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纠纷（精选7篇）
权益纠纷 篇1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保金早已成为法律强制性规定。然而,个别不诚信用人单位却以种种理由不交、少交,迟交社会保险金。当遭遇社保金纠纷时,请劳动者切记,至少有六大权益法律保障!
一、单位未缴纳养老保险,补交+补偿金
[案例]朱阿姨是某市环卫系统工人,专门从事街道清扫工作。早年入职时是临时工,也未与单位签订任何劳动合同。而且一干就是23年,眼看明年就要退休了,却发现单位没有给她缴纳养老保险,作为城镇居民,她没有赖以生存的耕地,退休后的生活谁来保障啊?上月初,她找到单位领导提出退休养老金一事,可单位回答说:你与单位没签订过劳动合同,只是临时工,就是你到了退休年龄,只要身体行愿意继续干,没有年龄限制,可养老金我们管不了。单位的说法对吗?
[分析]单位的说法与法律规定相悖。朱阿姨虽然未与所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无可争议。《社会保险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可见,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以确保劳动者退休后享受应得的养老金(退休工资)。用人单位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我国法律强行性规定,朱阿姨可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要求单位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同时,朱阿姨还可以单位未为其缴纳社保费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单位按自己月工资标准给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
二、迟延缴纳社保金,签字同意也可反悔
[案例]应届毕业生小周入职某餐饮服务公司后,餐馆服务公司迟迟未给小周办理社会保险,小周向公司提出为其缴纳社保金的要求。可得到的回答是,员工入职必须干满6个月,且明确表示继续在此工作,方可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而且,在餐馆服务公司所提供的格式劳动合同条款中均有载明,你已同意并在合同上签字,不能反悔。
[分析]《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可见,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法律对用人单位的强制性规定,不是随意想交就交,想不交就可不交。该餐饮服务公司的此项规定无论是否写入劳动合同之中,都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依据《劳动合同法》“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之规定,小周即可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补办之前6个月的社会保险,也可以向社保局或者劳动监察投诉维权。
三、社保金缩水,补交是必需的
[案例]90后大学生小徐入职某商业发展公司工作不久,发现自己月工资为4100元,可缴纳数额比男友小刘(月工资3100元)还低。个人缴纳比例低,意味着公司为自己缴纳的相应数额也同样低。经与主管交涉,被告知公司有明确规定,无论工资多少,一律按社保局规定最低参保基数缴纳。而且,该规定已经写入每个人的劳动合同之中。小徐在工作2年6个月时选择了辞职,并要求公司按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险费标准为其补交未足额缴纳部分;同时给付相当于自己2个半月经济补偿金。公司以小徐主动辞职为由予以拒绝。
[分析]《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号的附件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实施办法之一》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应以“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上述规定表明,该公司的“一律按社保局规定最低参保基数缴纳依法缴纳”之约定不仅侵犯劳动者权益,更因违法而无效。劳动者有权要求按规定补交。
四、未缴纳社保?劳动者自行办理后可索赔
[案例]吕先生所在公司一直未为吕先生办理缴纳社会保险。吕先生从入职那月起便以个人名义按照自己月工资基数比例缴纳养老保险费。三年来共缴纳养老保险金21000余元。双方签订的3年期劳动合同届满时,公司决定不再与吕先生续签劳动合同。吕先生申请仲裁未果后,诉至法院,要求公司赔偿其养老保险损失21000元;给付相当于3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终获得法院的支持。
[分析]《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可见,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是其法定义务。当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自行缴纳后,请求用人单位赔偿其损失的,可比照用人单位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计赔。因此,人民法院判决是有法律依据的,体现公平原则。
五、未缴纳社保金,失业保险和一次性生活补助一并赔
[案例]李某于2012年4月10日入职一家装饰装修公司。该公司与李某签订了劳务用工合同,未为其缴纳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无奈之下,李某工伤满3年时提出离职,与单位解除用工关系时,李某提出除给付3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还应给付赔偿金与(因未交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公司以双方系劳务关系,且李某主动辞职为由予以拒绝。
[分析]李某与该公司签订的虽是劳务合同,但双方均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双方所签订的用工协议虽标注为劳务关系,但并不影响双方实际建立的劳动关系的属性。《辽宁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满1年不足5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12个月,其中累计缴费时间满1年的,可领取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累计缴费时间每增加1年,增加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第十八条规定: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一定比例确定。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累计缴费满1年不足10年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70%发放。李某在公司工作3年整,可享受9个月失业保险金,由于公司未为其办理失业保险,导致原告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被告应当依法赔偿。
六、欠缴社保导致无法领取退休金,全额赔偿无障碍
[案例]乡下木工金宝才于1994年11月入职某电视大学,双方一直未签订劳动合同。直到2008年2月,校方才与金宝才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为其办理了养老保险。2015年5月20日,金宝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校方始终没有为他补缴2008年以前的养老保险金。金宝才曾多次找学校领导要求补交2008年以前的社保金,校方以2008年前双方未建立正式劳动关系为由予以拒绝。案经金宝才起诉,法院参照当地年度退休职工社会平均养老金标准计算,判决校方按月给付原告退休金。
[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属于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侵害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损失赔偿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一次性赔偿,按照每月领取的退休养老金数额,计算到平均寿命年龄75岁,即15年。其计算公式为:月工资×12个月×15年。另一种是按照当地年度退休职工社会平均养老金标准,按月发给。这两种方式的选择权在劳动者,当然,也要综合考虑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能力等情况。
(编者注:本文引用的均为辽宁省的案例,仅供参考)
权益纠纷 篇2
一、以“终止劳动合同”取代“解除劳动合同”，避免辞退补偿金纠纷的发生。根据现行国家及深圳市的劳动法规和政策，企业（国有企业除外）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合同因期满或者约定条件出现而终止，并非“解除”劳动合同，企业不需要向员工支付辞退补偿金。因此，企业可以采取下列方式避免辞退补偿金纠纷的发生： 1．签订短期限的劳动合同。企业可以与员工签订期限较短的劳动合同，如在劳动合同期限内，该员工的表现令企业满意，在劳动合同到期时，可以续签劳动合同；如该员工表现令企业不满意，则可以在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时终止劳动合同而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规定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时，企业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但这项规定在深圳市的司法实践中未实行。）
如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后不再续签，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的发生，企业应在期满日之前，以适当方式（建议以书面形式并要求员工签收）通知该员工。2．约定劳动合同的终止条件。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中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劳动合同即终止。因终止条件出现而终止劳动合同时，同样不需要支付辞退补偿金。如：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停工待料日期超过XX日，且不可能立即恢复生产的，本合同终止”。应注意的是，对于劳动合同终止条件的约定不能违法，不能把法定应支付辞退补偿金的情形，规定为终止劳动合同的条件。如：类似“员工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和换岗后仍不能胜任工作的，劳动合同终止，企业不支付经济补补偿金”的规定，就因为违法而不发生效力。
二、以职工“辞职”取代企业“解除”劳动关系，避免辞退补偿金纠纷的发生。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员工自动辞职的，企业不需支付辞退补偿金。在某些情况下（如员工为日后寻找工作方便不愿被“开除”），员工违纪后愿意以“辞职”名义离开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果能取得员工的辞职书，就可不必支付辞退补偿金。但随着劳动法知识在企业员工中的普及，这种情况已越来越难以做到。
三、在劳动合同及企业规章中明确规定违纪辞退的情形，通过有效引用过错辞退条款，预防和解决辞退补偿金纠纷。根据劳动法及有关规定，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且不需支付辞退补偿金：
（一）试用期内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被劳动教养的。在辞退纠纷中，上述
（二）、（三）项是经常被企业引为辞退理由的。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两项的标准都难以掌握。什么是“严重”违纪，多大损害才算“重大”，都是十分模糊的标准。如果交由劳动仲裁委员会或者法院去判断，大多数的违纪行为不会被认为是“严重”，大多数的损害不会被认定为“重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企业面临败诉的局面。但如果企业在其劳动合同或者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辞退且不支付补偿金的情形，只要这些规定不违法，发生纠纷后，劳动仲裁委员会和法院一般就会依照企业规章的规定作出裁决。在劳动合同或者企业规章制度中规定辞退条件，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 1．单独对辞退条件作规定。如有的单位规章就规定：“员工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立即予以辞退，并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1.……”。2．在具体守则中规定。如：“员工不能正常上班应请假，未按程序请假的视为旷工。旷工3天以上的，予以辞退，并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3．对于某些违纪行为虽然性质较轻，但如果屡教不改，也应当规定为辞退条件。具体规定的方式可以有3种：1）就单个行为累计，如：“无故迟到或者早退，在一个月内累计达到10次，或者1年中达到50次以上者，予以辞退，并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2）累计处罚方式，如：“一个月内累计受到警告以上处分5次以上者，三个月内……予以辞退……”。3）逐步加重式，如“弄虚作假，托他人代打工卡者，初次发现扣除工资50元，再次发现，即予辞退，并不支付经济补偿金”。4．由于企业的劳动合同和规章不可能对所有违纪行为都详尽列举，因此还需要：1）规定类比情形条款，如：“……对于其他违纪行为，公司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本
条予以处罚。” 2）及时对规章制度进行修改，并以适当方式告知员工。5．有关条款可以参照《企业奖惩条例》和《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规定》（见附件）制定。6．对于上述的辞退条件，建议都附加“不支付经济补偿金”、“不予补偿”等字句，以减少争议。
非全日制用工权益纠纷案例三则 篇3
案例1：刘阿姨自2010年9月以来一直为北京市顺义区一家企业做钟点工，工作时间是每天上午8点至中午12点，每周工作6天。工资每月1000元，每月10日前与企业其他员工一起发放。未办社会保险。2011年6月的一天，刘阿姨偶然得知《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应当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于是，刘阿姨向企业提出了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要求，遭到企业拒绝。刘阿姨遂提起仲裁。
案例分析：刘阿姨的工作时间完全符合《劳动合同法》对非全日制用工的定义，属于非全日制用工无疑，因此依照《劳动合同法》可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除此之外，本案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以下三点：
一是工资结算周期。《劳动合同法》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但案例中的企业给刘阿姨的工资是一月一结，这无疑是违法的。那么，这属不属于拖欠工资，能不能要求企业支付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呢？目前北京地区实务中的做法一般是不予支持。但如果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申请仲裁要求至少半月结算一次工资，则会得到支持。或者劳动者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企业依法至少十五天结算一次工资。
二是社会保险。在非全日制用工的情况下，企业没有替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的强制义务。如果双方另有约定由企业办理社会保险，则按约定处理。
三是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额在不同地区标准不同，以北京市为例，自2012年1月1日起为非全日制工资不低于每小时14元，法定节假日不低于33元/小时。根据工作时间计算，刘阿姨的每月工资应在1200元以上，显然她的工资标准低于法定标准，因此刘阿姨可以请求补发差额。
案例2：高某从2004年7月开始每天16点至18点为山西某贸易公司做保洁工作，每周工作5天，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2011年12月17日，高某又与另一家传媒公司达成口头协议，每天8点至11点为该公司做报纸投递工作，每周工作5天。在一次投递过程中高某发生交通事故，伤势严重不能继续工作，两家公司均将高某辞退。伤后高某要求贸易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遭到拒绝。高某又要求传媒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该公司却以高某为非全日制用工为由予以拒绝。高某不服，遂到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
案例分析：虽然用人单位没有为非全日制工作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强制义务，但如果发生工伤，用人单位仍然需要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根据《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人力社保部令第13号，2011年7月1日起实施）的规定：职工（包括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发生工伤，由职工受到伤害时工作的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因此，高某虽然是非全日制用工，但在为传媒公司工作时发生工伤，传媒公司同样应当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用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因此，贸易公司辞退高某无须补偿。
案例3：秦师傅与某五星级酒店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秦师傅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3小时，工作时段为晚上12点至次日凌晨2点。酒店以合同期限较长且对员工技术水平要求较高为由要求试用30天，试用期工资按正式录用后的80%支付。秦师傅与单位协商“试用期”事宜未果，遂到当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
案例分析：非全日制用工的界定标准为用工小时数，与工作时段和劳动合同期限无关。本案中酒店虽然与秦师傅签订了期限为3年的劳动合同，但仍属于非全日制用工，双方随时可以解约。《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这是法律对非全日制职工的特殊保护。
（山西 王艳）
权益纠纷 篇4
患者“不利地位”的改变, 除了从法律角度加以强制约束外, 从医院管理, 医疗监督的角度看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1 患者“不利地位”的解决对策
从改善医患关系入手, 加强患者“平等权利”地位。提高法律意识, 加强执法力度和监管力度, 在一定基础上对改变患者“不利地位”的局面, 有很大的作用。
1.1 加强医疗行业职业道德观、服务宗旨和诚信理念的教育, 改善医患关系, 取得相互理解和信任
改善医患关系, 取得相互信任, 是避免和减少医疗纠纷发生的重要因素。从医疗机构一方来说, 应注重教育医务工作者明确医疗机构的服务宗旨, 加强职业道德观念的培养和培训, 建立服务意识和诚信理念, 提高医务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同时还应加强医务人员业务知识的学习和钻研, 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能力。改变医疗机构为避免“过错”出现, 诊疗活动日渐趋于保守, 对于有些风险病症, 采取不接收、不治疗、不手术的消极态度, 不敢或者不愿应用最新诊疗技术的作法。对于患者一方来说, 由于医疗行为的专业性, 使患者一般对自己的诊疗结果都抱有较大期望值, 对医生的诊疗也充满信任。所以当一旦出现诊疗结果不合期望, 便认为是医疗机构诊疗有“过错”。所以也应加强对患者进行医疗知识和医疗行业风险的普及和宣传, 理解医疗科学的进步和发展, 也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 有时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使医患双方建立起一种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友善关系, 以便在诊疗过程中, 能够客观理性地对待出现的一些失误和不理想的治疗结果, 尽量避免和减少纠纷的发生。
1.2 全面提高医患双方对预防医患纠纷发生的法律意识, 加强和完善医疗纠纷的行政立法
1.2.1 加强医生、护士等医疗机构人员对医患纠纷的法律培训, 正确履行告知义务, 规范医疗技术操作程序, 杜绝人为失误和差错的出现。
医疗机构对前来诊治的患者应发放防止医患纠纷的宣传资料, 加强对患者医疗常识的培训。
1.2.2 对于疑难、复杂、风险较大, 或者有可能发生医疗失误的手术治疗, 必须采取同步录音、录像, 以确保证据的真实性。
使医疗证据不再呈现只有医疗病历的单一性, 对准确做出医疗鉴定也大有裨益。
1.2.3 加强和完善医疗纠纷的行政立法和处理机制, 在《条例》中应增加保证患者权利实现的保障措施规定。
明确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详细规定风险点, 以便纠纷处理中依据明确, 可操作性强。
1.3 制定科学的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
如前所述, 目前的医疗事故责任鉴定与医疗过错责任鉴定都存在较大的缺陷, 不是合理的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的性质应当是司法鉴定, 具体组织责任鉴定的不应当是医学研究机构, 而是法院和法官的职责。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卫生部应当制定科学的、符合司法规律的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对医疗损害责任医学司法鉴定结论应当像对待其他司法鉴定一样, 法官有权组织并进行司法审查, 有权决定是不是进行重新鉴定, 有权决定对鉴定结论是否采信, 并且鉴定专家有义务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如果有充分的根据, 法官有权依据调查的事实, 或者根据更有权威的鉴定结论而否定先前的鉴定结论。只有这样, 才能够保证医疗损害责任认定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能够充分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1) 。
1.4 积极运用ADR (2) 解决模式解决医患纠纷
1.4.1 监察人制度 (ombudsmen) :
由被指定的中立的第三方收集医疗纠纷有关信息, 由其进行独立的调查, 也可以依照有关程序向当事人收集信息, 进而提出纠纷解决方案和改进管理的建议。
1.4.2 调查 (fact-finding) :由中立的第三方进行调查, 并根据纠纷的事实出具一份无约束力的报告。
1.4.3 会商 (consensus-building) :由中立的第三方召集纠纷各方或其代表通过有组织的谈判, 使各方达成一致意见。
1.4.4 调解 (mediation) :
纠纷各方在中立第三方的帮助下, 通过协商尽量协调分歧, 达成协议, 调解的最大特点是调解员本身不发表主导性意见, 解决方案完全来自纠纷双方, 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往往不具有约束力。
1.4.5 仲裁 (arbitration) :
纠纷被提交给一个或多个中立的仲裁员, 由仲裁员根据预先制定的程序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最终裁决。仲裁过程中涉及的法律依据和仲裁程序与法院审判基本相同, 但仲裁先例不作为仲裁依据。仲裁结果具有法律效力。
1.4.6 综合性ADR方法 (ADR hybirds) :
多种ADR方式的混合使用, 通常按一定的次序进行, 如在“调解一仲裁”中, 仲裁员应先进行调解, 调解不成即转入仲裁程序。ADR形式虽然多种多样, 但根据调查结果, 医疗纠纷主要还是通过调解和仲裁得到解决, 其中85%左右的纠纷是通过调解这一方式解决 (2) 。
注释
11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改革的成功与不足[OL].中国民商法律网, 2011-08-18.
22 AD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起源于美国的争议解决的新方式, 意为“解决争议的替代方式”, 或者翻译为“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由于它没有复杂的程序, 且不伤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关系, 被很多西方国家采用.现在流行的几种主要ADR方式有以下:调解、调停、微型听审、聘请一名法官 (或称专家裁定) 、在法院协助下的ADR.
权益纠纷 篇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保险合同纠纷中的适用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之前，保险合同纠纷是否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在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其争议原因主要在于投保人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规定的消费者。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真实案例。（遇到法律问题？广州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来源：上分家援2012年2月1日，原告梁某通过某兼业保险代理机构购买某保险公司某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投、被保人梁某通过转账方式向保险公司支付首期保费4万元，并在代理机构出具的代理保险业务代收凭证上签字确认。2天后，梁某收到保险合同及发票。而后，保险公司对其进行了电话回访。2013年5月10日，梁某以投保单非其本人签字，代理机构在销售过程中夸大收益存在欺诈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向其双倍返还所交保费及利息。经鉴定，投保单非原告本人签名。原告认为其与被告某保险公司之间不存在保险合同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看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被告某保险公司委托被告代理机构代理销售保险，两被告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被代理人（某保险公司）对代理人（代理机构）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新《保险法》第2条规定，原告支付保费购买保险，被告某保险公司出具发票、保单、保险条款，双方的行为符合保险法律关系特征。双方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遇到法律问题？广州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其次，我们来看下本案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问题。该案发生于2014年3月15日 “新消法”正式实施前。“旧消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产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该法保护；该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该法所称的生活消费不具营利性。本案原告购买涉案保险产品，属使用金融服务或投资于金融工具的投资理财行为。两者存在较大区别，故本案不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范围。（遇到法律问题？广州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那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旧消法”有哪些区别呢？2014年3月15日，由全国人大修订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新消法”）正式实施。新增第二十八条：“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遇到法律问题？广州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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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其中明确提出“金融服务经营者”概念，把金融业纳入调整范围。（遇到法律问题？广州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法律中尚无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而“旧消法”未把金融消费品明确囊括其中，法院往往不把该法适用于金融消费者。保险从业人员为了谋取利益，经常会夸大收益、隐瞒风险，或编造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根据“新消法”，消费者可起诉维权。根据“新消法”第55条规定，相关公司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
“新消法”确实将金融业纳入调整范围，但仍未采纳“金融消费者”的提法，仅在“经营者义务”一章中明确使用了“金融服务经营者”的概念。目前，诉讼实践中并无保险纠纷适用新消法退一赔三的案例，对此仍存在争议。（遇到法律问题？广州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不管怎么说，“新消法”的实施，说明我国已开始注重日益增多的保险纠纷案件。做为保险代理人员更应对此引起重视，规范自身的销售行为，推动保险市场健康发展。
权益纠纷 篇6
国家人口计生委2009年7月启动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报告显示:流动人口中78.7%为农业户口, 其主要在制造、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业领域就业, 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因为文化背景、观念意识等方面的差异, “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在进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面对多重压力和障碍, 最大问题就是外出流动的过程中其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2010年6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国际研讨会”首发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指出, 流动人口劳动权益维护能力差, 对劳动保障政策知晓程度低, 约三成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时间偏长, 平均每周工作58.2小时。
纠纷在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发生, 而纠纷的解决也是必需的。纠纷解决的模式与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当事人选择何种纠纷解决途径与其法律意识有着必然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的法制观念、维权意识有了很大进步, 但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 文化水平不高, 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较少, 所以法律的权威在他们的心目中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故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 因为不懂法律法规、又缺乏保护自己的能力, 往往只能忍气吞声, 放弃自己的权利屈从于社会带来的不公平。当矛盾累积到无法忍受的时候, 流动人口往往选择私力救济, 即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 而是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 非程序性地实现其权利, 以解决纠纷。但是私力救济很容易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甚至于转化为刑事案件。2010年8月27日上午, 沪陕线西 (安) 商 (州) 高速路西安灞桥洪庆立交桥段工地发生一幕悲剧:一拨农民工讨薪堵住工地路, 影响到其他施工队施工, 双方争执继而厮打, 最后演变成有人带众人持钢管、钢筋殴打堵路农民工, 致使多名讨薪堵路农民工受伤, 一人不幸身亡。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指出, 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亿人, 到2050年流动人口规模可达3.5亿人。对于流动人口这样一个庞大的弱势的社会群体, 建立一个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去切实有效的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是一个社会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的保证。
二、影响流动人口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因素
纠纷的发生, 不仅困扰卷入纠纷的当事人, 而且也会影响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因此, 纠纷的解决, 不仅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不可分割, 而且还与国家以及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息息相关。流动人口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往往有如下选择: (1) 忍着; (2) 自己找对方解决; (3) 找第三方解决; (4) 诉诸法律。流动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农村的农民, 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强调“和为贵”。一是尽量避免与他人发生矛盾和纠纷;二是一旦发生纠纷, 多倾向于协商解决。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 流动人口在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时, 往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择诉诸法律。
影响流动人口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 法律知识水平低。流动人口文化素质不高, 法制观念比较淡薄, 对其自身应有的正当权益、工会组织的性质等知道不多甚至全然不知, 纠纷发生以后, 存在轻视法律或者畏惧法律的意识, “权利意识与诉讼行为之间必然存在着正比例的关系;诉讼率可以作为法和权利的意识发达程度的衡量指标”, 越是法律知识水平低的流动人口越容易在纠纷发生以后选择忍着;第二, 经济收入水平低。由于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低, 被拖欠克扣工资的现象普遍存在, 所以流动人口受经济能力所限, 考虑到诉讼成本如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等和解决纠纷所需要的时间, 遇到纠纷常常不愿打官司, 当自己无力独立解决纠纷的时候, 往往会选择求助第三方;第三, 对人情与法律关系的认知低。在中国人情大于国法、权大于法的现象屡见不鲜, 而且部分法官的素质和形象欠佳, “吃了原告吃被告”, 影响了民众对法院的信任, 降低了司法公信力, 所以流动人口在背井离乡的处境下, 对于诉讼大多采取回避的态度, 既打不起也不敢打官司。受上述因素的影响, 流动人口在合法权益被侵害时, 往往不晓得通过合法手段保护自己;或者虽有维权意识, 但因为身处异乡, 不敢维护自身权益;甚至在纠纷解决过程中, 因为求助无门, 而铤而走险, 用非法手段去维权。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疏导和解决流动人口权益纠纷, 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难点和热点话题。
三、和谐社会背景下流动人口权益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之构建
针对流动人口权益纠纷的特点, 提供多方位、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方式, 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化解纠纷、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流动人口权益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主体构架。
1. 和解。
和解是旨在通过双方当事人的相互协商和妥协, 达成变更实体权利义务的约定, 从而使纠纷得以消除的行为。流动人口在身在异乡的情况下, 纠纷发生后, 能够和对方和解是最好不过了, 因为较之于纠纷的其他解决方式, 和解的成本是最低的, 而且有助于化解当事人之间因纠纷而产生的对立情绪。但是由于协商过程没有第三人的介入, 和解协议完全是在纠纷当事人之间达成的, 因此就存在协议是否公平的问题。采取和解这一方式时, 因为受到自身文化素质和法律知识水平的限制, 流动人口在对自己的权益范围不甚明了的情况下往往不知道争取自己的权利, 有时甚至为了能够达成和解协议, 而委曲求全, 所以采用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可能不利于对流动人口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为了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 必须加强对这一人群的法制宣传, 使其懂得法律, 知道以法律来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调解。
调解是在第三方协助下进行的、当事人自主协商性的纠纷解决活动。调解程序的进行需要一名旨在帮助纠纷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第三人的介入。根据调解人的身份和性质, 这里的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强调无论是庭前、一审、二审还是再审阶段都可以适用调解。目前涉及到流动人口权益纠纷的案件主要集中在工伤、劳资纠纷、人身伤害等方面。随着80后成为流动人口主体, 在流入地结婚生育的比例增加, 相应的会带来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未成年子女接受教育等问题。考虑到流动人口的经济承受能力, 应该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解决流动人口权益纠纷中的积极作用。人民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一, 具有纠纷解决成本低, 纠纷解决程序简易和处理的高效性的优点。据司法部统计, 2008年, 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民间纠纷767万多件, 调解成功率达97.2%。经人民调解又诉至法院的纠纷仅占调解纠纷总数的1%, 被法院裁定维持调解协议的比例高达86.9%。
3. 劳动争议仲裁。
仲裁是基于当事人的合意, 由中立第三者作出有法律约束力和执行力的决定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揭示了目前流动人口生存发展面临的六大问题, 其中劳动权益保护首当其中。从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的实践来看, 最有影响力、覆盖范围最广的是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劳动争议仲裁, 指劳动争议当事人依法向法定专门处理劳动争议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 由仲裁委员会依法对双方的争议进行裁决的活动。与一般的民商事仲裁不同, 劳动争议仲裁具有强制性, 即只要有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 仲裁委员会即予受理。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争议诉讼的前置必经程序, 当事人如果要起诉到人民法院, 必须先经过仲裁, 否则人民法院将不予受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案件, 实行一次裁决制度, 但是与民商事仲裁的一裁终局不同, 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 仍然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4. 行政处理。
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9条第2款和劳动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12条规定, 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 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9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国家规定, 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或者拖欠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 劳动者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 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处理。根据这些规定, 劳动者因劳动报酬, 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权益纠纷, 一方面可以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寻求救济, 另外一方面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 通过劳动保障监察途径寻求权利救济。在劳动保障监察过程中, 劳动监察部门与接受监督监察的单位是行政监督管理关系, 劳动监察部门一经作出处理决定, 立即发生法律效力。采取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的方式解决劳动争议的优点显而易见, 首先, 成本低;其次, 快速;再次, 用人单位是劳动监察部门日常行政管理和监督的对象, 行政处理往往是在行政权威的潜在影响下作出的, 对于最终处理结果用人单位往往会自觉履行。
5. 诉讼。
诉讼是审判机关和案件当事人在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配合下为解决案件依照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归属, 以判决的形式明确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诉讼是流动人口权益纠纷从法律上获得解决的最后保障, 通过诉讼程序和法院判决解决纠纷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 也是诉讼存在的必要性与基本功能。但是诉讼救济的迟延性, 诉讼的程序性使得权利人的权利无法得到及时保护, 破坏的秩序无法及时恢复, 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前文已经分析了影响流动人口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几个因素, 除非给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伤害, 甚至使其无法正常生活, 这时当事人才会不惜成本选择诉讼途径, 否则流动人口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一般不会选择诉讼。
(二) 流动人口权益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运行模式及其价值取向。
流动人口权益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运行模式即以人民调解、仲裁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调解为轴心, 以定纷止争为目标, 以行政处理、仲裁裁决、诉讼判决为保障, 相互协调, 相互补充, 及时高效地处理流动人口权益纠纷的纠纷解决体系。
1. 充分发挥各类调解功能, 构建大调解格局。
调解工作方式灵活、简易、迅速, 不象诉讼, 需要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 还要缴纳律师费用和诉讼费用, 耽误大量时间, 当事人甚至还要承担司法不公的风险。从解决问题的效果出发, 调解解决纠纷的效果好, 由调解促成的合意有利于当事人自愿履行其内容。在调解人员理性的劝解下, 双方还可以当场化解矛盾, 彻底解决纠纷引起的双方紧张关系。2007年7月, 厦门市海沧区司法局针对新阳街道辖区内企业多、流动人口多且相对集中、易发生矛盾纠纷的特点, 在原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基础上, 在新阳街道分别成立了“新流动人口人民调解委员会”和“霞阳流动人口人民调解委员会”。流动人口调解委员会的成员有企业、村民的代表, 还有‘有威望’的外来人员参与, 此外还专门聘请了一名专职调解员, 从而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避免许多矛盾恶化。针对流动人口法制观念不强、经济收入不高的特点, 应该积极推进人民调解与仲裁调解和行政调解相结合, 综合运用民间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专门化解流动人口权益纠纷。
2. 加强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法院的诉讼程序之间的合理衔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关系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解释 (二) 》第3条规定,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 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 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除了上述少数的劳资纠纷的案件, 当事人可以不经仲裁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其他的劳动争议纠纷必须经过“一调一裁二审”, 一起普通的劳动争议案件往往需要近一年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是工伤, 还要经过有关部门的认定、复议, 时间则会更长。对于劳动报酬本来就很低的流动人口而言, 他们在面对维权时需要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往往望而却步。流动人口作为弱势群体, 在面临纠纷时, 往往不敢拖也拖不起, 更希望能尽快得到一个相对公平的判决结果。所以当前需要通过改革立法和完善司法, 加强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法院的诉讼程序之间的合理衔接, 减少流动人口打官司的成本。
四、结语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机结合和互补互动, 而非简单的并列, 其最高价值就在于其各个部分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以诉讼审判作为社会正义的质的保证, 以各种非诉讼解决机制满足纠纷解决在量的方面的需求。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是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 但并不是惟一可行的途径。要妥善合理的解决流动人口权益纠纷, 离不开人民调解委员会、劳动仲裁委员会和劳动监察部门的积极配合。在涉及到流动人口权益的纠纷中, 必须综合运用和解、调解、劳动争议仲裁、行政处理、诉讼等手段, 才能高效、便捷、低成本、有效地解决纠纷, 维护社会的稳定, 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 建立一个公正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去切实有效的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流动人口权益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主体构架包括和解、调解、劳动争议仲裁、行政处理和诉讼。在纠纷解决过程中, 必须充分发挥各类调解功能, 加强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法院的诉讼程序之间的合理衔接。
关键词：流动人口,权益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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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纠纷 篇7
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及该权利受到保护时给消费者带来的应得利益, 其核心是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者权益纠纷, 亦称消费者受害纠纷, 是指消费者在生活消费中因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而产生的社会纠纷。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越来越多。消费者权益在某些条件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事例也日益增多。由于消费者对消费纠纷所持的态度不同, 往往会对同类的消费纠纷采用不同的解决方式。大多数消费者权益纠纷涉及的标的额较小, 消费者个人受到的损害不大, 所以大多数消费者会因为怕麻烦而不愿意主动维权, 从而呈现出 “纠纷数量多, 损失数额小, 消费者不愿意主动维权”的现状。
2消费者权益纠纷的特点
2.1纠纷涉及面广
消费纠纷发生在购物、餐饮、教育、旅游等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 涉及多个部门, 需要各主管部门分工协作, 共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电器电子、服饰、食品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消费领域产生的纠纷案件较多。南京市民认为在电子电器类、服饰类和食品类3方面发生的消费纠纷比较频繁, 三者所占比例分别是26%、23%和17% (根据调查问卷设置的顺序) , 所占比重较大。这3方面的消费与消费者的生活息息相关。
2.2纠纷标的额相对较小、纠纷发生频率高、数量多
现代社会中, 消费群体十分庞大。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各种形式的消费来得到满足。电器、服饰、食品、化妆品等消费品人们会经常使用、反复购买, 消费纠纷大多发生在消费者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过程中, 这使得以小额消费品为标的的交易大量频繁发生, 继而导致小额消费纠纷的普遍发生。长期以来, 我国在立法上对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缺乏必要的关注, 现有纠纷解决机制也忽视了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特殊要求, 不能充分发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在被调查的消费者中, 73.5%的消费者有过消费纠纷, 5.25%的消费者经常有消费纠纷。
3消费者权益纠纷的解决现状
3.1消费者权益纠纷解决的现状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了五种消费纠纷解决制度, 即协商和解、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的行政部门申诉、仲裁、诉讼。这5种方式是并列关系, 消费者可以选择适用, 并无先后顺序之分。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在消费纠纷发生后, 绝大多数消费者会选择与经营者协商和解, 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仲裁和提起诉讼的人数较少。在调查中, 当被问及“您认为消费者是否愿意采取法律手段来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时, 57.5% (230人) 的消费者认为愿意, 42.5% (170人) 消费者认为不愿意。
3.2消费者权益纠纷解决现状的成因探析
当消费者被问及“您觉得消费者不主动维权、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 是出于何种原因”时 (多选) , 原因如下:怕麻烦 (269人) 、程序复杂 (186人) , 耗时长 (94人) , 不知道如何解决 (80人) , 自认倒霉 (80人) , 商品价格便宜, 不值得花时间理论 (71人)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 80名消费者认为消费者不主动维权是因为在发生纠纷时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或者机构求助。80名消费者认为消费者不主动维权是因为在遇到消费纠纷时自认倒霉, 放弃自己的权利。71名消费者认为消费者不主动维权是因为购买商品价格太低, 不值得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维权。如果大家都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 遇到问题不主动维权, 则会“营造”出不良的消费环境。269名消费者认为消费者不主动维权是因为维权太麻烦, 且很难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 因而不愿意维权。94名消费者认为消费者不主动维权是因为我国消费者权益纠纷解决过程太繁琐、漫长,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导致他们平时根本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维权。鉴于消费者的上述心理, 笔者分析认为:消费者不主动维权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维权难”。
4消费者权益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之构建
4.1消费者权益纠纷解决的非诉讼机制构建
4.1.1完善消费者协会的调解制度
首先, 根据与被调查者的沟通, 人们发现有一部分消费者希望能够通过消协这一渠道维护自身权益。针对这一现象, 人们应意识到消费者协会调解的重要性。消费者协会调解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调解协议的履行。要想使消费者协会的调解机制良好运作, 调解人员就应具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业务能力。 应根据调解的需要来培养、提高调解人员的能力, 包括他们的应变能力、说服力、语言表达能力, 调解止诉能力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
其次, 应当加强消费者协会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 在江苏溧水县, 消费者协会就引入了人民调解机制, 即让消费者协会的调解吸取其他调解的经验, 像社区、单位之类的调解制度, 并成功地得到了消费者们的支持与鼓励。此外, 扬州市的消费者协会为了更好地帮助消费者解决纠纷, 增加了诉前调解制度, 即法院在受理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时, 可以先让消费者协会进行诉前调解, 达成协议的就出具民事调解书等等。这类做法大大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 使得司法机关能挪出更大的精力来处理更重要的案件,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再次, 为了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调解的效力, 应赋予消费者协会调解协议一定的法律约束力, 甚至强制力。可以把消费者协会作出的调解协议看作是一份合同, 因为它所作出的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 这符合合同的本质特征, 即它本质上是一种民间调解。人们认为, 应当将消费者协会的调解设定为进行消费者诉讼的必经程序。同时, 也应当从立法上赋予消费者协会调查取证的权利, 从而充分发挥我国消费者协会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
最后, 强化消费者协会依法享有的各种职能, 如通过立法赋予其在特定情况下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力, 对拒绝、 阻挠消费者协会对起诉事项进行调查的由行政部门给予处罚的权利, 纠纷发生后可以查阅、复制、摘抄相关资料的权利等。 此外, 政府有关部门要从财力和政策上给予支持, 保障消费者协会能够独立、依法行使各项权能。
4.1.2完善民事纠纷仲裁制度
通过对消费者支持的维权途径进行整理分析, 根据调查: 233名消费者认为我们应尽快建立专门的消费者争议仲裁制度。小中额消费纠纷可以选择消费仲裁解决, 增强解决问题的规范性。仲裁较之民事诉讼具有民间性、自愿性、公正性、保密性、快捷性和独立性特征, 同时又具有法律效力, 应当是消费者维权的优质选择。目前我国需要对现行仲裁渠道改造, 让消费仲裁发挥出应有的巨大作用。对此,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 应当建立适用消费纠纷的独立仲裁法律制度。在将来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添加“消费仲裁”章节。消费仲裁不同于一般的商事仲裁, 应当建立一套符合消费纠纷特点的仲裁程序设置, 特别是对小额案件应当具有更为简捷的程序制度, 费用也应当是象征性收取或免费。对此, 还应当明确消费仲裁的机构及法律地位, 消费仲裁的任务和性质、程序规则、效力和执行问题等。
其次, 应该建立专门的消费纠纷仲裁机构。我国的消费纠纷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应当设立专业机构。设立可以多种方式的, 一种做法是消费者协会和仲裁委员会共同努力, 设立仲裁委员会分支机构, 积极受理消费纠纷。另一种更为积极的做法是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在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者投诉和进行调解两项基本职权基础上增加对消费纠纷进行仲裁的职能。该机构建立伊始, 必须要制定出明确的责任范围、受理案件的范围、人员的构成范围、裁决效力的认定等实体内容, 从而保证该机构能够健康运行。消费纠纷仲裁机构的建立旨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因此, 它的成本一定要在人们的承受范围内, 甚至是无偿为经济能力较低的弱势消费者提供法律援助。此外, 消费纠纷仲裁机构可以建立在消费者协会附近, 这样更有利于消费者求助。
最后, 消费纠纷仲裁庭组成人员的选拔应该更倾向于专业化、全面化。在消费纠纷仲裁机构下, 应当根据消费纠纷类型的多样性, 建立具有针对性的专业仲裁庭。例如, 设立电器电子消费纠纷仲裁庭专门用来解决电器电子方面的消费纠纷;设立服装穿戴消费纠纷仲裁庭专门用于解决服装穿戴方面的消费纠纷;设立休闲娱乐消费纠纷仲裁庭专门解决休闲娱乐方面的消费纠纷等等。专门的仲裁庭要配备具有专业领域知识的人才来裁决。
4.2消费者权益纠纷解决的诉讼机制构建
4.2.1提高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
在消费者维权过程中, 由于诉讼费用过高、诉讼双方经济实力悬殊、取证难、地方行政保护的影响等问题的出现, 消费者往往很难真正运用这些“实用”的法律规范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从而无法体现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由此可见, 法律适用是有前提的。无论实体法多么完善, 只要人们在实务中无法找到有关部门以相对快捷、便利的方式来主张其权利, 那么, 这种法律规范也只是美丽的空中楼阁。所以, 要提高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
4.2.2完善诉讼法律体系和司法机制
目前, 我国的诉讼法律体系和司法机制还不够完善, 在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方面也没有成熟的运作模式。如果所有的消费者权益纠纷都要采用诉讼程序解决, 那么很容易出现“诉讼爆炸”现象, 使司法机关疲于应对。此外, 消费者权益纠纷具有普遍性、多发性和社会性等特点, 笔者认为诉讼机制可以试行如下:
第一, 建立小额诉讼程序。针对上述问题, 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尝试通过更加灵活、简便的解决机制来处理纷繁复杂的消费者权益纠纷, 改革复杂、费时、费力、费钱的传统程序, 设置更加快捷的机制。如美国、日本设立的小额诉讼程序, 其目的都是尽可能有效地解决消费纠纷, 从而改善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现今, 我国还没有效仿发达国家采用小额法庭、集团诉讼程序等方式解决消费纠纷。但根据对此次调研数据的分析研究, 笔者建议我国的司法机关能够在借鉴台湾等地区的诉讼程序基础上, 区分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 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小额诉讼程序。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虽有简易程序的规定, 但对于争议标的较小, 发案又较多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来说仍显繁琐, 消费者往往不堪费时、费力的诉讼拖累。在小额索赔法庭中, 可以实行巡回法庭办, 独任审判、一审终审、经营者分担举证责任结等特殊诉讼制度, 以解决诉讼途径的高成本, 低效率, 使消费者进行诉讼的积极性提高。
第二, 建立消费纠纷速裁制度。在现有的各基层人民法院内设立消费争议速裁庭并派驻在商业区内, 专门受理有关消费纠纷的诉讼, 选拔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熟悉消费市场规律的法官担任审判人员, 在审判方式上采用较简易程序更为简单的速裁方式, 除重大疑难案件外, 一律要在一个月内审结 (程序上不做过多要求) ;对于数额较小、案情清楚简单的案件 (标的可设定在1000元以下) 当天即可受理、审结并执行完毕, 并可采取口头起诉、口头答辩、口头或电话传唤等方式, 案件审理情况记录在案, 由各方当事人签字后生效, 不需制作书面裁判文书 (效仿交通事故快速理赔程序) 。
第三, 建立消费者协会 (简称消协) 为原告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模式。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是指根据法律法规授权特定的组织或个人, 对有可能侵害消费者公共利益的不法商家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 由人民法院对其依法处理的司法活动。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简称新《消法》) 已将消协的性质由“社会团体”改为了“社会组织”, 并明确规定:消协是具备公益性职能的社会组织, 各级人民政府对消协履行职责的行为应当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此外, 消协担当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主角地位也已明确, 新《消法》赋予了消协针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诉权。建立以消协为原告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模式这一举措, 是我国在参照德国的“团体诉讼”模式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生产消费的国情而设立的。尽管消协之前几乎没有参与诉讼的经验, 但它有支持消费者诉讼的经验, 并且消协还具备专门的律师团, 这些都使得消协从自身的功能上满足了提起公益诉讼或者附带私益诉讼的“完美”原告的条件。
第四, 完善消费权益纠纷举证责任的规定。刚出台的新《消法》针对“维权难”问题, 增加了维权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 即“对于六种电子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的服务, 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 发生争议的, 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这一规定极大地维护了消费者权益, 较大程度上缓解了“维权难”问题, 可谓一大壮举。举证责任以后可以扩大更多的产品种类。
综上, 为了充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应当建立一个不仅能够有效地缓解消费者权益纠纷给司法审判带来的巨大压力、更能促进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做出重要贡献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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