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精选8篇）

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篇1

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缺乏与完善

一、关于消费者的概念

美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对消费者的定义是：“所谓消费者，是指从事消费之人，亦即购置、使用、持有以及处理物品或效劳之人〞，“消费者是指最终产品或效劳的使用人。因此，其地位有别于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任何商品或效劳的购置者（有别于为再贩卖为目的的购置者)，在默示或明示的担保期间(或效劳契约)，适应受让该商品或效劳者，均该当为消费者〞。?牛津法律辞典?也认为：消费者是指“那些购置、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效劳(包括住房)的人〞。所以，笔者认为，在市场中，所谓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置商品或者接受效劳的人。对于该定义具体陈述如下：

1.消费者是指购置商品或者接受效劳的人

消费者是在市场上购置商品或接受效劳的人。这就是说，消费者既可能是亲自购置商品的个人，也可能是使用和消费他人购置的商品的人;既可能是有关效劳合同中接受效劳(如旅馆、运输、酒店、食品、劳务等各种效劳)的一方当事人，也可能是接受效劳的非合同当事人。但必须指出的是，消费者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买受人。所谓买受人，是指买卖合同中，给付价款并受领买卖的标的物的一方当事人。消费者，是指以消费为目的而进行交易，取得商品或接受效劳的人。

消费者的范围显然比买受人的范围更为宽泛，因为，一方面，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30条的规定，买卖合同只限于对实物的买卖，因此买受人只是商品买卖中购置商品的合同一方当事人，而并不包括提供效劳合同中接受效劳的一方当事人。而消费者显然包括了提供效劳合同中的接受效劳者。另一方面，买受人都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亲自缔约购置商品的人，而消费者那么不限于亲自缔约购置商品的人，还包括他人购置商品后，实际使用该商品的人。当然，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一定的交叉。如商品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如果是单个的个人，一般都是消费者。

从主体要素来看，显然，我国消法没有给“消费者〞规定明确的定义。因此，个人和单位都有可能成为“消费者〞。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产生和立法宗旨来看，其是为了保护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弱者而产生的。将消费者的范围局限于个体社会成员是基于对个体社会成员弱者地位的认识。?消法?之所以要对消费者给予特殊保护，主要就是因为消费者是弱者。单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无论从信息获取还是交涉能力方面都远胜于个人。尤其是在交涉能力上，由于其通常所需商品的数量或采购次数较多，且富有交涉经验，因而其综合交涉能力非个人能及，根本上可以与一般经营者处于对等的他们，在这种情形下将其作为消费者加以保护，违背了消法制定的本意，对一般经营者来说有失公平，也有害于对个人消费者提供更有力、更明确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当把单位列入消费者之内。单位因消费而购置商品或接受效劳，应当受合同法调整，只能依据?合同法?来主张接受效劳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并不适用消法特殊保护。

2.消费者购置商品或者接受效劳时非以盈利为目的消费者购置商品或接受效劳，并不是为了将这些商品转让给他人从而盈利，消费者购置使用商品或接受效劳的目的主要是用于个人与家庭的消费。这就是说，一方面，购置商品和接受效劳是为了个人的消费，个人消费包括两局部，一局部是物质资料的消费，另一局部是劳务消费，即接受各种形式的效劳。当然，消费者购置商品或接受效劳的目的也不完全限于个人的直接消费，也可能是用于储存、欣赏，或作为赠品赠送给他人等等。另一方面，消费者购置商品或接受效劳，也可能是用于家庭的或单位的消费，这些直接使用商品或接受效劳的个人虽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但也是消费者。如果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是用于生产和经营，那么不是法律上所说的消费者。

二、如何界定“生活消费〞

消费包括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两大类，两者都要消耗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但不同之处在于，生产性消费的直接目的是延续和开展生产，生活性消费的直接目的是延续和开展人类自身;生产性消费是指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的消耗，生活性消费是指在人们生存开展过程中的生活资料的消耗;生产性消费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的，而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而生活消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个人与单位维持生存与开展所必须的活动。

一般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是生活消费关系，保护的是生活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产品质量法调整的是生产消费，?消法?第54条为强化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作出的例外性规定。

保护的是生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由于依据?消法?第2条前段的规定，消费者只有在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效劳时，其权益才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调整的范围就是指因消费者主要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购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效劳，而与经营者所形成的关系，也可以简称为“生活消费关系

〞。

三、当前消费者维权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权利保护范围过窄。

由于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地位不均衡，消费者处于弱势的地位，为实现双方的地位平等，交易公平，国家对消费者给予了特别的保护，表达在法律标准上，即国家通过立法形式，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对经营者的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与约束，偏重其义务标准，对消费者偏重于其权利标准，并对消费者的权利的实施给予保障。权利是保护消费者的根本依据。我国1994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消费者的九项权利，具体包括平安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知权、受尊重和监督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展，营销方式的变化，特别是网络经济的出现，仅仅九项权利已经缺乏以保护消费者，或者说，消费者受到损害的权利已经超出了九项权利的范围，当前象充分尊重消费者的平安权，建立产品的召回制度;明确规定消费者的隐私权，经营者不得要求消费者提供与消费无关的个人信息，未经消费者本人同意，也不得将已悉知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向第三人披露，对确需知晓、接触消费者隐私的经营者，?消法?应从制度上制定相关的禁止性规定以及各不同行业对消费者隐私保护的标准和要求等就亟待加以规定。

(二)行政执法主体多元，行政保护体制失衡。

行政保护是履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在我国，国情决定了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较司法等方式更为方便且易于广阔消费者接受。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表达行政保护的制度主要涉及第28条“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措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规定;第34条关于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的规定;第50条对经营者发生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法律、法规对处分机关和处分方式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执行;未规定的，由工商部门进行处分。这些规定明确了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调解解决消费纠纷和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三个主要方面的行政作用，表达了政府领导下，以一个部门为主，多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行政保护构架。但是，实际操作中矛盾很多：一是在制定消费者保护措施方面，由于各部门分工不够明确，在一些方面主次难分，一个部门如果制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章有可能因涉及其他部门的权限而裹足不前，造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严重滞后;二是在受理消费者申诉方面，也由于各部门分工不够明确，造成各部门受理范围不清，而在强调依法行政的趋势下，各部门只好谨慎从事，出现了踢皮球现象。

(三)维权途径问题不畅。

维权途经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问题，现行?消法?第三十四条为消费提供了协商和解、调解、申诉、仲裁和诉讼五种维权途径，但是实践中往往是协商不欢而散、调解难见分晓、申诉久拖不决、仲裁没有依据、起诉筋疲力尽，最后弄得消费者懒得奉陪，自认倒霉，这严重地影响到消费者权益的落实。

(四)举证责任和商品质量鉴证费问题存在瓶颈。

目前?消法?中对于发生消费纠纷时的举证责任没有做专门规定、消费者在消费纠纷中处于弱者的地位，但为了举证，往往是消费者因商品标的额小不愿出几百、几千元的质量鉴证费,而经营者那么借口“谁主张谁举证〞不出鉴证费，致使责任无法划分，而高额的商品检测费用往往超过纠纷商品本身的价值，使消费者望而却步。

(五)是消费者协会无强制措施。

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起到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实际效果，却没有能采用借助于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卫生等部门的力量，查处假冒伪劣商品，支持消费者进行消费诉讼等方式加大为消费者维权的力度，实际上，在大局部的消费纠纷中，经营者都知道自己的商品质量如何，邀请工商、卫生、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参与调解消费纠纷，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或者帮助指导消费者收据调取证据做到有理、有据，打赢官司都是提高消协地位和权威的重要举措。作为消协自身还应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对调解成功的消费纠纷案件，要在各种媒体上予以曝光，对经营者的名称、经营的商品品牌不能掐头去尾，消费者根本不知道哪家商家经营的哪种商品质量有问题，起不到警示和告诫作用，对经营者也起不到诫勉作用，还是我行我素，继续经营有问题商品，侵害消费者权益。长此以往，经营者认为消协是在和稀泥，权威尽失。

四、完善消费者保护的相关立法

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十年前公布实施的，当时正值我国由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制定该法的时候，有很多问题考虑得不甚周详，规定得也不很具体，因此今天适用起来在许多场合已是不太适应，甚至是无能为力。建议：

(一)从立法上明确保护消费者弱势地位的立法宗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根本法律，是国家对基于消费者弱势地位而给予的特别保护，是维护真正的公平交易市场秩序的法律。之所以说是基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而给予的特别保护，是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而决定的。基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制订过程中必然是以消费者利益为第一位的，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根本精神。因此立法上必须进一步完善，使之真正落到实处。

(二)完善相关立法，尤其是效劳领域的相关立法力度。

消费者权益不是一项权益，而是一束权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展，不仅消费者权益的内容进一步扩张，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体将来也会进一步扩大。入世以后像电信、互联网、金融、保险、医疗、交通、教育、旅游、购房装饰装修等新兴领域的消费者群体将会进一步扩大，随之而来的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就不限于?消法?一部法律，而是应在法律制度上构建一个成龙配套的法律体系。在实体法方面，我国虽然已先后公布了一系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如?商标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环境保护法?、?广告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但是涉及效劳领域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却很少。而且有些法规和条例在实践中缺乏一定的协调力，法律效力也不高，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处理和打击的力度不够，威慑力缺乏。

(三)建议立法机关收回立法草案起草权，亲自起草法律，防止委托具有利害关系的、政企不分的政府部门起草法律。

从立法上明确消费者的概念。所谓消费者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的一方是消费者，另一方是经营者的合同。这是各国通用的定义。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置商品或者接受效劳的自然人。我国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采用了不是消费者就是经营者的“二分法〞。消费者是以非生产消费需要而购置、使用商品或接受效劳的自然人。这就排除了生产消费的目的，把除此之外其他个人目的的消费者全部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扩大了消费者概念的外延，消除了司法实践中的困惑，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在程序法中没有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消费者在举证方面明显处于弱势;

现行的消费纠纷解决方式耗时费力本钱高，对普遍存在的小额消费纠纷没有建立一个好的投诉解决机制，很多消费纠纷因鉴证费无人出而无法解决，调解无法进行。应设立商品质量鉴证费基金,遇到消费基金时，先由基金垫支，鉴定后不合格的商品由经营者承当鉴证费，合格的商品视消费情况而定。假设标的额大，由消费者出，假设标的额小，那么由基金代支;也可与有关法定检测机构约定，定点检测，商品质量合格不出检测费，商品质量不合格由经营者出检测费。

五、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救济途径

?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权益争议时的五种解决途径，但实践中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究其原因就是存在机制上的缺陷，没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可操作性差。为此，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完善和改良。

(一)建立一套消费者权益仲裁机制，专门用于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

笔者认为可在现有的消费者协会体系的根底上，参照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相应地增设独立的“消费者权益仲裁庭〞，针对消费者权益纠纷的特点设立一套专门的仲裁规那么，尤其是方便小额纠纷的简便仲裁。仲裁庭成员可以从消协、律协、专家学者中聘请仲裁员，但考虑到消费者权益纠纷的多发性和小额性，仲裁员的聘任要求可以适当放低，人数可以适当放大，以保障消费者可以较及时地得到仲裁。仲裁的费用可以通过赔偿机制转嫁给不法经营者。

(二)赋予工商行政机关权益纠纷行政裁决权。

工商行政机关作为国家市场管理的专门机关，具备专门的知识和人员，有丰富的市场管理经验和素养。笔者认为可以参照?环保法?的立法模式，赋予工商行政机关于行政裁决权，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体系完备与消费者、经营权联系密切的优势，高效地处理权益纠纷，防止纠纷的扩大化，及时制止不法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了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解决途径，但实践中往往是协商难成、申诉久拖不决、仲裁没有依据、起诉精疲力尽，从而助长了经营者侥幸投机、恣意妄为的行为。

究其原因，除了因为我们有的衙门作风不好、办事不力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消费纠纷的数额虽小，但解决纠纷的程序繁琐，尤其是打官司，劳时费力、不堪重负。因此应从立法上改革诉讼程式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仅仅依靠实体法是不够的，还要在诉讼法上有所进展。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专门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综合?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的有关规定，采取对消费者更有利、更简便、更快捷的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如实行独任审判、一审终审、短期审结等等，减轻消费者的诉讼之累。对那些消费纠纷数额小、诉讼标的又是共同的或属同一种类，无论参与诉讼的消费者人数确定还是不确定，都按共同诉讼的规定来处理。消费者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法院就该案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对未参加登记的消费者来说，只要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属同一种类，就直接适用该判决和裁定，以方便消费者维权。

总之，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高度重视关系到社会每一个人的权益，对其的保护不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消费者来说，依法保护自己，更是责无旁贷。我们只有通过对国外相关经验的消化吸收结合我国的国情，不断探索总结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已取得的一些经验，制订完善一系列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组成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不断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整合更多的维权途径和机制，使消费者权益在法律上得到切实的保障。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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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篇2

一、我国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现状

相对于国外来说, 我国金融业起步较晚, 但近几年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在金融行业这个日益繁荣的市场中, 个人对金融消费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主要表现为货款、投资、理财等多元化的金融消费格局, 而不再是简单的银行存取款业务。但是由于金融行业的不规范性、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以及金融交易的特殊性, 使得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突显, 金融消费者的风险程度也日益加剧。他们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我国金融消费者缺失法律主体地位

在我国的法律正式文件中, 并未出现过“金融消费者”这个概念, 而是被划分为好几类, 以不同的经营模式分散开来。在一些领域与规则中, 消费者被冠以“顾客”“投资者”之类的称呼, 而这些法律法规并未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所以金融消费者的法律适用性与主体地位比较薄弱。

(二) 我国金融监管的机制不够健全, 不能有效地实行问责机制

在我国并没有设置专门的部门来负责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目前的金融监管模式就是“三行一会”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 按照纵向监管权限, 分别监督各自领域内的金融交易活动。但是金融监管机构未能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 而是偏向于把控市场秩序, 营造出良好的国企改革环境, 因此带有深厚的政治色彩, 大大削弱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力度。

(三) 我国金融消费的纠纷处理机制不够完善

金融消费纠纷产生以后, 消费者首先考虑的是向金融机构投诉, 如不能达成满意的解决方案, 消费者才会诉诸法院。但是, 我国的金融机构内部并未建立一种专门的纠纷处理机制, 面向消费者的投诉进行专业有效地处理。而所谓的信访制度也很难取信于消费者, 缘于在调查纠纷、处理效力方面缺少法律的强制约束力。另一方面, 金融消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技术性, 所以金融机构的处理能力有限, 诉诸法院又因程序繁杂而不能快捷有效地处理纠纷, 这些都导致金融消费的纠纷处理过程越来越难。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实现权益保护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

(一) 金融产品创新性与金融风险性之间的矛盾

金融产品的创新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提供给金融消费者更多自由的选择, 推进金融市场不断向前发展, 但金融创新活动一旦不受约束, 则必定会大大影响消费者的认知, 使其丧失一定的判断力, 甚至对监管机构的评估能力造成严重影响。在市场占有率及市场利益的吸引下, 金融机构由于其误导、欺诈市场的行为导致金融风险的扩大, 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反之, 若一味地限制金融创新, 采取单纯的强化监管方式也会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

(二) 金融监管机构的问责机制与司法救济存在着冲突

一般而言, 司法救济的法律效力要远远高于金融监管机构, 司法保护是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时的最后一道救济途径。但现行条件下, 司法保护执行起来相当困难, 司法救济对处在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来说也会花费较长的诉讼周期与诉讼费用, 所以金融消费者一般采取向金融机构投诉的处理方式。而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问责机制不够健全, 监管力度明显不足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机制创新

(一) 在立法方面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适时保护其合法权益

为了有效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应当制定一部专门针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 因时、因地制宜地选择一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模式, 逐步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二) 要实现司法救济途径的创新与完善

在我国可以采取小额诉讼制度, 这样有利于实现诉讼的效益化, 避免了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权益保护的情况, 既可节约诉讼成本, 又能保证司法公正。因此对于处理众多金融纠纷, 调整复杂金融关系,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大有裨益。另外, 可建立专门的金融消费纠纷仲裁机构, 针对各种金融纠纷问题进行专业性处理, 提高处理效率, 保证处理质量, 同时可与消费者协会配合, 共同高效地解决金融消费纠纷。

四、结语

现在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与法律保护机制的严重缺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已是刻不容缓。相信随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优化与完善, 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机制也将会得以贯彻实施。

参考文献

[1]张志娟.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D].河北大学, 2010.

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篇3

关键词：自我保护机制；消费者权益；消费权益保护法；生产经营者

消费者权益保护是目前我国比较重要的一个社会型话题。从主体的角度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行分类，可以将其分为自我保护、社会保护以及国家保护。其中国家保护所涉及到的因素较多，包括国家在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过程中所运用的立法、司法途径以及执法手段，突出的是一种整体上的保护。而社会保护主要体现是一种社会监督，其主体是社会组织，这种保护方式没有公共权力的直接介入，和自我保护以及国家保护都存在一定的区别。而就消费者权益的自我保护而言，虽然目前我国学者对其并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但笔者认为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部分。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是指消费者依靠自身力量单纯的对自身的权益进行维护的行为，而广义上消费者权益保护主要是指消费者团队积极主动的依靠各种途径来实现对自身合法权益保护的行为。这两种保护行为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国家以及社会团队参与的程度上的不同，而对此进行区分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要将传统狭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转变为广义的保护，要以消费者团队为单位，以社会保护和国家保护为手段，更为全方面的实现自身合法权益上的保护，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实现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的关键所在。

一、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机构构建的社会作用

首先，就消费者权益保护而言，更多方面还是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触发，只有个人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主动的提出自我保护，以及消费者自身特殊的经济地位，才能引导、触发社会保护以及国家保护的介入，并且触发消费者保护相关机制的运行和监督。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权益保护案件来说，如果单独的依靠消费者自身的力量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会去求助工商行政部门或者是消费者协会等国家机关或者是社会组织，依靠这些力量来实现自我救济，这样的主动引导可以更好的实现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并对社会上的不良经济行为进行打击。

其次，构建消费者权益的自我保护，还能更好的实现对社会保护以及国家保护监督。以国家保护为例，目前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首先依靠的就是立法手段，但是由于法律本身存在滞后性的特点，所以要求国家在制定法律的过程需要适时的考虑社会现实，要明确社会现在所存在的变化。而当消费者依靠国家保护，也就是法律手段无法实现对自身权益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消费者就会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权益保护。就好比前些年比较出名的“知假买假”行为，目的是为了向不法商家索赔，而这种行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2004年上半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知假买假”案件就作出了对消费者不利的判决，虽然说这种行为本身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是从整体上来说，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存在不少的漏洞和滞后性，对于弱势群体的消费者应该给予更为有利的保护，而这种国家保护往往都要受到自我保护制机制的监督。此外，消费者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可以依靠法律手段来追求司法救济，而在这过程中，如果司法机关或者是对应的行政机关不能及时或者是懈怠于履行自己的职责，消费者可以要求这些机关或者团队履行职责或者是依法行政，可以及时行使监督权。正是由于这种监督权的行使，确保消费者在实现自我保护的同时，促进我国社会保护和国家保护可以真正落到实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目前我国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机制所存在的问题

（一）消费者自身保护意识方面

就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机制构建方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消费者自身保护意识的欠缺，从目前的社会调查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一旦消费者的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一般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消费者会选择主动维权，依靠投诉、司法救济等多种方式来实现自身权益的保护，而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消费者都会息事宁人自认倒霉。这种维权意识也决定了整个社会权益保护意识的觉醒，而自我保护的构建也取决于消费者自身维权意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目前这么多的消费者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都选择了消极对待？很多人都会说是自身文化素质所造成的问题，笔者认为并未如此。

以的一个案例为例，有两位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同班同学，也通过了全国司法考试，他们在上网购物的过程中看到了一双价值240元的耐克运动鞋，而当时网站上经营者所承诺的是该鞋为正品特价，于是他们就一人购买了一双，等到受到快递包裹后他们才发现，所寄来的运动鞋是假冒名牌，而且质量也不好，出现了鞋底脱线的问题。但是由于是网购，如果调换货物或者是退货，需要将其货物依靠快递的方式寄回，两个同学最后都由于觉得麻烦，认为这样即使维权了也不一定会起到什么结果，最后就不了了之。从这个案例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两位同学实际上都是文化素质较高的消费者，但是在自身合法权益保护方面，他们依然选择了消极的态度，因此这种维权意识的缺乏和自身文化素质的高低，并不存在直接性的关系。

而笔者认为，真正导致目前我国大多数消费者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选择消极态度的原因，是我国立法上所存在的问题。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针对生产经营者权益立法结构上存在一定的视野缺陷。该法律自从上个世纪颁布以来，在充分吸取世界各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下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完善，针对消费者规定的都是权利，包括知悉权、安全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九项权利，而在第三章中针对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义务，可以说这些权利和义务本身都是比较全面到位的，但是这里就存在着一个视野上的缺陷。经济学家杨紫烜教授就说过，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相关权利和义务是一个大体上对应关系。但是这里规定是现状是消费者不存在义务而经营者不存在权利，这种权利义务结构是不平衡的，导致在消费者受到权益侵害的情况下全部都是权利自由，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了消费者选择各种保护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是合法的，而不去选择消极对待也是合法的，而为了造成更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更多的消费者选择的都是消极对待和沉默，长此以往形成目前这种消极的自我保护意识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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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者自身的弱势地位方面

1985年联合国在相关决议上就提出了《保护消费者准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在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和经营者在议价方面、教育水平以及经济条件等多方面因素上都存在一种不平衡的关系，这在发达国家也有所存在，只是由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这种不平衡关系比发展中国家要好一些。中国政法大学符启林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指出消费者自身弱势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市场信息分布程度上在生产者以及消费者上的不均衡，生产者所掌握的信息要远高于消费者，这就导致了消费者对生产者存在一定的信息依赖；其次是其消费本身要依赖于经营者和生产者；第三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所要承担的产品风险不同；最后经营者和消费者实现价值的程度以及时间也都不一样。这四点原因就决定了消费者实际上和生产者经营者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是相对低下的，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往往无法和经营者相抗衡。其中有两点内容表现的尤为突出：

1.消费者对生产者存在的信息依赖

这种信息依赖如果体现在假冒产品案件的打击当中，依靠消费者自身的力量去进行显然是不现实的，消费者连产品的相关信息都要依赖于生产者来给予，自然不可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但如果消费者不存在这种信息依赖，所掌握的信息跟生产者一样甚至更多的情况下，那些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者所要付出的代价要比现在打的多，因此这种信息依赖，是目前消费者实现良好有效自己保护的最大障碍之一。

2.消费者所要承担的风险要大于生产者和经营者

由于生产者和经营者在生产以及经营的过程中，就已经充分实现了商品的价值，而消费者只有在买到商品并使用之后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这个时间要比生产经营者实现价值的时间要晚的多，这也是为什么说消费者所要承担的风险要大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了。而笔者认为，当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机制还没有构建之前，这种风险存在，但如果能构建出科学有效的保护机制，这种风险就可以降低最低的程度，而生产经营者就要承担比较高的赔偿风险。

三、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机制的有效构建

（一）提高消费者自身的保护意识

人类本身实际上大部分本质都是善良的，他们自然不愿意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同时也不希望他人的权益受到侵害，但在现实社会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为什么大多数消费者在自身权益受到了侵害却不去要求经营者给予赔偿，这主要还是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问题。消费者往往对于自己在这次消费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失息事宁人，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损失积累，或者说这些商品造成损失的肯定不是单个人。一旦自己采取了维权措施，不仅对于自身的权利实现了保护，同时也可能对他人的保护行为实现了引导，这都是消费者自身需要认识到的问题。而在社会和国家的引导方面，社会团队消费者协会要对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进行大力宣传，并且方便简化维护流程，让消费者知道并愿意去依靠社会保护去维权，并在维权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维权意识。国家引导方面主要涉及到立法方面，笔者在下文中重点表述。

（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

1.立法上明确宗旨，减少立法争议

针对我国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来说，笔者认为首先要在立法上明确其宗旨所在，保证在立法的过程中不会对根本的目的进行偏离，不要出现过多的立法争议。而在立法中需要明确的就是，要相应减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加大生产者以及经营者的违法成本，同时要相应的增加消费者实现自身维权的义务，即在特定的情况下，消费者不仅仅只享受义务，还要承担一部分的维权义务，这样依靠立法的手法加大消费者的维权义务，而主观上生产者和经营者就形成了一定的震慑力，在客观方面可以促进消费者主动、积极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的实现维权。

在立法当中，最为根本的立法宗旨以及出发点，就是要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任何形式下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做斗争，其过程是不能出现任何的偏移。在对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的相关建议中，笔者认为第二条中针对消费者的定义，可以将以前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范围进行扩展，不用仅仅限定为生活消费需要，而是一旦消费者购买或者是使用商品，其过程中所受到的侵害都要受到本法的保护，这样就不会仅仅限定于某个范围。其次是在第五十五条，就生产经营者明知道商品存在缺陷而依然向消费者提供的，应该承担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这里有些学者就认为，二倍的惩罚性赔偿应该适用于任何情况，不需要强调生产经营者的明知，也就说无论他知不知道，惩罚性赔偿都是必须的，这种观点笔者也比较赞同，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方面生产经营者不会再钻空子，将明知道改成根本不知道，加大对其出发力度；另一方面也是对市场经济规范化建设的一种促进方式，提高市场竞争力，而其中获利最大的就是消费者本身。

2.减少消费者维权成本，提高生产经营者的违法成本

就消费者维权方面，为什么很多消费者在自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还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为什么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者维权而产生的成本都比较高，一旦进行到维权程序，往往都要耗费不少的时间金钱等成本，因此而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笔者认为，如何去构建一个让所有消费者都放心满意的市场交易秩序，对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引导和规范，从最根源的阶段去消除假冒伪劣商品的存在，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减少消费者维权成本，提高生产经营者的违法成本，一方面让消费者可以更为容易更加积极的去维护自身权利，另一方面更好的制约不良经营者和生产者追求非法利益。

具体而言，在立法上可以参照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针对诉讼费用的相关规定，即在维权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工费、律师费、交通费等等费用都应该由侵权行为人来承担。我国《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就明确规定了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来承担，这里包括诉讼过程的中的一切费用。如果可以在立法上将以上这些费用都转移给侵权行为人也就是生产者和经营者，第一可以减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让其在维权的过程总更加的积极，不会再消极对待维权；其次是可以提高生产经营者的违法成本，对其制造或者是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第三也可以对消费者的维权行为进行正确的引导，避免出现消费者恶意维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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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定消费者维权义务，明确其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我国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还应当设定消费者的维权义务，明确违反维权义务的法律责任。根据上文，消费者义务是指自身受到不法侵害后，在不法侵害可能继续侵害他人时应当作出必要的行为避免造成更多或更大的损害。这是一种作为义务，有人会问，消费者如何作为？笔者认为消费者履行此义务的方式也具有特殊性，这是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与其独立的生产经营者悬殊的力量对比决定。其特殊性表现在，消费者义务不是由消费者个人单独履行，而是由消费者和政府机关，或消费者协会，或消费者维权的公益组织共同履行，消费者在其中只承担报告义务，从此角度讲，也可以最大化地减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这其实是一种义务转嫁给了其他组织。这里的其他组织是负有保护消费者义务的组织，是笔者在下文提出的新型消费者组织。如此，其他组织不履行此义务，消费者可以依法追究其不作为的责任，要求其承担造成的相应损失。

但违反了义务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笔者认为，也非常有必要作出此规定，否则，设定义务却无人履行也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如同发生火灾时的报警义务一样，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力。这种维权责任如前文中提到的，消费者不履行报告义务，其将会丧失请求法律再保护其被侵害的利益的权利。

综上所述，依靠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机制的构建，将原有的消费者消极维权转变为积极维权，并且充分依靠社会保护和国家保护的手段，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力度做到最大，同时也对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者以及经营者给予最为严厉的打击，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消费者维权，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秩序，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张严方著.消费者保护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3

[2]陆振华，曹涌波.关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的法律思考[J].法制与经济（上旬刊），2011（09）

[3]郭潆.我国民间消费者组织的独立性问题研究——以消费者协会为例[J].法制与社会，2009（26）

[4]曹正文.社会问题新闻报道[J].东南传播，2008（12）

[5]于阳春.消费者社会责任研究初探[J].商业时代，2007（03）

[6]陈焱光.论公民权利救济的基本原则[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06（01）

作者简介：

童俊（1976.12.19～）性别：女，籍贯：四川内江人，职称：法学讲师，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法学，图书馆管理。

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篇4

摘要：在目前的城市房屋拆迁领域中，被拆迁人权益保护现状堪忧。究其原因在于城市房屋拆迁立法方面的混乱和空白以及行政权力的异化。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层面的缺陷导致被拆迁人权益保护机制失灵。具体表现为：拆迁许可制度不完善、拆迁补偿安置制度不合理、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评估制度形同虚设、拆迁裁决制度异化、强制拆迁制度为害尤甚。要有效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就必须从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约束入手改造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

关键词：城市房屋拆迁；被拆迁人；权益保护；行政权力

房屋是普通公民终其一生努力奋斗而拥有的最重要的私有财产，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试设想，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人将会处于怎样的困境呢？基于房屋在公民财产权利中的重要性，国家也通过立法加以重点保护。但在近年来的城市房屋拆迁中，损害被拆迁人财产权利甚至侵犯被拆迁人人身权利的行为却频频发生：房地产开发商以断电、停水、恐吓等方式，甚至以殴打绑架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逼迫居民接受拆迁；地方政府退居幕后，坐视被拆迁人权益惨受践踏而少有作为，在不应干预的场合倒是积极有为地偏向拆迁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被拆迁人的权益遭受严重侵犯？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为何失灵？应如何完善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这些正是本文力图解决的，笔者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入论证来为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出谋划策，以尽绵薄之力。

一、被拆迁人权益保护现状堪忧

（一）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处于弱势地位，是利益受损者

一般而言，被拆迁人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由于自身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弱势，因而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下风，不具有响亮的话语权。近年来，城市房屋拆迁中侵犯被拆迁人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野蛮拆迁等恶性事件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被拆迁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被拆迁人要么因缺乏保护自身权益的力量而选择以自杀等极端方式来表达对当下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抗议（如南京翁彪事件、北京朱正亮事件等）；要么选择以爆发群体性事件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发泄对拆迁人和地方政府的不满（如湖南嘉禾事件、河北定州事件等）。稍有良知的人对被拆迁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不平，也对翁彪式的悲剧抱以同情，更令他们愤慨的是拆迁人无视国法的肆意妄为和地方政府的违法行政。

（二）行政权力行使不当，政府公信力缺失

目前在城市房屋拆迁领域是行政主导拆迁，不管被拆迁人是否愿意，他都只能接受政府作出的拆迁决定并负有配合拆迁进行的义务，行政权力对于被拆迁人而言具有支配性。根据行政法原理，“行政权与公民权具有不对等性，行政权具有优益性或支配性。行政权可以设定、变更或消灭公民的权利义务，而公民却不具有同样的权利。”正是因为行政权的这一特性，使得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分配活动中受制于政府，而政府一旦不依法行政就将严重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违法进行强制拆迁对被拆迁人权益的巨大危害即是明证）；又由于政府未能遵循法律优位原则，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来调整城市房屋拆迁中形成的利益关系，致使拆迁许可、裁决等制度几乎丧失了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价值。“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建设规划出尔反尔，造成居民不能回迁”的情形则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使公民对政府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

（三）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来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

前已述及，拆迁许可、裁决等制度因行政权力行使不当已然难以发挥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作用。行政诉讼又因为“面临诸多法律困扰以及受到现实环境制约”而在解决城市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中“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不能充分地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如丰台区法院行政庭2002年以来共受理因拆迁裁决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23件，判决维持的11件，裁定驳回的2件，原告撤诉的7件，判决撤消结案的仅3件。”此例说明被拆迁人要想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权决非易事，因为他们很难胜诉。这反过来就要求能为被拆迁人先提供切实有效的行政救济制度。

二、被拆迁人权益难获有效保护的原因

（一）立法方面的混乱和空白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继续存在缺乏法理基础。国务院于2001年新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目前调整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领域的主要依据，但由行政法规来规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明显违反了《宪法》修正案

（四）第二十条和《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需要澄清的是：《宪法》修正案

（四）第二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这里的“法律”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义的法律，而是狭义的法律（即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行政主体对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没有被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而是遵从低位阶的行政法规（况且这一法规也缺乏合宪性），严重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和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的原则，所以立法上的僭越是导致政府机关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违法行政的根源。

2、立法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定性错位。关于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在理论上纷争不休，有持民事法律关系说者，也有持行政法律关系说者，但与《条例》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认定一致的混合说似乎占据主流地位。判断某一法律关系的性质关键是看主体之间的地位：若主体之间地位是平等的，都以自己独立的意志参与法律关系并不受对方的强制，则该法律关系是民事性质；若主体之间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并能单方面设定、变更或消灭对方的权利义务，则该法律关系是行政性质。就目前《条例》的规定而言，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兼具行政和民事两种性质。首先，在拆迁许可、拆迁裁决、强制拆迁等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作出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意志对相对人有支配性和强制性，此类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其次，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就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发生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因为双方地位是平等的，以意思自治原则来进行协商。有论者则从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应然属性出发，认为“房屋拆迁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应受民法规范的调整，拆迁行为仅仅涉及拆迁当事人的民事利益，完全发生在民事生活领域，与国家利益和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无涉。”笔者认为，从城市房屋拆迁的实际运作过程出发，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的确包含了民事法律关系，但是在政府主导拆迁的条件下，行政法律关系在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无疑是占据主要地位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是依附于行政法律关系而存在的，具有从属性。根据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哲学观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性质其实就是行政法律关系（尽管其不是纯粹的和典型的行政法律关系），当然这一认识并不与《条例》契合。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条例》将城市房屋拆迁抹上民事法律关系的色彩，混淆了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性质，淡化了政府的行政责任，导致整个城市房屋拆迁制度运行不畅。

3、立法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明晰，未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在我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对于“公共利益”的规定仅是宣示性的，过于原则和概括，不利于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区分城市房屋拆迁的目的：即是基于公益，还是出于商业目的。而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在法律规范的适用、法律关系的性质、拆迁补偿安置费用的标准、权利救济的途径方面是不相同的。所以，立法未明确“公共利益”的界限“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使“各级政府和房屋拆迁行政部门动辄以公共利益为由剥夺被拆迁人的权益，造成被拆迁人与行政机关权利与权力的对峙。

4、立法中两权分离的规定。我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始终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至今仍不承认私人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仅允许私人享有房屋所占土地上的使用权。尽管有论者认为，“政府作为国有土地所有权人的代表，不能基于其享有的土地所有权限制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处分其权利，也不能在无明确法律根据的情形下介入、干预这种行为，而应尊重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处分其权利的行为。”但是，由于“城市房屋拆迁是征地，是城市房屋所有人（国家作为所有人除外）依法享有的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灭失。所有城市房屋拆迁，实质就是对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争夺。”所以，国家是不可能不限制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的权利的，而且国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正是导致“目前拆迁中双方缺少对等的谈判机制、补偿标准偏低、拆迁程序不公正、被拆迁人的权利被漠视和被侵害、拆迁矛盾扩大和激化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说，两权分离的规定也是被拆迁人权益难获有效保护的立法之源。

5、立法弱化了司法权，使司法机关在处理城市房屋拆迁案件时难有作为。特别是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无法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被拆迁人不能提起民事诉讼，要寻求司法解决必须先经过行政裁决，并且如果被拆迁人对行政裁决的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而“即使法院认定行政裁决行为不合法，也只能判决撤消并判令由原处理机关重新裁决。拆迁双方的权益纠纷并不能在法院得到最终解决。” 这样一来，被拆迁人便无法绕开行政权力的干预，其权益也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 篇5

第一条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知识探讨：

●试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

消费者权益仍旧屡屡受损的现实，表明必须加强消费者维权研究，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文试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投诉的热点和难点以及近年新出台的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以剖析，并提出相应的观点与建议。

●消费者权益的诉讼救济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篇6

一方面促进了金融繁荣，另一方面却带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事关国家经济安全。

在这场危机中，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侵害，成了牺牲者。

一、金融消费者与金融创新的关系

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早在20世纪末伴随着金融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出现在发达国家。

在我国虽被广泛使用，但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一般理解为购买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社会成员的泛称[1]。

笔者认为，这个定义在概括金融消费者的范围上过于狭窄且不明确。

现实中，购买金融商品、接受金融服务的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成员，还包括了众多中小投资者。

中小投资者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资本来源，并且由于分散，无形中扩大了金融危机波及范围。

同时，中小投资者在信息、知识、资源、交易能力、市场经验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其利益随时都可能受到侵害。

在相关法律制度和保护机制尚处在构建和完善的我国，就应更重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如果将其排除在金融消费者范围之外将会在源头上构成对其利益的损害。

另外，金融消费者与一般消费者的不同在于它具有明显的投资目的性，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购买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社会成员和中小投资者就突出了该目的，显然更为合适。

金融创新产品是金融机构利润增长点和竞争力的体现，是整个金融市场向纵深发展的必经途径[2]，金融创新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此不能因为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金融风险而一味遏制金融创新。

只有在金融创新背景下加强金融监管，才能防范金融风险，这就要求重视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为了分解风险，金融创新产品不断被分解、打包、整合各种基础性的资产债务，并披上各种诱人的外衣，刺激金融消费的购买欲望。

此外，隐藏的这些基础性资产债务的真面目不能被看清，模糊了人们对风险的评估。

危机出现后，金融创新产品的链条式反应使危机影响辐射至所有购买者、所有涉及的行业、领域，最终扩散到整个金融领域。

从这个角度而言，学者们大致同意美国的次级债危机是诱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而对次级债追根溯源就知道危机实际上是来源于金融创新。

过分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放松金融监管是促进金融创新的一种有效方法，美国危机前的金融繁荣也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忽视作为金融创新参与者的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必然导致市场无序和金融基础的动摇，严重的会引发金融危机，这一点也已经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印证。

因此，金融消费者保护不足也是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引起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并不只是金融创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缺失同样是危机根源。

所以，保护金融消费者是必须，保护金融消费者应该成为金融监管基础价值。

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不仅关系到消费者的微观利益、人权保护、公平正义，更关乎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就金融消费者个体而言，在面对强大而专业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时无疑处于弱势地位，形式上的“公平”无法实现对权益的保护，只有通过外部力量“除强扶弱”，偏重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才能达到实质的“公平”[3];就金融体系而言，消费者的信心是金融发展的基础。

只有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金融机构才能够实现效益最大化，也才能够为金融业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保证金融业理性、健康发展;就整个社会而言，金融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国民经济息息相关。

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金融消费者与金融创新之间作用与反作用关系。

一方面金融创新拓宽了金融消费者的投资领域，为消费者的资本升值创造了可能;另一方面金融消费者对于金融产品的青睐为金融创新提供了动力。

如果金融消费者不仅没有因为金融产品中获得期待利益，还因此投资而亏本破产，势必会减少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从而抑制金融创新的发展。

因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是金融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对于促进金融创新有重要的意义，必须树立最大限度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理念。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的缺失及其成因

现实中，因为相关的立法跟不上金融行业的发展速度，已有的保护机制难以真正运行等原因，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的现象屡屡发生。

(一)权利保护缺失的主要表现

1.安全权

现实生活中，金融消费者经常受到侵害的安全权主要是财产安全和信息安全。

复杂和多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尤其是作为金融创新代表的银行卡业务和电子支付业务的全球普及和应用，更增加了金融消费者安全风险，也就频繁出现金融机构结算客户资金损失或者密码等个人信息外泄纠纷。

2.知情权

金融市场的高度专业性使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时面临众多困难，尤其是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因此作为自由选择并实现公平交易前提的相关金融知识和信息非常重要。

但现实中，一些金融机构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时，不向金融消费者提供相关的知识介绍，更不清楚告知存在的投资风险和金融机构的免责事项，甚至虚假宣传。

同时，多数的金融机构没有形成动态、持续的信息披露制度，严重侵害了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在危机来临时，既缺乏专业知识，又缺少相关信息的金融消费者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必然成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

3.公平交易权

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法律地位平等。

但实际上，金融机构的单方免责格式合同却将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在形成法律关系时就置于不平等的地位，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受到很大的威胁。

(二)权利保护缺失的成因

保护依据不足、范围狭窄、保护力度不够和保护机制的不健全是阻碍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现象屡屡发生的根本原因。

1.立法缺失

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集中在一般商品和服务领域，对金融行业较少涉及，且适用性不强[4]，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其他涉及金融业的法律，如《保险法》等也没有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立法的目的。

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规定只是散见于部门规章或行业规定，效力层级低，操作性不强。

分头立法规定也导致业务范围之间的不一致，不仅不能适应我国混业经营的现状，也不利于形成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合力。

总之，立法上将金融消费者排除于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一般消费者行列，特殊金融领域法律又无所涉及或效力低下，使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无法可依。

一些原则性规定又无法适用，出现了法律严重落后于现实的尴尬局面。

2.执法机构监管不严

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机构是“分业监管”模式，不能适应“混业经营”的需要，无法达到全面监管的状态。

再加上监管视角仅局限于保证金融机构的运作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保护金融消费者”不是监管机构的价值选择，金融消费者被侵权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我国金融业现有相关立法的精神可以看出，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保护金融机构利益是首要的目的。

这种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必然无法建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

发生纠纷时，执法监管机构并不能给予金融机构合理处罚，也不能帮助金融消费者挽回损失，使消费者对金融监管机构产生极大的怨气和不认同感，也加剧了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对抗性。

另外，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大都扮演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决定实施者的角色，贯彻保护金融机构利益的宗旨，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不足[5]，可以运用专业知识解决纠纷的这些机构又因为同样缺乏相应的沟通、协调与解决的方式，使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不减反增。

3.金融机构保护不力

金融行业具有专业性使普通消费者不能完全而准确理解金融类合同，也不能对风险做预期的评估，这意味着金融投资完全是一种类似赌博的非理性行为。

金融机构不重视保护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消费者交易时应用各种手段最大限度排除自己的责任，并将风险转移给金融消费者。

同时，基本不公开相关商品和服务的信息，金融消费者完全处于被动局面，无法做出决策和采取措施维护自身权益，最终成为金融机构运作的“替罪羊”。

三、后危机时代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经验及借鉴

金融创新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如何在金融创新背景下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从而保证整个国家的经济保持持续的发展动力是首要问题。

美国率先转变其金融监管的价值取向，并推出了一系列以保护金融消费者为突破口的改革措施重整美国金融监管机制为我国在后危机时代处理金融事务开阔了视野。

(一)具体改革措施

第一，根据改革方案成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确定该机构将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保护，并拥有与其他监管机构同样的权力。

同时辅之以增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透明度、简单化、公平性和可得性四个方面进行消费者保护改革[6]。

第二，树立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监管理念，整合纷繁复杂的监管机构，填补监管的真空地带。

(1)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设立个人消费金融保护署，弥补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于联邦特许或者担保银行、信用机构的监管空白。

对拥有相关监管权的机构进行整合，在突出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理念同时，实现监管机构的承接。

(2)充分吸取教训，对金融机构盲目、“滥用”发贷行为设置新型责任，并且授权监管机构根据形势对金融机构不公平、欺诈性的交易做出新解释，以适应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需要。

(3)特别许可各州及自治市采取比个人消费金融保护署更严格的监管措施[7]，打破一直以来联邦贸易委员会的限制，给予地方应对金融市场和多样的金融商品与服务的自主性，灵活监管的方式和手段。

(二)经验借鉴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缺失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美国在危机后采取的多种措施为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1.确立保护金融消费者理念

因为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不当，引发金融行业整体风险呈“井喷”式发展，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才让人们重新审视原有的监管理念。

只有保证金融消费者持续购买力，才能为金融创新提供持续的动力。

金融消费者的购买力来源于其利益，必须树立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监管理念。

2.重视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和信息披露

《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法案》中强调金融消费者相关专业知识和信息是其做出正确决策的依据，也是避免金融风险的基础。

因此，要通过多种形式让金融消费者了解更多的专业金融知识，提高判断能力，督促金融机构在运作过程中实时公布信息，帮助金融消费者处理金融事务。

3.合理设置监管机构

监管机构的`设置必须适应市场的需要，更要有明确的监管权限和对象范围。

我国“分业监管”模式已经暴露出了不适应“混业经营”的弊端，其中监管不力、监管真空或重叠等最为突出，因此有必要改革我国的监管机构。

四、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措施建议

审视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增强应对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危机和风险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只有吸取经验教训，借鉴他国成功经验，以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为监管的价值目标对现存的监管机制做出大胆改革，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巨大效益，降低金融风险。

(一)完善立法

金融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的很大原因在于没有法律肯定金融消费者的法律地位，也没有法律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纳入保护范围。

因此，要保护金融消费者，法律体系的构建就是首要环节。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可专门就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做出特殊规定，并辅之以行业规定。

这样，既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法律地位及权利，又提高了保护依据的法律层级，消除原则性规定的模糊性，增强法律、法规的效力和操作性。

(二)树立新价值取向，完善监管体制

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必须正视金融创新产品的外部性特征，重视专业性、复杂性、不透明性带来的金融监管的难度。

摒弃过时的金融监管理念，树立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作为金融监管的价值取向，才能为金融创新提供强大的动力，保证金融市场的持续稳定。

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相伴相生，高回报意味着高风险。

较高的风险为金融消费者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我国“混业经营”的金融市场加大了金融机构的监管难度，所以必须改变目前的“单一”监管模式。

建立包括官方监督、民间监督与金融消费者个体监督的监督模式，充分发挥民间与个体监督及时性和直接性。

另外，要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依靠其专业性、权威性和有针对性的优势成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力量。

它提供的金融纠纷解决的专业平台，不仅有利于争议的处理，更有利于金融机构信誉的维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篇7

一、网络团购的定义界限

(一) 网络团购的概念。

所谓的网络团购就是具有相同购买意向的广大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这个渠道, 自身形成一个组织, 对厂商进行大宗的购买行为。就概念来看, 网络团购具有以下特点:就消费者来说, 购买人数众多, 只有形成一个组织后, 具有相当的人数才可以进行一定的团购活动, 才可具有售后良好的服务保障和权益保护;除此之外, 消费者必须同时拥有相同的购买意向, 购买意向不同, 产品不能进入到团购项目。就互联网来说, 在网络团购中, 互联网是一个平台, 团购的产品在互联网上显示并让消费者及时看到变更的消息, 也可以说互联网是一个桥梁, 将产品和消费者连接起来, 离开了互联网, 团购活动将难以开始。就消费行为来说, 这是一个大宗的购物行为, 不是一般的个体消费。这一点和第一点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 只有消费者参与度提高, 形成大宗的消费行为, 厂商才有可能让大利销售, 并提供良好的服务和保证。所以, 通过上述论述, 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网络团购和消费者组织、互联网、厂商、大宗购买行为紧紧相连。

(二) 网络团购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整体的发展, 网络团购悄然兴起。历史上第一家网络团购站是在美国产生的, 该网络团购站的总部设立在美国芝加哥。凭借着消费者广大的市场需求, 该网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美国稳定扎根, 年收入近几十亿元, 为美国的劳务和经济奠定了结实的商业基础。其中, 网络团购兴起并发展的重要因素便是顺应了市场的需求。从工业时代开始, 发达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 产品形式日新月异, 人们的需求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特点。于是, 对应各产品, 市场对其进行了市场细分, 把相联系产品定位在一起, 同时把人们需求较高的同一产品进行团购, 这一方式受到了大家的高度欢迎。随着世界各国的往来日益密切, 网络团购也在其他国家生根发芽。从2010年开始, 我国相继出现了很多类似美国网络团购的网站, 在接下来的两年的时光里, 网络团购实行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式的发展。网络团购日益细化, 产品更加多样, 消费者的选择也不再单一。到2011年, 我国网络团购站的数量已经是2010年的五倍左右。

二、网络团购中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世界网络团购的数量逐年增长, 表面上这种网络团购方式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 但是团购网站数量增长的同时, 消费者投诉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那是因为网络团购存在虚拟性, 而且还缺少有效的机制保障, 存在一定的权益风险, 其主要表现如下:传统的购买行为是消费者、货物和经营者在同一界面, 同一平台, 消费者可以看到实际的货物, 可以根据货物的色泽、质量、成分来改变购买意向, 选择可靠有保障的购买行为。但是在网络团购中, 货物具有较强的虚拟性, 很多卖家只是向消费者展示货物较好的一面, 甚至有的卖家不具体展示货物的有效信息, 这就增加了消费者购买的难度。并且, 很多产品承诺是正品, 可是实际上却是仿品, 由于网络存在虚拟性, 我们只能看到图片上的产品, 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较好的维护和保障。有些商家玩字面游戏, 常常在商品交易中做出很大的承诺, 但往往等发生问题的时候, 消费者根据他们的承诺要求进行合理的赔偿, 这时候很多消费者才发现情况并不是厂商说的那么容易, 很多隐形的消费将会显现出来, 大大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有些商家对于消费者的合理请求还添加了很多额外的条件和其他的限制, 最后使得消费者难以有效地维权。在网络团购中, 除了会对商品部分信息描述不符合事实之外, 商品提供者的名称或者服务还有可能存在虚假。当消费者受到货物之后, 发现商品的品牌或者商品的部分情况不实, 这时候对商家进行协调和追讨, 便会发现困难重重。另外, 绑定消费的价格对消费者来说确实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往往以价格低廉吸引消费者群体的眼球, 可是当消费者真正进行消费的时候, 才发现购物过程中竟然隐含了众多的消费环节。总的来说, 网络购物的确有很多的优点, 也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 但是要想真正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还需要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努力。

三、网络团购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构建

(一) 增加市场准入要求, 加强对市场的监管。

我国网络团购的管理方面还不完善, 由于缺少有效的行政机构管理, 我国团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难以正常维护, 所以我国必须加强对市场的准入要求, 加大对市场监管。网络团购之所以出现任意妄为的现象, 主要是由于市场准入的要求太低, 我国网络团购门槛较低, 申请人只要申请域名、网址、再买入一个主机, 准备日常的费用即可。当消费者在团购中, 受到了权益侵害, 消费者便会维权, 但由于有的网站申请人素质不高, 重视经济利益, 不想对消费行为负责的时候, 便会选择关闭网站, 由此一来, 消费者难以有效维权, 找不到相关的网站负责人, 只能自认倒霉。所以, 我国网络团购站要加强市场准入要求, 提高营业门槛, 将网站的诚信程度标志出来, 让广大消费者进行确认。除此之外, 行政管理人员要加强市场监管, 规范从业者合法经营, 提高监督的力度和管理力度。

(二) 完善相关的消费者保护法律。

司法部门应该完善相关领域的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法律文件, 在遇到网络团购的案例时, 应该合理合法处理, 如有不明情况, 司法部门应该秉公办理, 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处理, 并不断完善网络团购的法律条例。除此之外, 司法部门要处理好网络团购中的法律关系。其实团购中的法律关系并不是那么复杂多变, 按照层次负责制的关系, 把法律关系一层一层梳理清楚, 根据网站运营的模式, 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对消费者的权益进行维护。

(三) 从个人做起, 提倡知法、用法、守法。

在网络团购中, 部门网站创建人法律素质较低, 以关闭网站的方式来逃避责任, 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致使消费者维权困难。所以,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进行法律学习, 从个人做起, 在学法的同时, 能够做到知法、用法、守法。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社会人的法律素养, 才不会发生不文明用法的现象, 同时, 消费者也懂得更好的用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摘要：2010年以来网络团购承载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巨大梦想, 起发展势头势如破竹, 随着经济背景的不断强大、网络团购日益兴起, 我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进入网络团购这一平台中。由于网络团购的价格优势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 成千上万的团购网站应运而生, 表象上呈现出一副良好的发展态势, 但是目前我国网络团购保护机制并不完善, 伴随着消费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权益问题, 所以本文从网络团购的概念着手, 进一步分析网络团购消费者存在的潜在权益伤害, 最后提出网络团购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构建策略。

关键词：网络团购,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1].王雪.网络团购相关法律问题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 2010

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篇8

[关键词]被害人；权益保护；途径

我国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现状和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必要性，使得完善被害人权益保护机制的重要性得到凸显。通过何种途径，针对我国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现状，健全被害人权益保护机制就成为一个十分值得探索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来对我国的被害人保障机制进行完善，使我国的被害人保护机制能够切实发挥其保护被害人权益的作用。

一、尊重被害人知情权和程序参与权

1.法律规定中扩大被害人对案件诉讼的知情范围，保证被害人充分地参与到刑事程序中来。作为案件中犯罪行为最直接的受害者，被害人有权利知道更多的诉讼信息。被害人不仅在是否立案、是否起诉、是否判决等方面享有知情权，而且在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退回补充侦查、撤回起诉、法律适用等方面也应当明确规定被害人享有知情权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2.司法实践中应保障所有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的知情权和程序参与权。凡是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都是被害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既然是诉讼当事人，就应完全赋予其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知情权和程序参与权应该得到保障，而不应该给予不同类型的被害人的程序性权利明显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

3.在制度上完善保障被害人知情权和程序参与权的具体程序和程序性权利被侵害的救济途径。为使所有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时地知悉有关的诉讼信息，参与到刑事诉讼程序中来。一方面要完善司法机关的告知程序，包括方式、手段；另一方面要创造一些有利条件便于被害人获取必要的诉讼信息，例如，可以在司法机关内部定岗、定人专门负责被害人的接待及信息告知工作。此外，对于司法机关侵犯被害人知情权的，应有一个完备的申诉程序，使被害人有一个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同时，这样也可以让司法工作人员接受监督，让侵害被害人知情权的司法工作人员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对于因司法人员的过错导致被害人因无法及时地获取相关案件信息，而致使被害人失去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机会的，被害人应有权要求相关的责任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承担其诉讼费用。对于妨碍被害人行使其程序参与权的给予一定的制裁。

二、给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上诉权

在我国被害人对于公诉案件的裁决不服的情形下并不享有独立的上诉权，被害人享有的权利只是可以要求检察机关提请抗诉，但是检察机关是否抗诉，完全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但又因为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一般是从维护国家、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于是否提出抗诉较为慎重，当涉及的利益不是太重大时，一般不会轻易抗诉。[1]而对于被害人来说，判断公诉案件的是否应该进行抗诉，多是从自身的合法权益有没有得到保护这个角度出发。由于检察机关和被害人之间对于是否应该抗诉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价值判断上的差别，以及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并不享有独立的上诉权，这就使得被害人合法权益存在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可能性。因为很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当检察机关在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时很容易忽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完善被害人在公诉案件的上诉权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公诉案件中是否给予被害人上诉权，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给予被害人上诉权，从域外经验来看，不同的国家由于国情和法律制度的不同在给予被害人上诉权存在一定的差别。在德国和法国,由于被害人在初审程序中既具有对案件事实作出证明充当证人的身份，也具有在自诉程序和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自诉人和原告参加诉讼的身份。在俄罗斯，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害人有权对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定和裁决提出上诉”，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充分的上诉权，并且被害人的上诉权，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制约,在被害人提出上诉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可以做出较一审判决更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决。[2]在芬兰和瑞典对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享有充分的上诉权，根据《芬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被害人和公诉人同属当事人，被害人也具有上诉的权利。”瑞典《刑事诉讼法典》也直接规定了“被害人对检察官不上诉的判决，可以上诉”。

虽然各国的规定不同，但从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是十分必要的。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与案件的审判结果有密切的联系,理应可以对案件的一审判决发表自己意见和看法。因此，法律应该赋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上诉权,这样才能充分反映被害人的诉讼要求,对充分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求偿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原始用意在于便利、迅速。[3]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加及时并且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案件的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极大地提高了诉讼效率，也方便被害人诉讼，减轻被害人的诉累。被害人不仅可以利用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及时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且，法律中关于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用缴纳诉讼费用的规定还降低了被害人维护自己权益的风险和成本。虽然该项制度在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上有着明显进步，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其突出问题是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限制了被害人的求偿范围，明确地排除了被害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这样的规定主要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法学界一直以来都否定被害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要求进行精神赔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4]如在民事诉讼中，民事案件中被侵权人有权向侵权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既然如此，刑事案件中也应该确定被害人可以利用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向被告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其理由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从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程度来看，在刑法上构成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要重于民事侵权的致害行为，理当允许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5]其次，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来看，被害人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虽然是依附于刑事程序，存在着一定的依附性，但其依然有其独立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还是一种民事诉讼。[6]刑事法律中当然也应该作出适时的调整，拓展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求偿范围，肯定被害人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为这不仅协调我国法制统一的必然性要求，也是全面完善我国被害人权益保护机制的需要。

四、建立、健全被害人救助体系

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关注被害人补偿问题,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也缺乏足够的关注。针对遭受刑事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还缺乏一个完备的救助体系。当犯罪嫌疑人下落不明和被害人未能得到犯罪人任何赔偿的案件中，被害人生存状况往往因为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社会救助而恶化。此时，被害人就可能因求偿无门而失望，更容易滋生新的报复性犯罪。当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如果不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得到应有的赔偿，就会加重对加害人的仇恨，并对司法机关产生埋怨。此种心态更容易推动被害人采取极端暴力的方式来追求自己内心的平衡，使原来的被害人变为新的加害人。如果能对被害人进行及时有效地救助，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维护，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这类报复事件的发生。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建立和健全我国的被害人救助体系。

首先，明确对被害人实施救助的机构。由于刑事诉讼程序持续性的过程，有多家机关参与其中，究竟由谁来实施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是应当首先明确的。而决定由哪个部门来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一般认为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必须保证救助的效率,决定机关必须能够迅速有效地作出决定,以解被害人燃眉之急；二是专业性,决定机关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专业知识,否则无法审核; 三是合法性,刑事案件移送審判机关之前属于国家秘密范畴,决定机关在具体施行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时必然接触到属于国家秘密的案件信息,这就需要决定机关享有接触此种国家秘密的法定权力。[7]另外，由于对于被害人的救助可能存在一定的持续性，可能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因此，笔者认为可以设立一个由政法委牵头，公检法三家机构共同参与的被害人救助委员会来具体实施对被害人的救助。

其次，丰富救助资金的来源。目前救助资金主要来源是行政渠道,靠国家财政来拨付，因为种种原因导致救助资金不充裕，妨碍了对被害人的及时救助。因此，可以考虑把社会慈善力量吸收进来,无论是个人、企业、团体,都可以以捐款作为补充的形式,加入到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行列中来,扩充救助资源。各地民政部门也应当将所接收的非特定用途社会捐助资金、福利彩票收入或募集的善款安排一定比例专项用于刑事被害人救助。提倡、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为有特殊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提供捐助。

再次，使救助方式的多样化。从现有的救助形式来看，一般是以向受害人发放救助金为主，救助形式比较单一。并且，这种救助金的发放往往是一次性的，对于被害人只是进行一时的救助，对于被害人将来的生活缺乏长久的保障。另外，救助金的发放也只是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进行了补偿，很多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得不到救助。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应该丰富针对被害人的救助形式。例如，救助委员会可以同有关机构协调，为遭受犯罪行为损害而生活困窘的被害人及时的办理低保，将其及时地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内。为因犯罪行为致残而丧失部分工作能力而不能继续在原单位继续工作的被害人，协调安排到社会福利企业进行工作等。针对遭受精神损害的被害人，实施精神救助，可以为被害人提供心理咨询、精神治疗和情感支持。

[参考文献]

[1]郑丁足,陈双喜.公诉制度的利益平衡论.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3月第27卷第2期，第69页.

[2]顾永忠.刑事上诉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134.

[3]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71.

[4]甄贞.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2:193.

[5]叶青.刑事诉讼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94.

[6]叶青.刑事诉讼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8.

[7]薛国俊.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河北法学,2008年11月第26卷第11期，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