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法警的出路

司法改革法警的出路（精选8篇）

司法改革法警的出路 篇1

谈如何加强法警司法能力

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我们党为适应新世纪日益竞争激烈的国际形势、巩固党的牢固执政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战略举措。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毫无疑问，加强法院司法能力非常重要，是法制建设的需求。同样，法院司法警察是人民法院司法能力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加强法院司法警察司法能力也迫在燃眉。近几年来，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以提高法警司法能力为目标，本着“政治建警，人才兴警，规范用警，科技强警”的整体思路，牢固树立法警司法为民意识，不断创新法警规范管理机制，逐步强化法警业务技能训练，努力建设成了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品格高尚”的法警队伍，逐步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法警队伍管理模式，圆满完成了安全保卫、羁押、协助执行等审判服务工作。垦利县法院法警大队2000年被省高院评为省级达标先进单位，连续3年在全市法院法警综合考评中获得第一名，多人立功受奖，在2003年全市首届司法警察军事技能大比武中取得最高分，在2004年垦利县政法系统组织的“大比武，大练兵”活动中也取得了优异成绩。垦利县法院法警大队扎实、有效的工作，为全院连续三年在全市考核中取得第一名、被省高院授予“先进集体”、“集体二等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通过几年的努力，垦利县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建设成为现代化、正规化的司法警察队伍。本文作者结合所在垦利县人民法院法警大队的具体工作，浅谈一下如何加强法院司法警察的司法能力。

一、找准切入点，全力提高队伍战斗力

搞好审判服务，必须有一支善打硬仗、战斗力强的一流法警队伍。垦利县法院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全面提升法警队伍整体素质、提高队伍战斗力为切入点，全方位构筑教育培训体系，努力提高了法警的政治、业务能力。充分利用“星期六学校”，加强对法警的教育，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干警头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强化“三个意识”，塑造了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警察队伍。一是强化廉政意识，通过廉政教育，提高法警公正执法的能力；二是强化“学习意识”，针对审判形势需要法警不断加强自身法律知识学习的现状，要求法警对法律知识进行全面的学习，鼓励参加自学和各类培训。今年以来，先后实施了“以考促学”、庭审观摩等活动。在以考促学中，院长亲自出题、亲自监考，全体法警与其他审判人员一样，统一参加考试，考试完成后，按分数多少统一排名通报，提高了法警学习的压力和动力；三是强化形象意识，在送达案件时，保持良好的仪表和文明的举止，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在执庭时，使用文明和规范的语言。在强制执行时，耐心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文明执法。在升国旗时，每个法警都严肃认真，以整洁的警服，矫健整齐的步伐，充分展现了司法警察的精神风貌，成为垦利县城一道亮丽的风景。

二、严把管理关，队伍整体创一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案件数量剧增，司法警察任务也越来越多。司法警察越来越多的任务与警力相对匮乏矛盾日益突出。而抓好规范化管理，提高管理效能，优化警力资源配置，无疑成为缓解矛盾最可行、最实用、最有效的途径。垦利县法院法警大队本着“队伍建设规范化、权利义务明确化、警务活动效能化”的目标，狠抓制度建设，着力构建规范化管理体系，走出了一条管理制度完善化、管理措施严格化、管理手段信息化的成功之路，有效提高了司法警察的战斗力。

“无规矩不成方圆”，加强制度建设，全面规范法警队各项工作，并抓好制度的落实，近几年来成为垦利县法院法警大队工作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垦利县法警大队各项工作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垦利县法院先后制定实施了司法警察执行公务文明用语、司法警察工作管理奖惩规定、值班制度、对各类突发情况的预防和处置意见等规章制度几十项，形成了内容涵盖法警队伍管理、警令实施、监督考核等方方面面的制度体系。在工作中，垦利县法院围绕干什么事、谁来干、怎么干、干好干坏有个说法，形成了以“目标决策、贯彻落实、监督检查、考核评价”为内容的司法警察工作“四环节”运作方法，将各项任务层层量化、细化，确保了法警队各项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三、抓基础建设，硬件设施促发展

法警队是法院审判工作的服务保障部门，垦利县法院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狠抓审判工作保障这一点，努力解决法警队的基础建设问题。为法警队配备了微机三台，配备齐全了警棍、网枪、警棒等器械，为每名法警配备了训练服。建起高标准的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健身房、活动室、阅览室等活动场所，并多次与县武装部、吕剧团进行各种联谊活动，使法警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强身健体，娱乐身心。为搞好干警生活，对法警实行以“集中管理，集中训练，集中吃

住”为内容的三集中“警营化”管理，很好地树立了全体法警纪律观念、整体观念，养成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良好习惯。为法警适应高科技在工作中的应用，垦利县法院加大科技投入，狠抓信息化建设，先后建起了本院局域网、全省法院系统广域网、因特网，同时加大了对法警的培训，使其及时掌握了各种现代化技术。各类案件信息全部输入诉讼管理系统，统一纳入审判

流程管理，下发通知、文件和信息全部在网上进行，实现了无纸化办公，降低了办公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每天早晨一上班，浏览本院网站、查看新闻、通知、处理待办事项，已成为法警的自觉行为。为确保法警值庭安全，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投资6万余元安装了性能优良的安检门，有效地消除了审判安全隐患。在审判大楼内安装摄像头61个，建成了能够对重点防范部位、庭审活动进行全程录像的数字监控系统，值班法警“足不出户”就能及时掌握审判大楼内各重点部位的情况，不但减少了巡逻的压力，也很好地实现了监控全面、及时。另外法警队还配备对讲机，联系迅速，为处置突发事件提供了保障。垦利县法院法警大队在全市率先建立了法警队网页，内容涉及法警简介、法警风采、法警文化、教育训练、规章制度、警界纵横等近20个栏目，法警队的信息化建设走在了全市的前列，不但很好地展示了法警的良好形象，也使法警工作能够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信息化建设，规范了法警管理，提升了科学管理水平，调动了法警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法警队伍的现代化战斗水平。近年来，法警队共押解800余人次，值庭500余个，警卫公判大会20余次没有出现一起失误，做到了安全有序。如在2004年7月份，因油田污染赔偿纠纷，两个村庄百余名村民扣押了胜利油田黄河钻井总公司的工程车十余辆，在关键时刻，法警大队在先予执行过程中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先锋作用，仅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顺利解救出被扣押的车辆，为保障油田正常生产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受到县委和油田领导的一致称赞。

司法改革法警的出路 篇2

一、教师应树立正确的作文教学观念

过去的“应试教育”脱离了“有感而作”这一前提。大概表现为, 作文教学, 无论是教育思想还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打上了“应试教育”的烙印。有的教师片面追求升学率, 不认真去探索作文教学规律, 而是围着“考试指挥棒”打转转, 学生的作文水平自然很难提高。

改革“应试教育”, 就是要把作文指导的重心移到指导学生感知生活、积累生活上来。“写有我之情、有我之思、有我之心。”比如, “同样的作文题《我的父亲》, 中国教学是课堂交稿, 逼得有的孩子临时胡编乱造。而美国是一周内交稿, 让孩子们去采访父亲、母亲、祖父, 乃至伯伯、叔叔、邻居和同事, 使孩子们更深刻地了解父亲, 一篇生动而深刻的调查报告或纪实文学出来了”。可见, 美国教师深谙作文法则和教学规律, 这些法则和规律很好地体现在教学、作业设计和完成作业的要求诸方面。而让学生写调查报告、研究报告等应用文, 既避免了说假话、空话, 又有相当的难度, 日后工作也能派上用场。

美国的作文教学, 对于我们作文教学改革是有诸多启示的。

二、教师应帮助学生拓宽信息储存渠道

我们要确立“大课堂”的观念。语文课本固然信息量大, 但毕竟不能包罗万象, 更何况社会生活的变化日新月异。这样,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课外阅读、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等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博览群书的兴趣, 勤写读书笔记, 狠抓语文读本的运用和语文阅读教学的落实, 严格阅读和摘抄笔记的数量和质量, 以最广泛的课外阅读拓宽学生的视野, 夯实学生的写作基础;应鼓励学生深入生活, 广泛收集材料, 教师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材料积累能力的培养, 教师往往只偏重要学生写, 却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学生必须参与社会实践, 结果, 学生只得“闭门造车”, 拼凑成文, 作文自然言之无物。

著名语文教育家顾黄初教授在《语文教育论稿》中明确指出:“不要老是把思想封闭在四壁合围的教室里, 把眼光死盯在高中有限的课本上……我们的思想要向广阔的生活开放, 我们的眼光要向广阔的生活审视。”因而, 教师应做好两个“立足”:一是立足大社会发掘作文资源;二是立足本校本班开发特色作文资源。作文教学改革的出路在于语文教师要带领学生们走出“象牙宝塔”, 奔向“十字街头”, 从而引导鼓励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写作。

三、教师应鼓励学生运用个性化语言, 提高思想认识水平

鲁迅的两段话对我们的作文教学特别具有针对性与指导意义:“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 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 “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作为语文教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培养学生的个性化语言, 让学生自陈心曲, “为时”、“为事”而作 (白居易) , “我手写吾心” (黄遵宪) 。

首先, 用好教材。可从语文教材中感受语言艺术的美。当然, 每一篇文章的语言风格都是不同的, 每一篇都有自己的特点, 引导学生认识、体会不同的语言风格。久而久之, 在潜移默化中使他们有目的地运用于自己的作文中。

其次, 课外阅读汲取精华。“劳于读书, 逸于作文”, 道出了阅读和写作的关系。课外阅读对发展学生的个性化语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像古典小说、《读者》、《读者文摘》、《青年文摘》、《散文选刊》等较好的报刊杂志, 应多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 丰富学生的语言, 锤炼学生的写作语言, 为学生能终生正确地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而负责。

“写作个性化对学生而言就是作文个性化。个性化作文是指学生天赋所及的范围里, 在极大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的状态下写出的作文。其核心的东西应是《语文课程标准》强调的写作教学要让学生用其真情实感表达出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感受。”语言生动形象, 富有文采、个性, 那就像丰富的矿场中闪烁的颗颗耀眼珍珠, 光彩夺目。

不过, 学生在文中运用个性化语言的同时, 往往在文中出现思想偏激、脱离时代、灰色眼睛看世界, 教师应及时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 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

四、改革作文评改方法, 端正学生“我写你改, 一写即了”的写作态度

学生之所以对写作不感兴趣, 甚至逃避作文, 这与教师批改作文的方式呆板单一不无关系。教师在作文评改中应满足学生的心理需要, 激发其写作兴趣。应端正学生“我写你改, 一写即了”的写作态度。首先要做到批改方式多样化。实践中, 可以以“精阅略批为主, 精批细改可辅”为原则批改作文。其次, 要根据具体情况, 因人而异, 各施其法。再次, 评语要有激励作用。对于基础差的学生, 要多鼓励。教师千万不能“喧宾夺主”、“越俎代庖”。

中国全面改革最终的出路 篇3

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确实只有效率而照顾不到公平。可惜的是，后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实践者为了追求公平，却走上了条表面上可以实现公平，其实却牺牲了效率的道路，这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实验，在上个世纪的苏联、东欧及1949年到1978年的中国，最终证明并不是一条走得通的路。

中国很幸运，有邓小平，1978年决定换一条路走。但由于整个社会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认为市场经济与民营体制是“右”，右是不好的，是反动的，是走资的，是该被打倒的，这种阻力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其实，所谓“改革”，就是把计划经济改向市场经济，“开放”就是将封闭锁国改为面向全球。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面对了“两个凡是”的巨大阻力，不得不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突破，成立了特区，在特区中实验市场经济、民营体制与开放，为中国经济走出了一条活路。这个过程，充分说明了左与右两种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分歧中两种路线的对抗与博弈。幸亏有邓小平，让中国在极左的形势中，冲出了一条发展经济的活路。

但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容易走的。无论市场经济或民营体制，都需要有制度改革的配套。具体地说，包括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缺乏了这些配套，很容易仅仅是因为单纯的放开就产生很多问题，如物价膨胀、贪富差距、权力寻租……上世纪80年代末这些经济、社会现象与问题的突出出现，很自然地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并提出批评，更引发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的怀疑，从而影响了改革开放推进的步伐，经济活力也因此有所减弱，历史似乎又进入到了一个循环怪圈。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必须坚持经济改革，于是展开南巡，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对来自于反对改革者的批评作出了坚定的回应：“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才让中国坚定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于是，此后的发展，经济改革一路向前，一马当先，一枝独秀，取得亮丽的成绩；与此同时，也因社会与政治改革的滞后等各种原因，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和贪污腐败，后者，自然又给了从来就质疑及反对改革者的口实，对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构成了极大困扰。虽然极左势力现在已经遭到了挫折，但类似这种一再的左右分歧与左右之争，相信未来仍会再度发生。

环境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篇4

1.1 环境保护的案件较少

根据环保总局统计,2002年至2006年因环境问题的举报平均增长率约为87%。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环境诉讼案件数量并未出现相应的增长,2004年审结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4453件,2005年只有1545件,2006年略有上升,但也仅有2146件[1]。以云南省为例,2007-2009的三年,全省环保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分别仅为37件和7件;又如,昆明市官渡区作为主中心城区和滇池流域主要地区,近些年总共只审理了3件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和4件环保行政案件,没有一件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案件,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仅在2005受理过一批关闭养猪场的同类型案件82件[2]。推表及里,在全国范围内的环境司法保护的案件也不多。

针对此现象,我们不得不深究其深层次的原因。首先,环保案件数量的限制受到了案件受理范围的局限。我国《民事诉讼法》强调的是,起诉资格必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依照《民事诉讼法》提起的环境民事诉讼必须是那些人身或财产权益直接受到他人民事不法行为侵害的人。《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11条第1款第8项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可以提起诉讼。但由于环境侵害具有间接性、复合性,其侵害往往通过环境这个载体作用于受害人;环境损害结果则具有潜在性、广泛性,且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不一定与个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环境民事诉讼在立法上缺乏专门、可行的操作程序,其受理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易受到一定的限制[3]。其次,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虽然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纳入其中,但对环境诉讼的支持力度还微乎其微,有待进一步改善。修改后的《民诉法》对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的范围仍较小,将面临着尽管有新《民诉法》的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许多的环境案件仍会由于主体不适格而被驳回起诉。另外诉讼费用的承担也使得公益诉讼制度的漏洞凸显。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保护生态环境而提起的诉讼,其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但却又承担着败诉后诉讼成本的风险。这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上的不完善使得环境诉讼案件数量维持在低谷水平。

1.2 环境诉讼多为调解结案

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法院存在的告状难、执行难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4]。我国环境诉讼案件受此影响巨大也多为调解结案。调解有力于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平衡,但对于环境案件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调解的结果多为赔偿一定的金钱,但对于环境诉讼中的直接的“受害者”环境本身其实是于事无补的。另外，仅以赔偿一定数额的金钱而调解结案,纵容了施害者的损害行为,一定程度上使得环境破坏的进一步加剧,事实上是对公众利益的间接性损害。

1.3 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法官的职责要求审判人员司法公正,然而由于体制的原因,大陆地区法院的经费、人事等重要事项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最大障碍,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使审判人员难以依法办案。

当前,在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的硬指标，生态环境保护状况则无人问责。在有些生态环境保护案件涉及地方重大经济利益时,为了保护地方经济发展与稳定的需要,地方党委、政府动辄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迫使司法机关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因为生态环境损害纠纷的加害人往往是能够给当地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拉动经济增长的企业,既然这个企业能够给当地带来税收和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就会受到当地党委、政府或暗或明的保护,导致生态环境保护案件起诉难、取证难、鉴定难、审理难、判决难、执行难[5]。

2 环境司法保护的对策与建议

我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当前状况是司法实践先行、理论立法滞后,司法保护的现状滞后于司法实践的客观现实需要,故急需对我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加以完善和规范[6]。

2.1 完善环保立法工作

2.1.1 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经济建设优先,在中国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一种观点是环境保护优先,一切工作都要为环境保护让路。有学者认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国新时期的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这是不可动摇的一条原则。但是,环境保护与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进步、社会稳定息息相关,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7]。笔者同意上述学者的观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应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这也是当前《环境保护法》修改的目标方向。

2.1.2 建立专门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主要散见于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法规、规章中,这些立法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无论是在环保理念、效力位阶或是立法内容上,这些立法都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要求存在着很大差距。目前,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依靠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庞大的行政法规维持运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效力级别较低、可操作性不强,且这类法律法规中缺乏许多配套的技术性标准,环境保护标准偏低,影响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对现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改,尽快制定有关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制定配套的技术性标准,提高环境保护标准,以求我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做到有法可依[8]。

2.1.3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新民诉法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此相对笼统的规定,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1)原告主体的确定

《民诉法》中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概念相对模糊,需要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进一步释明。此次民诉法的修改,并没有将个人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予以明确,但介于公益诉讼的应有之义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待时机、条件成熟,个人并将纳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之中,自己为自己和公众生存环境的保护尽一份心力。

2)诉讼费用的承担

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生态环境而提起诉讼,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公众,诉讼成本应当由社会承担。因此,可以规定原告起诉时缓交诉讼费若判决原告败诉,则应免交诉讼费,若判决被告败诉,则应判决由被告承担。

2.2 加强环境司法的能动性

人民法院对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的立案审查应当限于程序上的审查,而非实体上的审查。否则,既不能实现诉讼效率的目的,稍有不慎还会将应当受理、立案的环境保护诉讼案件拒之门外,以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司法救济,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也无法得以司法保护。

司法保护作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与途径,不仅直接的利益受到侵害之后应当得到司法的救济,而且间接的利益受到侵害之后也应当能够得到司法的救济。人民法院需要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受理工作的重要性,不得随意限缩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的受案范围或者违法增设受理条件,不能为了防止诉权的滥用就将与当事人具有间接利害冲突的纠纷排斥在诉讼的立案范围之外,而应当按照法定的受理范围和受理条件办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的立案工作,依法抓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的受理工作，切实解决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的“诉讼难”问题[9]。

2.3 加强环保法制宣传教育

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司法部门加强对社会公众的环保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环保法律、法规,破除某些人或单位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错误观念与意识,形成人人重视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法律意识,是做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宣传教育既可以强化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与观念,也可以加强公民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学习和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结合舆论媒体的监督形成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强大合力,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保护生态环境和督促环境监管部门依法纠正生态环境侵害行为。

笔者建议,应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警示教育,完善社会公众参与机制,使人们逐渐摒弃“先污染,后治理”、“重经济、轻环保”“经济利益至上、经济发展优先”的错误环保意识与观念,进而打破对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引导、鼓励广大人民群众提高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热情,把保护环境工作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重任就会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与拥护，更多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才能及时得以发现和制止。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口的激增和经济的发展,我们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从前些年的“血铅事件”,到最近的“氟骨病”事件,无一不在对我们发出环境威胁的警钟。然而,我国的环境的司法保护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境,使得在公众们在受到环境威胁时维权举步维艰。因此,我们紧迫的需要找出环境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最终谋出出路。

关键词：环境司法,保护,环境与经济

参考文献

[1]孙文祥.“环境司法保护”蹒跚起步[J].沪港经济,2009(11).

[2]况继明,沈竞舟.云南法院环境司法保护实践与探索[J].中国环境法制,2009.

[3]刘辉.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我国大陆地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若干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28).

[4]齐树洁.论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J].法律适用,2006(9).

[5]孙文祥.“环境司法保护”蹒跚起步[J].沪港经济,2009(11).

[6]刘辉.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我国大陆地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若干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28).

[7]孙佑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立法的基本经验和存在的问题[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8]刘辉.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我国大陆地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若干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28).

国企改革出路何在 篇5

编者按：肇始于2004年年中的“郎顾之争”到现在已经一年了，虽然这场争论以顾雏军被拘而暂告一段落，但这场争论所引发的社会各界对国有产权改革更广泛的思考却并没有因此而尘埃落定。在这个背景之下，《新财经》杂志与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wyzx.com)于2005年8月12日举行了一次“顾雏军现象”深化国企改革与健全法制研讨会，作为“郎顾之争”一周年纪念和总结。由于篇幅有限，《新财经》杂志只能节选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与会嘉宾：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刘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左大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仲大军（北京大军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韩德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高粱（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家资产研究中心主任）

张勤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喻权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杨帆：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必须公开化

2004年8月28日我们在北京开了一次研讨会，那次主流派的张文魁表现不错，报纸上形容他是单刀赴会。

事隔一年了进行总结，我把去年8月28日的会定义为“郎顾之争”升级的一次。在那之前主要是郎咸平质疑国有资产流失，特别点了顾雏军，还有TCL和青岛海尔。当时顾雏军脾气比较大，而且在香港告郎咸平。这是很愚蠢的，由于顾雏军很不明智地起诉他，就造成了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压制的态势，所以，郎咸平还是有贡献的。

中国这十几年用渐进式改革这种办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特别大型的国有企业的改制涉及全民财产处置，属于一个重大公共政策问题，怎么处置应该经过全民讨论，应该公开化地进行。我们学术界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长期呼吁，但是都不能形成气候，而在去年这一次“郎顾之争”中，我认为，他们两个人一个正面一个反面都以个人的行为参与了历史。

这一年的事态演变说明，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必须是公开化的。中国的改革，无论怎么改或者改什么不改什么，用什么方法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讨论必须是一种公开化的，要讨论就是让各方面的人都能发言。只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就会健康发展，就是有希望的。

去年8月份也出现好多法学界的学者，说法学家也不能集体失语，其中最主张改革的法学家也说，先立法后改革。我觉得他们这点比经济学家好，他们说要先立法确定了什么叫侵犯国有资产以后再推行改革，这样我们好有一个界限，所以,这一点来说也是不错的，要改革就要依法行事。国企改革不成功，但法律上属于公共财产，你说产权不清也好，你说所有者没有行为能力也好，你说效率低，资产像冰棍化掉也好，无论怎么说,也还是不能偷偷分掉。

左大培：国企运行状况应向全社会公开

“郎顾之争”不是仅仅是郎咸平和顾雏军个人之间的法律纠纷，甚至也不仅仅是有关科龙和格林柯尔等企业的问题。最初参与辩论的双方，顾雏军可能只是为了自己辩论，而反郎挺顾派则是把这问题看成有关国企改革大方向问题，我也是把它看成国企改革讨论大方向问题。但是郎咸平做了一个相当一般性的结论，即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里，不管国企老总还是民营企业老总都在联手侵吞国有资产，至少是瓜分国有资产。我认为这个结论100%正确，因为我知道大量非顾雏军个案，最近我在自己网页上也写了几个。

顾雏军问题确实被郎咸平说中了。郎咸平为什么能说中？因为郎咸平手里有现成大量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这些报表是被顾雏军做了加工的，外行人看不出来，但对财务专家来说，不仅郎咸平，很多专家一眼就能看出里面有问题。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上市公司没有义务公布财务报表，顾雏军会有动力把这报表公之于众吗？如果财务报表不公开，郎咸平再有本事，能把顾雏军的问题揭露出来吗？这表明，财务公开对于防止公众财产包括国有企业财产受侵占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为了防止国有企业资产受侵占，我们应该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国有企业的改制、运行状况和财务报表应当向全社会、全体公民公开。美国也是这样，纯粹家族企业和私营企业可以不公开，只有税务局有权要；但对于上市公司这样的公众企业，就必须公开。从法律上来讲，我们的国有企业是全体人民的财产，就更有义务公开。我们要求公开理由很简单，我们说的国有企业从西方的法理上讲就是共同共有。我们共有物要卖出去，知情权是当然的。再往下把共同共有权延伸，起码民意代表机构要通过要批准。

我们过去改革最主要问题就是这些财务状况都没有公开，企业怎么改的，改给了谁，都没人知道，从法理上说这是侵犯人民权利的。最近人大在征集物权法修改意见，里面就有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条文。在网上有一个意见，改制过程中财务要公开，包括原来的运行财务。如果没有这种规定，那些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规定就没有操作性。

刘俊海：先立法再改革公平比效率更重要

现在一谈到“郎顾之争”就把这问题进行模式化，认为是公平和效率之争，挺顾的人是在捍卫效率，顶郎的人是在支持公平。我个人认为公平和效率有时候的确存在矛盾，但是经济学核心是选择，法学的核心也是选择。当一个改革的方案仅仅带来效益，而不能带来公平甚至要牺牲公平价值的话，这种有效率的改革措施我们宁可不要，我们追求的是既强调公平也强调效率的立法选择。过去我们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把公平放什么位置上？放到第二位了，我认为两者同等重要，甚至公平价值比效率更重要一些。

MBO在2003年初已被“叫停”，现在我们允许小企业实行管理层收购，但是国资委出台了非常严格的规定。MBO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资金来源不清晰，有的以企业做担保人去银行贷款，还不起就让企业还，等于用企业钱买企业资产；二是信息披露不透明，究竟这些人以什么样价格购买的不知道；第三是价格不公平。这些在严格而细密的国有资产法律和法规健全之前是难以解决的。比如MBO采取变相迂回的方式，公司高管通过同信托公司合作，以股权信托的方式进行，这样，公司高管购买国有资产的企业以后，还没人知道他们成了公司的股东。我国《信托法》2001年颁布以后，迟迟没有建立信托登记制度，登记的只是名义股东，作为受益人的实际股东是谁，往往看不出来。所以，MBO一定要完善规则，然后再稳步推进。

如何使国有企业改革既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也获得国有企业高管的支持？还是贯彻传统“三公”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公开是公平的重要手段，没有公开难以做到公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说过一句名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电灯是最有效的警察。”而且还要加强国有企业改制中不良资产的责任追究力度。市场固然有眼睛，但法律的权威在于有牙，一个民事责任，一个行政责任，一个刑事责任。有些不法分子觉得违法成本低的时候，就敢铤而走险。只有同时加大这三大法律责任的追究力度，才能使那些意图以侵害国有资产来谋取个人私利的人有所收敛。

仲大军：资本力量压制学者太甚

“顾雏军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是在一个大的思想潮流下产生的实践行为。我们纠正企业行为的同时，更重要是纠正整个理论界的行为，大到国家政府的行为。我感觉通过这个事情暴露的还有企业家的问题和学界、理论界、政府的问题。比如一种霸道的非民主的行为，在顾雏军这样的企业家身上暴露非常严重。我认为通过这件事情，中国的企业家需要反省，甚至需要检讨，不能没有一点民主的意识。中国的企业家是这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我不认为因为出了一个顾雏军就可以否定我们整个企业家行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方方面面还是需要企业家们去挑这个大梁。如果企业家身上出现问题错误，也要本着善意出于关怀的角度指出，防止企业家犯错误。在2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企业家最起码要有尊重社会批评的意识，要有民主的意识，这是中国企业家最应该具备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的改革应当是民主的，改革如果不民主、不法制的话，我们经济改革会问题重重。

珠海的格力电器的老总朱江洪，仅仅因为我对格力电器MBO的过程做了评论，就把我告上法庭，最后罚了我10万元。在这么一种氛围下，中国学者的处境是很可悲的。在郎咸平之前为什么没有国内学者敢出来发难？因为国内学者的力量太薄弱了，被资本压制得太厉害了。顾雏军模仿朱江洪，想按朱江洪的模式做事，结果反而弄巧成拙。

既然“郎顾之争”有了一定结果，是不是今后国企改革就会有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就没有问题了呢？我并不乐观。当前还是存在非常多的因素，使我们不乐观。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大量的国有企业在当地国资委、当地经贸委的压力下，很快地都MBO私有化了？我们现在这种体制，是否还能允许大型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所以，这场争论从去年开始到现在，还远没有结束。并且我们在这里谈的也只是一部分学者的看法，还有更多的学者完全是持另外一种观点的。这是关系到中国今后整个改革，中国国家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参与讨论。

张勤德：国企改革出路何在

国有企业问题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国有企业要发展，其他的事业要发展，根本的出路在哪里？按照我的看法，“郎顾之争” 刮起的旋风实际上是起了一个打开突破口的作用，更大的战斗还在后面。我们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有了突破口以后，怎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一，国有企业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科学发展观不能仅仅理解成一般的观点，科学发展观讲的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路线和以物为本的庸俗发展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基本路线基本政策的一种反映和体现，要不然怎么用科学发展观总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作为总揽全局的东西是纲领，是路线，是基本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含义。对科学发展观问题应该抓住不放的。使这个问题真正解决好，落到实处。

第二，在于能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形成办好国有企业的合力。办好国有企业靠一方面不行的，根据我的调查来看，需要形成企业内部的合力，就是企业的管理者、技术人员包括广大的职工；从企业外部来讲，需要各级政府、各种企事业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这样才能形成多方面的合力。

司法改革法警的出路 篇6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改革 绩效 问题 出路

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印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开始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

2004年8月，在充分总结8省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扩大到另外21个省（市、区）。此后，农村信用社改革已基本在全国铺展，而不再是试点。虽然，信用社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目前社会各界对农村信用社改革成效的评价分歧较大，对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难以及针对困难所提出的方案也有不同看法。因此，正确分析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绩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信用社改革，为信用社改革寻求一条合理的出路。

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绩效

农村信用社改革是成本与收益对比变化的过程。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实质上已历经10年之久，而深入的改革是从2003年开始的。针对我国农村信用社以往存在的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既包括显性的、可计算的经济成本，也有隐性的、不可计算的制度和社会成本。相对于以上成本的投入，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还是取得阶段性的成效，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产权制度改革一直是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点。一直以来，在产权制度上存在着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1996年8月，国务院的《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其中也包括农村信用社在产权制度上的改革。目前，按照国务院的“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各地的农村信用社根据实际情况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新的、多元化的产权模式，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的组织形式。这种多元化的产权制度改革，使得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环境、不同经营状况下的农村信用社找到了符合自身情况的有效的产权结构和组织模式。截至2006年6月末，共组建银行类金融机构80家，组建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机构584家，大大充实了现有的农村信用社产权结构和组织模式。

2、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经济效益

改革以来，全国农村信用社充满了生机活力。以第一次试点改革为例，在江苏省，截至2003年6月底，全国农信社存、贷款余额分别为1865.6亿元和1303.5亿元，分别比试点前增长了86.9%和114.4%；支农服务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全省农信社系统农业贷款余额412.7亿元，比改革前增长204.1%，全省为农户建立经济档案876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67%，其中已有548万户有贷款需求的农户得到了贷款支持，贷款面达42.1%；信用社经营效益显著提高，亏损面、亏损额连年出现大幅度下降，到2002年9月，全省农信社系统实现了总体盈利。三年中，通过自我积累共核销历史形成的呆坏账30多亿元，不良贷款率比改革前下降18.7个百分点。

3、历史包袱初步化解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农村信用社形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突出表现在亏损挂账和不良贷款损失两个方面。许多农村信用社历年亏损挂账和不良贷款损失两项之和已超过自身存款总额或贷款总额。为解决这一难题，国家在此次改革中充当了最大出资人的角色，主要采用四种形式向农村信用社注资，包括财政补贴、资金扶持、税收优惠以及利率优惠。一方面，这些政策给改革以有力的政策扶持，使农业信用社社减轻了历史包袱，改善了财务状况，为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抗风险能力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些政策还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特别是央行的资金政策，设置了发行和兑付条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制定配套扶持政策、通过增资扩股等途径扩大资本实力、化解历史包袱的积极性，使得农业信用社逐步走向良性发展。

到2005年末，全国农村合作社金融机构（含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资产总额为37206亿元，其中各项贷款余额22008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的10.9%），总负债35553亿元，比2002年末增加8070亿元，增长57.9%。其中，各项贷款余额32626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的10.8%），比2002年末增加12751亿元，增加64.2%。所有者权益1653亿元，比2002年末增加1927亿元。截至2006年6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比例为12.6%，与2002年末相比下降了约24个百分点；在资本充足率方面，农村信用社、农业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分别达7.7%、12、3%和8.6%；在贷款余额方面，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达到12242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例由81%提高到91.4%。而到2006年11月末，经严格审查考核，人民银行共计对29个省（区、市）的2402个县（市）发行专项票据1656亿元，用于置换不良贷款1353亿元，弥补历年亏损挂账303亿元，对吉林、陕西省的5个县（市）发放专项借款1.4亿元。同时，财政部核定保值贴补利息88亿元，税收减免99亿元。随着各项扶持政策的逐步落实，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已得到初步化解。

二、农村信用社改革中存在的现实性问题

历经10年的改革，农村信用社虽然取得阶段性的成效，但是，随着我国农业发展转入了受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的新局面，农村信用社改革中的诸多矛盾也逐步显露，困难也伴随着改革相继而生。

1、政策限制使得改革阻力巨大

根据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规定，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按照“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政府依法管理、落实责任、信用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原则建立新的监督管理体制。这一规定导致省级人民政府具体承担对辖内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而县级政府没有管理权。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农村信用社普遍设在县级以下的客观情况不协调。由于县级政府没有管理权，只是等待省级人民政府指示，基层信用社也只是根据上级联社的改革具体实施办法和安排，积极性在一定范围内受到影响。农村信用社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花钱买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即便想尽早启动资金支持，限于政策限制，也会显得力不从心。

2、政府部门对信用社改革支持力度不足

虽然中央政府想通过“花钱买机制”把农村信用社定位为地方性金融机构，真正达到明晰农村信用社产权的目的，但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没有拿出具体措施。如在清收和盘活不良贷款方面，虽然农信社积极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争取对信用社改革的支持，与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与联系，下决心打好清收不良贷款攻坚战，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尤其是涉及党政机关干部、私借公用等形成的不良贷款，各地意见不统一。在增资扩股工作中，地方政府口头表示大力支持信用社工作，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支持措施。

3、利润市场化增加挑战

司法改革法警的出路 篇7

一、档案管理模式改革面临的困境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日益复杂,企业管理活动的开展也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并且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为档案管理模式改革提供必要的依据。从当前我国大部分企业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的发展情况来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观念上缺乏足够的重视。

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的风险因素,企业为了增强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就需要从管理模式着手,但是很少有管理者重视档案管理工作,因为大部分企业管理者都认为应当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企业的资产建设中,而档案资源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无法为企业带来利润的提升,无法看到显性利益。在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下,企业的管理者将投资更多地放在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方面,甚至将档案管理机构和人员进行精简,以此减少档案管理工作的成本投入。同时,这种落后的管理思想对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档案管理部门的人员,自身的工作无法得到管理者的重视,反而时时受到约束,这使得档案管理工作变得十分混乱,也无法形成系统的档案管理模式,对档案管理水平的提升造成了很大阻碍。

(二)档案管理模式存在的缺陷。

当前,企业档案管理模式通常有集中型和分散型两种模式,集中型强调的是不同层级管理者的职责划分,每一层的工作职责都要明确;分散型的档案管理模式注重的则是档案资源和信息的管理,通过不同的管理形式之间的配合完成档案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档案管理模式的运行情况来看,当前的档案管理模式显然缺乏灵活性,虽然可以赋予档案管理人员足够的自主性,但是这种自主性在分散的档案管理模式下就演变成了松散、随意的管理模式,无法发挥档案管理的作用。现有的集中型档案管理模式主要由行政部门和主管部门联合完成,这虽然可以体现档案管理的宏观指导作用,但是却缺少实际的、可行性较强的管理措施,无法推进档案管理模式的改革。

二、推进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的出路

当前,企业正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档案管理模式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行必要的改革,并且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档案管理模式,促进档案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

(一)形成正确的档案管理模式的改革理念。

现代企业档案管理制度下,企业管理工作的内容和形式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档案管理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渐重要,因此关于档案管理模式的改革也受到了企业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树立正确的理念是推动档案管理模式改革持续开展的基础和保证。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的新时期,企业必须要摒弃传统的错误理念,正确认识档案管理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并且给予档案管理工作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支持,在知识资产日益丰富的同时,不断丰富档案管理的信息资源,将知识库管理与档案管理进行有效结合,为档案管理模式的改革提供基础。

(二)建立健全完善的档案管理体制。

如今,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完善,这为新时期的档案管理模式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改变过去传统的、单一的档案管理模式,构建全新的档案管理模式。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的推进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而在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下采取有效的推动措施,可以加快档案管理模式的完善。另外,在档案管理体制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法律体系的保障作用,为档案管理模式改革提供更多保障。

(三)加强档案管理人才的培养。

高素质的档案管理人员是影响档案管理模式改革效率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对档案管理人员的技能和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要注重档案管理人员的队伍强化。一方面,要对现有的档案管理人员进行全面整顿,对工作职责进行明确划分,并且通过相应的学习和培训提升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另一方面,则要强化档案管理人员的思想道德培养,让他们从思想上树立正确的档案管理观念,并且增强对档案管理工作的信心,进行深入的价值挖掘,才能激发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促进档案管理改革的持续推进。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档案管理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企业管理活动中要重视推进档案管理改革的进程,制定科学、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从而提高档案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效率,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摘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形势日益严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下,企业必须通过有效的措施促进自身管理水平的提升,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档案管理工作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随着档案管理工作的持续推进,关于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的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就主要针对档案管理模式的相关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

关键词：档案管理,管理模式,改革

参考文献

[1]裴友泉.论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的创新[J].中国档案,2014(6).

[2]束维兵.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的困境与出路[J].山西档案,2013(05).

司法改革法警的出路 篇8

关键词：公共物品,信息不对称,江苏宿迁,医改

从2001年开始, 以医疗卫生市场化筹资, 也即业界俗称的以“卖光”为主线的宿迁医改开始启动。宿迁地区134家公立医院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 包括124所乡镇卫生院和10所县级以上医院, 形成了合伙制、混合所有制、股份制、独资等办医主体。虽然个别医院和外部公立医院联合 (如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 或者有个别外部公立医院在宿迁建分院 (如上海东方医院宿迁分院) , 目前宿迁地区各个层次的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由民间资本购买或经营, 宿迁地区政府已经完全从办医中退出。

一、医疗改革的动因分析

宿迁地处苏北, 是1996年新组建的地级市, 总人口达517万, 陆地面积8 555平方公里, 经济比较落后。导致财政基本处于“吃饭财政”的状况。需要财政支持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面临极大的困难。尤其是财政分权改革后, 社会公共支出的职责也分权到地方, 宿迁政府确实没有很多资金投入医疗卫生事业, 直接导致卫生资源不足, 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条件差、水平低。截至2000年, 全市乡镇卫生院总资产为17 058.6万元, 负债总额为8 316.7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48.8%, 床位利用率是20%;全市1万元以上设备总值仅为1 868.6万元;乡镇卫生院在职职工中具有本科学历的仅34人, 占职工总数的0.6%, 大专学历669人, 占12.30%, 初级和无职称人员占近90%。

当时, 摆在新上任的市长仇和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维持旧体制, “苟延残喘”还是创新新机制, “刮骨疗毒”。

二、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

医疗和卫生有着本质的区别。卫生服务包括预防、疾病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等内容, 行为指向是群体性, 具有非排他性、非拥挤性和不可分性, 应定性为公共产品。医疗服务则指就诊、住院和治疗等, 行为指向是个体的, 具有很强的个人消费性质, 消费时可以分割, 具有排他性和拥挤性, 不应该定性为公共产品。根据现代公共经济学的观点, 私人物品一般由私人部门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则一般由公共部门生产和提供, 但在可能允许的条件下公共提供, 私人生产似乎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公共物品供给方法。部分公共品由私人提供、私人生产、公共监督也被证明是可行有效的。

在理论上认识了医疗卫生服务的经济属性后, 我们再转入宿迁市的医疗改革中来, 宿迁市在本市财政实力不足的情况下, 将市内所有医院通过股份制、私人投资等方式由国营变成私营, 政府利用变卖医院的存量资金投资于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建设, 似乎符合公共物品 (公共卫生防疫) 公共提供, 私人物品 (医院的疾病治疗) 私人提供和生产的理论。但是, 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有着一般行业所没有的特殊使命, 那就是保障一般公民的基本生存权。一个国家要实现社会公平, 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保障每个社会公民的基本生存权, 尤其是不同收入阶层公民的相同的基本生存权, 而这个基本使命, 仅仅靠盈利性的医疗卫生部门是无法做到的, 需要更多的非盈利性的机构去承担这部分责任。

三、医疗费用问题的解决困境

“宿迁模式”把医疗卫生事业定义为“经营性行业”, 并认为“只要是经营性的行业, 就可以到市场上去竞争, 通过竞争降低价格, 提高质量, 改善服务。”而事实证明了这样的定位是不准确的。

宿迁卫生局提供的数据表明:1999年与2005年比较, 人均门诊费用市县级医院下降了8.3%, 乡级医院下降了25%。每病床日收费市县级医院下降了0.1%, 县乡级医院下降了15.5%。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 市县级医院下降了1.0%;乡级医院下降了13.5%。可是在上述价格下降的同时, 不仅没有一家医院破产, 反而许多医院的收入大幅度上升。例如, 报载宿迁市人民医院2004年收入9 000多万元, 而2005年上半年, 医院的收入就达到6 500万元。而且, 直到目前为止, 新的医院还在宿迁不断地落户, 如果没有较高的利润率, 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趋势。

理论上, “价格降低”和“费用降低”是两个概念。事实上, 目前中国的医疗服务价格和一些药品价格是国家控制的, 老百姓感受到的“看病贵”主要指的是医疗费用, 是价格和数量的乘积。老百姓最能够观察和比较的是价格信息。医院通过降低单项价格来吸引病人, 而对于“量”, 基本只能听从医生的安排。治得了“价”, 治不了“量”, 老百姓的医疗支出总额还是不断高涨。

医疗卫生领域是一个典型的非对称信息市场, 在这个市场中, 卖方拥有着完全的信息, 而卖方则对信息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而且在这个市场中, 卖方对买方有完全的话语权, 买方一旦进入了这个市场就不可能选择放弃交易, 因为生病后不能不治疗, 没人敢拿自己的生命不当一回事。从这个角度分析, 医生收取大量不当的医药费, 收取回扣, 红包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这个非对称信息市场是由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实际造成的, 所以有的时候通过降低价格的方法并不是最有效率的, 因为医生可以通过自己拥有的不对称单方完全信息去创造需求。

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 如果想改变这样的状况, 很明显的道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改变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难的是到底要怎样才能改变。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专业认证机构对卖方发来的信息进行判断和甄选, 从而提高买方与卖方议价的能力。这个专业认证机构既要拥有足够大的财力支撑其专业鉴别认证系统, 又要有足够的动力为买方服务, 还要确保其不会和医院合谋,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符合这些条件的, 医疗保险系统就是个很好的选择, 医疗保险基金运营公司可以集中广大医疗市场买方的资金, 从而有能力集中专业的医疗专家学者和财会人员, 对卖方提供的大量医疗单据进行集中核对, 指出其收费不合理的地方, 从而一定程度上解决乱收费的问题。

四、医疗服务体系的层级配置问题

中国原有的覆盖城乡的三级医疗服务网络, 初衷是为了通过转诊体系有效配置医疗资源, 防止病人的趋高倾向。宿迁在鼓励医院竞争和引入社会资本办医的同时, 没有进行任何区域卫生规划, 完全打破了原有的三级网络和转诊体系, 导致宿迁市医疗机构过度供给, 必定诱导过度需求, 使老百姓医疗负担加重;而且, 大大小小的医院都在相同层次上竞争, 功能没有划分, 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和无效率。另一方面, 各级医院都不惜成本争取病人, 医院广告铺天盖地, 一些医院通过回扣等手段争夺病人。不少社区医生手里有一张沭阳县人民医院发的“会员证”, 如果社区医生介绍一位门诊病人去沭阳县人民医院, 可以获得100元回扣;病人住院回扣是手术费用的10%。这种回扣甚至成了村卫生室医生收入的重要来源, 人为地增加了医疗成本, 加重病人负担。

五、政府监管上的新问题

首先, 在医疗准入的监管上, 宿迁在鼓励大量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的同时, 也降低了医院准入的门槛。由于审批手续简单, 只要有钱, 任何人都可以申办医院, 使得许多乡镇医院的老板都是有钱而根本不懂医疗的人, 这难免不会降低原来的医疗水平。在实际操作上, 医疗机构准入的审批权在市长、县长手中。办医院需要交给政府一笔钱, 由于政府审批医院的级别不同, 收费标准也不一样, 而新办的医院千方百计的想要得到高级别的审批, 所以政府通过这种方式敛财, 也导致了一些名不副实的二级医院的出现。而这样的医院在面向病人营业以后, 很难相信它不会将这笔费用间接地转嫁到患者的身上。

其次, 在医院转为民营后, 政府监管到底管什么, 怎么管, 目前还是探索中的问题。政府不再办医院了, 但是这并不代表政府也不再管医院了。医疗行业是个关系到公民生存健康的行业, 政府绝对不可以从这个行业退出。对于一些医院的违规违法行为, 比如过度医疗、检查;药品以次充好;延长治疗期, 服务态度差等, 在政策层面上, 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或规定, 制定一个大的详细的框架, 不能让它们有政策上的漏洞可钻, 将医院的所作所为牢牢地固定在这个框架内, 明确地告诉它们哪些可以做, 哪些不能做。在组织层面上, 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代表政府在监督这些政策的执行和反馈。

最后, 针对财务监管不足的现象, 很多民营医院打着非盈利性机构的幌子, 逃避税收, 私下分红, 而政府往往由于无法掌握医院经营的数据而只能对其听之任之, 长期以往, 对国家税收收入是个巨大的损失。

六、结语

宿迁的医改, 通过公立医疗机构的转制, 改变了政府直接办医的局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 快速扩大了医疗资源, 并形成了医疗市场的竞争格局, 促使医疗机构引入企业经营机制, 从而提高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改善了医疗服务的质量, 扩大了医疗服务项目, 降低了挂号费、药品单价和检查项目单价。但是医改的最重要的目标:公共卫生发展和“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其原因在于, 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也无法回避医疗卫生事业的自身规律。改革后, 医院赢利动机并未消除, 反而得到了加强;过快地开放医疗服务市场, 一味追求资源总量的扩张, 确实导致了大量不规范竞争行为的存在;由于信息不对称, 医院总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加收益, 都会竞相引进专家技术, 购置更先进的医疗设备。

作为配置资源的工具, 市场只能解决效率的问题, 而不能解决公平的问题。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这才是医疗改革的精髓。政府责任实际就是要在加大公共卫生投入的同时, 把基本医疗和社会医疗救助这两块做扎实。我们所说的基本医疗实际上是必需医疗, 是国家根据成本有效性排序、由财政的承受能力决定的。做好了基本医疗, 大多数老百姓看病的需求就基本有了保障, 在此基础上, 针对困难群众的具体问题, 还需要把社会医疗救助真正落实。

任何国家都只能做到有多少钱治多少病, 技术进步、制度等可以改善卫生总费用在控制疾病和增进健康上的效率, 但改变不了经济水平决定健康水平这个规律。因此,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保证基本医疗、必需医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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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J].医院领导决策参考, 2006, (13) .

[3]吕建昆.正确认识和处理医疗信息不对称[J].医学与社会, 2007, (6) :21-22.

[4]包永辉, 朱旭东.关注宿迁市公立医疗改革系列报道——宿迁医改:好得很还是糟得很[J].医院领导决策参考, 2004, (5) :2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