种反民主力量的过程,以及促使官僚制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特定压力｡”[4]众多研究都表明,以官僚制决策为核心的行政决策机制并非必然是有效率的,而是面临一种效率悖论:一方面官僚制决策具有速度､统一和严格的服从等效率优势;另一方面官僚制的自我扩张又很容易损害决策效率,并且强大的官僚制权力会对自由和民主等价值构成了威胁｡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也同样面临这样的效率悖论,一方面地方政府以行政命令式的决策方式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具有速度快,执行容易的特点,另一方面却存在农民参与不足和所供非所需等问题｡

1.2公共精神的沦丧

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是地方政府公共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共行政有别于私人行政的关键特征是它的公共性｡公共性要求公共行政权力来源于公共授权,其运行要处于公共监督之下,并且行使公共行政权力的行政人员要具有为公众服务的公共精神｡以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为基础的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特别强调决策者对决策规则和程序的服从,它在相当程度上使决策者成为了决策规则与程序的附庸,忽视了决策者的公共精神对于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积极价值｡它把对决策规则与程序的遵循作为评价决策的标准,而没有把决策者是否在决策过程中秉承公共精神纳入评价标准,把遵守规则置于价值选择的首位,而忽视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精神｡

1.3公众价值的边缘化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服务对象和受益对象是农村公众｡公众性是农村公共产品公共性的具体体现,它要求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强调公众参与性,强调公众价值,而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却很容易导致公众价值边缘化｡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只重视来自政治方面的输入,如中央政策等,而忽视公众的反馈,忽视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事实上,“许多公共服务的用户本身就是实际上的协作生产者”,[5]公共产品供给离不开公众的参与,以农村教育产品供给为例,没有家长和学生的配合,教师根本就无法有效教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忽视了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使公众价值被边缘化｡

2.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与以威尔逊为代表的传统公共行政不同,以新公共管理为代表的现代公共管理更倾向于建立绩效导向的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要求决策者以结果为导向,向决策绩效负责,而不仅仅是向决策规则和程序负责｡鉴于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认为建立绩效导向的决策机制是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创新的目标选择,它必须遵循以下几个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

2.1绩效标准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行政效率标准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威尔逊的行政效率标准｡在威尔逊看来,“良好行政的规则”就是行政效率的体现,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把威尔逊的行政效率观概括为“等级制组织的完善会使效率最大化,在此效率尺度为花费最少的钱和做最少的努力”｡[6]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则认为,等级制组织的完善并不必然意味着行政效率的提高,“花费最少的钱和做最少的努力”也并不意味着正确的行政效率｡效率只是一个简单的投入产出比,它并不能体现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的所有价值追求｡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用“绩效”这一概念取代了“效率”,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绩效标准不仅要求“花费最少的钱和做少的努力”得到最大的产出,还要求这些产出是有效的,也就是说不仅要有效率,还要有效果｡因此,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创新要遵循绩效标准｡

2.2自由与责任对等

传统公共行政强调规则与程序对于行政效率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决策者成为了决策规则与程序的附庸｡现代公共管理更注重决策者主动性的发挥,要求把决策者从“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使他们成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它有两条核心原则:一是通过放宽对工作资源使用的管制来“让管理者可以管理”;二是通过明确说明对管理者的期望,并对照这些期望来衡量他们的成绩,从而“使管理者愿意管理”｡如果管理者没有管理上的自由,要求他们对绩效负责是不合理的;而如果管理者的表现无足轻重,那么给予他们工作上的自主权就会显得不够谨慎｡[7]正如法学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一样,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强调自由与责任的对等,它一方面主张决策放权,给予决策者以决策自由,以发挥决策者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决策者的责任,也即决策者必须对的决策的结果(绩效)负责｡因此,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决策机制创新要遵循自由与责任对等的原则｡

2.3公众参与的民主价值

在传统公共行政中,公众参与主要是在政治领域,也就是通过选举来表明公众的政策偏好和彰显公众参与的民主价值｡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把政府管理过程视为一种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充当更积极的角色,因为“地方政府离客户更近,能针对当地的需求和利益对服务进行调整”,[8]并且有利于公众参与到公共服务过程中来｡在现代公共管理中公民参与的民主价值得到了更充分的重视,他们不仅仅被看成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协作生产者,而且被认为是管理过程的重要参与者｡现代公共管理认为公众参与政府管理,不仅仅是一种改善绩效的手段,它本身就是一种绩效的体现,因为民主是政府管理绩效的内在价值诉求,而公众参与政府管理过程本身就是民主价值的具体体现｡因此,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决策机制创新要对农民参与给予更多的关注｡

3.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创新的主要途径

通过对现行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运行中存在问题及其创新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分析,我们认为当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构建绩效导向的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3.1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评估机制｡

绩效导向的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把绩效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核心标准,把绩效作为激励和约束决策者的重要手段,因此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评估机制就成为首要的任务｡

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评估机制是评估指标体系､评估主体､评估程序和评估申诉等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评估机制也就是要优化各要素以及各要素的组合,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构建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要根据具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客观属性构建科学可行的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把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要构建多元主体评估机制｡把上级评估和下级评估､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综合评估和专业评估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要对评估程序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程序是否规范直接影响着绩效评估的质量,[9]因此,必须在对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进行科学设计的基础上,对评估程序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以制度的形式把评估程序规范下来｡四是要建立评估结果申诉机制｡由于评估过程的复杂性,评估并非总是准确的,而评估的结果又往往与评估对象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建立评估结果申诉机制,允许评估对象在对评估结果的不认可的情况下向上级部门提请申诉,以维护评估对象的正当权利,保证评估的公正性｡

3.2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问责机制｡

根据自由与责任对等的原则,绩效导向的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要求决策者承担相应的决策责任,这就需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问责机制｡

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问责机制涉及到“由谁来问责”､“就什么问责”､“如何问责”和“问责的效果如何”四个方面｡“由谁来问责”是问责主体的问题,在问责主体的选择上要坚持主体的权威性和多元性,权威性是问责力度的保障,而多元性是问责合法性的保障,因此,要把人大问责､上级问责､社会问责和市场问责结合起来｡“就什么问责”指的是问责的事项,绩效导向的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责任机制所涉及的问责事项主要是决策的绩效｡“如何问责”指的是问责的程序问题,没有一套科学可行的问责程序,问责就无法有序地进行,因此,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问责机制就必须制定一套科学可行的问责程序｡“问责的效果如何”指的是问责的结果问题,如果仅仅是“问责”,而不就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奖励与惩罚,问责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因此,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问责机制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奖罚机制｡

3.3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公众参与机制｡

在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框架中,公众参与是手段和目的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农村公众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协作生产者,把农村公众吸收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过程中来,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农村公众直接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过程也是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一种超越传统选举民主的新型参与民主,具有重要的民主价值｡托克维尔曾说过,“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10]农村公众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绩效拥有最权威的发言权,因此,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公众参与机制,让农村公众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各个环节中来,把公众满意度作为最重要的绩效指标是构建绩效导向的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责任机制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做好决策信息公开,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则要建立各种灵活的机制使农村能有效地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

参考资料:

[1] [2] [美]威廉姆·尼斯坎南.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M].王浦劬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275,038.

[3] Weber, M.(1978)Economy and Society, 2 vol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specially pp.1403

[4] [英]戴维·毕瑟姆.官僚制.韩志明,张毅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2005:116.

[5] Whitaker, Gordon P.(1980).”Coproducti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Service Delivery.“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0(May-June)： 240-246.

[6]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M].毛寿龙 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P36.

[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散化的公共治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40.

[9] 彭国甫.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价研究[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30-31.

[8] 彭国甫.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程序的制度安排[J].求索,2004,(10).

[1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散化的公共治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47

[10]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2.

政府决策机制 篇4

关键词：政府采购,目标分析,决策机制

一、政府采购决策机制方面文献回顾

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采购进行了大量研究, 在政府采购的决策机制方面, 杨志安 (2005) 认为政府采购可以引导绿色生产和消费,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李安泽 (2004) 认为政府采购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职能和经济开放程度等因素影响, 并提出政府采购的合理规模要从供给与需求、衡量政府采购规模的绝对和相对指标、财政资源配置等角度进行衡量;刘小川 (2006) 则指出我国现有政府采购规模较小, 应当采取措施扩大政府采购规模;Osborne and Pastrik (1997) 认为分散采购更好的支持采购需求方, 消除官僚程序的障碍, 提高部门之间的协调程度;Macue and Pitzer (2000) 则认为集中采购可以限制采购代理人的权力, 加强采购专业化, 以及会计责任 (accountability) 与会计一致性 (consistency) , 同时, 集中采购有利用对经常使用的物品和服务购买进行标准化, 体现规模经济的效果;Mcfee and Mcmillan (1989) 提出政府并不一定从出价最低的投标者那里购买商品, 而是通过价格优惠政策使采购成本最小;Myerson (1981) 在最优拍卖设计理论基础上, 对如何实现政府采购成本最小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并提出了相应的拍卖模式。A.Premchand (1993) 对政府采购进行了综合探讨, 认为资源的分配和有效利用是政府采购决策的核心。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 学者对政府采购决策机制研究较少, 且大多是对政府采购的决策提出建议, 并没有就决策机制问题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研究, 提出的观点也较为零散。鉴于此, 本文首先对政府采购的目标进行分析归类, 结合政府采购的整个运作程序, 将政府采购决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对应于具体的目标, 以目标作为指向灯, 较为系统的、全面的构建政府采购决策机制。

二、我国当前政府采购目标体系

明确政府采购的目标是做出正确、合理的政府采购决策的前提。通过对政府采购目标的分析总结, 使政府采购决策不会偏离既有的方向且更具有目的性。

政府采购活动的影响范围, 既包括经济领域又涉及社会政治范畴, 不仅在国内且在国际范围也会产生作用。本文分别从政府采购过程本身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两个的角度将其目标归纳为内生目标和外生目标。

(一) 内生目标

根据政府采购过程本身, 内生目标可分为效率目标和防腐倡廉目标。

1、效率目标

效率和节约在采购理论的研究中, 是最根本的目标, 也是政府采购资金使用过程的一个原则性目标。政府采购所用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的劳动所得, 政府在运用的过程中, 必须对纳税人高度负责, 用尽可能小的投入, 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

那么, 这里的效率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经济性, 指采购资金的节约和合理使用。经济性要求政府在采购过程中必须追求物有所值, 通过鼓励充分竞争使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最大化。二是有效性, 是指在保证采购物品、工程、服务具有良好的质量、合理的价格的同时, 还需要注意采购的效率, 要在合同规定的合理时间内完成采购任务, 以满足使用部门的需求。

2、防腐倡廉目标

在政府采购的过程中, 由于采购过程存在委托人、代理机构、供应商之间的博弈, 加之由于采购规则的专业性以及公开程度的差异, 一般公众甚至相关官员对政府采购程序知之甚少, 因而存在信息不对称, 监督不完善的问题, 由此产生的政府采购设租和寻租行为导致了政府采购的腐败现象。因此制定有效的防腐倡廉目标是政府采购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社会与政治层面而言, 如果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实现廉洁目标, 一定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采购机构及有关方面的信任程度, 有助于使公众信任采购过程, 信任政府部门, 获得政治与经济的和谐发展;从经济层面而言, 如果政府采购制度足够透明、公平、公正, 政府采购过程不存在腐败现象, 政府资源即财政资金才不会在采购腐败中浪费, 且进一步得到有效利用, 从而达到采购的效率目标。

(二) 外生目标

抛开政府采购过程, 本部分将从政府采购发生后, 对经济、社会、政治、国内以及国际影响的角度, 分析政府采购的外生目标, 将其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配合宏观经济良性运行目标

由于政府采购是介于政府与市场紧密相衔接的工具, 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有效的政府采购政策, 配合实现宏观经济的良性运行。

宏观经济良性循环的基本前提包括两方面:社会总供求均衡和产业结构合理。首先, 政府采购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然对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产生重要作用, 通过政府采购计划者调整采购行为, 发挥典型的市场调节供求关系效应, 能够起到刺激或是稳定宏观经济的效果。其次, 为了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使每一种资源都有最大产出, 可以通过政府采购这一支出方式在各种产业之间进行资源的重新整合, 有效地促使帕累托最优的产业结构的形成。

2、促进科技创新目标

技术进步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应用水平;科技创新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开发能力。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中, 简单地依靠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 只能成为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国, 从长远发展角度看, 我国必须拥有大量的原创科技。所以鼓励技术创新, 不仅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而且应是各级政府工作的核心内容。

政府采购是联系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最佳纽带, 政府可以通过政府采购这一支出方式, 对于决定扶持的产业, 扩大对其产品的购买, 以扩大其市场份额, 促使商家扩充规模;而对于决定控制的产业, 政府可减少对这些产业的产品采购。因此应当充分发挥产业结构调整功能, 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 在较深的层次上, 较广的层面上推动我国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

3、扶持中小企业目标

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非常明显, 尤其在解决劳动力就业、为大企业提供配套、增强地方财政实力以及吸纳就业、消除贫困等方面, 中小企业所起的作用是大企业无法替代的。但是由于中小企业的规模偏小, 在“大鱼吃小鱼”的市场竞争中, 往往处在随时被市场“蚕食”的境地, 所以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政府必须要适当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政府采购是一项有效的扶持工具,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一系列政府采购政策, 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中小企业的生存权利, 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壮大。

4、环境保护目标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作为当家人的政府, 必须要考虑产品的外部性问题。

与传统产品相比, 绿色产品生产成本高,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需求小, 难以形成生产上的规模经济。政府可以通过绿色采购打破绿色产品市场需求小而导致生产成本高, 销售价格高这一恶性循环。一是政府采购规模巨大, 可使绿色产品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 在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 在销售价格上可与传统产品相竞争;二是政府绿色消费具有示范作用, 可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观念。据统计, 世界上政府绿色采购比较成功的国家, 其公众的环境意识也较高。在绿色产品市场价格下降、绿色消费观念形成后, 稳定的绿色消费市场得以形成, 进而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三、构建政府采购决策机制的思路

政府采购决策是在政府采购的整个运作程序中完成的, 具体包括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汇编政府采购计划, 采购单位申报具体采购项目, 确定采购方式并组织采购, 订立及履行采购合同, 验收, 结算付款。另外, 政府采购信息管理是贯穿整个政府采购过程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 政府采购决策所涉及的流程是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 政府采购计划的确定与执行, 以及政府采购信息管理。

政府采购决策机制的构建, 是在政府采购决策涉及到的每个流程, 结合政府采购目标, 在目标指向灯的引导下, 提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思路。

要使政府采购决策科学、合理, 第一, 必须使决策涉及到的每个流程满足政府采购的效率目标。在预算编制环节, 采购人在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前要进行详细调查研究, 做好政府采购预算编制人员的培训工作, 使他们了解政府采购的程序、范围以及政府采购预算具体编制办法, 以此提高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的效率;在采购计划的确定与执行环节, 加大政府采购人员专业知识培训力度, 加强监督, 确保计划合理有效, 执行快速顺利;在信息管理环节, 信息收集内容要详细、准确, 除了产品信息、供应商信息的及时更新, 还应进行采购案例信息的收集, 以便能不断从案例中吸取成功的经验。另外, 政府采购信息收集工作应配备专门的人员和队伍, 充分利用采购业务活动的机会和现代化技术手段来收集相关采购信息。

第二, 根据每个流程的不同功能和自身特点, 分别满足政府采购的其他目标。

(一) 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环节的决策

政府采购预算是指政府在一个财政年度内为满足公共需要, 为各预算单位实施采购货物、工程或服务计划。它反映预算单位年度政府采购项目及资金计划, 是财政部门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采购作为政府的重要支出计划, 反映政府预算中用于货物、工程或服务采购项目的开支, 规定了政府在预算年度内的活动范围、方向和重点。

政府采购预算是政府采购决策的起点, 应根据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作出适当决策, 以满足配合宏观经济良性运行的目标。

在编制预算时, 除了考虑各预算单位对货物、工程及服务的公共需要, 首先, 应判断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若经济过热, 在保证预算单位能够进行正常运转的基础上, 在预算中缩减政府采购资金, 而经济萧条时, 在财政资金允许的范围内, 在预算中增加资金量, 加大政府采购力度。其次, 应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进行对现有产业结构调整有益的预算编制。

(二) 政府采购计划确定与执行环节的决策

政府采购计划是指采购实体为了满足自身的特定业务的需要, 根据政府采购预算, 按照政府采购目录或类别汇编的反映各采购单位需求情况及实施要求的计划。

政府采购计划的确定和执行环节是政府采购决策的核心环节, 既要反映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政策取向, 又要体现政府采购的目标。根据政府采购目标体系, 该环节的政府采购决策应当满足促进科技创新目标、扶持中小企业目标以及环境保护目标。

1、基于促进科技创新目标的决策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科技也迅速发展, 政府采购涉及的项目也由传统产品逐步向高科技产品转换。基于促进科技创新目标, 在政府采购计划的确定和执行环节, 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决策。

(1) 选择高科技产品及服务, 带动需求, 分摊成本

政府的采购项目应当根据对市场的调查, 对新产品的追踪及了解, 结合政府自身需求的不断提高, 与时俱进地进行更替, 在满足同一需求的传统产品与高科技产品之间, 应当趋向于选择高科技产品, 让高科技产品拥有政府采购这个巨大的市场, 带动全社会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 分摊其成本。

(2) 阻止高新技术产业在发达国家的集中, 发展本国高新技术产业

由于路径依赖, 新兴的高新技术总是向发达国家集中, 只有待其衰退时才向发展中国家扩散, 因此, 政府采购计划应当适当的阻止不利的集中化, 促进有利的集中化, 利用歧视性政府采购, 只采购本国的高新技术产品, 使本国高新技术企业在政府采购市场的保证下, 不会向发达国家集中。与此同时, 这种歧视性政府采购也增强了本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存能力, 使其在与国外大企业激烈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达到高新技术在国内集中的效果。

(3) 通过买方垄断, 促进技术转让

先进技术产品市场, 特别是一些重大技术产品市场, 供应商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 属于典型的垄断市场结构, 因此供应商有很大的定价权。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定价往往高于市场价格, 且不会让渡技术。当需求方为一个国家, 特别是大国时, 政府采购的巨额规模使之具有相当大的市场势力, 从而形成买方垄断。这时候买方就具备了讨价还价的条件, 不但可以做到价格由双方协商而定, 甚至可以协商要求买方转让技术。因此, 对于国内没有的但在国际上流行的高新技术, 我国在政府采购时应当看准国际市场, 发挥买方垄断优势, 促进技术转让, 缩小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2、基于扶持中小企业目标的决策

我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非常重视, 在一些主要的政府采购法规中均提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目标。因此在政府采购计划的确定与执行环节, 应当遵循该目标, 做好政府采购决策。

(1) 适度向中小企业倾斜

在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的具体政策目标下, 首先, 政府可以在采购价格、采购数量、采购标准等方面更多地倾向中小企业;其次, 对一部分需要重点发展的中小企业采取定点、定向、定量的采购;再次, 在价格、质量、规格、交货方式、期限及货款交付方式同等的条件下, 优先购买中小企业的产品。

另外, 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资金不雄厚, 在参与较大额度政府采购的投标竞争中无法与大型企业抗衡, 因此政府可将部分可划分的大额政府采购合同的采购实行分割, 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小而专、小儿特的竞争优势, 为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投标创造更多的竞争机会。

(2) 建立与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信息沟通渠道, 做到公开、公正、透明

与大企业相比, 中小企业的信息沟通存在严重的不对称, 导致一些颇具实力、产品也非常符合政府采购要求的中小企业, 因为不能及时获得政府采购信息, 往往不能取得与大企业相同的资格与待遇, 只能止步于政府采购领域之外, 无法参与竞争。所以, 政府应当在对全社会公开发布政府采购信息的同时, 建立与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信息沟通专线渠道, 保证有兴趣的中小企业能够积极参与。在执行过程中, 要规范招投标程序、制定科学与严格的评审制度, 并采取完全公正的中标结果披露等措施。保证中小企业公开、公平参与竞争。

3、基于环境保护目标的决策

环境保是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上最为关注的问题, 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采购应运用其规模大, 引导性强的特点, 参与到环境保护行动中来, 做出符合环境保护目标的决策。

(1) 规定绿色标准, 提高企业绿色生产积极性

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 生产传统产品往往成本更低, 因为企业无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开发绿色生产技术。如果政府强制执行绿色标准, 企业产品达不到标准就意味着失去政府采购市场。由于政府采购市场的份额和利润相当可观, 因此企业绝不会轻易放弃, 将被迫加大科研投入, 开发新的绿色技术并用于生产。同时, 绿色技术的普遍开发和利用, 由于规模经济常常会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性能, 使绿色产品的竞争能力比传统产品更强, 从而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2) 选择绿色产品, 促进绿色消费品市场的形成

政府除了强制执行绿色标准外, 在对于同类型产品的选择上, 应当重视环保型产品, 将生产过程污染严重, 资源需求量大的传统型产品尽量挤出采购范围。政府的这一采购倾向, 将致使厂商在生产过程中更充分利用资源, 排放出更少的废弃物, 或对废弃物中的资源进行回收, 变废为宝促进资源循环使用, 减少污染的同时节约资源。当大部分厂商为了争夺政府采购这个巨大的市场, 便会努力改进生产, 从而促进绿色消费市场的形成。

(三) 政府采购信息管理环节的决策

政府采购信息, 是指规范政府采购活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以及反映政府采购活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总称。政府采购信息管理是搞好政府采购工作的基本环节, 也是贯穿于整个政府采购决策过程的重要内容。

在政府采购中要实现防腐倡廉的目标, 关键在于其监督机制。由委托人、代理人、供应商之间寻租博弈的分析中可知, 只有最有效有力的监督, 才是代理人不设租、供应商不寻租的条件。但是, 由于监督机制不可能尽善尽美, 仅以此来遏制腐败是很难的, 因此, 要在政府采购决策机制中尽量避免腐败, 从源头上加以控制, 才能最终实现防腐倡廉的目标。

在政府采购信息管理环节, 可以通过的最大限度公开信息, 使其更加透明, 而增加各方设租和寻租的行为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公平、公正, 从而遏制腐败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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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莉.我国政府采购研究.[D].山东大学.2005

三重一大决策机制 篇5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的制度要求，学校在校长负责制的制度安排下，坚持党组织政治核心，落实教代会民主管理，实行依法治校，充分发挥学校班子成员集体领导的作用，完善决策机制，规范决策行为，提高领导班子领导和管理水平，特制定本制度。

一、决策原则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

“三重一大”事项由校务会议讨论决定。校务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

（二）科学决策和依法决策原则

凡属“三重一大”事项，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加强调研、协商和咨询、认证。

（三）规范程序原则

学校校务会议集体决策事项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进行，一般不临时动议，特别是不能临时动议重大议题或重要干部任免事项。需经教代会通过的决议，先由校务会议形成初步方案，再提交教代会审议。

二、决策内容

（一）重大事项决策

1．制订和修改学校章程；

2．制订学校发展规划、与学期工作计划和课程计划；

3．重大改革措施及规章制度；

4．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实施方案；

5．校内机构及岗位的设置；

6．中层干部任免及重要人事安排；

7．师资队伍建设实施方案；

8．教职工收入分配和考核奖惩方案；

9．重大基建项目和校产发展计划；

10．制订校园及师生安全制度；

11．招生工作；

12．因公出国（境）访问及涉外校际交流；

13．其他重大问题。

（二）重要项目安排

1．学校对外重要合作和交流项目；

2．学校大修、大型基建建设项目；

3．学校重大科研项目；

4．应当集体研究决定的其他项目。

（三）重要干部任免

1．学校校级、中层后备干部的推荐、选拔、考核和使用；

2．学校中层干部、年级组长、教研组长等人事安排；

3．学校考核小组、职称评聘小组、监督小组、招生工作小组成员的任免；

4．其他重要岗位干部的推荐、选拔、任免和调动。

（四）大额度资金的使用

1．经费预算、决算及大额经费支出安排、使用；

2．学校教职工收入分配方案、奖励经费制订和调整；

3．未列入预算的5万元及以上的特殊经费支出；

三、决策程序

学校“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由校务会议讨论决定。校务会议成员为学校正副校长、学校党组织的正副书记、工会主席和校办主任等。校务会议由校长主持，重大问题经集体讨论，校长负责决定。

1．确定议题，列入议程。需要列入校务会议讨论的重大问题，由校长听取各方意见后提出，与党组织负责人共同商议确定。

2．调查研究，形成方案。对确定的议题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校长与党组织负责人充分酝酿，形成共识和主导性意见。存在严重分歧的，暂不提交会议讨论。

3．会议讨论，形成决议。学校重大问题在校务会上充分讨论，形成决议。如意见不能达成基本一致或有严重分歧，应暂缓决策；必要时可报上级党组织、教育行政部门裁决。

4．明确分工，组织实施。凡经校务会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由校长明确分工，负责实施。党组织保证监督实施，工会积极配合支持实施。

四、会议表决

研究讨论议题时，与会人员要充分发表意见。会议表决可采取口头、举手、无记名投票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时一般坚持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意见分歧较大的事项，可以暂缓进行表决的，应暂缓作出决定。出席人数达到或超过应出席人数的2/3，会议方可进行，表决有效。

凡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校务会议通过后需及时提交教代会讨论通过。根据管理权限，须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准的重大问题要按规定程序报批后方可实施。

五、决策执行

校务会讨论通过的决策事项应及时做好校务公开。

学校党政领导和处室分管领导按分工负责组织落实，认真实施“三重一大”决策事项。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者向上级反映，但在上级或本级校务会议没有改变决定以前，除了执行决定会立即引起严重后果的非常紧急的情况外，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原来的决定。

凡前次校务会议作出的决定，如在执行过程中情况发生变化，需要改变原来决定的，必须经校长同意后，提交校务会议进行复议，在做出新的决定后执行。

六、决策监督

学校党支部和工会负责对“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校长室（校长办公室）负责对“三重一大”决策事项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办，及时将落实情况及存在问题向校务会、总支委会或行政会议汇报，确保决策落实；对于不按决策执行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七、决策备案

公众外交：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 篇6

“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也称“公共外交”，有时还称为“宣传”，是指一国政府针对外国非官方的公众、媒体和组织，通过沟通、对话等途径，取得对本国政策和行动的了解、理解直至支持。“公众外交”英文词最早出现于１９６５年。当时，美国波士顿市突福茨大学法律和外交学院建立“公共外交”学院，院长爱德蒙·古连用了这个词。公众外交与传统外交的区别是对象不同。传统外交主要与外国政府、官方机构和政策精英打交道。我们许多人都对公众外交有所了解，如外交部举行记者会，政府在国外主办演出展览，记者与外国使馆新闻官联系采访，学者接受外国政府资助去交流等。

信息化带动公众参与外交

历史上，公众外交就受到重视。拿破仑说，精神和公关是战争的半个战场。拿破仑讲这番话时，还没有收音机和电视，可见公共外交的威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发明了“宣传艺术”和“宣传艺术家”等词汇，实施了“欧洲最现代化和最大规模的宣传”，为推行法西斯政策发挥了极大作用。二战中出现的另一个新词汇是“宣传与第五纵队”，即战争宣传，用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精神的控制。

公众外交在当今世界进入信息化新时代后愈显重要。互联网造就了“地球村”，世界越来越小，信息传播越来越快。只要安坐一隅，通过互联网和卫星电视，就可尽览天下事，并发表见解，施加影响，更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外交。信息化催生了外交的变化。外交不再是少数人的职业，它开始从幕后走到前台。这意味着，外交不再只停留在政府与政府间的交流，还要重视、回应公众的意见。

笔者年初应邀到伦敦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了解到英国正改进对公众外交的认识和做法。他们认为，单向给公众灌输信息已不合时宜，应该进行双向的交流和伙伴式的沟通；政府不能再包办维护国家形象的任务；公众外交必须成为内政和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应把公众的关注点作为公众外交的出发点；公众外交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英国正改革公共外交机制，如设立信息指导办公室，直接协调BBC电台和“英国文化委员会”，作为公众外交的主要途径；设立针对伊斯兰国家的媒体；设立针对国内少数族裔沟通的组织；研究国际社会对英国的态度；外交部、贸工部、旅游部门和BBC等联合制定公共外交战略。

美国：“赢得人心”的公众外交

美国是世界大国，参与国际事务最广，影响最大，得到的褒贬也最多，也更推崇公众外交。９．１１事件后，布什总统和美国人不只一次地自问：为何恐怖分子仇恨美国？美国盖勒普等机构在九个伊斯兰国家的调查表明，５３％的穆斯林对美国没有好感，７０％的人不相信阿拉伯人发动了９．１１袭击。很多人觉得西方价值观对伊斯兰价值体系有消极影响，认为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不合法，厌烦美国明显袒护以色列的政策。这种情况不仅限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西欧、拉美和亚洲的公众也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自大、自私、伪善、自我沉溺与轻蔑其他国家的做法非常反感。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大大跌份。打伊倒萨战争后，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声誉更加每况愈下。

为了改变这种形象，美国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大张旗鼓地发动了“赢得人心”的公众外交。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智库，如外交关系协会、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等，先后提出报告献策，要求美国加强公众外交，特别是针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公众外交，恢复美国的“形象”。他们提议制定一套策略，整合外交政策与公众外交，建立公众外交协调机制；国务院将公众外交作为所有驻外使节与外交官的工作重点；鼓励私人部门利用优势，参与公众外交。２００２年８月，白宫和国务院组成全球信息办公室，负责协调、整合政府部门间、政府与民间部门间的公众外交议题，提供政府对外交政策与促进美国形象的建议。国防部专门成立了战略影响局，希望将信息战范围扩大到中东、亚洲乃至西欧盟国。

美国国务院很早就设有专门负责公众外交事务的部门。２００１年底，原领导美第六大广告公司、６６岁的夏洛特·比尔斯女士被任命为负责公众外交的副国务卿。她从兜售广告转为推销美国政府的政策。

比尔斯认为，她从事的公众外交“或许是一项上百年的大工程”。她制作了一个用３０多种语言写成的册子，介绍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情况，开辟了“伊斯兰在美国”网页；利用老关系，与广告商协会一同开发了招贴画，预备在阿拉伯国家张贴，悬赏捉拿美国通缉的恐怖分子。她还努力改善同记者的关系，向外国媒体提供材料，并新建一个２４小时用阿拉伯语广播、名为SAWA的卫星频道，在黄金时段播出惠特尼·休斯顿等当红歌星的流行金曲，以期感化阿拉伯年轻人。比尔斯还成功地从国会争取到数亿美元拨款，兴建对外广播电视。她还安排官员到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接受采访。

尽管美国展开了公众外交的强大攻势，但近来许多调查表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公众对美国的支持率仍在下降，仍未“赢得人心”。今年年初，比尔斯女士突然宣布由于“健康原因”辞职，人们猜测她的离去可能同无力提升美国的形象有关。

学者支招，公众外交要制定国别政策

美学者分析认为，公众外交成效不大的原因，是美国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差异，不了解他们的政治、文化和宗教。有人提出告诫，本·拉登并不代表“真正的伊斯兰”，应注意不要妄评伊斯兰教，而要把矛头对准“极端主义”和“暴力”。他们还说，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情绪被媒体夸大了，真正公开反美的只是一小部分政治组织，“绝大多数是沉默的”，他们对美国知之甚少。此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千姿百态，各自的文化和社会形态差异很大，“泛阿拉伯主义”或“泛伊斯兰主义”的市场日趋式微。因此，他们认为公众外交不能笼统地针对“阿拉伯世界”或“伊斯兰世界”，而要制定国别政策。

有鉴于此，学者们支了一招，就是找内行人来做针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公众外交。最近有学者指出，文化差异损害了美国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公众外交的有效性。美国官员认为阿拉伯人信息匮乏，“不了解美国”，公众外交应集中提供大量信息。但不可辩驳的事实是，很多人痛恨美国，不是因为美国的公众外交做得不够，而是美国失误的对外政策。如果美国政府不做本质的改变，公众外交做得再多，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公众外交在我国

我国自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世界的联系和互动越来越多，外交工作更加繁忙、复杂，我国公众也更加关注外交。前一时期万人空巷关注电视报道伊拉克战况，国际时政类报刊的热销，网上有关外交政策辩论的热烈，这些现象都体现了社会的开放和进步。外交部门也把公众外交作为工作重点，尽可能多地、主动地扩大公众的知情范围。外交部除举办新闻发布会外，还通过网站（www．fmprc．gov．cn）提供充分和及时的信息，时常邀请地区业务司的主管领导，通过互联网与国内外公众在线交流讨论外交形势和政策。同时，外交决策也充分吸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政府决策机制 篇7

随着人类对资源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逐渐成为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目前,发达国家纷纷制定针对废旧(end of life,EOL)产品回收的法律法规并不断加以完善[1];虽然我国在该领域的法规建设相对落后[2],但已受到政府的日益关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提高废弃物资源化水平,推进对于废弃电器电子、废旧零部件等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财政补贴,以尽量抵消制造业中回收再制造以及环保零部件采购等环节的投入,激励企业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制造战略[3]。

资源价格的提升和相关环境规制的出台,迫使企业开始重视产品的回收再制造过程。再制造是一种生产战略,目的是利用EOL产品进行再生产,既能有效处理EOL产品的环境污染问题,又能获取其剩余价值[4,5]。相比新材料生产方式,再制造成本较低:再制造生产的产品价格通常低于新材料生产产品的20%~40%,而其成本却只有后者的40%~65%[6]。再制造产业目前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机械再制造、汽车零部件、部分电器电子、再生金属等产业,其产品具有模块化、易修复、可重用等特性,便于加工处理(检测、拆卸、分类)。绿色设计(design for environment,DfE)在产品生产制造的每个环节都考虑其环境属性(如安全、再循环能力等),是实施再制造战略的重要手段[7,8]。目前,很多国际知名企业已开始关注和实施DfE,如Apple、Sony、IBM等公司在DfE上的预算投入比例逐年提高[9]。在此背景下,政府如何制定环境规制以及再制造供应链成员企业在环境规制下如何作出相应决策是双方面临的现实问题。

已有不少学者对基于环境规制的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问题进行了探讨。Chen等[9]利用微分对策建立了环境规制下制造商的定价模型,得到制造商采取适当的定价策略能够实施生产者延伸责任(EPR)制度,以及政府提高规制标准能引导制造商逐步提高产品回收再利用水平等结论。Zhu等[10]通过案例分析证实了政府政策支持能够提高企业经济和环境绩效,有利于企业进一步整合和绿色化整条供应链。代逸生等[11]考虑废旧电子产品逆向物流的构建和运作,建立了政府与企业间基于环境规制的博弈模型,得出双方的优化策略。Hammond等[12]利用变分不等式理论建立了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讨论了政府环境法令对成员定价和利润的影响。另有一些学者在研究政府对企业回收再制造活动决策影响时考虑了政府财政政策。Tsai等[13]分析后指出,政府制定有效的经济激励手段可以使EOL产品得到有效回收,包括补贴制度和产权制度等。Sheu[14]结合台湾的电子行业,采用非对称纳什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财政补贴对几种不同的逆向供应链模式中成员企业协调合作的促进作用。张保银等[15]针对政府引导企业进行EOL产品回收的道德风险问题,提出了含有补贴和奖惩因子的激励和监督机制。王文宾等[16]设计了七种不同情形下政府与成员企业间的激励契约,得到政府对制造商或回收商实施奖励机制均能有效协调逆向供应链成员运作等结论。Webster等[17]基于制造商与再制造商的竞争体系,研究得到EOL产品回收法律的实施有助于激励回收再制造活动、实现制造商和再制造商两者收益的帕累托改进等结论。

以上学者的研究为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关环境规制以及引导企业回收再制造提供了重要借鉴。但是,上述文献中涉及政府环境政策制定时往往只考虑政府法律法规或财政政策一种情形,其中研究后者对企业再制造的影响时大多只考虑政府补贴、产品价格、EOL产品回收率等变量,而在实际再制造供应链运营中,政府与成员企业间的博弈往往还涉及企业风险规避程度、企业努力程度、市场不确定性程度等因素。此外,很少有文献考虑政府为扶持回收处理商发展而向制造企业征收回收处理费用以设立EOL产品回收处理基金的情况。同时,也鲜有文献考虑企业DfE实施的影响作用;实际上,企业积极参与DfE活动能使其EOL产品更顺利地进入再制造供应链,是贯彻EPR制度的重要举措。

为此,本文以再制造行业初步发展的现实国情为研究背景,基于政府法规和财政工具相结合的环境规制政策,考虑再制造商DfE参与程度、回收处理商回收努力程度、市场不确定性程度等因素,建立政府与再制造供应链成员间的双层规划模型。基于对该模型均衡解的求解过程,设计再制造供应链系统内成员间的激励机制,分析政府财政工具对系统成员决策行为和期望收益的影响,并讨论各相关因素对政府环境政策的影响。

1 模型背景描述

1.1 模型框架

本文首先提出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下由单个再制造商和单个EOL产品回收处理商构成的再制造供应链系统的决策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回收处理商从消费者群体回收EOL产品并进行再处理,由此得到能被再次利用的半成品材料(以下简称处理品)按事前与再制造商签订的契约交付给再制造商,再制造商将处理品作为原材料进行产品再制造(纯粹的再制造商完全以回收再制造方式进行产品生产),最终将新产品投放市场。政府一方面通过制定环境法规促使再制造商对处理品的再利用率达到一定标准,以实现生产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使用财政工具设立EOL产品回收处理基金,要求再制造商履行该基金的缴纳义务,所设基金用于补贴回收处理商的EOL产品回收处理活动,以期激励再制造商积极实施DfE活动,并提高回收处理商对EOL产品的回收努力水平。

1.2 模型相关定义

1.2.1 关于政府

政府使用财政工具设立EOL产品回收处理基金,该基金来源于再制造商,补贴给回收处理商,从而使后者更有动力进行EOL产品回收处理,为前者的产品再制造提供保障。设f为政府向再制造商征收的单位产品回收处理费用,s为政府对回收处理商的单位EOL处理品补贴额。需要指出的是:财政工具以平衡预算(回收处理费用总额与补贴总额相等)为前提,即政府财政利润为零。此外,政府制定环境法规要求再制造商的处理品再利用率必须达到规定标准,本文假设再利用率标准值为ξ0。

1.2.2 关于再制造商

再制造商以处理品为生产原材料。假设新产品市场需求量q与市场价格p呈线性负相关,表示为q=a-bp(a,b>0),其中b为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为简化分析,假设产品边际制造成本与单位产品平均制造成本一致,均为cr。

再制造商在产品制造的过程中对处理品的使用存在一定再利用率。处理品由于自身绿色度、现有生产设备、技术等原因,往往不能完全被再次利用,对处理品的再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再制造商对于政府环境规制的遵从程度。在现实运作中,为达到政府规定的ξ0值,再制造商需要实施相应投资(如生产设备、技术研发和人员配备等)。此外,再制造商还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包括生产环境环保安全、废弃物达标排放等,再制造商未达到规定的ξ0值或未履行社会责任将受到政府的惩罚)。假设再制造商为履行社会责任而支付的相关投资费用I1与ξ0呈线性正相关,表示为I1(ξ0)=Enτ0ξ0,其中,τ0表示我国生产者社会责任标准,En为与政府规制和生产者社会责任标准相关的常量,En>0,可以理解为:当再利用率ξ0=1且社会责任标准量化为τ0=1时,En即为再制造商需投入的费用I1;该表示方法也被文献[9,18]应用。

此外,本文假设再制造商在D f E上的投入程度为d(涉及D f E技术研发、工艺调整、设备改进、环境系统完善以及物资管理水平提升等方面;再制造商在D f E活动中投入程度越大,再制造产品越易于再循环利用),相应支付成本为I2(d)=md2/2,其中,m表示d对支付成本I2的影响系数。再制造商实施D f E将提高产品的再循环能力,该能力以可重复利用性(在产品构成中可循环材料所占的比例)、可拆卸性和可回收性等环境属性作为衡量指标[19?20]。

1.2.3 关于回收处理商

假设回收处理商的EOL产品回收量qt=Q+ke+ε,其中:e为回收EOL的努力程度(包括人员培训及配置、回收渠道拓宽、广告投入等);Q表示不依赖于回收努力的初始回收量;k表示e对qt的影响系数,k>0;ε为外生不确定性因素,假设服从正态分布ε~N(0,σ2)[21]。需要指出的是:回收处理商回收EOL产品的来源并不局限于本文模型中的再制造商(简称合同再制造商),还包括市场上其他制造商和再制造商。假设合同再制造商的EOL产品回收量为φqt,其中φ∈(0,1)表示合同再制造商的回收量占总回收量的比例。此外,假设回收努力成本c(e)=he2/2,其中h为努力成本系数,h>0。

由于再制造商贯彻D f E理念,在产品开发设计、生产工艺改进等过程中加大投入,提升了资源再循环能力,使得回收处理商对其EOL产品更易于加工处理。再制造商在D f E上的投入将降低回收处理商对其EOL产品的单位加工处理成本,该成本表示为cpro(d)=Ct-βd,其中:Ct表示不依赖再制造商D f E投入程度的初始单位处理成本(为简化分析,也可以认为是回收处理商对来源于其他制造企业的EOL产品的单位处理成本);β为再制造商D f E参与程度d对cpro的影响系数,β>0,β值与回收处理商自身EOL产品加工处理设备、加工技术等因素有关,β越大表明回收处理商对EOL产品的处理能力越强。此外,设ccol为回收处理商单位运营成本(涉及运输、库存等费用,不包括加工处理成本)。

结合再制造商D f E参与程度d,给出回收处理商与再制造商签订的契约S(d)为

其中,pt为EOL处理品的销售单价;r为回收处理商对EOL产品的加工处理率(EOL产品处理量占EOL产品回收总量的百分比);α为d对契约S(d)的影响系数,α>0,现实中,α的取值与再制造商和回收处理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有关,关键取决于两者的相对谈判能力,再制造商的谈判能力越强,则α越大。

1.3 模型假设

为便于问题的阐述和分析,本文对模型作如下假设:

(1)再制造商与回收处理商均为完全理性,即根据各自期望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

(2)再制造商通过回收再制造方式生产的新产品与市场上同类新产品是同质的;

(3)回收处理商将加工处理后的全部EOL处理品按照事先签订的合同交付给再制造商,即回收处理商的EOL处理品能够全部售出;

(4)回收处理商供应给再制造商的EOL处理品足够其进行产品再制造,即再制造的原材料足以满足再制造商的生产需求;

(5)再制造商是风险中性的(效用与期望收益等值),回收处理商是风险规避的(回收处理商面对回收量的不确定性风险);

(6)本文不涉及对产品生命周期的探讨,因此仅考虑单期博弈的情况。

2 模型建立与求解

基于上述再制造供应链中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问题,本文建立了双层规划模型。第一层(阶段):基于政府平衡预算的财政工具,通过最大化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SW),得到政府均衡解f和s。第二层(阶段):在政府给定f和s的情况下,再制造商制定最优产品市场价格p,同时选择最优DfE参与程度d;回收处理商选择最优回收努力程度e。本文采用逆向归纳法[22]求解该规划模型,即先求解第二阶段中再制造商和回收处理商的均衡解,再求出第一阶段中政府的均衡解。

2.1 再制造商与回收处理商最优决策

在该阶段,政府给定单位补贴s和单位回收处理费用f。本文分析在信息不对称情况(再制造商不能有效甄别回收处理商对EOL产品回收的努力程度)下以再制造商为领导者、回收处理商为跟从者的Stackelberg博弈过程。根据上述模型背景情况,得到回收处理商的收益为

由于回收处理商为风险规避,其效用函数可用负指数效用函数U(πt)=-e-ρπt表示[21],其中,ρ为绝对风险规避系数,ρ>0。采用确定性等价量方法求解回收处理商的期望收益Eπt,得到

其中,Cr表示回收量的不确定性导致回收处理商的风险成本。此外,得到再制造商的收益为(再制造商对D f E活动的投资是单期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仅考虑单期博弈的情况,所以生产者社会责任相关投资费用即为I1(ξ0,τ0)(如果考虑n期博弈,则可令该值为I1(ξ0,τ0)/n)。由于再制造商为风险中性,其期望收益为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回收处理商根据自身期望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最优努力程度,即

由于故期望收益函数Eπt是关于e的凹函数。由一阶条件得到回收处理商的回收努力程度为

将式(7)代入式(5),得到

其中,上标*表示博弈的最优解。将式(10)代入式(7),得到回收处理商的最优回收努力程度e*为

将式(10)、式(11)代入式(1),得到再制造商与回收处理商签订的契约期望值为

根据式(9)易得结论1。

结论1:产品市场价格的高低取决于市场需求函数参数(a、b的值)、政府征收的单位回收处理费用以及再制造商自身的生产成本。再制造商由于实施D f E而导致生产成本的降低、政府减轻对其征收回收处理基金的力度都将给消费者带来福利。

基于式(10)得到结论2。

结论2:政府环境规制下再制造商有效实施D f E活动的前提条件为α/β>φptr2k2/h(满足d*>0)。再制造商相对谈判能力越强(α值越大),或回收处理商对EOL产品处理能力越弱(β值越小),该条件越易于满足,再制造商提高产品D f E参与程度的积极性越高。

根据式(11)得到结论3。

结论3:(1)合同再制造商回收量比例φ与回收处理商的最优回收努力水平e*的关系如下:e*是关于φ的凹性函数,当φ=αh/(2βptr2k2)时,e*达到最大值;(2)e*与s、d呈线性正相关,政府的补贴或再制造商在DfE上的投入越大,回收处理商回收EOL产品的积极性越高;(3)参数m、h、ccol、Ct与e*负相关,pt、α与e*正相关。

根据式(12),并结合结论2与结论3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4:政府增加对回收处理商的补贴不仅可以提高其回收努力水平,而且能使其获得更多合同报酬。此外,随着α的增大或β的减小,即再制造商的相对谈判能力越强或回收处理商对EOL产品的处理能力越弱,再制造商的合同支付额也越低。

进一步,将p*、d*和e*代入式(3)、式(5),得到两者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2.2 政府财政干预最优决策

该阶段研究政府回收处理费用f和补贴s对再制造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例如p*、d*和e*)的影响。根据社会福利SW最大化原则确定和求解政府决策变量,这一方法在关于政府环境政策的研究文献中被广泛采用[14,23?24]。基于本文给出的模型框架,假设政府的目标函数SW主要包括以下四个要素:(1)消费者剩余CS;(2)生产者(包括再制造商和回收处理商)剩余PS;(3)资源再循环利用产生的环境效益EB;(4)产品生产导致的环境成本EC。则政府目标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V表示回收处理商加工处理EOL产品得到每单位处理品的环境效益产出,D表示再制造商生产每单位产品导致的环境治理成本。产业或产品不同,D和V的取值也不同(例如,与家具行业比较,家电行业的D和V值显然更大;D、V的取值需要运用一定的经济统计方法)[14,25]。进一步,式(15)可表示为

政府的财政工具以平衡预算为前提,则上述目标函数必须满足下式:

由式(17)得到f与s的关系为

将式(18)代入式(16),令SW对s求导,得到

基于一阶条件件结合式(20)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5:当k2<hρσ2时,SW是关于s的凹函数,政府补贴均衡解s*在满足下式时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值:

由于当前我国政府的环境规制尚不完善,再制造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回收处理商回收努力成本较高,提高努力水平对回收量的增加影响程度较小;同时,回收处理商面对的市场不确定性程度较大,其风险规避度也较高。因此,k2<hρσ2在现实国情下是易于满足的。

进一步分析:随着政府环境规制的不断完善,回收再制造产业的逐步成熟,市场不确定性程度的减小,以及回收处理商的绝对风险规避度和回收努力成本的下降,即当k2≥hρσ2时,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6:在k2≥hρσ2条件下,当s>s*时,社会福利SW与补贴s呈凸性正相关,政府给予回收处理商的补贴越多,社会福利越大,此时社会福利多是由回收处理商贡献的;当s<s*时,SW与s呈凸性负相关,政府给予回收处理商的补贴越少(向再制造商征收的回收处理费用越少),社会福利越大,此时社会福利多是由再制造商贡献的;当s=s*时,社会福利达到最小值。

鉴于当前我国再制造产业处于发展初期,以下仅对k2<hρσ2的情形展开分析。

把s*代入式(18),即可得到均衡解f*满足下式:

将式(10)代入式(21),得到

分析式(23)不难得到结论7。

结论7:(1)最优单位补贴s*随着回收处理商的单位运营成本ccol的增大而增大,随着回收处理商对EOL产品的初始单位处理成本Ct的增大而增大,这也意味着:政府将对再制造供应链中高成本、低技术的下游企业加大扶持力度;(2)再制造商最优DfE参与程度d*的增大将降低政府对回收处理商补贴的激励力度,可见,再制造商积极实施DfE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帮助政府分担实施环境规制的压力。

结论8:政府最优单位补贴s*与合同再制造商回收量比例φ的关系为:当φ∈(mhd*/(βptr2k2),1)时,s*与φ呈凸性正相关。

由此可见,基于本文设计的政府财政政策,当合同再制造商的回收量比例高于一定数值时,政府将加大对回收处理商的补贴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府倾向于补贴回收处理商以加强其对较高再循环能力的EOL产品的回收处理力度。

此外,将均衡解f*和s*代入第一阶段,可以确定再制造商和回收处理商的最优决策p*、d*、e*以及最优期望收益Eπr*和Eπt*。因篇幅关系,这里不再展开表述。

3 数值分析

第2节通过建立政府和再制造供应链博弈的双层规划模型,求解得到再制造供应链成员在政府环境规制下的最优决策。鉴于部分求解结果的复杂性,基于第2节所得结论,采用数值分析的方法,对企业决策及其期望收益受政府财政工具干预的影响程度、再制造商合同转移支付与主要参数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以期得到有益结论,指导政府相关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再制造供应链中成员间激励契约的设计。设基本参数值如下:a=25,b=2,cr=1.5,ccol=0.3,Ct=0.5,h=1,k=0.5,m=2,r=0.7,φ=0.3,α=1,β=1.2,σ2=4,pt=1.5,En=10,ξ0=0.8,τ0=0.8,ρ=0.5,Q=20,V=2;满足k2<hρσ2的现实条件。

3.1 主要决策变量的关系分析

首先分析政府单位补贴s与单位回收处理费用f之间的关系,采用MATLAB软件分析得到在不同的市场不确定性程度(σ2=3、σ2=4和σ2=5)下两者的关系,如图2所示,s和f呈凹性正相关。政府以平衡预算为前提,如果增加回收处理基金,就必然提高补贴力度。此外,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EOL产品回收的市场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大,将导致政府提高对回收处理商的补贴,并减少对再制造商回收处理基金的征收。由此可见,在再制造供应链运营中,为应对更高的市场不确定性程度,政府需要加大财政激励力度。

在回收努力成本系数h=0.5、h=1和h=1.5三种情形下,政府对回收处理商的单位补贴s与其努力程度e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两者呈线性正相关,补贴越多,回收处理商对EOL产品的回收越努力。显然,h对回收处理商的积极性也有影响,h越小,回收处理商越愿意提高努力水平。

市场不确定性程度σ2分别为3、4和5三种情形下合同转移支付ES(d)与回收处理商绝对风险规避程度ρ之间的关系见图4。可以看出:ES(d)与ρ呈凸性负相关,即随着回收处理商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大,其从再制造商处得到的转移支付将减少。此外,市场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大也将减少回收处理商获得的转移支付。

结论9:在满足k2<hρσ2的现实条件下,当政府实施以平衡预算为前提的财政政策时,其对再制造商征收的单位回收处理基金f与对回收处理商的单位补贴s是凹性正相关的;回收处理商获得的政府补贴力度越大,其对EOL产品的回收积极性越高;市场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大将减少契约合同规定的转移支付,并使政府加大对再制造供应链成员的财政激励程度。

3.2 成员期望收益与主要决策变量的关系分析

进一步分析再制造商和回收处理商期望收益Eπr、Eπt与主要决策变量之间的关系。图5所示为两者期望收益随单位回收处理费用f的变化情况。Eπt与f呈凹性正相关,则Eπt与单位补贴s为正相关(见图2,f与s呈凹性正相关)。Eπr与f呈凸性负相关,随着f的增大,Eπr减小,注意到当f超过某个确定值(本例中该值为1.2817,此时Eπt=Eπr=19.7922)时,再制造商期望收益小于回收处理商期望收益;而当f小于该值时,情况正好相反。根据图2,当f=1.2817时,s=0.7781,这其实也说明,当单位补贴s超过0.7781时,回收处理商的期望收益大于再制造商的期望收益。此外,当f继续增大到3.5715时,再制造商期望收益降低到负值。

图6所示为在政府征收不同的回收处理基金费用情况(f=1、f=1.5、f=2)下再制造商期望收益Eπr随DfE参与程度d的变化趋势。由图6可知:(1)随着d的增大,再制造商收益先增后减,存在一个最优临界点使其期望收益达到最大值(本例中,当f=1时,Eπrmax=19.8358,此时d=0.4669);(2)当参与程度d一定时,政府对再制造商征收回收处理基金力度越大,则再制造商期望收益越低。

图7所示为在政府不同补贴力度(s=0.2、s=0.4、s=0.6)情况下回收处理商期望收益Eπt随EOL产品回收努力程度e的变化趋势。由图7可知:(1)随着e的逐渐增大,回收处理商收益Eπt先增后减,存在一个最优临界点使其期望收益达到最大值(本例中,当s=0.2时,Eπtmax=12.3079,此时e=0.3288);(2)在回收努力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政府对回收处理商补贴力度越大,则回收处理商期望收益越高。

结论10:在满足k2<hρσ2的现实条件下,在政府财政政策一定的情况下,再制造商存在最优D f E参与程度使其期望收益最大,回收处理商存在最优回收努力程度使其期望收益最大。不同的政府财政政策(f与s取不同值)导致再制造商和回收处理商的最优决策不同。可见,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再制造供应链成员的实践运作具有重要引导作用。

4 结论与展望

(1)分析了政府补贴政策及再制造商D f E投入程度对回收处理商回收努力水平的影响,得到产品市场价格、再制造成本和政府回收处理基金政策之间的关系(结论1、结论3)。

(2)给出了政府环境规制下再制造商有效实施D f E活动的前提条件(结论2)。

(3)探讨了参数α、β以及政府的单位补贴s与契约S(d)间的关系(结论4)。

(4)得到k2<hρσ2条件下使社会福利SW达到最大值的补贴均衡解s*,讨论了k2≥hρσ2条件下社会福利SW与政府单位补贴s间的关系(结论5、结论6)。

(5)分析了各相关参数与政府补贴力度之间的关系(结论7、结论8)。

(6)讨论了在满足k2<hρσ2的现实条件下主要决策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变量对再制造供应链成员期望收益的影响(结论9、结论10)。

本文所得结论对于再制造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相关环境规制的制定以及再制造供应链成员运营战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建立模型时考虑供应链系统仅由一个再制造商和一个回收处理商组成,而现实中存在多个回收处理商向一个再制造商供应EOL产品(或处理品)的情况;另外,本文没有考虑产品生命周期,框架模型基于成员间单期博弈的状况而建立,而现实中往往要考虑产品在不同阶段下的多期博弈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

对政府决策现状的思考 篇8

建国以来, 党和国家制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战略和策略, 使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 积累了丰富的成功决策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和国家不断地探索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要求的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道路, 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内容, 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主要表现在:

1.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政府公共决策的根本指导思想, 消除了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公共决策指导思想。同时, 在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 采用“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基本方法, 创立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制定模式, 以“三个有利于”、“生产力标准”作为检验政策的标准,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决策的指南和归宿, 确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决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2.公共决策体制不断完善。从决策体制上解决党政决策职责不分, 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提出克服决策过程中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个人独断专行的作风与行为;提倡采用科学、合理的决策程序及方法, 最大限度地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和利益。改革和完善公共决策体制, 初步建立了决策中枢系统、决策信息系统、决策监控系统、决策执行系统四位一体的现代决策机制。同时, 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 适当扩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权;过去由党委包揽大量的行政事务, 实行“一元化领导”, 现在则由政府决策, 还政于政;以前政府对企业管制过死, 现在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积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 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 进行专家咨询, 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 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3.建立健全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从中央到县各级党政机关设立了专门的政策研究室, 作为党政机关的决策研究、咨询和参谋的机构, 对决策提供信息搜集、咨询建议、调查研究及方案论证以辅助决策。同时, 鼓励和扶持作为体制外或民间的政策研究组织, 充分利用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各种学术团体的政策研究力量, 各种各样的智囊团和咨询公司应运而生。

4.逐步采用现代化的决策方法、程序和技术。对许多重大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改革, 进行了现代化决策的尝试, 即采取有组织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多种方案的比较择优、多方面的可行性论证的现代决策程序及方法, 保证这些政策取得好的或较好的效果, 避免失误。例如,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 (“老三论”) 以及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 (“新三论”) 等科学方法论为决策行为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及分析手段;绝大部分市、县及发达地区的乡镇已经联网, 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问卷调查、数据统计、模型分析已越来越多地在决策中被采用, 决策过程中宏观、系统、定量分析内容逐渐增多, 研究、评估、论证的成分明显增大。不经过深刻的调查研究不做决策、不经过系统的咨询论证不做决策、不经过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不做决策“三不”原则成为越来越多的决策者的自觉意识。

目前公共决策存在的问题:

一是公共决策系统及机构方面存在缺陷。按照现代决策理论及政策科学的观点, 现代化的公共决策系统是信息、参谋 (咨询) 、决断和监督等子系统分工合作、密切配合的有机系统。尽管我国现代化的公共决策系统已开始发育, 但还很不成熟。我国现有的公共决策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传统的决策体制及决策模式并未彻底消除, 现代化的决策体制并未最终确立起来。

二是决策的公众参与度不够。基层民主选举作为民意表达的主渠道依然停留在村民自治的层面上;公众参与更高层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机会还受到各种限制。甚至有些决策者把自己凌驾于公众之上、组织之上, 在决策时“一言堂”, 个人说了算。

三是决策缺乏原则﹑程序和监督制约。目前决策方面的法律、规章制度不够健全。政府决策缺乏法律的控制, 缺乏程序的规范, 缺乏监督制约, 导致无责任追究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使决策存在着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现象。

影响政府公共决策的原因, 笔者分析主要是:

(1) 政府有些决策者的素质不高

有的民主作风不强;有的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有的不按规定程序决策;内部集体讨论成了形式, 造成独断性与封闭性的并存, 随意性与片面性的并存, 导致决策不能反映事物本质, 不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2) 公民参与政府决策面临障碍

公民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不足, 参与政府决策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同时, 受自身素质的限制, 公民参与的能力与参与要求不相适应, 与预期的效果相差甚远。更重要的是政府决策的参与途径单一, 无法选择, 缺乏灵活性, 影响公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此外, 决策咨询机构和“智囊团”的作用也未能充分发挥。

(3) 法制不健全, 相关制度不够完善

一些决策领导体制不健全, 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 缺乏决策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决策程序不规范, 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公民参与缺乏保障, 民主监督、执行情况考核和责任追究等相关制度尚不完善。

二、完善政府决策的思考

实现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 对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推动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健康、协调发展极为重要。对此, 笔者认为:

1.提高政府决策者的素质

面对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政府的决策者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 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业务素质, 这是决策正确与否的决定因素。决策者必须具备较高的政策水平和多方面的科学理论知识, 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和廉洁奉公的政治道德品格, 要有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 善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倾听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决策者应有计划地聘请专家学者做讲座, 学习决策理论、法律、金融等专业知识, 用当代最新的科学理论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 努力成为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决策者还应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提高决策能力, 创造开拓性业绩。

2.加强广大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政府决策能否更合理、更科学、更高效, 经得起历史检验, 这是个关键。政府要积极开展对公民的教育和培训, 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公民的参与意识越普遍、越自觉, 参与的行为越广泛、越深入, 民主政治就越发展、政治文明就越进步。同时, 要加大对公共决策相关知识和内容的宣传力度, 使公民对决策过程有清楚的了解, 提高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政府应开拓公民参与决策的有效渠道, 提高决策的透明度, 更多地让公民参政议政, 并立足于国情, 积极而审慎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增加民间社会团体的利益聚合和利益表达功能, 逐步提高其对政府决策过程的影响度。在对于一些与社会公众利害攸关的事项进行决策时, 必须举行社会公示和听证会, 广泛征求意见, 按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进行表决。还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作为政策辩论舞台、形成社会舆论、全面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功能作用。

政府同时要加大各种咨询机构和专家、学者对公共决策过程的参与力度, 并保持这些主体的相对独立性。在现代信息社会, 单靠决策者个人或少数人已无力收集和处理来自各方面的大量信息, 需要综合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因此, 政府应尽量利用各种研究咨询机构和专家学者组成的“智囊团”, 充分听取意见, 完善专家论证机制, 运用各种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方法, 设计各种可行性方案, 对问题进行系统的定性分析和精确的定量分析, 这对于有效地保证决策方案的科学性具有重要作用。

3.加强法制建设, 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

法制化是实现公共决策科学化, 民主化的保障。首先要依法确立决策权力的合理结构, 实行合理分权, 建立多方位, 多层次的决策权力体系, 不能使决策者的权力过分集中。同时要依法确立科学规范的决策程序。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 对决策程序和机制进行规范, 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如建立调查研究制度, 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 专家咨询制度, 民主集中制, 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制定议事规则、表决规则、工作规则等, 规范决策行为, 使其有法可依。

特别是, 要增强全民法制意识, 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和有序运行。要强化和完善监督机制, 明确决策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 加强民众的监督力度和新闻监督作用, 树立政府民主决策的典型, 揭露决策者违法或不科学决策的行为, 明确政府决策建设的方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 政府公共决策必将不断改进、完善和提高, 与国际接轨, 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法制建设方面开创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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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 (第二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政府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刍议 篇9

一、政府决策是什么

政府, 作为国家进行行政管理的机构, 其主要承担着行政决策的职责。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中, 都要通过其政府政策的决策和实施, 来确定和实现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和利益。政府决策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派出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而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机构为了履行其行政职能, 对需要解决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公共事物等社会重大问题做出的某种政策或行为的选择, 并通过执行来实现政府的特定目标。

二、政府行政决策失误的主要表现

(一) 独断型决策失误

早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里就曾明确提出要实现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我们看到,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一把手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依然十分普遍。行政决策没有实现民主化, 不经过党委其他成员的共同讨论, 就由一把手一人拍板决定与执行。重大行政决策更是没有经过公众的听证与专家的论证, 就着急上马。小到几千万大到几十亿的工程在开工建设不到一半后即遭受停工和烂尾, 这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同时也带来大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

(二) 经验型决策失误

由于行政决策的未来性、复杂性和大规模性, 因此, 在行政决策中所要面临的选择要比在其他决策中的选择难得多。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在十八大报告中才提出要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具有创造性、择优性、指导性的特点。创造性指是指决策总是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完成的新任务而作出选择, 不是以前的决策复制, 对待新的问题要具体的实践分析和创造。择优性是指在多个决策的方案的对比中寻求能获取较大效益的行动方案, 在选择之前, 应该尽量穷尽所有可选择的方案, 对每一个可选择的方案都充分的论证, 决定出哪个方案是最合理的, 因此择优是决策的核心。指导性是指管理活动中, 决策一经作出, 就必须付诸实施, 对整个管理活动、系统内的每一个人都具有约束作用, 指导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向, 不付诸实践, 没有指导意义的决策就失去了决策的实际意义。因此一个科学的决策它必然是创造性的、择优性的、具有指导性的。而与科学决策相对的则是经验决策。经验决策大多是决策的制定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凭借自己的经验作出的与以往相似的决策, 笔者不否认依靠经验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 经验决策常常会取得一些比较差的实践效果。因此, 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 不给国家造成大的经济损失, 经验决策不可取。

(三) 政绩型决策失误

行政决策是一种社会决策, 行政决策是以社会系统为基础的, 同时行政决策必然会对社会利益产生影响。因此, 行政决策大多数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长久以来, 我国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唯“GDP”论英雄,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一些地方过度重视‘GDP’数据, 有的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甚至造假, 这样的GDP毫无意义。也就是因为这样, 政府首长不惜为了政绩决策一些毫无意义的项目、工程。几个亿的陵园, 几十个亿的高尔夫球场层出不穷, 占用了大量老百姓的耕地, 补偿却不到位。民怨极大, 多数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多是因为政绩型决策的失误。这种以政绩为导向的决策大多只关心自己的升迁仕途, 根本不重视这个政策作出的本身是否合理, 大多数政绩型决策不与公众的利益相契合, 因此便成了失误决策。这样的失误决策在我国行政法治中广泛存在。

三、政府决策失误的界定

如果, 政府部门所作出的决策不是本着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理念, 如果决策作出后不能充分进行专家论证, 不能让广大的公众进入监督与听证, 最终的决策付诸实施后得不到大多数的公众的认同, 就可以认定政府决策的失误。如果决策的作出是建立在消耗资源, 不注重可持续发展, 破坏环境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决策也是失误的。决策的作出是追求的短期的利益, 而不是长远的收益, 也可以认定政府决策的失误。对于决策的作出者必须追求其法律责任, 进行问责与纪律处分。

四、政府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形式

决策失误产生的责任形式大体上有三种, 即政治责任、法律责任与纪律责任。

政治责任, 即是权力的行使者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没有制定出符合民意的决策而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将决策加以实施, 理应承担谴责和制裁。主要有两种, 被罢免和引咎辞职。罢免可以由当地的人大代表联名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要求, 根据法定程序表决人数通过即遭罢免。

法律责任, 如果决策的制定者在决策的行使过程中, 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给环境造成污染, 给民众造成损失, 达到一定的数额即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纪律责任, 决策的制定者行使了错误的决策权, 还应当承担一定的纪律处分责任。一般分为两种, 党的五种纪律处分和六种行政处分。

五、政府决策失误的几种补救形式

(一) 决策的终止执行, 如果一项政府决策在执行过程中, 发现决策是错误的或者是失误的, 应该立即终止执行, 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 责任人道歉, 在终止执行的基础上, 责任人应该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 这是一个法治政府成熟的标志。

(三) 引入赔偿机制, 决策在执行过程中, 如果给相应的第三人造成了经济财产损失, 理应由决策的制定政府给予相应的赔偿。

摘要：政府决策是政府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在实践中, 由于我们在制度上法律上没有一套成熟的规定, 决策失误、乱决策、违法决策等情况普遍。大到国务院各部委, 小到各个区县的党委, 都有决策失误的情况发生。因此, 有必要针对政府行政决策从制度上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责任追究程序, 切实提高各级政府的依法决策水平, 避免因决策失误给人民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关键词：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依法决策

参考文献

[1]张淑芳.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探讨[J].苏州大学学报, 2013 (6) .

[2]陈建科.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研究[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4 (6) .

政府决策机制 篇10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政府,决策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很多, 从不同的角度来区分, 有不同的类别。通过调查研究西部地区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政策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直接代表、举办会议、提供信息和政策建议、私人接触、借助新闻媒体、其他途径。

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效果分析

1. 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效果

(1) 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基本情况。2003年至2004年间, 以怒江事件为标志, 环保NGO在公共政策参与领域表现活跃。怒江保卫战缘起于2003年8月递交国家发改委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怒江地区身处水资源丰富的“三江并流” (金沙江、澜沧江、怒江) 地区 ( (怒江地区水资源占云南省总量的47%, 可开发装机容量达4200万千瓦, 是全国六大水电基地之一) , 但同时却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为摆脱贫困, 当地政府决定开发利用怒江水资源。报告审查会上, 环保总局官员以在怒江中下游修建两库十三级水坝的方案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估法》为由拒绝签字。一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强烈要求修建电站, 另一方却始终坚守环保底线, 环保与发展的争议由此而生。

随后, “绿家园志愿者”、“云南大众流域”、“自然之友”等多个环保NGO积极投入到“怒江保卫战”之中。通过媒体、网络、讲座、论坛等形式, 环保NGO积极向公众宣传怒江建坝情况,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 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参政情况。2003年两会期间, 反对怒江建坝的提案提交到了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2003年11月, 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中美环境论坛”上, 与会NGO共同讨论如何保护怒江。2003年11月底, 在泰国举行的“世界河流域人民反坝会议”上, 60多个国家的NGO以大会的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 签名最后递交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回信称“关注怒江”。NGO的努力暂缓了怒江的命运, 2004年2月, 温家宝总理对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 应慎重研究, 科学决策”, 怒江大规模建坝工程由此暂告段落。

2. 志愿者参与政府决策效果分析

(1) 志愿者发起的免费午餐计划。2011年3月9日, 由邓飞等媒体人在微博上发起“免费午餐”活动, 倡议社会捐款。短短两个月, 不断有人关注“免费午餐”, 捐钱捐物。该活动当时募集到176万余元善款, 贵州、河南和湖南三地的7所山村学校的孩子吃上了免费午餐, 还有10多所学校提出申请, 等待审核。

网友们的善举, 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注意。5月3日, 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承诺将捐款1万元支持免费午餐湖南项目。还有很多热心人士, 捐赠3元、30元、50元不等的费用, 爱心在网络上蔓延。201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已投入100亿元财政资金用于中西部农村1100万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

(2) 志愿者发起的免费午餐计划参政效果。2011年10月26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为680个国家试点县的所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提供每天3元钱的营养膳食补助。通过这一政策, 首先解决最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生在校吃饭问题, 受益学生达到2600多万, 占中西部农村学生的近30%。

2011年成为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变革之年, 正如免费午餐计划所提出的:“‘免费午餐’项目由志愿者、政府、媒体、公益机构、电商营运的互动、无所不在的网友、神出鬼没的旅友等一起参与营运及一线监管。”背靠网络, 倚赖民间, 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已经诞生。未来, 政府力量的介入必将举足轻重, 而民间公益组织也可堪当大任。

二、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的影响因素

通过以上三个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例子中, 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非政府组织已经逐步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但能够真正参与到政府决策甚至能改变政府决策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是少之又少, 究其原因, 我认为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首先, 中国非政府组织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产生出来的。改革之前的中国, 国家不但垄断着绝大部分既有资源, 而且在新的资源出现后, 也总是利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 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掌握NGO生存空间大小的主动权依然在国家手中, 社会力量的壮大依然寄希望于国家权力的主动推出。

其次, 西部地区非政府组织自身的能力因素。外在的环境对西部地区非政府组的产生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限制和约束作用, 但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NGO自身的能力问题。如果NGO不具备必须的能力, 那么即使外在的环境再好, NGO却缺乏承担职责的能力, 那么NGO的作用也是无法发挥出来的。

再者, 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态度, 即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接受程度。中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为了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 往往采用利用国家权威或者行政网络的方式来使得自身合法化。在目前中国的状况下, 政府给予了NGO一定的发展空间, 但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依然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注册管理过程中的限制依然非常多。

参考文献

[1]怒江建坝工程可参见《南风窗》2004年6月16日、2004年11月16日、2004年12月16日、2005年6月1日、2005年2月16日五期内容中的相关报道。

[2]南都社论:《免费午餐政府助推民间力量堪当大任》

政府决策：以群众满意为根本诉求 篇11

我们理解的群众让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需求，有两层内涵：其一，获得由政府提供的基本的学前教育服务；其二，获得与其经济能力和教育需求相适应的多样化的学前教育服务。

秉承这样的指导思想，我市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投入，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上海的工薪阶层只需要支付少量的费用就能放心地将孩子送人幼儿园以获得学前教育服务。公办幼儿园已成为满足幼儿接受基本的学前教育需求的最根本的途径。

在满足市民希望获得多样化教育服务的需求上，上海市及区(县)两级政府本着“质量保底线。发展给空间，优质受激励”的原则，积极构建一个公办、民办幼儿园健康竞争的市场环境，涌现了一批教育有特色、质量获认同、管理有优势的民办幼儿园，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更多的教育选择机会。

在事业规模得到发展的同时，我们积极致力于保教质量的普遍提高，为群众提供优质的幼儿教育服务。

首先，我们以教改的试点与研究成果推动全市保教质量的不断提升，让幼儿真正从教育改革中获益。

我们认为学前课程领域的改革是引领上海市学前教育发展方向、实现教师由教育观念向教育行为根本性转变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积极致力于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课改基地园的试点研究成果，强调课题研究成果对教师素质的提升。比如通过强调儿童的兴趣和需要，提升教师的观察分析能力；通过游戏和区域性自主活动，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指导力。此外，根据幼儿教育的特点，我们还特别加强了学前教育装备工作的研究与开发力度，根据研究成果，制定并实施了《上海市学前教育机构装备规范》。这样的改革成果实际上是为每个幼儿全面和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也是从根本上维护了在园幼儿接受公平优质教育的权利。

其次，积极化解发展中的矛盾，扩大教改的受益面。

近年来，上海市学前教育迅速发展，而师范教育因结构性调整致使学前师资的供应量趋于萎缩。为此，除争取扩大学前师资培养数量、通过各师范高等院校以及区县教育进修学院加强在职培训外，我们还苦练“内功”，通过构建立足于园本的教研、科研和培训“研训一体化”培训模式，注重引领教师开展实践研究和教育反思，并倡导教师之间、园际之间加强教育研究，结合教育实践开展一系列富有实效的活动，解决教师们所关注的共性问题。与此同时，积极发挥骨干队伍的引领作用，通过名园长基地、名教师工作室、名师培养工程以及中青年教师评优活动等多种途径，推进教师的成长和专业化发展。

行政决策中政府信用的重建研究 篇12

一、政府信用的涵义

信用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一个现代社会的信用体系包括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三大部分, 政府信用是其核心, 是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石, 它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起着决定性、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

对于什么是政府信用, 目前没有很明确的定义。但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内容这已形成共识。笔者认为, 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 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 是政府在履行管理社会和服务社会的职能过程中逐步累积起来的。

二、行政决策中政府信用缺失主要表现

行政决策又称为政府决策, 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标, 根据法定权限, 按照法定程序对其职责范围内的公共事务作出决定或确定行动方案的活动与过程。行政管理工作可以简化为决策—执行—再决策—再执行的一个不断循环的螺旋上升的过程, 行政决策就处在行政管理工作的逻辑起点上, 成为各项行政管理职能得以正常运转的首要环节, 同时也成为政府信用建设的核心。当前行政决策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

1.行政决策制定时缺乏规范性

立法缺位制约了我国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制化, 许多地方政府在行政决策时没有细致的调查研究, 没有严格的科学论证, 根本不考虑市场需求因素和自身的承受能力, 有时为了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纷纷举债大上一些不切合本地发展的项目, 结果造成“一届的政绩, 几届的包袱”, 留下大批的胡子工程。最终给社会经济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害, 从而造成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

2.行政决策制定时缺乏连贯性

行政决策应该具有制定规则一致性、连贯性和稳定性的特点。行政决策只有连续和稳定, 才能形成有效的预期。行政决策的连贯性是指政府的决策一旦制定并颁布实施, 在一定时期内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以此来保证行政决策的权威性。而如今一些地方政府在行政决策制定过程中随意性较大, 缺乏科学论证, 甚至出现朝令夕改的现象。地方政府领导的频繁更替, 行政决策的随意修改, 使得政府行政决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难以保持, 从而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形象, 降低了政府的信用。

3.行政决策实施中缺乏透明度

行政决策实施过程是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是决策的实践检验过程, 行政决策出台后, 必须得到规范的贯彻执行, 才能使决策落到实处, 真正发挥作用。然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 在行政决策实施过程中, 常常暗箱操作, 缺乏透明度, 对其有利的决策积极执行, 对其不利的往往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决策的不透明源于政府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的不自信, 自身不自信怎能取信于人, 又怎么形成政府信用?

三、政府在行政决策中信用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 行政决策者的主观原因———利益驱动

行政决策者是决策活动中的主导力量, 是科学决策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但由于“经济人”理性的存在, 在行政决策制定的过程中, 具有了自身利益的取向, 决策者因而变成了一种利益主体, 屡屡出现与民争利, 甚至借公共利益之名, 行谋取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之实的现象。有关调查资料显示:超九成 (95.2%) 受访者认为, 政府信用需要建设中最紧迫要做的事情, 是“政府工作人员树立政府为民的思想意识”, 达42.2%占比最大。

(二) 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客观原因———制度不完善

1. 决策体制不完善

我国的行政决策体制虽已具有比较完整的基本框架, 但还不成熟, 仍然存在着权力过份集中的问题。虽然已经提出建立权力下放、分层决策的新的决策机制, 但实际上还存在着党政不分、权限不明、责任不清的弊端。这种体制的存在往往在政策实施中使得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脱离, 使得决策者没有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 造成有些行政决策者不顾后果, 轻率决策, 一旦决策失误, 决策者又推卸和逃脱责任, 导致行政管理工作效率低下, 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

2. 决策程序不规范

规范的决策程序包括:决策目标的提出和调查程序、决策方案的产生和论证程序、决策最终方案的选定程序、决策的执行程序、决策执行的评估程序、决策的修改废止和创新程序等。我国目前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缺少必要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制, 许多行政决策者习惯于个人决策、集权决策, 放弃一些必要的决策程序, 使得决策造成严重的缺陷, 导致决策的失误甚至完全的失败。

3. 决策责任追究不深入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立法, 只是在现有的法律、政策、党纪中有部分规定成为我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依据。行政领导的责任必须和权力相统一, 谁决策, 谁负责。目前, 虽然已有不少的地方政府为规范行政决策制度, 建立起了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但问责的客体和主体、问责的程序、问责的范围、惩处的尺度等方面都不尽如人意, 实际执行起来缺乏持续性和惩戒性, 追究的动力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而非固有程序。

四、行政决策中政府信用重建的几点建议

1.加强公务员队伍的诚信建设

加强政府信用建设, 关键就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重信用的公务员队伍。一是要在思想上强化公务员的责任意识, 提高公务员的信用意识。任何一名公务员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 不能滥用权力。要遵循“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 侵权须赔偿“的原则从事行政决策活动。二是要在制度上不断完善公务员法律体系, 通过相关的权力制约机制来加强公务员的信用建设。谁不负责任, 就应当追究谁的责任。三是加强反腐倡廉机制。公务员腐败是政府信用的致命伤。只有认真落实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规范行政审批制度, 才能全面杜绝公务员的“寻租”机会, 努力形成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长效机制, 才能真正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行为, 提升公务员的诚信形象。四是加强学习, 提高业务能力和公务员的综合素质, 不断提升公务员的执行力。公务员执行力的强弱是社会和人民群众评价政府信用的最直接的参照系, 所以公务员执行力的提升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和政府信用建设密切相关的。

2.不断完善行政决策体制

一是要理顺党政关系、政企关系, 明确党、人大、政府各自的决策权限、职责和范围, 改变决策在党委、责任在政府, 权力在上级、责任在下级的现象。真正建立深入了解民情, 充分发映民意, 广泛集中民智, 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二是在行政决策组织结构方面, 要不断拓宽公民参与决策的渠道, 搭建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平台, 完善重大决策征询意见制度, 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 大力推进政务信息公开, 扩大和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提高行政决策透明度。

3.不断完善行政决策程序

行政决策是一个完善的系统工程。从决策目标的提出, 在调查研究和调查信息的分析加工的基础上, 提出决策方案, 到对决策方案的可行性咨询、向社会公示, 到决策方案通过民主集中制最终选择确定, 到决策付诸实施, 到对决策实施情况的评估, 直至决策的修改完善或者终结, 这是决策的一个完整的程序。只有使这些程序制度化, 使决策者严格遵循这些程序进行决策。如果缺少或者不进行某个决策程序, 就不能继续进行下一个决策程序, 必须完成所有的决策程序, 才能够进行最终的决策。这是减少行政决策失误, 形成正确决策的必要条件, 舍此别无他途。

4.不断完善行政决策纠偏制度

追踪决策对于及时发现错误、避免更大损失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 在行政决策执行过程中, 有关人员一定要注意调查研究, 密切注意即时情况, 一旦发现目标出现偏差, 就要及时查找原因, 到底是决策本身问题, 还是执行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而产生偏差, 然后对症下药及时纠正偏差。如果确定是决策本身的问题, 要及时修正决策甚至中止原决策。

5.不断完善行政决策问责制度

政府要加快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立法工作, 《公务员法》、《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等法规均作出了“加强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行政问责制度, 但实践操作中, 尚未完全到位。政府一定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 明确问责主体、问责内容、问责对象、问责程序, 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实现决策权与决策责任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