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体制改革(精选12篇)
政府体制改革 篇1
一、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形势的新特点, 着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行政改革是一个具有明确目标导向的行为。行政改革的目标在于增强行政系统的活力, 促进行政系统整体效能的提高, 使政府行政成为加快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强有力的工具, 最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促进社会的繁荣与进步, 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政府行政体制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 即反作用于经济体制又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的制约, 它一定要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因此, 中国的行政改革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围绕经济建设事业进行, 无论是机构的精简, 还是人员的调整, 都服从发展经济的需要。同时, 把转变政府职能, 促进政企分开, 使企业拥有真正的自主权摆在突出的位置, 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不断深化。实践证明, 这是中国行政改革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
行政改革是一项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本身包含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机构的精简以及人事制度、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管理方式和方法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外部又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但我国以往的改革中, 政治体制改革, 法制的建设以及人事制度、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明显滞后, 致使机构改革成了“孤军深入”的态势, 导致改革很难奏效。同时, 条条块块之间的改革很不同步, 条与条之间上下断层, 块与块之间左右分切, 条与块之间条块分割, 结果造成“上改下不改”、“左动右不动”、“你转他不转”的格局。
本届政府已经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但是如何确定各级政府的职能, 却不是一个“依法规定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所能解决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 把所有事情都集中到中央来解决显然不行, 但中央只管军事和外交, 剩下的事情都交给地方也不行。例如跨地区的经济纠纷, 在地方层次就解决不了。因此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三种分工模式。一是条条, 即中央要集中的权利, 必须一插到底。二是块块, 即允许地方独立解决的事情, 中央可以基本上不过问。三是条块结合, 即地方分级行政, 中央对口管理。但我们是不管什么事情, 都搞分级行政, 对口管理。结果是“上下一般粗”, 机构、人员膨胀难以控制, 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 而且最后无人承担责任。从国外的经验看, 条条就要靠中央财政供养, 对中央政府负责, 块块则应由地方财政供养, 对地方政府负责, 分级行政, 对口管理的事情, 中央要承担财政转移支付, 统一法制规范的责任。
要实现这些预期的目标, 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 而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
二、通过推进改革, 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政府本身所拥有的权力和作为经济社会管理者所处的特殊位置, 决定了政府在改革中的主导地位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对整个经济体制的特殊制约作用。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其他改革的牵制作用日益明显的体现出来。例如, 要形成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就必须通过有效方式割断或阻隔政府与企业间的行政关系和资产纽带, 切实解决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要形成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就必须打破行政性垄断与行政主导的地区封锁;要形成灵敏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就必须进一步规范政府职责, 优化政府组织机构、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要形成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 就必须理顺各级政府的事权关系、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系要形成严密的市场法律体系, 就必须依靠制度建设严格约束行政权利, 推进依法行政;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 就必须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虽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但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真正成熟, 发展都很不平衡。如在市场领域, 商品市场的改革发展较快, 要素市场的改革明显滞后;在企业领域, 非公有制企业的体制、机制至今基本上能够同市场经济相适应, 但国有企业的机制还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宏观调控领域, 调控手段大多已经从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到以经济手段 (包括财税和金融) 为主, 但管理体制改革 (包括政府机构精简与职能调整) 至今仍远未到位;在分配领域, 初次分配即如何做到效率优先的改革, 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 但一整套合理的再分配制度改革, 即如何兼顾效率公平, 至今远未建立与形成。
在上述几个方面改革的领域中, 最突出和影响最大的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明显滞后。由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 使机构精简、职能转换长期不到位, 政府必然就会继续对市场干预太多, 要素市场就很难发展起来。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必然会继续保持一种政企不分的关系, 把国有企业管理过死, 其经营机制就很难实现真正的转换。对分配制度的改革, 必然就会过度重视行政性的管理, 而忽视属于社会服务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三、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职能要转到提供服务上来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政府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和为人民生存发展创造良好、持久、和谐的环境提供服务上来。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社会争议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利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 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 近年来土地批租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腐败迹象。这些在形成少数暴富阶层的同时, 还减少了社会可分配的经济资源。
政府强化公共服务型职能, 必须制定和完善市场规则, 必须从体制源头上解决行政性资源配制和权力市场化问题, 严格限制行政权力介入的领域, 并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就是要重视解决社会矛盾, 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 建立利益的均衡机制, 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状况, 扩大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 引导各利益主体, 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 使公民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和谐关系。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度很大,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种种权利和利益的深刻调整。二是,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许多方面都涉及政府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 在改革时既要态度坚决, 又必须根据实际情况, 审时度势, 稳妥的推进。
首先, 必须认真转变观念, 重新界定政府的定位, 严格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将政府的管理职能, 从过去主要是搞好行政管理转移到强化公共服务上来, 将政府的经济职能, 从过去主要是分投资、分物资、批指标、定项目, 转移到搞好规划、协调、服务与监管上来。
其次, 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 认真搞好新一轮政府机构精简, 特别是解决县乡两级机构复杂、人员过多的问题, 以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政府管理成本。
最后, 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 严格规定政府行政管理范围, 进一步缩减各种不合理也不必要的审批项目, 将能够通过市场和基层解决的问题尽可能交给市场和基层, 这样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又有效的深化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1]许小年:《转型难在体制改革落后》.学习时报, 2008年9月22日.[1]许小年:《转型难在体制改革落后》.学习时报, 2008年9月22日.
[2]王和平:《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J].体制改革, 2008, (5) .[2]王和平:《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J].体制改革, 2008, (5) .
[3]吴奕新:《在改革中大力建设服务型政府》[J].体制改革, 2008, (5) .[3]吴奕新:《在改革中大力建设服务型政府》[J].体制改革, 2008, (5) .
[4]宋德福:《中国政府管理与改革》, 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 2001.[4]宋德福:《中国政府管理与改革》, 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 2001.
[5]任宗哲、王凯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公共行政, 2008, (8) .[5]任宗哲、王凯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公共行政, 2008, (8) .
政府体制改革 篇2
服务型政府的含义:
服务型政府,是一个能够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和全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包括四个层面: 一是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二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三是形成有效制度安排。四是改进政府管理手段和行为方式。
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
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二、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
三、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四、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政府机构改革(大部制改革)的内容:
所谓大部门体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大部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比如“大运输”、“大农业”等,并在公共管理变革中有了新的发展,如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等。
一、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
二、加强能源管理机构。
三、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
四、组建交通运输部。
五、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六、组建环境保护部。
七、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不再保留建设部。
政府体制改革 篇3
对上述观点笔者有以下看法。
汽车产品的召回在世界范围内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负责召回的政府部门表示过由于汽车零件多,政府不好管理的情况。诚然汽车产品是个高科技、高价值的消费品,特别是电子产品的大量采用,使安全缺陷的判断需要有很专业的专家人才和专门的技术,另一方面,判断缺陷还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的程序,而以上这些都是做召回的政府部门应当具备的。
至于是否一个政府部门难以做好工作的提法也值得思考,在美国召回是由交通部的国家公路安全局负责,在日本召回工作是由国土交通省的陆运局负责,其他国家一个部委的局即能胜任的工作,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一个部都难以做好,似乎不能令人信服。
这一次召回条例与以前的管理规定不同,其执法权全部收归了质监部门。然而召回工作的基础,交通事故的调查及处理,车辆注册信息的管理和车辆年检,其职能都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车辆修理行业的管理在交通部。由于这些职能使上述事务的大量,经常性管理和信息都不在质监部门。而现行政府体制既不可能把公安交通部门、交通部的职能划归质检部门,也没有把质检部门积极为国家分忧拿到的召回职能交给本应负责召回工作的车辆管理部门,这就是质监部门为什么呼吁建立共享平台的缘故。
实际上召回是车辆管理工作的一部分,不是车辆管理的职能部门使职能不全在执行部门的手中,就决定了我国的召回制度在实施中会长期存在理不顺,做不好的矛盾。在汽车行业的政府管理中,政府部门职能交叉、重叠、互相抢权、职责不明确甚至缺少法律基础的情况相当严重,笔者在多年研究国内外政府对汽车产品管理的基础上一直呼吁政府体制的改革在汽车行业早就该进行了。这一次召回条例的实施希望能再一次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把汽车行业管理中的政府改革能真正推动起来。
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篇4
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是处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财政分配关系的制度,也是划分预算权限、管理职权及收支范围的制度。 由于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是财政管理体制的重中之重, 同时财政又归属于政治的经济内容范畴,因此政府的预算管理体制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政治经济文化都有重大影响, 它的出现受财政分配关系的影响且直接反映了经济基础的情况。 政府的预算管理体制存在有其必然的意义,一方面能够有效地划清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经济预算的收支限度及收支范围, 另一方面能够界定和规范预算管理权限及制衡关系。 确保各级政府按照实际需求进行资金的合理分配, 同时使国家财力在有限度的范围内有计划的使用,在保障各级政府有效行使职能的必须资金之余,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财政管理,防止资金的不合理使用或被恶意克扣。 由于我国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商品经济秩序, 加之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因此近些年来,政府预算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与之前大有不同,预算管理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求面对当前形势制定出有效的预算管理策略调整,规范政府行为,打造责任政府,进一步深化政府预算管理体制,需要在编制、监督与执行等多个方面都要逐步建立预算框架, 因此要求政府预算管理体制进一步发生变革, 尽管在当前形势下我国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 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二、政府预算管理体制的特征及改革的必要性
(一)政府预算管理体制的特征
首先,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是相对的资金与事权统一,在不同的规定及方法面前,这种统一并不完全一致。 这就要求财政的收支权限需要被合理界定,对财政进行分权,同时对事权实行责任制,先明确支出责任, 再进行收入权限设定。 因此面对一级政府因资金问题使政府职能无法行使,正确而理性的方法应是上级政府给予资金调转使其资金、事权相统一。 其次是财政分权与政治因素统一, 外国的经验我们可以拿来借鉴,但最主要的是应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决定财政分权的状况,不应一味追求体制过新过快发展导致架空,使财政的预算管理成为空谈。 最后是具有稳定性及法制性, 政府的预算管理体制无论改革还是执行都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作为依据, 同时由于这种体制建成之后辐射范围非常广,涉及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需要保证其稳定性,若预算管理体制经常变动,会导致各级政府无法明了其责权范围,掌握不好行使职权的尺度,也不利于本地区发展目标的确定,因此政府预算管理体制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二)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实行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及时作出调整,有利于体制与当前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形势更好的结合。 同时在经济发展体制性的传统问题及结构矛盾上给予解决。 首先,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能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问题除了需要必要的市场因素影响之外,政策的推动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决定了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发生。 另外,政府的经济理念转变也促使了体制改革的发生,最后,为了给市场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设定一个公平的基础,需要进行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改革。
三、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改革
( 一)改革的当前形势及方向
当前我国也不断的进行财政预算体制更新与改革, 但是到目前为止政府预算管理体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具体表现在相关法律法规不全面、法治化水平较低、预算编制制度不完善、预算的审批、执行、 监督方面出现问题等许多方面, 因此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从体制运行的结果和社会反映上看,当前问题主要有预算缺乏完整性,一些重要的资金出现漏洞,没有加入预算之中。 预算的过程透明度不够,甚至专门机构也不能悉知预算管理的具体情况,这就导致人大的监督审查及预算的通过等诸多问题缺乏科学性。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预算资金不够科学,经常会出现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等情况,使资金的流向出现巨大漏洞。 因此针对以上种种问题,改革开始逐步尝试以结果为导向,以预算管理结果作为出发点、以绩效预算为主要考量,这种方向更加适合我国当前的经济政治状况, 同时对改革前的诸多问题都有很好的缓解和抑制作用。
(二)改革的思路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采取 “引进来、走出去”的态度对待国内外两种市场,因此我国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 而在国内经济发展角度看,整体发展是关键,面对当前财政事权及政府职能未能有机统一的局面,若想真正改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因此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改革首先从政府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开放的国际环境,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同时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化环境,依法治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另外要创新管理机制、决策机制及财政体制,注重改革的民主性、绩效性,在监督及编审环节要更加严格,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后的预算管理体制更加完美,使预算更加精确高效。
四、结束语
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是改革的突破点, 也是政府制度改革的先锋,从预算管理角度下手,正确的改革方法及方向是关键,如何获得有效扼住这一经济发展的咽喉,政治改革命脉的方法,则需要在不断借鉴及长期的学习实践中进行总结。
摘要:政府的预算管理是关乎经济及政治发展的大事,若政府预算失灵,政事善治将无从谈起。近一个世纪以来,经济局势风起云涌变幻多端,因此为有效把握好财政的预算,政府的预算管理体制发生一系列的变革,本文围绕政府预算管理体制及其改革展开探讨。
关键词: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彭健著.政府预算理论演进与制度创新[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李红凤.我国财政预算改革制约因素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3)
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路径选择 篇5
摘要:行政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政府依法治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工作重心是要加强政府依法治理社会的能力。通过对当前地方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呈现出的共同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出今后地方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根据其要求提出未来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路径建议。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路径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0-0189-03
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改善和健全过程中,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对我国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行政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1]。行政体制改革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生产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深层问题,这就需要正确掌握发展方向、制定科学有效的实施方案。在完善现有行政体制、健全行政管理等方面需要使用科学的方法和措施,加强整个整改过程的监督和实施力度,通过快速地推进改革,最终取得改革的成果,使职能政府服务于人民,共同创建服务型政府。
一、目前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
(一)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确定改革的具体目标
习总书记重要讲话与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决定》中提出,需要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制定总体架构,拆解改革目标,同时为改革目标制定详细的规划,做到由总体到细致层层规划。改善和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最根本目的是在保证政府完成高效治理的同时不失公正。
(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前提和引导
完善基础社会经济建设和健全社会科学发展是促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同时基础经济建设与社会科学发展也是促进行政体制与社会经济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源泉。就目前的现状来看,经济发展若迟缓则必然导致科学发展的缓慢,目前经济发展还没有触碰到发展的瓶颈,经济体制改革存在巨大的空间,需要集合政府与民众的资源去深入挖掘经济体制改革的潜能,追求更高的经济效能。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加强体制改革力度,力争让一切社会劳动成果、自主化科研产权、技术新型、社会管理层次、资本运作等多重资源和手段共同投入和发生化学反应,衍生出源源不断的社会财富,才能让改革的成果深入民生。
(三)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不仅仅是对于单项体制的修改也不是专项权力的修正,而是对体制整体的重新规划,涉及范围较广,包含了行政单位的构成、职责的调整、权力的洗牌、人员调动等。并不是某个行政领域的单独调整,面临的是从总体结构的调整或重新构建,并且能够有效地与其他改革相互结合推进[2]。
二、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
(一)改革的内容寓于全面深化的整体部署中
当前,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包含多个方面的体制整改,如财政税收体制、市场监管体制、企事业单位自身机制的改革、社会服务体制、治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文化管理体制和城乡一体化体制等。这些体制的运作与发展都与政府管理体制息息相关,所以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满足市场经济要求为根本指引,同时要求对政府现有体制的全方面改革,让行政体制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体制高度联系。
(二)共同推进行政体制内外部深化改革
改造内部行政制度的实质是优化国家行政机关的配置,管理和规划工作,强化政府机构的作用;深化改进行动政策、执行权和强化监督权;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改造外部行政制度的实质是以新的思维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积极导入市场机制,推动增强政府向社会公共设施的购买力。
(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
第一,实现合理的秩序要建立在经济结构创新之上。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增长,因此围绕着经济建设而发展,才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前提。
第二,把握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同步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协调两者。
第三,制度的不断创新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相互统一的重要手段。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水平,社会公平公正的体现就是制度的完善,人民能够公平地发展需要制度的不断创新及完善。
(四)同时完善整治调理能力和制定合理的法律规范
政府的权能有行政领导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和监督能力。公民能够参与的政府治理能力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公民知晓政府改革优化治理的要求,掌握治理相关的制度和法规条款,清楚政府治理政策的纲领和高效配合治理路径的能力;知晓不同的治理方案,识别对应的治理政策和方法,权衡利益相关性,判断治理的预期结果的能力;最后还包括监察政府行为、行使检举权的能力等。
制度建设与政府治理主体的能力应该相互关联,加强政府治理策划制度、执行制度、实践治理行为的能力。在优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过程中,加强公民参政治理能力,明确其权利、义务和责任,由此培养现代公民。
三、地方政府深化行政改革的路径建议
(一)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同市场的健康发展协同一致
第一,市场对经济的配置起主导作用。这是市场经济经过重重考验得到的经验,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造市场,促进市场在合理的范围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才能有效地处理市场制度缺陷,防止政府过分地干涉与监督管理问题。
第二,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全面科学地履行政府职能,建设有作为的政府。全面完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并不是哪个或哪些企业家能够单独推进的,而是必须由政府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对相关企业的投资进行积极的组织与协调。此外,政府还需对那些先行企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可预知的风险进行相应的补偿,以完成技术和产业不断顺利地向着优势变化进行创新与升级。
第三,处理好社会和行政机构二者关系。在政府机关单位变革的时代潮流中,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主要在于:首先,科学地划分行政机构与社会运行边界、范围、层面和内容;其次,科学创造和设立行政机构与社会的关联互动机制;再次,科学确定二者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条件下的功能互补内容和运行机制;最后,加强行政机构对于社会有效管控机制的科学性与执行力。
(二)政府机关部门变革同行政方式创新并进
第一,依法行政。就是根据宪法规定的基础之上,促进法制法度建立,完善行政机制、行政后的评估和行政纠错制度,并全面促成依法从政的建设。要按照法文所规定的权职履行其义务,保证有法可依,有法可行。严格限制地方政府的自由行事作风,实行责任制,完善经费财政保障制度,保证地方政府的权职得到监管。
第二,民主行政。就是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广大民众参与进来,决策中体现民意;让政府公开透明,建设民主政府、阳光政府,加强对于行政机构权力行使过程的全面公开;强化民众对行政机构的监督,建立起全方位的审查制度;加强权职问责的力度等。与此同时,积极创新与完善政府机关领导与人民大众直连的制度。
第三,科学行政。应该加强绩效考核的制度,绩效需严格管理,确保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性,建立高能效政府和高责任的政府;首先,改正政府机关单位的考评体制,让其不能仅仅跟经济发展速度挂靠,增加民意调查及可持续发展等指标权重,关注人民大众的真实体验;其次,改善考核机制,优化政府职能人员绩效办法;最后,在政府行政管理中积极有效的采用高新技术,推进各部门间的的资源信息共享,并积极依照我国的法律来管理互联网,从而进行所谓的网格化管理。
(三)政府管理“权、能、责”结构性优化
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仅是机构改革、制度改革、规则改革、编制改革、职位改革等行政体制的具体构成要素的改革,更是对政府权力、职能和责任等行政体制的本质构成要素的改革[3]。以政府的权力与职能为中心进行改造,在此基础上引导政府人员的分配、行政机关和行政制度的改革。
第一,政府行政过程的优化。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体制与政府所担负的职责相互取长补短并以行政认可制度改革作为关键点,从削减政府审批权入手,对政府干预微观管理事项上最大限度地减弱。对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同时将保存的行政审批项目实施标准化的管理。简化审批流程,精简政府机构,同时把经营管理权交给企业,加强行政治理能力,切实做到简政放权。
第二,宏观与微观管理间的优化。地方行政部门在处理事情上要分清事情的性质,对涉及到市场发展趋势和社会的进步的事情要积极地参与并制订长远的计划,通过学习一些相关部门对相似事情的处理经验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4]。在对无关全局与长远发展的事情上,将权利交给市场,交给社会,交给群众。
第三,政府职能配置及履行上的优化。在减少行政部门对于无关市场发展和社会进步上的事情进行过多干预的同时,对行政职能的重新组织和架构,减少管理的冗余。使整个行政部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加快社会的发展步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府权能责以及部门、编制、机构、职位和人员等相应结构性调整和配置,以使政府全面正确配置和履行职能。
(四)强化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管
第一,推行健全阳光行政。坚持以制度为先,依照制度行使政府的行政权力,并使其在运行时实行公开化透明化,运用制度强化人民对于权力的监督;把权力运行的整个流程按照法律公开,率先完善党政事务的公开制度,继而在各领域实施办事公开制度;推进行政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第二,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在确保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力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制约的关系时,要让政府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权限来行使他们的权力。加大和改进人民群众对干部行使权力时的监督和制约,同时还要加强审计监督和行政监察的权利。
第三,在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全面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所谓权力清单制度,在法理意义上讲即凡是法律和制度没有规定的,政府一概不可为,这意味着地方各级政府权力事项和范围的公开化,要求只要是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公共权力和资源,都应进行强制性的公开并主动接受公众的监督。推行权力清单的重要意义在于削减政府部门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促进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制度化与法治化。
(五)积极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现代社会组织应拥有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组织体制。将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作为优先发展和重点培育对象,并将那些适合由这些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相关事项,都直接交其承担[5];着力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积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最大程度上加强政府治理功能、社会自我调节功能与居民自治功能的良好互动性。
参考文献:
政府会计改革提速 篇6
政府会计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的出现,是实施政府会计改革的时代背景。二是改善政府形象、提高政府收支透明度和争取国际支持,这是内在动力。三是欧洲多国出现的主权债务风险,给我们敲醒了警钟,成为改革的直接要因。四是我国财政预算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已经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管理,但是会计核算方式没有跟上去,就使得财政预算改革的功效和优势被削弱了很多。
值得期待的是,今年四月份,财政部出台了《医院会计制度》、《高校会计制度》的征求意见稿,其内容体现了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探索方向,这些积极的举措都是在为政府会计准则的最终建立提供有益参考。
客观来讲,各方面已经意识到政府会计改革提速迫在眉睫,但是包括从概念框架到具体准则的制定,都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比如政府会计具体准则的构成,有按照要素和按照经济事项制定具体准则的两种不同思路。有专家认为,上述两种准则制定思路未来都可以进行尝试,可以按照要素制定大部分的具体准则,但对于一些特殊的政府交易或事项,仍需按照交易或事项制定专门的具体准则。
参考国外先进政府会计和企业会计改革经验,或许可以带来一些启发。截至目前,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已经建立了包括31项具体会计准则的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体系,这些准则的发布为政府提供了一一套具有权威性的、独立的财务报告准则,可为我国建立政府会计准则提供重要的参考。
业界认为,政府会计改革的首要现实目标是真实反映政府财务状况。如何实现?
可行的路径是,通过采用权责发生制以及建立政府财务会计体系和财务报告制度、独立的政府财务审计制度。
权责发生制有利于全面、准确、真实地反映当年应当发生的支出和收入,从而增强财政透明度,有效揭示和防范财政风险,因此,中央预算部分事项实行权责发生制核算,是规范预算管理的必要措施,也是符合预算管理实际的有效做法。
另外,政府会计改革要往前推,焦点可能集中在绩效评价体系上,它将决定政府会计改革怎么改,到底要设立哪些会计权责发生制核算项目,而这套绩效评价体系要解决的就是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情况。
政府体制改革 篇7
关键词:政府再造,五C战略,政府改革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美国的企业竞争力下降,经济不景气“,企业再造”理论应运而生。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的迈克尔·哈默博士在1990年提出的,1993年哈默与美国管理学家詹姆斯·钱皮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宣言书》,正式建立“企业再造理论”。“企业再造”理论在深刻影响大企业的同时,也影响到西方国家公共部门的改革,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掀起了“重组政府”的热潮,成为20世纪公共管理改革的国际化趋势。
政府再造就是“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以大幅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改革组织目标、责任机制和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对“再造政府”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简单地改革政府机构、精简流程等,而是着力引进企业的先进经验来改造政府。
戴维·奥斯本等学者提出了政府再造“是什么”和“怎么做”的理论,因而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强烈轰动,也成功指导了西方许多国家的政府改革。美国克林顿政府开展的重塑政府运动,英国在撒切尔夫人和梅杰任职期间推行的“公民宪章” 运动,澳大利亚的“财政管理改进计划”,新西兰新制度经济学指导下的“行政改革运动”以及法国的“革新公共行政计划”,每个国家的政府再造都有自己国家的特点,但都受到政府再造理论的深刻影响。
政府再造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在西方的适应性比较强,而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发展程度、国家行政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在引入政府再造理论之前必须要先认清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基本国情。首先,发展程度不同。不同的经济基础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不同。西方国家进入工业文明的时期比较早,已进入后工业文明或者是信息文明时期,而我国仍然是工业文明主导的时期。信息文明时期要求原来的官僚体制转型,探索走向非官僚化的政府新模式,而我国的工业文明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加上人口众多、管理复杂,仍需要一定的官僚体制。当然,此处的官僚体制并不等于原来或现存的腐化的官僚主义,而是理性化、现代化的具有高效率的行政组织。其次,传统文化影响不同。我国受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文化影响,“学而优则仕”、“君权至上”、“官本位”的思想严重,而民主觉醒的意识发展较晚且比较弱。而西方资本主义萌芽较早,伴随着的民主、自由的意识也比较浓厚。这种行政文化的不同为政府改革提供了不同的环境基础。再次,当经济体制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时候才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然而我国政治体系庞大复杂,改革关系重大且难以操作,于是政府改革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而西方国家则不一样,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高,市场经济社会都比较成熟,这为政府再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基本上不涉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
认清中外不同的国情才能因地制宜,更加合理地利用政府再造理论来指导我国政府改革的实践。
一、树立顾客导向的理念
奥斯本在《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提到的 “五C战略”中有一项是“顾客战略”,意在强调政府关注责任,将社会公众当做顾客,对顾客负责。上文我们也提到,中国“君权至上”和“官本位”等思想比较严重。因而我国可以借鉴政府再造理论,促进政府理念由政府本位、官本位、行政本位向公民本位、社会本位和服务本位转变,重新界定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并坚持以下观念。第一,以民为本。我国古代便有“民为贵,社稷次之”、“民贵君轻”等思想,目前我国在倡导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些都应发扬光大,要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第二,树立顾客导向的观念,致力于建立一个 “企业家政府”,不断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标准,由传统的“行政”向“治理”转变,政府提供回应性服务,满足公众的要求和愿望,提高服务质量。
二、运用文化战略,重塑良好的行政文化
行政文化就是行政领域所形成的行政意识形态,它包含着人们对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态度、信仰、情感及价值观。 行政文化对行政机构及其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取向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当前我国还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和人治现象,需要努力重塑良好的行政文化氛围。奥斯本五C战略中的“文化战略”———“破除习惯、撼动心灵、赢得心智”,即重视文化的作用,用文化来改善管理。目前,习总书记总在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呼吁国人重视传统文化,这与奥斯本的文化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国各级政府及公务人员也应该响应国家号召,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利用,力争用文化的“软实力”来管理和服务。
三、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体制创新
奥斯本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掌舵而非划桨,增强政府体制创新的观点也为中国政府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起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灵活、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在我国进行政府改革的过程中,应借鉴先进经验,进行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探讨现代社会主义政府的职能,促进政府体制创新。发挥社会、市场在生产、提高公共物品方面的作用,重视公共服务外包,对于那些可以外包也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服务和产品,交给社会去做,这样不仅可以使得政府精简职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还可以提高该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节约成本。
四、提高服务效率,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
政府体制改革 篇8
一、《基本准则》的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政府会计改革开始提速。2014年12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中明确提出:“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是基于政府会计规则的重大改革,总体目标是通过构建统一、科学、规范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建立健全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办法。”2014年12月底,《基本准则》在内部征求意见之后公开征求意见,并于2015 年10 月正式发布,为下一步的政府会计改革指出了方向和奠定了基调。
《基本准则》包括六章六十二条,全面贯彻了《方案》提出的“适度分离政府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政府财务报告与决算报告功能,全面、清晰反映政府财务信息和预算执行信息”的要求,对《基本准则》的适用范围、政府会计的组成体系、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要素、对外报告等做出一般性规定,并在附则中解释了几个关键概念。
二、对《基本准则》的几点探析
(一)《基本准则》的适用范围
《基本准则》第二条规定准则适用于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并将其统称为政府会计主体。为了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和“各单位”的范围,第二条第二款指出,各部门、各单位是指“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直接或者间接发生预算拨款关系的国家机关、军队、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这说明,判断本部门或者本单位将来是否要执行《基本准则》的一条重要准绳就是本部门或本单位是否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发生预算拨款关系。具体可以参照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体系的执行范围,包括各级各类国家机关、政党组织,以及各级各类事业单位,此外还应当包括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和社会保险基金等内容。
但是,并不是只要存在预算拨款关系就必须执行《基本准则》,例如国有企业和财政部门之间也存在预算拨款关系,但是执行的是《企业会计准则》。再比如一些纳入部门预算的、在管理体制上还没有与行政机关脱钩的协会、学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这类组织的单位性质一般为社团法人或非营利机构法人,执行的是《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因此也不适用《基本准则》。此外应当注意的是,虽然这类单位不执行《基本准则》,但是将来有可能会受到《基本准则》或者相关具体准则的影响或约束。例如国有企业,虽然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但是其特殊的经济地位以及与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编制一级政府的综合财务报告时肯定要考虑是否予以合并以及怎样合并,将来出台的政府会计合并具体准则就可能会对此做出规定。
《基本准则》第二条第一款将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纳入适用范围,同时第二条第三款将军队、已纳入企业财务管理体系的单位和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社会组织排除出去,这标志着我国统一的会计制度体系已经明确分为政府会计、企业会计和非营利组织会计三大类,“三足鼎立”的局面清晰形成。
(二)政府会计的构成
《基本准则》规定,政府会计由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构成,并且分别规定了各自的会计核算基础、会计要素和报告体系。预算会计实行收付实现制,包括预算收入、预算支出、预算结余三个会计要素,生成政府决算报告(包括收入支出表等);财务会计实行权责发生制,包括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费用五个会计要素,生成政府财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现金流量表等)。这是与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体系最大的不同。现行的预算会计实际上是预算执行会计与财务会计的糅合。会计核算要实现反映预算执行情况和财务状况的双重目标,在具体核算上需要通过“双分录”来实现。例如事业单位使用银行存款购买固定资产,首先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同时借记“事业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该笔分录主要为了反映预算执行情况。计提折旧时,借记“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可以看出,双分录下只能“虚提”折旧,计提的折旧金额无法以费用的形式体现,不利于成本核算和决策分析。笔者认为,执行《基本准则》后,可以采用平行记账的方式,即在财务会计下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以反映财务状况的变化,同时在预算会计下借记“预算支出”科目、贷记“预算结余”科目以反映预算执行情况。计提折旧时,在财务会计下借记费用类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预算会计下不做分录。这样可使两个子系统在一套体系中共存,相互独立互不干扰,更好地实现各自的目标。
许多专家认为除了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政府会计还应当包括成本会计。《基本准则》并没有提及成本会计,笔者认为这种做法符合国际惯例和国情:一是无论是国外的概念框架抑或是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都未对成本会计做出详细规定;二是在财务会计还没有成熟的条件下,无法准确地规定成本会计的具体内容。另外,《方案》中已经提到在条件成熟后再推行政府成本会计,因此,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政府成本会计将会以另外的形式予以规定。
(三)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体系
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体系主要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制度三大部分,具体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以及医院、高校、科研单位、彩票机构等不同行业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此外还有《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等。这些准则制度中,既有部门规章(如《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也有一般性的规范性文件;既有单位会计制度,也有基金会计制度(如《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既有分行业的会计制度,也有分业务的会计制度(如基建业务执行《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现行制度体系庞杂,规定不统一,不同的制度之间甚至还存在矛盾,缺乏一个统一的框架予以指导和约束。《基本准则》出台后将会缓解甚至结束这一混乱复杂的局面,因为未来所有与政府会计核算有关的规定都不能违背《基本准则》。
《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和《方案》在2014 年年底就已发布,但是2015年新修订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并没有完全贯彻其中的理念,这确实令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一些困惑。《基本准则》实施后,需要再次考虑两者之间的关系,《方案》中也提到,在2018 ~ 2020年工作中仍然需要再次完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届时就应当在《基本准则》的框架下进行修订。
《基本准则》中规定,政府会计具体准则及其应用指南、政府会计制度等应当遵循《基本准则》制定,因此《基本准则》出台后,就要厘清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体系与《基本准则》的关系,对现行制度进行新一轮的修订。但是《基本准则》的实施并不意味着可以立即废除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体系并直接过渡到准则体系。这是因为:第一,单纯的一个《基本准则》并不能指导实务操作,而具体准则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应用指南”的准则体系建立与成熟之前存在一个过渡阶段。第二,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是其内容具体,易于会计人员的理解和使用,而且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也已经习惯了这种形式。第三,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体系刚经过一轮修订,现行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于2013年实施,《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于2014 年实施,而修订后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仅比《基本准则》公布早半个月,因此,在时间上还需要一个缓冲。
三、结语
多年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渐进式改革适合我国的国情,政府会计改革也是如此。《基本准则》提出了“政府会计制度”的概念,笔者认为,在过渡期内实行“准则+制度”的模式是一种可行的改革路径,即先整合、修订目前的预算会计制度,出台政府会计制度,引入权责发生制并设计出双体系八要素的会计科目和报表体系,同时根据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制定具体准则,最终过渡到“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应用指南”的模式(如下图所示)。
《基本准则》的实施日期为2017 年1 月1 日,在此之前要做好相关单位财务与会计人员的培训工作,此外还要继续推进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建设工作与会计信息化建设工作,以配合《基本准则》的平稳实施。
参考文献
从行政学角度看政府管制体制改革 篇9
政府管制从产生发展强化到放松管制, 出现至今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从行政学来看, 政府作为对经济社会生活权利主体的微观干预的优劣已经相当清楚的展现了, 这也为我们今天从国家层面行政学角度对其整体理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行政学跳出仅对政府管制程序以及监控管制进行研究的传统框架, 力图研究政府管制的实质。本文目的不仅在于作学理上的评论, 更希望对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行政机构改革以及政府规制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有所助益与借鉴。
1 政府管制理论概念
政府管制是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 (主要是企业) 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政府管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管制行政权的行使行为, 管制权的行使行为和行使过程, 从根本上决定了管制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因此, 管制权的行使活动和行使过程应当是管制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也是构建科学管制机构体制的核心。
同时管制是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一种行为方式, 那么, 按照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的路径来看, 通常可分为直接管制和间接管制。直接管制, 是政府的相关机构通过有关进入、价格、许可、认可、标准、收费等法规而直接对企业市场行为施加的管制。间接管制, 是指由政府的司法机构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而对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进行的管制。其中, 政府的直接管制又可分为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经济性管制是对诸如自然垄断行业和金融业等特殊行业的管制;社会性管制是对企业行为造成了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与产品质量以及生产安全和卫生等内部性问题进行的管制。
2 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2.1 以改善公共治理结构为前提强化政府管制机构的独立性
目前, 我国一些政府机构存在集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三项职能或其中两项职能为一体的现象, 不利于实现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在需要政府实施专业监管的领域, 形成一套政府监管机构有效监管、行业协会主动自律、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积极参与、传媒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全社会参与监督的新型治理机制。
2.2 以政府转型为突破口进行政府管制体制改革
当前, 深化政府管制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性、迫切性: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压力逐步增大。深化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深化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是解决民生问题的迫切要求。深化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是破除行政垄断、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前提。在现行的政府管制体制下, 行政垄断实际上有强化的倾向。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 滥用市场力量的垄断行为长期得不到遏制, 工商企业用户和消费者权益因而受到损害。
改革已进入战略转折期, 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 如宏观调控失灵、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的一些新矛盾、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等, 都需要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层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应尽快实现从传统行政管制体制转向基于规则、透明、可问责的管制体制。全面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实现政府的三大转型:由管制型转向服务型;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治理型;由手工作业型转向信息网络型。
2.3 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涉及的核心问题:破除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
当前行政部门主导立法, 将部门利益法定化情况严重。这其中有四个关键点: (1) 部门立法往往都试图通过立法的形式把审批权扩大; (2) 立法中自主和随意设置收费项目; (3) 设置处罚项目多, 而且弹性大; (4) 设置罚款区间广泛, 自由量裁权大。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各利益主体利益博弈的过程。有专家指出, 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涉及到经济、法律、政治多方面问题, 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 需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突破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约束。
2.4 尽快实现依法管制, 消除管制失灵风险。
政府管制的一个根本特征, 就是依法管制, 也即通常所说的依法行政。这里的“法”必须是合理的法。否则依法行政或依法管制就成为少数强势利益集团侵害弱势利益集团的“合法”工具。在政府适度干预下经济走向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性条件为: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 违法行为必须依法界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应与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方向保持一致, 将政府管理经济的权限, 置于法治框架之下, 给微观经济主体以稳定的预期。使政府管制领域有法可依, 并确保行政违法行为的可诉性。
3 从政治学角度看民营化政府管制的发展
公用事业民营化之后的涨价问题关乎老百姓的权益, 公用事业的涨价行为需要得到制度性规范。一般来说, 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通常都是自然垄断性比较显著的基础设施产业, 同时又是具有明显公共性的产业;由于其突出的自然垄断性与公共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政府往往是公用事业惟一的所有者与经营者。政府经营下的公用事业饱受管理效率与经营业绩低下的困扰, 公众作为消费者无法得到满意的服务;而打破政府垄断, 让民间资本成为公用事业的支配力量之一, 则完全可以大幅度提高公用事业的经营效益与效率。
事实上, 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充分激发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 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在公用事业由政府直接经营的情况下, 经营者个人的收益与其经营业绩常常缺乏直接联系, 因此其必然缺乏提高管理效率与经营业绩的动力。民营化意味着经营者必须自负盈亏, 其个人收益与公用事业的经营业绩息息相关。因此, 经营者为了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 则完全有充足的动力降低经营成本、改进管理过程、改善公用事业产品的供给状况, 而其经营管理业绩的优化也意味着消费者可以享受更为丰富的产品与更为方便快捷的服务。
政府管制作为现代政府的一种治理工具, 其意味着政府制定特定规则约束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行为。政府管制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约束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以防止其损害他人与公众的利益, 这恰恰与民营化的逻辑相互补充。政府管制并不意味着政府依旧担任公用事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 而是意味着政府充当公用事业经营活动的监督者, 及时约束经营者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的过分膨胀, 以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世界范围内的民营化实践表明, 民营化大潮席卷过后必然是政府公用事业管制的跟进, 价格管制、进出管制、质量管制等良好的政府管制构成了民营化公用事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制度基础。
因此, 民营化逻辑与政府管制逻辑的互补才可能带来公用事业经营者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双赢, 公用事业价格的起伏必然要处于良好政府管制的约束之下。
摘要:从行政学看, 政府作为对经济社会生活权利主体微观干预的优劣已经展现的相当清楚, 这为我们今天以行政学为角度在国家层面对其进行整体理解奠定了基础。政府管制体制改革, 不是简单地放松经济性管制, 不是简单地减少行政审批、行政许可, 而是要以政府转型为重点, 重构整个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政府管制从产生发展强化到放松管制, 出现至今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
关键词:行政学,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管制失灵,依法管制,民营化政府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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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体制改革 篇10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际上政府采购招标和投标的现状
目前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政府采购模式有三种: 1.集中采购,即由政府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承担本级政府所有的采购任务; 2. 分散采购,即由每个采购人单位自行负责采购任务; 3. 半集中半分散采购,即由政府的职能机构负责一部分的采购任务,其他的则由各采购人单位自行解决。
在国际上的招标和投标中,市场的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是主要手段和方法,政府只是作为监督和管理方来存在的。对于咨询商、代理方、监理人、承包商和供应商的资质,也不会发布各种资质证书之类的东西。投标人是依靠自身在行业内建立的诚信度来立足和发展的,社会上会有一些团体对他们以往的投标业绩进行排名和评价,但是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在政府采购中,80% 以上的采购都集中在货物和工程类,服务依然是个弱势方向,而对于货物和工程类的采购,国际上现在比较通行的方法是最低价评标法来进行评标,并且将非价格因素折算之后再报价,不设废标的上下限,尽最大可能地避免评标人的主观因素。但是政府并不建立专家库,评标主要是由采购单位的专职人员来完成。在西方依然会有招标代理来招标和管理供应商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国内所说的代建制,但并不是强制性的,是由采购人视自身能力来决定的。总的来说,国际政府采购的招标投标情况根据各国的不同国情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二) 我国政府采购招标和投标现状
在我国政府采购主要通过集中采购方式来进行。政府建立了一个集中采购目录,只要是采购项目在目录中并且达到一定的金额就必须进行集中采购。近几年我国政府采购有所突破,不论是采购制度的建设方面,还是采购规模的拓展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 政府采购活动的基本情况
根据统计报表显示,2014 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17305. 34 亿元,比上年增加924. 24 亿元,增长5. 6% ,增幅下降11. 6 个百分点,占全国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1. 4% 和2. 7% ,全年共完成委托采购项目756个,比上年增长50. 3% ,共节约资金41. 27 亿元,资金平均节约率16. 64% 。其中工程类采购金额10141. 11 亿元,占采购总规模的58. 6% ,比上年增长2. 2% ,增幅下降16. 3 个百分点; 货物类采购金额5230. 04 亿元,占采购总规模的30. 2% ,比上年增长6. 3% ,增幅下降5. 8 个百分点; 服务类采购金额1934. 25 亿元,比上年增长26. 1% ,占采购总规模的11. 2% ,比上年提高1. 8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工程采购增幅回落,货物采购增幅趋于平缓,而购买服务的增幅则是大幅上涨。
2. 地方政府采购职能部门的建设和招标投标情况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采购职能部门相继建立,相关运行机制和法规制度也不断完善,各地方政府采购招标和投标中公开招标中标金额比率已达到90% 以上。根据安徽省政府采购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该中心共完成采购项目1027 个,比上年增加176 个,同比增长20. 68% 。完成预算42. 08 亿元,合同金额37. 20 亿元,节约资金4. 88 亿元,资金综合节约率为11. 60% 。按采购内容来分: 货物类采购项目831 个、预算34. 05 亿元,占比80. 92% ; 工程类采购项目72 个、预算2. 22 亿元,占比5. 27% ; 服务类采购项目124 个、预算5. 81 亿元,占比13. 81% 。
二、我国政府采购招投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缺乏约束力和操作性。政府采购招投标制度在立法的时候存在约束力不强和操作性不强的问题,例如,《招标投标法》第4 条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很明显,在这条规定中,没有设置具体的数额,会导致在具体的实际招投标操作中很难把握其尺度。
( 二) 信息不透明、审查不规范。首先,政府采购招标信息发布不透明,仅仅在固定的几个网站发布,并没有通过电视、报纸等多种媒体发布信息,发布方式单一,由此就导致了解信息的供应商很少,进而使参与投标的供应商减少,从而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其次,投标供应商资质审查流程不够规范,过多的人为因素使评标和定标都成为形式工作,严重违反了政府采购工作的公开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原则,使得评标标准不严,定标过于随便,轻质量重价格,甚至是出现了人情标,极大地损坏了招投标的信誉。
( 三) 规避招标。完全忽略招投标法律法规的规定,将本应该公开招标的大项目化整为零,对每个小项目进行单独立项,从而大大降低了每个项目的费用,使其低于进行公开招标的限额,然后就可以实现邀请招标或者自行招标的方式来采购,或者将项目按时间分阶段拆分,对于每段的每个小项目进行直接采购。无论哪种方式都严重破坏了政府采购在老百姓心中的公信力,与全面深化财政制度改革背道而驰。
( 四) 招标机构缺乏公正性。招标机构是政府采购中心委托其代理招标的公司,应当保持公正、中立的立场,然而现实中有些代理机构为了避免进行二次竞标、开标造成成本的增加,事先与投标公司串通,暗箱操作,以使他们在投标过程中占有优势,不能体现招标机构公平、公正的原则。
( 五) 投标公司资质参差不齐并存在私下串标、围标现象。在我国的《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中明文规定,投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假借他人的名义或资质参与项目投标。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很多单位因为资质不够就去假借其他单位的名义投标,然而招标机构为了跟进时间对于此类情况审查不够严格,有的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上述情况外,好多公司还围标、串标,这种现象一般是通过两种方式: 一种是投标人与其他企业相互串通,投标前相互约定投标的方式和标书的制作,抬高投标基准价,满足用户需求,控制中标结果,使某一企业中标,达到分割利润的目的。另一种是投标人与招标机构私下串通交易,使招标过于形式化。这样虽然招标人和投标人都得到了利益上的满足,却破坏了政府采购的公平性、公正性、公开性原则,影响了整个招标的质量,导致政府采购达不到目的,同时也破坏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使群众不满意政府的所作所为,降低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 六) 招标周期较长、程序复杂。一个设备采购招标项目除了前期大量的准备工作,提交申请,专家论证,财务委员会的审批,项目采购需求的申报,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编制采购文件,发布招标公告,邀请专家评标,专家定标,确定中标供应商,发布中标公告,签订合同等一系列工作,花在招标上的精力远远大于对于项目本身的研发,本末倒置。
( 七) 从业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参与招投标的工作人员必须要懂得财经、网络技术、建筑工程等各方面的知识和具体操作以及与招投标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胜任招投标采购的工作,全面提高政府采购工作的效益。而目前国内从事政府采购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政府各部门机关转制或者抽调的人员,大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安徽省曾做过一项调查,对合肥市的政府采购工作人员对政府采购协议( GPA) 的认知度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如图1 所示。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采购队伍的建设迫在眉睫。
三、对策建议
政府采购的招投标工作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需要政府财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一系列部门协调完成。因此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 一) 加快立法进程,严格规范招标采购工作
无规矩不成方圆。由于政府采购资金主要是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性资金,一旦不限制采购方式,不引进竞争机制,不使政府采购工作高度透明化,就会很大程度上导致挥霍国家财富,甚者腐败现象的发生。所以国家必须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手段来规范招标工作公开的进行,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竞争。这一点安徽省合肥市走在了全国其他城市的前面,2007 年以来,合肥市委市政府通过多部地方法律法规规范各级政府的招标采购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了招投标制度,加强了对招投标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尽可能地做到了公开、公平和公正。[7]
( 二) 加强政府采购队伍建设
一要建立政府采购职业资格制度,严格规定在政府采购相关机构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职业资格,持证上岗。二要定期进行培训和选拔。规范政府采购的选人用人机制,加强后备人力资源的建设。三要实行绩效考核制度。对行业中的从业人员进行定期的绩效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实行末位淘汰制。[9]
资料来源:安徽省政府采购网
( 三) 加快信息化建设,全面提高透明度
首先,建立会员信息库并按照工程类、货物类及服务类分成三个分库。当有项目需要招标时,就可在这个系统上报名,可以极大地节省报名时间,特别是给外地供应商节省了成本。其次,建立包括各行各业在内的全方位专家信息库,并对其实施规范化管理。要对每位评标专家的信息都有明确备注,并加强对他们的考核,借助信息化的平台来规范评标专家的选用,并研发运用评标专家名单自动推送系统。为提高招投标工作的“安全性、保密性、高效性、便捷性”,还要开发保证金信息化管理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保证金自动计息、自动退还等功能。
( 四) 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
同步推进体系内、体系外和社会三元化监管体系建设。体系内主要是从业务分段操作和工作流程防控方面来监管,政府采购项目事前要进行评审、事后要监督、招标前要实施备案审查、开标后中标单位要公示,强化标前、标中和标后的全过程规范化管理与监督,并与纪检监察部门联合对中标单位进行廉政教育,实行施工合同、廉政合同“双签制”。体系外,实行各级监察、财政等部门联合监督的协同监督机制,坚决查处各类招标投标违法案件,并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予以公开曝光。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挥群众监督作用。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群众中公开聘请“大众监督员”作为招投标现场的监督人员,对招投标交易进行实时监督。三元化监管体系的建设,可以有力地净化招投标市场环境和维护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公信力,提高招投标采购工作的透明度,推动招投标市场的健康发展。
摘要:虽然我国已实施政府采购工作十多年,但是目前我国政府采购招投标工作仍然存在着信息不透明、审查不规范、招标机构缺乏公正性、投标公司资质参差不齐、缺乏有效监管、从业人员专业素质较低等问题。提出了加快立法进程、严格规范招标采购工作,加强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加快信息化建设,全面提高透明度等措施,以期对政府采购中招投标工作规范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规范管理
参考文献
[1]赵秀.政府采购招投标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4.
[2]卢冰.政府采购中的腐败问题与政府采购透明化制度建设[D].国际关系学院,2011.
[3]刘岩.我国政府采购问题及对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
[4]李瑶.政府采购招投标管理研究[D].天津大学,2010.
[5]胡彦.我国招标投标法律问题的研究[D].郑州大学,2006.
[6]包军.政府采购国货优先制度研究[D].苏州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2010.
[7]许桂宝,黄卫东,黄守强,张瑞稳,刘先杰.项目招标投标的“合肥模式”探讨[J].项目管理技术,2013(10):85-88.
[8]朱最新.刍论GPA视角下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完善[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41-46.
[9]谢宁.对政府采购中招投标存在问题的探讨[J].工程建设,2009(04):49-51.
政府体制改革 篇11
关键词:财政体制 政府 财政体系
财政体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问题。1994年的分税制的体制改革开启了财政体制改革的新纪元,它使得财政收入稳定发展,确定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并且建立了分级财政体制框架分税制改革,然而这次改革虽然标志着改革进程初始阶段的结束,但这绝不意味着整个财政改革进程的结束。分税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即实现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仍未实现。这表明政府间财政体系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也成为了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
▲▲一、分税制体制下政府财政关系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职能及其在各级政府间的划分不明确
政府间职能的划分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础, 决定了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影响其各自的財政权利和财政利益。分税制改革虽初步建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但仍保留了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导致各级政府间职责和事权范围的模糊不清,重叠交替。例如某些本应由中央承担的职责却交给了地方,如:国防和气象管理;某些本属于地方的职责却由中央承担,如:基础教育;此外政府职能不能准确定位还会加重了各级地缝政府的负担,不利于政府间财力的合理分配。
(二)政府间财权划分很不规范
由于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清,致使收入划分依据不足。政府间收入划分不合理,难以满足基层政府履行其支出责任的基本资金需求,也不利于政府间财力的均衡分配,造成地区间收入划分的不合理。企业所得税仍按隶属关系确定归属,直接造成地区间收入的不平等。再如证券交易印花税实行中央和地方共享,但实际参与分享的仅上海、深圳两地,这也很不合理。
(三)税权在中央的过度集中
分税制改革之后,税种虽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划分,并分设国家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但从税收权限来看,仍主要体现为中央集权。地方没有税收自主权,所有“地方”税收都是分配的,并且税率和税基都是由中央政府设定。税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既不利于充分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不利于建立科学合理的税权划分体系。
(四)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
1.转移支付结构仍不够合理
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的财政状况,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问题,另外由于税收返还这种转移支付方式,使财政收入较多的省份获得的税收返还多,财政收入少的省份获得的税收返还少,不仅不利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反而还扩大了这种差距。
2.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
目前的转移支付中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相对来说比较规范,专项转移支付中项目繁多、交叉重叠、随意性强,难以避免寻租行为。而且部分专项转移支付有地方配套资金要求,给地方财政形成较大的压力。另外,除过渡期转移支付外,其他转移支付形式仍然采用基数法,导致对各地区的补助数额的确定带有随意性,达不到地区均衡的效果。
3.转移支付的监管未做到公开化
目前中央对各省转移支付不公开不透明,不仅严重影响到地方预算安排,还鼓励地方政府预算中留缺口,形成倒逼机制。而一些中央主管部门在审批过程中没有按规范程序操作,导致和地方“讨价还价”“买人情”等不良风气盛行。
▲▲二、未来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
针对财政体制至今为止的问题,政府已通过一些财政政策来应对这些问题。然而,这样的改革始终是渐进的,以短期的修补应对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并不清楚这种反应式增量改革在未来是否能够满足改革需要。例如,其他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在财政问题上采取渐进主义有时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事实上有时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对过渡性问题的过渡性修补有可能会对所需要的长期制度性变化产生永久性障碍。中国的经验表明:对复杂问题进行局部修补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新的问题需要新的修补,而新的修补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息。
未来中国财政改革可能同过去一样遵循渐进主义道路,只有当危机发生时才对其作出回应。如此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政府间财政这一关键问题仍没能成功得系统性处理,旧问题的未彻底根除加上产生的新问题的累积,中国的财政体系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并且很有可能将减缓今年来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因而,政府成功地在财政体制的关键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改革影响显得尤为迫切。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未来的财政和未来经济。毫无疑问,中国一旦掌握财政问题,就能像之前解决其他问题一样没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我们无法预言财政体系将在什么时候变化、如何变化或者时否认有意愿去改变,但我们仍旧认为,如果中国的增长没有严重地脱离轨道,一些变革即将到来。
参考文献:
[1]劳伦·勃兰特 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刘溶沧.中国财政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孙开.财政体制改革问题研究[J].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
[4]刘积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研究[J]北京:中国民族法制出版社.2008.8
政府会计改革攻坚 篇12
政府是一个非市场机构, 其收入来源于税收等, 支出则用于提供公共开支等, 收支状况如何对政府来说并不重要, 缺乏像企业那样的市场硬约束。因此, 政府缺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动力。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垄断性组织, 政府机构没有竞争压力, 它提供的服务往往是唯一的, 不像企业那样面临着别的企业的竞争, 因此失去了提高效率的重要刺激。政府机构绩效评判的标准十分困难。对企业来说, 利润是评判企业绩效的根本性标准, 但是对政府机构的绩效来说, 其标准的设定则十分复杂和困难。因此, 很难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不利于政府效率的提高。
由于政府行为缺乏竞争性和非营利目的性, 很难全面准确地核算社会成本, 从而导致政府会计缺乏成本核算动机, 使得政府各部门降低成本的动力弱化, 加之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完备, 从而使得政府低效率运行。减轻和克服上述政府失灵现象的手段之一, 是向公众提供更透明和全面的监督信息。失去监督就会产生“权力寻租”和更严重的腐败。在可能范围内, 提供尽可能多而全面反映政府行为活动的信息, 良好的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系统对于公共支出管理以及政策的制定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此次政府会计改革所调整的对象正是反映政府行为活动信息的重要一部分。新中国建立以来, 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为62亿元到2008年超过6.1万亿元, 增加了53倍;全国财政支出规模从1950年的68亿元, 扩大到2008年的6.26万亿元, 2009年预算安排7.62万亿元, 增长了1120倍, 最大的变化是, 财政运行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建设财政, 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的基本理念是, 政府财政应当侧重于向社会提供社会保障、科学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 以弥补市场失灵, 为市场主体营造一个规范、公平、稳定的竞争环境。“公共性”成为公共财政的本质特征, 政府很少或者不再提供私人产品。毫无疑问, 政府职能的转换和市场体系的完善已经为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然而, 现行建立在收付实现制基础上的预算会计体系, 已难以适应公共财物体制改革所提出的新要求, 难以担当其提供社会各方所需政府会计信息的重任。如何提升政府支出管理绩效, 提高财政支出透明度, 反映和防范财政风险, 将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供必要的会计信息, 全面反映政府经济资源、现时义务和业务活动全貌的会计体系, 已成为当前我国政府会计改革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路径摆在眼前, 毕竟,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例所处国情与我国大相径庭。中国未来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将按照“总体规划, 先易后难, 重点突破, 逐步推进”的原则, 重点研究解决界定政府单位范围、构建政府会计准则和制度体系、制定政府年度财务报告制度、确定实施权责发生制的程度以及政府会计改革的相关配套措施问题。
此次政府会计改革从高校、医院试点, 推广至所有事业单位, 再到行政单位, 直至总预算会计的过程中, 存在着若干不可预期的因素, 然而, 这实质性的第一步即将迈出。在完成本期专题采访过程中, 我们感受到新制度尚待打磨与商榷之处, 然而, 更多的是实务工作者、理论研究者、决策层传递出的理性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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