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苏维埃政府

中国苏维埃政府（通用8篇）

中国苏维埃政府 篇1

《政府采购协议》与中国政府采购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政府采购，《政府采购协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现状的简要介绍，提出了我国应该对于《政府采购协议》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完善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在合适的时机加入《政府采购协议》。

【作者】 潘江，外交学院，北京，100037 【关键词】 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协议》 wto 【abstract】this article propose that our government should have an active attitude toward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perfect our public procurement system, and even enter in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t a proper time through the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chinese public procurement.【author】pan jiang , foreign affairs college, beijing, 100037 【key words】public procuremen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政府采购的定义和特征

政府采购（government procurement）, 也称公共采购(public procurement)，是指公共部门为了开展日常政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方式、方法和程序（按国际规定一般应以竞争性招标采购为主要方式），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从市场上为政府部门或所属公共部门购买商品、工程及服务的行为。通过比较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the agreement on public procurement），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和还有欧盟（eu）《政府采购指令》（purchasing directives），概括而言，政府采购应该有以下特征。

1． 采购主体具有特定性。政府采购的主体，也被称作政府采购的实体，指的是依靠国家财政资金运作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公共事业机构等。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the agreement on public procurement）中规定：采购实体为一国政府部门、机构或它们的代理机构。各国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时应该提交一份采购实体清单，归入《政府采购协议》的附录1中。只有列入清单的实体才受《政府采购协议》约束，名单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的采购和地方政府的采购则不受约束。

2． 采购对象具有广泛性。采购的对象并不局限于货物，还有工程和服务，货物又包括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标准产品和非标准产品，既有军用品又有民用品。

3． 资金来源具有公共性。政府采购的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和需要由财政偿还的公共借款，这些资金其实都是最终来源于纳税人的和政府公共服务借款。

4． 采购活动具有非商业性。这一点所强调的是政府机关或者代理机构所为的采购不是以赢利为目的，也不是为了转卖，而是作为政府部门的最终消费或者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5． 采购过程有一定规范性。政府采购所包括的不仅仅是具体的采购过程，而且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以及采购管理的总称。而且在采购过程中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并不是简单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根据有关的采购法规，根据不同的采购规模，采购对象，采购时间的要求，采取不同的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使每项采购活动都要规范运作，体现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

政府采购已经有200年历史，而且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政府作为购买者，无疑是国内最大的购买者，它的购买力巨大。一般情况下，政府采购金额占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以上，美国则占到25%，韩国的政府采购制度规定，商品采购超过5000万韩元，中央和地方超过20亿韩元的特大型投资采购项目，由国家供应局集中采购；在加拿大，政府部门采购只要超过5000加元，就必须由采购中心集中采购。因此它对社会经济影响很大。而且，这一发展趋势还在继续，政府采购越来越多的影响着世界贸易。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历史和内容介绍

政府采购制度国际化的趋势得形成是伴随着国际贸易一体化的进程而来的，然而却落后于这一进程，在1946年起草关贸总协定的时候，当时政府采购的规模及市场份额都很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明显，所以关贸总协定中将政府采购作为例外，排除在总协定的约束范围之内。在关贸总协定第3条第1款规定：“国内税和其他国内消费，影响产品的国内销售，运输，分配或使用的法令，条例和规定，以及对产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须符合特定数量或比例要求的国内数量限制条例，在对进口国或本国产品实施时，不应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同时第5条也规定不允许“直接或者间接地要求产品的特定数量或比例必须由国内来源供应”。在国民待遇总协定第3条第4款也明确规定：“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领土时，在关于产品的国内销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全部法令，条例或规定方面所享有的待遇，应不低于相同的本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但是，第3条第8款（a）又规定，“本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有关的政府机构采购的法律，规章或细则，凡其购买产品为政府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商业性再销售或者为了生产作商业销售的货物者。” 同时还指出“本条例规定也不防碍对国内生产者给以特殊的补贴，包括从按本条例规定征收国内税费所得的收入中以及通过政府购买本国新产品的办法，向国内生产者给予补贴。可见，在关贸总协定成立之处，对于政府采购的作用估计不足，从而使各国政府有机会利用政府采购活动实行歧视的做法。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政府采购的规模不断增加，特别是进入80年代，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成为了国际贸易中货物或服务的最大买主。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日益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一个严重障碍。经过长期的谈判，东京回合谈判于1979年4月12日，在日内瓦签定了《政府采购协议》，并于1981年1月1日起对于已经接受或加入该协议的各国生效。在1988年，又一次对协议进行了修改。最终，在1993年12月，缔约国在乌拉圭回合上就新的《政府采购协议》达成了基本意向，由世贸组织成员方或《gatt》1947的缔约方自愿参加。在1996年新的《政府采购协议》生效，截止1996年12月签署成员有：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英国、爱尔兰、丹麦、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瑞典、芬兰、以色列、日本、韩国、阿鲁巴岛、挪威、新加坡、瑞士、美国、香港。迄今为止，gpa有27个成员方和21个观察方。《政府采购协议》未被纳入世贸组织的货物贸易的多边协议体系当中，而被称之为复边贸易协议(plur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复边”（plurilateral）指的是并非全部成员都参加的“小多边”协议而言。复边贸易协议（plur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与多边贸易协议（multilateral agreements）不同，对于多边协议，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要全盘接受，但是，对于复边贸易协议而言，是否接受，并不是成为世贸组织必要前提条件。这些复边贸易协议是作为世贸组织最终文本的附件出现的，只是在签字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生效。这样的复边协议共有4个，包括《政府采购协议》,《民用航空器贸易协议》（agreements on trade in civil aircrafts）,《奶制品国际协议》（agreements on international diary products）,《牛肉国际协议》（agreements on international bovine meat products）经过一段时间，后两个协议都先后失效，而只有前两个协议得以保存。

《政府采购协议》第一部分是序言和正文。序言表明了各缔约方缔结《政府采购协定》的原由及该协定拟达到的目标：正文部分由24个条款组成，分别从该协定的适用范围、国民待遇和非歧视待遇、限制竞争的方式、招标决标程序和防止歧视的其他措施等五个方面作了规定。第二部分是各缔约方承诺开放的政府采购市场的清单、发布政府采购信息刊物的清单等5个附属文件。在基本原则上主要强调两点：一是非歧视，一是透明化。

非歧视原则是贸易法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精神贯穿于整个世贸组织确立的法律框架。非歧视原则包括两个方面：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在《政府采购协议》中，最惠国待遇禁止在外国供应商之间实行歧视；国民待遇禁止在外国与本国供应商之间实行歧视。协议第3条规定：“关于本协议包括的有关政府采购的一切法律、规则、程序和措施，各缔约方应立即无条件地向来自另一缔约方海关辖区(包括自由区)的产品和供应者提供不低于：(a)向国内产品供应者提供的待遇；(b)向任一其它缔约方的产品和供应者所提供的待遇。

《政府采购协议》确立的另一重要原则是透明化原则。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招标过程的规定。该协议序言中明确提到，缔约各方期望提高政府采购法规、程序与做法的透明化。协议第9条要求，采购实体在采用公开招标和选择性招标进行采购时，对受协议约束的货物或服务采购都应在指定刊物上发布招标或邀请提交供应商资格的公告。公告中应包括采购方式、采购性质和数量、交货时间、经济和技术要求、付款数额和条件等基本信息，并注明拟购项目适用协议。公告的语言须为世贸组织官方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之一。拟购通知的内容应详尽并涵盖采购方式、采购性质和数量、交货日期、经济和技术要求、付款数额和方式等内容，以确保透明化。

同时，在《政府采购协议》中还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优惠的原则，这也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所以缔约方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特别不发达国家给予优惠待遇，以照顾其发展，资金和贸易的要求。在《政府采购协议》中第5条就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进行了规定，提到了议定的例外和技术援助等，一发展中国家可同在本协议下参加谈判的其他方商谈确定彼此可接受的作为适用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实体，产品和服务清单，但要考虑到每一实体，产品或服务的特定情况。这也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加入开辟了一条更宽广的道路，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与其他参加方进行谈判，从而，找到本国最佳的结合点，即最能够促进本国的发展，同时又相对减少对国家民族产业的冲击。同时，第5条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还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每一发达缔约方应在发展中缔约方提出请求时向发展中缔约方提供它们认为合适的一切技术援助，以解决这些国家在政府采购领域遇到的问题。这也体现对于发展中缔约方确实给予了区别待遇。而且，《政府采购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第20条，规定了质疑程序，要求当一方供应商对违反协议的情况提出质疑，缔约方要鼓励供应商通过与采购实体进行磋商来解决质疑。对于质疑，缔约方应该保证有一套“非歧视的，及时，透明且有效的程序”使供应商可以提出质疑。在22条，又规定了磋商和争端解决。一个缔约方认为自己享有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认为另外一方缔约方的未履行协议的义务使协议的目的受损，可以向另外一方提出书面陈述和建议，同时应该通知争端解决机构（dsb）。争端解决机构可以建立专家组，采纳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对次争端提出建议或者做出裁决，监督建议和裁决的执行，并授中止协议项下的减让和和其它义务或当不可能撤消与协议相抵触的措施时，授权进行有关补偿问题的磋商。而且，协议对于争端解决的整个程序规定了比较详细的时间限制，从而，保证了争端解决的进行。

中国政府采购的现状及我国对策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

我国政府采购工作试点始于1995年，1995年上海市财政局首先开始进行采购试点，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00年起在全国铺开。自1998年扩大试点以来，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蛋糕”急速增大。1998年政府采购规模为 31亿元，1999年为130亿元，2000年为328亿元，今年则争取比去年翻番。政府采购的范围也由单纯的货物类扩大到工程类和服务类。货物采购由车辆、计算机设备、医疗设备等标准商品逐步扩大到电梯、取暖用煤、建材等非标准商品。工程采购项目由办公楼建造、房屋装修维修扩大到道路修建、市政设施等大型建设项目。服务项目由会议接待、车辆加油扩大到网络开发、项目设计等技术含量较高的领域。

2000年，全国政府采购汽车39582辆，其中小汽车19162辆；采购计算机 212399台，两项采购金额合计约占年政府采购总规模的20%。而工程采购所占比重还比较低，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也预示着政府采购市场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各行各业的企业都有机会在政府采购这个大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

而且，从实践上和制度建设来看，我国也初步的具备了进行大规模的政府采购的条件。1．各地普遍设立了政府采购机构，1998年，国务院根据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的需要和国际惯例，明确财政部为政府采购的主管部门，履行拟订和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职能。随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相继在财政部门设立或明确了政府采购管理机构，负责制定政府采购政策，监督管理政府采购活动。到2000年，各地政府采购机构建设已基本完成，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设立了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这就为我国政府采购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而且政府采购规模日益壮大。2．政府采购制度框架初步确立。财政部继1999年颁布《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后，又陆续颁布了有关招标投标管理、合同监督、品目分类、信息公告管理、运行规程、政府采购资金财政直接拨付、中央单位政府采购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与此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也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为依法开展政府采购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3．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政府采购的运营效率也在不断提升。4．各地政府采购部门建立了市场调查和信息处理系统、招标投标和专家评审系统，很多地区都建立了地方政府采购网站，实现了网上招标投标。

而且，在这几年当中，因为有国家进行政府采购，根据国际上通行的政府采购成本降低的标准10%--15%计算，中国在这几年当中，为国家节余大笔资金。同时，通过政府采购，有效的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的难点---贪污腐败。在制度上，各省市已经初步建立自己的采购机构，采购规章等。这都说明我国政府采购虽然出现较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

从以上数据，我们能够看到我国政府采购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取得了交好的成效，但是我国的政府采购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财政部国库司政府采购处获悉，根据全国30个地区和中央单位上报的统计数，2000年全国政府采购金额328亿元，节约资金52.5亿元；其中，预算资金节约25.7亿元，节约率为11.6％。但是国际上通行的政府采购的规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到15％，我国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一万亿美元，据此计算，中国的政府采购规模大概应在1万亿人民币，而我国2000年的政府采购总额只是328亿元。而且，我国的政府采购发展时间较短，制度很不健全，可以说是任重道远。

虽然我国没有明确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但由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采购必须按照国际规则,实行国际竞争招标,事实上部分政府采购市场已经开放.例如,1997年财政我国实际使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为16.31亿美元，这就意味着使用这些贷款的采购就要再国际市场上进行公开的招标.另外,我国政府在办公用品、公务用车等消费领域早已购买外国商品,政府拨款的公共设施建设中所需的一部分先进设备也是从国际市场上采购的。并且1996年我国政府向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提交的单边行动计划中,明确了我国最迟于2020年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中国的政府采购正在一步步向国际市场靠拢，同时我们也应该逐渐适应国际市场的规范。

中国应该怎样面对《政府采购协议》 对于《政府采购协议》，我在前文当中已经有所叙述，对于这一世贸组织的诸边协议，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是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有的学者强调加入世贸组织就必然要加入《政府采购协议》，认为这是我国政府的必由之路，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作为诸边协议，世贸组织的参加国或地区不一定要加入，这一协议也只是对于参加方有效。所以，虽然我们要加入世贸组织，但是并不是我们必须要加入《政府采购协议》，探讨我们怎样面对《政府采购协议》就有其必要性。

加入《政府采购协议》就意味着在这些国家之间要互相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作为《gatt》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例外的政府采购就不能够再成为政府用来保护民族产业和本国企业的方式，虽然同时成员方也获得了进入其他国家的政府采购市场的机会，但这也不能够排除其他国家的企业以相同的条件投标，或者获得项目，如果没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在这一看似平等的对等开放中，就会有国家吃亏了。发达国家加入的目的还是来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

但是，从协议的要求来看，《政府采购协议》的贸易自由化的要求还不是很高，各国政府可以自主地决定相关领域的开放程序，加入之后，将有利于一些优势产业发展的国际化。本国政府对《政府采购协议》的义务的控制性主要表明为：第一，只有本国政府列入附件1的政府采购实体进行的采购才承担相应的市场开放的义务；第二，对于次中央政府的采购，成员方可以严格按照互惠原则协商确定彼此开放的领域；第三，不实行最惠国待遇原则，相应的对外开放领域只取决于两国政府的双边谈判，本国可以有选择地决定对相关国家开放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第四，《政府采购协议》第23条规定了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方面的例外，来限制《政府采购协议》适用，从而维护成员方的国家主权。然而，究竟什么是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该协议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实际上为各成员方回避相关义务提供了一个口袋条款；第五，该协定对于发展中国家规定了相应的优惠措施。同时第5条规定了可以允许成员方相互协商来排除适用于国民待遇的规定；第16条规定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贸易补偿。同时，协议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大，程序也越来越严格和科学，《政府采购协议》自身的多边化亦是大势所趋。在东京回合形成的1979年协议中，其适用范围只适用于货物采购。1987年修改时，虽未将服务采购纳入到协议的适用范围中来，但是在门槛金额上从15万特别提款权降到13万特别提款权，并把租赁合同纳入进来。同时对协议其他方面的修改包括：增加了不得基于与外国的所属关系和外国所有权比例的程度而在当地建立的供应商之间实行差别待遇，不得基于被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生产国别而歧视在当地建立的供应商的规定；完善了招投标程序；改善了合同授予后的信息披露机制，要求采购实体在指定出版物上公布合同授予的公告。乌拉圭回合形成的新协议则在适用范围上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将采购标的从货物扩展至货物和服务(包含工程服务)；将采购实体的范围从中央政府实体扩展至次中央政府实体和公用企业。此外，新协议在招投标程序、补偿交易的禁止以及救济程序和争端解决程序方面也更加严谨。

并且，从实践来看，我国经过将近6年的政府采购试点以及推广，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初步建立了政府采购的相关制度。我国的行业，企业在经过改革开放的20多年的发展和磨练，一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了在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

综上所述，我认为加入《政府采购协议》有益而无害，但是，我们应该选择加入的时机，在未作好充分的准备之前，不能够匆忙加入，那样给国内市场带来的冲击将会非常大，而且，作为对国内企业以及工业保护的很有效的措施的作用也将不会再有。因此，我建议，中国再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并不急于签署《政府采购协议》，而应该抓紧时间，完善自身，在法律，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作好准备。也就是需要一个过渡期。大约十年左右，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规定,到201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民族产业的发展程度将初步具备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条件。

而且这些现在已经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国家的民族产业在政府指导和扶持下以及市场竞争中得到长足发展，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中国在加入之前也应该考虑这些因素，从而确时机是否成熟，主要要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与政府采购关联度大的产业的发育状况，其他国家在与我国谈判中所给予的市场准入承诺和能给我国带来的好处。从现阶段来看，我国的各产业生产力水平都不高，很难与发达国家抗衡，我国农业生产更是效率低下，很明显，现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肯定是不合适的。我国政府采购的对策

但是，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之前的几年时间，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1． 完善我国关于政府采购的立法，明确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目标和原则。我国的立法工作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在2001年10月22日，政府采购法草案首次提请今天开幕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预计明年能够实施。我国抓紧时间进行国内立法是有道理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用政府采购来保护国内产业，比如美国有《购买美国产品法》（buy american goods act），和《联邦采购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联邦政府在进行物资采购和公共建设项目时，必须承担购买美国制造产品的义务。虽然这一法律对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签字国的限制已大大减少，但对未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国家仍然适用，从而使美国的国内工业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支持。对于这一做法，我们国家可以借鉴。

在立法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不能只从实现国家利益---节约财政资金，提高资金的有效利用率，还要注意保证所有供应商获得政府定单平等机会。应该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充分竞争的原则，把政府采购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利用政府采购，促进经济结构的改善，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2．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应该循序渐进，这样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做法。这也是各国的通常做法，美国只将50个州中的37个列在协议的适用范围内，而且这３７个州也没有将所有机构都包括进去；奥地利的供水、港口部门的采购市场不对加拿大和美国的供应商开放。泰国法律规定，如本国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只要价格不高于其他国家产品的10％则优先购买本国产品等等。我国也应该对于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产品分别有所区别的列入承诺清单。对于我国的已经有所发展，并且有一定规模的，有一定竞争力的行业，可以先行开放。而且，门槛价的选择。按照国际惯例，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谈判中，门槛价的标准可随不同层次的政府和不同的采购实体而有所不同。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比较国外的做法，以争取最符合和最有利于我国实际情况的结果。3．在政府采购中争取达到公开，公平，透明的目标。政府采购的方法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公开招标；选择性招标；谈判采购；征询建议；两阶段招标；询价采购；单一渠道采购共七类。公开招标为政府采购的首选方法；国际规范要求对公开招标以外的每种方法的采用必须符合其适用环境，并通过主管部门的批准，采购机构需要做出书面报告，并对使用该方法做出详细说明。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我国的网络采购，据新华网北京10月23日电讯，德国联邦内政部宣布，未来联邦政府部门所需的商品或服务将全部通过网络招标采购。预计明年初政府将举办第一次网络招标。出台网络采购的具体政策，将网络采购写入《政府采购法》,并且尽快公布技术方案和网站竞价采购平台 使企业按照政府需求的标准进行信息化与采购网站信息沟通，加快政府网络采购平台的建设。我国也应该把网络采购写入《政府采购法》，保证将来的政府采购有法可依。后 记

在现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国家中，基本都是发达国家，称之为“富人俱乐部”。而发展中国家很少加入，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这是因为各缔约方在签署条约时，总是考虑的自己国家的实力和利益。发展中国家如果在没有考虑自己国家的实力的前提下而贸然加入这一协议，只能是自己敞开大门，没有了任何防备，而同时又不能从别人敞开的大门中获得任何利益。所以我们对于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决议做出要更加慎重，但是向国外开放我国政府采购市场是进一步与国际融合的必然结果，是促进我国企业进益改善自身，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很好的方法。但是我国还是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同时要建立我国自己的《政府采购法》，在统一完善的法律体制下使政府采购正确发展，并且，也应该给我国的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进入国际市场，使其能够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锻炼自己，迅速成长起来。我国也要利用这段时间作为过渡期，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保护我国国内产业，使其在这段时间能够在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下，对于国内的中小企业和民族产业给予保护。我国政府在经过准备之后，肯定能够在国际市场发挥自己的作用。总之，中国加入《政府采购协议》是历史的必然潮流，这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更能够促进我国的企业走向世界。但是现在时机仍然不够成熟，我们只有在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能够加入，否则，虽然有很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措施，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能够使其实际发挥作用。但是，永远排斥在《政府采购协议》之外也不是很好的选择，只有我们加入到游戏当中，我们才能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才能有所发言权，还有如果中国的企业有了足够的实力来参与国际竞争，那我们的国家就应该为其创造更多的机会。

参考文献：

1．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2．．konstantinos admantopoulos, an anatom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

3．曹富国，何景成编著，政府采购管理国际规范与实物，企业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4．楼继伟主编，《政府采购》，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5．杨荣珍：《wto中政府采购问题初探》，《国际经济贸易探索》1997年第5期。6．艾广青、马妍：《政府采购制度对我国的借鉴》，《财经论坛》1998年第8期。7．周新宇、于辉：《加入wto于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开发》，《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中国苏维埃政府 篇2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政府,决策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很多, 从不同的角度来区分, 有不同的类别。通过调查研究西部地区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政策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直接代表、举办会议、提供信息和政策建议、私人接触、借助新闻媒体、其他途径。

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效果分析

1. 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效果

(1) 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基本情况。2003年至2004年间, 以怒江事件为标志, 环保NGO在公共政策参与领域表现活跃。怒江保卫战缘起于2003年8月递交国家发改委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怒江地区身处水资源丰富的“三江并流” (金沙江、澜沧江、怒江) 地区 ( (怒江地区水资源占云南省总量的47%, 可开发装机容量达4200万千瓦, 是全国六大水电基地之一) , 但同时却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为摆脱贫困, 当地政府决定开发利用怒江水资源。报告审查会上, 环保总局官员以在怒江中下游修建两库十三级水坝的方案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估法》为由拒绝签字。一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强烈要求修建电站, 另一方却始终坚守环保底线, 环保与发展的争议由此而生。

随后, “绿家园志愿者”、“云南大众流域”、“自然之友”等多个环保NGO积极投入到“怒江保卫战”之中。通过媒体、网络、讲座、论坛等形式, 环保NGO积极向公众宣传怒江建坝情况,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 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参政情况。2003年两会期间, 反对怒江建坝的提案提交到了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2003年11月, 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中美环境论坛”上, 与会NGO共同讨论如何保护怒江。2003年11月底, 在泰国举行的“世界河流域人民反坝会议”上, 60多个国家的NGO以大会的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 签名最后递交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回信称“关注怒江”。NGO的努力暂缓了怒江的命运, 2004年2月, 温家宝总理对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 应慎重研究, 科学决策”, 怒江大规模建坝工程由此暂告段落。

2. 志愿者参与政府决策效果分析

(1) 志愿者发起的免费午餐计划。2011年3月9日, 由邓飞等媒体人在微博上发起“免费午餐”活动, 倡议社会捐款。短短两个月, 不断有人关注“免费午餐”, 捐钱捐物。该活动当时募集到176万余元善款, 贵州、河南和湖南三地的7所山村学校的孩子吃上了免费午餐, 还有10多所学校提出申请, 等待审核。

网友们的善举, 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注意。5月3日, 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承诺将捐款1万元支持免费午餐湖南项目。还有很多热心人士, 捐赠3元、30元、50元不等的费用, 爱心在网络上蔓延。201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已投入100亿元财政资金用于中西部农村1100万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

(2) 志愿者发起的免费午餐计划参政效果。2011年10月26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为680个国家试点县的所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提供每天3元钱的营养膳食补助。通过这一政策, 首先解决最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生在校吃饭问题, 受益学生达到2600多万, 占中西部农村学生的近30%。

2011年成为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变革之年, 正如免费午餐计划所提出的:“‘免费午餐’项目由志愿者、政府、媒体、公益机构、电商营运的互动、无所不在的网友、神出鬼没的旅友等一起参与营运及一线监管。”背靠网络, 倚赖民间, 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已经诞生。未来, 政府力量的介入必将举足轻重, 而民间公益组织也可堪当大任。

二、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的影响因素

通过以上三个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例子中, 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非政府组织已经逐步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但能够真正参与到政府决策甚至能改变政府决策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是少之又少, 究其原因, 我认为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首先, 中国非政府组织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产生出来的。改革之前的中国, 国家不但垄断着绝大部分既有资源, 而且在新的资源出现后, 也总是利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 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掌握NGO生存空间大小的主动权依然在国家手中, 社会力量的壮大依然寄希望于国家权力的主动推出。

其次, 西部地区非政府组织自身的能力因素。外在的环境对西部地区非政府组的产生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限制和约束作用, 但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NGO自身的能力问题。如果NGO不具备必须的能力, 那么即使外在的环境再好, NGO却缺乏承担职责的能力, 那么NGO的作用也是无法发挥出来的。

再者, 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态度, 即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接受程度。中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为了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 往往采用利用国家权威或者行政网络的方式来使得自身合法化。在目前中国的状况下, 政府给予了NGO一定的发展空间, 但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依然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注册管理过程中的限制依然非常多。

参考文献

[1]怒江建坝工程可参见《南风窗》2004年6月16日、2004年11月16日、2004年12月16日、2005年6月1日、2005年2月16日五期内容中的相关报道。

[2]南都社论:《免费午餐政府助推民间力量堪当大任》

中国苏维埃政府 篇3

关键词:洛克;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制衡;有限政府

洛克的自由主义被美国奉为神圣,成为民族理想。洛克的政治思想对后来的政治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托马斯·杰弗逊等美国政治家,并且在美洲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洛克的影响在法国则更为激烈。甚至启蒙运动乃至法国大革命都与洛克的思想不无关系。洛克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天赋人权”学说。他把在英国革命中提出的各种基本要求概括为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并把它们说成是天赋人权。在如何制约和控制权力的问题上,无论是在学理探索还是制度安排方面,人类一直在竭尽所能,寻求合理的根据与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洛克以其独特的方法和视角,构建了自己的有限政府理论,对人类社会的制度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洛克有限政府思想的主要观点,对于今天中国政治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都有重大的参考和现实意义。

一、洛克有限政府思想的主要观点

洛克在政治著作《政府论》(下篇)中,系统地阐述了有限政府思想,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有限政府产生——克服自然状态的缺陷

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平等、安全、和平、友爱、互助的自然合成体,人人都享有生命权、生存权、健康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这些是人生来就享有的完全自由的权利,并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人的权利相等,人人都能根据自然法保障自己的权利,惩罚侵害自身权利的人。但自然状态存在缺陷:第一,缺少一种人们共同同意并明文规定的成文法;第二,缺少一个按照既定法律来裁判一切争端的裁判者;第三,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断。在这种状态下,由于种种原因总会有些人不遵守自然法,用强力去剥夺他人的自由,人们的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力实际上得不到保障。为了克服自然状态的缺陷,人们便订立契约,并自愿让渡一部分自然权利,组成国家,建立政府,这就是国家政府的起源。如果大多数公民觉得权利的执行者没有很好地执行他们的意愿,或者他们想要修改他们的意愿,他们是有权收回或修改。“如果一个国王已使自己不再成为国王,并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人民不来控诉他这个已经丧失其国王地位的人,如同对待与他们处于战争状态的其他任何人一样呢?”[1]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归属于人民,因而它必然是相对的、有限的,必然在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

(二)有限政府的运作——法制原则和多数决议原则

洛克认为要通过法治原则来规范政府权力运作与权力范围。政府之所以应该实行法制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它可以使人民知道自己的责任,并能在法律范围内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自由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怎样的那种自由,而是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2]第二,它可以把政府的权力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所诱惑而去为所欲为。立法或最高权力机关必须以颁布经常有效的法律并由有资格的著名法官执行司法和断定人民的权利。“统治者应该以正式公布的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临时的命令和未定的决议来进行统治。”立法机关也不能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转让给他人。

洛克认为政府运行的另一个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某些人基于每人的同意组成一个共同体时,他们就把这个共同体形成一个整体,具有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的权力,而这是只有经大多数人的同意和决定才能办到的。人人都应根据这一同意而受大多数人的约束。”[3]这一原则关系到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决策,二是社会成员与政府的关系。在洛克看来,意见的分歧和利害的冲突,在各种人的集合体中总是难免的。因此,只有通过每个人的同意才能形成对每个人有约束力的公共决策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又必须行动一致,所以,“这就有必要使整体的行动以较大的力量的意向为转移,这个较大的力量就是大多数人的同意。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共同体而有所行动或继续存在……”由此可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既是对政府运作的约束,也是对政府运作的保障;它约束政府应以多数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又保障政府不致因少数人的反对而瘫痪。

(三)有限政府的构建——人民同意原则、分权制衡原则

所谓人民同意原则是指政治社会的建立、政府权力的形成和行使、政府形式或国家制度结构的确定和变更等,都要以人民的同意为基础。洛克指出,“政治社会的创始是以那些要加入和建立一个社会的个人的同意为依据的;当他们这样组成一个整体时,他们可以建立他们认为合适的政府形式。”这就是说,只有经人民同意的政权,才是具有合法性的政权。这里的合法性不是指是否符合法律,而是从法理上说颁布法律的政府本身是否合法,如果这种政权根本不具有合法性,就是篡夺或暴力征服的政权。尽管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但他仍对政府充满了忧虑,认为掌握权力的人在其自私的本性支配下,必然会滥用权力,除非这种权力受到制约。“统治者在野心和奢侈的怂恿下,想要保持和扩大权力,不去做人们当初授权给他时要他办的事情,加之献媚逢迎使君主认为具有与其人民截然不同的利益,于是人们发觉有必要更加审慎地考察政权的起源和权力,并找出一些办法来限制专横和防止滥用权力……”鉴于此,洛克提出政府不仅应当实行分权的原则,而且各权力也应当相互制衡,即分权制衡原则。洛克认为立法权和执行权分立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法律可以在短期内制定,因而立法机关不必是常设的机关;但是,法律的执行是经常的事情,需要一个常设的机构。所以,两种权力应该分立。第二,“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符合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同时,洛克认为在政府存在的情况下,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但执行机关有召集和解散立法机关的权力。洛克有限政府思想实际上是试图通过限制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来协调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关系,在公民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的边界之间寻求平衡的政府理论。[4]

二、有限政府思想带给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考

洛克的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民主制度的健全,社会结构的变迁,依法治国的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构建有限政府和打造有限政府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原则和目标取向。为此,我们必须对现有行政管理体制和模式进行改革,实现三个转变,才能真正履行好上述职能。

(一)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自政府产生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政府模式不同,大致路径是专制政府——放任政府——全能政府——有限政府。在早发现代化国家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政府权力相对缩小的过程。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虽然在其早期阶段,出现了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改革,政府权力加速扩张,但随着社会力量的成长和社会机制的完善,政府权力将会逐渐缩退。随着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自由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权力和社会能力的加强,必然要求缩小政府职能,扩大社会自治功能,即在缩小政府职能和权力、裁减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同时,把原来由政府管理的大量社会、经济事务交给个人、企业或中介组织去处理。“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为此,应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使政府能真正“归位”,认真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项职能。

(二)实现从权力政府向法制政府转变

温家宝总理指出,建设法制政府,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国家,有限政府是法制的要求,宪法和法律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依据,只有它才能决定公共权力的边界。建设法治政府目的是用宪法和法律制度规范政府的权力运行,使行政权力授予有据、行使有规、监督有效,做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防止行政权力的缺失和滥用,带动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政府不仅要依法保护公民权利与市场秩序,还要严守法律的规范以避免对公民权利与市场秩序的不当干预,因而,建立法制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入WTO的根本要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及实施,对准确界定政府权限,打造适应市场经济的有限政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表明,我国政府正在摒弃过去的权力型政府管理模式,逐步进入一个法治型政府时代。

(三)实现从封闭政府向透明政府转变

行政权力具有扩张和滥用的倾向,如果不有效监督和约束,必然走向腐败。“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纲领》指出“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外,行政机关应当公开政府信息。对公开的政府信息,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应当为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这意味着政府行政行为要告别传统的暗箱操作。行政信息公开,有利于将行政权力掌握者和行驶过程全部纳入监督视野,有利于公众参政议政,有利于构建公民参与和良性互动的机制,防止公共权力被部门权力肢解;防止国家利益被部门利益肢解。我国通过全面推广电子政务,构筑数字化政府,推进政务公开建设,大大促进了我国政府信息的公开化,有效改进了过去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状况,使公众和企业平等地知悉和享用政府资源。这深刻地表明了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告别暗箱操作向阳光行政转变。

参考文献:

[1]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篇4

1、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与政治的计划管理和中央集权。改革开放后，全能主义逐步消减，计划管理和中央集权正在向市场体制和集权分权相结合的体制转变。

2、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是由1927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分裂，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些脱离共产党的人士共同组成新的党派——第三党转变而来。

3、50年代到60年代间，司法机关都遵守政策高于法律和大于法律、法律依附和从属于政策的原则。

4、一般的市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没有立法权。

5、上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法律上的指导关系，工作上的相互联系关系。

6、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不是国家元首，而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因此，在新中国建立至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相当于国家元首，是一种集体的国家元首制度。

与1954年宪法的规定相比，有一定的缩小。

8、宪法规定，民族乡不是民族自治地方，不设民族自治权。

9、建国初期，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既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又是国家权力机关，由它产生中央政府。

二、1、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与政治在走向现代化的变革过程中，全能主义逐步消减，计划与集权体制正在转变，现代化的因素正在增加。主要体现在（1）在社会自主权方面，共产党首先放松了对农村的控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有了支配自己劳动时间的自由。（2）在党政关系上，进行了一些改革。（3）在立法体制上，1982年新宪法规定，中国实行两级立法体制。

（4）在中央集权体制方面，高度集权的体制有所改善。

（5）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计划体制正在转型。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6）在意识形态领域，政治控制也放松了许多。

2、“五四宪法”同时又是“共同纲领”的新发展。

首先，在宪法的体系结构上，“五四宪法”的体系结构更为合理、紧凑；其次，在宪法的内容上，“五四宪法”取消了“共同纲领”中一些过时的规定，并增加了新的内容；再次，在指导原则上，“五四宪法”通篇贯穿着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个原则。

3、执政党与国家行政机关关系可以归纳出三个特点：（1）重大事务的决定权由执政党作出，国家行政机关仅仅是执政党的执行机关，没有自身的独立性；（2）执政党掌握国家行政机关人事权，包括选举职务人选的推荐，任命职务人选的确定，行政机关没有自身的高级领导职务任命权；

（3）各级党组织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办公会议或常务会议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4、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行政区划和行政建制经历了多次调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49年至1954年，地方

政府机关实行大区、省、县、乡四级体

制。

1.契约论国家起源说：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是对国家和政府的起源的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洛克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自由、平等、财产都是人们的自然权利。但自然状态缺乏公共的裁判者，所以当它的成员受到损害时，得不到申诉和裁决。于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组成“公民社会”，借助法律来保护和约束人们的自由，保护人民的财产权利。政府就是应保护财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卢梭也持类似看法，著有《社会契约论》，专门讨论国家和政府的起源问题。但是社会契约论也不能科学地解释国家和政府的起源。

4.政府体制：政府体制是指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构成原则、机构设置、职权划分、结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

中国政府等级架构（精选） 篇5

中国干部行政级别有比较严格的划分，级别一般直接影响待遇，包括工资、分配住房、差旅标准、退休安排等等诸方面。而且原来的行政级别划分并不限于政府职能部门，其他所有国有企业机构和部门都有同样的级别划分，包括军警、国有公司、学校、医院等各行各业，均参照政府部门行政级别。近年来中国政府推行改革，逐渐在非政府部门取消此类行政级别。

[编辑] 具体级别

等级 行政级别 代表职务 对应军队级别国家级正职 国务院总理

2-4 国家级副职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

4-8 省部级正职 省、直辖市、自治区正职 国务院部委部长或主任 大军区、军种正职

6-10 省部级副职 省、直辖市、自治区副职 国务院部委副职 国务院部委下属国家局正局长 正军级

8-13 厅局级正职 国务院部委各司正职 省市自治区厅、局正职 地级市正职、巡视员 正师级

10-15 厅局级副职 国务院部委各司副职 省市自治区厅、局副职 地级市副职、副巡视员 副师级

12-18 县处级正职 国务院部委各司下属处正职 省市自治区厅局下属处正职 地级市局、区、县正职、调研员 正团级

14-20 县处级副职 国务院部委各司下属处副职 省市自治区厅局下属处副职 地级市局、区、县副职、副调研员 副团级

16-22 乡科级正职 乡长 地级市局下属处处长 县级市下属局局长、主任科员 正营级

17-24 乡科级副职 副乡长 地级市局下属处副处长 县级市下属局副局长、副主任科员 副营级

18-26 科员级 村长、科员 连级

19-27 办事员级 办事员 排级

正厅级或以上为高级干部。

省会城市一般为副省级城市，下属干部级别高于地级市一级。

行政级别原则上与党内职务无关，但是地方官员同时任上一级党委常委的，级别按上一级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事务局2008年12月8日颁布的《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直接从各类学校毕业生中录用的、没有工作经历的公务员初任职务及级别如下：

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任命为主任科员，定为22级；

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任命为副主任科员，定为24级；

大学本科毕业生、获得双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含学制为六年以上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生班毕业和未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任命为科员，定为25级；

大学专科毕业生，任命为科员，定为26级；

中国地震局政府采购规程 篇6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局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工作效率，明确政府采购工作程序，根据《中国地震局政府采购管理细则》，制订本规程。

第二条 中国地震局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震局和各直属单位（以下简称采购单位）实施政府采购活动适用本规程。

第三条 采购单位实施政府采购的程序包括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确定政府采购采购方式、确定采购文件、施行采购、确定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验收、采购资金支付和文件管理等工作过程。

第二章 政府采购预算

第四条 政府采购预算，是反映采购单位政府采购项目及资金的计划，是部门预算的组成部分。

第五条 采购单位上报“二上”部门预算时，应同时组织编制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根据财政部“二下”政府采购预算批复，组织开展本单位政府采购活动。

第六条 政府采购预算一经批准，原则上不再调整。

确需调整或追加政府采购预算的，采购单位应当在实施采购前30日内，将调整后的政府采购预算经中国地震局审核后，报财政部备案。

第三章 政府采购实施计划

第七条 政府采购实施计划，是政府采购预算的具体实施方案，也是政府采购执行和考核的依据。政府采购实施计划主要内容包括采购货物、工程及服务的名称、采购预算、数量、资金来源、交货（工）时间、技术指标和服务要求等。

第八条 采购单位收到部门预算批复后，应将细化的政府采购项目，按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组织编制本单位政府采购实施计划。采购单位应于收到部门预算批复后25日内，将本单位的政府采购实施计划上报中国地震局。

第九条 中国地震局负责组织编制中国地震局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将政府采购实施计划上报财政部，并分别抄送相应的政府采购机构及委托其实施。

第十条 中国地震局政府采购实施计划一经批准，原则上不再调整。确需调整的，采购单位应在采购活动前30日内，将变更的文件报中国地震局，文件包括：

（一）调整理由：采购项目调整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

（二）调整的内容：预算、数量、技术指标等；

（三）调整前后比较：调整前后在目标、预算、数量、技术指标、质量等方面的比较分析。

第十一条 采购单位可于每年10月底之前将本单位调整或增加的政府采购实施计划报送中国地震局。

第四章 政府采购方式确定

第十二条 政府采购实行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部门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三种组织形式。

第十三条 达到公开招标标准以上的采购项目，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公开招标标准以下的采购项目，应当依法采用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或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第十四条 集中采购机构采购中采用协议供货、定点采购的，由采购单位按照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规定的程序执行。

属于集中采购机构采购、达到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规定的公开招标限额以上的，应委托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组织公开招标。

第十五条 采购单位委托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承担招标工作的，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签订委托协议，协商确定委托事项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 部门集中采购项目的实施由采购单位择优选取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地震政府采购中心或入围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经中国地震局同意后单位委托其实施。因特殊情况确需自行采购的，应当按程序审批。

第十七条 采购单位委托地震政府采购中心或入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承担招标工作的，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签订委托协议，协商确定委托事项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八条 分散采购项目由采购单位自行负责实施。

第十九条 采购单位因特殊情况需要自行采购属于集中采购项目的，应事前提出书面申请和说明理由，报中国地震局审批后实施。

第二十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应由采购单位提出书面申请，说明理由，经中国地震局审核，报财政部批准后实施采购：

（一）应当采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因情况特殊需要采用其他采购方式的；

（二）公开招标中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不足3家造成废标，需要采用其他采购方式的；

（三）因特殊原因需采购进口国外产品的；

（四）其他需报中国地震局审核同意的特殊情况。

第五章 采购文件确定

第二十一条 采购单位负责提出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技术要求的编写程序：

（一）项目实施部门根据项目设计和市场产品状况，负责起草招标文件技术要求；

（二）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审定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对于重大的、技术复杂的项目，应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必要时，可聘请熟悉该领域技术状况的社会专家参加论证。

第二十二条 招标文件商务部分由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会同采购单位进行编制。

第二十三条 对于重大、技术复杂或者对技术指标意见不一致的采购项目，应当举行项目论证会，论证内容包括采购项目的商务要求、技术指标和评分细则等。

第二十四条 采购文件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得限制供应商公平竞争或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不得以任何方式指定品牌和供应商。采购单位提出限制性条款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予以修正。

第二十五条 招标文件已经确定，原则上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应重新履行审定程序。除招标采购方式外，其他采购方式的采购文件参照招标文件确认程序。

第六章 施行采购

第二十六条 采购单位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实施计划中确定的采购范围和方式组织采购活动。

第二十七条 实行招标采购方式的，应当按《政府采购法》和《招投标法》等有关法律、规章规定的程序及要求，编制标书、刊登公告或发投标邀请、接收投标、组织开标、评标和定标。

第二十八条 采购文件编制完成后，应经采购单位签字并盖章确认，由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第二十九条 邀请招标项目，招标文件经采购单位确认后，由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负责按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期限不得少于7个工作日，公告期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由专家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由采购单位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共同从评审合格的供应商中随机确定5家以上（含5家）入围供应商。

第三十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缩短采购公告期限的，由采购单位提出申请，经中国地震局审核报财政部审批后实施。

第三十一条 公开招标、邀请招标采购项目，采购单位因特殊情况需对已经公布的招标文件作必要的澄清或更正的，应当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15天前提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按照有关规定发布更正公告并通知潜在供应商。超过规定期限的，采购项目的开标时间应当向后顺延。

第三十二条 采购代理机构应于评审活动开始前1个工作日，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随机抽取评标专家，专家不得少于评审或谈判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采购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应监督评标专家的抽取过程。

经抽取，专家库不能满足需要的，可以另行选取专家，但应当在评审工作结束后10日内，将评审专家名单报财政部。

第三十三条 采购单位需要派代表参加评审的，应当向被委托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出具推荐函，同时报中国地震局备案。推荐函须加盖公章，内容应当包括采购项目名称、被推荐人姓名和职务等。

项目主管人员和行政监督管理人员不得作为专家参加评标。第三十四条 重大、技术复杂的采购项目，采购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应对评审全过程进行监督。

第三十五条 公开招标、邀请招标采购项目，应当按照预先公告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开标。开标由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主持，采购人、供应商和有关方面应派代表参加。

第三十六条 公开招标、邀请招标采购项目开标时，应当由供应商或者其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也可以由采购单位委托的公证机构检查并公证；经确认无误后，由工作人员当众拆封，宣读投标供应商名称、投标价格、价格折扣、招标文件允许提供的备选投标方案和投标文件的其他主要内容。

第三十七条 公开招标、邀请招标采购项目，采购单位对采购项目设有拦标价的，应在供应商提交投标文件的同时密封提交拦标价，拦标价应当加盖采购单位公章。

第三十八条 公开招标、邀请招标采购项目，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安排各评标委员会成员单独评标，采购单位派出的非评标人员不得参加评标，并应当退出评标现场，但纪检监察人员除外。

第三十九条 采购单位需要对采购需求和项目背景进行一般性陈述的，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注明；需要进行特别陈述的，应当提供文字说明并由负责人签字，加盖采购单位公章，由采购单位代表在评审或谈判活动开始前提交评标委员会宣读并作为业务资料存档。

第四十条 竞争性谈判项目采购的，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成立谈判小组。谈判小组由采购单位的代表和有关专家共3人以上的单数组成，其中专家的人数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二）制定谈判文件。谈判文件应当明确谈判程序、谈判内容、合同草案的条款以及评定成交的标准等事项。

（三）确定邀请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名单。谈判小组从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名单中确定不少于3家的供应商参加谈判，并向其提供谈判文件。

（四）谈判。谈判小组所有成员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谈判。在谈判中，谈判的任何一方不得透露与谈判有关的其他供应商的技术资料、价格和其他信息。谈判文件有实质性变动的，谈判小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参加谈判的供应商。

谈判小组根据谈判文件规定确定谈判结果。

第四十一条 采取询价方式采购的，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成立询价小组。询价小组由采购人的代表和有关专家共3人以上的单数组成，其中专家的人数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询价小组应当对采购项目的价格构成和评定成交的标准等事项作出规定。

（二）确定被询价的供应商名单。询价小组根据采购需求，从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名单中确定不少于3家的供应商，并向其发出询价通知书让其报价。

（三）询价。询价小组要求被询价的供应商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询价小组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确定询价结果。第四十二条 采取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采购人与供应商应当遵循本规程规定的原则，在保证采购项目质量和双方商定合理价格的基础上进行采购。

第七章 确定中标供应商

第四十三条 评审结束后，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将评审报告送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应当在收到评审报告5个工作日内予以确认。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负责按照评标委员会确定的采购结果，在指定媒体上发布中标公告，并向中标供应商发出中标通知书，向未中标供应商发出未中标通知书。

第四十四条 采购项目废标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按规定发布公告，并根据有关规定重新确定采购方式后组织采购。

第四十五条 采取竞争性谈判、询价和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采购单位根据谈判小组确定的结果，向中标供应商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向未中标供应商发出未中标通知书。

第八章 签订合同

第四十六条 采购单位应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与中标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第四十七条 采购合同应当使用财政部监制的政府采购格式合同文本，由采购单位根据招投标文件和商务谈判结果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第四十八条 政府采购合同的必备条款包括：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合同通用条款与专用条款、合同标的质量及数量、合同金额、交货（工）时间及地点、验收、资金支付、违约处理、合同附件、中标通知书等。

第四十九条 政府采购合同应采用中文简体字，产品技术说明中若有其他文字表述的应译成中文，专用字母、词和词组应提供中文注解。

第五十条 政府采购合同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除招标文件有特殊要求外，均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的计量单位。

第五十一条 政府采购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合同正文统一采用A4复印纸。

第五十二条 集中采购机构采购中属于协议供货、定点采购的采购项目，采购单位应按照中央国家机关采购中心规定的政府采购合同格式签订。

第五十三条 政府采购合同应由双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经其正式授权的委托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或招标文件规定的合同生效条件达成时生效。

第五十四条 政府采购合同（包括追加或补充合同）一式四份，采购单位保存2份、供应商1份。达到财政部备案要求的政府采购合同，采购单位在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上报，由中国地震局报财政部备案1份。

第五十五条 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单位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与供应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

第九章 验 收

第五十六条 采购单位根据采购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负责对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工程和服务进行验收，采购单位认为必要时可邀请国家权威检测机构进行验收。

第五十七条 供应商按合同约定将货物交采购单位清点无误，并调试合格后，向采购单位申请验收。

第五十八条 验收过程中，采购单位应要求供应商派员到现场当面进行验收，并签署验收证明，作为双方确定责任的依据。

第五十九条 采购单位验收人员应具备与采购项目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的，应邀请相关技术人员参加验收。

第六十条 按规定邀请经对方认可的国家法定质量检测机构进行验收时，验收费用由邀请方承担，验收完成后由法定质量检测机构出具验收报告及相关证书。

第六十一条 如验收标的规格、配臵高于招标文件对采购项目质量、技术性能的要求，在不增加采购资金的条件下，按履约合格验收。

第六十二条 货物验收合格后，由采购单位负责收取发票，并按要求填写货物验收单，签署验收人姓名并加盖采购单位和供应商公章。

第六十三条 货物验收单是实施政府集中采购的有效凭证，应和发票一起入帐，作为财务部门的付款凭证和国有资产管理的登记入帐凭证以及审计检查的依据。

第六十四条 采购单位在验收过程中发现货物数量、规格等与合同要求不符或有表面瑕疵时，应当面提出，并签署书面形式证明；对质量、技术等问题有异议时，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提出。

第六十五条 采购单位与供应商之间就验收合格与否产生分歧的，应邀请国家法定质量检测机构重新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由此所发生的费用，由责任方支付。

第六十六条 采购单位在供应商按合同规定交货或安装、调试后，无正当理由而拖延接收、验收或拒绝接收、验收的，应承担由此而造成的供应商的直接损失。

第十章 采购资金支付

第六十七条 合同签订后，采购单位应按照招标文件或商务谈判的结果向供应商收取不少于合同总额10%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的期限一般至合同履约结束。

第六十八条 采购单位收到供应商履约保证金后，应按合同约定，及时向供应商支付合同约定的款项。供应商完成其合同义务包括任何保证义务，采购单位应在质量保证期结束后于10日内，将合同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供应商。

第六十九条 纳入协议供货、定点采购的具体采购项目，采购单位按合同约定办理资金支付手续。

第十一章 招标文件管理

第七十条 采购单位、地震政府采购中心应对每项采购活动的招标文件应妥善保管，不得伪造、变造隐匿或者销毁。入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在采购活动结束后30日内，应将采购相关文件交地震政府采购中心归档。

第七十一条 招标文件的保存期限为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15年。第七十二条 招标文件包括采购活动记录、采购预算、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评标标准、评估报告、定标文件、合同文本、验收证明、质疑答复、投诉处理决定及其他有关文件、资料。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七十三条 供应商的质疑由采购单位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答复。对供应商提出的询问或质疑，按照财政部供应商询问、质疑处理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十四条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收到供应商的质疑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采购单位提出的采购项目的商务要求、技术指标和评分细则存在倾向性和排斥性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中国历代政府理财之道 篇7

我国改革开放, 实行经济转轨,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本国的国情出发, 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近现代经验与教训, 更要总结和发扬我国自古以来创行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悠久传统经验, 认真吸取长期过于抑制和一度中断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 坚持中国特色, 不断开拓创新。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在此进程中, 以富民强国为宗旨的政府理财与市场经济发展关系问题, 始终是事关全局与长远的核心战略问题, 也应是财政部门最关心的根本问题, 至今还缺乏系统深入的总结和研究。

国家及其政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 作为上层建筑,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的特征是和人民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 而政府的特征是和经济社会微观管理相分离的公共管理。而政府理财是公共权力和公共管理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基础和核心。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 国家及其政府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是剥削阶级统治被剥削阶级的工具, 公共权力和公共管理仍然是其特征, 总体上是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的, 但是也不能不顾及人民大众的利益。当代以公有制为基础的, 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及其政府的特征应该是工人阶级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公共权力和公共管理, 完全是为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 从而政府及其公务员理应成为社会的公仆。中国古代国家的政府职能, 从整体上大致划分为利益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四大职能。这是政府机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中“来保护共同利益和反对抵触的利益”所必需的。基于中国古代国家的政府职能构建于奴隶制、封建制国家的基本框架和自然 (产品) 经济占主体地位、商品 (市场) 经济占次要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上, 政府的这四大职能虽然客观存在, 自行运作, 但长期以来缺乏明确法定和条理化。社会历史是有传承性的, 当代国家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四大职能, 与古代国家的政府职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具有逐步形成和完善之势。这使后者成为有源之水, 并能从中可资借鉴、继承、发扬、变革和创新。中国历代政府理财之道, 以政府理财为基础和核心, 公共权力和公共管理顺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方向, 必然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而倒行逆施, 必然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甚至使之遭遇挫折和危机。这是历史一再证实了的客观规律。

中国历代政府理财之道, 就是政府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以富民强国为宗旨的理财理论与政策、实践与效果、经验与教训、共性与特色等一系列理财行政运行轨迹, 也确实有举世率先探索、精深博大的政府理财学问和经典。从政府理财理论上来看, 例如远在西周时, 周公摄政明确以“勤政裕民”为宗旨;春秋齐相管仲主持政府理财更是以“富民强国”、“富国强兵”为宗旨, 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明朝礼部左侍郎刘定之指出:“不观《禹贡》, 不知理财为圣君之急务;不读《周官》 (即《周礼》) , 不知理财为圣相之首事。国用视之为盈缩, 民命倚之为惨舒, 而可不知乎?”古人都知道理财是政府的“首事”和“急务”, 事关国之大局, 民之命运。宋朝名臣王安石曰:“政事所以理财, 理财乃所谓义也。”理财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王安石关于政府理财的涵义, 包括国家财政以及组织管理国民财富的生产和“调均”其分配与流通, 内容相当广泛。北宋学者李觏在其著作《周礼致太平论》中曰:“治国之实, 必本于财用。”“是故圣贤之君, 经济之士, 必先富其国焉。”明臣礼部尚书丘浚在其著作《大学衍义补》中也认为, “财生于天, 产于地, 成于人。”“盖财用国之常经, 不可一日无者。”“聚财之张本”, “聚财”首先要“生财”。“古者藏富于民, 民财既理, 则人君用度无不足”, “是故善富者, 必先理民之财, 而为国理财者次之。”“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 亦不可过取于民。不取乎民, 则难乎其为国;过取乎民, 则难乎其民。”“宰相之杰”明代清廉能臣张居正实行“考成法”和“一条鞭法”改革, 主要是治国必以事理、时势为依据, 改革必须“法王后”, 坚持求实、宜时、安民的基本原则;以“富民强国”为宗旨, 以“厚农资商”和“厚商利农”为政府理财的理论基础, 采取一系列发展经济、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政策措施, 使嘉靖朝从衰败一度走向振兴。清朝前期的大学者黄宗羲抱着总结明王朝败亡的历史教训, 为未来盛世提供借鉴的愿望和目的, 写成了《明夷待访录》一书。他对明亡教训的总结, 事实上是对上下数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的总清算。其中《田制》三篇有两篇是谈田赋问题的, 主要是说, 随着赋税制度的一次次变革, 人民的税负越来越沉重, 以至“积累莫返之害”;其原因是:正赋之外的摊派有增无减, 越来越繁多, 贪腐形成“费大于税”的结果, 国运衰败, 终至灭亡。对此, 学术界称之为黄宗羲规律。

从文献史料记载来看, 商品、货币、商品经济或称市场经济, 在我国萌芽、兴起、存在和发展, 已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了。中国古代, 历代政府前期一般以富民强国为宗旨, 理财注重休养生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吏治廉明、合理规划、正确决策, 实行比较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财经政策, 特别是以改革开放、自我调节和科技进步为三大支柱,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促使我国市场经济从萌芽、兴起到大发展, 取得了越来越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自秦以来的两千多年里, 市场经济几度蓬勃发展, 如汉、唐、宋、元、明、清等几个盛世之际, 不仅农业产品经济有了新发展, 而且农工商市场经济也得到大发展, 乃至都市万商云集, 商品琳琅满目;开放, 交流, 陆路与海运外贸远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历代政府以富民强国为宗旨, 重视政府理财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 决策和管理经验也非常丰富。但是, 历代政府到了后期, 统治者把富民强国的宗旨扔至脑后, 贪欲膨胀, 掠夺成性, 税赋沉重, 劳役苛繁, 极尽奢侈享乐之能事, 而且导致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 吏治腐败, 社会动乱, 不顾人民利益, 忽视国家振兴, 实行很不利于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的政府理财政策, 危害三大支柱, 压抑和破坏社会生产力, 以致经济社会陷入危机, 民族矛盾突出, 阶级矛盾尖锐化, 农民起义, 改朝换代。历代政府后期理财失范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一再警示了后世。这种周期性更替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危害极大, 已成国人共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人民民主集中制, 改革弊端, 完善制度, 防止腐败, 科学发展, 有可能以小波动代替大波动, 破解周期更替律, 保障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府理财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辩证发展的关系。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 政府理财起着合理规划、制定规则、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和监督管理等宏观主导性作用, 而人民大众和市场经济起着计划投资、合法经营、发展增值、初次分配和微观管理等微观基础性作用, 二者不可偏废或缺。我国历代以富民强国为宗旨的政府理财与市场经济发展关系的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了其运行的客观规律。中国历史文献对此有大量的记载, 中国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对此已有比较科学的论述和阐明。我国改革开放, 实行经济转轨,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必须正确认识和遵循这一客观规律。进一步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更需要牢记富民强国的宗旨, 正确对待和处理政府理财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改革开放, 实行经济转轨,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政府理财, 既不能高度集权, 事无巨细, 全部统管, 使市场经济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也不能高度分权, 一切都撒手不管, 权利放开, 放任市场自流, 民间自由从事, 大搞西方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 成为投机者与掠夺者的“天堂”, 使市场经济无序运行, 陷入无政府状态, 甚至遭遇重重危机。现实当中, 也不能把市场经济当成西方“舶来品”, 引进的“经济模式”, 而数典忘祖, 以为只有西方国家才有市场经济及其古典市场经济理论, 西方政府的理财什么都是正确的、典型的, 而仰人鼻息。其实, 非也。我国市场经济的萌芽、兴起与发展, 源远流长, 历史悠久, 甚至远远早于一些西方国家, 不仅实践经验丰富, 经历曲折, 教训也极其深刻。我国既然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 也就必然有对市场经济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与发展, 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 不仅创立早于西方2000多年, 而且对社会分工、商品生产、规划、贸易、货币、价格、市场、消费、财政、税收、金融、调控和管理等一系列市场经济问题, 都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分析和阐述, 不少见解独到, 相当远见卓识。中国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那就是从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实际出发, 从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 在政府理财决策的过程中不断创新, 逐步形成的, 是政府理财的产物, 是政府理财决策的需要, 是直接为以富民强国为宗旨的政府理财决策和市场经济发展实践服务的。理论不断转化为决策, 决策不断转化为实践, 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历代盛世就是最好的佐证。

中国政府预算“爬山坳” 篇8

这一时期关于政府预算的重要历史事件有：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提出编制预算公开财政的主张、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清理财政章程》，以及从1910年起由清理财政局主持预算编制工作。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编制政府预算。同时，以市场经济为参照的早期预算制度改革，推动着理论界对西方国家预算制度的研究。在此背景下，1911年吴琼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预算学著作——《比较预算制度》，介绍了各国预算制度的利弊。

如果不过多地对当年的社会改良者加以苛求的话，20世纪初叶现代政府预算萌芽在中国的产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皇室收支与政府财政收支的界限开始明确，政府预算也开始有可能成为以广大民众为代表的民权一方与王室贵族进行斗争的工具。这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无疑是相当深远的。

当时一些学者也就政府预算的重要性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例如，曾被誉为旷代逸才的杨度先生，于1907年在其名篇《金铁主义说》中就曾指出：“监督会计及预算之制，其严重如此，是皆国会重要之职权，即立宪国所以建设责任政府唯一之武器也”。即使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学者对政府预算重要性的认识，也是发人深省的。

不妨将分析的视野继续回溯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时代。通过对当时史料的分析，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政府预算的确立与发展，是英国社会公众与君主之间经济利益争夺的产物，它体现出市场因素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各相关利益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现实要求。其思想渊源可以进一步上溯到1215年英国《大宪章》首次确认的“非赞同毋纳税”以及1295年英国“模范议会”所提出的“涉及所有人的问题，应当由所有人来批准”的基本预算与税收原则。

通过历史的考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预算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现代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同步成长的，政府预算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还更多地涉及政治层面的因素。同时，在政府治理构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还更进一步涉及政府公共管理等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

我国建国初期，参考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新中国预算模式的构建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与设想。作为新中国预算制度草创时期的研究，其粗放性是可以想见的，同时随着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这些研究成果对当前中国预算改革的借鉴意义也是十分有限的。然而，这些共和国政府预算的缔造者们，以筚路蓝缕的精神开创新中国政府预算先河的风范，时至今日仍旧在思想领域熠熠闪光。

但如果我们将目光进一步投向中国政府预算管理的现状时，却不得不面对一些令人遗憾的现实。政府预算在中国从萌芽到成长，经历了百年的求索与漂泊，但仍旧面临着诸多尚待解决的时代课题。政府预算在中国，往往或多或少地偏离了“涉及所有人的问题，应当由所有人来批准”这一看似浅显却又颇难实践的基本原则。政府预算似乎真的成了“政府自己的预算”。中国政府预算距离“依法用好百姓的钱”的目标，或许仍旧需要完成某些关键性的跨越。

走向公共化的演进之路

如果不做过细地考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财政管理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大致有这样几个：一是20世纪80年代的两步“利改税”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二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三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新一轮预算改革和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应该说，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由以收入为核心的制度安排，向以支出为重点的预算改革转型，并非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具有深刻时代背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将中国预算改革的进程，用“公共化”来加以描述，也是符合历史逻辑和改革实践的。

1渐推渐进的动态过程

从制度变迁的策略选择来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路径上，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我国采取了一条利用已有组织资源推进市场化进程的渐进演化模式。

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特点以及各地方和部门日趋固化的利益格局，考虑制度变迁的收益与成本对比，我国的预算公共化改革也同样选择了一条渐进式道路。其典型表现是，各项改革措施先在较小范围内进行试点，然后再将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

然而，依据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初始制度选择所形成的锁定效应，会在相当程度上，约束着新体制沿着原有路径惯性推进。因此，为化解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需要对政府预算诸环节进行系统化的流程再造。这不仅涉及预算编制与执行等技术层面，还触及立法机构和社会公众的预算决策权、知情权、参与权等民主政治层面的问题。尤其是当前的市场化进程中，公共财政的制度建设尚未成功，预算公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也难以“毕其功于一役”，中国政府预算公共化呈现为渐推渐进的动态演进过程。

2传统政治哲学与现实国情的融合过程

我国具有漫长的中央集权和“官本位”传统，加之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各项权力过多掌控在政府手中。长期形成的“人治”传统和各种政务活动中印刻的浓烈“人情”因素，形成了内生化的历史积淀。预算公共化改革要求公共经济活动按照法治原则运行，这些难免会与“官本位”传统发生激烈碰撞。

从我国预算演进的发展历程来看，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预算制度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演进相比，即使从萌芽产生算起，现代政府预算在中国也仅有大约一百年的历史。所以，中外政府预算在治理水平与技术手段上难免存在较大差距。而市场经济国家许多成熟且先进的预算管理技术，则是在其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政府职能界定相对清晰的基础上成型的。这种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构架，为政府预算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较为平稳的运行平台。

而我国尚处于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转型时期，在相对宽泛且不断调整的政府职能构架之下，预算管理各利益相关主体间的互动影响结构，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因而，中国预算管理公共化的路径选择、具体制度设计与技术手段的选型，都不能盲目照搬国外的预算管理模式，更不能一味强求管理手段与技术的先进性。

3“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演进过程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我国预算公共化改革的初期，有关预算方面的制度改革与管理创新，大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主导的。即由中央政府提供制度供给，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

性制度变迁方式。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初步构建，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来推进政府预算改革，无疑是不够的。一方面，随着财政分权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意识逐渐复苏，以中央行政力量为主推进改革的实施效果逐步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化，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改革的成本也在不断加大。同时地方政府因事权下移、财权上移而形成的财政资金压力日显突出，也难以消极等待上级政府提供预算管理制度创新的总体框架。因此，在比较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后，部分地方政府开始率先启动了“如何吃好财政蛋糕”的预算管理改革。在改革取得成效之后，自下而上被中央政府加以认可，然后再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将改革经验推广至全国。

循着这样的演进线索，“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的结合，保障了经济转轨时期预算公共化改革的可持续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地方政府发起的预算改革，也大体遵循着这样一种在相对较小范围内“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演进方式，进而扩大到全国范围，依旧体现了类似的发展轨迹。

4实体公共化和程序公共化分别推进的非均衡过程

在预算基本法的原则框架下，政府预算分别循着预算实体法和预算程序法两个维度加以展开。因此，预算公共化过程中的法治建设，也分别循着实体公共化和程序公共化两条线索加以展开。

然而，长期以来受法学领域“重实体轻程序”的现实影响，加之各级政府部门过分强调短期经济发展的现实政绩。而忽视长远发展的规则与程序，在政府预算实体公共化和程序公共化的关系问题上，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往往更倾向于强调实体层面上的预算资金筹集与配置效率等技术路线问题，而对基本“道路规则”层面上的程序正义原则，相对重视不足。这也是当前预算公共化改革成效不甚明显、推进屡遇障碍的深层原因。

其实，就处于社会转型期预算公共化改革的长远发展而言，建立一个规范政府分配活动秩序的程序正义层面上的“道路规则”体系，远较单纯注重结果的“实体”政绩重要得多。

当然，认识到完善程序规则重要性的同时，仍旧需要基于中国预算改革所面对的现实国情，认识到程序规则的确立，在更加深层次的意义上，还涉及宪政建设与完善责任政府等层面的改革，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进程。所以，在当前重点解决较为容易的“实体”层面问题、进行政府预算实体公共化改革的基础上，适时将改革引入更深层面的基本程序规则的确立，进行程序公共化改革，也是符合中国预算公共化改革现实的理性选择。

5以“边角改革”推进“核心改革”的演化过程

在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初期，为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相适应，减少改革的成本和阻力，财政改革集中在先解决那些难度相对较小或急需调整的制度和事项上，沿着“先收入改革、后支出改革”的路径展开。这种从先易后难的角度出发、率先启动“边角改革”，逐步深化到“核心改革”的策略，是符合我国财政改革的历史趋势与逻辑结果的。

政府预算的公共化改革，因偏重于政府支出方面的安排与管理，属于整个公共财政框架构架中深层次的核心问题。由于其更多涉及政府内部公共管理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涉及包括立法机构、财政预算部门、资金使用部门、利益集团和社会公众等各项预算参与者间的利益调整，而成为整个财政改革的核心议题。

政府预算公共化改革要求政府依法规范使用资金，要求预算资金配置的决策、审批、使用过程公开透明，它使得预算决策和运作程序更加民主、公开、科学。这些难免会触动相关部门固化已久的既得利益，改变既有的资金配给“暗箱操作”格局，也将挑战政府部门拥有的非规范化的预算资金自由裁量权。

尽管如此，政府预算的公共化改革体现了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内在要求，其发展趋势是不容逆转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演变和公共财政改革的“先易后难”策略，已经勾画了一条相对清晰的预算改革路径。政府预算公共化改革可先从较小范围的试点开始，从技术层面较为简单的措施人手，以“边角改革”逐渐延伸向涉及利益格局调整等“核心改革”领域，以“边角改革”推动“核心改革”，从而最终完成政府预算公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

走向公共化的基石——《预算法》的修订问题

始于20世世90年代末期的新一轮中国预算改革，促使预算管理从理论到实践层面，都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作为预算公共化重要法律基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订工作，仍因种种原因而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推进。预算法修订的滞后，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中国预算改革的进程。

1中国预算法的法律定位问题

在法学实践中，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预算立法，其所采用的具体法律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在《宪法》的有关章节中规定有关预算问题；二是制定财政管理的基本法一一《财政法》；三是制定专门的《预算法》；四是通过年度预算方式确立预算的法律效力。我国采取的是上述第三种方式，其标志性事件当属1994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这构成了当前我国预算法修订的历史前提和逻辑起点。

如果我们将预算法修订简单界定为单纯在预算程序法层面上，将近年来推行的预算管理流程改革，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化和系统化，那么预算法修订进程中的困难就会大大减少。但问题并非如此之简单，其症结在于，我国现行预算法除了规范预算管理诸环节的制度流程之外，还在相当程度上承载着《财政基本法》的使命。

预算法既可以只规定与政府预算有关的内容和要求，也可以表现为涵括所有财政经济活动的财政法。从我国现实来看，后者较好，预算法有必要担负起财政法的基本职责，使所有财政经济活动有法可依。也恰恰是由于《预算法》在法律定位上所具有的财政基本法特点，决定了预算法的修订工作涉及基本财政关系的重新界定和各相关主体之间利益格局的重要调整，这导致现行预算法的修订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挑战。

2中国预算法修订的冲突与协调

(1)预算法中的技术性问题与财政基本法问题之间的协调

现行预算法中既涉及预算流程管理中的技术性问题，又涉及诸多财政基本法层面的问题。概括起来，预算法中的技术性问题主要包括：预算收支范围与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关系，预算先期执行、临时预算与按上年拨款的既有规定之间的关系，预算编制与执行机构的分离与制衡问题，复式预算体系的构建问题等。预算法中涉及的财政基本法层面的问题主要包括：设置几个层级的政府财政预算问题，地方政府

的举债权限问题，预算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协调问题等等。

其中，相关技术性问题尽管也同样面临着诸多备选方案之间斟酌取舍的困境，但毕竟其解决是相对容易的。而诸如设置几个层级的政府财政预算，是否允许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举债权限，则因牵掣的相关因素较多，在短期内难以寻求较为妥善的解决方案。因此，当前的预算法修订，重点应放在解决预算流程管理中的技术问题上，对于财政基本法层面的问题，如果涉及因素较多，可以暂不纳入修订的范围。待今后时机进一步成熟的时候，或者配合《财政基本法》的出台而进行相应调整，或者在《预算法》再次修订的时候予以考虑。

(2)人大与财政部门之间如何协调

现行预算法修订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预算管理的核心权力在人大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合理配置问题。应该说，始于2004年的上一轮预算法修订工作之所以“停摆”，在相当程度上也源于人大与财政部门在争作核心预算部门上存在较大分歧。

理论上，各级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代表着广大公民的利益，加强人大在预算管理中的权能配置，提升其管理权威，自然有助于推进预算管理的法治化和科学化水平。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各级人大全体会议的会期相对较短，会议期间审议的事项涉及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导致人大全体会议对于政府预算草案的审议，难免不够深入且细化。这种预算管理的现实，进一步导致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往往将加强各级人大的预算监督权，理解为加强各级人大常委会的预算监督权。但是，受人员编制、专业经验、年龄结构等多方面的局限，在预算管理专业程度上，各级人大常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较之同级财政部门具有较为明显的劣势。加之在相当程度上，各级人大常委会也具有相对典型政府部门的运行色彩，这就使得这种加强人大常委会预算监督权的预算法修订取向，难以获得更加广泛的立法支持。而这种人大和财政部门在争取核心预算部门的权力之争，进一步导致了预算法的修订陷入了某种僵局。

(3)预算法与部门法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我国《农业法》、《教育法》等法律规定，本部门的财政投入应达到财政收入的某一比例标准。这种作法没有考虑到预算法的规定和财政的承受能力，影响了预算的整体性、统一性。尤为严重的是，某些部门法对于法定支出的规定，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要求各级财政均应按照某种僵化固定的比例，保持法定支出的增长。

例如，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一章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要求。将此前规定的“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更改为“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应该说，这一调整对于保障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该规定在细化各级政府财政支农责任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过于片面之处。对于众多副省级以上城市的中心城区而言，其作为一级独立的县级以上地方财政，用于农业投入的增幅也同样需要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这些城市已然进入城市化的较高级阶段，在其中心城区已然没有相应的农业和农村，这些“依法”安排的农业支出，难免造成某种不必要的浪费。

从合理性分析，似乎有必要适当削减相关部门法中有关法定支出的规定，将其支出增长的规定纳入预算法的规范框架，以增强预算管理的弹性。但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教育、农业、科技等确实属于需要优先发展的重要领域，也有必要通过单行法律的刚性界定，保证上述支出的可持续增长。因此，如何处理预算法和相关部门法在法定支出问题上的冲突，也是当前预算法修订中面临的较具中国特色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