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诉讼

公司诉讼（精选12篇）

公司诉讼 篇1

摘要：公司解散诉讼制度从新《公司法》确立到现在, 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不尽完善, 很多的诉讼要素缺乏, 本文从相关规定解读、实体理由、程序操作和判决执行、举证责任分配等几个方面探讨公司解散诉讼制度的若干问题。

关键词：公司解散诉讼,诉讼事由,公司法,股东保护,公司诉讼

一、公司解散诉讼相关法律规定解读

(一) 公司法规定

《公司法》第183条, 是公司解散诉讼的基础, 也是我国《公司法》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 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该规定的笼统性, 必然导致公司诉讼中的茫然。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到, 法条中的诉讼因素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有诉讼法作为补充, 但是在实践中仍然会遇到很多的难题, 公司诉讼的管辖问题, 股东原告适格问题, 公司解散诉讼是否可以约定通过仲裁的方式进行, 笔者就曾经遇到过一个案子, 双方约定, 如果公司发生解散诉讼情形时候, 在国外的某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司法解释进行细化和补充。

(二) 《<公司法>解释 (二) 》 (以下简称解释二) 规定

1、明确了公司解散诉讼的情形。

解释二第一条规定: (一) 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二) 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 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 公司董事长期冲突, 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四) 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 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 (五) 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 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 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 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明确公司解散诉讼的被告。

解释二第4条规定: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原告以其他股东为被告一并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将其他股东变更为第三人;原告坚持不予变更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对其他股东的起诉。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告知其他股东,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其他股东或者有关利害关系人申请以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在诉讼中, 该条规定制造了很多麻烦, 从法理上讲, 解散公司公司诉讼应当是以公司为被告, 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对于责任股东, 其行为当然有所不当, 公司诉讼追求的并不是股东不当行为的责任, 而是要结束这种不当行为的持续状态, 所以, 在法律制度设计上, 排除了将不当行为股东列为被告的规定。反过来说, 不当行为股东也具有作为原告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资格。在解释二中, 其他股东北列为第三人角色, 这里的第三人有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就是使应该作为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还是非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解释二名没有答复, 但是暗含其非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 因为从制度设计上, 是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 在通知后, 该股东获得一个选择权那就是作为原告, 或者作为第三人, 所以这里认为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较为合适。

(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以下简称《意见》) 的规定:

1、明确公司解散诉讼的管辖问题。《意见》第87条规定:

请求解散公司的, 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条规定的意思来看, 公司结算诉讼的管辖应该是确定的, 既是由公司住所地管辖, 类似作者上面提到的对于管辖的仲裁约定应该是无效的, 《意见》的做法明确了管辖, 但是这个问题应该写进司法解释或者是《公司法》本身才更具有意义。

2、明确了公司诉讼的当事人。《意见》第88条规定: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 应以公司为被告, 公司的其他有关股东为第三人。89条规定:代表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股东的该项诉权不受出资瑕疵的影响。诉讼中, 原告丧失股东资格或实际享有的表决权达不到百分之十的, 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

3、对解散诉讼情形进一步明确。

《意见》第91条规定: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情形包括: (1)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遇到重大困难, 继续经营将造成公司难以挽回的损失的; (2) 股东之间发生严重分歧, 长期无法形成有效决议的; (3) 公司出现其他难以存续的事由的。

4、调解是必经程序。

《意见》中使用了“应当”调节的表述, 这个规定, 既是对公司社团性的尊重, 也是法律“效益”价值的体现, 在公司继续存于成为必要的情形下, 调解制度就选择了“效益”价值。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这样容易产生“久调不决”的情形, 此实为调解程序之美中不足。

(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 (沪高法民二[2006]8号) (以下简称《通知》)

1、进一步明确公司原告适格问题。

《通知》对“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作出界定, 应理解为既可以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 (包括本数) 的单个股东, 也可以是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 (包括本数) 的多个股东。

2、明确案件受理费的问题。

鉴于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诉讼案件, 属于财产争议案件, 在最高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受理费作出明确规定之前, 本市法院应按照被解散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 计收案件受理费。

3、不能同时提起解散和清算。

《通知》规定:法院判决公司解散后, 应当由相关清算义务人组成清算组, 对公司进行清算。股东不具有请求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的权利。因此, 对于股东请求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的诉请, 受理法院应当对当事人予以释明, 由当事人自行撤回该部分诉请;如当事人坚持要求清算的, 法院应当驳回当事人关于清算的请求。

4、对东重新提起解散公司诉讼设定一定限制。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 判决驳回该股东诉请。判决生效后如果没有新的事实, 股东又再次以相同理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 法院不予受理。

(五)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 (以下简称《讲话》)

1、明确公司解散诉讼制度的立法宗旨。

讲话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尊重公司的团体性, 在公司僵局问题的处理上, 要正确把握《公司法》的立法宗旨。股东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应当理解为管理方面的严重内部障碍, 主要是股东会机制失灵, 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这里的股东利益受损不是指个别股东利益受到损失, 而是指由于公司瘫痪导致公司无法经营造成的出资者整体利益受损。而能理解为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

2、重视调解程序。

而在审理过程中要注意充分运用调解手段, 首先寻求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和解, 当事人之间不能和解的, 要尽量促成当事人通过股权转让、减少注册资本等途径实现纠纷股东的分离, 以保持公司作为商事主体的存续, 维护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整体利益。只有在各种可能的手段和途径穷尽后仍不能解决矛盾的情况下, 方可采取判令强制解散的方式处理。

二、公司解散诉讼的诉讼事由

(一) 实体事由

公司解散诉讼的主要理由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该困难应该是“僵局”情形。公司经营管理困难出现的情形多种多样, 原因也不相同。解散诉讼的困难不包括公司经营的因素, 单纯的公司资金缺乏、决策错误、面临亏损等都不是解散诉讼所面对的问题。公司解散诉讼要解决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本身机能问题, 解决的是不能有效运转的公司治理结构给公司造成的潜在的或者显示的困难, 诸如难易在一定时间内形成有效之决议等。将所有的经营困难都置于强制解散中, 也与对公司僵局之一般的理解明显对立。按照一般理解, 如果公司困难只是暂时的、可排除的, 或者是由其他非股东矛盾原因造成的, 或者没有发生公司机构陷入瘫痪无法运行的情形, 则不构成公司僵局, 也就不能诉诸司法解散。所以, 这种“公司困难”必须是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引起的, 造成公司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构陷入瘫痪, 并且该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

在公司继续存续可能股东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个问题上, 至少有两层含义, 第一, 这个损失不仅是一种现实的损失, 也包括与其的损失, 从公司解散诉讼制度本身的立法背景来说, 解散诉讼更多的关注是预期利益的损失, 因为该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要预防损失, 不是针对现有之损失。因为仅仅是现有损失的问题, 公司法有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加以保障, 不需要纳入到公司解散诉讼这个程序中。第二是“重大”的标准如何理解。公司的稳定性优位于公司股东的一般权益之保护, 只有在公司的结构性矛盾之存在对股东之公司管理权构成实质侵害的情况下, 才能提出公司解散诉讼。因此对于“重大”之标准认定, 不能拘泥于具体数额, 因为不同的公司面对同样的额度, 对公司存续之意义, 却大不相同, 而是应该着眼于“僵局”之实际侵害标准, 达到危害标准, 则为重大。

(二) 程序事由

面对公司僵局, 立法者要求股东、公司管理人尽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矛盾, 即通过内部救济方式实现矛盾的解决。公司解散诉讼应该是看做公司处理僵局问题的最后手段, 《公司法》对内部救济的途径没有作出规定, 而是依据公司自治的原则, 将这一问题交给公司自身。作为提起诉讼的公司股东, 首先要用尽内部程序, 才诉诸司法程序。打破僵局的方式有很多, 如一方退出或者各方同意解散公司。所以, 原告在提起解散诉讼之前, 需要做以下工作, 首先向其他股东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 但其他股东在规定期限内未予购买;其次, 股权无法转让的, 向其他股东发出解散公司通知书, 但其他股东在限期内不作答复或者不同意解散。这个也是作为原告股东向公司提交的主要证据, 借此来证明“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形成“僵局”, 公司解散诉讼理由成立。

(三) 立案材料的准备

在材料准备上, 首先在程序事由中提到的证据, 要提供给法院, 这个是法院立案判断是不是僵局诉讼的重要证据, 虽然立案不会像庭审那样详细认定, 附加上述证据, 会减少立案的障碍。因为往往责任股东在这个事情上都会采取沉默的方式面对股权转让和公司清算的通知, 所以在通知发出环节要形成一些证据, 以证明通知到达对方的这个事实。通常需要附属照片等来印证, 如果单纯的是留存特快邮递的回执单等, 证据收集应该是不是很充分。其次, 被告列举上, 现有规定已经明确了以公司为被告, 其他股东不作为被告, 这时候最好不要再诉状上直接将公司列为第三人, 因为诉讼第三人, 没有直接以诉状产生, 不符合诉讼法原理, 有时候法院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诉状, 最好的方式是在起诉状后提交一个申请书, 申请将责任股东列为第三人。

三、公司解散诉讼中的主体适格问题

(一) 原告资格的确定

1、持股比例。

《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为“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 对该条规定, 需要把握两个因素, 第一是表决权股份, 公司解散诉讼解决的是公司僵局, 也就是结构治理问题, 这个治理结构的表决就是通过表决权股来实现的, 所以应该是表决权持有股东才可以具备原告资格。第二, 可以使一个股东, 也可以是几个股东持股总和。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原告应理解为既可以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单个股东, 也可以是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多个股东。

2、持股时间。

《公司法》第183条没有对持股时间进行限制, 根据别的国家的经验, 应该是有时间限制以防止少数股东滥用诉权, 借此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或是逼迫其他股东就范以达其个人目的。在我国目前, 现有法律制度对这一问题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样情况下, 作者认为, 应该是在起诉时候持有公司股权, 并且达到数额标准。对于其诉讼后丧失股东资格或者低于10%比例时是否丧失原告资格, 笔者认为不影响原告适格, 应为没有法律规定, 在解散诉讼期间, 股权是禁止转让的, 并且这个转让也会因为公司解散诉讼的存在而获得较好的利益状态。所以作者观点是, 在起诉时间点持有比例以上的表决权股东就是适格的被告。

(二) 被告主体资格的确定

被告资格的确定目前法律界争议最大的问题, 主流观点三种:第一, 公司和其他股东为共同被告;第二, 公司为被告, 其他股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三, 股东为被告, 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对于公司的诉讼地位没有争议, 公司在诉讼中只能作为被告, 不能以其他的身份参加诉讼。对于其他股东的诉讼地位, 《意见》已经明确的是其不能作为被告, 其或者以原告的身份参加诉讼, 或者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但对于在何时将其列为共同原告, 何时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意见》没有进一步明确。有观点认为“由于公司僵局纠纷既涉及股东之间、董事之间的矛盾, 又关系到公司实体的存亡, 因此, 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僵局纠纷案件时, 应将公司和相对方股东作为共同被告列出;当事人未列出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拒绝追加的, 可以驳回起诉”。解散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终止治理结构瘫痪的法人, 而不是追究某个股东的民事责任, 而且《意见》和《通知》中也说的很明白, 将其他股东列为共同被告的, 要求其变更, 也就是说在公司解散诉讼中, 公司是唯一的被告, 其他股东, 要么是原告, 要么是第三人。

四、解散诉讼的程序问题

(一) 公司解散程序中的调解

公司解散诉讼涉及的不仅是公司法律上的人格存否、财产清算、债权清偿之问题, 更涉及公司股东之间的良好社会关系能否恢复、公司职工的安置妥当与否等问题。即是说公司解散诉讼不仅有判决效力的扩张问题, 而且还有判决效力的波及力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意见》规定公司解散诉讼中的着重调解原则: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 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 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 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个规定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 诉讼中调解就是诉讼的必经程序。我们看到《意见》的规定, 强调法院在诉讼中“应当”调解, 这个规定表明, 解散诉讼的调解程序是该诉讼审判过程中的必要程序, 进行诉中调解时法官的责任。第二, 调节的目的是阻止公司解散。公司解散诉讼立足法律“效益”价值, 设置调解制度是对可能继续存续的公司进行挽救, 避免破产, 而不是为了加速审判进程这个目的, 所以不能调解解散公司。因为解散公司不仅涉及公司和原告股东, 还涉及其他股东, 这些股东可能参加诉讼, 也可能没有参加诉讼

(二) 诉讼中的举证分配和证据准备

《公司法》、《解释二》、《意见》和《通知》都没有对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据内容作出具体的规定, 因此在诉讼中, 应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进行责任分配。对于证据准备, 必须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公司僵局的证据, 原告需要提供证据证明, 公司的运作存在僵局, 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长时间不能形成有效决议, 其次, 要证明存续将会给股东造成重大损失。这两个方面是实体问题, 如果准备不够充分, 可能法院不予受理或者被驳回诉讼请求。在这之外, 原告还需要提供其他的辅助证据, 证明曾经尝试了其他途径, 公司解散时不得以的选择, 例如上面提到的要求转让股权或者进行公司清算的通知等。

(三) 公司解散诉讼的判决和执行

根据《解释二》和《意见》的规定, 公司解散诉讼中不能够同时提起公司清算的诉讼请求, 所以公司解散判决的执行就是公司清算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第184条的规定, 公司解散的, 应当由相关清算义务人组成清算组, 逾期不成立的, 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这里的清算包含两种情况, 一个是在判决生效后, 股东接受判决书的约束, 主动组织公司清算。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对于法院判决强制解散的公司, 因其股东之间的关系僵化以及公司事务陷入瘫痪, 被告股东很少能主动执行法院的判决, 如果公司在法定期限内不能成立清算组, 股东可依据生效判决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 这样就将股东的诉权与执行申请权有机结合起来, 司法解散和公司清算衔接起来, 从而切实有效的解决公司僵局问题。法院在受理公司解散执行案件后, 给被执行股东发出限期执行通知书, 如期限届满全体股东仍未组成清算组, 可以根据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申请, 直接指定财产管理人, 并从法院中介库中选择中介机构或者法律、经济等专业人士成立清算组, 对公司进行清算。

参考文献

[1]、2006年12月26日省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8次会议讨论通过, 鲁高法发[2007]3号发布。

[2]、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山东省和上海市高院有相关的规定, 其他省份实务界在公司解散诉讼中必然会面对诉讼因素缺失的尴尬。

[3]、2007年5月30日发表, 效力等级界定为:司法解释。

[4]、褚红军《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J], 2006年第10期。

[5]、赵旭东《新公司法实务精答》[M],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年版, 第307页。

[7]、作者曾经在诉状中直接将其他股东和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法院不接受这个诉状, 作者也感觉这样是有悖《诉讼法》的规定, 《<公司法>解释二》中的表述, 只是说明当事人的地位, 并不能构成对现有诉讼制度的修改。

[8]、汤维建《破产程序与破产立法研究》[M],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年版, 第165页。

[9]、李国光、王闯《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若干问题 (下) 》, 人民法院报[J], 2005年5月。

[10]、《意见二》中规定, 公司强制清算的提起人为公司债权人, 股东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意见》中, 规定公司债权人和公司股东都有提请法院成立清算组的权利, 以山东为例, 所以我们认为债权人和股东都有申请法院成立清算组的权利。

[11]、很多地方法院都没有中介库, 也没有储备的中介清算专业人士, 指定清算小组存在障碍。

公司诉讼 篇2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各类股权纠纷成为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的关键因素，股权纠纷中最为常见的一般为股权转让纠纷。《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如转让时需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等，造成股权转让引发的纠纷不断，如何有效的解决股权转让纠纷实务问题，已经成为股东以及商事律师必须重视的问题。

一、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的诉讼主体及管辖

（一）诉讼主体

1.股权转让双方之间的纠纷

涉及到转让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如请求履行转让合同，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或支付违约金，或者请求解除转让合同，请求认定转让合同无效等等。这类纠纷主要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应列合同的相对人为被告，涉及到公司利益的，应列公司为第三人。

2.涉及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诉讼纠纷

如《公司法》第71条第2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但关于购买价格如何确定，是以对外转让合同的价格，还是以公司净资产重新进行评估确定价格，实务中存在不同认识（对于未约定转让对价的，下文详细阐述），笔者认为，关于购买价格的确定应综合考量对外转让合同的价格是否存在恶意抬高价格的情况，结合公司净资产评估确定的价格，择一合理价格。再如，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因出让股东未履行向公司其他股东的告知义务，公司其他股东主张合同无效并请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纠纷案件中。这类纠纷需要结合公司法与合同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应列出让股权的股东为被告，公司为第三人，涉及其他的股东利益，一并追加为第三人。

3.瑕疵出资股权转让引起的纠纷

若是股权受让方明知出让方出资存在瑕疵仍受让的，对未按期足额的欠缴出资部分，债权人或者公司有权将股权受让方列为被告，要求承担连带补充责任。若受让方不知情，不应承担责任，还可以将股权转让方列为被告，要求撤销转让合同。

4.隐名股东或实际出资人转让股权引起的纠纷案件

1）显名股东将其名下股权转让、质押，或者显名股东的债权人要求执行显名股东的股权等行为，属合法有效。因显名股东自身的债务导致其名下股权被执行，从而损害隐名出资人利益的，隐名出资人可以根据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合法协议主张权利。

2）隐名出资人与第三人约定，将其出资及与显名股东之间约定的收取投资回报的权利转让给第三人的协议，我们认为，该协议因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和客体的要求，不属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的效力不受《公司法》第72条的约束。但是，隐名出资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质押行为无效，其债权人也不能要求执行相关股权。

上述案件中，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是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涉及到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纠纷时，应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处理，一般应将显名股东列为被告；涉及到隐名股东要求显名时，应适用公司法相关规定处理，将公司列为被告；涉及到与第三人时，第三人与显名股东的纠纷，一般适用公司法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将显名股东与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第三人与隐名股东，应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处理，第三人应将隐名股东列为被告。

5.股权善意取得引发的纠纷案件

公司股权被无权转让后，受让方主张善意取得公司股权。该类案件中，既要考虑公司法律关系具有外观公示的特点，又要注意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原理，依法保护公司股东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此类案件多产生于其他股东对于股权转让存在异议，一般是其他股东作为原告，而善意取得第三人与公司为被告。

6.股权转让纠纷中涉及公司决议的纠纷案件

股权转让纠纷中涉及公司决议无效或撤销，当事人起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请求撤销上述决议的，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相对利害关系人，可以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

（二）管辖法院

因股权转让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以《民事诉讼法》中管辖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但要综合考虑公司所在地等因素来确定管辖法院。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同时，法律赋予当事人协议约定管辖法院的权利，即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民诉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对于将公司列为被告的，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审判原则

（一）正确把握好处理股权转让纠纷与坚持商法理念、利益平衡的关系

1.把握好处理股权转让纠纷与坚持商法理念的关系，优先适用商法规则。把握处理好“内”与“外”的关系，坚持“内外有别”。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纠纷属于内部关系；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的纠纷属于外部关系。股权的性质决定了股东处分自己的股权是必然涉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因此在处理股权转让纠纷中，首先要处理外部关系，然后再处理内部关系。

2.把握好适用公司法与适用民法的关系，优先适用商法规则，民法规则补充适用。把握好价值平衡与利益平衡的关系。快捷而低耗的高效率交易成为商事活动最重要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维护效率原则的前提下，以公司和其他权利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妥善地对公司诉讼案件进行审理。保持和维护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当各方利益无法兼顾时，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取舍：当股东利益与债权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优先保护股东利益；当股东之间利益发生冲突时，优先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3.把握好公司利益（股东优先购买权）与交易安全的关系。优先保护公司利益，即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股东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在此情况下，应当在有限公司的封闭性与股东转让股权的权利之间进行协调。具体到当股东的优先权与交易安全冲突时，股东的优先权优于交易安全。而适度保障交易安全，无论是从现代社会日益关注动态交易安全的趋势上看，还是从商法天生的外观主义特性上说，维护外部关系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始终是我国商事立法包括公司立法在内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股东优先权制度也不例外。

（二）对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共性问题的处理意见

1.股权转让协议缺乏对价约定的效力。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格的股权转让合同因欠缺必备条款而不具有可履行性，应认定该类合同没有成立。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是股权转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股权价格的价值与有形财产不同，其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在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格达成一致时，人民法院不应依据股东出资额、审计报告、公司净资产额以及合同法第61、62条的规定确定股权价格。

2.工商变更登记对股权转让的对抗效力。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了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提交的材料。以及国家工商总局于2005年12月22日作出《内资企业登记表格和内资企业登记申请提交材料规范》。根据该规范，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划转股权的，无需提交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但除了法院的裁定书外，仍需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公司加盖公章）、公司签署的《公司股东出资情况表》、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章程修正案等等材料。然而，在法院判决之后，申请股东变更登记仍需公司的配合。当法院作出民事判决确认当事人的股东资格后，若出现当事人因无法取得公司章程修正案等材料而无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针对这一矛盾现象，我们也只能亟待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3.工商登记事务中，常存在大股东操纵办理登记，以虚假签名的决议、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协议申请变更登记，而工商部门予以变更登记，实务中侵犯其他股东权益的案件频发。为减少乃至杜绝此类现象，建议在向工商部门提交材料时，应预留股东签名的印鉴卡、个人印鉴等个人资料，以便在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时由工商部门予以核对。

4.对于股权转让合同中存在的当事人为避税或者剥夺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而向工商部门和税务部门提交一份阳合同，在当事人手中则持有价格不同的阴合同，应以哪份为准的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看阴合同在规避什么；其二，要看阴合同损害谁的利益，在公平性与确定性的利益衡量上倾向于公平性。如果规避的是合同法第52条的情形，即在股权转让合同中以价格虚高而剥夺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则相对于其他股东无效；如果是为了避税，而在工商登记的价低，实际履行价高，对合同的效力不产生影响，但对避税行为应通过司法建议的形式由税务部门予以制裁，以司法制止两面合同，引导当事人去除合同的两面性，规范经济秩序。

三、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

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与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成立的顺序是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在先，股权转让行为在后。我国《公司法》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采取成立生效为原则，登记生效为例外的立法。如同其他合同一样，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分为有效、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四种情形。生效的股权转让合同仅产生转让方将其股权交付给受让方的合同义务，而非导致股权的当然变动。即使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但转让方怠于履行或者拒绝履行义务的话，股权不发生变动，转让行为未发生。受让方仅享有请求权，有权根据《合同法》追究转让方的违约责任，包括解除合同、继续履行合同、赔偿损失等。因此，在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上，不以股权变动作为必备条件，不以未发生股权变动为由而否认合同的效力。该规则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1.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的合同效力

确认该类股东转让合同的效力，目前存在诸多学说，如无效说、有效说、效力待定说及撤销权说。效力待定说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公司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履行公司法第71条规定的股东同意手续的，应认定合同未生效。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期限届满后其他股东不作相反意思表示的，视为同意转让，可认定合同有效。该期限内有其他股东表示以同等条件购买股权的，应认定合同无效，受让人只能要求出让人赔偿损失。”亦有部分判决认为应为撤销权说。

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该合同应认定为可撤销。因为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或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其所侵害的仅仅是其他股东利益，而并非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只要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就不应轻易否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撤销权说相对于效力待定说的优势在于督促权利方在法律规定期限内积极行使权力，以促使公司稳定经营，有利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稳定。

2.瑕疵出资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

瑕疵出资股东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得以出资存在瑕疵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股东转让股权时隐瞒瑕疵出资事实的，受让人可以受欺诈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瑕疵出资股东转让股权后，瑕疵出资的民事责任由转让人与受让人连带承担。转让人或受让人不得以内部关于责任承担的约定对抗公司和公司债权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股权转让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1）国有法人股股权变更的，未经批准时未生效，但可要求义务方履行相关报批义务

国有法人股属于国家财产，未经国家授权的具有管理职权的财政部以及之后行使该职能的国资委批准不得转让，股权转让条款未生效但并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对方当事人请求继续履行报批义务并存在继续履行的可能性时，法院应判令继续履行报批义务以促成合同生效。（邯郸丛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广顺房地产开发唐山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二终字第53号]）

2）保险公司变更出资人的或证券公司变更股东的，未经批准，合同成立但未生效

根据《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16条的相关规定，保险公司变更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以上的股东，或者变更持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应当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根据《证券法》第129条第1款相关规定，证券公司设立、收购或者撤销分支机构，变更业务范围或者注册资本，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司章程中的重要条款，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停业、解散、破产，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14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事先告知证券公司，由证券公司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认购或者受让证券公司的股权后，其持股比例达到证券公司注册资本的5%；

（二）以持有证券公司股东的股权或者其他方式，实际控制证券公司5%以上的股权。

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者管理证券公司的股权。证券公司的股东不得违反国家规定，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3）中外合作或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一方转让其权利的，所签订的协议成立，但未生效。该转让行为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否则转让无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10条）。

4.矿山及房地产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及效力认定

在涉及矿山和房地产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股权转让双方往往会对合同的效力产生争议。对于涉及矿山及房地产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目前审判意见尚未达成共识。因为此类股权转让中，一般名为股权转让，实为矿业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以违反了关于矿产资源和土地管理的强制性法律规定等为由主张无效。但审判实践中也有部分认为这类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原因一是公司法并未禁止该类行为，也完全符合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二是若认定合同无效，涉及到法律的适用以及认定无效后给交易秩序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青海汇吉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周卫军与杜红亚、李占云等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二终字第86号]）。

笔者认为，对于此类合效力的认定，应根据具体案情考虑。若是企业具有充足的资产，矿业权或土地使用权只是其一部分财产，股权转让合同确实是对于其自身股权的处分，那股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但是若企业仅有矿业权或土地使用权，无其他大额财产的情况下仍高价转让其股权的，或者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明确约定股权转让仅针对矿山权项目或者土地使用权，不涉及其他资产的；则应认定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四、股权转让完成的标志

1.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公司办理了相应股东变更登记，受让方取得股东资格

一般情况下以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有公司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为标准。但并不是任何情况都是以上述标准来认定股权转让的完成，因为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向新股东签发新的出资证明以及修改公司章程关于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等是公司的义务，当公司不履行上述义务时，并不能产生否定股权转让的效力。但是由于此时公司未办理相关变更手续，所以股权转让完成的效力仅具有对内对抗的效力，不能对抗公司外部的当事人。

2.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双方业已履行完毕，虽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不影响受让方取得股东资格

《公司法》第73条规定“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和第139条规定“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可见，股权变更是向公司变更登记，即变更股东名册。因为根据《公司法》第32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所以股权变动生效应当以内部变更为准，外部登记的效力在于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非股权变动的效力。

五、其他情形

1.企业国有资产的转让应通过国家规定的场所进行交易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处理。根据国务院授权，国资委、财政部制定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第5条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企业未按照上述规定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而是进行场外交易的，其交易行为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依法认定其交易行为无效。

2.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条款经登记后可对抗第三人

公司章程是公司的组织和行为规则，是发起设立公司的投资者就公司的重要事务及公司的组织和活动做出的具有规范性的长期安排，这种安排体现了很强的自治性。公司章程经登记已达到公示之目的，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公司法》第71条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依该规定，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股权，未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股权转让加以限制。同时，该条第4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依该规定，允许章程作出例外规定，这属于任意性条款，股东可以基于该规定对股权内部转让进行限制。因此，对于公司章程中的特别规定，各方都应当尊重。从公司合同理论的视角分析，在公司法规定之外对股东转让股权设定特定的条件，是符合合同自由原则的。但是又该如何区分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目前的通说为当某个规范所规定的问题属于公司内部问题时，通常可以作为任意性规范；当某个规范所规定的问题属于公司外部问题时，涉及公司之外的第三人时，则作为强制性规范。对于任意性规范，公司章程可以予以变更；对于强制性规范，公司章程不能变更。

3.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条款效力的例外

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性的约定，这种约定相比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一般性规定，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是章程制定者为了维护自身及公司利益达成合意的体现。在肯定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性约定的同时，必须明确，这一限制性约定是受到制约的，对于违法的或者违反公司法原理的限制性条款，不应认定其效力。具体而言：A、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性条款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的，应确认该公司章程条款无效，对股东没有法律约束力，股东违反该条款转让股权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B、公司章程的限制性条款造成禁止股权转让的后果。这种约定违反股权自由转让的基本原则，剥夺了股东的基本权利，应属无效，股权转让不因违反这些限制性约定而无效。

4.公司瑕疵决议被判决无效、撤销或不存在后对股权转让的影响问题

在股权转让交易中，应区分股东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内外有别予以处理。如果转让行为发生在公司内部，虽然根据《公司法》第71条第1款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但是若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的决议被判决无效、撤销或不存在后，股权转让合同丧失效力，股权回归到转让前的状态。对决议瑕疵负有责任的股东应向无过错的股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股东大会通过收购本公司的股份的决议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如果股权转让给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应尽量适用代表权、表见代理等法则保护因信赖公司决议有效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股权转让不必然回归到转让前的状态：当第三人为善意时，必须保护第三人合理信赖利益，股权转让的结果不受影响；当第三人明知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的决议存在瑕疵而受让股权的，则股权转让的结果不应被确认。

5.股权转让涉及的股利分配问题

股利分配纠纷源自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股利分配请求权是股东基于其公司股东的资格和地位而享有的请求公司向自己分配股利的权利。因而，股利分配请求权不能脱离股权而存在。而股利分配给付请求权则不同，它是请求公司给付已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具体股利分配金额的权利，属于单纯的独立于股东权的债权。在股利分配给付纠纷中，法院不再对应否分配股利及如何分配的问题进行审查，而是直接根据股东会、股东大会分配方案确定的股利金额，按照债权关系进行处理。

6.协议双方在发起人股份禁售期内，将股权委托给未来的股权受让方行使，并不能免除转让股份的发起人的法律责任

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后三年内，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待公司成立后三年后为受让方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并在协议中约定将股权委托受让方行使的，该股权转让合同不违反公司法原第147条第1款（现公司法141条规定有所变化）的规定。协议双方在公司法所规定的发起人股份禁售期内，将股权委托给未来的股权受让方行使，也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在双方正式办理股权登记过户前，上述行为并不能免除转让股份的发起人的法律责任，也不能免除其股东责任。因此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但不能免除转让股份发起人的法律责任。为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发起人与受让方对该转让所引发的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江苏高院2005年12月6日判决“张某诉王某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见《张桂平诉王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7.股东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但不得妨害股权的转让

《公司法》第71条规定了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股东优先购买权产生的情形是：存在股权外部转让，如股权在公司股东之间内部转让则不存在优先购买权；同时，如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的条件优于公司股东的情况下，也不存在优先购买权问题，只有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才有优先购买权。股东优先购买权可以部分行使，原因为：一是《公司法》在明文规定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同时，并未禁止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法无禁止即自由；二是优先购买权是法律赋予公司股东较之于公司外第三人的优先权利，允许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可以使公司股东的优先权利发挥得更为充分；三是有利于公司股东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增加股权份额，实现对公司的控制权，维护公司的稳定发展；四是强化了公司的人合性，避免或减少因新股东的加入出现新老股东之间产生摩擦的可能；五是有利于公司股东根据其财力状况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作出选择，既可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也可以完整行使优先购买权。在肯定股东有权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必须给予一定的制约，应以不妨害股权转让，保证股权顺利转让为限制。如果由于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第三人因受让股权减少而拒绝受让剩余部分股权，则破坏了转让股权股东的顺利交易。此时，为弥补转让股权股东的可能损失，其他股东应受让全部拟转让股权。

五、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法律规定及部分高院审理意见汇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修正）第71条、第72条、第75条及第137条至第144条。

2.《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2014修订）第16条至第26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修订）第129条、第199条。

4.《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08.4.23）第14条。

5.《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2014年修订）第20条。

6.《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2000.10.31）第10条。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2010.5.17）第7条至第13条

8.《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2008）第53条、第54条以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9.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08年4月21日京高法发[2008]127号）第5条。

10.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2004年2月24日京高法发[2004]50号）第4条、第5条及第15条。

11.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一）(沪高法［2003］216号文，自2003年6月20日实施)

（三）处理股权转让纠纷的相关问题第1条、第2条及第3条。

12.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二）（沪高法民二【2003】15号文，2003年12月18日）

（四）处理股权转让纠纷的相关问题第1条、第2条及第3条。

1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三）（2004年3月18日）第2条、第3条及第4条。

1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沪高法民二[2006]8号）

（四）处理股权转让纠纷的相关问题第1条、第2条及第3条。

15.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2003年6月3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第5条、第7条及第55条至63条。

16.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关于公司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的理解（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来源:中国民商审判2004年第3卷总第7卷）第9条至第12条。

17.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2006年12月26日省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8次会议讨论通过）第44条至第55条。

18.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09年12月16日）第7条至第10条。

公司诉讼 篇3

贝志城表示，被告在明知著作权人为原告的情况下，未经原告许可，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涉案作品通过信息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下载阅读，获取经济利益，其行为构成了对原告作品著作权的侵权。由于被告在全球拥有广泛的系列产品用户，使得涉案作品的下载销售数量巨大，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苹果产品的消费者应为有消费能力的高收入人群，基于对品牌的信任很多人下载了盗版产品还以为是正版，因此苹果目前的盗版行为性质和带来的损失特别严重。

贝志城称，在其与苹果公司交涉的过程中，苹果公司表现得极其傲慢。作家维权联盟一方按照中国法律提供了详尽的侵权软件信息、版权所有信息，苹果方面却回函要求按照他们的步骤和资料要求提供软件链接和资料，拒不删除盗版软件；同时他们对上传盗版软件的开发人员却不要求任何著作权信息。这种态度鼓励了不法开发人员继续开发盗版软件，在苹果商店销售，与苹果分享利润。例如近期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被不法开发人员上传，居然销售29.99美元一套，还堂而皇之地在软件图标上打上了“正版”标志。

浅析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原告范围 篇4

公司的独立人格由法律拟制而得, 本身不会产生单独的意思表示, 公司的意思表示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拟制而成。公司机关会议形成的决议是公司机关行使职权的重要途径, 具有双重属性:对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而言, 是公司内部机关会议所形成的决策成果, 将适用于公司内部治理;对公司而言, 这些决议则上升为公司法人的意思表示。股东 (大) 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关, 对所议事项表决时通常奉行“资本多数决”原则。该原则符合商事经营特征, 能高效、便捷地在公司内部管理或对外经营等方面形成符合多数投资者利益的决议。但若控股股东欲滥用自身持股优势, “资本多数决”原则将成为其形成不正当的公司意志, 损害中小股东或公司利益的有利借口。董事会若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同样会有碍于公司治理或损害股东利益。因此, 公司机关决议应同时符合程序性正义与实质性正义的要求, 一旦违反则需有救济途径以保障股东或公司利益, 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制度应运而生。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规定了机关决议瑕疵的认定标准和救济方法, 英美法系国家则通过判例确认了公司机关决议瑕疵的补救方法, 主要针对股东会决议。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法律的权威在于执行。决议瑕疵诉讼的正确适用将为公司有效运营及股东权益保障打下坚实基础。遗憾的是现行《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过于宽泛, 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是立法未对可提起诉讼的适格原告进行规定,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操作性。

一、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原告概述:立法的迷失

公司机关会议决议瑕疵引发的纷争屡见不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8日发布了指导案例“李建军诉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 此外还有“上海中源科扬节能技术有限公司诉上海中兴科扬节能环保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案”、“北京金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东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撤销纠纷案”等极具代表性的案例。现行《公司法》第22条可直接适用于决议瑕疵诉讼, 但短短四款显然无法将一项制度的运作描述到位。何为合适的无效之诉原告?可提起撤销之诉的股东有何限制?这些问题无法从条文中得到直接回答, 若不及时解决, 决议瑕疵诉讼制度将沦为镜中花、水中月, 缺乏失效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 (征求意见稿) (以下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通过司法解释稿增强关于公司股东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效力案件的可操作性。第1条规定了确认之诉的原告, 赋予与决议内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工、债权人等提起请求确认决议无效或有效的权利。第2条规定了“撤销之诉”的原告, 在起诉时具有股东身份的人可提起撤销之诉, 若案件受理后该原告不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 则应当驳回起诉。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看似为公司决议下次诉讼明确了原告范围, 却引发了学界诸多争论。首先,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工、债权人等可提起决议无效之诉是否合理?其次案件受理后若不具备股东身份起诉应当被驳回这一规定是否过于限制股东转让权利?

二、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原告范围之探讨

国内学者对决议瑕疵之诉原告范围的探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观点:第一,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宣告决议可撤销或无效的主体是做出该决议的机关组成主体, 简而言之, 股东 (大) 会决议应由公司股东请求无效或可撤销, 相应地, 董事会决议瑕疵之诉则应由董事请求。第二, 《公司法》上的决议无效和可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范围应限定于公司股东、董事和监事。第三, 包括股东、公司机关、公司职工在内的因执行决议所产生的公司行为而遭受侵害的利害关系主体, 无需区分“内外”, 均可作为原告。司法解释四在决议无效和可撤销之诉上有所区分, 决议无效之诉的原告显然更倾向于上述第三种观点, 而决议可撤销之诉的原告限定为公司股东。

决议无效的原告范围除公司股东、董事、监事之外, 扩展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工、债权人等确有过宽之嫌疑。审理决议瑕疵诉讼应注意“内外有别原则”, 公司机关决议被拟制为公司意志, 其调整范围仅涉及公司内部关系, 无法直接影响公司外部法律关系。虽然执行决议能够引起公司外部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或消灭, 但这只是公司行为间接产生的外部效果。从法律条文的文义解释上看, 公司法第22条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就决议有效或者无效赋予利益相关人相关的诉权;从决议形成的逻辑看, 股东 (大) 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本身是由公司的股东或者董事会做出的, 虽然决议内容可能会涉及一些影响利益相关人决策, 但这些决议的产生只是公司作为一个拟制法人进行的“决策”过程, 公司必须依据决策采取后续行动, 决议本身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只限制股东和董事, 而非外部利益相关方。因而对于相关外部主体, 若决议未执行, 其权益被侵害不可直接归责于决议本身, 该外部主体也当然地不具备决议瑕疵诉讼的诉的利益。若决议已执行, 则公司外部主体应依据民事诉讼法向公司提起普通的合同之诉或侵权之诉, 若要主张决议无效, 外部相对人应当向法院提起普通的确认之诉, 而非公司法上专门的无效之诉或可撤销之诉。

笔者认为, 公司决议无效之诉的原告应包括三个层面。第一, 作出该决议的机关组成主体。决议由公司机关以资本多数决或人头多数决作出, 为防止公司机关在控制势力的操控下, 借助表决原则形成违法或违背章程目的的经营决策构成违法行为, 应当赋予公司机关组成人员纠正该机关错误行为的机会。第二, 公司股东。股东当然可请求股东 (大) 会决议无效或可撤销。股东也具有董事会决议瑕疵之诉的原告资格, 这符合《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在公司内部, 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司利益并不存在, 存在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利益综合体。公司股东依据出资享有股权, 其利益受公司机关决议的影响最大。董事会会议涉及的决策程序与事项, 股东不一定参与, 也将失去在决议过程中及时阻止违法或违背章程经营决策的制定, 不利于股东权益的保护。由此可见, 赋予股东请求董事会决议无效或可撤销的权利十分必要。第三, 公司监事。为防止控制股东、董事、高管滥用职权, 作出违法行为, 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的权利, 监事需行使重要的监督职责。《公司法》规定监事除了享有监督、检查、股东会提议等职权, 还于第151条赋予其通过诉讼行使自身监督职权的权利。监事无权参与股东 (大) 会或董事会决议事项的表决, 应允许其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履行职责, 阻却公司意志转化为违法或有违章程的行为。

三、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原告资格限制

司法解释四第2条就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设置了限制条件:应当在起诉时具有股东身份。该限制条件不足以完全解决原告股东身份可能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应考量如下几项:

首先, 在遵循会议召集、公告或表决程序的前提下股东仍未出席会议, 应认定该股东放弃与此次会议相关的权利, 当然也不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其次, 提出诉讼请求的股东应对决议事项持异议态度, 在表决过程中投出反对票或弃权票。若股东持赞成态度, 应该取消其原告资格。第三, 现行法律仅明确有股东资格的主体可提起撤销之诉, 并未对享有该权利的股东所应持有的股权份额做出限制。在人合性特征明显的有限责任公司中, 这种撤销权设置并无问题, 在强调资合性且股东人数较多的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中就值得商榷。任何人只要购入一股股票就可依仗股东身份对公司作出的决议提起瑕疵之诉, 使原、被告利益严重失衡。立法应区分公司形式, 对股份公司中行使撤销权的股东规定最低的持股份额。第四, 司法解释四第2条第一款规定, 提起撤销之诉的原告股东应在会议决议形成并至起诉时持续具有公司股东身份。《公司法》第22条第二款规定, 撤销之诉应于“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但实践中无法排除股东身份在此短暂期间内发生变动, 应区分情况区别对待:第一类, 若股东在此期间内持续持有股份, 当然地有提起诉讼的权利;第二类, 决议作出后, 基于股权转让或回购等事由股东退出公司, 该股东身份也由公司内部主体转变为外部主体, 一般情况下, 丧失与决议有关的公司内部事务争议的诉讼利益;第三类, 决议作出之日起的六十日内受让股权的股东通常可提起诉讼。虽然股权归属发生变动, 但对公司法人而言这部分已转让股权代表的实体权利应避免受影响。需注意, 受让股权的股东可提起诉讼的前提是原股东享有撤销权, 在会议上对决议表示异议。第四类, 决议作出后购买公司新发行股份的新股东无提起瑕疵之诉的权利。应认定新股东在购买公司股份时对公司状况了解充分, 和决议事项无直接利益关系, 故不具备原告资格。

四、结论

公司决议瑕疵诉讼是股东保障自身权利, 维护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弥补现行《公司法》的模糊之处, 明确公司决议无效之诉的原告并限制决议可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将对决议确认无效或有效的诉讼主体扩展至利益相关人在法律、法理和逻辑上均不合适, 建议删除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工和债权人所享有的诉权。而针对可提起撤销之诉股东的限制也应该进一步细化, 解决后续可能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亚昌, 王超.《论公司瑕疵决议之诉》, 载《河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年第9期.

[2]钱玉林.《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救济》, 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3期.

[3]案号: (2010) 沪二中民四 (商) 终字第436号.

[4]案号: (2010) 徐民二 (商) 初字第2132号.

[5] (2009) 高民终字第1147号.

[6]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下发的《关于审理涉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一) 》.

[7]姜山.《公司机关决议瑕疵诉讼若干问题探析》, 《法律适用》2011年第8期.

[8]奚晓明, 金剑锋.《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 第290页.

[9]同注释7.

公司法人诉讼授权委托书 篇5

在委托人的委托书上的.合法权益内，被委托人行使的全部职责和责任都将由委托人承担。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我们在许多事务中都可能会用到委托书，写起委托书来就毫无头绪？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公司法人诉讼授权委托书，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公司法人诉讼授权委托书1

委托人名称：XXXXXXXXXXXXXXXX 住所：XXXXXXXXXXXXXXXXXXXX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XXX 职务：XXXXXXXX

受委托人姓名：XXX 性别：X 工作单位：XXXXXXXXXXXXXXXXXXX

住址：XXXXXXXXXXXXXXXXXXX 电话：XXXXXXXXXXX

现委托 XXX 在我单位与XXXX XXXXXX一案中，作为我方参加诉讼的委托代理人。委托权限如下：

(写明委托权限)

委托人(盖章)

年月日

公司法人诉讼授权委托书2

_______：

本授权书声明：我___系___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______的______为我公司代理人，办理______手续事宜，我均予以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权。特此委托。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

公司诉讼 篇6

关键词:公司劳动纠纷;诉讼外解决;效果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4—0107—02

一、公司劳动纠纷及纠纷解决方式

(一)公司劳动纠纷的含义和特点

简单的讲,公司的经营离不开人的因素,因此劳动者与所在公司之间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就是公司劳动关系。笔者认为,这一关系存在以下特点:第一,是以资方为主导的不平衡的劳动关系。公司一方相比较劳动者个人而言拥有更多的资源,因而也就自然的处于强势的一方,使得劳动者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之上。第二,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劳动关系。冲突体现为:员工追求最大化的工资;而公司追求最大化的利润。合作体现为:公司的利润要由员工来创造;而员工要有工作才能生存,没了公司,员工也无法维系生活。仅就公司与员工关系而言,“传统法律认为,公司的员工仅仅就是那些被公司雇佣来完成某种雇佣工作的劳动者,他们同所在的公司签订劳动契约,承诺为公司完成其雇佣范围内的工作,取得该劳动契约所规定的报酬。因此,公司董事会在代表公司做出某种决定的时候无需考虑公司雇员的利益,因为公司雇员的利益仅仅由公司与雇员所签订的契约所规定,在雇佣契约所规定的利益之外,公司雇员对公司不享有更多的利益。”[1]

而20世纪中后期开始,人们越来越不认同该种观点。人们意识到雇员在现代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拥有知识和技能的雇员才是公司竞争致胜的关键,甚至是致胜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司雇员的法律地位,理应从普通劳动者上升至公司的利益主体。笔者认为,不但要给予雇员公司法上的利益主体的地位,更应将公司与雇员间的关系视为利益共同体。

(二)公司劳动纠纷的解决方式

从全国人大近期先后施行的三部重要法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来看,其趋向是赋予劳动争议双方解决纠纷更多的选择权:在劳动争议发生后争议双方可自行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还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特别规定外,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然,劳动争议仲裁依然是诉讼的前置程序,但要注意,如果是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事项达成调解协议,用人单位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劳动者可以持调解协议书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而无需经过仲裁程序。可见这种多元化的、多选择性的纠纷解决渠道,为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1.劳动争议在企业内部的解决方式。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因其发生在劳动过程中,争议双方最为清楚争议的原因和症结所在。因此若在企业内部就将纠纷化解,无疑是最有效、最便利和最经济的一种方式。

(1)劳动争议协商。就是指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就协调劳动关系、解决劳动争议进行商谈的,最终使纠纷得以满意解决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法》第4条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2)企业劳动争议调解。这是关于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的制度。遗憾地是一直以来这一机制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许多企业根本没有调解委员会。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调解应当由中立的第三方主持,而企业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企业的内设机构,其权利来源、人员选任甚至于工资收入都受制于企业,实质上很难做到中立。

2.劳动争议在公司外部的解决方式。(1)劳动争议的公司外调解方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法》第十条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到下列调解组织申请调解:1)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2)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3)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实践中,还有行业调解模式。(2)劳动争议的公司外仲裁方式。劳动争议仲裁有其自身的特点:1)劳动争议仲裁不再收费。《调解仲裁法》第53条明确规定,“劳动争议仲裁不收费,劳动仲裁机构的开支由国家财政予以保障。”这样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弱势的劳动者。2)规定了一定案件的一裁终局制度和劳动者的诉讼选择权。《调解仲裁法》第47条规定,“下列劳动争议,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1)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工资标准12个月金额的争议;2)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8条规定,“劳动者对本法第47条规定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以诉讼的方式解决公司劳动纠纷的弊端

目前,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劳动争议案件呈现出新特点:一是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二是争议内容日趋复杂化;三是案件类型多样化;四是群体性争议大量出现。由于劳动争议的上述特点和新的趋向,使得争议案件大量进入民事诉讼程序产生诸多弊端。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刚性、对程序性权利的保障以及多重审级制度的设置等等都会使劳动争议的解决耗时长、效率低。而劳动争议的解决恰恰怕的就是“拖沓”、“冗长”。劳动争议案件的久拖不决往往会使劳动者会丧失新的工作机会,甚至于使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成为问题。这难免不让人自问: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吗?

三、诉讼外解决劳动纠纷的法律效果

(一)诉讼外解决劳动纠纷的法律意义

“社会上发生的所有纠纷并不都是通过审判来解决的,仅仅考虑审判过程内的纠纷解决,从社会整体的纠纷解决这一角度来看就意味着研究对象被局限于现象中极为有限的一个部分。何种纠纷被置于法院的管辖之下依时间和空间而有所不同。但无论在什么样的审判制度上,总以某种形式将‘适合于审判的纠纷’和‘不适合于审判的纠纷’区别开来。被审判制度关在门外的纠纷或者就此消失,或者通过其他各种可能利用的手段——有的通过诉诸暴力——在诉讼外得以解决。再者,就是被法律认为适合于通过审判解决的纠纷,在现实中没有通过诉讼就得到解决的也不计其数。单纯作为量的问题来说,在所谓适合审判的纠纷中,通过当事者之间的交涉,第三者的斡旋,以及调解、仲裁等‘准司法机关’而达到解决的,与通过审判解决的相比,占压倒的多数。”[2] 而且,诉讼外解决纠纷确实存在许多的优势:

1.减轻法院的开支与负荷。若要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扩大法院规模,二是促使案件分流到法院外解决。对于第一条途径,笔者出于维护法院权威、保证法官素质、保证案件审判质量以及节约司法资源等诸多方面的考量,不建议采纳。相比较而言,第二路径是更优的选择。

2.能够尽快恢复对社区价值的影响及社会的凝聚力。不能忽视劳动争议的一大特点是群体性。一旦群体性劳动争议产生,无论是对企业自身还是对社会整体而言都会产生极大的危害,且波及范围极广。从一般的逻辑来看,危害产生后,能够越早的消除,其造成的危害也会越小,如若不能尽早消除,其危害会持续影响下去,甚至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3.能够节约当事人的成本。对公司一方而言,有效避免了将争端诉诸法庭而导致的经营上的不稳定、管理层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以及对企业自身形象的损害。对于员工一方而言,有效避免了将争端诉诸法庭而导致的生活上的不稳定、个人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以及对新工作机会的丧失。

(二)诉讼外解决劳动纠纷的法律效果

诉讼外解决更利于实现企业与劳动者的互利共赢。因为在运用非诉程序解决争议的过程中,给予了当事人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探讨各方的利益和选择,因此谈话的方式更倾向于非正式和理性,更利于统一意见,达成一致结果。

相对于司法解决上的“全有或全无”的处理方式,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强调的是处理结果要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符合生活需要,达到实质上公平与正义。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公司劳动纠纷当事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往往是复杂的和多重的,出现纠纷和争议的往往只涉及他们关系的很小一部分,如果法院只对这一部分关系做出了“非黑即白”的裁判,则雇员与公司之间很难再建立良好的面向未来的关系,甚至说彻底不再有未来的关系。这样的结果使得员工失去了赖以维系生存所必须的工作机会,也使得公司失去了创造利润的来源—劳动者。

事实上,如果真想化解纠纷,恢复纠纷双方当事人关系的和谐状态,结局要双方当事人都满意的话,那唯一的指向就是双赢结局。双赢模式(win-win situation)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互赖,它以“我们”(这里指公司与雇员)为核心——我们能够做到;我们能够合作;我们能够融和彼此的资源和能力,共创前程。如果员工作为个体只追求单赢(win),忽视企业利益,那么终将被职场无情的淘汰;如果企业只追求单赢(win),甚至一些企业追求的是企业赢——员工输的模式(win-lose),那么它无异于在单枪匹马打天下,是无法适应如此激烈的商业竞争的。 “案结事了”是判断纠纷解决的实际标准,但要真的做到事了,就要在矛盾双方寻找到利益平衡点,这个平衡点的判断标准就是双赢,至少对公司与员工的关系而言是这样的。

参考文献:

[1]张民安.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

[2]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2.

公司诉讼 篇7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又被称为派生诉讼、代位诉讼, 为名副其实的“舶来品”。这一制度分别源于源于英国1864年东潘多铅矿公司诉麦瑞威泽案和美国1817年A ttorney GeneralV.U tica Ins.Co案。这两个案例开创了公司小股东通过诉讼方式维护公司利益的先河。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完整含义是指, 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其控股股东或是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侵害, 但是公司自身又怠于行使自己权力时, 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认的小股东通过诉讼方式维护公司利益, 并强调所得利益贵公司的一种诉讼制度。

我国公司法152条对于股东代表诉讼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下面我们进行分析以期对该制度有全面深刻的了解。

我国公司法规定, 原告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 股东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联合但必须是该公司的股东, 并且占有一定的股份和并持续一定的时间, 后面的三项规定保证了小股东是应为关心自己的利益才去维护公司的利益, 极大地减少了恶意诉讼的发生。

股东代位诉讼的被告范围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人。公司法对被告范围规定的较为具体, 使得该制度操作性大为增强, 但是其适用性却大为减弱。笔者认为被告的范围应借鉴美国、日本的立法模式, 包括侵害公司权益的第三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经营运作的核心, 其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的义务, 因其过错或是疏忽导致公司利益受损失其有义务在公司怠于行使自己权利时进行赔偿。

股东诉讼制度构成的第三个要件为其前置程序。我国法律的规定为“原告股东应先书面请求监事会或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如果是监事侵害公司权益, 则向董事会或董事提出上述请求;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原告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 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前置程序是防止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滥用的有效途径。该程序既体现了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鼓励公司自己行使权利, 又有利于公司内部解决矛盾, 减少了诉讼带来的种种弊端, 而且公司在解决问题请求赔偿时往往具有小股东不可比拟的优势。前置程序的例外规定是对其缺陷的一种补充, 既保障了股东代表诉讼权利的落实, 又是对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一种警示。

2.现行制度的问题和建议

2.1 公司的法律地位。

在股东代表诉讼中, 法律地位争议由来已久。根于民事诉讼法的理论, 原告是指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并被向人民法院提出对争议的民事案件经行裁判的当事人。在股东代表诉讼中, 公司并没有起诉, 不符合原告的构成要件。有人提出, 公司应处于被告地位。被告是指在裁判中应为原告的胜诉承担案件不利后果的当事人, 然而在股东代表诉讼中, 原告胜诉, 公司却因此获益, 所以公司不是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被告。那么公司是不是股东代表诉讼中的第三人呢?在民事诉讼中, 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 不论全部或部分, 以独立的实体权利人的资格提出诉讼请求而参加诉讼的人。在股东代表诉讼中, 公司不能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 只能根据原告的请求而获得利益, 因此其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指虽然没有独立的诉讼权利, 但是与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在诉讼中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然而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却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是一个“附随者”。笔者认为界定公司的法律地位没有意义, 因为在实质的诉讼过程中, 其没有参与。法律中已经明确规定, 原告胜诉利益于公司, 是这一制度设置目的的表述, 已与制度本身无关。

2.2 诉讼管辖问题。

我国公司法对于股东代表诉讼的管辖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是适用民事诉讼法“原告就被告”的一般规定却存在很多问题。一是, 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往往涉及多人, 这样在移送案件、调查取证方面就会产生很多困难, 增加诉讼的成本, 增加案件审理的难度;二是, 被告住所地法院进行管辖会增加原告诉讼的成本, 打击原告进行诉讼的积极性。笔者认为公司法应对管辖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 可以确定“以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为主, 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为辅”的原则, 从管辖上为该制度的实行扫清障碍。

2.3 诉讼费用承担问题。

在股东代表诉讼中, 股东胜诉后有请求公司支付费用补偿的权利, 然而这一规定在费用支付前后都存在问题。支付前, 如果按照民事诉讼法财产案件受理费的计算方法, 原告要承担巨大的诉讼费用, 但是原告大都是中小股东, 天价的诉讼费用往往使其放弃诉讼。笔者建议根据标的额的大小进行划分, 例如一百万到五百万为一个浮动范围, 标的额在这之内的按照件数统一收费。支付后, 公司在其所受利益范围内支付原告的费用, 包括请律师的费用、交通费用、其他的诉讼费用, 然而往往存在公司所得利益不足以支付原告费用的情况。笔者建议, 不足以全额支付时应按照公司所获利益按比例支付, 暗示原告股东在考虑采取诉讼方式采取谨慎的态度。

3.结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 公司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然而由于原来经济体制的束缚和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 完善和健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是我国法制进步和完善的重要体现, 对于保障公司正常运行进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良好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张亚宁, 王海珍.新《公司法》下的股东代表诉讼问题探讨[J].重庆科技学院报, 2009 (9) 。

[3]敖玉芳.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探讨[J].法制园地, 2008 (8) 。

[4]杜丽萍.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J].民商法研讨, 2009 (3) 。

[5]葛声波.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完善[J].法制园地, 2009 (10) 。

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地位探析 篇8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上诉行为的, 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 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 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 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法条上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对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和被告的资格做了一定的限制, 原告必须同时满足持股时间和持股比例两个要求才能提起诉讼, 而被告则限定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侵犯公司合法权利的第三人, 对第三人具体的范围, 我国法律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但股东代表诉讼并非一般民事诉讼意义上的双方行为, 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必须是以公司的名义, 代表怠于行事其权利的公司对该公司的经营者提起诉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作为被代表主体的公司和诉讼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为了保证股东代表诉讼主体的完整性, 我们有必要给公司这一特殊主体以准确的定位, 但在实际操作中, 公司的法律地位相较而言比较尴尬。公司究竟是加入到原告一方, 还是被告一方, 或者说成为与案件有关的第三人, 法律并未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 且各国的做法也不尽相同, 下面, 笔者将对不同的立法例做一简单的陈述, 并就此分析对我们制度设立的借鉴意义。

一、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地位

既然股东能够代表公司进行诉讼, 说明公司与股东的利益是一致的, 只是由于掌握其意思表示的经营者怠于行使而导致公司事实上不能做到自己主张权利, 所以要求公司在诉讼中保持中立地位的观点是没有理论依据的, 公司作为被侵害利益的对象及胜诉利益归属方, 当然需要一个地位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在公司不可能作为中立人的基础上, 我们来具体分析下公司的地位问题。

(一) 公司作为原告

由于公司与作为原告的股东利益是一致的, 且最后的胜诉利益归属于公司而非作为原告的股东, 所以有人主张应当将公司置于原告的地位。粗看似乎合理,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股东之所以越过公司而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因就在于, 在公司怠于或由于受董事等经营高层的控制而不能做出主张自己权利的行为, 而股东穷尽内部救济仍不能主张权利的情况下, 只能通过司法程序的介入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 所以, 如果将公司置于原告的地位, 股东的代位诉讼就会因公司的积极行为, 而失去其存在的合理基础, “公司诉权与股东诉权则将面临相互冲突的局面, 从而导致丧失了赋予股东派生诉讼的基础——公司怠于诉讼, 股东诉权因而丧失依据”, 这必然使得股东诉讼在理论上难以为继;另外, 从实践的角度而言, 公司经营者实际上控制着公司的日常经营, 若他们做出违反公司利益的行为, 公司在事实上就缺乏利益发表, 将其列位原告, 无异于将权利再次转变到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手中。而如果上述人员已作为被告, 那么在真正的审理过程当中, 由公司作为原告而参与的行为实际上是难以完成的。从英国东潘多铅矿诉麦瑞威案打破“福斯诉哈博特规则”, 从而使得股东派生诉讼得以确立以来, 从“派生”两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出, 股东的权利并非来自自己, 而是来源于作为独立法人的公司, 所以我们不否认, 公司才是真正的原告, 少数股股东只是代表公司行使原本属于公司的权利, 是名义上的原告, 但在实际操作中, 将公司作为原告是不恰当且难以执行的。

(二) 公司作为被告

作为原告的对立面, 将实际为经营者所控制, 且有权利却怠于行使的公司作为被告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英美国家的股东代表诉讼中, 将公司作为“名义上的被告”或“形式上的被告”,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明确规定, 股东派生之诉中, 公司必须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而且原告股东在起诉时就必须将公司列为被告。将公司列为被告, 亦是在联邦法院获得管辖权的要求”, 但是, 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 作为小股东的原告之所以起诉是因为大股东损害了公司的利益继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从这一点上来看, 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 将利益与诉求一致的双方置于相对的位置显然是不合理的, 而且股东代表诉讼中作为原告的股东在胜诉后, 利益并非直接归于己身, 而是皆归于公司, 如果此时公司的地位是被告, 等于是将胜诉利益归于了被告, 这与民事诉讼法的理念是不相符合。

英美国家之所以将公司作为被告, 是因为将公司作为被告既可使判决效力直接及于公司, 又可以维护公司治理机关在公司结构中应有的法律地位, 是符合其法律文化背景, 且有完善的法制结构作为支撑的。但这与我国的诉讼体制结构是不相契合的, “将公司作为被告虽然解决了公司受判决之既判力约束的问题, 但那样界定公司在派生之诉中的法律地位与深受大陆法系传统影响的我国既有的诉讼理论与制度难以兼容”

(三) 公司作为第三人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 但我国在实际处理中是将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待的。我国的民事诉讼体系中将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独立的请求权, 或者虽无独立的请求权, 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参加到原告、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从定义上分析公司显然不属于此列, 因为它不存在原被告之诉外的第三种利益, 它或者与原告利益一致, 或者在原告滥诉时, 与被告利益一致。但如果就此将公司划分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笔者认为也是欠妥的。首先, 在我国,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理论上既可以选择附属于原告一方, 也可以选择附属于被告一方, 但在事实上, 更多的是附属于被告一方。而在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被当作被告的情况下, 当小股东胜诉, 发生诉讼利益时, 法院会判定由被告赔偿作为被告辅助者的公司, 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其次, 无独立请求权人表现为对诉讼利益没有独立的请求权, 这无疑是在肯定小股东诉权的同时否定了作为独立法人的公司所享有的权利, 该权利派生出了股东诉权, 因此小股东如果不顾公司权利而擅自行使股东派生诉讼的话无疑是对公司独立法人地位的否定;最后, 无独立请求权人在诉讼中无权对管辖权提出异议, 也无法变更诉讼请求, 这对公司而言是权利的限制, 不仅使其丧失了疑异权, 还有实体上的抗辩权,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承担败诉的后果, 这不仅与诉讼利益归于公司的理论背道而驰, 而且如果小股东和被告以某种条件达成和解或撤诉, 而该条件是不利于公司的, 那么这对公司而言无疑是利益的侵害。出于保护小股东的立法理念而选择确立的股东的代表诉讼制度, 并不是以否定公司利益为前提的, 所以, 将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体系, 但从更深一步的意义上讲, 是有可能造成对公司自治权的破坏的。

二、公司诉讼地位的制度借鉴

笔者认为对公司在诉讼中地位的界定,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商法》的规定, 《日本民商法》第268条第2项规定:原告股东在提起代表诉讼之后, 公司或其他股东可以作为共同诉讼参加人参加诉讼, 但在无正当理由拖延诉讼或使法院显著增加负担时除外, 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在提起诉讼后, 应当及时将该诉讼告知公司。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日本法律允许公司以共同诉讼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但诉讼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公司事实上还是置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之下, 如果将它视为完全无差别的原告, 大股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往往会让公司做出不符合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 公司在加入原告一方做共同诉讼人, 或由法院追加为共同诉讼人时, 应对其权利做一定限制, 使其不能对股东的诉讼进行不利的干扰。至于公司可否加入被告一方, 日本商法在2001年认可公司加入被告董事一方辅助其诉讼;之所以认可公司辅助被告一方, 是出于对股东提起的诉讼行为本身有可能不当的考虑, 这也是防止滥诉的一种手段“如因原告股东的诉讼行为不当而招致败诉, 或原告股东与被告董事串通一气、故意从败诉中牟利, 这定会给公司和其他股东带来损失”, 因此, 日本法律在设置这一规则时, 采用了较为灵活的方式, 没有完全从小股东利益出发, 而是兼顾了公司利益, 这一点是可取的。

此外, 相较于英美法系国家有形式被告与实质被告的分类,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存在的共同诉讼人的划分使得借鉴日本这一较为可行的制度成为可能, 共同诉讼人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2人以上, 诉讼标的是共同的, 或者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 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 一同在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的人。

除共同诉讼人制度之外, 我们也可以借鉴美国的特别诉讼委员会制度, 特别委员会的设置是为了克服公司的意思机关与大股东之间难以分割的关系所造成的局限, 由于董事会中可能半数以上的成员都被列为被告, 此时董事会的决策已经难以让人相信, 针对这一问题所组建的临时的由与公司造成损失之行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董事所组成的特别诉讼委员会, 可以暂时处理诉讼中的相关事宜。而现在, 设置特别诉讼委员会已经成为美国各公司普遍采用的一种应对诉讼的手段, 我们可以将这一制度借鉴到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中, 将其作为对共同诉讼的补充, 保证公司意思机关在诉讼中的公正性, 以防止其对作为独立法人的公司的控制。

摘要：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公司法的一次重大变革, 它对保护小股东利益, 维护公司的正常经营具有重大意义, 但该制度虽然明确了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和被告, 却未对公司这一与股东代表诉讼有着密切联系的主体加以准确的定位, 这使得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境遇变得十分尴尬, 给公司利益的保护带来一定的风险。

关键词：股东代表诉讼,公司,诉讼地位

参考文献

[1]周剑龙.日本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A].王保树.商事法论集 (第二卷) [C].法律出版社, 1997:227-278.

[2]谢文哲.公司法上的纠纷之特殊诉讼机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181.

[3]何芳枝.公司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264.

[4]汤维建.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第三部分.

[5]Murdock.Corporate Governance:the Role of Special Litigation Commit-tee[J].68Wash.L.Rev.1993:88

[6]王保树, 崔勤之.中国公司法原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192.

[7]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42.

[8]丁晓燕.从本案谈如何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J].人民法院报, 2003 (3) .

论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地位 篇9

公司本质上是股东投资的一种工具，股东是公司所有者权益享有者，公司制度的设计应当始终贯彻以股东为本的理念，从各个层面保障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以股东为本并非意味着股东亲自经营管理公司事务，现代公司运营的基本原理是股东与公司经营层的分离，股东委派专业人员担任董事、经理等实际经营公司业务，董事、经理等管理人员要对公司负忠实勤勉的义务，如果经营管理人员违反了这一义务而使公司遭受损失时，公司应当积极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并就已经产生的损害行使追偿权，如果公司怠于这一权利，作为公司所有者权益享有者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当公司拒绝股东的请求时，股东就获得了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派生诉讼请求董事、经理等管理人员赔偿公司损失的权利。之所以称为派生诉讼是由于股东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不是源于股东自身而是源于公司，股东并非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公司以强制行使公司的权利。在性质上，股东派生诉讼由股东代替公司起诉，类似于民法上的债权人代位诉讼，又因为股东派生诉讼的提起本质上是为了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又类似于诉讼法上的集团诉讼。这种诉讼制度由英美法律创设，后逐渐被两大法系许多国家所接受，成为保护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有效手段。

尽管公司本质上是股东投资的工具，但为了便于国家管理和企业从事经济活动，公司在依法成立后便穿上了一件由国家法律缝制的法人这件外衣并因此赋有独立于所有股东的法律人格，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公司的法律身份与他的所有人(股东)和管理人(董事及经理等)的身份相分离，公司的所有人和管理人一般不对公司的债务负责，反之亦然;公司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可以签订合同，可以起诉他人或被他人起诉，并可以行使个人所能行使的一切正常的职权。所以派生诉讼虽由股东提起，但因损害赔偿请求权实质上来源于公司，公司是派生诉讼的实体权益享有者和诉讼请求的胜诉利益归属者，诉讼结果直接归属于公司而并非由股东承担。有利判决导致被告向公司给付法定义务，不利判决将限制公司再行起诉。除实体权利外，派生诉权的行使还取代和限制了公司的直接诉权和对公司债务的处分。由于派生诉讼程序实际影响着公司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依据程序正当性原理，当诉讼程序的进行必然对一方的权利产生影响时，该方应相应地享有影响诉讼过程及结果的权利，即参与诉讼程序和对诉讼标的进行主张、抗辩的权利，那么公司在派生诉讼中应享有程序主体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即公司有权对股东派生诉权的正当性提出质疑，并抗辩不适格的原告提起派生诉讼，问题是，公司参与派生诉讼究竟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性的?公司在派生诉讼中又处于何种法律地位?应当享有哪些诉讼权利和承担哪些义务?各国立法对以上问题提供了不同的答案，有的甚至存在重大差别。我国公司法对此问题未予规定，实务中各地法院的做法也不一致，有必要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公司参与股东派生诉讼的类型及其诉讼地位

1. 强制参加

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采此立法例。强制公司参加派生诉讼即要求股东在提起诉讼时必须把公司列为被告，否则该诉即为不合法，法院将不予受理，公司在诉讼中的身份是“名义上的被告”(a nominal party defendant)，公司的这种特殊地位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公司没有亲自追究被告的责任，意味着其已作出了拒绝成为原告的决定;第二，公司不当地拒绝了股东的诉讼申请，属于对诉讼信托义务的违反，所以公司必须成为诉讼中的被告。

2. 自愿参加

在日本，股东起诉时无需将公司列为被告。日本公司法典对公司参加派生诉讼的规定是，公司可以作为共同诉讼人，或为辅助一方的当事人参加到有关责任追究之诉中，但使诉讼程序不当拖延或对法院造成过重的事务负担的除外。可见，公司不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参加诉讼并有权选择以哪种身份参加诉讼，公司可以作为共同诉讼参加人，也可以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辅助参加人;法院也有权决定是否批准公司参加诉讼，法院不会主动追加公司为当事人，也不会无条件地同意公司参加诉讼的申请。虽然立法对公司参加诉讼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但公司的缺席并不影响判决效力扩张于公司。日本学术界普遍把股东派生诉讼视为法定诉讼担当的一种类型，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担当情形下判决效力扩张至被担当人的规定，派生诉讼的判决当然约束公司，无论公司是否参加诉讼。

表面看来，强制公司参加派生诉讼和允许公司自愿参加派生诉讼两种模式对公司权利的影响差异巨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实是，无论采取强制参加还是自愿参加的立法例，二者都坚持派生诉讼判决对公司产生既判力，派生诉权行使的效果等同于直接诉权行使所产生的效果。另外法律设计了一些特殊措施以加强对公司参与诉讼的程序保障。例如日本法中的强制通知程序和再审程序保证了没有公司参加的派生诉讼的程序正当性，作为非当事人的公司对诉讼判决享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在美国，被强制列为被告的公司仍然享有自由行使诉权的机会，公司只是名义上的被告，即使公司在派生诉讼中消极不作为，也不会因此承受不利的判决结果。而且身为被告的公司可以行使若干相当于原告的权利，如提起直接诉讼取代股东的原告地位，单独与被告和解等。由此可以看出，公司参加诉讼制度的核心始终围绕在如何平衡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和公司自由行使诉权的问题上：规定公司以被告身份强制参加诉讼的，应保留公司享有原告方的诉权且不承担真正被告的义务;允许公司不参加诉讼的，应保证公司的充分知情权、介入权和异议权。正是在这一核心的影响下，公司参加诉讼的方式对公司的诉讼权利和程序正当性的影响只是表面性的，而非实质性的。

关于公司在派生诉讼中的诉讼地位，英美和日本仍有不同的规定。英美法历来认为公司在派生诉讼中是单一的被告身份。法院和学术界认为派生诉讼是两个直接诉讼的合并，其中一个诉讼是股东以公司为被告要求公司责任人提起诉讼的诉讼，这是股东直接诉讼;另一个是公司对债务人提起的追偿公司债权的诉讼，这是公司直接诉讼。符合原告资格的股东可以将两个诉合并成一个以派生诉讼方式提出的、内容为责任人对公司给付的请求。从本质上讲，公司在派生诉讼中是原告和被告资格的重合。一方面，公司因拒绝履行股东要求公司起诉的请求而站在派生诉讼请求的对立面，同时抗辩原告代位诉权行使的行为又使公司站在原告的对立面;另一方面，股东真正诉求的对象不是公司，而是对公司负担责任和义务的人，请求的内容是真正的被告向公司履行义务或赔偿公司损失，法院对派生诉讼请求的审查和裁判又把公司置于相当于原告的地位。因此英美法上把派生诉讼中的公司定位为真正的原告和名义上的被告。在程序操作上，公司的诉讼地位是名义被告，股东在起诉时必须列公司为被告，否则将被驳回起诉。公司虽然可以在诉讼进行期间取代股东原告直接行使诉权，但此时诉讼的性质也由派生诉讼转化为公司的直接诉讼了。总之，在美国的派生诉讼中公司只可能占有名义被告这唯一的诉讼地位。

日本学术界则一般认为公司在派生诉讼中可以具有多种当事人的身份，公司有权决定以何种身份参加诉讼，股东代位诉权的行使并不排除公司对诉讼标的进行处分和管理的权利，对标的的诉讼实施权可以看作是由公司和股东共同享有的。日本有较完备的诉讼参加制度，其公司法典确立了“共同诉讼参加”和“辅助一方当事人参加”两种方式，在解释上公司在派生诉讼中具有共同诉讼原告、原告方辅助人、被告方辅助人和独立参加人等多种身份。公司可以根据所要实行的诉讼行为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诉讼地位。若公司意图在案件事实上做出有利于被告的主张，公司可以作为被告方的辅助参加人，增强被告的抗辩能力;若公司意图指控原告的代位诉权不成立或主张公司不行使直接诉权具有正当理由，公司可以作为独立当事人参加诉讼，其身份为区别于原被告的独立参加诉讼当事人。

三、我国的选择——强制参加与名义上的被告

1. 理论依据

由于我国立法上对于公司应否参加派生诉讼以及公司在派生诉讼中应当处于何种地位并无具体的要求和说明，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做法不统一，既有把公司追加为被告的，也有把公司列为第三人的，从公司不愿意起诉但又受到法院判决约束且对事实的查明具有辅助作用的角度出发，法院倾向于把公司列为被告，主动追加公司作为被告方进行诉讼。理论上关于该问题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

(1) 共同诉讼原告说。该观点主张公司应作为原告方与提起诉讼的股东共同进行诉讼，理由是股东提起代位诉讼是为了救济公司受到的损害，公司参加诉讼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股东和公司的诉讼目的存在一致性。

(2)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说。该观点认为公司在派生诉讼中应处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地位，理由是这种处理比较适应于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和诉讼实践，在与派生诉讼构造相似的债权人代位诉讼中，我国司法解释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

(3) 诉讼参加人说。该观点认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无法解决公司的诉讼地位问题，应修改诉讼法中关于当事人制度的规定，建立诉讼参加人制度，由法院通知公司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4) 名义被告说。该观点主张公司应处于派生诉讼的被告方，理由主要是出于方便性和技术性的考虑。

相比较而言，主张借鉴英美立法，将公司列为名义上的被告并强制其参加诉讼的观点更为妥当，理由是：首先，公司不宜作为派生诉讼原告的共同诉讼人，因为派生诉讼是股东在公司拒绝起诉时才被迫提起的代位诉讼，将不愿意行使诉权的公司放在原告的地位上缺乏现实意义，相反会导致诉讼中出现原告对抗原告的局面。从共同诉讼制度本身来讲，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规定的必要共同诉讼的要件须为诉讼标的具有同一性，而在将公司列为共同诉讼原告的情况下，公司直接诉权和股东代位诉权的共同行使很难被解释为是对同一诉讼标的行使同一请求权。其次，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说也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指的是对案件的诉讼标的不存在独立的请求但与诉讼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而事实上，公司对派生诉讼的标的存在独立的诉讼请求，它甚至可以取代股东自行提起赔偿之诉，派生诉讼的结果也无一例外地由公司直接承担，这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或然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再加上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本来就比较模糊，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尚未廓清的问题，将公司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无疑缺乏合理性。再次，诉讼参加人说在我国也欠缺现实依据。诉讼参加人制度在德日等国比较发达，就目前而言，我国创建诉讼参加人制度的条件并未成熟，因此以诉讼参加人说来解决公司在派生诉讼中的地位问题缺乏现实意义。最后，依名义被告说确定派生诉讼中公司的法律地位比较方便、合理。因为公司拒绝了股东要求公司提起直接诉讼的请求，意味着公司站在了股东派生诉讼请求的对立面，如果公司参加诉讼后抗辩原告代位诉权的行使，则公司又站在了原告的对立面，因此公司只能以派生诉讼被告的身份参与进来。同时由于派生诉讼无论出现何种结果，其判决效力都会直接及于公司，如果股东胜诉，直接受益的将是公司而不是股东，股东只能间接受益，从这个方面讲公司与股东的利益又呈现出一致性。从本质上讲，公司是股东投资的工具，股东是公司财产权的所有者权益享有者，股东提起的派生诉讼都应当是有益于公司的。这样看来，公司虽为被告，但其与真正的被告即公司的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公司与董事、经理等并非真正的共同被告，公司的被告身份只是形式上的。这样的处理很方便也很实用，不会对现有的法律制度产生大的冲击，因此名义被告说较为妥当。

2. 制度构造

(1) 强制股东参加诉讼。原告股东在提起派生诉讼时，必须将公司列为被告方为合法，否则法院将不予受理。强制公司参加派生诉讼的理由除了英美法的信托理论外，股东直接承受判决结果这一事实也决定了公司参加派生诉讼的必要性，况且强制公司参加诉讼可以充分利用公司掌握的资料和信息，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防止原告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益，从而使案件的审理变得更为充实和公正。

(2) 设定诉讼许可程序。诉讼许可程序是指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不能直接向法院以个人名义主张公司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是首先向法院提出“允许以自己名义主张公司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申请，由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对其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允许提起诉讼。诉讼许可程序是德国在借鉴了他国的规定对股东资格进行必要限制的同时，在《股份法》中对股东派生诉讼设置的前置程序，它具有实质审查的内容，通过法院的依法审查来保证诉讼的正当性，以排除那些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的诉讼，既能减少法院的工作负担，也能使公司避免陷入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对股东而言，诉讼许可程序使之着手进行的是一个自始就很有希望的诉讼，而不必承担在后来的诉讼中担负诉讼费用的风险。总之，诉讼许可程序作为一个预防性的前置审查程序，将审查判断的权力赋予法院，转移了股东的诉讼费用承担的风险，如此会促进股东行使派生诉权的积极性，也以此措施来对公司的管理层施加压力，发挥所有者监督的作用。

我国也应建立诉讼许可制度，审查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1) 持股时间要件，我国公司法要求原告股东须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天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的股份;

(2) 请求程序要件，即提出诉讼许可申请的股东要证明其已经徒劳地并设定合理期限地向公司要求由公司自己提起诉讼。我国公司法第152条第2款规定了三种情形，即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股东的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的，或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可以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 公司损害要件，即公司必须受到损害，原告股东必须要证明，公司利益因为其所起诉的不正当行为受到了损害;

(4) 非违反公司利益要件，即法院要审查是否有基于公司利益的重大原因对抗该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张，因为并非所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都符合公司的利益，法院要在公司利益和股东诉权之间进行价值衡量。如果通过衡量公司的重大利益会因派生诉讼受到损害，法院会驳回股东的派生诉讼请求。只有同时符合以上四个要件的诉讼许可申请才会得到法院的进一步审理，否则股东派生诉讼至此终止。

(3) 赋予公司在派生诉讼中特殊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公司在派生诉讼中仅仅是名义上的被告，所以公司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也应有特殊的规定：公司享有自由行使诉权的机会;即使公司在诉讼中消极不作为，也不会因消极抗辩或缺席而导致承受不利判决的结果;身为被告的公司可以行使若干相当于原告的权利，如提起直接诉讼取代股东的原告地位，单独与被告和解等。

四、结语

派生诉讼作为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特殊诉讼形式，其诉讼结构和诉讼判决的效力都呈现出特殊性。股东是名义上的原告，真正的原告是公司;公司由于拒绝股东要求其起诉的请求而成为派生诉讼的被告，又因派生诉讼请求针对的是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因此公司也只是名义上的被告。之所以形成如此复杂的诉讼结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与股东虽然在法律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主体，但事实上公司只是股东的一个投资工具，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所有者权益。当董事、经理等违反忠实勤勉义务致使公司权益遭受损害时，股东的权益实际上也同时受损，股东有权敦促公司起诉请求损害赔偿，如公司不当拒绝股东的这一请求，股东就因此获得了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的资格。公司以被告的身份参与到股东派生诉讼中，不仅有利于诉讼程序公正、高效地进行，而且有助于公司接受诉讼结果。

摘要：对于股东提起的派生诉讼, 真正的权利主体公司是否应当参加以及在诉讼中应当处于何种身份, 各国立法差异较大。我国应当采取强制参加的立法模式并视公司为派生诉讼形式上的被告以解决该问题。

关键词：公司,股东,股东派生诉讼,诉讼地位

参考文献

[1]常建:回归与修正:对公司本质的重新解读[J].法商研究, 2007, (1)

[2]蔡元庆: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的诉讼参加问题研究[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7, (2)

[3]胡晓静:德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评析[J].当代法学, 2007 (, 2)

[4][日]高桥宏志:公司纠纷的司法救济[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5]赵旭东:新公司法实务精答[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6]周友苏:新《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7]刘桂清:公司治理视角中的股东诉讼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5

公司诉讼 篇10

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投资多寡仅取决于其面临投资机会的大小,即上市公司在面临较好投资机会时会增加投资支出,反之会调减投资支出,这意味着企业在完美资本市场中并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但在现实层面,资本市场存在信贷歧视、股票市场缺乏有效性和债券市场发展畸形等诸多结构性缺陷(连玉君、苏治,2009),这致使企业于好的投资机会面前因融资难而陷入融资约束窘境。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资本市场缺乏有效性的问题尤为突出,当自身现金流净额不够充沛时,上市公司会因此陷入融资约束困境,这无疑会限制上市公司自由组合运用资产进行投资的能力,导致其实际投资支出水平偏离于最佳投资水平,即会导致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低下。

现代治理机制在上市公司内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在共存中亦会发生冲突,例如常见冲突多发生于大股东和小股东、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以及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等。当公司冲突的内外部协调或沟通机制失效时,其中一方便会通过仲裁诉讼途径维护自身利益。2007~2014年间仲裁诉讼事件在我国上市公司时有发生,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中,仲裁诉讼事件无疑会对上市公司声誉造成影响,当这一负面影响波及上市公司投融资决策时,就会进一步加剧其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致使其实际投资支出水平进一步偏离最佳投资水平,导致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低下。

学术界关于上市公司仲裁诉讼效应方面的研究较为鲜见。林斌等(2013)研究发现,陷入诉讼纠纷公司的价值更低,特别是当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偏低时,这一负面效应会显著加剧(林斌、周美华、舒伟,2013)。李小荣等(2014)实证检验显示,当债权人拥有相对较强的谈判能力时,债务诉讼反而会降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的风险(李小荣、张瑞君、董红晔,2014)。这些研究都是围绕仲裁诉讼对上市公司价值或市场反应产生的影响进行的,还未发现有文献基于投入视角研究仲裁诉讼对上市公司投融资决策产生的影响,为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公司制为现代企业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其错综复杂的产权关系和两权分离制度促生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目标既有共性也存在冲突,其中典型冲突包括公司和股东间的矛盾,股东和董事间的矛盾,股东、董事和职业经理人间的矛盾,控股大股东和中小股东间的矛盾,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矛盾,以及公司、股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等(林斌、周美华、舒伟,2013;乔欣,2007)。这些冲突激化到一定程度后,便有可能打破原有均衡状态而进入失衡状态,特别是当此时的内外部沟通和协商机制又处于失效状态时,公司不同主体便有可能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利益。

我国上市公司的主要融资方式为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中,诉讼势必会对上市公司融资活动产生两方面的不利影响:(1)增加融资的难度。诉讼会极大地损害上市公司的声誉,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Engelmann K.和Cornell B.,1978):一方面,上市公司若败诉,法院便极有可能判决其行为违法,这无疑会损害债权人和股东对公司的信任,导致其减少对公司的股权投资和债权授信,从而增加上市公司的融资难度;另一方面,诉讼金额一般较大,一旦上市公司败诉,常常涉及巨额赔偿或补偿,这可能使其陷入资金严重短缺困境,从而削弱债权人和股东对公司的信心,导致其削减或拒绝授信和投资给公司,这也会增加上市公司的筹资难度(Tan L.,2010)。(2)增加融资成本。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上市公司在融资行为中会与债权人和股东围绕融资成本进行博弈,即努力压低债务利息或努力抬高股票发行溢价,当上市公司面临仲裁诉讼特别是当其因此陷入信任危机时,公司势必会于“讨价还价”行为中处于不利地位,最终增加公司的融资成本(林斌、周美华、舒伟,2013)。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连玉君、苏治,2009),仲裁诉讼又会通过影响融资可能性和成本进一步恶化其融资困境,这将对公司投资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即上市公司可能因此全部或部分地错失投资机会,使实际投资水平偏离最优投资水平,导致投资效率低下。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上市公司仲裁诉讼纠纷和投资非效率项显著正向相关,即发生仲裁诉讼纠纷的公司,其投资效率相对更低。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分析所用原始数据均采集于国泰安数据库,并根据如下标准对样本进行了筛选:(1)将研究的样本区间设定为2007~2014年,由于本文研究用变量涉及滞后一期项,实际上纳入分析的为2008~2014年样本公司;(2)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同于其他类型上市公司,故剔除此类公司;(3)为避免重大重组行为对本研究造成不利影响,笔者选择剔除营业收入增长超过150%的样本公司;(4)为克服离群值的潜在不良影响,本文选择在1%和99%百分位上对原始数据进行缩尾处理。

(二)异质性随机边界模型

在进行实证研究时,本文沿用Wang(2003)的方法,即采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展开相关分析,而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设定关键是基于相关理论或经验设定前沿边界(Wang H.J.,2003)。Q投资理论代表人物Hayashi(1982)认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企业投资决策仅取决于其面临的投资机会,即当企业面临的投资机会越大时,其投资支出亦越大,反之投资支出越小(Hayashi和Fumio,1982)。基于这一思想,企业的最佳投资支出水平可以表达为如下数学式:

式(1)中:INVTi,t代表企业i在t时期的投资支出水平;Ki,t-1代表企业i的期初固定资产净额;Qi,t衡量企业i在t时期面临的投资机会;参数β为资本的调整参数;vi,t为常规意义上的随机干扰项。而Wang(2003)和Kumbhakar(2011)的相关研究表明,销售收入及其滞后一期对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也具有显著影响,为此本文选择在随机前沿模型中引入这两个变量,如下式所示:

式(2)中:SALEi,t代表企业i在t时期的销售收入;SALEi,t-1代表企业i在t-1时期的销售收入;β1、β2和β3为待估参数。但在现实中,资本市场并不完美,常常存在各种摩擦,迫使企业在投资决策中不可避免地面临融资约束困境,最终导致企业投资支出水平偏离最佳状态,为此Chrinko和Schaller(1995)对原始Q投资模型进行了如下改进:

式(3)中新引入的投资支出影响项目F(zi,t),代表企业实际投资支出偏离最佳投资支出水平的程度,主流文献认为这是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导致的结果。一般认为F(zi,t)是一个大于零的数,若假设F(zi,t)=ui,t,那么式(3)便可简化为如下形式:

式(4)是一个典型的随机前沿模型。为便于对投资非效率项ui,t进行异质性设定,本文将式(4)简化成如下形式:

式(5)中,x'i,t=(1,Qi,t,SALEi,t/Kt-1,SALEit-1/Kt-2,dumg,dumt,dumi)',β为待估参数向量组,而dumg、dumt和dumi分别代表区域虚拟变量、时间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式(52)中的vi,t为常规意义上的随机干扰项,且vi,t~i.i.d.N(0,σv)。其中ui,t代表融资约束问题导致的企业实际投资支出与最佳投资水平的偏离程度,即投资非效率项。由于ui,t具有非负特征,为了方便对其进行异质性设定,此处假定其服从非负的截断型半正态分布,即ui,t~N+(ωi,t,σu2)。在此基础上,我们基于Wang(2003)的做法对ui,t进行如下异质性设定:

式(6)中:ωi,t代表企业投资非效率项的期望;z'i,t为投资非效率项影响因素的向量组,即用以反映企业的融资约束状态,此处特指上市公司现金流(CFK)、总体规模(SIZE)、债权融资(DEBT)、股权融资增量(EQUI)和仲裁诉讼指标(LI-TI);δ则为待估参数向量。借助这一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我们不仅可以估算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性质,尤其是分析上市公司仲裁诉讼纠纷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三)研究变量设定

1. 主模型变量设定。

本文核心目标是实证分析仲裁诉讼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但投资效率数据无法直接获取,需要基于上述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定量估算。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主模型部分,我们将投资支出设定为其被解释变量,同时为克服规模效应产生的不利影响,选择用年初固定资产净额指标对其进行平减。主模型的解释变量为投资机会衡量指标,此处选择同Wang(2003)和Kumbhakar(2011)的设定形式保持一致,即将主模型的解释变量设定为托宾Q值、销售收入和销售收入滞后一期,并同样使用期初固定资产净额对销售收入指标进行相应平减,以避免规模因素可能对本研究产生的不利影响。同类似研究保持一致,本文在主模型中也系统控制了样本公司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

2. 异质性部分的变量设定。

仲裁诉讼对投资效率作用分析的导入,是通过随机前沿模型异质性设定部分体现的,因此将核心解释变量设定为仲裁诉讼,具体设定选择与林斌等(2013)的研究保持一致,即当上市公司某一年度存在仲裁诉讼时,将该年度及随后年度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林斌、周美华、舒伟,2013)。同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保持一致,本文将其他控制变量分别设定为公司现金流量、规模、股权融资增量和债权融资增量(连玉君、苏治,2009;Wang H.J.,2003)。

上述相关变量的定义详见表1。

注:限于篇幅,行业异质性、地区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变量定义未予呈现,有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利用处理后的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之前,首先要对相关变量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主要目的是查看进入分析的数据是否存在明显离群值现象,因为这关乎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分析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观察表2可知,各指标的中位数和均值均相差不大,且标准差均比较小,不存在明显离群值现象,所以处理后的数据可以直接用于后续相关实证分析。

(二)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1. 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设定形式与筛选。

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不同设定形式和对应估计结果见表3,其中模型(1)~模型(5)分属五种不同的设定形式。模型(1)~模型(4)未引入反映公司仲裁诉讼的变量,模型(5)引入了反映公司仲裁诉讼的变量。在模型前沿的异质性设定方面,模型(1)中未引入反映样本公司行业、时间和地区异质性的虚拟变量;模型(2)中引入了反映样本公司行业异质性的虚拟变量;模型(3)中引入了反映样本公司行业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的虚拟变量;模型(4)和模型(5)中则同时引入了反映样本公司行业、时间和地区异质性的虚拟变量。

本文对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进行上述形式设定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是逐步引入反映样本公司行业、时间和地区异质性的虚拟变量,检验异质性设定的必要性;其二是在前期同类研究模型设定基础上引入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增强本研究和同类研究之间的可比性。我们采用极大似然值和似然比检定两套方法对模型(1)~模型(5)进行筛选,相关检验结果见表3。表3中的似然比检定结果显示,无论是将模型(1)还是模型(5)设定为基准模型进行检定,结果都显示模型(5)为最佳设定形式,且极大似然值的检验结果也有效支持了这一结论,所以后续相关实证研究均基于模型(5)展开。

2. 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观察表3中模型(5)前沿设定部分的估计结果可知,解释变量TOBIN、SALE和LSALE对上市公司投资支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有效验证了传统Q投资理论假说,即企业投资多寡主要取决于其面临投资机会的大小。当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越大,其投资支出便会越多,反之越少。我们也对反映样本公司异质性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行业虚拟变量、时间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的联合作用均显著,但限于篇幅未予呈现,有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观察表3中模型(5)异质性设定部分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变量CFK对上市公司投资的非效率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上市公司自有现金流可以有效缓解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变量SIZE对上市公司投资非效率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上市公司规模越大,越能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对公司融资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避免上市公司实际投资支出水平过多偏离于最佳状态。变量DEBT对上市公司投资非效率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债权融资方式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有效削减其投资支出的非效率项。变量EUQI对上市公司投资非效率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股权融资方式募集其投资所需资金,缓解其因投资而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最终有效减少投资中的非效率项。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基于White(1980)稳健型标准误计算所得T值,表5同;(2)Log Likelihood为似然值;(3)LR1为以模型(5)为基准模型进行似然比检验得到的卡方值,LR2为以模型(1)为基准模型进行似然比检验得到的卡方值,括号中为伴随概率P值。

观察表3中模型(5)变量LITI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其对上市公司投资支出的非效率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H得证。这意味着当上市公司其他融资环境未发生明显变化时,其面临的仲裁诉讼纠纷会恶化其融资约束境况,从而会使其投资支出更大幅度地偏离于最佳投资水平。

(三)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估算结果与分析

下面将基于表3中模型(5)定量估算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EFF)较为详细的统计分析结果呈现于表4中。表4显示,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均值约为0.65,即融资约束问题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投资支出与最佳投资水平偏离约35%左右,可见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总体上尚有很大提升空间。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均值和中位数较为接近,其标准差为0.13,这说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总体差异程度不大。

下图为上市公司投资效率频数分布图,进一步直观呈现了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水平的分布情况。观察可知,绝大多数样本公司的投资效率值分布在0.65及两侧处,仅有极少数样本公司投资效率值分布于0.30和0.90附近,这意味着大多数样本公司的投资效率水平约为0.65,仅有极少数样本公司的投资效率水平超高或超低。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核心研究目标是检验上市公司仲裁诉讼纠纷对其投资效率的影响,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仲裁诉讼纠纷显著加剧公司的融资约束困境,最终导致实际投资支出水平更多地偏离于最佳投资水平。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另外公司最终控制人属性分为国有和民营两类,行业属性方面制造业公司占了半壁江山,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检验这一结论于不同的地区、最终控制人属性和行业间是否具有稳健性,相关的检验结果见表5。

表5中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管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西部地区,不管是国有公司还是民营公司,不管是制造业公司还是非制造业公司,仲裁诉讼都显著加剧了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问题,最终导致其投资支出水平偏离于最佳投资水平,可见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利用上市公司2007~2014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仲裁诉讼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最终形成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启示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1.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现象较为普遍。

针对投资效率值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平均投资效率仅约为0.65,意味着上市公司普遍面临融资约束问题,平均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投资支出水平偏离于最佳投资水平约35%左右。可见,通过缓解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可使其投资效率平均提升35%左右。

2.仲裁诉讼加剧了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低下问题。

随机前沿模型异质性设定部分的估计结果显示,在系统控制现金流净额、规模、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因素的影响后,仲裁诉讼纠纷对上市公司投资非效率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上市公司仲裁诉讼纠纷会在投资者和债权人中产生负面影响,减少了上市公司的融资机会,增加了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最终限制上市公司通过组合资产进行自由投资的能力,导致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

3.仲裁诉讼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本文基于区域异质性、最终控制人属性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在东部地区样本组还是在中西部地区样本组中,无论是在国有企业样本组中还是在民营企业样本组中,也无论是在制造行业样本组中还是在其他行业样本组中,在系统控制上市公司其他投资效率影响因素后,仲裁诉讼代理变量均对上市公司投资的非效率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见,仲裁诉讼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综合上述实证分析可知,上市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当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发生经济纠纷时,要尽可能通过内外部的协调和沟通机制进行处理,避免发生仲裁诉讼,因为仲裁诉讼纠纷会加剧其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致使公司实际投资支出水平进一步偏离于最优投资水平。

参考文献

连玉君,苏治.融资约束、不确定性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J].管理评论,2009(1).

林斌,周美华,舒伟.内部控制、公司诉讼和公司价值[J].中国会计评论,2013(4).

李小荣,张瑞君,董红晔.债务诉讼与股价崩盘风险[J].中国会计评论,2014(2).

乔欣.公司纠纷的司法救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Engelmann K.,Cornell B..Measuring the Cost of Corporate Litigation:Five Case Stud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Mining Sciences&Geomechanics Abstracts,1978(3).

Tan L..Creditor control rights,state of nature verification,and financial reporting conservatism[J].Journal of Accounting&Economics,2010(1).

Wang H.J..A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on Investment[J].Journal of Business&Economic Statistics,2003(3).

公司诉讼 篇11

关键词：虚假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规制；表现

通俗地说，虚假诉讼即“打假官司”，主要针对的是一些诉讼当事人相互恶意串通，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进行非法利益的侵占目的的诉讼行为。为了研究方便，法律界研究学者通常会将“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归为一类，但两者还存在一些本质区别。其中虚假诉讼主要指民事诉讼的双方具有利益关联性，对证据、实施、材料进行虚假编制，提起诉讼，利用国家法律机构的执行权力、审判权力达到非法侵占财产利益的目的。而恶意诉讼则往往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主要目的，并带有明显的人身权益侵害表现。

1前言

根据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分析，本文中针对规制虚假诉讼中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做出了总结，主要包括三个研究方面。

第一，即民事裁判中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既判力问题。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差别较大，如诉讼主体、诉讼原则、诉讼程序、证据制度、强制措施等。一般来说，刑事诉讼需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共同参与，最突出的特点是执行国家刑罚权的行为，与民事纠纷相比强制措施的种类差异较大；虚假的民事诉讼提出之后，由人民法院经过审核认定，应该直接移交给对应的公安机关立案，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并对受害人的虚假诉讼行为给予立案调查。

第二，民事裁判对刑事裁判的既判力问题。根据现有法律体制，需要考虑进行刑事审判的法院能否对民事审判展开虚假诉讼的认定行为，以及是否具备判断虚假诉讼行为的判断能力。

第三，形式裁判对民事裁判的既判力问题。包括如何区分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无罪审核，区分民事诉讼程序中虚假诉讼程度的行为标准，等等。

《民事诉讼法》112、113条中将虚假诉讼划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民事诉讼中的规制问题，即指诉讼当事人之间采取串通、包庇、伪造等手段企图通过法律诉讼的手段实现侵占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另一方面，指的是虚假诉讼中包括的刑法规制，人民法院有权利对虚假诉讼构成的犯罪事实进行追求责任。

2民事裁判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既判力分析

2.1民事裁判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依据

法院在进行民事诉讼的司法手段执行过程中，如果认定了存在虚假诉讼的成分，应该给予驳回、罚款和拘留的措施。但在作出相应的处罚手段之后，还存在是否进一步进行刑事诉讼程序的问题，即将发生虚假诉讼的当事人移交给公安侦查机关进行立案调查，这涉及到一个执法成本的问题，也需要法院、公安机构之间存在必要的移交程序。

首先，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10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生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和举报”。很明显，人民法院作为虚假诉讼的判定方，有义务转移到适当的机构，以维护法律尊严和人民利益。

其次，虚假诉讼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刑事诉讼要素。根据《民事诉讼法》112条规定，如果诉讼当事人之间存在串通、伪造等不实行为，并存在实际上的侵害他人权益的目的的，可以进行罚款、拘留、判决等刑事责任追究。按照这一要求，人民法院应该在认定之后主动将判决结果移交给公安部门或检察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2民事裁判对刑事诉讼程序开启的障碍

法律层面的问题较为复杂，从现实角度来说，进行虚假诉讼的主体被驳回诉讼请求之后，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需要法院机构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但法院做出虚假诉讼的判决往往依据法律原则或当事人既得利益的合理性，缺乏更为实际的判断依据，存在很大的任意性；相对而言，刑事诉讼需要详细的犯罪证据，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法律嫁接难度。

法律层面的程序认定不对称性是主要的障碍因素，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法院对虚假诉讼的行为进行移交申请形式诉讼程序，就必须遵守刑事诉讼中的“客观真实”证据原则，但法院本身进行民事诉讼中的虚假成分认定，则是根据“证据优势”的原则展开的，后者原则明显低于前者原则标准。

综上所述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118条和11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檢察院或公安机关对于保安、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接收，应该按照自身的管辖范围、职权采取主动调查。在法律层面的合理性，应该加强对执行力度和法律程序的改进。

3虚假诉讼中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衔接关键

虚假诉讼行为是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中必然出现的情况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内整体法律意识提升，会促使一些不法行为以维护自身权益为借口的诉讼发生；虚假诉讼的危害是浪费司法资源、影响法律公正、破坏社会稳定，甚至是造成我国法律实践的一系列危机。为了规避这一行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虚假诉讼的行为给予严厉惩罚。

3.1民事裁判对刑事裁判的既判力

第一，明确虚假诉讼的目的，即通过民事裁判的结论非法获取权威法律文书，民事裁判中对“证据优势”的认定，即违法诉讼人的刑事裁判依据。

第二，虚假诉讼行为不等同于“虚假诉讼犯罪”，在民事裁判中的“证据优势”不能作为刑事裁判的证据，既判力需要必要的排他性处理，严格区分犯罪实体的条件和犯罪嫌疑人的程度。

3.2刑事裁判对民事裁判的既判力

刑事裁判是针对当事人“有罪或无罪”的判断，严格地说，它不能作为无罪裁判之后的后续民事诉讼程序中不存在虚假诉讼行为的判断标准。这是由于刑事裁判需要严格的证据和客观事实，即便存在犯罪意图或犯罪行为，如果没有达到刑法所规定的量刑标准，法院会认为不存在犯罪事实，但不代表不存在犯罪行为。

4结束语

总地来说，虚假诉讼是一种不法行为，但也是一个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审理民事诉讼行为，司法资源有必要支出的部分。尽管在认定虚假诉讼之后可以做出驳回、罚款甚至拘留等情况，但违法成本较低。因此，认真研究虚假诉讼中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可以提高对刻意违法行为的治理效果，对我国的法律完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赵赤，李燕山.论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J].江汉论坛，2010，02：115-121.

[2]毕慧.论民事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J].浙江学刊，2010，03：161-164.

公司诉讼 篇12

关键词：保险,纠纷,诉讼案件,解决机制

一、云南保险诉讼案件基本情况及发生特点分析

2009～2011年，云南保险业累计发生保险诉讼案件10654件，其中：财产险诉讼案件10390件，案件占比97.52%;人身险诉讼案件264件，案件占比2.48%。三年来，云南保险诉讼案件呈逐年递增趋势，2010年，云南保险诉讼案件环比增长66.31%;2011年，云南保险纠纷诉讼案件环比增长10.62%。具体来讲，云南保险诉讼案件呈现以下发生特点：

（一）财产险诉讼案件增长较快

从承保案件发生率(万件)来看，2009年云南财产险承保案件发生率为1.69, 2010年该指标增长了1.24倍，达到3.78, 2011年略有下降，承保案件发生率为3.15。云南人身险承保案件发生率则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0.12的水平。从亿元保费诉讼案件发生数来看，2009年云南财产险亿元保费诉讼案件发生数为33.49件，2010年增长到38.88件，2011年略有下降达到37.2件;相比而言，人身险同类指标基本稳定在0.74件的水平。

（二）财险公司诉讼案件集中度较高

2009年云南人保财险、太保财险、平安财险三家公司合计发生诉讼案件1630件，三家公司诉讼案件集中度高达71.4%，2010年、2011年该指标有所下降，但三家公司诉讼案件集中度也达到60%以上。同期，云南人身险纠纷诉讼案件前三家寿险公司诉讼案件集中度均保持在60%以内。说明财险公司保险诉讼案件发生主体更为集中。

（三）财产险涉诉案件险种结构相对单一

2009～2011年，云南保险诉讼案件中涉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1003件，案件占比9.41%;涉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9651件，案件占比90.59%。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90%以上案件均涉及道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赔偿问题。相对而言，财产险涉及非车险的案件要小的多，但往往涉案金额较大，如云南太平财险涉诉的一起承运人责任险案件，索赔金额高达270万元。

（四）人身险涉诉案件险种较为分散，各公司之间差异性大

相对于财产险诉讼案件，云南人身险涉诉案件险种较为分散，各公司差异性较大。以云南国寿和云南太保寿为例，从2009～2011年，云南国寿涉诉案件险种主要为意外伤害保险、长期寿险和健康险，分别占公司诉讼案件的32.43%、21.62%和12.7%，所涉险种涵盖了个险、团险、银保三大渠道。云南太保寿险诉讼案件主要集中在短意险和定期寿险，分别占公司诉讼案件的59%、15.4%。

（五）保险诉讼案件保险公司胜诉率低

由于各保险公司对“胜诉”的定义和统计口径不同，难以从整体上对云南保险诉讼案件胜诉情况进行定量分析。这里以云南人保、云南国寿为例进行分析。2009～2011年，云南人保累计发生诉讼案件3433件，占云南财险诉讼案件的33.04%，胜诉案件1365件，胜诉率为39.76%;三年来，云南国寿发生诉讼案件111件，占云南人身险诉讼案件的42.05%，胜诉案件24件，胜诉率为21.62%。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财产险案件还是人身险案件，保险公司胜诉率都较低。

二、保险诉讼案件涉及的主要争议焦点

（一）保险人履行其明确说明义务的认定争议

《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 “订立保险合同,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 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 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实际执行中, 虽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时, 保险公司在其提供的投保单、保险条款或其他保险凭证上均附有“投保人声明栏”, 记载投保人已知道并理解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 但声明内容不尽一致, 千差万别, 没有统一样式, 对保险公司应尽说明义务的说明范围、说明程度、说明方式没有统一标准, 因此对保险公司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难以判断, 往往形成争议焦点。此类争议在网销、电销产品中尤为突出。

（二）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认定争议

《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保监会的相关文件也有类似规定，这说明我国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实行的是询问告知制度。在询问告知制度下，只要投保人对保险人询问的事项如实回答，即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这就会涉及一个“兜底条款”或“模糊询问”问题，即保险人在询问范围中设定一些概括性的、没有指明具体名称的事项。如在健康险产品中，会询问“有无其他病史”、“是否有下列疾病或症状”等。一旦发生纠纷，往往形成争议焦点，实践中的不同司法机关也经常出现不同的审理结果。

（三）无证驾驶或醉驾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争议

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实际生活中，无证驾驶或醉驾造成交通事故非常普遍，保险人经常被追加为被告或者第三人参加诉讼。实际司法审判中，对驾驶人无证驾驶或醉驾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人员伤亡，保险公司是否应赔偿受害人因此造成的损失，通常存在两种意见，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认为国家设置交强险制度的目的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和赔偿，保险公司应当予以赔偿，保险公司赔偿后可以向致害人追偿，但保险公司可不向投保人进行赔偿。二是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只需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但在今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加强民事审判、判决保障生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有了明确规定，“在醉酒驾驶、无证驾驶等违法情形的责任承担上，应当在确定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同时，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

（四）交强险分项赔偿争议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保监会2008年1月11日公布了现行赔偿限额方案。在实际生活中，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经常存在一个限额分项赔偿还是分项限额赔偿争议问题。一部分人认为，当交通事故造成的某项费用损失特别是医疗费用损失超过分项赔偿限额时，保险公司只在分项限额内赔偿，对受害人明显不公平。例如，交通事故造成某人受伤，其支付的医疗费用为10万元，未造成其他损失，如果只在医疗费用限额1万元内赔偿，其将有9万元损失难以得到弥补。另一部分人特别是保险公司则认为，分项赔偿是法定赔偿原则，交强险是法定强制保险，交强险与其他商业险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若不坚持分项限额赔偿，势必造成交强险经营长期亏损，不利于交强险长远发展。司法审判中，经常见到同类案件存在不同审判结果问题。

（五）其他争议焦点

交通事故中伤者、死者、被抚养人户籍问题，保险事故导致的伤残、护理等级鉴定问题等。户籍认定不同意味着死亡和伤残赔偿标准的巨大差异;鉴定级别的高低，对后续治疗费金额有较大影响。

三、保险诉讼案件快速增长原因分析

(一) 保险公司内控管理水平跟不上保险业快速发展

一是内控制度不健全，未能根据环境变化，建立完善、透明、科学的内部控制体系，不能充分识别经营和管理过程中的风险点，对于保险纷纷、案件诉讼等问题，缺乏有效的应急机制和措施，很多纠纷未能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内部控制的合理性存在缺陷，突出表现在内部激励考核机制不科学，过于强调短期和自身利益，忽视行业和消费者利益。责任追究机制的责任追究不明确、不到位，导致惩戒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客观上酝酿了矛盾纠纷产生的土壤。三是内部控制措施的有效性不足。近年来，针对销售误导和理赔难问题，许多公司也从组织结构、人力资源、业务流程、监督管理等环节建立完善许多制度，但效果不佳。根据保监会通报，今年1～6月份，保监会共接受保险消费者有效投诉6176件，同比增长127.23%，涉及财产险理赔纠纷1858件、人身险销售误导1214件，两者合计占有效投诉的49.74%。这说明销售误导、理赔难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问题为保险诉讼案件发生埋下了隐患。

（二）日趋多元化的保险消费和维权环境

一是保险消费者维护权意识增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险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不断增大，保险消费者研究保险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司法途径日益成为保险消费者的重要维权选择。二是非理性维权和投机维权行为日益增多。部分消费者对法律和条款的理解不准确，根据自身判断片面认为保险公司侵犯自己合法权益而进行盲目诉讼。个别投保人利用当前司法同情弱势的倾向和司法鉴定机构管理的不规范，为获取不当得利进行恶意诉讼，甚至借助媒体恶意炒作。三是商业保险承载了过多社会功能。在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商业保险往往只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商业保险成为了部分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公司一旦拒赔、或者赔付金额与自己的心理预期存在较大偏差，易导致情绪失控，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形成诉讼案件。

（三）保险业发展不适应经济社会、法制环境的变化

随着《保险法》、《侵权责任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整个社会环境、法制环境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保险被保险人利益。但保险业的发展没能及时适应这种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的变化，这是近年来保险诉讼案件激增的原因之一。一是保险人在条款设计、人员管理、服务理赔等方面没有明显改进，不能有效应对《保险法》的新要求。二是保险业在非诉讼保险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方面滞后，大量保险纠纷难以通过仲裁、调解等途径加以分流，只能以诉讼方式进行解决。三是各地在与司法部门的对接方面存在缺陷，在正确反映保险业诉求，有效引导司法部门客观公正裁判保险案件方面还有许多不足。

（四）车险独大的财险公司业务结构易导致保险诉讼案件快速上升

2009～2011年，云南保险诉讼案件中90.59%涉及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这与云南长期以来车险一枝独大有很大关系。车险相对于其他险种，量大、保险事故率高、涉及面广。据统计，2009年云南财险保费收入中78.51%为车险保费，2010、2011年车险保费占比略有下降，分别达为76.03%、75.33%。而司法部门在审理交通事故纠纷案件时，对当事人的确定往往采取以下方式：第一，受害人起诉被保险机动车一方，同时将保险人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起诉的，法院按照起诉状列明;第二，受害人仅起诉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被保险机动车一方申请追加保险人参加诉讼的，法院将保险人列为第三人;第三，受害人仅起诉保险人或被保险机动车一方的，法院通常告知受害人可以申请追加被保险机动车一方或保险人参加诉讼。这意味着任何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保险人无论有无责任都可能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参与诉讼。

四、对策建议

（一）推进公众教育，引导保险消费者增强自我保护和理性维权意识

一是拓宽公众教育渠道，树立保险行业形象。通过开办保险知识讲座、发布公益广告、参与公益活动等形式，弘扬保险功能、保险文化，树立保险业良好社会形象。二是借助现代信息平台，提高保险消费者的知情权。通过解答保险热点问题，发布保险消费风险提示，解读监管政策，促进保险消费者树立科学消费、理性维权意识。三是完善重大保险事故应急机制和建立新闻媒体沟通协调机制，对于重大保险事故和保险热点问题，主动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向社会披露事件真相和保险服务情况，正确引导新闻媒体客观报道保险纠纷和事件，避免恶性炒作。

（二）推动保险公司提高服务水平，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对于解决保险纠纷案件问题，要关口前移，按照“两手抓”的思路加以解决，一手抓“服务推动”，一手抓“侵权查处”，通过制定保险公司服务标准、督促保险公司履行服务承诺、树立行业服务典型、打击保险公司侵权行为，以此铲除保险纠纷案件产生土壤。一是研究建立保险行业的服务标准。只有建立了标准，才有衡量服务工作的尺度。将推广实行服务标准作为推动保险行业改进服务工作，提高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二是推动保险公司持续做好服务承诺的公开工作。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协会要督促保险公司不断完善服务承诺内容，提高服务承诺标准，强化服务承诺约束力，保障服务承诺切实得到履行，加强对承诺的考核评价，定期对外披露，接受社会监督，逐步形成做好服务承诺工作的长效机制。三是树立行业诚信服务典型，大兴行业服务文化。用典型引路，表扬先进、鞭策后进、推动中间，通过宣传先进事迹，发挥榜样的力量，带动行业改进和提高服务水平。四是加大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拖赔、惜赔、无理拒赔和销售误导等行为绝不能姑息，增加保险公司侵害保险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成本，重振保险消费者对保险行业信心。

（三）构建完善我国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2007年，保监会出台了《关于推进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近年来，又把保险纠纷调处机制建设作为完善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机制重要内容来抓，各省市也纷纷结合当地特点，进行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试点。但由于在机构建设、经费保障、人员组成、机制设计等方面的缺陷，我国各地的保险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调处机制运行并不理想。以云南为例，自2010年保险行业协会仲裁机构设立以来，就陷入没有仲裁过一件案件的尴尬。笔者认为构建完善我国保险纠纷解决机制：一是要加大宣传，倡导保险纠纷解决的多元化理念。逐步消除保险纠纷对司法万能的迷信，树立保险纠纷解决的效益理念和自治理念。二是提高保险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执行为和公信力，建立有效的“调仲对接”、“调诉对接”机制。三是要注重保险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便利性。便捷、高效、低廉是非诉讼解决制度的重要特征，防止繁杂的申请程序给保险消费者带来不便。四是加大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机构设置、运营费用、人员组成、调解及仲裁效力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以此推动保险行业协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快速发展，提高其在保险行业内的权威性。

（四）加强保险案件诉讼指导和协调，努力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针对当前保险公司法制工作比较薄弱，案件诉讼应对能力不强，保险案件司法判决环境争议较大的情况下，保险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加强保险案件诉讼指导和协调，努力营造良好公正的司法环境。一是督促指导保险公司在岗位设置、人员配备、制度建设等方面，夯实法制建设的基础工作。二是加强保险业案件诉讼调研，定期召开保险法制工作座谈会和专题研讨会，努力跟踪和掌握当前保险诉讼案件发生、保险司法审判的特点和动态，研究应对保险业案件诉讼措施。三是强化司法联动，积极参与司法部门组织的关于保险诉讼案件的调解和审判工作，了解司法部门的工作方法和裁量标准。四是加大与司法部门的沟通协调力度。针对当前保险配套法律体系相对滞后的状况，对于保险诉讼案件的争议焦点，积极反映保险业的诉求，推动当地司法部门出台统一保险纠纷案件裁判标准的文件，为保险业发展，努力营造一个客观、公正的司法环境。

参考文献

[1]陈文辉.寿险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2]范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3]课题组.保险经营中的法律诉讼问题及对策研究[J].保险研究, 2008, (4) .

[4]孙蓉, 李炎杰, 陈辞.我国保险合同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探析[J].保险研究, 2010,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