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研究（精选12篇）
司法改革研究 篇1
伴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工作的不断加强以及司法改革的程度不断加深, 近年来, 我国法医司法鉴定的改革也在不断的进行当中。法医司法鉴定是确保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当前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 法医司法鉴定体制存在的部分问题不断凸显,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司法公正。近年来, 也有诸多学者对法医司法鉴定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 刘贺 (2006) 针对当前法医参加医疗纠纷的司法鉴定的工作特点, 探讨了新形势下法医在司法鉴定工作中的工作思路;沈玉林、冯宗美 (2007) 对医疗法人设立司法鉴定机构的合理性进行了判断, 指出要从体制上纠正当前医疗法人设立法医学司法鉴定机构的不合理情况;乔军 (2009) 指出, 由于司法鉴定工作存在诸多弊端, 已难以适应社会主义民族法制建设, 必须进行合理的体制改革;韩少平、苏军、刘茜 (2013) 针对当前法医司法鉴定投诉率逐年升高的现状, 指出司法鉴定当前在监督制度, 鉴定机构管理, 鉴定人法治观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强调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通过以往的研究不难看出, 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 法医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必须针对当前法医司法鉴定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才能落实中央精神, 深化改革, 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一、当前法医司法鉴定工作现状
在2005年以前, 我国的司法鉴定体制实施的是以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司法鉴定部门作为主体, 而其它的如各大中专院校、科研机构设立的司法鉴定部门作为辅助的模式, 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5年2月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实施之后, 我国的司法鉴定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 经历了近10年的实施之后, 决定对司法鉴定的程序过程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 促进了司法体制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大力支持了司法诉讼工作。
(一) 当前两类法医司法鉴定机构的划分
当前我国的法医司法鉴定机构分为职权和社会两种, 隶属于侦查机关的, 在该部门职权内进行鉴定工作的机构属于职权类鉴定机构;科研部门, 部分高校以及民间在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属于社会法医司法鉴定机构。
(二) 两类鉴定机构联系与区别
无论是职权类鉴定机构还是社会类鉴定机构, 鉴定都是由鉴定人依据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 以为诉讼工作提供鉴定意见为基础的活动。两者的鉴定无优劣之分, 存在同等法律地位, 在法官的采纳上都必须以质证确定真实性为前提。尽管两者工作且法律地位相等, 但仍然存在一定区别:首先, 两者运作体质不同, 职权鉴定机构下属于侦查机关部门, 其领导由上级任命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 而社会鉴定机构基本没有国家财政支持, 运作主要依靠鉴定收费;其次, 两者工作对象不同, 职权类鉴定机关仅针对所属侦查机关展开鉴定工作, 而社会鉴定机构服务对象是全社会, 在其业务范围内的鉴定都可以受理。最后, 两者占有鉴定资源比重大, 且差距明显, 尽管社会鉴定机构发展迅速, 但与全职鉴定机构相比, 其承担鉴定工作比重仍然较低, 职权鉴定机构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
二、当前法医司法鉴定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 大致经过了从加快推进积极落实, 到平稳发展, 再到不断完善深化改革, 这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的实施过程中, 我国司法鉴定统一管理体制基本形成, 在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可靠性以及权威性方面都得到了良好提升, 这充分证明当前我国的司法鉴定统一管理体制是适应我国的基本现状的, 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的体现。《决定》的实施促进了司法鉴定体系的完善, 但反观我国当前的法医司法鉴定体制, 特别是公安系统的法医司法鉴定机构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 必须加大改革力度, 才能促进我国司法鉴定体系高效发展。
(一) 当前法医司法鉴定体系存在的普遍问题
1. 鉴定机构多且复杂
根据《决定》精神, 法医司法鉴定体制的主体面以社会服务为主旨, 从最早的由公、检、法三家司法鉴定机构为整体的鉴定管理体系转变为当前由公安刑侦部门的法医鉴定机构和社会诸多经营性质鉴定机构为主体的司法鉴定体系。从而造成了当前司法鉴定机构繁多的现象, 特别社会鉴定机构, 尽管占整体鉴定资源的小部分, 但人员复杂, 如存在有职权法医司法鉴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高校教职人员、部分医务人员等。这就导致了当前法医司法鉴定水平的参差不齐,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案质量, 影响了办案效率。
2. 法医司法鉴定程序不规范, 管理不健全
在程序上, 由于诸多当事人提出重新鉴定的情况, 因而必须更换鉴定机构, 但在更换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鉴定机构修改之前鉴定结论的现象, 办案单位难以为其对错下定论, 从而造成办案的负担。如若重新鉴定环节无机构高低层次之分, 那么就难以科学有效的进行鉴定, 造成重新鉴定说服力的缺失。
当前司法主管部门仅在机构审验及审批上存在管理, 在具体的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并没有直接的进行监管;在社会法医司法鉴定机构中, 由于其经营性质, 为了经济效益往往降低鉴定质量, 多种结论的现象时有发生, 就造成了其鉴定结果难以采信的问题。由于当前的社会法医司法鉴定机构并未存在由上而下的监管体系, 其监管仅属于行业内部的管理, 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体制, 从而也就造成了当前法医司法鉴定体制的不完善。
3. 社会法医司法鉴定机构人员水平参差不齐
当前社会法医司法鉴定机构的基本人员职称情况比较混乱, 医院基本上都是把医院的科室领导集中起来, 组织在司法管理部门下设的培训班学习一定时期, 之后获得副主任法医师头衔;其他社会鉴定机构的法医鉴定人员多为退休医生, 或是自谋职业的医务人员, 其取得副主任法医师的职称相对职权鉴定机构相对简单, 大多数未有法医工作经验, 从而造成了法医司法鉴定机构的混乱, 如若不进行改革, 将不利于整个司法鉴定体系的健康发展。
(二) 公安机关法医鉴定机构存在的问题
1. 当前公安机关法医鉴定体制情况
当前我国的公安司法鉴定机构主要分为四个行政级别, 分别为国家级、省级、厅地级和县处级, 根据行政级别的不同分属与各自刑侦部门, 其上下级法医机构之间无隶属关系, 对于案件存在疑难问题, 该级鉴定机构无法承办的, 可以请求上一级鉴定部门通过技术支持或直接移交上级鉴定机构承办。
2. 公安法医队伍素质较高但待遇相对较低
与社会鉴定机构相比, 公安部门的法医技术素质普遍较高, 大多数法医受过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教育, 但是收入却相对比较低, 这也就造成了“工作干劲不足”的局面。由于公安部门法医实行的是公务员制度, 其待遇高低仅取决于行政级别的高低, 与业务水平、劳动强度并不直接挂钩, 这样难以形成激励机制来提升工作效率, 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法医的工作积极性。
3. 自侦自鉴设计存在不合理性
公安机关在收集证据、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是存在较强主动性的, 未必然会倾尽技术手段来加速案件的侦破, 但法医鉴定工作本身应确保较高程度的中立性, 必须以事实数据来呈现, 从而确保鉴定结果的真实性, 决不能先能为主, 造成侦破工作影响鉴定工作的状况产生。当前的公安部门集侦查工作和法医鉴定工作为一体, 这无外乎就是要求公安部门既要保持中立, 又要确保工作积极进行, 这样的管理和工作机制是存在一定矛盾的。
3.基层法医技术装备较为落后
先进的技术设备, 高标准的人才队伍, 严要求的鉴定监控体系是确保法医鉴精确性、科学性的重要基础, 但当前基层公安机关的法医队伍很难达到此标准, 除了省级以上法医鉴定机构拥有较为先进的设备外, 基层在技术装备上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法医存在于刑侦部门, 但刑事侦查系统经费往往比较紧张, 技术装备更新较难;其次, 公安机关的法医机构无法进行有偿服务, 仅能靠国家财政, 但由于机构设立较多, 有限的财力也就被分散, 造成了基层公安机关法医鉴定机构经费不足, 从而导致装备较为落后。
三、对当前我国法医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建议
(一) 改变机构繁多现状, 统一机构管理
当前的法医司法鉴定体制改革, 首要解决的就是结构繁多的问题, 必须要在鉴定工作上捋清管辖关系, 在提升可信度的基础上做到使当事人能够对鉴定结果有章可循, 为此, 可借鉴西方先进经验,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将法医司法鉴定机构集中起来, 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 按照行政区域的划分, 设立单独的法医司法鉴定机构, 使机构间存在隶属关系, 从而提高鉴定效率, 排除多方鉴定, 多种结论的现状。要提出权威鉴定这一概念,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不仅能在鉴定工作上提高效率, 同时在国际上提升我国法医鉴定工作的形象。
(二) 法医鉴定业务要进行划分
法医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 就必须要改变以往公安部门及时办案主体又是鉴定主体的现状, 排除办案部门的部分行政干预, 体现法医司法鉴定工作的独立性。建议基层鉴定部门处理本行政区域内尸体、活体等检验及鉴定工作, 公安部门的法医负责现场勘查、物证提取及送检工作, 同时可以协助基层鉴定部门进行鉴定, 但不承担鉴定责任。
(三) 提升司法鉴定人员整体业务水平
在法医鉴定人中实行统一的主体资格准入机制, 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应的监管制度, 对法医从业人员的权利及责任进行明确规定。要建立起明确的职业标准, 特别是在资格考试上, 把建立健全考试制度放在第一位, 杜绝不符合业务水平的人员从事法医鉴定工作, 提升法医鉴定工作质量。同时建立健全法医工作人员培养机制, 实现高效培养法医与用人单位的良好对接, 为法医鉴定机构提供优质人才。
(四) 提升公安法医队伍薪酬, 提升装备科技含量
公安部门的法医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统一管理下实现人力、财力、物力的重新整合, 统筹规划,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提升装备科技水平。在薪酬上, 实施公务员薪酬的同时注重与业务挂钩的奖惩制度, 使法医的奖励与自身业务能力水平相关联, 鼓励钻研业务技术, 鼓励多劳多得。
参考文献
[1]刘贺, 新形势下法医参加医疗纠纷的司法鉴定的特点[J].中国卫生法制, 2006 (05) .
[2]张涛, 论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D].山东大学, 2007.
[3]陈玉林, 冯宗美.论医疗法人设立法医司法鉴定机构的正当性[J].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7 (03) .
[4]乔军.浅谈法医司法鉴定体制改革[J].法制与社会, 2009 (07) .
[5]杨培景.略论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0.26.
[6]韩少平, 苏军, 刘茜.当前形势下的我国法医司法鉴定投诉问题思考[J].医学与社会, 2013, 26 (9) .
司法改革研究 篇2
【内容摘要】：文化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体制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之一。本文以北海市西南沿海某区公共文化服务体制为实例，通过分析西南沿海某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从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实施文化服务交流工程等方面，提出地方政府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为其他同类县区的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借鉴。
关键词：公共文化；体制；政府；改革；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1年，这是改革的酝酿和初步展开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的任务虽已提出，但由于思想不够解放、改革措施不配套等原因，成效不彰；第二阶段：1992-2001年，这是改革的稳步推进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对于 文化体制改革重大意义和文化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仍不够充分；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这是改革实现重大突破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改革试
点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全面提速，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赞同这一观点。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到２０２０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的目标。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对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各部门扎实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十八大以来，在简政放权“做减法”的同时，各地政府各部门注意在文化民生领域“做加法”，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原则，加快供给，提高服务效能，努力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西南沿海某区公共文化体制建设情况
1、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西南沿海某区辖A、C、C三个镇，38个行政村和4个社区，人口16.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占90%以上，因此，西南沿海某区的文化体系建设服务的主体是农村人口。
2、经费投入情况。近五年来，西南沿海某区财政对文化建设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投入510万元，建成了各镇文化综合楼，以及4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 — 2
等一批文体活动场所。从2008年起区政府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每年拨出10万宣传文化体育活动的工作经费，并增加了春节、元旦、五一、五四、七
一、国庆等重大节日及休渔期举办文化晚会、体育活动的假日文体经费。此外，西南沿海某区还广泛开辟筹资渠道，鼓励企业和致富农民积极支持镇、村文化建设，形成政府牵头，全民支持、参与的经费投入机制。
3、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目前，西南沿海某区建成了3镇文化综合楼、4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13个村镇文化广场和45个村级球场、39个农家书屋、1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一批文体活动场所，建成区一级以会展中心为中心，镇一级以宣传文化站为中心，村一级以文化广场为中心的特色鲜明、功能相对完备的三级文化服务网络，建成了万国活石村、福利服务中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和29条五保新村。此外，西南沿海某区积极推进文化信息共享，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有线电视光纤网络在全区各镇开通等等“文化惠民工程”。农村文化设施的不断完善、文化阵地的不断巩固，丰富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精神生活，提升了农民群众的文化品位，使西南沿海某区农村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西南沿海某区被评为自治区第五轮文明城区，A被评为自治区首批历史文化名镇。
4、公共文化服务队伍。目前，全区有陂塘村海港粤剧团、南康社区曲艺团、北部湾声乐团、青年艺术团、中老年健身队等专门的文艺社团业余文艺团队20多个（其中有5个是村一级的
业余曲艺团体），还有6队醒狮队、1队龙队以及新闻通讯组等。此外，有业余创作组30人、摄影组50人、书法美术组40人、舞蹈培训班35人等等。近几年，西南沿海某区各级政府对本辖区范围内的各种民间文艺团体给予了积极的引导，这些业余文艺团队表演形式灵活多样，迎合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
5、公共文化服务载体。一是文化服务载体多元化。精心策划“我们的节日”等重大节庆文体活动，积极开展“三下乡”、“四进社区”、“送温暖”等活动，推动城乡文化交流，活跃城乡群众文化生活。近几年来，西南沿海某区利用村镇文化广场，广泛开展了百村农民排球联赛、农民篮球邀请赛、农民卡拉OK大赛、农民健身操比赛等大型群众性文体活动，举办了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文艺表演、文艺晚会，组织了大规模的曲艺巡演，据不完全统计，仅海港粤剧团（A陂塘粤剧团）每年演出即达200多场，创下北海市村级文艺团体献演之最。二是文化服务围绕大局服务项目。从2006年开始，西南沿海某区结合形势和中心工作需要，结合区重大项目全面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的实际，不断探索农村文化建设服务中心、服务发展的有效结合，并逐步形成文化建设“服务大项目，建设新农村，推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工作思路。几年来，我们探索开展了“法制宣传大篷车进村”活动、“百村农民排球联赛”、“形势教育影像进农村”、“三通三平三贴近”等一系列贴近农民实际接受能力，贴近群众文化需求，寓教于乐的文化活动。活动形式鲜活，教育 — — 4
效果明显，得到了各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可。如2006年针对项目上马，受利益驱动以及群众法制观念淡薄等原因，由“三大纠纷”引发的群众性违法事件有所增加的情况，我们组织开展了全面提高农村广大群众的法制素质的“三大纠纷”法制宣传大蓬车进村活动。通过这些文体活动，不断提高群众的文化修养和生活品味，让广大群众在求乐中增强法制意识，追求积极健康的生活，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西南沿海某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实困境
1、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有限投入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需求不相适应。尽管全区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逐年有所增加，以及有社会力量的支持，但由于西南沿海某区是新建区，基础差，底子薄，财力紧张造成了政府投入到文化建设上的资金化事业投入横向比远低于卫生和教育事业投入。2009年以前，按人均算每年不到10元，只能是杯水车薪，而拿文化基础设施投入的资金与其他先进地方比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国家缺少刚性政策支持，加之地方经济发展滞后，农村文化事业的投入很少，除文化站人员工资外，区财政直接投入乡镇的文化事业经费不足。乡镇财政能力有限，很难投入文化事业，加之多数乡镇文化站基本没有收入，文化站工作运转难以维持，每逢开展重大文化活动，只能由乡镇政府给予零星补贴，影响了积极性。由于经费紧缺，区文化主管部门及直属专业单位对基层文化工作的指导和辅导，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群众文体活动的组织开展、— 5 —
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实施等工作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制约。
2、文化基础设施设备落后状况与文化服务功能发挥不相适应。近年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西南沿海某区各项事业日新月异，学校、医院、道路、通讯等一大批基础设施得到改建或新建，相比之下，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未有大的改观。目前，区、乡（镇）、村（社区）、户四级文化网络虽已基本形成，但阵地缺失，设施落后。高档次、高品位的标志性文化设施欠缺。西南沿海某区的三个乡镇中没有一个上规模的影剧院或文化礼堂，全区尚未成立新华书店、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等。乡村两级文化站（室）建设取得新进展，但离国家的建设标准要求以及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还有很大差距。由于文化阵地和设施设备的缺失，经费没有保障，乡镇开展文化活动受限，部分乡镇图书室的书库不上时代发展和农民学科技文化的需求。其宣传、教育、辅导、娱乐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3、文化活动总体不平衡且日常文化活动单调偏少。虽然西南沿海某区大部分镇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愿望强烈，但总体不平衡。从分布上看，沿海村开展活动比较多，特别是文体设施比较好、村班子得力的村开展活动较多，从活动的时间看，政府组织文化活动的时间相对集中在春节、五一、七
一、休渔期等节假日，尤其是春节各项活动非常热闹,日常除了政府零星组织的电影下乡、文艺巡演等文化下乡活动以外，农民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形式比较少且参与面还不够广泛，平日公共文化活动相对比较 — — 6
少,农民日常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形式上比较单调，内容上相对贫乏。文化活动的手段过于简单，形式过于陈旧，活动内容也缺乏创新，对群众缺乏吸引力，不能较好地满足和适应农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
4、文化从业人员的优待培养不够与文化创新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西南沿海某区民间团体虽然多，但文艺团体除了陂塘粤剧团、鹿塘村港营粤剧团、鹿塘村红帆粤剧团三个粤剧团能经营性发展，自主运作，自主经营外，其它团体多为纯公益性或自娱自乐的演出，资金、场地都很缺乏，其生存与发展还是依赖政府多，自娱自乐的民间团体为主导的机制和模式仍需探索、创新。同时，西南沿海某区文化人才还十分缺乏。一是管理队伍人员缺乏，文化机构编制不足。区文体广电局作为区一级的文化主管部门，主管全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工作，全局仅有2个人员编制，其中1人还兼任其他职务，给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被动。全区乡镇文化站3个，从业人员大多数是一站一人，而且乡镇文化站人员因乡镇机构改革编制减少，往往一人身兼数职，难以专心从事文化工作。二是文化专业骨干缺乏。本土文艺尖子人才匮乏，文艺队伍的整体素质亟待提高。全区没有在全国、全自治区、北海市有影响的文化名人，素质全面的拔尖人才明显缺少，文艺创作没有上到更高层次，精品少。三是培养文化后继力量的学校文艺专业老师缺乏。
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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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群众广泛享有免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结合西南沿海某区实际，现对西南沿海某区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一）坚持党的指导思想
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发展服务现代化临海大工业区建设，具有南珠滨海文化特色的、粤桂文化交融的铁山港文化。
（二）加快构建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机制
1、健全领导机制。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形成文化建设强大合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任期目标的重要考核内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全党 — — 8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完善资金保障机制。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必要补充的文化建设良性投入机制。一是要保证西南沿海某区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西南沿海某区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设立文化发展基金，扩大有关文化基金和专项资金规模。二是积极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争取资金，争取项目，完善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三是进一步拓宽思路，广泛开辟筹资渠道，鼓励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兴办农村文化事业或捐助公益性文化事业，还可实行“民办公助”、“以奖代补”的相关扶持政策，引导发展农民自办文化，建立多元化农村文化建设投资体制。
3、建立文化工作者考核激励机制。让能否深入生活、服务基层、群众满意作为考核的基本标准，以参与群众性文化活动的数量和质量成为考核的重要指标，制定出科学有效的考核制度。建立文化队伍建设的制度化、长效性机制以及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机制。让农民群众参与对乡镇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考核评价，并且其考核评价结果与乡镇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奖金发放、评优表彰、职称晋升乃至进退去留产生不同程度的关联。
(三)加快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结合西南沿海某区实际，— 9 —
人才队伍建设对策建议如下。
1、建立实施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一是文化部门要加大对全区农民文艺团体的业务指导培训，大力培养文体人才。造就人民喜爱、在区内外有影响的南珠文化、疍家文化、港口商埠文化等有本土特色的文艺队伍代表及文化艺人代表。二是对一些热心开展文体活动、热衷于文体技艺学习与实践的农民，定期组织开展培训，组织农民文艺团体队比赛，为他们提供培训、提高、展示、交流的机会。三是培养、引导区内基础条件较好的文艺团队联合建立文化服务公司，指导他们进一步挖掘西南沿海某区的特色文化资源，不断创造出南珠文化、疍家文化、港口商埠文化等有本土文化特色的作品，促进西南沿海某区的文化在区内外宣传。
2、建立实施人才引进计划。引进善于开拓文化新领域的创新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形成专兼结合、多元化的文化服务人才队伍。
3、加强民间文化队伍的管理。大力支持民间文艺团体的建设，引导他们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并在经费、场地等方面尽可能给予扶持。鼓励条件成熟的文艺团体象陂塘剧团一样，由纯公益性或自娱自乐的演出向经营性和公益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
以实施自治区文化建设“五个一”工程为载体，搭建区、镇、村、户四级文化阵地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吸引群众、调动群众参与，催生、壮大一大批文艺队伍，带动 — 10 —
农村文化繁荣。争取用3—5年时间，在全区农村实现“一通四有”，“一通”即是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争取到年底，农村有线电视用达到70%。用3——5年时间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四有”一是村村（村委）有文化广场或综合活动室，二是村村（自然村）有农家书屋，三是村村（村委）有球场，四是村村（村委）有舞台。争取每年建设2个以上村级文化广场或综合活动室，3——5个村篮（排）场，3个以上农家书屋，并逐步修缮充实农村文化阵地基础设施，改变农村设施陈旧简陋的现状。同时，争取每年落实区级文化基础设施项目1——2个，五年内建成区文化馆、图书馆、体育活动中心、白龙珍珠城博物馆和南康影剧院等一批基础设施。
（五）实施文化服务交流工程
1、开展多元化的文化交流。探索由政府牵头，邀请多方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如区内三镇间的文化团体交流，区内文艺团体与区外文艺团体交流，举办或承办区域性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比赛等。
司法改革研究 篇3
摘 要：法官员额制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已在各地试点逐步展开。未入额的法官工作将如何开展，不仅关系到全国数以万计的未入额法官的职业发展路径选择，也与解决当下解决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问题息息相关。本文试图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候补法官制度，以求探索一种符合司法规律和人性化的未入额法官在司法改革过渡期内的工作模式，让司法改革在提升法院案件质量的同时能兼顾到审判效率的问题。
关键词：未入额法官；司法改革；工作模式
一、提出问题：以H法院现有法官组成为例，案多人少与法官员额制之悖论
H法院属于F省沿海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城区基层法院，现有中央专项政法干警编制136人，其中拥有审判员职称人员56人、助理审判员职称人数28人。2015年该院作为F省首批、全国第二批司法改革试点单位，首次选任40名入额法官，上述员额法官已经公示。其余44名具有审判资格的法官将面临未入额后的职业选择问题。44名未入额法官中有审判员16名，助理审判员28名。未入额的16名审判员或因身体原因，或因知識业务结构不适办案，绝大部分在入额选拔时表示不愿入额办案，或可以适当办理少量案件。未入额的28名助理审判员，大部分从事审判业务时间（含作为书记员的时期）从5-7年不等，已办案的助理审判员工作积极性较高，2015年全年结案300件以上的12名法官中有5名为助理审判员。
近年来，受立案登记制及辖区经济活跃等因素影响，该院案件受理数呈井喷式增长，2015年该院全年收案14629件，其中民商事案件9303件。2015年民商事案件结案7981件，其中调解、撤诉案件4291件，调撤率为53.77%，989件系被告缺席判决，被告缺席判决率11.14% 。2016年一季度民商事案件收案同比增长达56.72%。如果按照入额法官才具有办案资格的要求，预期2016年每个入额法官将面对超过500件的办案量。同时，受立案登记制及举证制度等程序法规范未严格落实的影响，管辖异议、诉讼保全、调查取证等工作日益增多。面对日益增加的办案工作量和近十年不变的工资以及日益减少的福利待遇，部分业务能力较强的法官陆续提出辞职，2015年至2016年一季度，该院有1名庭长、1名审判员及1名助理审判员辞职离开法院。
二、分析问题：将未入额法官转任为法官助理办案模式的利弊分析
员额制改革的初衷在于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法官队伍，并以此为基础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员额制后，具有法官职称的人必须在审判一线办案，这是符合司法规律和所有法院工作人员的预期的。但是面对不断增加的法院案件受理量和确定的法院员额编制所造成的工作压力时，许多法官开始了疑问：我们是否已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我们当初为何而出发？如果员额制只是做一道简单的减法题，把现有部分“优秀”法官重新任命一次，而不注重办案模式，司法责任的重塑，员额制改革的初衷将难以实现。
长期以来，我国法院系统实行审判员—书记员的工作模式。以书记员身份进法院工作的法学专业学生，在经历了一定年限的辅助办案锻炼后即转型为助理审判员，担任审判工作。这种办案模式和法官成长路途在日益注重程序权利和日渐复杂的社会法律关系面前日渐捉襟见肘。各地法院纷纷借司法改革的东风，在实施法官员额制的同时，把未入额的法官改任成法官助理，但由此引发的是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分工不明确、考核机制不健全、由法官转型的法官助理工作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传统的办案模式及法官培养模式必须进行改革，但不能简单把一部分法官改成辅助人员了事。员额制改革的初衷在于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法官队伍，并以此为基础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但是如果员额制只是做一道简单的减法题，把现有部分“优秀”法官重新任命一次，而不注重办案模式、司法责任的重塑，员额制改革的初衷将难以实现。
三、域外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候补法官制度与多样化司法辅助力量的合理性分析
与祖国大陆地区的司法体制恢复年限相比，台湾地区的司法体制经历了更久的积淀和改进。台湾地区的法官主要来源以考训为主，要成为一名法官需经历职业培训、候补（试署）法官、实授法官三个阶段。经司法官考试合格的录取人员应接受为期为一年半至两件的司法官学习、训练，训练合格后，以候补法官身份分派各地服务，候补期为5年，候补期满审查及格者，予以试署，试署期间1年，期满后由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查缺派用。大陆的书记员—法官助理—法官工作模式虽然较原来的书记员—法官工作模试有所进步，但在无完备的业绩评价体系的情况下，法官助理模式面临着能否真正从法官助理中择扰选任法官的问题。笔者建议在法官助理与员额法官之间设置候补法官这一职位，这样既能充分调动尚未入额的法院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能暂时缓解员额不足对法院、法官工作的冲击，同时为员额法官的优胜劣汰提供足够的备选力量。
台湾法院还设置有司法事务官和书记官，以分担或协助法官的工作。司法事务官专门负责办理调解、督促、保全、公示催告，拘留以外的强制执行等事务。台湾地区的书记官属于行政性质的公务员，其主要工作任务为纪录、执行、文书、内勤、资料及诉讼辅导等。书记官分为一等、二等和三等书记官。书记官的退休、抚恤及其他关于人事及待遇的保障，适用“公务人员退休法”、“公务人员抚恤法”及其他公务人员相关法令，与一般的公务人员并无不同。
四、解决路径：未入额法官分类转型与渐进式办案模式分析
目前未入额法官转任法官助理后，将不能直接从事审判的核心事务，不利于从法官后备力量的建设。笔者认为应参照我国台湾地区的候补法官模式，在法官助理与员额法官之间设置候补法官作为员额法官的预备期，以使将来走上法官职位的人员有充分的职业培训和积累。同时，法院应设置多种单独的司法辅助人员管理序列，如司法事务官、执行官、书记官、法官助理、司法行政人员等。未入额法官按自愿报名、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确定上述各类法院工作人员。具体来说：
一是部分年纪较大，法学专业基础较弱的未入额法官可以转型为司法事务官，负责保全、调查取证、司法鉴定等辅助事务。在优秀的司法辅务事务人员奇缺的状况下，这些经验丰富的老法官完全可以胜任保全、调解、调查取证等事务。只要工作量不要超负荷，加上适当的引导与激励措施，其工作积极性是可以在适当范围内得以调动的。
二是刚入法官不久的正式在编书记员，符合条件的可以任命为法官助理。由于各地在试行司法改革后都不同程度上对助理审判员的停止了任命，改革后的書记员可能单独序列管理。这部分尚未任命助理审判员的正式编制书记员在经过一至两年的书记员工作后可以从中优先选任法官助理，将来再从法官助理中择优选任候补法官。
三是应尽快建立单独的书记官制度。笔者并不赞同2003年《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的书记员全部采用聘用制的方式来招录。因为书记员工作内容固定、而且从事记录、送达、归档等辅助事务同样是司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事人来说，习惯上无论是书记员还是法官都代表着法院的形象，如果全部实行聘用制的书记员，在目前聘用人员待遇与正式公务待遇相差较大的情况下，不利于书记员队伍的稳定与司法辅助事务的顺利开展。
四是已经办案的部分年轻的助理审判员可转型为候补法官，按照年限和能力逐步承办案件。承办部分案情较为简单的普通程序案件，合议庭由员额法官担任审判长，并由员额法官对候补法官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核签发，这样既能防止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弊端，也能使候补法官在员额法官的指导下逐步积累司法裁判的经验；一定年限的候补法官者可以参加正式法官遴选。未遴选上的候补法官可以选择待两年后再次参加遴选，也可以按自愿转任司法行政人员或者司法事务官。
五是员额制改革后应实行尽量细化的不同岗位职业招录管理。员额制改革后，无论司法事务官、书记员、法官助理还是候补法官在招录时均应分开招录，并在招录公告中明确各业务序列实施单独序列管理。这样可使得部分律师、学者可能会愿意以候补法官的身份来法院工作，并逐步过渡到正式员额法官，减少因成长体制不同而产生的排斥反应。同时也可以尽量减少法学专业人才在过多的辅助性司法事务中浪费太多的时间，以提高整体司法产生效益。
参考文献：
[1]蒋惠岭、杨奕：《台湾法官选任的“双轨”》，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7月11日，第8版
[2]丰霏：《法官员额制改革目标与策略》，载《当代法学》第2015年第5期
[3]薛永慧：《台湾地区司法社会化改革研究》，载《台湾研究》，2015年第3期
[4]史庆璞：《法院组织法》，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司法改革研究 篇4
1 人口社会学:人户迁徙与社会模式转变
户籍制度对人口户籍的管理、登记以及社会模式的发展变化起一定的控制作用。以户口为单位的户籍制度改革研究分析, 则主要围绕人口迁移与社会结构两方面进行革新。相对而言, 比较具体化系统化的文献专著不丰富。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具体包括:
第一, 对我国国内人口迁徙演变的研究。主要是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徙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学者们发现户口是束缚流动的重要参变量, 开始找寻权衡城乡劳动力的自由迁徙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合理方法。赵耀辉与刘启明的《中国城乡迁移的历史研究:1949-1985》一文中, 认为在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障碍是户籍制度与劳动力自由流动制度共存局面所存在的问题即劳动力的市场改革方面的目标就是废除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1]。马侠在其《人口迁移的理论和模式》一文中通过对英国数理统计学家E.G.Ravenstein的“人口迁移规律”与Everetts·Lee等的人口迁移理论的研究, 表明了一般情况下人口的迁移量与迁移率与国家的发展变化呈现正相关的趋势[2]。相关研究还有他的《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和《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迁移》。2000年开始, 学者们开始倡导“迁徙自由”[3]。朱福惠认为, “迁徙自由是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3]。朱其良认为承认迁徙自由权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也是实现公平公正原则的前提[4]。
第二, 对我国户籍制度模式发展的研究。现时代对于户籍模式的选择, 学者们存在不同看法。李全生总结了2004年之前对二元社会结构的综述:传统户籍制度及其附加制度使城乡居民差距扩大、城市化减缓、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 要进行二元结构改革就必须改革户籍制度[5]。韩央迪利用伯克利观察法 (Berkeley Perspective) 分析提出了他的看法, 户籍改革要“更多的回应社会的需要”, “界定公众利益达到实际正义”达到“大统一”的目标[6]。席丛林认为要采用循序渐进式的户改举措, 转变政府职能, 建立合乎地区性的制度以大力保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7]。社会保障方面, 白庆兰、费静分析了户籍制度改革要加大对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投入, 扩大农民工的参保权[8]。政府资源方面, 陈成文、赵锦山提出政府给予户籍改革的权利, 加强对其引导、补贴与控制的力度[9]。土地制度方面, 陈学法提出国家土地要素要有充分的流动性, 将土地产权分为物权与财权, 物权归国家, 财权在一定时间内归个人, 劳动力与土地要素能够得到自由流动[10]。社会公共资源方面, 汪恭稳提出, 要改善我国公共物品的城乡不均等分配, 明确城乡一体化的公共物品体系加大监督力度[11]。
2 政治经济学:政府力度与收入差距调整
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户籍制度必然与经济体制结构的变迁紧密联系。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 透过户籍改革, 对我国政治、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的研究。制度虽在一定的社会阶段具有相对稳定性。制度最终变革则是不断的细微调整的结果。美国研究者萨尔顿 (Mark Selden) 与程铁军在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中认为, 中国的户籍体制对农村居民的地位与发展起决定作用, 在探讨中国政治经济结构转型问题的时候, 户籍制度的发展研究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葛笑如认为传统的户籍制度掩盖了我国的劳动力过剩现象, 限制了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发展以及竞争力度, 使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失效。因此追求“个体效用的最大化”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动力[12]。
第二, 社会资源配置结构以及城乡收入结构的分析。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中, 学者们对我国社会资源配置以及收入再分配体制的分析, 户籍制度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依据。陆益龙在其《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一书中指出, 传统户籍制度及其配套体制在居民的就业、社会福利等社会资源的配置方面存在不平等性, 户籍制度的控制性使我国出现了社会分层、资源配置失衡、收入差距等社会问题。虽然作者没有着重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分析, 但是在探究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导向作用。
第三, 政府力度与户籍改革的协调发展。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 国家将加强人民收入分配作为政府部门的重要经济任务之一。综观看来, 在人力资本功能显著的现代,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打破了城乡人力资本的平衡。我们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放于城市, 加大了我们的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010年4月28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 指出2010年得重要任务就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深化户籍制度、土地管理的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应与国家管理力度、市场资源限度以及城市承受能力协调发展, 采用国家干预兼顾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模式。
3 历史学法学:户籍制度演变与国内外法规比较
也有学者从我国户籍制度变迁历程和中外不同国家人口福利体制对比的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正是鉴于历史发展与国外政策法规的关联性, 在这里我们将历史学与法学两个研究视角放在一起进行总结归纳。
第一, 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变迁的历史性分析。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研究成果诸多,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最先将户籍制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与人口形态、地域性联系在一起谈及。杨子慧、张庆五的《中国历代的人口与户籍》中指出户籍制度与国家机器相伴而生。蓝海涛在其研究中也指出户籍制度具有多元性功能、二元等级分割性以及稳定世袭性等一些列的特性[13]。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对我国户籍制度的内容、功能性质与历史变迁做了一定研究, 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措施的研究奠定了丰厚的理论依据。陆益龙提出户籍制度改革要剥离利益捆绑机制, 强调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左鹏、周菁则通过对我国某个县进行了实地调研, 指出我国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买户现象, 提出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政府应该要严格管理。
第二, 国内外法规对比研究下的户改路径探索。国外如日本的户口随人走的《户籍法》、新加坡的《国民注册法》、英美的《出生、死亡、结婚注册登记法》等都是身份平等的“便民”原则的“民事登记”管理制度。孙浩进对瑞典、美国、巴西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的研究, 指出中国应该注重效率与公平兼顾, 并且可以通过税收等政策加大政府的再分配的调节力度[14]。因此, 我国二元到一元的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在经济、社会、政治层面上改革并建立一种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新式的户籍管理机制。
4 现行户籍改革研究的局限性与改革所遵循的伦理原则分析
我国户籍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有了充分性的认识, 但是改革实施的研究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a.在其微观社区改革中群众反映方面则缺少实际生活需求的材料支撑, 为户籍改革按需分配的研究埋下绊脚石。b.现有文献的不充分, 导致我们无法对户籍制度变迁的客观规律性进行研究。c.对国家法律机制以及国家权力的理论性分析不容易着手, 使我们对国家的人口管理体制得不到全面实际的评测。d.社会不公平现象无法彻底消除, 户籍改革不能实现彻底的社会公平。
鉴于此, 作者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从伦理学基本原则角度分析如下:a.平等、自愿原则。去除身份等级划分, 建立城乡一元化的户籍管理体系, 给全体居民同工同权, 享受同等公共服务待遇。让农民从身份上认同、生活习惯乃至于综合素质方面完全融入城市生活。把平等原则运用到实践当中, 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逐步推进居民自由迁徙化。b.人道主义原则。科学改革相应措施, 突出的是一切改革是为人民, 维护居民切身利益,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大对农民的社会保障, 一切以最广大居民的最大幸福为出发点, 使农民能够自由且更有效的发挥其才能。c.公平、公正原则。户籍制度改革应当建立在农民工正当需求上, 剥离户籍制度附加职能, 通过廉租房 (经济房) 的设立、开放养老保险机制、自愿参加城镇医保、同等就业与受教育机会、加大社会救助等措施使户籍制度改革维护居民利益分配的公平正义, 减少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以及成员间的摩擦与矛盾, 真正提高居民的幸福感。d.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要求改革使农村人在城市充分享受到公平的就业机会, 不但提高了城市劳动生产力, 解决了农村富足劳动力堆积现象, 盘活了城市生产要素, 城市化进程加快, 同时, 留守农村的居民得到了较大的人均耕地面积, 加快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等资源流动,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此, 推进户籍改革, 深化了社会的公平原则, 也带来了效率的提高, 为我们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发展, 传统户籍制度所派生出一系列的不良职能日渐显现, 国家以及相关领域的众多学者已经在人口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进行相关的研究。本文是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理论及其改革措施两层面, 对众多学者近年来的成果进行的归纳分析与概述, 并且在此基础上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 找寻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所应遵循的伦理原则。
中国能动司法研究 篇5
一、能动司法提出的背景
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时期，又受到了西方列强的迫害，中国的起步比西方国家晚了几百年，因此中国的法治发展进程也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而来的便是政治上的革新、文化上的进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法治又有了新的革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中国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她有自己的辉煌史和血泪史，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发展，中国的法治亦应别具特色。顺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司法为民、司法大众化、司法理念转型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能动司法的提出便是一项重要举策，这就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要求我们在司法过程中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最大作用，积极司法，有效司法，充分合理的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合法资源。另外，我们应该意识到法律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创造的，每当发生了一件事或者一类事件，对应此类情况的法律便会被发现继而制定出来，可以说社会是法律的母体，但是社会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而法律为了能更好的引导公众合法行事必须以成文的形式确定下来，因此，已经制定的法律不能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在保证法律对社会的统帅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能动的运用成文法律，全面的看待问题，妥善的解决纠纷。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内民众对日益增长的诉讼需求，我们开始了探寻中国司法自主道路的步伐。WwW.11665.CoM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能动司法”，他强调：“能动司法是新形势下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必然选择。”这一讲话的提出，掀起了各级法院倡导能动司法、践行能动司法、坚持走能动司法道路的热潮。学术界也对能动司法进行研究和界定，但却出现了背离中国语境这一前提与核心的问题，即混淆了能动司法和司法能动主义二者的概念。司法能动主义发源于美国，与它相适应的是普通法，美国的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使得司法能动主义成为美国大环境下不可缺失的司法理念。美国是最早提出三权分立的国家，18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了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美国的州宪法和法律进行监督，如若其不符合联邦宪法即可宣告其违宪，这种体制决定了美国的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无需致力于对立法者立法意图的吻合，他们可以广泛的运用他们的权力，甚至可以通过扩大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手段促进公平。谈到司法能动主义就必然会与美国的分权制度紧密相联，克里斯托弗指出，要想描绘司法能动主义，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是法官对多数规则以及“政治部门”所持的基本态度；如果一个法官对多数规则以及政治部门的代表性持怀疑态度，那么就更可能采用司法能动主义，而能动的程度则可能取决于对司法能与不能问题的怀疑态度。①而我国的能动司法是指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基于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发挥主观能动性，回应社会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情况，应对司法过程中的疑难复杂案件。这种能动司法不涉及各机关权力的位移，仅仅是在审判职能上发挥能动性。我国的能动司法必须在“中国语境”和“实现法律效果”为前提开展，只有符合了中国的实际与国情，符合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符合中国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才能够在中国取得进步，才能为中国公众所认可与接受，进而被遵守与执行。
二、能动司法在实践中的具体要求
能动司法的内容主要包括能动司法、积极司法、主动司法、有效司法几个方面。在司法过程中法官起着主导作用，是司法的主体，因此法院亦应是发挥能动司法的主力。
首先，能动司法要求法官在司法办案过程中注重案件的特殊性，寻根究源，找到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并全面分析，做到举一反三。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做到案结事了，另一方面，可以预防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中国的能动司法与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法官无立法权，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才享有立法权，但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司法机关可以出台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在疑难复杂案件发生时，如果找不到相应的法律条文可以使用，便可以出台司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效力等同于立法机关的立法，法官在审判中可以直接予以适用。
其次，能动司法要求法官在工作中要主动司法。传统司法理念中，法官作为裁判应当保持中立地位，这就使得裁判程序的启动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而在我国立法中，司法审判的启动是被动的，即不告不理，只有当事人将案件诉至法院，法院经审查决定后方可启动。能动司法与被动司法是司法运行过程中必须注重的两个问题，两者并不矛盾，我国司法活动的现实规律即是司法被动性，强调司法审判过程中应保持中立、公正、公平、保证程序的合法性，从而最大限度的确保纠纷在真正意义上被解决；而能动司法强调的主动司法并不是说法官要主动介入纠纷，是从实体上来讲，法官不能成为适用法律的机器，不能因循守旧。在当今司法理念转型的大背景下，应深刻领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主动寻找消解纠纷的良策，主动发挥自身特长，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再次，能动司法要求法官要主动司法。公正、高效已经成为当前司法工作普遍追求的目标，法官的职能不仅仅是司法，还要高效的司法。众所周知，司法的.启动程序是相当严密的，一方面是因为牵扯到法律权威性，即合法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司法程序一旦启动，紧随其后的一系审判程序是相当烦琐的，若不能严肃的对待，便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会给当事人的经济财产造成损失，这就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要合理安排诉讼期限，不故意拖延，做到高效公正。不仅如此，当前面对诸多复杂的社会纠纷，许多案件虽然已经审结完毕，但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即“案结事未了”，这便是违背有效司法，与追求高效司法相背离的，因此，能动司法不仅要求主动司法、有效司法，更为核心的是将广大公民的利益放在前位，真正做到司法为民，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中国实行能动司法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是一个法治进程起步较晚的国家，法律的制定存在着其固有的缺陷与不足，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在这种和谐语境下，法律自身的缺陷与不足被一一放大，因此，需要实行能动司法。能动司法在我国和谐语境下是能够实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相对于此，法律的实际生命周期短，不能适应社会的迅速变化。而且法律具有稳定性，不能说变就变，朝令夕改，因此，两者之间的矛盾便会骤然升级，如何使现有的成文法有效的运用于当前的社会实践，已成为一门技术，在使用能动司法时要适度把握这个“度”，积极引入能动司法，发挥主观能动性，适度把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积累、总结经验，形成典型案例，以致对此后的相类似案件发挥引导借鉴作用。
第二，能动司法的提出是对中国司法发展方向的调整。几十年来，中国的法治进程都可以的仿效西方发达国家，教条的将西方国家的法律引入我国，但却忽略了我国的国情和实践，导致制定的法律不能解决中国实践中的矛盾，能动司法对这种借鉴进行了调整，使其本土化，将符合中国国情的部分继续留用，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部分剔除。司法的本土化要求法律从立法到执行的整个过程都要遵循本土的客观实际，因此能动司法的提出，调整了我国司法进程的发展方向，更符合中国的实践。
第三，能动司法的提出符合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资源之间，人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而能动司法的提出时促进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严格使用法律与法官适度自由裁量权，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和谐，顺应了历史的大背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依法治国，司法为民，党的领导，服务大局这些基本内容都对能动司法在我国的法制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予以肯定，是我国在和谐语境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填补法律的漏洞与空白，完善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决策。当前，研究中国和谐语境下能动司法的可能性、必要性，是一个十分必要的课题，能动司法要求法官妥善处理司法过程中遇到的纠纷，既能保证法律在法治社会中的权威性和统率性，又能切实维护好公民的基本权利，找准个案之中的矛盾点，找出其特殊性，做到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相结合，真正做到司法是为公众解决纠纷，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司法改革研究 篇6
关键词：公司法；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68-03
一、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制度设计初衷
公司的资本，是在公司章程中所确定的，由股东认缴并且经过公司登记注册的股本总额。它由股东或发起人出资，并转移所有权于公司，经过登记机关注册登记而具有公示效力，成为公司独立的法人财产，是公司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保证，也是公司组织经营的物质基础和信用的表征[1]。最低注册资本是由法律强制规定的公司在登记注册时不得低于某一注册数额的注册资本限额。由于它是由法律强制规定的，股东或发起人成立公司时必须缴纳的最低资本数额，所以如果股东或发起人缴纳的资本数额达不到法定标准，就不能得到成立该公司的准许，也就不能取得独立的法人资格。
我国《公司法》从平衡投资者（股东）与债权人两者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为了给予债权人最低限度的保护，规定了最低注册资本制度[2]。具体说来：第一，基于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公司股东仅在个人认缴的出资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公司法在对股东的权益给予了保护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便是出于这种考虑而进行的制度设计。因为当在股东受益于有限责任制度而有效的规避了市场的风险时，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为公司债权人提供了物质担保，为债权人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护，不至于将市场的风险转移到债权人身上。第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渐完善，公司作为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主要组织形式，其安全设立及运行对经济秩序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作用。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为设立公司设置了最低准入门槛，旨在避免投资者投资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因为盲目设立公司，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如果经济效益不好，就会威胁损害到了债权人利益，公司的歇业和破产等现象也将会引发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引起经济的震荡。同时，规定最低准入门槛也为了防止不法分子以欺诈的方式设立公司行为，破坏经济秩序，“皮包公司”即是典型[3]。以设立公司名义进行各种诈骗和投机活动，因其设立的公司是个空壳公司，没有物质基础的保证，就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一旦出现经济纠纷，便难以解决，从而引起经济混乱的局面。
二、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不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这一经济主体形式也日趋发展成熟。实践中，最初的制度设计暴露出来许多问题，很难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改革条件也日渐成熟。最终，2013年12月新公司法修改草案获得通过，新《公司法》出台。新《公司法》对最低注册资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引发了笔者对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反思。笔者认为，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有如下几点不足之处：
（一）最低注册资本制度难以有效保护债权人利益
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成立时依照法律规定注册登记的资本。公司一经获准注册成立，注册资本这一数字便实现了它的意义。然而，它并不能很好地起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因为公司成立后，在运营过程中，注册资本这个数字只能代表过去，不能代表公司运营时的资本。如果公司经营不善，则可能其设立时的资本已然耗尽。司法实践中，就发生有很多注册资本雄厚的公司不能清偿债务，致使债权人利益受损的情形。究其原因，就是在于注册资本只是一个静态的数字，无论注册时资本有多雄厚，如果效益不好，长期亏损，也有可能变成一个空壳公司。事实上，对于债权人来说，债权担保主要依靠的是公司的真实资产，而非公司注册成立时这个静态的注册资本[4]。所以如果公司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而被申请进入破产程序，公司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再清偿劳动债务后，所剩财产通常不能完全清偿公司债权人的普通债权。此时，资本的担保功能实际上并未发挥有效的作用。同时，由于人们注重资本重要性的传统观念，易将资本与公司的实力联系起来，导致公司过分强调注册资本，进而引发了虚假验资，出资后又抽逃出资的情形的发生，严重影响了经济秩序和债权人的利益。
（二）抑制了投资者投资创业的热情
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应该是一种公平竞争、有活力的投资创业环境。如果没有竞争对手的加入，便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要有新的企业产生，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参与到激烈的竞争当中，形成生存的压力，才能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然而，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制度为设立公司设置了最低准入门槛，这使得有一定资本，但不够最低注册额的小微企业、中小型企业以及白手起家的创业者等被拒门外，他们不能够凭借成立公司这种以独立财产承担有限责任的组织形式参与市场竞争，因而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4]。他们只能以合伙企业、独资企业等以合伙财产或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方式参与竞争，加大了他们的风险，抑制了他们投资热情，这与鼓励投资兴业的理念不符。
（三）“一刀切”的法定注册资本额难以做到科学合理
确定最低注册资本额的难度很大，这个数额的确定很难做到科学合理。确定的最低资本额数额过高，等于为中低层经营者设置障碍，不利于鼓励投资兴业，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的发展；确定的过低，又与制度设计旨在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这一初衷相违背。事实上，由于经济环境，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异，很难找到一个通行全国的科学合理的最低注册资本额。正如美国学者汉密尔顿所说：“任何关于最低资本额的规定都是武断的，也不能对债权人提供有意义的保护。”[5]尤其作为一个“一刀切”的简单数量标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没有考虑到特定业务对资本的特殊要求而显得过于僵化，不能适应现实中种类繁多的公司。如一些从事高科技的企业，他们主要依靠的是人才和技术，通过操作几台计算机或实验仪器就能运营，不需要高额的注册资本。如果设置过高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对这类企业来说，无疑是给他们设置了不必要的门槛，得不偿失[6]。
三、改革需要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
2013年新《公司法》改革，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旨在给投资者松绑，激励他们的投资热情，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但是，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很多路要走。新《公司法》规定资本采取认缴制并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后，为避免公司股东利用这点，认缴较低的公司注册资本借公司独立人格滥用公司信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也为了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保护，寻求投资者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的平衡，达到新《公司法》的预期目的，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7]。
（一）完善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又称为“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是指为了制止控股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格，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债权或公共利益承担责任的一种制度[8]。新《公司法》取消了注册资本限额，放宽了市场准入。如果不法分子利用无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规定和人格否认制度逃避公司债务，或在资本积累不充分时虚报注册资本成立公司进行交易，损害债权人利益，或出现债务人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有明显以不合理低价卖出及以不合理高价买入的交易行为时，就要充分发挥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作用，对股东进行连带追偿，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我国原有的公司法并没有规定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可以适用人格否认的情形时，因为于法无据而束手无策。2005年我国出台了第二部公司法，该法规定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对其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我国审判实践中的运用还不十分成熟。因此，在2013年新《公司法》修改，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后，但还需要完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需要详细规定该制度适用的条件和具体情形，以弥补司法实践中难以应用的不足。
（二）建立注册资本担保制度
新《公司法》规定资本采取认缴制，而且可以分期缴纳。这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东怠于履行出资义务，危及公司资本充实。因此，有必要建立注册资本担保制度。在股东认缴公司资本并承诺以分期缴纳的方法履行出资义务，对于其还没有缴纳的资本，要求其提供相应的人保或者物保。以保证如果到期其没履行出资义务，债权人可以对担保物优先受偿，或者要求保证人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借助担保制度来保证债权人的利益[9]。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担保法解释中规定，保证人为注册资金提供保证的，在资本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注册资本担保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该司法解释并不是强制性规定，意味着只有在当事人对出资人提出担保要求的情形时才适用。因此，建议在《公司法》中确立注册资本担保制度，规定如果股东对认缴的注册资本实行分期缴纳，对没出资的部分必须提供相应担保，以便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三）建立并完善信用体系
新《公司法》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简化登记事项和文件，降低了公司设立门槛。为了避免放宽准入后，公司股东借公司独立人格滥用公司信誉，进行欺诈，损害市场经济秩序，造成混乱局面，就要大力推进企业诚信制度改革。具体说来：第一，构建统一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将企业的登记备案、财务报告、资本充实程度、资格资质等企业的有关信息在系统上予以公示，供个人及其他单位查询，以便及时全面了解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第二，建立相应的信用预警及惩戒制度，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一旦企业的经营状况或信用出现异常，要及时公布。对有不诚信经营或违法行为的企业，将其列入“黑名单”，并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增加企业失信成本。第三，强化高管人员的守信义务。公司高管是公司的管理者，公司信用能否良好，取决于高管是否有责任心，是否有守法意识。强化高管人员的守信义务，使其尽职尽责地管理公司财产，以保证公司财产保值增值。如果其违反守信义务，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构建监管新模式
新公司法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后，将给与公司的成立与发展更多的自由空间，但是完全的自由必定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政府监管方面将面临新的挑战。为了应对新的挑战，政府应转变管理理念，构建监管新模式。首先，政府应该转变管理理念。在新公司法此次修改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市场主体长期被行政机关管理，自我约束意识差。新公司法改革取消了对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对市场主体的信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政府的监管也是如此。先前工商监管部门的职能偏向的是事前管理，规定成立公司注册资本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限额，这多少有些“官本位”感觉，但是新公司法施行后，其职能将更注重事后监管。因此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厘清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关系，让市场这只“看不清的手”自己予以调节，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予以适当配合。政府在公司资本运营过程中，灵活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进行综合监管，在动态中将公司的真实情况及时予以公布，建设服务型政府。其次，政府要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和配合，强化行业自律和自我管理。这需要政府加强宣传与引导，转变市场主体的观念，提升市场主体的自律意识和信用[10]。再次，政府要严格坚持依法行政，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对违反法律法规的市场主体，严格进行执法，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前公司法的部分规定已不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便是其一。只有不断革新，才能够使法律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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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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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潘放，高延东.公司资本制度的弊端及其完善[J].学术交流，2005，（2）：44.
司法改革研究 篇7
软件工程专业作为吉首大学综合改革试点学院和校企深度合作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实验区,力求通过软件工程专业的改革试点,来带动以软件工程专业为主体的一个专业群(JAVA方向、嵌入式方向、商务智能)。
根据现有学生学习与就业现状分析,伴随着我国高校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由国家统包分配向毕业生自主择业转变,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1]。并且随着高校开始扩大招生规模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日趋下降,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更是让就业形势变的更加不容乐观。因此结合吉首大学教育特点与我院专业的实际情况,开始慢慢意识到提高学生能力的提高与培养,改革教学手段与方法,引入案例教学方式方法,以职业资格等证书作为学习的效果,引导学生以提高自学能力与创新知识为目标,加强实际项目的训练,实现专业与实践相结合,加强实际案例的训练,并积极参与到企业的实际的项目之中与顶岗的实习之中。
一、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教学手段
吉首大学综合改革试点学院和校企深度合作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实验区,积极与全球顶尖软件外包企业联合开展应用型高级软件人才培养,推行校企深度合作“2(校)1(园)1(企)”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践行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优势互补、合作共赢。通过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手段,以“育人为本、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教育观,“科学与人文精神并举、实践与创新能力相长、个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贯通”的人才观,“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质量观,“夯实基础、提升质量、塑造品牌”的发展观,在CDIO工程化教育理念、开放式办学理念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指导下,竭力开展了一系列具有示范意义的专业综合改革,通过教育体系教学模式的微创新和校企优质教育资源的跨界融合,将现代化的教育方法与手段相结合,改变传统以黑板加教科书的手段,实现以各种电化教育器材与设备,将投影仪、电视机、计算机等现代设备搬到课堂,以现代教育设备应用于软件工程的教学当中,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不断加强专业综合改革成效,以快速推进专业的统合改革与发展,最终有效地增强专业的核心竞争力与综合实力[2]。
二、教学手段改革思路
1. 探索全新有效的教学手段
吉首大学软件工程教研室从本学期开始就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模式与教育手段,创立了创新创业工作室,在创新创业工作室的带动下,组织软件工程专业学生开展第二课堂与相关活动,将课外与课内结合起来、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结合、隐性课程与显式课程相结合,以高年级学生带动低年级学生,同时结合教师在课堂教学的内容,提高所有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参加各种教学教研活动。学生不仅在课堂上学习到课本上的内容,还可以在课外培养自学能力与团队协作的能力,同时还可以培养创新意识与工程实践能力。形成学生自我学习的学习状态。
2. 改革已有现有的教学手段
传统的教学手段以黑板与课堂讲授为主,为了改善原有的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积极性,可以在传统黑板教学的基础上增加图文字貌的形式,增加教学的可视性与直观性[3]。注意发挥课堂的教学的多样性,发挥多媒体教学形式,以现代化的教育方法与技术,将原有的教学内容转变成图形的形式,制作出精美的课件,将传统的内容与现代教育手段结合在一起,并结合教师的课堂讲解,对重点难点内容进行突出展示,可以增加多媒体课件使用的次数,用图形化演示教学内容,将比例增加到一半以上甚至更多,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3. 改革原来的教学方法
吉首大学软件工程教研室主要承担软件工程专业的专业课。可以把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拿出来进行研究,根据对现状的研究,对原来的教学内容进与教学方法进行研究,改进原有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极力推进新的教学方法,研究有效的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积极性,并对原有的内容进行大胆的创新与尝试[4]。如我们教研式的颜一鸣老师在课堂中采取了全新的研讨式教学方法,对每个班级的学生进行分组,在课堂上根据知识以小组的单位进行研讨,并根据研讨的内容第个小组的成员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这种新的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成为了学习主体,以学生为主体进行主动的学习与交流,从而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打破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界限。
4. 进行第二课堂尝试
在软件创新创业实验室的带动下,积极进行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并且提供较好的活动设备与条件,在活动期间,由本专业的教师进行辅导。这一活动开展以后,参加的学生越来越多,软件设计和制作的水平也越来越高。同时我们还开放了实训室,鼓励协会的会员们利用课余时间搞一些小制作,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技能,并经常性的派出教师进行相关指导。
5. 改革考核方式
本学期的《web开发基础》课程采取了学生提交作品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学生制作一个简单实用的网站来实现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的目标;总的来说,就是做到考试方法多样化,给学生以发挥的空间,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提高学生综合应用知识和运用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改革效果
教学改革实践得到了学生的肯定。他们说:“真正体会到自主学习的快乐,也让我深刻地明白教师的真正作用在于点拨,而非全盘灌输”;“我非常喜欢老师那种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很符合我们的思维方式,讲课内容好象不是从书本上来的,而是自己和老师一起想出来的”;“小论文是一种好方式,逼迫自己去掌握弄清楚一些模糊的概念”;“写作过程,不仅仅学到如何去写,更重要的是归纳了知识,总结了概念,我觉得这学期我向老师学到了很多思维方法,收获很大。”
具体效果表现在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发掘了一批优秀的、富有创造力的学生。有的在低年级就推荐进入课题组参与科研活动,显出了其创新能力。有的撰写了有一定质量的课程论文,如刘周清清同学的“基于Web的数据挖掘在校园网教学资源共享系统的研究与应用”一文已在《电脑知识与技术》上发表。这些在过去低年级学生中是极少见的。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灵活的教学形式强化了学生对基本理论的思考与掌握,在实践中体会到理论知识的指导性,并自觉运用于指导实践。在学生多次组织的软件设计大赛中,多数学生能做出比较好的作品,增强了学生就业竞争力。
总结
本文讨论了吉首大学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教学手段与方法的改革,充分分析与研究当前学生学习现状,提出了针对软件工程专业的新教学手段与方法,不断对革传统教学方法与手段,培养出真正适应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摘要：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探索综合改革试点专业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通过分析当前课程教学的特点,提出了对软件工程专业课程的教学手段改革思路,以提高软件工程课程教学的效率与本科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教学手段,人才培养,综合改革,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姚文振.中西方课堂教学方法比较与思考[J].科技信息,2008(01).
[2]李茂森.课堂教学中教师课程意识的迷失及其原因分析[J].现代教育论丛,2008(02).
[3]莫凯林,祝世娜,张亚文.高校课堂教学应实现五个转变[J].新课程研究(职业教育),2007(10).
禁止令的司法适用与改革方向研究 篇8
无论是《刑法修正案八》还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 关于禁止令的规定只有短短几句法条, 在实际操作中必然存在一定难度, 所以必须最终还是依靠司法解释。根据目前情况来看, 关于禁止令的司法解释有两个:一是最高检、最高法、司法部、公安部于2011年4月28日共同颁布的《关于对判处管制、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 (试行) 》;二是最高法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共同印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结合该两部司法解释, 不难得知禁止令的裁决宣告机关主要是法院, 但是关键问题是执行机构。司法解释中规定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社区矫正机构执行, 说具体点就是司法局指导司法所执行。但是各地的司法所的部署是相当有限的, 法律可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条里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即社会志愿者、居民委员会、家庭成员、学校等协助执行。
可以说《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关于禁止令的执行作了相当详尽的规定, 但是实际操作当中是否可行还有待考察。但是笔者多少有点疑问, 比如禁止令由司法局指导司法所执行, 但是根据实际情况, 司法所相当有限, 司法所里的工作人员也相当有限, 再加上偏远地区人员分布稀疏, 司法所不可能全面兼顾, 至少目前将司法所作为最基层的、最具体的执行机构显然在很多地方都行不通。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那么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必定会寄希望于法律规定的协助执行人员, 如学校、志愿者、家庭成员、社区居委会。在此, 法律使用的是“协助”一词, 当然法律也没有规定不协助会有怎样的责任, 因为法律也无权这么规定。那么, 可想而知这个协助执行的效果会是怎样。该司法解释, 可以说从表面上看相当全面, 但是过于理想和理论化, 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才能让禁止令落到实处, 而不会像刑事强制措施当中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那样, 空有其表, 更多地确是不恰当地寄希望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本人。
如果希望禁止令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么后期在政法体制上必须做出必要的改革措施。禁止令的宣告与执行主要涉及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 负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和具有裁判权限的审判机关应该在禁止令的执行方面问题不大, 关键问题还是司法行政部门, 即司法局和司法所, 而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人员编制和辖区人员分布问题。拿乡镇来说, 一个乡镇最多一个司法所, 一个所里平均不过五、六个人, 而相对于乡镇的人口和地域面积, 司法所如同沧海一粟, 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管辖。就如同乡村的普通盗窃案, 公安机关很难介入发现一样。这就有必要增设司法行政部门, 或单独成立社区矫正机构, 当然这种机构要给予其明确合法的地位, 配备专业的人员, 而不是社会志愿者等不稳定性太大的组织、机构。新增机构和人员应按照辖区实际的面积和人口, 以及犯罪率及禁止令的宣告情况按照一定比例予以分配。如此才能避免司法局指导司法所、司法所指导协助人员、协助人员不埋单的层层空指挥的尴尬局面。
二、忽视经费问题, 应明确执行经费来源
按照司法解释, 禁止令由社会志愿者、居民委员会、家庭成员、学校等协助司法所执行。其中司法所和居民委员会因其本身工作性质具有特殊性, 这种执行及协助执行的任务与其工作性质多少相关, 抽象来说属于其职责范围内, 不需要太多额外的经费, 只是或多或少的会增加其工作量。而对于家庭成员, 出于道德以及监护职责, 让其协助执行也无可厚非, 毕竟禁止令的初衷是有利于当事人的, 至于协助执行的效果怎样在此不谈。但是对于学校和志愿者来说, 笔者认为其本身不具有这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在没有大的法律原则及司法指导下, 仅凭一部司法解释就擅自增加他人的义务, 显然不妥。学校有教育学生的义务, 但是没有权限干涉学生用不用信用卡, 也无权干涉到学生见什么人, 如果非要学校拿着该司法解释去履行其教学之外的义务, 承当更多的责任, 那么笔者认为相应的补偿机制也应当跟上, 如经费问题, 这样才能显示出权利义务的对等性, 也才能调动其协助执行的积极性。再谈到志愿者, 在我国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很多公益性质的事情本应该由专门机关去执行, 但是最终却将此顶责任的帽子扣在了志愿者的身上, 要知道“志愿者”在代为履行本应由特定机关旅行的义务时, 是没有回报的。或许对于志愿者本身而言, 他们是心甘情愿的, 志愿者约多是一个社会越文明的象征。但是我们也常说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实际中却有许多老实人在吃亏, 而另一部分人却在渎职。举个例子, 前段时间央视报道, 部分地方留守儿童多, 教育设施缺乏。笔者在想, 当地政府教育部门究竟在干吗?结果, 学校里的一两个志愿者, 既当老师又当父母, 事情一旦被报道, 教育部门自己没资助就呼吁社会捐款, 其实我们不想喧宾夺主。所以, 笔者认为, 既然禁止令的执行是一个法律问题, 就应当在执行的每一处贯彻法律的公平原则, 不要让某些群体的劳动力和责任感被贱卖, 既然特定机关人员不够那就从机构和人员编制上改革, 如不改革, 那么对某些群体这种法律义务之外的高尚之举, 就应当给予经济上的鼓励。这样一来既能显示公平, 又能加强协助执行的效果。
综上所述, 不难得出, 以上所述问题必然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经费。其实在《社区矫正办法》的第三十九条就有关于经费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切实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 健全工作机制, 明确工作机构, 配备工作人员, 落实工作经费, 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该规定只能说两院两部在制定该司法解释时, 也考虑到经费的问题, 但是却没有作更为详细地规定。对此, 与其说其没办法解决此问题, 还不如说没有权限解决此问题。前几年严禁各机关单位私设小金库, 那么各地方机关单位的经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 不排除个别单位可以自行创收, 但是能使用的经费都有限制。而面对这种主要依靠地方财政拨款, 上级机关又无资金赞助的情况, 该办法的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只能让人束手无策。笔者认为, 无论是司法还是行政执法, 其目的都是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那么作为当地的地方政府就应该依法承当合理的经费, 而各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更应在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内, 对志愿者等一些义务之外的协助人员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如果确实财政负担重, 完全可以精兵简政或是实行轮岗制度, 将人用到实处, 而不需要去劳烦无偿的志愿者和学校。
三、禁止令的适用范围较小, 应扩大适用范围、丰富内涵
根据现有法律规定, 禁止令只适用于被判处管制、缓刑的犯罪分子, 以及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其原因在于这几类人如不对其特殊行为进行禁止, 其再犯或将矛盾激化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从而侵犯了他人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当然禁止令本身并不具有歧视性色彩, 它与剥夺政治权利一样, 只是关联到前面的违法犯罪行为, 对人身自由加以限制, 它实质上是一种以预防为主却有带着些许惩罚性色彩的刑事措施。
其实在我国刑罚当中, 具有类似于缓刑、管制等性质的刑罚还有假释、保外就医等, 这些刑罚对象均是已经判决有罪且被处以刑罚的, 这些刑罚均是由于特殊原因而在监狱外执行, 但人身又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这些刑罚对象因为其前期的犯罪行为, 导致其现在的某些特殊行为会增加再犯或激化社会矛盾的几率。所以笔者认为, 对于被假释及保外就医的犯罪分子也同样适用禁止令。另外禁止令的适用范围可以进一步拓宽到民事领域, 如家庭暴力、离婚诉讼阶段, 这些民事关系恶化或者民事权利义务处于一种随时可能发生变动的不稳定状态下, 禁止令的实行还是相当有必要的。比如有的学者就主张在离婚诉讼阶段, 虽然法院尚未判决离婚, 如果此时婚姻一方强迫另一方发生性关系, 就构成婚内强奸。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实行禁止令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一方面避免了被害人性权力被侵犯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也使意图施害方认识到这种行为的不妥, 避免触犯刑法的底线。另外需补充的是, 笔者自此没有建议将禁止令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行政法领域, 那是因为虽然我国行政相关法规没有“禁止令”这一称谓, 但是其禁止性规定却很多, 其实质效果类似于禁止令, 如违法驾驶人禁止在一定期限内重新申领驾照。
预算会计改革研究 篇9
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 (狭义) 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但随着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 我国预算会计体系将向“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会计”发展。
(一) 政府会计
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 包括编制部门预算、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等, 客观上要求财政总预算会计与行政单位会计合二为一, 成为政府会计。
1. 编制部门预算。
部门预算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预算编制方法, 是由政府各部门编制, 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报议会审议通过, 反映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的预算。即部门预算是一个涵盖部门所有公共资源的完整预算。编制部门预算的基本要求是:将各类不同性质的财政资金统一编制到使用这些资金的部门。部门预算的编制采用综合预算形式, 部门所有单位的各项资金, 包括财政预算内拨款、财政专户核拨资金和其他收入, 统一作为部门和单位的预算收入, 统一由财政核定支出需求。凡是直接与财政发生经费领拨关系的一级预算会计单位均作为预算管理的直接对象, 如财政直接将行政单位预算编制并批复到这些单位 (行政单位是政府的职能部门, 主管某一专业的行政事务。行政单位作为政府的延伸, 政府预算中理应包含行政单位预算) 。按部门编制预算后, 可以清晰地反映政府预算在各部门的分布, 从而取消财政与部门的中间环节, 克服单位预算交叉、脱节和层层代编的现象, 并把部门预算作为独立的政府预算法案汇编于本级总预算。随着部门预算的编制, 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的改革将逐渐趋向于以一级政府为中心, 核算整个政府的财务状况, 即编制一级政府的收支情况表。因此, 客观上要求将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逐渐合二为一, 成为政府会计。
2. 推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
部门预算编制后, 如果没有预算执行制度的改革, 其作用必然大打折扣。预算执行改革最有效的方法是推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建立我国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的基本框架是:按照政府预算级次, 由财政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国库单一账户;所有的财政性资金逐步纳入各级政府预算统一管理, 财政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指定的商业银行开设的单一账户, 取消所有的过渡账户;财政性支出均从国库单一账户直接拨付到商品或劳务供应者。
行政单位为了执行国家机关工作任务所需要的资金, 由各级政府财政部门从本级政府预算集中的资金中分配和拨付。推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后, 财政部门不再将资金拨到行政单位, 只需给各行政单位下达年度预算指标及审批预算单位的月度用款计划, 在预算资金没有拨付给商品和劳务供应者之前, 始终保留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国库单一账户上由财政部门直接管理。行政单位的人员工资由财政部门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职工工资卡方式直接支付;行政单位的专项支出按预算指标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政府采购—商品供应商方式直接支付;行政单位的小额零星支出, 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行政单位备用金 (信用卡) 方式支付。国库集中支付虽然不改变各行政单位的预算数额, 但其作用在于建立起了预算执行的监督管理机制。实现国库单一账户后, 由于各行政单位只是政府的组成部分, 其所有的资金都是财政资金, 都要通过国库单一账户收付, 其资金活动已通过总预算会计反映, 因此, 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相当于总括和明细的关系, 它们将合二为一共同构成政府会计。
3. 实行政府采购制度。
在财政支出预算管理改革中, 政府采购制度应是一项重大的工程。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 现代政府采购制度是强化财政支出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政府采购制度的实质是将市场竞争机制和财政预算支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一方面使政府可以得到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 实现物有所值的基本目标, 另一方面使预算资金管理从价值形态延伸到实物形态, 节约公共资金,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实行政府采购后, 对于行政单位专项支出经费, 财政部门不再简单地按照预算下拨经费给行政单位, 而应当按照批准的预算和采购活动的履约情况直接向供应商拨付货款, 即财政对这部分支出采用直接付款方式。财政总预算会计可以根据这部分支出数直接办理决算。而行政单位应根据财政部门提供的付款凭证进行资金核算, 根据采购品入库情况入账。这笔业务实际上是同一会计主体 (一级政府) 下获取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制度的推行也要求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合二为一。
(二) 非营利组织会计
事业单位会计向非营利组织会计靠拢, 非营利组织会计不仅包括事业单位, 还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各种基金会等。
非营利组织是指其经营目的在于社会利益而非某一个人或组织或所有股东的经济利益的组织, 即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包括: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各种基金会等。如果用“事业单位”这个名称, 显然不能涵盖所有的不属于企业性质的非营利组织。我们通常所称的“会计”, 应是一个最大层次的概念, 这个大概念的外延应包括以取得利润为根本目的的“企业会计”和以非营利为直接目的的“非企业单位会计”。即用“排除法”将排除企业会计后的会计称为“非企业单位会计”, 而“非企业单位会计”又包括政府会计和非营利组织会计。
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各种基金会等与企业相比, 尽管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但它们与企业之间的区别仍相当明显, 即这些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从行为科学的观点看, 任何一项活动都有其目的性, 行为的目的不同, 决定着它们行为方式、程序和控制模式也不一样。无论是企业, 还是这些组织, 它们都是从事一项具体的社会活动, 但是它们活动的目的是不同的。企业经营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 使投资者得到尽可能多的投资回报。而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各种基金会等在向社会公众提供管理或服务时, 并不追求收益, 其目的在于按照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提供者的企望和要求提供尽可能多的管理和服务。因此, 非营利反映了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各种基金会等的基本特征, 其目标着眼于社会效益。显然, 这些组织的会计称为“非营利组织会计”就更能反映其本质特征。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的本质特征相近, 但还是有较大的差异。主要是它有自己的业务收入, 而且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可以做到收支相抵。如一般事业单位除了财政资金外, 还有其他性质的资金, 这部分资金的收支不需通过国库单一账户。各种基金会更是如此, 其会计系统的独立性相对较强, 因而在会计原则、会计科目、核算方法上有较大的不同, 只是由于它与政府会计有共同的非营利性的特征, 因而, 非营利组织会计和政府会计虽同属非企业单位会计, 但不能统称为政府会计, 在制定会计规范时, 将其统称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会计”。
二、预算会计制度的改革
由于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 使得现行预算会计制度中的核算内容、核算方法等须要进一步改革, 以适应部门预算、国库单一账户、政府采购等改革的要求。
1.部门预算要求反映部门所有的收入和支出, 涵盖所有的预算资金, 因此, 反映预算执行情况的预算会计, 也应以预算资金全貌为对象, 应不再有遗漏。其中, 基建资金也应和其他资金一样一起编入部门预算。即部门预算应当涵盖包括基建预算收支在内的所有收支, 真正反映综合预算。然而, 由于基本建设财务有一定的特殊性, 在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应增加相应的会计科目进行核算。细化预算编制到项目, 也就是收支要重新适当分类。因此, 预算会计的会计科目应重新设计, 明细核算应作相应调整。零基预算即预算一切从零开始, 各类支出取消“基数加增长”的预算编制方法, 按照预算年度所有因素和事项的轻重缓急程度重新测算每一科目和款项的支出需求。因此, 采用零基预算方法, 对预算会计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预算会计不仅要提供收支流量方面的信息, 还要提供资产存量方面的信息, 从而对会计核算提出了新的要求。
2.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的实行, 改变了预算资金的流转程序, 所以, 将使现行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面临又一次改革。现行财政总预算会计收到财政收入、总预算会计向行政单位拨出经费、行政单位收到总预算会计拨入经费、行政单位向财政总预算会计上缴预算内外收入、行政单位向下级行政事业单位转拨经费等业务的发生及其会计核算都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而, 现行行政单位会计的会计基础收付实现制将受到挑战。例如, 行政单位的工资将由财政通过人民银行―商业银行―职工工资卡方式直接支付, 此时, 财政总预算会计根据拨款数做一笔支出。而行政单位在现行制度下, 既要做一笔收入又要做一笔支出, 这样做实际上不符合收付实现制原则。如果财政总预算会计与行政单位会计合成政府会计, 那又要在政府会计的支出总账上记一笔, 同时在某一个支出明细账 (行政单位) 上记一笔, 不会动摇会计基础。总之, 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的推行, 对现行总预算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的冲击将是非常巨大的。
3.随着政府采购制度的展开, 政府采购资金运动就成了预算会计的一个新的重要核算内容。行政事业单位的许多采购项目, 既有财政预算资金, 又有其他资金, 这些采购资金, 应集中到财政部门, 由财政部门统一支付。因此, 也就产生了资金从预算单位 (部门) 向财政部门流动的现象。另外, 会造成预算单位收支过程中价值流转和资金及实物流转的脱节。政府采购物品的价值按转账通知流入、流出单位, 但货币资金却不实际进出单位。为此要改革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体系和具体操作办法。现行的操作办法是按照国家机构的建制和经费的领拨关系确定的, 按照主管会计单位、二级会计单位、基层会计单位, 层层下拨经费, 年度终了又层层上报经费使用情况, 汇编决算。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后, 财政部门不再简单地按照预算下拨经费, 而应当按照批准的预算和采购活动的履约情况直接向供应商拨付货款, 由于这部分支出采用直接付款方式, 因此, 应按照实际支付的采购合同价。确认本级财政支出, 即财政支出的决算也不需要层层上报, 财政总预算会计可以根据支出数直接办理决算。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后, 还要改革单位预算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即采购品使用者应根据财政部门提供的付款凭据进行资金核算, 根据采购品入库情况入账, 在报送会计报表时既要提供资金的收支情况, 还要提供采购品的到位情况, 从资金和实物两个方面报告, 并与采购部门的结果核对。
摘要：由于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 使得现行预算会计制度中的核算内容、核算方法等须要进一步改革, 以适应部门预算、国库单一账户、政府采购等改革的要求。
巷道支护改革研究 篇10
1 我国巷道支护现状
近几年, 我国统配煤矿每年掘进巷道大约7000km。可目前, 巷道支护问题十分严重, 应当就其现存的问题进行分析, 以便提出一些改革建议。当前, 我国巷道支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1 支护形式单一, 缺少适用的配套机具
我国多数矿区使用木支架和矿用工字钢支架, U型钢拱形可缩性支架仅占9%, 梯形可缩性支架还不到1%, 锚杆支护在上下顺槽中只占3%左右, 而且这种支架集中在几个矿区。如今,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新技术的迅猛发展, 这几种支架的结构形式早已不能满足不同地质和开采技术变化的需要。此外, 支架的架设、安装、维修和回收等设备和机具基本上没有, 就算有其品种单调、且不配套, 从而导致支护的性能和质量较差, 劳动强度大, 安全状况极差。
1.2 刚性支架和木支架比例过大
煤矿巷道工字钢刚性支架、钢筋混凝土支架等刚性支架占很大比重, 高达80%~85%。刚性支架允许围岩变形量仅200mm左右, 而回风顺槽围岩变形量平均达560mm, 远远超过刚性支架允许的围岩变形量。正是由于刚性支架和围岩变形状况很不适应, 从而导致支架严重损坏, 以致于影响安全生产。木支架约占巷道的28%, 上下顺槽约高达50%。其实,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金属支架早已占80%以上, 巷道支护耗钢量达25t/万吨煤之上, 而我国还不到10t/万吨煤。木支架承载能力较低, 可缩性也差;而且木支架容易腐烂, 支护效果不好, 现今已完全不能适应围岩活动规律, 完全达不到支护的标准要求。
1.3 缺乏统一的巷道支护规范性文件
这主要体现在缺乏科学的围岩稳定性分类、巷道支护分类、巷道断面和支护的标准化和系列化、支架架设和维修标准等规范性文件。巷道支护工作凭经验办事, 容易造成支架形式选择不当、支护参数确定不合适、支护材料浪费严重等问题。可以说, 无章可循和有章不循是巷道支护质量差的根本原因。
2 巷道支护改革建议
在煤矿市场全面开放的今天, 推行巷道支护改革对降低原煤生产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 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根据我国煤炭产量的不断增加, 森林资源的贫乏, 钢铁供应紧张状况, 笔者对我国巷道支护改革提出了以下一些建议。
2.1 推广可缩性金属支架
推行巷道支护改革, 引入新技术是必要的。应当以钢代木, 发展可缩性金属支架。我国煤矿工作面的推广和应用, 要求巷道断面加大, 巷道金属支架也随之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但在使用中多数巷道金属支架的失稳现象严重, 而且容易造成大部分支架破坏, 使得支护效果低。所以, 应当坚持施工质量的严格要求, 充分发挥可缩性金属支架的高支护能力及联体效应;并逐步积极推广高强度型钢、钢筋网背板等新技术, 这也是改善和提高巷道支护金属支架支护效果的有效途径。此外, 在发展拱形可缩性支架的同时还应发展平顶形可缩性支架, 以便达到更好的支护效果。
2.2 发展锚杆支护
锚杆支护技术在当今世界各国煤矿巷道支护中得到极大地重视和广泛的应用, 在一定条件下采用锚杆支护, 不仅可以大幅度减少耗钢量, 降低支护成本, 同时还能提高巷道断面的利用率。因此, 应大力发展锚杆支护, 使之成为巷道的主要支护手段之一。一方面由于锚杆支护属于主动支护, 能及时有效的减小巷道围岩变形。而围岩变形量的减小, 能有效改善作业的环境, 促进围岩的安全可靠。另一方面由于锚杆支护是无腿支护, 可以大幅度减少维护工作面端头区所需的工作人员, 能有效简化工作面端头区的支护工序, 能为实现高产、安全高效创造有利的条件。为了使锚杆支护技术在巷道中得到健康发展, 还须对锚杆支护的构件及组合附件加以系列化和规范化, 尽早解决锚杆施工机具存在的质量不过关、备件供应不及时等系列问题。
从目前国内使用情况看, 金属支架支护和锚杆支护各有自身的优缺点, 应互相取长补短, 使巷道取得更好的支护效果。
2.3 研制和完善与支护有关的配套设备及技术
与支护相关的配套设备有:金属支架成型机、架棚机、不同系列扭矩的风动和电动扳手等;锚杆支护的锚杆打眼安装机、锚固力试验机等;原料来源广、粘结性好的锚固材料。这些设备、机具以及材料目前还须改进和完善, 甚至有的更需组织力量进行研制。由于一般情况下, 大多数事故是在掘进后悬露顶板空顶下作业发生的。因此, 应当研制一种能自行前移到掘进头来维护新悬露顶板的技术设备和设施, 而且它的进出还要不影响支护工序的正常进行, 须达到操作简便、造价低且工作可靠的目标;此外, 还应研制适用于机掘的不同类型的简便临时支护设备。
2.4 科学选择巷道支架形式, 参数优化
支架和两帮维护的好坏与否直接决定着锚杆支护的成败, 应根据围岩稳定性类别、岩石物理力学性质及结构状态进行合理分析, 逐步绘制煤、岩柱状图, 来科学选择锚杆支护形式及两帮的护帮形式。此外, 由于支护形式和支护机理的不同以及锚杆支护设计的理论计算方法的不同, 应当在分析和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初步设计, 计算优选锚杆所需的支护参数值, 这包括锚杆的长度、直径、类型、支护密度、锚杆布置、锚固力等等。当地质条件复杂时, 可根据实验室及现场试验实测结果来修改初步设计。当地质条件简单、围岩稳定时, 可采用工程类比法来直接确定锚杆支护参数, 然后按照理论进行强度校核。
另外, 还要不断完善支护管理制度, 在实施过程中进行全程监督, 使支护改革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一旦发现锚杆失效、发现围岩局部破坏, 要采取加强支护措施, 防止薄弱环节的扩展而导致巷道失稳破坏。
3 结语
巷道支护改革势在必行,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以迅速改变我国煤矿巷道支护的落后状况。通过巷道支护改革, 能有效改善巷道支护状况, 提高巷道的安全系数, 创造较好的生产作业环境;能以较少的投入, 减少支护材料的浪费, 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总而言之, 煤矿企业必须认真分析巷道支护状况, 及时进行支护改革, 直至取得满意的支护效果。
参考文献
[1]程万里.峰峰矿区巷道支护技术改革探讨[J].河北煤炭, 2000 (2) .
[2]彭建勋.加快巷道支护改革提高企业经济效益[J].同煤科技, 2001 (6) .
农田水利改革研究 篇11
关键词：农田水利；农业；改革
作为一项水利工程措施，农田水利以农业增产为目的，在利用兴建各种水利设施之后，为农田水利状况和地区水利条件进行调节和改善，在实现农作物增产的同时适当调整和改善生态环境。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的飞跃在各行各业中得到体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农田水利也开始与现代科技接轨，在传统农田水利的基础上实现改革，发展。
一、农田水利改革的必要性
改革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对于农田水利来讲，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的改变使得水利工程要想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改革，适应环境才能促进农业发展。
1、当前农田水利的现状
在分析农田水利改革的必要性之前，必须清楚我国当前农田水利的现状，找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改革才能有方向，有针对性。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始终关乎国家发展的命脉，就当前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农田水利的主要现状就是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就是灌溉系统不够完善。灌溉是农田水利的核心内容，灌溉系统的好坏与否直接影响农田水利的整体效果，或者可以认为，只有实现了灌溉，农田水利设施才算完成了使命；其次，灌溉水源不足。农田水利解决的就是农业生产中水的问题，而水源是整个问题的源头，没有水源，设施再完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这就要求农田水利建设中，充分考虑水源问题；再次，就是农田水利建设的造价偏高，过多的投入会使得农田水利建设举步维艰。
2、农田水利改革的必要性
农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在新的世纪，我国仍然是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的基本生存离不开农业的支持，所以说，发展农业，始终是我国的重要任务。但是最近几年，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使得自然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农业的支持力度开始降低，而随着人口增多而不断增加的人类的需求也在向农业生产提出新的要求，面对这样的背景，农田水利作为解决农业用水问题的重要项目，自然需要根据环境的改变做出改革，只有适应环境，适应社会发展，农田水利的效果才能表现出来。农田水利改革的必要性主要表现为：
农田水利改革是将新技术引入农业生产的途径。科技进入各行各业，带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同时，自然应该走进农业，为解决人类的基本生存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就要求农田水利进行改革，更多依靠新技术。
农田水利改革是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方式之一。传统的农田水利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水利问题，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具有破坏性，如果不进行改革，会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不利于农业的长久发展，因此，农田水利改革变得十分重要。
二、农田水利改革的措施
具体来说，农田水利改革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1、组建专业农田水利改革人才队伍
对于农田水利改革而言，人才是必须的，只有具备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农田水利的建设才能更科学，改革才能更有价值。农田水利虽然不是新的技术，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农田水利设施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环境的需要，这就需要专业人才根据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农田水利改革策略，切实做好改革工作。为此，可以对现有的农田水利方面的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而充实农田水利改革人才队伍；也可以在高等教育中有针对性的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让这些人才带着新思想、新技术融入农田水利改革的人才队伍中。
2、引进新技术
新技术是农田水利改革的核心。我国农田水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几千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农田水利技术也在不断变化，可以说，农田水利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人们的智慧。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农田水利面临的问题在不断的增多，新的挑战和困难让农田水利的发展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农田水利改革需要更多的新技术来解决遇到的问题。比如在机电排灌中，可以引入更先进的机电设施，在设备上为整个农田水利保驾护航，此外，也可以尝试国外在圩区水利围海造田等项目中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总之，从国外引进新技术，找到适合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的技术成果是当前农田水利改革的又一个可行措施。
3、在解决灌溉问题的基础上提高土壤质量，改善生态环境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解决农业灌溉问题已经不再是农田水利的唯一任务，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如何既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同时又不破坏生态环境，甚至改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农田水利中的又一问题，因此，在农田水利改革中也应注意，在解决灌溉问题的基础上提高土壤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土壤的酸碱度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而生态环境的好坏又直接关系整个人类的生存，在农田水利建设中，要注意对土壤状况的调研工作，尊重自然，特别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化学物质的使用要科学，防止不当物质对土壤的损害。当然，更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条件解决农田水利问题，保证良好的生态环境。
除此之外，农田水利改革的措施还有很多，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找到更多的合适的措施，是农田水利改革的应有之义。
结束语：
做好农田水利改革工作，不仅是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更是为我国其它行业的发展做好了基础保障。
参考文献：
[1] 翁贞林.小型农田水利研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12（06）.
[2] 韩俊，何宇鹏.我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机制[J].改革，2011（08）.
司法改革研究 篇12
中国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 政治上处在动荡的状态, 经济上到了崩溃的边缘, 人民生活仍处于贫困状态。中国与此时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中国要发展, 必须进行改革。
苏联虽然建立社会主义的时间较长, 但却一直实行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 权力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下, 不善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借鉴利用市场经济、改进社会管理等经验, 固步自封, 僵化封闭, 危机日益深重。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 进行改革。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对比
(一) 在党的领导上的态度不同
邓小平认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不是削弱党的领导, 而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说明党的的领导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保证和根本原则。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还认为党是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受挫, 1990年苏共二月全会决定放弃苏共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宣称党将不在独揽国家大权。苏共二十八大以宪法, 法律和党的纲领文件形式把多党制固定下来。
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态度上, 邓小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而戈尔巴乔夫却逐渐的消弱党的领导地位, 实行多党制。
(二) 推进改革的方法不同
邓小平认为渐进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才能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应用扎实, 稳健的方法来解决。戈尔巴乔夫认为公开化, 民主化是进行改革的根本手段。将国家和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人民, 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置于人民的监督和注视下。使各种违反苏联宪法的言论成为合法, 社会主义制度言论反而受到指责和嘲笑。破坏了国家的安定, 造成社会的混乱。
(三) 对待马克思主义上不同
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戈尔巴乔夫提倡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多元化, 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主导地位。引发思想混乱, 最终导致社会动乱。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多元化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政治体系改革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 而戈尔巴乔夫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 实现政治上的多元化。
三、经济体制改革的对比
(一) 改革战略上的不同
文化大革命结束, 邓小平认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解放思想, 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坚定不移的推动改革的过程中, 必须使改革稳步前进。对于重大的和没有把握的改革措施, 先试点, 再向更大的范围推广, 最后在全国实行。从中看出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循序渐进。
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的苏共二十七大上, 批判苏联旧的的经济体制, 认为必须对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 建立新的有效的灵活的经济管理体制。1987年随着改革重心向政治改革转移, 在错误思想的领导下, 戈尔巴乔夫支持支持“500”天计划, 认为在一年至一年半期间内就可以建立起带有全部特征的市场经济。从中看出,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激进的。
(二)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不同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实行的是中央权利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 不利于发展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把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放在重要的位置。指出在改革的过程中, 必须维护中央的权威, 有领导有秩序的的进行改革。
苏联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实行管理的广泛民主化, 大力调动人的因素。夸大企业的自主权, 发展集体承包制。放弃中央对下级经济环节的日常工作干涉的做法, 苏联在经济管理上的中央权威日益消弱。
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央权威的态度有偏差。邓小平是在保证中央权威的情况下放权。而戈尔巴乔夫在对待国家权威上没有明确的规定, 只是强化管理民主化, 增加中央的放权。
四、改革产生的影响动因对比
同样是社会主义改革, 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邓小平的改革成功了。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导致苏联的解体。
邓小平改革成功主要原因。首先, 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 邓小平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次, 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 邓小平都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这也就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主要原因。首先, 改革背离了马列主义, 使苏联失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强调政治体制多元化。失去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 造成党内外思想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主要的原因。其次, 激进式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从苏联的实际出发, 采用加速发展的经济政策, 使得经济改革失败, 造成一系列企业瘫痪, 人们生活不稳定, 也使政治上的改革受到严重影响。
通过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如果改革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将导致改革失败, 最终葬送社会主义事业。
摘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由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它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提高, 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苏联, 戈尔巴乔夫开始了改革, 最终以苏联解体而告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其原因一直是讨论的热点问题, 本文将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邓小平,戈尔巴乔夫,改革
参考文献
[1]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产权出版社, 1988.
[2]邓小平文选 (1-3卷) .人民出版社,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