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精选12篇）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篇1

依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及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的行政诉讼关于举证责任实行的是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 同我国的民事诉讼相比有较大的差别, 和国外的举证责任制度也存在着不同点。因此, 这些不同点, 对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进行分析。

1 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特证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应当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否则, 将承担败诉风险及不利后果的制度。在行政诉讼中, 争议的双方一方是原告, 即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管理相对人, 另一方是被告, 即具有行政权能的行政主体。其争议的焦点不外乎原告对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或者对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不服, 再就是对被告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不服。如果证明责任规则确定了争议双方各自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上的责任, 那么依据该规则就能很好地使法官对争议的事实有一个明确的处断, 较快地对争议作出准确的裁决。

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对诉讼的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 最终影响到审判的结果, 也就是承担败诉的风险。按照德国学者莱奥·罗森贝克的观点:“在任何诉讼中, 法官的任务均是如何将客观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1]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原则, 既可理解为责任的规律性分担规则, 也可以理解为仅仅是对提供证据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规定。因而,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所规定有限制的“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具有如下特征:

1.1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

被告首先要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必须举出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来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 如果不能证明自己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 则无须原告证明其行为违法, 被告就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这一特征和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是有较大不同的, 民事诉讼中, 对于原告的主张, 原告必须承担举证的责任, 对被告亦如此。

1.2 在行政诉讼中, 原告亦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

在《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的举证责任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关于证据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 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同时, 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 原告应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不作为案件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以行政机关拒绝、不予答复、拖延或没有有效履行职责为由而提起诉讼的案件。此类案件中, 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是行政机关实施一定行为的前提, 没有申请行为, 行政机关拒绝、拖延等不作为行为当然无从谈起。因此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当然, 对于行政不作为案件的诉讼并不一定会对行政主体的不作为产生败诉的结果。

2 现阶段我国确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依据

2.1 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依据

一定的行政程序规则, 而这种行政程序规则从流程上来讲, 首先是行政主体在进行调查或作出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行为之前, 应当向相对人出示履行职务的证明, 表明其有权从事该项活动;其次, 应当将有关的事项告知相对人;接着是作出一项决定或裁决前, 应当查明事实, 收集证据, 使用诸如询问证人、查帐、鉴定、勘验等各种方法, 必要时, 在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决定之前, 还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 只有当前述程序妥当之后, 行政主体才可以向行政相对人说明作出某项决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最终作出裁决。当原告因具体行政行为与被告发生争议而进行行政诉讼后, 由被告提交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以证明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是合法的, 也是合理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则从法律上就可以推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合法性。

2.2 原告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弱势地位,

决定了其无法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而只能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这种弱势地位的砌成主要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单方面的职权行为, 享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单方面调查、收集、保存和使用各种证据的职权, 是否拥有多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需要的证据, 只能由行政机关来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 原告很难或者完全不能占有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足够证据。原告在行政管理中, 处于被管理者和被支配者的地位, 无法全面收集到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同时, 部分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行政案件中, 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需要借助于专门技术人员通过技术检测手段才能确定, 而原告则缺乏被告所具有的条件来发现、保存、收集所需要的证据。

3 现阶段我国确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益处

3.1 有助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合法权益加以保护。

面对拥有行政职权的强大的行政机关, 原告总是处于弱势。

3.2 有助于规范证据的提供、调取、质证、认证等活动, 使之更加容易操作。

3.3 有助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和保护。

近年来, 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呼声渐高, 意味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更趋完善。

3.4 有助于融合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观

念, 使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与国际接轨, 逐渐趋向依法行政, 真正实现现代法治的基本观念, 如平等、自由、开放、透明、公平、效率、依法行政、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等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

4 国外有关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不同理论

4.1 由原告负证明责任。

由于行政行为有公定力, 受合法性的推定, 所以要求其撤销的原告, 应负该行政违法的责任。

4.2 由被告行政机关负证明责任。

因为行政行为即使违法除无效的场合外一般是有效的, 因此在撤销诉讼中, 被告行政机关对其处分合法性应负证明责任。

4.3 根据法律要件不同而分配证明责任。

4.4 根据行政行为内容不同分配证明责任。

4.5 根据具体案件分配证明责任。

5 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发展趋势

5.1 由被告负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原告负

初步的举证责任, 在行政行为数量及争议案件不是太多的情况下, 是比较可行的, 但随着行政主体职能的不断变化, 各种行政争议案件越来越多, 由行政主体承担大量的证据保存义务, 有欠妥当。原告如果不对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采取的措施、违法行政的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根据等证据予以妥善的保存, 就可能预见到诉讼对自己不利的结果。

5.2 由原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有利于督促原告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

如原告主张被告动机或目的恶意、或违法, 而行政案卷或记录中却难以看得出来。而动机和目的, 一般来讲又属于内在的东西, 故只能先由原告举证。

综上所述, 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主要的举证责任并无不妥, 但在特殊情况下, 原告亦应当具有充足的证据保护意识, 对适用法律有不同意见, 或者认为行政主体有主观恶意等情况下, 就应当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只有行政诉讼双方的举证责任明确、清晰, 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才能起到其本应具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德) 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

[2]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3]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篇2

王能干 (QQ:2853;Mail:xbgx@163.com)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应当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败诉风险及不利后果的制度。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关于证据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关于证据的规定》第二条至第九条还分别对哪些情况下原告和被告应当提供证据以及收集证据时应当遵守的规定。按照《行政诉讼法》及《关于证据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行政诉讼关于举证责任实行的是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和民事诉讼相比有较大的差别，与国外的举证责任制度也存在着不同点。下面，笔者试图结合这些不同点，对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特征

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是行政诉讼责任的规律性分担规则。”按照这种规则，“当事人只要提出某种诉讼主张，就有责任举证。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但是提不出证据，或证据之证明力度不够，通常说来，当事人多半败诉。即当事人肯定或可能多半败诉。”（见《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第542页，刘善春著，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不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仅仅是对提供证据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规定，不是关于结果责任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规定。由于举证责任分配是指对结果责任的分配，《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根本不是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流行的观点将“谁主张，谁举证”作为我国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并予以指责，实际上是无的放矢，弄错了对象。按照这种理解，“谁主张，谁举证”是提供证据的原则，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只能将其作为提供证据的规则而不是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来适用。

由于我的行政诉讼法起步较晚，很多理论是直接脱胎于民事诉讼法的。但是，在举证责任制度上，则又有别于民事诉讼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不管是将“谁主张，谁举证”理解成举证责任分担规则，还是将其理解成提供证据的规则，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对诉讼的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最终影响到审判的结果，也就是承担败诉的风险。按照德国学者莱奥.罗森贝克的观点，“在任何诉讼中，法官的任务均是如何将客观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当事人对事件的事实过程的阐述不可能达到使法官获得心证的程度的情况。法院几乎每天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如此，行政法庭也同样如此。”（见莱奥.罗森贝克著《证明责任论》第1页，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由于当事人在法庭上对争议的事实之陈述均是事后的陈述，法官没有亲临现场，也不可能亲临现场，因此对于法官的裁决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如果既不能查明已经发生，也不能被查明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不能因为对事实问题怀有疑问而使有关的法律问题不予裁决，要么对请求的法律效果已经发生予以肯定，要么对该效果未发生予以否定。此时，证明责任规则就会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回答。

在行政诉讼中，争议的双方一方是原告，即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另一方是被告，即具有行政权能的行政主体。其争议的焦点不外乎原告对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或者对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不服，再就是对被告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不服。如果证明责任规则确定了争议双方各自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上的责任，那么依据该规则就能很好地使法官对争议的事实有一明确的处断，较快地对争议作出准确的裁决。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所规定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具有如下特征：

1、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被告首先要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必须举出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来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如果不能证明自己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则无须原告证明其行为违法，被告就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这一特征和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是有较大的不同的。比如在民事诉讼中，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被告偿还所欠的债务。此时原告必须举出证据，证明双方债务之存在，且被告未予偿还的事实。对于被告来说，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债务之不存在或者已经偿还了债务的事实，则必定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对于原告的主张，原告必须承担举证的责任，对被告亦如此。而在行政诉讼中，则主要由被告来承担，主要体现在被告应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提事实的存在，且要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如原告甲对被告某公安局对其给予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则某公安局应对甲存在违法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并且亦应向法院提供处罚的法律依据。如果公安局逾期不提供证据，或者无法提供证据，则法院不应要求甲来证明违法的事实是否存在，直接可以据此裁决公安局败诉。

2、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亦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的举证责任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关于证据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同时，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因为不作为案件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以行政机关拒绝、不予答复、拖延或没有有效履行职责为由而提起诉讼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是行政机关实施一定行为的前提，没有申请行为，行政机关拒绝、拖延等不作为行为当然无从谈起。因此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当然，对于行政不行为案件的诉讼，并不一定会对行政主体的不作为行为产生败诉的结果。比如，公民申请行政奖励的行为，行政主体在法定的期限内没有给予答复是一种不作为行为，但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是行政主体败诉，但不必然的会要求行政主体作出给予公民某种行政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有些依申请的行为会产生特定的法律后果，如行政许可的申请，但有些则要视法律的规定条件而论，不是一经申请，当然的获得预期的法律后果。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的所负的这种举证责任，有的学者又把它称为初步的证明责任，因为这种初步的证明责任只是体现在诉讼的开始阶段，一旦案件进入到实质阶段，就要依据被告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来确定双方在提供证据方面的义务了。

二、我国确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理由

刚才分析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特征，可以知道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应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原告应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那么，确立这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理由是什么呢？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1、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依据一定的行政程序规则，而这种行政程序规则从流程上来讲，首先是行政主体在进行调查或作出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行为之前，应当向相对人出示履行职务的证明，表明其有权从事该项活动其次应当将有关的事项告知相对人，接着是在作出一项决定或裁决前，应当查明事

实、收集证据，使用诸如询问证人、查帐、鉴定、勘验等各种方法，必要时，在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决定之前，还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只有当前述程序妥当之后，行政主体才可以向行政相对人说明作出某项决定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之后，最终作出裁决。这种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程序规则决定了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当已取得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否则必然是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职权。当原告因具体行政行为与被告发生争议而进行行政诉讼后，由被告提交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以证明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则从法律上就可以推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合法性。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是因为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当有义务收集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并予以保存。一旦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期限已过，行政主体是否还应当将这些证据予以保留？换句话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行政相对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了起诉期限，后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障碍消除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起诉期限，并获得人民法院的同意，而行政主体却不知道此种情况的存在，误以为行政相对人错过了起诉期限，因此没有必要保留原告的证据。此时的诉讼显然对行政主体不利，该如何解决？法律并无明确的规定。按照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只要是行政行为，不论存在着什么样的瑕疵，在被依法消灭前都具有公定力。即使行政行为具有重大而且明显的瑕疵，也并不是任何人有权、有能力加以辩认的，而只能由有权并且有能力辩认的国家机关来判断并加以否定。因此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虽然被告有主要的举证责任，如果因起诉期限的延误，而造成证据之丧失，亦不应判定由被告承担败诉的结果，否则就与法的最基本原则－公平原则背道而驰。

2、原告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其无法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而只能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这种弱势地位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单方面的职权行为，享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单方面调查、收集、保存和使用各种证据的职权，是否拥有和拥有多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需要的证据，只能由行政机关来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告很难或者完全不能占有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足够证据。原告在行政管理中，处于被管理者和被支配者的地位，无法全面收集到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同时，部分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行政案件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需要借助于专门技术人员通过技术检测手段才能确定，而原告则缺乏被告所具有的条件来发现、保存、收集所需要的证据。当然这种弱势地位只是一种相对性的，在具体法律行为中因为法律规定而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之性质所决定的，在举证方面能力大小的不平等，与原、被告的经济地位、机构性质、组织差异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具体到某一个行政诉讼案件中，原告可能是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跨国公司，被告则可能是只有区区几人的行政机构。行政诉讼之所以在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偏向于原告，仅仅是由于具体行政行为中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职权的不平等。需要注意的是，用一种不平等的手段去掩盖另一处不平等的事实，并不会带来更大的平等。因此，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并没有完全采取由原告或被告一方来举证的做法。只有双方互有举证的义务，共同向法庭举证、质证，并且根据法律要件的不同（或者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来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才能确保实质的平等，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形成了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三、现行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之益处

1、有助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合法权益之保护。面对拥有行政职权的强大的行政机关，原告总是处于弱势。因此，《关于证据的规定》通过证据规定加强对弱势方的保护，如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举证时限的最后期限定有差异，取证限制不同，不仅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且只有原告、第三人才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原告、第三人不仅可以对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申请重新鉴定，对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鉴定结论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行政执法人出庭作证以及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充分体现了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弱势方保护的倾向明确、清晰，显然，这些规定，对于营造良好的行政审判环境，保护诉权，体现法律平等精神，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2、有助于规范证据的提供、调取、质证、认证等活动，使之更加容易操作。实践表明，仅仅依靠行政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的原则性规定运用证据，很难操作，几年来，我国各地人民法院陆续制定了适合本地区适用的证据规则，但是各地的规定不统一、不规范，《关于证据的规定》的颁布结束了这种“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在提供证据的要求上，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材料的和条件上，法院委托调查的程序上，证据保全的申请及措施上，质证的对象、顺序、证人作证及认证等诸多问题上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从而使证据的运用更加规范、更易于操作。

3、有助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与保护。近年来，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呼声渐高，《关于证据的规定》充分考虑了这种趋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条款的规定上：一是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二是证据涉及国家秘密的，由法庭予以确认，并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三是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事实认定的，人民法院有权依职权调取证据。这种关注，意味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更趋完善。

4、有助于融合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观念，使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与国际接轨，逐渐趋向依法行政，真正实现现代法治的基本观念如平等、自由、开放、透明、公正、效率、依法行政、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等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程序正当，在美国法中，是指行政行为必须满足对个人的最低公平标准。如在作出决定前要给予充分的告知和提供有意义的听证机会。它强调的是法律适用中的操作规程的公平、审判过程的严格和平等以及规则所体现的形式合理性。《关于证据的规定》借鉴国外证据立法和审判实践，吸收证据理论研究成果，适应WTO规则的要求，在证据的告知、证据交换、质证、新的证据的界定、证据的排除、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裁判（证据裁判主义）、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理由以及直接言词原则等，充分体现并融合了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的观念。

四、国外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不同理论

当然，我国现行的这种举证责任制度并非全是好处，它虽然广泛吸收了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目前世界上行政诉讼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举证责任制度仍然是各持己见，理解不一。下面，以日本的为例，介绍其关于举证责任的不同学说，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使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更加完善。

在关于撤销处分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应当由原告或被告行政厅承担，尤其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学说的主张不一。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学说是由原告负证明责任。由于行政行为有公定力，受合法性的推定，所以要求其撤销的原告，应负证明该行政违法的责任。

第

二种学说是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因为行政行为即使违法，除无效的场合外一般是有效的，因此在撤销诉讼中，被告行政厅对其处分合法性应负证明责任。

第三种学说是根据法律要件不同而分配证明责任说。即在撤销诉讼中，也适用懂事诉讼一样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行政行为权限根据的事实要件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权限障碍、消灭等的事实要件，由原告负证明责任。

第四种学说是主张根据行政行为内容不同分配证明责任说。从处分的内容来看，对于科处负担行为的合法性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对于以授予权益行为主权为基础的事实，由原告负证明责任。我国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较接近此学说。

第五种学说是认为应当根据具体案件分配证明责任。因为一般的分配标准有困难，应考虑各种行政法关系的具体性质、证明的难易程序、诉讼当事人间的对等性、公平性等各种因素来确定证明责任。

五、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发展趋势

以上各种学说均有一定的道理，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占过主导地位。到底应采用哪种学说，应该结合本国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国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国家，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比例较大，行政相对人保护自己的意识比较淡薄，因此，完全将举证责任推给原告是不可行的，当然由行政主体负主要责任，在目前看来没有什么大的不当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必然会被“谁举证，谁主张”的规则所替代。主要理由阐述如下：

1、由被告负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原告负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行为数量及争议案件不是太多的情况下，是比较可行的，但随着行政主体职能的不断变化，各种行政争议案件越来越多，由行政主体承担大量的证据保存任务，有欠妥当。首先，具体行政行为的时效性大，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变动也日趋频繁，一旦发生大量的流动，因为证据保存之不善，而让行政主体承担败诉的理论违反了公平的原则。其次，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应当具有必要的根据或理由，或者就要有根据或理由。否则，无缘无故的提起诉讼，只会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及行政资源，这种做法是和现代行政理念不符的。最后，关于诉讼风险，原告应当有所预见。即使根据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案件的统计来看，行政主体败诉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排除原告败诉的可能。有诉讼，就存在风险。因此，原告如果不对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采取的措施、违法行政的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根据等证据予以妥善的保存，就可能预见到诉讼对自己不利的结果。

2、由原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有利于督促原告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在很多情况下，行政主体进行具体行政行为时，行政相对人本来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从而以减轻自己的行政责任，但有些行政相对人总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理，指望通过诉讼来获得胜诉。甚至有些行政相对人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对一些争议标的很小的案件不停的提起诉讼，是谓“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或者故意隐匿可能对行政主体有利的证据。因此，赋予原告必要的举证责任，促使其有效、积极地举证。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合理性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行政主体主张行政行为合法、正确，应当负举证责任；原告认为被告适用法律不当，应当提出正确的法律供法庭参考，而不是笼统地说被告的行为违法，却说不出来是适用法律不当，还是适用法律错误。如某案可有多种法律适用方案，被告已证明其法律适用佥或说得过去，而原告主张另一种法律适用，此种情况下，原告就必须负举证责任。又如原告主张被告动机或目的恶意或违法，而行政案卷或记录中却难以看得出来，而动机和目的，一般来讲又属于内在的东西，故只能先由原告举证。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主要的举证责任并无不妥，但在特殊情况下，原告亦应当具有充足的证据保护意识，对适用法律有不同的意见，或者认为行政主体行政主观方面有恶意等情况下，就应当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只有行政诉讼双方的举证责任明确、清晰，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才能起到其本应具有的重要意义。

主要参考书目: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方世荣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2、《证明责任论》（德）莱奥.罗森贝克著，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3、《外国行政诉讼制度》，王名扬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4、《行政诉讼法学基本文献资料选编（教学参考书）》，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法律出版社出版；

5、《行政违法论纲》，杨解君著，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6、《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叶必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7、《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刘善春著，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分析 篇3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一、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其基本含义是，在民事诉讼中，应当由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并予以证明，若诉讼终结时根据全案证据仍不能判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真伪，则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另外在大量的研究中证明责任又称为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又分为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德国学者称之为“举证责任”，是指谁主张就应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主张对自己有利事实的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的责任，是一种诉讼义务，当事人必须履行。这一概念在我国证据法中，称为“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是指不尽举证证明的义务时应承担败诉的风险。我国证据法理论称之为“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从我国目前的理论学说来看，对于证明责任的研究首先要明确证明责任相干概念辨析（如举证责任）及证明责任是否存在转移的问题。

从我国引入证明责任概念的时间上看，“举证责任”一词是对日本法“举证责任”或“立证责任”的直接援用。从目前大量的学说研究书籍可以看出，由于基本的法学用语还没有统一，对于诉讼中的基本概念——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还没有达成共识，对于举证责任以及证明责任两个概念的运用上存在着交叉重叠的现象。然而，从我国对于“举证责任”一词的本意来看，我国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提供证据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这点和“证明责任”的主观及客观之分是同等意义的。但笔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运用“证明责任”一词更能体现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证明责任的作用性，另外对于研究是否存在转移的争论问题上能更有逻辑性。因此，在本文研究的证明责任一词所包含了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及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双重含义，但着重是研究客观的证明责任。

二、证明责任能否转移的探讨

1.证明责任转移的对象只能是主观证明责任

案件审理中，正是通过提供证据的责任的相互转移机制促使双方当事人持续博弈、案件事实不断明晰，并切实保障了法官心证的渐趋确信、判决结果的最终形成。以此类推，证明责任的转移只是指主观证明责任可以在当事人之间不断反复，具体频率根据个案的证明难度、当事人所占有的证据材料数量之不同会有所差别。但也有学者认为主观证明责任与提出证据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并且认为转移的是行为而主观证明责任并没有发生转移。（详见：白栓柱：《举证责任的不可转移性》一文，但笔者认为对于主观的证明责任的转移与否并没有起到决定裁判结果的重要因素，关键是在于客观证明责任的是否转移上，在下文有详细分析。）

2.证明责任转移的对象不可能是客观证明责任

首先，客观证明责任具有裁判功能，起到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与法官裁判义务之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每个要件事实只能对应一个真伪不明的可能性，因而也只能产生一个客观证明责任，不可能出现双方当事人对同一要件事实均负客观证明责任的情况。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客观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反复转移，证明责任的游移不定将直接造成案件在真伪不明情形确实出现时无法了结。其次，客观证明责任遵循“永不转换原理”，它可以因免证事实的出现而被免除或因负担客观证明责任方的成功举证而消灭，但不参与证明责任的转移。再次，客观证明责任具有法律既定性，通常在具体的诉讼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蕴藏在法律既定条款中，不参与证明责任的转移。

三、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及规则

1.行政诉讼的价值取向

作为行政诉讼法的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当考虑到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取向。行政诉讼是侧重于对公民权的保护还是对行政权的保护？是解决行政争议还是维护行政法治？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较多地体现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志，它不需要同相对人商量或征求相对人的意见，它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在这一过程中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相对人处于弱者的地位；而在监督法律关系中主要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义务仍是不对等的，不过这里的不对等性是与前者的不对等性倒置的。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对行政机关较多地科以责任，赋予相对人较多的权利，这就平衡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了各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体现了行政法的民主性。

2.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理论基础

关于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同理论学说，归纳起来，这些理论学说基本可以分为“事实分类说”和“法律要件分类说”两种，在这里就不一一阐述，而著名的研究证明责任的学者罗森贝克根据法律要件说，发展并创建了“不适用规范说”，该说以其“强有力的逻辑分析”、“精细的法律规范分析作依据”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很快在德国战胜其他学说取得通说地位。“不适用规范说”虽历经批判有所修正，但其根本内容和思想体系目前在德、日等国仍占主导地位，以下对该说作简单介绍。

“不适用规范说”是罗森贝克对其证明责任原理的阐释，主要是指，法官只有对案件事实真实或者不真实形成内心确认时，他才会对适用法律规范予以裁判；而在事实真伪不清情形下，法官不得适用该法律规范作出对当事人有利或者不利的裁判，此时法官须求助于证明责任规范。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罗森贝克认为：“这种不确定的不利后果由要赢得诉讼必须要求适用该有疑问的法律规范的当事人承担。因此，……不适用特定法律规范其诉讼请求就不可能得到支持的当事人，承担法律规范要素在实际发生的事件中被实现的证明责任，或者简单地说，对拟适用的法律规范的条件承担证明责任。”概括言之，因案件事实真伪不清而不适用法律规范，产生了证明责任问题，但必须从该法律规范中找到证明责任分配的根据。

参考文献：

[1]刘新娟.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4（7）：135-136.

[2]劉泽，杨纯.论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实体公正有赖于程序公正实现其价值[J].大江周刊：论坛，2011（12）：148-149.

[3]石珍.给付行政模式下行政诉讼证明责任之解构与重塑——以胡恩林、何榜容诉南川区计生委行政奖励案为切入点[J].法律适用，2012（6）：73-76.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篇4

一、行政诉讼第三人举证责任的问题分析

在行政诉讼过程中, 当第三人的个人利益与案件中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存在紧密联系时, 容易出现行政机关或被告举证不积极的现象。而当第三人举证不能免除或代替被告的举证责任时, 第三人的个人利益则很难得到保障。如果第三人的举证可以代替被告的举证责任, 又缺少具体的法律依据和支持。而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也直接影响了第三人的切身利益。

其次, 法律规范的矛盾和冲突, 也限制了第三人举证的效果。在行政诉讼中, 因不同的法律条例对原、被告的最终判决会起到完全不同的影响, 并且不同法律对第三人举证责任的要求和规定也不相同, 这令第三人举证的意义难以得到保障。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 条中明确规定: 当被告没有履行举证责任时, 法院不会采纳第三人提供的可以证明被告行为合法性的证据。而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第七条中, 第三人举证责任的相关规定则失去了实用价值。

二、如何完善行政诉讼第三人举证责任制度

( 一) 灵活应用第三人举证责任

在某些案件中, 因被告的举证责任直接影响了第三人的举证是否有效, 从而直接决定了第三人的行为合法性, 因此为保证判决的公平公正, 在特殊情况下, 应赋予法官一定的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的权利。如: 行政诉讼中, 在被告不履行或延迟履行自身所应负责的举证, 从而导致类似于被告位置的第三人行为不合法或自身利益受到直接的损害时, 可采用第三人的举证作为证明案件事实或被告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在这一过程中, 被告的客观举证责任不可转移, 而第三人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可承担主观举证责任。所以如何采纳第三人举证的证据, 则要判断第三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位置是否类似于被告, 其次要看被告的举证是否积极, 最后再结合第三人的个人利益与该案件的关系, 来规定其举证的责任性及合法性。

( 二) 不同诉讼方式的第三人举证责任

根据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方式的不同, 可以划分为第三人自己申请参加诉讼和按照通知参加诉讼两种方式。而不同的参加行政诉讼的方式, 第三人的举证责任也应有所区别。在法院通知的情况下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 法院应审核第三人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两者在法律上的利益关系, 并以此为依据来考量是否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另一方面, 第三人依自主申请参与到原告或被告方的诉讼中时, 自身应承担相应的诉讼举证责任。包括: 第三人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与被诉的行政行为在法律上存在举证责任。

( 三) 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时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当行政机关作为与被告地位相似的第三人时, 其中一个原因是应当被追加为被告时, 而原告不同意, 所以法院通知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举证。因此, 在这一诉讼过程中, 该行政机关应承担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不但可以令自己免于不利的法律后果, 还可代替被告的举证责任。根据行政机关与被告的关系, 可将其大致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与被告存在隶属关系的第三人, 第二种是与被告无隶属关系, 只是在某一阶段具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第一种情况中, 行政机关虽然应承担辅助查明案件事实的举证责任, 但又不能违背上级的意愿, 就容易陷入两难的境地。因此可令该类行政机关第三人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所提供的证据则是辅助被告承担责任。同时当其提供的证据与被告提供的证据发生冲突时, 则不具有证明效力。而第二种情况则相反, 行政机关因与被告无隶属关系, 则可根据实际案件情况, 辅助原告或被告进行诉讼, 所提供的证据可以作为辅助原告或被告的举证责任。

( 四) 法院自由裁决权的作用

行政诉讼案件的种类是复杂的, 因此在保证案件审判公正、公平的情况下, 现阶段法律上的规范还不能满足现实案件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而我国的行政法律体系中, 对于第三人举证责任并没有系统而全面的规定, 因此这就要求法院在第三人举证责任的裁决方面, 具备相应的自由权, 从而合理的分配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存在一个现象, 即:第三人无法提供证据的原因是符合法律条件的, 这时则可通过向法院来申请证据的调取, 或是人民法院为了保障事实的查明, 以职权调取证据。这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第三人的举证责任。

三、结语

在完善行政诉讼第三人举证责任的同时, 不能忽视了相关的理论研究。包括: 举证证明标准、法律推定、举证妨碍等对第三人举证责任的影响和相关规定, 以系统而全面的法律条例, 让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举证可有有效保证案件的公正公平。

参考文献

[1]韦盼钰, 向忠诚.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经济 (中旬刊) , 2011 (05) .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篇5

举证责任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法律概念，究其渊源，它最早出现在罗马法民事诉讼中。 1990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首次把举证责任引进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理论在法学界上被称作“诉讼制度的脊梁”，它是一种法律推定制度，即一方当事人无法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则将承担败诉的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其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有关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二是指举证人提供证据后使之证明案件某个方面或全部事实的责任。民事诉讼的一般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从《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来看，行政诉讼的一般证据规则是行政机关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由提出诉讼主张的原告举证，但原告对是否存在具体行政行为及该行为与其有利害关系负举证责任，即“被告负举证责任。”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行政诉讼制度“民告官”的特色。可以说，掌握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精髓，也就掌握了打开行政诉讼制度的钥匙。

一、被告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源于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但因为两种诉讼程序性质、形式和特征存有诸多不同，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一般原则，以“举证责任倒置”为特例。例如《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特殊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的医患纠纷的举证。

而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据此，当被告行政机关不能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时，就由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原告并不因举不出证据反驳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而败诉。例如，某县一啤酒批发店被该县卫生监督部门罚款，其罚款的原因是该批发店销售了质量不合格的啤酒。该批发店不服监督部门的行政处罚，将该县卫生监督部门告上法庭，被告、原告对所销售啤酒的质量是否合格举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最终法院以“证据不足”判决被告败诉。这是一个典型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案例，此判决充分体现了行政诉讼法的目的。其判决是有理有据的。这是因为：首先，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法行政，严格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不能恣意妄为、凭空裁决；其次，本着有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利益，当被告不能证明其行为有事实根据时、就要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以防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遭受违法行政行为的损害。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一方面要求被告提供事实根据，另一方面要求被告提供法律依据。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问题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即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谁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谁举证”的原则。其理由：一是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与其诉前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要求相吻合。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要求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必须建立在持有充分证据和法律依据的基础之上，应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合法程序。既然如此，那么在行政机关作为争议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后，理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正确性；二是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可以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宪法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管理权时同样也要依法办事，否则行政机关将会被推上被告席，承担败诉的结果。所以，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可以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三是行政机关掌握国家权利和强大的资源，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更能节省社会成本；四是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有助于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控诉权。虽然在诉讼中，原、被告地位平等，但在诉前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人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是～种领导和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被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篇6

【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两大法系对证明责任制度的不同认识,提出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的不同;从现在理论界对其看法的分歧进行分析,指出其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得出两者的本质差异,两者可以体现在一个诉讼过程中的不同诉讼环节,并不是两个可以等同的概念,对二者的分析在逻辑上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的理解其涵义。

【关键词】举证责任;证明责任;举证行为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242-01

1 两大法系对证明责任制度的不同认识

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德国学者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当事人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为了避免承担败诉的危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必要性。“它强调的是当事人的举证行为,而不涉及诉讼结束的问题” ;二是指在口头辩论结束之后,当事人因主要事实没有得到证明,法院不认可发生以该事实为要件的法律效力而承担的诉讼上的不利。“在诉讼程序结束时,如果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狀态,法官既不得下判也不得拒绝下判,而必须根据证明责任的负担确定案件的胜败结果” 。在理论上,大陆法系学者将前者称作主观性的举证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立证(举证)的必要性、提供证据责任;将后者称作客观性的举证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证明的必要性、证明责任。在英美法系中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当事人向法官提供足以使案件交予陪审团评议的证据的行为责任,未履行提供证据责任的案件不得交予陪审团评议,由法官通过指示评议进行判决;二是指当事人对交予陪审团进行事实认定的案件,在审判程序的最后阶段,因事实真伪不明而承担的诉讼不利益。前者中文通常译为提供证据责任;后者中文通常译为说服责任。“举证负担解决的是法律问题,针对的说服对象是法官;说服负担解决的是事实问题,面对的是陪审团”。

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同义,形式上的差异。其同义方面是指两者都承认在证明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或说服责任为其本质,其存在意义在于防止法官拒绝裁判现象的发生,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不发生倒置、转换或转移,而提供证据责任则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发生转换或转移。其差别方面主要是由于两者的诉讼方法论不同,即英美法系事实出发型诉讼的证明责任观与大陆法系法规出发型诉讼的证明责任观之间的区别。

2 我国关于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的理论观点及其关系的看法

我国对证明责任及举证责任的研究相对滞后,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的概念都是“舶来品”。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概念最初是从日本引进的,后深受苏联诉讼理论的影响,民事诉讼中对举证责任的理解仅限于提供证据责任,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才开始系统地介绍国外的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的理论,至此,证明责任理论研究才渐渐地兴起。关于两者的关系,学界有以下几种看法:

2.1 同一说

认为证明责任就是举证责任,也就是指谁负有提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义务;

2.2 并列说

认为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证明责任专指刑事诉讼中公检法机关承担的收集运用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法律义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不承担证明责任,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的责任;

2.3 大小说

二者不应等同,但是证明责任包含举证责任。证明责任是指司法机关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或者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不仅证明责任将承担起认定或主张不得成立的后果,举证责任仅指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主张的责任;

2.4 包容说

认为举证责任目的是为了证明,而证明是举证的后果,因此二者之间具有相互包容的特征 ;

笔者认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我国法学界对其看法的不断演化及现在理论界的分歧来看,两者必然存在着不同。在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总是负担着提供证据的责任(举证责任),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提供证据来避免承担不利诉讼后果(证明责任),但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证明责任并不是当事人不尽提供证据责任而承担的责任。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不提供证据或提供不出充分的证据,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依请求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做出明确判断时,当事人就不承担证明责任。从现象上看,原告在提起诉讼时,被告在答辩时,就须提出一定的事实主张,然后才产生举证责任,最后在事实真伪不明时才承担证明责任。但从实质上看,预置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知道哪些事实应在诉讼中主张并加经证明,也即举证责任在先而证明责任在后。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在承担的原因和条件、责任发生的时间、责任转移与否、能否由双方当事人负担、能否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能否由代理人承担、能否强化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差异,硬是将两者混为一谈,容易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将二者分开来解释,搞清它们的区别,使事实回到本来面目上去,对于解决理论和实践方面许多问题都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明确证明责任的本质属性,明确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界限,明确证明责任的本质是一方当事人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负担裁判上的不利后果。二是有利于正确的理解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个概念的特定含义,指导司法实际工作,规范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活动以及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在败诉后,服判息诉。当事人在诉讼中虽然都要提出证据,但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与不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在举证责任中,证据就是证据(这时候的证据还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证据),没有真伪的区别,举证责任只要求当事人提供与他主张相关的证据,而不要求当事人来证明自己提供证据的真实性;证据只会在证明责任那里显现出它的本质,证据的真实性,可采性,只会在证明责任那里得出结论。当事人应提供真实的证据并非出于举证责任,而是诉讼程序的要求,并且在实际诉讼中,当事人均是在力图证明自己的证据的真实性,相关性,以及可采性的,这是当事人应有的权利。证明责任的实现对举证责任有某种决定意义所以我们应慎重看待证明责任。一定程序上讲,审判权的最终实现取决于证明责任的完满完成。

3 结语

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是两个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但又有交叉的概念,辨明基本概念是我们深入法学研究的前提,和进行法律实践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来进一步完善我国在证据方面的理论基础,更要很好地汲取国外的实践经验来指导我们的司法活动。

げ慰嘉南:

[1] 江伟.《证据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 樊崇义.《证据法学》(第三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 江伟.《民事诉讼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篇7

行政诉讼是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既然是登记机构的法定义务, 就应当对何时需要履行此法定义务作出明细, 这是判断登记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不然, 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对是否有必要进行实地查看一定会成为争议焦点。本文试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角度, 对实地查看进行研究。

一、房地产登记中实地查看之必要性

1. 实地查看之理论必要性。

关于房地产登记的性质和效力, 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房地产登记属于单纯的记载与公示行为而并非确权。另一种观点认为, 房地产登记属于行政确认, 因为非经登记不能取得物权。本文认为, 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不动产抵押权而言, 登记属于行政确认行为, 而非简单的记载与公示。因为此类房地产权利未经登记是不能设立、变更、转让的;但对于地役权、居住权、租赁权、预告登记权等属于纯粹的记载与公示, 不登记不影响权利的设立、变更、转让, 登记可以对抗第三人。因此, 登记机构在核准登记时应力求事实清楚, 这也是实地查看之理论上的必要性。

2. 实地查看之现实必要性。

首先, 需要申请登记的房地产登记类型繁多, 且每一类登记情形不一, 现实情况复杂多样, 如果所有登记都不进行实地查看难保登记的权威性。如新建 (非) 商品房初始登记, 鉴于房屋建造好之后总会或多或少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所出入, 因此, 不进行实地查看确实难保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其次, 房地产登记实践中, 存在骗取登记、侵犯真实权利人权益的现象。为了规范房地产登记行为, 保障房地产交易安全, 降低骗取登记发生率, 保护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需要进行实地查看。最后, 在行政诉讼中, 行政机关要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要求事实清楚, 将被查清, 否则, 行政机关将承担败诉风险。

二、需要实地查看的具体情形

关于实地查看, 《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九条规定, “办理下列房屋登记, 房屋登记机构应当实地查看:1.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2.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3.因房屋灭失导致的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4.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实地查看的其他房屋登记”。该条以包括但不限于的列举方式规定了需要实地查看的情形, 但从现实世界的无限性与列举范围的有限性的矛盾来看, 该条款的列举范围太过狭窄, 不利于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文认为, 还有如下情形应当列举为需要实地查看情形:1.抛弃房地产的注销登记。通常情况下, 自愿抛弃房地产是行使所有权的应有之义, 不应当也不允许受到非法干涉。但是, 包括所有权在内的任何权利应当止步于别人的权利界址。如果该抛弃行为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时候, 就不能允许其抛弃, 故实地查看非常必要。如甲拥有一房产所有权, 因该房年久失修, 对其他业主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威胁, 现甲欲抛弃该房产, 对此抛弃行为, 登记机构应当实地查看。2.对属损害房屋承重结构、违法建筑、临时建筑或者附有违法建筑不予登记的。不予登记属于行政不作为 (行政负担行为) , 属于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由于不作为而引发诉讼, 登记机关必须对行政不作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对属损害房屋承重结构、违法建筑、临时建筑或者附有违法建筑情形, 应当由登记机构委托行政执法机构出具相应认定, 而行政执法机构, 必须到实地进行查看, 从而作出客观认定。3.申请登记房地产与登记簿不一致的。如当事人依据民事判决书申请登记的房地产的面积与登记簿不一致, 为了查清真相, 可能需要重新测绘。虽然测绘结果是登记的一个重要依据, 但测绘本身不是独立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 登记机构与测绘部门应当是委托关系。因此, 测绘或重新测量应当视为登记机构的实地查看行为, 由登记机构承担行为后果。

三、实地查看的程序

现有法律、法规没有对房产登记的实地查看程序作出详细规定, 使得这项制度缺少了可操作性。我们可以参照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进行实地查看的程序设置, 力求实地查看程序公正。1.实地查看主体不得少于两人。首先, 从程序法角度来看, 对于实体事项的审查, 一般要求能有两名以上人员参与, 1人进行实地查看难以保证程序公证。其次, 从保护查看人员方面来说 (如被诽谤) , 由两名以上人员查看比较合适。2.因利益冲突的查看人应当自行申请或被申请回避。3.赋予被实地查看房地产权利人陈述、申辩权。实地查看的结果之一有可能是不予登记, 是严重影响当事人权益的行为, 因此, 应当赋予当事人陈述、申辩的权利。4.查看人必须出示证件, 并通知当事人或其成年亲属到场, 拒不到场的, 不影响实地查看的进行, 但应当在查看笔录中说明情况。查看笔录由查看人、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四、实地查看表格

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问题研究 篇8

关键词：举证责任,客观举证责任,主观举证责任

1 举证责任概述

1.1 举证责任的界定

举证责任制度是证据制度乃至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举证责任的界定而言, 在国外, 英美证据法上将之分为推进责任和说服责任。所谓推进责任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构成法律争端从而值得或者应当由法院进行审理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是指当事人提出证据使法官或者陪审团确信其实体主张成立的义务, 否则必然遭受不利的裁判。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举证责任分为客观举证责任和主观举证责任。所谓主观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一种义务或负担。客观的举证责任是指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运用实体法的举证责任。虽然二者使用的名称不同, 但其表述的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根据大陆法系国家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 举证责任是与法官职权主义审理联系在一起的, 法官主持审理, 不存在法官与陪审团分担审判职能的环节, 因此现代的举证责任已经是客观举证责任, 替代了主观举证责任。当然, 所谓的职权主义, 仅仅指的是法官在诉讼程序上的职权。对于案件实体问题仍然要遵循当事人主义原则, 由当事人提出事实和证据, 主张权利并承担举证责任未能完成的后果。法官在审理案件时, 一般不主动调查事实。

1.2 举证责任的性质

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性质,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权利说。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 (2) 义务或者责任说。举证责任不是诉讼权利, 而是一种与败诉风险直接相关的加重的举证责任。 (3) 权利与义务说。认为举证责任既是当事人的权利, 又是当事人的义务。 (4) 裁决必要说。认为当案件事实无法查明而法院必须作出裁决时, 举证责任就成为法院作出裁决的必要根据, 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就要判决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的后果。 (5) 法律假定或法律推定说。认为举证责任是法律假定的一种后果, 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否则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6) 裁决规则说。认为举证责任乃是裁决规则。“举证责任实际上存在于任何一种裁决形式中, 举证责任是否存在并不反映一个制度的科学性, 但是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则直接影响到这一裁决的法治水平。”

笔者认为, 学术界对举证责任的性质之所以有诸多不同的观点, 在于他们研究时的角度不同, 根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条文的规定, 举证责任的性质在于它既是当事人的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义务, 与诉讼的后果必然相关。

2 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承担

从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来看,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相当大的关联性, 有不少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脱胎与民事诉讼, 有些国家扔在沿用民事诉讼程序来运作行政诉讼。人们关注的更多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相似性, 大都忽视了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在以下这点的共通之处, 即因政府享有干预个人、组织权利的内在权力, 所造成的国家与公民之间重大的、不可避免的不对等性。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包括行政诉讼规则在内的行政法制度特殊性的依据, 因为这些特殊性达到了以对等为基础的私法规则无从解决的地步。在依法行政之下, 行政担负着严格遵守法律限制个人、组织权利的职责。因此,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确定必须注重消解在行政程序中原、被告地位的不对等性, 契合并有利于促成法治行政原则的发挥。

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即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这一制度为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虽然在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眼睛日益深入的状况下, 有不少学者对此规定提出了异议, 但这些本质上并未撼动次规定背后所蕴含的基本理念, 笔者认为, 从我国的社会现实和法律环境的基点上, 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举证责任制度仍然是我国现阶段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最佳选择。理由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 从理论环节, 对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制度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 (1) 行政机关应当遵守“先取证, 后裁决”, 才符合行政行为的法定程序。 (2) 行政机关掌握证据和理由, 这是由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决定的。 (3) 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能力比原告强。 (4) 行政机关是权利的主张者。行政诉讼审查的是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原告行为的合法性, 因此行政机关必须合法运用权力, 而且必须在行政诉讼中主张权利——主张行政行为是合法的。

第二, 从实践环节, 强调或过分强调原告的举证责任, 在行政权力过于膨胀的今天, 会使行政诉讼出现扭曲, 而且在目前行政诉讼阻力很大的情况下, 过多地限制原告的诉权, 会阻碍行政诉讼知道的发展, 最终导致背离了行政诉讼的宗旨。

3 原告在行政诉讼中所承担的举证责任的现行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

《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原告的举证责任问题,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了原告程度举证责任的四种情形: (1) 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 但被告认为原告其实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 (2) 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 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 (3) 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 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 (4) 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而随后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颁布的《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对上述规定作出了修正。其一, 取消了“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其二, 对起诉被告不作为案件中由原告证明已提出申请的事实的规定, 增加了两项例外, 即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与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其三, 在行政赔偿诉讼中, 取消了“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的规定。

关于《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原告举证责任的有关规定在理解上存有争议, 下面我们就以下几类事项进行讨论:

3.1 关于原告起诉条件的证据

举证责任强调的是不承担举证或不能充分举证应承担败诉的后果, 但是原告不能证明其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时, 其后果是不能引起诉讼程序的开始。试想在诉讼程序尚未开始的阶段, 作为相对一方的行政机关缺位, 不必参加到诉讼中来, 自然也就不存在谁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因此, 笔者认为, 原告起诉应符合法定条件应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主张条件, 而不应将其作为原告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3.2 关于起诉被告不作为案件的证据

提出行政不作为是行政机关对于应当承担的职责或者应当履行的以为没有履行、不予答复。让原告提出证明自己提出过申请的事实, 这对原告来说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所以在不作为引起的诉讼中, 行政机关应当证明是否承担该项职责以及是否存在不履行职责的事实和不作为的理由。在实践中, 有原告曾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 但被告坚持没有接到原告申请, 有关申请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 可以考虑要求原告提供曾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的证据材料, 如受理申请登记的回执等。如果被告无法证明其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是完善的, 原告有没有类似回执等此类证明提出过申请的材料, 从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的行政诉讼目的出发, 可以推定原告提出过申请, 其起诉成立。这样规定, 不仅可以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还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健全其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

3.3 关于行政赔偿诉讼案件的证据

行政赔偿请求的成立以行政机关或公务员的行为存在违法为前提, 所以原告要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若干规定》取消了“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的限制, 就意味着不论是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 还是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 都由原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 但是仅仅是对损害已经发生切且损害是由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于造成损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则仍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在我国的行政赔偿诉讼中, 还有些特定的情形使得原告丧失了举证能力, 这个时候, 如果让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无异于剥夺了原告的国家赔偿请求权。具体而言, 下列情形中就应当由被告就加害行为是否存在和损害是否由加害行为造成承担举证责任。第一种情形:当公民诉称行政机关实施了非法剥夺、限制其人民自由的行为的, 应当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实践中会有公民被行政机关非法羁押, 行政机关却不出具书面决定书, 导致公民起诉时根本无法提出证明。第二种情形:公民在失去人身自由、处于行政机关监管过程中死亡、失踪、身体受到伤害, 应当由行政机关就公民的死亡、失踪、身体受到伤害不是由其行为造成承担举证责任。因为在原告人身处于被告严格控制中, 被告具有更强的举证能力。如果行政机关不能证明损害是因为公民自己的行为或同室关押人员造成, 或者具备其他免责情形, 应当认定损害是由行政机关造成的, 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行政责任。这样就符合了原被告举证责任能力的对比, 更好地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4 结语

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攸关诉讼能否成功的风险, 是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 有德国学者将之表述为“适当的、明智的证明责任分配属于法律制度最为必要的或最值得追求的内容。”我国在探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时, 结合本国现实的法律环境, 明确规定了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同时, 并非完全排除原告为了胜诉积极提出支持自己诉求的事实, 简单而深刻地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但是司法实践中, 行政机关制度不完善的方面仍然存在, 在此类原告难以根据现有的规定寻求法律支持的情况下, 需由法院或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平衡原告和被告的举证责任, 给予原告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保护。

参考文献

[1]高家伟.行政诉讼证据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工商出版社, 1998:66-68.

[2]吕立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23.

[3][德]汉斯.普维庭著, 吴越译.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367.

[4]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127.

[5]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252.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篇9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概念

在某一纠纷中, 法院是通过对当事人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来对待事实进行认定, 而如果法官可以通过对相应证据的判断来确定当事人所主张事实的存在, 是不会发生待证事实是否存在这一现象, 当然也不会发生法院无法适用法律规则对其进行裁判的这一情形。 (1)

相反, 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官并不能对事实作出认定, 或者是当事人呈现的证据不充分, 也有当事人不提供证据的情形, 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待证事实是否真实存在无法得到确定的结果, 即诉讼事实不明。

出现诉讼事实不明的情况下, 当事人都会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加以肯定, 坚持自己的主张事实是真实可靠的。法官处在中间位置, 对于这些当事人主张的事实, 在没有可靠证据的辅佐下, 很难作出正确裁定;当然, 法官也不可能因为待证事实是否存在不明为由而拒绝裁判。如何解决这个状况, 法律制定了一种规则。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需要进行举证, 不仅如此, 这个规则中还明确界定出认定事实所需的证据由哪一方当事人提供, 而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真伪不明且不能提供有力证据的, 需要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承担不利的后果。这也就是所谓的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从对举证规则的表述来看, 举证责任分配, 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按照一定的规则, 对当事人需要负担的举证责任进行公平分配。

从举证责任分配的概念来看, 举证责任分配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本质问题, 即对案件中所涉及的某一事实或某一主张到底该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的问题。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关系到法官能否对案件作出正确公正的裁定, 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 关系到诉讼的最终结果是否公平, 关系到诉讼当事人的利益需求是否得到合理满足。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

制定举证责任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争议事实存在难以确定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时间以及精力都是有限的, 对于诉讼争议中事实真伪不明的, 根据自身的力量很难一一去确认案件中的待证事实, 当然也不能以事实真伪不明为由, 对案件随意下判决。

法律追求公平公正, 不仅追求过程公平公正, 也追求结果的公平公正。正是因为如此, 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中, 原则上会把因事实真伪不明而产生的不利益归于一方当事人, 即判决其败诉。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可以保障举证责任分配的合理有序, 也可以维护司法公正。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包括:公平原则、利益相关原则以及平衡分配原则。

(一) 公平原则

举证责任分配是否公平, 关系到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是否正当合理, 关系到法院的裁判是否正直公正。公平原则在民事举证责任制度主要表现为, 除了因某些特殊情况而被免除举证责任的状况下, 当事人双方都应对自己主张的事实举证, 不能一方举证一方不举证, 谁主张则谁举证。此外, 对于因事实真伪不明而产生的不利益, 该真伪不明的事实是谁主张, 则谁承担这不利益, 以及承担败诉的风险。

(二) 利益相关原则

诉讼双方当事人为了可以在诉讼中胜出, 保障自己的权益, 在对事实主张以及举证方面, 仅对主张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负举证责任, 不利于自己的事实, 可以无需举证, 也不会因此而承担法律责任。利益相关的原则, 就在于与当事人自身有利的事实证据上, 不利于当事人的事实, 任何人不能强迫其负举证责任。

(三) 平衡分配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 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进行分配, 考虑到公平原则, 在分配的过程中需要衡量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地位和举证处境。当事人双方地位、处境基本处在一个平面上的情况下, 对其举证责任公平分配;当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处境不平衡时, 分配举证上会有所侧重, 通常情况下, 法官在分配举证的时候会向举证地位、处境较好的一方倾斜。

三、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免除

在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中, 当事人都要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然而, 因某些特殊原因, 当事人也可以对主张的部分事实不负举证责任, 也就是无需举证, 这种情况下的当事人, 其举证责任是被免除的。以下三种事实即不需当事人进行举证:

(一) 众所周知的事实

众所周知的事实又叫公知的事实, 是指在一定地域被不特定的多数人所知晓并且信而不疑的事实, 例如天灾、大事故、历史上的有名事件等等。 (2) 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众人皆知, 它的认定并不需要证据来证明, 而法院在认定这类事实的时候, 无需证据呈现就可以当即作出判断。

(二) 已被确立的事实

已被确立的事实包括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以及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这类事实已经被认定过的, 是事实发生的, 主张该类事实的当事人, 可免除其举证该类事实的责任。

(三) 能推定出的事实

有一些事实, 法官说可以根据已知事实以及日常生活经验, 常识等作出推定的。相比较前面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已被确立的事实, 能推定出的事实凭借的是理性判断, 例如我们常在案件侦查中看到办案人员对受害者死亡的推定。能推定出的事实与已知的事实有着必然的联系, 因为已知事实的存在, 才可以推定某一事实的存在。

四、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也就是俗称的谁主张, 谁举证。诉讼中不论原告还是被告, 均要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 负担举证责任。证据是诉讼成功以否的关键要件, 法官对某一事实的认定也需要证据的支撑, 因此, 围绕证据展开的诉讼活动在整个诉讼过程中, 占据核心位置。

然而, 目前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 立法比较简单, 对于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也比较少, 更不用说系统完善的证据规则体系。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上的不足, 增加了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操作中的困难, 从而导致实务中当事人举证责任不能公平合理分配, 有损司法公正和威信。

此外, “谁主张, 谁举证”的规则强调了当事人在主观上需要负担举证责任, 却并未规定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也没有对哪些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由哪方当事人承担作出明确规定, 对于免举证的事实概括也比较笼统。民事诉讼中, 事实真伪不明、事实需要认定、事实需要证实的状况时有发生, 如果不及时完善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 司法就不能更好地为公民服务, 为社会服务。

此外, 我国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过于简单也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不能适应司法改革的需要, 更不能适应审判方式改革实践的需要。法律只有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才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当前应该尽快丰富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及适用条件问题, 尽快解决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问题, 以此推动举证责任制度和民事诉讼制度向改革的正确方向前进。

摘要：证据制度居于诉讼制度中的核心地位, 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居于关键地位, 诉讼的胜负与如何确定举证责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能否进行合理分配直接关系到整个民事诉讼能够顺利有效进行以及利害关系人的诉讼目标能否得到实现。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规定仍过于简单。

关键词：举证责任,民事诉讼,分配原则

参考文献

[1]潘牧天.论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规则的配置与适用[J].河北法学, 2010, 1 (1) :145.

[2]张其瑞.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探析[J].科技视界, 2014, 11:327.

行政诉讼第三人举证责任之探讨 篇10

对于行政诉讼中原被告举证责任的划分问题, 在学术界已基本趋于一致。大多数学者认为, 在行政诉讼中, 对所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的举证责任应由被诉之行政机关承担。对于举证责任的分类, 有学者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关于举证责任的分类方法, 将举证责任分为推进责任和说服责任, 前者指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构成法律争端从而值得或者应当由人民法院予以审判的举证责任;后者是一种决定败诉后果由谁承担的实体责任, 即在不能证明特定事实或者特定的事实真伪不明时, 其负有说服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①二者之间相辅相成, 但说服责任是用于确定行政诉讼后果的程序规则, 更具有实质意义, 而推进责任是用于确定行政诉讼审理方式和方法的程序规则。②

鉴于此, 笔者认为, 相对于推进责任, 说服责任的归属问题乃是行政诉讼中关于举证责任的核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皆对行政诉讼之举证责任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其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如下:在行政诉讼中, 被告对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 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 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以及第五十四条第1款第2项第1目规定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法院应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 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是, 我国法律并未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举证责任作出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也仅仅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范围作出规定, 即“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社会组织, 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综上所述, 在行政诉讼中, 被告对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即作出此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负有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 当被告不履行其举证责任时, 法院依法撤销其被诉之具体行政行为。但是, 行政诉讼第三人只有参加诉讼的权利, 对其举证责任, 法律却无明确规定。

2.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弊端

以上规定充分体现了我国立法机关对于行政诉讼中的原告权利的保护, 在促进司法对行政权力监督的同时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司法效率。需要强调的是, 设立此制度之出发点旨在于, 在原被告两方利益角逐之模式下, 实现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以及对抗力量的平等与公平性, 在司法实践中, 有不少学者认为此制度并未使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达到实质性平等, 且多半将其归因于立法技术并提出一系列改进措施, 就这一问题笔者于此不再赘述。笔者需要强调的是, 在司法实践中, 现行举证责任制度对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利益保护甚少, 对这类群体之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且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 现行行政诉讼举证制度的此种弊端日益显现。窃以为, 此弊端与我国行政举证责任制度出发点的考虑不完善相关, 我国行政举证责任制度的出发点存在一定的缺陷, 导致在一定情形下虽然保障了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的相对平等, 但却忽略了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之行政相对人 (在诉讼中作为诉讼第三人) 的利益保护。举证责任倒置作为行政诉讼的一大特色, 其主要理论及出发点在于:由被告负举证责任, 有利于保护原告一方的诉权, 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的举证优势, 从而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③笔者认为, 在原被告两方利益角逐之模式下, 其理论及出发点之正当性与合理性毋庸置疑, 但是, 在司法实践当中, 大量行政诉讼案件往往会涉及到除原被告双方以外而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之第三人的利益, 其案件结果会直接影响到第三人的权利行使与义务履行, 这恰恰是设立行政诉讼举证制度所忽略的地方。在此, 我们可以通过一具体实例来说明我国现行被告举证责任制度对行政诉讼第三人权利的损害与忽视。

A公司为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计划在B小区旁建一栋40层楼, 于是报请当地有关行政机关的批准且得到批准。于是A公司开始在B小区旁施工, 在其施工过程中, B小区有关业主以A公司的建筑侵犯其采光权为由, 向法院提出了撤销当地行政机关作出的在B小区旁建一栋40层楼的行政许可的诉讼请求, 相关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应诉, 依法承担举证责任, 但当地相关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 因此,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行政机关所做的行政许可。但此时该楼楼体的主要架构已建完毕, 尽管A开发商认为行政机关其许可行为合理合法, 并且对于相关行政部门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的行为表示不解与不满, 但由于之前的行政许可已被撤销, 在建中的楼体不得不停止施工, 依法拆除, A公司因此失去商机, 进而蒙受巨大损失。

此案涉及到A公司 (行政相对人、诉讼第三人) 、相关行政机关 (行政主体、被告) 以及B小区业主 (行政第三人、原告) 三方的利益, 如果僵硬的适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 显然会严重忽视作为诉讼第三人的A公司的利益, 背离法治的精神, 既损害了行政相对人 (A公司) 的权益, 也降低了行政主体之行政行为的公定力, 同时违背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和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出发点。笔者认为, 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最主要的出发点, 在于弥补原告较被告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的劣势地位, 使二者势均力敌, 并且利用行政主体在信息获取、证据调查上的优势来提高司法效率, 节约司法成本。同时, 说服证据原则旨在于通过为行政主体设定举证不能之责任后果, 来确保其能够积极履行举证之义务, 以责任之承担来保障义务之履行, 以义务之履行来保障诉讼之平等。此原则在只有原被告双方的诉讼情形下方能发挥促进公平正义的作用, 即负举证义务的一方亦是承担败诉责任的一方, 责任与义务统一于一体而进行相互转化, 被告行政主体利用其自身的力量保护其自身权利, 为自身行为承担应有的责任, 原告则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维护自身利益以弥补作为非行政主体之劣势。与此种情况不同的是, 在原被告以及第三人三方利益博弈的诉讼情形中, 负举证义务的一方未必是实际承担败诉后果的一方, 在上述案例中, 行政诉讼主要承担败诉后果的一方 (A公司) 往往没有能力承担举证义务且我国法律未规定其相关的举证权利及义务, 这样, 便会出现证据义务与证据责任的作用对象分离之现象, 对行政主体来讲, 承担的举证义务与举证义务不履行后的败诉后果不成比例, 对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来讲, 由于客观举证不能, 只能在行政诉讼中依靠行政主体的诉讼力量来保护自身权利, 同时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行政主体的败诉风险, 因而显失公平。

综上所述, 在一定情形下忽视对诉讼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举证责任原则无异于用此之不平等换取彼之平等, 即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 (作为诉讼第三人时) 之诉讼不平等换取行政诉讼中原被告诉讼之平等, 长期下去, 不利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的保护, 也不利于行政法律关系争议的有效解决, 更不利于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行政权力。

3.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 为解决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损害与忽视诉讼第三人权益的问题, 在维护原被告平等诉讼地位的同时, 必须将保护行政诉讼中所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之权益作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出发点之一。因此,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之目的在于, 保护原告诉权, 同时维护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诉讼第三人之合法权益, 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的举证优势, 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在此理论基础下, 可以通过完善现有具体规定的途径解决现存弊端, 进而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规定诉讼第三人承担说服举证责任、强化法院调查取证、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三个方面入手, 以切实保障诉讼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3.1 诉讼第三人承担说服举证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只规定了行政主体 (被告) 负有说服举证责任, 而未规定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时负有说服举证责任。假设在行政诉讼中, 原、被告及第三人三种利益博弈的情况下, 法律规定诉讼第三人承担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行政主体所作出的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的责任, 即当被告和诉讼第三人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不提供证据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 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 法院依法撤销或部分撤销其具体行政行为。这样可以使得诉讼第三人在行政诉讼中运用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从而避免了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诉讼第三人只得寄希望于通过被告行政主体的证明力量来维护自己权利的尴尬局面。但是, 此种方法之可行性在实践中将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原因在于, 在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二者之间地位不平等, 行政相对人在获取具体行政行为相关信息以及证明其合法合理性的证据的能力不足, 在特定情形下难以有效履行行政诉讼说服举证责任。尽管如此, 笔者注意到, 虽然行政相对人作为诉讼第三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之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证明在现实中较为困难,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必将有助于实现诉讼第三人的利益保护。

3.2 强化法院调查取证。

在诉讼第三人单纯依靠私权力, 没有法院及其它相关公权力的帮助下承担说服举证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有效地维护其自身权益。鉴于此, 在诉讼第三人缺乏相应能力调取证据时, 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取证。我国对此已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但表述不清, 不足以有效的运用于司法实践之中。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了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 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 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下列证据材料: (一) 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 (二)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 (三) 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那么, 根据此规定, 在被告不提交证据的情况下, 诉讼第三人虽因客观情况不能自行收集证据, 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 是否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相关证据材料?窃以为, 法院是否有权依申请调取证据, 取决于我们对此法条的理解。此法条中规定的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证据指的是何种证据?笔者认为应当是推进证据责任中的证据, 即当事人用来证明其诉讼主张构成法律争端从而值得或者应当由法院予以审判的相关证据③, 而非前文所提到的说服证据责任中的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证据, 且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 只规定了被告对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说服责任, 并未对诉讼第三人的相关举证责任作出任何规定。因此, 上述法条应理解为:只有在原告及第三人在收集推进证据的过程中, 因法律规定的情形而不能自行收集的, 人民法院应依申请调查收集证据。而在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作为诉讼第三人在收集说服证据的过程中, 因客观情况不能自行收集相关证据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未对此作出人民法院是否可以依申请调查取证的规定。

根据笔者上述观点, 在行政诉讼中, 应当规定诉讼第三人负有证明与其有利益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义务, 因此, 在行政相对人在获取具体行政行为相关信息以及证明其合法合理性的证据的能力不足时, 应当赋予其请求人民法院依申请帮助其收集证据的权利。在行政诉讼中, 由被告负说服证据责任, 有利于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的举证优势, 但当行政主体放弃或怠于其举证优势, 且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对第三人造成严重损害时, 此时司法公权力的介入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正如前文所论述, 证据义务与证据责任的作用对象出现分离的现象显然违背了法律上的公平正义。

综上, 在行政相对人作为诉讼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活动中,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调查取证, 以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实现。

3.3 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

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和拘束力, 但其公定力、确定力和拘束力必须建立在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之上。依法行政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国家行政权力的运作必须正确、合法。我们认为, 当行政行为作出时即具有公定力, 只有当行政行为正确合法时, 行政行为才具有确定力和拘束力。既然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具有公定力, 那么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当行政行为确认违法时, 行政主体需要承担行政行为公定力丧失的相关责任。笔者认为, 为了加强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为了促进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充分发挥其举证优势, 为了提高行政主体的权威, 行政主体应当对因其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而给行政相对人带来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对此行政赔偿问题已经作出了相关规定, 行政主体应当对已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带来的损失予以赔偿, 但在现实中, 具体行政行为撤销后, 行政主体对其行政相对人的赔偿无法有效弥补行政相对人的实际损失, 与已撤销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往往是败诉后果的直接承担者, 行政主体承担的较轻行政诉讼败诉后果不足以驱使行政主体充分发挥其举证优势, 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应当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 增加败诉风险, 从而积极有效的促进行政主体积极应诉, 发挥其举证优势, 实现公平正义。在此情形下, 行政主体为行政诉讼败诉后果的主要承担者, 同时也是行政诉讼的主要参与者, 原被告双方之诉讼义务与责任可统一于一体而相互转换, 这无疑有利于行政行为做出过程中及行政诉讼中责权的明确, 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亦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因此, 在行政诉讼中, 加重被告所承担之败诉后果具有应然性。

4.结语

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规定被告承担说服举证责任, 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其理论出发点在于实现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的平等, 保护原告诉权, 但是, 举证责任制度往往会导致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损害。因此, 在保护原告诉权的同时, 应切实维护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之合法权益, 保护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应作为设立并完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理论出发点之一。在行政诉讼中, 通过规定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依法承担说服举证责任、强化法院调查取证、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三方面而得以实现。

摘要：在行政诉讼中, 我国法律规定被告承担行政证明责任, 当被告举证不能时应承担败诉后果。该制度旨在保障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之平等, 但忽略了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之利益。如被告无正当理由不提交相关证据导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被撤, 这样直接损害与被撤销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之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我国亟需完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 以切实保障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之合法权益。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行政相对人,诉讼第三人,法院调查取证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第3版。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程序的完善 篇11

【关键词】程序；法治化；行政决策责任

正当程序是任何一项健全的制度所必备的要素，也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规范化、可操作性强的责任追究程序将有利于责任追究的顺利进行。因此，完善行政决策的责任追究程序法法治化，是责任追究顺利进行的保障。

一、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启动程序

良好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设计初衷最终能否取得实际效果，关键还要看能否打破传统意识与格局的桎梏，能否实行真正的责任追究。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至今还仍然处于探索推进的阶段，其实施核心之艰，在于责任追究的启动程序。现行各地各部门的相关责任追究法律文件在决策责任追究启动程序上可粗疏，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1.明确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程序启动的标准。目前学界，对行政决策是否构成失误以及责任追究到何种程度衡量依据为行政决策依据标准和社会评价标准，两个标准的本质在于均是实现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其根本目的也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多元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主体参与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程序的启动。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程追究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的启动应是多方的，具体操作为：一是立法机关对公共决策行为的合法性审查的制度，通过立法机关的责任追究程序进行责任追究。二是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对行政决策机关或决策人员因决策失误造成的违法行为进行审判的制度，通过司法机关的责任追究程序进行启动对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三是建立行政决策失误举报制度，允许人们对行政决策失误行为进行举报。

二、行政决策责任调查处理程序

行政决策失误不能仅从行政决策失误的后果所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并受到举报从而认定行政决策失误。这样的做法是有失轻率的。为保障行政决策责任调查处理程序顺利开展，我们需做好以下几点：

1.明确责任调查主体。虽然，在我国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的权力主体有行政机关、人大、党组织、司法机关等，但行政决策的事项一般是重大事项，应把行政决策失误的主要调查职责交给专门的审计机关，这样可以保证决策调查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及时对掌握的信息进行汇总和分析，形成全面而综合的问题报告。但各个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的权力主体适当的补充调查还是必要的。

2.确定决策失误，实施责任评估程序。行政决策的失误与否是依据一定评价机制而得出结论。鉴于此，可建立一个行政决策后续评估制度。通过启动责任评估程序，我们可根据决策失误的原因、类型及影响程度，确定相关决策失误的性质、责任的来源、责任的大小、责任人以及责任内容，为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做好基础。

3.明确决策失误责任者陈述与申辩程序。陈述权和申辩权是法律赋予决策失误责任者的一种程序权利，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决策失误责任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决策责任追究的公平性与合法性。在对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的过程中，决策责任人有权就其决策行为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以及对自己有利证据或者线索，并对责任追究主体的责任认定进行辩解，表明自己的主张。

三、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执行决定程序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决定程序，是整个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程序的关键环节，是保障正确施行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基础。为此，我们有必要将政决策失误责任的相关执行决定的信息的公开。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的最终结果应该通过有效的平台对社会公开，使决策责任追究方案的执行置于于公众的视野中，增加责任追究的透明度，进而在执行责任追究时，充分发挥外部监督的效用，以确保最终处理结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四、规范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法律救济程序

目前，由于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仍处于完善在实施过程中，实施效果难免不理想。因此，对责任追究的行政救济十分必要，这也是我国依法行政原则的必然要求。从法治角度看“有行政必有责任，有法律必有救济”是现代社会所奉行的基本准则。我们可通过《行政诉讼法》赋予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唯有如此，行政决策失误者的法律救济权利才能得到全面保护。

【参考文献】

[1]赵敏.论行政决策失误的领导责任追究机制[D].吉林大学：吉林大学，2006.

[2]邹爱华.行政问责制到底能问住谁？[N].潇湘晨报，2006-06-20.

[3]潘井亚.公共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探析[D].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2012.

[4]胡学兰.论我国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D].湖南大学：湖南大学，2012.

[5]徐加喜.论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和救济[J].政治与法律，2009，（10）：49-52.

浅析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篇12

一、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含义

所谓举证责任, 就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关于举证责任有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义务说等解释。

行为责任说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负有提供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是真实的责任, 该学说在民事诉讼法 (试行) 颁布的八十年代较为流行, 原因是:1.当时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属与当事人主义对立的职权主义, 人民法院包揽了全部的调查取证。2.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现象采取否定态度, 追求绝对真实。

双重含义说指举证责任包含两方面的基本内容, 即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 在诉讼进行中, 法律要求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实施提供证据行为和证明行为, 结果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实施举证行为或在其主张无法证实时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我们之所以能够接受结果责任, 是因为:1.现行民事诉讼法修改了举证责任制度。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将原来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 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进行了修改, 突出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2.立法者认识到了案件事实确有真伪不明的现象, 然而人民法院对此种案件又不得拒绝审判, 因此采取当事人举证责任, 由当事人来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义务说认为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属性属于诉讼义务, 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 举证责任不仅含有实体上的败诉危险属性, 更重要的还渗透着诉讼上的事实义务属性;诉讼上的真实义务较诸实体上的败诉危险, 处于更高的理论层次, 更贴近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 因此, 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 不容置疑地属于诉讼义务的范畴。

以上三种举证责任学说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举证责任的不同内涵, 举证责任内涵的变化, 同时体现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变化, 即从职权主义到弱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变化的整个过程。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规定

民事诉讼按其性质可分为侵权之诉、违约之诉及其它诉讼。现依据《证据规定》第四条中对侵权诉讼举证责任承担所做的具体规定谈一谈自己的理解。

(一) 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

在此类诉讼中, 如果按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让专利权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 那专利权人获胜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专利权人远离证据, 他不可能擅自进入被告企业, 进行调查取证, 难以收集处于被告控制之下的使用其专利方法生产的证据。这对于专利权人是非常不利的, 无法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利。因此, 在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侵权诉讼中, 原告只需证明:1.被告所制产品与自己的专利产品相同。2.自己申请该项专利后生产了该产品即可, 由被告证明他自己的制造方法并非该专利方法, 或证明依法不应视为侵权行为。若不能证明则推定其使用了专利权人的专利, 从而认定侵权。

(二) 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在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中, 受害人应该就权利发生或存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 受害人要想实现其损害赔偿请求权, 就应该举证证明 (1) 加害人从事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 (2) 造成了财产或人身损害。 (3) 损害后果与加害人的侵权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证明了上述事实, 受害人的权利就存在。根据无过错的要求, 在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案件中, 受害人也不得不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主张免除责任。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免责条件“加害人能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可承担民事责任。”

(三) 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一般是适用无过错责任, 因而被告是否有故意和过失不再是诉讼中证明的对象。原告应对损害事实的存在, 被告有污染行为, 损害与污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三项产生损害赔偿权利义务的事实负证明责任, 被告则应对他主张的免责事由 (阻碍损害赔偿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的事实) 负有证明责任。但由于原告一般难以证明损害与污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同时为了提高原告求偿的成功率, 应当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 由被告对不存在因果关系负有证明责任。《证据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

(四) 建筑物或者其它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辞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我国民法理论把上述物品引起的侵权责任归入特殊的侵权责任。但不同的是, 这类侵权责任仍是过错责任。《民法通则》第126条明确规定建筑物或者其它设施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证明责任已被倒置, 原告不必再对被告有过错负证明责任。以及损害是建筑物等倒塌、脱落、坠落所致辞的事实负有证明责任。上述事实得到证明后, 被告的过错就被推定存在, 被告要想免责, 就必须举证证明自己主观上既无故意又无过失, 例如证明建筑物倒塌是不可抗力所致辞是第三人过错所致辞等。

(五)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引起的侵权诉讼中, 证明责任的分配是:受害人应对损害发生, 损害, 由被告饲养或管理动物所致负有证明责任, 而被告想不承担侵权责任, 则必须就损害系受害人过错造成或者第三人过错造成负有证明责任, 因而饲养动物致人损害引起的侵权责任属无过错责任。

三、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现状

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是在1991年颁布的。为了解决司法实践出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本文简称《证据规定》) 并于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此举不但维护了法制统一, 也改善了法制环境, 并针对举证责任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为维护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制进程的一个里程碑。

《证据规则》的内容有许多创新之处。与举证责任分配有关的包括:明确了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 确立了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规定了举证期限, 明确了举证责任的免除情形等等。但是在这里必须指出, 创新之中也有缺憾。1991年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地要求当事人举证, 并没有对举证责任的期限作出十分明确的限制, 各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限期举证的做法也十分不规范。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证据规则》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责任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 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这一条实际上确立了举证期限的核心———证据失权, 也就是当事人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向法院提交证据, 且不存在举证期限的延长或举证期限的重新指定之情形, 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 丧失证明权。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后面的条款, 却会发现所谓证据失权的规定名不副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例外情况的规定过多。举证期限指定之后如当事人无力在期限内举证, 可以随时延长期限, 实在不能延长时人民法院也有权以“新证据”为由认可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 可以说当事人在任何时候提出任何证据都可能被人民法院所采纳。在接下来的十几个条款中, 可以看到《证据规则》在多处否定自身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证据失权制度。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 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 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责任期限”;第三十六条规定, 如果当事人在期限内举证确有困难, “经人民法院同意, 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 当事人“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 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在第三十八条规定“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的同时, 第四十条又规定“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进行交换”等等。过多的例外将会导致举证期限的原则规定形同虚设。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新证据”的定义过于宽泛。《证据规则》第四十一条规定一审和二审新证据的范围包括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和二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 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又规定“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 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 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 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证据”;第四十四条则规定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就是再审程序中的新证据。然而, 何谓“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如果故意隐瞒已经发现的证据, 然后在举证期限届满或者庭审结束后再以“新发现的证据”的名义提出, 法院将难以判断该证据究竟是不是新发现的证据, 结果是不得不再次组织质证, 无形中给当事人进行恶意诉讼以可乘之机。

《证据规则》作为司法解释的局限性属于先天不足, 在当今日新月异的司法实践中显得十分无奈。加快立法进程, 提高立法质量是当务之急。

摘要：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之一, 关于举证责任的内涵和举证责任的分配, 不同法系的学者历来有所争论, 我国的证据立法, 受大陆法的影响较大,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 实行的是以“谁主张, 谁举证”原则为主, 兼顾特殊和例外情况的责任分配方式。当前我国由于司法制度、思想观念等种种原因, 在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关键词：民事诉讼,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1]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3-9, (1) .

[2]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