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诉讼

集团诉讼（精选11篇）

集团诉讼 篇1

一、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的优劣势分析

(一) 优势

1.实现小额诉讼请求, 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在证券侵权的案件的特点是数量多但单个案件标的额较少, 甚至无法达到诉讼标的最低限额的规定, 导致权利人无法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同时由于单独诉讼的成本往往比较高, 也降低了单个权利人采用诉讼方式保护自己权利的积极性, 由此导致侵权企业逃避法律规制, 获取巨大利益却能够逍遥法外。证券集团诉讼的作用是将许多小额的诉讼请求集中起来, 降低单个权利人的诉讼成本,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形成诉讼规模效应, 节省司法成本

在证券集团诉讼中, 被告往往是上市公司, 在资金实力、法律技术、信息资源等方面都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原告往往是小股东、小投资者, 采取单独诉讼的方式必然会使他们在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多数人结成的诉讼集团则不同, 诉讼的规模化效应使得原告方可以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 在诉讼策略上更有专业性;各个原告之间基于其共同利益可以分享各自掌握的不同信息和证据, 在诉讼论证中会更有力、更富逻辑性, 往往能改变双方诉讼的格局。同时对于法院而言, 也可以极大节约重复性诉讼的司法成本。

3.制止公司违法行为,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无疑是证券集团诉讼的重要作用和目的。证券集团诉讼增加了公司的违法成本, 迫使公司在证券市场上采取合法方式进行交易, 阻却了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 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提高投资者信心, 促进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二) 劣势

1.诉讼周期长, 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

虽然集团诉讼具有一次性解决大量的小额诉讼的特点, 但由于证券集团诉讼案件涉及人数众多、案情通常更为复杂, 涉及争议点与证据更多, 故需要当事人双方投入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案件审理周期往往比较长, 增加法院的诉讼负担。

2.律师主导下容易导致滥诉或投机性诉讼, 导致司法资源浪费

证券集团诉讼中原告方律师往往选择进行风险代理, 败诉则分文不取, 胜诉则收取高额酬金, 胜诉酬金有时能达到所获赔偿总额的30%, 甚至更高。在高额胜诉酬金的驱使下, 一些律师往往投机性地对可能存在问题的潜在案件进行起诉, 通过恶意起诉的方式谋求高额律师费, 被批评者称为“合法化的勒索” (legalized blackmail) 。[1]

3.增加公司的经营成本, 影响公司正常运行

在如上所述的恶意诉讼中, 被告被迫就范一般出于两点考虑:一是诉讼费用高昂;二是诉讼经常闹得沸沸扬扬, 不利于公司的声誉。[2]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公司承担的“隐性成本”, 即诉讼对公司声誉、股价以及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远远高于公司为诉讼支付的“显性成本”。并且, 落在公司头上的大部分成本, 包括双方诉讼费用以及赔偿费用等, 最终都是由公司的股东承担, 真正实施违法行为的人实际上并未受到制裁, 这也是证券集团诉讼广为诟病的一点。

二、中美诉讼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一) 美国集团诉讼制度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比较

1.确定当事人人数范围的程序不同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权利人需在一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登记才能参加到代表人诉讼中, 否则需要重新起诉。美国的集团诉讼恰恰相反, 权利人须在法院公告期内明确申请退出诉讼集团, 否则即视为参加诉讼, 而不必另行起诉。我国选择“加入制”的方法实际上是将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化为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而美国的“退出制”[3]只要权利人不退出集团即视为参加, 故集团诉讼的适用范围大于我国的代表人诉讼。

2.诉讼标的不同

美国集团诉讼强调各权利人具有共同的事实或法律问题, 而我国的代表人诉讼仅要求诉讼标的属同一种类, 意即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在法律性质上是相同的, 但彼此之间相互独立, 不一定是基于同一事实和法律上的原因产生的。

3.代表人的产生方式、权限、与接收监督的方式不同

我国的诉讼代表人由当事人推选产生, 当事人协商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与该方当事人商定产生;而美国的集团诉讼的代表人代表包括未参加诉讼的全体权利人, 其委托授权采取默示认可的方式。[4]我国代表人在对实体权利进行处分时, 必须获得全体被代表人的特别授权, 接受被代表人的监督。而在美国集团诉讼中, 集团代表人有权处分原告的利益, 同被告进行和解, 仅接受来自法院而非当事人的监督。

(二) 借鉴美国集团诉讼模式, 改革中国当前代表人诉讼制度

1.改革代表人诉讼分类, 取消公告登记程序, 有条件地适用“退出制”

在我国, 由于公告登记程序的限制, 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并未真正得到有效施行;同时由于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需要满足“人数确定”的标准, 可能出现权利人未及时登记而导致权利得不到救济的情况, 此时权利人若另行起诉, 难免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建议取消法院公告登记程序, 对权利人是否参加诉讼实行“退出制”, 除非权利人向法院明确提出退出诉讼的请求, 否则一律视为参加诉讼。同时, 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并未十分完善, “退出制”的完全实行可能导致众多中小投资者在证券诉讼中的“搭便车”行为, 增加公司的诉讼成本和赔偿额度, 不利于公司正常经营和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 故在引进“退出制”时, 笔者的建议是实行区别对待的方法, 以公司资金规模为根据, 对资金实力雄厚的涉诉公司实行“退出制”, 反之对中小型企业在涉诉时实行“加入制”, 以此来保护多数投资者的利益。

2.扩大代表人诉讼的适用范围

将具有共同的事实或法律问题的诉讼请求合并到一个诉讼中加以解决是群体诉讼的一个重要特征。若拘泥于“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的要求, 一味追求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相同, 必然会限制代表人诉讼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功能, 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益。故笔者的建议是, 将民诉法中关于代表人诉讼诉讼标的的规定修改为“基于同一事实或法律问题”, 以此扩大代表人诉讼的适用范围。

3.改革代表人的产生方式, 增加代表人的权限

由于证券市场目前仍以中小投资者为主, 相互之间缺乏信息沟通, 在推选代表人或与法院协商时难以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 权利人之间在争夺代表人资格时容易产生纠纷, 不利于诉讼活动的高效进行。对此, 建议采用美国的“首席原告”[5]概念, 即由最大的股东担任首席原告, 有异议者可以向法院提出, 法院就可根据有意愿成为首席原告的股东股权大小而决定首席原告。作为代表人的首席原告在处分权利时无须获得被代表人的特别授权, 能够自行与被告和解。这样既能够节约诉讼成本, 减少原告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又能够减少中小股民充当“职业原告”进行恶意诉讼、投机性诉讼的可能, 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John C.Coffee, Jr., Reforming the Securities Class Action:An Essay on Deterrenc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106Colum.L.Rev.1534, 1546 (2006) LJ/OL:Westlaw.2009-2-20.

[2]朱伟一.美国公司法判例解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190.

[3]章武生, 罗健豪.退出制的本质及集团成员的确定方法之分析[J].政治与法律, 2008 (6) :128-133.

[4]David L.Ratner.Securities Regulation, 6th ed.Minnesota:West Group, 法律出版社影印本1999:143.

[5]陈志武.证券集体诉讼在美国的应用[J].证券法律评论, 2001 (2) .

集团诉讼 篇2

关键词：证券集团诉讼制度；证券市场；代表人诉讼制度

我国证券市场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中违法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这些现象对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尤其是数量庞大的中小型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侵害，投资者急需获得相应的权利救济。而现实情况却是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相对滞后，证券集团诉讼制度仍不健全。因此加紧完善我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就成了目前我国法制领域建设工作中的当务之急。无论是从救济投资者的权利的角度，还是从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方面，实现证券侵权的私人救济都具有重要价值。

一、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具备的优点和功能性分析

1.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优点

在一般的证券侵权民事诉讼时，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优点有以下三项：

（1）证券集团诉讼制度更利于对大量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更利于在诉讼上对其实现权利救济，为他们在诉讼上争取更多的权利。在证券侵权行为中，侵权行为受害人的特点是量大额少，这也说明往往人均侵害赔偿额可能很少，但侵害赔偿总额却是巨大的。各国法律一般都规有定小额侵害诉讼的最低标准，广大单体中小投资者的受损额可能相对很小，但单体起诉成本却十分高，这样会使受侵害个人并没有太大的动力去主张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证券集团诉讼制度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拟制集团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容纳大量中小投资者，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权利救济。

（2）产生规模诉讼效应。在证券侵权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发现，诉讼双方经常是单个股东与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双方实力悬殊，被侵害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形成庞大的证券诉讼集团会使双方之间的差异缩小，将双方拉回到平等地位，产生规模效应。同时通过进行提起集团诉讼的方式，也可有效地防止被告进行暗箱操作，不会让当事人被不正当的各个击破。

（3）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可以更有效地对证券市场上的不法行为依法进行规制，产生积极的社会正效应。由于证券集团诉讼容纳了大量的受害人，这些受害人要求的赔偿总额一般都十分巨大。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券商从事违法行为的成本，对证券发行人形成一定的威慑作用。同时，证券集团诉讼制度也是一种监管证券市场的手段，运用得当的话可以促进证券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

2.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主要功能

证券集团诉讼制度自其诞生以来被许多国家借鉴和应用，尤其在美国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美国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其在主要功能有以下三点：

（1）证券集团诉讼的重要功能是损失弥补与惩罚功能。往往广大单体中小投资者的受损额可能相对很小，但单体起诉成本却非常高，受侵害人维权动力不足，所以遭受证券违法行为侵害的投资者受损额的特点是“总量大、人均少”。与此同时也可以对证券违法侵权的企业实施严厉惩罚。

（2）监督功能。由于律师一般在证券集团诉讼中的具有主导性作用，这使得证券集团诉讼制度成为出证券监管机关机构之外的又一强有力的監管形式，使证券监管更有效。

（3）教育预防功能。由于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存在，证券侵权企业的违法成本高于其违法所得，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强有力的震慑了上市公司，对其进行了预防教育。

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因其自身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功能，对于惩罚上市公司的证券造假行为，保障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在我国的应用

1.我国能否参考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

就目前中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证券侵权领域的实践，代表人诉讼制度很难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然而现行代表人诉讼制度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由于人数的不确定性，法院一般会依照“内部通知”“暂不受理”等方法受理以代表人提起诉讼的方式，或直接裁定不予受理，这种情况下，允许当事人改选单独诉讼或共同诉讼等形式发起诉讼。

（2）在我国证券集团诉讼中，代表人作为原告一般数量较大且处于弱势地位，原告中一部分相关权利人形单影只，实力有限，他们不仅要考虑到诉讼过程的繁冗困难，还要面临庭外来自政府机关和大企业的不小压力，因此很多相关权利人会选择干脆放弃起诉。

所以，引进证券集团诉讼制度来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任何一项司法制度都要与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由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同，完全移植美国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是不可取的，那么引进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度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2.完善我国证券诉讼制度的建议

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证明可以有效解决很多证券市场中的纠纷，因此它对我国最具有参考意义。在完善我国证券诉讼制度时，应当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同时参照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相关规定，最终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对代表人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其中的选择退出规则与代表人选择的默示授权制度两点值得重点借鉴。

（1）选择退出规则。选择退出规则在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中的指的是：在集团诉讼中，要求法院出于保护集团成员诉讼权利的考虑，告知集体成员若其并不希望被包括在集团诉讼当中，应该向法院提交一份表明能够自己真实意愿的书面证明，将自己独立在集体诉讼之外，使得集团诉讼的结果对自身不具备法律效力。若当事人不提供退出证明，在法律上则会自动被认为属于集团成员之一，受到诉讼结果效力的约束。

（2）代表人选择的默示授权。我们现行的代表人制度中规定代表人应由继承成员共同选举产生，也就是代表人须获得明示授权，大量被侵权受害人的意见无法一致时，当事人内部间会有新的矛盾出现，不利于内部团结和诉讼获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实行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中代表人选择的默示授权这项规定更能发挥作用，可以更好维护集团成员的利益。所以将代表人选择的默示授权融入进我国代表人制度中是代表人制度改革中的关键一步。

参考文献：

我国应当确立证券集团诉讼制度 篇3

关键词：证券集团,诉讼,经济性

一、问题的提出

几个月前,阿里巴巴成功登陆美国市场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大的亮点。然而,随着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网络售假的所谓“白皮书”事件爆发后,阿里巴巴集团因涉嫌“隐瞒受到监管部门调查”等问题,在美国遭到集体诉讼。阿里在美国遭集体诉讼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也再次引起我国监管机构、上市公司和社会投资者的热议。

我国内地证券市场建立三十多年以来,证券投资己经成为整个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证券市场的风云变幻关系到亿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然而与我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势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证券市场欺诈现象丛生以及投资者维权的举步维艰。鉴于相关的法律制度的相对缺乏,投资者如何运用诉讼手段维护公共利益仍然存在于法无据的问题。面对日益增多的资本市场欺诈和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情形,我们的监管者或投资者往往处于一种无奈的境地。

同时,鉴于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多为散户投资者,当投资者因上市公司欺诈或其他违法行为导致利益受损,如果采取独立诉讼时,将面临诉讼时间长、成本高,成功率低的问题。此外,现行的共同诉讼与代表人诉讼制度无法达到便捷、高效地解决证券纠纷问题,因此,为确实落实资本市场的法治精神,促进证券市场良性发展,在我国逐步确立证券市场集团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二、什么是证券集团诉讼

证券集团诉讼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而只是集团诉讼在证券民事侵权诉讼领域中的适用,对于证券集团诉讼,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定义,如认为证券集团诉讼是集团诉讼制度在证券法上的应用,即当投资者合法权益因他人违反证券法而受到侵害时,投资者通过集团诉讼方式在法院提出民事索赔并获得司法救济[1];认为证券集团诉讼制度指当上市公司的证券侵权行为损害了股东群体性利益时,少数股东为群体甚至全体股东的利益向侵权人( 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人员) 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其诉讼结果适用于全体受损害股东[2];认为投资者因为同一个事实或法律问题而处于相同的法律处境,在诉讼中有共同的利益,其中一人或数人未经其他投资者授权,作为投资者的代表提起了包括赔偿等请求在内的诉讼,其他投资者或以默示方式加入诉讼( 退出制) ,或以明示方式加入诉讼( 加入制) ,法院对该代表提起的诉讼的判决,对集团所有成员,即那些被代表的投资者群体具有约束力,这种以赔偿为主要请求内容具备群体诉讼和集团诉讼的一般性特征的诉讼就是证券集团诉讼[3]。

结合上述学者的定义,本文认为证券集团诉讼就是多数投资者基于共同的诉讼请求,一个或数人作为代表向证券市场的侵权人( 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人员) 提起诉讼,但诉讼结果适用于全体利益受损的投资者。

三、证券集团诉讼的制度优势

第一,对投资者而言,基于理性人的角度,小额但数量庞大的普通证券投资者在权衡自己所遭受的损失与采取诉讼可能承受的法律诉讼费用后,往往选择放弃对不法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的诉讼。然而,这样不但不利于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而且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证券市场相关参与主体的违法行为。而证券集团诉讼制度恰好节约了投资者对诉讼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费用,同时也很好地弥补了个别投资者诉讼专业知识的不足,提高诉讼的效率和效益。最终使得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由经济的自灭行为变成经济的合理行为,由殉道者的英雄行为变成经济人的理性活动。

第二,对上市公司而言,证券集团诉讼制度也具有明显的经济性。因为如果证券市场出现对上市公司不利的消息,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向上市公司提起个别诉讼,一方面,上市公司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和成本去应付诉讼,另一方面,如果个别投资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以及不理性行为可能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以存在证券集团诉讼制度,鉴于专业律师及诉讼代表人的介入,证券集团诉讼案件的主体关系结构化为相对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这样有利利益受到侵害的投资者的利益诉讼趋于理性,并最大限度地降低诉讼双方当事人的敌意和对立程度,增加谈判和和解的可能,进而最大程度地节约上市公司的应诉成本,更好地维护上市公司的声誉。

第三,对整个证券市场而言,鉴于证券集团诉讼制度一般采用律师胜诉酬金制度,即律师只有在协助投资者提起诉讼并获得胜诉的前提下才能够获得相应的酬金,同时,就证券集团诉讼案件,集团律师一般主动去“发现”潜在的案件,因此,要获得案件,专业律师就必须借助各种信息渠道,密切关注各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的信息披露事项,一旦发现存在违法行为,律师将采取法律手段揭露上市公司的不当行为,这样很好地充当证券市场上的“民间检察官”的角色。因此,证券集团诉讼中所蕴含的正义价值和经济利益驱使相关专业律师更主动、更积极地关注上市的一举一动,对上市公司的不法行为企图有极大的威慑和预防作用,促使上市公司合法合规经营,维护中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公平、合法的发展。

四、证券集团诉讼的制度弊端

当然,证券集团诉讼制度也不是完美的,基于制度设计本身以及实施效果而言存在着诸多弊端,仅以证券集团诉讼较为成熟的美国证券集团诉讼为例:第一,考虑到证券市场的复杂性,在同一证券集团诉讼案中,不同投资者利益受损的事实差异较大,而诉讼结果同等适用于所有投资者并不科学和公平;第二,证券集团诉讼虽然能够激励受害者参与,但集体行动困境并未消除,小额多数的本质使得成员缺乏足够的动力去监督和约束集团诉讼代表及律师,造成诉讼律师完全主导了和解谈判,导致诉讼律师在满足私利的前提下不能很好地为利益受损的投资者争取利益,进而违背了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并有效惩戒证券市场违法主体的初衷,而仅沦为集团诉讼律师谋取私利的工具。

五、结束语

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篇4

而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相冲突时，是否应向民事那样，先进行刑事诉讼还是先进行行政诉讼，意见不一致。

一种认为，刑事诉讼一直是法院的工作重点，不管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应服从于刑事诉讼，应当先刑事后行政。

另一种意见认为，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虽然有其相同之处，但有许多质的不同，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在诉讼中或诉讼外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而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虽然是平等的，但在诉讼外其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管理机关，行使行政管理权，而另一方当事人是被管理相对人，处于被管理地位。

因此，行政诉讼不能象民事诉讼那样先刑后行，否则就会侵害一方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应当先行后刑。

笔者认为这两种意见均有偏颇。

笔者认为是先刑后行，还是先行后刑，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先刑后行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涉及到人权保护林的案件，则不宜先刑后行，而应当先行后刑。

以交通肇事案件为例:公安机关因交通肇事而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其主要依据是交通责任认定书，当事人不服公安机关作出的责任认定，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而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有可能被逮捕、被判刑，当事人的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象这类案件就不能按照先刑后行的惯例，而应当先行后刑。

值得注意的是:

先刑后民是阶级斗争年代的产物 ，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主要是刑事审判，民事审判只占法院审判工作的很小部分，行政审判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法院的审判工作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先刑后民的习惯。

随着历史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权不断得到重视，特别是全国十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将保护人权写入我国的宪法，这是我国保护人权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权既然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先刑后行显然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也不符合司法工作与时俱进、更新司法理念、不断开拓创新的要求。

因此，先行后刑更加符合时代要求。

行政诉讼是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一个途径，也是保护人权的一个途径。

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刑事案件定案的重要依据，当事人对此提出异议而提起行政诉讼，在该具体行政行为未被确认有效前，就不能作为刑事定案的依据，只有通过行政诉讼，具体行政行为被确认有效后，才能作为刑事案件定案的依据，否则就会影响到司法的公正性，就有可能侵犯了人权。

因为刑事案件涉及到是否对当事人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问题，如果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未经确认，即对其实施了强制措施，一旦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不但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行政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还有可能涉及到国家赔偿等问题。

先行后刑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如果先刑后行不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则可先刑后行，这样可体现行政机关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也可体现人民法院的审判效率。

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区别【2】

三大诉讼法是司法考试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之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你可以通过对比记忆很快地掌握。

(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刑事诉讼：

1.危害国家安全案;2.可能判处无期、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3.外国人犯罪的案件。

民事诉讼：

1.重大涉外案件(标的大或案情复杂或居住在国外的当事人众多);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3.最高法院确定由中级法院管辖(海事海商，专利纠纷，重大涉港澳台民事案件，标的大或诉讼单位属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的经济纠纷)。

行政诉讼：

1.确认发明专利权案(专利申请案，宣告专利无效或维持案，强制许可案);2.海关处理案(纳税和行政处罚案);3.对国务院各部、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4.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被告为县级以上政府且基层法院不适宜审理，共同诉讼、集团诉讼，重大涉外行政，涉港澳台，其他)。

(二)地区管辖

刑事诉讼：

1.犯罪地(即犯罪行为发生地)法院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包括户籍所在地、居所地)为辅;2.最初受理的法院审判，主要犯罪地法院审判为辅;3.特殊情况的管辖。

民事诉讼：

华粮集团整体并入中粮集团 篇5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到会发表讲话。他表示，华粮集团具备了非常好的粮食收储和物流的资源，中粮集团与华粮集团的业务联系比较紧密，资源存在互补性。中粮集团是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之中最优秀的企业之一。通过发挥粮食经营的综合优势，中粮集团积极推进全产业链的经营模式，在粮油食品这个行业中，逐步建立了以贸易为基础，以加工业为格局，实现了从传统的贸易商向实业商成功的转型，为促进我们国家粮油食品产业的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次推进重组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可以通过实现优势互补，建立高效的新型粮食流通和加工产业体系，提高华粮集团粮食物流设施的使用效益，同时增强中粮集团可持續发展能力和市场影响力。他希望，中粮集团与华粮集团重组后能够进一步统一思想，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粮食宏观调控，通过加快转型、加强协调，积极推进转型发展，更好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表示，华粮的加入可以将中粮集团整个产业链有效串联起来，未来中粮集团可以在国内乃至国际粮食行业里作为一个产业组合相对完善大粮商来运作，从而不断地提升中粮集团的行业地位。他希望重组后，通过团队共同努力，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

集团诉讼 篇6

一、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简介

(一) 集团诉讼的概念

美国的集团诉讼是从英国衡平法上发展而来的一种诉讼制度, 所谓集团诉讼, 法律辞典中的定义为“在法律上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提起诉讼, 诉讼的判决对所有共同利害人有效。”

(二) 集团诉讼的优势

美国集团诉讼在处理证券侵权民事赔偿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众多学者在研究该制度时, 都不约而同引用这样的比喻:“对于试图利用公司管理职权获取非法利益的公司管理层来说, 集团诉讼是一柄让他们望而生畏的利剑。证券集团诉讼使每一位普通的投资者成为发现和打击上市公司不法行为的‘私人检察长’。”由此足可印证美国集团诉讼对于证券侵权方的威慑力。

总结各学者的观点, 美国集团诉讼的优势 (也是集团诉讼的特点所在)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简化诉讼程序, 降低诉讼成本。 (2) 使得小额投资者的权利得到有效保护。 (3) 便于当事人的诉讼。美国集团诉讼采用“明示退出, 默示参加”的方式, 这被认为是与其他国家群体诉讼制度相区分的实质内涵。 (4) 具有预防保护和损害赔偿救济的双重功能。学界对于美国集团诉讼的双重功能均持肯定态度, 更有学者认为正是基于集团诉讼预防保护及影响公共政策的功能使得集团诉讼在保护小额投资者权力方面得心应手。 (5) 基于集团诉讼判决的直接扩张效力, 避免了单一诉讼造成的法院不同判决结果的矛盾。

二、中国代表人诉讼制度运行之现状

(一) 中国代表人诉讼的概念及现有法律规定

中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被认为是与美国集团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的选定代表人诉讼并行的群体诉讼制度。体现在中国《民事诉讼法》第54条、第55条的规定, 并被视为中国民事诉讼领域代表人诉讼的法律根据之所在, 其中第55条———“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被称为“真正的代表人诉讼”。代表人诉讼正如设计者所期望的那样, 确实在某些程度上吸收了集团诉讼以及选定代表人诉讼的优点, 但从实践中来看, 所谓“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处于“半死亡”状态, 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应用。

(二) 中国代表人诉讼运行现状

中国人数众多的诉讼通过在起诉前的登记程序将人数确定下来, 从而形成“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而法院在实践中的做法多是“合并立案, 分别审理”或者“分别立案, 合并审理”, 明显地规避了代表人诉讼的适用, 就证券侵权案件来说因人数众多而多采用后者, 而所谓的合并审理其实就是“合并开庭”, 与代笔人诉讼制度更是大相径庭。

而最高法院更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证券侵权案件排除代表人诉讼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2年1月15日) 第4条“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 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 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虽然在规定中没有明确对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排除, 实际上这里的集团诉讼包含了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进而中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确有“半死亡”状态之嫌。

三、集团诉讼不宜现在引入

诚然, 集团诉讼在美国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和效果, 却是基于美国固有之法律环境才有前述之影响力, 如果仅仅因为其在美国所表现出的优势便急于引入是不可行的, 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 集团诉讼仍有其固有缺陷

前文述及集团诉讼的优势, 尽管如此, 该制度本身仍然有其固有的缺陷, 主要表现在: (1) 集团诉讼并不必然能够提高司法效率。有分析证明, 与典型的民事案件相比集团诉讼相当消耗司法资源, 其处理的时间是普通民事案件的2~3倍。这样, 集团诉讼所提升的效率基于通知等程序大大削减。 (2) 集团诉讼不能解决与传统民诉理论的冲突。比如“诉权让与”的问题。 (3) 集团诉讼无法解决律师与集团成员以及和代表人与其他被代表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就此, 中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似乎在关注个别代表人利益方面要更细致一些, 比如中国代表人的选任等问题上, 人为地控制代表人及律师的权限, 以防止权利的滥用。除上述缺陷外还有如操作技术难度较大以及诉讼费用的计算问题等等。因此, 即使在美国, 学者们对该制度也是又爱又恨, “有时被赞美, 有时被谴责”。

(二) 中国对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运行不到位

正如上文所分析, 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人诉讼在中国处于“半死亡”状态, 这与各方面的原因有关系。比如法院自身的利益原因、审判技术上的难度, 基于政治因素考虑方面对群体诉讼的排斥等等, 从而大大削弱了代表人诉讼的优势。反过来讲, 如果该制度能够“排除万难”得以适用的话, 中国的集团诉讼制度不会处于“空白”状态, 而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在现时状态下亦无引入必要。

(三) 中国现行体制及法院审判理念不适合对集团诉讼的操作

如前所述, 中国法院将本可以进行代表人诉讼的案件进行分拆, 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这是一个原因。从外部原因来分析, 有学者认为现行的体制使得“法院难以承担保护投资者的重任”, 笔者赞同此种看法, 首先, 司法无法真正独立使得法院对审判结果做到实质掌控, 需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束缚 (如司法财政受到政府部门的约束) 。其次, 集团诉讼还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由于集团诉讼案件必然有一方涉及人数众多, 对法院来说, 以集团诉讼方式进行势必形成一股“不安定因素”, 法官在判案过程中必然会考量集团一方, 主要原因在于不想造成“不安定因素”的爆发, 更何况中国目前的上访制度着实让一些权力部门伤脑筋。与其事后头疼, 倒不如事前就砍断这条导火索。最后, 集团诉讼是一项复杂的技术设计, 该制度要求法官具备较高的审判能力和素质。因此, 在中国现行体制的制约下, 集团诉讼无法找到适宜生存的土壤。

(四) 中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限制束缚了集团诉讼的社会功能

中国对惩罚性赔偿机制的限制同样束缚了集团诉讼的功能发挥。前面内容提到, 美国集团诉讼具有预防损害以及损害赔偿的双重功能,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影响公共政策的效果, 其主要原因在于集团诉讼特殊的设计, 一旦进入集团诉讼, 侵权方必然面临巨大的风险, 不仅要承担败诉后巨额的赔款, 同时诉讼期间的负面效应更是让公司和大股东避之不及, 因此纷纷主动进入和解程序。正是由于集团诉讼的制度设计使得其在客观上表现出了对侵权方“惩罚性赔偿”的意思, 进而对广大证券市场产生警示和引导作用, 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功能。但这在中国无法实现, 其原因在于中国对“惩罚性赔偿”的运用是谨小慎微的。结合学者陈巍的观点, 没有惩罚性赔偿的机制便无法达到集团诉讼所预期的社会功能, 集团诉讼丧失了此种社会功能即无法起到保护中小投资者得到损害赔偿方面具备理想的效果。因而, 由此逻辑推论, 当前的中国不适于引入集团诉讼。

综上所述, 集团诉讼在美国发挥了其良好的社会反响和效果, 但是基于中国目前的法律体制和政策支持体系, 该制度不适宜在当前的状况下引入, 但是伴随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和人们思维观念的变化, 基于集团诉讼的优势和在处理群体纠纷方面的积极作用, 笔者以为集团诉讼应该引入。而在现实的条件下, 只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寻求解决的办法, 对此, 许多学者都有不同的著述, 制度发展不能一蹴而就, 应该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土壤中孕育合适的法律机制。

参考文献

[1]杨严炎.当今世界群体诉讼的发展趋势[J].河北法学, 2009, (3) :40.

[2]杨峰.证券民事责任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359-406.

[3]庄淑珍, 董天夫.中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与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比较研究[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1996, (2) :77.

[4]杜要忠.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程序规则及借鉴[N].证券市场导报, 2002, (7) :63.

[5]陈巍.中国代表人诉讼若干观点评析[C]//各科专论, 此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集团诉讼改革研究》 (03BFX035) 中期成果.

[6]陈洁.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法律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7]王福华.集团诉讼存在的理由——关于普通法集团诉讼目的论的研究[J].当代法学, 2008, (11) :130-131.

[8]钟志勇.美国证券集团诉讼与中国证券民事诉讼形式之完善[J].现代财经, 2005, (11) :72-77.

诉讼担当和诉讼信托关系之分析 篇7

信托作为来源于英美法的概念, 是一种基于信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委托人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并委托其管理或处理, 受托人享有该项财产的所有权, 但其有义务将信托利益交付给受益人。因此, 信托一般包含如下五个基本要素:委托人 (T r u s t o r) ;受托人 (Trustee) ;信托财产 (Trust property) ;信托目的 (The purpose or the intent of trust) ;受益人 (Beneficiar) 。正是根据信托目的的不同, 信托可分为教育信托、管理信托、公益信托等多种类型, 而诉讼信托就是使受托人取得权利并以权利人的地位进行诉讼。简言之, 以诉讼为目的而设立的信托。

至于诉讼担当理论, 则主要是围绕第三人代替权利义务主体参加诉讼的场合展开讨论的。第三人替代诉讼标的之权利义务的主体 (或者与权利义务主体同时) 持有当事人适格, 并且该当事人承受的判决效力也及于权利义务主体的情形, 就被称为第三人的诉讼担当。4根据管理权获得的不同情况, 第三人诉讼担当可以分为法定诉讼担当和任意诉讼担当。所谓法定诉讼担当就是按照法律规定当然发生的诉讼担当就是法定的诉讼担当;其当事人适格的基础可以理解为:基于法律授权而获得管理权, 并具备当事人适格。所谓任意诉讼担当就是基于本来权利义务主体之意思进行的诉讼担当;其当事人适格的理论基础可以理解为:基于当事人授予管理权或者是诉讼遂行权, 而具备当事人适格。暂且不论诉讼信托的恰当性, 而只要它是信托关系, 就属于一种财产关系;而将财产关系与诉讼担当这样一个确定当事人适格的概念相提并论, 逻辑上显然是成问题的。准确的表述或许应该是:第三人基于信托而获得诉讼实施权是否与第三人替代权利义务主体进行诉讼担当属于同一个意思。

二、诉讼信托与诉讼担当关系之分析

基于概念, 我们其实就可轻易看出, 诉讼信托是与诉讼担当有相当区别的概念。

首先, 法定诉讼担当并非信托关系, 故也不可能是诉讼信托。作为法定诉讼担当来说, 尽管担当人可能有权对被担当人财产的管理、处分, 但这种管理处分权并非来自被担当人的委托。显然, 不具备信托的要件, 也就谈不上是因为信托而获得诉讼实施权了。

其次, 在任意的诉讼担当中, 由于任意诉讼担当来自权利人的授权, 其与信托确实似乎容易产生交叉。前文论及, 权利义务主体依其意志将诉讼实施权授予他人时, 在理论上既包括将实体上管理权、诉讼实施权一并授予第三人, 也包括只授予他人诉讼实施权。如果仅仅是授予诉讼实施权, 尽管可能会因为诉讼而产生对实体财产进行处分的问题, 但这是诉讼程序实行当事人处分权主义的效果, 显然不能认为是实体财产管理权的授予;由此, 基于信托要转移财产权的基本属性, 仅仅将诉讼实施权授予他人, 而没有实体财产权的授予, 它就不能成为信托, 更不能被称为诉讼信托。

相反, 如果任意诉讼担当的发生是由于权利人将实体上管理权一并授予第三人, 其与诉讼信托的关系则要从两个层次来理解和判断。

第一个层次, 我们首先要判断诉讼担当中的管理权的授予是否构成信托关系, 而究竟是否属于信托, 还要看各国法律是如何理解信托财产权归属的。众所周知, 对于任意诉讼担当中的全括性授予管理权来说, 应理解为财产所有权仍然在被担当人手中, 诉讼担当人只是享有对财产进行管理、以及遂行诉讼的权利;而对于信托财产所有权, 则在不同的法系中有不同的理解。在信托制度发源地的英美法, 是将信托财产的上权利一分为二, 并认可其双重财产权;如此, 受托人就可以像真正的所有人一样, 积极地在法定和约定的范围内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 第三人也都以受托人为信托财产的权利主体和法律行为当事人而与其进行交易行为。显然, 基于此信托理念, 由于财产所有权归属于受托人, 我们就不能将受托人基于信托财产的诉讼理解为是诉讼担当, 而是权利人本人诉讼。

在大陆法信托制度中, 由于大陆法系国家没有普通法与衡平法之分, 其物权制度遵循“所有权绝对”、“一物一权”、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 所有权分割是无法想象的, 用大陆法系传统概念 (无论是债权还是物权) 无法解释信托的本质。所以, 长期以来, 大陆法系国家围绕信托财产的性质形成了观点纷呈的各种学说。目前主要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将信托财产视为一个固有财产, 使财产“拟人化” (Personalization) , 受托人没有被赋予任何信托财产物权上的权利, 受托人的权利仅仅是作为财产管理人的权利, 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第二种是使受托人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并在信托法中明文规定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同时将受益人的权利规定为“受益权”, 其享受的利益规定为“信托利益”, 如日本和我国台湾。显然, 如果受托人仅仅是作为财产管理人, 则委托人基于信托财产的诉讼就是代替权利主体进行诉讼, 成为诉讼担当人。而只有在此情形下, 任意诉讼担当才具有了与信托以及诉讼信托产生交集的可能。相反, 如果按照日本等国的诉讼信托理论, 尽管其理论基础与英美信托制度的理论基础不同, 但仍然是认为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的话, 则受托人的诉讼也只能理解为是权利人本人的诉讼, 不会与诉讼担当发生任何联系。两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摘要：直至目前, 关于诉讼信托和诉讼担当的关系, 在法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一种观点认为, 诉讼担当就是诉讼信托, 两者为同义语。也有观点认为, 诉讼信托与诉讼担当是完全不同的制度, 两者并非同义概念。要厘清两者关系, 有必要在对信托的含义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 再对诉讼信托和诉讼担当的关系进行界定。

关键词：诉讼,信托关系,分析

参考文献

[1]、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 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第12页。

[2]、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 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第30-34页。

[3]、耿利航:《信托财产与中国信托法》, 《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

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与诉讼程序 篇8

一、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与诉讼程序的启动

(一) 超过起诉期限是否丧失诉权

对于起诉期限与诉权的关系, 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起诉期限是行政诉讼的诉讼时效, 从诉讼时效开始起算多长时间原告都有权提起诉讼, 多长时间之外, 即丧失起诉权。[2]这种观点将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内涵界定为:超过起诉期限当事人不得提起诉讼, 丧失起诉权;

另一种观点认为, 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届满当事人的胜诉权丧失, 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仍可以提起诉讼, 但法院不支持其诉讼请求。[3]

笔者不赞同这两种观点, 仅因为当事人的行政诉讼期限届满, 要么诉讼程序无法启动, 即使启动, 当事人仍然承担败诉的后果, 这对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不符合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近年来, 民事诉讼学界很多学者主张抗辩权发生主义, 诉讼时效经过后, 其后果并不是起诉权与胜诉权的消灭, 而是对方当事人产生抗辩的权利。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更加符合现代诉讼实践的要求和审判权中立原则, 在探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涵义时, 我们可以借鉴抗辩权发生主义。行政诉权作为一种程序权利, 这种权利经过一定期限后的法律后果不一定是诉权的消灭, 而是使对方拥有了抗辩的权利。因此,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经过, 当事人并不丧失起诉权, 也不丧失胜诉权。

(二) 起诉期限是否为起诉条件

对于这个问题, 许多学者赞同将起诉期限作为行政诉讼起诉条件,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如此操作的, 学者和法官们认为这种做法的理论依据为《若干解释》第44条: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然而, 笔者认为起诉期限不应当作为起诉条件。理由如下:

首先,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4.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显然, 法律明确规定的四个起诉条件并不包括起诉期限, 而司法解释第44条又的确有让人产生不当看法之嫌。从法律效力的层面看, 在法律适用上笔者认为应以行政诉讼法为标准。

对于诉讼成立来说, 有适格的当事人, 有争议存在以及属于人民法院管辖就完全可以开始一个诉讼, 其他内容正是诉讼过程中需要审理查明的。[4]从世界范围来看, 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起诉条件相当宽松。虽然对原告的起诉行为的具体要求上有所差异, 但存在一些共同点:第一, 法律不对当事人的起诉行为作实质性限制;第二, 法官对原告的起诉状进行实质审查, 只是通过简单的登记程序确认原告的起诉行为及其效力。如果说对起诉有什么限制, 也主要存在于形式上, 即起诉状的简单的格式要求。这一做法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以响应最高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行政诉讼受理条件, 对起诉条件的掌握不能过于苛刻”的精神的号召。

其次, 从保护当事人权益的角度来说, 也不宜将起诉期限作为起诉条件之一。实践中, 当事人的起诉行为是否超过有关法律所规定的期限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法院只有在立案之后, 经过审查才可以查明当事人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5]而法院在案件受理前的审查, 严格来说其程度应该是很低的, 一般只是形式审查, 把起诉期限作为起诉条件实际上是要求法院在受理原告的起诉时就必须查明案件的有关事实, 这就需要有相当的证据来支持, 为当事人的起诉增加了不必要的起诉障碍, 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不应当把起诉期限作为起诉的条件之一, 只要符合法定的四个起诉条件, 法院就应当受理, 受理之后, 被告对起诉期限提出异议的, 法院根据其举证的真实与否, 进行审查定夺。

二、起诉期限与行政诉讼程序的运行

(一) 起诉期限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往往是在案件受理前要求原告证明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 或是法院利用自身的职权进行调查之后认为相对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笔者在上文已经论述过起诉期限不应作为起诉条件之一, 因此法院在案件受理前要求原告证明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的做法不妥。实际上在举证过程中, 有的法官往往不能一直保持中立的态度, 他们利用自身职权进行调查取证, 这不仅违背了审判中立的原则, 而且在这场实力相差悬殊的较量中, 给人民留下以司法维护行政的印象, 不利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发展。那么在审理过程中, 起诉期限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若干解释》第27条第1款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 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从该解释可以看出, 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 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6]在现实中, 原告对于行政机关是否有相关内容的告知行为一般很难举证, 而行政机关则恰好相反, 因为工作程序的要求严格, 行政机关对上述内容提出证据比较容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有利于迅速查清事实, 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若被告主张原告起诉超过期限, 却又不举证或举证不能成立的, 诉讼将继续进行, 法院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7]

(二) 法院是否应主动审查起诉期限

在审判实践中, 作为原告方的当事人在起诉时并不会主动承认自己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期限, 那么法院是否应主动审查呢有学者认为法院应该主动审查起诉期限。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具备多重目的, 从维护公法秩序及行政权行使特性角度, 法院应当主动审查起诉人的起诉期限, 并直接作出裁判。[8]

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

首先, 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起诉期限违背行政诉讼的证据制度。《若干解释》第27条只规定了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承担举证责任, 而法院在证据的审查中则处于被动地位。如果法院在诉讼中主动审查原告是否超过起诉期限, 实际上免除了被告对该部分的举证责任, 而直接将举证责任归于原告一方, 人民法院如此处理的方式不符合证据制度。[9]

其次, 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起诉期限, 将破坏诉讼结构, 影响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诉讼, 本质上是双方在平等对抗的基础上, 法院居中裁判的一种三方组合。人民法院主动审查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 在立案阶段即对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进行审查, 势必要求原告对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期限进行举证。如果原告举证不能, 案件就会被裁定为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这种处理方式增加了原告的举证负担, 原告与被告的法律地位不平等。

因此, 笔者认为法院不应对起诉期限进行主动审查, 而应保持中立, 由被告对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抗辩和举证, 法院被动审查和裁定。

(三) 裁定“不予受理”与“驳回起诉”之辩

《若干解释》第44条第1款第6项规定:对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 尚未受理的, 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已经受理的, 裁定驳回起诉。这一司法解释将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案件默认以裁定不予受理为第一选择, 如果因为审查不清又怕逾期的, 受理之后经过审查超过法定期限的适用驳回起诉。以适用“不予受理”为原则, 以“驳回起诉”为例外。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 起诉期限则属于起诉条件之一, 这与本文先前的论述相矛盾, 也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及诉讼目的。

笔者认为, 超过法定期限起诉的, 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比裁定不予受理更恰当。适用“驳回起诉”则表明案件已经被受理, 而适用“不予受理”则表明案件还未被受理。本文已经论述过, 超过法定期限起诉的, 当事人并不丧失起诉权, 只要符合法定起诉的四个条件, 法院就应该受理。因此, 在法院受理之后, 被告对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进行抗辩, 并举证后, 经审理查明确实超过起诉期限时, 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故对于《若干解释》此处的规定, 建议立法予以明确的变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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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善春.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M].北京:法制出版社, 2001:626.

[3]胡建淼.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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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武俊山.有关行政诉讼期限的几个问题[J].理论探索, 2011 (05) :143.

[7]张弘.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研究[J].法学, 2004 (02) :39.

[8]顾大松, 耿建宝.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研究[EB/OL].http//www.china law edu.net/news/2004/10/14.

论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 篇9

一、民事诉讼请求的概念

关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相关问题的讨论,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诉讼请求”的含义。笔者主要是引用了张晋红教授对于“诉讼请求”含义的概括, 即“诉讼请求是一方当事人就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如何处理而提交法院作为审判客体的诉讼主张①”。

二、民事诉讼请求的类型

(一) 民事诉讼确认请求

“民事诉讼确认请求”的概念主要指在民事诉讼中由原告提出的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权利主张。具体来说, 主张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民事诉讼请求被称为“积极的民事诉讼确认请求”;主张民事法律关系不存在的民事诉讼请求被称为“消极的民事诉讼确认请求”。一般来说, 如果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对既往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要求确认, 而期望对于现在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提出请求确认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要求, 必须要从既往的民事法律关系去推断出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情况。也就是说“由于单纯的民事诉讼确认请求不具有强制执行性, 如果当事人可以直接提出给付请求或者不作为请求, 通常就认为不具有确认利益, 不得提出民事诉讼确认请求。②

(二) 民事诉讼给付请求

“民事诉讼给付请求”的概念主要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由原告提出的请求被告履行相应义务的要求。具体来说, 依据不同的标准对民事诉讼给付请求有不同的分类:第一, 对于民事诉讼给付请求可以分为“现在民事诉讼给付请求”与“将来民事诉讼给付请求”。前者是指当事人对于现在所存在的民事诉讼给付请求向法院提出的请求给付的要求;后者是指当事人对于已经发生的民事诉讼给付请求向法院提出的请求给付的权利主张。第二, 依据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给付的内容不相同, 可以分为“民事诉讼请求实物给付”与“民事诉讼请求行为给付”, 前者是指原告请求法院使本案被告按照约定履行交付物品的诉讼请求;后者是指原告请求法院要求被告履行为或者不为的相应要求的请求。

(三) 民事诉讼变更请求

民事诉讼变更请求, 是指由原告请求法院在诉讼中确认的因为形成权的行使而使其民事法律关系是否会有“发生、变更或消灭”的各种情况出现。变更请求的出现是“随着德国民法关于私法上形成权理论之确立与国家司法权扩大判决之法创定力的出现而出现的”③。

三、民事诉讼请求的功能定位

在文章前两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某种法律关系必须依托于民事诉讼请求才可能出现。正是如此, 在原告、被告以及法院之间才能够形成“三方关系”从而才能够对案件进行判断、处理。因此, 民事诉讼请求对于整个诉讼程序的开始、进行以及终结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一, 民事诉讼请求是当事人请求法院予以实现的诉讼目的载体。因为在诉讼中诉讼当事人想要予以达到的诉讼, 当事人向法院请求对方当事人给予自己一定的利益时, 他必须得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表达使得对方当事人与法院明白自己的意思表示, 而民事诉讼请求就正是承载这种意思表示的载体。

第二, 民事诉讼请求是民事案件争议的焦点, 进而从根本上表达了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的目的。因而在各国的民事诉讼法中都将“民事诉讼请求”作为诉状的必要记载事项。④

总之, 本文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进行了重点论述:民事诉讼请求的概念、民事诉讼请求的分类以及民事诉讼请求的功能定位这三个方面来论述的。在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请求权是当事人权利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权利,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官对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确认从而能够结束案件的审理工作, 这标志着不仅仅是对于当事人请求的满足, 也能够完成法院所负使命, 再者说, 不论是对于完善民事诉讼的程序过程还是对于有关司法实践的理论指导, 对于系统研究民事诉讼请求的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晋红.民事之诉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5:113.

[2]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62.

[3]陈计男.民事诉讼法论上[M].台湾:三民书局, 2002:201.

长江出版集团参观星火集团等 篇10

本刊讯6月4日，湖北省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王建辉一行14人，专程来到星火国际传媒集团参观访问；此次来访的嘉宾包括了长江出版集团所有出版单位的“一把手”。

星火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马德高先生，副总经理盛士滨、王树安，运营中心总监陈红兵等人接待了来访嘉宾。双方通过交流，加深了彼此了解；并就传统出版、数字出版以及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企业上市等话题深入交换了看法。

长江出版集团副总裁周百义在洽谈中表示：“长江出版集团希望与星火集团结为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并在项目合作，环节合作和资本运作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深入探讨和合作!”

在听取了马德高先生对星火集团的现状、前景、特别是星火品牌优势的介绍后，王建辉董事长对星火集团的产品利润率和规范化运作表达了肯定和赞赏。并表示愿意跟星火集团进行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相互借鉴集团的经营理念和市场运作、人力管理等各方面的经验。

(伯文)

昆明新知再开新店

本刊讯6月13日，新知图书全国连锁德阳书城举行开业典礼与剪彩仪式。为庆祝开业，新知图书德阳书城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在开业典礼现场，新知图书德阳书城举行了图书捐赠仪式，为当地学校捐赠图书。

这是昆明新知今年新开的第7家门店。这些新开的书店的经营面积平均再1000平方米以上，经营品种数万种。

(问道)

多家民营企业参加第三届数博会

本刊讯由新闻出版总署、科技部、国家广电总局、中科院为支持单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将于7月6日在京开幕。记者从大会组委会获悉，目前招展招会等各方面工作进展顺利。截止6月19日，在高峰论坛报名方面，已有多家民营机构代表报名。

在展位预定方面，原定展位已基本预订完毕，目前仍有不少数字出版企业与组委会正在商洽中。以“全民阅读平台”著称的龙源期刊网也于近日确认参加第三届数博会。

在此前举办的两届数博会上，龙源期刊网都作为重要协办单位参与，派出强大阵容参展。据龙源期刊网负责人介绍，在本届数博会上，除一个36平米的特装展位外，他们还将举办一场以发布系列数字化阅读新产品为特色的分论坛。目前，他们正在为此次参展、参会做积极筹备，也诚邀业内相关单位共同参加。

本届数博会以“落实数字化发展战略推进出版业升级转型”为主题，届时将有政府高层领导在高峰论坛上发表主旨报告，10多位国内外专家进行专题演讲，10多场分论坛将同时举行；最新数字出版技术、成果、产品、服务将在展览会上全面展示；数字出版年度先进人物、示范企业、知名品牌、优秀作品、创新技术等授牌仪式将在数博会上举行。

(晓文)

《收获》50年精选新书发布会

本刊讯6月21日，由北京弘文馆策划，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收获》五十年精选系列”在上海书城举行新书发布会。

晋煤集团打造现代化新型能源集团 篇11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晋煤集团”) 是我国优质无烟煤重要的生产企业、全国最大的煤层气抽采利用企业、全国最大的煤化工企业集团、全国最大的瓦斯发电企业集团, 现有煤炭、煤化工、煤层气、电力、煤机制造、新兴等六大产业板块, 现有59个控股子公司、9个分公司、1个托管企业。

争做气化山西“排头兵”

“十二五”以来, 晋煤集团始终坚持以煤为基、多元发展, 立足煤、延伸煤、超越煤, 加速构建“煤-气-化、煤-气-电、煤-焦-化”三条循环经济产业链, 努力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循环发展、转型发展、绿色发展, 企业综合实力、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围绕“气化山西”整体部署, 加快建设山西省转型标杆项目——百亿立方米煤层气抽采和利用项目, 目前已在省内西山矿区、阳泉矿区、潞安矿区、离柳矿区等区域施工煤层气地面井4 420余口, 占全国总井数一半以上;充分发挥“煤层气抽采利用”和“城市燃气输配”两个优势, 坚持管输为主、就近利用、余气外输, 加快煤层气分布式能源示范项目建设, 打造全国一流、世界领先的煤层气抽采利用产业集群。

其中, 低浓度瓦斯发电项目已建成了全国最大的120兆瓦瓦斯发电厂, 形成了总装机96台、189兆瓦的瓦斯发电集群, 年利用瓦斯 (折纯) 3.5亿立方米;居民用气现已覆盖山西太原、晋城、长治、晋中、临汾、左权等地区, 燃气居民用户达100余万户;汽车燃料方面, 在山西及河南等地建成24座煤层气加气站, 拥有300余辆煤层气运输专用槽车、8 000多辆燃气汽车用户, 下一步将在山西省建设100座加气站, 推进实现“气化山西”战略;工业用气已实现向陶瓷、玻璃、钢铁等生产企业提供清洁的煤层气、天然气燃料, 工业用户3 300余户, 日供气量达到100万立方米以上;化工原料充分利用煤炭中碳多、煤层气中氢多的特点, 积极培育和发展“煤-气-化”产业链, 将煤炭气化与煤层气按相应比例, 科学配比制精细化工, 产生“1+1>2”的经济效果;液化气和压缩气已销往山西、河南、河北、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7个省 (市) 、20多个地市。

迈向绿色发展转型路

“十二五”期间, 晋城煤业集团在做好晋城矿区煤层气开发利用和瓦斯防治工作的同时, 紧紧围绕贯彻落实“气化山西”战略部署, 充分发挥现有的人才、技术和装备优势, 实施“走出去”战略, 广泛开展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作, 全力推进煤层气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通过煤层气的地面抽采有效减少了煤层瓦斯含量, 降低了矿井瓦斯压力, 为从源头上治理瓦斯灾害、保障矿井安全生产, 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取得了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使用煤层气作燃料的汽车可使一氧化碳排放量减少97%, 碳氢化合物减少72%, 氮氧化合物减少39%, 二氧化碳减少24%, 二氧化硫减少90%, 噪音减少40%, 而且不含铅苯等致癌的有毒物质。煤层气产业的发展, 促进了资源的综合利用, 为社会提供了新型清洁能源。此外, 在民用方面, 利用煤层气代替水煤气, 不仅清洁卫生、热值高, 而且彻底解决了一氧化碳中毒问题, 大大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保护了居民的生命安全。

按照晋煤集团的规划, “十二五”末乃至“十三五”期间, 在晋城矿区、阳泉矿区、潞安矿区、西山矿区、离柳矿区、霍州矿区等地投资400亿元, 建设地面煤层气井20 000口, 煤层气抽采量达到100亿立方米;煤层气利用量达到80亿立方米 (其中地面煤层气利用70亿立方米, 井下瓦斯利用10亿立方米) ;煤层气利用项目建设投资约40.6亿元, 其中包括煤层气压缩站集群10个, 投资5亿元;加气站50个, 投资5亿元;建设液化项目4个, 投资24亿元;建设煤层气输送管道4条, 其中3条采用合资形式建设, 投资6.6亿元。

跻身世界500强企业

进入“十二五”, 晋煤集团党政按照山西省委省政府“以煤为基、多元发展”, 加快转型跨越发展的战略部署, 2012年晋煤集团四届二次职代会上, 进军世界500强正式成为全体晋煤人共同的奋斗目标。

面对复杂多变的煤炭市场形势, 晋煤集团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 以安全发展为根本, 以转型跨越为主线, 以循环经济为路径, 以加快实施企业战略愿景为目标, 加快产业优化升级, 六大产业协同发展为实现“跨入世界500强”提供了坚实保证。

晋煤集团狠抓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系统优化和新工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在发展精细化工、加快推进现代煤化工园区建设的同时, 不断巩固和提升煤化联动优势, 在煤炭市场下行的情况下, 煤化工企业用煤占到晋煤集团商品煤的很大部分, 促进企业经济整体稳定健康运行。煤层气产业方面坚持加强对外合作, 积极争取煤层气和页岩气资源, 目前已构建起煤层气勘探、抽采、输送、压缩、液化、化工、发电、汽车燃料、居民用气的完整产业链。煤机产业方面, 拥有采煤机、掘进机、运输机和支架“三机一架”成套设备制造能力, 形成一套适合于大、中、小型现代化矿井的煤炭开采装备和技术工艺。电力产业、新兴产业各具特色, 瓦斯发电产业已形成240兆瓦瓦斯和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力装机容量;在山东日照、湖北枝江等全国多地布局, 形成以物流业为主的现代物流贸易产业体系;LED产业一期工程已建成投产, 为企业增添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7月8日晚, 备受全球企业界关注的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发布, 晋煤集团以营业收入267.574亿美元, 利润3.329亿美元, 首次荣登世界500强, 位列第435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