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评价医疗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论文

谨慎评价医疗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论文（精选3篇）

谨慎评价医疗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论文 篇1

谨慎评价医疗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

李洪奇律师 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医学法律部主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于4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把医疗领域的侵权行为纳入推定过错责任范畴。只要患者提出侵权事实和理由，医疗单位就必须负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和侵权，否则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这种负担举证责任的方式在民事法学上称作“举证责任倒置”。

此规定听起来似乎加重了医疗单位的举证责任，降低了医患纠纷的诉讼门槛，使患者更容易成功起诉医院。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医疗诉讼本质问题没有因此而改变。

第一，无论哪一方当事人负责举证，最终都有赖于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或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新规定理论上将鉴定申请人由患者变成了医疗单位，改由医院首先主张医疗事故鉴定或司法鉴定，对医疗诉讼的程序产生一定影响，但对诉讼实体几乎没有影响，而决定诉讼胜败的根本因素在于诉讼实体部分，即有证明力的医学和法律事实。

第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患者完全无需举证。患者仍需就医疗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存在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患者要想起诉医院，必须掌握符合立案的证据材料。

第三，新规定之前，医院作为被告应诉时，一定会列举各种各样的抗辩理由进行答辩; 新规定之后，过去的抗辩理由很自然变成了现在的`“举证”事实，对医疗纠纷本质没有太大影响。

第四，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完整统一的医学法律体系，调整医患关系的多为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单位规定，其中某些条文相互冲突，导致司法审判难求法律依据，甚至造成法律盲区。另外，全国各地、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不尽相同，执行新规定需要一定时间的探索和尝试，不可能立竿见影。

最后，我国缺乏有效的医疗事故保险体制，医疗风险直接转嫁到医疗单位，导致医患纠纷日益激化，医疗诉讼也逐渐增多。如果不解决医疗体制中存在的其他问题，患者的维权行动依旧艰难，不容我们盲目乐观。

谨慎评价医疗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论文 篇2

1.1 医疗合同的模糊性

医患关系是一种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一般来说，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告成立，这是合同成立的一般规则。意思表示一致要求一方的“要约”与另一方的“承诺”的内容必须明确。但医疗服务合同有区别于一般合同的特殊性，合同的内容具有模糊性。

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医学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这决定了他们对自身的疾病以及治疗方案的选择知之甚少，所以，患者入院时“要约”内容是概括与模糊的。而医院收治病人的“承诺”内容也是模糊的，在医疗“强制缔约义务”制度设置之下，对危重病人的收治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需要医院的“承诺”。医疗服务的具体内容必须在医生对患者的病情作出诊断后才初步确定。由于病情的发展与转归不同和患者的个体差异性，医疗服务的内容也在随着诊断的深入而不断地进行修正与完善。因此，有人说“医学本身就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一门可能的艺术[1]。”

甚到有人认为，面对那些无法彻底消除的癌细胞、疾病与无法治愈者，医学应该以一种“混沌”角度去对待疾病与治疗病人[2]。而不是一定要找到一种所谓的“科学”治疗方法。由于医疗服务的动态模糊性，决定了对医疗行为正当性的考量，不是看是否达到了对患者治愈的效果，而是看医护人员在某个诊治阶段是否履行了应履行的手段，这就是所谓的“手段义务”。

医疗内容的模糊性使医疗行为过错责任的认定变得尤为复杂，如医疗上的“误诊”行为。误诊顾名思义是“错误的诊断”，单纯从法律的角度来考虑，“误诊”即便没有对患者造成医源性损害，但也可能使患者的治疗“机会丧失”，而“机会丧失”理论已经在法学领域得到认可。但是，从医学角度来说，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极为相似，加之医疗技术发展的局限性和医生经验水平的影响，误诊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即便在一些医疗水平发达的国家，误诊率也在30%左右。我国目前尚没有看到比较权威的总体统计数据，但据有关管理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某些疑难病例的误诊率达40%以上。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误诊误治研究会的调查报告显示，个别单病种的误诊率甚至高达90%。

1.2 医疗内容的模糊性

美国加尼福尼亚大学数学家查德，曾在自己的论文《模糊集》中对“模糊”作了科学的阐述。查德认为任何事物都在不断运动和发展变化中，过渡、中介的形态是很难作出精确判定，同时各个事物之间相互联系、渗透、转化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往往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所以事物只有在它的中心部是明确的，边缘地带都是模糊的。

医学的模糊性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中医的脏腑辩证以及脉象浮沉都是模糊的，让患者说清伤口从几点几分开始不痛了，更是不可能。最能感触医学模糊性与法律确定性矛盾的是法医鉴定人员，如按照鉴定标准，“失血性休克”构成重伤，而“失血性休克前期症状”则构成轻伤，两者对致害人的定罪与量刑差别很大。但从医学而言，区分“休克”与“休克前期症状”并非仅通过脉搏、血压等一些临床数据就可以得出，这常常让法医鉴定人员大伤脑筋，鉴定结果也经常受到质疑。

目前，供医学诊断参照的正常值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模糊的。正常人在相同条件下身体的许多指标并不相同，如心律有快慢之分，血色素含量有多少之分，血糖、肝功能等每个人也都不一样。所以，医学正常值往往都是“正常值范围”，而不是一个具体确定的数值。即便是这么一个模糊性的范围，在该范围内的化验数据其实有些也并不正常，如血总胆固醇检验大于230毫克/分升时，医院才会标明为异常。而实际上处于“正常”胆固醇水平的许多人或冠心病病人已处于冠心病发生、复发或死亡的高危状态[3]。

疾病的发展转归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比如肿瘤从良性到恶性的转化，化验结果从阳性到阴性的转变，这中间有些是医疗干预的结果，有些则是患者自身免疫的结果。临床医生的诊断不可能等到疾病全过程结束之后,再得出“回顾性”结论。但形成医患纠纷之后，审判人员甚至一些鉴定人员则惯用“回顾性思维”去考量诊断情况与治疗方案是否合适。这如同前者披荆斩棘走出了一条路，而后者则只站在路的终点回顾，这条路是不是走歪了。

1.3 经验法则的模糊性

要确定医方是否存在过错，必须要有一个标准来比照。适用于日常生活事件的法律关于“过错”的认定规则，对医疗过错的认定几乎无任何作用。对于技术性错误必须用技术性的视角来判断，医学上过错的标准只能沿用医学的“经验法则”。

真正的“经验法则”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后，对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能上升到“经验法则”的东西，往往类似于“公理”，属于“不证自明”的公认范畴。但是，在医疗领域里，“经验法则”却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我们承认医疗界有经验丰富的医生，这些医生在面对模糊的病理表现时能做出更为正确的判断，但却无法概括出可以普遍适用的“经验法则”。

医学对于人体的认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即便通过不断更新的科学仪器，还是有许多问题医生无法探知并找到解决办法。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医学各领域不是都有所谓的“诊疗常规”吗?而事实上，这种“诊疗常规”只是代表某个时期的“权威观点”，多散见于权威的学术著作之中。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也只能算是一个行业规范。并且许多医务人员通过医疗实践已经注意到，基于医疗风险、医疗成本等原因，选用“诊疗常规”的传统治疗方法已经阻碍了医生发展新的诊疗手段。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诊疗常规”并不是为契合法律或者为解决纠纷而设置的，所以两者难免出现不衔接的情形。如我国已经出现多起残疾婴儿“不当出生”的案例，《母婴保健法》规定：“胎儿有严重缺陷的，医师应当向夫妻双方说明情况，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但代表B超“检查标准”的《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超声医学分册)》规定B超只检查胎儿双顶径、胎心、脊柱等七项常规内容，根本不包括检查胎儿肢体是否缺陷这一内容。

2 对医疗“举证责任倒置”的检讨

2.1 举证倒置下的“结果责任”

传统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包含主观举证责任与客观举证责任，前者为提出证据证明争议事实的行为责任，后者为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不利裁判后果的结果责任。举证责任是脱离具体的诉讼按一定的规则抽象地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并在具体诉讼发生前预先分配好的。

医疗“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规则直接来源于《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其理论基础则来源于医方的“过错推定”。对于推定对举证责任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法律推定导致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转移，而事实推定仅使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转移。换言之，当推定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就法律推定来说，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败诉风险，就事实推定来说，由推定的受益人承担败诉风险，法律推定受益人无需证明推定事实存在，而将不存在推定事实的举证责任转移给对方当事人。而事实推定对方当事人仅对不存在推定事实负担提出证据责任，对方当事人提出反证动摇法官心证或者即使未提出反证但法官对推定事实未形成确信时，不利后果都由推定受益人承担[4]。

医疗过错推定显然只是一种事实推定，这种推定的受益人是患者。医方只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出示相关证据的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这种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无法最终完成，医院不能“自证清白”，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就会随之而来。所以，过错推定事实上是让医方承担了“结果责任”而不是“行为责任”。

2.2 医方“信息优势”的检讨

举证责任倒置的合理性在于医患纠纷双方“信息占有的不平衡”，患者由于医学知识的限制，在诊疗过程中处于被动与服从地位，而医疗机构则占有病历等诊疗信息，在诊疗过程中处于主动与指导地位。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确实有规制“证明妨碍”行为的功能，“‘对待证事实之存否掌握较多之认识，而能较容易地对待证事实之存否进行证明之当事人，就该事实之存否应负有举证责任’，此观点通常以‘与证据之距离’、‘证明之难易’加以表达[5]。”

但是，举证责任倒置也有其固有的缺陷，最主要的是“一律适用可能使因证明妨碍而遭受不利益的负举证责任当事人获得超过限度的利益，从而产生新的不平等[6]。”在医疗纠纷中，这种不平等表现得非常突出。

医院举证能力首先受到了医疗内容模糊性的客观限制。如在非典疫情发生期间，同样的治疗方法，一些临床症状轻的患者死亡，而一些临床症状较重的患者却康复了，没有人能说出其中的原因。

医疗合同的模糊性也是导致医方不能举证的原因之一。最能反映诊疗过程的“病历”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医疗合同，因为上面除了手术协议等有患方签字的内容之外，患者在程序上并没有参与和实体上的知悉。在发生纠纷后，患者往往对病历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使病历的证据效力受到一定的影响。

而医疗“经验法则”的模糊性也使纠纷无法找到一个有效的标准对比。如在一起安妥碘注射引起的过敏死亡案件中，患方认为医方用药前没有按照医疗常规做过敏试验，而医方则举出了若干份证据，证明许多提示“过敏者禁用”的药物在临床上并不做过敏试验，其中就包括安妥碘注射液。

“模糊”逻辑技术曾经在医学诊断、医疗管理、治疗评价方得到充分的实用，但在面临医疗纠纷，必须就某些问题作出能让审判人员明白的解释时，医疗的“模糊性”成了不可逾越的难题。在模糊地带，医方同样不具有“信息优势”。

2.3 举证倒置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可否认，医疗举证责任倒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医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促进医疗机构努力提高医疗水平与服务质量，但另一方面举证责任倒置也损害了医疗行为的积极性，延缓了医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首先，举证责任倒置改变了风险分配规则。医疗风险贯穿于诊断、治疗与康复的全过程。广义下的医疗风险实际上包括疾病风险、医疗非过错风险和医疗过错风险，这些风险可能在一起医疗纠纷中单独出现，也可能混同出现。从风险分配上来说，疾病风险和非过错医疗风险，应由患者负担，只有医疗过错风险，医方才应承担民事责任。在“举证责任倒置”下因医方不能举证而判医方败诉的许多案件，并未对风险的来源作出合理区分，而全部判由医方承担。

医疗纠纷因为技术性较强，一直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问题，特别是在过错与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此作出法律评价的并不多。因为医学知识的缺乏，法官并没有对病历或者鉴定结论作出科学评价以及合理取舍的能力，加之作出这样的评价本身带有一定的错误风险，许多法官回避了判断医疗过失以及事实因果关系的障碍。医疗举证责任倒置之后，一些法官更不愿意再纠结于这些技术性因素的认定，尽管医方举出了诊疗过程中的所有证据，法官仍以医方“举证不能”而判决医方败诉的案件越来越多。

风险单向分配而造成患者的滥诉与医方的防御，不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有些原来可以通过协调、行政调解解决的医患纠纷，直接进入了诉讼程序。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伦理道德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困境中，法律对医疗行为选择的影响远远大于伦理道德的约束[7]。当举证责任倒置加重了医方风险的时候，医院也在想办法规避这种风险，尽可能地对患者进行全面检查，而不考虑医疗成本和患者的承受能力，出现了所谓的“过度治疗”或“防御性医疗”。对危重等风险较大的病人，则采用消极措施推诿。

在技术防范的同时，医生对患者的心理防范也越来越重。某医学网站上有一篇《医生自我保护必读31条真话》，包括：“诊断须谨慎，尽量全面但模糊，留回旋余地;风险大的手术别做;时刻想着，你眼前这个病人可能就是马上到法庭上告你的人……”

3 医疗“协力义务”的提出与设计

3.1 医疗“协力义务”的性质与内容

证据协力义务是指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及第三人为协助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应尽的公法上义务,其目的在于保证法院能基于证据调查之结果作出正确的裁判。证据协力义务包括证人义务、鉴定人义务、当事人受讯问义务、文书提出义务以及勘验协力义务等形态[8]。

法学理论曾经倡导一种理念：“任何一方并无义务向对方提供可以以对方攻击自己而使对方获得胜诉的武器”。这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分配原则产生的依据。鉴于个案中证据材料常常存在于并非举证人一方支配的领域，许多国家对传统的举证规则进行了修正，通过立法要求证据“持有人”应承担诉讼证明的协力义务。

医院的协力义务，主要是病历等提交义务。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它反映了诊疗的全过程。关于病历所有权的归属，第一种观点认为归患者所有。认为患者在挂号时已经交纳了病历制作的工本费用，通过购买而取得了病历所有权。第二种观点认为归医患共有，物质部分属于医院所有,资讯部分则属于患者所有。第三种观点认为病历属于卫生档案，归国家所有。第四种观点认为，病历是医护人员的知识产权，应归医方所有[9]。

国外对病历所有权的归属规定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医疗机构拥有病历的保管权利与责任，而患者享有一定的查阅、复制权。这种保管的“持有”状态，决定了在形成纠纷时，医院有协力义务提供病历资料。

医院“协力义务”的内容是否与患者“知情权”内容相一致?关于患者知情权的范围，分别规定在《侵权责任法》、《执业医师法》等六部法律、法规、规章之中，如《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显然，告知的内容是有限的。而协力义务的内容则应该是全面的，甚至包括诊疗过程中的医生病案讨论、不同科室的会诊记录等内容，都应当向法庭或鉴定机构提供。

3.2 引入协力义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减轻患方举证负担是应当的，也是必须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减轻患者举证负担，而又不至于破坏应然的医疗风险分配规则。国外的判例分别适用了可见事实自证原则、表见证明、证明妨碍理论、重大诊疗过失原则、可完全控制之危险原则等。在这些方法中，自证原则、表见证明、证明妨碍理论属于举证负担的减轻制度，而重大诊疗过失原则、可完全控制之危险原则属于举证责任转换制度[10]。

医疗“举证责任倒置”是典型的举证责任转换制度。在德国，只有重大医疗瑕疵或可完全控制之危险的情况下，才适用举证责任转换制度，而对一般的医疗纠纷，只是适用患者举证负担减轻制度。重大医疗瑕疵系指医生“明显违反了医疗规范或者业经证实的医学知识”，而完全控制之危险系是“危险完全来自于医师，而与患者人体组织差异性无关”[11]。这两种情况下，医方的过错已经达到很明显的程度，举证责任转换实际上是给医方一个影响法官心证的机会，是一种程序权利，而不仅仅是一种义务。

而我国减轻患者举证负担仅采用了单一的“举证责任倒置”，在纠正医患双方举证能力不平衡的同时，却造成了责任分配与风险负担的不平衡。纠正医疗“举证责任倒置”的偏差，就是要加大医疗机构举证的“行为责任”，但不加大医疗机构举证的“结果责任”。

要求证据持有方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就是“协力义务”的内容。将“协力义务”引入医疗举证规则之中，其可行性在于“医生就其诊治过程中所见、所听、所知和作出的医疗诊断和治疗措施负责并举证。医方必须应鉴定人或者法官要求，出示真实的病历材料，只有在医方不能出示这些证据或者证据存在涂改、伪造等瑕疵，对证据的证明力产生影响的时候，法官才可以不予采信并推定医方存在过错。而对于病历内容的技术性问题，则必须作出实质性的判断。

3.3“协力义务”下的法律评价

医疗“举证责任倒置”之下，法官对事实与因果关系的评价重点在于医方的辩解是否成立。而在“协力义务”之下，法官则需要对事实与因果关系作出直接的肯定或者否定性的评价，这无疑会加重法官的审理难度。但事实上法官永远都无法回避过失和因果关系判断等技术性问题，仅仅依靠证据规则与司法技术作出的判断，其判断的说理只是说明规则的“道理”，而不是案件的“事理”，这种判断所彰显的是“程序价值”而不是“实体价值”。

所有经过诊治患者的“结果”都是疾病转归与医疗干预的共同结果，两者互相缠绕。在发生纠纷时，患者往往会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作出“一般判断”，而医学技术人员则从医疗技术性因素出发作出“技术判断”，法官则是基于法律上规定和利益衡量之后作出“法律判断”。三者之间的差异性是造成互不认同而使医疗纠纷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

尽管判决要依据法律判断来作出，但毫无疑问法律判断也不能忽视技术判断的合理性。由于学科壁垒，对于医疗纠纷法学界的研究一直致力于举证规则与法律适用的完善，而医学界的研究则一直致力于医疗纠纷的防御与处理。对于三种判断之间如何趋向契合，如何用医学理论构建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律规则，如何用法律规则指导医疗实践完善医疗行为，则很少有人研究，这与法律与医学兼备的复合型人才稀缺有一定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借鉴日本“医疗诉讼集中部”的作法，设立医疗事故专门法庭，努力提高法官对医学证据的评价能力作为重要课题[12]。

“协力义务”对医方举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务人员要增强证据意识，把医学资料的收集、保存贯穿于医疗的整个过程。基于诉讼过程中医患双方经常为病历的真实性发生争执，在肯定患者复印病历权利的同时，如何增强患者在病历记录上的程序参与，使病历真正成为“参与——协商”现代医疗模式下的合同范本，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摘要：医疗举证责任倒置设置是基于医方的信息优势,而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医疗合同、医疗内容、经验法则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单一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纠正医患双方举证能力不平衡的同时,却造成了责任分配与风险负担的不平衡。纠正医疗举证责任倒置的偏差,就是要加大医疗机构举证的“行为责任”,但不加大医疗机构举证的“结果责任”,因此应当引入“协力义务”替代举证责任倒置。

关键词：医疗纠纷,协力义务,举证倒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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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西巨.医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83.

[11]赵西巨.医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06.

谨慎评价医疗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论文 篇3

关键词：举证责任制度；举证责任倒置

自古以来，关于举证责任的不同意见就有很多，尤其是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由于机械的大量使用和环境的污染对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威胁越来越严重以及法人制度的普遍建立迫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市场弱者，于是就催生了许多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局部的实行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举证责任的概念最先来自于古罗马，古罗马有两条法则规定：“原告有举证的义务”和“提出主张的人有举证义务，否定的人没有举证义务”。在长时间的法理探究、探索以及通过审判的实践过程中，举证责任的含义变得越来越完善，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说法。接下来，本文将从本文将从举证责任倒置的含义、界定和特征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举证责任倒置的含义

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论证思路，对举证责任倒置作了不同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举证责任倒置是相对于举证责任分担或分配的一般原则而言的，即负有举证后果责任的原告，提供证据有困难的，依法由对方当事人被告提供证据，负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责任。”可见，主流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指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是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二、举证责任倒置的界定

在概念上对举证责任倒置做出合理的界定需要把握以下几点：第一，举证责任倒置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法学概念，只能立足于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来探寻其应有的内涵。举证责任倒置在我国没有系统的证明责任法作为理论支撑，而是散见于诉讼法及实体法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中是法律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弱者和强者诉讼利益的一次重组，并由立法产生一系列举证责任分配的例外规则。因此，对其内涵的探寻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的问题，应当首先考虑法律的规定。第二，举证责任倒置作为一项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包含了法律、规章、司法解释等各个不同位阶的立法，主要有《民法通则》规定的几种特殊侵权民事责任，还有《意见》里对其加以重申和补充的几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以及最近颁布施行的《规定》等司法解释，此外规章中也有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从举证责任倒置涉及的领域看，既包括侵权、也包括合同，还包括劳动争议、医疗事故争议、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将来还会有更大的拓展。因此，我们在考察其概念的内涵及外延时，应该持发展、开放的态度，不能作茧自缚。第三，深入理解何为“倒置”。《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仍然应该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依据。可见举证责任倒置是一种例外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指在一定的情形下，不应当按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决定某个案件的举证责任，而应当实行与该原则相反的分配。但是，也并非案件全部事实的举证责任都需要倒置，而是有一定范围的法律对此一般也有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举证责任倒置是法律为了平衡当事人的诉讼权益而在程序上实行的有利于权利主张实现的一种机制。

三、举证责任倒置的特征

举证责任倒置的特征可简述为以下四点：一是举证责任倒置以举证责任的一般性原则为前提。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在近现代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通说，法律要件分类说被称为配置举证责任归属的基本规范。只有当依法律要件分类说不能恰当地落实举证责任的负担时，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和必要；二是举证责任倒置在倒置对象上具有局限性。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现象的案件，绝对不意味着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倒置”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而仅仅意味着某些特殊案件中的部分要件事实倒置给对方当事人承担；三是举证责任倒置在待证事实上具有相反性。举证责任倒置对特定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承担不仅在主体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在举证责任所指向的客体上，即证明对象上，也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所“倒置”的举证责任客体和“正置”情形下的举证责任的客体，在事实的自身性质上恰好呈正反对立关系；四是举证责任倒置承担主体的对换性。举证责任倒置与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被颠倒过来的事实由相对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比如，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对某一个事实主张应由原告负举证责任，但在举证责任倒置的作用下，该事实主张的反面事实便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举证责任倒置的诉讼杠杆的调节下，不仅证明的客体发生了性质上的颠倒，而且在责任主体的位置上也发生空间上的变化。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决不仅仅意味着由原告向被告的倒置，它也同时意味着由被告向原告的倒置。实际上，民事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均以一定标准承担各自的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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