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第三人

行政诉讼第三人（通用10篇）

行政诉讼第三人 篇1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是一个既颇有争议又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 同时也是实务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从法制的视角正式确立行政诉讼制度, 而在相关的行政程序法颁布之前, 行政争议是参照民事诉讼法进行审理的。由于我国行政诉讼脱胎于民事诉讼, 因此与民事诉讼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也不例外, 会对民事诉讼有准用的地方。但同时,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两者是相互独立的两大纠纷机制, 有着不同的立法主旨和保护利益。行政诉讼法主旨是规范行政主体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 保护利益相关者 (包括公民、法人、组织) 的利益。这与民事诉讼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在制度的设置上也会体现出很多不同的方面。

因此, 为了更好的把握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制度, 本文将其与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进行比较, 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从理论上更深入的理解行政诉讼法第三人的规定, 可为实务上更准确的适用此制度提供指引, 从而确保人民法院公平合理的审办行政案件, 依法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有效的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并且同时可以实现诉的合并, 节省诉讼资源。

1 行政诉讼第三人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由于法律对第三人的这一规定比较概括, 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因此学术界对第三人概念有较大争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第三人的范围上, 显示在两个方面:第一, 行政诉讼法中所指的“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否仅限在有直接利害关系, 还是也包括了与诉讼结果有关系的情况。第二, 行政诉讼第三人是否涵盖行政机关。目前学术界仍未给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准确概念, 但是在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特征上, 学术界的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 (1) 同提起的具体行政诉讼行为有利害关系。 (2) 第三人参诉需以本诉为法院受理并且尚未终结为前提。 (3) 第三人具有等同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2 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的比较

由于行政诉讼有着和民事诉讼不同的立法宗旨和目标, 故两者虽在第三人制度上有相同之处, 但存在更多的不同。

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的相同点。 (1) 第三人参诉的目的。诉讼第三人无论是与案件本身或与裁判结果有利害关系, 还是支持原告或被告, 其参与到诉讼中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 有第三人的参加, 人民法院可广开言路, 彻底了解案情, 从而客观地审办案件。 (2) 参加诉讼的时间。第三人参诉是以他人之诉正在进行中为前提, 故其参与到诉讼中的时间也就限定在他人诉讼开始之后裁判终结之前, 这是第三人性质所决定的。 (3) 参加诉讼的方式。行政诉讼第三人可根据本人申请经过法院予以准许参加到诉讼中或由法院通知其参诉。民事诉讼中分为有独立请求权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其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存在这两种参诉方式。 (4) 提高诉讼效率。第三人参加诉讼引起的参加之诉与本诉的合并, 同时可以避免第三人因没有参加诉讼而提起新的诉讼, 造成审判资源的浪费, 从而及时、有效的处理案件。

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的不同点。 (1) 第三人范围的不同。因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利害关系”不同的理解产生的不同。民事诉讼上第三人是指对原告和被告所争议的诉讼标的主张独立的请求权, 或者虽无独立的请求权, 但从法律视角来看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存在利害关系, 因而参加到他人之间已经开始的诉讼中的第三人存在有无独立请求权之分。另外, 行政诉讼法规定, 允许与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利益主体 (包括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作为诉讼的第三人参与案件审理。那么此处的“利害关系”是可以准用民事诉讼法中的范围 (即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利害关系) 还是窄于民事诉讼法第三人的范围, 而仅指直接利害关系?这个问题也是上面提到过的学术界存在争议的焦点之一。在实务中, 对“利害关系”的认定也没有局限在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中, 还包括了与案件的判决结果的利害关系。同时我国行政法及其解释并没有把“利害关系”只规定在直接利害关系上。 (2) 对民事诉讼第三人范围的扩大。由于民事诉讼是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争议, 所以不存在行政机关成为第三人的情形。而在行政诉讼当中, 其解决的是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于行政机关的参诉, 会区别于民事诉讼第三人的范围。因此这里会涉及到行政机关是否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问题,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应当追加被告但原告未许可的, 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可以看出当行政机关作为机关法人参加诉讼时, 就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 (3) 第三人类型的不同。行政诉讼第三人是否能够与民事诉讼第三人一样, 存在有无独立请求权之分呢?行政诉讼第三人提出的主张存在三种情况:第一, 原告与被告的主张均不同意;第二, 原告与被告的主张都同意;第三, 无主张, 当其支持的当事人败诉, 可能被判决承担某种义务。由于行政诉讼的情形和制度与民事诉讼的不同, 无法简单的参照民事诉讼中对第三人的“二分法”来对行政诉讼第三人进行划分。现在学术界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划分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学者提出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两种:一类是与民事诉讼法第三人的划分进行比较, 以第三人提出的不同诉讼主张进行划分;一类是借鉴德国、日本、台湾等大陆法国家 (地区) 对行政诉讼法第三人的划分, 按第三人与案件处理的利害关系进行划分。由于行政诉讼制度很多脱胎于民事诉讼制度, 很多学者仍借鉴民事诉讼第三人, 但不是简单根据有无独立的请求权进行二分, 而是根据第三人不同的诉讼主张将行政诉讼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诉讼主张与原告、被告的诉讼主张都不同, 即既反对原告又反对被告, 则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包括两种, 一种是站在被告一方支持被告主张, 在诉讼中辅助被告进行诉讼, 另一种是提出的诉讼主张与原告一致, 辅助原告进行诉讼。也有学者借鉴德国、日本和台湾等大陆法国家 (地区) 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类型划分, 根据第三人与案件处理利害关系及其在案件审理中的作用, 将行政诉讼第三人分为:独立第三人、准独立第三人和辅助第三人。

以上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分类都可以为理论和实践提供指导, 同时也可以看出其与民事诉讼法第三人的分类是很不相同的。

3 结语

行政诉讼法第三人制度我国立法的规定不多, 行政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提供的指引还不具体, 很多问题还未涉及到或者没有明确统一的规范, 因此理论和实践上会出现很多争议。由于在行政诉讼法没有出台之前, 一直参照民事诉讼法的制度, 因此第三人制度有诸多准用之处, 但行政诉讼法有自己的特点, 将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与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进行比较, 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两大纠纷解决机制的共性和各自独立的系统。笔者分析了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之间的共性和特点, 以期能更好的把握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制度。

摘要：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是一个既颇有争议又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 同时也是实务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关于行政诉讼法第三人制度我国立法的规定不多, 在行政诉讼法没有出台之前, 一直参照民事诉讼法的制度, 因此在第三人制度上, 仍有很多准用民事诉讼的地方, 但两大纠纷解决机制是相互独立的, 行政诉讼法不同于其他的法规体系。笔者将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与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做对比, 分析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在参诉的目的、时间、参诉方式、权利义务和提高诉讼效率上的共同点与两者之间范围、类型和诉讼地位上的不同, 以期能更好的把握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制度。

关键词：行政诉讼第三人,民事诉讼第三人,范围,类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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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第三人 篇2

答辩人付冬梅就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昌铁路局的上诉状，提出答辩意见如下：

一、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1、法庭查明事实已经充分证明：答辩人付冬梅丈夫周东安在住院治疗期间，其主管单位南昌铁路局南昌车辆段没有安排他人接替其工作，虽然住院治疗，仍然带病坚持工作，把办公室当病房，与公司客户保持联系，及时协调公司业务，与公司下属商谈公司业务事项，布置任务。

期间，广告公司的业务工作一直未停止开展，还收回公司业务账款16余万元。

20XX年12月10日上午9时许，广告公司业务人员方锡平到第九医院看望了周东安，并商谈工作两个多小时，至11时许离开。

后于当天晚上20时左右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于当晚23时55分死亡。

据南昌市第九医院的抢救记录、死亡记录以及证明，周东安肝病病情已经趋向稳定和好转，系因当天工作劳累过度后出现一体偏瘫，血压急剧上升，造成颅内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周东安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商谈工作劳累过度引发颅内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

2、上诉人南昌铁路局作为用人单位在发生工伤争议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应当负举证责任。

即证明周东安死亡不属于工伤，但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周东安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工作原因突发疾病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

(1)原审被告江西省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厅在作出工伤认定行为时，上诉人南昌铁路局没有提供其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以及工作原因突发疾病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任何有效证据，其证明周东安请病假的计工表庭审证明不具有证据合法性和客观性，而且与法院判决书确认的事实相违背。

(2)上诉人南昌铁路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周东安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不属于工伤的情形。

(3)上诉人南昌铁路局没有证据证明周东安12月10日死亡与当天与公司业务人员商谈工作劳累过度引发颅内出血无关。

二、原审被告江西省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厅在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情况下作出与已被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的赣劳社伤认字第A00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完全相同的行政行为，明显违反《行政诉讼法》第55条之规定

原审被告8月20日作出赣劳社伤认字【2007】第A007号工伤认定通知书，以周东安是因肝炎肝硬化住院死亡，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为由，驳回答辩人工伤认定申请。

答辩人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以事实不清和主要证据不足为由依法撤销原审被告于208月20日作出赣劳社伤认字【2007】第A007号工伤认定通知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并限令被申请人在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但原审被告在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也没有进行重新调查取证，更没有让原告进行陈述申辩的情况下，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赣人社伤认字[2007]第13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理由是：1、主要理由和事实相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相同，但主要事实或者主要理由有改变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第规定的情形。

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限制。

行政机关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理。”这里所称同一事实和理由中的“事实”，指的是行政机关所认定的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事实;“理由”指的是行政机关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论中国民事诉讼第三人的权利保护 篇3

关键词：案外第三人；模式选择

一、我国新《民事诉讼法》中的现有规定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

第三人撤销之诉，指当诉讼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认为已生效的裁判、调解书损害了自己合法的民事权益，为了将生效的法律文书中对其不利的部分进行改变或撤销，该第三人有权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保护自己的权利。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只是为了弥补第三人因已确判决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或损害而请求法院对生效的法律文书内容进行撤销或变更，并没有涉足解决原诉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原生效法律文书中只要不涉及第三人的权利，其他的内容对于原诉当事人仍然具有既判力。

（二）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

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第三人对执行标的实体权利存在异议而请求执行法院对该异议进行处理但被法院驳回，如果原裁判和错误的执行标的之间确实无关，此时第三人即可在原则上以执行债权人为被告向受诉法院提出申请，旨在请求法院为其提供执行救济。国家为了保证正当执行而设置出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制度，是在司法程序即将终了之时，第三人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阻止法院执行的一种实体性救济程序。

（三）第三人申请再审制度

第三人申请再审，意味着人民法院驳回了第三人向其提出的执行异议时，如果原法律文书与执行标的错误确实有关，则此时第三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再审。申请再审是第三人保护自身权利的一种救济手段，是在诉讼中请求法院撤销已生效的但发生了错误并且侵害了自己合法权利的裁判、调解书。所以，第三人提出再审申请须在执行阶段，并且作为执行根据的裁判文书确实侵犯了其正当利益。显而易见，第三人申请再审制度不仅有利于打击虚假诉讼，保护第三人的权利，也有利于改善民事诉讼环境，保障民事诉讼秩序的稳定。

二、我国现有第三人权利保护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中被告的列明以及应适用的诉讼程序规定不清

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是对于被告的列明尚不清晰，是原訴的双方当事人还是仅与第三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其中一方当事人？尤其重要的是：法院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是适用一般诉讼程序还是特殊诉讼程序的规定也很不明确，这会使诉讼中出现一片混乱，而这些问题也就是司法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级制度规定不明

根据《最高法解释》第19条的说明，可以推测出立法者的原意是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应当适用两审终审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在处理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时均适用特殊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而这种做法就会违背了立法的原意，更会对第三人带来很大的危害，剥夺他们的救济权。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与第三人申请再审提起时间的冲突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三人有权向作出裁判、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时间范围是在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法院的生效裁判损害其民事权益时起的六个月内。第三人在案件进入执行过程后向法院提出执行标的异议但被驳回，若其认为原生效裁判和执行标的的错误确实有关，此时有权申请法院启动再审程序。

然而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如果案件已经进入了执行程序，第三人向作出生效裁判、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了执行标的的书面异议并被法院依法驳回，但是此刻生效裁判不满六个月，第三人应当如何选择权利保护途径呢？

三、对第三人权利保护体系提出的建议

（一）完善第三人撤销之诉

我们必须认识到对第三人撤销制度的规定并不完善，比如说在诉讼中首先要弄清楚第三人的权利究竟是被原审双方当事人共同侵害的还被当事人中的一方侵害的，然后再考虑诉讼主体的列明问题。而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应适用的诉讼程序以及应当适用审级制度问题规定模糊不清，笔者认为各级法院在处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时应当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实行两审终审制，不仅符合《最高法解释》，而且更加合理、科学的保护第三人的权利。

（二）完善执行异议之诉

我国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程序规定也存在漏洞，没有明确说明法院应用何种诉讼程序进行审理，这样不能很好地保护第三人。本人认为，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既不能很好地保护第三人，也不符合立法原意，所以必须纠正这种错误的司法实践，完善执行异议之诉，应当适用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同时实行两审终审制。

（三）取消案外人申请再审

事实上，我国第三人申请再审制度的设置本身与我国第三人权利保护整体的体系设计原理就不相符。在权利保护体系中不仅规定了第三人撤销之诉，还规定了再审之诉，一方面，二者之间在提起时间上的冲突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负担而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第三人撤销之诉在保护第三人权利的作用的可以涵盖再审之诉，或者比再审之诉更能发挥作用。所以在整个第三人权利保护体系中，为了避免各种制度的重置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本人认为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取消案外人再审之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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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志恺.《新<民事诉讼法>案外人救济制度分析》.《法制博览》，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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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第三人举证责任之探讨 篇4

对于行政诉讼中原被告举证责任的划分问题, 在学术界已基本趋于一致。大多数学者认为, 在行政诉讼中, 对所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的举证责任应由被诉之行政机关承担。对于举证责任的分类, 有学者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关于举证责任的分类方法, 将举证责任分为推进责任和说服责任, 前者指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构成法律争端从而值得或者应当由人民法院予以审判的举证责任;后者是一种决定败诉后果由谁承担的实体责任, 即在不能证明特定事实或者特定的事实真伪不明时, 其负有说服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①二者之间相辅相成, 但说服责任是用于确定行政诉讼后果的程序规则, 更具有实质意义, 而推进责任是用于确定行政诉讼审理方式和方法的程序规则。②

鉴于此, 笔者认为, 相对于推进责任, 说服责任的归属问题乃是行政诉讼中关于举证责任的核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皆对行政诉讼之举证责任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其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如下:在行政诉讼中, 被告对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 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 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以及第五十四条第1款第2项第1目规定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法院应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 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是, 我国法律并未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举证责任作出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也仅仅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范围作出规定, 即“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社会组织, 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综上所述, 在行政诉讼中, 被告对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即作出此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负有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 当被告不履行其举证责任时, 法院依法撤销其被诉之具体行政行为。但是, 行政诉讼第三人只有参加诉讼的权利, 对其举证责任, 法律却无明确规定。

2.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弊端

以上规定充分体现了我国立法机关对于行政诉讼中的原告权利的保护, 在促进司法对行政权力监督的同时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司法效率。需要强调的是, 设立此制度之出发点旨在于, 在原被告两方利益角逐之模式下, 实现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以及对抗力量的平等与公平性, 在司法实践中, 有不少学者认为此制度并未使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达到实质性平等, 且多半将其归因于立法技术并提出一系列改进措施, 就这一问题笔者于此不再赘述。笔者需要强调的是, 在司法实践中, 现行举证责任制度对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利益保护甚少, 对这类群体之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且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 现行行政诉讼举证制度的此种弊端日益显现。窃以为, 此弊端与我国行政举证责任制度出发点的考虑不完善相关, 我国行政举证责任制度的出发点存在一定的缺陷, 导致在一定情形下虽然保障了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的相对平等, 但却忽略了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之行政相对人 (在诉讼中作为诉讼第三人) 的利益保护。举证责任倒置作为行政诉讼的一大特色, 其主要理论及出发点在于:由被告负举证责任, 有利于保护原告一方的诉权, 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的举证优势, 从而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③笔者认为, 在原被告两方利益角逐之模式下, 其理论及出发点之正当性与合理性毋庸置疑, 但是, 在司法实践当中, 大量行政诉讼案件往往会涉及到除原被告双方以外而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之第三人的利益, 其案件结果会直接影响到第三人的权利行使与义务履行, 这恰恰是设立行政诉讼举证制度所忽略的地方。在此, 我们可以通过一具体实例来说明我国现行被告举证责任制度对行政诉讼第三人权利的损害与忽视。

A公司为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计划在B小区旁建一栋40层楼, 于是报请当地有关行政机关的批准且得到批准。于是A公司开始在B小区旁施工, 在其施工过程中, B小区有关业主以A公司的建筑侵犯其采光权为由, 向法院提出了撤销当地行政机关作出的在B小区旁建一栋40层楼的行政许可的诉讼请求, 相关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应诉, 依法承担举证责任, 但当地相关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 因此,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行政机关所做的行政许可。但此时该楼楼体的主要架构已建完毕, 尽管A开发商认为行政机关其许可行为合理合法, 并且对于相关行政部门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的行为表示不解与不满, 但由于之前的行政许可已被撤销, 在建中的楼体不得不停止施工, 依法拆除, A公司因此失去商机, 进而蒙受巨大损失。

此案涉及到A公司 (行政相对人、诉讼第三人) 、相关行政机关 (行政主体、被告) 以及B小区业主 (行政第三人、原告) 三方的利益, 如果僵硬的适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 显然会严重忽视作为诉讼第三人的A公司的利益, 背离法治的精神, 既损害了行政相对人 (A公司) 的权益, 也降低了行政主体之行政行为的公定力, 同时违背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和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出发点。笔者认为, 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最主要的出发点, 在于弥补原告较被告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的劣势地位, 使二者势均力敌, 并且利用行政主体在信息获取、证据调查上的优势来提高司法效率, 节约司法成本。同时, 说服证据原则旨在于通过为行政主体设定举证不能之责任后果, 来确保其能够积极履行举证之义务, 以责任之承担来保障义务之履行, 以义务之履行来保障诉讼之平等。此原则在只有原被告双方的诉讼情形下方能发挥促进公平正义的作用, 即负举证义务的一方亦是承担败诉责任的一方, 责任与义务统一于一体而进行相互转化, 被告行政主体利用其自身的力量保护其自身权利, 为自身行为承担应有的责任, 原告则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维护自身利益以弥补作为非行政主体之劣势。与此种情况不同的是, 在原被告以及第三人三方利益博弈的诉讼情形中, 负举证义务的一方未必是实际承担败诉后果的一方, 在上述案例中, 行政诉讼主要承担败诉后果的一方 (A公司) 往往没有能力承担举证义务且我国法律未规定其相关的举证权利及义务, 这样, 便会出现证据义务与证据责任的作用对象分离之现象, 对行政主体来讲, 承担的举证义务与举证义务不履行后的败诉后果不成比例, 对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来讲, 由于客观举证不能, 只能在行政诉讼中依靠行政主体的诉讼力量来保护自身权利, 同时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行政主体的败诉风险, 因而显失公平。

综上所述, 在一定情形下忽视对诉讼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举证责任原则无异于用此之不平等换取彼之平等, 即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 (作为诉讼第三人时) 之诉讼不平等换取行政诉讼中原被告诉讼之平等, 长期下去, 不利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的保护, 也不利于行政法律关系争议的有效解决, 更不利于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行政权力。

3.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 为解决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损害与忽视诉讼第三人权益的问题, 在维护原被告平等诉讼地位的同时, 必须将保护行政诉讼中所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之权益作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出发点之一。因此,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之目的在于, 保护原告诉权, 同时维护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诉讼第三人之合法权益, 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的举证优势, 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在此理论基础下, 可以通过完善现有具体规定的途径解决现存弊端, 进而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规定诉讼第三人承担说服举证责任、强化法院调查取证、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三个方面入手, 以切实保障诉讼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3.1 诉讼第三人承担说服举证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只规定了行政主体 (被告) 负有说服举证责任, 而未规定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时负有说服举证责任。假设在行政诉讼中, 原、被告及第三人三种利益博弈的情况下, 法律规定诉讼第三人承担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行政主体所作出的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的责任, 即当被告和诉讼第三人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不提供证据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 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 法院依法撤销或部分撤销其具体行政行为。这样可以使得诉讼第三人在行政诉讼中运用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从而避免了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诉讼第三人只得寄希望于通过被告行政主体的证明力量来维护自己权利的尴尬局面。但是, 此种方法之可行性在实践中将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原因在于, 在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二者之间地位不平等, 行政相对人在获取具体行政行为相关信息以及证明其合法合理性的证据的能力不足, 在特定情形下难以有效履行行政诉讼说服举证责任。尽管如此, 笔者注意到, 虽然行政相对人作为诉讼第三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之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证明在现实中较为困难,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必将有助于实现诉讼第三人的利益保护。

3.2 强化法院调查取证。

在诉讼第三人单纯依靠私权力, 没有法院及其它相关公权力的帮助下承担说服举证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有效地维护其自身权益。鉴于此, 在诉讼第三人缺乏相应能力调取证据时, 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取证。我国对此已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但表述不清, 不足以有效的运用于司法实践之中。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了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 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 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下列证据材料: (一) 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 (二)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 (三) 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那么, 根据此规定, 在被告不提交证据的情况下, 诉讼第三人虽因客观情况不能自行收集证据, 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 是否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相关证据材料?窃以为, 法院是否有权依申请调取证据, 取决于我们对此法条的理解。此法条中规定的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证据指的是何种证据?笔者认为应当是推进证据责任中的证据, 即当事人用来证明其诉讼主张构成法律争端从而值得或者应当由法院予以审判的相关证据③, 而非前文所提到的说服证据责任中的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证据, 且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 只规定了被告对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说服责任, 并未对诉讼第三人的相关举证责任作出任何规定。因此, 上述法条应理解为:只有在原告及第三人在收集推进证据的过程中, 因法律规定的情形而不能自行收集的, 人民法院应依申请调查收集证据。而在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作为诉讼第三人在收集说服证据的过程中, 因客观情况不能自行收集相关证据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未对此作出人民法院是否可以依申请调查取证的规定。

根据笔者上述观点, 在行政诉讼中, 应当规定诉讼第三人负有证明与其有利益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义务, 因此, 在行政相对人在获取具体行政行为相关信息以及证明其合法合理性的证据的能力不足时, 应当赋予其请求人民法院依申请帮助其收集证据的权利。在行政诉讼中, 由被告负说服证据责任, 有利于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的举证优势, 但当行政主体放弃或怠于其举证优势, 且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对第三人造成严重损害时, 此时司法公权力的介入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正如前文所论述, 证据义务与证据责任的作用对象出现分离的现象显然违背了法律上的公平正义。

综上, 在行政相对人作为诉讼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活动中,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调查取证, 以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实现。

3.3 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

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和拘束力, 但其公定力、确定力和拘束力必须建立在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之上。依法行政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国家行政权力的运作必须正确、合法。我们认为, 当行政行为作出时即具有公定力, 只有当行政行为正确合法时, 行政行为才具有确定力和拘束力。既然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具有公定力, 那么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当行政行为确认违法时, 行政主体需要承担行政行为公定力丧失的相关责任。笔者认为, 为了加强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为了促进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充分发挥其举证优势, 为了提高行政主体的权威, 行政主体应当对因其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而给行政相对人带来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对此行政赔偿问题已经作出了相关规定, 行政主体应当对已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带来的损失予以赔偿, 但在现实中, 具体行政行为撤销后, 行政主体对其行政相对人的赔偿无法有效弥补行政相对人的实际损失, 与已撤销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往往是败诉后果的直接承担者, 行政主体承担的较轻行政诉讼败诉后果不足以驱使行政主体充分发挥其举证优势, 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应当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 增加败诉风险, 从而积极有效的促进行政主体积极应诉, 发挥其举证优势, 实现公平正义。在此情形下, 行政主体为行政诉讼败诉后果的主要承担者, 同时也是行政诉讼的主要参与者, 原被告双方之诉讼义务与责任可统一于一体而相互转换, 这无疑有利于行政行为做出过程中及行政诉讼中责权的明确, 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亦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因此, 在行政诉讼中, 加重被告所承担之败诉后果具有应然性。

4.结语

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规定被告承担说服举证责任, 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其理论出发点在于实现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的平等, 保护原告诉权, 但是, 举证责任制度往往会导致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损害。因此, 在保护原告诉权的同时, 应切实维护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之合法权益, 保护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应作为设立并完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理论出发点之一。在行政诉讼中, 通过规定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依法承担说服举证责任、强化法院调查取证、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三方面而得以实现。

摘要：在行政诉讼中, 我国法律规定被告承担行政证明责任, 当被告举证不能时应承担败诉后果。该制度旨在保障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之平等, 但忽略了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之利益。如被告无正当理由不提交相关证据导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被撤, 这样直接损害与被撤销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之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我国亟需完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 以切实保障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之合法权益。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行政相对人,诉讼第三人,法院调查取证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第3版。

行政复议第三人告知书 篇5

行政复议第三人告知书

（）工商复字〔〕号

：

不服

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局已于年月日依法受理。（年月日，我局收到你（们/单位）提

交的要求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该复议的申请）。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的规定，本局决定（认为）：。（告知参加复议的，还应当写明：如果决定参加行政复议，请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10日内向本局提交有关材料。）

特此告知。

附件：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

行政诉讼第三人 篇6

甲、乙、丙是三位独立运营的网络店铺店主, A货运中转站是专门负责货物中转集中发货的货站, B公司是一家快递公司。甲、乙、丙三人在双十一后分别作为委托人将自己总计价值十万元、十万元、五万元人民币的商品委托A货物中转站向买家运输。A与B运输公司签订运输合同, 合同约定由B公司负责将商品运输给买家。在运输过程中, B公司的货车由于客观原因发生自燃, 导致车内货物全部烧毁。A货站基于运输合同诉至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 1、因B公司的过错致使货物灭失, 请求B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违约金X元人民币。2、赔偿因货物灭失产生的损失, 共计25 万元。 在诉讼中, A申请甲乙丙作为证人出庭, 参与诉讼。

二、本案中产生的程序性问题

本案的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律上的利害关系, 也不会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 甲乙丙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因此不能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法院也不得依职权通知他们参加诉讼。同时, A是基于与B快递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这一民事法律关系向法院诉讼, 甲乙丙三人并非是合同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 并没有参加到合同之中, 因此按照严格规定来说, 也不可以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A的诉讼请求, 应当如何判决? 回到本案之中, 对于A请求B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应当判决予以支持。因为A、B之间签订了运输合同, 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毁损灭失, B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给付违约金。但对于第二项诉讼请求, 请求法院判决B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共计25 万元的诉讼请求, 由于证据不足, 应当不予支持。因为货物的所有权并不属于A公司, 货物灭失A公司并没有实际损失的产生, 因此主体不适格。即使甲乙丙可能会在将来向A公司追讨货物损失产生的赔偿金, 这也仅仅属于预期损失, 在本诉中不可以提前向B公司追讨。即使法院为了快速完结此案, 支持了A的第二项诉讼请求, 那么甲乙丙对本案的判决执行不可以申请第三人撤销之诉, 也不可以提出执行异议, 只能另起诉讼。若再次将B公司列为被告, 就会造成对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失去第三人资格的甲乙丙若单独提起诉讼, 是否可以与本案一起合并审理? 这个问题将在本文第四部分详细讨论。如果法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仅让甲乙丙作为证人出庭, 那么就会产生以下判决: 因B公司的货车自燃导致货物灭失, 基于A、B间的运输合同, B公司属于违约, 承担违约责任, 违约金X元。由于货物的灭失并没有给A公司造成已有的直接经济损失, 第二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执行完毕后, 甲乙丙可以选择要求A承担违约责任、B承担侵权责任, 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反复的因为同一案情所提起的诉讼, 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与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背道而驰, 因此就要重新考虑甲、乙、丙与本案的联系。

三、如何在案件中保证诉讼效率价值

首先按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 甲乙丙一定不可以做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申请参加诉讼。因为本案的处理结果并不会对他们的实体法律关系产生任何影响, 不会承担不利后果。即使法院判决B公司赔偿A公司经济损失25 万元, 甲乙丙三位货主依然可以向A要求承担违约责任、侵权责任, 或者要求B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 由于本诉的标的为A与B公司之间签订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甲乙丙不属于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因此并不符合条件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不可以以诉讼方式参加诉讼。从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出发, 甲乙丙可以直接参加本诉是最节省司法成本的, 也是最有利于案件纠纷解决的方式, 应该从两个角度考虑: 1、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民诉法第56 条第一款明确规定: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 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 有权提起诉讼。从本案中看, 法条对与独立请求权所指向的对象的规定过于严格。将这种对象严格限定为作为诉讼法律关系的标的, 让实践中更多的案件不能集中审理, 同一起事故引发的不同主体间的诉讼不能同时解决。在诉讼爆炸的今天, 对法官而言无疑加重了他们的工作量。如将诉讼标的扩大为诉讼标的及标的物, 本案中将来可能由于同一货物损毁引发的诉讼也就可以一并解决。甲乙丙则符合了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条件, 有权提起诉讼。诉讼则必然产生费用, 若甲乙丙不愿提起诉讼或者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则是对自己权利的消极对待。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因此法官不可以主动要求或者如民诉法第二款中规定, 通知其参加诉讼。但是必要情况下, 法官可以使用释明权, 向其释明, 基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将失去其诉讼权利。2、诉的合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相关制度不符合条件, 不可以与A与B的诉讼合并。

四、对我国民事诉讼诉的诉讼合并制度的反思

按照现有法律规定, 不能作为有独三的卖家甲、乙、丙, 只能另起诉讼, 向A主张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 或者向B公司要求侵权损害赔偿。为了节约诉讼资源, 法院能否依职权将三个诉讼与本诉合并审理呢? 《民事诉讼法》第52条第1 款: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 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 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 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 为共同诉讼。甲乙丙与A与B公司间的诉讼并非同一种类, 且作为货主的甲乙丙并不是A、B间的当事人或第三人, 因此不可以提起反诉, 所以按照我国民诉法规定, 不可以合并审理。诉讼合并制度在我国的法律规定及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相比下, 美国在诉讼合并中的制度设计, 或许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在美国的普通法时期, 衡平法院与普通法院管理的案件不相同, 适用的程序也不同。在诉讼程式的约束下, 在同一个庭审过程中, 只可以有一个诉讼程序。换句话说只有在一中情况下原告可以合并进一个诉讼中, 就是属于同一个诉讼程式。在衡平法中, 诉讼合并的原则就是能够得到让所有案件在同一个诉讼中集中解决的便利, 有利于审判。相比与美国早期的民事诉讼规则, 现行民诉程序规则把诉讼合并制度分为了诉讼请求合并、诉讼当事人合并、第三人合并。 ( 1) 诉讼请求合并包括原告的请求合并以及被告的请求合并。对于原告的请求合并,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十分宽松, 第十八条的第 ( a) 项规定: 当事人将对诉讼请求当做最初请求、反请求、交叉请求或者第三人请求而提出的时候, 若对对方的当事人有多个请求, 可以作为独立请求合并。在一个诉讼中, 原告可以将对被告的所有的诉讼请求一并向法院提出, 不管这些诉讼请求之间有没有必要联系。被告的请求合并分为向原告提出的反请求以及向其他共同被告提出的交叉请求。反请求也就是民事诉讼中的反诉, 是在本诉进行的过程中, 基于本诉的提出, 为了抵消本诉而提出的请求。反诉又可以分为强制性与任意性反诉。如果被告提出的反请求和本诉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 如果被没有在本诉进行中提出, 则失去起诉权。交叉请求指的是共同诉讼中的一个或几个当事人向其他共同诉讼参与人提出的诉讼。 ( 2) 当事人的合并指在一个诉讼中, 将所有具有请求权的、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作为当事人, 包括原告与原告的合并、被告与被告的合并、原告与被告的合并。《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9 条中规定: ( A) 在其缺席的情况下, 其他已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之间不能得到完全的救济; ( B) 其请求与该诉讼标的有利害关系, 并且在其缺席的情况下处理该诉讼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况: ( i) 实际上会削弱或妨碍其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 ( ii) 将给已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中的任何人留下承担蒙受双重、多重实体风险或者与其所主张的权利的理由不一致的责任的可能性。 ( 3) 第三人合并制度是指非本案的当事人,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经过向法院提出权利申请或者法院裁决同意, 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到其他人之间的诉讼中, 成为诉讼当事人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本案中的甲乙丙按照本款规则, 可以作为第三人进入到A货站与B货站的诉讼中, 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回顾本案中, 若采用第三人诉讼制度, 将甲乙丙三人做为第三人, 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参加到本诉中, 是更为合理的处理方式。诉讼合并制度在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实际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对于我国当前所进行的以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为重要目标的司法改革而言, 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则开创了诉讼合并的先河, 把诉的合并的自由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宽泛自由的合并制度有效的消除了诉讼迟延, 提高诉讼效率, 是值得我国民事诉讼法借鉴的。

参考文献

[1]李伯安.论美国民事诉讼请求合并规则的演变[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01) .

[2]陈桂明, 吴如巧.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的新发展及其启示[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1 (01) .

浅析民事公益诉讼中第三人制度 篇7

一、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制度

民事诉讼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 或者虽然没有独立的请求权, 但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因而参加到他人之间已经开始的诉讼中去的人。 (1) 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有两种: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必须对原、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独立请求权, 或者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民事公益诉讼是经济法特有的诉讼程序。如果以民事诉讼第三人为基础探讨民事公益诉讼第三人, 那么对原、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 或者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只能成为原告或者被告, 而不应该成为第三人。所以, 探讨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否应该有第三人不应该以民事公益诉讼的第三人为基础。

二、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公益诉讼中的第三人

经济法法律关系是有三方主体参加的社会关系。在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中, 个人 (经营者) 与社会 (消费者) 是经济法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 政府作为关系人介入到个体与社会的经济关系中。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私法”关系, 政府的介入 (或者干预) 体现了“公”法关系, 政府在这里是公权主体身份。 (2) 在这种法律关系中, 政府是关系人, 他代表的是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出现经营者侵犯众多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没有提起公益诉讼的政府就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到正在进行的公益诉讼中, 保证民事公益诉讼的顺利进行。2008年三鹿奶粉在奶制品加工的过程中加入了工业原料“三聚氰胺”, 引发了中国奶制品“三聚氰胺”污染事件, 导致了大多数食用“三鹿”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止2008年9月21日, 因食用婴幼儿奶粉而接受门诊治疗的儿童共有54436人, 其中康复的婴儿有39965人, 正在住院的有12892人, 死亡4人。此次事件影响范围之广, 值得有关部门深思。 (3) 这起毒奶粉案件由于侵犯了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符合《民事诉讼法》第55条诉讼, 那么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到已经开始的民事公益诉讼中。由于国家质检总局在发现河北三鹿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后, 对国内的乳制品厂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中“三聚氰胺”的含量进行了检测, 并且予以公告。所以, 其本身可以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一些有利于消费者的证据。基于此, 我们应该赋予关系人以第三人的诉讼地位。

三、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公益诉讼中的第三人

在政府参与经济活动中, 个人与政府是经济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 “社会”作为关系人介入到个体与政府的经济关系中。 (4) 陈久霖作为中国航油集团公司在新加坡海外控股子公司的董事长, 在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新加坡公在取得中航油集团的授权后, 从2003年开始在该公司做成品油套期保值业务。在此期间, 陈久霖以一种类似于“掷筛子”一样的金融赌注方式, 私自扩大业务范围, 在原来的成品油套期保值业务的基础上, 从事了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他在期货交易市场外分别与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以及新加坡发展银行等五家银行签订了合同。除此之外, 陈久霖买了“看跌”的期权, 赌注每桶38美元。但是之后国际油价一路攀升。2004年10以来, 中航油集团公司的海外控股子公司新加坡公司所持有的石油衍生品的盘位已经远远超过了预期的价格。基于之前双方签订的合同, 需要向银行和金融机构支付保证金。每桶油价格上涨1美元, 新加坡公司需要支付5000万美金的保证金, 导致新加坡公司于2004年10月26日至今, 实际损失约为5.54亿。这起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既严重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同时又侵害了国家利益, 理应作为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公司, 存在着股权管理的行政化和国有股权“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 但是这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两大缺陷。这种高度集中的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会造成以下几个问题: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严重、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督功能虚化、监事会没有发挥实质作用, 这导致对经理的监督机制处于真空状态。在国有企业董事长兼任企业总经理的情况下, 国有股东代表就就没有监督的动力, 这样企业就会出现“一言堂”的现象。因此, 一旦发生国有资产流失或者受托管理人侵害国有资产的情况, 司法审计机关难以举证证明该损失是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管存在过错导致, 这样受托人或者国有企业的其他高管就可以以政策性亏损为由逃避法律责任。 (5) 所以, 笔者认为, 在检察机关或者社会组织提起的国有资产流失公益诉讼案件中, 法院可以依职权告知国有资产监督机构或者国有企业监事会成员作为第三人参加到正在进行的公益诉讼案件中, 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这样有利于案件顺利进行。

四、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第三人

环境公益诉讼中, 也应该引入第三人制度。由于诉讼成本等各方面的因素考虑, 受害人个人不愿提起环境私益诉讼, 从而加入到已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中来, 笔者认为是应当允许的, 原因是:第一, 环境私益诉讼成本巨大, 无论是时间、精力、费用、诉讼证据等各个方面, 受害人没有一个方面占优势, 要求受害人必须起诉有悖于法律的公平;第二, 环境污染问题本身应该是全社会的所面临的, 让受害人承担诉讼成本, 显然有悖法律的公平正义;第三, 允许受害人作为第三人诉讼, 有利于案件查清事实, 也使得违法者更多考虑自己的违法成本而不敢轻易以身试法。笔者认为, 环保部门作为政府职能部门, 具有执行环境保护的职责, 并且对违法者破坏环境造成的损失以及环境污染的程度具有专业的调查能力。如果环保部门作为第三人加入由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中, 可以保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顺利进行, 能够及时有效地保护环境。

总之, 基于经济法法律关系的特殊性, 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应该允许存在第三人。但是此处的第三人应该与民诉法中规定的第三人有所区别。本文所提到的环境公益诉讼中第三人的加入仅仅是为了保证民事公益诉讼的顺利进行, 所以其应该与民事诉讼的第三人有本质的区别。

参考文献

[1]韩志红.经济法新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2]张培尧.论国有企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J].重庆大学学报, 2011 (5) .

论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 篇8

1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 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 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下文简称《意见》) 第65条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成为当事人。”根据上述规定,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指对诉讼标的有独立权利、义务, 并提出诉讼请求而参加到原告、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以下将从三个方面理解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1.1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根据

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参加诉讼并非为了维护原告利益, 也不是为了维护被告利益, 而是以自己的名义, 基于其对本诉诉讼标的有独立的权利、义务而参加到诉讼中的。第三人对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是基于本诉原告、被告设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侵犯了第三人的固有民事实体权利。第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民事

权益从而针对本诉原告、被告提起诉讼, 形成了另外一个民事法律关系。由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请求的独立, 它可以同既有的诉讼相分离。在我国人民法院对错误的判决、裁定可以决定再审。人民检察院可依法提起抗诉, 但是, 不受判决约束的案外人却无权申请再审。为保障案外人的利益, 防止原告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债权, 应在民事诉讼立法上赋予未参加本诉的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申请再审之诉的权利。

1.2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

既然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根据在于其对诉讼标的主张独立权利, 显然第三人的独立请求权既是针对本诉原告, 也是针对本诉被告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诉讼中处于独立角色, 应属于原告地位, 进而享有原告的一切诉讼权利。需要注意的是, 依据民事诉讼诉权处分自由原则, 处于原告地位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可以参加原告、被告之间的本诉。

1.3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处于原告诉讼地位, 因而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义务。他有权提起诉讼, 成为诉讼当事人。法院通常不能依职权强迫其参加诉讼, 但如果案外人因地处偏远地区或者不知案情讯息等原因无法行使原告权利, 法院可以向其通知案情, 至于其是否提起诉讼仍然由其自由处分。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诉讼是否可以口头形式提出, 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 但是《民事诉讼法》第109条规定, “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 “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 可以口头起诉, 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 并告知对方当事人”。由此可知, 一审程序中的第三人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时可以口头起诉。在实践中, 法院向偏远地区有独立请求权的案外人通知案情时, 常常以电话、电报等快捷方式作出。案外人以电话、电报方式提出起诉要求的, 因为无法记入法院笔录, 不应当认定为口头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 二审程序中的第三人不得以口头形式提起诉讼。

2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另行起诉

《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 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 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 可以申请参加诉讼,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据此可知,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指对原告、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 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参加到原告、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据此,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以下特征:

2.1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根据

参加诉讼的根据是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 如何认定“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第三人参加诉讼很关键。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相关规定, 因此我国应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指导司法实践。

2.2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可知,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由于其对本诉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 其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提出异议, 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但《意见》第66条规定,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所以,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当事人。除法律明文禁止享有的以外, 其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但他既不是原告, 也不是被告, 而应当是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加人。

2.3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的诉讼属参加之诉, 其只能在本诉开始之后、法院终局裁判之前参加诉讼, 同时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 《意见》第66条规定,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能提出管辖权异议, 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

其次,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诉讼,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在实践中很少见。法院依职权通知其参加诉讼的具体操作是法院发出通知书, 责令其参加诉讼, 被通知者有参加诉讼的义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的有关司法解释, 在下列情况下法院不得通知案外人参加诉讼:

第一, 案外人若与原告、被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二, 第三人与原告或被告一方约定仲裁或者约定管辖的;第三, 第三人与本诉当事人一方争若属于专属管辖的;第四, 在产品质量纠纷案件中, 对原、被告向法律关系以外的人, 有证据证明其已经提供了合同约定或符合法律规定的产品, 或者案件中的当事人未在规定的质量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的, 或者作为收货方已经认可是该产品质量的, 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五, 对于已经履行了义务, 或者依法取得了一方当事人的财产, 并支付了相应对价的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以外的人, 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有学者主张, 可以引进日本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告知制度替代目前的“通知参加”方式。所谓诉讼告知即指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 就诉讼的事实告知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给予其参加诉讼机会的制度。诉讼告知并非单纯的事实通知, 而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 受诉讼告知的人未参加诉讼时, 仍视为在能参加时已经参加, 发生参加的效力, 法院的判决对受告知人有预决效力。

最后,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被判承担民事责任时有上诉权。如果法院没有判其承担民事责任, 则不能上诉。

综上所述, 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应以维护第三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严肃性为宗旨, 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第三人制度的合理内核, 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

参考文献

[1]常怡.民事诉讼法学 (修订本)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2]谭兵.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第三人可起诉撤销虚假诉讼调解书 篇9

2014年,河南塞上明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上明珠公司”)实际操控人冯树涛(当时的法人为尚明涛)看好了郏县迎宾大道与复兴路交叉口一处楼盘,因资金短缺就找到王延坡借款400万元,后来,又以刘公岗等人的名义向王延坡借款若干由冯树涛使用,其中刘公岗签字借款300万元。后来,王延坡追要借款,经冯树涛与名义借款人商议,欲将塞上明珠公司及名下房产给王延坡抵债,以此将债务人所借王延坡的款项全部结清。

王延坡为了实际拥有该房产,经协商将塞上明珠公司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4月28日在工商局变更至自己名下,至此王延坡拥有了塞上明珠公司名下的财产,同时也承担了塞上明珠公司名下的债务。

为了规避其他债务,使其独自拥有该房产,王延坡就让尚明涛、董迎彬向王延坡的弟弟王延昭出具了一个3500万元的借据。2015年5月8日,王延昭将尚明涛、董迎彬、河南塞上明珠实业有限公司(法人已变更为王延坡)起诉至鲁山县人民法院。鲁山县人民法院在没有审查巨额借贷交付凭证的情况下,当天立案,当天送达通知,当天收缴诉讼费,当天开庭审理,当天下发了(2015)鲁民初字第1425号《民事调解书》。

之后,王延坡将塞上明珠公司的商务楼过户到平顶山福顺达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程相衡),又将塞上明珠公司过户给冯树涛,至此,王延坡通过以上手段实际拥有了该房产并与塞上明珠公司名下的债务剥离。

由于当时商谈的塞上明珠公司用楼抵债时,原签名借款人没有将借条抽回,王延坡又将签名的借款人刘公岗等诉至鲁山县人民法院。

案情调查

因为刘公岗及其妻子赵光辉认为该300万元是在上述3500万元借贷诉讼调解书所述标的之内,就于2016年3月17日向鲁山县人民法院递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本案争议的300万元借款,系贵院作出的(2015)鲁民初字第1425号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2999万元中的一部分(诉讼双方承认期间已经还了501万元),该2999万元包含本案争议的300万元借款。该调解书系双方当事人虚假诉讼,申请人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为了保证本案查明事实,确保案件公平公正审理,作出正确的判决,故申请中止该案的审理”。法院没有受理该申请。

2016年3月18日,刘公岗妻子赵光辉向鲁山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身份证资料、调解书和情况说明。法院向当事人出具了接收清单,但是否立案没有给予书面答复。

据刘公岗讲述,该300万元的诉讼案,鲁山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3日开庭审理,经过法庭调查、质证、辩论等,为了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刘公岗、赵光辉又向鲁山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追加杜××、冯××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鲁山县人民法院没有回复意见。

4月1日,刘公岗、赵光辉将虚假诉讼的相关证据和反映材料递交给了鲁山县人民法院和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鲁山县人民法院纪检人员进行了调查。

4月12日,赵光辉到鲁山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说明。随后,冯树涛、尚明涛也到鲁山县人民法院纪检组对案件的虚假事实进行了陈述,尚明涛说明了3500万元虚假诉讼的情况,调查人员做了询问笔录。但鲁山县人民法院没有对此做出调查处理意见。

案情解析

据刘公岗讲,该3500万元的民事诉讼等于是王延坡与王延昭弟兄两个为将塞上明珠公司房产转移至他人名下规避债务而进行的一场虚假诉讼。对此,中所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专家组分析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此案,很明显涉及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不明确等问题,鲁山县人民法院对此不做审查即出具了民事调解书,显属不妥。

现实中,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下,被损害利益的案外人通常在诉讼时并不知情,也无法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转化为了法官出具调解书内容,并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三款规定,该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法院在审理刘、赵夫妇欠款300万元时,不能对已生效的调解书内容是否合法直接进行认定。只能是由刘、赵夫妇认为虚假诉讼双方以恶意串通为由、认为权利被侵害,向做出调解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再由法院裁定撤销。

法律观点

复旦大学司法与诉讼制度研究中心秘书长黄朝宗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会存在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达成调解协议却被法院确认的情形。这是因为调解主要体现的是双方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当事人双方如果合谋制造假证据,相互串通意思表示,隐蔽性非常高,除非有第三人提出异议,否则法院很难对调解协议的效力不予确认。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该案中,因为原调解书中将塞上明珠公司的房产抵债给了王延昭,该房产又是刘公岗等诸人对王延坡所签字借贷的抵债物,而王延坡在起诉刘公岗归还300万元借款时,预示着原房产抵债不成立,是否能认定刘公岗已用房产抵债还款,就涉及到了调解书。依据调解内容和前后借贷抵债的关联性,当刘公岗、赵光辉夫妇被王延坡以300万元借贷为由诉至法院时,原房产抵债与王延坡的诉求发生了冲突,直接侵害刘公岗、赵光辉夫妇的财产权。如果此时刘、赵夫妇发现自己的财产权被侵害,可以向作出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已经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原作出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该在发现该调解书属于虚假诉讼时及时撤销,并对策划虚假诉讼的当事人依法进行处理。

行政诉讼第三人 篇10

案例名称:郑州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诉国家商评委商标行政纠纷案

原告:郑州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第三人:河南某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

案由: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

一审:京 (2012) —中知行初字第1785号

二审:京 (2013) 高行终字第353号

【案情介绍】

2003年12月25日, 河南某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第3861597号“中原”商标 (简称被异议商标) , 指定使用的服务为第42类的商标代理、专利代理、法律服务、知识产权许可、技术转让、版权管理、包装设计、工业品外观设计、知识产权评估、知识产权咨询。

郑州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向商标局提出异议申请, 其主要理由是:异议人及其“中原”品牌在相关行业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河南某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申请注册被异议商标的行为侵犯了其商号权, 并涉嫌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异议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简称《商标法》) 第三十一条之规定。2010年5月16日, 商标局作出 (2010) 商标异字第10414号“中原”商标异议裁定书, 认定异议理由不成立, 被异议商标核准注册。郑州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不服第10414号裁定, 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复审请求, 2012年3月7日, 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商评字[2012]第10112号《关于第3861597号“中原”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 认为郑州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在被异议商标注册申请曰之前, “中原”作为异议人的企业字号在与被异议商标核定使用的相同服务或类似服务上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裁定:被异议商标予以核准注册。郑州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不服第10112号裁定, 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撤销第10112号裁定。

二、法院判决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注册之前, 原告使用在专利申请代理业务上的“中原”商号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同时, 第三人与原告均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同一行政区。因此, 被异议商标核定使用在与专利申请代理服务相同或类似的“商标代理、专利代理、法律服务、知识产权许可、技术转让、版权管理、知识产权评估、知识产权咨询”服务上, 容易使相关公众认为第三人提供的服务与原告提供的服务来源相同或者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 从而对原告的商号权造成损害。故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违反了《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依法不应当予以在上述服务上核准注册。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第10112号裁定、由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裁定。

第三人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三、案例评析

(一) 保护字号权的法律适用问题

《商标法》第三十二条 (原《商标法》第三十一条) 规定, 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 但对在先权利的范围并无具体规定。依据此法律条款的字面含义, 无法确定字号权是否属于在先权利的一种, 如果确定字号权属于商标法本条款规定的在先权利, 则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候就可以引用该条文进行裁判, 如果字号权不属于商标法本条款规定的在先权利, 法官引用此条款裁判就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嫌疑。此问题不仅对法官形成了考验, 也是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难题, 本案即涉及此争议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在知识产权司法领域应当坚持权利法定原则, 清华大学的崔国斌教授曾在《中国法学》上发表文章《知识产权法官造法的批判》, 主张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应严格限制法官的造法活动。持此观点的人们认为, 查遍中国全部现行有效的法律, 未曾找到关于字号权或者商号权的规定, 《民法通则》中关于企业名称权的规定不能等同于字号权或者商号权, 所以字号权 (商号权) 并不属于商标法第32条中的在先权利。此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有大量的体现, 比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有判决记载“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对字号权做出明确的规定, 当事人据此主张权利缺乏法律依据”。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不宜对在先权利进行刻板的理解, 企业名称中起到识别作用的主要元素在于字号, 如果将字号权排除出在先权利范围, 将导致社会上大量抢注他人字号为注册商标的现象, 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具有正当性的, 如果固守权利法定理念, 司法面临这种抢注行为将会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持此种观点的人还指出《商标审理标准》已经进行扩大解释, 明确在先权利包括“商号权 (即字号权) 、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权、姓名权、肖像权等”, 虽然此文件是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审理案件时适用的规范性文件, 人们法院在进行裁判时可以参照适用。这种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体现, 比如同样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在判决说理部分记载到“企业字号是企业名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重要的识别和区分的作用, 在先权利中应当包括字号的权利”。

本案一审法院认为商标法第32条中的在先权利包含字号权 (商号权) , 并据此撤销了商评委的复审裁定, 二审对上述判决予以维持。笔者认为, 目前我国司法界对字号权的保护已经形成共识, 将与他人在先登记、使用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号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文字申请注册为商标, 容易导致中国相关公众混淆的不予核准注册。

(二) 如何审查字号的知名度

这里涉及到相关公众的界定以及知名度的认定。司法实践中, 审查某字号在相关公众中是否拥有一定的知名度时, 相关公众一般是使用字号的企业所在的行业。该相关公众也可以是使用字号企业产品的流通领域直接相关者, 或者使用字号企业产品/服务的消费者。但是, 针对不同的相关公众, 当事人的举证内容侧重点有差异。在相关公众为使用字号的企业所在的行业情形下, 当事人提供行业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颁发的荣誉资料即可证明, 如本案中原告提供的“2003年度专利工作先进集体”和“全国专利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而在相关公众为使用字号企业产品的流通领域直接相关者或者使用字号企业产品/服务的消费者情形下, 当事人可提供使用字号企业产品/服务覆盖的地域、产品/服务的市场占有率、媒体及宣传持续的时间及频度、权威调查公司 (如零点调查公司) 公正的调查报告等予以证明。本案中, 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其历年来代理全国部分省市和河南省各市县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自然人的专利申请情况, 其在河南省代理机构中代理量排名等证据, 旨在证明原告的服务覆盖的地域、市场占有率等, 进而证明其在相关领域的知名度。

(三) 企业字号产生的权益能否承继

本案还涉及一个特殊的问题, 就是企业字号所产生的相关权益能否承继的问题。拥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字号, 具有重要的识别和区分的作用, 这些权益以企业字号为载体, 经过改制而新设的企业, 能否自然承继改制前企业字号的相关权益, 对本案结果有着重大影响。基于民事权利的一般理解, 企业名称权 (字号权) 属于人格权的一种, 如同自然人的姓名权一样, 具有很强的人身属性, , 不能承继、转让、许可他人使用。笔者认为企业名称, 尤其是字号, 是区别不同市场主体的商业标识,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身权, 其本质上属于一种财产权益, 或者说财产属性远远大于人身属性, 字号所产生的相关权益可以承继。本案的法官接受了笔者的观点, 认为原告的“中原”字号在改制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知名度, 改制后原告的“中原”字号承继了改制前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