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性诉讼

影响性诉讼（精选7篇）

影响性诉讼 篇1

“影响性诉讼”最早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 是指那些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诉讼, 通常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为公众普遍知晓和广泛关注, 能够在较大范围内和一定深度影响立法创新、司法改革和人们法治观念的典型诉讼。几乎在每一桩影响性诉讼的背后我们都能梳理出公众期待解决的相关焦点问题, 民众也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还有热情投入其中, 借助于当前网络媒体等先进科学技术为案件的侦破和审理提供相应的线索和证据, 督促案件的公正处理。

1 是谁制造了影响性诉讼

1.1 网络时代大背景。

中国式影响性诉讼是由社会公众发起和主导、自下而上进行的, 互联网信息交流基础上的双向、多维、全面、深度特点正好为公众公众意见的聚集提供了一个平台。网络拥有巨大的舆论能量, 使得社会发生不公正时可以在短时间内造成足以让当政者感受到并有所警觉和回应的民间声浪和公共舆论, 诱发行动。

1.2 律师群体的介入和推动。

既然是诉讼, 必然有律师的参与, 一般而言, 律师是在审前程序和法庭程序通过其专业法律知识帮助其代理人打赢官司。如果代理律师感觉案件特殊或着对手势力过于强大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有可能很难赢得案件的胜利时, 他们就会主动向媒体“爆料”以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舆论支持, 从而达到间接的影响案件的判决。

1.3 制造影响性诉讼的第三股力量是各式各样的媒体。

既包括传统的纸媒又包括新型的网络媒体。在获得律师的“爆料”之后利用自身的传播载体推波助澜, 传统媒体经常派遣记者深入调查、暗访当事人、了解真相等以便于能够深度报道;各大网站他们有意的利用网络信息发布和交流平台引导甚至组织网民进行互动研讨并进行民意调查, 挖新闻、造声势、赚点击率。

1.4 影响性诉讼之所以能有影响, 公众的参与热情和激烈讨论功不可没。

借助于当前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 一旦遭遇媒体报道的影响性诉讼, 如果这类诉讼可能存在公共安全、权钱交易、行政强权和司法不公等最为民众不满的因素, 那么, 就如同沉睡的火山突然喷发, 以民意的名义对影响性诉讼中潜藏的不公进行毫不留情的冲击和批判。

2 影响性诉讼的法治影响力

2.1 影响性诉讼的意义

2.1.1 提高立法水平, 促进制度创新

我们常说“徒法不足以自行”, 一部成文法颁布之后, 要在案件中得以检验。影响性案件可以促使那些业已丧失合理性的法律规则和在某些社会领域法律规则的缺失得到最大限度的“曝光”。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最终使已实施多年的“产品免检制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推动《食品安全法》的问世。唐福珍案和江西宜黄案直接促进了拆迁立法的变革。

2.1.2 监督依法行政, 约束行政权力

在众多影响性诉讼中, 许多案件当事一方是行政机关, 这些诉讼直接或间接暴露了一些政府部门疏于监管、或与被监管者形成利益共同体、执法犯法以及政府机关失位、错位、越位现象等问题。针对执法行为提起的影响性诉讼有助于执法者树立如履薄冰的谨慎执法心态, 使其或被动或主动的约束自己的行为。

2.1.3 促进司法公正, 实现个案正义

人们往往在不得以的情况下, 才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法院被寄予了太多期望。在影响性诉讼案件中, 法院的所作所为都在民众的关注之中, 法院不得不谨慎使用手中的裁判权, 避免司法腐败和不公。

2.2 影响性诉讼中需要警惕的现象

2.2.1 产生司法与社会的隔阂与对峙

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 在我国目前的形势之下, 促成个案成为影响性诉讼的关键是媒体舆论, 尤其是网络舆论。然而, 传媒对案件的报道并不中立, 通常会采用一些如“躲猫猫”或者“开胸验肺”“临时性强奸”这种具有强烈视听冲击力的词汇来吸引公众眼球, 通过带有明显的情感倾向性的语言描述和打造打造一个个受制于强权或体制的牺牲品, 而司法具有被动性、中立性和严肃性, 导致社会公众表现出对司法的强烈不满, 使司法与社会产生隔阂和对峙。

2.2.2 侵害司法独立、浪费法律资源

新闻媒体对司法的大量报道, 社会舆论的风起云涌的确对于司法过程和司法权是一种强大的监督力量, 然而, 强大的舆论会对审判造成巨大的压力, 使法院丧失公正性和独立性。在这一系列影响性诉讼案件中, 我们发现一个简单的模式, 即“通过媒体的表达影响公众舆论, 通过公众舆论左右政府及领导的态度, 通过政府及领导的态度改变案件的裁判”。这种解决模式体现出公众舆论对司法的间接干涉与深度侵入。而且, 经过媒体和舆论炒作成的影响性诉讼会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 不符合司法经济效率的目的。

3 影响性诉讼应对策略

我们应当如何化解影响性诉讼中的不利因素, 有效的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呢?

3.1 理性对待影响性诉讼。

由于受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 各种新闻报道只能是接近事实或是一种有选择性的接近事实。而网民舆论更是充斥个人自身喜好和倾向性, 更不乏浑水摸鱼、趁机制造事端的情形。所以, 正确分析强大的社会舆论, 理性对待影响性诉讼。我们要积极导引舆论, 使民众信任法院、法官, 相信我们的司法能够公正公平的处理案件, 展现司法正义, 维护社会稳定。认真分析案情, 正确适用法律, 有错误的积极通过司法手段纠正错误。没有错误的, 要坚持正确的判决, 宽容应对舆论, 做好相关法理解释工作, 消除误解。

3.2 健全相关制度、保障司法独立。

在法治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国家, 司法的独立地位总是受到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体系的保障, 诸如, 法官终身任职制度、法官高薪制度、严格的法官弹劾制度、禁止法官单方接触当事人制度, 等等, 这些制度好像某种形式的防火墙, 防止司法受到过分侵扰, 以保障司法的客观、理性、专业。但在当前我国的司法独立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机制、司法容易被权力和金钱支配的环境中, 依赖制造强大的公共舆论来对抗权力和金钱对司法的不当干预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通过公共舆论制造影响性诉讼以期达到司法公正却也是当前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权宜之计, 中国司法的程序正义还任重而道远。

3.3 加强司法与传媒的良性互动。

第一, 在司法机关内部建立起与大众传媒的信息往来与交换机制。让案件一旦出现在公众视线时使民众尽快寻找到主流声音, 而不会迷失在一片混乱的声讨中, 将影响性诉讼案件构建成法治宣传教育的生动教材, 将事实真相和法律适用还原给民众, 以消除民众对司法权威的质疑与不信任。第二, 加强司法机关新闻发言部门及其发言人的重要作用。我国司法尚缺乏对新闻发言的必要重视, 也缺乏训练有素的职业新闻发言人。通过司法新闻发言人制度可充分保障重要事件民众的知情权, 既让民众有效进行舆论监督, 也可让民众了解事件真相, 消除因谣言和误解而形成的负面舆论。

影响性诉讼对于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 规范执法行为、促进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与提升起到了重大推进作用。但是, 太频繁的刻意由公共舆论打造影响性诉讼是不利于司法审判的独立与司法权威的树立。因此, 应当完善保障司法独立的相关制度, 防止行政权和话语权对司法的侵害, 尊重法律, 尊重司法权威。

摘要：影响性诉讼对于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 规范执法行为起到了重大推进作用。但是, 太频繁的刻意由公共舆论打造影响性诉讼不利于司法审判的独立与司法权威的树立, 因此, 应当完善保障司法独立的相关制度, 尊重司法权威。

关键词：影响性诉讼,法治建设,社会转型期

参考文献

[1]刘春来, 刘玉民.“论传媒与司法关系的重构”[J].人民司法, 2004年第7期.[1]刘春来, 刘玉民.“论传媒与司法关系的重构”[J].人民司法, 2004年第7期.

[2]王艳.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关系研究[M].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4年版.[2]王艳.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关系研究[M].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4年版.

[3]张志爱.试论司法与传媒的关系[J].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年04期.[3]张志爱.试论司法与传媒的关系[J].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年04期.

影响性诉讼 篇2

【案情】2013年7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判决，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认定：从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先后利用担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分局长，郑州铁路局副局长，沈阳铁路局局长，铁道部运输总调度长、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的职务便利，收受11人贿赂共计6460.54万元，并违反规定，徇私舞弊，为他人谋取巨额经济利益。刘铁男涉嫌受贿案

【案情】2012年12月6日，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微博实名举报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与商人结成官商同盟等违法违纪行为，国家能源局新闻办迅速回应称“造谣”，刘铁男在举报之后四次公开亮相。但时隔半年，2013年5月14日，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8月18日，最高检以其涉嫌受贿犯罪，决定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涉案金额超1.5亿。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浙江张氏叔侄冤案

【案情】2003年5月19日，安徽籍17岁女孩王冬被人杀害，公安机关经侦查认定此案系张辉、张高平叔侄所为。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院以强奸罪分别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同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院终审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二审判决后的九年间，张氏叔侄一直在申诉，浙江省高院于2013年3月26日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氏叔侄无罪。2013年5月17日，浙江省高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国家赔偿金110.57306万元。李某某等人轮奸案

【案情】2013年2月19日，一女性报警称其两天前在北京海淀一酒吧内与李某某等人喝酒后，被带至一宾馆内轮奸。9月26日，海淀区法院一审以强奸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十年，王某（成年）有期徒刑十二年，其余三名未成年人获三到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李某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和同案人王某不服提出上诉。11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终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家川微博少年因言涉罪案

【案情】2013年9月12日，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发生一起死亡案件，警方认定排除他杀。9月14日、15日中午，网名“辉哥”的中学生杨某就该案先后多次通过QQ空间、微博发布质疑言论。9月17日，杨某被张家川县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警方通报显示：“杨某涉嫌发帖散布谣言且被转载500次以上，煽动群众游行，严重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9月20日，为杨某提供法律帮助的两名公益律师到看守所要求会见杨某。在广大媒体和网民的强烈关注下，杨某最终于9月23日凌晨被释放。光大证券乌龙案

【案情】2013年8月16日上午，光大证券自营盘出现重大“乌龙指”操作，交易员的失误导致中国股市早盘末段出现疯涨行情，午后行情迅速回归，但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者造成了严重的危害。8月30日，证监会将光大证券在“乌龙指”事件中采取的补救措施定性为内幕交易，并作出罚没5.23亿元等严厉处罚。受害的投资者以内幕交易民事赔偿为由起诉光大证券，另有投资者将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列入被告。2013年12月，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相继受理了此类案件。薛蛮子涉嫌嫖娼和聚众淫乱案

【案情】2013年8月23日，知名天使投资人、网络打拐名人、微博大V“薛蛮子”（中文名为“薛必群”）因涉嫌嫖娼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拘留。事后，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分别于8月25日、29日发布消息，对外公布其涉嫌嫖娼和聚众淫乱情况。2013年8月2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用近三分钟时间对该案进行了详细报道。2013年9月2日，薛蛮子被刑事拘留，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律师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信息案

【案情】2013年7月11日，浙江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个省市区的计生和财政部门发出邮件，申请公开2012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使用情况的信息。在一个月期满后，只有12个省的计生部门给了书面答复。8月12日，吴有水向国家卫计委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国家卫计委受理，并已完成对14个省份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其中，山西等7省因超出法定期限作出答复，被确认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辽宁等7省因未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被依法责令限期答复。王金平确认国民党党籍案

【案情】2013年9月6日，台检方特侦组对外公布，台湾地区“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嫌在“柯建铭案”中“关说”，据此国民党考纪会于9月11日撤销王金平国民党党籍，同日王金平向台北地方法院递状提出“假处分”诉求，要求国民党将处分暂缓送至台湾“中选会”，并提出确认党籍民事诉讼，13日，台北地方法院裁定，在诉讼判决确定前王金平保有行使党员的权利。12月4日，王金平确认国民党党籍案首度开庭，法庭针对党籍撤销是否违法等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调查。

2012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 1吴英集资诈骗案

【案情】吴英是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2007年3月16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捕。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承诺付以高额利息，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由，先后从11人处筹得人民币7.7亿元。吴英将集资款部分用于偿付欠款和利息，部分用于购买房产、车辆和个人消费支出。2009年12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201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死刑判决。4月，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将该案发回浙江高院重审。5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死缓的终审判决。

2贵阳黎庆洪涉黑案

【案情】2010年3月25日，贵阳市中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黎庆洪案，认定其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五项罪名成立，2010年7月12日，贵州省高级法院以“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在公诉人不断增加涉案被告人数及控告罪名的情况下，此案却降格至由贵阳市小河区人民检察院起诉至小河区人民法院审理。2012年1月9日，案件在贵阳市小河区基层法院开庭审理，法院限制旁听，媒体、被告人亲友均被拒之门外；庭审中辩护律师对法院管辖权、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违法等事项频频抗议，法官对辩护律师提出口头警告、训诫多次，并当场将4名辩护律师逐出法庭，后由于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律师为其辩护而导致延期审理。在休庭期间，前后共有十余名律师被“解除委托”，经过长达半年的休庭后，分别于2012年7月23日、9月19日，经过一审、二审判决，黎庆洪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4年。

3王老吉、加多宝商标纠纷案

【案情】广药集团与香港鸿道集团在1997年签订了红罐王老吉的商标许可使用合同，有效期至2010年5月2日。此后，鸿道集团先后通过贿赂广药副董事长李益民的方式将王老吉商标租期延长至2020年。2011年4月，广药提起仲裁请求。2012年5月9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认定双方通过贿赂而签订的商标使用权合同无效，并且要求鸿道集团停止使用“王老吉”商标。

4自然之友、重庆绿联会、曲靖市环保局告陆良化工铬渣污染索赔案

【案情】2011年6月，云南陆良化工厂将五千余吨的重毒化工废料铬渣非法倾倒在曲靖市麒麟山区，致珠江源头南盘江附近水库水体遭到严重污染。同年8月，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委托公益律师前往调查取证，向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曲靖市环保局中途加入原告之列）。10月19日，法院正式受理本案。2012年5月23日-24日，法庭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此后，本案在法庭组织下进入调解程序。12月6日云南省环保厅对被告的历史铬渣治理工作通过了阶段性验收。12月28日，在法庭组织下，双方初步达成调解协议草案：被告愿意承担环境侵权的全部法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危险和环境修复的法律责任与经济责任，同时愿意接受包括原告在内的公众监督及第三方审核。

5陕西安康冯建梅“大月份”引产行政处罚案

【案情】2007年，陕西安康镇坪县的冯建梅于17岁时生育一女孩。2012年3月，镇坪县曾家镇计生服务站发现冯建梅二次怀孕已3个月，镇计生办要求她迁移户口、补办二孩生育证，但冯一直未办并准备外出生育。镇政府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劝阻。6月2日，冯建梅被强行送往县医院实施了终止妊娠手术。6月4日，冯建梅丈夫的大姐邓吉梅在医护人员不在场时，将死胎从产房拿到病房拍照，之后将照片上传网络，引起社会议论。6月26日，陕西省安康市通报了对镇坪县妇女冯建梅大月份引产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认定其为一起强行实施大月份引产的违规责任事件，并对镇坪县相关干部进行了处理。

6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

【案情】薄谷开来因其子与尼尔·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并认为尼尔·伍德已威胁到其子的人身安全，故伙同勤务人员张晓军利用投毒的方式将其杀害。2012年8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薄谷开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薄谷开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7刘艳峰诉“表哥”工资信息公开案

【案情】2012年9月1日，湖北三峡大学在校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申请公开在延安特大车祸现场“微笑”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2011工资。9月20日下午，刘艳峰收到陕西省财政厅寄发的复函，文件就其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做出答复，称工资“不属于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故不予公开。2012年10月9日，刘艳峰分别向西安市莲湖区法院和新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陕西省财政厅及安监局不予公开信息行为违法，法院未予以立案。

8陈平福发帖被捕案

【案情】2007年7月至2012年3月，兰州失业人员陈平福在网易、搜狐、新浪等多家网站，用博客或微博发表、转载了34篇文章，诉说其为了偿还患病欠下重债和给读大学的儿子筹集生活费，在街头拉小提琴卖艺乞讨时受到行政人员欺凌的经历。2012年9月4日被提起公诉。律师对被告人做了无罪辩护，主张其享有宪法赋予公民的监督权，12月14日，检方撤诉获准，陈平福重获自由。

9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

【案情】2011年10月5日，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水域遭武装分子枪杀，2011年10月15日中国成立湄公河案专案组，负责调查此案。2012年5月，专案组将制造湄公河惨案、盘踞“金三角”地区的特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抓获。2012年11月6日，该案在昆明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糯康等四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其余两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有期徒刑八年。宣判后，6名被告人当庭表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2年12月2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是首例“外国人在境外针对中国人的犯罪”在中国法院依中国法律判决的案件。

10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案

【案情】2011年9月，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被重庆市公安局以发表“反面言论和信息”为由，判处劳教两年。2012年8月，任建宇在其父代理下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1月19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教决定，20日，法院公开宣判因任建宇起诉超过法定期间，裁定驳回其起诉。11月29日，任建宇上诉，要求法院认定劳教决定违法，12月28日，二审上诉开庭并当庭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1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 北海律师维权案 【案情】杨在新等4名律师为2009年发生在广西北海市一桩命案的4名被告人辩护，质疑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反被控作伪证，“全军覆没”。来自各地的律师组成“北海律师团”提供法律援助，遭到有组织围攻，全国律协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当地司法机关维护律师合法执业权利。此案还未审理终结。

金山公司诉周鸿祎微博名誉侵权案

【案情】360公司负责人周鸿祎连发数十条直指金山的微博，金山随后将周鸿祎告上法庭，认为被告“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和商业信誉”，请求法院判令周鸿祎撤回相关微博文章。一审判决支持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要求周删除20条微博，并公开致歉，赔偿8万元，但法官也指出，网络上的言论有一定的“豁免权”；二审判决确认周鸿祎只需删除其中两条微博，其他博文内容“尚未达到构成侵犯名誉权的程度”，赔偿5万元。判决书中指出：“个人微博作为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为实现我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涉及批评的内容，还往往起到了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二审法官称，这个案子的判决，“旨在树立规则，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药家鑫父状告张显名誉侵权案 【案情】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对方死亡，受害者代理人张显一直在微博上向公众报告药案的进展和他掌握的各种信息，网络弥漫着喊杀声。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人们发现他并不是什么“富二代”“军二代”，曾经汹涌的“倒药”舆情发生逆转，药的家人也一改过去失声的做法。药父药庆卫将张显诉至西安市雁塔区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其名誉侵权。

“黑监狱”非法羁押并故意伤害外地上访人员案

【案情】2011年8月11日，北京警方出动数十名警力，端掉位于昌平七里渠的一处“黑监狱”，解救了一批被非法羁押的外地上访人员。据查，这个“黑监狱”由保安公司辞职员工牵头成立，专门帮助地方政府拦截上访人员获利，一位上访者曾被殴打致死，此案已经进入刑事追诉程序。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兵公开通报此案，要求严禁保安服务公司参与“截访”、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在“安元鼎事件”2010年被曝光之后，北京对保安业进行了清理整治。

“李庄案”第二季：漏罪案 【案情】被治以伪证罪的刑辩律师李庄即将刑满出狱之时，重庆检方又指控其在2008年上海某案件的刑事辩护过程中，具有为帮助他人开脱罪责，引诱、教唆证人改变证言的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首次开庭后，李庄居然拿出了一份2005年的录音，重庆检方撤回公诉。2011年6月11日，李庄出狱。

北京最大倒卖公民信息案

【案情】多达23人涉案，其中黄伟帆等7人是自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工作人员，被判处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14名买卖者被判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拖欠农民工工资入罪案 【案情】广东省惠州市一个工程项目的负责人杨某在拖欠25位工人总计10万余元工资后潜逃，被警方抓获归案后，法院依据刑法修正案

（八），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成为广东首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刑事案件，也极有可能是全国的第一例。

李昌奎故意杀人案

【案情】云南农民李昌奎奸杀同村少女并杀害受害人3岁弟弟，一审被判死刑，云南省高院又以李昌奎有“自首”情节，改判其死缓，引发社会热烈议论：药家鑫死了，李昌奎凭啥活着？受害者家属强烈申诉，云南省高院再审，认为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不当，再次改判死刑。李昌奎终被依法执行死刑。

康菲中国漏油案 【案情】由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的作业失误，其在渤海的钻井平台溢油事故，不仅给中国的海洋生态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给相关海域的渔民、养殖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依法享有诉权的国家海洋局迟迟未针对康菲公司的环境污染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急切寻求司法救济的渔民、养殖户的起诉却迟迟得不到法院受理。直到2011年12月30日，经过漫长的内部协调和博弈，天津海事法院受理29名养殖户的赔偿请求。

肇事司机涉嫌过失致“小悦悦”死亡案

影响性诉讼 篇3

关键词：无讼；息讼；调解；仲裁；诉讼法律观念

“无讼、息讼”是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法律观念不仅仅是诉讼法律文化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也是贯穿在整个传统法律文化当中，影响整个法律文化走向的终极因素。

一、“无讼”观念的产生与背景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憧憬，孟子的天道与人道相合的信念，都表明了古代中国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追求和谐的精神。而 “和谐”追求在社会关系领域里必然体现为“无讼”。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可以说，“无讼”价值取向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走向和特征，更是传统诉讼文化最直接的理念基础和价值取向。

但是“无讼”只是一种理想和价值追求。诉讼不但是一种法律制度，也是运用法律的一种手段，归根到底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法律的终极使命始终是秩序和正义，传统中国对“和谐”、“无讼”世界的憧憬，意味着对法律的秩序价值的偏重，由此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偏重“正义”的法律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无讼”造成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严重脱节甚至出现理想的异化，最直接的因素在于，作为“无讼”理想被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这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殊性所在，而这是当今时代和法治精神所不能接受的。

二、“息讼”——“无讼”理想的异化

如上文所提到“，无讼”理想被历代统治者所利用和强化，被注入了政治的内容，而“息讼”则是为了达到“无讼”境界而采取的最典型的方式。“息讼”与农业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理想紧密相关，其结果莫非有下列几种，一种为当事人自动和解，过错一方产生悔过之意；第二种为纠纷因被官方拖延或拒绝而长期得不到解决，最终不了了之；第三种，矛盾激化，导致社会不安；第四种，当事者摄于官府的威严，出于 “厌讼”心理（息讼达到的间接效果），以一方作出牺牲和让步而告终，放弃诉诸公堂。结果经常是当事人委曲求全地平息一场纠纷，由一种“明”的不安定因素转向潜在的因素，甚至导致一场更为激烈的矛盾纠纷的产生。“息讼”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它给社会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这就是历代统治者不得不自欺欺人的矛盾心理所在，总而言之“息讼”是“无讼”理想在统治者那里的扭曲和异化。

三、“厌讼”——理想与经验互动的现实结果

在“无讼”“息讼”的环境下，“厌讼”是自然的诉讼心理。“厌讼”是“无讼”的极端化，是理想与经验互动的现实结果。较之统治者的“息讼”传统，是更为现实和无可奈何的选择。但这又注定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无讼”、“息讼”与“厌讼”是传统诉讼观念的三大支柱，它们共同构筑了传统诉讼文化中的观念大厦。“无讼”是价值观念，属于理想的范畴，“息讼”是历代统治者对“无讼”的利用与强化以及异化，“厌讼”是上述各种因素互动的现实结果，也是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使然。

四、当代“调解”“和解”等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

传统诉讼观念与现代型诉讼制度大相径庭。根据现代的法治精神，人们创设了调解，和解制度，与传统的“无讼”“息讼”制度则不相同。在契合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道德同时，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百姓有纠纷找调解的传统与习俗已经形成。我国后来修订了人民调解法；在继承追求“息讼止争”的东方智慧的同时吸收西方经验，在全面总结新中国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和巩固了人民调解的群众性、民间性、自治性的性质和特征同时确认了人民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体现了人民调解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加强了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保障。

“调解”“和解”源于我国古代民间“排难解纷”、“止讼息争”的传统，百姓有纠纷找调解的传统与习俗已经逐渐形成。本世纪以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呈现出各种矛盾凸显叠加的局面，人民调解的范围也逐渐从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小额债务、轻微侵权等常见、多发的矛盾纠纷，向土地承包、拆迁安置、环境保护、医患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扩展。在新形势下，发挥民间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是未来中国法治的趋势：由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迅速，为了让有限的法律资源解决更多的疑难案件，调解和解制度要更广泛地利用，加快司法效率，更好地达到法治公平正义的目的。

五、仲裁制度的相关运用

仲裁制度是民（商）事争议的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自愿将争议提交选定的第三者根据一定程序规则和公正原则作出裁决，并有义务履行裁决的一种法律制度，通常为行业性的民间活动，是一种私行为，即私人裁判行为，而非国家裁判行为，它与和解、调解、诉讼并列为解决民（商）事争议的方式。仲裁活动具有司法性，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仲裁制度主要是国外的舶来品，从原始的海商贸易裁判到如今民商事案件的重要纠纷解决方式，仲裁因其效率高、程序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这也证明了司法资源的稀缺性的趋势，传统的私力调解和解，人民调解和仲裁等等多方面的纠纷解决方式，正是当代法治精神的体现：重视公平正义的同时，提高效率。综上所述，调解、和解、仲裁等当代纠纷解决方式的出现，既继承了传统的“以和为贵”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反映了当代法治理念中节约法治资源，提高法治效率的精神内核，是法律对时代的反映，更是法治社会的重要体现。传承与摒弃是法律继承的重要步骤，在新时代的法治社会，我们在立法司法执法方面更要如此坚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更加努力地建设下去。

参考文献：

[1]徐忠明.从明清小说看中国古人的诉讼观念[A].法学与文学之间[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商务印书馆，1997.

[4]马作武.古代息訟之术探讨[J].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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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性诉讼 篇4

一、当下应重视媒体对公民法治观念的影响

“当今时代是一个传媒越来越活跃的时代, 也是一个司法介入社会调整愈来愈强有力的时代。”[1]公民法治观念蕴含人们对法和法治现象的信念、看法、态度及情感, 是一个包括法治认知、诉求、话语、监督及思索等在内的系统概念。无论个人的法治观念, 还是群体的法治观念, 都不是先天固有的, 也不是主观自生的, 是在一定的社会化进程中渐进内化逐步形成, 当今时代更脱离不了媒体环境这个社会因素。截至2013年底, 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 网站总数320万个, 论坛/bbs的用户数量1.2亿人, 博客和个人空间用户数量4.37亿人, 社交网站用户数量为2.78亿人, 网络视频用户数量为4.28亿人, 手机即时通信用户为4.31亿, 手机微博用户达到1.96亿。[2]中国新媒体发展态势强劲, 新的应用和传播形态不断涌现, 具备强大传播功能的新媒体日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发展, 其“双刃剑”效应进一步凸显, 成为推进中国社会成长的新力量。[3]

“传媒对于宣传法治意识、树立法律的权威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4]江平教授认为, 中国的法治进程既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动也要有自下而上的推动, 而舆论是自下而上推动最有力的工具。[5]法制日报社与中华律师协会共同主办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6]评选活动, 南方周末报社、中国影响性诉讼网等媒体、单位参与举办后续有关年度影响性诉讼活动评选, 法学界、新闻界等社会各界反响较为广泛, 共同造就了一个法治主题活动。一定意义上, 影响性诉讼是社会变革进程中观察法治、传媒与司法及社会的独特视角, 是观察媒体环境下公民法治观念动态的“可视窗”、“聚焦点”、“放大镜”。中国式影响性诉讼“制造”的错综演进过程, 首先不能忽视网络时代的大背景, 其次是律师群体的介入和推动, 第三股力量是各式各样的媒体, 再次是公众的热情参与和激烈讨论功不可没, 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法学家适时的深度评论和理性反思。[7]影响性诉讼有广泛的影响力, 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在关注, 通过广泛传播和公开辩论理清观念, 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 能够激活“沉睡”的法律或者促进技术层面的改进, 特别是司法体制上的变革。[8]

影响性诉讼案件体现出了司法与传媒在当下中国的角力与博弈关系, “现代传媒技术与传播力度已经同现代司法制度构成了两条相互纠缠、此消彼长的互动竞争主线,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法治进程的速度、深度和广度”。[9]在一段时间内, 案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公共空间热议的话题, 各种声音和观点不断汇集、碰撞、博弈与交锋。[10]

二、媒体影响公民法治观念的动态分析

透过众多影响性诉讼, 媒体对公民法治观念的影响, 一定层面呈现“法治认知现实化、法治诉求舆论化、法治监督聚焦化、法治话语情绪化”等增强动态。许多围绕个案的舆论影响人们的“心灵宁静”, 仍然或正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

(一) 法治认知现实化增强

法治认知是法治观念的基本考量。通过影响性诉讼法治舆论热点分析, 个案背后大都有深刻的现实矛盾与冲突, 是社会局部问题的现实写照, 公众关注和参与的活跃度提高, 问题意识进一步强化。公众对法治事件的认知不是简单地停驻在个案观察, 而是对现实问题进行各种追问和思索, 体现很强的现实关切。有学理研究以2005年至2013年的119个影响性刑事案件为例, 认为备受民众关注的影响性刑事案件折射司法不公、民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 个案背后的民意表达更多是关注社会问题, 民意表达的“社会问题司法化”推进了特定社会问题的改革, 但也易造成刑事司法与民意的紧张关系。[11]媒体环境下, 人们法治情感较为复杂, 法治观念引领面临现实挑战。

(二) 法治诉求舆论化增强

法治诉求是法治观念的内在反映。舆论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它能广泛地反映社会成员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一切社会方面的意见、愿望和要求, 反映社会成员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基本评估和心理态度。[12]从既有影响性诉讼的演进过程看, 媒体报道对事件“舆论场”走势起推动作用, 舆论正成为民众权利诉求的技术性、工具性手段, 借助舆论造势正生成为一种力量。较多影响性诉讼具有类似的形成路径:媒体曝光信息往往是事件的导火索, 权威媒体持续追问, 推动事件持续发酵, 各方媒体发文质疑, 引发传统媒体、网络等新媒体以及网民的热切跟进, 社会关注点升高, 推动事件升级, 进而形成热点舆情, 不断高涨的舆论给有关部门理性处理个案带来压力。以2009年“钓鱼执法案”为例, “作为一种执法方式, ‘钓鱼执法’根源于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 ……不负责任的专家意见、情绪化的媒体舆论以及政府有关方面的应对失误等多方面因素错综交织, 把两起普通的‘错钓案’放大为网络群体性事件”。[13]

(三) 法治监督聚焦化增强

法治监督是法治观念的现实表现。影响性诉讼中司法领域案例比重较大, 舆论高度聚焦, 各种观点、态度、意见“沸沸扬扬”, 公众对司法信任容易持怀疑态度。从众多影响性诉讼个案舆情走势看, 媒体报道往往引发论坛、微博等快速升温, 网媒接续刊发专题报道、评论, 正面、负面和中性舆论“众声喧哗”, 媒体、民间舆情“同场竞声”, 舆论热度居处高位, 后续“上头条”、“人肉搜索”、“点击率”等舆情动态存在较多关键节点。处理好“影响性诉讼”和“媒介审判”及与司法独立和理性之间的关系, 需在完善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司法公开和正确对待媒体中找到平衡。[14]亟须实现司法正义与公众舆论间合乎法治精神的平衡, 既提高媒体社会公信力又回应好社会的法治期盼。

(四) 法治话语情绪化增强

法治话语是法治观念的表达途径。影响性诉讼时有发生, 往往各类话语、情绪“泥沙俱下”, 不乏客观公正的理性话语, 但非理性的情绪舆论时有增强。“涉诉舆论反映的是大众思维, 特别专注于当事人身份信息的对立性, 与司法思维发生偏离。涉诉舆论针对的虽然是司法, 但发泄的往往是对于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15]情绪化话语具有正向影响与负向影响的两面性。一方面, 客观、真实的情绪表达能引起其他公众的良性互动, 从而影响事件的处置效果。如, “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案”中有关“劳动教养制度势在必改”的话语, 加快了劳动教养制度的消亡。另一方面, 虚假、片面地表达不满、发泄情绪的话语, 会给社会和事件带来负面影响。如, “杭州飙车案”中曾出现“胡斌替身说”的捏造散布, 造成一时网络充满仇富心理和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个案中类似“唐福珍自燃案”、“开胸验肺案”等伤害身体方式的极端维权案件是现实的“悲哀”, 媒体对此过多的舆论渲染会较大地刺激人们的法治心理底线。

三、媒体影响公民法治观念的动因及启示

马克斯·韦伯认为, 在说到“法律”、“法律秩序”或者“法律命题”时, 我们必须注意法学与社会学的不同看法。[16]朗·L·富勒指出, 当我们谈论法律与社会时, 我们可能会忘记法律本身其实就是社会的一部分。[17]公民法治观念的影响因素很多, 其形成发展不能脱离其赖以孕育的社会条件, 与公民的其他意识形态构成要素和现实社会发展联系密切。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成就“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 个人和社会组织掌握的传播媒介越来越多, 影响和改变了法治舆论传播生态。身处走向权利的时代, 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渠道不断拓展, 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观念不断增强, 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意愿明显, 通过新媒体表达诉求逐渐成为常态。《2013年中国社交媒体舆情发展报告》指出, 接近1/4的社交媒体舆情会引发线下行动和人肉搜索, 其中网络监督和维权等是引发社交媒体社会动员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18]当聚焦性法治事件发生时, 人们利益诉求举动较为多样, 实践中跟帖、论坛、博客、微博等开放的传媒渠道使个体诉求多形式反映, 各种态度、意见和情绪等竞相表达, 积聚到一定程度现实地转化为相互间的观念影响。媒体基于其传播技术快捷性等特征, 加之社会变革、法治现状、公众个体、舆论生态、事件内质等多种动因, 因应公众法治期盼, 相互关联、综合作用促成公民法治诉求舆论化等动向, 给法治建设诸多启示。

这10年影响中国的100个诉讼 篇5

这是一份对过去十年的特殊总结，是中国公民理性维权的日历。影响制度变革的个案，以坚忍的力量，推动中国走向法治。2005 1 佘祥林案

影响性：刑事制度的人权保护 2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

影响性：爱国情绪纳入到理性轨道 3 马德、韩桂芝、田凤山连环腐败案 影响性：卖官 4 顾雏军案

影响性：公司法和证券法的漏洞 5 黄静疑案

影响性：司法鉴定公信力 6 杜宝良巨额罚单案

影响性：行政执法服务和程序意识 7 奥拓车撞人

影响性：以立法对不同利益进行平衡协调 8 福建农民环境污染侵权案 影响性：环境污染的司法保护 9 郝劲松因发票状告铁路局案 影响性：公益诉讼 10 通用大宇诉奇瑞公司案

影响性：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需定位 2006 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歧视案 影响性：就业平等 2 少女登机被拒截肢案 影响性：弱势群体保护 3 邱兴华杀人案

影响性：精神病司法鉴定与死刑政策 4 “齐二药”假药案 影响性：药品监管 5 阜阳法院腐败案 影响性：司法腐败 6 李刚诉全国牙防组案 影响性：公民行动 7 上海社保基金案 影响性：公共基金管理 8 药监局高官落马案 影响性：审批腐败 9 “奥美定事件”

影响性：政府监管不力，行业自律缺位 10 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案 影响性：金融机构破产应按市场规律的要求 2007 工会主席唐晓东案 影响性：工会之难 2 崔英杰案

影响性：摊贩的权利与城管的合法性 3 程海户口迁移案

影响性：流动的人口与不动的户籍 4 900车主状告保监局案(交强险争议)影响性：公益性的保险险种与垄断性的商业操作 5 纸包子案

影响性：法律问题还是职业道德 6 南京彭宇案

影响性：法官的社会情理 7 《色·戒》案

影响性：消费者权益与电影管制 8 陈超诉劳动教养委员会案 影响性：劳教制度何日是尽头 9 许霆ATM机案

影响性：公众的温情与司法的冷峻 10 清华教授女儿公交命案

影响性：人情味的判决书和高额精神损害赔偿 2008 1 杨佳故意杀人案

影响性：对于暴力崇拜的反思 三鹿奶粉63名受害者民事侵权赔偿案 影响性：救救孩子！3 周正龙诈骗案 影响性：政府的公信力 4 陈水扁涉嫌洗钱案 影响性：司法独立 “阜阳白宫”举报人李国福死亡案 影响性：举报人保护 6 高某诉用工方乙肝歧视案 影响性：就业平等 十二名学生诉西安教育部门取消高考报名资格案 影响性：教育权 赵C诉公安局侵犯姓名权

影响性：以“姓名权”给公权力上了一课 9 四家防伪企业诉国家质检总局行政垄断案 影响性：行政垄断最可怕 王菲因“人肉搜索”诉网站侵犯隐私权、名誉权案 影响性：网络表达自由与网络侵权 2009 1 “躲猫猫”

影响性：谁来“看守”看守所 2 开胸验肺劳动仲裁 影响性：沉重的身体维权 3 唐福珍“暴力抗法”

影响性：极端悲剧，拆迁“条例” 4邓玉娇案

影响性：从普通刑案到最大公共事件 5 “钓鱼”执法

影响性：“钓鱼执法”与黑社会设饵诈骗无异 6 河南灵宝“跨省抓捕” 影响性：自由表达的法律边界 7 杭州“飙车” 影响性：“富二代”犯罪 8 冒名顶替“罗彩霞” 影响性：权力与招生制度的媾和 9 李庄案

影响性：辩护的罪与非罪 10 “临时性强奸”改判 影响性：随意性审判 2010 李启铭校园撞人案（“李刚门”）影响性： “官二代”、网民集体无意识行动 2 赵作海案

影响性：刑讯逼供之恶与迟来的正义 3 “进京抓作家”案

影响性：因言获罪与报复性执法 4 “安元鼎”保安公司设立“黑监狱”案 影响性：维稳开支与截访生意 5 江西宜黄拆迁自焚案

影响性：拆迁、自焚、抢尸、截访 6 陕国土厅否决法院判决案 影响性：行政权力公然否定司法判决 7 长沙官员以维稳抗拒法院裁决案 影响性：维稳大局下的司法权威 8 腾讯诉360 不正当竞争案

影响性：网络世界大战，消费者沦为人质，反垄断征途漫漫9 “喝开水死亡”案 影响性：“躲猫猫”的第二季 10 陈淼盛被单位强制治疗案 影响性：小心被“精神病” 2011 1 北海律师维权案 影响性：行业自救

金山公司诉周鸿祎微博名誉侵权案 影响性：言论自由从宪法进入民事判决书 3 药家鑫父状告张显名誉侵权案 影响性：法庭内外，言论有界 “黑监狱”非法羁押并故意伤害外地上访人员案 影响性：法治国家，不容私刑 5 “李庄案”第二季：漏罪案

影响性：刑辩率创新低，律师执业权待保障 6 北京最大倒卖公民信息案

影响性：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相关机构须担责 7 拖欠农民工工资入罪案

影响性：“入刑”就是好？谨防“猛药”副作用 8 李昌奎故意杀人案 影响性：死刑改革，不能停步 9 康菲中国漏油案

影响性：环境保护的司法困局

10.肇事司机涉嫌过失致“小悦悦”死亡案 影响性：法律能对道德做点什么？ 2012 1 吴英集资诈骗案

影响性：民间融资的困境与出路 2 贵阳黎庆洪涉黑案 影响性：程序公正与律师的法庭角色 3 王老吉、加多宝商标纠纷案

影响性：民营企业原罪与利益博弈背后的商标使用权纠纷 自然之友、重庆绿联会、曲靖市环保局告陆良化工铬渣污染索赔案 影响性：民间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第一案 5 陕西安康冯建梅“大月份”引产行政处罚案 影响性：法治理念拒绝暴力式计生执法 6 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 影响性：意义特别的杀人案 7 刘艳峰诉“表哥”工资信息公开案 影响性：公民意识与“微博反腐”的兴起 8 陈平福发帖被捕案 影响性：言者无罪，监督有权 9 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

影响性：国际化时代的中国公民域外权利保护 10 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案 影响性：劳教制度势在必改 2013 ***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 影响性：敏感案件司法公开 2 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 影响性：拆除铁道部改革壁垒 3 刘铁男涉嫌受贿案

影响性：网络反腐、发改委改革 4 浙江张氏叔侄冤案

影响性：冤案拷问司法作业流水线 5 李某某等人轮奸案

影响性：舆论与司法关系、未成年人保护 6 张家川微博少年因言涉罪案

影响性：新媒体时代公民意见表达与刑法边界 7 光大证券乌龙案

影响性：集体诉讼制度缺失成维权“短板” 8 薛蛮子涉嫌嫖娼和聚众淫乱案 影响性：犯罪嫌疑人权利 9 律师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信息案

法律诉讼对会计稳健性影响分析 篇6

稳健的会计处理原则对会计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Givoly etc.(2000),Sterling(1970)认为稳健性处理原则是最有影响力的会计准则,起到提高运营效率、缓解契约关系双方矛盾等作用。关于会计稳健性的产生原因或者说影响因素的讨论一直未间断,特别是Watts(2003a)系统概括了影响会计稳健性程度大小的四个主要因素,即契约、诉讼、管制和税收,并认为契约和诉讼尤其重要,并建议FASB不要盲目的放弃稳健性要求而倾向于市值计价等计量属性的运用。关于契约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多,并形成一定的结论影响着会计准则制定和会计实践的实施,但对于后三个因素,特别是诉讼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分析研究较少。我国2006年重大的会计制度以及准则的变迁,开始在金融资产等的确认和后续计量中采取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对会计稳健性要求并未减退,必要就其诉讼因素对会计稳健性影响进行研究,以便分析对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影响和市场效率的改进等相关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内外关于法律诉讼对会计稳健性影响以及之间的关系实证的研究较少,Kellogg(1984)实证得出企业对收入或者资产高估导致审计人员被诉讼与公司低估被诉讼的比例是13:1,从而企业的审计人员以及管理者均希望采取稳健保守谨 慎的会计 处理避免 诉讼成本 的增加。Basu(1997)受Kothari,Zimmerman(1988)关于1960年美国法律诉讼体系的变化对稳健性有影响的论述的启发,将美国公司数据分成四个时间段进行会计稳健性的考察得出高诉讼期间会计稳健性水平较高,而低诉讼期间稳健性变化不大。Ball(2000,2003)实证研究得出法律环境决定了诉讼成本的高低,对其公司的经营层的行为有所影响,在普通法法系下,存在较高的预期诉讼风险,公司会计稳健性将增大,另外,因为非会计准则等因素影响,在趋于普通法系的东亚四国稳健性大小存在差异。Zhang(2007)从公司债务成本高低的视角分析会计稳健性的供给,稳健性可以及时预警公司的违约风险,违约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程度较高。La Fond etc.(2008)则研究得出在诉讼、管制等同样存在不对称问题而导致的代理成本的增加,稳健的会计处理对其管理者操纵利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减少由其增加的损失。Hui,Matsunaga,Morse(2009)从研究公司的利润预测与稳健性大小的关系考查诉讼对其稳健性的作用大小,得出利润预测次数和及时性等特征与稳健性大小反相关,稳健性会计处理能够及时地报告企业可能存在的损失,减少了被诉讼的可能性,也就对信息不对称现象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祝继高(2011)分析银行起诉企业的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果公司被起诉,它的会计的稳健性程度会较大,未被起诉的企业稳健性则较低,此外,起诉方若是非国有银行,则公司的稳健性程度更大。在法律较为完善和健全时,对债权人和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护力度逐步加大,作为公司经营者尽可能减少被股东或者债权人的投诉,减少诉讼成本,将会提供更为稳健的会计报告,Beaver(1993)等会计专家认可这一点,法律诉讼将会提高会计稳健性的程度。大多数投资者是风险厌恶者,均想及时获得公司的可能风险的预警信息,若公司对资产或收入进行高估,那么事后,投资者期望若不能得以成功表现或者达不到预期,将会起诉公司,则公司面临的法律诉讼风险增大,为了规避风险,许多公司倾向于低估企业的资产和可能收入,就存在稳健的会计信息处理倾向,低估收入和资产,高估其损失,若实际获利较高,经营者以及审计人员则可免于股东诉讼的可能,尽显自己的管理才能和审计的作用。债权人在签订债务契约时将考虑在财务指标或者报告中给予限制,若债权人稳健性程度较高则可以给予降低利率等优惠条件以激励。债务人为了保住优惠而不被起诉可能进行稳健的会计处理。若债务人的借款比例较大或者预期绩效下降,破产的可能性增加,债权人对其经营监督将加强以保护自身利益。破产风险大的企业被起诉的可能性大,对其会计的稳健性要求就高。2002年1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才开始允许地方法院接受因虚假陈述引起的证券民事索赔案,基于多种因素只允许个人起诉以及必要的共同诉讼。有专家认为,我国这种诉讼限制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以及促进效果并不是很明显。根据以上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假设如下:

假设1:由于利益相关者的法律诉讼的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相似条件下,因违背债务契约而被诉讼的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程度比未被诉讼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程度较大

假设2:同一公司因债务契约被起诉的年份的会计稳健性较未被起诉年份的会计稳健性程度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A股上市公司,排除2006年会计准侧变迁的影响,选择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7年至2011年,指标的相关数据计算依据主要是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来源于中国证券网数据库和中国金融数 据库等 , 关于公司 的诉讼数 据主要参 考CCERDATA(色诺芬经济数据库)所提供的上市公司诉讼和仲裁数据,主要选择2007年至2011年因债权债务关系所引起的诉讼,同一公司同年多起被诉讼合并为一次事件;同一公司多年被诉讼,则以其被诉讼金额较大的一年为诉讼年,选定诉讼事件共199起;在做横向对比分析时,选择未被诉讼的企业,排除上述指标缺失以及异常值的影响

(二)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为了充分分析诉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充分考虑会计稳健性计量所需指标以及设定企业在当年是否被诉讼的哑变量,选取指标见表(1)。Basu(1997)模型采取用面板数据较好的测度了会计稳健性程度的大小,横向对比分析需要计算同一年度每个公司的稳健性程度大小,Khan和Watts (2009) 改进了Basu(1997)模型,基于上述模型的建立,引入企业被诉讼等相关因素,构建新模型为:

将公式(2)和(3)代入公式(1),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系数λ1,t、λ2,t、λ3,t、λ4,t,β1,t、β2,t、β3,t、β4,t 再分别代入公式(2)和(3)可以计算出G-scorei,t和C-scorei,t,C-scorei,t(即系数α4,i,t)就是会计稳健性程度。企业当年因债务被诉讼,则Ss=1;否则Ss=0,模型回归分析主要考虑Ss变量的影响,即α5,i,t系数的统计信息。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被诉讼公司与未被诉讼公司会计稳健性大小的横向对比分析针对上述建立的模型,采用SPSS20.0计量分析软件就2007年至2011年五年的数据分别实证分析,得到分析结果如见表(2)。可以得出,2007年至2011年的会计稳健性度量模型虽解释的信息程度不是很高,但F检验在1%显著性水平下十分显著,并根据DW约等于2进行判断各年数据不存在序列自相关。Ss·D·E解释系数的t检验,比较重要变量比如E、ln Size·E、D·E、ln Size·D·E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他变量的系数显著性虽不十分显著,但可以用以分析结果。对于含有是否被诉讼的哑变量的Ss·D·E解释系数的t检验,2007年虽然不显著,但t值较大,接近于t检验在10%显著性水平值,2008年模型的t检验却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2009年和2010年的t检验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2011年t检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五年的Ss·D·E的系数均为正数,说明被诉讼对会计稳健性是促进作用,即被诉讼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程度比未被诉讼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程度强,验证了假设1。以2008年为例,被诉讼企业会计稳健性比未被诉讼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增加0.018,并且此种促进作用的统计检验是十分显著的,2009年和2010年,虽然其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但稳健性的增加的幅度有所增强,分别为0.267和0.212,2011年显著性水平降低为10%,其增幅却大幅增高至0.573。

注:* 表示在 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同一公司被诉讼年份与其他年份的会计稳健性的纵向对比分析为了进行对被诉讼公司的诉讼前后年度的会计稳健性变化是否显著,就其诉讼前后两年内的稳健性变化进行一对一的配比检验。企业被诉讼当年确定为第t年,构成被诉讼企业当年组,标记为S(t);被诉讼后一年为t+1年,组别为S (t+1);被诉讼后一年为t+2年,组别为S(t+2);企业被诉讼前一年为t-1年,组别为S(t-1);被诉讼前二年为t-2年,组别为S(t-2)。按照公式(1)测度会计稳健性大小的方法中去掉含有被诉讼的哑变量项后的模型,即Khan和Watts(2009)模型,进行回归计算每一年各个企业的稳健性水平,其具体的回归系数不再列举,将其系数代入公式(3)求其稳健性大小,然后将企业被诉讼当年t的稳健性大小组成一组S(t),同理将被诉讼企业t+1年的稳健性大小组成S(t+1)组,以及S(t+2)、S(t-1)、S(t-2)等组别。各组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从计算结果来看,S(t)组均值最大(数值为0.0627),即被诉讼当年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均值较高,而被诉讼前的组别S(t-1)和S(t-2)的均值较小,甚至为负数,被诉讼后的组别S(t+1)和S(t+2)的均值较大,但小于被诉讼当年的均值,此结论初步检验了假设2。采取统计上配对检验的办法进行配对检验。由于财务数据取得是在2007年-2011年,每一对配比检验的对数可能不同,比如某一企业若被诉讼发生在2011年,当年为t,则无法计算t+1和t+2年的稳健性程度。在S(t)与S(t+1)以及S(t)与S(t+2)的配对中就不可能配对检验,配对数量将减少。采用SPSS20.0统计分析软件,就其S(t)分别与S(t-1)和S(t-2)以及与S(t+1)和S(t+2)进行配对检验,并就其S(t-2)与S(t-1)和S(t+2)与S(t+1)进行配对检验,分析结果如表(4)。根据t检验的t值和Sig.值,得出被诉讼企业当年S(t)和S(t-2)的会计稳健性对比均值为0.0938,并且与0的差别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十分显著,说明企业被诉讼当年的会计稳健性比被诉讼前两年的会计稳健性平均显著增强了0.0938,其增幅较大。同理,S(t)和S(t-1)配对分析看出,对比均值为0.0857,并且与0的差别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十分显著,被诉讼当年的会计稳健性比被诉讼前一年的会计稳健性平均显著增强。S(t)和S(t+1)配对均值为0.0224,企业被诉讼后一年,会计的稳健性水平有所减小,稳健性平均程度不如被诉讼当年强,但此变化不是很显著(0.373>0.10,显著性水平达不到10%)。S(t)和S(t+2)配对均值为0.0227,企业被诉讼后第二年,会计的稳健性水平平均减小了0.0227,且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以看出,被诉讼当年稳健性最强,被诉讼后一年,稳健性有所减小但不显著,但被诉讼后第二年,被诉讼的印记已经淡化,稳健程度则显著减少。此外,就其S(t-2)和S(t-1)以及S(t+2)和S(t+1) 也进行配对检验两者均值变化幅度均较小并且均值变化不显著,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了被诉讼对其稳健性大小的显著影响作用。综合以上论述,检验了假设2成立。

五、结论

影响性诉讼 篇7

关键词：抵押权,行使期间,从属性,诉讼时效

《物权法》第202条对抵押权的行使期间做出了规定, 即“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 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这一规定要求抵押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抵押权。但该期间的性质如何, 第202条并没有给出答案。抵押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抵押权的, 抵押权是继续存在, 还是随主债权一起消灭?本文通过对域外法关于抵押权行使期间规定的阐述, 梳理出我国《物权法》第202条关于抵押权行使期间规定的性质, 并指出其所主张的法律效果。

一、我国关于抵押权行使期间的立法

《担保法》对于抵押权行使期间并未做出规定。《担保法解释》第12条将担保物权的期间区分为存续期间和行使期间。就存续期间而言, 基于物权法定主义, 该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 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就行使期间而言, 若对担保物权的行使期间不予限制, 可能助长担保物权人滥用其因担保物权而取得的优势地位, 不利于担保交易关系的稳定。特别考虑到我国民法学界通说认为诉讼时效的客体是请求权, 并不适用于包括担保物权在内的物权本身, 加之我国并未建立取得时效制度, 故该条第2款参照外法域民法上的除斥期间模式限制担保物权的行使, 该款规定:“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诉讼时效结束后, 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该条款的本意是抵押权经过两年除斥期间而消灭。《物权法》第177条规定担保物权消灭原因, 第202条规定抵押权的行使期间, 即“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 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两相比较, 可明显看出:在存续期间方面, 担保法解释与物权法均坚持物权法定主义, 禁止当事人约定抵押权的存续期间;但在行使期间方面, 两者之间存在冲突, 前者通过两年的除斥期间模式规制抵押权, 后者通过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模式限制抵押权。[1]

《物权法》第202条做这样规定的考虑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运作, 如果允许抵押权一直存续, 可能会使抵押权人怠于行使抵押权, 不利于发挥抵押财产经济效用, 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因此, 规定抵押权的行使期间, 能够促使抵押权人积极行使权利, 促进经济的发展。[2]

二、主债权诉讼时效完成后的法律后果

(一) 主债权诉讼时效完成后抵押权的状态

根据《物权法》第202条的规定, 抵押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的, 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表述类似于《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届满后的法律后果的表述, 因此有学者认为抵押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的法律后果是“抵押权人丧失受人民法院保护的权利即胜诉权, 而抵押权本身并没有消灭”。[3]也就是说该学者将抵押权视为诉讼时效的客体。学者王闯认为这样的解释所追求的立法效益是为了防止抵押权人在抵押人自愿履行担保义务的场合构成不当得利, 但却以突破民法通说和造成物权法体系内部冲突为代价。具体而言, 在主债权诉讼时效经过后, 除非抵押人忽发善心或受到胁迫或存在其他交易, 否则其自愿履行担保义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了保障这种微小的可能性并防止抵押权人由此构成不当得利, 就突破“诉讼时效仅适用于债权请求权”的民法通说, 开担保物权本身罹于诉讼时效之先河, 可谓得不偿失。[4]而且将抵押权视为诉讼时效的客体有违民法学界的通说。因为通说认为诉讼时效的客体应限定为请求权, 像抵押权这种具有支配性的物权不应该包含于内。

那么是否可以将《物权法》第202条确定的抵押权行使期间视为除斥期间。如果是除斥期间, 那么, 抵押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的法律后果就是使抵押权本身消灭。但是我们应当明确的是, 能成为除斥期间客体的只能是形成权。学者付小川论述了以除斥期间限制抵押权的弊端。他指出, 以除斥期间限制抵押权不能平衡抵押权人、抵押人及第三人利益。不可否认, 若抵押权人怠于行使抵押权肯定对抵押人或第三人自由处分抵押物有所不便, 影响抵押人或第三人利益的实现。于此情形, 似乎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或第三人之间利益失去平衡, 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抵押人或第三人而言, 其作为市场之“经济人”, 在私的领域, 与债权人设定抵押权时理应权衡担保利弊考虑风险, 在债务人届期不清偿债务而债权人怠于行使抵押权时, 其可通过反担保、提前清偿、代为清偿等来保障自己利益或者消灭抵押权以实现对抵押物的自由处分, 若抵押人未与债务人设定反担保, 未提前清偿、代为清偿等则属于自己放弃权利, 不利后果应自行承担, 无关抵押权人。此外, 以除斥期间限制担保物权实质上是以牺牲担保物权人利益来为担保人或第三人的“意思自治”埋单对于担保物权人而言毫无公平可言。[5]更为重要的是, 以除斥期间限制抵押权的, 实则已突破担保物权的从属性规则。因为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 主债权本身依然存在, 此时若没有出现《物权法》第177条规定的担保物权消灭的其他缘由, 作为从权利的抵押权自无单独消灭的理由。

这样《物权法》第202条关于抵押权的行使期间的规定, 即非除斥期间, 亦非诉讼期间, 则陷入了尴尬境地。其实将期间作“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非此即彼的区分, 在逻辑上并不周延。在我国民法上, 确实存在着既不具有“诉讼时效”性质, 又不具有“除斥期间”性质的期间, 如《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最长保护期以及《担保法》规定的保证期间。学界对这些期间的性质一直争议不断。其主要原因在于上述非此即彼的解释论。[6]所以我们大可抛开这两种区分, 依规范本身定其性质, 而不是生硬地套入这两者之一, 造成解释论上的困难。因此可以认为《物权法》第202条实际上规定的是主债权诉讼时效对抵押权行使的影响, 是抵押权从属性的体现, 并不是抵押权的诉讼时效, 也不是抵押权的除斥期间。因此抵押权担保的主债权诉讼时效完成后, 根据民法原理, 主债权本身并不消灭, 只是胜诉权消灭, 主债权成为自然债权。基于抵押权从属性的规定, 抵押权自然也没有消灭, 只是得不到法院的保护。

(二) 主债权诉讼时效完成后抵押权的效力

抵押权不因其所担保的主债权诉讼时效的完成而消灭, 但绝对不可以说主债权诉讼时效的完成对抵押权行使绝无影响。通过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可以知道, 抵押权即使不因诉讼时效而消灭, 也不可能成为永久性权力。主债权诉讼时效的完成对抵押权行使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主张:

1. 主债权诉讼时效的完成不影响抵押权的行使。所以即使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因诉讼时效而消灭的, 抵押权人仍可以就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例如《德国民法典》的规定, 但这种主张有不当之处。债权人因诉讼时效的届满而丧失胜诉权, 此时, 债务人可以对抗债权人的履行请求。那么基于从权利的从属性, 抵押人自然也可以对抗抵押权人。但依上述主张而言, 债务人可以就主债务关系向债权人主张时效抗辩, 却无法在担保关系上对抗抵押权人的抵押权, 仍需承担担保法上的责任。尤其是债务人自己为抵押人时, 这种矛盾性更无法解释。

2. 主债权诉讼时效完成后一定期间的期满使抵押权消灭。也就是说, 只要抵押权人在主债权完成后的一定时间内行使抵押权的, 抵押权依然有效。一旦该期间届满, 抵押权本身消灭。例如我国《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其实也就是主张抵押权因除斥期间的经过而消灭。这种主张也无法解释为何在主债权丧失强制执行力的同时, 抵押权依然有强制有执行力。[7]

3. 主债权诉讼时效完成后抵押权消灭。例如《法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的规定。这种主张基于“主权利消灭, 从权利亦消灭”的基本法理, 认为抵押权为主债权之从权利, 主债权消灭, 抵押权亦消灭。对此, 《物权法》亦有明定。但依我国学界通说, 诉讼时效届满并不消灭实体权利, 亦即虽然诉讼时效届满, 主债权仍然存在, 只是丧失胜诉权, 从抵押权的从属性出发, 尚无法推出抵押权消灭的结论。[8]因此, 只有像日本民法那样, 主张主债权罹于诉讼时效时, 主债权本身消灭, 那么作为担保物权的抵押权随之消灭的结果, 才符合逻辑和理论主张。

4. 主债权诉讼时效完成后, 抵押权不消灭, 但抵押人能依债务人之时效抗辩, 对抗抵押权人。[9]抵押权作为物权的一种, 具有支配性, 自然不会因其所担保的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届满而消灭。然则抵押权成立后, 抵押物仍处于抵押人手中, 若主债权诉讼时效完成后, 抵押权永久存续, 抵押权人又不行使抵押权, 自然不利于抵押物的流转。所以, 这种既满足诉讼时效的客体不及于抵押权的要求, 又通过赋予抵押人时效抗辩的制度设计, 避免了抵押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完成后依然要承担担保责任的困境。因此, 这一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抵押权因其支配性能排除主债权诉讼时效的适用, 却不能推出不受主债权诉讼时效影响的结论。因为, 逻辑上“不适用”和“受影响”并非是矛盾、不可并存的;内容上抵押权不仅有支配性, 也有从属性, 不能取其所需而不见其他。[10]也就是说应当基于抵押权的从属性规则对抵押权的行使期间做出限定。因此, 从《物权法》第202条的文义可以看出, 其采取的是第四种主张。当然有学者指出, 抵押权既不消灭, 又不能强制实行, 对抵押人及抵押物的交易不利, 实务中也难以操作。[11]但我们认为《物权法》第202条不仅维护了抵押权的从属性, 又没有突破诉讼时效的客体制度, 而且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因此, 其制度设计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结语

依据《物权法》第202条的规定, 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后, 债权人既可以向债务人请求履行主债务, 也可以通过实现抵押权来满足其债权, 但如果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而导致债权的诉讼时效完成, 不仅债权受到诉讼时效的影响, 抵押权的行使也受到诉讼时效的影响。这一规则能够避免因抵押权人长期不行使抵押权而妨碍抵押财产的流转, 有利于法律关系的尽早确定。只是缺少配套规则的设定, 使抵押权既不消灭又得不到强制执行的局面难以解决。但是我们相信, 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 最终会兼顾好抵押权人与抵押人的利益, 调整好实践与理论的冲突关系。

参考文献

[1][4]王闯.规则冲突与制度创新 (中) ———以物权法与担保法及其解释的比较为中心而展开[D].人民法院报, 2007-6.

[2][3]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M].法律出版社, 2007, 439.

[5]刘云生主编.中国不动产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 2006, 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