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举证研究

行政诉讼举证研究（共12篇）

行政诉讼举证研究 篇1

摘要：举证责任是三大诉讼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诉讼中对立的双方围绕相关的争点提供证据, 结合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为达到胜诉的目的, 不断提出新的主张、新的证据, 构成了学者解说和分析举证责任的基础。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 深刻反映了我国行政诉讼侧重保护个人、组织的权益和导向法治行政的基本取向。拟从举证责任的界定入手, 立足我国社会现实和法律环境, 肯定《行政诉讼法》对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的要求的, 并重点探讨关于原告承担举证责任问题的若干争议。

关键词：举证责任,客观举证责任,主观举证责任

1 举证责任概述

1.1 举证责任的界定

举证责任制度是证据制度乃至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举证责任的界定而言, 在国外, 英美证据法上将之分为推进责任和说服责任。所谓推进责任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构成法律争端从而值得或者应当由法院进行审理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是指当事人提出证据使法官或者陪审团确信其实体主张成立的义务, 否则必然遭受不利的裁判。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举证责任分为客观举证责任和主观举证责任。所谓主观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一种义务或负担。客观的举证责任是指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运用实体法的举证责任。虽然二者使用的名称不同, 但其表述的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根据大陆法系国家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 举证责任是与法官职权主义审理联系在一起的, 法官主持审理, 不存在法官与陪审团分担审判职能的环节, 因此现代的举证责任已经是客观举证责任, 替代了主观举证责任。当然, 所谓的职权主义, 仅仅指的是法官在诉讼程序上的职权。对于案件实体问题仍然要遵循当事人主义原则, 由当事人提出事实和证据, 主张权利并承担举证责任未能完成的后果。法官在审理案件时, 一般不主动调查事实。

1.2 举证责任的性质

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性质,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权利说。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 (2) 义务或者责任说。举证责任不是诉讼权利, 而是一种与败诉风险直接相关的加重的举证责任。 (3) 权利与义务说。认为举证责任既是当事人的权利, 又是当事人的义务。 (4) 裁决必要说。认为当案件事实无法查明而法院必须作出裁决时, 举证责任就成为法院作出裁决的必要根据, 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就要判决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的后果。 (5) 法律假定或法律推定说。认为举证责任是法律假定的一种后果, 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否则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6) 裁决规则说。认为举证责任乃是裁决规则。“举证责任实际上存在于任何一种裁决形式中, 举证责任是否存在并不反映一个制度的科学性, 但是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则直接影响到这一裁决的法治水平。”

笔者认为, 学术界对举证责任的性质之所以有诸多不同的观点, 在于他们研究时的角度不同, 根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条文的规定, 举证责任的性质在于它既是当事人的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义务, 与诉讼的后果必然相关。

2 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承担

从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来看,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相当大的关联性, 有不少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脱胎与民事诉讼, 有些国家扔在沿用民事诉讼程序来运作行政诉讼。人们关注的更多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相似性, 大都忽视了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在以下这点的共通之处, 即因政府享有干预个人、组织权利的内在权力, 所造成的国家与公民之间重大的、不可避免的不对等性。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包括行政诉讼规则在内的行政法制度特殊性的依据, 因为这些特殊性达到了以对等为基础的私法规则无从解决的地步。在依法行政之下, 行政担负着严格遵守法律限制个人、组织权利的职责。因此,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确定必须注重消解在行政程序中原、被告地位的不对等性, 契合并有利于促成法治行政原则的发挥。

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即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这一制度为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虽然在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眼睛日益深入的状况下, 有不少学者对此规定提出了异议, 但这些本质上并未撼动次规定背后所蕴含的基本理念, 笔者认为, 从我国的社会现实和法律环境的基点上, 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举证责任制度仍然是我国现阶段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最佳选择。理由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 从理论环节, 对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制度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 (1) 行政机关应当遵守“先取证, 后裁决”, 才符合行政行为的法定程序。 (2) 行政机关掌握证据和理由, 这是由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决定的。 (3) 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能力比原告强。 (4) 行政机关是权利的主张者。行政诉讼审查的是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原告行为的合法性, 因此行政机关必须合法运用权力, 而且必须在行政诉讼中主张权利——主张行政行为是合法的。

第二, 从实践环节, 强调或过分强调原告的举证责任, 在行政权力过于膨胀的今天, 会使行政诉讼出现扭曲, 而且在目前行政诉讼阻力很大的情况下, 过多地限制原告的诉权, 会阻碍行政诉讼知道的发展, 最终导致背离了行政诉讼的宗旨。

3 原告在行政诉讼中所承担的举证责任的现行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

《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原告的举证责任问题,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了原告程度举证责任的四种情形: (1) 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 但被告认为原告其实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 (2) 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 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 (3) 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 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 (4) 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而随后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颁布的《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对上述规定作出了修正。其一, 取消了“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其二, 对起诉被告不作为案件中由原告证明已提出申请的事实的规定, 增加了两项例外, 即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与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其三, 在行政赔偿诉讼中, 取消了“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的规定。

关于《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原告举证责任的有关规定在理解上存有争议, 下面我们就以下几类事项进行讨论:

3.1 关于原告起诉条件的证据

举证责任强调的是不承担举证或不能充分举证应承担败诉的后果, 但是原告不能证明其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时, 其后果是不能引起诉讼程序的开始。试想在诉讼程序尚未开始的阶段, 作为相对一方的行政机关缺位, 不必参加到诉讼中来, 自然也就不存在谁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因此, 笔者认为, 原告起诉应符合法定条件应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主张条件, 而不应将其作为原告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3.2 关于起诉被告不作为案件的证据

提出行政不作为是行政机关对于应当承担的职责或者应当履行的以为没有履行、不予答复。让原告提出证明自己提出过申请的事实, 这对原告来说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所以在不作为引起的诉讼中, 行政机关应当证明是否承担该项职责以及是否存在不履行职责的事实和不作为的理由。在实践中, 有原告曾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 但被告坚持没有接到原告申请, 有关申请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 可以考虑要求原告提供曾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的证据材料, 如受理申请登记的回执等。如果被告无法证明其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是完善的, 原告有没有类似回执等此类证明提出过申请的材料, 从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的行政诉讼目的出发, 可以推定原告提出过申请, 其起诉成立。这样规定, 不仅可以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还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健全其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

3.3 关于行政赔偿诉讼案件的证据

行政赔偿请求的成立以行政机关或公务员的行为存在违法为前提, 所以原告要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若干规定》取消了“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的限制, 就意味着不论是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 还是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 都由原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 但是仅仅是对损害已经发生切且损害是由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于造成损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则仍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在我国的行政赔偿诉讼中, 还有些特定的情形使得原告丧失了举证能力, 这个时候, 如果让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无异于剥夺了原告的国家赔偿请求权。具体而言, 下列情形中就应当由被告就加害行为是否存在和损害是否由加害行为造成承担举证责任。第一种情形:当公民诉称行政机关实施了非法剥夺、限制其人民自由的行为的, 应当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实践中会有公民被行政机关非法羁押, 行政机关却不出具书面决定书, 导致公民起诉时根本无法提出证明。第二种情形:公民在失去人身自由、处于行政机关监管过程中死亡、失踪、身体受到伤害, 应当由行政机关就公民的死亡、失踪、身体受到伤害不是由其行为造成承担举证责任。因为在原告人身处于被告严格控制中, 被告具有更强的举证能力。如果行政机关不能证明损害是因为公民自己的行为或同室关押人员造成, 或者具备其他免责情形, 应当认定损害是由行政机关造成的, 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行政责任。这样就符合了原被告举证责任能力的对比, 更好地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4 结语

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攸关诉讼能否成功的风险, 是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 有德国学者将之表述为“适当的、明智的证明责任分配属于法律制度最为必要的或最值得追求的内容。”我国在探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时, 结合本国现实的法律环境, 明确规定了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同时, 并非完全排除原告为了胜诉积极提出支持自己诉求的事实, 简单而深刻地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但是司法实践中, 行政机关制度不完善的方面仍然存在, 在此类原告难以根据现有的规定寻求法律支持的情况下, 需由法院或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平衡原告和被告的举证责任, 给予原告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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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举证研究 篇2

[摘要]：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没有举证责任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所以，这种情况不但不利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被告人对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辩解，而且，还往往让人们对国家法庭判案产生怀疑，因此，有必要对此作一探讨。本文正是处于这一目的，谈一谈笔者的认识。

[关键词]：被告人举证责任 责任分配 定义 研究

举证责任这一术语最早见于古罗马法典中。古罗马法从当事人举证活动角度来观察分析举证责任,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和负担。但 [1]“人们对举证责任的认识仅限于提供证据的责任，法官不考虑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当由谁来承担不利后果的问题,尽管当时肯定也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但这些问题不是罗马诉讼中的主要问题”,所以是主观责任观点。后来欧洲大陆国家承袭了这一观点。自从德国法学家尤利乌斯·格拉查把审理案件时争议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举证责任，提出客观举证责任概念后,举证责任的主客观双重含义说逐渐获得普遍认同。

在我国大多数学者赞同举证责任的二元论观点,认为举证责任既包括由谁提供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也包括由谁承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虽然不同国家对举证责任的内涵表述不一,但仔细分析,发现各国对此存在共识性理解,即都认为举证责任具有双重含义:(1)举证责任同程序法上主张方的诉讼行为相联系,为了使自己的主张得到认可,主张方必须提出证据支持其主张。这也即是举证之负担、提供证据的责任、主观举证责任、行为举证责任的内涵。(2)举证责任同实体法上的法律后果相联系，当有争议的实体法上的事实得不到证明时，对它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就可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原理

合理的分配证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谁主张，谁举证”。古罗马法初期,法学家就曾提出分担举证责任的两条原则:一是原告有举证之义务,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裁判被告胜诉;二是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义务。这两条原则的概括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据此，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方必须对其指控事实负证明责任，被告人也应对其在诉讼中的积极主张进行证明。提出事实主张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只有当被告人在诉讼中提出事实主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但被告并非对所有基于辩护权而提出的事实主张都要承担举证责任，如被告人只是消极的否认控诉方的事实主张，如声称自己没有杀人，对这一事实主张就不承担举证责任，即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只有当被告提出具有积极辩护意义的具体事实主张时，举证责任才转移给被告人。也就是说，如果被告人不仅说自己没有杀人，还说被害人是某某人杀的,以此证明自己没有杀人，那么，被告人对这个具体的事实主张才须承担举证责任。法律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赋予其提出积极辩护主张的权利，但法律亦要求被告人在提出积极的事实主张的同时须承担对该事实主张的举证责任，这是符合司法证明规律的。既然被告人提出一个具体的事实主张,他也就应该提出相应的证据支持其主张，而且他显然也处于举证的便利位置。如果被告人可以随便的提出一个事实主张,而后由控诉方举证反驳，自己却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那显然违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则，也会极大地降低司法证明的效率。

2、“无罪推定” 规则。根据这一刑事法基本规则，在法院判定为有罪前，被告人应被推定为无罪。因此，公诉方应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即客观的证明责任，证明被控犯罪的每个因素和因此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自始至终归于起诉方。而且起诉方还要使陪审团相信对所指控的犯罪全部要素的证明都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被告方一般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3、刑事诉讼构造的特点。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控方的公诉机关与弱小的被告人之间处于天然的不平等状态，为保障诉讼能够公平地进行，应使证明责任的承担与证明主体的证明能力相适应。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许多原则、规则和制度都旨在对这种不平等状态加以平衡，使追诉方负有特定义务，同时使处于被追诉地位的被告人享有一系列的诉讼权利。立法规定由公诉机关负 “客观的证明责任”正体现了这种诉讼价值观。在犯罪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要求控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对所有的刑事案件承担客观的证明责任，既不可能也不科学，在特殊领域里要求被告人在其证明能力范围内就特定的案件事实进行证明，是符合诉讼规律和公正价值的合理选择。

三、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责任的特征

1、被告人在审判中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罪轻或无罪属于法律赋予被告人的辩护权，是权利，而不是义务

被告人的举证责任不是举证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而指举证证明其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即消极性的举证责任”或“防御性的举证责任”。

被告人可以依法行使辩护权，也可以不行使辩护权，而且不能仅仅因为其不行使辩护权，就得到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或裁判结果。但在某些情况下，[2]“根据立法上的规定或司法上的要求，对于犯罪的某些要素或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而与犯罪构成密切相关的(从而影响定罪量刑)要素，以及某些程序性要素，控诉方不需要举证证明, 或者仅需间接证据证明，即可推定这些要素的存在时，如果被告不对此提出证据进行辩解，就要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即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责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2、对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应做较低的要求 由于控方拥有独立的诉讼主张才启动诉讼程序，因而必须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其所提出的诉讼主张能被法官接受而开始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控方举证具有绝对性。而辩方若无独立的主张则可以不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可以对控方提出的全部事实或其中一部分事实提出独立的主张举证，相对于控方显示出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使其举证的证明标准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程度即可,而无需达到客观真实标准。

[3]“在英美法国家,控诉方的举证必须达到使法官和陪审团不存在任何怀疑的程度,而对被告的举证只要求所证明的盖然性与对方相当即可。”在我国,基于控诉方和被告的力量对比和在诉讼中的控辩地位, 大多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没有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控诉方和被告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在诉讼中的控辩地位仍存在不对等性，所以，法律应对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的证明程度同样应予以较低的要求,即证明标准相对于控诉方的要求较低,其证明并不要求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即可。

3、对谁有利谁举证

第一,对控诉方的举证责任不能作无限制的要求,只要控诉方完成了对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举证证明责任,其举证责任就已基本解除,因为对犯罪构成要件的举证证明的完成也就意味着被告人有罪证明的完成。被告人此时事实上已被证明构成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后续的举证责任就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对控诉方有利时,控诉方应继续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被告人的辩护有利时,被告人应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控诉方已证明被告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控诉方已完成了对作为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至于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用于个人消费还是私下用于本单位的业务招待、送礼，也即赃款的用途和去向，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因为被告人利用职权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即构成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既遂状态，赃款的用途和去向是犯罪既遂之后的事实，自然是犯罪构成之外的事实。因此，如果被告确实是私下用于本单位业务招待等支出的，只能在量刑时酌定从轻处罚。但对此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被告对构成要件外部分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也是诉讼经济的要求。刑事诉讼法既有社会保障的功能，也有人权保障的功能，其人权保障功能往往是以牺牲诉讼效率为代价的，所以，对于人权保障功能不应无限制的强化。控诉方既然已经对犯罪构成要件等事实承担了举证责任，被告人已被证明有罪，说明国家已经公正地履行了人权保障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经济和效率应更加予以强调。如果要求将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完全由控诉方承担，将使控诉方不堪重负，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如要求控诉方证明每一笔赃款的用途和去向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相反，由被告人证明则相对容易。

4、不能因为举证责任的倒置减轻甚至否认控方的举证责任。

法庭上，检察机关作为控方必须提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因为从理论上讲不能要求被告人证明自己有罪。这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法律不能强迫一个人做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做，他对客观外界没有影响，往往很难举出证据，此时要求被告人举证就违背了法律精神。即使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中，控方首先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基本“犯罪”事实的存在。如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中，控方必须首先证明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在非法持有型犯罪中，控方首先必须证明被告人确实持有某种特定物品。在正当防卫中，控方首先必须证明被告人“犯罪”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存在等等。只有在被告人对上述行为作“积极抗辩”时,举证责任才转移到被告人身上。

四、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所负举证责任的范围

首先，被告人应就其主张的某些程序法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被告人申请有因回避时，应提出相应证据证明被申请人符合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如果被告人没有进行合理的证明，将产生不利的后果：被告人程序法事实上的主张不被采纳。其次，被告人应对刑事诉讼中有关的实体法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从当前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定来看，可分为两类：其一，被告人在诉讼中应对其主张的特定的实体法事实承担主观的证明责任，即当被告人依据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事实而提出辩护主张时，他必须证明他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否则，其主张不被承认。被告人在诉讼中承担的这类证明责任大致分为两种：第一，根据实体法，某种行为在特定情形下并非违法，此时被告人如果主张“免除行为违法性”，就应当证明其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如有合法授权、正当理由等；第二，如果被告人主张行为免责，应就其主张负举证责任，如被告人提出自己的行为属职务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行为时精神失常或未成年时，应当提出证据予以论证。其三，当法律允许作 “罪错推定”时，被告人应负客观的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为维护某种更为重要的利益，同时根据被告人的证明能力，法律允许在特定情况下，由公诉方首先进行基础证明后，证明无罪的责任便转移到被告人身上。如果被告人不能证明或没有合理证明，则可能承担有罪的诉讼结果。

1、非法持有性的犯罪。如刑法所规定的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持有、使用假币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品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等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2、职务经济犯罪中对赃款去向的证明。

3、共同犯罪中，案件的主要事实或基本事实业已查清，且有确凿充分的证据，认定全案已无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进一步涉及共同犯罪中的一些内部情况，如谁提出犯罪意图，如何纠集同伙，如何分工、分赃，谁是主犯等,应由被告人负举证责任，否则，均依主犯处断。

4、在刑讯逼供案件中，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由被告人(即被指控有刑讯逼供行为的执法人员)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进行举证时，主张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承担一些表面证据，使法官有理由相信刑讯逼供存在的可能，如果被指控有刑讯逼供行为的执法人员，即刑讯逼供案的被告人，不能用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就判其承担刑讯逼供的法律责任或后果。这样可以强化对刑讯逼供行为的约束机制，五、对我国有关被告人举证责任的建议和思考

被告人能否切实行使举证权、有效地履行举证义务,还需要有配套措施,尤其是要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实现举证责任所必须的权利，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司法援助。其一,举证以调查取证为前提，被告人的举证责任通常是通过辩护律师来实现。调查取证工作十分复杂，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经济条件与法律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借助法定权利。但从现行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控辩双方并不享有同等的调查取证权。刑诉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而根据该法第37条,律师收集与本案有关材料必须“经过证人或有关机关同意”,在某些情况下还要“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显然,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有法律保障,而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则不然,甚至受到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的约束。这种现象若得不到妥善解决,被告人实现举证责任的可能性将大大下降。

其二,刑事被告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需要借助于辩护律师的帮助。但不少被告人根本无力支付由此所应当支付的费用。我国虽已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不能解决律师办案经费的困难，于是接受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往往无法深入调查取证，投入保障刑事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工作。法律援助往往流于形式。因此,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三，法庭应予协助。即对被告人的抗辩进行判断，确定其是否应负举证责任：一是在被告人被羁押中且无律师帮助的情况下，向法庭提出证据线索即可，法官要充分行使庭外调查权，根据被告人提出的证据线索深入调查，并将调查的证据经控辩双方质证。二是在被告人未被羁押或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针对有关证据调取不能且向法庭申请帮助时，法官要给予协助。三是法庭对被告人的证明标准应作较低的要求，并应及时将被告人反驳公诉方的证据意见转移至公诉方，要求公诉方作出回应。注释：

行政诉讼举证研究 篇3

关键词：举证责任制度；举证责任倒置

自古以来，关于举证责任的不同意见就有很多，尤其是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由于机械的大量使用和环境的污染对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威胁越来越严重以及法人制度的普遍建立迫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市场弱者，于是就催生了许多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局部的实行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举证责任的概念最先来自于古罗马，古罗马有两条法则规定：“原告有举证的义务”和“提出主张的人有举证义务，否定的人没有举证义务”。在长时间的法理探究、探索以及通过审判的实践过程中，举证责任的含义变得越来越完善，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说法。接下来，本文将从本文将从举证责任倒置的含义、界定和特征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举证责任倒置的含义

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论证思路，对举证责任倒置作了不同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举证责任倒置是相对于举证责任分担或分配的一般原则而言的，即负有举证后果责任的原告，提供证据有困难的，依法由对方当事人被告提供证据，负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责任。”可见，主流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指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是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二、举证责任倒置的界定

在概念上对举证责任倒置做出合理的界定需要把握以下几点：第一，举证责任倒置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法学概念，只能立足于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来探寻其应有的内涵。举证责任倒置在我国没有系统的证明责任法作为理论支撑，而是散见于诉讼法及实体法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中是法律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弱者和强者诉讼利益的一次重组，并由立法产生一系列举证责任分配的例外规则。因此，对其内涵的探寻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的问题，应当首先考虑法律的规定。第二，举证责任倒置作为一项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包含了法律、规章、司法解释等各个不同位阶的立法，主要有《民法通则》规定的几种特殊侵权民事责任，还有《意见》里对其加以重申和补充的几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以及最近颁布施行的《规定》等司法解释，此外规章中也有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从举证责任倒置涉及的领域看，既包括侵权、也包括合同，还包括劳动争议、医疗事故争议、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将来还会有更大的拓展。因此，我们在考察其概念的内涵及外延时，应该持发展、开放的态度，不能作茧自缚。第三，深入理解何为“倒置”。《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仍然应该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依据。可见举证责任倒置是一种例外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指在一定的情形下，不应当按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决定某个案件的举证责任，而应当实行与该原则相反的分配。但是，也并非案件全部事实的举证责任都需要倒置，而是有一定范围的法律对此一般也有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举证责任倒置是法律为了平衡当事人的诉讼权益而在程序上实行的有利于权利主张实现的一种机制。

三、举证责任倒置的特征

举证责任倒置的特征可简述为以下四点：一是举证责任倒置以举证责任的一般性原则为前提。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在近现代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通说，法律要件分类说被称为配置举证责任归属的基本规范。只有当依法律要件分类说不能恰当地落实举证责任的负担时，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和必要；二是举证责任倒置在倒置对象上具有局限性。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现象的案件，绝对不意味着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倒置”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而仅仅意味着某些特殊案件中的部分要件事实倒置给对方当事人承担；三是举证责任倒置在待证事实上具有相反性。举证责任倒置对特定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承担不仅在主体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在举证责任所指向的客体上，即证明对象上，也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所“倒置”的举证责任客体和“正置”情形下的举证责任的客体，在事实的自身性质上恰好呈正反对立关系；四是举证责任倒置承担主体的对换性。举证责任倒置与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被颠倒过来的事实由相对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比如，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对某一个事实主张应由原告负举证责任，但在举证责任倒置的作用下，该事实主张的反面事实便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举证责任倒置的诉讼杠杆的调节下，不仅证明的客体发生了性质上的颠倒，而且在责任主体的位置上也发生空间上的变化。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决不仅仅意味着由原告向被告的倒置，它也同时意味着由被告向原告的倒置。实际上，民事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均以一定标准承担各自的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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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薛永慧.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刍议[J].政法论坛，2004（3）：71.

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问题研究 篇4

一、举证责任的定义及其性质

所谓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于诉讼中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同时亦指在诉讼结束之时，如果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当由该当事人承担败诉或不利的诉讼后果的责任。前一种在我国，更具体讲是指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根据原告的起诉审查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行政法学界对举证责任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一般认为，举证责任是法律假定的一种诉讼上的后果，即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提出自己的主张、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权利说。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 (2) 义务或者责任说。举证责任不是诉讼权利，而是一种与败诉风险直接相关的加重的举证责任。 (3) 权利与义务说。认为举证责任既是当事人的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义务。 (4) 裁决必要说。认为当案件事实无法查明而法院必须作出裁决时，举证责任就成为法院作出裁决的必要根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要判决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的后果。 (5) 法律假定或法律推定说。认为举证责任是法律假定的一种后果，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6) 裁决规则说。认为举证责任乃是裁决规则，“举证责任实际上存在于任何一种裁决形式中，举证责任是否存在并不反映一个制度的科学性，但是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则直接影响到这一裁决的法治水平。”

二、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原因

行政诉讼中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反映了我国行政诉讼的重要特征，它的确立直接源于《行政诉讼法》，但法律并不是随意加以制定的，这一条文的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法理基础。

（一）被告负举证责任是依法行政原则的应有内涵

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不仅要依据实体法，而且要依据程序法，即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定程序。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的一个最基本规则是“先取证，后裁决”，即行政机关在作出裁决之前，应当充分收集证据，然后根据事实、对照法律作出裁决，而不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行政行为。因此，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被诉至法院时，应当能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合法性。这是被告承担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基础。

（二）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与原告相比具有举证优势

在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处于主动地位，一般情况下，依其单方面意思表示即能引起行政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灭;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则处于被动地位。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同，原告无法或者很难收集到证据，即使收集到，也可能难以保全。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原告甚至没有举证能力。而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条件的行政机关则具有更优越、更现实、更充分的举证能力。因此，从举证难易方面考虑，由被告负举证责任是合理的。

（三）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权益

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使得行政机关根据自己的意志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毋须征得相对人的同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相对人是不知情的，如果要原告负举证责任，就可能因其举证困难而败诉。因此，从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角度考虑，由被告负举证责任也是合理的。

（四）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是立法政策的选择结果，具有引导行政的功能

法律设置举证责任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案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院应当如何作出裁判的问题，即解决这种真伪不明状态引起的诉讼结果的归属问题。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可以引导和督促行政机关严格履行“先取证、后裁决”的规则，推动法治行政的实现。

三、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

举证时限，是指当事人就其应负举证责任的事项向法院提供证据时所应遵守的时间界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这一规定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大大地将被告举证的时间提前了。有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被告举证的时间作出任何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被告举证的时间作出规定，限制了被告的诉讼权利。这一规定的作出，有其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性。第一，可以有效地防止被告利用《行政诉讼法》缺席判决的规定，规避在一审过程中对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以期在二审程序中取得有利地位，从而逃避责任。具体而言，当行政机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原告作出裁判，原告起诉后，被告无法举证，而《行政诉讼法》又规定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于是被告则拒不到庭应诉，避开法院收集证据。而当法院作出了缺席判决后，被告不服上诉，并将其在一审审理期间收集的证据提供给二审人民法院，从而导致二审法院的审理结果可能与一审相悖，使一审的原告方处于被动局面。有了这一规定的限制，就可以有效地防止上述情况的出现。第二，这一规定的理论根据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最基本的一个程序规则，即“先取证、后判决”。为了保证这一规则得到遵守，《若干问题的解释》作这样的规定完全是合理的。第三，行政复议法中，对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中举证的时间规定为在答辩的10日内，为实现在这一问题上的统一，作出与行政复议法相统一的规定是符合法制精神的。

四、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承担

从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来看，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相当大的关联性，有不少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脱胎于民事诉讼，有些国家仍在沿用民事诉讼程序来运作行政诉讼。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相似性，大都忽视了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在以下这点上的共通之处，即因政府享有干预个人的内在权力，所造成的国家与公民之间重大的、不可避免的不对等性。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包括行政诉讼规则在内的行政法制度特殊性的依据，因为这些特殊性到了以对等为基础的私法规则无从解决的地步。在依法行政之下，行政担负着严格遵守法律限制个人、组织权利的职责。因此，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确定必须注重消解在行政程序中原、被告地位的不对等性，契合并有利于促成法治行政原则的发挥。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即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这一制度为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在我国行政法日益完善和行政诉讼研究日益深入的状况下，有不少学者对此规定提出了异议，但这本质上并未撼动此规定背后所蕴含的基本理念。笔者认为，从我国的社会现实和法律环境的基点上，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举证责任制度仍然是我国现阶段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最佳选择。有以下几个理由：一是行政机关应当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才符合行政行为的法定程序。二是行政机关掌握证据和理由，这是由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决定的。三是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能力比原告强。四是行政机关是权利的主张者。行政诉讼审查的是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原告行为的合法性，因此行政机关必须合法运用权力，而且必须在行政诉讼中主张行政行为是合法的。五是从实践环节，过分强调原告的举证责任，在行政权力过于膨胀的今天，会使行政诉讼出现扭曲，而且在目前行政诉讼阻力很大的情况下，过多地限制原告的诉权，会阻碍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完善。

摘要：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是行政诉讼理论和实践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诉讼中对立的双方围绕相关的争论点提供证据, 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为达到胜诉的目的, 不断提出新的主张、新的证据, 构成了学者解说和分析举证责任的基础。本文将从定义入手, 阐述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内涵、范围、法律依据和理由。分析举证时限及其合理性, 对被告自行向原告、证人收集证据和被告延期提供、补充证据问题进行说明。笔者认为, 被告举证责任制度的确立和进一步完善将对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及保障法院司法审查的顺利进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行政诉讼,被告,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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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范进学, 夏泽祥, 秦强.法治文明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论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 篇5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在事实真伪不清时，法官必须进行裁判而采用的处理案件方法，而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如何适用举证责任或者将举证责任决定由何方当事人承担，则是举证分担理论上的问题。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包括两种，一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又叫主观上的证明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它是一种无条件出现的、动态的、可以在当事人之间互相转移的举证责任。二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又叫客观上的证明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它由法律预选设定，是一种不能转移的、隐形存在的、附条件的证明责任。就举证责任的性质，一般认为有四种学说，权利说，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的一项权利。义务说，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就事实主张而生的义务。责任说，认为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个特殊责任。负担说，认为 举证责任对于诉讼当事人既非权利亦非义务，而是当事人为了使法院作出对其有利的裁判，不得不承担的一种负担。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不同法律要件事实的主张和证据的收集与提供，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预先进行分配，原告、被告、第三人按照举证责任的指引，收集和提供有关要件事实的证据。源自于古罗马法的最初的民事诉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遵循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理，当今的民事诉讼中仍以此原理为准则指导着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担的实际操作。随着社会的发展，古罗马法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演变为“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不仅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了准则，而且也为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策略指明了方向。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不仅关系到实体法律的公正能否在诉讼中实现，还关系到能否构建一个有效率的诉讼程序。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分配在诉讼中是非常重要的。

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举证责任 篇6

关键词：环境民事侵权；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诉讼程序

在我国，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社会大众的民事权利，在涉及到侵权的民事诉讼中，通常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来对于举证责任进行相应的分配，在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中也是如此。在实践中，这一制度得到有效地推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事权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承认其有效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制度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缺陷，亟需加以研究，并且采取科学的措施予以解决。

一、当前我国环境民事侵权诉讼实践中的举证责任现状

当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环境民事侵权诉讼送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其核心在于环境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分配

1.无过错责任原则

在现实实践中，相比起其他民事诉讼，环境侵权具有极为鲜明的特殊性，如潜伏时间长、危害结果短时期不明显、因果关系复杂等，因此，在针对环境问题的民事诉讼中，很难对其适用以普通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我国相关法律针对环境民事侵权诉讼的构成要件也进行了特殊的规定，如，行为人污染环境的违法性不需要再次进行证明，法院在审理中，只需要对于这一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调。比如，某工厂在符合国家相关排放标准的前提下排放污水，但是仍然对于环境造成了极大地损害，那么就不得已自己的排放符合国家规定作为抗辩理由，仍然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简而言之，即只要排放污染物，不论其是否合法，都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相应责任。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便对这一基于无过错责任主义的责任原则进行了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

2.举证倒置的举证责任原则

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一基础制度的实施，所以，一旦遇到有关环境民事侵权的诉讼，那么作为被告一方，必须要证明其排放污染物或者其他行为从根本上没有导致相应的危害结果，否则，无论其排放的方式、内容等是否合法，都会被法院依法判定败诉。对此，在2002年4月1日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这一司法解释中，对于这一证据举证责任进行了如下规定：“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可以看出，我国当今针对于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采取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就根本而言，所谓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在诉讼中，主张权利的一方不在按照以往的司法实践而履行相应的证明和举证责任，这一证明和举证的责任转移到诉讼的另一方，需要其提供相应的证明并履行举证责任，以证明自身并没有造成相应的损失。这一原则主要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障社会大众的利益，而且通常作为被诉讼一方的企业，其拥有的技术、知识、资本的优势可以更为方便其举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完全免去主张权利的一方的责任，为了避免滥诉和不良动机，主张权利的一方也需要履行部分的举证责任，如切实的相应损害的情况和统计等。

二、我国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我国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在实践中取得了极为突出的成效，并且最大程度的保障了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客观而言，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亟需加以解决。简而言之，其缺陷和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规定不完善

对于主张权利人的举证责任，目前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无明确的规定，其承担举证的范围不明确，因此在实践中，导致其或者完全被不提供证据，无法保障自身的权利，或者其提供证据的效力被轻易否定。因此，这无疑无法最大程度的保障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

2.范围过窄

如今，只有对于环境造成污染的案件适用于举证责任倒置，但是，对于其他同样对于环境造成侵权的案件，仍然适用于传统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如破坏生态环境的案件，这就导致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地保护，更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的环保事业。

三、对于完善我国环境民事侵权案件的诉讼举证责任的相关建议

在上文的研究中，对于国环境民事侵权案件的诉讼举证责任的相关实践情况和存在的不足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下面，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可行性建议，以期引起学界和业界的思考和探究：

1.采取复合化的举证责任

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民事侵权案件的司法实践，无论是举证责任倒置还是“谁主张谁举证”，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都过于僵硬而绝对化。因此，应当进一步的完善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采取各种立法和司法方法，建立复合化的举证责任，赋予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以期达到最为理想的效果，最终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有效发展。

2.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任何严密的法律都无法穷尽社会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和民事诉讼在我国发展的未来趋势，必须以合适的形式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可以应用这一权利和案件的需要，判定由诉讼的一方全部或者部分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以此做出客观、实际的举证责任分配，有效的促进诉讼的正常进行。

四、结语

浅析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篇7

1 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特证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应当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否则, 将承担败诉风险及不利后果的制度。在行政诉讼中, 争议的双方一方是原告, 即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管理相对人, 另一方是被告, 即具有行政权能的行政主体。其争议的焦点不外乎原告对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或者对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不服, 再就是对被告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不服。如果证明责任规则确定了争议双方各自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上的责任, 那么依据该规则就能很好地使法官对争议的事实有一个明确的处断, 较快地对争议作出准确的裁决。

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对诉讼的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 最终影响到审判的结果, 也就是承担败诉的风险。按照德国学者莱奥·罗森贝克的观点:“在任何诉讼中, 法官的任务均是如何将客观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1]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原则, 既可理解为责任的规律性分担规则, 也可以理解为仅仅是对提供证据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规定。因而,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所规定有限制的“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具有如下特征:

1.1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

被告首先要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必须举出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来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 如果不能证明自己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 则无须原告证明其行为违法, 被告就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这一特征和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是有较大不同的, 民事诉讼中, 对于原告的主张, 原告必须承担举证的责任, 对被告亦如此。

1.2 在行政诉讼中, 原告亦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

在《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的举证责任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关于证据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 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同时, 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 原告应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不作为案件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以行政机关拒绝、不予答复、拖延或没有有效履行职责为由而提起诉讼的案件。此类案件中, 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是行政机关实施一定行为的前提, 没有申请行为, 行政机关拒绝、拖延等不作为行为当然无从谈起。因此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当然, 对于行政不作为案件的诉讼并不一定会对行政主体的不作为产生败诉的结果。

2 现阶段我国确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依据

2.1 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依据

一定的行政程序规则, 而这种行政程序规则从流程上来讲, 首先是行政主体在进行调查或作出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行为之前, 应当向相对人出示履行职务的证明, 表明其有权从事该项活动;其次, 应当将有关的事项告知相对人;接着是作出一项决定或裁决前, 应当查明事实, 收集证据, 使用诸如询问证人、查帐、鉴定、勘验等各种方法, 必要时, 在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决定之前, 还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 只有当前述程序妥当之后, 行政主体才可以向行政相对人说明作出某项决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最终作出裁决。当原告因具体行政行为与被告发生争议而进行行政诉讼后, 由被告提交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以证明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是合法的, 也是合理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则从法律上就可以推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合法性。

2.2 原告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弱势地位,

决定了其无法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而只能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这种弱势地位的砌成主要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单方面的职权行为, 享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单方面调查、收集、保存和使用各种证据的职权, 是否拥有多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需要的证据, 只能由行政机关来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 原告很难或者完全不能占有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足够证据。原告在行政管理中, 处于被管理者和被支配者的地位, 无法全面收集到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同时, 部分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行政案件中, 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需要借助于专门技术人员通过技术检测手段才能确定, 而原告则缺乏被告所具有的条件来发现、保存、收集所需要的证据。

3 现阶段我国确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益处

3.1 有助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合法权益加以保护。

面对拥有行政职权的强大的行政机关, 原告总是处于弱势。

3.2 有助于规范证据的提供、调取、质证、认证等活动, 使之更加容易操作。

3.3 有助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和保护。

近年来, 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呼声渐高, 意味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更趋完善。

3.4 有助于融合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观

念, 使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与国际接轨, 逐渐趋向依法行政, 真正实现现代法治的基本观念, 如平等、自由、开放、透明、公平、效率、依法行政、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等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

4 国外有关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不同理论

4.1 由原告负证明责任。

由于行政行为有公定力, 受合法性的推定, 所以要求其撤销的原告, 应负该行政违法的责任。

4.2 由被告行政机关负证明责任。

因为行政行为即使违法除无效的场合外一般是有效的, 因此在撤销诉讼中, 被告行政机关对其处分合法性应负证明责任。

4.3 根据法律要件不同而分配证明责任。

4.4 根据行政行为内容不同分配证明责任。

4.5 根据具体案件分配证明责任。

5 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发展趋势

5.1 由被告负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原告负

初步的举证责任, 在行政行为数量及争议案件不是太多的情况下, 是比较可行的, 但随着行政主体职能的不断变化, 各种行政争议案件越来越多, 由行政主体承担大量的证据保存义务, 有欠妥当。原告如果不对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采取的措施、违法行政的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根据等证据予以妥善的保存, 就可能预见到诉讼对自己不利的结果。

5.2 由原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有利于督促原告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

如原告主张被告动机或目的恶意、或违法, 而行政案卷或记录中却难以看得出来。而动机和目的, 一般来讲又属于内在的东西, 故只能先由原告举证。

综上所述, 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主要的举证责任并无不妥, 但在特殊情况下, 原告亦应当具有充足的证据保护意识, 对适用法律有不同意见, 或者认为行政主体有主观恶意等情况下, 就应当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只有行政诉讼双方的举证责任明确、清晰, 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才能起到其本应具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德) 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

[2]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第三人举证责任之探讨 篇8

对于行政诉讼中原被告举证责任的划分问题, 在学术界已基本趋于一致。大多数学者认为, 在行政诉讼中, 对所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的举证责任应由被诉之行政机关承担。对于举证责任的分类, 有学者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关于举证责任的分类方法, 将举证责任分为推进责任和说服责任, 前者指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构成法律争端从而值得或者应当由人民法院予以审判的举证责任;后者是一种决定败诉后果由谁承担的实体责任, 即在不能证明特定事实或者特定的事实真伪不明时, 其负有说服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①二者之间相辅相成, 但说服责任是用于确定行政诉讼后果的程序规则, 更具有实质意义, 而推进责任是用于确定行政诉讼审理方式和方法的程序规则。②

鉴于此, 笔者认为, 相对于推进责任, 说服责任的归属问题乃是行政诉讼中关于举证责任的核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皆对行政诉讼之举证责任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其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如下:在行政诉讼中, 被告对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 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 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以及第五十四条第1款第2项第1目规定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法院应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 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是, 我国法律并未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举证责任作出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也仅仅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范围作出规定, 即“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社会组织, 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综上所述, 在行政诉讼中, 被告对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即作出此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负有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 当被告不履行其举证责任时, 法院依法撤销其被诉之具体行政行为。但是, 行政诉讼第三人只有参加诉讼的权利, 对其举证责任, 法律却无明确规定。

2.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弊端

以上规定充分体现了我国立法机关对于行政诉讼中的原告权利的保护, 在促进司法对行政权力监督的同时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司法效率。需要强调的是, 设立此制度之出发点旨在于, 在原被告两方利益角逐之模式下, 实现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以及对抗力量的平等与公平性, 在司法实践中, 有不少学者认为此制度并未使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达到实质性平等, 且多半将其归因于立法技术并提出一系列改进措施, 就这一问题笔者于此不再赘述。笔者需要强调的是, 在司法实践中, 现行举证责任制度对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利益保护甚少, 对这类群体之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且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 现行行政诉讼举证制度的此种弊端日益显现。窃以为, 此弊端与我国行政举证责任制度出发点的考虑不完善相关, 我国行政举证责任制度的出发点存在一定的缺陷, 导致在一定情形下虽然保障了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的相对平等, 但却忽略了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之行政相对人 (在诉讼中作为诉讼第三人) 的利益保护。举证责任倒置作为行政诉讼的一大特色, 其主要理论及出发点在于:由被告负举证责任, 有利于保护原告一方的诉权, 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的举证优势, 从而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③笔者认为, 在原被告两方利益角逐之模式下, 其理论及出发点之正当性与合理性毋庸置疑, 但是, 在司法实践当中, 大量行政诉讼案件往往会涉及到除原被告双方以外而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之第三人的利益, 其案件结果会直接影响到第三人的权利行使与义务履行, 这恰恰是设立行政诉讼举证制度所忽略的地方。在此, 我们可以通过一具体实例来说明我国现行被告举证责任制度对行政诉讼第三人权利的损害与忽视。

A公司为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计划在B小区旁建一栋40层楼, 于是报请当地有关行政机关的批准且得到批准。于是A公司开始在B小区旁施工, 在其施工过程中, B小区有关业主以A公司的建筑侵犯其采光权为由, 向法院提出了撤销当地行政机关作出的在B小区旁建一栋40层楼的行政许可的诉讼请求, 相关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应诉, 依法承担举证责任, 但当地相关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 因此,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行政机关所做的行政许可。但此时该楼楼体的主要架构已建完毕, 尽管A开发商认为行政机关其许可行为合理合法, 并且对于相关行政部门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的行为表示不解与不满, 但由于之前的行政许可已被撤销, 在建中的楼体不得不停止施工, 依法拆除, A公司因此失去商机, 进而蒙受巨大损失。

此案涉及到A公司 (行政相对人、诉讼第三人) 、相关行政机关 (行政主体、被告) 以及B小区业主 (行政第三人、原告) 三方的利益, 如果僵硬的适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 显然会严重忽视作为诉讼第三人的A公司的利益, 背离法治的精神, 既损害了行政相对人 (A公司) 的权益, 也降低了行政主体之行政行为的公定力, 同时违背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和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出发点。笔者认为, 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最主要的出发点, 在于弥补原告较被告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的劣势地位, 使二者势均力敌, 并且利用行政主体在信息获取、证据调查上的优势来提高司法效率, 节约司法成本。同时, 说服证据原则旨在于通过为行政主体设定举证不能之责任后果, 来确保其能够积极履行举证之义务, 以责任之承担来保障义务之履行, 以义务之履行来保障诉讼之平等。此原则在只有原被告双方的诉讼情形下方能发挥促进公平正义的作用, 即负举证义务的一方亦是承担败诉责任的一方, 责任与义务统一于一体而进行相互转化, 被告行政主体利用其自身的力量保护其自身权利, 为自身行为承担应有的责任, 原告则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维护自身利益以弥补作为非行政主体之劣势。与此种情况不同的是, 在原被告以及第三人三方利益博弈的诉讼情形中, 负举证义务的一方未必是实际承担败诉后果的一方, 在上述案例中, 行政诉讼主要承担败诉后果的一方 (A公司) 往往没有能力承担举证义务且我国法律未规定其相关的举证权利及义务, 这样, 便会出现证据义务与证据责任的作用对象分离之现象, 对行政主体来讲, 承担的举证义务与举证义务不履行后的败诉后果不成比例, 对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来讲, 由于客观举证不能, 只能在行政诉讼中依靠行政主体的诉讼力量来保护自身权利, 同时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行政主体的败诉风险, 因而显失公平。

综上所述, 在一定情形下忽视对诉讼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举证责任原则无异于用此之不平等换取彼之平等, 即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 (作为诉讼第三人时) 之诉讼不平等换取行政诉讼中原被告诉讼之平等, 长期下去, 不利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的保护, 也不利于行政法律关系争议的有效解决, 更不利于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行政权力。

3.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 为解决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损害与忽视诉讼第三人权益的问题, 在维护原被告平等诉讼地位的同时, 必须将保护行政诉讼中所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之权益作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出发点之一。因此,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之目的在于, 保护原告诉权, 同时维护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诉讼第三人之合法权益, 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的举证优势, 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在此理论基础下, 可以通过完善现有具体规定的途径解决现存弊端, 进而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规定诉讼第三人承担说服举证责任、强化法院调查取证、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三个方面入手, 以切实保障诉讼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3.1 诉讼第三人承担说服举证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只规定了行政主体 (被告) 负有说服举证责任, 而未规定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时负有说服举证责任。假设在行政诉讼中, 原、被告及第三人三种利益博弈的情况下, 法律规定诉讼第三人承担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行政主体所作出的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的责任, 即当被告和诉讼第三人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不提供证据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 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 法院依法撤销或部分撤销其具体行政行为。这样可以使得诉讼第三人在行政诉讼中运用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从而避免了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诉讼第三人只得寄希望于通过被告行政主体的证明力量来维护自己权利的尴尬局面。但是, 此种方法之可行性在实践中将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原因在于, 在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二者之间地位不平等, 行政相对人在获取具体行政行为相关信息以及证明其合法合理性的证据的能力不足, 在特定情形下难以有效履行行政诉讼说服举证责任。尽管如此, 笔者注意到, 虽然行政相对人作为诉讼第三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之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证明在现实中较为困难,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必将有助于实现诉讼第三人的利益保护。

3.2 强化法院调查取证。

在诉讼第三人单纯依靠私权力, 没有法院及其它相关公权力的帮助下承担说服举证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有效地维护其自身权益。鉴于此, 在诉讼第三人缺乏相应能力调取证据时, 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取证。我国对此已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但表述不清, 不足以有效的运用于司法实践之中。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了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 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 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下列证据材料: (一) 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 (二)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 (三) 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那么, 根据此规定, 在被告不提交证据的情况下, 诉讼第三人虽因客观情况不能自行收集证据, 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 是否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相关证据材料?窃以为, 法院是否有权依申请调取证据, 取决于我们对此法条的理解。此法条中规定的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证据指的是何种证据?笔者认为应当是推进证据责任中的证据, 即当事人用来证明其诉讼主张构成法律争端从而值得或者应当由法院予以审判的相关证据③, 而非前文所提到的说服证据责任中的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证据, 且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 只规定了被告对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说服责任, 并未对诉讼第三人的相关举证责任作出任何规定。因此, 上述法条应理解为:只有在原告及第三人在收集推进证据的过程中, 因法律规定的情形而不能自行收集的, 人民法院应依申请调查收集证据。而在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作为诉讼第三人在收集说服证据的过程中, 因客观情况不能自行收集相关证据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未对此作出人民法院是否可以依申请调查取证的规定。

根据笔者上述观点, 在行政诉讼中, 应当规定诉讼第三人负有证明与其有利益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义务, 因此, 在行政相对人在获取具体行政行为相关信息以及证明其合法合理性的证据的能力不足时, 应当赋予其请求人民法院依申请帮助其收集证据的权利。在行政诉讼中, 由被告负说服证据责任, 有利于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的举证优势, 但当行政主体放弃或怠于其举证优势, 且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对第三人造成严重损害时, 此时司法公权力的介入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正如前文所论述, 证据义务与证据责任的作用对象出现分离的现象显然违背了法律上的公平正义。

综上, 在行政相对人作为诉讼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活动中,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调查取证, 以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实现。

3.3 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

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和拘束力, 但其公定力、确定力和拘束力必须建立在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之上。依法行政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国家行政权力的运作必须正确、合法。我们认为, 当行政行为作出时即具有公定力, 只有当行政行为正确合法时, 行政行为才具有确定力和拘束力。既然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具有公定力, 那么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当行政行为确认违法时, 行政主体需要承担行政行为公定力丧失的相关责任。笔者认为, 为了加强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为了促进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充分发挥其举证优势, 为了提高行政主体的权威, 行政主体应当对因其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而给行政相对人带来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对此行政赔偿问题已经作出了相关规定, 行政主体应当对已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带来的损失予以赔偿, 但在现实中, 具体行政行为撤销后, 行政主体对其行政相对人的赔偿无法有效弥补行政相对人的实际损失, 与已撤销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往往是败诉后果的直接承担者, 行政主体承担的较轻行政诉讼败诉后果不足以驱使行政主体充分发挥其举证优势, 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应当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 增加败诉风险, 从而积极有效的促进行政主体积极应诉, 发挥其举证优势, 实现公平正义。在此情形下, 行政主体为行政诉讼败诉后果的主要承担者, 同时也是行政诉讼的主要参与者, 原被告双方之诉讼义务与责任可统一于一体而相互转换, 这无疑有利于行政行为做出过程中及行政诉讼中责权的明确, 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亦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因此, 在行政诉讼中, 加重被告所承担之败诉后果具有应然性。

4.结语

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规定被告承担说服举证责任, 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其理论出发点在于实现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的平等, 保护原告诉权, 但是, 举证责任制度往往会导致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损害。因此, 在保护原告诉权的同时, 应切实维护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之合法权益, 保护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应作为设立并完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理论出发点之一。在行政诉讼中, 通过规定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依法承担说服举证责任、强化法院调查取证、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三方面而得以实现。

摘要：在行政诉讼中, 我国法律规定被告承担行政证明责任, 当被告举证不能时应承担败诉后果。该制度旨在保障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之平等, 但忽略了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之利益。如被告无正当理由不提交相关证据导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被撤, 这样直接损害与被撤销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之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我国亟需完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 以切实保障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之合法权益。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行政相对人,诉讼第三人,法院调查取证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第3版。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篇9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概念

在某一纠纷中, 法院是通过对当事人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来对待事实进行认定, 而如果法官可以通过对相应证据的判断来确定当事人所主张事实的存在, 是不会发生待证事实是否存在这一现象, 当然也不会发生法院无法适用法律规则对其进行裁判的这一情形。 (1)

相反, 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官并不能对事实作出认定, 或者是当事人呈现的证据不充分, 也有当事人不提供证据的情形, 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待证事实是否真实存在无法得到确定的结果, 即诉讼事实不明。

出现诉讼事实不明的情况下, 当事人都会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加以肯定, 坚持自己的主张事实是真实可靠的。法官处在中间位置, 对于这些当事人主张的事实, 在没有可靠证据的辅佐下, 很难作出正确裁定;当然, 法官也不可能因为待证事实是否存在不明为由而拒绝裁判。如何解决这个状况, 法律制定了一种规则。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需要进行举证, 不仅如此, 这个规则中还明确界定出认定事实所需的证据由哪一方当事人提供, 而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真伪不明且不能提供有力证据的, 需要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承担不利的后果。这也就是所谓的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从对举证规则的表述来看, 举证责任分配, 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按照一定的规则, 对当事人需要负担的举证责任进行公平分配。

从举证责任分配的概念来看, 举证责任分配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本质问题, 即对案件中所涉及的某一事实或某一主张到底该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的问题。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关系到法官能否对案件作出正确公正的裁定, 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 关系到诉讼的最终结果是否公平, 关系到诉讼当事人的利益需求是否得到合理满足。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

制定举证责任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争议事实存在难以确定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时间以及精力都是有限的, 对于诉讼争议中事实真伪不明的, 根据自身的力量很难一一去确认案件中的待证事实, 当然也不能以事实真伪不明为由, 对案件随意下判决。

法律追求公平公正, 不仅追求过程公平公正, 也追求结果的公平公正。正是因为如此, 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中, 原则上会把因事实真伪不明而产生的不利益归于一方当事人, 即判决其败诉。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可以保障举证责任分配的合理有序, 也可以维护司法公正。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包括:公平原则、利益相关原则以及平衡分配原则。

(一) 公平原则

举证责任分配是否公平, 关系到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是否正当合理, 关系到法院的裁判是否正直公正。公平原则在民事举证责任制度主要表现为, 除了因某些特殊情况而被免除举证责任的状况下, 当事人双方都应对自己主张的事实举证, 不能一方举证一方不举证, 谁主张则谁举证。此外, 对于因事实真伪不明而产生的不利益, 该真伪不明的事实是谁主张, 则谁承担这不利益, 以及承担败诉的风险。

(二) 利益相关原则

诉讼双方当事人为了可以在诉讼中胜出, 保障自己的权益, 在对事实主张以及举证方面, 仅对主张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负举证责任, 不利于自己的事实, 可以无需举证, 也不会因此而承担法律责任。利益相关的原则, 就在于与当事人自身有利的事实证据上, 不利于当事人的事实, 任何人不能强迫其负举证责任。

(三) 平衡分配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 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进行分配, 考虑到公平原则, 在分配的过程中需要衡量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地位和举证处境。当事人双方地位、处境基本处在一个平面上的情况下, 对其举证责任公平分配;当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处境不平衡时, 分配举证上会有所侧重, 通常情况下, 法官在分配举证的时候会向举证地位、处境较好的一方倾斜。

三、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免除

在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中, 当事人都要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然而, 因某些特殊原因, 当事人也可以对主张的部分事实不负举证责任, 也就是无需举证, 这种情况下的当事人, 其举证责任是被免除的。以下三种事实即不需当事人进行举证:

(一) 众所周知的事实

众所周知的事实又叫公知的事实, 是指在一定地域被不特定的多数人所知晓并且信而不疑的事实, 例如天灾、大事故、历史上的有名事件等等。 (2) 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众人皆知, 它的认定并不需要证据来证明, 而法院在认定这类事实的时候, 无需证据呈现就可以当即作出判断。

(二) 已被确立的事实

已被确立的事实包括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以及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这类事实已经被认定过的, 是事实发生的, 主张该类事实的当事人, 可免除其举证该类事实的责任。

(三) 能推定出的事实

有一些事实, 法官说可以根据已知事实以及日常生活经验, 常识等作出推定的。相比较前面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已被确立的事实, 能推定出的事实凭借的是理性判断, 例如我们常在案件侦查中看到办案人员对受害者死亡的推定。能推定出的事实与已知的事实有着必然的联系, 因为已知事实的存在, 才可以推定某一事实的存在。

四、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也就是俗称的谁主张, 谁举证。诉讼中不论原告还是被告, 均要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 负担举证责任。证据是诉讼成功以否的关键要件, 法官对某一事实的认定也需要证据的支撑, 因此, 围绕证据展开的诉讼活动在整个诉讼过程中, 占据核心位置。

然而, 目前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 立法比较简单, 对于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也比较少, 更不用说系统完善的证据规则体系。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上的不足, 增加了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操作中的困难, 从而导致实务中当事人举证责任不能公平合理分配, 有损司法公正和威信。

此外, “谁主张, 谁举证”的规则强调了当事人在主观上需要负担举证责任, 却并未规定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也没有对哪些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由哪方当事人承担作出明确规定, 对于免举证的事实概括也比较笼统。民事诉讼中, 事实真伪不明、事实需要认定、事实需要证实的状况时有发生, 如果不及时完善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 司法就不能更好地为公民服务, 为社会服务。

此外, 我国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过于简单也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不能适应司法改革的需要, 更不能适应审判方式改革实践的需要。法律只有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才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当前应该尽快丰富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及适用条件问题, 尽快解决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问题, 以此推动举证责任制度和民事诉讼制度向改革的正确方向前进。

摘要：证据制度居于诉讼制度中的核心地位, 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居于关键地位, 诉讼的胜负与如何确定举证责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能否进行合理分配直接关系到整个民事诉讼能够顺利有效进行以及利害关系人的诉讼目标能否得到实现。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规定仍过于简单。

关键词：举证责任,民事诉讼,分配原则

参考文献

[1]潘牧天.论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规则的配置与适用[J].河北法学, 2010, 1 (1) :145.

[2]张其瑞.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探析[J].科技视界, 2014, 11:327.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理论初探 篇10

关键词：举证责任,行为责任,结果责任,证明责任

要理解举证责任, 首先应该明确一个概念:事实真伪不明。何谓事实真伪不明, 并非事实上真的不明。作为亲历案件经过的当事人, 其往往知悉案件的发展经过, 真相对于当事人而言, 是明的。而对于案外人, 包括诉讼参与人, 法官或双方当事人的律师, 真相并不明了。在具体案例中, 只有通过证据, 才能靠近事实真相。理论上, 事实真伪不明是指当事人所主张的、足以引起法律效力产生、变更或者终止的案件事实在辩论终结时仍处于真伪无法确认的一种状态。

一、举证责任的含义

举证责任的含义在民事证据理论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我国关于举证责任含义的学说主要有三种:

1、行为责任说。

该说把举证责任界定为当事人在诉讼中就自己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2、双重含义说。该说主张将举证责任一方面定义为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 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另一方面定义为不尽举证责任应承担的裁判上的不利后果, 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3、败诉风险说。该说将举证责任定义为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败诉的风险。本文随后会对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做进一步阐述。

二、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解读

我国主体上属于大陆法系类型的国家, 双重含义说,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有很大影响。

1、关于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主观证明责任)

按现代证明责任理论, 所谓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又叫主观证明责任, 是指当事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对争议事实进行证明的一种责任。而主观证明责任又一分为二, 它有时是指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 有时是指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其内涵如下:如果人们抛开具体的诉讼程序, 就一个要件事实发问, 由谁负担在诉讼中对要件事实举证, 那么谈论的就是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如果把目光对准具体的诉讼, 当法官已经获得一定的事实信息并且形成了暂时的心证, 然后人们问,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哪一方当事人去提供证据, 这时指的就是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简单地说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就是法律抽象规定的举证的负担, 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就是具体诉讼中产生的证的需要。因此在一个诉讼中, 任何一个要件事实都存在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 但不一定存在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而且, 一方当事人既有可能不承担任何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 也有可能不承担任何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

2、关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客观证明责任)

在现代证明责任理论中, 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又称客观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是指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某个主要事实真伪不明时, 依照预定的裁判规范由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 (某一事实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争议时, 根据证据调查的结果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该事实是真 (存在) , 第二种可能是假 (不存在) , 第三种可能是真伪不明 (存否不明) 。第一、第二种情况不存在客观证明责任问题, 直接根据对事实认定的结果 (真或假) 来确定当事人哪一方承担不利后果。只有在第三种情况下, 才有客观证明责任问题, 即根据客观证明责任规范来确定由当事人中的哪一方来承担不利后果。

三、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特征

1、从立法上, 我国举证责任制度体现为明确的行为责任和已广泛运用的结果责任

(1) 明确的行为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 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可见此条规定也首先肯定了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予以证明该主张的存在。这显然是一种明确的行为责任。

(2) 结果责任在实践中得到体现,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了行为责任。并未明确规定结果责任, 但是在理论上可以通过体系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来加以确认。例如, 基于我国的国情, 辅之以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审判职能;我国相当一部分人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相对较差, 如仅规定举不出证据的就要败诉, 其利益便得不到很好保护, 故法律规定了法院的补充调查取证的作用。在案件经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后, 如果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法院也不会拒绝裁判, 只能将不利的裁判结果判给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受。可见, 举证不能的一方当事人在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时还应承担败诉的后果, 这实质上仍是一种结果责任。

2、几种特殊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列举了八种特殊的举证责任, 进一步明确诉讼实践过程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 (1) 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2) 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3) 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 因而加害是否有故意或者过失不再成为证明对象, 而是由加害人全部承担。 (4)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由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就受害者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5) 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6) 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由实施危险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8) 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 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1]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

[2]陈明:《证据责任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

浅谈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 篇11

关键词：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裁量权

举证责任一直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问题。民事诉讼的基本使命是通过对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由此认定案件事实，并以法律为依据解决纷争。而且，民事诉讼系私人之纷争，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不同，秉承平等原则和辩论主义，诉讼上“其有待证据证明之事实，以当事人声明证据为原则”。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和意义

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义务，并有运用该证据证明主张的案件事实成立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这种危险，也就是接受不利于已的判决即败诉。诉讼当事人是因对某一事实发生争议或与争议有关联而参与到诉讼中来的，其与案件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对案情有充分的了解，并且诉讼结果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提供的证据才能充分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依靠这些证据人民法院才能查明案件的事实并作出判决。只有强调他们的举证责任，促使他们依法举证，承担自己的责任，才能为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纠纷的妥善解决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现状

举证责任包含质与量两大方面。量表现为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时间和程度，质表现为举证责任的分配。在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上，举证时效与证明程度发挥着相应的约束作用。正因如此，举证责任的分配及其理论一直以来都受到各国的重视。然而，长期以来，举证责任及其分配等问题在我国却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产生了诸多问题，既使司法的公正性得到了怀疑，又使办案的效率受到影响。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由此明确当事人及法院在举证活动中的责任分配，各方均应按照自己的责任权限进行举证。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主客观原因的存在，导致各方主体举证能力的不均衡化，举证责任制度的弊端也屡屡出现。就目前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现状来说，其规定的过于简单，过于笼统。当出现连法条都不涉及的案件情况时，留给司法工作者的只能是手足无措的尴尬局面，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双赢的结局。伴随着这些，接踵而来的弊端也会层出不穷，特别是针对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我们都知道关于分配我国有一个非常原则的规定，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可是在现实中有很多证据当事人是无法收集的，而需要依靠法院来收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事人举证不能的情况，这对当事人的权益来说也是不利的。例如，在很多案件中，关于责任分配的法律并不能涉及到，这就需要司法工作者在当事人之间根据一定的原则与现实情况来分配责任。而这也正是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中不足的重点。俗话说：“权力越大，危险系数越高。”当司法工作者的权力扩大时，其往往就会在证据调查和自由裁量中出现滥用权力的情况，给当事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这只是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现状中比较突出的部分，还有许多细小的瑕疵，像如何协调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如何保证诉讼程序的经济性和效益性等。我们应正视我国举证制度中的不足，不断的查缺补漏，实现共赢。

三、完善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建议

1.以当事人为核心，保障举证活动的正常开展

民事诉讼法在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规定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有权调查收集证据。作为一项法定的权利，当它受到侵犯或妨碍时，权利人应当获得某种形式的救济。但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没有对该项权利的行使提供必要的保障，致使该项权利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实现，多数情况下只是有名无实。故我们应重视起来。

首先，明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调查取证的基本程序。明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能够全面调查取证，不过规定不能涉及的证据应当排除在外，比如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不能公开的证据。还应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制作调查笔录，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和配合，对拒不协助、配合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对其进行调查取证，并可对其予以必要的处罚。

其次，以当事人为核心开展举证活动。通过建立直接作证制度，对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的保护，及打击报复作证行为的制裁、拒绝作证的强制措施等做出规定，明确规定证人、鉴定人无故不到庭的，可以强制其到庭；对拒绝作证的，可按妨害民事诉讼予以处罚，处罚后仍应強令其作证。人民法院可采取发出《举证通知书》或《当事人举证须知》等办法，督促当事人举证，并告知当事人必须围绕其主张进行举证，以防止举证的盲目性。

通过以上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当事人在证据调查中的权利，规范举证行为，进而使法官在诉讼活动中保持中立，使原、被告双方与法官之间真正形成诉讼活动所追求的等腰三角形的诉讼结构。

2.加强对我国法官司法裁量的保证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司法裁量实质上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在当事人之间分配举证责任。故加强对我国法官司法裁量的保证，对于完善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制度有着重要作用。

第一，应制定严谨完备的实体法，并对其进行详尽的司法解释；制定与司法裁量相关的制度，明确其幅度与范围；规范法律原则，尽可能的使其明了化，避免法官裁量的盲目性。保证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能够公平正义的分配举证责任，而不是出现以法官自我为中心的局面。

第二，建立健全完善的诉讼保障制度，从程序上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制定科学严密的证据规则，合理控制法官审查证据的随意性，保证在认定事实上能够客观公正，从实体上保证法官在自由裁量时有依有据。

第三，注重对法官人格的培养。在健全诉讼制度的过程中，更应该加强对法官人格的培养，提高其自身的素质和学识，实现民事举证责任司法裁量的诉讼价值，即实体公正与诉讼效益。

参考文献：

[1]韦懿.对特殊犯罪主体的思考[J].青年与社会，2014（3）：93.

论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 篇12

一、民事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一) 举证责任的涵义

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对诉讼中提出的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并在不能证明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般认为, 举证责任有两层含义, 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就特定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 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就特定的事实主张如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则要承担的不利后果, 即败诉。

(二) 举证责任的分配方式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举证责任在诉讼主体之间的合理分配问题, 即举证责任在原告、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合理配置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应就何种事实负举证责任, 以及在争议的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谁应当承受不利的诉讼后果。举证责任的分配主要有两种方式, 即“谁主张、谁举证”和举证责任倒置。“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即由事实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 它是由民事诉讼法的程序公正的价值决定的, 举证责任倒置则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例外或者补充规则, 即由主张者的对方承担举证责任, 它是由民事诉讼法的其他价值和民法的价值决定的。举证责任的举证内容是当事人主张的事实, 在事实为单一事实情况下即为该事实本身, 在事实为复合事实时为其各构成要件。

二、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

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是指患者认为医方对其的诊疗护理行为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而提起的诉讼。在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 人民法院要做出患者 (原告) 胜诉的判决, 必须确认下列事实存在:患者在医疗过程中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以及其他不良后果;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存在着疏忽或懈怠的过失行为;患者所受的损失是医疗过失行为所致。对第一项事实, 较易于证明, 但对于第二、三项事实, 则对于一般患者而言, 很难以证据证明。这是因为, 医务人员是以自己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为患者提供服务的, 其服务质量的高低, 对于处于疾病折磨中的患者来讲虽可以感受得到, 但很难证明医方的过失, 患者不了解医学上诊疗护理的基本知识, 更不论医疗上操作规程, 注意事项了, 误诊与否, 治疗及时与否, 等等, 别说患者对此一无所知, 有时甚至连医务人员在诊疗当时也缺乏非常精确的认识, 以此判断医务人员有无过错也比较困难。至于因果关系的判断, 更需要专业人员运用其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进行。可以说, 在涉及到医疗侵权责任的认定问题上, 普通病人、普通老百姓是无法证明作为专家的医务人员的过错与侵权因果关系之有无的。

考虑到举证的难易, 以及使受医疗侵权行为损害的患者或其家属有较多的获得赔偿的机会等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了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 即“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 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实际上是规定了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问题。在理解这一司法解释时, 需要明确的是, 就医患纠纷诉讼案件而言, 举证责任倒置仅适用于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根据法律责任的性质, 医患纠纷诉讼案件可以分为医患合同的违约纠纷诉讼和医患间的侵权诉讼。而医患间的侵权诉讼又可以分为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和因非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而因非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和医患合同的违约纠纷诉讼仍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

由于医疗侵权的构成要件有四个方面, 即医疗侵权行为、医疗损害后果、过错、医疗侵权行为与医疗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按照上述规定, 在医疗侵权诉讼中, 首先应由原告即患方对医疗侵权行为、身体受到损害的事实等两个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当患方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之后, 再由被告即医方对原告受到的损害与被告实施医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 医疗行为存在过错等两个要件事实相反的事实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三、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

在医疗侵权纠纷中, 医疗机构只有证明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的情况下, 才不承担医疗侵权责任。通常情况下, 医疗机构需要举出以下几种证据材料:

(一) 书证

医疗纠纷中的书证主要包括病案、术前谈话和手术记录单、护理记录单、检验报告单、影像胶片等。病案是指病人在门诊及住院期间的全部病历资料的总称, 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医疗文书。从门诊及住院病历资料中, 可以看出病人来院就诊的主要原因, 来院时的基本病情, 以及医生对患者进行了哪些检查处置等。发生医疗纠纷后, 病历资料是医疗行政部门和法院确认医疗单位诊疗措施是否正确, 认定医疗过失的重要证据。根据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8条的规定, 在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时, 医疗机构提交的病历资料应当包括:住院患者的病程记录、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会诊意见、上级医师查房记录等病历资料原件;住院患者的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 (检验报告) 、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等病历资料原件;抢救急危患者, 在规定时间内补记的病历资料原件;封存保留的输液、注射用物品和血液、药物等实物, 或者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对这些物品、实物做出的检验报告;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有关的其他材料。

(二) 物证

医疗纠纷中的物证主要是指医疗工作中的治疗用具, 比如注射针头、针管、输液管、输血袋以及治疗使用的药品、医疗器械等。这些物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稳定性, 是医疗纠纷中广泛使用的一种证据。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疑似输液、输血、注射、药物等引起不良后果的, 医患双方应当共同对现场实物进行封存和启封, 封存的现场实物由医疗机构保管;需要检验的, 应当由双方共同指定的、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双方无法共同指定时, 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在医疗护理过程中, 当患者及其家属同医疗单位就医疗护理问题发生纠纷时, 就需要对医疗现场实物进行收集、保留和查封, 不得对这些实物再使用或毁损。

(三) 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主要包括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和尸检报告。在医疗纠纷案件中, 医疗机构可将“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作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向法院提交。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属于医疗事故: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 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上述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具体情形, 均属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无过失或医疗行为与医疗后果之间无因果关系的情况, 应当属于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的范围。

在医疗侵权诉讼中, 除上述证据种类外, 视听资料 (医院的手术录像和监控录像) 、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和勘验笔录等民事诉讼的其他证据形式也可以根据案情的需要加以使用。

四、患者的举证责任

(一) 患者举证的必要性

在医疗侵权诉讼中,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医疗机构对因果关系和医疗过错这两个关键问题承担举证责任, 减轻了患者的举证责任, 但不等于完全免除了患者的举证责任, 并不是说患者什么证据都不需要提供。患者仍需向法院提供一定的证据, 证明自己确实在那家医院就诊或手术过, 医院对自己的权益造成了损害。由于绝大部分的病案材料都由医院保管, 患者在医疗纠纷发生后, 想要通过病案材料取得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特别困难, 这就要求患者从来到医院就诊时开始, 就注意保留或收集自己所能拿到的任何证据, 以备后患。

(二) 患者举证的内容

一般来说, 患者应承担以下两方面的举证责任:第一, 患者应举证证明自己的生命权、健康权遭受了损害, 即证明损害事实存在, 而且应该证明该损害事实是在该医疗机构治疗过程中或治疗结束后出现的, 至少应该证明自己受到的身体损害与被告有关。需要注意的是, 随着庭审的进行, 诉讼过程中会不断进行举证责任转换, 如医疗机构举出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清白, 此时就要求患者提供反驳的证据。如若举不出证据, 患者就可能面临败诉的风险。第二,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 没有在医疗机构建立病历档案的, 由患者提供鉴定所需材料。这包括因门诊而发生医疗事故纠纷的情形在内, 这种情形下, 门诊病历、化验、检查报告均由患者自行保管。因此, 患者应负有提交这些证据材料的责任。

在医疗侵权诉讼中, 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 患者收集证据是其权利, 但权利的行使是有限度的。患者收集证据必须采取合法手段, 以抢夺、偷盗等方式取得的病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明确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作为医院合法财产的病历, 其权利当然受法律保护。无论被抢走的病历是否被涂改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但如果患者将有关的医疗过程摄像、拍照, 只要不违反禁止性法律规范和社会功德就有可能被法院采纳。

参考文献

[1]、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的理解与适用[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