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保护机制

权益保护机制（共12篇）

权益保护机制 篇1

近几年, 金融业的日益发达导致金融消费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人们越来越多地购买金融产品与服务, 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消费者”。而金融消费者的纠纷也不断出现, 法律的不完善, 金融行业缺乏监管, 致使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切实保护。笔者本着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理念, 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 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权益保护问题进行了相关论述。

一、我国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现状

相对于国外来说, 我国金融业起步较晚, 但近几年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在金融行业这个日益繁荣的市场中, 个人对金融消费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主要表现为货款、投资、理财等多元化的金融消费格局, 而不再是简单的银行存取款业务。但是由于金融行业的不规范性、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以及金融交易的特殊性, 使得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突显, 金融消费者的风险程度也日益加剧。他们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我国金融消费者缺失法律主体地位

在我国的法律正式文件中, 并未出现过“金融消费者”这个概念, 而是被划分为好几类, 以不同的经营模式分散开来。在一些领域与规则中, 消费者被冠以“顾客”“投资者”之类的称呼, 而这些法律法规并未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所以金融消费者的法律适用性与主体地位比较薄弱。

(二) 我国金融监管的机制不够健全, 不能有效地实行问责机制

在我国并没有设置专门的部门来负责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目前的金融监管模式就是“三行一会”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 按照纵向监管权限, 分别监督各自领域内的金融交易活动。但是金融监管机构未能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 而是偏向于把控市场秩序, 营造出良好的国企改革环境, 因此带有深厚的政治色彩, 大大削弱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力度。

(三) 我国金融消费的纠纷处理机制不够完善

金融消费纠纷产生以后, 消费者首先考虑的是向金融机构投诉, 如不能达成满意的解决方案, 消费者才会诉诸法院。但是, 我国的金融机构内部并未建立一种专门的纠纷处理机制, 面向消费者的投诉进行专业有效地处理。而所谓的信访制度也很难取信于消费者, 缘于在调查纠纷、处理效力方面缺少法律的强制约束力。另一方面, 金融消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技术性, 所以金融机构的处理能力有限, 诉诸法院又因程序繁杂而不能快捷有效地处理纠纷, 这些都导致金融消费的纠纷处理过程越来越难。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实现权益保护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

(一) 金融产品创新性与金融风险性之间的矛盾

金融产品的创新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提供给金融消费者更多自由的选择, 推进金融市场不断向前发展, 但金融创新活动一旦不受约束, 则必定会大大影响消费者的认知, 使其丧失一定的判断力, 甚至对监管机构的评估能力造成严重影响。在市场占有率及市场利益的吸引下, 金融机构由于其误导、欺诈市场的行为导致金融风险的扩大, 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反之, 若一味地限制金融创新, 采取单纯的强化监管方式也会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

(二) 金融监管机构的问责机制与司法救济存在着冲突

一般而言, 司法救济的法律效力要远远高于金融监管机构, 司法保护是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时的最后一道救济途径。但现行条件下, 司法保护执行起来相当困难, 司法救济对处在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来说也会花费较长的诉讼周期与诉讼费用, 所以金融消费者一般采取向金融机构投诉的处理方式。而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问责机制不够健全, 监管力度明显不足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机制创新

(一) 在立法方面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适时保护其合法权益

为了有效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应当制定一部专门针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 因时、因地制宜地选择一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模式, 逐步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二) 要实现司法救济途径的创新与完善

在我国可以采取小额诉讼制度, 这样有利于实现诉讼的效益化, 避免了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权益保护的情况, 既可节约诉讼成本, 又能保证司法公正。因此对于处理众多金融纠纷, 调整复杂金融关系,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大有裨益。另外, 可建立专门的金融消费纠纷仲裁机构, 针对各种金融纠纷问题进行专业性处理, 提高处理效率, 保证处理质量, 同时可与消费者协会配合, 共同高效地解决金融消费纠纷。

四、结语

现在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与法律保护机制的严重缺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已是刻不容缓。相信随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优化与完善, 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机制也将会得以贯彻实施。

参考文献

[1]张志娟.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D].河北大学, 2010.

[2]唐正越.论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D].西南大学, 2011.

权益保护机制 篇2

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民间非讼机制研究

李长健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当前对我国农民权益的保护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而在我国农村，国家法与民间行为规范之间的共存、冲突与融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从法规范的定义出发，可以否认民间行为规范这种非正式化规范的法律效力，但是，在其基础上衍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仍深刻地存在于中国社会，规范着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生活的许多方面。由于传统上国家法的调整范围有限，加之传统民间诉讼文化对民众直接兴讼所持有的消极态度，使得多元化诉讼模式应运而生。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农民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从非讼机制的角度去共同努力方能逐渐解决。此时研究我国农村民间纠纷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重视民间非讼机制在保护农民权益中的具体运用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非讼机制的角度，围绕农民权益保护问题进行探讨，期望为农民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应答的思路。

一、现状解读：民间非讼机制存在的实然性分析

(一)我国民间非讼机制的内涵及特征

非诉讼解决纠纷的机制并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早在社会形成之初就已经存在了。民间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概念源于美国，它是指诉讼制度以外的解决民间纠纷的方式或制度的总称。简而言之，即审判外(或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如和解、调解、仲裁等。自人类社会产生时起，人与人之间就有了利益冲突与纠纷，于是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就出现了。由于影响农村法治的因素也很多，而且地域不同法治水平也相距颇大。就我国目前农村的社会管理模式来看，依然是传统的以“习俗为法”、“以礼为法”，当人们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求助于法律，以法律来最终判明是非的渴望并不强烈，人们大多数时候还是习惯于求助于非诉讼解决的私力救济。诉讼制度与非诉讼制度一起构成了农村社会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整体。在现阶段，非诉讼的机制可以用来解决我国农村民事纠纷。非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实体上，不受国家法律规范的刚性约束;在程序上，不拘形式、灵活多样;在执行上，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合意一旦达成，当事人也愿意执行。这就使得非讼程序具有了简易性、代替性、当事人自主选择性、灵活性和低成本性、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非对抗性和自觉履行性等特点。当然其也存在诸如缺乏规范性、可能失于公正、且不具有终局性等缺点。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农村民间纠纷的表现形式有着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上为集中性、纠纷标的的小额性、纠纷所涉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纠纷发生的空间范围的有限性等特点。通过以往的经验总结，可以看出非讼解决机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特殊功能，它更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利于权利义务的行使和承担，并可以运用多种手段、形式灵活，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纠纷，预防新矛盾的产生。从而使农村纠纷能够在第一时间被发现，最快速度被解决。与诉讼相比较，其不用支付任何费用，成本更低，效果更好，更加方便群众。在农村推行诉讼外解决，也极大的减轻法官的负担，减少累讼。

(二)民间非讼机制作为解决农村民间纠纷的现实依据

可是说，民间非讼机制是当前我国农村地区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第一，农村利益冲突的多元化要求我们寻求包括诉讼在内的民间纠纷解决的多元机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农村而言，由于经济活动增多，利益分配不公及现代思潮的影响，导致农村社会的民事纠纷比以前明显增多。由于农村地区总是充满了这些复杂的利益冲突，而且这些冲突在性质、形式和激烈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这必然要求解决这些民间纠纷和争议的方式、途径、手段的多样化。第二，在农村，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比较近，而且大部分农民都很纯朴宽厚，在他们之间发生民事纠纷的多数时候，他们更重视的是纠纷能得到永久性的解决而又能维持原有的邻里、亲情等社会关系。第三，在解决民间纠纷的问题上，法律与诉讼具有不少的缺点，这需要采取法律或诉讼外的方式及时补救。由于农村社会的转型，加上法律规范本身所具有的相对滞后性，这必然导致规范失控区间的大量存在。对于在此失控区间里所发生的民间纠纷，法律与诉讼就显得有些无能为力。第四，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考察，由于长期受“惧诉讼”，“怕见官”，“打官司是不光彩的事”等思想的影响，多数农民在发生纠纷时是不愿去“吃官司”的。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内生与民间的非讼机制得以存在和发展。第五，从法理上看，法律救济使权利取得法律上的力，产生对其他社会主体的强制性，司法保护能真正实现权利的平等保护，维护社会正义。与私力救济相比，司法保护更符合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1]然而，由于现阶段司法保护的制度化、成本、主体自身因素等诸多弊端原因，我国农民权益的司法保护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应。总之，非讼机制在农村社区的存在，是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的，同时它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制度的不足。

(三)基于弱视群体存在的理论

要使每一个人机会均等地参与社会的发展并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是人权追求的最高境界。显然，在一个层级立体化而非单层平面化的社会中，人权首先指涉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2]农民权益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展，在主体多元化、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交叠冲突的现代社会，农民权益不能仅通过个人选择，还必须通过不同组织进行集体选择的方法来实现。[3]在以农民为中心的主体发展权中，需要寻求对农民权益更新、更高层次的保护。与城市市民相比较而言，当前我国农村当事人弱势地位的形成不仅仅是由于经济上的弱势，还有在纠纷中的弱势以及由于另一方当事人的某些特殊性而形成的弱势。目前，农民利益表达存在着利益表达失真、无法表达、不愿表达等多种情况，[4]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民利益的表达机制，建立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的合法有序的制度化农民诉权表达机制，是维护农民具体权益，切实保护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保证。诚然，现代的、作为制度化的法律或法治只是也只能对社会的权利作一种大致的公正的配置，它不可能保证一切损害都得到绝对公正的赔偿，它所能实现的只是制度的公正，而不是也从来不可能是“无讼”或绝对地在每个案件中令各方面都满意的那种公正。现代法治的实施更多的是需要一片适宜法律生存的土壤，而这一条件的具备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5]目前，我国法治最为重要的职责就是在广大公民之间尽可能地实现制度公正，对农民的权益保护进行必要的制度安排，给农民以公正的制度待遇。同时，制度和谐是社会和谐之根本，也是我国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的根本所在。由于人天生都是经济人，人们在选择和取舍的时候总会本能的进行一番成本与收益的盘算。而在诉讼成本的考量上，农民进行诉讼的成本显然比较高，其中包括基于熟人关系的社会成本、参与诉讼的经济成本、司法官僚主义和司法腐败带来的成本等。而目前的法治环境也不是很理想，少数地方政府的随意行为造成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司法独立得不到有效保障、司法腐败问题严重、法官的素质低下等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诉讼成本以及当前法治环境的阻碍，致使农民选择了“息诉”。农民的利益代表与诉权表达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发展民间非讼机制来保障弱势群体就显得非常必要。

二、理性分析：民间非讼机制作为解决农村纠纷重要方式的多维考量

当前，农村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已不复存在，而未来现代社会尚处在形成之中。在农村社会，不仅由于生产生活的相互依赖抑制着农民的诉讼动因，而且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习惯也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诉讼心理。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农民之间发生纠纷后，大多求诉于私了。在此，本文将从传统文化、多元化的价值理念、非讼机制与民间纠纷的契合性以及和谐观念等四重维度视阈，具体考量与剖析我国民间非讼机制的正当性、合理性与现实性。

(一)以非讼方式解决农村民间纠纷暗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精神

“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古代中国的“和谐”世界而言，首要的条件并不是物质生活的丰富与个人权利的实现，而是无争、无讼。中国文化的主要奠基者孔子明确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讼”理想。“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6]。“无讼”理想不过是“和谐”理想在诉讼法律领域的具体落实。当代学者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整体的和谐(或圆通)为最大特征。因为圆通，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体系，法律也好，宗教也好，科技也好，艺术也好，都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若将他们一一剥离出来，用现代人的眼光将他们作为一个个单独的体系去考察，他们都带有缺陷，但这些缺陷都是合理的，因为这是整体和谐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礼正是这种和谐文化的核心。”[7]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沉淀，作为一种“本土资源”，尤其是在更多地保持着传统色彩的农村，非讼传统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至今，农村流行的各种乡规民约和家法族规也常常“息讼”、止讼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他们也更多地受到“非讼”传统的影响，而对诉讼或将信将疑或敬而远之。在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仅被视为一种抑制私欲、消灭争诉的工具，而从不被认为是维护个人权利、解决纠纷的手段”。[8]而中国农村非讼解决的广泛适用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因此民间非讼机制的存在也是有着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的。

(二)以非讼方式解决农村纠纷符合多元化的价值理念

西方法治的多元化价值观认为，多元化的价值和法律的多元化应为社会及其成员的自治、自律和传统保留更多的空间，避免以统一的国家权力过多地限制和削弱其他社会规范和自治的使用。这一理念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最深刻的价值观，它不仅正面支持非正式的或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而且主张在现代社会扩大自治和自律的空间，以克服法治的局限性，同时，肯定法以外的社会规范应成为多元化社会中社会调整的主要依据。这种理论不限于承认非正式、非诉讼方式的正当性及其对法治的辅助、补充作用，而且将它们的作用提高到与法治并行不悖，甚至高于法治本身的地位。[9]现代法治理念支配下形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是法治现代化的成熟标志之一。从法治理想出发，求证出“多元化模式”的结论，是中国法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实际反映。由于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使得单一的司法救济已经不能完全承担起保护农民权益的重担，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就要求非讼机制的广泛参与，当然我国广大农村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模式，必须在倡导法治主义同时，积极倡导以合意为基础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可以说，从乡民的权利出发，在充分自治的基础上极力建构和运用以当事人合意为条件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也即弘扬非讼机制，是乡民权利自治理念支配下的结果。

(三)非讼方式的优点与农村纠纷特点具有契合性

与社会冲突及其危害程度的多样性相适应，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也始终是多元的。一般的，纠纷解决方式最直接的功能就在于解决纠纷，而且一种方式的有效性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这一功能。由于诉讼制度实行的是二审终审制，诉讼时间长、成本高、对抗性强，而相对于诉讼方式，非讼机制自身的优点决定了其在解决农村民间纠纷方面的优越性：第一，启动阶段便易，可即时、方便地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直接主持解决，具有时、空的便捷性。并且协商选择时间、地点甚至最终的解决结果，整个过程是低成本的。从经济上讲，非讼方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第二，心理上的亲和性和结果上的和谐性。恰如罗伯特?F?尤特所言“由于纠纷常扩及家族、村庄及行会，因此诉讼经常导致争持者与其家族之间多年怨恨关系的产生”，[10]有时候，由于纠纷的不当解决，世代为仇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对于生活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农村中的人们无疑极其不利。而非讼方式则在当事人的满意度和社会效应方面具有优势。一方面，就当事人而言，在非讼方式运行过程中，有充分的协商机会，当事人有平等、直接表达自己看法与要求的机会。因此，在心理上，当事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在解决结果上，当事人对自己充分参与后，得出的结果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上看，非讼方式解决纠纷对社会的震荡是较小的。采用非讼方式，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系的挽回和修复，消除当初对立情绪。当然，非讼方式的采用也是与农村纠纷小、需要和谐解决等现实特点相契合的。不难看出，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间纠纷的解决具有正当性，尤其对于转型中的我国农村而言，和谐的农村需要更温和的纠纷解决方式，非讼方式应成为农村民间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四)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间纠纷的解决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

和谐社会建设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按照现在对和谐社会的政治定义，其内涵包括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包括了农村问题。而建立和谐农村是整个和谐社会建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点已经被政治家所认同，而和谐社会需要尽量减少纠纷，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非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和谐农村的要求具有契合性。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尺度，采取各种措施，消除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努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然而，有社会便有纠纷，于是需要防止和解决纠纷的方式与规则。国家法所确立的以公力救济为特征的纠纷解决方式，表面上排除了冲突所引起的社会障碍，但并不能消除主体的心理对抗。不仅如此，诉讼中的对立地位有时还增加了彼此间的对立情绪，个别纠纷经过诉讼后反而扩展为后续长期的对抗，在周围社会中也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而非讼方式不仅可以使纠纷得到解决，还能使纠纷双方从心里接受解决的结果，对事后关系的修复也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修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和谐农村的建设需要纠纷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需要事后对纠纷主体间的关系做到尽可能修复，需要对整个农村和谐的不良影响降到最小。非讼纠纷解决方式无疑是契合了和谐理念。此外，从诉讼能力上讲，由于农民的天然弱质性，使其权益很难诉诸于司法，因此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间纠纷的解决，是从和谐观念和农民的具体诉讼能力考量的，具有必然性。

三、发展创新：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的具体回应

(一)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的总体发展思路

党的十六大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份正义也针对农村弱势当事人，因此，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深化改革，加强农村弱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司法权能更好地保护农村弱势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创造条件。当事人在诉讼程序领域内的诉讼权利保障也是社会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或者人权保障的社会需要在诉讼程序领域内的具体体现。[11]同时，人权作为人生而有之以及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意味着它并不仅仅是对利益、主张和主体地位的渴望，而是对于权利和资格的正当要求。当然任何一种机制均不可能完美，非讼方式也不例外，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规范性缺失带来的公平危机、法律效力不明、规避和侵蚀国家法等。在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农村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是与国家司法权协调互动。如果没有这种条件，非讼方式的合理发展就可能处于一种自发自在的状态，相应地，也就很难与司法制度形成一种良性关系和秩序。这样，非讼方式甚至可能成为与国家司法权相对峙的权力体系。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完善农村民间纠纷解决民间非讼机制，既需要确保诉讼主体制度的完善，使纠纷主体积极认同和配合，也需要培养农民维权意识和法治人格，更需要国家和社会在机制和环境上的保障。

(二)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合理构建的路径选择

合理的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应该从多维角度进行构建，首先，加强立法方面的完善，并注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作用。农民权益由法律化走向现实化的保障除了国家制定良善的法律法规、提供农民权利实现的各种条件以及农民对人权的认识、享有和行使外，更重要的保障是对农民受侵害后的救济制度和运行机制的构建。而简洁、方便、高效的非讼机制是对传统诉讼制度的突破与发展。由于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是推动农村利用和发展非讼方式解决民间纠纷的制度保障。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中各种社会力量正发生着剧烈复杂的变化，且尚未形成良好的秩序。此时，司法诉讼面临的压力也最大，也最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辅助。以国家制定法为基础，按照现代法治的价值理念来引导和改造民族的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其重新焕发活力为法治建设服务，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国家能否正确认识非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构建法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制定出相应的非讼方式发展战略，不仅对农村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对整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思维模式和路径选择具有示范性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保障，非讼方式的正当性和效力就得不到保证。其次，确保诉讼主体制度的完善，并注重主体因素的影响。非讼方式的实施主体是决定其成效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中立者的素质，并不仅仅意味着高学历和高水平的法律专门知识，而往往更重视调解员的道德水准、解决特定纠纷方面的专业水平、经验和技巧，以及对社会、人生和特定领域的惯例的熟悉程度等等。此外，代表性也是必须的，中立者必须能代表多数人的普遍认同。因此，村庄里的德高望重的长老和热心公益的老年妇女往往比精明的律师更善于解决邻里纠纷。同时，由于非讼方式解决纠纷归根结底建立在当事人的处分权上，纠纷主体的自律意识和理性决定的程度，特别是当事人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合理选择能力和诚信水准，与合议的达成直接相关。非讼性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当事人的诚信参与度，以及建立必须的制约机制和提供达成和解的条件。()当然，关于诉讼主体的确定，也可以从法律援助角度进行补充构建。再次，权利划分机制的完善，并要正确处理当事人自治与国家司法权统一行使的关系。非讼方式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私法自治”的原则，国家公权介入的较少。一方面，这有利于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导致与国家司法权的对峙。在我国农村，由于长期诉讼文化传统使然，私权自治的范围是较广的。因此，必须处理好国家公权与当事人自治的关系。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必须保证国家司法权的统一和主导地位。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应以不违反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为原则，不能随意扩大。在具体纠纷解决中，“私法自治”应作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理由;在司法权统一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对传统的诉讼文化进行更新。最后，注重权利意识的培养，并培养法治人格。市场经济是以“契约化”为主要特征的，因为以“契约关系”或非血亲关系为基础建立的社会连带组织，代表了一种与现代市民社会相适应的高信任的文化。而高信任的文化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人际关系，并建立在分化了的个体价值和利益基础上的，因此，它不但不会对“个人主义”和“社会精神”造成压制，而且还会大大激发农民的个人主义意识、社会精神和相互了解、互相信任和互相合作的精神、以及参政能力和民主意识。而这种意识是农民独立法治人格的表现，只有这种现代化的个体人格才是真正的法治主体。此外还可以通过法律规定非讼方式的法律地位、程序、效力和原则，并投入必要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加以合理配置。

权益保护机制 篇3

摘 要：旅游业中最为主要的主体就是消费者，它是我国旅游业能否得到迅速发展的直接影响因素。对旅游消费者权益进行民法保护具有着重大意义，只有权益得到保障消费者的需求才能得到保护，才能更好的加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本文主要是从民法对旅游消费者保护的不足之处分析，探讨了相应的解决方法与完善措施。

关键词：旅游业；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

一、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有许多潜在的弊端，以至于难以有效地保护旅游消费者的安全利益，也严重影响到旅游业的发展。以下归纳了几点关系旅游消费者自身安全利益的问题。

（一）旅游消费者的安全权得不到保障

旅游业要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必须要在开展旅游活动时，确保旅游消费者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现阶段，旅游消费者只得到权益民法的部分权利保护，仍旧在多方面安全权受到侵犯，集中体现在饮食、住行、娱乐等方面，使得旅游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存在很大隐患。

（二）旅游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

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旅游消费者往往会发现自己所了解的旅游信息与实际的情况不一致。在开展旅游活动前，旅游经营人员对旅游活动的相关信息了解的比较全面，但是透露给旅游消费者的相关信息只是为了吸引消费者的视线，从而达到旅游经营人员的商业目的。因此，旅游经营单位的商业推销手段，导致旅游消费者的知情权受到很大的侵犯。

（三）旅游消费者的自主权受到侵犯

在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中，旅游消费者拥有选择自己需要的旅游服务的权利，不过，在实际旅游活动中，消费者难以行驶其享有的自主选择权，主要表现在：旅游消费者不能选择自身所需的活动方式和活动内容，而且没有得知与此次旅游活动的相关具体信息，使得消费者的自主寻责权没有得到有效的行使。

（四）旅游消费者的尊重权受到侵犯

在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权不应受到侵犯。一般情况下，旅游活动的地点都不是在旅游消费者自身的居住地，因此，旅游消费者难以避免地会受到各个旅游地区的不同风俗习惯所带来的人格伤害，甚至会受到来自旅游活动的导游的人身攻击。基于以上几点原因，旅游消费者享有人格尊严权，已经纳入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中，确保旅游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

二、完善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的对策

（一）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属于补偿性赔偿外的一种赔偿制度，实施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受害人的经济损失，严格惩处侵犯人，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实现，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强化旅游消费者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积极引导旅游消费者在权利受到侵犯时，能够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犯，进而最大限度的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有效保护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犯。

（二）完善合同法

现阶段，要想有效维护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犯，就应通过法律形式，规范旅游格式合同，以使旅游消费者和旅游经营人员具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加强旅游消费者和旅游经营人员的交流与沟通，同时满足二者的经济收益。因此，为了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国家应不断完善旅游格式合同，进而使旅游市场朝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国家在规范格式化合同的过程中，主要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规定旅游经营人员的提示义务。在旅游消费的过程中，格式化合同的订立效果主要取决于条款内容是否发挥作用，旅游经营人员在使用免责条款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公平的基本原则，通过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提示旅游消费者引起注意，提示的方式包括很多方面，例如，口头、个别提示等等。在提示的过程中，旅游经营人员应采用标准的普通话，以使大部分旅游消费者都能够理解，由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个体差异，文化水平、个人经历以及阅历都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对旅游经营人员提示的语言理解的能力也存在较大的差别。

其次，规范旅游格式合同的解释原则。在旅游格式条款应用的过程中，如果双方发生争议，旅游经营人员应给予旅游消费者明确的解释。由于格式条款的制定，是由旅游经营人员依据自身的主观意愿决定，因此，为有效维护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犯，在条款表达不明确时，国家应向旅游消费者解释旅游经营人员的意图。

（三）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相关法规的完善

1.完善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制度

现阶段，在旅行社发展的过程中，参加旅游活动的人数越多，旅行社就会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因此，旅行社的具体营业金额能够真实、客观的反映旅游消费者向旅行社实际缴纳的金额，在收取旅行社质量保证金额方面，如果能够依据旅行社实际营业金额为收取标准，当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旅行社能够赔偿旅游消费者足够的质量保证金。此外，此种质量保证金的收取方式，对于规模相对较小、营业额较少的旅行社，有利于减少其运行的经济成本。

2.完善旅行社责任保险制度

国家应调整和优化旅行社责任保险金额，并且在收取旅行社保险金额时，应采取统一标准，使国内、国外的旅游消费者享受到同等的权利。

三、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完善旅游消费者权益民法保护问题的对策，我们能够看出，虽然旅游业的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但是也存在较多问题，使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因此，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国家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犯。

参考文献：

[1]邱媛春.消费者权益的民法保护机制研究[D].沈阳工业大学，2014.

[2]杨治.探讨民法中消费者权的法律边界问题[J].法制与社会，2013（20）：98-98.

[3]武卓辉.旅游消费者民法保护问题研究[J].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15（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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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健全警察权益保护机制 篇4

权益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应当享受的不容侵犯的权利”。目前关于警察权益则的研究主要分为了两大类, 一是广义的警察权益, 即公安机关和警察个体享有的不容侵犯的正当权利;另一类则是指警察个体应享有的正当权利。而在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狭义的、以警察职务身份为前提的特殊权利和其作为普通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人权的总和。

由于警察职业的特殊性, 警察权益又可以分为职务权益和民事权益。民事权益是指警察作为普通公民所应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一切权益;职务权益则来源于其人民警察这一特殊身份, 通常也被称为执法权益, 即警察在依法执行警察公务的过程中以及执行完毕后所应享有的不容侵犯的权利和履行警察职责时所需要的一定工作条件, 具体来说包括依法执行职务权 (包括行政强制措施权、行政处罚权、人身强制权、当场盘问权等) 、正当防卫权、依法使用武器警械权 (包括防爆手枪、手铐、脚镣等警用器械) 以及特别保障权 (如装备保障权、本人及家属不受打击报复诬告陷害权以及伤亡抚恤权) 等等。

二、我国警察权益保护现状

(一) 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目前对于警察权益的界定及保护权益的法规上没有一部完整的、专门的法规, 只是零星的出现在包括《刑法》、《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文件中。

(二) 警察权益保护的现实运作

公安机关和政府相关部门近年来在构建警察权益保障机制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保护举措, 调动了警察工作的积极性, 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警察的基本权益。同时, 各地建立了人民警察正当权益保护委员会, 并配有专门的人员来进行保障警察权益的相关工作。

(三) 抚恤保障、心理健康工作已逐渐步入正轨

现行的伤亡抚恤制度不仅包括《人民警察法》规定的“人民警察伤亡抚恤参照现役军人的优抚规定执行”, 还包括社会保障部和公安机关制定的一系列针对警察的伤亡抚恤规定, 如针对警察因公负伤的医疗待遇、以及公安系统内部专设的抚恤金等措施, 都为警察抚恤提供了补充保障。此外, 警察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警察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心理健康比常人更应得到重点关怀, 因此不少地区开设了警察心理专线、增强心理辅导培训、建立心理健康档案等。同时警察的休假权保护也逐步得到落实。

三、我国警察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反思

尽管我国目前的警察权益保护体系设定较为详细, 但是近年来警察权益被侵犯的现象较多, 形式较为严峻, 值得反思。

(一) 暴力袭警事件频发

据调查, 暴力抗法或袭警是对人民警察安全伤害最为严重的行为之一, 并且案件数目有逐年增加的态势。袭警主要包括四种形式, 一是寻衅滋事, 如无故袭警或挑衅, 一般多发于男性;二是抗拒执法, 即犯罪分子在遭遇抓捕时不进步伏罪, 反而使用枪支弹药、刀具凶器等进行反抗, 至使警察受伤或牺牲, 这类事件屡见不鲜;三是报复泄愤, 此类事件性质及其恶劣, 多发于犯罪嫌疑人释放后对当时实施抓捕的民警进行打击报复, 轻则致伤, 重则身亡;四是公然对抗, 在警察执法时, 不法分子为了保全自身利益回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使用一系列暴力手段阻挠公安机关抓捕犯罪嫌疑人。

(二) 软性抗法渐多, 群众不支持、不理解

群众对于公安民警的不理解使得警察在正当执法是遇到的聚众滋扰、谩骂侮辱等事件日益增多, 不但不利于警察的正当执法, 还损害了警察的人格尊严及名誉等权益。

(三) 恶意、不实投诉时有发生

开通投诉热线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并对警察工作进行有效监督, 然而不时有被告人、嫌疑人或者犯罪分子为了发泄私愤恶意抹黑, 不仅无理取闹使公安机关难看, 更有对公安机关进行无端攻击。不仅没能起到应起的监督作用, 反而为广大一线警察增加了心理负担。

当前警察权益保护不到位的原因有很多, 但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部分:

一是社会矛盾增多、治安形势严峻。随着经济的发展, 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增多, 犯罪活动有增无减导致社会治安不稳定, 使得警察这一维护国家、公民利益的群体站在了不少利益体的对立面, 增加了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的危险指数。

二是警察主观原因。由于个别警察在自身执法中的不规范行为践踏了公安机关的微信, 影响了公安机关及警察的公信力;其次是警察的警惕性和安全意识不够高, 不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警察证或警服的震慑力过分自信, 缺少自我防卫意识, 给犯罪分子带来了可乘之机, 伤及自身;此外还存在警察自身实战能力不强所导致的悲剧的发生。

三是法制保障不够健全。尽管当前各相关法律、法规对一些警察权益做出了保障, 但是一些规定有些笼统、模糊, 使得警察在实践中的操作性不强, 对于警察权益还是难以做到很好的保障。比如警械的使用, 为了避免发生问题很多警察都在出警时放弃使用武器的权利, 这也是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

四、健全警察权益保护机制的几点建议

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和思考, 针对如何健全警察权益保护机制提出几点思考。

(一) 完善警察法规体系

尽管经过十数年的努力, 我国人民警察法规体系已初具规模, 以《人民警察法》为核心、配套相关法律法规的法律体系针对警察权益提供了一些保障。但是不可忽略的是这一体系总体来讲仍然是粗线条的, 特别是可操作性较差。因此, 建议从明确警察职权、界定侵犯警察权益的具体行为和明确具体惩戒办法入手, 对《人民警察法》等法规进行修订;二是尽快制定详细、可执行的关于人民警察使用警械或武器条例的细则, 既保障群众不因警械乱用受到侵犯, 也保证警察权益不因警械使用不便受到侵害。

(二) 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戒力度、强化维权机构建设

不少敢于侵犯警察权益的犯罪分子都是因为侵权行为没有具体的惩戒办法而胆大妄为。因此各公检法部门应当加强对袭警、辱警案件的查处力度, 从严处理, 为大众敲响警钟, 扭正不良风气;建立专门的法律机构, 协助受害警察对不法分子进行责任追究。

(三) 提供全方位保障

警察的权益受到侵害主要是发生在执行警务工作的时候, 因此做好警务保障也是维护警察权益的重要内容, 包括物力和人力保障两部分。首先是经费和武器装备的保障, 只有经费充足、有良好的配套装备, 才能保障警察在执行公务时完满完成任务同时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此外人力保障也是重要的内容之一, 不少警察自身的防卫能力以及实践能力不足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因此增加警察的警务技能训练以及自我防范意识培训也是完善警察权益保护机制的重要内容。

(四) 化解警察公共关系危机

当前舆论也是影响公众对警察看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塑造良好的警察形象有利于减少警察在执法中受到的阻力。健全妥善的危机处理体系是从源头上健全保护警察权益体系的重要保证, 营造良好的执法氛围, 避免侵权案件发生。

参考文献

[1]张兆端.警察权益保护问题透视[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06, 03:9-17.

[2]刘卉.我国警察权益保障的理性思考[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01:18-23.

[3]张文泽, 石斌.警察权益保障路径新探---关于构建警察律师制度的设想[J].公安教育, 2016, 08:48-50.

权益保护机制 篇5

创新监管方式建立长效机制

全面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2006年，XX市各级工商部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局的要求，以食品安全监管为重点，深入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稳步推进流通领域商品准入制度改革，强化商品质量监管，切实加强了流通领域和农村地区消费维权工作，全面提升了12315工作水平，切实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了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使我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一、以强化责任意识为重点，努力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一）继续深化“五制两查一承诺一指导”监管模式

今年以来，市局结合省局“四制两查”的监管模式，继续完善和深化“五制两查一承诺一指导”的监管模式，我们一是帮助、指导企业建立商品质量保障制度；二是帮助、指导企业建立消费纠纷处理制度。在《行政许可法》实施后，我们又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将过去以监督管理为主的模式，逐步向以经营者自律为主的模式转变。我们重点加强了“商品质量查验登记制”、“索证索票制”制度的建立和推广，指导和督促经营者建立进销台帐，把好进货关，对所进商品的名称、规格、商标、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进货凭证等作好详细的登记，便于查验；要求经营者向供货方索要发票、检验报告等相关资料；要求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售货发票等资料。目前，全市各大中型超市、食品经营户均已实施了“五制一承诺”制度，并统一制作牌上墙公示，上墙率已达到100％。

（二）注重实际，在推行中求深入，求创新，使监管机制更加完善，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更加有效

一是建立了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处置应急预案制，预案是在本市流通环节中经确认已经发生、依法应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处理的消费者食品中毒事件，或通过相关信息渠道获取的某种食品有毒有害，可能引发区域性严重社会后果的食品安全信息，急需紧急处置时启用；二建立了商品质量监测制度，我局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投资30余万元购买了配备专业农药残留测定仪、亚硝酸盐快速测定仪等快速检测设备的检测车辆，深入城乡，对集贸市场、商场、超市的食品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组织商品质量监督抽查。坚持在城区各大市场内开展经常性监测，并将检测结果在市场的商品质量公示栏内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同时根据监测结果组织商品质量监测抽查。我局今年将食品、农资商品、家用电器作为监测重点，加大监测抽查力度，并积极配合省局进行了第一、二季度的化肥、食盐、豆干制品、汽油、柴油等商品质量监测抽查工作。今年以来，全市共抽查商品xx个批次，其中合格xx个批次，不合格xx个批次，对经销不合格商品企业处罚没款xx万元；三是实行了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登记制。在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时，工商执法人员严格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所食品安全工作规范》等规定，对商品质量特别是对食品认真进行检查，并如实填写《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登记册》，确保了商品质量监管到位。

二、把日常监管和集中整治相结合，促进监管职能到位

（一）建立健全市场巡查工作制度，强化日常监管

以总局明确的“六查六看”为监管的主要内容，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推进监管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确保监管到位。将监管重心下移，把商品质量日常监管的主要任务和责任落实到基层工商所，分段、分片包干，实行“三个落实”即：落实巡查人员、落实监管责任和落实监管任务，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辖区商品经营者进行巡查。抓住“两个重点”即：一是突出重点区域、重点市场、重点行业，加大了对经营主体、经营行为、商品质量和商品包装、商标、广告的监管力度，坚决取缔无照经营，强化监督管理。二是突出监管重点商品，重点针对奶制品、豆制品、水产品、粮、肉、蔬菜、水果等品种和儿童食品加强监管，特别是对一些季节性和节庆食品进行了严格监管。

（二）突出重点，扎实开展专项整治

一年来,我局按照省、市政府及省工商局的工作安排，人民群众反映的焦点、热点等突出问题，认真开展了十多次专项执法检查：一是包装食品安全专项执法行动；二是春季食品安全综合整治执法行动；三是清查含苏丹红食品的执法行动；四是节日市场专项执法行动；五是儿童食品市场专项执法行动；六是工商机关牵头的食品安全综合整治联合执法统一行动；七是猪肉食品市场专项执法行动；八是月饼市场专项执法行动；九是工商企业联合打假专项执法行动;十是秋冬季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十一是元旦春节前食品市场专项整治。

（三）重拳出击，成效显著

在去年的专项整治中，我局共出动执法人员xx人次，出动执法车辆xx台次，检查食品经营户

xx户次，查处无照经营xx户，立案查处各种违法违规案件xx件，捣毁制假售假窝点x个，取缔私屠滥宰xx户，查获物资价值xx万元，处没罚款xx万元。查获假冒伪劣物资主要有：过期变质饮料xx瓶（袋）、奶粉xx公斤、营养保健食品xx公斤、罐头x听、调味品xx公斤、啤酒xx瓶、半汁葡萄酒xx瓶，质量不合格食用油xx公斤、散装白酒xx公斤、大

米xxx吨、面粉xx公斤、儿童小食品xx公斤，注水猪肉xx公斤.通过整治，我市流通领域食品质量有了明显好转，切实保护了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三、以现代科技手段为平台，全面构建消费维权网络

（一）充分发挥12315申诉举报网络的作用

2006年我局投资百余万元建成了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指挥中心，该系统以市城区为中心覆盖全市，通过专网上连省工商局，下接全市七个县（区）局、分局和乡镇xx个基层工商所，现已正式投入运行。运行以来，日均话务量百余个。截止目前，全市共受理咨询、申诉、举报xx件，其中咨询xx件，全部及时解答，受理申诉xx件，全部及时处理，处理率xx，解调成功xx件，成功率xx，举报xx件，受理xx件，其中有效举报x件，立案x件，结案x件，为消费者挽回损失xx万元。

（二）建立和健全了12315指挥中心工作规范，充分发挥12315申诉举报网络的作用

指挥中心建立了完整的12315运作机制、工作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实现了指挥灵敏、反应快捷、受理及时、查处有力、高效运转的要求。特别是在及时准确掌握人民群众日常消费生活反映上，为政府提供了决策依据，也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社会管理开辟了有效途径。

（三）积极开展了消费维权“六进”活动

2006年，全市工商系统积极开展12315进市场、进商厦、进学校、进社区、进村镇、进风景区活动，在商场、宾馆、社区、乡镇、学校、旅游景点等设立了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联络点1235个，使申诉举报维权点覆盖全市城乡，基本满足了广大消费者申诉举报的需要。

四、监管重心下移，切实加强对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以工商监管、群众监督、企业自律为基础，全面构筑食品安全“三网”工程

1、完善“监管责任网”，增强了工商所在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

为了切实加强流通领域商品监管，全市各级工商系统建立了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责任制，层层签订了《流通领域商品（食品）质量监督管理责任书》。市局与各县（区）局、分局签订了责任书,县（区）局、分局分别与辖区工商所签定了责任书，工商所与所内干部、干部与辖区内的经营企业（户）签订了责任书，做到了横到边、纵到底，使责任落到实处。通过层层签定责任书，进一步强化了我市各级工商部门对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意识。

2、完善“群众监督网”，增强广大消费者参与监督的意识

我局加快建设覆盖全市的县、乡、村三级消费维权监督网络建设。目前，我们已在全市农村建立起消费者申诉站1875个，占全市村社总数的90左右，聘请联络员1875人，均制作了标示牌，工作职责警示牌并上墙公示。通过建立农村维权网络，使农民维权意识大大增强，降低了农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维权可以不出村、不出社，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护，群众欢迎、政府满意。同时，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我们对流通领域商品特别是食品安全方面存在的质量问题实施舆论监督，该曝光的坚决按程序曝光，及时向社会通报监管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果，将流通领域食品质量的详细资料公之于众，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让违法违规人员无可乘之机，让食品安全问题得到全社会的监督，问题食品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无立足之地。

3、构筑“农村现代流通网”，实施“万户放心店”工程

构筑一张保证商品质量、服务方便快捷的“农村现代流通网”，是强化企业自律，引导诚信经营的主要载体，也是保护消费者健康消费的一条重要途径。市局在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市社区、乡镇、行政村积极推行连锁超市和放心购物示范店，引导和支持商贸流通龙头企业，向社区、农村发展连锁经营网点，并向有条件的村延伸开设便利店。今年这项工作已初步推开，射洪县金源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县所有的行政村建立起300多家连锁店，目前已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遂宁君利来百货有限公司和遂宁摩尔春天百货广场有限公司也正在积极申报中。市局还将积极向市委、市政府建议，争取政府辅助必要的政策支持，对该类企业给予税费、土地、资金等方面的优惠和其他扶持政策。计划在三至五年内，在全市所有2206个行政村，全部实行连锁店销售。市局还在射洪县、大英县和市城区进行了放心购物示范店的试点，已授牌放心购物示范店21家。下一步将把此项工作向农村推进，让广大农村消费者真正放心消费。

（二）加快构筑“一会两站”维权网络平台

为了更好地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年我局进行了覆盖全市的县、乡、村三级消费维权监督网络建设，即：在乡（镇）设立消费者维护委员会分会，在村设立消费者申诉举报站和消费者投诉站，并根据各地实际，聘请义务联络员1235名。积极受理广大消费者特别是农村消费者的申（投）诉，切实加大了维权力度，实现了城乡维权同步发展，迅速壮大了全市消费维权力量。通过“一会两站”维权网络的建设，显示出了工商工作的权威性和亲和力，大大增强了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后劲，成为了农村消费维权工作新的亮点。

（三）开展农村消费及消费环境状况调查

为加强农村消费指导，推进农村消费环境建设，真实准确地了解当前广大农村消费者的消费及消费环境状况，切实维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断提高农村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水平，为政府在制定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方面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市局消保科会同市消委会于2006年x－x月在全市5个县（区）23个行政村进行了抽样入户问卷调查。全市共发出调查问卷1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196份。通过调查分析，发现了当前农村消费及消费环境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及建议，积极推进农村消保工作的有效运行。

五、存在的问题

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总结和完善，我市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个别工商干部对消保工作认识不够，意识不强；二是商品质量监管改革工作发展仍不平衡，有的地方工作还未落到实处；三是有的工商所在平时的监管工作中，日常巡查不到位，监管力度不够，流通领域监管登记册登记内容很少；四是“五制一承诺”等经营企业自律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六、今年的工作打算

2006年是落实“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做好今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意义重大。我局将在省局的领导下，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的部署，继续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切实维护食品市场消费安全；完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制度，提高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水平；加大力度、完善措施，切实加强服务领域和农村地区的消费维权工作；创新工作机制，提高服务水平，积极推进12315行政执法网络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消费维权工作体系，克服畏难情绪和满足现状的思想，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法制意识、服务意识和改革创新意识，切实把消保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新的成效。

依法保护自身权益 篇6

白沟镇共有私人箱包加工厂3700多家，数万名雇工来自河南、河北、安徽等地，多为20岁左右的姑娘。这些姑娘是抱着为家庭排忧解难，减轻父母负担来到白沟镇打工的。但她们万万没有想到，白沟镇竟能夺去她们年轻的生命。据了解，1998年，这里的一个箱包生产作坊曾造成8人苯中毒，厂主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1999年，又一家箱包作坊的3名打工妹因苯中毒，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其中一位在发病4个月后死亡。按说，这些血淋淋的案例应该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但事实是，打工妹的悲惨遭遇继续发生。当地政府的负责人曾说，“我们对私人皮包加工厂一直严格管理，多次下发通知；我们的劳动管理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天天查，月月查，年年查”。但让人不解的是，尽管他们“天天查，月月查，年年查”，许多雇工却依然在通风不良的作坊里做工、吃饭和休息，一天24小时与苯接触。这些明摆着的违犯国家有关法规的作业环境，管理者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不懂业务还是渎职或是其他什么原因？

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就是说，人们在创造财富和美满生活中所采取的任何做法，都应建立在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都应建立在人民普遍承认的社会道德的基础之上；都应建立在尊重他人，特别是尊重他人生存权的基础之上。但白沟镇的许多个体箱包生产厂家的老板，明知他们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已夺去了许多无辜者的生命，却依然不顾他人死活，甚至逼迫打工妹们在有害毒物严重超标的恶劣作业环境里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们的这种昧着良心剥夺他人血汗的做法，实在令人发指，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

让人担忧的是，尽管河北白沟镇或是其他的地方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职业中毒事件，但仍没有引起许多打工者对加强自身防护措施的认识。以白沟镇的打工妹来说，有人曾问她们，你们知道苯有毒吗？她们竟茫然地回答：不知道。河南省商城地区某村最近死了一些人，有一位老汉的3个儿子竟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死去。后经有关部门的详细调查，才发现他们是在宜兴某私人工厂从事石英石粉碎作业中，染上重症矽肺而送命。当问起那些尚活着的、而且已患上矽肺的打工者们是否知道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易患上矽肺时，他们竟也惊疑地回答：真的吗？咱是老百姓，哪懂得这个！看来，如何加强医学科普知识的宣传和学习，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能通过这种知识的学习，使自己明白哪些职业对自身是有害的，哪些职业可以通过加强防护措施减少对自身的危害，从而有力地保护自身的健康，已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研究 篇7

一、中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

1. 法律立法宗旨模糊。

现行《保险法》第一条确立了此法的“为了规范保险活动, 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的立法宗旨。但是, 《保险法》其立法宗旨层次模糊、目标不明, “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并未单独开宗明义地提出, 由此导致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规定缺乏系统性及可操作性。

2. 法律基本原则的缺乏。

法律基本原则是立法宗旨的具体化, 对整个法律的适用性发挥指导作用。保险合同法的具体法条源自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 并且也是诉讼过程里司法裁判的关键凭据。保险业经营特殊性决定了其合同异于一般民事合同, 保险合同基本原则国际公认的有“诚实信用、近因、损失补偿、保险利益”四项原则。当下中国《保险法》规定的保险活动基本原则有“自愿、诚实信用、遵守法律与行政法规”三项, “诚实信用原则”尽管单列为一条, 可是其余三条几乎未提。

3. 法律具体规定的粗疏。具体规定的粗疏导致了《保险

法》操作性降低。其中, 法律对保险成立和生效要件以及确切阐明义务与告知义务等的规定过于笼统, 保险人也许出于利己目的利用法律漏洞侵害消费者权益。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 经常由于具体规定缺乏而使得法律判决不具权威性, 诉讼结果令保险双方不满。当下《保险法》某些具体规定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间存有差异, 导致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法官常常无所适从, 判决结果无法做到保险双方满意。比如, 为保护被保险者或受益者利益, 各国在长期保险实务里累积与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 以体现对受益者的权利救济。在格式合同的条款产生文义不明或存有多种解释时, 须作对保险者不利的解释。中国保险法有关“不利解释原则”的规定, 存有极大争议, 和《合同法》亦存有矛盾争议之处。

4. 保险监管目标及价值取向的错位。

“保险监管目标”是拟定保险政策的根本依据, 保险监管目标决定保险监管政策与体制, 换言之, 有怎样的保险监管目标即有怎样的保险监管政策和制度。调查中国当下“保险监管制度”, 保险监管的目标缺失明确法律规定。由于保险监管目标众多且主次不分, 导致可操作性差。加之当下保险监督及操作水平相对落后, 致使中国保险监管出现效能低、成本高的状况。

5. 保险监管效能低。

由于国际通行的“监管价值取向”为主导的缺失, 发达国家监管单位采取的“成本收益分析法”的缺失, 监管资源配置失衡与监管手段的简单等原因, 导致了“监管效能低”。监管机构价值取向与目标的错位, 导致保险人有恃无恐的违法违规, 侵害消费者权益。“销售误导”、“理赔刁难”及“投诉困难”已然成为普遍现象, 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令保险发展的根基“社会信誉”遭受侵害。尽管监管一直着重强调“条款与费率”管理, 费率问题却是最为突出问题, “降费”、“退费”、“返还”等皆屡禁不止。

二、构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1. 构建保险法律适用的辅助体制。

伴随保险业的飞速发展, 将会不断涌现诸多新问题,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 法律制度也会逐步落后于现实。为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也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实变化, 须构建一种良好的保险法律适用“辅助体制”。对《保险法》存有的某些问题, 并不是一定须经由法律自身来处理, 可经拟定保险法的实施细则来实现。

2. 合理期待原则的引入。

因为保险业固有的格式合同、无形的保险产品和保险人履约期长的特征, 加上保险业有别于银行证券等金融业所特有的营销手段, 令保险代理人出于可观佣金的驱使下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或劝诱。因此, 英美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引进了“合理期待原则”, 其作为新兴的一种司法解释规则, 突破了传统合同法的根本思想, 要求法官从一位合理外行被保险人视角去考核其“合理期待”应为什么, 也就是“依未经保险及法律等专门训练的人其理性的预期进行保险单的解释;若理性的人预期保单将对某损失给予保障, 法院便将要求保险人赔偿”。提出“合理期待原则”, 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优先周全地“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思潮, 将其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最后的一道屏障。中国亦可考虑在司法实践里引入“合理期待原则”, 以健全保险法律体制来有效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强化保险中介机构的监管与培育。

当下, 中国保险中介市场处在发展初期, 不规范和短期性是其所呈现的特点, 需要尽快培养与规范可代表投保人生产单位的保险经纪人群体。但是, 从利己角度出发, 保险中介人的出于个人利益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欺诈的行为屡禁不止。作为消费者利益代言人的中介, 不但未发挥平衡保险人与保险消费者利益的作用, 反丧失自身信誉, 在大众眼里, 保险经纪人、保险代理人常常意味着欺诈与不诚信。所以, 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 推动保险业发展, 需加大对保险中介行业的监管力度, 构建切实可行的监管体制。

4. 促进保单通俗化与标准化建设。

当下, 中国保险消费领域产生的纠纷, 多数源自保单的晦涩难懂。国内的相关调查表明, 在已经购买保险的消费者中, 不了解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比率竟然高达46.8%, 还未买保险的消费者中的近10%拒绝买保险的原因仅仅是由于看不懂保险合同。因此, 促进保单“通俗化”, 将保单由繁变简, 以预防保险营销人员在销售时的误导与劝诱以及保单欺诈。因此, 更加周全地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成为各国保险监管机构努力促进的工作。

5. 构建独立的仲裁机构与救济体制。

构建独立权威与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仲裁机制, 具体可包含以下几点: (1) 构建专业的保险仲裁机构, 由监管机构带头, 包括保险行业协会、保险专家、保险公司代表与社会人士等组成, 其中又以保险专家为主, 以保障裁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2) 尽快出台有关的行政法规等具有强制性的规章机制, 对保险仲裁机构的运行模式、资金来源、组织结构等进行制度规范, 保障仲裁机构的独立与仲裁结果的权威。 (3) 明确保险仲裁机构在受理案件时不对申请人收取费用, 其日常费用由参加的各保险公司商定共同承担, 以降低消费者经济负担。 (4) 确保保险仲裁机构的裁决结果对被诉保险公司具有约束力, 保险公司必须执行并不能再提起诉讼;而对提起裁决的保险消费者不具约束力, 对裁决不服者可依诉讼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 以确保裁决的权威性。

6. 强化保险消费者教育。

仅依行政监督与法律法规无法彻底解决保险消费领域的问题, 同时需要关注保险消费者教育, 充分调动消费群体维权意识, 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 培养成熟理性的保险消费者, 以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消费者教育可由三个层次展开:第一层, 培育“聪明的消费者”, 培养消费者展开保险消费知识及消费纠纷解决手段的教育。比如如何投诉、向准投诉、受到损害如何索赔等;第二层, 培育“自立的消费者”, 培养消费者从大量保险产品与产品信息内选取自己所需的东西;第三层, 培育“自觉的消费者”, 培养消费者不再仅限于个人消费行为的关注上, 需积极参与相关消费者组织、消费者运动与消费者诉讼等。

7. 重视消费者协会的影响。

作为民间机构的消费者协会, 在“政府”和“消费者”之间、“消费者”和“企业”之间发挥着积极的纽带作用, 是推动保险市场规范经营与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可替代的关键力量, 在降低监管成本及提升监管效能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 需关注消费者协会在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上所发挥的影响。比如, 德国就有消费者“保护团体”、“产业促进组织”;日本有消费者“生活中心”。由政府监管角度出发, 需将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作为一种有利的辅助手段, 加强和消费者协会间的信息沟通, 主动征求其对有关政策与法规的看法与建议。由保险消费者协会角度出发, 因其为民间机构, 不具强制力是其难以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点所在, 由此可考虑在法律上赋予其相应的诉权。若出现严重侵害保险消费者权益案件时, 令其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

8. 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

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上, 还可以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 通过媒体对保险经营者侵犯保险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披露, 直接对保险公司形象造成影响, 起到引导消费者判断选择的作用, 并且引起保险监管机构的关注。媒体宣传, 充分发挥其对消费者合理理性消费行为的导向影响与对“保险经营者”的约束影响。

三、结束语

鉴于中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必须通过构建健全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来实现。从制度层面完善法律体系, 从执行层面完善行政监管体系, 以及通过消费者自身、民间机构和社会舆论的辅助作用从各个层面确保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有效的保障, 保证中国保险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卫东.保险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高职院校大学生权益保护机制构建 篇8

关键词：高职学生权益,工学结合,听证制度,层次分析

一、影响高职院校学生权益的因素分析

随着高职院校的发展, 对高职院校学生权益的保护得到各界重视。笔者以高职院校学生为重点研究对象, 发现影响其权益的因素主要有五个:

(一) 现行法律法规

就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来看, 大学生权益保护机制主要是:

一、基于公民身份的救济, 例如《侵权责任法》等。

二、基于学生的身份的救济, 例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院校学生管理规定》等特别法。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这一领域的法律法规漏洞日益凸显, 主要表现为权利救济渠道不畅通。《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0至63条规定, 大学生依法可以提出申诉的仅限于退学、开出学籍和纪律处分三种情况, 而这三种情况只是影响学生权益的一部分内容, 学生可以申诉的内容显得太过局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非常明确指出学生对学校给予的纪律处分不服, 只能申诉解决, 而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二) 校方行政管理权

关于高校权力的性质, 第一, 高等教育具有社会公益性, 高等教育行为最终要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高校所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学业证书具有社会公信力。第二, 学生在校期间享受的国家财政补贴, 并且教育作为公益事业这一公共行政属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第三, 学生从进入高校之日必须服从校方的管理。所以这种行为带有明显的行政管理权性质。

高职院校管理权与学生的权益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冲突, 例如为了争夺生源, 一些高职院校夸大甚至是虚假宣传, 考生无法进信息甄别, 损害了学生的受教育权。而且许多高职院校教育设施和教学质量往往会打折扣, 不能满足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的需要。

在学校的规章制度方面, 重视学校权力强调学生义务而轻视学生权利。按照《普通高等院校学生管理规定》要求, 学校应成立学生申诉委员会, 但许多高职院校并没有这一组织, 或者即便有这个组织却流于形式。

(三) 工学结合模式存在的隐忧

高职学院采取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按照教育部2006年16号文件的要求, 高等职业院校要保证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时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 这种学以致用的模式就教学效果而言是非常合适学生的, 但同时也存在隐忧。

首先, 部分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 把实习大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 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 有的单位甚至故意克扣实习生工资。其次是大学生在实习期间存在人身财产安全问题。将近30%的大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其自身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即使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选择各种途径维权的仅占13.9%, 而选择忍气吞声者占86.1%①。2010年12月13日福建一高职生顶岗实习受伤难获赔偿②。

(四) 高职院校法律教育状况不尽人意

笔者重点对某职业学院进行调查分析, 发现高职学生具有一些特性:除了校方与学生权益的矛盾外, 学生之间侵权事件常有发生;在校生整体综合素质不高, 对自己权利没有清晰的概念。

(五) 家庭背景

通过调查, 笔者发现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 他们选择职业院校的目的就是毕业时能借助学校力量在国企中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 而对福利待遇、具体工作分配等关系切身利益的情况知之甚少。而城市生源的学生在择业时信息来源较多, 更多关注自己的权益, 并能够选择适合他们发展的用人单位。

二、高职院校学生权益保护机制的完善

针对上述影响高职学生权益五方面因素, 笔者尝试提出完善新的机制。

(一) 建议把高校行政管理行为分为行政行为和内部一般管理行为

对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对内部管理行为建立听证制度: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学士学位, 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高校实施的法律法规授权行为, 如授予学位、招生等, 此时的高校应当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第二, 在学校日常管理行为中, 最常见的就是校方对学生打架引发的侵权行为进行纪律处分。这种处分应当视为高校内部一般管理行为。但是因为处分影响受教育权、学位获得等行为不再是一般管理行为, 而是可诉行为, 学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如果仅为了实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学生对学校的日常作息管理行为、一般纪律处分行为、考试成绩评定等行为不得提起诉讼。

(二) 实行校内听证制度

学校应当在作出严重影响学生权益的处分决定前, 按照学生的申请, 举行有受处分学生和利害关系人等参加的听证会。听证的实质在于对学生权利的尊重和对其合法权益的保障。在进行重大处分或者重大事件的听证中, 参加人应该有拟被处分的学生本人、学生所在班级的学生代表、利害关系人、见证人、学生处工作人员以及学生家长。听证不能流于形式, 校方应当根据听证笔录, 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三) 建立校方维权机构

高职院校学生在校方的安排下进入用人单位实习, 其身份仍然是在校生, 校方负有保护他们权益的义务。校方有必要单独成立一个维权机构, 负责解决学生实习期间遇到的纠纷。浙江大学最早成立了学生会权益服务中心③, 为大学生的权益维护起到了重要作用。校方维权机构应当对用人单位的工作条件、实习待遇进行考察, 确保学生在实习期间的权益。实习生应当与与企业、校方签订实习协议, 特别是对实习期间发生人身、财产责任问题进行明确约定。

(四) 建立校内法律咨询机构和预警机制

法律咨询机构一方面可以促进高校工作的法制化, 另一方面可为学生提供法律咨询, 解决学生之间的侵权纠纷, 进行校园内调解, 对校方潜在的问题或者违法行为提出纠正建议。预警机制可以发现校内学生之间的潜在的侵权事件。高校的学生管理部门和安全保卫部门密切掌握学生的动态, 一旦发现学生有不良行为及时反馈系部, 由系部辅导员进行预防教育。

(五) 普及法律教育

高职院校应当针对在校生的特点定期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 对于面临毕业的学生, 开设与就业关系密切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课程。特别是对于农村地区的学生, 这一领域的教育尤其重要。他们只有在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选择用人单位, 避免因毁约承受违约金责任, 更好地进行职业发展规划。

三、层级分析法量化比较

下面建立层次分析法 (AHP) 模型进行分析, 以量化得分比较现行保护机制与本文拟提出保护机制在对高职院校学生权益保护上的效果。

首先建立层级结构模型, 以现行法律法规, 校方行政管理权, 工学结合模式, 法律教育状况, 家庭背景为五个主要影响因素:

然后构造成对比较阵,

其对应的权向量为U (X) = (0.457, 0.263, 0.051, 0.103, 0.126) T.

对两个机制分别比较其x1, x2, x3, x4, x5五个影响因素, 得到成对比较阵

经计算得B1权向量Wx2 (Y) = (0.082, 0.674) T;

类似的比较两个方案在区域四个方面的比较阵

得到Wx2 (Y) = (0.606, 0.129) T , Wx3 (Y) = (0.429, 0.143) T , Wx4 (Y) = (0.636, 0.179) T, Wx5 (Y) = (0.167, 0.667) T.

下面计算两种方案的得分为:

拟提出机制得分高于现行机制, 可见对高职院校学生权益保护上, 拟提出机制的保护效果更好。

参考文献

[1]冯建立.高职院校学生实习期间权益保障机制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10, (07) 下.

[2]http://news.sina.com.cn/s/sd/2010-12-13/091221630407.shtml[EB/OL].

权益保护机制 篇9

一、通过司法途径保护食品消费者权益的必要性

在实践中,行政执法和司法是保护食品消费者权益的两种主要的正式途径。当前,由于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政府被要求承担更多的监管责任;诚然,政府部门的确可以运用行政权对食品生产及销售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从源头上保障食品消费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但是,仅仅通过行政执法来保护食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远远不够的:第一,行政执法是一种避免食品消费者合法权益被侵犯的预防机制,是一种“事前的防卫”,但是,若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被侵犯了,行政执法显然不能提供有力的救济或赔偿。因为,根据现有的法律,政府执法机关不能对消费案件进行行政裁决,即便促使消费争议双方达成了行政调解协议,执法机关也没有强制执行权,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很难获得应有的赔偿;第二,行政执法成本高。[1]而由于执法成本高,加上食品消费监管的范围十分宽泛,执法机关的监管难免会有所疏漏,一些侵权程度较轻或尚未引起较大社会影响的食品消费侵权案件就往往得不到执法机关的干涉和处理;第三,“多头管理”使行政执法的效果并不理想。要对食品的生产、运输、消费等环节进行全面的监管,必然涉及诸多的如农业、工业、卫生、工商等行政职能部门,而这些部门之间难免出现分工不明或职能交叉的情况,这就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管理混乱甚至出现一些监管的真空地带,为食品消费领域的生产者、销售者为谋取暴利进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留下了可乘之机。

在现代社会,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要确立司法的常规纠纷解决机制的地位,通过司法的“规则之治”,保障经济交往的正常进行,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转。具体到对食品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而言,司法可以根据食品消费者的请求,对行政执法无权管或管不好的一些领域所出现的消费者权益被侵害的现象进行审理、裁判,以实现对食品消费侵权行为的惩处以及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在当前食品安全形势堪忧、食品消费侵权案件时有发生的社会背景下,要建立起完善的司法救济机制。

二、食品消费案件的一般特点

在民事诉讼中,食品消费案件与其他民事案件甚至与其他类型的消费案件相比,呈现出了诸多的特殊性。在食品消费案件的这些特征中,值得引起重视并对构建完善的消费者司法保护机制具有制度性意义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易发性、广泛性。

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我国的市场经济规则以及相关理念尚未全面建立起来,部分市场主体在“经济人”逐利本性的驱动下,不惜以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一些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在食品消费领域,这种现象尤其盛行。从卫生部通报的统计数据来看,2007年发生食物中毒506起,中毒人数13280人,2008年发生食物中毒437起,中毒人数13325人;[2]2000-2009年10年间,卫生部共收到全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3299起,中毒121014人,死亡2048人。[3]而食品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生活必需品,每一个人的每一天都离不开食品甚至不太可能离开食品的消费,因为即便是在农村,农民也不太可能生产出能供自己生活所需的所有食品。在食品安全质量整体不高的情况下,社会中的每一个在消费时都可能购买到有毒有害的食品、假冒伪劣的食品,都有可能遭遇食品消费领域的各种侵权行为。因此,从个案的角度来说,食品消费案件具有易发性。而从社会宏观角度来看,这种案件具有广泛性,甚至天天都可能发生。基于此,针对食品消费案件,必须建立起一套常规的治理手段和纠纷解决机制,为消费者提供通畅的维权途径。

2. 公益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多地主要是通过市场交易行为来满足。在这样的前提下,食品市场的消费品所面对的就是不特定的消费人群,消费品以及相关服务的质量将直接关系到这些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而与其他类型的一些消费品不同的是,食品的质量所影响的是人们最为重大的利益,即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以近些年所曝光的“三聚氰胺奶粉”“敌敌畏火腿肠”等为例,这些有毒有害食品所侵犯的不仅仅是消费者的财产权利,而且造成了(或将可能造成)对消费者身体健康权和生命安全的侵犯,上演了一出出社会悲剧,其危害是触目惊心的。另外,作为一个庞大的国民经济产业,食品的生产和销售是整体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部分,因此,它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质量直接决定了该行业的发展质量和发展前途,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食品行业的整体质量在较长的时间内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如果各种有毒有害食品充斥市场的现状长期存在,这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身体)素质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食品消费案件具有公益性,妥善处理此类案件,关系到不特定消费人群的财产及人身权利保护,关系到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民族身体素质的整体提升。

3. 诉讼双方力量不对等。

在食品消费案件中,食品消费者和经营者(包括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力量处于一种严重的不对等状态。这种力量上的不对等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关于食品的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的不对等。“由于现今食品结构的复杂性,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无法辨别食品的真、伪,优、劣,无法预见到不安全食品潜在的危害。尽管有的消费者走上了诉讼的道路,但是最终因为举证的难度大,找不到确凿有力的证据,遭到败诉的结果。”[4]尤其是关于经由工业化生产的食品,消费者的专业知识就更是少之又少。第二,经济实力的不对等。在现实中,食品消费者在诉讼活动中往往是“单打独斗”,即便是为数不多的消费者群体性“联合斗争”,其经济实力也是无法和食品经营者相提并论的。在某些领域,几家甚至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牢牢占有了绝对的市场份额;而且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越来越多的行业联合已经或正在形成。因此,食品消费者在诉讼中面对的是经济实力比自己强得多的食品生产者、经营者甚至特定的食品行业联盟。缺少食品专业知识的消费者不仅容易受到不法的侵害,而且在案发后举证困难;而经济实力的悬殊,更是使消费者在诉讼中处于明显的下风。

4. 案情相对简单、标的额小。

一般而言,食品消费案件的案情并不复杂,也就是说此类案件比较容易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就诉讼主体而言,一般是食品消费者和食品经营者双方,很少有其他第三方参与;就双方权利义务而言,根据法律以及交易习惯都是比较容易确定的;至于其他方面的情况,如产品是否有食品经营者生产或销售,产品或服务与消费者被侵害的权利是否有因果关系等,都是比较容易查明的。同时,食品消费案件的标的额普遍是比较小的。这是因为:第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作为日常消费品的食品,其消费人群是普通社会大众,单价往往是不高的。第二,食品消费者购买食品都是用于自己食用,至多是作为礼品赠送他人,故而购买量不会很大,购买的总金额自然不会太高。第三,即使是食品因质量等原因对消费者的人身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造成伤害,就单个案件来说,食品消费纠纷的标的额相较于其他的民商事案件也是不算高的。食品消费案件案情简单、标的额小的特点,要求该种案件的纠纷解决机制必须是易于操作、成本低廉、富有效率的。

三、食品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机制的完善

在现有的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食品消费者要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有着诸多的不利因素。要充分发挥司法保护功能、有力维护食品消费者合法权益,就必须根据食品消费案件的自身特点,对现行司法保护机制进行富有针对性的改造和完善。

1. 扩大受案范围。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民事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争议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具体到消费诉讼而言,原告还须是“消费者”,即其购买的物品及服务必须是用于满足生活消费的。但是,食品消费案件具有易发性、广泛性、公益性的特点,在食品安全状况整体堪忧并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的现实条件下,必须要扩大食品消费案件的受案范围,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通过司法途径参与到与食品消费领域的侵权行为作斗争的活动中来。在现有制度设计的基础上,要允许另外两类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第一,“职业打假”类案件。从前些年开始,消费领域出现了以王海等为代表的“职业打假”者,他们知假买假进而索取高于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赔偿,并以此为业。社会大众对“职业打假”的评价褒贬不一,是否将其作为消费案件进行审理,司法实践中也各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在食品消费领域,有必要将此类案件作为消费案件进行受理,因为“职业打假”不仅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利大于弊的,而且在食品安全问题十分严重的今天,也有利于发动更多的社会成员主动参与食品安全治理,从整体上保证消费领域的食品安全。第二,消费者组织(即消费者协会)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案件。消费者协会是消费者的代言人,其职责即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食品消费领域,允许消协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是食品消费案件公益性特点的要求;同时,相较于普通的消费者,消协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和资源,能壮大消费者维权的力量。

2. 简化审理程序。

诉讼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社会活动,一般具有程序复杂、诉讼周期较长的特点。以诉讼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将耗费当事人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人力、物力资源。而食品消费案件案情一般比较简单,标的额也不大,对消费者而言,如果仅仅是为了获得不大的诉讼利益而去参与如此纷繁复杂的诉讼程序,无疑是不划算的。法院审理程序的冗长、复杂,是食品消费者普遍不愿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考察食品消费案件的特点,根据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简化审理程序,为消费者合法、理性维权提供通畅的途径。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可学习和借鉴台湾小额诉讼制度的一些做法。[5]审理程序的简化将为食品消费者通过诉讼依法维权提供极大的便利。

3. 调整举证责任的分配格局。

在民事诉讼中,我国一般采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就是说当事人要为自己所提之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在食品消费案件中,我们不宜死板地套用此原则。因为,“诉讼当事人由于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对某一待证事实的证明条件、证明能力往往是不等的,有可能一方占有或接近证据材料,有条件和有能力收集并提供证据;另一方远离证据材料又缺乏必要的收集证据的条件和手段。此时,只有将举证责任置于有条件、有能力证明争议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才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6]在食品消费案件中,消费者往往不了解食品的原料成分、生产程序、储存手段等专业知识,其掌握的财力、物力等支持诉讼活动的资源也相对有限,食品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的力量处于相当的不对等状态,让消费者在诉讼中承担一般意义上的原告的举证责任,无疑是不公平的。鉴于消费者在诉讼中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法院在分配举证责任时应当对其进行适当的照顾。一般而言,应当要求食品消费者承担食品是否是由被告提供、所受损害是否与该食品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所受损害的结果等初步证明责任;而本着程序公正的原则,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况,要求经营者担负更多的证明责任(如食品质量是否达标),尤其是涉及有关食品的专业知识的事项,若其没有履行充分证明的责任,则应当承担证明不能或证明不力的不利后果。

4. 降低消费者的诉讼成本。

“诉讼成本对当事人寻求以什么样的手段解决纠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人们能够经济而便利地通过诉讼解决纷争,那么诉讼就会成为纠纷的化解器和社会的稳定器。反之,如果诉讼成本过高,通过诉讼而实现的司法正义在实际上收益甚低甚至没有收益,他们就会放弃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的努力。”[7]食品消费案件是易发的小额诉讼案件,如果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要支付较高的诉讼成本,对他们而言是不经济的;这是消费者不愿在现行诉讼制度下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又一重要原因。降低消费者的诉讼成本,要减少或免除消费者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诉讼支出:第一,案件受理费。根据食品消费案件的特点,可规定消费者在提起诉讼时不用预交案件受理费,在案件判决后,若消费者胜诉,则由被告(食品经营者)交纳案件受理费,这也符合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定;若消费者败诉,也应当免除消费者交纳案件受理费的义务。第二,鉴定费用。关于食品质量的鉴定,其费用应当由被告承担;若消费者的人身权利受到侵犯而需要鉴定的,其费用由消费者先行预支。原告胜诉则由被告支付。第三,律师费用。若案情重大(如消费者人身权利受到重大损害、涉案人数众多、社会影响较大),则消费者可申请法律援助;而一般的案件,可通过较为简化的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消费者可自行参与诉讼或向消协等组织寻求帮助,以此减少或消除消费者维权的律师费用。

5. 提高赔偿标准。

食品消费者不愿意通过司法途径维权。根据现行的赔偿标准,消费者通过诉讼所能得到的赔偿与其所耗费的资源相比,往往是收益甚微甚至得不偿失的,这必然会打击他们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积极性。消费者权益法规定的“双倍赔偿”显然是与食品消费者在诉讼中的耗费不成正比的;即便是《食品安全法》规定十倍赔偿,也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食品的单价以及消费者购买食品的总价数额都是不大的,而最高十倍的赔偿会将消费者在诉讼中的收益限制在一个过小的范围之内,这既不利于调动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对食品经营者的违法违规活动形成有效的威慑。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将“双倍”或“十倍”赔偿作为一个最低标准,而在立法上不设定最高限,允许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最低标准之上确定赔偿的金额。在确定具体的赔偿金额时,要综合考量案件的复杂程度、案件的社会影响度、消费者维权的成本等各方面的因素。

四、余论:相关配套机制的构建

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制在保护食品消费者权益方面的作用,不仅要对司法机制本身进行改革和完善,而且还要重视相关配套机制的构建。根据食品消费案件在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应着重加强以下两个方面的司法配套机制的构建:

第一,加强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合作与衔接。就对食品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而言,行政执法是一种事前的防御机制,司法是一种事后的救济机制,前者积极主动,后者消极被动,两者各有优劣。在实践中,要加强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合作,在信息沟通、证据收集等方面实现两者的联动。政府机关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所调查得到的相关材料,在经过一些必要的程序后,可以直接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这样的做法既可以免去一些重复的举证、质证、查证环节,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第二,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食品安全救济基金。[8]免除消费者参与诉讼的后顾之忧,保证消费者所遭受的损失得到合理的补偿。同时对于受到人身伤害的消费者也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迅速救助,使消费者的损失降到最低。

摘要：司法是保护食品消费者合法权益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机制。食品消费案件具有易发性、广泛性、公益性、诉讼双方力量不对等、案情相对简单、标的额较小等特点。要有效发挥司法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机能,必须根据食品消费案件的自身特点,对现有司法机制进行富有针对性的完善,具体包括扩大受案范围、简化审理程序、调整举证责任的分配格局、降低消费者的诉讼成本、提高赔偿标准;同时,要构建起相关的司法配套机制。

关键词：食品消费,司法保护,审理程序,举证责任,诉讼成本

参考文献

[1]刘广明,尤晓娜.论食品安全治理的消费者参与及其机制构建[J].消费经济,2011,(3).

[2]梁华生.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10.

[3]滕月.我国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行为研究[J].消费经济,2011,(2).

[4]刘津平.谈我国食品安全司法保护的路径[J].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09,(3).

[6]王颖.论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制度[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5]王勇军.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D].河南大学,2005.

[7]邓志伟,江华,陈小珍.诉讼成本及其控制[J].人民司法(应用),2008,(17).

权益保护机制 篇10

一、尊重被害人知情权和程序参与权

1. 法律规定中扩大被害人对案件诉讼的知情范围, 保证被害人充分地参与到刑事程序中来。

作为案件中犯罪行为最直接的受害者, 被害人有权利知道更多的诉讼信息。被害人不仅在是否立案、是否起诉、是否判决等方面享有知情权, 而且在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退回补充侦查、撤回起诉、法律适用等方面也应当明确规定被害人享有知情权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2. 司法实践中应保障所有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的知情权和程序参与权。

凡是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都是被害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 既然是诉讼当事人, 就应完全赋予其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知情权和程序参与权应该得到保障, 而不应该给予不同类型的被害人的程序性权利明显不同, 甚至是大相径庭。

3. 在制度上完善保障被害人知情权和程序参与权的具体程序和程序性权利被侵害的救济途径。

为使所有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时地知悉有关的诉讼信息, 参与到刑事诉讼程序中来。一方面要完善司法机关的告知程序, 包括方式、手段;另一方面要创造一些有利条件便于被害人获取必要的诉讼信息, 例如, 可以在司法机关内部定岗、定人专门负责被害人的接待及信息告知工作。此外, 对于司法机关侵犯被害人知情权的, 应有一个完备的申诉程序, 使被害人有一个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同时, 这样也可以让司法工作人员接受监督, 让侵害被害人知情权的司法工作人员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 对于因司法人员的过错导致被害人因无法及时地获取相关案件信息, 而致使被害人失去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机会的, 被害人应有权要求相关的责任机关 (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 承担其诉讼费用。对于妨碍被害人行使其程序参与权的给予一定的制裁。

二、给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上诉权

在我国被害人对于公诉案件的裁决不服的情形下并不享有独立的上诉权, 被害人享有的权利只是可以要求检察机关提请抗诉, 但是检察机关是否抗诉, 完全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但又因为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一般是从维护国家、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 对于是否提出抗诉较为慎重, 当涉及的利益不是太重大时, 一般不会轻易抗诉。[1]而对于被害人来说, 判断公诉案件的是否应该进行抗诉, 多是从自身的合法权益有没有得到保护这个角度出发。由于检察机关和被害人之间对于是否应该抗诉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价值判断上的差别, 以及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并不享有独立的上诉权, 这就使得被害人合法权益存在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可能性。因为很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那就是当检察机关在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时很容易忽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完善被害人在公诉案件的上诉权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公诉案件中是否给予被害人上诉权, 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给予被害人上诉权, 从域外经验来看, 不同的国家由于国情和法律制度的不同在给予被害人上诉权存在一定的差别。在德国和法国, 由于被害人在初审程序中既具有对案件事实作出证明充当证人的身份, 也具有在自诉程序和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 作为自诉人和原告参加诉讼的身份。在俄罗斯, 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害人有权对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定和裁决提出上诉”, 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充分的上诉权, 并且被害人的上诉权, 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制约, 在被害人提出上诉的情况下, 二审法院可以做出较一审判决更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决。[2]在芬兰和瑞典对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享有充分的上诉权, 根据《芬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被害人和公诉人同属当事人, 被害人也具有上诉的权利。”瑞典《刑事诉讼法典》也直接规定了“被害人对检察官不上诉的判决, 可以上诉”。

虽然各国的规定不同, 但从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是十分必要的。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 与案件的审判结果有密切的联系, 理应可以对案件的一审判决发表自己意见和看法。因此, 法律应该赋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上诉权, 这样才能充分反映被害人的诉讼要求, 对充分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求偿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原始用意在于便利、迅速。[3]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加及时并且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案件的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这一规定极大地提高了诉讼效率, 也方便被害人诉讼, 减轻被害人的诉累。被害人不仅可以利用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及时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并且, 法律中关于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用缴纳诉讼费用的规定还降低了被害人维护自己权益的风险和成本。虽然该项制度在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上有着明显进步, 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其突出问题是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限制了被害人的求偿范围, 明确地排除了被害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这样的规定主要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我国法学界一直以来都否定被害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但是,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人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 要求进行精神赔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4]如在民事诉讼中, 民事案件中被侵权人有权向侵权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既然如此, 刑事案件中也应该确定被害人可以利用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向被告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其理由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 从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程度来看, 在刑法上构成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 要重于民事侵权的致害行为, 理当允许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5]其次, 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来看, 被害人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虽然是依附于刑事程序, 存在着一定的依附性, 但其依然有其独立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还是一种民事诉讼。[6]刑事法律中当然也应该作出适时的调整, 拓展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求偿范围, 肯定被害人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为这不仅协调我国法制统一的必然性要求, 也是全面完善我国被害人权益保护机制的需要。

四、建立、健全被害人救助体系

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关注被害人补偿问题, 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也缺乏足够的关注。针对遭受刑事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还缺乏一个完备的救助体系。当犯罪嫌疑人下落不明和被害人未能得到犯罪人任何赔偿的案件中, 被害人生存状况往往因为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社会救助而恶化。此时, 被害人就可能因求偿无门而失望, 更容易滋生新的报复性犯罪。当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如果不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得到应有的赔偿, 就会加重对加害人的仇恨, 并对司法机关产生埋怨。此种心态更容易推动被害人采取极端暴力的方式来追求自己内心的平衡, 使原来的被害人变为新的加害人。如果能对被害人进行及时有效地救助, 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维护, 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这类报复事件的发生。因此,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建立和健全我国的被害人救助体系。

首先, 明确对被害人实施救助的机构。由于刑事诉讼程序持续性的过程, 有多家机关参与其中, 究竟由谁来实施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是应当首先明确的。而决定由哪个部门来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一般认为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必须保证救助的效率, 决定机关必须能够迅速有效地作出决定, 以解被害人燃眉之急;二是专业性, 决定机关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专业知识, 否则无法审核;三是合法性, 刑事案件移送审判机关之前属于国家秘密范畴, 决定机关在具体施行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时必然接触到属于国家秘密的案件信息, 这就需要决定机关享有接触此种国家秘密的法定权力。[7]另外, 由于对于被害人的救助可能存在一定的持续性, 可能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因此, 笔者认为可以设立一个由政法委牵头, 公检法三家机构共同参与的被害人救助委员会来具体实施对被害人的救助。

其次, 丰富救助资金的来源。目前救助资金主要来源是行政渠道, 靠国家财政来拨付, 因为种种原因导致救助资金不充裕, 妨碍了对被害人的及时救助。因此, 可以考虑把社会慈善力量吸收进来, 无论是个人、企业、团体, 都可以以捐款作为补充的形式, 加入到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行列中来, 扩充救助资源。各地民政部门也应当将所接收的非特定用途社会捐助资金、福利彩票收入或募集的善款安排一定比例专项用于刑事被害人救助。提倡、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为有特殊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提供捐助。

再次, 使救助方式的多样化。从现有的救助形式来看, 一般是以向受害人发放救助金为主, 救助形式比较单一。并且, 这种救助金的发放往往是一次性的, 对于被害人只是进行一时的救助, 对于被害人将来的生活缺乏长久的保障。另外, 救助金的发放也只是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进行了补偿, 很多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得不到救助。笔者认为, 为了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应该丰富针对被害人的救助形式。例如, 救助委员会可以同有关机构协调, 为遭受犯罪行为损害而生活困窘的被害人及时的办理低保, 将其及时地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内。为因犯罪行为致残而丧失部分工作能力而不能继续在原单位继续工作的被害人, 协调安排到社会福利企业进行工作等。针对遭受精神损害的被害人, 实施精神救助, 可以为被害人提供心理咨询、精神治疗和情感支持。

摘要：我国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现状和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必要性, 使得完善被害人权益保护机制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尊重被害人知情权和程序参与权、给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上诉权、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求偿范围、建立、健全被害人救助体系等途径, 能够切实发挥法律保护被害人权益的作用。

关键词：被害人,权益保护,途径

参考文献

[1]郑丁足, 陈双喜.公诉制度的利益平衡论.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年3月第27卷第2期, 第69页.

[2]顾永忠.刑事上诉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134.

[3]林钰雄.刑事诉讼法 (下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371.

[4]甄贞.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 2002:193.

[5]叶青.刑事诉讼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194.

[6]叶青.刑事诉讼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178.

华商权益保护的迷失 篇11

华商权益，很受伤

2007年4月12日，浙江瓯海籍华商卜若微将车斜停在保罗·萨比街自家商店门口装卸货物时，警察指责她违章停车，开出七十四欧元的罚款单，并要没收其行车执照。卜若微同意了接受罚款，但因为平时要接送孩子上学，恳求警察返还汽车执照。在争执中，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警察要强行带走卜若微，引起在场华人的不满，由此引发了大规模冲突事件，导致多名华人和警员受伤。

4·12意大利米兰华人与警察发生冲突的事件后，经中国驻米兰总领馆张利民总领事、米兰华商代表与当地政府部门多次协商，保罗·萨比华人区一度趋于平静。但是，在这平静的背后，意大利警方一直在针对米兰事件华人参与者进行调查。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在米兰事件中，有42名华人因触犯当地法律遭到当局指控。

这次事件远非一个简单的冲突那么简单。

早在2007年3月，米兰市政府曾邀请华商代表和中国驻米兰总领馆总领事张利民就米兰华商外迁事宜进行协商，以妥善解决华商外迁的问题。米兰市副市长高拉多在会谈时承诺，保证在华人批发商迁移之前，不会对保罗·萨比地区实行交通管制，并希望政府能够与华商就外迁进行实质性谈判。

2007年7月，米兰政府要求保罗·萨比华商提交企业详细资料，并经过多次协商达成了初步的外迁意向。但是，历经了一年多的选址和谈判，到目前为止，外迁工作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未有任何实际的进展。

由于华商外迁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当地居民多次抱怨政府对华商听之任之，抱怨华商因装卸货物破坏了街区的安宁环境。希望政府对地区实施交通管制，限制华商装卸货物，迫使华商尽快迁出保罗·萨比地区。

华商能否外迁？迁往何处？政府是否真的会使出杀手锏，将保罗·萨比改为步行街？一切都在揣测之中。米兰政府改造步行街和进行交通管制的时间表，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已颁布过多次，而这一次，“狼”真的来了。冲突事件发生一年后，2008年11月，米兰市副市长里卡尔多·高拉多（RICCARDO DE CORATO）正式宣布，从11月17日起米兰唐人街保罗·萨比地区（VIA PAOLO SARPI）将正式实施交通管制。与此同时，米兰警方派出了大量巡警和宪兵沿街巡视，仅在实施交通管制的两天内，警员已开出了一百余张罚单。至此，自2007年4月12日米兰华人区发生警民冲突事件后，华商维权运动已宣告流产。

米兰保罗·萨比唐人街目前有近300余商家，华人企业大约占60%以上，这一地区的商家大部分从事批发业，主要经营服装和日用百货。该地区日商业营业额大约在5000余万欧元，批发企业的营业额占据了70%以上。保罗·萨比唐人街实施交通管制，限制商家装卸货物，将会给社区商家造成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华商也在所难免。

米兰华人区警民冲突事件已过去一年多，华商为了维护起码的经营权和生存权，与市政官员进行过无数次谈判。然而，此事最终以社区实施交通管制、限制装卸货物而告终，政府所承诺的外迁优惠条件无一得到兑现，米兰华商维权正式宣告流产。原因何在，很值得海外华人深思。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着华商与当地政府沟通失败导致权益受侵害的事件。还有很多华商仍在忍受各种利益集团的盘剥。2009年2月3日，据美国《侨报》报道，自经济危机以来，国外的律师接到一些案件，反映出华人的中小型企业受到劳工局等政府部门的不合理的指控；在这几天前，西班牙欧浪网报道，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区“节假日营业新法规”正式执行后，瓦伦西亚当地已有三家华人百元店遭到罚款，有些店主无奈准备搬迁；2月7日，据意大利《欧联时报》报道，普拉托知名华人企业家、著名侨领徐先生的住所被3名华人抢匪洗劫，当时家中有1名保姆，1名19岁的年轻人和年龄分别为4岁、5岁和7岁的儿童……

正在经受金融危机考验的华商们，不得不同时面对自身权益遭受侵犯的威胁，在夹缝中他们艰难地求生存，寻找转机。

权益迷失根源，多而复杂

2007年11月28日据巴西侨网报道，针对近来圣保罗发生多家华人商城被查抄事件，巴西媒体发布圣保罗市长、里约市人关于抹黑华人言论，事态有进一步升级的迹象，巴西华人工商联合会发出通告，呼吁侨胞们团结起来，如有必要时甚至采取游行抗议等活动，以表达华人的不满，维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华人工商会的通知说，最近接连发生在圣保罗商业区的查抄行动，使美好的收获季节变得风云莫测，使每个商家无心经营，人心惶惶，生怕有什么不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针对以上情况，该商会在听取了多方建议和意见后，会同中国驻圣保罗总领事馆一起协商了应急对策，请华商们配合。

包括上面的米兰事件，从中我们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华商与当地政府的矛盾导致华商权益迷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地政府并不是华商权益受到侵害的唯一因素。

2004年4月中旬，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市最大的华商批发市场“欧罗巴市场”管理方以改造市场为由，在未得到广大店主同意的情况下，悍然出动几十号人，数辆推土机，冲进市场，强行拆除了数十家华商的店铺，甚至将店铺里存放的货物也强行拉走。

这起矛盾发生在华商与管理者之间，冲突的根源就是利益问题。欧罗巴市场管理方利用合同的漏洞，试图逼迫华商接受拆店的既成事实，因为只要店铺被拆毁，那么华商的购店合同就无效了，合同条款只承认店铺存在时的权益！

英国北伦敦歌连黛尔（Colindale）被公认为伦敦华人商贸集中地，当地政府在发展商的催促下拟拆除重建，以中国城大酒楼为首的商户早前已提交报告反对拆除，强烈要求保留商场维护当地居民及商户利益。

“当时布兰特（Brent）地方政府批出该处给八佰伴兴建百货公司再交由林顺龙接手时，在合约条款清楚订明要保留‘东方特色主题’的商场，如果东方城要拆除，证明我们这班华人已经被大业主、发展商和地方政府出卖了。”组织签名运动的中国城大酒楼业主廖业辉忿忿不平地说。

在这起侵权案例中，涉及到的利益方就绝不仅仅是当地政府部门了。包括大业主、发展商和地方政府，概括地说这是一个系统，一个庞大的利益系统在侵害华商的权益。而面对这个庞大的系统，身单力薄的华商自然就成了最脆弱的一方了。

此外，也有很多意外因素在伤害华商的权益，比如2007年发生在意大利华商身上的事。2007年12月份，普拉托的经营服装批发业务的刘先生被一位意大利客户骗走了7万多欧元的货物，按常理刘先生应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追讨并维护自身权益，可刘先生偏偏选择了放弃，并声称自己不想再给律师送钱，因为用法律追讨被骗的货款完全是徒劳的。刘先生告诉记者，用支票在普拉托华人批发区骗取货物事件时有发生，每年华商被骗货款金额都在几百万欧元以上，今年受危机影响，支票诈骗活动更加猖獗。

系统性迷失还须“系统”解决

既然我们可以把华商权益迷失的根源归结到系统上来，仅靠华商个体是无法从根本上维护华商权益的。所以，我们寻找到了华商权益保护的第一剂良方——团结，也就是将华商本身也组成一个系统。用系统的方法去对抗系统才会更具可操作性，也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比如，侵权事件发生后，受害人往往出于种种顾虑不敢出面指证，使调查不能顺利进行。在马德里恶警事件和罗马华商被查抄事件中，华商均受到了执法人员不同程度的不公正待遇，例如偷窃、搜身、人身侵害等，但事后举证却非常困难。查抄事件发生后，因为要向当地政府提交书面材料，但在场的几十名华商竟无一人敢于写出当时的情况，更别说签上自己的名字了。最后还是将听说的情况整理成文，以各侨团名义盖章授权。

前面我们提到的欧罗巴强行拆迁案例，市场管理方就是因为看到了华商在国外比较难组织的缺点趁着黑夜出动了工人和机车等，偷偷地又强行拆除了一些华商店铺。从欧罗巴市场建立至今将近十年，当华商合法权益受到严重践踏和侵犯时，华商也曾经起来抗争，但因为没有团结组织好，最终仍是华商吃亏。欧罗巴市场管理方吃定了华商是散沙一堆，没有反击的力量。

2007年，巴西的圣保罗查抄事件，华商同胞团结起来，一起面对查抄，有组织、有计划地杜绝不良执法人员在执法中混水摸鱼。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跟他们进行交涉，商会安排律师等有关人员给予店家必要的协助，使华商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点。这是华商团结起来获得成功的最好证明。

当然系统本身也必须在系统中学会解决自身的毛病，定期学会自我清理，清理内部的一些不法商贩，维护系统的形象。说得生动点就是“攘外必须安内”，只有每个个体都保持自律，才能使整个系统处于良性循环中。

个别系统缺乏法律意识，依靠投机取巧获取利润，使整个华商群体蒙难。如果被发现有制假造假、偷税漏税等行为，往往成为对方大规模执法行为的导火索。在罗马华商被大规模查抄的行动中，有30多家是警察按照法院的判决执行的。而众多华商委托的当地一家报关公司也存在违法行为，成为查抄的把柄。

西班牙《欧华报》主编陶辛夷认为，不管是华人商铺还是华人餐馆，都很经不起检查。华人聚集区其他国家的商人也表示，与其他国籍的商人相比，中国商店所遭受的突击检查的确要多很多，这与中国商店开店时间比较长、出现的问题比较多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然不论是团体还是个人，当矛盾激化的时候，首选的解决方式还是法律。欧罗巴市场拆迁案，是一个很好的说明。2007年9月，由罗马尼亚各华人社团组建的旅罗华人维权中心，向布加勒斯特市法院递交上诉材料，请求法院裁决“限期拆除尼罗市场”一案。

布加勒斯特市法院先后在10月12日与26日对这个案子进行了两次公开审理。开庭结果是华人维权一方取得暂时性的胜利。布加勒斯特市二区政府发放的“限期拆除尼罗市场”的“通告”因缺乏法律依据而被法院裁决为无效。

这次旅罗华商与布加勒斯特市二区政府的诉讼案，是罗马尼亚自有华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华人联手进行法律诉讼案，也是旅罗华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首次联合大行动。

但是维权方式不能只依赖于法律，因为很多华商所在国的法律相当不健全，相应的法律体系不尽完善，通过法律有时候是偏向维护本国民权益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得依赖于系统的运作能力，系统可以通过媒体、舆论来获得支持，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

权益保护机制 篇12

一、网络团购的定义界限

(一) 网络团购的概念。

所谓的网络团购就是具有相同购买意向的广大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这个渠道, 自身形成一个组织, 对厂商进行大宗的购买行为。就概念来看, 网络团购具有以下特点:就消费者来说, 购买人数众多, 只有形成一个组织后, 具有相当的人数才可以进行一定的团购活动, 才可具有售后良好的服务保障和权益保护;除此之外, 消费者必须同时拥有相同的购买意向, 购买意向不同, 产品不能进入到团购项目。就互联网来说, 在网络团购中, 互联网是一个平台, 团购的产品在互联网上显示并让消费者及时看到变更的消息, 也可以说互联网是一个桥梁, 将产品和消费者连接起来, 离开了互联网, 团购活动将难以开始。就消费行为来说, 这是一个大宗的购物行为, 不是一般的个体消费。这一点和第一点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 只有消费者参与度提高, 形成大宗的消费行为, 厂商才有可能让大利销售, 并提供良好的服务和保证。所以, 通过上述论述, 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网络团购和消费者组织、互联网、厂商、大宗购买行为紧紧相连。

(二) 网络团购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整体的发展, 网络团购悄然兴起。历史上第一家网络团购站是在美国产生的, 该网络团购站的总部设立在美国芝加哥。凭借着消费者广大的市场需求, 该网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美国稳定扎根, 年收入近几十亿元, 为美国的劳务和经济奠定了结实的商业基础。其中, 网络团购兴起并发展的重要因素便是顺应了市场的需求。从工业时代开始, 发达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 产品形式日新月异, 人们的需求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特点。于是, 对应各产品, 市场对其进行了市场细分, 把相联系产品定位在一起, 同时把人们需求较高的同一产品进行团购, 这一方式受到了大家的高度欢迎。随着世界各国的往来日益密切, 网络团购也在其他国家生根发芽。从2010年开始, 我国相继出现了很多类似美国网络团购的网站, 在接下来的两年的时光里, 网络团购实行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式的发展。网络团购日益细化, 产品更加多样, 消费者的选择也不再单一。到2011年, 我国网络团购站的数量已经是2010年的五倍左右。

二、网络团购中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世界网络团购的数量逐年增长, 表面上这种网络团购方式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 但是团购网站数量增长的同时, 消费者投诉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那是因为网络团购存在虚拟性, 而且还缺少有效的机制保障, 存在一定的权益风险, 其主要表现如下:传统的购买行为是消费者、货物和经营者在同一界面, 同一平台, 消费者可以看到实际的货物, 可以根据货物的色泽、质量、成分来改变购买意向, 选择可靠有保障的购买行为。但是在网络团购中, 货物具有较强的虚拟性, 很多卖家只是向消费者展示货物较好的一面, 甚至有的卖家不具体展示货物的有效信息, 这就增加了消费者购买的难度。并且, 很多产品承诺是正品, 可是实际上却是仿品, 由于网络存在虚拟性, 我们只能看到图片上的产品, 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较好的维护和保障。有些商家玩字面游戏, 常常在商品交易中做出很大的承诺, 但往往等发生问题的时候, 消费者根据他们的承诺要求进行合理的赔偿, 这时候很多消费者才发现情况并不是厂商说的那么容易, 很多隐形的消费将会显现出来, 大大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有些商家对于消费者的合理请求还添加了很多额外的条件和其他的限制, 最后使得消费者难以有效地维权。在网络团购中, 除了会对商品部分信息描述不符合事实之外, 商品提供者的名称或者服务还有可能存在虚假。当消费者受到货物之后, 发现商品的品牌或者商品的部分情况不实, 这时候对商家进行协调和追讨, 便会发现困难重重。另外, 绑定消费的价格对消费者来说确实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往往以价格低廉吸引消费者群体的眼球, 可是当消费者真正进行消费的时候, 才发现购物过程中竟然隐含了众多的消费环节。总的来说, 网络购物的确有很多的优点, 也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 但是要想真正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还需要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努力。

三、网络团购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构建

(一) 增加市场准入要求, 加强对市场的监管。

我国网络团购的管理方面还不完善, 由于缺少有效的行政机构管理, 我国团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难以正常维护, 所以我国必须加强对市场的准入要求, 加大对市场监管。网络团购之所以出现任意妄为的现象, 主要是由于市场准入的要求太低, 我国网络团购门槛较低, 申请人只要申请域名、网址、再买入一个主机, 准备日常的费用即可。当消费者在团购中, 受到了权益侵害, 消费者便会维权, 但由于有的网站申请人素质不高, 重视经济利益, 不想对消费行为负责的时候, 便会选择关闭网站, 由此一来, 消费者难以有效维权, 找不到相关的网站负责人, 只能自认倒霉。所以, 我国网络团购站要加强市场准入要求, 提高营业门槛, 将网站的诚信程度标志出来, 让广大消费者进行确认。除此之外, 行政管理人员要加强市场监管, 规范从业者合法经营, 提高监督的力度和管理力度。

(二) 完善相关的消费者保护法律。

司法部门应该完善相关领域的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法律文件, 在遇到网络团购的案例时, 应该合理合法处理, 如有不明情况, 司法部门应该秉公办理, 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处理, 并不断完善网络团购的法律条例。除此之外, 司法部门要处理好网络团购中的法律关系。其实团购中的法律关系并不是那么复杂多变, 按照层次负责制的关系, 把法律关系一层一层梳理清楚, 根据网站运营的模式, 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对消费者的权益进行维护。

(三) 从个人做起, 提倡知法、用法、守法。

在网络团购中, 部门网站创建人法律素质较低, 以关闭网站的方式来逃避责任, 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致使消费者维权困难。所以,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进行法律学习, 从个人做起, 在学法的同时, 能够做到知法、用法、守法。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社会人的法律素养, 才不会发生不文明用法的现象, 同时, 消费者也懂得更好的用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摘要：2010年以来网络团购承载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巨大梦想, 起发展势头势如破竹, 随着经济背景的不断强大、网络团购日益兴起, 我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进入网络团购这一平台中。由于网络团购的价格优势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 成千上万的团购网站应运而生, 表象上呈现出一副良好的发展态势, 但是目前我国网络团购保护机制并不完善, 伴随着消费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权益问题, 所以本文从网络团购的概念着手, 进一步分析网络团购消费者存在的潜在权益伤害, 最后提出网络团购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构建策略。

关键词：网络团购,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1].王雪.网络团购相关法律问题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