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举证期限

民事诉讼举证期限（精选12篇）

民事诉讼举证期限 篇1

申请书

申请人：×××，男／女，××××年××月××日出生，×族，……（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住……。联系方式：……。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申请延长你院（××××）……号……（写明当事人和案由）一案的举证期限至××××年××月××日。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写明案由）一案，原定举证期限自××××年××月××日至××××年××月××日。……（写明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说明】

１．本样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条第一款制定，供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用。

２．当事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写明名称住所。另起一行写明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及其姓名、职务、联系方式。

民事诉讼举证期限 篇2

关键词：举证责任,行为责任,结果责任,证明责任

要理解举证责任, 首先应该明确一个概念:事实真伪不明。何谓事实真伪不明, 并非事实上真的不明。作为亲历案件经过的当事人, 其往往知悉案件的发展经过, 真相对于当事人而言, 是明的。而对于案外人, 包括诉讼参与人, 法官或双方当事人的律师, 真相并不明了。在具体案例中, 只有通过证据, 才能靠近事实真相。理论上, 事实真伪不明是指当事人所主张的、足以引起法律效力产生、变更或者终止的案件事实在辩论终结时仍处于真伪无法确认的一种状态。

一、举证责任的含义

举证责任的含义在民事证据理论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我国关于举证责任含义的学说主要有三种:

1、行为责任说。

该说把举证责任界定为当事人在诉讼中就自己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2、双重含义说。该说主张将举证责任一方面定义为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 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另一方面定义为不尽举证责任应承担的裁判上的不利后果, 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3、败诉风险说。该说将举证责任定义为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败诉的风险。本文随后会对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做进一步阐述。

二、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解读

我国主体上属于大陆法系类型的国家, 双重含义说,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有很大影响。

1、关于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主观证明责任)

按现代证明责任理论, 所谓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又叫主观证明责任, 是指当事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对争议事实进行证明的一种责任。而主观证明责任又一分为二, 它有时是指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 有时是指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其内涵如下:如果人们抛开具体的诉讼程序, 就一个要件事实发问, 由谁负担在诉讼中对要件事实举证, 那么谈论的就是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如果把目光对准具体的诉讼, 当法官已经获得一定的事实信息并且形成了暂时的心证, 然后人们问,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哪一方当事人去提供证据, 这时指的就是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简单地说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就是法律抽象规定的举证的负担, 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就是具体诉讼中产生的证的需要。因此在一个诉讼中, 任何一个要件事实都存在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 但不一定存在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而且, 一方当事人既有可能不承担任何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 也有可能不承担任何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

2、关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客观证明责任)

在现代证明责任理论中, 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又称客观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是指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某个主要事实真伪不明时, 依照预定的裁判规范由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 (某一事实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争议时, 根据证据调查的结果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该事实是真 (存在) , 第二种可能是假 (不存在) , 第三种可能是真伪不明 (存否不明) 。第一、第二种情况不存在客观证明责任问题, 直接根据对事实认定的结果 (真或假) 来确定当事人哪一方承担不利后果。只有在第三种情况下, 才有客观证明责任问题, 即根据客观证明责任规范来确定由当事人中的哪一方来承担不利后果。

三、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特征

1、从立法上, 我国举证责任制度体现为明确的行为责任和已广泛运用的结果责任

(1) 明确的行为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 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可见此条规定也首先肯定了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予以证明该主张的存在。这显然是一种明确的行为责任。

(2) 结果责任在实践中得到体现,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了行为责任。并未明确规定结果责任, 但是在理论上可以通过体系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来加以确认。例如, 基于我国的国情, 辅之以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审判职能;我国相当一部分人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相对较差, 如仅规定举不出证据的就要败诉, 其利益便得不到很好保护, 故法律规定了法院的补充调查取证的作用。在案件经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后, 如果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法院也不会拒绝裁判, 只能将不利的裁判结果判给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受。可见, 举证不能的一方当事人在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时还应承担败诉的后果, 这实质上仍是一种结果责任。

2、几种特殊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列举了八种特殊的举证责任, 进一步明确诉讼实践过程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 (1) 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2) 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3) 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 因而加害是否有故意或者过失不再成为证明对象, 而是由加害人全部承担。 (4)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由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就受害者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5) 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6) 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由实施危险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8) 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 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1]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

[2]陈明:《证据责任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

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研究 篇3

举证时限是一种限制当事人证据提出权的时效制度。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对此，我需要作出进一步的阐述，举证时限制度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举证期限，即通过相关法律所作出的规定和法院根据具体案例所指定的符合诉讼法的期间，当事人在此期间应当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采集并向法院提供可以支持其主张的证据；二是举证后果，当事人如果在上述规定或者指定的期间内无法提供或者不能提供与案件相关的证据，那么就会产生诉讼程序上的法律后果，即法院不会采纳该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从而使该证据失去其证明效力，并且会使当事人承担由此所带来的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我国举证时限制度存在的问题

1.我国的证据失权制度不够完善

（1）“新的证据”适用过于宽泛。《证据规定》中对“新的证据”允许提出的理由限定在“期限届满后新发现”和“客观原因无法提供”，但是对“新发现”和“客观原因”的界定并没有具体细化，全凭法官的自由裁量，同时由于我国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各地审判水平及审判理念参差不齐及长时间“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的影响，导致各地在适用举证期限时的标准不同，从而造成同类案件在不同地区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

（2）证据交换制度形同虚设。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证据交换制度，《证据规定》吸收了美国证据开示制度的精神，规定了证据交换制度，但是我国对该制度规定的过于简陋，在实践中适用性不强，《证据规定》设置了证据交换制度，规定了证据披露相关的救济规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对方当事人披露和提供证据的问题，但对证据交换和披露内涵未完全理清，与其相适应的配套措施仍未完善，法官对于我国《证据规定》规定的证据交换的范围过窄，且证据交换对当事人并无强制性，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证据交换功能的有效发挥，不利于证据失权制度价值的实现。

2.缺乏独立的审前程序

审前程序的不完备，也会对适用举证时限制度造成很大的阻碍。审前准备程序在民事诉讼中相当于一个过滤程序，是为了能够在事实清楚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尽快对案件作出判决。在整个民事诉讼中，审前准备程序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国的民事诉讼活动中并未形成独立的审前程序，大多数情况下案件会因为没有完善的审前程序，从而导致适用举证时限制度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3.举证时限制度的细化程度不足

（1）在原则上作出的统一举证时限规定与实际审理案件时个别证据之间的矛盾。证据的多样性和证据提供难易的层次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就每一种证据的举证时限都作出详细的规定。若真的作出详细规定，就会背离我们设立举证时限制度的原始目的——加快诉讼进程。争取在审判期限内尽快结案，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审判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妨碍当事人的正当举证活动。

（2）法律规定的举证时限与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就是在法律规定的举证时限所允许的最高期限范围内，审判人员可以就每个具体案件所涉及的具体证据的举证时限问题进行自由裁定。这适合于那些比较容易获得的证据的裁定。对于那些获得有相当大难度的证据，审判人员必须本着理性合法的原则，在法律规定的统一的举证时限范围内，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酌情考虑，妥善处理，绝对不能随意剥夺任何一个当事人的举证权利。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完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在我国法制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要如何完善，这是个艰巨而又浩大的工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此，我只是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1.关于举证时限的临界点问题

随着司法界逐渐建立起系统的证据规则和完善的审前程序，我国也效仿大多数国家，将举证时限的终点明确规定在明确争论的焦点和案件所需的证据的审前程序终结之时。同时，也应当规定在诉讼程序中，可以根据每个案件所存在的具体情况，由法院指定举证期限或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出一个合理又合法的举证期限，但无论是由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做出的指定期间还是当事人协商的举证期限都应当服从于法定的举证时限终点，即都应当规定在审前程序终结之前。

2.关于审前程序的完善问题

设置举证时限必须建立配套的审前程序来加以保障，诉答程序、争点固定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必要的选择。规定被告必须在法定期间提交答辩状，有利于原告了解被告提出的主张和证据，从而为自己的抗辩做足功课，进而组织有效的抗辩，以免自己在法庭辩论阶段处于被动。

3.对于逾期举证的费用制裁作出明确规定

虽然我国新民事诉讼法中对于逾期举证的当事人采取罚款和训诫的强制措施，但却没有明确规定罚款的金额。因此当法院决定对一方当事人逾期提供的证据加以采纳时，虽然可以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其予以罚款，通过减少该当事人财产的方式来惩罚其逾期举证的行为，但是对对方当事人而言，则可能导致增加额外的诉讼费用，也无法补偿对方当事人所受的损失，对对方当事人并不公平。因此，我觉得增加对逾期举证的当事人实施费用制裁，即法院接受逾期提供的证据，但是因为逾期举证导致诉讼费用增加，并对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主动承担。可以同时适用费用制裁与训诫、罚款。当然，费用制裁应当以对方当事人作出补偿承诺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

4.做好对证据失权一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工作

证据失权制度与实体正义存在着矛盾关系，适用证据失权应以促进诉讼与追求客观真实为目的。要保证二者兼得，在立法过程中，在程序上，应该给予承担证据失权后果的当事人充分保障。比如说，设定具体特定的举证期限，则逾期提供证据的失权可能性越高；其他程序保障诸如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应该对当事人应提供的证据进行充分阐明；预先告知当事人对于可能认定证据失权的后果，并给予其发表意见的机会；法院在判决中就证据失权的认定阐明理由等。总之，尽管证据失权的后果较为严厉，但如果在程序保障充分的前提下，当事人逾期举证符合失权的要件，法院作出证据失权的制裁便具有正当性。

作者简介：

曲子扬（1989年11月～），男，籍贯：河南南阳人，现就读于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2011级诉讼法学研究生。

民事诉讼举证指引 篇4

一、证据种类及特征

1、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有七种：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

2、证据应当内容真实、取得方式合法并且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否则将不予采纳。

二、举证要求

3、当事人应当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没有证据或者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4、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原物，或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复制品。当事人提交证据时，应当提交证据事实的顺序进行分类、编号、装订成册，并填写“证据目录”，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5、当事人从有关单位、部门摘录证明材料，应说明材料的名称、出处、并有提供证明材料的单位、部门加盖公章。

当事人以某一文件、材料的部分内容作为证据时，应提交该文件、材料的全部，以便全面审查。

6、当事人提交在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我国该国领事馆认证，或者履行我国与该国相关条约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文。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应提交该中文译本的公证文书。

7、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提交证人的身份情况并应协助法院通知证人参加庭审。

三、申请调查取证、鉴定、审计的条件与程序

8、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时，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但因当提交书面诉申请。申请书应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单位名称、依据等基本情况，申请的理由、取证的目的、证据线索、证据内容和证明对象。

9、当事人申请鉴定、审计的、可由双方自行协商确定鉴定、审计机构及鉴定、审计人员、协商不成的，由法院予以指定。当事人申请勘验、评估的、由法院依职权指定有关的机关进行。

10、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审计、评估、勘验的，一般不予准许，除非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以下情形：

（1）鉴定人、审计人、评估人、勘验人、不具有相关执业资格

（2）鉴定、审计、评估、勘验程序严重违法或有失公正

（3）鉴定、审计、评估、勘验结论明显有误或者明显依据不足。

四、举证期限

11、当事人提交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完成。当事人确有困难不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期限。

举证期限内，当事人收到对方证据后提出反驳并要求提供新的证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举证期限

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提起反诉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举证期限重新计算。

12、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交证据材料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关于“新证据”的规定，人民法院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的除外。

13、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14、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证据保全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7日以书面形式提出；

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间届满前10日以书面形式提出，并附证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申请签订、审计、评估、勘验，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

五、其他

民事再审的举证技巧 篇5

因出现“新的证据”进行再审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有举证的权利和义务。

“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包括在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出现或新形成的证据；或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但再审申请人因客观原因无法知道或无法取得的证据。

再审申请人提交“新的证据”的举证期限截止至法院再审民事裁定书送达之日；被申请人可针对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新的证据”提出反证，其举证期限从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副本及《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到《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确定的举证期限届满日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少于30日。

因原审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再审申请人依法行使举证权利的民事案件，再审申请人可以在申请再审时提交证据，举证期限同第三条规定。

在指定举证期限届满后出现对案件的再审审理结果有影响的新的证据的，当事人可申请重新指定举证期限，重新指定的举证期限可少于30天。

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法院认可。当事人约定的举证期限明显过长以致影响案件在审限内审结的，法院可责令当事人重新约定举证期限；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指定举证期限。

当事人确有困难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出延期举证的书面申请，法院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

法院应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该延长的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

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证据保全以及申请鉴定的，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办理。

一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以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属“新的证据”为由不同意质证的，该当事人仍应对该证据发表意见，由合议庭庭后评议认定是否属于“新的证据”，如认定属于“新的证据”的，则该证据视为已经过质证。

当事人在再审诉讼中可以放弃或部分放弃诉讼请求，但是不得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也不得提出反诉。但原审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再审申请人在再审时依法行使反诉权利的除外。

当事人有权申请证据交换，但应经本院审查认为确有必要。证据交换的方式包括同时到庭交换和分别送达等方式。证据交换一般不超过两次，但重大、疑难和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进行证据交换的除外。

民事诉讼举证期限 篇6

一般来说，案件所涉及的全部事实的证明责任不能只由一方当事人来承担，那样会导致证明责任分配的失衡，因此必须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分配。

举证的基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谁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谁就负有举证责任，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在诉讼过程中，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无法举证，就将承担不利的后果，最终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法律对某些类型的案件中的举证责任作了明确规定，但为了便于法官掌握案情，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按照公平、诚信的原则，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来分配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审理期限扣除若干思考 篇7

关键词：审限,扣除

审理期限, 简称审限, 是指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最长期限, 从立案之日起至裁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 由本院院长批准, 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 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 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不计入审理期限的期间

为提高诉讼效率, 确保司法公正, 2000年9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 (法释[2000]29号, 自2000年9月28日起施行, 现行有效) 。根据其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期限为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 经本院院长批准, 可以延长六个月, 还需延长的, 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 可以再延长三个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 期限为三个月。案件的审理期限从立案次日起计算。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期限, 从立案次日起连续计算。但下列期间不计入审理、执行期限: (一) 因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法院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月之内的期间; (二) 民事、行政案件公告、鉴定的期间; (三) 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处理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的期间; (四) 民事、行政、执行案件由有关专业机构进行审计、评估、资产清理的期间; (五) 中止诉讼 (审理) 或执行至恢复诉讼 (审理) 或执行的期间。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三条则规定了公告期间、鉴定期间、双方当事人和解期间、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以及处理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期间不应计算在审限内。

换言之,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不计入民事诉讼审理期限的期间只有下列五种: (一) 因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法院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月之内的期间; (二) 公告、鉴定的期间; (三) 双方当事人和解期间; (四) 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处理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的期间、 (五) 由有关专业机构进行审计、评估、资产清理的期间; (六) 中止诉讼 (审理) 至恢复诉讼 (审理) 的期间。

二、个别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增加的不计入审理期限的期间

司法实践中, 个别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法律 (含司法解释) 规定, 结合本省审判工作实际, 另行针对审理期限出台了关于审理期限的司法文件, 如:

(一)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案件执行审理期限的规定》 (川高法[2005]505号, 2005年12月9日审判委员会通过, 2005年12月19日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

其中, 第一条规定:审理期限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行政案件从立案之次日起至裁判宣告或调解书生效之日止的期间。审理期限从人民法院立案之次日起开始计算。反诉案件和追加当事人的案件, 从立案受理反诉和决定追加当事人之次日起重新计算审理期限。

第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计算在审理期限内:1.因国家政策性调整需要暂缓审理的案件, 暂缓审理的期间;2.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

(二)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审判流程管理规定 (试行) 》 (鄂高法审办[2010]2号, 2010年5月6日审判委员会通过修订, 自2010年5月20日起执行) 。

其中, 第十八条规定:下列期限不计入审理期限:1.当事人申请追加被告或者第三人以及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后给予答辩、举证的期间;2.民事案件需要做调解、和解工作的期间;3.报上级人民法院请示的期间;4.需要补充调取相关案件卷宗的期间;5.案件重大、疑难, 需由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的案件, 自提交审判委员会之日起至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之日止的期间, 不计入审理期限;6.涉及社会敏感问题的案件, 需要做协调工作不能急于结案的, 由合议庭讨论并经主管院长批准, 可不计入审理期限;7.需要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的案件, 征求意见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限管理实施意见 (试行) 》 (粤高法[2009]362号, 2009年10月10日审判委员会通过, 自2009年10月20日起执行) 。

其中, 第九条规定:案件的审理期限从立案一庭领导批准立案的次日起计算。

第十条规定:下列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1.开庭审理前变更主审人的, 变更前的时间;2.审理期限届满前, 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案件, 从申请之日起三十日的调解期间;3.等待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期间;4.向上级法院请示、报核期间;5.征求本院其他部门、其他单位意见期间;6.因特殊原因, 经主管院长批准, 暂缓宣判、暂缓处理的期间。

通过对比, 我们可以得出:四川、湖北、广东省人民法院结合本省审判工作实际出台的关于审理期限的司法文件中规定的不计入审理期限的期间较之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限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不计入审理期限的期间, 增加的期间主要有: (一) 反诉; (二) 增加诉讼主体; (三) 变更诉讼请求; (四) 调解……或是采用不计入期限的期间的方式扣除审理期限, 或是采用重新计算期限的方式扣除审理期限, 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反诉案件和追加当事人的案件, 从立案受理反诉和决定追加当事人之次日起重新计算审理期限”。

三、对上述不计入审理期限期间的分析

(一) 反诉、追加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立案之日”

当事人提出反诉、追加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 是为“诉”的本质变更, 审理期限起算日的“立案之日”应重新计算为人民法院受理反诉、准许追加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之日, 即原“诉”立案之日至人民法院受理反诉、准许追加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之日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其中, 本诉如不与反诉合并审理, 独立于反诉作为裁判的, 则本诉、反诉的审理期限分别自各自“受理之日”起算, 但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况几乎为零。追加当事人, 包括原、被告申请追加被告、第三人,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原告地位) 参加诉讼, 以及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的当事人、第三人。变更诉讼请求, 包括增加诉讼请求 (及其所依据的事实) 以及不同种类的诉讼请求, 减少诉讼请求的, 因不超出原“诉”审理的范围, 只是在剩余的“诉”中一并处理, 故无须扣除审理期限。

(二) 双方当事人和解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双方当事人共同要求自行庭外 (调解) 和解, 是通过共同的诉讼行为请求人民法院在一个期间内暂时停止行使司法裁判权对“诉”进行裁判, 而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合意处分实体权利, 虽不属于“诉”的本质变更, 但从“诉”的本质来看, 既然双方当事人合意请求人民法院在该期间内不对当事人纠纷之“诉”行使司法裁判权, 同时这一合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遵循司法之谦抑性, 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故双方当事人共同请求自行庭外 (调解) 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但必须注意的是, 只有双方当事人共同请求庭外 (调解) 和解的期间才能不计入审理期限, 且期间一般宜以三十日为限。司法实践中, 一些人民法院 (承办法官) 由于某些原因将仅有一方当事人请求庭外调解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是错误的。

(三) 人民法院案件内部流程是否不计入审理期限

对于个别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限的司法文件中规定将人民法院案件内部流程所需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笔者认为, 人民法院案件内部流程所需期间既不涉及“诉”的本质变更, 又不影响“诉”的本质, 而且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简易程序审理期限三个月”“普通程序审理期限六个月”已然考虑人民法院内部流程所需期间, 因此, 人民法院案件内部流程所需期间应计入审理期限, 如确因案件复杂需要请求等原因导致人民法院内部流程较多的, 应当依照延长审理期限的相关规定申请延长期限。

(四) 审理期限扣除应当注意的其他问题

1. 公告起止期间。

司法实践中, 公告扣除的起止期间一般是以公告之日为起始日, 经过六十日为终止日。但笔者认为, 起始日设置为立案之日更为合理, 如此可避免立案之日至公告之日期间成为审判“无用功”期间, 但承办法官应尽勤勉义务, 不得拖延进行公告送达。

2. 鉴定起止期间。

人民法院准许鉴定申请的, 应以当事人申请鉴定之日为起始目, 人民法院收到鉴定机构鉴定意见书并将鉴定意见书送达当事人之日 (以最后一个收到为准) 为终止日, 但承办法官应尽勤勉义务, 不得拖延对外委托鉴定以及送达鉴定意见书副本。

3. 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处理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的期间。

如上所述, 有管辖权的受诉讼人民法院是“诉”必不可缺的构成要素, 此种情形下, 受诉人民法院是否有管辖权, 只能在管辖权争议明确后才确定, 因此, 应以立案之日为起始日, 以受诉人民法院收到二审人民法院驳回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后的退卷之日或收到共同上级法院确定管辖的文书之日为终止日。

4. 建立不计入审理期限告知制度。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篇8

关键词：举证责任；责任分配；责任倒置；司法裁量

一、举证责任的历史发展

（一）举证责任的变迁。早在古罗马法时代就已经有两个基本原则得以确立，其一为“原告负有举证责任的义务”，其二为“为主张之人有证明义务，为否定之人则无之”。当时已经奠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规则。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后经演变发展，直到德国普通法确立了原告进行举证以证明自己进行诉讼的原因事实，被告则针对原告举证进行抗辩的一般原则，称为“通常必要的宣誓”。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德国的优理务斯.格拉查提出新的学说，打破了固有思想，他提出举证责任应分为两个方面：主观的举证责任和客观的举证责任，这一学说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和倡导，也逐步摒弃了靠宣誓制度解决疑难案件的做法，把对举证责任的认识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渐渐产生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大法系。

（二）举证责任在我国的发展。日本的举证责任制度发展较早，属于大陆法系，我国向其借鉴学习，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举证责任制度。其中，《民事诉讼法》、《证据法》等相关法律都对举证责任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改革开放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出台了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起着积极地指导作用，进一步规范了审判制度，使人民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二、举证责任制度的内容

（一）举证责任的内涵。举证责任，重在责任。举证责任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事实不明确时当事人一方所应承担不利后果的结果责任；另一方面是在结果责任所对应的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第一方面揭示了举证责任的本质，第二方面则是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两者存在很大差异。举证责任的实质是法院对某一事实无法查明真相但又急需做出判决的情况下，根据法律的规定推定由负有举证责任且无法提出自己的证据证明的一方承担败诉的一种法律后果。

（二）举证责任的分类。举证责任大致分为两种：第一，双方当事人都负有举证责任，在一方当事人举不出合理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与此同时，对方当事人进行抗辩且举出证据证明，由此推定不能举证的一方当事人败诉，承担相应的责任后果，亦称主观的举证责任；如果一方当事人举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反之对方当事人能够举出证据证明其主張，当然要由举不出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亦称主观的举证责任。第二，双方当事人都举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根据诉讼程序与对案件的分析，裁定最后的后果由谁承担，即举证的后果责任，亦称客观的举证责任。

三、举证责任制度的司法实践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概念和原则。当事人举证或人民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只有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质证和抗辩，才能还原案件的事实真相，在这一过程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我国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来看，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谁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的问题，旨在使实体法发挥其作用以此指导司法实践的顺利进行，也更有利于彰显法律的公正。

每项制度的实施都得遵循一定的原则，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也不例外：第一，“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所提出的主张。第二，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帝王原则”之称，在司法实践中，也将其作为指导原则。第三，特殊原则。大多数情况下，举证责任分配已能够使普通的民事责任得到较好的解决，但生活中不乏会出现一些例外，一些特殊案件，则需要特殊原则进行补充，如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二）举证责任的倒置

1、举证责任倒置的条件。为保障民事诉讼活动正常运行，为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保证人民法院的裁判公正、合理，法律还必须设置倒置的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至少应当符合以下条件：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原告就某种事由的证明中出现了举证障碍；要严格掌握就何种情况下适用责任倒置。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并不是所有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都必须由被告一方承担，原告也理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如举证证明与诉讼请求有关的基本事实，若举不出证据证明，则原告要承担对其不利的诉讼后果。

2、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关于举证责任的适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也没有相关规定，于是最高人民法院从立法精神出发，结合司法实践，逐步制定且完善了一些规定。《若干意见》第四条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几种情况，主要是针对侵权问题，由被告人举证证明自己的行为属于合法，其中包括专利侵权，环境污染问题等等。

（三）举证责任的司法裁量。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日益复杂，使得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日益凸显，相关问题的解决在司法实践中举步维艰。司法裁量权在法官不能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的情况下产生，在诉讼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司法裁量权的如何行使，应该着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官要从立法者的角度出发，客观分析案件情况；第二，着眼于案件事实，观察当事人的行为反应；第三，考虑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

四、举证责任制度中的问题及建议

（一）举证责任制度中的问题。我国的举证责任制度，依旧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第一，举证责任制度与实体法规定不一致；第二，当事人自行取证时，得不到相关部门或相关个人的配合；第三，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的当事人不能很好的举证；四、涉案人员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阻止证人作证等等。

（二）关于举证责任制度中的问题的建议。综上所述，可见我们现行举证责任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为了使民事诉讼法更加完善，由此笔者提出几点个人建议：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首先，在法律适用上，《证据规定》与我国相关的其他法律应该做到尽量保持一致。其次，应建立当事人救济的程序保障制度。2、确保当事人自行取证的权利。在生活实践中，对于一些证据的取得，需要相关部门或个人的配合才能顺利完成，但是总是事与愿违的，使取证难度增加，因此就造成了这一局面，不是不去举证，而是举证不能。因此有必要完善取证制度，给予配合取证的部门或个人奖励，以调动大家积极性，促使诉讼活动顺利进行。3、加强疑难案件的司法解释。抽象的法律条文难以表达立法者的真正意思，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疑难案件，应加强解释使其变得具体合理。

五、总结

举证责任制度民事诉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将此制度合理的运用，才能更好的实现诉讼的目标和价值，结合本国国情，坚持立法精神和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健全法制，才能使公民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哈罗德·伯曼编.陈若桓译.美国法律讲话[M].三联书店，1988.

[2]邵明.民事举证责任的涵义和分配标准[M].法律出版社，《法学前沿》（第四辑），2002.

民事诉讼举证期限 篇9

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在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负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真实性的责任。如对自己所提的主张不举证或提交的证据材料无法证实主张的，将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1.证据材料

由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司法机关收集到的，在诉讼中被提出用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材料，是证据材料。

举证方在向法庭提出证据材料时，应向法庭说明该证据材料的来源、种类及欲证明之事实。

证据材料为物证的，一般应提供原物。对于不宜直接提取的物证，或者属于易损坏、消失、变质、易燃、易爆物品等，可以提供该物证的照片、录像，或对该物证的检查笔录等。

证据材料为书证的，应当提供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件、影印件、副本、节录本等。

证据材料为勘验笔录及鉴定结论的，应当提供原件。

证据材料为视听资料的，应当提交未被剪辑、加工过的原始资料。证据材料为证人证言的，若该证言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起关键作用，则作出该证言的证人为关键证人。关键证人应当到庭作证。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10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对关键证人的证言无异议、或关键证人出庭确有困难且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可以直接提交书面证言。

作证的证人必须具有作证资格。下列人员不得作为证人： ① 因生理或精神原因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但有证据表明间歇性精神病人作证时所被证明的事实发生当时其精神状态正常的除外；

② 本案的审判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不能同时充当本案的证人；

③ 本案的代理人，不能同时充当本案的证人； ④ 法律规定，其他不得作为证人的人员。证人应当如实作证，作伪证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证据材料有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由提供该证据材料的一方翻译成我国通用的语言文字。证据材料的翻译，应由专门的翻译机构进行。

举证应当及时。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举证确有困难的，应在举证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是否准许，由独任审判法官或合议庭决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举证的，视为举证不能。行政诉讼的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被告不提供或者逾期提供的，视为举证不能。

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则免除陈述案件事实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当事人的自认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不得任意撤回其在庭审中所作出的自认，除非有充足证据能够证明其所作出的自认与事实不符，并且当时的自认确属重大误解所致。

对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① 众所周知的事实； ② 自然规律及定理；

③ 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④ 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⑤ 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⑥ 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条件之一，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的7日前，书面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及所需调查收集的证据内容、需要由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

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具备以下条件：

（1）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需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民事诉讼中，在证据材料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7日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

2、证据材料交换 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被告提出反诉，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在诉状中附有能证明其诉讼资格、案件事实及其主张的证据，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相应的证据副本。

当事人应诉，答辩中应对负有能证明其反驳原告主张的相应的证据，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相应的证据副本。

民事诉讼举证期限 篇10

一、由本院作出已发生法律效力且生效后未满二年的法律文书。

二、证明申请再审人是合格的申请再审主体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联系地址或联系方式。

三、证明申请再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证据：

（一）证明是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新证据”。“新证据”是指：

1、判决后才出现的足以证明原判决、裁定依据的主要证据是伪造或变造的；

2、申请再审人在判决生效后获得了以前不知道的为对方当事人故意隐瞒的足以影响对申请再审有利的判决结果的证据；

3、申请再审人在判决生效后获得了其在原诉讼期间客观上确实无法提供，且该证据足以影响对申请再审人有利的判决结果的证据。

（二）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证据。“主要证据不足”是指：

1、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不足；

2、证明案件事实存在或法律关系的证据不足；

3、证明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证据不足；

4、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三）证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证据。“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是指：

1、适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参照部门规章有错误，并影响判决结果；

2、适用了错误的法律条文并影响判决结果。

（四）证明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证据。“违反法定程序”是指：

1、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

2、证据取得不合法或主要证据未经质证；

3、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4、参加诉讼的代理人未经合法代理并处分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5、剥夺或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

6、未按规定送达，即缺席审理并作出对受送达人不利判决；

7、依法应当公开开庭审理而未公开开庭审理；

8、明显违反受理案件管辖规定；

9、其它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况。

（五）证明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证据。

（六）证明原判决、裁定依据的事实被变更或撤销的证据。

1、以另一判决、裁定为定案依据，而该判决、裁定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

2、以仲裁机关作出的裁决为定案依据，而该裁决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

3、以国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为定案依据，而该行政行为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

（七）证明就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出现了两个以上互相矛盾的生效判决的证据。

（八）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证据。

1、签订调解协议和签收调解书是受胁迫的；

浅析我国现行民事举证时限制度 篇11

关键词：举证时限；证据规定；不足与完善

一、 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概念

（一）民事举证时限的内涵

《证据规定》的第 34 条，体现了我国关于民事举证时限的制度的现行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资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举证，但对于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举证时限制度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时间，而由于学者们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有关举证时限制度的概念也存在不同，主要的不同点是向法院还是向对方当事人举证，在举证内容应当是证据材料还是证据，以及超越举证时限的法律后果。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举证时限制度视为举证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认为举证时限是包括在举证责任的概念中，是举证责任在时间上的要求，把举证责任与举证时限联系在一起。因此，要想正确理解举证时限制度的内涵，就要弄清举证时限与举证责任之间的关系。

（二） 民事举证时限的意义

从市场经济的效益本质出发，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纠纷，必须遵循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因此，设立民事举证时限制度可以实现法院以最低的审判成本达到司法公正、当事人以最少的诉讼投入实现自身权利的目的。概括而言，举证时限制度具有如下主要功能：

1、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有利于保证当事人平等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和行使其诉讼权利的平等待遇。

2、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建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符合程序效益的要求并能够保障其最大限度地实现。

3、有利于完善诉讼制度。举证时限制度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是完善证据责任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 对我国现行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评价

（一）我国现行的民事举证时限规定

1、《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了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逾期举证有两种情形：一是在举证时限内不提交证据材料时，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二是逾期提交证据材料时，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由此可见，逾期举证，不尽会丧失证据的提出权，也会丧失相应的证明权。

2、《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五条规定了重新或另行指定举证时限的情形。主要有两种情形适用：一是特殊情况下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二是一方当事人提出了新的证据。因这两种情形的出现而重新指定新举证时限符合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平等这一基本诉讼法原则。

3、《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三款规定了举证时限且人民法院对其享有最终决定权。

4、《证据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的条件。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且申请时间须在举证时限届满前七日内。

5、《证据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了证据交换制度。主要有两种情形适用证据交换：一是应当组织交换的情形，即证据较多或复杂疑难的案件；二是除此之外的，经当事人申请的案件。对这两种情形，在交换时间的确定上，人民法院享有最终决定权。

上述内容表明，《证据规定》在规定举证的期限的同时也规定了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实际上为举证时限制度架设了一个大体框架，而人民法院在这一框架中享有很多决定性的权利。

（二）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存在的不足

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存在的不足体现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制度。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虽然此条为当事人规定了举证期间，但是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还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效力。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弊端，如，难以质证，从而影响证据的真实性；证据采取突袭性，违背了诉讼的公正性；这也会造成诉讼拖延，影响诉讼的效率。

三、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尚需完善的内容

结合部分国家对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

（一）当事人因其过失逾期举证的， 可以向法院申请免除证据失权的后果， 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属于轻微过失的， 应当阻断证据失权效果的发生； 对于重大过失， 如果该证据可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 缺乏该证据将可能使相关事实真伪不清， 会严重危及诉讼公正的， 应当免除证据失权后果的发生。

（二）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不能收集到的证据， 因后来情况的变化又收集到该证据的， 只要当事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此种情形， 则应不发生证据失权的后果。

（三）应当明确区分被告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被告提交证据的期限， 被告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应先于被告提交证据的期限， 设置类似美国民事诉讼中的“诉答程序”和“证据开示程序”的庭前准备程序， 这样才能让双方当事人有针对性地、充分地举证。

（四） 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包括扩大当事人、第三人提交文书的范围， 加重当事人陈述义务， 完善证据保全制度， 强化证人作证的义务， 完善律师调查证据制度等。（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參考文献：

[1]白绿铉：《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年版

[2]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3]张卫平：《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4]汤维建：《美国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年版

民事诉讼举证期限 篇12

1.1 医疗合同的模糊性

医患关系是一种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一般来说，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告成立，这是合同成立的一般规则。意思表示一致要求一方的“要约”与另一方的“承诺”的内容必须明确。但医疗服务合同有区别于一般合同的特殊性，合同的内容具有模糊性。

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医学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这决定了他们对自身的疾病以及治疗方案的选择知之甚少，所以，患者入院时“要约”内容是概括与模糊的。而医院收治病人的“承诺”内容也是模糊的，在医疗“强制缔约义务”制度设置之下，对危重病人的收治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需要医院的“承诺”。医疗服务的具体内容必须在医生对患者的病情作出诊断后才初步确定。由于病情的发展与转归不同和患者的个体差异性，医疗服务的内容也在随着诊断的深入而不断地进行修正与完善。因此，有人说“医学本身就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一门可能的艺术[1]。”

甚到有人认为，面对那些无法彻底消除的癌细胞、疾病与无法治愈者，医学应该以一种“混沌”角度去对待疾病与治疗病人[2]。而不是一定要找到一种所谓的“科学”治疗方法。由于医疗服务的动态模糊性，决定了对医疗行为正当性的考量，不是看是否达到了对患者治愈的效果，而是看医护人员在某个诊治阶段是否履行了应履行的手段，这就是所谓的“手段义务”。

医疗内容的模糊性使医疗行为过错责任的认定变得尤为复杂，如医疗上的“误诊”行为。误诊顾名思义是“错误的诊断”，单纯从法律的角度来考虑，“误诊”即便没有对患者造成医源性损害，但也可能使患者的治疗“机会丧失”，而“机会丧失”理论已经在法学领域得到认可。但是，从医学角度来说，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极为相似，加之医疗技术发展的局限性和医生经验水平的影响，误诊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即便在一些医疗水平发达的国家，误诊率也在30%左右。我国目前尚没有看到比较权威的总体统计数据，但据有关管理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某些疑难病例的误诊率达40%以上。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误诊误治研究会的调查报告显示，个别单病种的误诊率甚至高达90%。

1.2 医疗内容的模糊性

美国加尼福尼亚大学数学家查德，曾在自己的论文《模糊集》中对“模糊”作了科学的阐述。查德认为任何事物都在不断运动和发展变化中，过渡、中介的形态是很难作出精确判定，同时各个事物之间相互联系、渗透、转化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往往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所以事物只有在它的中心部是明确的，边缘地带都是模糊的。

医学的模糊性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中医的脏腑辩证以及脉象浮沉都是模糊的，让患者说清伤口从几点几分开始不痛了，更是不可能。最能感触医学模糊性与法律确定性矛盾的是法医鉴定人员，如按照鉴定标准，“失血性休克”构成重伤，而“失血性休克前期症状”则构成轻伤，两者对致害人的定罪与量刑差别很大。但从医学而言，区分“休克”与“休克前期症状”并非仅通过脉搏、血压等一些临床数据就可以得出，这常常让法医鉴定人员大伤脑筋，鉴定结果也经常受到质疑。

目前，供医学诊断参照的正常值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模糊的。正常人在相同条件下身体的许多指标并不相同，如心律有快慢之分，血色素含量有多少之分，血糖、肝功能等每个人也都不一样。所以，医学正常值往往都是“正常值范围”，而不是一个具体确定的数值。即便是这么一个模糊性的范围，在该范围内的化验数据其实有些也并不正常，如血总胆固醇检验大于230毫克/分升时，医院才会标明为异常。而实际上处于“正常”胆固醇水平的许多人或冠心病病人已处于冠心病发生、复发或死亡的高危状态[3]。

疾病的发展转归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比如肿瘤从良性到恶性的转化，化验结果从阳性到阴性的转变，这中间有些是医疗干预的结果，有些则是患者自身免疫的结果。临床医生的诊断不可能等到疾病全过程结束之后,再得出“回顾性”结论。但形成医患纠纷之后，审判人员甚至一些鉴定人员则惯用“回顾性思维”去考量诊断情况与治疗方案是否合适。这如同前者披荆斩棘走出了一条路，而后者则只站在路的终点回顾，这条路是不是走歪了。

1.3 经验法则的模糊性

要确定医方是否存在过错，必须要有一个标准来比照。适用于日常生活事件的法律关于“过错”的认定规则，对医疗过错的认定几乎无任何作用。对于技术性错误必须用技术性的视角来判断，医学上过错的标准只能沿用医学的“经验法则”。

真正的“经验法则”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后，对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能上升到“经验法则”的东西，往往类似于“公理”，属于“不证自明”的公认范畴。但是，在医疗领域里，“经验法则”却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我们承认医疗界有经验丰富的医生，这些医生在面对模糊的病理表现时能做出更为正确的判断，但却无法概括出可以普遍适用的“经验法则”。

医学对于人体的认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即便通过不断更新的科学仪器，还是有许多问题医生无法探知并找到解决办法。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医学各领域不是都有所谓的“诊疗常规”吗?而事实上，这种“诊疗常规”只是代表某个时期的“权威观点”，多散见于权威的学术著作之中。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也只能算是一个行业规范。并且许多医务人员通过医疗实践已经注意到，基于医疗风险、医疗成本等原因，选用“诊疗常规”的传统治疗方法已经阻碍了医生发展新的诊疗手段。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诊疗常规”并不是为契合法律或者为解决纠纷而设置的，所以两者难免出现不衔接的情形。如我国已经出现多起残疾婴儿“不当出生”的案例，《母婴保健法》规定：“胎儿有严重缺陷的，医师应当向夫妻双方说明情况，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但代表B超“检查标准”的《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超声医学分册)》规定B超只检查胎儿双顶径、胎心、脊柱等七项常规内容，根本不包括检查胎儿肢体是否缺陷这一内容。

2 对医疗“举证责任倒置”的检讨

2.1 举证倒置下的“结果责任”

传统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包含主观举证责任与客观举证责任，前者为提出证据证明争议事实的行为责任，后者为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不利裁判后果的结果责任。举证责任是脱离具体的诉讼按一定的规则抽象地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并在具体诉讼发生前预先分配好的。

医疗“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规则直接来源于《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其理论基础则来源于医方的“过错推定”。对于推定对举证责任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法律推定导致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转移，而事实推定仅使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转移。换言之，当推定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就法律推定来说，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败诉风险，就事实推定来说，由推定的受益人承担败诉风险，法律推定受益人无需证明推定事实存在，而将不存在推定事实的举证责任转移给对方当事人。而事实推定对方当事人仅对不存在推定事实负担提出证据责任，对方当事人提出反证动摇法官心证或者即使未提出反证但法官对推定事实未形成确信时，不利后果都由推定受益人承担[4]。

医疗过错推定显然只是一种事实推定，这种推定的受益人是患者。医方只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出示相关证据的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这种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无法最终完成，医院不能“自证清白”，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就会随之而来。所以，过错推定事实上是让医方承担了“结果责任”而不是“行为责任”。

2.2 医方“信息优势”的检讨

举证责任倒置的合理性在于医患纠纷双方“信息占有的不平衡”，患者由于医学知识的限制，在诊疗过程中处于被动与服从地位，而医疗机构则占有病历等诊疗信息，在诊疗过程中处于主动与指导地位。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确实有规制“证明妨碍”行为的功能，“‘对待证事实之存否掌握较多之认识，而能较容易地对待证事实之存否进行证明之当事人，就该事实之存否应负有举证责任’，此观点通常以‘与证据之距离’、‘证明之难易’加以表达[5]。”

但是，举证责任倒置也有其固有的缺陷，最主要的是“一律适用可能使因证明妨碍而遭受不利益的负举证责任当事人获得超过限度的利益，从而产生新的不平等[6]。”在医疗纠纷中，这种不平等表现得非常突出。

医院举证能力首先受到了医疗内容模糊性的客观限制。如在非典疫情发生期间，同样的治疗方法，一些临床症状轻的患者死亡，而一些临床症状较重的患者却康复了，没有人能说出其中的原因。

医疗合同的模糊性也是导致医方不能举证的原因之一。最能反映诊疗过程的“病历”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医疗合同，因为上面除了手术协议等有患方签字的内容之外，患者在程序上并没有参与和实体上的知悉。在发生纠纷后，患者往往对病历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使病历的证据效力受到一定的影响。

而医疗“经验法则”的模糊性也使纠纷无法找到一个有效的标准对比。如在一起安妥碘注射引起的过敏死亡案件中，患方认为医方用药前没有按照医疗常规做过敏试验，而医方则举出了若干份证据，证明许多提示“过敏者禁用”的药物在临床上并不做过敏试验，其中就包括安妥碘注射液。

“模糊”逻辑技术曾经在医学诊断、医疗管理、治疗评价方得到充分的实用，但在面临医疗纠纷，必须就某些问题作出能让审判人员明白的解释时，医疗的“模糊性”成了不可逾越的难题。在模糊地带，医方同样不具有“信息优势”。

2.3 举证倒置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可否认，医疗举证责任倒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医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促进医疗机构努力提高医疗水平与服务质量，但另一方面举证责任倒置也损害了医疗行为的积极性，延缓了医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首先，举证责任倒置改变了风险分配规则。医疗风险贯穿于诊断、治疗与康复的全过程。广义下的医疗风险实际上包括疾病风险、医疗非过错风险和医疗过错风险，这些风险可能在一起医疗纠纷中单独出现，也可能混同出现。从风险分配上来说，疾病风险和非过错医疗风险，应由患者负担，只有医疗过错风险，医方才应承担民事责任。在“举证责任倒置”下因医方不能举证而判医方败诉的许多案件，并未对风险的来源作出合理区分，而全部判由医方承担。

医疗纠纷因为技术性较强，一直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问题，特别是在过错与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此作出法律评价的并不多。因为医学知识的缺乏，法官并没有对病历或者鉴定结论作出科学评价以及合理取舍的能力，加之作出这样的评价本身带有一定的错误风险，许多法官回避了判断医疗过失以及事实因果关系的障碍。医疗举证责任倒置之后，一些法官更不愿意再纠结于这些技术性因素的认定，尽管医方举出了诊疗过程中的所有证据，法官仍以医方“举证不能”而判决医方败诉的案件越来越多。

风险单向分配而造成患者的滥诉与医方的防御，不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有些原来可以通过协调、行政调解解决的医患纠纷，直接进入了诉讼程序。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伦理道德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困境中，法律对医疗行为选择的影响远远大于伦理道德的约束[7]。当举证责任倒置加重了医方风险的时候，医院也在想办法规避这种风险，尽可能地对患者进行全面检查，而不考虑医疗成本和患者的承受能力，出现了所谓的“过度治疗”或“防御性医疗”。对危重等风险较大的病人，则采用消极措施推诿。

在技术防范的同时，医生对患者的心理防范也越来越重。某医学网站上有一篇《医生自我保护必读31条真话》，包括：“诊断须谨慎，尽量全面但模糊，留回旋余地;风险大的手术别做;时刻想着，你眼前这个病人可能就是马上到法庭上告你的人……”

3 医疗“协力义务”的提出与设计

3.1 医疗“协力义务”的性质与内容

证据协力义务是指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及第三人为协助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应尽的公法上义务,其目的在于保证法院能基于证据调查之结果作出正确的裁判。证据协力义务包括证人义务、鉴定人义务、当事人受讯问义务、文书提出义务以及勘验协力义务等形态[8]。

法学理论曾经倡导一种理念：“任何一方并无义务向对方提供可以以对方攻击自己而使对方获得胜诉的武器”。这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分配原则产生的依据。鉴于个案中证据材料常常存在于并非举证人一方支配的领域，许多国家对传统的举证规则进行了修正，通过立法要求证据“持有人”应承担诉讼证明的协力义务。

医院的协力义务，主要是病历等提交义务。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它反映了诊疗的全过程。关于病历所有权的归属，第一种观点认为归患者所有。认为患者在挂号时已经交纳了病历制作的工本费用，通过购买而取得了病历所有权。第二种观点认为归医患共有，物质部分属于医院所有,资讯部分则属于患者所有。第三种观点认为病历属于卫生档案，归国家所有。第四种观点认为，病历是医护人员的知识产权，应归医方所有[9]。

国外对病历所有权的归属规定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医疗机构拥有病历的保管权利与责任，而患者享有一定的查阅、复制权。这种保管的“持有”状态，决定了在形成纠纷时，医院有协力义务提供病历资料。

医院“协力义务”的内容是否与患者“知情权”内容相一致?关于患者知情权的范围，分别规定在《侵权责任法》、《执业医师法》等六部法律、法规、规章之中，如《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显然，告知的内容是有限的。而协力义务的内容则应该是全面的，甚至包括诊疗过程中的医生病案讨论、不同科室的会诊记录等内容，都应当向法庭或鉴定机构提供。

3.2 引入协力义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减轻患方举证负担是应当的，也是必须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减轻患者举证负担，而又不至于破坏应然的医疗风险分配规则。国外的判例分别适用了可见事实自证原则、表见证明、证明妨碍理论、重大诊疗过失原则、可完全控制之危险原则等。在这些方法中，自证原则、表见证明、证明妨碍理论属于举证负担的减轻制度，而重大诊疗过失原则、可完全控制之危险原则属于举证责任转换制度[10]。

医疗“举证责任倒置”是典型的举证责任转换制度。在德国，只有重大医疗瑕疵或可完全控制之危险的情况下，才适用举证责任转换制度，而对一般的医疗纠纷，只是适用患者举证负担减轻制度。重大医疗瑕疵系指医生“明显违反了医疗规范或者业经证实的医学知识”，而完全控制之危险系是“危险完全来自于医师，而与患者人体组织差异性无关”[11]。这两种情况下，医方的过错已经达到很明显的程度，举证责任转换实际上是给医方一个影响法官心证的机会，是一种程序权利，而不仅仅是一种义务。

而我国减轻患者举证负担仅采用了单一的“举证责任倒置”，在纠正医患双方举证能力不平衡的同时，却造成了责任分配与风险负担的不平衡。纠正医疗“举证责任倒置”的偏差，就是要加大医疗机构举证的“行为责任”，但不加大医疗机构举证的“结果责任”。

要求证据持有方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就是“协力义务”的内容。将“协力义务”引入医疗举证规则之中，其可行性在于“医生就其诊治过程中所见、所听、所知和作出的医疗诊断和治疗措施负责并举证。医方必须应鉴定人或者法官要求，出示真实的病历材料，只有在医方不能出示这些证据或者证据存在涂改、伪造等瑕疵，对证据的证明力产生影响的时候，法官才可以不予采信并推定医方存在过错。而对于病历内容的技术性问题，则必须作出实质性的判断。

3.3“协力义务”下的法律评价

医疗“举证责任倒置”之下，法官对事实与因果关系的评价重点在于医方的辩解是否成立。而在“协力义务”之下，法官则需要对事实与因果关系作出直接的肯定或者否定性的评价，这无疑会加重法官的审理难度。但事实上法官永远都无法回避过失和因果关系判断等技术性问题，仅仅依靠证据规则与司法技术作出的判断，其判断的说理只是说明规则的“道理”，而不是案件的“事理”，这种判断所彰显的是“程序价值”而不是“实体价值”。

所有经过诊治患者的“结果”都是疾病转归与医疗干预的共同结果，两者互相缠绕。在发生纠纷时，患者往往会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作出“一般判断”，而医学技术人员则从医疗技术性因素出发作出“技术判断”，法官则是基于法律上规定和利益衡量之后作出“法律判断”。三者之间的差异性是造成互不认同而使医疗纠纷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

尽管判决要依据法律判断来作出，但毫无疑问法律判断也不能忽视技术判断的合理性。由于学科壁垒，对于医疗纠纷法学界的研究一直致力于举证规则与法律适用的完善，而医学界的研究则一直致力于医疗纠纷的防御与处理。对于三种判断之间如何趋向契合，如何用医学理论构建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律规则，如何用法律规则指导医疗实践完善医疗行为，则很少有人研究，这与法律与医学兼备的复合型人才稀缺有一定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借鉴日本“医疗诉讼集中部”的作法，设立医疗事故专门法庭，努力提高法官对医学证据的评价能力作为重要课题[12]。

“协力义务”对医方举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务人员要增强证据意识，把医学资料的收集、保存贯穿于医疗的整个过程。基于诉讼过程中医患双方经常为病历的真实性发生争执，在肯定患者复印病历权利的同时，如何增强患者在病历记录上的程序参与，使病历真正成为“参与——协商”现代医疗模式下的合同范本，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摘要：医疗举证责任倒置设置是基于医方的信息优势,而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医疗合同、医疗内容、经验法则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单一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纠正医患双方举证能力不平衡的同时,却造成了责任分配与风险负担的不平衡。纠正医疗举证责任倒置的偏差,就是要加大医疗机构举证的“行为责任”,但不加大医疗机构举证的“结果责任”,因此应当引入“协力义务”替代举证责任倒置。

关键词：医疗纠纷,协力义务,举证倒置

参考文献

[1]李永生.临床医学语言艺术[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93.

[2]叶丹菲,阳继宁.混沌的悲剧:现代医学技术与观念的反思[J].医学与社会,2010,23(2):45-46.

[3]王茜.医学模糊用语的伦理分析[J].中国伦理医学,2006,19(5):96.

[4]王梦飞.论民事为诉讼中的事实推定[J].江淮论坛,2005,2:34-38.

[5]黄国昌.阶段的举证责任论—统合实体法政策下之裁判规范与诉讼法观点下之行为规范[J].东海大学法学研究,2005,22:225.

[6]孙丽华.关于民事诉讼中证明妨碍的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

[7]毕肖红,刘俊容.伦理困境下医务人员医疗行为选择的调查[J].医学与社会,2010,23(3):16-18.

[8]占善刚.证据协力义务之比较法分析[J].法学研究,2008,5:23.

[9]古津贤,陈玮玮.论病历所有权归属[J].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13(3):199-201.

[10]赵西巨.医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83.

[11]赵西巨.医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