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精选12篇）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篇1

证明标准, 是指民事诉讼中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相应程度的一种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两方当事人就同一事实提供相反的证据, 且都无充分的凭证否定一方证据的, 审判机关应当根据案情, 确定一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力, 且对证明力相对较大的证据给以确认。因无法确定证明力的大小从而无法判断导致异议事件不能审定的, 审判机关应当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作出判决。”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高度盖然性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 其中证据证明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案件最终判决的依据是证据具有排他性的证明力, 证明力大小是以质量来说服法官及方当事人的。因为在某些民事方面并不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 所以此标准有一定的局限区域。高度盖然性标准是由审判主体依据案情自主适用, 并无法律明确规定, 所以方便审判主体打破法律的机械性灵活适用法律解决问题。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自有它的优势。比如有利于调动法官的积极能动性, 法官作为审判主体不止具有司法人格也具有自然人人格, 法官也具有普通百姓的心理, 也会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等。高度盖然性标准赋予审判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提高了他们主动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司法审判的效率, 证据对于审判时候来讲属于过去式, 所以对于要收集证据的人来说有一定的困难, 高度盖然性本身富有弹性和相对性, 从而提高了办案的效力。一个案件的公平裁判不止要求实体公正, 最重要的是做到程序公正, 证据的证明力是保证程序公正的基石, 证明力的大小是裁判案件胜诉败诉的关键因素。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也有它的缺点。经过数百年的历史长河的洗涮与验证, 高度盖然性标准已被多个国家所认证和肯定, 但其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体系。因为高度盖然性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法官本身因为文化层次等素养不够容易造成职权滥用现象, 容易滋生贪污腐败之风, 造成司法不公, 导致是非曲直的判断不合法的结果, 对当事人对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是比对双方的证据证明力的说服力, 具有排除合理性怀疑的证据更能说服法官。本身证据就是一种过去形式, 收集证据有一定难度, 如果双方的证据证明力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双方必须继续收集, 这种情况下势必造成人力和财力的浪费, 不利于高效解决纠纷。

既然高度盖然性有缺陷那么我们如何改善使之更加融入我国国情为我国所用呢?严格控制把握高度盖然性的尺度。高度盖然性顾名思义即某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能适用逻辑思想来合理解决的时候人们所采用的一种根据事情发展进度的几率来辨别事件情形的一种认定方式。英美法系国家遵从盖然性标准, 基于我国国情即我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 目前今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各方面发展还不够成熟, 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所以我国采用的是一种比盖然性标准更严格的高度盖然性标。在给予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对其权利加以限制, 防止司法不公, 要求法官对自己的执行效力负责, 说明令人信服的判决的理由和依据。

大力发展法治教育, 提高审判队伍的法律修养和专业知识能力, 防止司法腐败。我国对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没有规定一定的机械性的尺度, 赋予了审判主体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基于每个地方每个地区每个审判人员的素质修养参差不齐, 这就给司法审判增加了难度, 给司法公正增添了阻碍。所以在借鉴国外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前提下我国需要建设一支有力量有素质有才能的法官队伍, 严厉惩治不良之风, 给百姓办好事办妥事儿, 让百姓信赖法律信赖执法者从而更加遵守法律。司法队伍的腐败风气不仅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而且亵渎了神圣的法律殿堂。为了防微杜渐, 把恶习之风扼杀于恶臭的摇篮之中, 我国应该加大司法队伍的党风建设, 加强人民群众对司法队伍的有力监督。在此基础上健全和完善司法机制, 不仅大力推行群众监督, 在司法内部也应该全力推进监督部门的建设和发展, 禁止官官相护。社会监督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应该增加一些方便监督的渠道, 比如公开投诉电话, 设立举报箱之类的方式加大监督的力度。司法队伍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法治建设的成果, 作为司法执行者, 法律的使者应该严以律己, 不贪污不受贿。带头树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守住道德和纪律的底线, 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用实际行动营造风清气正的司法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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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超群.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浅议[J].娄底师专学报, 2003 (03) .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篇2

摘要：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基础问题，无论是在两大法系国家，还是我国，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是不同的。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以及我国在民事诉讼以及刑事诉讼中运用的证明标准的比较，找出其间的差异性，并对两种诉讼制度中证明标准运用的合理性进行研究和讨论。

关键词：证明标准 大陆法系 英美法系 高度盖然性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 盖然性占优势标准

“标准不仅决定了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批评，而且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甚至决定了这个事物的存在，或者说，标准使我们有理由确定一个事物的存在情况。”（赵汀阳：《直观——赵汀阳学术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261页。）同理证明标准是举证人通过达到某种证明程度而让裁判者做出某些归责性裁判。而证明标准在民事、刑事以及行政诉讼中都有相同点和不同点，本文着重分析比较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差异，并做浅显讨论。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基础问题，也是法律实务应用中很重要的理论基础。证明标准是什么？有人认为是指运用证据证明案件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法定标准；有观点认为是特定类型的案件所要求的证明负担（《布莱克法律词典》，西方出版公司第五版，第1260页）；有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证明程度，或证明要求和证明程度的具体化”（李佑标《试论证明标准的范围》，《人民检察》，1996年第六期）。无论是哪种观点，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即证明标准负有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

二、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差异

1、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由于两大法系的诉讼思维方式不同以及事实认定模式不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的确定也有很大不同。

英美法系是通过规范证据的证明力的衡量，确定了“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这个证明标准的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民事诉讼当中，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必须提供对于某一事实具有优势性的证据，从而将举证的责任推给对方。其次，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提出的证据的可能性必须大于其不可能性，从来让裁判者可以相信所提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最后，证明只是一种对于盖然性的优势证明，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还原，裁判者只需要相信该证据在证据博弈中具有优势的可信度，且其可能性一定大于其不可能性，则可以作出判断。

大陆法系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上采取“高度盖然性”的标准。相对于英美法系法官的消极地位，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出于一种积极的地位。法官不是让当事人出于证据博弈的状态，进行激烈的对抗，而是积极利用职权对当事

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调查，并形成内心确信，是与法官的自由心证紧密联系的。自由心证“不同于丝毫无疑义的自然科学的证明，而是只要达到通常人们在生活上的不怀疑，并且达到作为其行动基础的程度就行”（[日]兼子

一、竹下守夫著，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具有主观性，所有的证据的证明力是法官的自由心证，存在于法官的内心，通过法官对证据的自由心证的判断，形成较强的内心确认，认定最接近客观真实的证据，从而做出裁判。

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对证明标准进行明确规定，对证据的要求是“证据确实充分”，是以一种近乎完美的举证要求来规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都作了如此规定，有的学者称之为“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很多学者对于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这个基础问题也做了很多讨论。

“‘客观真实说貌似符合唯物辩证法，实则带有形而上学的印记，并且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相脱节’”（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

1、客观真实是诉讼理想，法律真实是裁判基础。前者为立法层面，后者为司法层面。

2、客观真实是出于诉讼外的真实，法律真实是经过法律程序加工后所设定的真实。

3、客观真实是与证据无关的真实，法律真实是经过证据证明的真实。

4、客观真实是绝对的真实，法律真实是相对的真实。

5、客观真实与证明标准无关，法律真实才是所谓的证明标准的问题（汤维建：《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和讨论——以证据的客观性为中心》，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正义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作出的解释为“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而很多学者都认为，根据这个规定的表述，符合英美法系的“盖然性占优势”标准。因此，学者认为，实际上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法律真实的理论，而非客观真实论。

2、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的是控辩双方的模式，因为控方有责任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并达到一定的程度。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制度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相对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盖然性占优势”标准更为严格。即使已有证据已经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几乎可以让法官作出基本的内心确信，但是只要有一处怀疑不能解决，所有的证据的证明力都失去意义，就不能判定被告有罪。因为刑事诉讼涉及到被告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权，所以实行如此严格的证明标准是很合理的。

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排除任何疑问的内心确认”，学理上将其也成为“高度盖然性”，但是比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更为严格，需要排除所有有疑问的内心确认，所以理论界普遍认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一样，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上实行的也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只是表述不一致而以。

我国法律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要求需要有清楚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使其达到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的程度。因为，这种证明标准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认为片面追求客观真实，而客观真实是已经过去的不可再知晓完全清楚的，这种标准简直就是不切实际不可能完成的。但我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实际上实行的是法律真实的标准，只要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法官就形成了内心确认，从而做出裁判。因此，这种司法实务中的证明标准适用也有很多弊端，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等不良后果，在此不做深入讨论。

民事证明标准制度探析 篇3

关键词：民事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完善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和特征

1.概念

在定义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时候我们应该从法官及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从他们的心证角度去解释何为证明标准。因为民事诉讼证明的核心问题就是说服法官，使法官支持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最终使其达到确信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给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下个定义：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的法官和当事人在认定案件事实或举证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用来确定待证事实是否真实的准则和尺度，证明标准是诉讼制度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故这是对民事诉讼证明要求法定化与具体化的体现。

2.特征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诉讼法基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类型的证明标准相比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证明标准的法定性。证明标准必须由法律来规定，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在任何诉讼中，证明标准都是证据制度中的一个原则性问题，而证明标准的内容是对事实及证据的认定，是诉讼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故证明标准应当统一，以此来指导法官对事实、证据作出判断，同时对法官裁判的正确性进行审查和检验。

第二，证明标准的最低性。证明标准最具意义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证据真伪判断等在证明程度上的一个最低要求。故证明标准的最低性是指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对事实认定及证据真伪判断的一条底线，该底线的设定意义在于：若所获取或提供的证据在程度上已经达到或者高于该底线，即使在客观上还不能令人产生百分百的确信度、证据仍存有许多疑点，但裁判者仍然可以据此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或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若低于该底线，裁判者就应该把待认定的事实或待确定的证据划入不确定的状态。

第三，证明标准的客观性。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根源的客观性决定了证据的客观性及证明标准的客观性。法官在司法活动中所获得的与证明标准有关的经验及认识是包含了全体法官的认识，是有坚实客观基础的认识。人类所具有的智慧、理性等优点使得立法者在价值的选择上会趋向于选择适合人类发展的因素，并结合其他的价值取向最终形成与证明标准相关的法律原则及法律规则。在这个标准形成的过程中，客观基础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二、我国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我国民事证明标准规定过于单一化。《证据规定》第73条把证明标准确立为高度盖然性，这是符合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类型的。但是如果把高度盖然性作为所有民事诉讼案件的证明标准是不够的，不符合实际的。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民事纠纷是发生在地位不对等的当事人之间，由于当事人地位的不对等，缺乏证据意识等原因，在此条件下如果仍然适用一个单一的证明标准，这将会使得处于弱势的一方当事人举证难度非常大，如此单一的证明标准将会使许多特殊的民事纠纷难以通过诉讼的途径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这对社会的稳定及法制的建设将会造成十分大的阻碍，同时也不利于对当事人民事权利的保护。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单一是由复杂因素形成的：首先，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一直都是重实体轻程序，在诉讼过程中实体法被视为办案的法律依据，通常忽视程序法的作用，使得程序法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上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如此的法治环境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作为民事法律程序的一个原则得不到重视自然就可以理解了。其次，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历史原因。我国古代的法律中，民事诉讼几乎都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古代的庭审是由司法官一人决定的，并不是今天所倡导的当事人平等，在这样的环境下证据制度的发展是极其困难的。古代的证据制度更多的是通过裁判者的主观判断认定案件事实，这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大多都是程序之外的，裁判者预先就已经形成判断结果，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受任何程序的影响和制约。

三、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建议

仅建立单一化的证明标准体系已经明显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外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際情况建立以下多层次的证明标准。

1.一般民事案件应当确定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在立法的过程中应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作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原则性规定适用于一般民事案件，也就是在一般的民事案件中，法官在穷尽全部证据后，如果认为待证事实十分可能或者可能很有就是真实的，那么即使待证事实没有达到客观上绝对真实的程度，法官依然可以认可，进而对事实进行认定，作出裁判。

2.特殊侵权案件适用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

在特殊侵权诉讼中，存在着侵权责任的特殊性、损害行为具有间歇性、损害后果具有严重危害性等特点，往往使得双方当事人之间诉讼能力不对等，一方当事人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并且常常存在着取证困难、证据匮乏等的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加害方当事人通常掌握并控制了大部分的证据，有更加充足的资源参与诉讼，如果双方当事人适用统一的证明标准就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平等、不公平，有违立法的初衷。

另外，商事案件应适用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不动产所有权应确立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人身权的证明标准应确立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

四、结语

证明标准在证据法及整个法律体系中都居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关于民事证明标准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完善民事证明标准对民事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律制度、证据法等法律的改革和完善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积极地推进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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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篇4

一、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1. 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国家对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刑事案件采取“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最低要求是“盖然性占优势”

2. 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在大陆法系国家, 一般说来证据法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基本没有区别, 可以概括为“盖度盖然性”, 这与英美法系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较为接近, 要求可能性接近必然性。

二、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

长期以来,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是案件事实要达到与客观实际相符合, 简称为客观真实。这一理念是在批判西方国家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以实事求是为理论依据, 客观事实是可以被认知的, 认为法律真实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长期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 追求客观真实是不可取的, 理由是:

1. 追求客观真实是形而上学。

2. 追求客观真实违背了诉讼规律。

3. 客观真实不等于裁判事实, 而是法律真实。

4. 追求客观真实导致司法公正难以实现。

5. 追求客观真实导致诉讼效率不高, 违背了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

以法律真实来取代客观真实并不表明两者是绝对对立的, 相反, 法律真实不排斥客观真实, 两者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法律真实始终以客观真实为最高的理想和追求, 诉讼证明活动力求使法律真实接近客观真实。科学的民事诉讼证明目的应该是法律真实, 也就是说裁判认定的事实要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 应当达到从法律角度可认为是真实的程度。

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和完善

长期以来, 我国出于对客观真实的孜孜追求,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都奉行同一个证明标准, 即“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论证表明, 民事诉讼要追求法律真实, 这就意味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能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等同, 应该低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理由如下:

1. 诉讼目的不同。2.承担证明责任主体的能力差异较大。3.法律规定的内容差异很大

由上分析,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盖然性占优势”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值得我们借鉴以解决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 于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 其中第73条就是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 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 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 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这一规定, 要比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要求高, 简称为“高度盖然性占优势”。显然这样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是既考虑到我国立法发展的延续性, 也借鉴了英美法系的有益做法。但是存在着以下不足:

1.立法层次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民事诉讼理论最基本的一个理论问题, 仅仅有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 民事诉讼法本身却没有规定, 导致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存在不同的理解。

2. 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与之矛盾。

3.“高度盖然性占优势”仍没有完全脱离客观真实的追求,

对法律真实存有疑虑, 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 是不够彻底的改革。

四、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根据以上分析, 完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追求法律真实,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采用“盖然性占优势”

这一标准, 具体地说就是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第一款中“明显”2字删除。

2. 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而不是依托于司法解释, 据此可以全面改变立法体系中与之矛盾的内容。

3. 全面修改与“盖然性占优势”这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矛盾的内容。

建议删除民事诉讼法第2条中“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一语;将第153条第一款第三项“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和“查清事实后”删除, 本款修改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裁定撤销原判决,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或者依法改判。”

“盖然性占优势”这一标准符合民事诉讼效率原则和诉讼经济规律的要求, 不会造成大量错案发生, 它依然强调证据是证明标准的基础, 2002年以来的审判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摘要：长期以来,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目的是追求客观真实, 这种错误的理念导致民事诉讼一直奉行与刑事诉讼相同的证明标准即“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借鉴西方国家立法和实践经验, 明确民事诉讼应该采取比刑事诉讼较低的证明标准, 并分析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证明标准,法律真实,盖然性占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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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学灯, 证据学比较研究[M].台湾五周图书出版公司, 1992, 393页.

[3]常怡主编, 民事诉讼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4]江伟主编, 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诉讼中的“真实”与证明标准 篇5

摘 要：[编者注]本文为第6期《法学研究》杂志《“证据法的基础理论”笔谈》中的一部分，整理出来以供读者学习研究之用。原文引文内容为：“208月28日―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事法学重点学科组在京郊召开了”刑事法前沿问题暨证据法的基础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的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专家重点围绕着王敏远研究员在《公法》第四卷上发表的《一个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哲学、历史学分析》一文展开了对事实、证据、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证明方法等问题的探讨。我们约请其中的几位专家提供了笔谈稿，作为研讨会的部分成果呈现在这里，希望以此深化对证据法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并促进证据法学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的转变。”

关键字：真实，证明标准，裁判，诉讼

裁判者运用法律规范解决某一个案时，其任务不仅仅是给出一个裁决，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对这一裁决作出正当性说明。裁决的正当性来源于实体和程序的互动作用，不可否认的是，最有效的莫过于作为裁决基础的事实认定是准确的。发现真实，使裁判者认定的案件事实同客观事实一致，实现客观真实，是诉讼证明的目标，是诉讼制度存立的基础之一。

这一点在刑事诉讼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刑事诉讼是实现刑法的过程，刑事被告人被定罪的结果是国家刑罚权的启动，公民的自由或生命被限制或剥夺，所以，在刑事诉讼中，仅仅强调诉讼在纠纷解决上的功能是不够的，纠纷在这里不仅要解决，还要尽可能按照案件的真实情况解决。

司法过程是对过去事实的探寻，问题是在诉讼过程中裁判者认定的事实是如何得到的?又如何保证所得到事实的真实性?这种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关系如何?

若对一个具体案件进行分析，便不难发现，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在程序的规制下，在证据的基础上进行的。案件事实发生了，证据作为事实的载体先是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接着进入主观世界，被当事人发现并用来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最后，在审判中，裁判者眼光往返流转于诉讼两造之间，运用证据规则、逻辑法则、经验常识对证据去伪存真，得出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在逻辑顺序上，案件事实产生于证据之前;但在认识视野中，案件事实的认定却在证据之后。

在现代的诉讼结构中，裁判者已不再是事实的探知者，即便有的国家允许裁判者在一定程度上主动调查证据，但往往受到严格的程序性规则的约束，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双方当事人的.证明。证据在诉讼过程中被发现、阅读、掌握、筛选，当事人在诉讼利益的驱使下，往往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甚至伪证。案件事实的认定，判决结果的做出，是裁判者自由心证的结果。为避免采证错误，限制裁判者主观恣意，不至于出入人罪，各国都设立了一系列诉讼制度保障真实的发现，如质证制度来排除虚假证据，判决理由制度使心证由自由变得“不自由”，上诉制度给裁判者树立了一个监督者，证明标准要求心证须达到一定的程度。

在诉讼证明体系中，证明标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裁判者在何种认识程度上可以认定事实存在，或特定事实得以证实的尺度，当证明活动的结果状态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时，在法律上该事实就视为真实。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解决的就是，在证明达到何种程度时，裁判者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那么，究竟应该用什么作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呢?有人主张以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可是，这是不现实的，在诉讼过程中，裁判者认定的事实已不再是本原意义上的事实。构成案件的事实可能包罗万象，但法律并不是对任何一个细节都感兴趣。法律只是将某些被认为具有决定性的情节规定为必须证明的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篇6

关键词: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刑事诉讼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的程度。由于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有所不同。

一、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一)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在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采取的是“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内心确信,即在信念上的确信,并且这种确信是出于良知和诚信形成的,是合理的而不是完全主观和随意的。“内心确信”是在注重发挥司法工作人员主观能动性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识而形成对案件事实的一种认识。

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之所以采用“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一方面是因为大陆法系国家深受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采用职权主义模式,法官在审判中居于主导地位,裁判结果主要取决于法官的内心认可,因而法官对于现有证据的决断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再者,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一般都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立法者和社会大众基于对法官的信赖,相信法官能够在诉讼中形成正确的“内心确信”。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国最早确立了“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法国1808年《刑事诉讼法》第342条规定,法律要求陪审官掌握的判断证据和事实的全部尺度一言以蔽之:“你们是真诚的确信吗?”现行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也沿袭了这一规定,“在重罪法庭休庭前,审判长应责令宣读下列训示,并将内容大字书写成公告,张贴在评议室最显眼处,法律并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作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 随后,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等国也先后在法律中规定了这一诉讼证明标准。

(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英美文化的产物,其形成与英美近代经验主义哲学有着直接的关系。经验主义认识论认为,“一切认识都是起源于认得感官、直觉或者经验”,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美国的“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比较典型。美国法律根据诉讼阶段、案件的性质、证明主体、证明对象的不同确定了九个等级不同的证明标准,分别是:绝对确定、排除合理怀疑、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优势证据、合理根据、有理由的相信、有理由的怀疑、怀疑及无线索 。以上证明标准中,除了第一等“绝对确定”标准因无法达到而不能作为所有诉讼的证明标准、第四等是适用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外,其余七等都是适用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在这七个等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排除合理怀疑”是美国学界最具争议的一个。

从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可以看出,二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点。首先,两大法系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都体现出了层次性,英美法系将其划分为九个不同的等级,大陆法系也将其划分为了不同的层次;在实践中,不同诉讼阶段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要求也不一样,并且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其次,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有罪的证明标准是最严格的,但是两大法系并没有将其规定为一个绝对确定的标准,它们都认为诉讼并不是发现绝对真实,而是诉讼上的真实,即相对真实。第三,两大法系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采用的都是依靠法官的主观判断,因而对法官的要求非常高。不同的是大陆法系由于采取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心证的形成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主要取决于法官个体的素质,因而在实践中法官能否形成正确的心证具有不确定性;英美法系国家则根据从诉讼阶段和证明对象采取高低不同的证明标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对确立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具有借鉴意义。

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6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以此为依据,有的学者将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表述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的学者认为应将这一标准概括为“客观真实说”;还有的学者将这一标准界定为“法律真实说”。

客观真实说认为,诉讼所追求的目标是发现案件真实,并在案件真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并作出公正的裁判。证明标准层面上的“客观真实”就是百分之百的真实,即“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吻合,它意味着案件事实已经得到确定的证明。客观真实说有利于发现事实真相,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这种学说也存在着局限性:首先,人的认识不是无限的。刑事诉讼证明活动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主观方面的因素包括证明的主体、证明主体的专业能力和道德素养等,客观方面的因素如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证明手段和技术、立法的缺陷等。由于案件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是“过去”,不可能完全还原,因而人们对案件的认识不可能做到绝对真实或客观真实。客观真实说的缺陷在于它过分强调了人的认识的绝对性,忽视了认识的相对性;其次,客观真实说由于过分强调实体真实,在司法实践中可能驱使司法人员为了尽快弄清事实真相,而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如刑讯逼供等,从而违背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理念。因而客观真实说不宜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法律真实说主张刑事证明只需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即可,即在法律上是真实的,并不需要达到客观真实或绝对真实。证明标准层面上的“法律真实”意味着案件事实尚未得到确定程度的证明,是一种近似的真实,但是其证明程度已经达到法律规定的盖然性程度的要求。从实践的角度看,这种“真实”只能委诸裁判者自由评判。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真实是一种主观真实。法律真实说比较清楚的说明了人的认识能力受各种因素影响后的有限性,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法律真实说也有其不足:一是,该说既不承认客观真实,更不承认绝对真实,只承认相对真实,因而不利于事实真相的发现;二是,该说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在目前我国司法体制还不甚健全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过于笼统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司法擅断。

可见,这两种理论各有利弊,客观真实说高估了人的认识能力,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可操作性,法律真实说又有可能阻碍人们对案件事实真相的探索。因此,本文认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确定,我们应扬长避短,坚持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尽可能的保证通过正当程序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相一致,即在不违背人权和程序正义的情况下遵循客观真实,力争认定的事实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但在特殊情况下,即当追求客观真实与诉讼的价值论相违背时,就应当遵循法定程序,达到法律真实即可。

三、我国刑事诉讼层次性证明标准的构建

(一)构建层次性证明标准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过程,包含着立案、侦查、控诉、审判等多个阶段,就其实质而言,整个诉讼过程就是以个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也即一个认识案件并进而作出裁判的过程。

刑事诉讼作为一个认识过程,案件和相关证据即认识的客体,司法人员及相关人员即认识的主体,案件事实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不可能还原,作为认识主体的司法人员要根据案件所遗留的物品、痕迹或印象对案件作出判断,这个过程自然要遵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主观与客观相结合,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物质到意识等等。从证明的要求来看,各个诉讼阶段所要求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在侦查阶段的标准明显应当低于移送审查起诉的标准,移送审查起诉阶段的标准也应低于审判阶段,并且不同的案件也应有不同的证明标准。而我国的立法现状却不是如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移送统计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可见,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移送审查起诉的要求就定的过高。并且,每个阶段的标准都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侦查机关处于案件证明的初始阶段,对案件的认识也不可能达到很高的程度,因而也不宜定过高的标准,否则是不符合人的认识的基本规律的。同时,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也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此外,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模式来看,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都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例如英美法系国家的九个等级的诉讼证明标准,并且其实践证明具有很强的判断性,我国也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立法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不利于司法工作人员进行裁判,在实际操作中,还可能诱发刑讯逼供或是有违社会正义的情况,因此,建立具有层次性、逻辑性及符合认识规律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我国刑事诉讼层次性证明标准的具体内容

要重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必须改变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证明标准一刀切的现状,构建分层次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在立案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根据该条文的规定,可以看出立案的证明标准是“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只需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发生即可。立案处于刑事诉讼的起始阶段,在这一阶段弄清案件事实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此外,若需将犯罪事实弄清楚才能立案,对于保护受害人和控告人的利益也是非常不利的,他们处于弱者的地位,本来收集证据就不具有优势,若需犯罪事实清楚才立案,那么很难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与其他刑事证明标准相比,这一规定也体现了刑事诉讼过程的层次性,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在侦查阶段,主要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其主要任务是收集证据、抓获嫌疑人,因此,该阶段只需对案件事实做初步的证明,足以查获犯罪嫌疑人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即可。

在移送审查起诉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的129条对其作出了如下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由此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对移送审查起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与该阶段所处的地位不相符,并且,移送审查起诉受认识能力的限制,不可能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程度,因而,本文认为在移送审查起诉阶段只需证明有定罪的可能即可。

在提起公诉阶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可以界定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检察机关是我国的公诉机关,其职责就是代表国家追诉犯罪、指控犯罪。一般来说,只要有证据证明嫌疑人有犯罪嫌疑,检察机关就可以提起公诉,但是,刑事诉讼一般都涉及到人的生命、自由等权利,因而,在提起公诉阶段的证明标准应当相对严格。同时,在提起公诉阶段主要是检察机关作出是否起诉,由于受诉讼认识能力和认识阶段的限制,这一阶段的证明标准不应高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因而,本文将该阶段的证明标准做出如下规定:其一,对于死刑案件事实,检察机关需达到确信无疑的程度;其二,除死刑、特定案件以外的案件事实,根据现有证据,检察人员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经验、专业素养及整个办案过程,可以排除合理怀疑,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

在作出有罪判决时,各国立法均将其作为最高的一种证明标准,进行了严格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款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具体而言,就是要达到:据以定案的证据均以查证属实;每个证据必须和待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属于犯罪构成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的惟一结论。以上具体要求必须同时具备,才算达到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在作出有罪判决时,涉及到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权利,一定要证据确实充分,否则,极易引起冤假错案,同时也不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参考文献:

[1]孙长永主编:《刑事诉讼证据与程序》,中国检察院出版社2003年版。

[2]吴丹红:《面对中国的证据法学》,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2期。

[3]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篇7

诉讼证明标准本身是作为一种法律制度而存在的。证明标准是对诉讼主体在具体案件中认识效果的评判。在司法活动中, 人们有限的认识能力对复杂多变的案件事实往往难以把握, 加之时间的不可逆性, 使得发生过的事实无法完全恢复其本来面目。证据法的目的在于确定某一事实的存在与否, 与实体法中权利和义务的存在范围和效力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只对实行和保护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程序上提供一个推断的根据。

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 客观真实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的。因为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现在的事实来证明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而表明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证据又都是以一些片断的形式呈现在当下, 绝非能等同于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也就是说证据的证明活动始终指向的是事实上的过去。所以, “事实审理者没有重新见到过去发生事实的能力”而“必须依赖不完整的信息渊源”。确定的事实是司法活动中永恒的难题之一。另外, 诉讼主体认识上的主观性也制约着认识效果难以契合客观真实。通过诉讼机制对证据的查证所得到的事实只是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对于同一证据的判断不同的法官可能会形成不同的心证、得出不同的结论, 更何况在有着不同法律传统下的不同法域。美国现实主义法学代表人物弗兰克法官称, 法院的事实调查正是司法中的弱点之所在。尽管如此, 还是需要确立某种标准来评判诉讼主体的认识效果, 这一标准就是证明标准。“诉讼法中的证明标准是指, 诉讼活动中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和水平, 是衡量证明结果的尺度和准则。”大陆法系往往把证明度定义为确定要件事实存在与否的基准。它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要求。

2 各法域有关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及其特点

内地的诉讼证据制度, 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等。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间接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里。《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 对七种法定证据, “必须查证属实, 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64条第3款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 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里的“全面”和“客观”是对审查核实证据的严格要求。可见, 内地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是一种完全排除盖然性的绝对确定的客观标准。“从根本上看, 任何案件事实, 通过正确地收集、分析证据, 是可以查清的。”强调证据的客观性, 忽视了法官在作出案件事实认定时一定会形成某种内心确信。

香港属于英美法系, 它有一套很复杂的证据制度。香港地区有关证据制度的立法主要有《证据条例》、《地方法院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等。既包括实体法律制度, 又包括程序法律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证据制度受普通法影响是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它所表现出来的庞杂性、零乱性和针对性是其固有的特征。经过长时间的不断演变发展, 形成了众多的判例, 从而组成一套具体而细致的证据规则系统。它是通过法官的个性化判决逐渐形成的。而法官在处理每个案件中的自由心证的考量方式也在不断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香港的证据制度受普通法的影响显得具体而且庞杂, 几乎每一个具体的证据规则都有相应的判例予以支撑。研究香港的证据制度不仅要面对一个庞大的证据系统, 同时还要面对大量的司法判例。一般而言, 每个证据规则的具体内容都体现在一系列的判例之中, 而且有的证据规则就是判例本身, 针对的是每一个具体的案件和具体的当事人。

澳门地区的《澳门民法典》和《澳门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证据的一般规定、规则、原则以及取得证据的程序等。澳门所隶属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构建于严密的逻辑体系, 其证据规则也毫无例外地由立法者以整体的方式通过立法而创设, 内地的立法思路也是如此。证据制度首先立足于对司法实务的总结, 经过理论的整理提炼, 再由立法者整体上进行协调形成。这样形成的制度其内在结构更具逻辑性和系统性。这与英美法系在证据规则在运作形成过程中更注重司法实务有着显著的差异。

澳门主要受大陆法系的影响, 证据制度多由国家以制定法的形式予以公布, 虽然也有少量的判例。但相对于香港地区则比较简略, 尤其是内地的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相对简单, 甚至可以说过于原则和疏漏。澳门虽然有一套复杂的证据规则, 但只要通过了解立法中的有关规定, 就可以掌握其基本内容, 对于先前的司法运作则无须作详尽地掌握。

3 证据证明标准问题上的差异

(1) 内地、香港和澳门有着不同的证据制度, 但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上却有着共同之处。立法者和法官都认同盖然性这一证明标准。因为对过去发生的事实的认识不可能达到完全准确, 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认定的案件事实并非客观的真实或案件的真实, 法官所依据的有关诉讼证据作出的判断难以达到与诉前发生的事实完全一致, 至多也就只是贴近案件的真实情况。只要诉讼一方的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为真的可能性大于事实为假的可能性, 或者说一方的证据优于另一方的证据, 法官就可能判定具有优势证据的一方胜诉。尽管如此, 上述地区由于文化传统和法律习惯在盖然性证明标准问题上仍然存在差异。

内地与澳门的确定性证明标准, 即“高度盖然性”标准。如前所述, 内地强调确定性的客观标准, 它的“盖然性”等级很高。从澳门法律规定来看, 它的证明标准与法官的自由心证联系密切, 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定形成内心信念的“心证”。当这种“心证”达到深信不疑或者排除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时, 便形成确信。这种对证据自由判断形成的“内心确信”是理性的。它的证据制度对各种证据的真伪、证明力的强弱等并没有作详尽地规定, 全凭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对证据事实进行判断。

香港受普通法系的影响, 具有体系完整、逻辑严谨的证据规则。这些规则在法官对证据的认定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功能, 尤其是其中的排除规则和例外规则比较多。因此, 在证据采证问题上实行的是法定主义, 而在证据的判断上则实行较为宽泛的自由心证主义。在诉讼中当事人采用各种证据方式进行激烈对抗辩论。在这一角逐过程中所显现的证明效果会产生一种优势和劣势的态势, 法官在庭审中往往采取消极或者说超然的态度, 对终局结果的判定也只能根据证据的盖然性优势标准。

(2) 证据与案件的关联性和证据的合法性。就关联性而言, 在内地和澳门的绝大多数案件里, 关联性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讨论范畴, 因果关系是判断证据与案件有无关联性的标准。例如, 内地的法官对证据的裁量标准相对宽松, 在证据问题上赋予法官很大的裁量权:只要是法官认为对案件审理有利的证据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会影响到法官对案件的判断。在香港对证据的关联性的要求则非常严格。

就证据的合法性而言, 内地和澳门的证据排除规则是一种消极的规范, 在立法中没有对证据的合法性有所要求, 只是在法律中将有关非法证据排除在外。虽然《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也明确了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但在司法实务中对于能影响到案件审理的证据并不会被排除, 尤其是受“自由心证”的影响, 法官在审理过程不断形成的内心确认会不自觉地受到已经被排出的证据的影响。相比之下, 香港证据的合法性是关乎程序正义实现的核心问题。香港法院往往把审判工作的重心放在庭审前对证据的筛选和采纳上, 其主要表现为大量的证据规则都与证据资格或证据的可采性相关。它要求诉讼双方提交给法庭的证据必须在证据的主体、形式以及收集证据的程序和手段等方面都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才能采纳, 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有严格的规定。由于强调程序正义, 各种具体的规定和相关的案例留给法官对证据的采纳与否的裁量余地很小。但在案件的实际处理过程中, 对证据的确认方面香港的法官似乎更具有主动性、处理起案件来更具灵活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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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毅, 林喜芬.“反思与重构: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05, (11) .

[3]江伟.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不足 篇8

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概念分析

什么是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传统理论认为，所谓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须达到的客观要求。而笔者认为证明标准不仅是指“为避免遭到于己不利的判决，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履行其责任必须达到法律所要求的范围或程度”，也是指法官根据既有法律规范和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准确判断时所需的心证标准，就诉讼证明较为强调刑诉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强调实事求是 (有的提出我国的证据制度应以“实事求是”命名) ，强调“忠于事实真相” (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用语) 。鉴于刑诉法对定案证据的原则性要求是证据确实充分，案件事实清楚。因此多数人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程度 (即证明标准) ，应当是证据确实充分。还有的认为，刑事证明标准应达到“法院判决中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一致”。衡量证据确实充分的具体标准说法不一，但大致包括证据之间互相映证而不矛盾，由全部证据得出的结论应当是唯一的、排他的，证据间应当形成环环相扣的锁链，没有证据和事实间的断裂等。

(一) 证明标准是证明刑事案件事实所须达到法律规范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客观标准

证明要求是指法律规定办案人员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在刑事诉讼中，对不同证明对象的证明达到何种程度才算是尽了证明责任，完成了证明任务，达到了证明要求，不能由证明要求本身去判断，它需要一个外在的证明标准作为评价依据。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并非全然等值的术语。证明要求是立法者在法律规范中确立的目标模式，它原则而抽象，有时甚至可能过于理想化;而证明标准作为一种具体尺度，必然具有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能够为办案人员据以衡量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法律的要求。在此层面意义上，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一种法律规范所明确规定的客观意义上的证明要求。

(二) 证明标准是法官运用证据对刑事案件事实作出正确判决的主观性的心证标准

作为一种标准，它应该是具有可量度性、可操作性。我们企盼在案件事实认定中有这样的一个具有类似物理属性的客观证明标准，并运用此标准来衡量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否达到了客观真实的证明结果，这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一种证明标准，但这只是奢望。因为从证明标准本身来看，作为客观证明标准的客观事实并不存在;从证明方法来看，所有的判断都是人的主观判断;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也具有相对性，即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永远是过去的事实，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能通过证据“碎片”加以拼凑而互相印证;所以证明标准还应具有主观性，即证明标准具有现实合理性，是法官运用证据对刑事案件事实作出正确判决的主观性的心证标准。

二、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明标准特点

第一，以客观性为认识支撑点。有关的法条和论著都不是从司法人员的主观意识状态提出要求和设立标准，而是强调证据的客观性，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方面。要求司法人员在使用证据认定事实时不应反求于内心，而应当始终盯住客观事实状况。主张证明结论应当是排他的、唯一的，但不用“排除合理怀疑”等带有主观色彩的概念来限定和解释排他性。这种注重客观而不注重主观的态度，似乎可以称为客观主义的认识立场。

第二，认识论的乐观主义。即以乐观主义的可知论为基础，认为“从根本上看，任何案件事实，通过正确地收集、分析证据，是可以查清的。”应当查明的案件真实，应当是“事实本身的真实，也即事实的真情，事物的真相。”由确实充分的证据所达到的案件真实应当是一种完全排除盖然性因素的绝对确定的客观事实。应当说，这种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不免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第三，技术性不足与解释的多义性。所谓证明标准，实即确定证据充分的标准。因此，如仅以证据确实充分 (准确的说是证据充分，因为证据确实是一个质概念，而不是一个程度和量的概念) 为证明标准，没有其他辅助标准或具体指标，难免造成这种标准即大且空，难以掌握而且不便操作，加之我国诉讼理论对证据充分的具体要求研究不精说法不一，导致缺乏一个明确和可操作的标准，实际操作中往往由个人凭其法律意识和信念去掌握，以致在定案时不易形成共识，影响办案的准确性并因相互扯皮而损害了诉讼的效率。

三、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不足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9、141、162各条规定，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从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到提起公诉乃至判决，都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种大一统的证明标准，最起码有三方面的问题需要重新考虑。

(一) 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审判三阶段的证明标准相同

无论是公安机关决定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或者是检察机关决定向法院起诉，或者人民法院判决有罪，立法均要求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就证明标准而言，并非要三机关通过对诉讼程序的逐步推进，最后在审判阶段达到，而是要求在侦查终结即应达到。起诉、审判阶段则主要起审查“把关”作用。笔者认为，在侦查阶段，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固然是为了奠定好证据基础，由于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不同，工作的侧重点不同，诉讼时间的分配不同等因素，决定了三机关在对证明标准的把握上不同。由于客观事物的性质在不同阶段上的展现不相同，人们在不同的认识阶段上对该事物的认识也总是要经过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因此，在侦查阶段就要求达到证明标准有违认识规律。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证据因达不到证明标准，被检察机关退补侦查的常有，而检察机关因达不到证明标准被法院判“疑罪从无”的也不罕见。在侦查阶段达不到证明标准即撤案放人;在起诉阶段达不到证明标准即作不起诉决定。总比在审判阶段判决无罪的司法代价要小的多。

(二)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概括为证据确实、充分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狭义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确实是指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应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和法律性。所谓充分是指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对象应有证据加以证明;现有证据能够得出证明对象这一结论，并且只能得出证明对象这一唯一的结论。也有的认为，确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充分是指对证据量的要求。总的来讲这样表述是对的，但具体讲，充分不单单有量的要求，也同样具有质的要求。如果现有的证据虽具有一定的量，那么，我们不能说证据充分，相反，现有证据虽然量不多，但足以证明案情，那么照样可以说现有证据是充分的。可见，对于确实、充分的理解在理论上也不尽全面。

我国刑诉法虽然对七类证据作了证明要求，也体现了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但是对于确实、充分的标准规定却概括而抽象，没有具体而相关的法律规定。从现实司法情况看，真正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尺度难以界定，毫无量化可言。只能说案件办完后，效果良好或不出问题就达到了标准，出现了问题就达不到标准。因此，急需具体的尺度来衡量。

(三) 学理解释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无法可依

对于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尚无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在实践中，人们潜移默化地适用学理解释。目前比较一致的对确实、充分诠释为：一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二是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三是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四是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以上四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

上述学理解释虽在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并在不断影响着公安司法人员的内心确信，但是这一学理解释界定的四个条件相互之间衔接松散，缺乏严格的系统性、科学性，不符合立法体例。重要的是这一学理解释没有经过立法、司法解释的确认，只是在司法实践中靠办案人员掌握，论辩的空间又大、往往使控辩双方陷入一种各持己见的状态。而法官在居中裁判时，只能靠内心确认和逻辑推断，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做出的裁决缺乏法律说服力，难以经受上诉、抗诉、申诉的检验。

四、刑事证明标准的重构

刑事诉讼的根本任务是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因此，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此罪抑或彼罪。其次是诉讼程序是否合法，公正和有效率。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是二元化，而不应仅是“客观真实”或者“法律真实”的一元化实体标准。二元化的诉讼证明标准应包括：一是实体标准，即应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实体标准，称之为要件说;二是程序标准，即应以司法机关的诉讼证明活动是否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进行，也就是说程序是否合法、公正和有效率。犯罪构成是刑事法律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为成立犯罪所必须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总和。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主客观要件符合刑事法律规定，并具有社会危害性，则行为构成犯罪，依法应予追究刑事责任;反之，行为不构成犯罪，应属公民的自由行为。可见，犯罪构成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最为直接、明了的界限或标准。刑事诉讼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行为人罪与非罪，此罪抑或彼罪的问题，因此，提出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刑事诉讼证明的实体标准是科学的立法界定。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还有以下理由可以作为明证。

第一，犯罪构成要件是立法者在对每一罪名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归纳、总结的基础之上，对人类行为客观事实的法律化。即立法者制定法律规范即是对行为危害性充分认识后以法条的形式公布于众。刑事犯罪构成要件就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认识，是一种客观真实的法律化。因此，以是否具备犯罪构成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既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又与我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相一致。

第二，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诉讼证明标准，符合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罪刑法定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高度概括。这一原则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特权过程中确立的基本刑法观，后来逐渐演化为世界刑法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的任务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在诉讼活动中，通过控辩双方的举证活动，揭示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某一罪名的构成要件，并决定是否科处刑罚。在法治文明日渐发达的今日，任何决定对行为科刑处罚的裁决都不得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只有符合特定罪名构成要件的行为才是刑事诉讼所要揭示的行为。

第三、从司法实践来看，任何司法活动都是一个三段论式的判断活动公安机关根据自己查明的事实，进行分析、综合、判断事实是否符合某一犯罪构成要件，如果不符合，这些查明的客观事实并不具有法律意义;如果符合，则将案件材料移送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审查判断，如果实体上不符合某罪的构成要件，程序上不符合起诉条件，则做出不起诉决定或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如果实体上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程序上不存在违法之处，则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审判机关更是注重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是否符合某一犯罪的犯罪构成，符合则做出有罪判决，不符合则做出无罪判决。可见，公安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均是围绕一个共同的基点即是否具备犯罪构成而展开，司法实践中的活动表明，只有犯罪构成才是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且这一标准也为证据的调查和运用指明了方向，具有简明扼要、操作性强的特点。

第四，从我国立法上看，《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这是一种共识。但由于对该条理解的偏差，引发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大争论。笔者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理解为通过诉讼活动，控辩双方充分运用诉讼手段，根据法院确认的证据所证实的案件事实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应着重在“清楚”的程度上必须达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标准即是否具备某一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不应纠缠于查清的事实是法律上的真实还是客观的原本事实。

诉讼的基本功能除了其初始的解决纷争的功能外，还具有独立的程序功能。集中体现在程序正义的理论中，包括程序合法、公正而有效率等若干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价值基因。近年来，我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审判方式改革，1996年刑诉法的修改，既将我国的诉讼模式实现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兼具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两种诉讼模式的混合型诉讼模式的转换，又重塑了程序法的价值观念，改变了传统诉讼法理论认为程序法只具有工具性价值，转而认为程序法除工具性价值之外，还应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即人权保障的观念。1996年刑诉法修改前后价值观念的转变，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与人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兴盛密切相关的，人权保障成为各国诉讼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观念。因此，在诉讼活动中，不仅在实体上要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证明标准，在程序上也应以合法、公正和有效率为证明标准，即在诉讼中，必须按部就班，法庭审查判断的证据必须是合法的，保证非法证据不进入审判程序，审判人员自觉遵守审判纪律，公正地对待被告人，并且在审限内迅速对案件做出处理，实现公正与效率并举。在诉讼活动中，应该坚持实体标准与程序标准并举，不偏不倚，既要防止“乌托邦式”的客观真实说的“左”，又要防止貌似简明易操作的法律真实说的错误干扰，真正实现刑事法治。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争议的问题之一。证明标准是刑事司法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诉讼成败的关键。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 有利于找到重构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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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篇9

首先, 要区分诉讼证明标准和诉讼证明标准模式的概念。根据《辞海》的解释, 模式亦译“范型”。并进一步解释:“模式作为术语时, 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涵义。……在社会学中, 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理论图式和解释方案, 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根据《新华字典》的解释,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由此可见, 诉讼证明标准模式是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图式或者说诉讼证明标准在人们头脑中的解释方案、思想体系, 它解决的是怎样为诉讼证明定调的问题, 如何为诉讼证明确定着眼点的问题。而诉讼证明标准是指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对所主张的案件事实要利用证据证明到何种程度才能被裁判者认可从而打赢官司的问题。它是衡量当事人能否胜诉的一个度, 在度之上主张案件事实成立的当事人胜诉, 在度之下主张案件事实成立的当事人败诉。

二者的区别表现在:一是诉讼证明标准模式是法律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相同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具有相同的诉讼证明标准模式,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立法和司法活动的指导思想之一, 它贯穿于诉讼证明立法和司法活动的全过程, 同一诉讼证明标准模式可以用于指导一个国家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立法活动。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性质的诉讼活动;而诉讼证明标准的重要意义在于运用到具体的案件审理中去定纷止争, 裁判者在诉讼证明的事实认定阶段则会遇到诉讼证明标准的掌握问题。同一性质的诉讼活动只能按照相同的诉讼证明标准去掌握, 不同性质的诉讼掌握不同的诉讼证明标准。二是诉讼证明标准模式是从宏观意义上来讲的, 具有抽象性、概括性, 而诉讼证明标准则是从微观意义上来讲的, 是衡量具体案件证明结果的准则和尺度, 必须具有可操作性。二者的联系表现在:一是诉讼证明标准模式决定诉讼证明标准, 诉讼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标准模式的体现。不同的证明标准模式下有不同的诉讼证明标准;二是诉讼证明标准模式存在于具有理性的人们的头脑中, 诉讼证明标准最终是由裁判者通过内心确信来掌握的。二者都具有主观性的特点。

2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化的基础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模式存在争论, 传统的客观真实模式的观点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在争论中, 原本坚持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模式为客观真实模式者要么改弦易章, 转而支持法律真实观, 要么对原有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正。笔者的观点是应当以法律真实模式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模式。理由分述如下:

第一, 查寻案件真实的手段--诉讼证明本身的相对性所决定的。首先诉讼证明的性质是一种回溯性证明。诉讼证明的对象是已经发生过的具体事件, 而非事物的规律性。这种回溯性的历史证明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不可能通过科学实验来证明, 司法人员只能运用证据以推论的方式对诉讼中的争议事实加以“回溯”或“再现”,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难以达成绝对性的认识。二是对案件事实的结论也不能通过科学实验来检验。诉讼证明是司法人员依靠经验法则与伦理法则对既往事实进行的主观推论。其结论是否与案件的客观事实完全相符, 由于不可能以科学实验或其他实证方法进行验证而具有不确定性。

第二, 查寻案件真实的过程--诉讼期限的相对性所决定的。在诉讼过程中, 查寻案件真实受到时间的限制。而这一时间是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的有期限的时间, 并非无期限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固然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 意识是第二性的, 物质决定精神, 意识是物质的反映, 承认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物质, 但是同时人类的认识又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 以无限发展的认识过程寻求绝对真理当然是人类认识的本质, 但在一个期限内、一个阶段内又有谁能够保证寻求到了绝对真理, 换言之, 在诉讼期限内是无法保证案件真实就是绝对真实的。

第三, 通过相对性证明手段和证明过程得到的案件真实是相对的, 而非绝对的。面对现实, 我们必须有现实主义的态度。

第四, 这种相对真实具备客观性, 与客观真实并不矛盾。“客观真实”是司法证明活动应追求的终极目标, 司法证明活动应当努力追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一致。

第五, 这种相对真实在具备客观性的同时具有法律性和程序性。寻求法律真实要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要求。

第六, 这种相对真实是证明标准的模式, 而非具体的证明标准。法律真实模式是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图式, 是宏观的、抽象的, 而非具体的可操作的证明标准。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第七, 这种真实虽具备客观性, 但不等同于“客观真实”。“客观真实”是诉讼证明的终极目标, 而非在一个阶段中要达到的基本目标。我们“如果放弃客观真实的追求, 诉讼也就丧失了灵魂, 司法正义也就没有站立的根基”。

3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化的具体问题———法律规定及其特点

本文立足于广义的刑事诉讼概念基础上展开论述。在论及刑事诉讼具体证明标准时, 仍作广义的理解。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论述, 一是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法律规定;二是刑事诉讼不同证明对象的法律规定;三是刑事诉讼不同证明责任主体的法律规定。

3.1 我国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法律规定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规定, 公诉案件要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等阶段, 具体又包括立案、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判决等主要环节。我国立法对这些诉讼环节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均作了相应的规定。我国刑诉法第86条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 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 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 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 不予立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有逮捕必要的, 应即依法逮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 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我国刑诉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证据确实、充分, 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我国刑诉法第162条第1款规定:“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3.2我国刑事诉讼不同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

在我国, 刑诉法有关规定和解释显示出, 我国对不同证明对象也是采用差别证明标准的。如我国刑事政策中的“两个基本”指的就是“基本事实清楚, 基本证据确实充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79条第2款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确认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1) 属于单一罪行的案件, 查清的事实足以定罪量刑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已经查清, 不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无法查清的; (2) 属于数个罪行的案件, 部分罪行已经查清的并符合起诉条件, 其它罪行无法查清的; (3) 无法查清作案工具、赃物去向, 但有其它证据足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 (4) 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中的内容中主要情节一致, 只有个别情节一致且不影响定罪的。对于符合第 (1) 项情形的, 应当以已经查清的罪行起诉。”

该规则第281条第3款规定:“被告人真实姓名、住址无法查清的, 应当按其绰号或自报的姓名、自报的年龄制作起诉书, 并在起诉书中说明。……可以对被告人编号并按编号制作起诉书, 并在起诉书中附具被告人的照片。”

该规则第286条第3款在规定“属于证据不足, 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况时, 指出以下几种证据不足, 应作不起诉处理: (1) 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 无法查证属实的; (2) 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 (3) 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 (四) 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它可能性的。

以上几条法律规定, 笔者认为从各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刑事诉讼对不同证明对象认定运用不同证明标准。

3.3 我国刑事诉讼不同证明责任主体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

在我国, 目前诉讼理论上尚未就不同证明主体承担证明责任适用不同证明标准进行系统的研究, 立法上仅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所应达到的标准作出了规定, 但没有涉及被告一方承担相应责任所应达到的标准。

3.4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具有差别性、可操作性、主客观性兼具的特点, 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则相应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就差别性特点而言, 本应在不同的诉讼阶段, 由于其直接任务、诉讼主体以及其采取的诉讼行为不同, 证明标准应随之不同。

3.5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完善

在刑事诉讼中, 以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模式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法律规定为主要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3.5.1 明确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模式为法律真实

所谓法律真实是指司法机关在诉讼的证明过程中, 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要求, 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而且这一模式亟需在刑事诉讼证明、证据理论和相关立法中予以明确。明确的最好方式是尽快出台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和修正有关具体法律规定, 以体现从"客观真实“走向"法律真实“这一诉讼文明发展的必然进程。

3.5.2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法律规定的建议

针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在传统的客观真实模式指导下, 存在过于强调标准的客观性、理想性以及十分注重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研讨的同时, 忽视标准的主观性、现实性以及差别性的实际问题, 在剖析我国目前相关法律规定时应当首先注意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同时具有主观性和现实可操作性的特点, 而且刑事诉讼各阶段的证明标准都各有其存在价值。对此笔者认为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最现实可行的途经是在现有表述上作适当修正, 而不宜大篇幅修改, 以免过于唐突, 在理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 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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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民事没收诉讼的证明 篇10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又称为举证责任, 它包括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这两层含义。前者是指对于诉讼中的待证事实, 应当由谁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 又称为形式上的证明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后者是指当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最终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 应当由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的责任, 又称为实质上的举证责任、客观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英美法中的“burden of proof”, 即是证明责任, 其含义与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的含义大致相同, 是指当事人为避免不利于己的裁判而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并说服事实认定者确信其主张的责任。在英美证据法理论上, 通常认为证明责任也包含两个概念, 其一为“举证责任”, 即当事人就自己主张的事实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责任;其二为“说服责任”, 即当事人说服事实认定者确信其所提供证据指向的事实为真实的责任。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对其主张的证明还必须达到法定的标准, 才可使自己免受不利裁判。其中“法定的标准”, 即是证明标准。证明标准, 是指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或尺度, 又称为证明要求。

根据18 U.S.C.§983 (c) (1) 的规定, 在美国, 依据任何一部民事没收法规对任一财产提出的民事没收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 即由政府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 如果政府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说服事实认定者确信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 政府则要承担对其不利的裁判。而且, 18 U.S.C.§983 (c) (1) 还规定, 政府提供证据证明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 即证明标准应当是“优势证据”标准 (by a preponderance ofthe evidence) 。“优势证据”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指较相反的证据更有分量、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即证据所试图证明的事实, 其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证据的优势不一定取决于证人人数的多寡, 而是指证据的分量、可靠程度和价值。其证明要求比“合理根据”或“可成立的理由”的标准 (probable cause) 要高一些, 但又低于刑事诉讼中所要求的“排除合理怀疑”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的标准。但如果权利请求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无辜所有者的抗辩 (innocent owner defense) , 提出充分证据证明权利请求人是无辜所有者的证明责任则由权利请求人自己来承担;如果权利请求人不能提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是无辜所有者, 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是无辜所有者, 权利请求人则要承担对自己不利的裁判, 而且证明的标准同样适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尽管18 U.S.C.§983 (c) (1) 的规定适用于绝大多数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 但仍然有一部分民事没收案件被18 U.S.C.§983 (i) 条款排斥在了18 U.S.C.§983的适用范围之外, 这些案件主要是有关税收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由于这些案件不适用18 U.S.C.§983的规定, 因此有关这些案件的民事没收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则依旧适用19 U.S.C.§1615条款的规定, 即由权利请求人承担被诉财产不应当被没收的证明责任, 而不是由政府承担被诉财产应当被没收的证明责任。本文重点研究18 U.S.C.§983的有关规定, 因此对19 U.S.C.§1615的有关规定不再详细论述。

二、美国司法民事没收诉讼的证明方法

证明方法又称为证明手段, 是指用什么来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在证据裁判主义下, 证实案件事实的主要方法或手段就是证据。在美国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同样也是用证据来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 而且18 U.S.C.§983 (c) (2) 还规定, 即使是提交了民事没收起诉状后收集的证据, 政府也可以用来证明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 其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仍然是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当然, 财产被扣押后收集到的证据, 包括证据展示阶段收集到的证据都可以用来证明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

三、美国司法民事没收诉讼的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 也称待证事实, 是指需要证明主体运用证据予以证明的对案件的解决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只有未知的和发生争议的案件事实才有必要作为证明对象, 才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证明对象的确定, 可以说是诉讼证明的起点, 只有确定了证明对象, 诉讼证明活动才有目标与方向, 民事诉讼才能有效地进行。同时, 只有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被依法证明, 法院才能以该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在美国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政府需要以优势证据证明的事实是被诉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 即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但哪些事实能够证明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呢?不同的没收法规、不同的没收理由对此的规定不尽相同,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一类是基于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的没收理由及没收法规实施的没收;一类是基于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或卷入了犯罪的没收理由及没收法规实施的没收。这两种没收诉讼的证明对象是不相同的, 前一种情况需要证明的事实是被诉财产是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而后一种情况需要证明的事实是被诉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 而要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还需证明作为犯罪工具等的财产与导致民事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 (substantial connection) 。下面就这两种情况的证明对象分别加以论述。

(一) 关于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的证明

在绝大多数没收案件中, 政府都必须依赖间接证据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以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来证明扣押财产是导致没收结果的犯罪的犯罪收益。法官或陪审团在审查政府是否达到了证明标准时, 同样也是依据间接证据的整体情况来考虑。间接证据, 即是指基于常识可以合理地从中推断出待证事实的情况或事实, 而并非个人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事实, 也指除证人证言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证据。在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 与待证事实有关联性的间接证据可以被采纳。例如, 在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被法庭采纳的间接证据通常有犯罪分子获得财产的时间与其实施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犯罪分子没有合法的收入来源;犯罪分子隐藏、包装财产的方式特别, 等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些常见的可以证明被诉财产是犯罪收益的间接证据。

1.犯罪分子没有合法的收入来源

在有关没收犯罪收益的民事没收案件中, 法庭采纳的最多的证明被诉财产是犯罪收益的间接证据是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期间没有其他合法的收入来源, 因此, 这期间犯罪分子所获得的财产可以认定为是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的财产。例如, 财产被扣押的刑事被告人或民事没收诉讼中的权利请求人假如是毒贩, 在其贩卖毒品期间, 该毒贩获得了价值昂贵的财产或者是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 但同时该毒贩在这期间又没有其他合法的收入来源, 因此, 这就足以证明该毒贩所获得的这些财产都是其贩卖毒品的犯罪收益, 因而可以将其没收。此外, 政府在证明犯罪分子是否有合法的收入来源时, 还常常通过查阅犯罪分子的纳税申报表 (tax return) 、破产申请或其他的财务登记情况来证明。

2.证明巨额现金是犯罪收益的间接证据

巨额现金的没收案件通常发生在执法机关在日常的交通巡逻中发现巨额现金的情况, 如在高速路上、机场、火车站等发现嫌疑人携带大量可疑现金的。这类案件中政府要证明发现的大量可疑现金是犯罪收益, 更是必须依赖有关的间接证据来证明。这些间接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被扣押的大量现金 (通常超过1万美元) 包装、隐藏的方式让人生疑。例如, 美国诉84 615美元现金案中的8万多美元是用真空密封的口袋包装的;还有用柔软的棉布或其他材料包裹现金, 以防警犬闻到钱上遗留的毒品的味道或将大量现金藏在汽车的油箱里等等。 (2) 大量现金的携带者在解释携带的理由时显得语无伦次或者解释得前后矛盾, 让人难以置信。 (3) 训练有素的缉毒犬对被扣押的大量现金反应积极, 表明这些现金上可能有毒品的残留物。除了以上这些常见的间接证据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间接证据, 如现金携带者的一贯表现、有前科、经常往返毒品来源城市、一看到警察就试图逃跑、使用假名、现金旁边有毒品或武器等等。所有这些间接证据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才能证明被扣押财产是毒品犯罪或其他犯罪的犯罪收益, 单个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

(二) 关于被诉财产与导致民事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联系的证明

18 U.S.C.§983 (c) (3) 规定, 如果政府提起民事没收诉讼依据的理由是被诉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 政府则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诉财产与导致民事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实质的联系并不要求作为犯罪工具等的财产对于犯罪行为的实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绝对必要的或不可或缺的, 但它又必须不是偶然发生或碰巧的联系。如某住宅长期被用来隐藏毒资, 该住宅与毒品犯罪之间就有了实质的联系, 因为该住宅虽不是实施毒品犯罪所必不可少的, 但该住宅却长期而不是偶尔、一两次被用来隐藏毒资, 因而与毒品犯罪之间建立了实质的联系。“实质联系”的证明内容, 只适用于政府以扣押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为由提起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如果政府以扣押财产是犯罪收益为由提起民事没收诉讼则无需证明财产与导致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 因为无犯罪则无犯罪收益, 二者之间的联系不言而喻, 后者只须证明被扣押财产是犯罪收益即可。下面就以被扣押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为由提起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财产与犯罪之间的“实质联系”的证明进行论述。

由于18 U.S.C.§983 (c) (3) 所规定的“实质联系”的要求与该条款制定之前的判例中确认的财产与犯罪之间要有“关联” (nexus) 的要求是一致的, 因此, 过去判例中判断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无关联的标准仍然可以用来判断18 U.S.C.§983 (c) (3) 所要求的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无实质的联系。18 U.S.C.§983 (c) (3) 条款不过是将判例中确立的规则法典化了而已, 两者唯一不同的是, 过去是由权利请求人承担证明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没有联系的责任, 18 U.S.C.§983 (c) (3) 条款制定后, 证明责任则转移给政府承担, 由政府来证明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根据18 U.S.C§983 (c) (3) 之前的判例中确立的规则, 政府如果要证明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实质联系”, 只须证明被诉财产与导致没收的犯罪之间的联系不是偶然发生、碰巧发生的即可, 而无须证明被诉财产是实施该犯罪行为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例如, 犯罪分子在某牙医诊所经常开出非法处方, 那么, 该牙医诊所与开具非法处方的犯罪行为之间就有了实质的联系, 因为犯罪分子不是偶尔在该牙医诊所开具非法处方, 而是经常如此, 牙医诊所与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已远远超过了偶然性的联系, 因此二者具有实质的联系;其他, 如经常用作毒品交易场所和毒品与武器存放场所的房屋等, 也因其与导致没收的毒品犯罪之间的联系不是偶然性的, 因而满足了18 U.S.C.§983 (c) (3) 规定的“实质联系”的证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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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tefan D.Cassella.the civil asset forfeiture reform act of 2000:expanded government forfeiture authority and strict deadlines imposedon all parties[J].Journal of Legislation, 2001.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完善研究 篇11

关键词 证明妨碍 当事人 完善建议

当事人要使自己的事实主张能够得以认可，就需要对该主张进行证明。对方当事人的阻碍行为必然导致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有可能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而承担其不能证明的不利后果。故证明妨碍的非正义性事不言自明的。

一、证明妨碍的概述

证明妨碍，是指不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通过作为或不作为阻碍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事实主张的证明。证明妨碍主要表现为：销毁、藏匿、篡改可用于对方证明的证据资料；通过手段阻止证人出庭作证等。

在我国民事诉讼体制中，越来越强调当事人在揭示案件事实方面的作用，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以及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法院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大量进行职权调查，而是变为更为消极的证据审查和判断。这样的情况增加了当死人自行收集证据的压力，当事人需要掌握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来摆脱不能证明带来的不利后果。由于当事人利益的对立性，在现实中必然会出现一方当事人阻碍另一方当事人证明的现象，然而，妨碍证明的行为是违背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是该被禁止的。

二、证明妨碍的完善

由于证明妨碍存在的不正当，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有关规制其的制度措施。且这些对于对付证明妨碍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强制措施。对于现行民事诉讼发第102条规定的“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属于证明妨碍的行为，其被界定为对民事诉讼秩序的妨害。对此，应采取的对策是，法院可以对行为人处以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法院调查取证。一旦行为人实施了证明障碍的行为，对方当事人便很难获得证据对自己的事实主张加以证明，因此，可利用民诉法规定的法院调查取证制度，即当事人向法院申请，由法院依职权向持有证据的对方当事人调查取证。

（3）推定主张成立。现代型纠纷多样化的出现，其中环境污染纠纷、产品质量纠纷和医疗纠纷等大量增加，这些纠纷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证据的偏在性”，即大量能够证明法律要件事实的证据被集中控制于另一方当事人，且往往是加害的当事人一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也就是所谓的“主张推定成立”。

（3）证明责任倒置。其法理意义在于，如果没有对方当事人妨害证明的行为，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的当事人是能够证明的，由于对方实施妨害证明的行为导致无法加以证明，因而承担不利后果，这对原来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所以实行证明责任倒置也是为了诉讼的公正性。

（4）降低证明标准。通过降低当事人证明标准，使得当事人即使缺乏某些证据时也能够实现其主张的证明，同时，也是妨害的损失因此降低，保障权利的实现。

拟制自认。拟制自认，是指当对方当事人实施了妨害证明的行为，妨碍另一方当事人证明时，视为对方当事人承认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主张。

有效防止妨害证明的行为，消除证明妨害所造成的影响，实现裁判的公正性是完善民事诉讼制度和民事司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结語

证明妨碍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导致攻防平衡的诉讼结构失衡，不但损害了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诉讼活动和诉讼秩序，危及私法秩序，更让诉讼迟延及诉讼成本的增加，有违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的理念。因此，对证明妨碍的完善迫在眉睫，同时也应建立起相应的、长期的长效机制推动我国司法程序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包冰锋.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研究[D].博士论文，2011（3）：5-10.

[2]陈晨.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探析[M].公民与法（法学版），2014（1）：22-24.

民事诉讼不当证明行为之研究 篇12

在证明行为如此被重视的情况下, 不当证明行为的现实也不期而至, 并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

(一) 逃避债务型

诉讼参与人通过故意采取编造事实、伪造证据等不当证明行为进入法律程序, 从而达到逃避债务之目的。如申请人甲与被执行人乙公司合资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 法院冻结了被执行人的账户后, 接到了黎某等四个申请人根据仲裁裁决书申请执行乙公司所欠的40万元的工人工资, 法院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发现:本案申请人与被执行人意图通过不当证明行为进入法律程序, 恶意参与执行分配, 稀释债权, 从而达到部分逃避债务之目的。

(二) 侵占他人财产型

行为人通过不当证明行为提起诉讼, 意图凭借法院之判决书、调解书侵占他人财产。如:陈振聪伪造香港富豪龚如心遗嘱一案, 就采取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的不当证明行为方式, 侵占龚如心的遗产。后来经香港高等法院裁定, 陈振聪败诉。

(三) 转移财产债权型

为了在以后的诉讼中多获得本来不应当获得的财产, 与他人串通以不当证明行为的方式提起诉讼转移财产, 如2012年10月, 张某以赵某及其妻王某为被告, 以有赵某签名的5张借条为据, 诉至法院请求二被告共同偿还其借款本金110万元及利息。法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发现张某和赵某通过不当证明行为串通提起虚假诉讼, 目的是使赵某能在日后的离婚诉讼中多分些共同财产。

(四) 规避法律型

规避法律指当事人己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 为逃避法律制裁而实施不当证明行为, 意图钻法律程序空子。如夫妻双方通过虚构事实等不当证明行为假离婚, 以达到拆迁补偿转移财产、逃避债务、逃避计划生育政策处罚、骗取第二套福利性住房等目的。违章建筑以不当证明行为的方式通过诉讼取得合法地位。

二、不当证明行为机理之考量

(一) 不当证明行为之涵义

通过上述案例, 不难发现不当证明行为通常具有表象的合法性;当事人的通谋性、趋利性;证明行为的便易性;案件领域的集中性等特点。究竟该如何对民事诉讼中的不当证明行为进行界定呢?当前学术界尚无完备之论述的前提下, 对民事诉讼中不当证明行为进行研究, 运用文义解释和逻辑解释相结合的方法是比较合适的。

证明是在民事诉讼领域必然产生的一种特殊活动和思维过程, (1) 是思维活动与诉讼行为的统一, 其目的是说服法官做出对己有利的事实判定, 从而追求有利的诉讼后果。证明对外表现出来就是在民事诉讼中行为人的一系列证明案件事实的行为,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证明行为。

证明行为是诉讼活动的核心, 证明行为的成功与否事关诉讼的成败。对其合理的界定事关重要。我们认为证明行为是指行为人为向审判机关证实案件的真实情况, 依据诚实信用原则, 积极主动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据的行为。这里讲的证明行为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是一种诚信诉讼的行为, 是一种证明案件事实的行为, 是一种合法的行为。反观证明行为, 从逻辑解释的维度来讲, 不当证明行为是指行为人出于非正当的目的,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提供证据之内容不真实、收集违法的行为或者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不当证明行为不仅是一种违背诚信的行为, 更是一种违法行为。对其必须予以严厉制裁, 才能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才能切实捍卫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才能切实构建诚信社会。

综上, 我们认为, 民事诉讼中的不当证明行为是指在民事诉讼领域, 行为人出于非正当的目的,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提供内容不真实之证据、收集证据违法的行为或者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

(二) 不当证明行为之类型

根据不当证明行为的内涵, 我们将不当证明行为划分为三大类:

1. 提供证据内容不真实的行为

(1) 一方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 一方当事人为了避免败诉的风险, 往往会有自己伪造、变造或者指使他人伪造、变造证据的行为。如在陈振聪伪造香港富豪龚如心遗嘱一案中, 陈振聪就是企图通过伪造遗嘱的行为达到自己不正当的目的。

(2) 双方合意串通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司法实践中, 这种类型较上一类型常见, 其操作方式主要是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 提供虚假证据, 通过调解或者仲裁迅速达成协议, 然后通过向法院申请执行或者自己主动履行, 从而达到行为人的不法目的。报纸等媒体常见的“假讨债”、“假离婚”、“假倒闭”企图逃避债务等双方合意串通提供虚假证据的案件就是这种类型的真实写照。

2. 收集证据手段违法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是我国对收集证据手段违法的不当证明行为的一种法律的否认。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1) 收集证据采用刑事违法行为的。比如采取抢劫、盗窃、抢夺、侵犯他人住宅等暴力方式取证的等。 (2) 收集证据采用侵犯他人人格权、隐私权、商业秘密权等重要民事权益的行为。比如在他人住房安装窃听器、摄像机等等。 (3) 收集证据采用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收集证据违反国家保密法、违反公序良俗、采用有伤风化的行为等也属这类情形。

3. 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

所谓证明妨害是指, “一方当事人在诉讼前或者诉讼过程中通过其特定行为故意或者过失地使另一方当事人不能公平地利用证据, 而导致对该另一方当事人产生不利裁判后果的情形。” (2) 证明妨害这种不当证明行为在民事诉讼上的蔓延趋势令人触目惊心, 已经成了当代民事诉讼的悲哀。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做了原则性规定。

实践中的认定主要考虑以下要件: (1) 主体要件:既可以是诉讼当事人, 也可以是受当事人控制或者支配的诉讼外第三人; (2) 主观要件:行为人主观上要有过错; (3) 客体要件:仅限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证据种类即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 (4) 客观要件:存在某种证明协助义务、存在特定的证明妨碍行为、受妨碍的证据或证据方式具有不可替代性、导致对被妨碍人产生不利的裁判后果、因果关系的形成。

(三) 不当证明行为之性质

证明行为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进行民事诉讼的基本权能。证明行为对实现民事诉讼目的、维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解决民事纷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不当证明行为, 违背了证明行为创制的宗旨, 严重背离了司法的正当性目的要求。从宏观上说, 不当证明行为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司法公正, 浪费了司法资源。从微观上说, 不当证明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民事权益, 扰乱了诉讼秩序。简言之, 不当证明行为具有非正当性和侵权性。

三、不当证明行为规制之考究

对不当证明行为的规制已经刻不容缓, 规制不当证明行为应该以理想主义路径为目标, 走现实主义的进路。

(一) 现实主义进路

所谓现实主义路径, 在当下的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进行实操的路径。

1. 在考核指标中增设查证不当证明行为案件数

法院绩效管理不能让指标主导一切, 应该以司法为民的实际工作为根本。在现行法院考核指标继续适用的情况下, 规制不当证明行为应该在法院的考核指标中有所体现, 这样就可以避免部分经办法官为了追求其完美的考核数据而不愿、不敢、不去规制不当证明行为。

2. 建立不当证明行为识别机制

这个机制实质上就是强化法院主动审查职权, 尤其是对三方诉讼和群体诉讼, 法院应予以特别的关注。

(1) 立案时:严审查, 减少不当证明行为进入诉讼程序。如发现有不当证明行为嫌疑, 对之进行严格审查并告知立案人相应法律后果。在七天期间内不能查实, 先立案并对有关嫌疑予以记载, 随案移送业务庭, 以引起业务庭审判人员的注意。

(2) 立案后:业务庭启动特别审理程序。对立案庭移送的或审理中发现有不当证明行为嫌疑的案件, 业务庭启动特别审理程序。经办法官在案件审理的各个环节对不当证明行为予以特别关注, 对此案的一些异常情况要记录在卷。

(3) 判决前:中止审理和及时报告制度。经办法官对不当证明行为能够心里形成确信, 要认定还需要查证。此时应允许经办法官裁定中止案件的审理, 并将案件提交本院审委会讨论作出决定, 由审判委员会授权有关机构进入不当证明行为的查证程序。

3. 理顺不当证明行为的处罚机制

对查证的不当证明行为, 必须对其进行严格规制。目前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112、113条的规定对其予以拘留、罚款,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要注意拘留、罚款和构成犯罪处罚之间的衔接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对此做了部分规定。

(二) 理想主义路径

所谓理想主义路径, 就是在实体上能够完善预防和打击不当证明行为的路径。从法律上来讲, 理想主义路径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刑事制裁与民事救济。

1. 完善刑事立法

不当证明行为是一种严重妨害司法、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其“情形的严重”不仅仅在于它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更为重要的是它敢于在法官眼皮子底下、在庄严的法庭上极具蔑视性地从事违法活动, 将法庭作为违法活动的“舞台”, 将法官当作“傻瓜”玩弄于股掌之间, 将司法权变成他们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这时候, 它侵害的就不是一般的司法秩序, 而是整个司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因此, 不当证明行为对司法的伤害是根本性的、制度性的, 是最为恶毒的伤害。

虽然, 不当证明行为发生在民事诉讼领域, 但其危害性较之刑事诉讼领域的伪证罪等妨害司法的犯罪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完全存在实施刑事制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更具伪证罪的行为特征。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仅对刑事诉讼领域的伪证行为进行了定罪量刑, 对民事诉讼领域的妨害司法行为未作明文规定。而刑法的“罪刑法定”、“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基本原则,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刑法对不当证明行为的适用, 使不当证明行为很大程度上并不构成犯罪。 (3)

为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 我们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扩大伪证罪的适用范围, 使发生在民事诉讼中的某些严重违法行为能够以伪证罪进行刑事责任追究。或者, 直接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中增设不当证明行为罪, 专门规制不当证明行为。

2. 构建不当证明行为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不当证明行为实质就是利用不当证明行为桥接诉讼程序进行违法活动, 不当证明行为者通过各种违法手段, 以合法外衣之表象行不法行为之实, 诱使法院做出错误判决, 使他人和国家司法受到损害。形式上加害人是法院, 实质上是不当证明行为者借用法院之力量, 使他人和国家司法受到损害。因此不当证明行为者构成了对他人的侵权, 造成他人损害, 因果关系清楚。上述情形完全符合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因此立法上完全可行。不当证明行为民事侵权是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将这种侵权行为在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 以畅通受害人的索赔渠道, 让不当证明行为者在经济上受到惩罚是很有必要的。在制度设计上, 我们建议对于不当证明行为人适用的不仅仅是补偿性赔偿, 可以选择性的适用惩罚性赔偿。对于一般的不当证明行为实施补偿性的赔偿, 对于那些行为人不仅出于故意而且还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 就对其实施惩罚性赔偿, 除了让其对造成的损失进行弥补之外, 还将对其进行处以重罚以防止将来重犯, 同时也达到惩戒他人的目的。

摘要：证明行为是法治社会中人们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但由于受到不法利益的驱使, 一些恶意当事人利用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相关规定的缺失, 异化证明行为的功能, 把法律视为侵权方法, 把不当证明行为当做侵权手段, 把法院作为侵权工具。运用不当证明行为,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损害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 是恶性程度相当高的不法行为, 必须审慎认定、积极防范、严厉惩处。

关键词：不当证明行为,识别救济机制

注释

1本文是从化法院课题组对不当证明行为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1 在我国, “证明”这个概念较之“证据”而言尚属新型范畴, 在职权主义模式中, 法官往往借助证据来查明事实, 对案件事实的揭明似乎仅是裁判权行使主体的单向事务, 而与诉讼的利益攸关者不发生直接关联, 这种模式查明事实的方法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历史性障碍, 因而不能适应现代诉讼机制的构建需要.随着当事人主义的日益臻于完善, “证明”这个概念日显重要, 并逐步形成一个制度性体系.

32 毕玉谦.民事诉讼证明妨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