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法之证明标准

诉讼法之证明标准（精选10篇）

诉讼法之证明标准 篇1

证明标准, 是指民事诉讼中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相应程度的一种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两方当事人就同一事实提供相反的证据, 且都无充分的凭证否定一方证据的, 审判机关应当根据案情, 确定一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力, 且对证明力相对较大的证据给以确认。因无法确定证明力的大小从而无法判断导致异议事件不能审定的, 审判机关应当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作出判决。”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高度盖然性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 其中证据证明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案件最终判决的依据是证据具有排他性的证明力, 证明力大小是以质量来说服法官及方当事人的。因为在某些民事方面并不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 所以此标准有一定的局限区域。高度盖然性标准是由审判主体依据案情自主适用, 并无法律明确规定, 所以方便审判主体打破法律的机械性灵活适用法律解决问题。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自有它的优势。比如有利于调动法官的积极能动性, 法官作为审判主体不止具有司法人格也具有自然人人格, 法官也具有普通百姓的心理, 也会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等。高度盖然性标准赋予审判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提高了他们主动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司法审判的效率, 证据对于审判时候来讲属于过去式, 所以对于要收集证据的人来说有一定的困难, 高度盖然性本身富有弹性和相对性, 从而提高了办案的效力。一个案件的公平裁判不止要求实体公正, 最重要的是做到程序公正, 证据的证明力是保证程序公正的基石, 证明力的大小是裁判案件胜诉败诉的关键因素。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也有它的缺点。经过数百年的历史长河的洗涮与验证, 高度盖然性标准已被多个国家所认证和肯定, 但其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体系。因为高度盖然性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法官本身因为文化层次等素养不够容易造成职权滥用现象, 容易滋生贪污腐败之风, 造成司法不公, 导致是非曲直的判断不合法的结果, 对当事人对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是比对双方的证据证明力的说服力, 具有排除合理性怀疑的证据更能说服法官。本身证据就是一种过去形式, 收集证据有一定难度, 如果双方的证据证明力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双方必须继续收集, 这种情况下势必造成人力和财力的浪费, 不利于高效解决纠纷。

既然高度盖然性有缺陷那么我们如何改善使之更加融入我国国情为我国所用呢?严格控制把握高度盖然性的尺度。高度盖然性顾名思义即某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能适用逻辑思想来合理解决的时候人们所采用的一种根据事情发展进度的几率来辨别事件情形的一种认定方式。英美法系国家遵从盖然性标准, 基于我国国情即我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 目前今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各方面发展还不够成熟, 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所以我国采用的是一种比盖然性标准更严格的高度盖然性标。在给予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对其权利加以限制, 防止司法不公, 要求法官对自己的执行效力负责, 说明令人信服的判决的理由和依据。

大力发展法治教育, 提高审判队伍的法律修养和专业知识能力, 防止司法腐败。我国对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没有规定一定的机械性的尺度, 赋予了审判主体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基于每个地方每个地区每个审判人员的素质修养参差不齐, 这就给司法审判增加了难度, 给司法公正增添了阻碍。所以在借鉴国外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前提下我国需要建设一支有力量有素质有才能的法官队伍, 严厉惩治不良之风, 给百姓办好事办妥事儿, 让百姓信赖法律信赖执法者从而更加遵守法律。司法队伍的腐败风气不仅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而且亵渎了神圣的法律殿堂。为了防微杜渐, 把恶习之风扼杀于恶臭的摇篮之中, 我国应该加大司法队伍的党风建设, 加强人民群众对司法队伍的有力监督。在此基础上健全和完善司法机制, 不仅大力推行群众监督, 在司法内部也应该全力推进监督部门的建设和发展, 禁止官官相护。社会监督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应该增加一些方便监督的渠道, 比如公开投诉电话, 设立举报箱之类的方式加大监督的力度。司法队伍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法治建设的成果, 作为司法执行者, 法律的使者应该严以律己, 不贪污不受贿。带头树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守住道德和纪律的底线, 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用实际行动营造风清气正的司法生活。

参考文献

[1]霍守明.试论我国民事诉讼“明显优势证据”证明标准[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 2005 (05) .

[2]胡素芹, 张正菊.浅谈证据的真实性及其判断[J].农家科技, 2011 (08) .

[3]宋平.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解析与重构——以权力型与权利型为视角[J].山东社会科学, 2007 (07) .

[4]赵雅琴.浅析民事诉讼中法官对证据证明力判断的自由裁量权[J].致富时代, 2012 (04) .

[5]郭超群.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浅议[J].娄底师专学报, 2003 (03) .

诉讼法之证明标准 篇2

刍议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作者：张继斌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3期

【摘要】刑事诉讼自始至终都围绕证据来展开的，那么就离不开证明标准的问题，各方当事人在诉讼的不同阶段都是需要运用证明标准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证明标准是根据法律之规定，承担证明责任的人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达到的程度，具有客观性、多层次性、可操作性和最低性等特征。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的标准比较抽象，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加以操作，从而给办案人员留下过多自由裁量的空间等问题。而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更加细化、具体。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证明责任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我国法律学者的表述和用语也不尽一致。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表述：第一，从待证事实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将“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等同起来。如“证明要求，又称证明标准，证明程度，是指诉讼中承担提供责任的主体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1]第二，从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的角度来理解，将“证明标准”与“证明任务”相混同并在同一层面上使用。如“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系指对于刑事案件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需达到的尺度，亦即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项，应当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其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的具体规格”。[2]有学者认为：“诉讼中的证明任务，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或标准”。[3]第三，从裁判者与当事人两个角度来理解。如“证明标准是指证明责任被卸除所要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它实际上是在事实裁判者的大脑中证据所产生的确定性或可能性程度的衡量标尺；也是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最终获得胜诉或所证明的争议事实获得有利的事实裁决结果之前，必须通过证据使事实裁判者形成信赖的标准”。[4]尽管在证明标准概念的理解上各种表述不尽相同，但对证明标准的实质性理解还是较为一致，即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之规定，承担证明责任的人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达到的程度。

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特征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有以下四个特征：

其一客观性。我国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都不是从司法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状态提出要求和设立标准，而是从客观性的角度来强调证据，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方面。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依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应当始终依据客观事实状况，而不应反求于内心，主张证明案件的结论应当是排他的、惟一的，但不用“排除合理怀疑”等带有主观色彩的概念来限定和解释排他性。

其二多层次性。一般来说，有争论点必有证明，但刑事诉讼的证明并非仅局限于某一阶段。所以，无论诉讼进行到哪一阶段，必然存在相应的证明活动。在美国证据法中，对于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将证明的程度一共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因此无论处于任何法律目的均无这样的要求；第二等即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在某些司法区在死刑案件中当拒绝保释时，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合理根据，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撤销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查；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5]由此可见，美国在侦查、起诉、判决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国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不是统一不变的，也充分体现了层次性。如《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16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

（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第195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刑事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应当“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总之，全部刑事诉讼活动的展开是通过大小不同的证明活动交织起来的。其三是可操作性。标准都是指用来衡量事物的准则，立法中确立的证明标准理应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证明标准本身具有无形性，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杆秤，因此，司法实践必然要求规定在立法当中的这杆秤必须具有一定的现实操作性。毕竟诉讼证明标准是由人来运用的，它理应尽可能地为人们所把握，而不能脱离人们的现实需要。是属于实然领域的一个范畴，具有实然性的特点。

其四是最低性。证明标准是立法者人为地为诉讼证明活动划定的一条最低的终点线。在具体的诉讼中，如果证据的证明力达到或高于这条最低的限度，法律裁判者就可以认定提出主张的一方所主张的事实成立，进而作出对其有利的裁决；相反，如果低于这一限度，就需要把其主张的事实归入真伪不明的状态，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负有举证不能的风险。当然，设置证明标准的最低性并不会导致定罪质量的降低。司法实践表明，裁判者总是希望获得比标准更高的确信程度，裁判者更不会因为达到证明标准所规定的最低限度而放弃对其它证据继续调查。证明标准的最低限度是为了避免其因为较高要求的不能达到而使案件陷入困境甚至采取非法手段来完成的恶果。

三、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为了准确适用这一证明标准，新《刑事诉讼法》对其进行了细化，使其更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第五十三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上述三个条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方面是对证据的量的要求，它明确规定了用证据加以证明的范围和对象，即定罪量刑的事实，不仅包括定罪事实，也包括量刑事实，改变了以往在实践中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做法，强调了定罪与量刑同等重要，都要有证据加以证明。这样规定，不仅凸显了证据的裁判原则，而且也对“充分”的标准更加细化了。定罪量刑的事实，是指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犯何种罪、是否需要判处刑罚以及判处何种刑罚所依据的事实，一般包括“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方、何因、何果”等“七要素”，以及有关量刑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对于这些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都必须有办案机关经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来加以证明。

第二个条件是对证据的质的要求。强调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指必须经过法定程序进行查证，确认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是属实的。也就是说，证据问题也是程序问题。充分显现了程序的价值，体现了庭审的价值，体现了证据的本质属性，即客观性，这就是“确实”这一标准的注解。

第三个条件是对证据的总体评价。综合全案证据，对全案证据的运用和认定，有了一个明确的标准，即已排除合理怀疑。这是指经过对证据的综合审查和判断，本案证据与证据之间、全案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已经具备关联性，能够相互印证，排除矛盾，办案人员经过符合经验、逻辑的推理和判断，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排除合理怀疑”一词源自英美证据法，是英美法系要求陪审团或法官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的心证程度。“表面上简单，实际上却是一个复杂、微妙的概念，这一概念对于那些必须向陪审团解释其含义的法官来说尤其困难。”[6]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这一标准，实际上是要求司法人员在实践中要确信：据以定案的证据之间不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每一个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全案所有的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唯一一致的，排除其他合理的可能性。

事实上，从刑事诉讼的渐进性来看，要在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阶段，都要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既难以达到，而且往往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随着证据材料的不断收集、积累，人们对证据证明的要求也是在变化的，因此就要求证据的质和量的不断变化来强化其证明效力的。证据的确实、充分，应当通过刑事诉讼的各个具体环节和阶段来逐步提高、深入，最后达到具有完全证明力的作用。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应当根据刑事诉讼的各阶段的诉讼程序的要求和目的来分别决定其收集的证据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

参考文献：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篇3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仅仅表述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欠缺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性，结合我国的刑事诉讼的立法现状，本文提出了一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对策。

关键词：证明标准；理论基础；立法现状

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概念

在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案件事实和诉讼结果，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也由此来体现，某种程度上，也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公正。在案件情况不变下，假如证明标准高，就需要司法机关加大力度调查犯罪事实来达到相应标准；假如证明标准低，司法机关就会及时结案，但是由于证明标准低，很容易侵犯他人人权。所以，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应该结合实践情况进行多方面综合考虑。

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特征

1.有形性和无形性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一直是一个争议的问题。从事实上看，证明标准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立法上有明文规定的，所以是有形性的。在实践还要运用人的认识，所以是无形性的。因此，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主观的、无形的。

2.层次性和体系性

刑事诉讼程序阶段性的进展就对证明标准提出了层次要求，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一个证明标准群，各个证明标准之间的逻辑关系应很严谨的，不能出现证明标准的断层。所以，证明标准群又表现为一个证明标准体系。

3.最低性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最低性是指证明案件事实所需达到最低证明程度，是一个底线。若证明程度等于或者高于这个底线，可以认定所证事实为真；若低于这个底线，所证事实可以认定为假。

三、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

在证据制度中，诉讼证明应当追求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实体真实还是程序真实等的争论非常激烈，这就需要对证明标准的理论进行深入剖析。我国的证明标准就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个标准可以说是“客观真实”说的典型体现，就是司法人员在依法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可能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定。有的学者提出了对刑事证明标准区别对待的意见，英美证据中法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犯罪的性质越严重，证明标准最低性就越高”。联合国对死刑案件适用的证明标准是需要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并且对事实没有其它解释，这就与我国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是一致的。有的学者称其为法律真实说，它强调的是证明资格、证据收集、证据审查等法律程序都要规范的进行，必须得到完全的遵守，而不考虑完全遵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可以说，法律真实就是一种主观真实，是一种主观证明标准。

四、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状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表述是一个简单问题，在实践中把握证明标准就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有什么证据就可以达到证明标准，理论高标准、执行低标准的现状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有一定的关系，有以下表现：

首先，各个阶段的证明标准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不同阶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则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其次，不同层次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该在诉讼中体现出来，关键重要的事实情节，它的证明标准就要严格掌握，对于次要的事实和情节，就可以适当放宽证明标准，实际中没有体现出证明标准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再次，提起公诉时，法院在公诉时，对起诉书有没有明确的指控事实，以及证据目录、证人名单等进行程序性审查，而不对全案进行实质性审查。最后，所有案件在移送起诉时要求证据确实、充分，在提起公诉时也要求证据确实、充分，这显然不符合控辩式庭审的审理理念。

五、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对策

针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提出以下完善对策：

（1）對不同阶段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我国在侦查、起诉，审判等不同阶段都规定同样的要求，不仅使律师的辩护活动没有意义，并且给办案人员造成压力，容易造成诱供、刑讯逼供等违法办案现象。加上某些案件取证困难，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得程度，就会出现超期羁押等侵犯人权现象。

（2）对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对于犯罪构成要件适用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对于量刑情节，不利情节适用高证明标准，有利情节适用低证明标准，对程序法事实可适用低的法律真实证明标准。

（3）对不同的证明主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推定的事实就不需要需证明，不同主体证明责任在于被追诉方。

六、结论

从我国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研究看来，已经暴露出了很多的弊端和不足。因此，研究我国刑事诉讼特定环境下的证明标准，建立具有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证明标准，是解决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实践困难的需要，有助于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陈瑞华.论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J].法商研究，2015，01：81-91.

[2]董坤，纵博.论刑事诉讼中行政鉴定证据的使用[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47-54.

[3]彭荣，李一珊.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0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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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篇4

一、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1. 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国家对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刑事案件采取“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最低要求是“盖然性占优势”

2. 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在大陆法系国家, 一般说来证据法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基本没有区别, 可以概括为“盖度盖然性”, 这与英美法系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较为接近, 要求可能性接近必然性。

二、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

长期以来,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是案件事实要达到与客观实际相符合, 简称为客观真实。这一理念是在批判西方国家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以实事求是为理论依据, 客观事实是可以被认知的, 认为法律真实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长期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 追求客观真实是不可取的, 理由是:

1. 追求客观真实是形而上学。

2. 追求客观真实违背了诉讼规律。

3. 客观真实不等于裁判事实, 而是法律真实。

4. 追求客观真实导致司法公正难以实现。

5. 追求客观真实导致诉讼效率不高, 违背了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

以法律真实来取代客观真实并不表明两者是绝对对立的, 相反, 法律真实不排斥客观真实, 两者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法律真实始终以客观真实为最高的理想和追求, 诉讼证明活动力求使法律真实接近客观真实。科学的民事诉讼证明目的应该是法律真实, 也就是说裁判认定的事实要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 应当达到从法律角度可认为是真实的程度。

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和完善

长期以来, 我国出于对客观真实的孜孜追求,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都奉行同一个证明标准, 即“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论证表明, 民事诉讼要追求法律真实, 这就意味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能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等同, 应该低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理由如下:

1. 诉讼目的不同。2.承担证明责任主体的能力差异较大。3.法律规定的内容差异很大

由上分析,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盖然性占优势”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值得我们借鉴以解决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 于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 其中第73条就是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 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 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 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这一规定, 要比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要求高, 简称为“高度盖然性占优势”。显然这样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是既考虑到我国立法发展的延续性, 也借鉴了英美法系的有益做法。但是存在着以下不足:

1.立法层次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民事诉讼理论最基本的一个理论问题, 仅仅有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 民事诉讼法本身却没有规定, 导致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存在不同的理解。

2. 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与之矛盾。

3.“高度盖然性占优势”仍没有完全脱离客观真实的追求,

对法律真实存有疑虑, 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 是不够彻底的改革。

四、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根据以上分析, 完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追求法律真实,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采用“盖然性占优势”

这一标准, 具体地说就是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第一款中“明显”2字删除。

2. 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而不是依托于司法解释, 据此可以全面改变立法体系中与之矛盾的内容。

3. 全面修改与“盖然性占优势”这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矛盾的内容。

建议删除民事诉讼法第2条中“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一语;将第153条第一款第三项“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和“查清事实后”删除, 本款修改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裁定撤销原判决,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或者依法改判。”

“盖然性占优势”这一标准符合民事诉讼效率原则和诉讼经济规律的要求, 不会造成大量错案发生, 它依然强调证据是证明标准的基础, 2002年以来的审判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摘要：长期以来,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目的是追求客观真实, 这种错误的理念导致民事诉讼一直奉行与刑事诉讼相同的证明标准即“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借鉴西方国家立法和实践经验, 明确民事诉讼应该采取比刑事诉讼较低的证明标准, 并分析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证明标准,法律真实,盖然性占优势

参考文献

[1]陈一云, 证据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115页.

[2]李学灯, 证据学比较研究[M].台湾五周图书出版公司, 1992, 393页.

[3]常怡主编, 民事诉讼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4]江伟主编, 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诉讼法之证明标准 篇5

2016年03月30日 14:26新浪司法

阅读提示：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法官在诉讼中认定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证明标准确定以后，一旦证据的证明力已达到这一标准，待证事实就算得到证明，法官就应当认定该事实，以该事实的存在作为裁判的依据。反之，法官就应当认为待证事实未被证明为真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新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此条规定正式确定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与民事诉讼法不同，新刑诉法第53条明确规定，认定证据需要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我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明标准显然要高于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是证明标准具有模糊性的特征，精确界定证明标准是非常困难的。“无论对证明度的内容表达描述，任何表达其实都可以说只是一种形容或比喻。这是因为作为衡量认识程度或状态，证明度看不见摸不着，只是人们心中一种共通的理解或认识。”因此，证据是否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需要综合法官所有证据，运用经验法则，比较相反证据，结合法官的价值判断，最终做出自己内心的确认。

1.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方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同样也应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

——洪秀凤与昆明安钡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1期)

最高法院认为：证明标准是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法律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本案中，洪秀凤已经完成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安钡佳公司主张其与洪秀凤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安钡佳公司之举证应当在证明力上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安钡佳公司为反驳洪秀凤所主张事实所作举证，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

较之高度可能性这一一般证明标准而言，合理怀疑排除属于特殊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对排除合理怀疑原则适用的特殊类型民事案件范围有明确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一系列行为明显不符合房屋买卖的“交易习惯”，进而基于合理怀疑得出其间系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结论，没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本院予以纠正。

2.刑事判决认定的赃款数额并非等同于作案造成损失的范围，不能简单依据刑事判决认定赃款的数额确定损失范围。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不应以刑事案件的高标准取代民事证明标准。

——孙卫与南通百川面粉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7期)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认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不应以刑事案件的高标准取代民事证明标准。处理法律问题，应以现代法律思维和方式进行。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民事证明标准已从刑事证明标准中脱离出来，建立了自己独立的体系，人们不应将刑事证明思维完全带入民事证明之中。

刑事案件强调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民事案件采行高度盖然性规则，可在一定证据基础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综合判断“推定”。相对而言，民事证明标准一般要低于刑事证明标准。刑事案件认定孙卫侵占赃款时，从十几万元、十万余元逐渐压缩固定为十万元，体现了刑事案件严格的证据标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陈述、刑事案件中孙卫的供述、审计报告、证人证言等基本统一，按照高度盖然性标准，相关事实足以证明。

3.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均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对案件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

——君信创业公司诉绿谷伟业公司等出资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7期)

最高法院认为：君信公司的主要证据——《宁夏审计厅关于宁夏博尔泰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等有关问题的审计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为书证而非司法机关委托审计部门出具的鉴定结论。且该审计报告亦未能直接、充分地证明被上诉人虚假出资的事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被上诉人提供了其与宁夏绿谷药业公司之间的《兑账单》、公司登记管理机关备案的相关验资报告、被上诉人向第三人的出资凭证、收据和由第三人各方股东共同委托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等证据证明其完全真实足额的履行了增资义务。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系列证据证明力的否认以及被上诉人拒不提供原始财务账目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但并不能必然推导出被上诉人虚假出资的结论。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均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因证据的证明力有限，不能作出对上诉人有利的认定，且君信公司在一、二审中均未对绿谷伟业公司是否构成瑕疵出资申请委托审计，亦未进一步举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故其上诉理由与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4.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旅游经营者主张旅游者的单方解约系违约行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实际损失的，则旅游经营者应当举证证明“损失已实际产生”和“损失的合理性”。如举证不力，则由旅游经营者承担不利后果。

——陈明、徐炎芳、陈洁诉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4期)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损失已实际产生”和“损失的合理性”的举证责任在于携程旅行社，如举证不力，则由携程旅行社承担不利后果。综观携程旅行社的证据材料，不论在证据的效力和证据的证明力上，以及直接证据、间接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上，都均无法形成令人信服的证据优势。携程旅行社为其酒店费用损失提供了相关证据，但“收费证明”、“取消政策”等境外证据未经公证、认证，部分证据无翻译件，形式上明显存有瑕疵，难以证明携程旅行社实际发生了酒店费用的支出；携程旅行社虽辩称其扣除的金额中还包括了已经支付的签证费和保险费，但其未提供支付凭证。

法院在二审期间再次给予携程旅行社一个月的举证期限补充、补强相关证据，但其未能进一步有效举证，未提供经过公证、认证的境外证据，仅提供了与欧洲之星公司的邮件往来、报备文件，证明力较弱，难以印证损失已经实际产生并属合理，且均未得到陈明、徐炎芳、陈洁的认可；鉴于携程旅行社扣除相关费用欠缺证据证明，故陈明、徐炎芳、陈洁的上诉请求中部分内容应予以支持。

5.案件调查处理过程中，当事人恶意阻挠调查取证，致使调查部门无法取得相关证据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茅德贤、成县茨坝须弥山实业有限公司、甘肃有色地质勘查局106队、成县恒兴矿业有限公司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采矿权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3期)

最高法院认为，根据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四方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白银公司矿石损失数量系地方政府两次组织调查前后，白银公司清算组作为联合调查组成员对越界开采现场实际测量取得数据，再依据国家矿产储量委员会审核通过的106队作出的相关地质报告所确定的矿石品位及计算公式严格计算出来的；且包括该数据在内的有关越界开采的事实情况报告得到了陇南市国土资源局以及甘肃省国土资源厅三级联合调查组的肯定，并成为陇南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行政处罚的基本依据之一，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该数据系理论计算结果，本应通过实地核查予以印证，但由于黄渚选矿厂在越界开采行为被发现后，不但没有停止侵权、保护现场，反而多次实施爆破、封堵等恶意阻挠行为，陇南市国土资源局多次发文责令其停止侵权行为并立即清理，但黄渚选矿厂拒不清理，阻挠有关调查，致使矿产损失至今无法准确核实。该爆破、封堵行为是本案侵权行为的延续和实际损失不能准确核查的主要原因，已被地方与矿产资源管理机构的有效行政文件所确认。由于上诉人方面的原因，采场已无法恢复原状，本案已不具备法定的鉴定条件，上诉人又未提出有效的合法证据加以反驳，依照证据规则要求，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法官简介

甘国明(微信公众号：小甘读判例)，法学硕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承办的案件中，曾有一件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评选为“能动司法优秀案例”，一件案件的裁判文书被最高人民法院评选为“优秀裁判文书”。所承办的案例曾入选《中国法院案例要览》和《中国法院年度案例》。法学学术论文在《山东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兰州学刊》等核心期刊发表，在全国法院系统第二十一届、二十六届学术论文讨论会论文评比中获奖。

诉讼法之证明标准 篇6

案例一：李甲、杨乙非法行医案 2010年6月26日被害人李丙（时年30岁）因感觉腰部疼痛到杨乙（无医师执业证书）开设的诊所（未在卫生部门注册，未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看病，诊所医师李甲（持有医师执业证书）以腰肌损伤向李祖明开了三副中药，并由杨乙抓药。李丙回家后按医生李甲的要求服用中药。第一天，其服用后称全身有发麻的感觉，自认为是药物起作用的效果（其妻证言）。2010年6月27日19时许，李丙在家中喝了李甲开的中药后两三分钟便昏倒并口吐白沫，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其死亡原因经法医病理鉴定为：在经继续检验排除中毒死亡后，可以认定李丙系自身心脏病急性发作导致急性致死性心律失常/或心力衰竭而猝死，属病理性死亡；其临床服用中药之药物反应对其死亡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程度诱发作用。

当时，相关部门无法就死者是否是中药中毒死亡作出鉴定，学界对中药难以作出准确的认识。依据当时证据，既不能认定死者是中药中毒死亡，也不能认定其是病理性死亡，对中药药物反应与死亡之间有多大程度诱发作用亦无法界定。死者系三十岁的中青年男子，生前系驾驶员，无证据反映其身体有严重疾病。

案例二：王某某交通肇事案 2009年12月27日傍晚，嫌疑人王某某驾驶小型客车在公路上行驶，车行至一上坡路段时，因对面来车灯照射刺眼，嫌疑人突然发现其行车道前斜躺有一成年人，距离很近，其躲避不及，只能猛打方向，从被害人身上跨骑过去，随后停车查看发现被害人头部出血、口喘酒气，但自称不敢确定是否是自己开车所致，遂驾车离开现场，后被害人死亡在现场。事后略半小时，侦察人员找到嫌疑人并扣押车辆，经痕迹鉴定，其所驾车辆底盘有与柔软物体及纺织物挂擦的痕迹，但未检测到被害人的身体组织成份。事发路段在城郊结合部，案发当晚的略一小时内，也有其他驾驶员路径此地，也曾看见一醉汉在此处活动。嫌疑人自愿认罪，但仍称不能确定是自己车辆撞死了被害人。

案例三：袁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2010年7月7日，被害人刘甲在街上被一男子抢夺走手机一部。7月27日公安机关通过线索将使用该手机的周乙带回单位调查，其证实该手机是其从一专门从事手机回收的袁丙处购买，经查袁丙其称该手机是7月初的一天从一专门搞抢盗的孙丁处收购，孙丁告知过自己该手机是其抢夺得来。现孙丁未到案，刘甲未看清抢夺自己的男子。公安机关现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袁丙抓捕羁押并移送审查起诉。

上述三案，均有证据证实嫌疑人实施了涉案行为，嫌疑人也认罪，且均有明确的被害人，但证据是否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确然性标准，有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上述案例均有相当证据证实嫌疑人实施了涉案行为，嫌疑人认罪，亦无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理应起诉追究嫌疑人刑事责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的确然性证明标准，上述案例证据未形成锁链，未到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要求，不能起诉。

根据案情实际，笔者认为：案例一，因受鉴定技术及科学水平的限制，实无法就死者的死因作出明确鉴定，即使依原鉴定载明：“中药之药物反应对其死亡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程度诱发作用”之观点，但该一定程度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是否具备刑法所要求的因果关系亦无定论。案例二：同样受勘验鉴定结果所限，无法根据现有证据作出唯一结论；案例三：袁丙虽自认明知是他人抢夺赃物，但因涉嫌抢夺之人不到案，现不能确定其收购之物就直接来自他人犯罪所得。故此，上述三案均存在證据瑕疵，如起诉，均存在“无罪风险”。

但理论与实践总是有差距的，法律真实与事实真实往往各不一致，国人对司法的理解和尊重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一线司法办案人员面临着与各方当事人的正面接触，任何诉讼行为均可能引来当事人的质询、上访甚至纠缠。上述前一、二案例均是人命案件，如案件终结在检察公诉环节，势必造成被害一方当事人的强烈反应。

然而，根据我们现在的行业考核标准，让公诉人在面对上述介乎两者之间的案例上，不敢放手办案，畏首畏尾。既不能充分发挥检控职能，也不能让类似案例在接受法院公开审判后得到正义的结果。类似情况，还有关于不起诉率的规定，从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办案质量的角度看，自然是好的。但是，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看，未免有些理想化。因为有些指标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公诉人不能深入到侦察现场，即使参与了侦查，证据瑕疵也在所难免。而且，制度本身还暗含了对司法办案人员的不信任。就如前面的案例一样，公诉人往往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在工作量就已相当繁重的同时，人为增加讼累。

新刑事诉讼法的刑事证明标准探讨 篇7

一、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规定及学者所谓的弊端

新《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 侦查终结的案件, 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第172条规定, 检察院认为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证据确实充分, 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作出起诉决定;第195条规定, 法院对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应当作出有罪判决。由此我国法律对侦查、提起公诉、审判定罪的证据标准都是“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这种通用证明标准, 法律未作层次性区分。这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如下的弊端:

1.标准要求太高, 不符合刑事诉讼规律。刑事诉讼是一个渐进过程, 在立案、侦查、逮捕、提起公诉与判决各个阶段应有不同的程序证明标准。要求移送起诉、提起公诉时就要掌握“确实充分”的证据, 这显然不合乎诉讼规律。

2.将侦查、提起公诉与审判定罪的证据证明标准混同, 不利于节约诉讼成本, 不符合法律适用中的及时性原则。

3.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的三个不同阶段适用同一证明标准, 如果各自都坚持自己认定的才是“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极不利于诉讼进行。

4.在侦查、提起公诉阶段, 一旦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认定嫌疑人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容易造成社会公众将嫌疑人事实上作为有罪的人对待, 这有违“未经审判, 不得定罪”的刑事诉讼原则。

5.对侦查、提起公诉的证据证明标准要求过高, 会束缚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手脚, 影响其发挥追诉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一方面, 侦查、检察机关极力追求定罪的成功率, 强调有罪判决率, 对没有十足把握指控成功的案件不愿起诉。此举极易导致对一些犯罪疏于追究, 不利于打击犯罪。另一方面, 又可能造成侦查、检察机关滥用权利, 为了达到证明标准, 可能会非法取证, 甚至造成冤假错案。

二、学界提出解决方法和笔者建议

正是基于上述问题的存在, 有的学者提出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可适用不同的证据标准, 如可将移送起诉标准规定为“有定罪可能”, 提起公诉标准规定为“合理的根据” (美国) , “有足够的事实根据” (德国) , 而定罪标准采用“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或“排除合理怀疑”。

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 考虑到司法实务, 当前移送起诉标准、提起公诉标准和定罪标准应该相同。

(一) 有利于保证刑事诉讼的有效性, 防止由于侦查机关的

侦查结果不被法院采纳将使得国家刑事追诉失败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 同时也弱化百姓对于司法机关公正及时办案的形象。

(二) 从公检法三家关系来看, 是“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

的线性关系, 都是为刑事诉讼服务, 目标有趋同性, 因此, 执行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证明标准在实践中不存在障碍。

(三) 检察机关独立行使公诉权, 不实行对公诉的司法审查

和预审法官预审制度, 且公诉后检察机关通常都不再搜集新证据, 因此有必要在移送起诉、提起公诉环节设定比较高的严格标准, 防止错捕、错诉、错判, 切实保障人权。

三、关于刑事证明标准本身的等级性

笔者不赞同刑事证明标准阶段性的观点, 并不意味着否定刑事证明标准应有多元性和层次性的特点。相反, 笔者认为可以根据不同的证明对象运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1.对于犯罪构成的事实, 由于其关系到定罪, 影响到刑罚权是否正确运用, 故应适用“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在此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 我们认为确实充分应理解为符合下列条件:一是单个证据已查证属实, 二是证据之间相互印证, 三是证据矛盾得到合理排除, 四是证据组成形成体系, 构成锁链, 五是证据指向具有惟一性。

2.对于非必要的构成要件事实可以采用“盖然性”的标准, 所谓“盖然性”, 形象性表达就是一方提供的证据总量有50%以上可能性的状态, 就达到证据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中必要的构成要件与非必要的构成要件应根据刑法条文的具体规定划分。这样既符合客观实际, 又符合诉讼经济。

3.对于“有关程序法的事实”可采用“可信释明”的证明标准。即其仅需产生薄弱之心证, 信其大概就可以了。司法实践中, 对于“回避、管辖”等程序问题, 往往依侦查机关或有关部门的说明便可, 无须作进一步的举证和印证, 当然, 我们有必要在立法层面上予以明确。

四、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内涵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实践中最普遍使用的关于证明标准的说法。由于规定比较原则, 这往往是公检法三家意见分歧的核心。为了解决可操作性的问题, 我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与标准, 如不矛盾、相互印证、形成锁链、证明结论具有排他性等, 但上述标准同样无法在认识上将各方观点统一, 实践中也往往由办案者根据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去掌握, 这无疑增加分歧, 影响办案效率。鉴于此, 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确实、充分”予以细化。特别是加上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解释。我们认为, 司法实践中应坚持并正确理解“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 并充分吸收“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标准的合理内核。

第一, 不能照搬外国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 因为这两种标准都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内容也不够稳定, 而且缺乏监督。目前我国司法人员素质普遍还不高, 且司法工作易受案外因素干扰, 如果不顾具体情况实行上述标准, 可能导致判断时的主观随意性和判断结果的混乱。

第二, “确实充分”具有丰富的内涵, 具体从四方面理解:一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二是案件中全部证明对象均有证据予以证实;三是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 如果有, 应当得到合理排除。

为防止实践中出现偏差, 笔者认为要解决以下四个认识上的问题:

首先, 如何理解“两个基本”。最高检于2001年4月发布《关于检察机关积极参加“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意见》, 将“两个基本”明确界定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只要符合上述两个条件, 就应该及时批捕、起诉、判决, 不应在枝节问题上纠缠, 久拖不决。作为司法工作人员, 应该认识到“两个基本”不仅是“严打”斗争中一项重要刑事政策, 而且其内容实质就是刑事证明对象和刑事证明标准, 它在一定程度上对刑事证明对象内容进行明确限定, 对范围进行了相应缩小, 但在证明标准问题上与刑事诉讼法是一脉相承, 没有降低的。那种把“基本证据确凿”理解为“证据基本确凿”的观点实际上降低了证明标准, 是不符合“两个基本”的刑事政策的, 也不利于刑事证明任务的完成。

其次, 证据确实充分不等于证据完备齐全。众所周知, 案件是已发生的事实, 不可能一丝不漏地复制下来, 特别是较长时间才侦破的案件在证据上大都有缺欠。因此, 法律对证据只要求确实充分, 而不要求完整齐全。对于案件中哪些证据是必须查证属实, 哪些证据在不影响定罪量刑的情况下是可以不予考虑的, 《刑事诉讼规则》关于起诉的条件已明确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确认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1) 属于单一罪行的案件, 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已经查清, 不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无法查清的; (2) 属于数个罪行的案件, 部分罪行已经查清并符合起诉条件, 其他罪行无法查清的; (3) 无法查清作案工具、赃物去向, 但有其他证据足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 (4) 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的内容中主要情节一致, 只有个别情节不一致且不影响定罪的。

再次, “证据确实充分”是对实体法上事实的证明要求, 对某些程序法上的事实, 如有关回避、强制措施、羁押期限等问题则可采用上文所提到“可信释明”的证明标准。

最后, “证据确实充分”是对案件事实作出肯定结论时的要求, 而不是对案件事实作出否定结论的要求。

我国实行的是无罪推定原则, 是由检察机关寻找证据证实被告人有罪, 而被告人不“自证其罪”, 如果公诉部门无法向法庭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 则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实践中, 指控机关需要大量的证据组成完整的证明链条才能证实被告人有罪, 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要否定犯罪只需否定链条的任何一环即可。因此在办案中, 没有理由在案件将作出否定结论时, 也要求证据确实充分, 这不符合刑事证明责任的要求。

摘要：刑事诉讼过程的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新旧刑事诉讼法对这三个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是同一的, 没有层次性区分。这样的规定是否符合司法实际, 已经引起了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和争论。笔者认为刑事证明标准在侦查、起诉、审判三环节是否应有所区别见仁见智, 但应有多元性和层次性。为有效适用于司法实践, 对证据确实充分的理解也应准确, 符合立法原意。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确实充分

参考文献

[1]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法学研究, 2001, (6) .

[2]黄达亮.我国刑事证据标准之不足.人民检察, 2001, (3) .

[3]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 1997:69.

[4]陈碧.关于刑事审判中认证问题的思考.中国检察出版社.证据学论坛 (第二卷) .

[5]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若干问题.刑事审判网, 2006-7-1.

[6]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440-441.

诉讼法之证明标准 篇8

一、证明标准的界定

证明标准即与当事人行使诉权相关, 又与法院行使审判权相关。从当事人角度, 证明标准是指“在法律争议中提交的证据所应达到的说服程度。” (1) 从法院的角度, 它是指裁判者认定事实的证据证明力所必须达到的程度。它一方面对当事人具有指引作用, 有利于引导当事人理性地进行诉讼活动;另一方面它在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时对法官具有约束作用, 有利于法官准确把握诉讼进程, 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

国外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有英美法系国家的“盖然性占优势”和大陆法系国家的“高度盖然性”两大标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经历了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进而到高度盖然性的演化。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 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 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 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 导致争议的事实难以认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这是我国司法解释首次对证明标准明确确认, 由于司法解释的特殊地位, 一般认为我国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二、现阶段民间借贷案件的证明标准及虚假诉讼对其的冲击

(一) 民间借贷案件特殊性

1、案件事实真伪难辨。

民间借贷案件最主要最直接的证据为借据, 法院是否以此就可做出裁判值得商榷。2.审判实践中存在调解率高的现实。按照现行考核, 调解率是衡量法官办案质量和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 但根据法律规定, 调解应在查明事实基础之上, 然在司法实践中, 往往为了达到双方的“诉讼合意”, 并未严格审查就通过调解书形式确认了相关事实及权利义务。3.民间借贷案件除证据、收条外, 留下其他客观证据较少, 对当事人的陈述、自认等证据较为重视, 但同时存在虚假陈述及自认等风险。

(二) 现阶段民间借贷案件的证明标准

从民间借贷以上特殊性, 导致这类案件事实很难查清, 在现阶段的司法实践中, 民间借贷案件的证明标准并未完全达到“高度盖然性”之证明要求。

(三) 虚假诉讼对传统民间借贷案件证明标准带来的冲击

从出现虚假诉讼情况看, 民间借贷案件是最易进行虚假诉讼操作的案件, 加之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降低, 这就导致以民间借贷为幌子进行虚假诉讼进一步增多, 这与规制虚假诉讼的要求严重冲突。

三、困惑之出路

假借民间借贷进行虚假诉讼, 致使以查明争议事实的传统证明标准功能发生了位移或者缺失, 在虚假诉讼的背景下, 更要考虑的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和公众的利益不受侵害, 这造成了民事诉讼功能缺失。在这种情况下, 证明标必须必须予以丰富, 以达到既能查清双方之争议, 又能维护社会之有序。

(一) 界定严格多层次的民间借贷案件的证明标准

民间借贷案件和其他案件一样需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但民间借贷案件中, 法官还需着重谨慎审查, 防范虚假诉讼。

1. 调解、判决均应在查清事实基础之上。

对于原告起诉的事实、理由不合常理, 证据存在伪造可能;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委托代理人对案件事实陈述不清;原告、被告配合默契, 不存在实质性的诉辩对抗;调解协议的达成异常容易;诉讼中有其他异常表现等行为, 一定要综合全案, 严格审查借贷产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用途、支付方式、基础合同以及出借人和借款人的经济状况, 尽可能的查明案件事实。

2. 必要时要求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 是法律赋予的合法权益, 但当事人是最了解事实情况的人, 故必要时应要求当事人参加庭审, 并对案件的关键事实或关键证据进行质证。这样能够从双方的诉辩中呈现出更真实的案件事实, 防止虚假诉讼的发生。

3. 法官应依法行使职权, 查明案件事实。

对于有虚假诉讼可能的案件, 法官可以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为由, 依职权主动调查相关证据, 查明相关事实, 减少虚假诉讼发生的机率。

(二) 完善虚假诉讼的处理机制

民间借贷实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但该标准并非是客观真实, 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仍存在着错误的可能, 也存在虚假诉讼发生的可能性。出现虚假诉讼情形,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即可, 并建立与证明标准能够紧密衔接, 相互配合的保护及处罚机制, 降低虚假诉讼发生的机率及危害。

1. 建立受害人权益保护机制。

民诉法并未赋予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 在民事法修订之机, 赋予案外人该权利, 建立受害人权益保护机制显得尤为必要。另外以民事实体法的形式, 确立恶意诉讼侵权赔偿, 更能达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之目的。 (2)

2. 加大对虚假诉讼当事人的打击力度, 根据恶意当事人具体情节, 在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中予以严厉打击。

以民间借贷案件进行的虚假诉讼危害严重, 但治理较为困难, 在社会转型之期, 在民间借贷案件虚假诉讼多发之际, 通过较严格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及法官对可疑案件及特定环节进行审慎审查, 即符合司法认知之规律, 又能有效减少虚假诉讼案件发生的概率。综合对虚假诉讼防范、监督机制建立, 与证明标准机制相互配合, 这样方能多层次的降低虚假诉讼之危害。

参考文献

①[美]彼德.G伦斯特洛姆编:《美国法律辞典》, 贺卫方等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212页。

民事诉讼不当证明行为之研究 篇9

在证明行为如此被重视的情况下, 不当证明行为的现实也不期而至, 并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

(一) 逃避债务型

诉讼参与人通过故意采取编造事实、伪造证据等不当证明行为进入法律程序, 从而达到逃避债务之目的。如申请人甲与被执行人乙公司合资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 法院冻结了被执行人的账户后, 接到了黎某等四个申请人根据仲裁裁决书申请执行乙公司所欠的40万元的工人工资, 法院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发现:本案申请人与被执行人意图通过不当证明行为进入法律程序, 恶意参与执行分配, 稀释债权, 从而达到部分逃避债务之目的。

(二) 侵占他人财产型

行为人通过不当证明行为提起诉讼, 意图凭借法院之判决书、调解书侵占他人财产。如:陈振聪伪造香港富豪龚如心遗嘱一案, 就采取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的不当证明行为方式, 侵占龚如心的遗产。后来经香港高等法院裁定, 陈振聪败诉。

(三) 转移财产债权型

为了在以后的诉讼中多获得本来不应当获得的财产, 与他人串通以不当证明行为的方式提起诉讼转移财产, 如2012年10月, 张某以赵某及其妻王某为被告, 以有赵某签名的5张借条为据, 诉至法院请求二被告共同偿还其借款本金110万元及利息。法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发现张某和赵某通过不当证明行为串通提起虚假诉讼, 目的是使赵某能在日后的离婚诉讼中多分些共同财产。

(四) 规避法律型

规避法律指当事人己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 为逃避法律制裁而实施不当证明行为, 意图钻法律程序空子。如夫妻双方通过虚构事实等不当证明行为假离婚, 以达到拆迁补偿转移财产、逃避债务、逃避计划生育政策处罚、骗取第二套福利性住房等目的。违章建筑以不当证明行为的方式通过诉讼取得合法地位。

二、不当证明行为机理之考量

(一) 不当证明行为之涵义

通过上述案例, 不难发现不当证明行为通常具有表象的合法性;当事人的通谋性、趋利性;证明行为的便易性;案件领域的集中性等特点。究竟该如何对民事诉讼中的不当证明行为进行界定呢?当前学术界尚无完备之论述的前提下, 对民事诉讼中不当证明行为进行研究, 运用文义解释和逻辑解释相结合的方法是比较合适的。

证明是在民事诉讼领域必然产生的一种特殊活动和思维过程, (1) 是思维活动与诉讼行为的统一, 其目的是说服法官做出对己有利的事实判定, 从而追求有利的诉讼后果。证明对外表现出来就是在民事诉讼中行为人的一系列证明案件事实的行为,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证明行为。

证明行为是诉讼活动的核心, 证明行为的成功与否事关诉讼的成败。对其合理的界定事关重要。我们认为证明行为是指行为人为向审判机关证实案件的真实情况, 依据诚实信用原则, 积极主动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据的行为。这里讲的证明行为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是一种诚信诉讼的行为, 是一种证明案件事实的行为, 是一种合法的行为。反观证明行为, 从逻辑解释的维度来讲, 不当证明行为是指行为人出于非正当的目的,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提供证据之内容不真实、收集违法的行为或者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不当证明行为不仅是一种违背诚信的行为, 更是一种违法行为。对其必须予以严厉制裁, 才能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才能切实捍卫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才能切实构建诚信社会。

综上, 我们认为, 民事诉讼中的不当证明行为是指在民事诉讼领域, 行为人出于非正当的目的,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提供内容不真实之证据、收集证据违法的行为或者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

(二) 不当证明行为之类型

根据不当证明行为的内涵, 我们将不当证明行为划分为三大类:

1. 提供证据内容不真实的行为

(1) 一方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 一方当事人为了避免败诉的风险, 往往会有自己伪造、变造或者指使他人伪造、变造证据的行为。如在陈振聪伪造香港富豪龚如心遗嘱一案中, 陈振聪就是企图通过伪造遗嘱的行为达到自己不正当的目的。

(2) 双方合意串通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司法实践中, 这种类型较上一类型常见, 其操作方式主要是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 提供虚假证据, 通过调解或者仲裁迅速达成协议, 然后通过向法院申请执行或者自己主动履行, 从而达到行为人的不法目的。报纸等媒体常见的“假讨债”、“假离婚”、“假倒闭”企图逃避债务等双方合意串通提供虚假证据的案件就是这种类型的真实写照。

2. 收集证据手段违法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是我国对收集证据手段违法的不当证明行为的一种法律的否认。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1) 收集证据采用刑事违法行为的。比如采取抢劫、盗窃、抢夺、侵犯他人住宅等暴力方式取证的等。 (2) 收集证据采用侵犯他人人格权、隐私权、商业秘密权等重要民事权益的行为。比如在他人住房安装窃听器、摄像机等等。 (3) 收集证据采用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收集证据违反国家保密法、违反公序良俗、采用有伤风化的行为等也属这类情形。

3. 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

所谓证明妨害是指, “一方当事人在诉讼前或者诉讼过程中通过其特定行为故意或者过失地使另一方当事人不能公平地利用证据, 而导致对该另一方当事人产生不利裁判后果的情形。” (2) 证明妨害这种不当证明行为在民事诉讼上的蔓延趋势令人触目惊心, 已经成了当代民事诉讼的悲哀。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做了原则性规定。

实践中的认定主要考虑以下要件: (1) 主体要件:既可以是诉讼当事人, 也可以是受当事人控制或者支配的诉讼外第三人; (2) 主观要件:行为人主观上要有过错; (3) 客体要件:仅限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证据种类即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 (4) 客观要件:存在某种证明协助义务、存在特定的证明妨碍行为、受妨碍的证据或证据方式具有不可替代性、导致对被妨碍人产生不利的裁判后果、因果关系的形成。

(三) 不当证明行为之性质

证明行为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进行民事诉讼的基本权能。证明行为对实现民事诉讼目的、维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解决民事纷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不当证明行为, 违背了证明行为创制的宗旨, 严重背离了司法的正当性目的要求。从宏观上说, 不当证明行为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司法公正, 浪费了司法资源。从微观上说, 不当证明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民事权益, 扰乱了诉讼秩序。简言之, 不当证明行为具有非正当性和侵权性。

三、不当证明行为规制之考究

对不当证明行为的规制已经刻不容缓, 规制不当证明行为应该以理想主义路径为目标, 走现实主义的进路。

(一) 现实主义进路

所谓现实主义路径, 在当下的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进行实操的路径。

1. 在考核指标中增设查证不当证明行为案件数

法院绩效管理不能让指标主导一切, 应该以司法为民的实际工作为根本。在现行法院考核指标继续适用的情况下, 规制不当证明行为应该在法院的考核指标中有所体现, 这样就可以避免部分经办法官为了追求其完美的考核数据而不愿、不敢、不去规制不当证明行为。

2. 建立不当证明行为识别机制

这个机制实质上就是强化法院主动审查职权, 尤其是对三方诉讼和群体诉讼, 法院应予以特别的关注。

(1) 立案时:严审查, 减少不当证明行为进入诉讼程序。如发现有不当证明行为嫌疑, 对之进行严格审查并告知立案人相应法律后果。在七天期间内不能查实, 先立案并对有关嫌疑予以记载, 随案移送业务庭, 以引起业务庭审判人员的注意。

(2) 立案后:业务庭启动特别审理程序。对立案庭移送的或审理中发现有不当证明行为嫌疑的案件, 业务庭启动特别审理程序。经办法官在案件审理的各个环节对不当证明行为予以特别关注, 对此案的一些异常情况要记录在卷。

(3) 判决前:中止审理和及时报告制度。经办法官对不当证明行为能够心里形成确信, 要认定还需要查证。此时应允许经办法官裁定中止案件的审理, 并将案件提交本院审委会讨论作出决定, 由审判委员会授权有关机构进入不当证明行为的查证程序。

3. 理顺不当证明行为的处罚机制

对查证的不当证明行为, 必须对其进行严格规制。目前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112、113条的规定对其予以拘留、罚款,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要注意拘留、罚款和构成犯罪处罚之间的衔接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对此做了部分规定。

(二) 理想主义路径

所谓理想主义路径, 就是在实体上能够完善预防和打击不当证明行为的路径。从法律上来讲, 理想主义路径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刑事制裁与民事救济。

1. 完善刑事立法

不当证明行为是一种严重妨害司法、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其“情形的严重”不仅仅在于它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更为重要的是它敢于在法官眼皮子底下、在庄严的法庭上极具蔑视性地从事违法活动, 将法庭作为违法活动的“舞台”, 将法官当作“傻瓜”玩弄于股掌之间, 将司法权变成他们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这时候, 它侵害的就不是一般的司法秩序, 而是整个司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因此, 不当证明行为对司法的伤害是根本性的、制度性的, 是最为恶毒的伤害。

虽然, 不当证明行为发生在民事诉讼领域, 但其危害性较之刑事诉讼领域的伪证罪等妨害司法的犯罪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完全存在实施刑事制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更具伪证罪的行为特征。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仅对刑事诉讼领域的伪证行为进行了定罪量刑, 对民事诉讼领域的妨害司法行为未作明文规定。而刑法的“罪刑法定”、“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基本原则,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刑法对不当证明行为的适用, 使不当证明行为很大程度上并不构成犯罪。 (3)

为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 我们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扩大伪证罪的适用范围, 使发生在民事诉讼中的某些严重违法行为能够以伪证罪进行刑事责任追究。或者, 直接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中增设不当证明行为罪, 专门规制不当证明行为。

2. 构建不当证明行为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不当证明行为实质就是利用不当证明行为桥接诉讼程序进行违法活动, 不当证明行为者通过各种违法手段, 以合法外衣之表象行不法行为之实, 诱使法院做出错误判决, 使他人和国家司法受到损害。形式上加害人是法院, 实质上是不当证明行为者借用法院之力量, 使他人和国家司法受到损害。因此不当证明行为者构成了对他人的侵权, 造成他人损害, 因果关系清楚。上述情形完全符合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因此立法上完全可行。不当证明行为民事侵权是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将这种侵权行为在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 以畅通受害人的索赔渠道, 让不当证明行为者在经济上受到惩罚是很有必要的。在制度设计上, 我们建议对于不当证明行为人适用的不仅仅是补偿性赔偿, 可以选择性的适用惩罚性赔偿。对于一般的不当证明行为实施补偿性的赔偿, 对于那些行为人不仅出于故意而且还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 就对其实施惩罚性赔偿, 除了让其对造成的损失进行弥补之外, 还将对其进行处以重罚以防止将来重犯, 同时也达到惩戒他人的目的。

摘要：证明行为是法治社会中人们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但由于受到不法利益的驱使, 一些恶意当事人利用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相关规定的缺失, 异化证明行为的功能, 把法律视为侵权方法, 把不当证明行为当做侵权手段, 把法院作为侵权工具。运用不当证明行为,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损害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 是恶性程度相当高的不法行为, 必须审慎认定、积极防范、严厉惩处。

关键词：不当证明行为,识别救济机制

注释

1本文是从化法院课题组对不当证明行为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1 在我国, “证明”这个概念较之“证据”而言尚属新型范畴, 在职权主义模式中, 法官往往借助证据来查明事实, 对案件事实的揭明似乎仅是裁判权行使主体的单向事务, 而与诉讼的利益攸关者不发生直接关联, 这种模式查明事实的方法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历史性障碍, 因而不能适应现代诉讼机制的构建需要.随着当事人主义的日益臻于完善, “证明”这个概念日显重要, 并逐步形成一个制度性体系.

32 毕玉谦.民事诉讼证明妨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诉讼法之证明标准 篇10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制度,体现无罪推定理念。英美法系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排除合理怀疑”主要为以下观点。

1.1将排除合理怀疑确认为道德确信

在确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方面,英美法系国家发现在以下两个关键问题上,陪审员必须具备清晰的认识才能保证标准的不偏差作用。一是对认知论的全面理解,包括绝对的可知论和相对的经验论,前者即普通的数字识别,后者为经过经验才获取的不充分认知;二是不充分认知就算不可绝对化,但是证据链的不断补充是完善手段。十九世纪末期英美学者把通过证据补充的相对经验产生的最可靠确定性确认为道德确信,即相当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1.2将排除合理怀疑解释为很高的可能性

英国的陪审团理论坚持相对的经验论,认为证明标准只能达到相对确定,审判里面体现的是相对的法律真实,非绝对的客观真实。因此,为了赋予排除合理怀疑规则更强的适用性,英国大法官通过判例确立了新的排除标准,要求排除合理怀疑达到很高的可能性,而不是形成内心确信。因此,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是对所有事无巨细的捕风捉影均予以剔除,否则该种虚假的可能性有可能会被过度使用而妨碍司法过程本身。如果现有的证据无法对怀疑的可能性本身形成一定的支撑,而仅仅是纯粹的概率可能性,则已足以排除合理怀疑。

此外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则适用存在地域差异性,笔者针对广东东莞法院的刑事审判实践作出评析,说明部分法官在应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时并不以此为判决理由或二审意见,而往往是提出质疑“不能排除某案存在某种情况”。“排除合理怀疑”此时被理解为“很高的可能性”以及“坚定的相信+现实的可能性”的结合体。

2“排除合理怀疑”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合理怀疑的标准需达到“很高的可能性”

法官会根据合理怀疑的可能性决定是否采信疑点,而合理怀疑的可能性也被纳入了规范化的进程,以证据的证明力为判断基准,只有证据的证明力使合理怀疑达到很高的可能性才会被采纳。

案例:保险诈骗案

基本案情:被告人A系A厂的财务经理,负责处理本案火灾的报损和索赔工作。2008年9月19日,A厂将两车厂内编号为90号开头的电子电路板(PCBA)物料从东莞海关运至香港作退港处理。2008年9月26日,A厂又将一批厂内编号为90号开头的电子电路板物料从东莞海关运至香港作退港处理。物料退港处理后,A厂没有及时在仓库管理系统内将该批物料完全清除,系统内显示该批部分物料依然存在于仓库内。2008年10月7日22时许,A厂因电线短路导致厂房、仓库发生火灾,烧毁电子原材料、纸皮、胶纸废品等财物一批。火灾发生后,该厂工作人员将仓库管理系统内显示存在的货物作为损失上报给负责该厂火灾报损工作的被告A,再由A报送给负责公估的B公估公司。仓管员在统计报损数据过程中发现火灾报损资料包含该厂上述已退港处理的部分电子电路板物料,于是将该情况告知A,A得知该情况后再上报该厂总经理,后总经理没有要求A对保险索赔资料进行修正,A仍然将包含该厂上述已退港处理的部分电子电路板物料的数据作为火灾损失向保险公司索赔。

案件焦点之一:公估公司和保险公司是否故意陷害A厂,以达到拒赔的目的。

以上乃辩方提出的合理怀疑。此怀疑的理据在于以下二点:

2.1现有证据不能排除A厂已经履行告知义务

在火灾发生后,A厂第一时间将公司的仓库帐、财务账交给了公估公司,而且在火灾后不久,又根据公估人员的要求,把被告人A的笔记本电脑交给了公估工作人员。该笔记本电脑中不仅有公司的所有财务账(包括未及时除帐的),而且有公司内部仓管、关务、财务部门之间沟通的outlook邮件,其中就包括财务人员发给仓管员的邮件,其抄送给A,里面的正文和附件明确写了两批退港物料的时间和具体物料编号,包括每个物料的明细账。但现在证据无法证实公估人员是否有查阅该笔记本电脑。不管公估有没有看,但至少可以说明A厂确实全面披露了火灾时的相关经营资料,既然公估人员提出电脑打不开,但没有证据能证实当时公估有跟A厂提到该情况,也没有提出补救措施,那么遵循存疑应作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认定,应推定公估公司已经获取了电脑内相关资料,至少现有证据不能排除这种怀疑。

2.2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公估公司明知已退港物料情况而陷害A厂

由于A厂未明确告知公估公司已退港物料的情况,公估公司难以查明,但若能证明公估公司已把E仓项下物料性质理解为全无价值的报废料,应自行将E项下的物料(包括已退港物料)全部剔除而实际上故意未剔除则可证明其具有陷害的故意。辩方依证据认定公估公司明知E仓的性质以及故意将待退港的物料列入理赔范围从而陷害A厂,另根据检察证据可表明公估公司知道部分退港物料属报废料。

面对所提出的合理怀疑,法官作出如下的回应:

针对疑点一,逻辑推理过程:根据双方证人一致的口供,可以确定A厂的确在火灾后将手提电脑交付保险公司查阅,而手提电脑中包含了一切的财务信息和已退港货物的明细,那么拥有专业的公估能力的一方完全有能力获取相关的信息,否则失职的疏忽后果应由自己承担,所以可以推定公估公司已经知道了已退港物料的存在(注意,本案中保险方是否明知两批已退港物料的存在对认定被保险人保险诈骗的客观方面是否具备起关键作用)。哪怕诚如被害人所提出的“电脑已坏,无法获取相关信息”的说法,却没有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但是从常理的可能性角度分析,被害人在获知电脑已坏的情况下居然在归还电脑时对此只字未提甚至未要求A厂提出进一步的补救措施,这对于亟需从电脑中获取相关的报损信息以此确定自己赔偿数额的一方来说,,不仅违反了假设理性人的谨慎,而且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

针对疑点二,疑点证明力是否达到“很高的可能性”则需要通过以下的逻辑推理进行判断:虽然公估公司知道待退港物料LCDI、刻录机属于报废料且已在帐上销除,但此不能推定公估公司应当然将未从账上销除的待退港物料92-169-05020硬盘(与两批已退港货物性质相似)从报损清单上剔除,因为退港的物料不一定都是无价值的,所以公估公司只能根据A厂报损的价值来确定退港物料是否属于报废料。而本案中A厂以成品价报损已退港物料,公估公司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退港物料仍存在残值,那么公估公司并不当然应认为E仓项下的物料均毫无市场价值,所以公估公司无法根据所掌握信息将E项下的物料全部剔除。

综上,部分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尤其面对经济类案情复杂的案件,一般采取更严格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舍弃一贯以来“查清事实”的审判思维,对“怀疑”的合理性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另一方面,逻辑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实用性在于能以理性思维为推理基础,以证据为衡量标准,自成一体,形成更严密的可能性分析思路。

3东莞式“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中国的借鉴

3.1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实践缺陷

3.1.1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刑事诉讼证明对于有罪供述的依赖性。在被告人承认有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根本出发点为有罪推定的理念。侦查机关目前主要关注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而无视可能的有利证据,目标是尽可能使其有罪,最终实现破案率。因此有罪供述既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也补充了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链。此极容易形成对有罪供述的过度依赖,从而诱发刑讯逼供或在无有罪供述的情形下决不移交起诉的后果。

3.1.2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证明标准缺乏层次,导致定罪标准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同一适用。证据确实充分条件除了是法院审判的定罪标准,还是侦查阶段搜集有罪证据,移交起诉的标准,同时是起诉标准,该体系相当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越位行使了法官的职权,导致法官作出无罪判决时形成无形的压力。

3.2东莞式“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完善作用

3.2.1“排除合理怀疑”可作为方法论式的推理,补充法官对于证据采纳方面的自由心证。排除合理怀疑的过程本身就是检验公诉方证据链合理性、完整性、逻辑性的过程,合议庭对证据的三性进行检验所做的采纳,可以基于该过程是否发现证据的前后矛盾性、全案证据体系性、证据本身的合理性,以及甄别证据的证明程度,如对于证人的数量、不同证人对于同一事实描述的吻合度,证人关系、利害关系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以期最大程度的还原法律真相。

3.2.2“排除合理怀疑”可作为无罪推定的过渡性原则,逐渐影响中国司法人员有罪推定的思维惯式。若法官对于合理怀疑形成习惯性的重视,要求检察机关必须针对辩护人提出的“合理”怀疑———如辩护人已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提供相关依据———作出回应,则有助于法官审判思维的转变。

摘要：在刑事诉讼实践领域,刑事诉讼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规则的运用逐渐渗透,虽然实践中其并不是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名义形成法官的内心确信,其基本的原理已影响法官的思维方式,本文将会结合实习期间所接触的案例分析法官如何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该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关键词：合理怀疑,标准,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J].中国法学,2001,(1):37-50.

[2]陈光中,李玉华,陈学权.诉讼真实与证明标准改革[J].政法论坛,2009,(2):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