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第三人（精选11篇）
民事诉讼第三人 篇1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是一个既颇有争议又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 同时也是实务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从法制的视角正式确立行政诉讼制度, 而在相关的行政程序法颁布之前, 行政争议是参照民事诉讼法进行审理的。由于我国行政诉讼脱胎于民事诉讼, 因此与民事诉讼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也不例外, 会对民事诉讼有准用的地方。但同时,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两者是相互独立的两大纠纷机制, 有着不同的立法主旨和保护利益。行政诉讼法主旨是规范行政主体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 保护利益相关者 (包括公民、法人、组织) 的利益。这与民事诉讼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在制度的设置上也会体现出很多不同的方面。
因此, 为了更好的把握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制度, 本文将其与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进行比较, 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从理论上更深入的理解行政诉讼法第三人的规定, 可为实务上更准确的适用此制度提供指引, 从而确保人民法院公平合理的审办行政案件, 依法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有效的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并且同时可以实现诉的合并, 节省诉讼资源。
1 行政诉讼第三人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由于法律对第三人的这一规定比较概括, 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因此学术界对第三人概念有较大争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第三人的范围上, 显示在两个方面:第一, 行政诉讼法中所指的“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否仅限在有直接利害关系, 还是也包括了与诉讼结果有关系的情况。第二, 行政诉讼第三人是否涵盖行政机关。目前学术界仍未给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准确概念, 但是在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特征上, 学术界的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 (1) 同提起的具体行政诉讼行为有利害关系。 (2) 第三人参诉需以本诉为法院受理并且尚未终结为前提。 (3) 第三人具有等同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2 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的比较
由于行政诉讼有着和民事诉讼不同的立法宗旨和目标, 故两者虽在第三人制度上有相同之处, 但存在更多的不同。
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的相同点。 (1) 第三人参诉的目的。诉讼第三人无论是与案件本身或与裁判结果有利害关系, 还是支持原告或被告, 其参与到诉讼中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 有第三人的参加, 人民法院可广开言路, 彻底了解案情, 从而客观地审办案件。 (2) 参加诉讼的时间。第三人参诉是以他人之诉正在进行中为前提, 故其参与到诉讼中的时间也就限定在他人诉讼开始之后裁判终结之前, 这是第三人性质所决定的。 (3) 参加诉讼的方式。行政诉讼第三人可根据本人申请经过法院予以准许参加到诉讼中或由法院通知其参诉。民事诉讼中分为有独立请求权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其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存在这两种参诉方式。 (4) 提高诉讼效率。第三人参加诉讼引起的参加之诉与本诉的合并, 同时可以避免第三人因没有参加诉讼而提起新的诉讼, 造成审判资源的浪费, 从而及时、有效的处理案件。
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的不同点。 (1) 第三人范围的不同。因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利害关系”不同的理解产生的不同。民事诉讼上第三人是指对原告和被告所争议的诉讼标的主张独立的请求权, 或者虽无独立的请求权, 但从法律视角来看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存在利害关系, 因而参加到他人之间已经开始的诉讼中的第三人存在有无独立请求权之分。另外, 行政诉讼法规定, 允许与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利益主体 (包括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作为诉讼的第三人参与案件审理。那么此处的“利害关系”是可以准用民事诉讼法中的范围 (即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利害关系) 还是窄于民事诉讼法第三人的范围, 而仅指直接利害关系?这个问题也是上面提到过的学术界存在争议的焦点之一。在实务中, 对“利害关系”的认定也没有局限在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中, 还包括了与案件的判决结果的利害关系。同时我国行政法及其解释并没有把“利害关系”只规定在直接利害关系上。 (2) 对民事诉讼第三人范围的扩大。由于民事诉讼是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争议, 所以不存在行政机关成为第三人的情形。而在行政诉讼当中, 其解决的是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于行政机关的参诉, 会区别于民事诉讼第三人的范围。因此这里会涉及到行政机关是否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问题,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应当追加被告但原告未许可的, 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可以看出当行政机关作为机关法人参加诉讼时, 就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 (3) 第三人类型的不同。行政诉讼第三人是否能够与民事诉讼第三人一样, 存在有无独立请求权之分呢?行政诉讼第三人提出的主张存在三种情况:第一, 原告与被告的主张均不同意;第二, 原告与被告的主张都同意;第三, 无主张, 当其支持的当事人败诉, 可能被判决承担某种义务。由于行政诉讼的情形和制度与民事诉讼的不同, 无法简单的参照民事诉讼中对第三人的“二分法”来对行政诉讼第三人进行划分。现在学术界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划分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学者提出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两种:一类是与民事诉讼法第三人的划分进行比较, 以第三人提出的不同诉讼主张进行划分;一类是借鉴德国、日本、台湾等大陆法国家 (地区) 对行政诉讼法第三人的划分, 按第三人与案件处理的利害关系进行划分。由于行政诉讼制度很多脱胎于民事诉讼制度, 很多学者仍借鉴民事诉讼第三人, 但不是简单根据有无独立的请求权进行二分, 而是根据第三人不同的诉讼主张将行政诉讼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诉讼主张与原告、被告的诉讼主张都不同, 即既反对原告又反对被告, 则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包括两种, 一种是站在被告一方支持被告主张, 在诉讼中辅助被告进行诉讼, 另一种是提出的诉讼主张与原告一致, 辅助原告进行诉讼。也有学者借鉴德国、日本和台湾等大陆法国家 (地区) 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类型划分, 根据第三人与案件处理利害关系及其在案件审理中的作用, 将行政诉讼第三人分为:独立第三人、准独立第三人和辅助第三人。
以上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分类都可以为理论和实践提供指导, 同时也可以看出其与民事诉讼法第三人的分类是很不相同的。
3 结语
行政诉讼法第三人制度我国立法的规定不多, 行政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提供的指引还不具体, 很多问题还未涉及到或者没有明确统一的规范, 因此理论和实践上会出现很多争议。由于在行政诉讼法没有出台之前, 一直参照民事诉讼法的制度, 因此第三人制度有诸多准用之处, 但行政诉讼法有自己的特点, 将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与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进行比较, 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两大纠纷解决机制的共性和各自独立的系统。笔者分析了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之间的共性和特点, 以期能更好的把握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制度。
摘要：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是一个既颇有争议又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 同时也是实务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关于行政诉讼法第三人制度我国立法的规定不多, 在行政诉讼法没有出台之前, 一直参照民事诉讼法的制度, 因此在第三人制度上, 仍有很多准用民事诉讼的地方, 但两大纠纷解决机制是相互独立的, 行政诉讼法不同于其他的法规体系。笔者将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与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做对比, 分析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在参诉的目的、时间、参诉方式、权利义务和提高诉讼效率上的共同点与两者之间范围、类型和诉讼地位上的不同, 以期能更好的把握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制度。
关键词：行政诉讼第三人,民事诉讼第三人,范围,类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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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莉红主编.行政诉讼法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120-121.
民事诉讼第三人 篇2
来源： 忆通律师网 作者：莫西 律师 时间：2008-04-23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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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书的含义及作用
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主张独立权利，提出独立请求，或者虽然不主张独立权利，但由于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参加到原告、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第三方当事人。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即是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请求参加到已经开始的，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诉讼中的诉讼法律文书。
民事诉讼以双方当事人对抗为原则，最基本的诉讼格局是原告与被告双方构成对抗。但有时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诉讼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第三方当事人的利益。为维护第三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民事纠纷，《民事诉讼法》设立了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之规定，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双方当事人的讼诉标的，第三人虽无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依职权通知其参加诉讼。由此可见，第三方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方式可以是自己申请参加，也可以是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而由自己申请参加时，第三人应向人民法院提交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参加诉讼申请书时，应符合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1)申请人必须对原告、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者虽无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申请人必须是为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参加诉讼行为。(3)申请人申请参加诉讼的时间必须是在他人之间的诉讼已经开始，但人民法院尚未作出裁判之前。
民事诉讼第三人通过向人民法院提交参加诉讼申请书，而参加到他人之间进行的，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诉讼活动中，有利于保护第三人及其他当事人的民事合法权益。而人民法院接受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书后，将第三人与原告、被告之间的诉讼合并审理，一并作出判决，不仅可以简化诉讼程序，彻底解决彼此有牵连的纠纷，而且可以防止法院对同一问题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同时也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
2．文书制作要点
制作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的要点是：
首部：
(1)首页正上方注明文书名称。
(2)申请人基本情况：申请人是公民的，写明其身份等基本事项，所列事项与起诉状中当事人基本情况诸事项相同；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写明其全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
正文：
写明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具体请求内容及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相关证据材料。
(1)请求事项：明确写出第三人参加到诉讼中的具体请求。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写明对原告与被告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写明申请参加诉讼，并支持当事人某一方的诉讼请求。
(2)事实和理由：阐明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具体事实原因和法律依据。具体阐述时，应从该第三人与原告、被告之间的诉讼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一事实着眼，陈述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原因及必要性。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阐明其对原告、被告之间诉讼标的主张独立请求权所依据的具体事实和理由，基于所述事实，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以对抗原告、被告对该诉讼标的的主张。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阐明其与所支持的一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的具体事实，以表明其与本案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基于这种利害关系，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提出参加诉讼的申请。
(3)证据及其来源：写明第三人参加诉讼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名称、来源，有证人的应写明证人姓名及住址。
制作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时，应注意：阐述申请事实与理由时，应写清楚第三人与原告、被告之间诉讼的具体法律关系，这是第三人参加他人已开始诉讼的前提条件。陈述事实要条理清楚，阐明理由应确实充分。
(二)格式
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
请人：
请求事项：
事实与理由：
证据及其来源：
此致
_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
月
附：
1．本申请书副本__________份；
2．证据__________份；
3．证人姓名__________住址________________。
申
浅议行政机关取得行政诉讼第三人 篇3
关键词：行政机关；行政诉讼；第三人
根据行政诉讼法关于第三人的规定①，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对其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使得第三人制度在理论研究中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大争议。在行政诉讼中，行政诉讼第三人具有重要地位，第三人参加诉讼能更好的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我国行政法最大限度的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原则。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7条的规定，从法条本身可以得出行政诉讼第三人应具备的三个条件：①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②一般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行政相对人或相关人的地位。③经本人申请或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具有第三人资格的人，法院未通知其参加诉讼，自己主动申请，法院同意其参加诉讼，也可成为实际诉讼的第三人。在有些案件中，原告所诉的被告可能不正确。遇到上述情况，应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的规定②，该解释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结合以上内容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理由如下几个点：
一、从行政法立法角度分析
首先，从我国现行行政法规来看，第三人是指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条中第三人的范围并没有直接规定包含行政机关在内，但法条也并未排除行政机关，这条规定和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范围的规定一样。再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的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该通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法条中也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能作为第三人的表述，这一解释也和上文作出的结论相契合。其次，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的第三人符合行政诉讼根本目的的要求，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更好的保护了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的第三人，对案件的具体情况有更详细的了解，能更直接有效的促进和化解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因行政管理所致纠纷，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与监督行政权正当行使。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亦符合这一目标。
二、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角度来看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各项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群众对我国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要求越来越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我国法制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精神来看，不仅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还要求行政机关合理办案，具体要求是行政机关应根据法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在合理的范围内在法律赋予其的职权范围内行使其职权。依据“有行为，必有责任”的法理原则，行政机关对其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作出的不合法或不合理的行政行为要承担责任，在给相对人造成损失的时候，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有权利，必有救济”，在行政机关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相对造成损失并未对相对人作出赔偿时，相对人可以通过法院对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来得到救济。
三、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
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赋予各行政机关在其行政职权范围内行使行政职权的权利。在实践中，有可能会出现各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范围部分重叠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行政诉讼的“灰色地带”。如甲乙两行政机关在其各自行政职权范围内作出两个相反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对乙机关的决定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我们可以对本案可能出现的这情况进行分析：假设法院认为乙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依法驳回了相对人的诉讼请求，但是因为相对人是根据甲行政主体作出的合法的行政行为或批准行使的，甲行政机关就势必和本案有利害關系，甲就有可能就被损害的权益和所造成的损失要求甲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若甲机关的行政行为也是合法的，这就会陷入一尴尬的境地，两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了两种相反的决定，最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有力的保障；第二种情况，法院可在相对人对乙提起行政诉讼后，通知甲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把甲机关作为第三人加入到行政诉讼中来，能要求该行政机关对自身依法行政提交证据证明其合法性，有助于法院调查取证，也更有利于法院查明事实真相，最后法院可根据各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依法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四、结语
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第三人制度是一项保护我国公民权利的重要制度，但我国现行立法仍不完善，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之，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通过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来研究探讨。行政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对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健全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完善第三人制度的时候应根据其基本原则和其制度设立最根本的目的出发，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注释：
①《行政诉讼法》第27条的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该通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参考文献：
[1]尤春嫒.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定规则与范围[J].法律科学，1999.
[2]郝静.行政诉讼第三人研究———以行政机关为研究角度[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06.
作者简介：
林小山，男，法学本科，现为泰宁县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办负责人。
民事诉讼第三人 篇4
甲、乙、丙是三位独立运营的网络店铺店主, A货运中转站是专门负责货物中转集中发货的货站, B公司是一家快递公司。甲、乙、丙三人在双十一后分别作为委托人将自己总计价值十万元、十万元、五万元人民币的商品委托A货物中转站向买家运输。A与B运输公司签订运输合同, 合同约定由B公司负责将商品运输给买家。在运输过程中, B公司的货车由于客观原因发生自燃, 导致车内货物全部烧毁。A货站基于运输合同诉至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 1、因B公司的过错致使货物灭失, 请求B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违约金X元人民币。2、赔偿因货物灭失产生的损失, 共计25 万元。 在诉讼中, A申请甲乙丙作为证人出庭, 参与诉讼。
二、本案中产生的程序性问题
本案的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律上的利害关系, 也不会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 甲乙丙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因此不能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法院也不得依职权通知他们参加诉讼。同时, A是基于与B快递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这一民事法律关系向法院诉讼, 甲乙丙三人并非是合同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 并没有参加到合同之中, 因此按照严格规定来说, 也不可以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A的诉讼请求, 应当如何判决? 回到本案之中, 对于A请求B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应当判决予以支持。因为A、B之间签订了运输合同, 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毁损灭失, B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给付违约金。但对于第二项诉讼请求, 请求法院判决B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共计25 万元的诉讼请求, 由于证据不足, 应当不予支持。因为货物的所有权并不属于A公司, 货物灭失A公司并没有实际损失的产生, 因此主体不适格。即使甲乙丙可能会在将来向A公司追讨货物损失产生的赔偿金, 这也仅仅属于预期损失, 在本诉中不可以提前向B公司追讨。即使法院为了快速完结此案, 支持了A的第二项诉讼请求, 那么甲乙丙对本案的判决执行不可以申请第三人撤销之诉, 也不可以提出执行异议, 只能另起诉讼。若再次将B公司列为被告, 就会造成对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失去第三人资格的甲乙丙若单独提起诉讼, 是否可以与本案一起合并审理? 这个问题将在本文第四部分详细讨论。如果法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仅让甲乙丙作为证人出庭, 那么就会产生以下判决: 因B公司的货车自燃导致货物灭失, 基于A、B间的运输合同, B公司属于违约, 承担违约责任, 违约金X元。由于货物的灭失并没有给A公司造成已有的直接经济损失, 第二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执行完毕后, 甲乙丙可以选择要求A承担违约责任、B承担侵权责任, 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反复的因为同一案情所提起的诉讼, 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与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背道而驰, 因此就要重新考虑甲、乙、丙与本案的联系。
三、如何在案件中保证诉讼效率价值
首先按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 甲乙丙一定不可以做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申请参加诉讼。因为本案的处理结果并不会对他们的实体法律关系产生任何影响, 不会承担不利后果。即使法院判决B公司赔偿A公司经济损失25 万元, 甲乙丙三位货主依然可以向A要求承担违约责任、侵权责任, 或者要求B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 由于本诉的标的为A与B公司之间签订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甲乙丙不属于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因此并不符合条件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不可以以诉讼方式参加诉讼。从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出发, 甲乙丙可以直接参加本诉是最节省司法成本的, 也是最有利于案件纠纷解决的方式, 应该从两个角度考虑: 1、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民诉法第56 条第一款明确规定: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 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 有权提起诉讼。从本案中看, 法条对与独立请求权所指向的对象的规定过于严格。将这种对象严格限定为作为诉讼法律关系的标的, 让实践中更多的案件不能集中审理, 同一起事故引发的不同主体间的诉讼不能同时解决。在诉讼爆炸的今天, 对法官而言无疑加重了他们的工作量。如将诉讼标的扩大为诉讼标的及标的物, 本案中将来可能由于同一货物损毁引发的诉讼也就可以一并解决。甲乙丙则符合了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条件, 有权提起诉讼。诉讼则必然产生费用, 若甲乙丙不愿提起诉讼或者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则是对自己权利的消极对待。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因此法官不可以主动要求或者如民诉法第二款中规定, 通知其参加诉讼。但是必要情况下, 法官可以使用释明权, 向其释明, 基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将失去其诉讼权利。2、诉的合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相关制度不符合条件, 不可以与A与B的诉讼合并。
四、对我国民事诉讼诉的诉讼合并制度的反思
按照现有法律规定, 不能作为有独三的卖家甲、乙、丙, 只能另起诉讼, 向A主张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 或者向B公司要求侵权损害赔偿。为了节约诉讼资源, 法院能否依职权将三个诉讼与本诉合并审理呢? 《民事诉讼法》第52条第1 款: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 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 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 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 为共同诉讼。甲乙丙与A与B公司间的诉讼并非同一种类, 且作为货主的甲乙丙并不是A、B间的当事人或第三人, 因此不可以提起反诉, 所以按照我国民诉法规定, 不可以合并审理。诉讼合并制度在我国的法律规定及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相比下, 美国在诉讼合并中的制度设计, 或许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在美国的普通法时期, 衡平法院与普通法院管理的案件不相同, 适用的程序也不同。在诉讼程式的约束下, 在同一个庭审过程中, 只可以有一个诉讼程序。换句话说只有在一中情况下原告可以合并进一个诉讼中, 就是属于同一个诉讼程式。在衡平法中, 诉讼合并的原则就是能够得到让所有案件在同一个诉讼中集中解决的便利, 有利于审判。相比与美国早期的民事诉讼规则, 现行民诉程序规则把诉讼合并制度分为了诉讼请求合并、诉讼当事人合并、第三人合并。 ( 1) 诉讼请求合并包括原告的请求合并以及被告的请求合并。对于原告的请求合并,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十分宽松, 第十八条的第 ( a) 项规定: 当事人将对诉讼请求当做最初请求、反请求、交叉请求或者第三人请求而提出的时候, 若对对方的当事人有多个请求, 可以作为独立请求合并。在一个诉讼中, 原告可以将对被告的所有的诉讼请求一并向法院提出, 不管这些诉讼请求之间有没有必要联系。被告的请求合并分为向原告提出的反请求以及向其他共同被告提出的交叉请求。反请求也就是民事诉讼中的反诉, 是在本诉进行的过程中, 基于本诉的提出, 为了抵消本诉而提出的请求。反诉又可以分为强制性与任意性反诉。如果被告提出的反请求和本诉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 如果被没有在本诉进行中提出, 则失去起诉权。交叉请求指的是共同诉讼中的一个或几个当事人向其他共同诉讼参与人提出的诉讼。 ( 2) 当事人的合并指在一个诉讼中, 将所有具有请求权的、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作为当事人, 包括原告与原告的合并、被告与被告的合并、原告与被告的合并。《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9 条中规定: ( A) 在其缺席的情况下, 其他已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之间不能得到完全的救济; ( B) 其请求与该诉讼标的有利害关系, 并且在其缺席的情况下处理该诉讼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况: ( i) 实际上会削弱或妨碍其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 ( ii) 将给已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中的任何人留下承担蒙受双重、多重实体风险或者与其所主张的权利的理由不一致的责任的可能性。 ( 3) 第三人合并制度是指非本案的当事人,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经过向法院提出权利申请或者法院裁决同意, 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到其他人之间的诉讼中, 成为诉讼当事人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本案中的甲乙丙按照本款规则, 可以作为第三人进入到A货站与B货站的诉讼中, 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回顾本案中, 若采用第三人诉讼制度, 将甲乙丙三人做为第三人, 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参加到本诉中, 是更为合理的处理方式。诉讼合并制度在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实际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对于我国当前所进行的以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为重要目标的司法改革而言, 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则开创了诉讼合并的先河, 把诉的合并的自由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宽泛自由的合并制度有效的消除了诉讼迟延, 提高诉讼效率, 是值得我国民事诉讼法借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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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撤销之诉 篇5
摘要：208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案，对于旧《民事诉讼法》修改多达80余处。其中，第56条对于第三人诉讼制度进行了确立。该项制度借鉴了我国台湾地区和法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主体、提起期限、程序、处理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当然，我国的此项新制度，与国外相关制度存在一定的区别，系建立在我国民事诉讼实践的基础之上。另外，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该制度的规定只有一个条文，所以有待进一步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来予以完善。
民事诉讼第三人 篇6
关键词：第三人；公交事故；法律赔偿；责任主体；赔偿范围
道路交通事故作中公交车事故作为发生率较高的一类事故，有关第三人行为导致公交事故的民事法律赔偿问题备受重视，我国目前现行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针对赔偿标准在2015年进行了全新修订，结合最新交通事故归责认定与事故赔偿标准对民事法律赔偿问题进行分析，对于更好的解决目前因第三人引发的公交车事故有重要意义。因第三人导致的公交车事故近年来频繁发生，比如成都惨案、厦门公交纵火案、杭州公交纵火案等，这类事故依靠单纯的客运合同并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结合2015年最新出台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赔偿标准依据等可有效解决后续民事法律赔偿问题，做到准确究则，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下面对又第三人引发的公交事故的民事法律赔偿问题做简要探讨。
1由第三人引发的公交事故赔偿责任主体分析
1.1第三人
道路交通事故中核心事故责任的认定标准需要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是对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进行认定划分、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由第三人导致的公交事故顾名思义，这类事故案件中第三人是赔偿义务主体，由于第三人的不当行为导致公交事故，带来各类精神、财产及人身安全等损失，决定了第三人必须承担主要责任，也是民事法律赔偿的主要责任人。如果引发事故的第三人在事故中已死亡，按照归责原则，诉诸法律途径的话可以讲第三人的主要遗产继承人作为被告，从而要求其必须承担公交事故导致的各类人身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失等，所以无论第三人是否死亡，其作为赔偿主要责任人的地位都不可动摇。关于对责任认定不服的处理，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认定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复核申请应当载明复核请求及其理由和主要证据。
1.2公交公司
公交公司作为事故责任人之一，本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交公司的运营合同决定了它作为承运人，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无论是对于乘客还是司机都富有一定责任，所以在第三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它必须在第三人无力承担的范围内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这也是我国2010年生效的《侵权责任法》中予以明确的规定的义务。我国《责任法》中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三十七条规定作为目前最具权威性的有关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关法律，从生效以来应用于多起相关社会风险事件，由第三人引发的公交事故作为适用范围之一，决定了公交公司必须承担一定责任。比如成都惨案、厦门公交纵火案、杭州公交纵火案等，都是由第三人引发的公交事故，公交公司要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补充责任，无论是公交严重超载导致的安全事故，或者是未及时阻止携带可疑危险物品上车的第三人，或者是车上配备的逃生设备、救火设备不到位等，这些都决定了公交公司本身必须肩负起安全保障义务的错误责任，成为赔偿义务人。
1.3保险公司
对于公交公司而言，参加了保险的机动车所有人因与保险公司签定了保险合同，保险公司要对因保险事故给机动车所有人或第三人造成的损害按合同进行赔偿，这样，由第三人引发的公交事故赔偿案件的处理结果与保险公司就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规定，保险公司应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若公交公司本身购买了第三人责任险，则保险公司必须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如果受害人本身有人身保险，则享有双份赔偿的权利，至于保险公司在第三人引发的公交事故赔偿责任与义务的界定，则要根据案件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2由第三人引发的公交事故赔偿范围与内容分析
2.1第三人的赔偿范围
公交公司的客运合同中，公交公司与乘客构成主要合同合同，引发公交事故的第三人与乘客本身并未有直接合同关系，因此无法依靠合同法界定赔偿范围，由此需要按照侵权法规定进行处理。这是由于第三人引发的公交事故中，第三人的行为直接侵犯了乘客们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等权利，其必须对自身行为引发的侵权损害结果负责并承担赔偿责任，对因自身行为导致的乘客损害进行全面赔偿。一般而言，交通事故的赔偿项目主要有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若构成伤残等级，则要赔偿精神损失费及伤残赔偿金等。
我国最高法院在处理这类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给予了明确解释，若公交乘客遭受直接人身损害，因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误工费用、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等都属于第三人赔偿范围。如果导致乘客伤残，则除去上述费用之外，还要支付其后续生活的必要费用、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等产生各类费用，都属于赔偿范围。如果在事故中造成人员伤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对伤残情况进行鉴定，伤残鉴定需要提交出院记录、出院小结、病历本、疾病诊断证明书、损伤初期和治疗终结后的X片、CT及诊断报告等，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2》进行伤残鉴定。若直接导致公交乘客死亡，第三人除去支付抢救治疗费用及上述各类费用之外，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都属于赔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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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承运人的法定赔偿范围
公交公司与乘客之间有客运合同，二者之间的赔偿范围主要依据承运人合同中的给付义务进行确定，公交公司作为承运人，承担着将乘客从起点运送至终点的约定，这意味着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主给付义务是按照约定将乘客送至目的地的运输行为，这决定了合同关系类型是基本义务。这个基本义务包括承运人必须安全将乘客送至目的地，按照约定期间将乘客合理送至目的地，按照约定合同将乘客送至约定目的地。客运合同中除主给付义务之外，还有起辅助作用的从给付义务，其并不具有决定合同关系类型的目的，主要为了确保合同债权人利益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第三人引发的公交事故中，公交公司按照客运合同来说，明显没有履行到位将乘客安全送至目的地的义务，虽然主要是由第三人导致，但同时也决定了其必须在第三方承担赔偿责任时，承担一定的赔偿义务，其赔偿范围同第三方基本相似，但是在赔偿内容上则要根据事故情况做具体分析。
2.3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精神损害赔偿作为赔偿范围中的一大主要赔偿内容，以精神损害抚慰金为主要表现，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实际案件处理中有认为死亡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性质相同的观点，受害人本身的生活费属于第三人损失，二者不能列入客运合同赔偿范围，但是考虑到赔偿范围内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因此第三人引发的公交事故案件中经济补偿给予乘客本人或者死亡受害人家属一定精神抚慰，更多的体现了精神赔偿的补给功能。在合同违约纠纷中，实际损失与违约金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其本身发挥的是补偿功能还是惩罚功能，这与公交事故中精神赔偿的性质一致。
3由第三人引发的公交事故赔偿获取途径
3.1民事协商
生命本身的价值无法衡量，生命消亡带来的伤害也难以抚平，受害人与第三人通过协商获得双方均认可的损害赔偿是将伤害将至最小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对受害人的医疗补偿、精神补偿还是对致残、死亡受害人的补偿，第三人、公交公司及保险公司都要承担属于自己范围内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事故具体情况进行理赔。若双方通过自行协商解决为最佳，必要时可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介入进行调解，若仍无法达成共同意向，则可诉诸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3.2诉诸法律途径
诉诸法律是在双方协调无法达成共同意向的情况下最坏的选择，此时第三人、承运人作为被告出席，受害人及其家属作为原告出席，但是有些案件中由于第三人本身经济能力过差无法负担赔偿，这种情况下如何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结合国内目前诸多案件判决情况来看，商业保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厦门纵火案发生后，平安寿险、产险、养老险等驻厦门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专案小组赶赴事故地点查勘、核实客户信息，并在医院进行驻点报案及咨询，极大的减轻了赔偿负担，也有利于双方早日通过法律途径达成解决意向，通过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保障了公交公司、受害人的利益，从而促进问题的早日解决。在事故赔偿数额确定后，如果没有获得相应的赔偿或者确定的赔偿数额受害方不满意是，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若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若第三人本身无赔偿能力，则考虑要求保险公司在承保范围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并在法院裁判文书生效后要求强制执行，或者在第三人有赔偿能力后要求法院进行强制执行，以确保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最大限度的促使赔偿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4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第三人引发的公交事故的民事法律赔偿问题，要在明确事故责任人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各方所承担事故赔偿责任，根据事故情况确定赔偿范围与内容，确保双方早日达成赔偿意向，通过民事协商、诉诸法律保障各方权益，从而削弱事故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赔偿问题的早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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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婷婷（1983～），女，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宁波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学士，中级会计师，工作单位：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南开大学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学。
浅析民事公益诉讼中第三人制度 篇7
一、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制度
民事诉讼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 或者虽然没有独立的请求权, 但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因而参加到他人之间已经开始的诉讼中去的人。 (1) 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有两种: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必须对原、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独立请求权, 或者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民事公益诉讼是经济法特有的诉讼程序。如果以民事诉讼第三人为基础探讨民事公益诉讼第三人, 那么对原、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 或者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只能成为原告或者被告, 而不应该成为第三人。所以, 探讨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否应该有第三人不应该以民事公益诉讼的第三人为基础。
二、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公益诉讼中的第三人
经济法法律关系是有三方主体参加的社会关系。在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中, 个人 (经营者) 与社会 (消费者) 是经济法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 政府作为关系人介入到个体与社会的经济关系中。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私法”关系, 政府的介入 (或者干预) 体现了“公”法关系, 政府在这里是公权主体身份。 (2) 在这种法律关系中, 政府是关系人, 他代表的是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出现经营者侵犯众多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没有提起公益诉讼的政府就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到正在进行的公益诉讼中, 保证民事公益诉讼的顺利进行。2008年三鹿奶粉在奶制品加工的过程中加入了工业原料“三聚氰胺”, 引发了中国奶制品“三聚氰胺”污染事件, 导致了大多数食用“三鹿”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止2008年9月21日, 因食用婴幼儿奶粉而接受门诊治疗的儿童共有54436人, 其中康复的婴儿有39965人, 正在住院的有12892人, 死亡4人。此次事件影响范围之广, 值得有关部门深思。 (3) 这起毒奶粉案件由于侵犯了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符合《民事诉讼法》第55条诉讼, 那么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到已经开始的民事公益诉讼中。由于国家质检总局在发现河北三鹿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后, 对国内的乳制品厂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中“三聚氰胺”的含量进行了检测, 并且予以公告。所以, 其本身可以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一些有利于消费者的证据。基于此, 我们应该赋予关系人以第三人的诉讼地位。
三、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公益诉讼中的第三人
在政府参与经济活动中, 个人与政府是经济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 “社会”作为关系人介入到个体与政府的经济关系中。 (4) 陈久霖作为中国航油集团公司在新加坡海外控股子公司的董事长, 在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新加坡公在取得中航油集团的授权后, 从2003年开始在该公司做成品油套期保值业务。在此期间, 陈久霖以一种类似于“掷筛子”一样的金融赌注方式, 私自扩大业务范围, 在原来的成品油套期保值业务的基础上, 从事了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他在期货交易市场外分别与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以及新加坡发展银行等五家银行签订了合同。除此之外, 陈久霖买了“看跌”的期权, 赌注每桶38美元。但是之后国际油价一路攀升。2004年10以来, 中航油集团公司的海外控股子公司新加坡公司所持有的石油衍生品的盘位已经远远超过了预期的价格。基于之前双方签订的合同, 需要向银行和金融机构支付保证金。每桶油价格上涨1美元, 新加坡公司需要支付5000万美金的保证金, 导致新加坡公司于2004年10月26日至今, 实际损失约为5.54亿。这起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既严重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同时又侵害了国家利益, 理应作为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公司, 存在着股权管理的行政化和国有股权“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 但是这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两大缺陷。这种高度集中的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会造成以下几个问题: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严重、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督功能虚化、监事会没有发挥实质作用, 这导致对经理的监督机制处于真空状态。在国有企业董事长兼任企业总经理的情况下, 国有股东代表就就没有监督的动力, 这样企业就会出现“一言堂”的现象。因此, 一旦发生国有资产流失或者受托管理人侵害国有资产的情况, 司法审计机关难以举证证明该损失是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管存在过错导致, 这样受托人或者国有企业的其他高管就可以以政策性亏损为由逃避法律责任。 (5) 所以, 笔者认为, 在检察机关或者社会组织提起的国有资产流失公益诉讼案件中, 法院可以依职权告知国有资产监督机构或者国有企业监事会成员作为第三人参加到正在进行的公益诉讼案件中, 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这样有利于案件顺利进行。
四、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第三人
环境公益诉讼中, 也应该引入第三人制度。由于诉讼成本等各方面的因素考虑, 受害人个人不愿提起环境私益诉讼, 从而加入到已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中来, 笔者认为是应当允许的, 原因是:第一, 环境私益诉讼成本巨大, 无论是时间、精力、费用、诉讼证据等各个方面, 受害人没有一个方面占优势, 要求受害人必须起诉有悖于法律的公平;第二, 环境污染问题本身应该是全社会的所面临的, 让受害人承担诉讼成本, 显然有悖法律的公平正义;第三, 允许受害人作为第三人诉讼, 有利于案件查清事实, 也使得违法者更多考虑自己的违法成本而不敢轻易以身试法。笔者认为, 环保部门作为政府职能部门, 具有执行环境保护的职责, 并且对违法者破坏环境造成的损失以及环境污染的程度具有专业的调查能力。如果环保部门作为第三人加入由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中, 可以保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顺利进行, 能够及时有效地保护环境。
总之, 基于经济法法律关系的特殊性, 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应该允许存在第三人。但是此处的第三人应该与民诉法中规定的第三人有所区别。本文所提到的环境公益诉讼中第三人的加入仅仅是为了保证民事公益诉讼的顺利进行, 所以其应该与民事诉讼的第三人有本质的区别。
参考文献
[1]韩志红.经济法新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2]张培尧.论国有企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J].重庆大学学报, 2011 (5) .
专利诉讼中立第三人制度设计研究 篇8
关键词：专利诉讼,中立第三人,公共利益
法院希望每个专利诉讼案件都能够公平、公正、准确、高效低解决, 能在专利权人、被诉侵权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得以最大限度地平衡。然而, 在专利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往往关注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如何战胜对手。于是它们大都会滥用诉权, 设计各种诉讼策略, 产生大量不必要的诉累。法官不得不面对一个个不完整、甚至高度扭曲的法律事实, 也常常被代理律师引入歧途, 使审判变成一个复杂的法律和技术问题。而且这种现象十分常见。从而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法院公平公正、迅速及时、成本低廉和效果显著地办理此类案件。
本文提出增加一个第三方诉讼参与人, 在专利诉讼案件中原告、被告之外的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中立方。它实质地参与该类案件审理全过程中来, 包括审理、宣判和执行。作为公共利益代表, 它的角色决定了它并不站在任何一方。对于一个给定诉讼主张, 它将给予一个公正无私的分析, 其观点将会引起法官高度关注。在这一诉讼结构变革下, 原告和被告都将发现一种很有必要的策略选择是不要提出过于极端的主张, 以便能够在某一问题上获得中立第三方支持。这种制度设计使得中立的第三方参与被赋予能够改变诉讼各方当事人诉讼动态的厚望。显然, 中立诉讼参与人不可能消除所有争议行为, 但有中立诉讼参与人参与的案件总体争论水平会有显著下降, 这大大降低了法官关注的问题数量和种类, 大大提高了法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质量, 也更好地维护了公共利益。这一制度设想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办理专利争议案件的一贯经验做法。国际贸易委员会不公平进口调查办公室的专职律师有着本文建议中的中立诉讼参与人相类似的角色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包括了中立诉讼参与人的三角鼎立的诉讼结构形式并非国际贸易委员会所特有, 事实上, 在上诉法院, 特别是最高法院, 首席检察官也常常劝导原、被告尽可能简化他们的诉讼主张。需要指出的是, 文章提出的这种制度设计并非是呼吁结束积极的辩护和对抗, 而只是企图减少那些超越伦理道德的不必要的争论。
一、专利诉讼中不必要的争论由来
在专利纠纷案件中, 当事人提出的每个诉讼请求几乎都非常有争议性。案件有关各方常常过于激进, 无论是举证时效等程序问题还是权利主张、侵权责任认定等实体问题, 都拒绝任何折中方案。他们常常为一些问题进行大量不必要的争论, 已有的学术文献指出, 其中大量不必要的争论产生可能源自代理律师自身利益需要, 即对胜诉的声誉渴望和胜诉后代理费用追求。那些乐于从事棒球策略的律师意识到需要培育一个强硬声誉去吸引潜在的客户, 然而, 如果对方律师也在同一个地区执业, 他们可能会在其他案件中再次相遇, 这种争强好胜的声誉可能并不一定对他有利。然而, 由于专利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常常散见于全国各地, 有时候甚至国外, 因而不太可能有这样的境遇, 双方律师再次相遇到同一个地区法院, 从而很难有动力去主动抑制不必要的好辩本性, 为将来的工作构建一个和谐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 争锋相对的情形可能会扭曲律师心中的公平感, 影响他对法官判决的预测。此外, “反应性攻击”这种条件反射性怀疑、拒绝对方立场和主张的倾向, 可能成为促使案件各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不必要的口角因素。
与代理律师相比, 当事人拥有相对有限的资源和专业知识, 加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制约了他对代理律师爱诉、滥诉行为的监管, 于是在那些大型、复杂的专利纠纷案件中, 当事人可能会过度依赖他的代理律师。此外, 当事人也可能受认知偏差的影响而作出棒球策略授权。从而, 专利诉讼中的无谓争论似乎变得不可避免, 传统的法庭诉讼规则和制裁手段已经不太可能有效遏制这种趋势蔓延, 额外的规则或更加严厉的制裁则可能造成许多其他附属诉讼从而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其他的建议, 诸如额外培训, 或者实施法庭礼仪规范等, 则可能效果有限, 因为这些举措本身无法有效克服律师利己主义和认知偏差的影响。因此, 应对律师利己主义和认知偏差驱动的强硬策略, 需要改变诉讼环境使参与诉讼各方在法院裁决之前, 重新校准自身利益的感知, 重新调整制衡对手的策略选择。一个理想的选择是增加一个中立的诉讼参与人。
二、“中立诉讼参与人”制度设计的经验借鉴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非党派性质的、准司法联邦机构, 其主要职责包括判定美国国内行业是否因外国产品的倾销或补贴而受到损害;判定进口对美国国内行业部门的影响;对某些不公平贸易措施, 如对专利、商标或版权的侵权行为, 采取应对措施等。它下设多个行政、公关和专业职能办公室。“337条款”主要是用来反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 特别是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人的权益不受涉嫌侵权进口产品的侵害。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依据337条款开展的调查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地区法院的专利诉讼。在收到申诉后,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指定不公平进口调查办公室中的内部律师调查申诉背景并决定申诉是否符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程序性规定以决定是否立案。同时不公平进口调查办公室的一名内部律师也将作为单独一方, 代表公共利益全程参加调查。然而, 一个显著的差异是, 除了专利权人和被控侵权人外, 不公平进口调查办公室的一名内部律师, 作为一个中立的、独立的、代表公共利益的参与方, 创设了一个区别于地区法院诉讼进程。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他参与到案件审理的全过程, 包括诉前、起诉、调查取证、动议程序、庭审、管理、和解, 基于一个全面和完整的记录, 确保有争议的问题能够在一个公平和理性方式中得以妥善解决。同时, 他不接受其他各方调查, 也不负责向其他各方提供信息。
很明显, 国际贸易委员会内部律师在337调查中的角色定位并非司法辅助成员那么简单, 而是独立的一方当事人。而且, 他不得与负责审理的行政法官或审查行政法官裁决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委员进行任何单方面私下接触。对于主持337调查审理的行政法官来说, 国际贸易委员会内部律师的加入有助于他们从一个公正角度去分析问题, 特别是在证据调查和关键性动议上。由于国际贸易委员会内部律师的案情摘要是对争议问题进行的公正分析, 相信对于行政法官而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据有关研究显示, 行政法官采纳国际贸易委员会内部律师意见的次数超过了80%。
由于国际贸易委员会内部律师对于行政法官而言具有很重的分量, 他在有关诉讼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协调作用:经验丰富的法律人士认为维护国际贸易委员会内部律师的信誉具有战略意义, 经常性非正式地审查他在证据调查和处置动议等问题上的立场, 以免他偏离原有的角色定位。当事各方也觉察到, 根据国际贸易委员会内部律师观点, 修正自己的立场, “对有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减少诉求数量, 提高诉求质量具有战略意义。总之, 国际贸易委员会内部律师参与到337调查的案件审理中具有积极作用。
然而, 最近国际贸易委员会却宣布在未来案件中, 基于财政预算约束将限制内部律师参与337调查, 一些法律人士据此推测337调查审理的案件将会比地区法院受理的专利诉讼案件更耗时、更多争论。原因在于这些案件中的侵权索赔更详细具体, 更具有实质性, 证据开示规则相比没有那么严格, 还有一个更短的审结时限要求, 从而使得证据调查权被滥用和攻击性动议程序被放大, 从而没有国际贸易委员会内部律师参与的案件审理过程将比地区法院具有更多争论。类似于国际贸易委员会内部律师的角色与作用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政府律师担任的法庭之友的实践中也有体现。当首席政府律师, 又称联邦最高法院的“第十名法官”, 在证据开示阶段和法庭辩论阶段, 在一个包括原告、被告在内的三角诉讼主体结构中充当一个中立参与人, 使得老道的原告或被告代理律师选择在支持或反对首席政府律师的基础上尽可能简化自己的主张, 并尽量不采取过于极端的立场, 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也发现首席政府律师的观点很有说服力。
三、“中立诉讼参与人”的基本特点
恰如国际贸易委员会内部律师和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庭之友一样, 地区法院受理的专利诉讼案件中一个中立的参与人存在将有助于减少整体争论水平, 加快诉讼进程。因为中立诉讼参与人的存在, 将对各方过度攻击性诉讼行为产生一种有效的协调作用, 它促使案件其他当事人重新调整自己的诉讼策略, 更主动地向中立诉讼参与人看齐, 心平气和地看待来自第三方参与人客观的、更有说服力的分析。从国际贸易委员会内部律师和法庭之友的实践中, 可以归纳出中立诉讼参与人的如下一些特征。
1、目的。
中立诉讼参与人代表公共利益, 能最大限度地平衡专利权人、被诉侵权人和普通公众三方利益, 公正、准确、高效解决专利纠纷, 并有助于发展和完善专利诉讼程序法。他是抑制另外两个当事方产生争强好斗冲动的关键因素。否则, 如果中立诉讼参与人一旦被认为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 它无视是非曲直地支持或反对一方当事人, 法院将对他的陈述和主张大打折扣, 而其他当事人也不会有调整自己诉讼策略的冲动。值得注意的是, 中立诉讼参与人的这种协调作用会发生在案件审理的任何阶段。在证据调查阶段, 中立诉讼参与人通过与案件其他当事人日复一日的间接接触形成对他们的行为认知, 将指导他提出与证据调查相关的动议, 比如强制动议、保护动议和制裁动议。结果, 对于一个给定的证据调查问题, 如何获得中立诉讼参与人的支持和信任成为其他当事人的一种战略思考。事实上, 中立诉讼参与人的参与有助于化解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那种“反应性攻击”。此外, 当案件一方当事人采取过激行为, 比如拒绝出示任何文件, 其代理律师相对比较容易说服他采取更为合作方式, 特别是在对方当事人期望中立诉讼参与人支持其提出强制性动议时。在处置动议前后, 中立诉讼参与人的全程参与将有助于减少动议次数和需要裁决的权利要求数量, 也有利于完善案情摘要中观点提炼。而且, 在案情比较复杂, 案件各方又常常采取较为尖锐、截然相反立场, 且正确答案又可能处于两者之间, 专利诉讼案件的法官又具有有限经验时, 中立诉讼参与人的观点会很大程度上位法院所采纳。
2、和其他当事人以及法院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名实际的案件当事人, 他不会和法院有任何单方面的沟通, 以尽量减少产生不恰当的影响或被法院不恰当地影响, 但是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 案件的其他当事人是可以和中立的诉讼参与人进行沟通的, 中立的诉讼参与人也应该遵循案件其他当事人应该遵循的程序规则。
3、活动范围。
中立的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活动全过程, 可以就所有程序性或者实体性问题, 在审理前、审理中和审理后启动调查取证、权利主张、提出动议等程序。在调查取证期间, 中立诉讼参与人可以提议调查证据或者提供书面证词, 但其本身通常并不能直接展开证据调查。在主张权利和提出动议过程中, 中立诉讼参与人有权获得证据调查中的各类材料副本, 可就其他当事人提交的意见或证据, 在忠于事实和法律并兼顾一切公共利益的考量基础之上, 逐个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形成一份超越各方偏见性意见之上的公正客观分析。
四、中立诉讼参与人的选择与质疑
什么样的组织或者个人适合充当这种中立诉讼参与人?一种类似于最高法院“法庭之友”的来自政府机构的组织充当中立诉讼参与人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一个私人性质的组织是不可能花费得起巨大的时间和资源来参与案件审理全过程, 除非他的这种成本代价可以由案件一方按照法院判决或者法院控制的资金给予补偿, 这样一来, 他就很容易因经济利益而受到当事人或者法院的影响, 从而背离设立他的初衷。基于这样的分析, 中立的诉讼参与人最好由政府机构充当。理想的情况是由一个具有处理专利纠纷现存政府机构来充当, 它可以排除一名或多名工作人员, 比如有专利诉讼经验的律师或者曾参与经济补偿谈判的经济学家去行驶这一职责, 并且应该不受或者至少能够抵制来自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压力或干扰。
在美国, 基于联邦贸易委员会乐于调查涉及公共利益的各种专利实践活动中的冲突问题并且富有经验的事实, 联邦贸易委员会成为中立诉讼参与人的最佳人选。
一些人会质疑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诉讼参与人的合理性, 因为他们认为该机构可能对专利权人心存偏见, 特别是在那些反对反向支付的诉讼案件中。然而, 公平地说,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维护专利法的权威和反托拉斯法下的公平竞争之间寻求平衡, 而不是对专利权人充满敌意。而且, 它在有关专利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有点类似于司法部或专利商标局。事实上, 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联合推出分析报告, 就如何开展知识产权和发托拉斯法合作共同应对专利流氓行为。此外, 三者最近都对标准基本专利采取几乎相同的救济措施。
此外, 不是每个专利诉讼案件都需要中立诉讼参与人参与进来。它应该有一个准入门槛。一个相对复杂的专利诉讼案件是需要中立诉讼参与人参与进来的。而案件复杂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参与方数量、主张专利数量、相关案件涉及同一专利数量。一个补充或者替代标准可能是潜在市场经济影响力, 包括上游市场 (被控侵权人的供应商) 和下游市场 (被控侵权人的客户和最终用户) , 这些人都可能受到案件判决结果的实质性影响。如果一个案件有着巨大经济影响力, 比如其判决结果对第三方产生巨大影响, 对立问题上的白热化争议不能保证一个公平判决结果, 或者, 至少这使得法院难以有效做到公平裁决。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中立诉讼参与人通过提供一个公正分析和公共利益的考量来帮助法院进行准确、公正裁决。
有些人主张, 中立诉讼参与人的存在, 可能会加剧双方当事人之间紧张关系, 增加案情复杂程度。在争夺孩子抚养权问题上, 最能代表“孩子利益”的第三方在某些情况下, 实际上是增加了诉讼争论激烈程度, 如果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对其持有怀疑或敌对情绪。孩子监护权纠纷是最情绪化事宜, 而专利诉讼, 无论是国际贸易委员会还是地区法院, 通常涉及的是商业组织, 并有代理律师, 诉求主张多是精心设计的理性问题, 从而中立的诉讼参与人的介入能够产生积极的协调作用。
质疑和担忧这一制度有效性的主要观点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如何有效保证中立诉讼参与人的中立性;中立诉讼参与人参与审理全过程所耗用时间和资金等资源如何补偿;中立诉讼参与人对传统诉讼结构的对抗性的影响。为使中立诉讼参与人受法院或者一方当事人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首先, 要禁止中立参与人和法院之间进行任何形式的单方面沟通。其次, 选择政府机构而不是一个由法院或者一方当事人资助的个体组织作为中立诉讼参与人。再者, 中立诉讼参与人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可以逐个进行辩论, 为每个权利主张提供意见和看法, 他会在一些主张上支持一方, 在另外一些问题上支持另一方。最后法院在界定中立诉讼参与人的活动范畴上有相当大的裁量权, 当中立诉讼参与人明显偏袒一方或者对法院裁决并无裨益, 法院会驳回中立诉讼参与人的意见。政府机构作为中立诉讼参与人, 其参与审理过程中的所有费用将由政府买单, 这将有利于它培养强烈的兴趣和深化其使命。为控制这一成本, 没有必要在一个专利诉讼案件中安排过多律师, 而且, 中立诉讼参与人也没有必要介入到每一个证词核实活动中, 而是仅对那些重要证词进行核实, 在提出动议过程中, 他也无需从头开始, 而是将重点集中在比较分析各方观点, 并指出各自理性和非理性所在供法官参考。最后, 有一些反对中立诉讼参与人制度是基于它将一定程度上削弱传统诉讼结构中的对抗性。研究中的中立诉讼参与人制度并不是去改变诉讼对抗的固有本性, 而是去修正或者调和对抗性, 在中立诉讼参与人参与的情况下, 有关各方将思考如何优化诉讼策略,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改进传统的对抗性。
五、结语
行政诉讼第三人举证责任之探讨 篇9
对于行政诉讼中原被告举证责任的划分问题, 在学术界已基本趋于一致。大多数学者认为, 在行政诉讼中, 对所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的举证责任应由被诉之行政机关承担。对于举证责任的分类, 有学者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关于举证责任的分类方法, 将举证责任分为推进责任和说服责任, 前者指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构成法律争端从而值得或者应当由人民法院予以审判的举证责任;后者是一种决定败诉后果由谁承担的实体责任, 即在不能证明特定事实或者特定的事实真伪不明时, 其负有说服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①二者之间相辅相成, 但说服责任是用于确定行政诉讼后果的程序规则, 更具有实质意义, 而推进责任是用于确定行政诉讼审理方式和方法的程序规则。②
鉴于此, 笔者认为, 相对于推进责任, 说服责任的归属问题乃是行政诉讼中关于举证责任的核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皆对行政诉讼之举证责任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其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如下:在行政诉讼中, 被告对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 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 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以及第五十四条第1款第2项第1目规定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法院应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 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是, 我国法律并未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举证责任作出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也仅仅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范围作出规定, 即“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社会组织, 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综上所述, 在行政诉讼中, 被告对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即作出此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负有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 当被告不履行其举证责任时, 法院依法撤销其被诉之具体行政行为。但是, 行政诉讼第三人只有参加诉讼的权利, 对其举证责任, 法律却无明确规定。
2.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弊端
以上规定充分体现了我国立法机关对于行政诉讼中的原告权利的保护, 在促进司法对行政权力监督的同时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司法效率。需要强调的是, 设立此制度之出发点旨在于, 在原被告两方利益角逐之模式下, 实现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以及对抗力量的平等与公平性, 在司法实践中, 有不少学者认为此制度并未使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达到实质性平等, 且多半将其归因于立法技术并提出一系列改进措施, 就这一问题笔者于此不再赘述。笔者需要强调的是, 在司法实践中, 现行举证责任制度对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利益保护甚少, 对这类群体之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且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 现行行政诉讼举证制度的此种弊端日益显现。窃以为, 此弊端与我国行政举证责任制度出发点的考虑不完善相关, 我国行政举证责任制度的出发点存在一定的缺陷, 导致在一定情形下虽然保障了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的相对平等, 但却忽略了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之行政相对人 (在诉讼中作为诉讼第三人) 的利益保护。举证责任倒置作为行政诉讼的一大特色, 其主要理论及出发点在于:由被告负举证责任, 有利于保护原告一方的诉权, 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的举证优势, 从而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③笔者认为, 在原被告两方利益角逐之模式下, 其理论及出发点之正当性与合理性毋庸置疑, 但是, 在司法实践当中, 大量行政诉讼案件往往会涉及到除原被告双方以外而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之第三人的利益, 其案件结果会直接影响到第三人的权利行使与义务履行, 这恰恰是设立行政诉讼举证制度所忽略的地方。在此, 我们可以通过一具体实例来说明我国现行被告举证责任制度对行政诉讼第三人权利的损害与忽视。
A公司为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计划在B小区旁建一栋40层楼, 于是报请当地有关行政机关的批准且得到批准。于是A公司开始在B小区旁施工, 在其施工过程中, B小区有关业主以A公司的建筑侵犯其采光权为由, 向法院提出了撤销当地行政机关作出的在B小区旁建一栋40层楼的行政许可的诉讼请求, 相关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应诉, 依法承担举证责任, 但当地相关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 因此,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行政机关所做的行政许可。但此时该楼楼体的主要架构已建完毕, 尽管A开发商认为行政机关其许可行为合理合法, 并且对于相关行政部门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的行为表示不解与不满, 但由于之前的行政许可已被撤销, 在建中的楼体不得不停止施工, 依法拆除, A公司因此失去商机, 进而蒙受巨大损失。
此案涉及到A公司 (行政相对人、诉讼第三人) 、相关行政机关 (行政主体、被告) 以及B小区业主 (行政第三人、原告) 三方的利益, 如果僵硬的适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 显然会严重忽视作为诉讼第三人的A公司的利益, 背离法治的精神, 既损害了行政相对人 (A公司) 的权益, 也降低了行政主体之行政行为的公定力, 同时违背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和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出发点。笔者认为, 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最主要的出发点, 在于弥补原告较被告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的劣势地位, 使二者势均力敌, 并且利用行政主体在信息获取、证据调查上的优势来提高司法效率, 节约司法成本。同时, 说服证据原则旨在于通过为行政主体设定举证不能之责任后果, 来确保其能够积极履行举证之义务, 以责任之承担来保障义务之履行, 以义务之履行来保障诉讼之平等。此原则在只有原被告双方的诉讼情形下方能发挥促进公平正义的作用, 即负举证义务的一方亦是承担败诉责任的一方, 责任与义务统一于一体而进行相互转化, 被告行政主体利用其自身的力量保护其自身权利, 为自身行为承担应有的责任, 原告则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维护自身利益以弥补作为非行政主体之劣势。与此种情况不同的是, 在原被告以及第三人三方利益博弈的诉讼情形中, 负举证义务的一方未必是实际承担败诉后果的一方, 在上述案例中, 行政诉讼主要承担败诉后果的一方 (A公司) 往往没有能力承担举证义务且我国法律未规定其相关的举证权利及义务, 这样, 便会出现证据义务与证据责任的作用对象分离之现象, 对行政主体来讲, 承担的举证义务与举证义务不履行后的败诉后果不成比例, 对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来讲, 由于客观举证不能, 只能在行政诉讼中依靠行政主体的诉讼力量来保护自身权利, 同时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行政主体的败诉风险, 因而显失公平。
综上所述, 在一定情形下忽视对诉讼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举证责任原则无异于用此之不平等换取彼之平等, 即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 (作为诉讼第三人时) 之诉讼不平等换取行政诉讼中原被告诉讼之平等, 长期下去, 不利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的保护, 也不利于行政法律关系争议的有效解决, 更不利于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行政权力。
3.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 为解决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损害与忽视诉讼第三人权益的问题, 在维护原被告平等诉讼地位的同时, 必须将保护行政诉讼中所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之权益作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出发点之一。因此,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之目的在于, 保护原告诉权, 同时维护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诉讼第三人之合法权益, 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的举证优势, 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在此理论基础下, 可以通过完善现有具体规定的途径解决现存弊端, 进而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规定诉讼第三人承担说服举证责任、强化法院调查取证、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三个方面入手, 以切实保障诉讼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3.1 诉讼第三人承担说服举证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只规定了行政主体 (被告) 负有说服举证责任, 而未规定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时负有说服举证责任。假设在行政诉讼中, 原、被告及第三人三种利益博弈的情况下, 法律规定诉讼第三人承担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行政主体所作出的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的责任, 即当被告和诉讼第三人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不提供证据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 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 法院依法撤销或部分撤销其具体行政行为。这样可以使得诉讼第三人在行政诉讼中运用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从而避免了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诉讼第三人只得寄希望于通过被告行政主体的证明力量来维护自己权利的尴尬局面。但是, 此种方法之可行性在实践中将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原因在于, 在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二者之间地位不平等, 行政相对人在获取具体行政行为相关信息以及证明其合法合理性的证据的能力不足, 在特定情形下难以有效履行行政诉讼说服举证责任。尽管如此, 笔者注意到, 虽然行政相对人作为诉讼第三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之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证明在现实中较为困难,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必将有助于实现诉讼第三人的利益保护。
3.2 强化法院调查取证。
在诉讼第三人单纯依靠私权力, 没有法院及其它相关公权力的帮助下承担说服举证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有效地维护其自身权益。鉴于此, 在诉讼第三人缺乏相应能力调取证据时, 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取证。我国对此已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但表述不清, 不足以有效的运用于司法实践之中。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了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 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 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下列证据材料: (一) 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 (二)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 (三) 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那么, 根据此规定, 在被告不提交证据的情况下, 诉讼第三人虽因客观情况不能自行收集证据, 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 是否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相关证据材料?窃以为, 法院是否有权依申请调取证据, 取决于我们对此法条的理解。此法条中规定的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证据指的是何种证据?笔者认为应当是推进证据责任中的证据, 即当事人用来证明其诉讼主张构成法律争端从而值得或者应当由法院予以审判的相关证据③, 而非前文所提到的说服证据责任中的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证据, 且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 只规定了被告对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说服责任, 并未对诉讼第三人的相关举证责任作出任何规定。因此, 上述法条应理解为:只有在原告及第三人在收集推进证据的过程中, 因法律规定的情形而不能自行收集的, 人民法院应依申请调查收集证据。而在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作为诉讼第三人在收集说服证据的过程中, 因客观情况不能自行收集相关证据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未对此作出人民法院是否可以依申请调查取证的规定。
根据笔者上述观点, 在行政诉讼中, 应当规定诉讼第三人负有证明与其有利益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义务, 因此, 在行政相对人在获取具体行政行为相关信息以及证明其合法合理性的证据的能力不足时, 应当赋予其请求人民法院依申请帮助其收集证据的权利。在行政诉讼中, 由被告负说服证据责任, 有利于充分发挥行政主体的举证优势, 但当行政主体放弃或怠于其举证优势, 且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对第三人造成严重损害时, 此时司法公权力的介入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正如前文所论述, 证据义务与证据责任的作用对象出现分离的现象显然违背了法律上的公平正义。
综上, 在行政相对人作为诉讼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活动中,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调查取证, 以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实现。
3.3 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
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和拘束力, 但其公定力、确定力和拘束力必须建立在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之上。依法行政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国家行政权力的运作必须正确、合法。我们认为, 当行政行为作出时即具有公定力, 只有当行政行为正确合法时, 行政行为才具有确定力和拘束力。既然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具有公定力, 那么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当行政行为确认违法时, 行政主体需要承担行政行为公定力丧失的相关责任。笔者认为, 为了加强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为了促进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充分发挥其举证优势, 为了提高行政主体的权威, 行政主体应当对因其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而给行政相对人带来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对此行政赔偿问题已经作出了相关规定, 行政主体应当对已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带来的损失予以赔偿, 但在现实中, 具体行政行为撤销后, 行政主体对其行政相对人的赔偿无法有效弥补行政相对人的实际损失, 与已撤销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往往是败诉后果的直接承担者, 行政主体承担的较轻行政诉讼败诉后果不足以驱使行政主体充分发挥其举证优势, 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应当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 增加败诉风险, 从而积极有效的促进行政主体积极应诉, 发挥其举证优势, 实现公平正义。在此情形下, 行政主体为行政诉讼败诉后果的主要承担者, 同时也是行政诉讼的主要参与者, 原被告双方之诉讼义务与责任可统一于一体而相互转换, 这无疑有利于行政行为做出过程中及行政诉讼中责权的明确, 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亦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因此, 在行政诉讼中, 加重被告所承担之败诉后果具有应然性。
4.结语
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规定被告承担说服举证责任, 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其理论出发点在于实现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的平等, 保护原告诉权, 但是, 举证责任制度往往会导致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损害。因此, 在保护原告诉权的同时, 应切实维护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之合法权益, 保护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应作为设立并完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理论出发点之一。在行政诉讼中, 通过规定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依法承担说服举证责任、强化法院调查取证、加重行政主体的败诉后果三方面而得以实现。
摘要：在行政诉讼中, 我国法律规定被告承担行政证明责任, 当被告举证不能时应承担败诉后果。该制度旨在保障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之平等, 但忽略了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之利益。如被告无正当理由不提交相关证据导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被撤, 这样直接损害与被撤销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之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我国亟需完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 以切实保障作为诉讼第三人的行政相对人之合法权益。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行政相对人,诉讼第三人,法院调查取证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第3版。
民事诉讼第三人 篇10
一、对第三人的界定
对于第三人的界定, 学界存在多种观点, 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侵害婚姻关系的第三人是指, 明知对方有配偶, 仍与其发生性关系, 损害有配偶的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的人。对此我们需注意两点:一是必须明知对方有配偶, 二是必须与之发生了性关系。对于第一点, 所谓“不知者无罪”, 如果第三人不知道对方有配偶, 便没有破坏他人婚姻关系的主观恶性, 法律不应对此行为进行处罚, 此种情况是表面上的第三人但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第三人。对于第二点, 第三人与有配偶的人发生性关系, 对配偶的相对方造成的伤害和痛苦比较深刻, 使夫妻关系难以修复, 甚至会导致一部分人采取极端的方式。因此将发生性关系作为对第三人的限定, 有利于保护配偶的权益, 同时避免了法律干涉私人生活过宽之嫌。
二、构成要件
第一, 侵权行为。配偶权既是一种相对权, 仅存在于有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之间, 但同时他又是一种绝对权, 要求婚姻之外的第三人不得侵扰他人的配偶权。第三人介入有配偶者婚姻的方式包括通奸、姘居、重婚等。第二, 损害事实。第三人侵害他人婚姻, 对于受害的配偶来说, 主要表现为精神上的伤害, 第三人的介入, 无疑会损害配偶相对方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造成伤害。更甚者还可能会损害其生命健康权以及财产权。至于具体损害程度可以根据情况把握, 如造成受害人身心疾病住院治疗的、导致受害人离婚的, 甚至导致受害配偶自杀或被杀害的等。第三, 因果关系。因果联系是说前一行为是后一结果的直接原因。受害配偶的损害事实是因第三人与有配偶一方共同实施通奸、姘居、重婚侵害行为而引起的。第四, 主观过错。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第三者要求必须是明知他人已有配偶。这在主观过错上属于故意, 而非过失, 即第三人有主观过错。
三、民事责任
(一) 婚姻法方面
首先进一步明确夫妻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 把夫妻具有相互忠诚的义务规定的更为详细具体, 使之在实践层面更具有操作性。同时, 明确规定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后果, 给遵守夫妻忠实义务一方以充分的救济途径。在有配偶一方和第三人存在通奸、姘居、重婚现象时, 受害配偶一方, 可以向法院提出停止侵害之诉, 并可请求赔偿。
其次, 明确第三人需承担的民事责任。结合我国民事责任的类型, 适用于第三人的责任形式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因为受害配偶既可能受到精神方面的伤害, 同时也可能受到财产或者生命健康权损害。受害配偶在行使自己的请求权时, 既可以向第三人行使, 也可以向施加侵害的配偶行使, 应赋予受害配偶选择权。
再次, 受害配偶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追究第三人的责任, 也可以在离婚时追究。虽然第三人侵害婚姻关系通常会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以致婚姻关系解体, 但并不必然一定会导致离婚的后果。所以应允许受害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为挽救婚姻而阻止第三人继续侵害婚姻。当第三的介入导致离婚时, 受害配偶可以向第三人也可向有过错的配偶提起损害赔偿, 也可将二者作为共同侵权人一并提起诉讼。
(二) 在侵权法方面
在侵权行为的认定方面, 对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应进行一定的限制, 即对于侵权行为的情节和性质比较轻微的不应对其进行法律上的规制, 应依靠道德的强制作用对其进行调整。在损害事实的确定方面, 既包括物质财产方面实际的损失, 也包括精神方面的损害, 如受害配偶的名誉权、人格尊严等人格权的侵害, 以及由此导致的身体上的创伤都应包括在内。在责任的承担方式上面, 应采取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向结合的责任体系。受害配偶可以要求第三人停止损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在请求权的行使期间方面, 若未导致离婚的, 应在侵害行为停止以前行使。若已导致离婚的, 原告是受害配偶时应在离婚时一并对第三人提起侵权赔偿, 被告是受害配偶时, 应在双方离婚一年之内提起诉讼, 此为除斥期间, 从双方办理离婚的登记手续之日起计算。
参考文献
民事诉讼第三人 篇11
一、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之历史演变
普通法事实出发型诉讼的司法传统, 使其能够在司法实践中根据社会发展迅速对会计师责任问题作出调整, 所以首先对有关第三人范围作出界定的是普通法, 司法实践最为丰富的也是普通法, 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也基本上来自普通法, 故有必要对普通法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的历史演变进行适当梳理。自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诞生以来, 普通法历史上先后出现三种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
1. 合同相对人标准。
合同相对人标准认为, 在会计师民事责任中, 会计师对第三人是否承担责任, 取决于会计师与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 鉴于一般情况下会计师仅与委托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 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 故会计师一般不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合同相对人标准是美国卡多佐大法官在1924年的厄特马斯案中提出来的, 故又称厄特马斯标准。在厄特马斯案中, 受到委托人S公司的欺诈, 被告会计师出具了关于S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的不实财务报表, S公司通过不实财务报表骗取了原告厄特马斯公司的贷款, 最后导致厄特马斯公司未能收回贷款受到损失。负责审理本案的卡多佐大法官认为, 在过失性不实陈述致人受损时, 不实陈述人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 根据合同相对人原则, 陈述人无须对受害人负注意义务;但如果受害人是陈述人与其委托人之间合同关系的主要受益人, 则陈述人应对受害人负注意义务。在本案中, 被告会计师并不知道S公司会利用审计报告去向原告厄特马斯公司申请贷款, 厄特马斯公司并非S公司与会计师之间委托审计合同的主要受益人, 故会计师对厄特马斯公司无注意义务, 亦无须承担责任。
卡多佐大法官在本案中坚持会计师作为过失性不实陈述人对未知的第三人无注意义务, 表达了对过失性不实陈述下合同相对人标准的支持, 故厄特马斯案一直被视为过失性不实陈述适用合同相对人标准的象征;但卡多佐法官同时也提出了合同主要受益人作为合同相对人标准的例外, 以弥补合同相对人标准的不足。合同相对人标准的缺陷是用合同关系来衡量会计师有无注意义务, 忽视了会计师的执业过失。卡多佐大法官之所以坚持合同相对人标准, 其原因在于如果将会计师的执业过失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则有可能会导致会计师对任何使用审计报告遭受损失的第三人都要承担责任, 结果可能会大大加重会计师的责任, 这种不加控制的责任会摧毁尚在襁褓中的会计职业。由此可见, 卡多佐大法官在考虑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时不仅注意了界定标准本身的法律逻辑, 更注意了界定标准的社会影响。在会计职业伴随着强制审计制度的实施迅速壮大起来后, 社会政策因素发生了变化, 合同相对人标准也逐步被抛弃, 直至出现英国在1964年Hedley Byrne案中提出的已知第三人标准。
2. 已知第三人标准。
已知第三人标准认为, 在会计师民事责任中, 会计师作为过失性不实陈述人, 应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负注意义务, 该第三人仅限于会计师已经知道或已经预见并会信赖其陈述的第三人。已知第三人标准萌芽于英国1964年的Hedley Byrne案, 故也称Hedley Byrne标准。Hedley Byrne案虽然提出了特殊信赖关系, 但并未对已知第三人标准进行理论总结。
真正将已知第三人标准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是美国法学会在1965年制订的《侵权法重述》 (Ⅱ) 第522条, 因此, 该标准又称侵权法重述标准。《侵权法重述》 (Ⅱ) 将陈述人主观过错状态分为欺诈与过失, 分别适用了不同的责任范围标准。该法认为, 欺诈违反的是诚实义务, 过失违反的是必要的注意义务。如果陈述人违反诚实义务, 则每个因信赖陈述人而遭受损失的人都可以要求陈述人承担责任, 故在欺诈情形下陈述人必须对任何第三人承担责任;如果陈述人违反注意义务, 则只有当陈述人知道其陈述信息将用于某一特定交易而仍提供信息时, 该信息的使用人才能要求陈述人承担责任, 故在过失情形下陈述人仅对已知第三人承担责任。在会计师民事责任领域, 每个人都可以合理期待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报告是诚实的, 并可以依赖该报告进行决策, 如果会计师违反诚实义务, 则每个因信赖该报告而受到损失的人都可以要求会计师承担责任;但在过失情形下, 会计师仅对其已经知道会信赖并利用其审计报告的第三人负注意义务并承担责任, 而不应将注意义务扩展到会计师毫不知情的陌生人。
以Hedley Byrne案和《侵权法重述》 (Ⅱ) 为代表的已知第三人标准在第三人范围问题上突破了合同相对人标准的限制, 但由于普通法国家侵权法的迅猛发展, 已知第三人标准出台后并没有在司法领域得到大量的应用, 很快又让位于可预见第三人标准。
3. 可预见第三人标准。
可预见第三人标准认为, 在会计师民事责任中, 会计师作为过失性不实陈述人, 不仅应当对已经知道或已经预见的第三人负注意义务, 而且还应当对任何可以合理预见的其他第三人负注意义务。可预见第三人标准在美国1983年的Rosenblum案中被正式提出。在案中, 原告通过换股持有巨人公司的股票, 换股比例是参照巨人公司1971年的财务报表确定的, 但巨人公司通过会计舞弊行为掩盖了其亏损严重的事实最终破产, 导致原告持有股票作废。依照合同相对人标准, 原告并非巨人公司会计师的合同相对人;依照已知第三人标准, 原告也不是巨人公司会计师在1971年度审计时已经知道的报表使用人, 故无论是依照合同相对人标准, 还是依照已知第三人标准, 原告都无法从会计师处获得赔偿。然而, 主持本案终审的美国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施瑞伯法官却对上述两个标准都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 会计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既不是合同责任, 也不是普通的侵权责任, 而相当于因产品缺陷引起的产品责任, 既然缺陷产品的生产者应当对一切因使用缺陷产品致损的消费者承担责任, 会计师也应当对可以合理预见的一切使用瑕疵审计报告致损的第三人承担责任。在本案中, 巨人公司会计师知道巨人公司将在商业活动中使用其出具的财务报表, 也就应该预见到原告会因为信赖其财务报告而受到损失, 所以巨人公司的会计师应对原告承担责任。
Rosenblum案诞生的背景是, 普通法国家的侵权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迅速发展, 许多学者和法官不满足于会计师仅对合同相对人和已知第三人承担责任, 主张扩大会计师对第三人的注意义务和民事责任, 于是可预见第三人标准就应运而生了。可预见第三人标准虽然在逻辑上更彻底, 在适用上更简单, 但这种无限扩大会计师对第三人的责任流弊甚大, 在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要受到抵制, 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已知第三人标准。美国1992年的Bily案标志普通法在会计师注意义务方面重新采纳了已知第三人标准, 此后美国的许多州也相继放弃了可预见性标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普通法已重新转向比较温和的已知第三人标准。
二、我国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之选择
时至今日, 可以说普通法关于第三人范围的界定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造成每一个案件都可能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那么, 在我国会计师民事责任中, 究竟应如何界定第三人的范围。笔者认为, 不宜采用可预见第三人标准, 而应采用已知第三人标准。
1. 采用可预见第三人标准, 盲目扩大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范围存在诸多不利之处。
其一, 对会计师显失公平。财务报表虚假首先是客户的责任, 会计师的责任是第二位的, 这不仅是因为编制财务报告是客户的职责, 更是因为审计报告的传播范围完全在客户的控制之下。客户对外发送审计报告的方式以及其后的累加效应, 可能导致会计师一个小小的判断失误变成一连串损失的源头。在这些案件中, 客户通常都破产了, 要求会计师对所有这些损失承担责任, 显然超出其过错程度。判决会计师对可预见第三人负有注意义务, 实际上将会计师作为第三人的无限担保人, 而会计师并没有向第三人收取任何费用, 故对会计师而言显失公平。
其二, 对提高审计质量不利。采用可预见第三人标准主要理由之一是, 能够提高审计质量或抑制劣质审计。但判决会计师承担承担过大赔偿责任后, 会计师事务所有可能会采取防御性的审计策略, 要么在承接审计业务时变得非常谨慎, 剔除它们认为高风险的客户;要么进行详细审计, 为避免诉讼增加不必要的审计程序, 在审计成本不变的前提下, 只能导致降低审计质量。现在也没有证据证实, 实行可预见第三人标准后会计师事务所提高了审计质量。
其三, 对激励第三人谨慎投资不利。审计报告的公共属性造就了会计师——财务报表提供人 (客户) ——报名使用人 (第三人) 之间的三角关系, 可预见第三人标准将第三人视为弱势群体, 忽视了第三人的自我保护能力, 在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第三人是专业投资机构, 他们通常拥有相当强的财务分析能力, 本身有能力避免损失的发生, 也没有单纯依赖会计师提供的财务报表。如果要求会计师对第三人的投资决策承担责任, 等于是会计师额外对这些第三人承担了投资失败的风险, 显然不利于激励第三人谨慎投资, 也无助于培育更加理性的投资人群体。其四, 对及时保护第三人利益不利。实行可预见第三人标准, 扩大第三人范围带来的必然后果是法院受理诉讼急剧增长, 这些涉及大量投资人的诉讼均为群体诉讼, 无论会计师事务所, 还是客户公司, 第三人都将投入巨大的诉讼成本, 且关于会计师执业过失涉及很多技术性问题, 必然造成诉讼迟延, 审理时间很长。这对于及时弥补第三人的损失和及时保护第三人的利益显然是不利的。
2. 采用已知第三人标准, 适当限制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范围则存在诸多优势。
其一, 符合我国对会计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性质的定性。从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理论、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 在我国会计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性质为侵权责任, 与已知第三人标准的法律基础相吻合。从侵权责任法理论来看, 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理念是任何人应当就自己的过错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在会计师存在过失, 而第三人无过错的情形下, 由会计师对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符合侵权责任法的法律逻辑, 且侵权责任的存在不以侵权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前提, 将会计师的民事责任定性为侵权责任避开了会计师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的难题。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 最高法院出台的《事务所侵权规定》第1条已将会计师事务所对第三人的责任认定为侵权责任, 当然会计师对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并非一般的侵权行为, 而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 在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方面采取过错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 相比违约责任更有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可预见第三人标准将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视为产品责任, 将会计师的责任类似于制造商对消费者的责任, 这显然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 也与我国理论储备和司法实践不合。
其二, 符合我国国情。在西方, 可预见第三人标准取代已知第三人标准的背景是, 会计师事务所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壮大, 许多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和收入均已远超其他职业如律师事务所, 扩大会计师民事责任不可能危及会计职业的存亡, 但在我国会计业务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展起来, 至今不过30年, 发展很不成熟, 如果贸然扩大会计师民事责任, 可能会摧毁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会计职业。所以, 从我国国情来看, 宜采取已知第三人标准, 适当限制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范围问题。
综上所述, 从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的历史演变来看, 其经历了如此大的变化, 固然与法律本身的逻辑性有一定联系, 但法律逻辑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主要还是由特定时期的政策性因素决定的。所以, 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法律问题, 究其实质却是一个政策问题。从我国法律规定、司法实践和国情来看, 宜将已知第三人标准作为目前第三人范围的界定标准, 当然这个标准不可能是一成不变, 它还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摘要：自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诞生以来, 普通法历史上先后出现三种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 即合同相对人标准、已知第三人标准和可预见第三人标准。从我国法律规定、司法实践和国情来看, 宜将已知第三人标准作为目前第三人范围的界定标准。
关键词：会计师,界定标准,合同相对人,已知第三人,可预见第三人
参考文献
[1].Chatfield, Michael.Utramares Corporation v.Touche, Niven and Company.History of Accounting:An 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