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权益（精选6篇）
诉讼权益 篇1
一、问题的大背景
截至目前, 我国既有的民事基本法对撤诉与诉讼时效的关系仍未作出统一的规定。而鉴于我国民事审判中的高撤诉率, 这一问题早已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与争议。在此, 笔者只从起诉与撤诉的实体性效果出发, 撇开其本身的程序性特点, 对撤诉后因起诉而导致的诉讼时效是否继续中断, 做一简要的分析与总结。
对于撤诉后已中断的诉讼时效是否继续中断, 理论界有以下三种观点: (1) 肯定说。认为起诉行为一旦完成, 即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实体性效果, 不可再恢复。 (2) 否定说。认为原告的撤诉行为将导致因起诉而产生的法律效力一并归为消灭。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状态均回到起诉之前的状态。相应的诉讼时效亦应继续进行。 (3) 折中说。撤诉视为未起诉, 因起诉而中断的时效不再中断, 但若起诉状副本已送达义务人, 则发生请求的中断效力。而在实务界, 由于对时效的中断依赖较大, 亦为避免诸多争议, 总体偏向中断立场。
二、起诉为独立的中断事由
持中断说的学者的最大依据, 便是因权利人提起诉讼即表明其已主张了权利, 该行为已经完成, 自然产生中断时效的效力。然而当起诉作为独立的中断事由这一主张被提出时, 上述所谓“中断说的依据”立刻显得难以立足脚跟。《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即表明“提起诉讼”、“提出要求”、“同意履行”三种行为并列构成了三个独立的中断事由, 且提起诉讼列在首位。既然如此, 则撤诉后时效的中断效力是否应继续维持, 自然应从提起诉讼的角度去加以分析。提起诉讼, 表明了权利人以起诉的方式去行使权力, 撤诉行为则表明权利人放弃了这种方式, 自然不发生因起诉的中断效力。而绝对中断说与附条件中断说在不同程度上将提起诉讼等同于单纯的“行使权利”, 与“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共同归入一个大的“请求”之范畴, 背离了起诉的独立性。这样一来, 难免引人提出更多的问题。当然, 立法者当初立法时对140条的规定该作何解释, 或许我们应该去做更多的调查, 亦期待有关这一条文乃至诉讼时效规则的立法解释尽早出台, 以释之。
三、从利益衡量的角度谈起
诉讼时效的设置初衷即是为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 保护义务人的利益。撤诉中断诉讼时效的主张, 从某种程度上讲维护了权利人的利益, 而若撤诉不中断诉讼时效, 又似乎是在保护义务人的时效利益而对权利人的利益有所漠视。回到民事法律的初衷, 任何一部法律之所以能够在整个社会得以顺利运行, 就表明该法律在各个具体制度的规定上对各方当事人来说是基本平衡的。那么, 单纯支持肯定说或否定说又何以达到在权利义务双方之间的利益衡平呢?
一方面, “诉讼时效而言, 在民法理论中, 其存在的原因经由保护社会法律关系安定以及对眠于权利之上的权利的惩戒的需要, 而附有了正当性。”诉讼时效的设立的根本目的是从社会道德和法律层面找出能够成立并让人信服的, 即使放弃了对权利人固有权利保护仍应建立并完善此项制度的正当性理由。也就是对于权利人的保护, 这是公平正义原则的要求; (1) 而另一方面, 亦有学者主张, 在起诉阶段我国的做法是限制原告起诉权的行使, “起诉难”现象整体存在。因此从当事人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 使原告在撤诉时享有较多的利益也是无可厚非, 这其中似乎也应该包括时效利益。 (2) 笔者认为, 当一部法律有漏洞出现, 立法者都当然应当尽力想办法去弥补, 这是立法者们的职责所在。然而, 若一扇窗子缺少一块玻璃, 我们只想到去补上这块玻璃使它遮住风雨, 却忽略了这扇窗子的架构已经扭曲而影响到整座房子的和谐, 调整窗子也早已经是日程上的事。我国诉讼时效期间的普遍偏短和诉讼期间的相对较长, 以及被告对诉讼制度的非善意利用等, 早已为众多民商法学者所诟病。权利人的利益自然应当得到保障, 撤诉后时效依然中断也固然有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 然而, 困境既然由过短时效期间引起, 过短时效期间又同时引发其他诸多问题, 更合理有效的方式是加长并合理化时效期间体系, 而不是依靠权宜性的中断立场。从长远计, 若诉讼时效的期间得以调整, 撤诉中断说又如何在权利义务双方之间寻求利益平衡?若真这样一味地弥补下去, 难免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的同时, 又掩盖了相关制度的缺陷并耽误其调整和改进。
四、不中断立场之构建
(一) 撤诉之前暂停时效
很多学者担心的是, 若撤诉后中断效力消灭, 撤诉之前的时效一直在进行, 将会导致撤诉时时效已经届满或将立即届满, 从而损害权利人的实体权利。我们说, 撤诉不中断时效并不意味着撤诉之前诉讼时效一直在进行。从诉讼时效的基本宗旨来看, 提起诉讼本身即证明着权利人在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 自起诉至撤诉的这段期间这种状态一直在持续, 自然应当暂停诉讼时效的计算。此处的思路是:区分时效中断的时间和重新开始计算的时间。也就是说, 诉讼时效的中断应当是一个过程, 而非一个时间点, 从哪里中断就从哪里重新算起的观点从任何一个角度讲都是不成立的。对于这一点, 许多国家的民法典对此都作出了明文规定, 如原《德国民法典》第211条:“时效因起诉而中断时, 在诉讼以确定判决或者其他方式终结之前, 继续中断。”《日本民法典》第157条:“中断的事由, 自其中断的事由终止时起, 重新开始进行。因裁判上请求而中断的时效, 自裁判确定时起, 重新开始进行。”我国的几部代表性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也都增加了“连续中断”的具体规定。
(二) 撤诉之日起一定期间内时效不完成
就撤诉的时效如何继续计算, 主要有三种代表性方案: (1) 自撤诉之日起时效继续计算, 不给权利人其他关照; (2) 撤诉后时效继续计算的起始日期延后, 给权利人额外增加一定时效期间, 如德国民法规定“撤诉之日起经过6个月再继续计算时效”; (3) 从撤诉之日起继续计算, 但一定期间内时效不完成。就我国而言, 借鉴第三种做法更为合理。首先, 由于我国时效期间过短且权利人常在万不得已、时效近满时才起诉, 不中断立场留给权利人再起诉或以其他方式行使权利的剩余期间过短, 使得我国确实应当给予权利人以部分特殊关照 (3) 。第一种方案对于我国显然不妥。对于延长诉讼时效的立法期待, 即便有一天能够实现, 也不可能延长得一蹴而就。且即使诉讼时效得以延长, “六个月内时效不完成”的规定也不会导致对权利义务双方的权益保障过于偏颇, 只是对权利人多了一层保障而已。其次, 第二种方案虽然给予权利人较充分的保护, 却未区分仅剩极少时效期间的权利人和剩余大量时效期间的权利人, 前者需要关照, 而后者并无必要。第三种方案的优点在于既考虑对权利人特殊关照的必要, 又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将这种关照限制在“确有必要”关照的权利人范围内, 可谓近乎完美。
五、小结
综上所述, 关于撤诉的诉讼时效后果, 从实体法中起诉事由的独立性、权利义务双方的利益衡量、以及撤诉对权利人实体权利的影响的角度, 笔者的观点倾向于否定说。即撤诉后因起诉而产生的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归于消灭, 诉讼时效自撤诉之日起继续计算。但为防止无足够时间有效行使权力, 可以规定撤诉后一定时间内, 如六个月内时效不完成。当然, 撤诉的诉讼时效后果问题本是一个“两栖问题”, 须得从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双重视角给予解释与分析, 本文仅从实体权益的角度, 做一简要的分析, 以期对以后的双重视角更深层次的研究提上自己的观点与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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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益 篇2
摘 要：证券集团诉讼效力范围应当为所有当事人，并不因当事人有无向法院进行权利登记而有所改变，且当事人不必因没有登记而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的生效判决的效力及于所有当事人，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节约司法资源，建立健全更加合理公平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我们应当加强对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我国证券集团诉讼效力范围的规定。
关键词：证券集团诉讼；效力范围；权益保护
一、证券集团诉讼的效力范围
证券集团诉讼的效力范围是指在证券纠纷中，一个或者数个当事人，为了自己和其他当事人的共同利益，代表全体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对一个或者数个当事人所作的判决，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而且对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甚至对那些没有预料到损害发生的当事人，也具有同样的效力，未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可以直接依据法院的判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现行立法有关证券集团诉讼效力范围的规定及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共同诉讼，第五十三条及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和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它们皆不利于证券公司广大股东和投资者维护自己因证券公司的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的权益，遭受损失的广大股东和投资者只能进行单个诉讼或者进行代表人诉讼，无法利用已有同种标的的生效判决以更加经济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2002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诉讼案件的若干规定》只适用于证券公司做虚假陈述所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并不可以应用于对广大股东和投资者的所有有关证券的合法权益的保护。自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要求法院受理证券虚假陈述诉讼后，能够审理完毕的案件屈指可数，能够顺利执行的更加是少之又少。这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加重了社会中的不公平与不合理。
三、证券集团诉讼的效力范围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方式与影响
1.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方式
外国证券集团诉讼效力范围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方式有以下几种：①即使当事人没有向法院登记参加诉讼，在法院的有关判决生效之后，未参加登记的当事人也可以适用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必再向法院提起诉讼；②若当事人觉得集团诉讼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要求，则可以向法院明确表示自己不参加此次诉讼活动，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单独提起符合自己利益要求的诉讼，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
2.证券集团诉讼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影响
证券集团诉讼为大量证券投资者的小额诉讼请求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救济方式。在证券侵权案件中，单独诉讼的高昂成本会阻却大多数的受害者去积极的主张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证券集团诉讼将许多个分散的诉讼请求集合起来，使众多单独诉讼合并成为一个诉讼，使得法律的执行变得经济可行，有助于避免不同受害人在不同法院分别立案、分别审理所可能导致的同一案件的判决彼此冲突问题，避免先诉当事人得足额赔偿、后诉当事人被告人赔偿不足的现象发生。
四、完善我国证券集团诉讼效力范围的规定，加强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
我认为我们应该采用“明示退出、默示参加”的选择退出规则，将在法院公告期内没有向法院明确表示排除在诉讼集团之外的人，视为参加诉讼。法律应当赋予当事人以退出权，退出权是指集团成员为了不受集团诉讼裁判或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约束，向法院明确表示选择退出诉讼集团、对推定的诉讼代表关系予以否认的一种程序性权利和义务。当事人的退出权应当建立于我国实施明示退出制集团诉讼，并且应当在指定的期限内以明示、肯定的方式选择退出。这样有利于当事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集团成员加入权只规定向人民法院登记这一种程序。法律应当抛弃权利登记程序，采用集团登记程序，将登记管理权交给集团律师。当集团确认的命令做出后，法官再发出集团登记的命令，对于一开始并未提起诉讼的当事人而言，則是一次加入机会，而且在和解或者调解的过程中被告同意向原告集团进行赔偿时或者法官初步决定由被告向原告集团进行赔偿时，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加入权，提高集团诉讼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制度功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允许当事人再次进行集团登记，加入证券集团诉讼
参考文献：
[1]罗键豪.《美国集团诉讼退出制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2]罗斌.《证券集团诉讼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3][日] 小岛武司.《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陈刚、郭美松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郭丹.《证券集团诉讼在中国的制度价值—法经济学与法社会学的悖论》，载《北方法学》，2012年，第32期。
[5]戴费洋.《论我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构建》，载《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作者简介：
诉讼权益 篇3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概述
(一) 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概况
在所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中, 诉讼是最强有力也是最后的实现途径。然而, 消费者诉讼金额小花费大耗时长, 加之企业力量雄厚消费者势单力薄。多数消费者会选择放弃主张权利, 这样就使企业更加有恃无恐, 助长侵权欺诈之风。这种情况下,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整顿市场不正之风, 我国开始了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探索。
消费者公益诉讼是指由于商品、服务经营者的不法经营行为, 使整个社会的正常商业秩序和消费者公众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 法律允许消费者或消费者团体为维护消费者公众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1) 这个制度将分散的小额集合起来, 受害者起诉不必事先联合起来, 也不必亲自参加, 从根本上解决了弱势消费者诉讼难的问题;而且不论胜诉还是败诉, 都不需要承担诉讼成本和费用。
(二) 中国现状
在发达国家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种救济途径, 而我国也在近些年正式将其写入法律。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至此, 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的维权方式被正式写入了法律。之后, 2013年12月25日公布、2014年3月15日生效的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立了消费维权公益诉讼制度, 进一步规范了主体资格。
然而, 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兴的, 拥有着一般消费者权益救济途径没有的巨大优势, 却并没有发出它本应该具有的功效。虽然在法律宣传影响下, 部分消费者对于公益诉讼已经有了一定认识。但是, 他们仍然习惯于使用传统的救济途径, 或者宁愿放弃自己的权利。究其原因, 我们必须承认公益诉讼在制度方面还并不完善, 从民诉到新消法, 也仅仅是从适用的大方向和提出主体方面进行了规制, 具体的实施细则并没有出台。中国的消费者公益诉讼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国外立法情况
公益诉讼的确有很多好处, 但是这个制度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要想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 就必须清楚的了解外国对于这个制度的规定。在外国比较突出的两种类型, 分别是代表英美法系特色的美国和大陆法系特色的德国。
(一) 英美法系特色
英美法系的代表, 在美国被称为“美国集团诉讼”。这个制度本来是针对反垄断、证券和民事权利而设立的, 后来才出现了消费者集团诉讼。
其特点是:第一, 适用范围。因同样的行为造成的分散的、数额较小的损害, 且这些损害通过一般的诉讼规则没办法得到救济。为了防止滥诉,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设置了一些措施, 23条 (c) (1) 规定:“对于所提起之集体诉讼, 是否认可继续以集体诉讼方式进行, 应尽速以命令决定。”这样法院可以通过批准的方式允许以集团诉讼的方式审理案件, 也可以拒绝批准。为了防止当事人代表和被告勾结串通获取不正当利益, 第23条 (e) 规定:代表当事人非经法院许可, 并将撤回与和解内容依法院指示之方式通知全体成员, 不得撤回及和解。 (2) 第二, 判决的生效范围。采用“不反对即同意授权”方式, 即在一定期间内如果不反对, 就表示同意代表实施诉权, 并接受判决的约束。也就是判决效力直接及于集团中所有的成员。 (3) 第三, 诉讼费用。通过两种途径来解决的, 一种是胜诉酬金制。即律师只在胜诉的情况下才收取报酬, 而且可以收取较高的费用。一种是不管哪一方胜诉, 双方都是各自承担自己的诉讼费用。提起集团诉讼即使失败了也只需要承担自己一方的诉讼费用。 (4)
(二) 大陆法系特色
大陆法系的代表, 在德国被称为“消费者团体诉讼”, 其发展最为完备。它是通过经济立法的形式直接赋予一定领域中的某些具有法人资格的团体享有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权利。
其特点是:第一, 诉讼范围。德国规定了禁止令和宣告令等不作为诉讼 (针对经营者或生产者可能造成损害消费者的行为提起的, 目的是通过迫使经营者或生产者终止不法行为达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标) , 即消费者组织只能提起不作为请求之诉, 不能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此外消费者团体还可以接受其成员的“诉讼实施权”的授予, 以团体的名义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5) 第二, 适用领域比较特定:团体诉讼仅适用于误导或者危险的广告、一些商业行为如直销和远距离销售、不公平的合同行为。第三, 判决效力。直接及于该团体, 团体成员可以引用该判决, 而间接地受判决效力的拘束。有利益时为既判力效力所及, 若不利益时, 即为既判力所不及。 (6) 第四, 诉讼费用。在德国, 由于法院的诉讼费和律师费是根据标的比例计算的, 团体一旦败诉其承担的费用将更大, 所以团体诉讼的费用一般都是由公共拨款解决, 此外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减少诉讼费用。
三、制度设想
(一) 适用范围及条件
1. 适用范围
解决公益诉讼的制度设想问题, 首先的问题是哪类案件可以使用公益诉讼。然而这个问题在我国的法律中并没有规定。虽然, 个别的消费者诉讼有金额小耗时长的问题, 但是公益诉讼也会因为资金短缺, 信息不畅通和被少数人控制, 与政府勾结等问题。所以, 不能无限制的适用公益诉讼。
德国对于这个问题采用的是禁令之诉, 再结合中国的情况和热点问题, 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在以下这些领域可以实施公益诉讼: (1) 禁令规定:由于消费领域的霸王条款、霸王交易等垄断性质的行业和领域可以根据其影响的大小由中国消协或者省级消协提出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该行业所有经营者不得使用不平等的格式条款。例如, 移动流量包只能当月用完, 不可累积使用;药品生产厂商不能足量装药, 缺斤短两;某些行业收费不明不白, 不开收据等。 (2) 损害赔偿。消费领域中的群体性轻微损害, 可以由消协请求法院没收经营者全部违法所得。德国对于损害赔偿不可以提起, 但是鉴于中国的特殊情况, 卖方的市场秩序尚不完善, 惩处力度不够, 所以, 损害消费者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情况有必要使用公益诉讼。例如, 麦当劳“福喜事件”, 前几年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等。
2. 适用条件
在上述构想之下, 只是确定了哪些可以列入范围。但是到底达到什么标准就可以适用, 新民诉和新消法只规定了“侵犯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一基本条件, 但是使用起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容易出现问题。笔者认为, 应当起码符合下列三个条件: (1) 受害者的众多性。不是所有的霸王条款都需要公益诉讼, 人数众多是开启公益诉讼的重要前提。如果受害者可以确定而且并不多时, 单独诉讼反而更加有效率。 (2) 受侵害法益具有共性。众多受害者如果是不同的法益受侵害, 也不能适用, 这样会使本来就复杂的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不仅不利于发挥公益诉讼的优点, 反而浪费司法资源, 效率偏低。 (3) 提出主体的适当性。我国现在已经规定了明确的主体, 所以, 提起诉讼的中国消协和省级消协,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级别。
(二) 诉讼费用分配
公益诉讼案件一般涉案范围较广, 涉及的当事人较多, 那么由于权利保护以及诉讼保全等诉讼费用将会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到底由谁来承担是想实现公益诉讼必须解决的问题。
美国的胜诉酬金制和德国的国家支持拨款制我们可以借鉴。在我国, 消费公益诉讼不应该向原告收取诉讼费, 对原告应该是免费的。为了公益诉讼中“公益”的目的, 国家应该相应的拨款制度来保障原告的顺利诉讼。 (7) 但为了增加公益诉讼的震慑力, 我们还要要借鉴美国, 不实行败诉这付费原则, 对被告不能免费, 不论胜诉还是败诉, 被告均应承担诉讼费。
所以, 我国的费用承担设想是, 国家拨款支持诉讼配合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三) 法院判决生效范围
现在已经有的判决生效的类型一共有两种:“退出制”和“加入制”。结中国的国情, 笔者认为我国应当适用“退出制”。
德国这种“加入制”, 即在有人提起集团诉讼或称群体性诉讼时, 受害者必须声明要参加诉讼, 诉讼结果才对其产生约束力, 对没有声明参加诉讼的人诉讼结果对其不产生约束力。这是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做法。如果使用, 那么就要进行损害赔偿之诉, 必然要进行统计, 到底有多少受害者, 受损是多少, 而我国人口众多, 幅员辽阔, 无法得知到底有多少人受害, 无法通知到每一个人, 那这些人在没有获得通知之下, 不能声明参加诉讼, 这个判决结果就不能被适用, 失去了公益诉讼的价值和目的。
相比之下, 美国集团诉讼适用的是“默示进入、明示退出”制度, 也简称为“退出制”, 就适合我国国情。即一旦有人代表提起集团诉讼, 该案的所有受害人不必声明参加诉讼就均是当然的诉讼当事人, 法院受理、庭外和解、法院判决的结果对所有人均产生约束力, 任何人均不得另行主张权利和起诉, 对结果无条件服从, 除非受害人明确表示退出集团诉讼。这样, 在消协的起诉之后, 如果判决消费者获胜, 就可以对所有的受害者适用, 只要这些受害者知道了这个判决就可以适用结果, 获得赔偿等。使得公益诉讼真正发挥作用, 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
四、结语
公益诉讼作为一个新的帮助消费者维权的方式, 在中国还没有成熟, 只限定了主体, 其他的并没有具体规定。但是其较之传统的诉讼方式, 具有巨大的优势地位,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生机勃勃。在不断完善这个制度的过程中, 我们不仅要借鉴外国的优秀经验, 更重要的是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只有适合中国的才是最好的, 任何的照搬和盲目的设计都是无用的。
摘要：目前, 消费者受损群体事件频发, 而传统诉讼方式因金额小、耗时长、花费大等问题, 已经无法解决此类事件。在此情况下, 新消法规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制度, 但是只明确了主体。本文借鉴国外经验, 结合中国国情, 为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设想了一套方案。此制度受案范围应当包括禁令规定和损害赔偿两大类, 且要求受害者众多, 侵犯同种法益以及主体适当;诉讼费用应该由被告承担, 并与国家拨款支持原告相结合;最终判决效力要适用“退出制”。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制度设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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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益 篇4
诉讼程序有两大任务:一是认定事实, 二是适用法律。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实践中, 消费者权益诉讼的法律适用不是问题, 难就难在事实认定方面。在事实认定的程序中, “举证”以及“证明责任分配”又是关键中的关键, 难点之中的难点。为此, 本文主要就“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程序中的举证及证明责任分配”, 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所讲的证明责任分配也可称为举证责任分配, 我这里, 为了区分举证行为, 统一使用证明责任分配这一概念。
新消法一出台, 大家都认为, 称新消法开始实施“举证责任倒置”了, 未来消费者维权更容易了, 好象“举证责任倒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的尚方宝剑一样”。
受传统理论影响, 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谁主张, 谁举证”, 或者“举证责任倒置”这两类举证分配原则。
而我们却认为, 只要是参与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 就有提供证据 (即举证) 的义务。经各方当事人充分举证后, 若在事实认定上仍存在真伪不明的情形, 法官这才应则根据证明责任分配来进行裁判。诉讼过程中就根本不应该去划分什么“举证正置”或“举证倒置”, 这种划分没有可操作性, 还容易误导司法实践。
统而言之, “举证”和“证明责任分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 适用的主体完全不一样。即举证是诉讼当事人的事, 而证明责任分配是裁判者的事。并且, 最为重要的是, 证明责任不是根据所谓的“主张”来“正置或倒置”。证明责任法严格意义来说, 是属于实体法的范畴, 与诉讼行为无关, 不会因为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变化而变化, 它是经过双方当事人充分举证, 待证事实仍然真伪不明时, 裁判者通过内心确定对真伪不明事实的责任分配。
诉讼当事人, 包括代理律师, 不应将自己的事情和法官的事情混淆在一起, 更不能片面去理解“主张”这个复杂法律概念的内涵或外延, 滥用证明责任, 不举证或消极举证, 刻意将案件复杂化。法官也不应受传统理论桎梏, 在举证分配方面举足不前, 而应根据消费者权益诉讼案件的具体情况, 在实体法的指引下, 大胆使用自由裁量权, 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等原则, 综合证据远近以及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等因素来分配证明责任。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案例, 自认为没有举证负担的一方坐着法庭上, 什么证据都不提供, 而对于对方提供的相关证据又一概不认, 一到辩论的时候, 便颠来覆去, 只讲“对方没有证据证明”云云, 错位的替代裁判者的职能, 而忘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几年前, 在江苏徐州便有一个这样的经典案例, 一消费者向某电器公司购买了一台冰箱, 维修无果后, 电器公司给更换了一台新的冰箱。后来双方诉诸法院, 争议的核心焦点就是“电器公司第二次更换的冰箱是否属于新机, 电器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法官根据证明责任分配, 一审判消费者胜诉, 二审判消费者败诉, 后来再审又将二审判决给撤销了。一个简单的纠纷, 历经好几年, 就是一个对证明责任的不同理解。
我最近又遇到一些这样的案例, 就是“如何证明消费者的商品是购至经营者” (即来至经营者) 这一事实认定问题。比如说, 一个消费者在到一家超市买了一袋粽子。之后, 消费者到诉至法院, 称买的粽子是过期产品, 要求超市承担欺诈的赔偿责任。超市看了看购物小票, 辩称, 消费者确实在超市买过一袋粽子, 但消费者拿到法院诉讼的这袋粽子不是购物小票上的这袋粽子, 超市卖的是合格产品,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这时候, 该怎么判?有些人认为, 消费者应该举证证明涉案粽子是购 (来) 至超市, 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而有些人则称, 消费者提供了购物小票, 便已完成了举证责任, 此时, 举证责任已转移到超市, 若超市不能排除涉案粽子是来至超市, 便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消费者则大倒苦水, 我买个粽子, 难道还要扛个摄像枪、带个公证员去买不可。而超市也特别委屈, 消费者“掉包”了, 我怎么能证明。
其实, 类似的案件, 裁判起来并不复杂, 复杂就在于人们还在受所谓“谁主张谁举证”及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否有依据”等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当事人的举证行为以及裁判者的证明责任分配这两个问题上“因果不分”。用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来桎梏和影响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举证行为, 及法官对待证事实的内心确认。
摘要：“举证”和“证明责任分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 适用的主体完全不一样。即举证是诉讼当事人的事, 而证明责任分配是裁判者的事。并且, 最为重要的是, 证明责任不是根据所谓的“主张”来“正置或倒置”。证明责任法严格意义来说, 是属于实体法的范畴, 与诉讼行为无关, 不会因为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变化而变化, 它是经过双方当事人充分举证, 待证事实仍然真伪不明时, 裁判者通过内心确定对真伪不明事实的责任分配。
关键词：举证,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分配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013年修正) .
诉讼权益 篇5
未成年人在刑事案件中的特别保护问题已受到广泛关注, 但对于同样涉及未成年人的民商事案件, 却未受到同等重视, 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事实上, 侵犯未成年人民商事权益的案件远比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涉及的人数多、领域宽, 而且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侵害往往容易诱发其实施其犯罪。
1.1 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未成年人民商事权益保护体系
目前, 我国的未成年人约有3.68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29%, 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数量却很少, 而且并未形成独立的体系。同时, 《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虽然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规定, 但这些法律规定多属原则性条款, 对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缺乏详细明确的界定。而《民事诉讼法》中基本没有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条文, 仅靠《宪法》和《未成年保护法》较为笼统的条文, 在实务中就明显缺乏操作性。由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本身具有多样性、复杂性, 再加上我国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和现有条文的模糊性, 不仅司法实务界在处理未成年人民商事权益特殊保护的问题上无法达到立法时所预期的效果, 而且在具体操作时也困难重重, 从而导致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缺乏约束力, 使法律的尊严和实效都大打折扣。
1.2 我国民商事法律未赋予未成年人相应的民事诉讼行为能力
针对未成年人在民商事诉讼行为能力上的欠缺, 法律规定了相应的监护制度来保护其合法权益, 即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作为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参加诉讼。但有关民商事诉讼的法律并未像《刑法》那样对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进行相应的年龄阶段划分, 而是统一适用相同的制度。
《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的规定也体现出要求缔约国确认未成年人适当的诉讼行为能力, 该条第一款从参与权的理念规定达到一定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有权对涉及到自身利益的事项发表意见并希望外界给予响应的认可和尊重。可见, 在立法中对未成年人一概不赋予诉讼行为能力是不适当的, 不利于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划分一定的年龄阶段和能力状态赋予其响应的诉讼行为能力具有实际意义。
1.3 我国现行部分法律规定与国际通行做法不符
依《儿童权利公约》规定, 凡涉及儿童的一切行为, 必须首先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仅就管辖问题规定了“原告就被告”原则, 可见, 法律确立了一般情况下适用“原告就被告”的普通管辖原则, 第23条虽然规定了特殊情况下可适用“被告就原告”的四种情况, 但并未包括未成年人。也就是说, 未成年人的民商事权益一旦受到侵害, 作为原告需要起诉时, 除了涉及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动产纠纷等专属管辖和“被告就原告”的特殊情况外, 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根本没有管辖权,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在民商事诉讼中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2 未成年人在我国民商事诉讼中权益保护的必要性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当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损时, 通常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 由监护人代未成年人行使立案、提出诉讼请求、举证质证、参加法庭辩论和代为进行和解、调解、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进行撤诉和上诉的权力。可见,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仅可以在程序上代其行使一切权力, 而且在实体上也可以代其行使一切权力, 在民商事诉讼中,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基本上全权包办了被监护人的意志。如果不加以制约, 就很容易造成监护人滥用监护权力, 损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把被监护人作为其通过诉讼手段达到不法目的的工具。常见的情形如:在监护人代未成年人请求抚养费或请求增加抚养费的民事诉讼中, 有的监护人是打着请求或增加抚养费的旗号, 把被监护人当成筹码, 把其作为了向前配偶泄愤、宣泄情感甚至是报复的工具。
针对诸如此类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由于我国司法领域贯彻“司法被动性、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 从而导致此类主体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救济途径无从保障。显然, 此时由于监护人的侵权行为, 成为诉讼的相对方, 自然不应该再作为该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 否则就面临出现监护人代理被监护人对监护人自己进行起诉的尴尬局面, 但目前我国并未明确禁止此类监护人担任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况且, 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也不可能自己成被告, 实践中, 当他们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时,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护。同时, 当未成年人作为原告起诉时, 如果监护人事先没有确定, 未成年人就面临着启动诉讼程序的问题。而实践中此种情况下, 案件根本进不了诉讼程序。另外, 在未成年人民商事案件中, 民事诉讼法中处分原则的基本精神也有不尽适合之处。与民法中的意思自治一样, 处分原则是以当事人具有判断事物性质的能力并能将此判断明确表达出来为基础的, 而未成年人恰恰还不具备该能力。虽然法定代理人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 但是有关身份行为不得代理。
3 未成年人在我国民商事诉讼中权益保护的路径选择
3.1 以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为主导
从世界范围来看, 现代各国的民商事诉讼模式主要包括三类:一类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应用较为普遍, 一类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这种模式在大陆法系国家应用较为广泛, 还有一类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或纠问诉讼主义模式, 这种模式以前是在前苏联实行的。
由于未成年人民商事诉讼中有些案件涉及公序良俗和社会伦理道德, 审理这类案件, 应当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以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为主导, 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辅助。在涉及正当程序方面, 强调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程序法上的权利。在涉及实体真实方面, 强调以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为主导, 相对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更关注司法机关依职权主动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 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司法的被动性, 强调法官在民商事诉讼中的主观能动性, 法院最终对案件的事实负责。法官可以依职权调查搜集证据, 也可以考虑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调查搜集证据。尤其是在发现监护人有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时候, 监护人提交的证据存疑的时候不予采信, 必要的时候, 法官可以调查核实, 甚至可以通过询问的方式向未成年人核实, 查清其真实意愿。
3.2 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
由于余某未成年, 朝阳检察院首次引入社会调查员制度, 调查其成长环境和犯罪诱因等。未成年刑事案件调查员制度, 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庭审理前, 由法院指派专职社会调查员, 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经历、学习表现、社会交往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进行调查, 形成书面报告并在法院开庭时公开宣读, 接受控辩双方询问和质证。调查员制度使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及对未成年罪犯的帮教更科学、合理。
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而设立的, 其本意是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 必要时候, 法院可以委托有关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调查, 调查其生活成长环境和犯罪诱因等因素, 进而形成书面报告并在法院开庭时公开宣读, 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
民商法诉讼案件可以参考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引人社会调查员制度, 由有关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调查, 就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经历、学习表现、社会交往以及出现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纠纷的涉案情况进行调查, 甚至可以对监护人是否有侵害或威胁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进行调查, 进而形成书面报告并在法院开庭时公开宣读, 在法院审判和最终裁判时作为重要参考。
社会调查员的作用不仅在于保证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更在于把司法机器对未成年人可能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实践中, 可以把具有熟悉未成年人特点, 热心于教育、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工作, 并经过必要培训的人员聘请为社会调查员。社会调查员提供的服务, 除了不包括为未成年人代为行使诉讼权利外, 有点类似西方的独立代表人或诉讼监护人。笔者认为, 要建立完备的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 只能以社会各界的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为依托, 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改革完善相关司法制度, 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3.3 建立未成年当事人出庭制度
在民商事诉讼中, 未成年当事人出庭率低是当前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普遍的现象, 但对于某些案件而言, 确实需要未成年人的参与, 因此应建立未成年当事人出庭制度。
但是由于某些案件诸如离婚、收养案件自身的敏感性和未成年人心理的脆弱性, 笔者建议, 为了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在民商事审判中的合法权益, 应建立一套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出庭制度。首先, 在程序上应该有特殊的设计和安排, 当事人要求未成年人出庭的应提前提出申请, 然后由法院审核决定或依职权决定, 通知未成年人出庭前应对未成年人的出庭能力进行审查;其次, 法院也应加强硬件配套设施建设, 比如设立专门的谈话室, 可对其谈话过程进行全程录像, 其他当事人可以同步观看或事后观看, 而不应让孩子直接面对法庭, 面对感情破裂的父母。当事人需要向未成年人提问的, 可以采用通过视频声音传达, 实现未成年人隐蔽出庭, 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他们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3.4 大力推行全程调解制度, 缩短诉讼周期
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院的主持下, 当事人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 以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定纷止争, 符合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思想。很多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都是以婚姻关系、抚养关系为基础的, 在这些案件中, 当事人具有浓厚的感情成分, 争议的双方特殊的身份关系决定了这类纠纷的解决不像普通程序的纠纷那样需要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 而是寻求一条双方能共同接受的出路。特别是一方或者双方是未成年人的侵权纠纷案件, 以诉讼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更应该成为民事司法活动追求的目标。
在调解不能时, 法院在审理时应尽可能简约迅速, 尽早让未成年人从司法程序中脱离出来, 尽量减少因诉讼给其带来的情绪紧张、心理压力大等不利因素, 避免诉讼可能给其所带来的伤害及种种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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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益 篇6
一、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7 条的解读
修订前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第32条中规定了消费者协会的各项职责, 其中第六项规定消费者协会可以“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 “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 消费者协会作为“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的地位不容置疑。因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修订后新增第47条规定: “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民事诉讼和反垄断的立法规定, 该条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法律适用条件:
第一, 必须是省级以上设立的消费者协会才能提起诉讼。由于我国的社会组织普遍是由政府主导设立, 因此, 我国消费者协会建置基本上是按照县市省三级设立, 规模大小也是逐级上升, 分布也与我国行政区划基本一致, 各级消费者协会之间也存在实践当中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法律规定必须是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才具有反垄断民事诉讼原告资格, 正是考虑到了我国市县两级的消费者协会存在规模实力较小, 代表性不强等现实情况, 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
第二, 消费者协会针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可以”而不是“必须”提起民事诉讼。一方面, 消费者协会仍然可以依据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7条的规定选择做消费者“背后的支柱”, 以支持起诉的方式帮助消费者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 消费者协会可以既不选择以自己的名义起诉, 也不选择做“背后的支柱”, 而是以其他方式支持或者消极对待侵权行为。具体细节要结合消费者协会内部章程、协议等规定来看。
二、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社会组织原告资格制度的不足
我国在反垄断立法上一直在不断探索、前进, 特别是在反垄断民事诉讼立法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反垄断民事诉讼社会组织原告资格的立法才刚刚起步。因此, 其中存在诸多不足亟待完善, 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 社会组织的范围过于狭窄
目前为止, 我国仅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了省级以上设立的消费者协会这一社会组织以反垄断民事诉讼原告资格, 这不免显得过于狭窄。一方面, 我国的社会组织正处于蓬勃发展中, 还有许多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当他们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立法可以考虑这部分社会组织的原告资格问题; 另一方面, 目前的立法规定仅限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而忽略了同样作为反垄断违法行为受害者的竞争者。
( 二) 缺乏对社会组织原告资格的限制规定
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6条规定: “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组织。”这里将消费者协会的性质由原来的“社会团体”改为了“社会组织”。狭义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三类。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来看, 我国对社会组织原告资格仅以“省级以上”的字样进行了笼统限制, 而对“省级以上”组织应当具备哪些条件并无相关统一规定。
( 三) 社会组织在具体案件中的原告资格冲突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只有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才有反垄断民事诉讼原告资格。各消费者协会之间从性质来说是相互独立的, 因此在具体案件中仍然会存在原告资格冲突的问题。
1. 纵向冲突
从我国目前消费者协会的设置看来, 能够依据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只能是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各省、直辖市所设立的消费者协会。然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是进行了笼统规定, 并没有具体规定当消费者同时向两级消费者协会求助, 或者两级消费者协会同时对同一反垄断违法行为在不同的人民法院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时的原告资格界限。
2. 横向冲突
同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具体规定当位于不同省份的消费者同时向各自所在地消费者协会或者不同地区消费者协会同时就同一反垄断违法行为向不同的人民法院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时的原告资格界限。这些都亟待做出进一步规定。
三、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社会组织原告资格制度的完善
根据文章第二部分的分析, 笔者针对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社会组织原告资格制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初步提出以下两点完善建议:
( 一) 赋予相关行业协会以反垄断民事诉讼原告资格
社会组织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种类, 就是行业协会, 在我国行业协会属于社会团体, 其成立管理均受《社会管理登记条例》的约束。行业协会对其会员经营者具有良好的组织作用, 其在协调会员之间关系、规范会员行为方面发挥着其他组织无法取代的作用。鉴于行业协会自治性较强, 且我国行业协会在各方面发展都还不成熟, 导致行业协会在实践中容易受具有垄断地位的经营者会员控制, 其所拥有的资源与行动能力皆有限。因此,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参照英国的做法, 不赋予所有行业协会以原告资格, 而是由政府指定某几个发展较为成熟的重要协会, 赋予其原告资格。
( 二) 对社会组织取得原告资格的条件进行合理限制
社会组织作为反垄断民事诉讼原告所具有的优势非常明显, 既能够降低单一受害者的诉讼成本, 又对胜诉率的提高有一定的作用。但这并非是绝对的, 社会组织也可能会给诉讼带来消极的一面, 因此需要对社会组织取得原告资格的条件进行合理限制。对此, 可以借鉴德国的立法规定在反垄断法及专门的社会组织管理登记法律法规中进行进一步细致的规定。德国要求具有原告资格的社会组织必须是依据法定要件而成立的, 需要有自己的组织、形式、章程, 即应当具有一定的权利能力及经济实力。同时还对社会组织内部成员的数量做了规定, 以确保该组织所代表的群体具有代表性。
综上所述, 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社会组织原告资格立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中存在诸多的不足亟待完善。只有通过《民事诉讼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部门法律法规的应和, 以及出台新的司法解释等途径, 才能更好更快构建起完善的反垄断民事诉讼社会组织原告资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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