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模式探究（共4篇）
民事诉讼模式探究 篇1
摘要：在刑事案件中, 犯罪侵权经常会造成被害人精神利益的损害, 而我国尚未全面建立犯罪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为促进我国法律更全面地尊重和保障人权, 本文拟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提出建议。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精神利益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是指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造成被侵权人精神痛苦、肉体疼痛或其他精神利益受损, 以金钱赔偿作为救济途径的一种侵权责任制度。我国《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的其他民事法律中, 例如《民法通则》, 也有被侵权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但是, 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尚处于上升阶段, 虽然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建立, 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将就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一探讨。
一、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问题
(一)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内部存在冲突。
我国刑法中的部分条文具有保护被害人精神利益的意愿, 如刑法第246条规定的侮辱罪、诽谤罪, 二者都基本表现为贬低被害人的人格, 破坏被害人的名誉, 而人格、名誉都属于人格利益的范畴, 是被害人的精神利益, 刑法第246条就表达了损害被害人这种精神利益, 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意思。不难看出, 这一条款体现了我国刑法承认自然人的精神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但是, 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却作出规定, 被害人因受到犯罪侵犯,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 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 不支持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我国刑法第246条的表述却是受害人的精神利益应当受到保护。另在, 在交通事故案件中, 受害人是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 而在普通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却不能够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足以看出, 我国的法律体系内部不协调, 不同法律之间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处理方式存在冲突。
(二) 犯罪侵权案件中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不合理。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不受理因犯罪侵权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 即无论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 还是刑事诉讼审结后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精神损害赔偿都不予支持。说的明确一些, 就是不保护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但是, 在刑事案件中, 犯罪行为一般都是非常严重的侵权行为, 经常会出现被害人残疾甚至死亡的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仅仅是财产利益受到损失, 他们的精神利益也会极大受损。身体由健全变成残疾, 或者是面临与近亲属的生离死别, 这么大的精神痛苦, 不仅仅是惩戒犯罪行为人就能抹平的。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可能是考虑通过刑事手段严惩犯罪行为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就可以从中得到抚慰, 犯罪行为人也会受到应有的惩戒。但是在实践过程中, 很多刑事侵权案件中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受到的精神损害比财产损害要严重得多, 所以站在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角度甚至是公平合理的角度, 仅刑事处罚被告人还远远不够。刑事处罚被告人是对犯罪行为人应有的惩戒, 是被告人违法犯罪应该付出的代价, 但是被害人通常或在一定程度上是无辜的, 被告人不仅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还应该对被害人的无辜受害作出补偿。被害人没有理由无条件为犯罪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买单, 笔者认为, 精神损害赔偿是被害人基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产生的相对于被告人的一个债权, 被告人是债务人, 所以被害人受到的损害应当得到补偿, 痛苦应当得到抚慰。因此, 不支持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不甚合理的规定。
(三) 我国刑法漠视被害人精神利益。
众所周知, 精神是无形的, 这就意味着精神利益也是无形的。精神利益并不像财产利益有一个明确的物质载体, 可以显而易见地呈现在大众面前。财产利益的损害是有形的、显而易见的, 精神利益的损害是无形的, 精神利益的无形性造成了精神损害很容易被人们忽略、漠视, 但是不能因为不能明显看到精神损害的后果就将它忽略掉, 认为精神损害不算实际上的损害。以持刀抢劫案为例, 如果在抢劫过程中被害人死亡, 提起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 被告人除需承担刑事责任外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此案中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受到了财产和精神的双重损失, 而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 被害人家属可以获得财产性损失的赔偿, 却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两种利益同时被侵害, 而被放置的地位和对待的方式却完全不同, 这难道不是对精神利益的一种漠视吗?而现实却是被害人的近亲属受到的精神损害很可能比财产损失要严重得多, 甚至可能会出现由于被害人的死亡造成被害人的父母因精神痛苦而一病不起。不得不说, 精神利益的损害后果很有可能比财产利益的损害结果更加严重。但是我国的现行法律却只保护被害人的财产利益而漠视了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笔者认为, 精神利益在地位上应该同财产利益一样, 都应该是法律同等对待、同等保护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 除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外,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应该得到司法机关同等的重视程度。
二、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一) 顺应国际趋势, 将中国的法律发展与国际化的发展接轨。
根据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可知, 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应对被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德国的刑事诉讼法认为侮辱和伤害身体可请求精神补偿金, 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认为侵权人造成的物质的、肉体和精神的全部损失都应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对象, 英国和美国的法律中也有保护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精神利益的规定, 只是其民事索赔不能同刑事诉讼同时进行。反观我国, 虽然民事诉讼中规定了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但是在刑事诉讼中却否定了被害人的精神利益。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 我们不仅仅要经济全球化, 我们的法律也应该顺应国际发展趋势, 借鉴国外优秀的法律制度, 更全面地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也能使国际间的司法协助更加顺畅。
(二) 补偿、抚慰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
刑事侵权中, 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通常表现为侵害被害人的身体权致使其产生生理疼痛, 也经常会造成被害人产生焦虑、恐惧等不良情感, 这些都是精神利益受损的体现。另外刑事案件中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残疾甚至死亡的情形也非常常见, 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也会因此受到精神利益的损害。精神利益的损害一般无法恢复原状, 那么就需要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给予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一部分金钱作为补偿, 抚慰其精神痛苦。
(三) 协调法律内部矛盾, 完善法律法规。
我国的民事法律中规定侵权行为造成被侵权人精神利益受损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刑法也有关于被害人精神利益受损惩治犯罪行为人的规定, 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却否认了精神利益。解决这一冲突、协调法律内部矛盾的方法就是建立刑事附带民事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
(一) 关于法律的修改建议。
将《刑法》第36条和《刑事诉讼法》第99条中的“财产损失”修改成“损失”, 即可扩大损害赔偿范围, 将精神损害纳入其中, 而不仅仅再指向经济损失;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不受理刑事犯罪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规定更改为受理。
(二) 修改后的法律适用问题。
1.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1) 侵权行为是犯罪行为。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必须是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 侵害了被害人的精神利益。此处只关注该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 而不关注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 不影响其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因为无论侵权人的主观状况是什么, 都不能否认犯罪行为人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形成。但是, 行为人的主观情况有可能会成为法官判定赔偿标准的参考。
(2) 被害人受到精神损害的客观事实。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要件不仅仅是要有犯罪行为, 还需要有被害人精神损害的客观事实。精神损害事实的认定不能听信被害人的一面之词, 还需要有客观存在的证据来证明被害人确实因为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产生了精神痛苦、生理疼痛或其他精神利益的减损或丧失。
(3) 犯罪行为与被害人的精神利益的损害具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 被害人精神利益的损害必须是由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 犯罪行为是造成被害人精神损害的原因, 二者之间具有客观的因果关系。这种客观因果关系是被告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如果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就可以证明被害人的精神损害不是犯罪行为人引起的, 那么行为人就无需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承担责任。
2. 适用的客体范围。
一是侵害受害人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二是侵害被害人人格利益的, 如侮辱罪、诽谤罪等;三是侵害被害人延伸的精神利益的, 比如侮辱尸体罪。
3. 赔偿标准。
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界定比较主观抽象, 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我国的民事法律规定。我国《侵权责任法》认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是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 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 也可以作出类似这样的规定, 犯罪行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至于严重精神损害的界定以及个案中具体赔偿金额的计算, 可以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形自由裁量。
4.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精神利益受损, 毋庸置疑,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应当是被害人;若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 被害人因死亡不能再感知任何精神痛苦, 但被害人的近亲属会因被害人的死亡而产生精神痛苦或其他精神利益的减损或丧失。这种情形下, 死者的近亲属作为被侵害精神利益的受害人可以基于自身遭受的精神损害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救济程序。
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救济程序, 可以参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财产损失的赔偿程序, 而无需单独设立一个新的诉讼程序。在具体诉讼程序中, 可以依托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来请求赔偿;也可以在刑事诉讼审结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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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模式探究 篇2
内容提要：
本文就《国家赔偿法》的颁布与实施以来，在民事、行政诉讼国家赔偿问题在理论在实践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从七个方面对基层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案件发现的问题作了粗浅的探讨和思考：在审理确认案件中，应通过什么程序进行确认， 笔者提出不能单一适用行政诉讼程序，或单一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应建立一部单独适用赔偿确认的程序;在审理确认案件中，确认案件的结案方式上认为基层法院在确认基层法院在确认案件立案前可以与请求人和解，在确认案件审理中也可以和解，达成和解后不但会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也会降低司法成本，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 关于民事诉讼、行政司法赔偿的归责问题，建议确立以狭义的“违法原则”为主，过错等其他原则为补充的归责原则体系;关于合法强制措施赔不赔的问题从考虑现有司法环境与判决即判力等方面认为不适用国家赔偿;关于查封、扣押、财产保全、执行案外人财产的适用国家赔偿有关问题分别列举了十一项情形，结合现有法官司法解释认为不能过分强调案外人权利，而忽视国家利益，亦不能强调国家利益，而不承担法院而司法行为的违法或过错而应负赔偿直接损失的责任;关于时效的问题笔者认为时效应该更加严格，有利于诉讼程序的管理;对法释10号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十项的理解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程序交叉应予以注意。
关键词：民事诉论 行政诉讼 国家赔偿
《国家赔偿法》的颁布与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我国人权保障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发展与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和执行案件的不断增加，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和执行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情形会不可避免。国家赔偿第三十一条规定民事、行政诉讼司法赔偿的内容，是在国家赔偿法第五章“其他规定”中规定的(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称其为“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从立法原意分析，这部分赔偿应只是一个附带规定。①但实践中，据最高法院研究室统计，在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的赔偿案件中，近50%的案件属于此类赔偿，有的法院甚至办理的案件中70%以上均属于此类赔偿案件。因此有人称：国家赔偿法是为法院设定的，不是国家赔偿法而是法院赔偿法。加之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的程序，归责原则、赔偿范围、方式及标准存在诸多争议，故本文仅对基层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案件发现的问题，作以下粗浅的探讨和思考。
一、在审理确认案件中，应通过什么程序进行确认
确认违法作为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前置程序，如果不能依法作出，赔偿请求人就无法申请赔偿，赔偿制度则形同虚设。②对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情形应予赔偿的，通过什么程序进行确认，法律规定不明确.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这一司法解释，该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原作出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有义务对其合法性作出说明。从这一规定理解，确认案件从某种角度上接近行政案件，原作出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有对其司法合法性说明的义务和负有举证责任。且举证责任应是倒置的。笔者认为此种规定无形增加了人民法院赔偿范围，而且使当事人或案外人轻易启动赔偿确认程序。如该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三项规定：“违法查封、扣押、执行案外人财产，给案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确认违法。”按这项规定，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应仅对查封、扣押、执行的司法活动的合法性进行举证和说明，若对查封、扣押、执行的财产是否属于案外人再由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进行举证，对作出司法行为人民法院即是不公平的。对此类确认案件就不能严格依照行政诉讼程序，应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案外人就查封、扣押、执行的财产进行“所有权”的举证，若仍由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进行举证，无形加重了法院负担，犹如审理了一个新的确权的民事案件。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以下情形,保管合同中保管人是被执行人，执行了被保管人(案外人)财产，租赁合同中，承租人是被执行人，执行了出租人(案外人)的财产。被执行财产若是不动产或需登记的动产，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未尽审查义务即可确认违法.但实践中大多被执行财产为动产，在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可以提出异议，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就案外人异议是否成立可对被执行财产采取控制性措施或处分性措施，或裁定驳回异议。但现行法律对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时间没有规定，有的被执行财产为动产的往往被作出司法行为法院采取了拍卖变更等处分性措施后，案外人不提异议而径行提出国家赔偿。或对动产作出处分性措施时间较长后，案外人才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又较晚，此类案件再由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进行举证，显然工作难度较大。因此在审理民事诉讼司法赔偿确认案件中，不能单一适用行政诉讼程序，或单一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应建立一部单独适用赔偿确认的程序。
二、在审理确认案件中，基层法院作为确认违法义务机关与确认申请人是否可以和解
赔偿法及赔偿法司法解释没有对审理确认案件是否可以调解作出规定。在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不适用调解。理由是：首先双方进行和解没有法律依据，从审理确认案件参照行政诉讼程序的角度看，确认案件不仅涉及当事人利益，还关系到人民法院的司法水平和司法权威。另外法释(2004)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第二条二款明确规定，确认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为违法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此规定看司法行为是否违法应由中级法院确认。而法释()2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申请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的，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应当先行确认。申请确认的，应当先向侵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的规定已与(2004)10号司法解释相抵触，故基层法院若与确认申请人达成了和解，即是确认了自身司法行为的违法，因此是与司法解释规定相违背的。因此基层人民法院与确认申请人在确认案件审理中是不适用和解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和解。理由是审理确认案件及赔偿案件也是审判工作的组成部分，应当遵循定纷止争、息诉服判的原则。只要确认申请人出于自愿，不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双方达成和解未尝不可。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和解、调解是人民法院平息纠纷的有效方式，随着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审判压力越来越大，为减少诉累，减少涉法访案件发生，基层法院在确认案件立案前可以与请求人和解，在确认案件审理中也可以和解，达成和解后不但会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也会降低司法成本，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
三、关于民事诉讼、行政司法赔偿的归责问题
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解决国家为什么要对某一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是法律上的可责性是什么?没有法律上的可责性，国家就不应当承担责任。其实践意义是体现了国家对国家侵权行为的法律态度，明确了国家承担责任的正当性理由和根据。③
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按此规定，我国民事、行政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责任原则。何为“违法”,理论上对“违法”的广义解释与实践中的狭义的“违法”解释有较大差别。理论上主张国家赔偿归责原则是违法归责的学者一般都认为，违法含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侵权主体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2)国家侵权主体的行为虽然没有违反上述文件的明确规定，但违反法的原则和精神;(3)国家侵权主体没有履行对特定人的职责义务，或违反对特定人的职责与义务;(4)国家侵权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滥用职权或没有尽到合理注意。按上述“违法”广义的理解，既然包括违反成文法也包括违反法的原则和立法精神;既然包括作为性违法，也包括不作为性违法，广义解释倾向于受害人权益的保护。④但司法实践中通常将“违法”仅仅认为是法院的司法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国情与法律传统，广义的“违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操作性。理由是，我国现有的民事、行政法官队伍真正实现职业化尚需一段时期，若以广义违法解释，势必造成大量国家赔偿案件发生。二是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法律的原则，法律的精神等非成文不是有可操作性的内容在实践中较成文法律难已掌握和操作，现行法院民事裁判中引用法的原则与精神作为法律依据的也较为鲜见。
还有其他观点认为，民事行政司法赔偿归责采取违法或过错原则，即法院的司法行为违法或有过错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还有的主张采取违法并过错原则，认为违法与过错的概念存在交叉，违法的民事、行政司法行为绝大部分存在过错，在一个条文中规定民事、司法行为违法或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存在重合的现象;实践中存在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民事、行政司法行为违法，但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没有过错，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承担垫付责任;也有的主张采取结果归责原则，即不论是民事、行政司法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有过错，只要给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⑤
笔者认为，针对上述观点的合理性，考虑我国赔偿法实施十二年来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建议确立以狭义的“违法原则”为主，过错等其他原则为补充的归责原则体系。即将民事行政司法行为划分为一般的司法侵权行为与特殊的司法侵权行为两大类。将作为的司法行为确定为一般的司法侵权行为，如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查封、扣押等强制性措施，从规范性的法律成文规定中可直接认定，是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不必考量作出司法行为的过错。将不作为的司法行为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如法释(2004)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第十一条中第九项规定，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故意不履行监管职责，发生灭失或者其他后果，给确认申请人造成损害的;这里就要强调是不作为中的主观因素;其是否有过错，强调了故意不履行监管职责，又如该解释第十项中的对已经发现的被执行财产，故意拖延执行或者不执行，导致被执行的财产流失，其不作为的司法行为的主观因素是否存有过错，但对上述情形，如果受到行政干预则属另外情形，在现有法院的司法体制下，地方国有企业、行政单位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法院司法地位的独立性并没有全面体现。此类不作为案件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应予以严格限制。另外，因第三人过错导致的法院司法行为没有违法也没有过错、致使案外人财产损失的，应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如甲与乙订立保管合同，甲是保管人，申请执行人丙提供执行甲的保管财产作为执行对象。被执行人甲又故意不向法院说明财产所有权，执行完毕后，申请执行人丙又不具备回转财产的能力，此时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在既不违法又不过错的情形下应承担的适当补偿责任。
四、执行依据被撤销前进行的司法拘留是否适当国家赔偿(即合法强制措施赔不赔的问题)
基层法院在执行甲与乙债务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乙在法律文书生效后的执行过程中，擅自转移了法院查封的物品并具有其他妨害执行的行为，该基层法院对乙进行了司法拘留。在终结后甲与乙的债务纠纷的法律文书经再审被上级法院依法撤销。针对执行依据撤销前的司法拘留是否适用国家赔偿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民事诉讼错判不赔偿”原则，对此行为不应予以国家赔偿。民事诉讼错判通常表现为设定、变更、解除诉讼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发生错误，与刑事诉讼赔偿有严格的区别，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完全是刑事诉讼错判的被动承受者，侦查、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不可能处于平等地位。而民事诉讼的被告在其权益受到侵害时，既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向检察机关申诉提起抗诉等多种途径进行自身的权利维护，也可在执行错误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14条的规定通过执行回转来进行救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责任原则，确认违法是指以法律条文作为客观标准来衡量行为是否违法，因此只要在执行程序中对其司法拘留行为不存在违法性，即不能适用国家赔偿。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适用国家赔偿。理由是执行依据被撤销说明了执行依据的错误，在执行错误的执行依据的过程中，虽然执行行为严格依照了法律规定，但实际发生了被执行人人身自由受到侵害的客观事实，应参照刑事司法赔偿的结果归责原则。对被执行人应给予国家赔偿。
笔者的观点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即对此类案件不适用国家赔偿，首先，按照法释(2004)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此类案件的当事人既不属于第五条的规定的直接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的六项情形。也不属于第十一条规定应当确认违法的十五种违反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因此将此类情形适用国家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另外，在我国再审制度尚不完善的`现实情况下，法院的既判力会受到抗诉、当事人申诉、审判监督程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若当事人对判决不服，便以妨害执行对抗法院的司法行为，执行依据被变更或撤销后又申请国家赔偿，必然会导致鼓励被执行人妨害执行行为的增加，使执行秩序更加混乱。并且在执行依据变更或撤销前，被执行人可以先行配合法院司法行为，其损失可通过执行回转进行救济，妨害执行并不是其唯一选择的途径。
五、关于查封、扣押、财产保全、执行案外人财产的适用国家赔偿有关问题
近年来，案外人作为国家赔偿申请人的案件逐年上升，主要表现为错误财产保全案外人财产和错误执行案外人财产。其主要情形为以下几种：1、依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导致错误造成案外人损害;2、因申请人提供的执行标的物有错误造成案外人损害的;3、法院依职权作出错误财产保全和执行措施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的;4、因第三人过错导致财产保全、执行措施错误导致案外的财产损害;5、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6、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7、被保全人、被执行人或者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人员违法动用、隐匿、毁损、转移、变卖人民法院已经保全的财产的;8、因不可抗力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后果的;9、被执行人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作为还款保证的，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的;10、申请执行人提供执行对象错误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的;11、被执行人占有财产明知占有财产不属于自己所有而又说明的，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的。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仅指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三类违法情形、赔偿请求人有权要求赔偿，实践中，对案外人的财产发生了上述三类违法行为哪些属于赔偿范围，哪些不属于赔偿范围，由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太过于原则，因此在处理法院司法行为侵害案外人财产在确定赔偿范围上存在较大争议。法释(2000)2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将第1项、第2项、第5项、第7项、第8项情形明确规定为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情形。其中第1项、第2项情形也是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具体体现，申请保全的申请人由于申请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的财产损失应当赔偿。申请人负有举证责任，在举证主张其权利的同时也负担有举证错误给他造成财产损失后应予赔偿的风险，体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⑥第五项情形表现为非职权行为不能成为引起国家赔偿责任的原因，这种非职权行为只能因其性质而由其他法律加以调整。第7项与第8项情形体现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既无违法情形又无过错当然不适用国家赔偿。
针对第3项情形，法释(2000)27号司法解释第三条也列举了六种司法行为应当确认为违法，但前提必须是违法。但第4项、第9项、第10项、第11项情形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第6项情形在法释(2000)27号司法解释第四条第三项予以规定，但实践中存有诸多争议。其具体规定为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是指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民事制裁决定、调解、支付令、仲裁裁决，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以及行政处罚、处理决定等执行错误。包括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且无法执行回转的。根据此项规定，导致案外人作为国家赔偿申请人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法院司法行为违法，二是被执行财产是案外人财产，三是不能执行回转。但根据执行回转的概念，是指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依法撤销，由执行人员采取措施，强制一方当事人将所得的利益退还给原来被执行人，恢复到执行程序开始前的状况的一种制度。⑦由于案外人不是被执行人且侵害案外人的财产的案件执行依据一般情况下非经再审等程序一般都没有被撤销。即不存在执行回转的情形。因此应将此条应修改为：“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且申请执行人无法将财产返还的。”
针对第4项、第9项、第10项、第11项的情形，均属于非法院司法行为唯一原因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的情形，法释(2000)27号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在民事、行政诉讼或者执行过程中，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至第五条规定情形，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因多种原因造成的损害，只赔偿因违法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
根据这一规定，在国家赔偿案件可否追加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的其他人员为共同被告或追加为第三人，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在程序上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分别处理。首先确认法院的司法行为是否违法或存有过错。如第4项情形，第三人与申请执行人出伪证证明案外人财产为被执行人所有，导致法院作出处分性执行措施，若作出司法行为法院未尽审查义务或对案外人异议未进行听证，第三人与申请执行人与法院共同列为赔偿义务主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仅对违法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承担责任，同理对第9项、第10项、第11项情形，应将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有违法情形诉讼参与人、案外人存有过错致使损害结果一果多因的情况时，应当缕顺案件中的多个法律关系，各自区分责任，特别是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取得案外人财产没有法律依据及被执行人过错，不能过分强调案外人权利，而忽视国家利益，亦不能强调国家利益，而不承担法院而司法行为的违法或过错而应负赔偿直接损失的责任。
六、关于时效的问题
结合我国国家赔偿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关于时效相关规定，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时效是请求时效而不是诉讼时效，即不适用时效中断的规定。按照法释(2004)10号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应予立案……(三)确认申请人应当在司法行为发生或者知道，应当说知道司法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出。”根据本条规定，司法行为有实际开始发生时间，司法行为完成(结束)时间，确认申请人知道司法行为(损害)发生时间和确认申请人应当说知道司法行为(损害)发生时间等，这几种时间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完全重合，时效的起点也会完全不同，而本条规定又是一个选择性条款，并且确认申请人既包括案件当事人也包括案外人，对于不同的确认申请主体适用哪一标准确定时效会产生歧义。如违法查封、扣押、执行案外人财产确认案件中，在查封扣押之日是司法行为发生之日，经过拍卖、变卖执行也是司法行为发生之日，前者是司法行为的控制性措施，后者是司法行为的处分性措施，二者起算时效时间起点也各不相同。若以前者控制性措施计算请求时效起点，控制性措施尚未对案外人造成损害，案外人的申请很难进入国家赔偿确认程序，对案外显然不公平，因此，本条若以造成损害的司法行为发生之日为请求时效的起点更为客观和准确。
另外，在本条中“司法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出”与“知道、应当知道司法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出”的适用上应首先选择前者，只有在确认申请人经过举证作出合理说明后才能适用后者，如果这样规定会更加严格时效和便于操作，有利于诉讼程序的管理。
七、对法释(2004)10号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十项的理解
法释(2004)10号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十项规定：“对已经发现的被执行人财产，故意拖延执行或者不执行，导致被执行的财产流失，给确认申请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确认违法。这就会出现确认申请人的损害数额应以什么标准来计算的问题。若违法不作为的执行行为导致确认申请人全部或部分债权落空，其数额以“流失的财产”计算，不难理解，但是尚未穷尽执行措施，被执行人仍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则不应认定“流失的财产”为全部损害。
另外，在确认案件审理中又发现被执行人有可执行的财产，可满足确认申请人的执行要求，那么确认案件应否中止，在司法解释中尚没有规定。因此在审理此类案件确认案件中应充分注意确认申请人怠于对被执行人的财产举证而利用确认法院司法行为违法，转移本应由其承担的执行风险的问题发生。
参考文献：
①②参见左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第10期
③马怀德著《国家赔偿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第53页
④马怀德著《国家赔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47页
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国家赔偿法修改的初步意见第36页
⑥参见苏戈：“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提纲)”载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编《国家赔偿学习手册》第107页
我国民事诉讼的立案制度探究 篇3
关键词：民事立案；立案难；立案制度完善
在民事起诉程序中，立案是关键的环节。纠纷发生以后，当事人的起诉将引起司法程序启动，而立案制度是当事人能否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关键。通常，宽松的立案条件便于当事人成功起诉，而高台阶的立案条件缩小了进入法院的案件数量和范围。我国现行法治下的民事起诉制度无疑是较为严格的立案审查制。一些学者也因此认为，立案审查制限制了当事人行使正当诉权，应当实行立案登记制，扩大法院的审理范围，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诉权。事实上，在我国的现实司法环境下，采用立案登记制弊大于利，立案审查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一、民事案件立案审查制度
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受理，又称立案受理或简称立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所有一审、二审和特殊程序等立案，狭义指一审普通程序立案。本文探讨的是狭义概念，立案审查制度是指法院在受理案件的过程中，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的起诉是否符合受理条件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受理的制度。
民事诉讼起源于当事人的起诉，并实行不告不理和处分原则，正如古罗马的法谚所言，没有原告也就没有法官，审判权的启动必须是被动的，“从性质上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想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但是，仅有当事人的起诉，还不足以启动诉讼程序，诉讼程序的启动还有赖于当事人起诉行为的正确与否，只有经法院审查才能确定起诉行为的正确性并决定是否受理。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与法院审查行为的结合，诉讼程序才能开始。因此，立案审查在司法程序启动中具有重要作用。
法院在审查时，通常遵守如下原则：①依法审查。只有依法审查，才能正确发挥审查的功能和作用。②依法保护诉权。诉权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要求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权正确受理案件，但对恶意诉讼必须制止，既要保障诉权，又要防止诉权的滥用。③被动审查。民事诉讼的消极和被动性，要求法院应被动地行使审查权，不应主动出击，但是，被动不是消极，法院还应积极地履行相应的职责。④公平、公正、公开审查。无论是原告的起诉，还是被告的反诉，法院都要平等对待，公开审查，防止暗箱操作，并公开审查结果。⑤效率原则。立案仅是诉讼的开始，如果审查时间很长，会造成诉讼拖延，最终导致不公。⑥适度审查。审查时应把握适当的度，门槛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使案件该立的立，不该立的不立，正确发挥立案审查的“过滤器”的作用。⑦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诉讼纠纷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往往包含有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甚至宗教的因素，审查案件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法院应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进行适当平衡。
二、立案登记制的提出与分析比较
伴随一些立案难现象的出现，立案审查制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立案审查制对起诉要件的审查，实际上是一种“先审后立”的现象，这样就违背了正当的程序原则，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立案制度应当改革，以适应现代民事案件新颖化与大数量化趋势。
所谓立案登记制度，是指当事人因纠纷而起诉到法院以后，法院只进行形式的认定，而不作实质审查，直接进入审判程序，由法官直接对案件进行审理的诉讼制度。
三、我国民事立案制度的完善
民事起诉权的行使，是权利救济的重要途径，合理、有效地保障民事起诉权，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民事权益的，及时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结合民事立案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当前我国民事立案实际情况，从多方面、多角度提出完善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案制度的具体建议。
第一，降低起诉要求。要真正改变“立案难”的现状，降低起诉条件也是完善我国民事立案制度的必要条件之一。具体的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区分起诉条件和诉讼要件。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混淆了起诉条件和诉讼要件，应在不同的阶段运用适当的概念。
第二，重视立案队伍建设。立案队伍建设是立案审查工作的根本，基层法院应优先为立案庭配齐配强工作人员，改变立案工作简单、单一的陈旧观念，使立案工作能够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选择工作责任心强、审判业务精的法官从事立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岗位培训，不断提高立案队伍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审判业务能力。
第三，改革法院考评机制，全面考察法官审判水平。年底结案率是影响立案难的一个重要因素，结案率只是一个量化的结果，注重的结案的数量，而忽略了案件的具体情况。法官审理的案件数量庞大、案件情况千差万别，有些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法官很快而且很容易就能结案；有些疑难案件，情况错综复杂，需要法官谨慎认定，所需要的审理期限就会延长。法官不能选择办理何种案件，这样办理疑难案件较多的法官结案率就会低于办理普通案件的法官的，但是前者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智慧。
第四，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案件涌入法院，然而诉讼并不是民事诉讼纠纷解决的唯一途径。但是目前我國人们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方式不了解，为实现纠纷解决分流问题，我们应当大力宣传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引导当事人选择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比如仲裁，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使当事人明白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程序价值。对于已经进入法院的纠纷，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要求，“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通过先行调解解决纠纷，不仅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还可以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四、小结
相比立案审查制度，立案登记制度有很多优点，它降低了起诉的条件，使纠纷能够更快、更容易进入诉讼程序，保护了当事人的诉权，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本身存在的缺陷。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和诉讼文化，不可以盲目地从国外引进、移植立案登记制度，以防止出现不可预见的问题。相反，可以进一步地完善已有的立案审查制度，以使其更加符合我国司法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1]宋旺兴.论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度.西南政法学报，2008（4）.
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之简化管理探究 篇4
我国法制进程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司法资源匮乏、不均，诉讼程序则面临着公正和效率的双重困境。近年来，刑法修正案八增加部分轻刑罪名，刑诉法修改又扩大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基层法院简易程序审结的刑事案件占总案件的比重不断加大。简易程序是当代司法公正内涵不断扩张、刑事案件逐年上升、司法资源相对短缺之间相互矛盾的产物，是司法公正和效率相互妥协的结果。①
1.刑事简易程序的基本概念及特征
与普通程序相比，简易程序是简化审理流程的简便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基层法院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承认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并排除如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
我国现行刑事简易程序具体有以下特征：
(1)程序启动者是检察院和法院，但须经被告人同意。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可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法院认为可以适用的，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询问被告人，被告人对指控事实无异议并同意适用的，方可决定适用。
(2)审判组织分为独任审和合议庭审理两种模式，公诉人均须出庭。法院根据被告人可能判处的刑罚选择不同的审判组织，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可以组成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超过三年的，应当组成合议庭。
(3)审前准备和庭审过程的适当简化。简易程序的庭前准备不受普通程序关于送达期限、方式的限制，庭审中除了讯问被告人对指控罪名的意见、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并告知具体法律后果、听取被告人最后陈述这些必备流程，可以简化其他程序。
(4)开庭时间和审理周期较短。简易程序案件一般开庭一次，当庭判决，庭审时间较短。审限为二十日，对可能判处超过三年有期徒刑的案件可延长至一个半月。
2.刑事简易程序的发展及缺陷
1月1日起实施的新刑诉法及司法解释，取消了原先的三年限制，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上刑罚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同时明确被告人对程序适用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公诉机关、辩护人的参与角色，规定二者必须出庭，在庭审程序具体简化方面也有了更为细致的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的适用仍存在一些问题。
(1)关于被告人认罪、区分独任和合议庭审理的标准不明确。被告人是对全部事实还是主要事实认罪的规定不明。合议庭简易程序相对独任审复杂，简化效果不明显，二者“三年”的区分界限是法定刑还是宣判刑，直接影响部分案件能否适用独任审简易程序。
(2)检察院必须派员出庭是否违背了简易程序的初衷。简易程序追求审判效率，其本身的适用条件有严格限制。对于简单案件，公诉人出庭多是走程序，对实体问题在起诉书外一般没有更多意见，一律出庭反而使程序复杂化，加重工作负担。
(3)庭审程序精简无标准，操作混乱。很多法官和检察官对简易程序如何省略庭审步骤标准不一，有的还照搬以前的.庭审模式，导致简易审不简化。
3.对现行简易程序完善之思考
简易程序扩大适用并非会损害司法程序的正当化，从各国司法实践发展来看，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以恰当的繁简分流机制使案件各入其道，后者的适用为前者的正当化、复杂化节省必要的司法资源。因此，让简易程序更加简便，让普通程序更复杂、繁琐，是当代刑事诉讼追求的发展趋势。
如何合理简化简易程序，基于现行法律规范和司法实务，可从以下几方面完善。
首先，重视庭前案件分流工作，充分保障被告人的选择权。“简易程序是对被告人的某些诉讼权利施加了限制的程序，因此在适用时就应当尊重被告人的程序性主体地位，赋予其相应的程序选择权。”②对可能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公诉人应充分释明相关规定及适用后果，取得被告人的同意并出具建议书，法院在立案送达时再次确认被告人的程序选择问题。
其次，审判组织以独任审为主导，合议庭为例外，庭审过程当略则略。被告人对主要犯罪事实无异议或者宣判刑将少于三年的案件也可适用独任审。除法定必备程序，法官应尽量简化其他庭审环节，公诉人可简要宣读或不读起诉书，用概括罗列方式出示证据，公诉人和辩护人可跳过定罪直接阐述量刑意见。
最后，采用集中起诉、审判模式。法检相互配合，缩短案件审理周期。在立法上，可借鉴国外经验，进一步细化简易程序分类，完善庭前证据出示等程序。对如单处数额较少罚金、没收财产、缓刑的案件，采用更简便的方式审理。这种审判要么采用秘密和书面审理的方式，要么只就控辩双方的提议进行简单审查，而基本上不再就案件实体性问题展开正式的法庭审判。③
4.结语
在保障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和提高诉讼效率间寻求平衡点，更加科学、合理设置简易程序，以实现刑事诉讼程序正义和效率的双重价值。
注释：
①《刑事简易程序扩大适用问题研究》刑事简易程序研究课题组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3)
②《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陈光中等，经济科学出版社第1版。
③《刑事诉讼前言问题》P409 陈瑞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