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案件观后感（精选8篇）
行政诉讼案件观后感 篇1
商标撤销复审庭审观后感
12月4日，随律协安排，在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旁听了商标撤销复审一案，收获颇丰。
一、首先就专业知识方面，我就此次庭审学习到如下几点：
（一）被撤销商标注册人在复审阶段没有提交证据，在诉讼阶段是否能提交新证据？
一开始，我认为：当本案原告（即被撤销商标注册人）在诉讼阶段新增证据时，被告（商评委）可以此证据并非其做出撤销商标三年未使用决定的证据，而不予质证。此次庭审：根据《商标评审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可知，对于以连续三年不使用为理由申请撤销注册商标的复审案件，申请复审的案件当事人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可以补充证据。法官认为：为更好地保护被撤销商标注册人的合法权益，商标评审委员会允许其在复审程序中提交新证据应视为具有正当理由，而法院也予以参照。因此，为了更好的保护企业的利益，法官会允许其在诉讼阶段提交新的证据。
（二）怎样认定商标注册人在三年内是否使用了涉案商标？
一开始，我以为只要有证据证明其使用了，使用的范围不仅仅包括市场的使用，也可以扩大到模特赛等各种领域，应为“使用”。而本案的原告也举出了各种证据，比如模特赛视频光盘，具体某年使用涉案商标的商场小票等证据证明原告“使用”了涉案商标。而法官认为：撤销三年不使用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商标注册人对商标的使用。那么，认定商标是否使用，应有完整的证据链来说明从他人申请注册涉案商标之日起往前三年都在连续的使用涉案商标，意即商标注册人应当让法院看到其对复审商标存在真实的使用意图以及实际的使用行为。法官的话从目的解释的角度解释了三年不使用中“使用”的含义。我深深感受到，对一个案件的把握，仅仅从逻辑辩论的角度思考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更多的去理解立法的原意，更多的去学习法官的思维，通过各种理论书籍的学习，通过对法官裁判文书的学习，不断的积累，归纳，总结，提升。相比之下，本案原告律师的功课还是远远不够的，导致的结果将不仅仅是此案的败诉，而是本案当事人鲁宾逊服装公司将接受其他服装公司在服装类别上注册“鲁宾逊ROBY”商标，显而易见，这对鲁宾逊公司将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
希望自己吸取前车之鉴的教训，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一）如何提交证据？庭审提交证据，只备份一套，没有按照证据提交规则，按照被告人数提交相应的副本。
（二）如何准备证据？本案原告律师提交了各种合同及小票，但是合同原件、复印件相互参杂，合同与履行合同的各种小票也没有一一对应。在法庭辩论过程中，律师仓惶的在翻自己整理的证据，多么尴尬又难堪的局面，不仅仅带给法官，同时也给当事人很不好的印象。因此，我们对每次案件的证据一定要严格依据其所证明的目的，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分组分类，编排页码，并作好证据目录。这样才能在法庭过程中，顺利的通过准备好的证据，强有力的突出自己的观点。
每次庭审的旁观，做一次小结，写一份心得。不仅仅能从专业的角度把握各种案件在实践中的操作，而后通过搜索各种裁判文书找到类似案例，巩固自己的专业水平；也能学习不同的律师在庭审中的各种技巧，扬长避短；更重要的是跟随法官的思路，学习分析案件的思路，以及案件的最终归宿。
行政诉讼案件观后感 篇2
1 案情及诉讼过程
1.1 行政处罚
2006年11月3日, 松江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监督员卫生监督检查时发现, 上海欣欣家庭装潢有限公司 (化名, 以下简称欣欣公司) 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以下简称《职业病防治法》) 规定的现象。经立案和调查取证后, 松江区卫生局于同年12月8日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欣欣公司的行为已违反了《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 依法对欣欣公司做出责令限期改正, 并就其违反职业病健康检查规定做出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25 000元的行政处罚。
1.2 行政诉讼
欣欣公司 (原告) 不服上海市松江区卫生局 (被告) 做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6月4日立案受理并组成合议庭。
争议焦点:原告诉称:松江区九亭镇太平路12号是上海凯凯实业有限公司 (化名, 以下简称凯凯公司) 所在地址, 而非原告公司所在地址, 原告营业执照上注册地址是上海市长宁区文峰路15号。陈泉泉 (化名) 身份非原告员工, 在被告调查取证中加盖原告公章系原告工作失误所致, 而被告并未进行全面调查, 导致被告处罚对象错误。故请求法院撤销被告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具体行政行为。
被告辩称:被告认定原告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行为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处罚适当, 符合法定程序和权限。原告认为处罚主体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处罚主体错误的异议, 其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限。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在被告调查取证过程中, 原告提供的违反《职业病防治法》行为的事实证据、原告方出具的委托书等, 足以证明松江区九亭镇太平路12号系原告的加工场所、陈泉泉系原告公司工作人员, 其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行为系原告实施。原告仅以其注册地不在该处, 认为被告处罚主体错误的理由, 不能成立。被告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程序合法, 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 (二) 项规定应当撤销的情形。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据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 (四) 项之规定, 驳回原告欣欣公司的诉讼请求。
1.3 行政上诉
欣欣公司 (上诉人) 因卫生行政处罚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2007) 松行初字第XX号行政判决, 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一中院于2007年8月13日立案, 依法组织合议庭, 于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
争议焦点:上诉人称:并未实施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违法行为, 太平路12号是凯凯公司的注册地和经营地, 其是违法行为的实施主体,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错误, 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 改判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上诉人辩称:上诉人注册地虽在本市长宁区文峰路15号, 但太平路12号是欣欣装潢工业园区, 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陈泉泉在被上诉人调查取证过程中从未对违法主体提出异议,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等材料上亦盖有欣欣公司印章, 故被上诉人以上诉人为被处罚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正确, 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欣欣公司有违反职业病健康检查规定的违法行为, 具有相应的证据证明, 事实清楚, 可予确认。被上诉人在事先告知并听取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后, 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 责令上诉人限期改正, 同时做出警告和罚款人民币25 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并送达至违法行为发生地, 适用法律正确、处罚程序合法、处罚幅度适当。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太平路12号系欣欣装潢工业园区, 陈泉泉接受调查时向被上诉人松江区卫生局提交的委托书上虽同时盖有欣欣公司和凯凯公司印章, 但其自称是上诉人欣欣公司副总经理, 在接受询问和陈述、申辩过程中亦未对被上诉人认定欣欣公司为违法主体提出异议。并且, 在被上诉人2006年11月3日进行监督检查后, 上诉人欣欣公司以其名义同月14日申报了职业病危害项目。分析上述过程, 本院认为, 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欣欣公司实施了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违法行为, 以欣欣公司为被处罚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 上诉人以太平路12号为凯凯公司注册地为由, 主张违法行为人系凯凯公司, 被上诉人处罚对象错误, 依据不足, 本院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已能证明其认定违法主体为欣欣公司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 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欣欣公司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依据不足, 本院不予支持。据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 (一) 项之规定,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 思考及体会
2.1 管理相对人对法律理解的偏颇
起诉和上诉中的争议焦点为:欣欣公司一再诉称, 松江区九亭镇太平路12号是凯凯公司所在地址, 而非欣欣公司所在地址, 欣欣公司营业执照上注册地址是上海市长宁区文峰路15号, 凯凯公司才是违法行为的实施主体。陈泉泉身份非原告员工, 在松江区卫生局调查取证中加盖欣欣公司公章系欣欣公司工作失误所致。
在这些争议的焦点上,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行政违法主体以及构成行政违法主体必须具有什么特征?所谓行政违法主体是指权利义务或某种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它的特征有三方面: (1) 行政违法主体必须有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 (2) 行政违法主体实施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 必须是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 (3) 行政违法主体必须是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相对人。
《职业病防治法》第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 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 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 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责任是由其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 因为一切职业活动都是以用人单位为基础组织的, 用人单位对其职业活动处于支配地位, 自然成为本单位职业病危害的责任主体。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太平路12号系欣欣装潢工业园区, 陈泉泉接受调查时向松江区卫生局提交的委托书上虽同时盖有欣欣公司和凯凯公司印章, 但其自称是欣欣公司副总经理, 在接受询问和陈述、申辩过程中亦从未对认定欣欣公司为违法主体提出异议, 同时提供了欣欣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证明欣欣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在松江区卫生局进行监督检查后, 欣欣公司以其名义申报了职业病危害项目。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松江区卫生局认定欣欣公司违反职业病健康检查规定的违法行为, 具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和事实依据, 欣欣公司完全具备行政违法主体的特征。欣欣公司以太平路12号为凯凯公司注册地为由, 主张违法行为人系凯凯公司, 松江区卫生局处罚对象错误, 纯属推卸责任之辩称。
2.2 执法人员应进一步提高对案件疑点调查清楚的意识
在起诉中原告诉称, “陈泉泉身份非原告员工, 在被告调查取证中加盖原告公章系原告工作失误所致, 而被告并未进行全面调查, 导致被告处罚对象错误。”当时, 陈泉泉接受调查时提供了法定代表人委托书, 委托书上却盖有两个单位印章, 分别是“上海欣欣家庭装潢有限公司”和“上海凯凯实业有限公司”。虽然陈泉泉自称是上诉人欣欣公司副总经理, 但案件经办人员对法定代表人委托书上为什么盖有两个单位印章并没有主动调查核实清楚, 直接导致原告辩称“在被告调查取证中加盖原告公章系原告工作失误所致”, 使卫生行政部门在应诉时处于被动。在这方面, 卫生执法人员必须进一步提高对案件疑点的侦察能力, 增强主动调查核实清楚的意识, 避免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2.3 执法过程中应规范的细节
松江区卫生局于2006年12月8日对欣欣公司做出松第2120064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并于同年12月12日送达至太平路12号欣欣装潢工业园区。欣欣公司于2007年5月向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并于同年6月4日立案受理并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应当在知道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从上述情况看,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至欣欣公司上诉已近5个月, 但法院在认定当事人不知道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基础上, 最终决定受理。首先回顾一下整个送达过程, 当时, 执法人员在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至太平路12号欣欣装潢工业园区时, 正逢受委托人陈泉泉不在现场, 现场工作人员均拒绝签收, 执法人员采取了留置送达和照相摄像取证。后因欣欣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缴纳罚款, 松江区卫生局按照法定程序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过程中, 欣欣公司声称未收到松江区卫生局送达的松第2120064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之后就向区人民法院提请诉讼。法院经过调查后认为, 虽然松江区卫生局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留置送达至太平路12号欣欣装潢工业园区, 并现场照相摄像取证, 但是, 这不能代表欣欣公司于送达之日起已经知道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 现场取证的照片和摄像中无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人;第二, 现场无第三方证明人证明;第三, 太平路12号不是欣欣公司注册地址。
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四十八条规定, “受送达人或者其同住成年家属拒收行政处罚决定书的, 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人员到场并说明情况,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上注明拒收事由和日期, 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 (盖章) ,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留在被处罚单位或个人处, 即视为送达”。但本案执法人员在送达时, 在受送达人拒收的情况下, 现场没有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人员到场证明。鉴于此, 执法过程中应吸取此次教训, 规范执法行为的细节, 确保行政处罚的威严、严谨及合乎法律逻辑。
2.4 执法过程中应加强法制宣传
《职业病防治法》施行已6载有余, 而一些企业负责人至今还不了解这部法律, 甚而至于有时还会曲解。卫生行政部门应继续加大法律宣传的力度, 以卫生法制教育为基础, 以依法行政为重点, 推动卫生工作实行行业法制化管理, 有效引导和规范卫生工作行为, 维护卫生工作秩序, 通过宣传培训普及法律知识, 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及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2.5 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点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是困扰卫生行政执法普遍存在的问题, 国内也有类似情况的报道[4]。在当事人不在场、拒签或相关人员不肯签收时, 送达的惯常方式是留置送达并邀请第三方到场证明。但第三方不到场证明是常有的事, 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 没有主动邀请;第二, 主动邀请了, 但不愿意到场证明。实际工作中邀请第三方到场证明难度很大, 一般受送达人知道行政处罚后, 对执法人员普遍存在抵触心理, 而执法人员送达前也不能未卜先知, 确定是否会遭拒签, 更毋庸谈是否需事先邀请第三方证明人现场证明。并且受送达人所在地的派出所、村 (居) 委会、街道 (镇) 等基层组织和所在单位人员, 为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麻烦, 经邀请后基本都不愿意到场证明。有些单位同意作为第三方证明, 比如各街道 (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但由于同属卫生系统, 他们的证明法律效力不强。
针对上述情况, 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 建议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现场留置送达的同时, 可借助邮政系统的力量, 再以挂号信的形式邮寄送达至受送达人注册地和生产地, 注明法定代表人或受委托人为收信人, 并充分利用邮局的回执服务, 保存好邮局送达回执凭证, 从而弥补留置送达证据不足的缺陷。
参考文献
[1]雷屏, 李幸福.10起卫生行政诉讼案的评析[J].中国公共卫生, 2000, 16 (2) :120.
[2]柳光忠, 杨刚.一起职业卫生行政诉讼案例分析与思考[J].中国卫生监督杂志, 2005, 12 (2) :138-140.
[3]李建华, 吴祖秀, 高利华, 等.一起行政败诉案的分析与思考[J].中国卫生法制, 2004, 12 (3) :43-46.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发现 篇3
关键词：行政 公益诉讼 线索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频发。同时，一些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因不作为、乱作为致使损害发生或扩大的情形也屡有出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机关的监管权威和行政行为的公信力，制约了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如何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促进依法行政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应是其监督职能的应有之意，而行政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2015年7月初，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印发《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试点工作作出具体安排，其中就行政公益诉讼范围，《方案》明确：“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由于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没有也无法提起诉讼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试点期间，重点是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案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一、履行职责的含义
如何理解“履行职责中发现”这一要求？实践中，有人认为，按照目前检察机关的内部架构，行政公益诉讼职能自然由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或者单独设立的行政检察部门承担，而该部门当前的主要职责是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因而，“履行职责中发现”应是指检察机关在开展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活动中发现，具体就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相关案件中发现。也有人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对于法律实施具有法定的监督权，因此凡行政机关未依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的，只要其结果造成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都应该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视野。
对此，我们认为，如何把握行政公益诉讼“履行职责中发现”的含义，对积极稳妥推进行政公益诉讼试点工作至关重要。界定“履行职责”需要结合检察机关的具体职能，既不能太过狭窄，也不能过于宽泛。一方面，我们不能限缩在具体履职部门的职责分工上界定“履行职责”的含义，《方案》明确“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而非“检察机关具体职能部门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事实上，行政公益诉讼工作虽具体由检察机关内部某个部门承办，但对外是以检察机关名义履行职能、承担职责，因而，“履行职责中发现”应指检察机关在履行相关法定监督职责时发现案件线索，如职务犯罪侦查、批准或决定逮捕、审查起诉、控告检察、诉讼监督等。实践中众多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导致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其中往往存在行政机关人员违法犯罪情形，检察机关开展监督完全符合立法本意和检察机关职能配置。另一方面，从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层面理解，对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检察机关均应履行监督职责，但如若要求检察机关对所有未依法行政的行为均开展监督，既与检察机关现有人财物力配备不相适应，也不符合监督权设置的原则，最终可能会干扰行政权力的正常行使，使监督权与行政权错位，或者导致监督职能虚设，不能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方案》将行政公益诉讼范围限定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
案例中，某县检察院开展督促依法履职并最终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符合《方案》的基本精神：一是案件涉及的是生态环保领域；二是砂石场在未取得林地使用许可的情况下，一直违法占用10亩林地开采砂石，县林业局未能履行法定监管职责，导致林地被破坏；三是县检察院在开展的生态保护专项行动中发现该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并予以监督，符合“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
二、线索发现的基本路径
获取案件线索是检察机关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成效。实践中，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发现案件线索。
（一）注重结合督促依法履职工作找线索
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是民行检察部门一项经常性工作。由于行政机关不作为或违法行使职权，往往会造成国有资产、公共资源、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我们认真分析过去两年全省检察机关办理的875件督促履职案件，全面梳理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的具体表现，从中发现了一些案件线索。如，今年年初，阜南县检察院针对土地出让、规划变更、房产证发放等过程中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不依法履职，土地出让金等国有资产拖欠5亿多元的情况，发出督促履职检察建议13份，在对检察建议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时发现，还有3份检察建议落实不到位，县国土资源管理局怠于履职，形成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太和县长江金属材料公司为一家铅污染严重企业，曾被省环保厅责令停产并挂牌督办，当地环保部门未严格履行监管职责，该企业在整改没有达标的情况下仍继续生产，超标排放污染物。利辛县汝集制革厂因加工皮革产生大量污水，致使该地当地群众养殖、灌溉的主要河水常年为劣五类，由此引发的诉讼和群众上访事件持续不断。这两起污染环境事件边整边犯，持续时间长、危害大。检察机关通过跟踪检察建议落实情况，一方面加大督促环保部门依法履职力度，促使污染环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也初步形成公益案件线索。
（二）注重结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找线索
近年来，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权钱交易，甚至与有关企业相互勾结，失管漏管脱管，破坏了行政执法的廉洁性，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我们认真分析近年来办理的生态和环境资源保护、国有土地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对可能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列出线索清单，加强与反贪、反渎部门的联系，建立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梳理、移送、办理、反馈等协调机制，做到有价值的信息不放过、能成案的线索必审查。如，宿州市院查办省环境监察局原副局长魏继伯受贿案时发现，宿州文金制革公司存在非法排污、造成严重污染问题。环保部门按照检测结果及有关规定，应当责令该公司停产整顿，并按程序审查决定是否关闭该公司。由于该公司总经理向有关人员行贿，致使该公司至今没有关闭，村民灌溉、饮用水等受到了严重影响。检察机关查明情况后，及时向环保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同时建议社会公益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若仍得不到及时纠正，或社会公益组织不提起诉讼，检察机关将提起行政或民事公益诉讼。此外，自侦部门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现并移送了省国土资源厅违法颁发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将本应该注销的探矿权证办理延续登记手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1.8亿元案。
（三）注重结合刑事检察工作找线索
各地民行检察部门积极借助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平台，通过加强与侦监、公诉部门内部配合，使一批刑事部分正在办理或已经结案、行政违法尚未纠正或公共利益损害没有得到合理赔偿的案件，进入公益诉讼渠道。如，宿州市院在办理灵璧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某、纪检组长夭某等人滥用职权审查批捕一案中，发现灵璧县明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越界开采资源208417.9吨，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依照《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应当吊销其许可证，而县国土局只对其进行了一般的行政处罚，怠于履行职责，构成行政公益诉讼线索。2015年4月，铜陵市公安局水上巡逻警察支队通知铜官山区院公诉部门，称安徽铜冠新技术有限公司存在不正常使用及擅自闲置污染物处理设施，改变污染物排放浓度，使含有重金属镉的生产污水未经环保处理后即予排放，因涉嫌环境污染犯罪已被立案侦查。因系向长江河道非法排污，涉及环境公益，该院公诉部门及时通知民行部门，一同前往公安水警支队调阅、复制有关案件材料进行线索审查摸排。目前，该案刑事部分已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考虑到该案涉及污染企业向长江河道非法排放污染问题，检察机关就民事部分与有关环境公益组织进行沟通、协调，在有关主体不能提出公益诉讼的情况下，拟就损害社会公益问题提起诉讼。
（四）注重结合开展检察专项活动找线索
近年来，为突出打击重点，各级检察机关根据一个时期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开展了各种类型的专项活动。专项活动主题突出、范围明确、力量集中。如全国检察机关正在开展的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全省检察机关开展的查办环保领域职务犯罪专项活动，很多案件涉及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问题。我省检察机关结合全国检察机关正在开展的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同步推进立案监督和公益诉讼工作，既扩大了专项活动的效果，也提高了查找公益诉讼线索的效率。如，安徽广达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倾倒35.23吨废液污染环境案，宣城市宣州区铂曼金属制品厂非法处置3吨废旧铅酸危险物污染环境案，均为侦监部门牵头组织开展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中发现并移送。太和县肖口有色金属循环经济示范园，界首市田营循环经济产业园违规排放废水、废气，造成地表水、地下水、空气严重污染案等公益案件线索，均为自侦部门牵头组织开展查办环保领域职务犯罪专项活动中发现并移送。两个专项活动，仅省院侦监处就移送线索3件，省院反渎局移送4件。这样，不仅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得到了刑事法律追究，也使一批影响本地群众生产生活、社会反响强烈、百姓深恶痛绝的公益案件线索进入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视野。
（五）注重结合筛选媒体曝光新闻事件找线索
媒体曝光新闻事件涉及面广，多是社会热点问题，其中不乏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契合的内容。对新闻媒体曝光的案件，通过有关领导批示、有关机关交办等方式，由控申检察部门统一受理，纳入检察机关提请公益诉讼的视野。2015年6月1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以“安徽池州千亩田变荒地 河水被污染无法灌溉”为题，对东至县香隅镇化工园非法排污情况进行报道，反映园区内8家涉苯企业利用雨水收集管网的管道、沉井排放污水，苯超标136倍，造成环境污染事件，致使农民有地不能种。省、市两级检察机关敏锐意识到其可能涉及刑事案件，并损害社会公益，构成公益案件线索，遂主动出击，及时监督公安机关对涉嫌犯罪企业进行侦查取证，固定证据。目前已监督公安机关以涉嫌环境污染罪对当事企业法定代表人立案侦查1起，对环境执法部门怠于履职、公益损害后果等事实正在进行摸排和调查。
（六）注重结合与“两代表一委员”和社会组织联络找线索
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组织接触面广，关注社会问题，反映渠道通畅。各地检察机关加强与代表、委员及相关社会组织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了解社会热点问题，通过适当的方式转化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公益诉讼的案件线索。2015年金寨县“两会”期间，有县人大代表联名反映该县宏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存在违法采矿、污染环境情形，要求关闭该矿山。金寨县检察院在与县人大开展联络工作中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涉及侵害环境公益，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发现该矿尾砂库项目与原批准的临时用地范围不符，占用基本农田和山场，属违法占地行为，县国土资源局一直未对该企业违法建设尾砂矿库行为作出处罚；同时，采矿期间溢出的选矿水、矿石淋溶水、尾矿渗透水、矿坑涌水等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对外排放，存在很大的环境污染问题，县环保局作为本县环境保护主管机关，没有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存在行政不作为情形，检察机关先后向县国土局、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同时积极收集证据，拟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关于房产登记行政诉讼案件的分析 篇4
随着房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房产登记行政诉讼案件不断增多，在审判实践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为了更好的厘清法院审理该类案件的工作思路，郓城法院对近年来的房产登记行政诉讼案件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对进一步规范完善该类案件的审理提出建议。
一、房产登记行政诉讼案件审理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自2010年以来，郓城法院共受理房产登记行政诉讼案件19件，其中2010年2件，均判决撤销房产登记；2011年2件，一件判决撤销房产登记，另一件被告变更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撤诉；2012年15件，一件原告主动撤诉，其余14件因涉及民事问题中止审理。
通过对以上案件的分析，发现这些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叉在一起。大多数房产登记行政诉讼案件与民事案件相关联，当事人提起房产登记行政诉讼，实质是对民事权益被登记机关登记行为确认不服。
（二）登记机关败诉的原因集中。大都是因为忽视实体审查和违反法定程序，在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核职责的情况下，就办理了房产登记手续。
（三）涉及法律、法规较多。该类案件涉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较多，审判过程中会遇到各种疑难问题。
（四）案件类型相对集中。案件大多数是第三人提起的不服房屋权属登记类型。
二、房产登记行政诉讼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涉及民事争议的情形多，导致纠纷中止。房屋登记纠纷中常常混杂着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对于这种行民交叉案件的审理，行政审判法官多赞成先民后行，在此情形下，通常的做法是先中止行政诉讼，待民事诉讼的结果出来后再判决行政案件，理由是行民交叉的案件在实质上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解决民事权益之争，房屋登记是以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的。这种处理方法虽然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避免了行政判决和民事判决相矛盾的情形，但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也浪费了司法资源。还有的当事人不理解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区别，希望通过行政诉讼实现民事权利。在他们看来，如果法院认定某项登记是错误的，自己就理所应当成为房屋真正的权利人，法官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常常要花费大量时间给当事人做解释工作。
（二）原告主体资格的把握。一般来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产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只要能提供相应的事实证据证明其与被诉的登记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均应予以受理。所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指的是这种被影响的利益是法律上需要保护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行政主体在作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纳入考虑范围的利益。只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受到的侵害与登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当事人有明确的法律文件或法律事实证明自己为权利人，如房地产权证、房屋买卖合同、抵押合同、法院裁判文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继承等法律事实，就应认定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三）对登记材料的形式审查标准和现有审查手段难以对抗精心伪造的申请材料。长期以来，房屋登记机关对申请材料的审查多为形式审查，只要相关人员全部到场，必要的材料是加盖了公章的原件就能办理登记，登记人员只需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即可，不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另一方面，由于登记人员无法凭肉眼对公证书、未婚证明等材料上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别，又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审查手段，容易使申请人钻空子伪造材料骗取登记。[1]提供虚假材料的当事人在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后逃匿，法院判决撤销登记行为后，购房人已经支付的房款难以追回，将面临钱房两空的境地，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救济。
（四）判决方式问题。对于登记行为如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是否应当以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代替维持判决？有人认为，用维持判决比较合适，现行行政诉讼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因为行政审判审查的标准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非确定审查原告的诉讼请求受不受法院的支持。本人认为，用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代替维持判决是合理的，因为目前我国的登记制度决定了登记行为只是对民事法律关系形式上的确认，并无实质上的最终确定力，登记机关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无权审查的，登记行为很可能由于民事法律关系无效而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如果法院以司法审查的标准判决维持了行政机关的行为，会给以后民事审判否定房屋产权民事法律关系或行政机关自行纠正登记行为带来障碍。用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方式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和提高审判效率，也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稳定。
（五）登记机关赔偿问题。当前我国缺乏统一的登记赔偿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及《房屋登记办法》等都对登记机关登记错误引发的赔偿作了规定，但这些规定都过于原则，对赔偿的性质、归责原则、范围等问题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造成司法实践的不规范，这些过于粗放的规定，远远不能满足司法裁判的需求。
三、规范房产登记行政诉讼案件审理的对策及建议
（一）完善科学的房产登记制度。现行的房产登记规范在立法上还存在一定缺陷，尽快制定和完善有关房产登记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是解决当前房产登记行政诉讼案件审理工作诸多问题的根本办法。虽然《物权法》对不动产登记制度作出了基本规定，如登记管辖、登记机构职责、异议登记与预告登记制度、登记过错的赔偿责任等，但是这些规定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还远不能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某些具体问题，亟待进一步细化。
（二）加强对房产登记行政诉讼案件审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公民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提高，对房产登记这类关系重大财产权属的行政行为大都采取法律途径寻求权益保障，房产登记行政诉讼案件快速上升。但是，当前我国有关房产登记的一系列制度却相对滞后，房产登记行政审判工作难度很大。因此，我们应认真对待每一件案件的审理工作，既要充分保护房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要公平界定登记机关的职责、义务，力争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三）完善房产登记技术手段。技术条件的落后，也是造成登记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加强登记系统软件的研究，不断完善电子登记信息系统，比如，针对使用伪造身份证或冒名申请房屋产权登记的现象，可以通过密码保护及指纹识别等技术手段来核实身份真伪。同时还应积极加强与民政部门（婚姻登记处）、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的沟通和协助，建立电话查询系统和网络实时传递体系。[2]
（四）法院在受理房产登记行政诉讼案件时应加强立案引导。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应了解当事人诉讼的真正目的，如果当事人只对登记错误的原因行为有争议，则应当向其阐明房屋登记行为仅是一种确认，不是赋权，登记对象只能是没有争议的民事权利，如果有争议就必须通过法院或仲裁等机构的确权后，才能进行确认。法院应当引导当事人提出有效的诉讼，使纠纷通过最快的诉讼路径得以解决。对因登记部门原因导致登记错误的，可引导当事人直接进行行政诉讼；对因民事行为瑕疵导致登记错误的，可引导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对各当事人之间有亲属关系或房屋已被他人善意取得的案件，应当加强诉讼协调，在保障各方合法权益的同时，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五）正确处理行使审判职能与支持登记机关依法行政的关系。由于房产登记相关法律规定抽象、简单，而大家对法律理解的分歧又较大，有时登记机关的结论与法院的认定就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一方面，要坚决纠正登记机关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加强与他们的沟通，通过提出司法建议、召开座谈会、联合举办讲座等方式，达成法律理解的一致和案件处理的共识，使司法权与行政权和谐统一。[3]
（六）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行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有时在民行之间互为中止，久拖不决。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将两类联系紧密的争议在一个程序中处理，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避免反复诉讼，不仅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减少法院人力和财力的耗费。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这也为我国设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
协议离婚案件引起的行政诉讼 篇5
张莉和赵刚现居住在广州市白云区，两人于1994年结婚。婚后头两年，两人的关系还算好，但后来两人的关系开始恶化，常为了一些小事争吵，赵刚还会动手打她。为了孩子，她把很多苦都往肚里咽，长期忍受精神折磨。
2004年1月，张莉开始出现怪异行为：她常在单位哭泣，称是“激动地哭、感动地哭”，单位领导找她谈话，她向领导鞠了一躬，不说话就走了；回到家后，她的话也很少，有时会打开窗户，向外大叫。4月，家人把她送到了广州市精神病医院治疗，张莉被诊断为“双相障碍”。住院近一个月后，张莉因病情好转出院。
同年9月，张莉回到单位上班，但刚过一个多星期，张莉又出现躁狂症状，于是又到广州市精神病医院住院约10天。张莉表示，她之所以再次发病，是因为那时赵刚叫她离婚，她觉得烦躁。此后的一段时间，张莉一直靠吃药调节精神状态。
2005年初，赵刚再次提出离婚。2月2日，两人就在白云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张莉表示，当时她受了妄想症的支配，觉得离婚后会过上好日子，所以连《离婚协议书》看都没看，就去民政局办了手续；手续办完后，还“挺高兴的”。离婚后不久，张莉也回了老家。去年3月，张莉的父母才知道张莉已经离婚，再看看两人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两位老人顿时惊呆了：根据该协议，张莉离婚后无钱也无房；更荒唐的是，张莉在该协议中自认“女方生活作风不好，长时间有婚外情，伤害了男方的感情”。
张莉在老家治疗，她的父亲来到广州，向市民政局申请行政复议，后撤回了复议请求，而直接以张莉的名义将白云区民政局告上法院，要求撤销该离婚登记。
案件分歧：
张莉的代理说：“张莉当时精神疾病还没有痊愈，还在服药治疗，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办理离婚登记。她当时缺乏认知能力，其实从那份离婚协议书就可以分析出来，这连普通人都看得出来，民政局作为专业机构，却没能看出来。”
张莉办理离婚登记时到底是有无患病呢？白云区法院曾做过调查。
张莉的邻居回忆，“那段时间我曾经在楼道亲眼见到张莉把垃圾桶踢坏，把垃圾撒得到处都是。春节前后，她还把铁锅扔到楼下，差点砸中一名老太太。”
2005年9月，法院委托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结论是，办理离婚手续时，张莉患双相障碍（部分缓解期），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目前处于双相障碍（缓解期），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法院判决：
白云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离婚可通过行政程序，也可通过诉讼程序。民政部门准予离婚登记，须查明双方是否确属自愿离婚。
分析：
《离婚证》虽然被判撤销，但在白云区法院看来，对此有过错的是赵强。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对于民政局来说，张莉在整个办证过程中自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外观特征无法判断张莉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致使民政局不具备相应的注意前提，涉案行政行为的无效完全是因为赵强故意隐瞒张莉有精神病史，导致民政局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对张莉的主体资格无法作出正确判断，因此赵强存在过错，本案的诉讼费及鉴定费应由赵强承担。
行政诉讼案件观后感 篇6
(二)超越法定职权实施行政行为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履行职责的;
(四)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五)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
(六)滥用职权的;
(七)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的;
(八)涉诉部门消极应诉，不积极主动配合法制部门做好应诉工作，不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应诉材料的;
(九)涉诉部门不主动出庭应诉或出庭后不充分履行代理人职责的;
(十)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
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与诉讼程序 篇7
一、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与诉讼程序的启动
(一) 超过起诉期限是否丧失诉权
对于起诉期限与诉权的关系, 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起诉期限是行政诉讼的诉讼时效, 从诉讼时效开始起算多长时间原告都有权提起诉讼, 多长时间之外, 即丧失起诉权。[2]这种观点将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内涵界定为:超过起诉期限当事人不得提起诉讼, 丧失起诉权;
另一种观点认为, 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届满当事人的胜诉权丧失, 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仍可以提起诉讼, 但法院不支持其诉讼请求。[3]
笔者不赞同这两种观点, 仅因为当事人的行政诉讼期限届满, 要么诉讼程序无法启动, 即使启动, 当事人仍然承担败诉的后果, 这对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不符合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近年来, 民事诉讼学界很多学者主张抗辩权发生主义, 诉讼时效经过后, 其后果并不是起诉权与胜诉权的消灭, 而是对方当事人产生抗辩的权利。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更加符合现代诉讼实践的要求和审判权中立原则, 在探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涵义时, 我们可以借鉴抗辩权发生主义。行政诉权作为一种程序权利, 这种权利经过一定期限后的法律后果不一定是诉权的消灭, 而是使对方拥有了抗辩的权利。因此,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经过, 当事人并不丧失起诉权, 也不丧失胜诉权。
(二) 起诉期限是否为起诉条件
对于这个问题, 许多学者赞同将起诉期限作为行政诉讼起诉条件,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如此操作的, 学者和法官们认为这种做法的理论依据为《若干解释》第44条: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然而, 笔者认为起诉期限不应当作为起诉条件。理由如下:
首先,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4.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显然, 法律明确规定的四个起诉条件并不包括起诉期限, 而司法解释第44条又的确有让人产生不当看法之嫌。从法律效力的层面看, 在法律适用上笔者认为应以行政诉讼法为标准。
对于诉讼成立来说, 有适格的当事人, 有争议存在以及属于人民法院管辖就完全可以开始一个诉讼, 其他内容正是诉讼过程中需要审理查明的。[4]从世界范围来看, 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起诉条件相当宽松。虽然对原告的起诉行为的具体要求上有所差异, 但存在一些共同点:第一, 法律不对当事人的起诉行为作实质性限制;第二, 法官对原告的起诉状进行实质审查, 只是通过简单的登记程序确认原告的起诉行为及其效力。如果说对起诉有什么限制, 也主要存在于形式上, 即起诉状的简单的格式要求。这一做法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以响应最高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行政诉讼受理条件, 对起诉条件的掌握不能过于苛刻”的精神的号召。
其次, 从保护当事人权益的角度来说, 也不宜将起诉期限作为起诉条件之一。实践中, 当事人的起诉行为是否超过有关法律所规定的期限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法院只有在立案之后, 经过审查才可以查明当事人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5]而法院在案件受理前的审查, 严格来说其程度应该是很低的, 一般只是形式审查, 把起诉期限作为起诉条件实际上是要求法院在受理原告的起诉时就必须查明案件的有关事实, 这就需要有相当的证据来支持, 为当事人的起诉增加了不必要的起诉障碍, 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不应当把起诉期限作为起诉的条件之一, 只要符合法定的四个起诉条件, 法院就应当受理, 受理之后, 被告对起诉期限提出异议的, 法院根据其举证的真实与否, 进行审查定夺。
二、起诉期限与行政诉讼程序的运行
(一) 起诉期限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往往是在案件受理前要求原告证明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 或是法院利用自身的职权进行调查之后认为相对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笔者在上文已经论述过起诉期限不应作为起诉条件之一, 因此法院在案件受理前要求原告证明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的做法不妥。实际上在举证过程中, 有的法官往往不能一直保持中立的态度, 他们利用自身职权进行调查取证, 这不仅违背了审判中立的原则, 而且在这场实力相差悬殊的较量中, 给人民留下以司法维护行政的印象, 不利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发展。那么在审理过程中, 起诉期限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若干解释》第27条第1款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 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从该解释可以看出, 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 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6]在现实中, 原告对于行政机关是否有相关内容的告知行为一般很难举证, 而行政机关则恰好相反, 因为工作程序的要求严格, 行政机关对上述内容提出证据比较容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有利于迅速查清事实, 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若被告主张原告起诉超过期限, 却又不举证或举证不能成立的, 诉讼将继续进行, 法院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7]
(二) 法院是否应主动审查起诉期限
在审判实践中, 作为原告方的当事人在起诉时并不会主动承认自己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期限, 那么法院是否应主动审查呢有学者认为法院应该主动审查起诉期限。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具备多重目的, 从维护公法秩序及行政权行使特性角度, 法院应当主动审查起诉人的起诉期限, 并直接作出裁判。[8]
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
首先, 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起诉期限违背行政诉讼的证据制度。《若干解释》第27条只规定了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承担举证责任, 而法院在证据的审查中则处于被动地位。如果法院在诉讼中主动审查原告是否超过起诉期限, 实际上免除了被告对该部分的举证责任, 而直接将举证责任归于原告一方, 人民法院如此处理的方式不符合证据制度。[9]
其次, 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起诉期限, 将破坏诉讼结构, 影响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诉讼, 本质上是双方在平等对抗的基础上, 法院居中裁判的一种三方组合。人民法院主动审查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 在立案阶段即对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进行审查, 势必要求原告对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期限进行举证。如果原告举证不能, 案件就会被裁定为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这种处理方式增加了原告的举证负担, 原告与被告的法律地位不平等。
因此, 笔者认为法院不应对起诉期限进行主动审查, 而应保持中立, 由被告对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抗辩和举证, 法院被动审查和裁定。
(三) 裁定“不予受理”与“驳回起诉”之辩
《若干解释》第44条第1款第6项规定:对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 尚未受理的, 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已经受理的, 裁定驳回起诉。这一司法解释将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案件默认以裁定不予受理为第一选择, 如果因为审查不清又怕逾期的, 受理之后经过审查超过法定期限的适用驳回起诉。以适用“不予受理”为原则, 以“驳回起诉”为例外。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 起诉期限则属于起诉条件之一, 这与本文先前的论述相矛盾, 也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及诉讼目的。
笔者认为, 超过法定期限起诉的, 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比裁定不予受理更恰当。适用“驳回起诉”则表明案件已经被受理, 而适用“不予受理”则表明案件还未被受理。本文已经论述过, 超过法定期限起诉的, 当事人并不丧失起诉权, 只要符合法定起诉的四个条件, 法院就应该受理。因此, 在法院受理之后, 被告对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进行抗辩, 并举证后, 经审理查明确实超过起诉期限时, 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故对于《若干解释》此处的规定, 建议立法予以明确的变更。
参考文献
[1]胡玉鸿.行政诉讼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252.
[2]刘善春.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M].北京:法制出版社, 2001:626.
[3]胡建淼.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202.
[4]夏永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在诉讼程序上应用之研究[J].成都教育学院报, 2006 (02) :126.
[5]张蒙.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6]武俊山.有关行政诉讼期限的几个问题[J].理论探索, 2011 (05) :143.
[7]张弘.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研究[J].法学, 2004 (02) :39.
[8]顾大松, 耿建宝.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研究[EB/OL].http//www.china law edu.net/news/2004/10/14.
行政诉讼案件观后感 篇8
关键词：循环诉讼行政诉讼调解司法监督
0引言
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有积极实施法定行政作为的义务，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能够履行而未履行或者拖延履行的行政形式。行政相对人就行政主体的不作为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对被告重新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按照《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为司法权不能代替行政权的行使，人民法院不能直接代替被告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只能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这就出现了与上轮判决实质重复的循环判决，即使经过两审终审，相对人也会以行政主体未实际履行重新提起诉讼，导致“终审不终”，这就是所谓的行政不作为诉讼案件中“循环诉讼”。
1“循环诉讼”带来的问题
“循环诉讼”是在当前合法适用法律情况下产生的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大量“循环诉讼”的出现事实上给行政以及司法体制带来了很多问题：
1.1纠纷久拖不决行政相对人因为行政主体不作为而提起诉讼的案件往往属于与相对人具有利害关系的案件，需要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尽快做出相关的具有实际执行力的判决或者行政行为。“循环诉讼”使同一案件在法院和行政主体之间循环往复：法院每次受理案件都有法律依据，并无不妥，行政主体相应的也依照法院的判决重新做出了具体行政行为，而行政相对人针对行政主体的行政决定不服又再次起诉，循环往复，致使纠纷久拖不决，当事人的法律关系难以稳定，权利人的利益难以得到及时、有效保护。比如近几年在北京市通州区因征地、占地拆迁中涉及集体土地使用证案件中，多次出现围绕一个集体土地使用证父(母)子(女)轮番来诉讼，法院作出撤销判决后，胜诉原告持法院胜诉判决要求通州区政府变更或重新颁证，但北京市对于农村集体土地重新确权的工作至今未开展，故行政机关采取各种方式拖延上述申请，致使申请人又到法院诉讼行政机关不作为、不予受理等具体行政行为，这类反复诉讼的案件逐年增加。
1.2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判决的公信力、既判力，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循环诉讼”将本已能解决的行政纠纷再次带入诉讼程序，既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判决的公信力、既判力，同时又由于在后的司法审查仅可能是形式审查，使得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法院需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显然是对行政、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另外，循环诉讼的过程大大降低了老百姓对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信任度，损害了国家形象。
1.3暴露出行政判决在实践中的苍白“循环诉讼”的出现，暴露出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这一判决类型在实践中的苍白，也暴露出我国行政判决执行无力的现状。执行是行政诉讼的最后一环，只有将判决的内容付诸实施，行政纠纷才能最终解决。民事执行难一直是法院执行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行政诉讼同样面临执行难的问题。二十几年来，行政诉讼执行难的问题随着行政诉讼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日益突出，从1989年至2000年《中国法律年鉴》对法院工作执行部分的上年度总结中，无一不是以“执行难”作为首句，继而介绍一年来法院为解决相关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和所做的努力。
2“循环诉讼”的成因分析
我国目前行政诉讼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我国行政诉讼体制和结构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2.1法院不能做出带有具体执行标准的判决“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是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它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法律赋予的权力，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因此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行政，没有随意处分的权力。”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是对行政活动合法与否的监督，原则上司法权只能监督行政权，不能代替行政权，只能对行政活动合法与否做出裁判，不涉及合理与否的问题，也不能变更合法不合理的行为。因此，在一个判决行政主体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案件中，法院不能越权去代替行政主体做出包含具体行为方式的判决，否则就是违法，而行政主体是否实际履行，我国司法制度尚缺乏有力的事后督催程序。这样，不能对行政主体形成一个有效的约束，从而可能导致“循环诉讼”。
2.2行政主体内部公务员缺乏相应的宪政与法治意识，使手中的行政权某种程度上制约司法权的正常运行在目前的行政诉讼中，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表现出对行政诉讼制度强烈的排斥和抵触心理，这是导致行政诉讼制度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行政机关成为被告之后，不应诉，不出庭，不举证，不移送材料，不履行法院判决。一些行政机关利用本系统所掌管的人、财、物的权力对法院行政审判施加压力，法院如判决其败诉，就对法院的工程建设、人员待遇、办公设备添置、车辆申请等设置种种不变。有的行政机关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找领导说情或借助党委、人大的力量对法院施加压力。我国公务员宪政和法治意识的缺乏，既有传统的因素，又有现实的原因。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强调为人民服务，但官员无所不在地支配着社会的一切，权力一直缺少制度化的制约，又从另一方面助长了权力无限的意识，并且还容易产生一些报复心理。或者直接就像所说，“配合”法院的判决，重新做出行政行为，但是却不作出有实际意义的具体行政行为。
3解决“循环诉讼”的对策
3.1引入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促使行政诉讼实现良性循环现代社会，公权力理论已经由原来的国家公权力至上逐渐向有带有协商、合作精神的公权力过渡，服务与合作精神已经成为现代行政上占主导地位的人文精神。因此，在行政诉讼领域如何贯彻依法行政理念、服务与合作理念，如何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调动行政相对人积极参与行政争议的积极性等问题就摆在了理论界与实务界面前，而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行政诉讼调解可在行政审判中发挥出的独特、良好的功能和作用：
3.1.1基于当事人的合意而达成一致的结案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争议双方的对抗，达到原告满意、行政机关满意，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都好的双赢目的。
3.1.2促进民事纠纷、行政纠纷交叉问题的统一解决。近年来，随着行政案件类型的增多，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相互交织的情况越来越多，伴随出现很多虽然被诉的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核心却是民事争议的行政诉讼案件。以拆迁类行政诉讼案件为例，被诉的可能是行政机关的拆迁许可、拆迁裁决或是强制拆迁的决定，但原告起诉的真正目的往往是对拆迁补偿方式或者标准存在异议，如果允
许在法院主持下，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进行调解，双方就拆迁补偿问题达成协议，原告方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达到，原告方通常会采取撤诉的方式使诉讼终结。
3.1.3减少诉讼成本，避免循环诉讼。同样以上述拆迁类行政诉讼案件为例，如果允许在法院主持下，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进行调解，双方就拆迁补偿问题达成协议，原告方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达到，原告方通常会采取撤诉的方式使诉讼终结，这样既减少了诉讼成本，又避免了循环诉讼。
当然，并不是任何行政案件都能够行政调解的。笔者认为，可进行调解的行政案件需具备两个要件：①行政诉讼的当事人有权处分其权利或职权。对于行政决定涉及民事因素这类案件，行政机关可在依法拥有的法定职权范围内有一定的处分权。②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
3.2对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进行限制及其司法监督为了减少或防止行政诉讼案件中“循环诉讼”的发生，除采取行政诉讼调解之外，还应同时采取如下对策：一是事先防范。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确定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条件和期限。一般来说，涉及到事实不清，宜做附条件的判决：如果事实清楚，只涉及定性或使用法律方面的问题，宜做附期限的判决，以避免行政机关久拖不决或形成循环诉讼。二是事后强制。即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做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为的，在原告起诉后，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重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同时，可依《行政诉讼法》第65条第3款“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①对应当归还的罚款或者应当给付的赔偿金，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账户内划拨；②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该行政机关按日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③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④拒不履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的规定对被告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