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庭审流程

刑事附带民事庭审流程（精选11篇）

刑事附带民事庭审流程 篇1

庭 审 笔 录

开庭时间：2017年3月13日9时 开庭地点：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法庭组成人员：审判长 史红 人民陪审员 王清杰 王忠运 书记员 张坤

书记员：请公诉人、辩护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诉讼代理人入庭。书记员：查明、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到庭情况，核对证件。书记员：请肃静，现在宣布法庭纪律（略记）。书记员：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入庭。

书记员：报告审判长，本案公诉人、诉讼参与人均已到庭，本案被告人已提押到法庭候审室；本案证人也已到庭等候传唤，庭前准备工作全部就绪，请开庭。<开庭审理> 审判长：现在开庭。

审：传被告人申凌云到庭。现在核对被告人基本情况。审：被告人姓名等项？

被：申凌云，女，1980年11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身份证号码：***363，汉族，大学文化，无业，住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东路18号公路局三处4号楼1单元102室。审：是否曾受到法律处分？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是否收到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何时收到的？是否收到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民事诉状及收到时间？ 被：（略）

审：法警给被告人打开戒具。审：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被：不申请。

审：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法庭通知新的证人到庭作证、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检查；同时，被告人除享有上述权利外，还有自行辩护的权利、最后陈述的权利。

审：被害人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桂臣，以上诉讼权利你听清楚了吗？被告人申凌云，你听清楚了吗？ 原、被告：听清楚了。<法庭调查> 审：现在开始法庭调查，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公诉人读诉状，略）

审：被告人申凌云，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你清楚了吗？ 被：清楚了。

审：现在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桂臣或其代理人宣读民事诉状。（诉状略）

审：被告人申凌云，你听清楚了吗？ 被：清楚了。

审：被告人申凌云，现在你就起诉书指控你犯敲诈勒索罪的事实向法庭如实陈述。被：（陈述略）。

审：下面先由公诉人对被告人进行讯问。公：（讯问略）

审：被害人杨桂臣有无向被告人作补充性发问？ 原：没有了。

审：原告的诉讼代理人有无向被告人进行发问的？ 代：没有了。

审：辩护人有无发问的？ 辩：没有。

审：现在由被害人陈述案件经过情况。原：（过程略）

审：被告人申凌云，你对被害人的陈述有无意见？辩护人你对被害人有无询问的？ 被：没有意见。

审：现在开始举证质证。公诉人请提供证据。（举证质证过程略）

审：被告人申凌云，你对公诉人宣读的证人证言听清楚了吗？有什么意见？

被：听清楚了，没有意见。审：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什么意见？ 辩：没有意见。

审：法警，将公诉人宣读的证人证言交付法庭。审：公诉人，你还有什么证据要提供吗？（公诉人出示物证）

审：法警，将公诉人出示的物证让被告人辨认。审：被告人申凌云，这些微信和内容是否属实？ 被：属实。

审：辩护人，你对公诉人出示的物证有无异议？ 辩：无。

审：法警，请将物证交付法庭。公诉人，你还有什么证据或证人提供？ 公：有证人一名。审：传证人黄莉到庭。（证人到庭）

审：证人，你的姓名等情况？ 证：（自我介绍略）

审：证人你要如实提供证言，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应负法律责任，请在保证书上签字。证人黄莉，请你把知道的案件情况向法庭作证。审：①公诉人可以就有关问题向证人发问；②（被害人）原告人是否向证人发问？③被告人申凌云，你对证人的证言有无意见？有无发问的？④辩护人有无发问？⑤请证人退庭 审：公诉人是否还有其他证据当庭宣读、出示？ 公：没有了。

审：被害人是否有其他证据向法庭提供的？ 原：没有了。

审：被告人申凌云是否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被：没有。

审：辩护人是否有上述申请？ 辩：没有。

审：下面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诉讼代理人向法庭提供赔偿请求的证据。

审：被告人申凌云对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的证据有无异议？ 被：没有异议。<法庭辩论> 审：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①由公诉人发表公诉词；②由被害人发言；③由被告人申凌云自行辩护；④现在由被告人申凌云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审：被告人是否还有新的辩护意见？ 被：没有了。

审：现在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进行辩论。

1、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杨桂臣进行民事辩论发言；

2、由原告代理人发言；

3、由被告人答辩。

审：原告或代理人发表意见或代理词。审：法庭辩论结束。

审：根据法律规定，民事赔偿可以进行调解。①被告，你是否愿意赔偿？是否愿意调解？原告要求赔偿的数额能否全部赔偿？②原告人有什么意见？

被：我愿意赔偿，但是对于原告提出的赔偿数额100000元，我觉得数额太高了，超出了我的经济能力。审：由于双方就赔偿数额分歧太大，调解不成，附带民事赔偿将同刑事部分一并判决。下面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被告人陈述略）

审：现在宣布休庭，下次开庭的时间、地点或另行公告。法警将被告人带到法庭羁押室看押。

刑事附带民事庭审流程 篇2

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 又称无形损害, 指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痛苦, 其与物质损害并无直接联系。主要表现在对人格尊严的贬低, 使威信下降, 产生精神上的痛苦、不安、悲伤、怨恨、绝望、羞辱等[1]。因此不少国家都立法允许刑事案件被害方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从保护法益、实现公正的角度上说, 应当赋予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至少允许被害人另行提起诉讼。

二、我国法律关于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诉讼的时候,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1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 中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综上, 我国的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采取否定的态度, 做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也带来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三、我国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及确立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依据

1对诉权的剥夺

《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否定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也没有否定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可以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而是留有一定的空间, 并未剥夺被害人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诉讼权利与实体权利。诉权是诉讼上的基本权利, 是一切诉讼权利的基础。如果诉权不平等, 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不允许受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实质上是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某种诉权, 从诉讼的保护角度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允许当事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明显于法不合, 于理不通。

2造成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超越

目前的禁止性制定来自司法解释, 这种禁止性规定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 有违法理和法律规定。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下精神损害的禁止性规定均来自于相关的刑事司法解释、《规定》与《批复》, 是以司法权剥夺了刑事诉讼法并未剥夺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是司法权对立法权的超越。

3实践中也会造成冲突

实践中法院大多数情况下对原告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驳回。但在有些情况下, 法院也会依据其他法律、法规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变通的支持。在交通肇事案件的审理中, 对于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赔偿的, 法院一般都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八项的规定判决赔偿被害人近亲属死亡赔偿费。而该赔偿费的性质即属于精神赔偿的范畴。此外, 在实践中, 也有法院援引2001年4月28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构成重婚罪的, 无过错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对重婚犯罪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予以变通的支持。

而且审判实际中, 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 被告人都得到了刑罚的处罚。自诉案件如果以调解、撤诉而结案,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并没有受到刑罚处罚, 那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已经得到抚慰呢?

四、立法建议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成为司法、学术界的共识, 也是受害人的迫切要求和日益高呼, 至于如何在立法中具体进行调整, 目前尚无定论。笔者认为, 目前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刑诉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均无明及, 且有些概念模糊, 容易引起歧义。因此建议, 要么对《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进行修订, 把“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的”中的“物质”去掉, 仅保留“损失”, 对该条做扩大解释, 并在《最高法院刑诉司法解释》第一百条中增加条款, 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有关规定。”或者, 干脆在《最高法院精神赔偿司法解释》中增加条款明确指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 被害人 (自然人) 因下列人格权蒙受非法侵害, 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对被害人加以财产补偿, 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 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 所以, 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 也是必要的。因此, 建议我们尽快以立法或司法解释等形式加以确认, 使受害人的精神进一步得到慰籍, 共建一个和谐、文明的法制社会。

参考文献

[1]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16页。[1]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16页。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和预防 篇3

呈现的特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分配制度的多样化，产生了各方利益的矛盾，经济落后、思想道德滑坡、法制意识淡薄等诸方面的原因，导致邻里、朋友、亲属之间的纠纷增多，农闲季节常因宅基、通行、排水等问题引起斗殴，有时因生活往来间的小事，互不服气，“逞好汉”引起的伤害案件也占一定比例。

随着交通路网的发达，交通工具的增多，部分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违章操作、职业道德素质低下及企业安全管理不力导致事故频发。例如：有的驾驶员缺乏应有的驾驶技能，处理紧急情况能力差、反应迟钝、方法不当；有的驾驶员在行驶中违章、违规，抢道占先、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酒后驾车，甚至无照驾驶等；群众交通意识不强，未能适应现代交通工具所产生的环境变化，也是发生交通肇事案件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外，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还有以下特点：

第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一般有附带民事诉讼，这种案件侵犯的客体为人身权或财产权。因为一方当事人的人身或财产权利受到侵害后，在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过程中，受害一方当事人会随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第二，附带民事诉讼要与刑事诉讼合并审理。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第三，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合并审理后，不受民事诉法及法释的有关条款的限制，体现刑事优先于民事的原则。比如，决定普通民事案件的开庭时间必须超过答辩期限或举证期限后才能确定，但附带民事诉讼则不受这方面的限制，而是以刑事为主，随着刑事的审判而一并审判。

五个审理要点

那么，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应当如何审理呢？首先要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即主要证据来源必须合法。如公安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收集的各种有关证据，即可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反之，则视为无效证据。

其次，审查主要证据是否反映案件的事实。在审理这类案件中，我们认为被害人的陈述、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及鉴定结论都属主要证据，这些证据如能互相吻合，并能反映案件事实的因果关系，说明这些证据客观真实，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使用。反之，则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第三，审查案件的主要证据是否有疑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对公安机关侦查的证据确有疑点、不调查不足以认定案件的事实，审判人员可在庭前或庭后依职权收集核对证据。特别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举证确有困难的，审判人员应主动调取，为案件的正确裁判打下可靠基础。

第四，审查民事诉讼主体是否合格。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民事诉讼主体的原告，一般为被害人或财产被害一方的当事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即为刑事被告人及其他民事被告人，这些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是否合格，直接关系到案件的质量，因此，必须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必须坚持以刑事为主、民事为辅及不告不理的原则。但如果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主体不合格，可在开庭前告知其进行调整；如果共犯在逃，可先由在押被告人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负连带清偿责任，再由在押被告人刑满释放后向在逃被告人另案追偿；如果被害人的被害结果与其它未被起诉的同案人有关，我们一般不主动追加，以免导致刑事部份审理的过分迟延，损害刑事优先原则；如果其他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与案件事实不符，经告知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仍不肯变更，继续坚持要诉讼的，即可依法作出判决。

最后，审查定性是否准确。为了正确适用法律，必须做到定性准确。如果定性错了，整个案件都将成为错案。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故意伤害人身一般比较容易掌握，但在故意破坏生产经营与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案件中，有时不好区别。因此，在阅卷时，必须根据两者的情况及其四个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对比，从中确定案件的属性。这样，才能做到稳、准、狠打击犯罪。在审判实践中，对于检察机关定性错误案件的操作有两种情况：一是及时与检察机关协商，由检察机关撤回并改变定性后重新起诉；二是由法院开庭审理后直接改变定性。很明显，第二种做法比较直接简便，但实为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因此，我们认为第一种做法比较妥当，有利于保护控、辩双方的抗辩权。

如何有效控制？

那么，怎样预防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发生呢？

首先需要加强对乡镇、村委、居委调解组织的建设，健全调解机构，配备足够调解人员，把大量的、发生在农村的山林土地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相邻关系纠纷以及婚姻家庭纠纷等化解在乡镇的各级调解机构。

其次，各级调解组织在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要切实负起职责，立党为公，司法为民，积极为民排难解纷，把民间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另外，中心人民法庭必须加强对村委会、居委会调解组织的指导，选择一至两个调解组织作为常年的联系点，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以点带面，逐步推广。人民法院应把中心法庭的这项工作纳入年终考评。

最后，人民法院的民、商事审判庭和中心人民法庭要深入基层，积极开发案源，争取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使各种民事纠纷案件及时有序地消化，不断减少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发生。

加强全民普法教育，提高全民守法意识。使全体人民真正懂得什么行为属法律允许，什么行为属法律不允许，什么行为属违法犯罪，什么行为不属违法犯罪，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化解纠纷，使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从源头上得到有效的控制。

刑事附带民事诉状(侵占) 篇4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以下简称原告人）：XXXX，男，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XXXXXXXX。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以下简称被告人）：XXXX，男，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XXXXXXXXX

诉讼请求：

一、依法追究被告人XXXXX的刑事责任;

二、依法判令被告人XXXXX返还原告人的46头奶牛或折价赔偿。

三、依法判令被告人XXXXX赔偿原告人因其犯罪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XXXXXXXX元。

事实和理由：

2012年11月1日，原告人与被告人达成《奶牛场租赁及奶牛托管养殖协议》一份，约定被告人承租原告人位于XXXXXXX奶牛场用于饲养奶牛，原告人将46头奶牛交给被告人托管。2014年7月30日，被告人与其亲属近20余人强行将其代原告人保管的46头奶牛分五批由XXXXXXX农场拉走并占为己有，期间自诉人多次要求被告人将上述奶牛退还未果，被告人还自行去除了部分奶牛的耳标，基于上述事实，被告人XXXXX目无国法，非法占有自诉人46头奶牛拒不退还，且自行去除了自诉人部分奶牛的耳标，其行为已构成犯罪，依法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并且其行为给原告人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

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依法返还原告人的46头奶牛或折价赔偿并对原告人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此致

XXXXXXX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篇5

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2006)中区刑初字第653号

公诉机关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秦大会，女，194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丰都县人，农民，家住重庆市丰都县包鸾镇杨岭村4组。

被告人陈万松，又名陈军红，男，197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丰都县人，农民，家住重庆市丰都县包鸾镇杨岭村4组。现押于重庆市第一看守所。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以渝中检刑诉(2006)第56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万松犯故意伤害罪与盗窃罪，于2006年8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秦大会以要求被告人陈万松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8月28日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了本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斌出庭支持公诉，本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辩护。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市渝中区指控：被告人陈万松于2006年1月30日在本市丰都县其住家附近，因为琐事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秦大会等人发生争执，在争执过程中陈万松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秦大会打成轻伤，后被告人陈万松又于2006年4月26日在本市渝中区朝天门长途汽车站大门附近，趁失主谢美凤不备，盗窃其随身一部价值人民币2280元诺基亚6680型手机一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秦大会要求陈万松赔偿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8322.50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万松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处。

被告人陈万松当庭对指控罪行及证据均未提出辩解意见，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供认不讳。

刑事附带民事庭审流程 篇6

一、新《刑事诉讼法》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增加了财物毁损赔偿请求范围

旧《刑事诉讼法》第77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84条:“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 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应当准许, 并记录在案。“

由此可见, 当时的条款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只限于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受损时的物质损失, 才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而其他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财物毁损的均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请求, 如, 寻衅滋事罪中造成财产损失的等。

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在138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损失的, 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 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这说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仅仅限于人身受到伤害时的民事赔偿, 只要是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均可提起民事赔偿。但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受害人财产的, 不应提起刑事附带民赔偿, 可以采取追缴和退赔方式予以解决并将被告人的退赔及办案机关的追缴情况, 作为量刑时的参考情节。这样就加大了犯罪惩罚力度, 同时, 更加保护了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从而使得受害人不但在人身遭受损害时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赔偿诉讼请求, 而且在刑事犯罪中因财物被毁损时仍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只要不涉及《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9条之规定的情形, 均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使得刑事附带民赔偿诉讼请求范围更加宽泛。

二、新《刑事诉讼法》细化了刑事附带民赔偿原告人及被告的主体资格

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84条:“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 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新《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8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二者进行比较, 不难发现新《刑事诉讼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原告人从法理上理顺了关系, 原来的条款是已死亡的被害人近亲属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所谓的已死亡的受害人近亲属里面包括有法定代理人身份的, 法定代理身份的有优先提起赔偿的, 但原条款中已死亡的受害人提起民事赔偿的限于近亲属而忽略了法定代理人身份的提起, 在修订后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原告人中, 不管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先以法定代理人、然后才是近亲属提起赔偿请求, 理顺了民事法律关系, 使得法定代理人身份优于近亲属的身份优先权加以确定。

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86条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

(一) 刑事被告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及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

(二) 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

(三) 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

(四) 共同犯罪案件中, 案件审结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

(五) 其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

(一) 刑事被告人以及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侵害人。

(二) 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

(三) 死刑罪犯的遗产继承人。

(四) 共同犯罪案件中, 案件审结前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

(五) 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

新《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范围加以增加, 原条款中只有未成年的监护人可以作为被告人, 但新条款中修订为“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既包括有未成年犯罪的监护人也包括限制行为能力人 (精神病) 犯罪的监护人均可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主体资格。从而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犯罪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监护人作为被告身份提供了法律依据, 使得受害人能够得到其监护人的赔偿, 从立法上减轻和弥补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中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需要加以明确和细化

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00条:“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解释中将此条款予以删除, 那就意味着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时可以不完全按照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在民事案件中侵权赔偿主张中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部分, 但修订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已明确了精神损失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范围, 不但在刑事案件中不可以提起精神损失赔偿, 因刑事案件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失赔偿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此不再产生争议了, 因为有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但就因犯罪造成受害人残疾的或者死亡的是否赔偿残疾金或死亡赔偿金的存在较大争议。

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55条:“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 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 结合案件具体情况, 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据此规定, 一种意见认为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就不支持;从2013年1月1日起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因没有法律依据将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同时还认为不支持死亡赔偿金及残疾金, 可避免犯罪人已被执行死刑, 继承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造成巨额赔偿款得不到执行的法律白条的尴尬情形。

另一种意见认为新法解释的第155条规定不明确, 我国的汉字文化博大精深, 字意深刻, 第155条中涉及造成残疾或死亡的表述有“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 其中“还”和“等”字是带有兜底性的表述, 因此, 该解释第155条是具备兜底性的条款, 是支持残疾金、死亡金的。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理由是就解释的第155条共分4款含义, 其中第2、3款含义分别是对故意犯罪和过失性交通肇事罪的规定。特别是第3款对过失性交通肇事犯罪的解释, 是可以支持残基金和死亡赔偿金并可以从交强险中得到赔付。那么不由得使人感觉到同样是犯罪, 故意犯罪致人残疾或死亡的, 不赔偿残疾金和死亡金, 过失犯罪致人残疾或死亡的的却要赔偿残疾金或死亡金的。二者明显是故意犯罪主观恶性深却不赔偿残疾金或死亡金, 过失性犯罪的无主观恶性的, 却要赔偿残疾金或死亡金 (如果交通肇事罪的被告人未依法缴纳交强险费用的, 其个人还应承担交强险范围应支付的数额, 此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会议纪要规定) 。从立法上造成同样是犯罪的被告人在适用民事赔偿的标准不一致的情况。

“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越来越体现在刑事和民事领域的立法和司法中, 2004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人职赔偿解释》) 及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正是加强对人身权利的司法保护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 《人身赔偿解释》第25条、29条和《侵权责任法》的第16条均规定了“残疾、死亡赔偿金”是亮点之一, 显示受害人的人权在民事领域得到了更充分的保护。但是在新《刑事诉讼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中, 自2013年1月1日之后, 受害一方主张的“残疾、死亡赔偿金”请求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由此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之一是全部赔偿原则, 不仅依法有据, 而且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根据情况”应当指案件的事实情况, 主要指被害人所遭受损失的实际情况及被害人、被告人的责任的有无和大小等情节来确定赔偿。且赔偿能力不易查清, 对其财产的发现和其财产的增加有一个过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是民事诉讼, 处理应符合民法相关规定。体现法制的统一性, 被害人的权益无论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还是通过民事诉讼都应得到同等保护。

参考文献

[1]陈历幸.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探析——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中心.当代青年研究, 2012, (06) .

[2]谌鸿伟, 贾伟杰.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缺陷及重构.法学评论, 2006, (02) .

[3]郑天锋.反思与祛魅: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重构论.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1, (02) .

浅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 篇7

关键词：时效；诉讼时效；问题研究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概述

时效，一般是指一定事实状态在法定期间持续存在，从而产生与该事实状态相适应的法律效力的法律制度。一般认为，时效制度的作用集中于三个方面，稳定法律秩序、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和避免证据灭失。刑法上的时效一般分为犯罪追诉时效和刑罚执行时效，是指经过一定期限，对刑事犯罪不再追诉或者对所判刑罚不再执行的一项法律制度；民法上的时效一般可分为取得时效（占有时效）和诉讼时效；取得时效是指占有他人财产，持续达到法定期限，即可依法取得该项财产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则是指当事人一方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限，超越此期限则丧失胜诉权的法律制度。要正确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时效问题，必须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基本属性和其相对于单纯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特殊性有全面、明晰的認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重叠与交叉，一般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它有两个基本属性：一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依附性，其是刑事诉讼所派生的，是在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追究行为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其必须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如果刑事诉讼不成立，附带民事诉讼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对立统一体中，刑事诉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民事诉讼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呈现出以刑事诉讼为主，民事诉讼为辅的特征；在具体的处理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因为依附于刑事诉讼中处理而体现出一定的处理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就其解决问题的性质而言，是损害赔偿问题，和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是一样的，属于民事诉讼性质，只是由于其所要解决的损害赔偿问题与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系同一行为所生，为了达到诉讼经济，并且避免可能出现的裁判矛盾问题，将这个民事诉讼“附带于”刑事诉讼中解决。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必然以刑事诉讼为前提，在程序上受刑事诉讼制约的。

由此，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既不能完全依照民事诉讼时效之规定，也不能完全依照刑事追诉时效之规定，而是要跳出民事诉讼时效和刑事追诉时效的束缚，立足于《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身的相关规定，来理解并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时效问题。

首先，按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84、89条之规定，权利人有权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由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权利人享有选择权，即其有权选择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待刑事诉讼过程终结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并且不同的选择将适用不同的时效计算方法。而如果已过刑事追诉时效，对犯罪不再追诉，自然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不存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效问题，只可能存在单独的民事诉讼。

其次，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在本质上仍然是民事诉讼，而诉讼时效与诉讼的本质密切相关，是诉讼本质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方面，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必然离不开民法之适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之时效问题解决，应区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只要明了民事诉讼时效的根本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若其懈怠行使权利，则将承受权利不再受保护的不利后果；而刑事追诉时效的出发点则是刑罚的特殊预防的犯罪目的已经没有继续实施的必要，如果仍然追诉，反倒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具有民事诉讼性质上的相对独立性，又对刑事诉讼具有极大的依附性和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其作出了单独之规定，应结合民事诉讼时效、刑事追诉时效和《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之规定，寻找适当的结合点与平衡点；既要保证国家公权追究犯罪之目的，又要兼顾对权利人私权救济之目的，同时要综合考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自身的相关法律规定，维护法制的权威与统一；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首先是其不同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特殊性，而后才是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相对独立性。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之时效问题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在刑事追诉时效期限（5年、10年、15年、20年）内，司法机关对犯罪进行追诉的，权利人可在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立案之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不论此时是否已过民事诉讼时效。

（2）权利人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则应按民事诉讼时效之规定，即诉讼时效应为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并且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人是谁之日起算，延续至两年（普通诉讼时效）或者一年（特殊诉讼时效）之时，为时效期满，权利人丧失胜诉权。

（3）如果权利人不想因为刑事诉讼的漫长过程而影响到自己民事权利的救济，也可选择在刑事诉讼进行的同时单独提起民事损害赔偿之诉，但这需要单独的民事诉讼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其不必须以刑事诉讼得出的某些结论为前提条件；或者当事人双方也可就民事损害赔偿之诉以调解或和解方式解决。此时，诉讼时效也是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并且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人是谁之日起算，超过民事诉讼时效期间的，则丧失胜诉权。

参考文献：

[1]肖丽，李晓波.关于我国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探讨[J].商情，2012（4）：157.

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 篇8

一、依法追究被告人XXX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

二、判令被告人连带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损失费等损失共计XXX元。

事实与理由：

XXX年XXX月XXX日，XX、XX等……

综上所述，被告人故意伤害他人，导致他人轻伤，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被告人XX的犯罪行为给原告XX造成的所有损失应由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给予公正裁决，判如诉请。

此致

XX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 篇9

上诉人：史XX，男，系被害人史XX之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上诉人：高XX，女，系被害人史XX之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上诉人：张XX，女，系被害人史XX之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上诉人：史XX，男，系被害人史XX之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被上诉人：权XX，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

被上诉人：徐XX，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

上诉人因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不服XX中级人民法院3XX月XX日()刑二初字第X号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撤销(2009)刑二初字第X号判决第二项，判令被上诉人权XX、徐XX与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共同赔偿受害人史XX医疗费8147.9元、丧葬费10467.5元、死亡赔偿金229541元、被扶养人扶养费155904.98元，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80000元，减去原告与刑事被告人张XX亲属协议赔偿的50000元费用，共计434061.38元。

2、判令被上诉人权XX、徐XX与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理由：

1、被上诉人权XX、徐XX与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存在共同侵权行为，理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从公诉机关提供的笔录、供述及证人证言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权XX、徐XX与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参与群殴的意图非常明显，也就说他们在主观上存在着侵权伤害的共同故意。客观上，他们也参与了群殴行为，这一点在一些供述及笔录能够得到充分的证实。被告人张XX在供述中称，“我见有个稍胖的男的和徐XX、权XX在旁边动手打起来了”;徐XX在陈述中称，“张XX被拉的弯下了腰，我就去拉那个瘦的，这时另一个胖子来到我面前，手里拿了一把刀，大概有十公分，像是水果刀，我就转身跑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关于“徐XX、权XX到达案发现场后并未继续找人打架”的认定，并不是客观事实。从整个事情的经过可以看出，徐XX与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抱着帮权XX打架的目的，共同前往案发地点，中途遇到史XX等人，发生群殴，致使史XX被伤害致死的严重后果，权XX、徐XX及刑事诉讼被告人张XX理应对这一共同侵权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连带民事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将这一共同侵权行为割裂看待，认为“无证据证明徐XX、权XX在案发时曾与被害人史XX发生殴斗，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这一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共同侵权的归责原则。

2、原告撤回对刑事被告人张XX的民事赔偿诉讼请求，并不能免除被上诉人权XX、徐XX的.民事赔偿责任。刑事被告人张XX在群殴过程中，手持凶器伤人，已经触犯刑律，除承担主要民事责任外，还要接受刑事制裁。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张XX的家属积极主动与被害人家属协商赔偿事宜，并按照双方协议积极理赔，对被害人家属的心理创伤起到了积极的抚慰作用，上诉人鉴于此种考虑，撤销了对被告人张XX的民事赔偿请求，但并没有放弃对被上诉人权XX、徐XX的民事赔偿请求。作为共同侵权人的被上诉人权XX、徐XX，不能免除其相应的赔偿责任。

此致

XX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X

刑事附带民事庭审流程 篇10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进入刑事审判程序处理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根据因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人民检察院或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人提出的请求，由人民法院附带处理由于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民事赔偿，程序上又依附于刑事诉讼的启动而产生，故称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亦被较为广泛的称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引自杨贝《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研究与实务》）。仅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理论界就已经产生“从属论”与“独立论”两种意见，“从属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依附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请求范围仅限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物质损失；“独立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具有独立地位，在适用法律上应该适用相关民事法律规定，其本质应为民事诉讼，只是为了审理程序和时间上的方便，与刑事诉讼一并进行而已。根据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来说，还是“从属论”更加符合实际，未来能否有“独立论”的一席之地，还未可知。

二、我国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法律渊源

我国《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102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范围及审判程序也作了相关规定。

三、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缺陷

1.对附带民事诉讼审判中的刑事部分过度重视

由于对中国自古以来“重刑轻民”的法律文化的部分继承及法律儒家化的影响，中国现代立法依然摆脱不了主要依靠刑事制裁来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司法机制，而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个人化私利保护的忽视，这在中国具有沉重的传统积淀及观念认同，百姓更关心的是“判了几年”而不是“赔没赔”或“赔多少”，这是中国发展过快的经济与明显跟不上节奏的法治的不匹配造成的，从现行的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来看，“制定法本来就缺乏民事法律的内容，而在国家内部事务的管理方面，刑罚无疑是最直接、最强烈、最能体现权力属性的干预方式，其实施显然比民事法律规范更为简便和富有成效，加之权力的自我扩张性，也为‘重刑轻民’提供了现实动力”（引自杨贝《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研究与实务》）。在审判实务中，人民法院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支持多少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刑事部分能否构成犯罪以及对刑事部分的量刑程度上，甚至原告人对被告人刑事部分的量刑的关注高于其能够获得多少赔偿，对民事部分的异议也多发生在执行阶段，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就民事部分的上诉数相较于被告人就刑事部分量刑的上诉数或检察院的抗诉数来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与和解制度的广泛应用有关，但更大程度上是由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本人对民事部分的“容忍”造成的。

2.附带民事诉讼的过度依靠性

前面讲过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更大程度上为“从属说”，有人说“刑先民后”的实质是私权利对公权力的让位，即在国家追诉刑事犯罪结束后，才允许个人权力的主张，至于在此情形下个人权利还能否实现则在所不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61条规定：“第一审期间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第二审期间提起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在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强调了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在“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也规定了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强调了“刑先民后”的司法定势，在刑事程序终结前，无法另循民事程序执行。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时，应当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人民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或者由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问题。在此之前，法院不应单独就其中的民事责任予以审理判决。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已经受理的经济纠纷，如果发现有经济犯罪嫌疑，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对于“民刑交叉”案件，法官应该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等待刑事审判处理结果。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点，“刑先民后”的思想贯穿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范围，案件提起、审理、判决及执行的全过程。

3.附带民事诉讼主体范围过窄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主体范围，法律规定为刑事被害人、已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近亲属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于为被害人垫付了医疗费等费用的人、被害人的其他近亲属（民法意义上的近亲属）或依靠被害人赡养、抚养的人则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主体范围，相较于过去，虽然已经有所扩大，但是对于共同犯罪中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甚至是在逃被告人的赔偿请求，依然没有法律予以规定，即否定了对在逃共犯的追偿，对其既无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无法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一切程序均需等待在逃共犯到案后启动，即使在逃共犯的经济条件较好或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4.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过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犯罪问题的规定》第1条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8条均规定，被害人对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即现行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物质损失”为由于被害人人身权利受到侵犯所造成，或由于被害人财物被毁坏所造成。对于人身权利受到侵犯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第2款及第3款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也就是说民事人身损害赔偿中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还未尽纳入赔偿范围。对于因被害人财物被毁坏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对商业犯罪中导致的预期商业损失则一般不予支持。在侵财犯罪中被盗、被抢的财物，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此彻底关闭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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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难

执行难是所有民事案件的共性，近年来，随着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与和解程序的发展，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难已经有所改善，但依然有些不尽人意，原因有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绝大部分是刑事被告人，其经济状况一般不佳，尤其是对于一些暴力性财产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其犯罪原因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贫困，对所造成的损失缺乏赔偿能力。民事案件的请求权大部分是由于流转的财产关系，简单来讲就是钱不在甲处就在乙处，总之这个钱是存在的。但是对于由于刑事犯罪而导致的物质损失，很多时候是直接损毁或灭失的，即原告人请求的赔偿要来自于被告人的自有财产，这对于经济状况较差的被告人来说几乎没有执行的可行性。同时，由于被告人还要被判处刑罚，非监禁刑还好，监禁刑则直接剥夺了被告人在此时期内再创造财富的能力，若是无期徒刑或死刑，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有可能只是一纸空文。

6.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与刑事和解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和解”即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调解结案有很多好处，对于被告人，通过赔偿被害人达成调解或和解，是争取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有效途径，被告人为争取从宽量刑，有时需要承担超出其法定义务的赔偿责任；对于被害人，考虑到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难，或生活所迫，或被告人经济能力，有时只能接受比其应得的赔偿要少的数额。以上两种情况在现实中屡见不鲜。但是被害人获得更多的赔偿和被告人得到更轻的量刑的这种讨价还价，就是一种各得所需的利益交换，双方均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利益平衡点，也是一种“公平”、“自愿”。 但是法官利用自己调解人与裁判者的双重身份，通过判决宣告前的不确定性或者拖延审理时间，压迫当事人达成调解的现象频频发生。由于信息不对称、法官倾向性以及最终的裁判权仍然由法官掌握，现行的司法中确实会有不公平的情况，有时被害人在接受了较少的赔偿后，被告人却得到超出预期的从宽幅度，或者被告人在承担了超出其法定义务的赔偿责任后，未能换来其预期的从宽幅度，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利益损害。被告人明明有财产可以赔偿，却不愿意主动履行，导致被害人由于担忧执行难而无法实际获赔，不得不将调解或和解作为获得赔偿的唯一筹码与被告人进行交换的情形，是对被害人极大的不公平。

四、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一点建议

1.赋予刑事被害人民事赔偿程序选择权

即起诉选择权，从行为性质来看，犯罪行为与普通民事侵权行为都应该属于侵权行为，因为由犯罪行为所引发的赔偿之诉应该也属于侵权行为之诉，其属于个人的私权利，权利主体对此应享有完全的处分权，国家的过度干预实质是新的侵权，所以赋予刑事被害人民事赔偿程序的选择权，具体可以从案件范围、赔偿请求、证据规则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体现了程序正义，保障了被害人民事诉权的独立性，又能有效的节约司法资源，化解司法困境。

2.将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被害人本人或其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的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既包括积极的精神损害（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也包括消极的精神损害（直觉丧失和心神丧失等），精神损害可以通过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进行救济，但是不能否认，金钱赔偿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弥补被害人及其家人精神损害的赔偿方法。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精神损害的程度可以评估，精神创伤也可以通过干预治疗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而为此支付的费用确是现实可见的，虽然确定赔偿标准有一定难度，但是可以遵循法官自由裁量的原则，根据侵害手段、损害后果、被告人赔偿能力、被害人提交的相关治疗费用凭证、当地生活水平等各方面因素进行考虑，同时借助于现代医学手段进行鉴定和评估，确定赔偿数额，也可以通过立法设定赔偿标准，将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

3.完善附带民事调解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

虽然现行的附带民事调解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在现实中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促进了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障，但是由于缺乏更加细致的法律规范作为操作依据，同时在实体层面承担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与承担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不能完全等同等问题，使得这两项制度还是存在潜在的风险。应确定更加详细的制度，使这两项制度贯穿于刑事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全过程，使其得到充分适用。同时，应当着手对刑事和解与附带民事调解中当事人的知情权予以立法保障，即确定当事人的刑事量刑知情权，可以考虑赋予当事人在刑事和解或附带民事调解协议中的量刑建议权，对于当事人各方达成一致的量刑建议，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予以确认。

4.健全刑事被害人赔偿实现机制

健全刑事被害人民事赔偿执行机制，完善诉讼财产保全制度，司法机关在案件执行中应发挥积极作用，明确减刑、假释与执行的关系，将刑事和解与附带民事执行调解拓展至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之中。对法院判处“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内容，立法应明确其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另外如国家补偿机制等也应得到确定。

法律的改革和完善总会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从现行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内容上看，仍留有较大的填充空间，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制度发展值得期待。

刑事附带民事庭审流程 篇11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协作调查制度

刑事诉讼法中以专章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有关内容。尽管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作了明确规定, 但根据新刑诉法实施11年来的实践情况, 结合笔者所接触的案件中遇到的实际情况, 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现状及成因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相对于一般民事执行案件而言,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一般难度较大, 通常无法全部执行甚至根本得不到执行, 致使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随着严打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数量越积越多, 这对原已堆积的大量得不到实际执行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来说, 无异是雪上加霜。笔者认为造成此类案件执行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现行立法上的缺憾, 是造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要求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赔偿损失是在刑事案件交付审判时提出。法律没有规定侦察机关、检察机关有调查和有效控制犯罪嫌疑人财产的职责。按刑诉法的规定, 一般刑事案件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到检察机关起诉, 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 给那些有赔偿能力而不愿赔偿损失的被告人或其亲属隐匿、转移财产, 规避执行提供了时间上的方便。尽管法律赋予了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候有查封或扣押被告人的财产的权利, 然而, 由于先行的刑事诉讼法律不允许人民法院提前介入公安、检察机关尚未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 这样的救济为时太晚了, 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2.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赔偿义务的激励机制设计不完善、不科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 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由于现行法律把“赔偿被害人损失”仅作为酌定从轻量刑情节, 并且使用“可以”字样, 实践中操作的随意性大, 难免被告人及其亲属心存疑虑, 对刑事被告人尤其是可能判处长期徒刑或者死刑的被告人及其亲属触动不大, 其自觉履行赔偿义务的主动性、积极性不能得到有效、全面的激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结案率。

3.法律没有明确将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列为罪犯的减刑、假释条件, 导致一些已被判处刑罚的人对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无动于衷, 这也影响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执行。“重刑轻民”意识的存在, “审执分离”机制的运行, 也严重影响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由于法院内部运行“审执分离”机制, 刑事审判法官往往只注重刑事方面的证据调查与收集, 忽视对被告人财产状况方面的证据调查与收集, 甚至由于追求案件结案速度, 对被害人本可以获得赔偿条件的不及时进行有效控制, 导致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丧失有利的执行条件。

4.被告人家属不理解、不配合。认为犯罪是被告人个人的行为, “一人做事一人当”, 与家人无牵连, 造成受害人经济损失由被告人自己承担。也有的人认为赔偿了损失也不能减多少刑, 大不了有钱花在别的地方跑关系, 走门子。

5.执法思想认识不到位加剧了执行难。目前, 有相当一部分执行人员对附带民事诉讼执行的重大意义没有深刻领会, 导致工作不能积极主动开展, 被执行主体一般在看守所或监狱, 会见手续比较麻烦, 即使会见到被告人也往往徒手而归, 误时费力, 执法人员对此类棘手案件搁之一旁, 领导多次催办, 申请人多次来院要求执行, 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诿责任。有些执行员在思想上对刑事附带民事执行认识不到位, 觉得这类案件标的小, 执行起来费时费力, 有点得不偿失, 不愿下工夫去执行。有些执行员受“罚了不打, 打了不罚”的思想影响, 认为既然判了刑, 就不能再赔偿。还有些执行员对此类案件有畏难思想, 一听说自己分了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就头疼, 不愿执行这类案件。

6.公检法三家协调力度不够, 人为造成执行难。作为刑事案件, 从侦查、起诉到审理, 每个过程和环节, 由于司法机关对案件处理角度的不同, 对于附带民事赔偿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 公安和检察机关侧重刑事犯罪事实的查处, 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权利, 要么不告知, 要么对其请求置之不理, 使受害人往往在法院审理阶段才能够行使赔偿诉讼权利。一般民事案件, 作为原告可以申请财产保全等强制保护措施, 而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在公安、检察阶段不能提出保全措施, 只有到了诉讼阶段才能提起, 由于我国《刑诉法》对该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 受害人的权利难以保障, 导致附带民事赔偿执行风险比一般民事案件风险大的多。

二、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对策

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问题已不是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单方面的努力所能解决的, 以往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对策过多地局限在执行阶段, 以至于难以有所改变。笔者认为, 解决执行难应当将视野扩展到整体运行机制中。

1.执行人员应从思想上提高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的重要性的认识。

附带民事案件, 是因刑事犯罪行为引发的。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仇视和报复心理一般很重, 对自己权利的实现要求也比较强烈。如不注意挽回或补偿权利人遭受的物质损失, 既有损法律的尊严, 也将严重影响社会正义的伸张, 更为严重的是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人员应从思想上提高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的重要性的认识, 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思想, 从个案做起, 做到及时主动、严肃认真、耐心细致执行好每一件案件, 最大限度实现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 由于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上的一些缺憾, 给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很有必要进行完善。我们认为这几个方面亟待完善:一是从法律上赋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享有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提出赔偿请求的权利。同时, 在法律上明确赋予公安、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个人所有的财产进行调查、查封、扣押、冻结、先予执行的权力, 防止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转移或隐匿财产。二是将被告人积极民事赔偿义务, 以及被告人家属积极代为履行赔偿义务列为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法定量刑情节。三是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与对被告人刑罚的执行有机结合起来, 把被告人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 以及被告人家属积极代为履行义务的情况作为刑罚执行中对罪犯给予减刑、假释的法定条件。

3.建立财产状况协作调查制度。

从刑事案件侦查立案开始, 由侦查机关对可能会被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 包括银行存款、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等进行调查, 并开具清单, 随卷将调查结果移送后继机关, 以便于后继机关进一步了解、查清财产状况。这一制度应当贯穿于整个诉讼活动中。这样, 一方面执行人员在执行初期便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执行方向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另一方面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在申请执行前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也能正确对待执行结果。建立这一制度的意义在于为刑事附带民事的执行提供财产线索。一是完善财产保全制度。财产保全制度, 对控制被告人的财产, 防止其转移、隐匿财产有着重要的作用, 是刑事附带民事执行强有力的保障。因此, 不断完善财产保全制度, 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将有效地缓解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压力。 (1)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阶段, 被害人一方在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时, 可以一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由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将被害人财产保全申请移交人民法院执行。 (2) 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至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前的财产保全, 由被害人一方直接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担保。为了督促被害人尽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应规定在保全措施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期限, 逾期不起诉的话, 就解除财产保全。 (3) 人民法院在受理附带民事诉讼后的财产保全, 这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一致。二是适用先予执行制度。对于那些如果不先行给付将影响被害人生活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 应将执行的时间前移, 在诉讼中采用先予执行制度, 以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 在诉讼中, 被告人基于对量刑情节的顾忌, 在履行义务时会比较积极, 对执行也较为有利。在今后的执行中, 可将定期金赔偿方式与先予执行联系起来, 使执行更加灵活和实际。

4.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

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权利人, 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受被害人被害前抚养、赡养、扶养的人。这些人的权利如得不到必要的保护, 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而, 有必要尽快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主张在我国对刑事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是既有理论上的依据, 也有事实上依据。目前理论上的依据主要有这样三种学说:一是社会保险说, 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二是公共援助说, 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对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的公共援助。三是国家责任说, 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国家的一种责任。事实上, 在西方有许多国家已经推行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我国, 中央政法委也已明确要求“各地可积极探索建立特困群体案件执行的救助基金, 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为特困群体的案件, 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交通肇事赔偿等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当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时, 按一定程序给予申请执行人适当救助, 解决其生活困难,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5.注重诉讼中调解。

(1) 全程加强调解工作。除了人民法院在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中主持调解工作外,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阶段针对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也应当主持调解。公安、检察机关对附带民事诉讼及时进行调解处理, 有利于解纷息讼, 使被害人及时得到赔偿。 (2) 给付方式上要有利于执行。在调解时应注意给付方式的可行性, 一般要求即时给付, 对于分期支付或在一定时限内支付的, 则应当提供担保。

6.将刑罚执行与附带民事执行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