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权益（精选5篇）
产权权益 篇1
摘要：由于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与征地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出现极大的随意性，直接导致失地农民权益的流失。本文讨论了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与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健全农地产权制度的思路，即明确农民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地位；给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健全土地分配收益制度；建立地方政府征地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
关键词：集体土地产权,失地农民,农民权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拓展时期,城市的边缘地带成为拓展的前沿,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不断加速的过程,周边农村地域迅速“被动城市化”,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传统的劳动方式被改变,农民生活的空间结构和经济社会特征都受到“城市化”的强烈冲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失地农民的产生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正常现象。但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征地范围的扩大和拓展,大量文化程度不高、劳动技能单一的失地农民在拿到为数不多的“安置补偿费”后,生活、就业等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又享受不到城镇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成为“种地无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创业无钱”的“四无”农民,特别是由于现行土地产权制度的主体模糊与征地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出现极大的随意性,直接导致失地农民土地权益的流失,因此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越来越突出,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一、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分析
伴随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要素被重新优化配置,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部分农业用地、居住用地转变为工业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农地非农化所带来的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却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与解决,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毫无疑问,失地农民的边缘化,主要是农地征用制度惹的祸。但是,它并不是造成这一社会问题的唯一制度根源,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所存在的种种缺陷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
1、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安排
1999年1月实行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我国《民法通则》第74条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依照法律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2003年3月1日实行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这意味着,村集体具有农地的所有权,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将农村土地承包给农民,农民有承包经营权。因此目前我国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地制度,其中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将农地的经营权与所有权进行分离,由集体组织代表行使农地所有权,经营权原则上由各个农户独立行使。
现代经济学认为,产权是一种约定,是有关某种资源的一切权利总称,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涵盖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分配权和处分权等。在产权结构中,所有权居支配地位,其他排他性权利都是所有权的派生权,它们既可以与所有权统一于一身,又可以相对独立存在。在社会经济竞争中,法律、纪律或习俗,都是以约束性办法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这种权利界定就是产权制度。市场上的竞争行为受产权制度游戏规则的约束。产权界定是人类有效利用资源创造物质财富的前提。土地产权即土地财产界定的法律表现形式,土地流转实质上就是土地某一种权利的转移,土地交易实质就是产权的让予,地价就是土地产权的交易价格。农村土地产权是以农村土地所有权为基础,以使用权为核心,包括土地的处置权与收益权的一束权利的集合,其制度也表现在相应的各项权利上。
第一,从所有权方面来看。
《宪法》、《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将“集体”界定为乡(镇)、村委会和村民小组三级。然而在实际中,少数地方存在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合作组织掌控集体土地,绝大部分地区是由村委会控制,即农用地所有者主体的代表机构是相应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
第二,从使用权方面来看。
根据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使集体“大锅饭”下的机会主义彻底消失,也使土地的资产专用性降低(可以从事粮食以外的副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者不得不理性地考虑其土地的使用效率,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但是生产力发展到今天,原有的制度安排已不再是最有效率的了。
第三,从转让权方面来看。
现行农地产权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由市场形成的而是国家赋予的,政府计划取代了市场行为,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行政审批手段作为控制土地由农业用途转为非农业用途的惟一途径,使得农地使用性质转化必须通过征地途径改农民集体所有为国有。
第四,从收益权方面来看。
由于我国“挖农补工”政策,现在的农业发展相对于其他产业,不但投资少,产出更少。而且农民由于自身素质问题,很难在科技方面取得优势,农民种地较其他方式(外出打工)显得更不经济。受资产专用性的限制,农民也无法通过非农业种植途径获取更多的报酬。
2、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
第一,土地产权主体模糊。
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这在《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等重要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究竟是谁,立法和实践都不甚明确。目前我国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有三种形式: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简化为乡(镇)、村、组三级。乡(镇)、村、村民小组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所有者代表。这样必然导致上级集体随意平调下级集体所有土地的现象发生,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相当模糊。
第二,土地所有权的权能不明晰。
首先,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最终处分权属于国家。当国家建设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只要通过征用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我国的《土地管理法》第23条第2款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应服从国家需要,不得阻挠”,即不得因拥有土地所有权而拒绝征地。其次,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政府对农村集体土地“先征后让”,国家虽然也给予土地所有者一定的征地补偿,但数额远远低于土地的市场交易价格。这不仅使得集体土地所有者失去了土地出让权,同时也使本该属于集体的土地收益流失,集体土地所有者的主体地位无法体现出来。
第三,农地承包经营权不完善。
虽然土地承包经营使农用土地制度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的改革和平稳的调整,但是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着重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了调整,不可能深入地涉及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了出来。首先,承包经营权不稳定。现实生活中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经常遭受村集体的随意调整。承包权经常变动,容易使农民缺乏对农地产权的稳定感和权属感,农民无法对特定地块的地权形成长期而稳定的预期。其次,承包经营权权能不确定。从表面上看,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农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承包经营权归农民家庭所有。但是,由于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通过签订承包合同,由双方约定才能取得,这就使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具有一定的约定性和不确定性。再次,承包经营权的内涵不明确。《承包法》规定:“农户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但事实上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具有耕种权、部分收益权和及其少量的处分权。正是由于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残缺的权利才导致了土地使用上的随意性。
第四,土地使用权流转存在问题。
首先,操作不规范。具体指土地流转的程序不规范,存在越过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大会私自转包租赁;土地流转的主体不规范。有的地方业主不是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承包地经营权拥有者签订协议,而是与乡镇政府或县级某部门签订协议;土地流转的合同不科学、不完善。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多数是无约定或只有口头协议,没有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即使有土地流转合同,也没明确规定业主与农户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其次,管理不科学。现实生活中土地自发性流转与强制性流转并存,真正的农地流转市场还没有形成,土地的转出、转入之间缺乏足够的信息联系,阻碍了土地流转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最后,机制不完善。我国土地流转主要是运用行政力量推动的,土地流转是无偿的或是低偿的,其流转信息、流转价格都缺少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土地配置效率原则格格不入。
二、模糊产权制度下的失地农民权益受损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国家大量征用农地转为非农用地,从现象上看似是农地资源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但本质则是对土地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的过程,实质也是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发生了让渡和转移。这种行政行为的“市场交易”将上述土地产权主体模糊的缺陷全部暴露了出来,结果是失地农民权益受到损害。
第一,集体所有制中土地产权主体的模糊,农民难以进行集体的行动,当强制性低价甚至无偿征占农地时,无人出面进行干预与制约,农民土地的使用和收益权利常常受到侵害。
第二,土地集体所有意味着农民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平等地拥有对集体土地的成员权,但在进行收益分配时,并不拥有按份分割农地的所有权。因此,当农地被征占时,土地的补偿收益是归集体所有,还是分配给集体土地的成员,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在制度设定和实际操作中几乎都给了集体。另一方面,各个利益主体(包括农民、集体、政府等)面对征地补偿款,都要参与瓜分,比如一些基层乡镇政府直接参与了征地补偿费的分配甚至截留。
第三,由于所有者成员缺乏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组织形式和程序,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在没有所有者的约束和监督下享有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甚至是专制的权力,使得土地集体所有实际成为管理者所有。农村土地名义上属于集体所有,实际为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少数干部所控制,给少数人带来了利用土地以权谋私“寻租”的机会。
第四,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在承包地上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种植各种农作物,不得用于非农建设,因此也理所当然的应接受征用农地所给予的原用途补偿费,土地集体所有权经济实现的另一方面,依存于户籍制度的村籍福利,也随着失地农民失业,户籍转为非农户籍而丧失掉。尤其经济发达地区的村庄,失地农民不仅仅是失去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益,更是失去了村籍所决定的集体优先就业、养老、医疗保障等福利、利益。
第五,农村土地发展权受限的结果是将农民拒之于土地增值收益之外。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因此,在实践操作中,所有城市建设用地都需要通过征收的方式,非公共用地也被视为公共利益需要,按照土地原用途补偿标准征用,土地从农业用地向其他城市土地用途转换中的增值收益被政府和用地单位(如房产开发商)分享了。同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土地所有者集体和农民只能另辟它路进入农村土地一级市场,而由于其自身的不合法性,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必然成为市场博弈的受害者。
三、完善农地产权制度的路径选择
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农地制度,是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农地产权的主体与边界,明确各权利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地产权制度。
第一,明确农民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地位。
从法律上明确并保障,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法定权利和民事权利,农民集体拥有农村土地的全部产权,包括土地的占有权、收益权、处分权、使用权和转让权。任何个人、组织和单位不得侵犯农民的土地产权。城镇建设和工业化要占用农民土地的,必须征得农民的同意,给予充分的经济补偿,并且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给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
从法律上明确并保障,在坚持农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允许农户永久使用承包地。土地使用权的确立不再由集体通过“分配”这一准行政方式进行,而是通过基于市场原则的合同方式进行,农地使用权一经设立,就具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及部分处分权能,不受所有权的不正当干预。
第三,健全土地分配收益制度。
通过法律明确界定“公共利益”标准,防止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乱征、乱占农地。政府在征地时要广泛听取农户意见;确定补偿标准时遵循市场原则,真实体现农地的市场价值;土地产权转让收益归农民所有,政府及村集体不得截留;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失地不失利。
第四、建立地方政府征地激励约束机制。
为了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尽量减少政府的“寻租”趋向,有必要改革现行的相关制度安排。将农地保护作为评价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加强对政府征地权限的约束,建立并完善第三方仲裁机构,负责监督、调查、受理并裁决土地征用中的争议,保证土地征用的合法性和平等性。
第五,健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
要加快有关农民集体土地产权流转管理的立法工作,研究制定非征地性质农民集体土地产权流转的法律法规,引导农民集体土地产权的合法流转,促进农民对集体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另外,要推动国土部门的垂直管理,减少地方政府对农民集体土地产权流转过程中的干涉和影响,在国土部门之外成立专门的国土监察机构,对农民集体土地产权流转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及时提出纠正或整改意见,有效保护农户利益。
参考文献
①李胜兰：《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城镇化发展》[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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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王环：“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策略”[J]，《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7期。
④王定祥：“城镇化、农地非农化与失地农民利益保护研究——个整体性视角与政策组合”[J]，《农业经济导刊》2007年第1期。
⑤安凡所：“土地模糊产权制度下失地农民权益的流失与保护”[J]，《农业技术经济》2006年第3期。
⑥尹金辉：“从集体土地产权安排角度解析失地农民利益”[J]，《农业技术经济》2007年第1期。
产权权益 篇2
1.北鹏公司申请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
2.许某某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3.重庆某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泸州市某某区人民政府等合同纠纷案 4.济南某置业有限公司财产保全案
5.某某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诉苏州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屠某某等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6.彭某侵犯商业秘密罪案
7.某集团有限公司与某市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土地登记纠纷案
2018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七起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案例一：北鹏公司申请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2008年，辽宁省公安厅根据举报线索，组成专案组对沈阳市于洪区兰胜台村村干部黄波等人涉黑犯罪立案侦查。侦查期间，除发现黄波等人犯罪行为外，还发现与该村联合进行村屯改造的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鹏公司）涉嫌毁损财务文件、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犯罪行为，辽宁省公安厅遂扣押、调取了北鹏公司100余册财务文件，并扣押其人民币2000万元。此案经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黄波等人分别被以贪污罪、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北鹏公司2名财务人员被以隐匿会计凭证罪定罪处罚，北鹏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原法定代表人被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免刑。对前述扣押财物，刑事判决未作出认定和处理。
刑事判决生效后，北鹏公司申请辽宁省公安厅解除扣押、返还财物并赔偿损失。辽宁省公安厅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北鹏公司向公安部申请复议。公安部复议认为，北鹏公司的请求符合法定赔偿情形，遂责令辽宁省公安厅限期作出赔偿决定。辽宁省公安厅没有履行该决定。北鹏公司遂向我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由辽宁省公安厅解除扣押，返还财务文件和2000万元，赔偿利息损失869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本案赔偿请求人沈阳北鹏公司涉案土地属于镉污染地且后期已补办相关手续，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北鹏公司及其责任人员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但免于刑事处罚，此后，辽宁省公安厅继续扣押北鹏公司有关款项及财务账册，就丧失了法律依据。
经合议庭主持协商，赔偿请求人北鹏公司与赔偿义务机关辽宁省公安厅先就返还案涉财务文件达成协议，并于2015年12月1日实际履行完毕；此后又达成协议由辽宁省公安厅于30日内返还侦查期间扣押的200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83万元。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决定：
一、辽宁省公安厅向沈阳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侦查期间扣押、调取的该公司财务文件；
二、辽宁省公安厅于本决定生效后30日内向沈阳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侦查期间扣押的2000万元人民币，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83万元。
（三）典型意义：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大法官巡回办案公开质证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是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依法保护产权，应当历史、辩证地看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不规范行为，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北鹏案的圆满审结，生动展示了人民法院依法保护产权、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突出展示了国家赔偿在监督和倒逼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恢复和提升司法机关公信方面的积极作用。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国家赔偿审判工作力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国家赔偿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另外，本案的程序意义也很突出。本案案情重大复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均在沈阳，主要证据也在沈阳，为方便当事人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陶凯元决定亲自担任审判长并与合议庭全体成员远赴设在沈阳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公开质证、组织协商。公安部对本案高度重视，在刑事赔偿复议阶段即明确认定辽宁省公安厅的刑事扣押行为违法，为最高人民法院后续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充分体现了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法院在落实产权保护政策上的共识。此外，本案当事人当庭达成赔偿协议，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运用远程视频手段组织讨论、作出决定并由合议庭当庭宣布决定，保证了上百本账册及2000余万元扣押款本息得以及时返还，解决了北鹏公司的燃眉之急，公司经营逐步回到正常轨道，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向最高人民法院赠送了“青天有鉴”等感谢字幅，代理律师亦专门撰文赞扬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公正审理。北鹏案圆满审结，应该说是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赔偿请求人通力合作的结果，突出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巡回办案的公正性、高效性和权威性，有助于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增进公众对司法的了解、信赖和监督。
案例二：许某某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2001年7月，因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后溪街西区地块改造及“两街”整合区块改造项目建设需要，原金华市房地产管理局向金华市城建开发有限公司颁发了房屋拆迁许可证，许某某位于金华市婺城区五一路迎宾巷8号、9号的房屋被纳入上述拆迁许可证的拆迁红线范围。但拆迁人在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期限内一直未实施拆迁。2014年8月31日，婺城区政府发布《婺城区人民政府关于二七区块旧城改造房屋征收范围的公告》，明确对二七区块范围实施改造，公布了房屋征收范围图，许某某房屋所在的迎宾巷区块位于征收范围内。2014年10月26日，婺城区政府发布了房屋征收决定，案涉房屋被纳入征收决定范围。但该房屋于婺城区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前的2014年9月26日即被折除。许某某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同时提出包括房屋损失、停产停业损失、物品损失在内的三项行政赔偿请求。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许某某未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也未明确同意将案涉房屋腾空并交付拆除。在此情形下，婺城区政府依法应对许某某作出补偿决定后，通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强制搬迁，而不能直接将案涉房屋拆除。婺城区政府主张案涉房屋系案外人“误拆”证据不足且与事实不符。鉴于案涉房屋已纳入征收范围内，房屋已无恢复原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宜由婺城区政府参照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作出赔偿。遂判决确认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违法，责令婺城区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参照《婺城区二七区块旧城改造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对许某某作出赔偿。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案涉房屋虽被婺城区政府违法拆除，但该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后，仍可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获得补偿，许某某通过国家赔偿程序解决案涉房屋被违法拆除损失，缺乏法律依据。许某某提出要求赔偿每月2万元停产停业损失的请求，属于房屋征收补偿范围，可以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解决。至于许某某提出的赔偿财产损失6万元，因其没有提供相关财产损失的证据，不予支持。遂判决维持一审有关确认违法判项，撤销一审有关责令赔偿判项，驳回许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虽然有婺城建筑公司主动承认“误拆”，但许某某提供的现场照片等证据均能证实强制拆除系政府主导下进行，婺城区政府主张强拆系民事侵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协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依法、科学决定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让被征收人得到的赔偿不低于其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应当获得、也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但国家赔偿与行政补偿相同的项目不得重复计付。具体而言，对于房屋损失的赔偿方式与赔偿标准问题，婺城区政府既可以用在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提供类似房屋的方式予以赔偿，也可以根据作出赔偿决定时点有效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计付赔偿款。鉴于案涉房屋已被拆除，房地产评估机构应当根据婺城区政府与许某某提供的原始资料，本着疑点利益归于产权人的原则，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地出具评估报告。对于停产停业损失赔偿标准问题，如果许某某提供的营业执照、纳税证明等证据，能够证明其符合法律法规和当地规范性文件所确定的经营用房条件，则婺城区政府应当依法合理确定停产停业损失的金额并予以赔偿。对于屋内物品损失赔偿金额确定方式问题，婺城区政府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结合许某某经营的实际情况以及其所提供的现场照片、物品损失清单等，按照有利于许某某的原则酌情确定赔偿数额。遂判决维持原审关于确认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许某某房屋行政行为违法的判项；撤销一审责令婺城区政府参照《补偿方案》对许某某作出赔偿的判项；撤销二审驳回赔偿请求的判项；改判责令婺城区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按照本判决对许某某依法予以行政赔偿。
（三）典型意义：保护被征收人产权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实施，为解决征收拆迁中的行政纠纷，实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领域的“善治”，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础。被征收人与市、县级政府通过平等协商达成补偿协议后自愿搬迁已经成为常态，需要强制搬迁的越来越少。在婺城区政府分期分批对二七区块房屋进行征收补偿中，绝大多数被征收人在得到公平合理补偿及搬迁奖励后自愿搬迁，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在因建设快速公交等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案涉区块包括许某某等22户1184平方米房屋，少数住户对补偿不满未自愿搬迁的情况下，婺城区政府本应依法分别作出征收决定、补偿决定，遵循先补偿、后搬迁原则，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以实现强制搬迁。但在征收决定和补偿决定均未依法作出的情况下，婺城区二七区块改造工程指挥部即委托婺城建筑公司在拆除已签订补偿协议的邻居房屋时一并拆除了许某某房屋，侵犯了许某某的房屋产权。这样的事例具有一定普遍性，暴露了一些基层政府的法治意识不强，不善于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同时也说明一些基层政府在征收补偿中未能做到效率与法治的统一，更多考虑行政效能，而忽视程序正义。婺城区政府在案涉房屋被拆除一个月之后才作出征收决定，至今未作出补偿决定，未给予许某某任何补偿，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由于婺城区二七区块改造工程指挥部是婺城区政府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临时机构，其违法侵权的责任应由婺城区政府承担。由于许某某在人民法院审理中始终主张应以在改建地段提供房屋的方式赔偿损失，故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责令婺城区政府用在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提供类似房屋的方式予以赔偿，或者以作出赔偿决定时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为基准计付赔偿款；同时对许某某在合法的征收补偿程序中应当获得、也可以获得的可得利益损失一并予以赔偿。
本案再审判决，充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所规定的及时补偿、合理补偿和公平补偿的原则精神，体现有权必有责、违法须担责、侵权要赔偿、赔偿应全面的法治理念，明确宣示产权人因行政机关侵权所得到的赔偿不能低于依合法征收程序应得到的补偿。与此同时，本案再审判决充分发挥司法的评价、引导功能，加大对侵犯产权行为的监督力度，防范市、县级政府在违法强拆后利用补偿程序回避国家赔偿责任，从而促进行政机关自觉依法行政，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既顺利推进公共利益建设，也确保房屋产权人得到公平合理补偿。
附：相关法律条文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四条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市、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和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互相配合，保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五条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
（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
（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第二十一条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并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
因旧城区改建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选择在改建地段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
第二十二条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费；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前，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费或者提供周转用房。
第二十三条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二条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3.《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二十九条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应当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给予补偿。补偿的标准不低于被征收房屋价值的百分之五，具体标准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
生产经营者认为其停产停业损失超过依照前款规定计算的补偿费的，应当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房屋被征收前三年的效益、纳税凭证、停产停业期限等相关证明材料。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与生产经营者共同委托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对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支付补偿费。
生产经营者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结果之日起十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鉴定费用由申请人承担；鉴定撤销原评估结果的，鉴定费用由原评估机构承担。
4.《国有土地上房屋价值评估办法》
第二十八条在房屋征收评估过程中，房屋征收部门或者被征收人不配合、不提供相关资料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在评估报告中说明有关情况。
案例三：重庆某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泸州市某某区人民政府等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8年，泸州市某某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通过公开招商，与民营企业重庆某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投资公司）订立一系列土地整理项目投资协议，约定由该投资公司投资3.2亿元对该区两块土地实施土地整理。协议订立后，该投资公司陆续投入1亿余元资金用于该项目。2014年，区政府向某某投资公司发函称，以上协议违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和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省财政厅、省监察厅、省审计厅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文件精神，要求终止履行以上协议。某某投资公司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区政府终止履行协议的函无效，并要求区政府继续履行协议。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区政府解除行为是否产生效力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中，区政府所提及两份文件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且未对本案所涉协议明令禁止，区政府以政策变化为由要求解除相关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发出的终止履行协议的函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遂作出（2014）渝高法民初字第00070号民事判决：某某区政府继续履行与某某投资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有约必守依法保护企业合同权益
诚信守约是民事合同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作为一方民事主体的更应带头守约践诺。明确在民事合同的履行中作为合同主体的的基本规则，对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维护投资主体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平等对待涉案企业与区政府，准确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相关规定，支持了企业要求继续履行协议的请求，有效地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本案的裁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解除合同，对于规范政府行为、推动政府践诺守信，具有积极指引作用。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案例四：济南某置业有限公司财产保全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赵某与被告济南某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人民法院依原告申请对被告进行财产保全，裁定查封了案外人济南万全啤酒原料有限公司名下的长清国有（2014）第0700038号土地（11524.7平方米）一宗，冻结了济南某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六个银行账号。济南某置业有限公司不服，认为上述财产保全行为影响了公司正常开展经营业务，损害了购房者的利益，提出书面异议，请求变更为查封该公司名下的两处商铺，解除对公司多个账户的冻结。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6）鲁0124民初3078号之二变更保全裁定，查封了济南某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商业房产，解除了对济南某置业有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的冻结。
（三）典型意义：依法慎用保全措施维护企业正常经营
财产保全是诉讼中依法对债务人财产进行保全，确保债权实现的重要制度。在经济新常态下，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企业的正常经营需要，对经营暂时困难的企业债务人人民法院要慎用冻结、划拨流动资金等保全手段，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尽量为企业预留必要的流动资金和往来账户，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变更保全措施，解冻了债务企业的部分银行账号，保障了债务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兼顾了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附：相关法律条文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六十七条财产保全的被保全人提供其他等值担保财产且有利于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保全标的物为被保全人提供的担保财产。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保全人应当及时申请解除保全：
（一）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
（二）仲裁机构不予受理仲裁申请、准许撤回仲裁申请或者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的；
（三）仲裁申请或者请求被仲裁裁决驳回的；
（四）其他人民法院对起诉不予受理、准许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的；
（五）起诉或者诉讼请求被其他人民法院生效裁判驳回的；
（六）申请保全人应当申请解除保全的其他情形。
人民法院收到解除保全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裁定解除保全；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裁定解除保全。
申请保全人未及时申请人民法院解除保全，应当赔偿被保全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被保全人申请解除保全，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间内裁定解除保全。
案例五：某某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诉苏州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屠某某等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某某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营业范围包括热水器、燃气灶、吸油烟机等的生产、销售。屠某某曾出资设立苏州某某电器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因涉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经人民法院判决，苏州某某电器有限公司被判令变更企业字号、赔偿损失等。2009年，屠某某与案外人又共同投资设立苏州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苏州某某中山分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屠某某；2011年6月，屠某某与案外人共同投资设立中山某某卫厨公司。上述公司，屠某某均占股90%。2011年12月，余某某与案外人共同投资设立中山某某集成厨卫公司，其中余某某占股90%。屠某某、余某某成立的上述公司均从事厨房电器、燃气用具等与某某卫厨（中国）公司相近的业务，不规范使用其注册商标，使用与某某卫厨（中国）公司相近似的广告宣传语，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苏州某某公司等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在法院已经判决苏州某某电器有限公司构成侵权的情况下，足以认定屠某某与余某某在明知某某卫厨（中国）公司“某某”系列注册商标及商誉的情况下，通过控制新设立的公司实施侵权行为，其个人对全案侵权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故与侵权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对侵权公司所实施的涉案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作出（2015）苏知民终字第00179号民事判决，判令苏州某某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某某集成厨卫有限公司、中山某某卫厨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将“某某”作为其企业字号；停止侵害某某卫厨（中国）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屠某某、余某某与上述侵权公司连带赔偿某某卫厨（中国）公司经济损失（包括合理费用）200万元。
（三）典型意义：保护知识产权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当前，知识产权侵权易发多发，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合法经营发展。本案中，在法院已经判决苏州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构成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及停止使用有关字号等的情况下，侵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屠某某、余某某仍然通过设立若干新公司继续对该商标实施侵权行为，法院认定屠某某、余某某恶意设立新公司实施侵权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判令屠某某、余某某与其设立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判决，充分体现了司法审判对重复侵权、恶意侵权人加大惩治力度，对于严格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五十六条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前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六条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
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
案例六：彭某侵犯商业秘密罪案
（一）基本案情
贵阳某科技公司在研发、生产、销售反渗透膜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商业秘密，并制定保密制度，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明确对商品供销渠道、客户名单、价格等经营秘密及配方、工艺流程、图纸等技术秘密进行保护。公司高管叶某掌握供销渠道、客户名单、价格等经营秘密；赵某作为工艺研究工程师，是技术秘密PS溶液及LP/ULPPVA配制配方、工艺参数及配制作业流程的编制人；宋某任电气工程师，掌握刮膜、复膜图纸等技术秘密。三人均与公司签有保密协议。被告人彭某为公司的供应商，在得知公司的生产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三人与公司签有保密协议情况下，与三人串通共同成立公司，依靠三人掌握的公司技术、配制配方、工艺参数、配制作业流程及客户渠道等商业秘密生产相关产品，造成贵阳某科技公司375.468万元的经济损失。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彭某伙同叶某等三人共同实施了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造成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重大经济损失，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等规定，判决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彭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作出（2016）黔刑终593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保护商业秘密维护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商业秘密是企业的重要财产权利，关乎企业的竞争力，对企业的发展致关重要，甚至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依法制裁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是保护企业产权的重要方面，也是维护公平竞争，保障企业投资、创新、创业的重要措施。本案被告人恶意串通，违反保密义务，获取、使用企业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造成了权利人的重大损失，不仅构成民事侵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且因造成了严重后果，已经构成刑法规定的侵害商业秘密罪。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对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通过刑事手段对商业秘密进行有力保护，有利于促进诚信经营，公平竞争，为企业经营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附：
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一十九条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
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本条所称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本条所称权利人，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案例七：某集团有限公司与某市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土地登记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某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某市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于2012年11月16日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原告依据合同的约定缴纳了全部的土地出让金7085054.35元，并向被告申请办理土地权属登记。被告以原告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由拒绝为原告颁发土地权属证书。为此，原告以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诉讼，诉请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定：土地出让合同的受让方办理土地权属证明时，需要提交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但法律法规未规定办理土地登记必须要提交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告要求原告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方能办理土地权属登记，无法律依据。遂作出（2015）崂行初字第145号判决，判令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依原告的申请事项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三）典型意义：依法规范政府行为保护企业财产权利
《城乡规划法》只是将规划条件作为出让土地的前置条件，并没有要求土地登记需要提交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根据《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三款规定，出让土地之前应当确定规划条件，否则不得出让；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擅自改变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本案中，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已经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审查函意见书》，同时原、被告也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十三条中对规划条件进行了约定。在原告已经付清全部国有土地出让价款后，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土地出让价款缴纳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土地使用权登记，符合法律规定条件，遂判决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本案对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保障企业合法财产权益具有示范作用。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三十八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擅自改变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
2.《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
第九条已取得土地出让合同的，受让方应当持出让合同，依法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办理土地使用权属证明。
3.《土地登记办法》
第六条土地登记应当依照申请进行，但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产权权益 篇3
1.1 案情简介
据《壹早报》报道,消费者刘先生以“王老吉”凉茶侵害消费者权益为由,将包括广药集团———“王老吉”商标注册人———在内的当事人告上了法庭。此案已于2015年11月13日在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1]。此案的基本案情如下:
2015年4月25日,刘先生因上火喉咙不适,在长沙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东塘店购买了“王老吉”凉茶(以下简称为涉案凉茶)。涉案凉茶的包装上所标注的“独家秘方”、“民族品牌王老吉,始创于清朝道光年间,已逾百年历史”、“民族品牌王老吉,始创于1828年,传世180余年”等宣传用语,是促使刘先生决定购买该品牌凉茶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喝了涉案凉茶之后,刘先生发现:与自己前几年曾经喝过的,由另一公司生产的,使用了清朝名医王泽邦先生———“王老吉”凉茶的创始人———独创的凉茶秘方的“王老吉”红罐凉茶相比,涉案凉茶在口感上有差别。此后,刘先生进一步发现,王泽邦先生的后人曾在深圳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他们从未将祖传的“王老吉”凉茶秘方授予广药集团使用。
基于王泽邦后人的上述声明,以及涉案凉茶在口感上的差别,刘先生认为,上述广告用语与事实不符,构成对自己的欺诈,损害了自己作为消费者所依法享有的知情权。为此,刘先生以长沙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商)、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生产商)和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王老吉”商标注册人)为共同被告,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三被告停止生产、销售含有上述虚假宣传用语的商品,赔偿原告损失并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2]。
1.2 此案的焦点及意义
此案的焦点在于,被告在涉案凉茶的包装上标注上述宣传用语的行为,是否属于虚假宣传行为,是否涉及消费者的知情权?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被告的上述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宣传的问题。本文认为,如果涉案凉茶所使用的“独家秘方”并非王泽邦先生独创的凉茶秘方,则被告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理由如下:
被人们尊称为凉茶始祖的王泽邦先生于1828年(清朝道光年间)用自己独创的凉茶秘方创立了享誉岭南的“王老吉”凉茶,这在凉茶行业和熟悉“王老吉”凉茶的来龙去脉的相关公众中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因此,涉案凉茶的包装上所标注的“独家秘方”、“民族品牌王老吉,始创于清朝道光年间,已逾百年历史”、“民族品牌王老吉,始创于1828年,传世180余年”等宣传用语,会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所述“独家秘方”就是王泽邦先生发明的凉茶秘方。这就意味着,如果涉案凉茶并未使用王泽邦发明的凉茶秘方,则上述宣传用语毫无疑义地构成虚假宣传。
那么,涉案凉茶所使用的“独家秘方”究竟是不是王泽邦先生发明的凉茶秘方呢?这要由人民法院根据原被告双方所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定。需要说明的是,王泽邦的后人的上述声明,不足以证明涉案凉茶未使用王泽邦先生发明的凉茶秘方,这是因为获取商业秘密的途径不是唯一的,虽然王泽邦先生的后人未授权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使用王泽邦发明的凉茶秘方,但是,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仍有可能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例如反向工程等,获取并使用王泽邦发明的凉茶秘方———这当然需要由被告举证予以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获得并使用了王泽邦先生发明的凉茶秘方,其在凉茶包装上标注“独家秘方”的行为也是有瑕疵的。这是因为王泽邦先生的后人一直在香港地区及海外市场使用王泽邦先生发明的凉茶秘方,此外,王泽邦先生的后人还许可加多宝公司在中国大陆使用王泽邦先生的凉茶秘方,故即便涉案凉茶的确使用了王泽邦先生发明的凉茶秘方,也不能说该秘方是“独家秘方”。当然,这种有瑕疵的行为与通常意义上的虚假宣传行为还是有区别的。
由于此案的相关证据尚未全部公开,故对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宣传作出判断为时尚早。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起涉及知识产权的消费者维权案件,此案从实体到程序两方面都给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带来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
2 消费者权益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
刘先生诉长沙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和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王老吉凉茶”虚假宣传、侵犯消费者知情权案(以下简称为刘先生诉“王老吉凉茶”虚假宣传案)表明,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涉及知识产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有必要讨论消费者权益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
2.1 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区别
粗略地说,知识产权和消费者权益分属于不同的法域,以知识产权为客体的社会关系主要由隶属于民法部门的知识产权法调整,以消费者权益为客体的社会关系主要由隶属于经济法部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就现行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的规定而言,消费者在诉讼中不能直接依据知识产权法的规定请求法院判令侵权者对其承担法律责任;而在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没有哪一个条款直接将某种侵犯知识产权或者不适当地利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作为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予以规定。
2.2 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密切联系
虽然存在上述差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益无关。事实上,知识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中的标识性权利,与消费者权益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根据智力创作活动在知识产权形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大体上可以将知识产权划分为创作性智力成果权和识别性标记权两类,前者如著作权、专利权等,后者如商标权、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权等[3]。这两类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益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比较而言,由于识别性标记的基本作用是引导消费者选择其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故识别性标记权与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一些。
识别性标记权与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立法上突出地表现为某些侵权行为的成立,以该行为同时损害消费者权益或者具有损害消费者权益之可能性为要件。例如,在《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所规定的“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的行为中,“容易导致混淆”便是该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行为的要件之一,而所谓“容易导致混淆”,是指该行为导致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错误认识的可能性大,这就意味着该行为具有损害消费者权益之可能性。又如,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经营者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的”行为中,“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便是该行为构成侵犯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权的要件之一,而“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的行为无疑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当侵犯某种知识产权行为的成立以该行为同时损害消费者权益或者具有损害消费者权益之可能性为要件时,维护消费者权益本身也是保护该知识产权,反之亦然。不过,消费者与知识产权权利人毕竟是不同的权利主体,两者各有其不同的权利诉求,故消费者的维权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维权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排斥。
2.3 消费者权益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复杂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权益与知识产权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正相关关系,不能机械地认为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越大,越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这是因为知识产权毕竟是一种私权,在过分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包括消费者权益在内的公共利益必然会受到不适当的限制[4]。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权利人不适当地利用其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其行为本身就有可能损害消费者权益。例如,某商标注册人生产的、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但因种种原因已实际消失的“知名商品”在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和特色等方面没有任何联系,只是由于其合法注册的商标与所述“知名商品”在文字上相同,该商标注册人便在宣传其注册商标时,虚构历史,误导消费者,意图让不知情的消费者误以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知名商品”。很明显,这种行为是一种不适当地利用注册商标误导相关公众、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3 消费者维权的主要实体法依据
3.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这一规定表明,除非消费者知假买假,经营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假冒专利的商品、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行为,以及其他涉及知识产权的虚假宣传行为,均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
另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经营者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的,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还可根据情节,对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3.2 其他法律依据
纵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上述规定,可知,对于涉及知识产权的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来说,消费者所享有的主要是知情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消费者不能直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经营者停止生产、销售侵权商品。具体到刘先生诉“王老吉凉茶”虚假宣传案而言,即便涉案凉茶包装上的宣传用语的确构成虚假宣传,刘某也无权直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三被告停止生产、销售含有上述虚假宣传用语的商品。不过,因侵犯消费者权益而产生的侵权纠纷还受到《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而《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均规定了停止侵害这一责任承担方式,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作规定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依据《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侵权者停止侵权。
除《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外,《产品质量法》和《广告法》因涉及产品质量和虚假广告的界定,而产品质量和虚假广告均涉及消费者权益,故《产品质量法》和《广告法》也是消费者维权的实体法依据。
3.3 知识产权法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与上述法律不同,《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并未将制止侵权行为的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赋予消费者。此外,由于消费者并非市场竞争主体,故对知识产权,尤其是识别性标记权,具有兜底保护作用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没有将相应的请求权赋予消费者。当然,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于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对消费者构成欺诈或误导,仍具有规范作用。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对于既侵犯知识产权,又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侵权行为来说,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消费者依据不同的法律分别享有的停止侵害请求权在行使的过程中有可能相互冲突。其原因在于,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消费者中的一方有可能与侵权者和解,而另一方不同意和解。例如,有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基于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量,有可能与侵权者事后达成和解协议,允许侵权者继续实施涉案知识产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坚持要求侵权者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其行使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为方式就会与知识产权权利人行使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为方式相冲突。那么,该怎样处理这一冲突呢?本文认为,对这类冲突,原则上应当尊重知识产权权利人与侵权者事后达成的和解协议,允许侵权者继续实施涉案知识产权。这是因为,在知识产权权利人与侵权者事后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下,该侵权者继续实施涉案知识产权的行为性质便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一种侵权行为,自然不存在停止“侵权”的问题。当然,对于此前发生的侵权行为,侵权者仍需向消费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4 被告二、被告三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销售者赔偿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商品的其他销售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销售者追偿。
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
在刘先生诉“王老吉凉茶”虚假宣传案中,由于涉案凉茶并未因商品缺陷造成刘先生人身、财产损害,因此,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刘先生“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假定涉案凉茶包装上的宣传用语构成虚假宣传。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是否意味着被告二、被告三不是适格的被告呢?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得出这一结论,理由如下:
其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属于授权性规范,而不是禁止性规范。
其二,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判决结果与被告二、被告三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即使原告不起诉被告二、被告三,人民法院也有权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通知被告二、被告三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的诉讼。
5 消费者知情权的范围问题
刘先生诉“王老吉凉茶”虚假宣传案涉及该凉茶究竟是否使用了王泽邦先生独创的凉茶秘方,属于商业秘密的范畴。对此,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被告对商业秘密的使用,属于消费者知情权的范围吗?对此,不妨分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5.1 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依据
消费者知情权的直接法律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该法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从经营者义务的角度进一步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该法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5.2 消费者知情权与商业秘密的关系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上述规定看,虽然凉茶秘方属于商业秘密的范畴,商业秘密的权利人没有义务向消费者公开其凉茶秘方的具体内容,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果涉案凉茶确实未使用王泽邦先生发明的凉茶秘方,则上述宣传用语没有反映商品的真实情况,这就意味着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总之,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商品的真实情况,特别是主要成份,属于消费者知情权的范围。商业秘密固然可以不公开,但是,如果被告没有商业秘密,却声称其拥有商业秘密,则其行为明显侵犯了原告作为消费者所依法享有的知情权。另外,凉茶秘方虽然可以构成商业秘密,但凉茶的主要成分是需要公开的,因此,能够作为商业秘密受到保护的凉茶秘方其实只是凉茶中的非主要成分以及凉茶的制作工艺。
6 消费者维权诉讼级别管辖与知识产权诉讼级别管辖的不协调问题
从一般的消费者维权民事诉讼级别管辖的规定看,由于刘先生诉“王老吉凉茶”虚假宣传案所涉及的标的不大,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的确有权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然而,本案的焦点在于涉案凉茶究竟是否使用了王泽邦先生独创的凉茶秘方,这就意味着本案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商业秘密的认定。由于商业秘密,特别是商业秘密中的技术秘密的认定问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十八条规定,对侵犯商业秘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基层人民法院需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方可对侵犯商业秘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行使管辖权。经查询相关法院的官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不享有侵犯商业秘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的管辖权。
虽然刘先生诉“王老吉凉茶”虚假宣传案并不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问题,但涉及商业秘密的认定,而这也是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主要难点之一,因此,由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行使管辖权其实是有所不妥的。然而,就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行使管辖权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此外,尽管此案涉及商业秘密的认定,但不涉及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故即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也不足以否定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的管辖权。由此可见,本案反映了消费者维权诉讼级别管辖与知识产权诉讼级别管辖的不协调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新的解释时,有必要将所有涉及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纳入到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十八条所规定的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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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灏兵.民事起诉状.[EB/OL].(2015-5-18)[2015-11-21].http://lhblaw.cn/Home/Detail/22.
[3]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0-71.
产权权益 篇4
金华玉马高调捍卫专利权益
金华玉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 是浙江省金华市一家专业制造联合收割机变速箱产品的企业。公司始终致力于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推广, 目前已自主研发并投放市场的收割机变速箱有45、50、60、32和81等系列产品, 基本涵盖了收割机行业各个机型的配套需要。
金华玉马在生产设备上积极投入, 现已建成箱体加工生产线2条、全喂入收割机变速箱生产线1条、大型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变速箱生产线1条、液压无级变速器生产线1条, 并新建了铸造车间, 引进美国亨特自动化造型线等先进生产设备。公司的变速箱产品已在同行业中享有很好的知名度, 产品销售市场扩展到浙江、江苏、河北、广东、湖南、四川和东北地区, 并已批量出口到东南亚地区, 产品质量和安全性得到整机企业和农民用户的肯定。
金华玉马在知识产权方面经历了不懂知识产权到重视知识产权、尊重知识产权和运营知识产权的理念转变。2001年以来, 公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从事收割机变速箱的开发、研究, 经过无数次试验,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联合收割机变速箱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延长了联合收割机变速箱的使用寿命, 降低了农民的使用成本, 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出于对知识产权的重视, 公司于2009年4月10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一种履带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变速箱惰轴传动结构”实用新型专利, 2010年2月24日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但是在2011年金华玉马公司的市场调查发现, 浙江湖州的两家公司和河南息县一家农机销售中心在未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其科研成果。其中一家湖州公司在明知金华玉马拥有“一种履带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变速箱惰轴传动结构”专利、没有依法取得金华玉马同意、也没有支付许可使用费的情况下, 私自进行生产制造, 由此带来上百万元的收入, 涉嫌侵犯了金华玉马的专利权;浙江湖州一家公司在其生产的联合收割机中使用了前述公司制造的变速箱, 同样涉嫌侵犯了金华玉马的专利权;河南息县某农机销售公司又销售了湖州公司制造的联合收割机, 同样涉嫌侵犯金华玉马的专利权。
面对这样情况, 金华玉马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于日前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给予经济补偿, 法院已依法受理诉讼, 予以立案。
金华玉马董事长马春晓在发布会上表示, 此次借农机行业知识产权研讨会的机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一方面, 是为了向业内各界人士详细介绍案件情况、及时发布信息;另一方面, 通过邀请专家学者围绕知识产权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帮助更多企业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 提高企业防范侵权风险的能力, 避免更多同行重蹈覆辙, 为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做些贡献。
行业专家呼吁知识产权保护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召开农机行业知识产权研讨会非常及时, 传播了要尊重知识产权的信息。另外, 金华玉马的维权行为也非常新奇, 一般企业不会事先大张旗鼓地通告, “我要告你侵犯我的专利权”, 这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对策的研讨模式, 将有助于行业自律、科技创新和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农机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刘伟华介绍, 农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非常艰辛, 面对侵权仿冒单靠企业自身的力量很难应付, 中国农机工业协会作为企业的娘家, 支持企业合法维权, 呼吁每个受到侵权的企业都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维权。近几年, 农机行业涌现了很多新面孔, 有的企业起点高、资金雄厚, 一二年之内就研发生产出多系列、多品类、几百种新产品, 这其中有没有侵权的行为应该引起警惕。刘伟华说, 目前中国农机工业协会已经开展了细分产品种类、生产厂家数量以及各家产品之间的差异等情况的摸底调查。前不久, 中国农机工业协会还在洛阳召开知识产权方面的讲座, 对行业进行了专利保护知识的普及。
中国农机化协会常务副会长马世青表示,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界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 既涉及到知识的内容也涉及到权力的部分, 因此需要法律专家和行业专家来共同合作, 以达到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具体到农机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那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系统, 因为农机要为农业服务, 肯定要受到环境、地域、气候和生产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对农机行业的侵权行为更加难以界定, 需要法律界、农机行业及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共同去开拓创新。
中国农机院副院长方宪法介绍说, 农机行业的三大创新产品, 农用运输车、小四轮拖拉机以及小麦联合收割机拉动了整个行业几十年的高速发展, 但这些产品多是简化创新, 下一步要继续拉动农机行业几千亿元产值继续增长, 必须要靠高附加值的创新来驱动, 2012年7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明确提出, 行业发展要靠创新来驱动, 要提高产品附加值。呼吁全社会努力营造创新的社会氛围和行业氛围, 希望通过讨论来唤起行业共同保护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实现共赢的局面。
农机知识产权保护任重道远
中国农机行业对于知识产权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农业部农机推广总站原副站长杨林表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为了满足农业生产的基本需求和企业的自身发展, 社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与保护力度不够, 甚至出现鼓励企业之间分享科研成果的极端现象。但是, 现在社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 大家已经认识不保护知识产权可能对创新的企业是伤害, 对行业发展是威胁。
方宪法指出, 1985年我国就开始实施专利制度, 但农机行业专利数量增长不是很快, 而且现有专利发明的质量也不是很高。欧美农机工业已经有一二百年的历史, 而我国农机工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 还处在研究学习、跟踪仿制的阶段, 这也导致农机行业重大创新发明乏善可陈。另外, 由于农机的地域性很强, 中国农机行业在在适应性改进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在这方面形成了一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
在比较落后的情况下, 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各位专家进行了热烈讨论, 中国农业出版社副总编辑宋毅介绍说, 井关农机是日本农机企业中拥有专利数量最多的, 关于如何保护保护专利技术方面, 他们的观点是单项专利技术很难保护, 要采取密集型专利保护, 也就是某个工作部件布置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专利, 让模仿者很难突破。如何在中国农机行业保护知识产权值得大家探讨, 专利侵权是对创新的伤害, 时间越久对行业伤害越深。要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单单依靠农机行业的人是不够的, 还要联合知识产权界等方方面面的人士一起来努力。
中国农机流通协会会长毛洪指出, 近两年全国农机展上, 有企业为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站出来进行维权打假, 中国农机流通协会对此给予了支持和引导。2011年开始三大协会联合办展, 受到商务部、工信部和农业部的支持, 对于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力量。
创新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而创新又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 2012年上半年, 中国专利申请总量达到世界第一, 已经接近120万件。根据参会律师刘守宪的统计, 中国农机行业尤其是在联合收割机行业专利分布情况也在发生显著变化, 一方面联合收割机生产企业在中国每年专利申请量在逐年增加, 2000年申请量为78件、2001年为59件、2002年为78件、2003年为71件、2004年为74件、2005年为89件、2006年为136件、2007年为155件、2008年为203件、2009年为216件、2010年为164件、2011年为250件;另一方面大多数中国市场的联合收割机产品专利被外资企业所掌握, 久保田为170件、洋马为73件、井关为40件、福田雷沃为39件、中国农机院为24件、湖州星光为24件、莱恩动力为18件、江苏宇成为18件、湖州丰源为17件、芜湖瑞创为17件、日本晴蛉为16件、柳州汉森为15件、常发锋陵为12件。
律师的统计表明, 正在推动农机行业发展的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国外企业手里, 因此更需要创新。在农机行业原创性的发明比较少, 更多的是在别人基础上的改进和组合, 如何认识机械行业的专利性质, 又如何去保护机械行业的创新专利, 值得探讨。国家提出“十二五”期末要达到每万人3.3件有效发明专利, 比“十二五”期初的1.7件有大幅增长, 此外在专利质量上也将有质的飞跃。
产权权益 篇5
一、农村宅基地产权逐步成为模糊产权
(一) 模糊产权与公共领域
汪丁丁认为, 在巴泽尔的产权理论中, “公共领域”的概念起着主要作用。 (1) 罗必良进行拓展分析, 认为无论是在所有权层面还是在产权层面, 都存在所谓的5类“公共领域”: (1) 由于物品存在多种属性, 其中部分属性由于交易费用或技术的限制, 无法得到充分的界定从而形成巴泽尔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纯技术层面的“公共领域Ⅰ”; (2) 技术上可以界定, 但法律界定或司法成本太高, 会导致物品一部分有价值的属性被置于“公共领域”——法律层面的“公共领域Ⅱ”; (3) 以政府名义占有稀缺资源的排他性权利, 相当于将稀缺资源的有价值属性在国家范围内置于“公共领域”——法律歧视制造的“公共领域Ⅲ”; (4) 所有权在法律上界定以后, 当所有者实施所有权带来的收益弥补不了成本的损失时, 所有者会自愿放弃一部分在法律上可以实施的所有权而将其留在“公共领域”——行为能力不完全所形成的“公共领域Ⅳ”; (5) 所有权在法律上界定以后, 所有者即使在法律上可以实施但因为政府限制被迫放弃的部分产权也留在了“公共领域”——行为能力不完全所形成的“公共领域Ⅴ”。罗必良认为, 所谓模糊产权, 就是一种由政府有意制造的“公共领域Ⅲ”和通过限制行为主体能力的“公共领域Ⅴ”。 (2)
(二) 农村宅基地产权模糊化的过程
1949年以来, 农民宅基地产权权能逐步被限制, 农民宅基地权利受保障程度逐步降低, 国家宅基地管理逐步严格。
1. 农民宅基地产权权能的逐步限制
1949-1961年, 在法律上农民对宅基地享有充分的所有权和处分权, 宅基地可以买卖、出租、出典等方式流转, 宅基地可以继承。其中1958-1962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 公社将农民的宅基转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1962-1978年, 国家将农民的宅基地所有权划给集体, 农民只有宅基地使用权。在宅基地交易方面, 国家限制了宅基地所有权和没有建筑物的空白宅基地使用权的买卖和出租。但宅基地使用权可以随农民住房出卖、出租而转移。1986-1996年, 国家进一步限制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 因规定不具体, 实践中连带影响了农民住房的抵押。1997年至今, 在宅基地交易方面, 国家限制了宅基地所有权和没有建筑物的空白宅基地使用权的买卖、出租和抵押, 进一步限制了农民住宅的交易对象, 而且宅基地不得用于商品住宅开发。禁止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申请、购买宅基地及农民住宅。
2. 农民宅基地权利受保障程度逐步降低
1949-1961年, 除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民宅基地与房屋被“一平二调”得不到保障外, 农民宅基地权利是受法律保障的。1962-1985年, 宅基地 (包括有建筑物和没有建筑物的空白宅基地) 归各户长期使用, 长期不变, 生产队要保护社员的使用权, 不能想收就收, 想调剂就调剂。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得到保障。1986-1996年, 部分宅基地开始得不到有效保障, 如超面积宅基地、空白宅基地与闲置宅基地可能被集体收回。非农业户口居民 (包括华侨) 在农村的房屋消灭后, 如果没有得到当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政府的批准, 其宅基地由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在宅基地使用代价方面, 一度实行了宅基地有偿使用。1997年至今, 规定了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除了超面积宅基地、空白宅基地和闲置宅基地等得不到有效保障外, 集体可以因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以及宅基地不按照批准用途使用经政府批准后收回土地。
3. 国家宅基地管理逐渐严格
1949-1961年, 宅基地的规划管理没有涉及。1962-1978年, 在宅基地申请方面, 社员建新房免费取得用地, 要经社员大会讨论同意;在宅基地规划管理上, 要统一规划社员新建房屋的地点。1979-1996年, 在宅基地申请方面, 一是规定出卖、出租房屋的, 不得再申请宅基地;二是获得宅基地使用权, 需要经过乡镇政府或县级政府的审批。在宅基地规划管理方面, 村镇居民新建、改建、扩建住宅, 必须履行申请审批手续。从1982年开始, 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可以有偿取得宅基地。1997年至今, 在宅基地申请方面, 除了之前的规定外, 审批权力一律上收到县级政府, 要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宅基地申请前和批准后要将情况张榜公布。在宅基地规划管理方面, 引导农村村民集中兴建农民住宅小区或建设农民新村, 农民建住宅要符合乡 (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占用农用地建住宅的要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在规划撤并的村庄范围内, 除危房改造外, 停止审批新建、重建、改建住宅。在宅基地交易管理方面, 禁止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申请、购买宅基地及农民住宅。
(三) 现行农村宅基地产权模糊性分析
现行宅基地制度的规定是:宅基地所有权禁止交易, 宅基地使用权限制交易对象和限制交易方式 (宅基地使用权不能抵押) , 宅基地使用权还可能被农民集体依法收回。即使农村村民将房屋出租、出卖给本集体成员, 他再也不能申请宅基地了, 这间接限制了宅基地使用权交易。农民集体通过宅基地集并腾退出来的宅基地也不得用于商品住宅开发。
在我国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下, 农民和农民集体都在设法通过交易实现宅基地资源的交换价值。但政府将宅基地资源的有价值属性在国家范围内置于“公共领域”——法律歧视制造的“公共领域Ⅲ”, 只能作为农村住宅用地, 不能象国有建设用地那样进行房地产经营, 而且不能抵押获取资本。
宅基地产权主体完全在法律上可以实施这些交易并且有行为能力, 但是由于法规政策的限制, 他们被迫放弃的部分产权留在了“公共领域”——行为能力不完全所形成的“公共领域Ⅴ”, 只能自用、出租, 不能出卖给本集体之外的成员, 不能抵押。
除此之外, 因为农村居民点规模和市场容量较小, 宅基地产权主体自住或者出租住房时, 不会盖更高的房屋。因为带来的收益弥补不了成本的损失, 宅基地产权主体会自愿放弃一部分在法律上可以实施的所有权而将其留在“公共领域”——行为能力不完全所形成的“公共领域Ⅳ”, 不会像国有建设用地那样进行高层房屋的建设。目前的宅基地产权已经成为模糊产权。
(四) 农村宅基地产权的模糊化有助于强化政府的宅基地处分权
农村宅基地产权的模糊化有四个方面的效果, 一是农民集体供应宅基地的权力弱化, 政府的审批控制了宅基地的供应, 只有政府的审批, 才是申请人取得新增宅基地的合法方式;二是农民宅基地处分权的弱化, 农民一般只能占有、使用宅基地, 转让宅基地就要受到政府控制;三是加强了农民集体对于宅基地的处分权——收回宅基地的权力, 而收回之前要经政府批准, 与宅基地制度设立时要求集体保护农民长期使用宅基地的权利大相径庭;四是在农民新建、翻建、改建房屋时, 强化了政府的宅基地规划权、管理权。
这四个方面, 让农民集体和农民对于宅基地都没有独立的处分权, 从宅基地的审批供应, 到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和转让, 到宅基地的收回或者征收, 这些至关重要的权利处分环节, 基本上是政府代表国家掌握。因此, 宅基地权利的下一步演化, 宅基地产权制度的创新, 这些是否合法, 全系政府决定, “小产权房”的禁止就是证明, 哪怕就是利用存量宅基地。
二、地方政府宅基地产权制度创新的本质——土地发展权转移
(一) 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发展权转移
1. 土地发展权
1960年代末, 美国政府在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基础上, 仿照英国的做法, 设置土地发展权, 建立了土地发展权制度。所谓土地发展权, 就是土地变更为不同性质使用之权, 如由农地变更为城市建设用地, 或原有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创设土地发展权后, 其他一切土地的财产权 (包括所有权) 以目前已经编定的正常使用的价值为限, 即以依法取得的既得权利为限。至于此后变更土地使用类别的决定权则属于发展权。 (3) 土地发展权的基本观念是发展土地的权利, 是一项可与土地所有权分割而单独处分的财产权。
2. 土地发展权转移
美国土地发展权归土地所有者拥有, 并通过两种制度运行, 一是土地发展权转移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 简称TDR) ;二是土地发展权征购 (Purchase of Development Right, 简称PDR) 。
1961年, 美国学者杰拉尔德·劳埃德 (Gerald L loyd) 首先提出土地发展权转移的思路。土地发展权转移由土地使用受限制的土地所有者将其土地上的土地发展权转让给受让人, 土地发展权受让人因此获得土地发展权并支付对价。土地发展权受让人将购得的土地发展权与自己土地上的土地发展权叠加, 可以对自己拥有的土地进行额外的开发。土地发展权转移采用市场机制, 其功能在于保护优质农地、环境脆弱地等。
(二) 地方政府宅基地产权制度创新的背景
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 经济快速发展, 同时耕地也快速流失, 在粮食安全的压力下, 1998年重修《土地管理法》, 其核心是土地用途管制, 实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将征收土地审批权收归国务院和省级政府。但是世纪之交农地的大规模非农化, 促使中央政府一方面调整省级以下土地管理体制, 而且设立土地督察机构, 另一方面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反复强调要实行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中央政府的严密控制下, 地方政府开始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目光转向了以宅基地为主体、面积16.55万平方公里的农村居民点。
2005年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指出, 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 是“将若干拟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 (即拆旧地块) 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 (即建新地块) 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 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复垦, 最终实现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 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用地布局更合理的土地整理工作”。这些政策为地方政府通过农村宅基地拆迁和复垦来产生额外的建设用地指标, 以满足当地城市发展和工业区建设的用地需求提供了新途径。
在现有约束条件下, 地方政府开始了宅基地制度改革,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成都的“拆院并院”试验, 重庆的“地票交易”改革, 天津的“宅基地换房”改革, 浙江嘉兴的“两分两换”试验。但是, 这些宅基地制度改革本质上是土地发展权转移, 只不过均是地方政府行政推动的。
(三) 宅基地发展权转移的分析——以天津华明镇为例
1. 天津华明镇的基本做法与图解
华明镇共有宅基地12071亩, 户均0.8亩。新建小城镇需占地8427亩, 其中规划农民安置住宅占地3476亩, 这样就可腾出建设用地8595亩, 其中4000亩通过挂牌出让, 按照1亩100万元人民币计算, 土地出让收益至少有40亿元, 而华明镇用于农民还迁住宅和公共设施的建设资金约37亿元, 可以实现小城镇建设的资金平衡。另外还有4000多亩进行产业功能区与设施农业区建设, 包括3644亩进行复垦建设的设施农业区。由于复垦宅基地增加了耕地, 就可以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如图1所示, 某城镇往东扩大城镇面积, 要开发一块耕地进行城镇建设, 该地块可以分拆为A和B两个部分。由于后备土地资源有限, 现在只能找远郊一块宅基地C进行复垦, 地块A+B和地块C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 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复垦, 最终实现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 耕地面积不减少。
假设征收的地块A全部用于出让, 征收的地块B用于安置居住在地块C上的农民, 那么Sa+Sb≤Sc, 即地块A的面积与地块B的面积之和要不大于地块C, 将地块C全部复垦后, Sc- (Sa+Sb) 既可以作农用地, 也可以在未来继续开发利用城镇近郊同等面积的农用地。
全部的资金来源于地块A, Ta=Sa×Pa, Ta是地块A的总价, Pa是地块A的单价。Ta要满足四个部分的资金需求:
(1) 对于地块A、B的征收补偿费用Ca、Cb;
(2) 对于地块C的拆迁补偿费用Cc;
(3) 政府的运作成本Cg (包括调查、规划、设计、执行、监督等行政、业务费用) 和政府对于地块B的投资Ig (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住房等) ;
(4) 政府收益Ip
因此Ip=Ta- (Ca+Cb+Cc) - (Cg+Ig)
如果Ip<0, 政府就要对于拆旧建新工作进行补贴;如果Ip>0, 政府就有充分的激励进行拆旧建新工作;如果Ip=0, 拆旧建新工作刚好财务平衡。
对于华明镇来说, Ip除了4000亩地卖地收入40亿元减去37亿元开支之外, 还有4000多亩进行产业功能区与设施农业区。其他地区基本做法与过程一致, 区别仅在于Ip的高低正负。
当然, 如果Ip达不到政府的要求, 政府就会压低Ca+Cb+Cc, 由于Cc涉及农民安身立命的农村住宅, 因此强拆农民住房也是部分地方政府的必须动作了。
2. 宅基地发展权转移的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 地块A和B从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 不是之前的征地审批手续, 之前征收地块A和B, 仅仅是承包经营地块A和B的农民和相应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征地补偿费, 地块A和B由政府出让获得收入, 农民没有相应的土地发展权, 在耕地上的发展权完全由政府垄断。
而农民的宅基地就不一样, 农民可以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平房, 也可以盖多层楼房, 只要经济上划算, 但是不能进行商品房开发, 也不能转让给城镇居民。这说明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有一定程度的土地发展权。
将地块A、B和地块C联系起来, 则是地块A、B获得了地块C的现状权利, 即地块A、B获得的土地发展权是由耕地变更为建设用地的权利, 地块C丧失了相应的土地发展权, 由建设用地变更为耕地。
第二步, 地块A、B可以在目前的低效利用基础上进行高强度开发, 而地块C仅仅还是耕地。地块B的开发用来补偿地块C的权利人, 地块A的开发用来提供整个拆旧建新工作的开支。如果, 投资地块A的开发商获得超额利润, 开发商也分享了相应的土地增值。
3. 宅基地发展权与宅基地模糊产权的关系
宅基地发展权与农用地发展权不一样, 农用地发展权首先强调土地用途的改变, 然后才是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增加, 仅仅是农用地集约利用不属于土地发展权的范畴。而宅基地发展权是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 宅基地土地利用集约度在地块个体上表现为投资力度增加、地块上楼层更高, 在地块所在地域整体上表现为配套设施比较齐全, 地块上房屋与周围房屋能够吸引较大的人流、物流。
在宅基地目前地域条件下, 宅基地产权主体会自愿放弃高层房屋的建设而将其留在“公共领域”——行为能力不完全所形成的“公共领域Ⅳ”;将宅基地资源的有价值属性在国家范围内置于“公共领域”——法律歧视制造的“公共领域Ⅲ”。
可见, 宅基地发展权是基于宅基地模糊产权, 一旦有相应的条件, 宅基地产权主体就会进行高层房屋的建设, 就会对外进行出租, 获取“公共领域Ⅳ”和“公共领域Ⅲ”的土地产权收益。这可见证于城中村和城郊村的农民住宅多层住房出租。
同理, 一旦有相应的条件, 宅基地产权主体就会进行商品房建设等房地产经营, 将建造的房屋出卖给本集体之外的成员, 获取“公共领域Ⅴ”的土地产权收益。这可见证于“小产权房”的建设、出身。甚至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宅基地抵押的探索, 宅基地也可以通过银行进行资本化了。
因此, 宅基地模糊产权是宅基地发展权的基础, 只要存在宅基地产权的模糊, 地方政府、农民集体和农民都会追逐自身的土地产权利益。
三、宅基地发展权权益竞争
因为国家并没有对宅基地产权进行明确界定, 宅基地本身又是建设用地, 因而地方政府、农民集体和农民都在争取“公共领域”里面的宅基地发展权权益。
(一) 地方政府宅基地发展权权益竞争
除了本已经文提到的成都“拆院并院”, 重庆“地票交易”, 天津“宅基地换房”, 浙江嘉兴“两分两换”之外, 还有江苏昆山的迁村并点, 上海市的宅基地置换。集中居住、“上楼工程”等各地叫法不一, 其实质是通过村庄缩并, 腾出农民居住使用的宅基地空间, 用来扩展城镇规模、兴办工业区等, 获取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 增加城镇财政实力。其本质均是宅基地发展权的转移, 本文已经具体分析。
部分地方政府强行拆迁农民房屋, 推动农民集中居住, 有明显的政府利益动机。如本文之前分析, 如果政府收益Ip达不到政府的要求, 政府就会压低Ca+Cb+Cc, 降低耕地和宅基地及房屋的补偿款, 实现政府目标。2009年成都唐福珍自焚、2011年株洲汪家正自焚等悲剧均是农民对于地方政府强行拆迁农民房屋的回应。
(二) 农民集体进行“小产权房”的开发建设
“小产权房”至今也没有定义, 各地叫法不一。北京称为“乡产权房”、“村产权房”、“小产权房”;石家庄称为“村证房”;济南称为“野楼盘”;广州称为“宅基地房”。不过, 在2007年媒体和政府都开始称之为“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一般由村委会或乡镇政府主导开发, 以“旧村改造”、“村镇建设”、“新农村建设”、“农业园”等名义, 利用存量宅基地或集体建设用地、甚至占用耕地建造多层和高层住宅, 满足当地农民的居住需求后, 将其余部分进行销售, 所获收益归集体所有, 向全体村民分红, 并由村委会进行物业管理, 安置村民就业等 (一些媒体将“宋庄画家村案”中画家们购买的农村单独的院落也称为“小产权房”, (5) 本文为分析方便, 认为农村居民的单独院落、独体楼房等均不属于“小产权房”) 。可以把“小产权房”分为两类, 一类是利用农村的现有宅基地或其他集体建设用地建造的住宅楼, 第二类是占用农用地 (包括耕地) 和未利用地建造的住宅楼。由于第二类“小产权房”突破了土地用途管制, 是违法建房, 本文在此不予分析。而第一类“小产权房” (下文所说的“小产权房”仅指第一类“小产权房”) 仍然处在法律的模糊空间, 只是2007年底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政策对其作了禁止性规定, 有关管理部门也不予办理交易手续加以登记。
与农民住房出售相比, “小产权房”尽管也是产权受限制的财产, 但是, 第一, “小产权房”的交易对象众多;第二, “小产权房”充分利用了土地发展权, 容积率大幅提高;第三, “小产权房”占用的原有集体建设用地面积不仅包括了原有宅基地面积, 还有村庄里的非住宅占地面积。据我们在北京大兴区的调查, 非住宅用地大约在20%~30%左右;第四, 农民集体可以获取部分房地产开发利润。因此, 村委会或乡镇政府与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宅基地利益。
与住房、宅基地被征收相比, “小产权房”也有更多的利益。第一, 谈判价格一般比政府规定的价格高;第二, 宅基地征收补偿费用仅对地方规定的宅基地标准范围内面积进行补偿 (6) , 而标准范围外宅基地的利益就丧失了, 非住宅占用土地也与村民无关;第三, 也是可以获取土地发展权利益和部分房地产开发利润。
在这个开发链条中, 由于不用交纳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费, “小产权房”的主导者——村委会或乡镇政府可获超额利益, 合作开发商也可按比例分成, 普通村民除自住房外也可获得分红, 给代理公司的提成也可高达5.5%。 (7)
农民在腾出宅基地和住房时, 村委会或乡镇政府的置换标准比政府征收补偿水平要高。如通州区张家湾镇张湾村, 2001年拆迁时, 正房的置换方法是1平方米置换1平方米楼房, 厢房则是2平方米置换1平方米, 村里补贴10平米, 超过这个标准的则要按600元/平米自己出钱购买;2006年村委会颁布的最新规定说, 18岁以下的独生子女, 每人每年有1000元补助;18岁以上的村民粮食补助金每年1800元;而51岁以上的村民, 考虑到难以再就业, 每年有3600元的养老金。相邻的马营村拆迁改建“月亮湾小镇”时, 宅基地按照1000元/平米左右作价, 房子按1500元/平米作价, 将来小区建成村民买房的价格是1400/平米。同属于张家湾镇的西定村, 正在建设环湖小区, 西定村的政策是除回迁房外, 还有10万元补偿金。 (8) 通州区车里坟村1993年就开始旧村改造, 开发过云景里等商品房项目, 以及一些临街商业项目, 目前这些商业项目出租后的租金收益, 给每个村民的分红每月可达到1000多元。 (9)
(三) 宅基地征收过程中农村居民对宅基地收益权的争取
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关于宅基地和房屋等补偿的规定, 意味着, 只要涉及到农村宅基地和房屋的征收, 就会有利益争夺, 我国许多城市中存在的“城中村”就是一个见证, 征收部门与农村居民达不成交易, 只好绕地建设。但是, 一些建设还是需要征收农村宅基地和房屋, 宅基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过低导致农村居民采取种种方法争取更多的利益。
农村居民在货币补偿和房屋安置上极力争取更多的补偿。如卢阳对四川一个乡镇的调查, “争议对立的矛盾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住房拆迁补偿费用多少。基层政府根据省级、市级文件制定了土地赔付标准, 农民则迫切希望政府包揽征地之后的所有问题。2001年大量征地刚开始的时候, 对于农民装修的墙砖、地砖、吊顶等损失政府要给予一定补偿, 为了可以获得这多赔的15元/平方米, 每家每户都在三更半夜赶着贴瓷砖, 甚至连猪圈也是贴得满满当当, 敲一下空空作响, 很明显是临时贴上去的。二是住房安置问题。2002年以前, 安置农民采取的是由农民自己出钱在政府划定的区域修建安置房。当时在D镇的中心区域新修了几条街道, 统一构造上屋下铺的模式, 生意兴隆人气旺盛, 之后新出台的政策规定由政府统一修建居民小区作为集体安置房, 由失地农民购置。农民则认为入住集体安置房不公平, 要交物管、清洁等费用不说, 私人修的底楼通常都是商铺, 一来一去损失不少, 所以要求自己修建安置房。” (10)
湖南也出现类似情况, “为了套取征地拆迁补偿, 2003年年底至今, 湖南省长沙县成千上万农民掀起抢建违章新房、抢装修、抢挖渔池、抢栽果树的‘四抢’风潮。时至今日, 这场畸形的农村基建"大跃进"造就劣质违章建筑大约超过50万平米。耕地被滥占, 林地遭到毁坏、拆迁成本剧增。按规定, 违法违章建筑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但是长沙县少部部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由于急着给投资商征地, 迁就一些违法违章建筑行为, 突破政策底线, 给予了正常的标准‘打折’的补偿。”!
四、协调宅基地发展权权益竞争的制度设计建议
宅基地发展权权益竞争一方面诱致农村群体性事件, 引起农村社会不稳定, 一方面造成农民和农民物质资源的投入、闲置和行政资源的过度利用, 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仅仅从管理机制进行利益协调已经不能解决宅基地发展权权益竞争的根本问题, 必须从宅基地产权制度设计方面进行探索。
(一) 明确宅基地产权, 让宅基地产权不再模糊
现行宅基地产权制度安排的现状, 一方面承认了农民有宅基地发展权——可以盖房和增加附属设施, 但是对于农民具体的宅基地产权又不是很明确, 将农民建造多层及高层农村房屋的权利, 农民转让、抵押农村房屋的权利, 放置在“公共领域”, 由此引起地方政府、农民集体和农民对这部分产权利益的竞争。
2007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而宅基地是农民建设用地的“大户”, 建议承认宅基地与国有建设用地一样, 有明确的土地发展权, 宅基地使用权主体拥有宅基地发展权。明确宅基地使用权主体拥有自主交易权, 交易对象不受限制, 并且宅基地可以抵押, 农民可以获取银行借贷资本用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
政府可以收取一定的税金,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收取一定的租金来获取相应的权益。
(二) 明确政府行政权力的限度
鉴于地方政府强行拆迁农民房屋造成的诸多事件, 2011年4月4日, 国务院下发《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 强调地方政府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实施“上楼工程”, 同时要求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进行规范。
但是, 仅仅以中央政府的权威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 并不能保证农民宅基地产权的安全, 必须限制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农民只要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宅基地产权, 其权利就受法律保障。如果地方政府侵犯农民的宅基地产权, 就必须追究地方政府及其当事人的责任。
在现行制度下, 农民“城里的房子买不起, 乡下的房子卖不掉”, 形成了两栖占地,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的同时增长, 加剧了我国土地资源的供求矛盾。如果明确宅基地使用权主体拥有宅基地发展权, 农民就有在城镇购房的启动资金, 目前的“土地城市化”就会向人口城市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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