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诉讼问题（精选12篇）
虚假诉讼问题 篇1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将“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入罪, 对于惩治当下频繁发生的虚假诉讼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 有必要对虚假诉讼罪的社会危害性和构成要件进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对该罪在司法适用中的犯罪形态和共同犯罪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虚假诉讼罪,司法适用,犯罪形态,共同犯罪
2015 年8 月29 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 ( 九) 》, 并于2015 年11 月1 日正式开始施行。在本次新增罪名中, 增加了“虚假诉讼罪”, 作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为了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该罪, 有必要对其予以研究。
一、虚假诉讼行为入罪的社会危害性分析
据媒体报道, 2014 年1 月1 日, 浙江省鹿城区检察院作了如下统计: 2010 年, 该院无涉虚假诉讼民事案件; 2011 年, 涉虚假诉讼民事案件2 件, 涉案标的90 万元; 2012 年, 该院办理涉虚假诉讼民事案件12 件, 涉案标的约2400 万; 而2013 年, 该院办理涉虚假诉讼民事案件23 件, 涉案标的约1. 2 亿元。据广州市检察机关透露的数据显示, 2010 年广州只有1 起虚假诉讼案件, 2011 年, 则有近20 条虚假诉讼线索, 立案审查12 宗, 同比增长11 倍。据不完全统计, 当前虚假诉讼多发于民间借贷、离婚、房地产权属等领域。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 对司法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对有限的司法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在办案过程中, 司法机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最终却是一件冤假错案, 使被害人乃至社会大众怀疑法院与行为人串通而采取其他极端手段维护权益。其次, 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此处的合法权益不仅包括财产权, 也包括人身权, 如: 继承权。例: 行为人为获得父母留下的全部遗产而捏造其他继承人均已去世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二、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对于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犯罪主体、量刑幅度等作出了规定。
( 一) 该罪侵犯的法益
本罪侵犯的法益是司法秩序, 即司法机关处理案件以及对案件的处理进行法律监督的法律活动中形成的有条理的顺序, 如开庭审理、作出裁判等。有学者提出: 该条第三款将“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 又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形规定为“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因此, 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 侵犯司法秩序和他人财产权。笔者认为, 虚假诉讼罪只侵犯司法秩序这一法益。原因在于, 立法者将虚假诉讼罪作为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于“妨害司法罪”一节中, 这说明刑法规定本罪是为了保护司法活动; 刑法没有将本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 说明立法者规定本罪不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财产权。
( 二) 客观方面
司法实践中, 成立本罪的重点在于虚假诉讼行为的认定。有学者认为虚假诉讼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 利用虚假的证据, 提起民事诉讼, 破坏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 促使法院做出错误的判决或裁定, 而使自己或者他人达到获得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目的的行为。”也有学者认为“虚假诉讼”亦称诉讼欺诈, 是指“诉讼参加人恶意串通, 通过符合程序的诉讼形式, 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 虚构民事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 从而达到损害他人利益、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的违法行为。”对此, 《刑法修正案 ( 九) 》通过罪状的描述作出了一定的界定, 即虚假诉讼是指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但笔者认为, 构成刑法规定的虚假诉讼罪的虚假诉讼行为应是指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恶意串通, 采取虚构法律关系, 伪造案件证据等方法, 使法院基于错误的事实或证据而作出裁判, 以获取不法利益的行为。
( 三) 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因而构成犯罪的, 是故意犯罪。”从认识因素上说, 行为人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妨害司法秩序的结果。行为人必须对行为内容有清楚的认识, 且知道实施该行为的危害结果, 即会造成司法秩序的混乱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如果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无认识或者无认识的可能性, 则不能认为存在故意的认识因素。从意志因素上说, 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妨害司法秩序后果的发生。行为人希望危害后果发生是指发生危害后果是行为人积极追求的结果。行为人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是指行为人对后果的发生是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 即发生了危害后果符合自己内心的想法, 不发生无所谓。
( 四) 犯罪主体
1. 自然人
虚假诉讼罪的实质在于当事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按照一般理解, 该罪自然人主体仅限于民事诉讼原告、被告。但司法实践有时会出现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与案外人合谋伪造证据以获取对己有利的裁判的案件, 因此, 有必要对该自然人主体限定为不仅包括民事诉讼原、被告, 还应包括案外人。此外, 虚假诉讼行为不仅可以由当事人一方实施, 也可以由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而损害第三人的合法利益。
2. 单位
单位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常常发生在在企业改制或者是经营过程中, 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非法利益或者免除债务。例: 甲企业濒临破产, 在清偿公司债务时, 甲企业负责人将其好友乙、丙、丁等10 人列为公司职工, 将企业资产优先用于清偿职工工资, 致使乙企业债务未得到清偿。
三、虚假诉讼罪的司法认定问题分析
( 一) 犯罪形态
故意犯罪形态分为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犯罪既遂是完成形态, 犯罪预备、中止、未遂是未完成形态。
1. 犯罪既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 “虚假诉讼罪是结果犯, 不是行为犯。不仅要有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 还要有“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后果。据此, 对于“妨害司法秩序”, 笔者认为, 若行为人实施了行为, 并引起司法机关的介入即犯罪既遂。具体来讲, 若行为人捏造事实向法院起诉, 法院登记立案, 主审法官已开始调查取证或者已通知被告进行答辩等即成立既遂, 而不论开庭审理的次数及所浪费的司法资源的数量。而对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 成立本罪既遂必须是行为人实施了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 且法院作出了判决。
2. 犯罪未遂
本罪的“着手”是行为人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实施完毕, 即法院已立案。若立案后, 开庭审理前, 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即被发现, 则成立犯罪未遂。因司法活动尚未开始, 司法秩序尚未受到破坏, 因此, “妨害司法秩序”的结果要件并不具备, 不成立既遂。此外, 当行为人为了侵占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等目的而提起民事诉讼时, 若法院已开庭审理但在判决前发现该案事实或证据是捏造的, 则成立犯罪未遂。
( 二) 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 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实践中, 虚假诉讼罪的共同犯罪常为以下几种:
1. 民事诉讼原告与被告的共同犯罪
司法实践中, 虚假民事诉讼一般是由原告捏造事实或伪造证据提起, 但也存在原、被告双方恶意串通, 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形。如: 甲曾向乙借钱3 万元, 后甲破产, 所有财产还债后只剩3 万元。此时, 该借款到期, 但甲并不想偿还。后甲与其友丙签订了虚假的借款合同 ( 3 万元, 先于甲乙的借款到期) , 并由丙起诉至法院要求还款, 法院判决甲偿还丙借款3 万元。该案即民事诉讼原、被告甲、丙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乙合法权益。本案中, 被告甲与原告丙客观上有共同的虚假诉讼行为, 主观上有共同犯罪的故意, 应成立虚假诉讼罪的共同犯罪。
2. 民事诉讼原告与案外人的共同犯罪
此处的案外人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之外的第三人。民事诉讼原告与案外人恶意串通, 是指二人合谋共同实施捏造事实的行为。例: 甲与乙的民间借贷纠纷中, 作为证据之一的借条是甲与专门负责办假证的丙合谋伪造的。本案中, 丙对甲捏造借条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知情, 其客观行为对甲的虚假诉讼行为起到了帮助的作用, 主观上有帮助的故意, 应构成虚假诉讼罪的帮助犯。
3. 民事诉讼原告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共同犯罪
除了上述共同犯罪的情形外, 实践中还存在着民事诉讼原告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恶意串通, 如: 证人、鉴定人、专家辅助人等。例: 2014 年3 月, 甲借给乙50 万元, 借条上写明年底前归还。同年8 月乙归还全部借款, 且甲的邻居丙也在场, 但乙未收回借条。2015 年2 月, 甲无意中发现乙写的借条, 于是找到邻居丙, 说将起诉乙还钱, 如果乙请他作证, 一定要说未见过乙还钱, 并答应胜诉后给丙5 万元。2015 年3 月, 甲向法院起诉。庭审中, 丙出庭作证, 但表示自己未见过乙还钱。最后, 法院判决乙偿还甲借款50万元。本案中, 甲指使证人丙作伪证是妨害作证行为, 但主观目的是为了进行虚假诉讼, 因此该手段行为可以被目的行为吸收, 构成虚假诉讼罪一罪。丙在民事诉讼中作假证明的行为客观上为甲的虚假诉讼行为提供了帮助, 且主观上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 因此甲、丙二人成立虚假诉讼罪的共同犯罪。
四、结语
虚假诉讼行为入刑, 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技术的进步, 该制度也与十八届四中全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方针相呼应, 彰显了依法治国的决心。然而, 面对虚假诉讼案件的日益增多, 我们不仅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 更需要反思如何从源头上减少频发的虚假诉讼现象和防止司法机关成为他人谋取不法利益的工具。
参考文献
[1]杨玉秋.虚假诉讼行为定性及其相关问题研究[J].法治论坛, 2008 (4) .
[2]陈桂明, 李仕春.诉讼欺诈及其法律控制[J].法学研究, 1998 (5) .
虚假诉讼问题 篇2
第一，该行为侵害了国家或集体或者个人的财产权，同时符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特征。从主观、客观上都符合诈骗罪。
第二，该行为也侵害了人民法院正常的审理活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规定。对于伪造、毁灭重要证据的行为，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们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10月24日发布的《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伪造证据通过诉讼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是要求按照第二种认定方式处理。理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 犯罪 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
虚假诉讼悬疑 篇3
“我落入了被合作伙伴谋财抢厂的圈套！”2010年12月初，浙江嘉兴人沈坤松再次向多家媒体投诉：自己于七年前前往浙江省开化县与他人合资兴办企业，尔后眼看着公司一步步走向了停滞，至今无法恢复生产经营，其间，正是几场连环发生的蹊跷虚假诉讼案，使得法院已生效的民事案执行遭受阻击，继而使得原本只是公司的承包经营纠纷，突变成了罕见的解散公司案。
“虚假诉讼来得离奇，处理结果更是离奇，严重的刑事犯罪被以罚款方式轻描淡写地处理，规避了打击。投资人的合法权益遭到了严重侵害。”沈坤松愤怒地告诉记者。
欠发达县迎来优质投资项目
开化县地处浙江西部山区，但“开化不‘开化’”，在经济活跃的浙江省，多年戴着贫困县帽子的开化人常以这样一句话自我解嘲。直到目前，开化县仍是浙江省屈指可数的几个欠发达县之一。
2003年春，沈坤松看中了这里丰富的林木资源和山区淳朴的民风可能给投资者带来的良好人际环境，决定在开化县经济开发区投资兴办木业公司。
沈坤松是教师出身，多年前从承包校办企业开始创业，经多年艰苦打拼撑起了一家木门制造企业，在长三角一带享有盛誉。
2003年初适逢开化县政府招商引资，沈坤松与另一名投资伙伴曹永明一起到开化县，与当地中村乡树范村村民郭正全合作，不久即投资更新了开化县香香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香公司）。新公司占地45亩，建造了13000多平方米厂房和配套设施，注册资本增加到188万元，后又陆续投资到700多万元。其中，沈坤松占股46.8％，曹永明占股26.6％，郭正全与树范村村民委员会占股26.6％。
按照当时的投资设想，香香公司只要正常运作，很快便可以收回投资，接着就应该是投资者期待的良好效益。这在当时的开化县，堪称优质投资项目。
香香公司在沈坤松的满心希冀中启动了。
承包与终止承包之争
但是，“2004年7月投资到位、厂房建成后，当时任企业法人代表的股东郭正全就开始处处刁难，提出种种理由使公司无法运作。”沈坤松回忆。
尔后，郭正全提出了承包经营的要求。沈坤松说，考虑到毕竟合作伙伴是当地人，双方也一度成为走得较近的朋友，于是他和曹永明按照郭正全提出的要求，以极低的价格即每年30万元，把香香公司承包给郭正全经营。双方于2004年7月13日签订了《承包开化县香香木业有限公司协议》。
“承包了也好，只要企业顺利运转就好。但是接下来，郭正全接二连三步步相逼的事情，让我们终于明白了，原来所谓的合作投资只是郭正全他们早已设好的圈套，他们的目的就是利用我们的资金及人力把企业创办起来，然后利用当地人的优势把企业独霸。”七年之后，沈坤松这样感慨。
承包不长时间后，郭正全又变了想法。2006年6月6日至7日，郭正全召集董事会提出终止承包合同。
沈坤松和曹永明惊讶之余，仍同意了。双方随即着手履行终止合同的董事会决议。
然而，郭正全再次变卦，要求继续承包。双方没有谈拢。
2006年10月24日，郭正全一纸诉状，将香香公司告上开化县法院，要求继续履行承包协议。
沈坤松相信法律的公正，为此向衢州市中院提出了反诉，诉请判决郭正全履行董事会终止承包协议，移交公司，并赔偿承包期间的损失。其后，衢州市中院将郭正全在开化县法院的起诉提审与沈坤松的反诉案合并审理。
衢州市中院经调查、取证，于2007年7月7日作出（2007）衢中民二初字第3号判决书，判决承包协议已于2006年6月7日终止履行，判令郭正全在十日内将原承包经营的香香公司位于开化县经济开发区张家路2号的生产经营场所，及设施、证照、图章、会计账册报表移交给香香公司。并判令郭正全赔偿香香公司自2006年9月20日起，至移交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每天2232.15元的损失。
郭正全不服判决，向浙江省高院提起上诉，省高院依据事实，于2007年11月12日作出浙民二终字第222号判决，驳回上诉。
判决生效后，香香公司于2007年12月16日向衢州市中院申请强制执行。2008年1月8日，衢州市中院对郭正全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但在现场，郭正全不予配合，尔后扬长而去。”沈坤松说。此次强制执行只执行了香香公司的土地、厂房等部分判决标的。
诉讼背后
执行半途而废后，沈坤松又接连于2008年2月18日、4月3日、6月25日、12月25日连续要求衢州市中院对郭正全继续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沈坤松并同意受让郭正全持有的香香公司股权，以厘清双方的纠葛，让香香公司尽快回到正常渠道，继续经营。
“但与开始阶段的积极执行不同，衢州市中院自此开始态度暧昧，长时间将我和曹永明的执行申请晾在一边。”沈坤松说。2008年12月16日，衢州市中院执行局以“除郭正全在香香公司的股权外，暂未发现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出具（2008）衢中执字第11号案裁定书，裁定“终结执行”。
虽说沈坤松感觉蹊跷，但还是坚持一次次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他不知道，与此同时多起起诉郭正全和郭正全起诉香香公司的案子，一直在“悄悄”进行。
2008年3月31日和4月2日，开化县法院接连受理两起财产保全申请案件，申请人分别是香香公司郭正全承包期间的木材供应商徐崇坤和油漆供应商徐公林。两徐分别称郭正全欠其借款 30万元和25万元。
两徐申请的要求很是“巧合”：对郭正全拖欠其的巨额借款不是要求现金归还，而是要求法院冻结郭正全在香香公司的股权。
开化法院神速办理，徐崇坤的申请当天裁定，徐公林的申请次日裁定，冻结了郭正全在香香公司的股权共计55万元。
沈坤松获悉后，对两起申请案的真实性深表怀疑，随即委托律师进行调查。2009年9月28日，浙江诚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卫平、叶琦找到徐公林，进行调查询问。徐公林承认，大约2008年3月的时候，郭正全有一次叫他见面，写了一张欠条给他。徐公林不解地问郭正全“写欠条干什么”？郭正全只告诉他不要问。徐公林证实：“他（郭正全）后来叫我到法院去，说是他有钱没还给我，叫我去起诉他。”
证实了自己的怀疑后，沈坤松随即向法院反映两起申请案涉嫌虚假诉讼的问题，并向开化县公安局报案，要求立案侦查。但长期没得到立案的回音。
“两徐申请案中那么多的巧合、默契和圆熟操作，让我怀疑，仅凭郭正全较低的文化素质，难以做到如此技巧性的浑然天成，无法排除其中当事人联手专业人士幕后策划和操作的可能。”沈坤松说。
2008年6月13日，郭正全又向开化县法院起诉香香公司，称自己在2003年10月20日至2004年5月28日期间，先后将141万元资金借给香香公司作为流动性资金使用，并明确约定了借款利息，截至2008年5月31日，借款利息共计87.30万元，本金与利息合计228.30万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香香公司立即偿还其本人。
郭正全在起诉时，附上了三份郭正全为甲方、香香公司为乙方的借款协议书。郭正全事后曾表示，三份借款都是在自己担任法人代表期间一手左边盖章、右边签名而签署的，后又改口辩解，是自己和公司财务人员签订的。
沈坤松认为，这起所谓的欠款案，“实质是郭正全与个别人上下串通的一起诈骗案”。“郭正全私刻图章伪造了三张借款协议，香香公司向郭正全借款纯属子虚乌有。”而对于此案，开化法院行动神速，当天裁定冻结香香公司的银行存款228.30万元。又于2008年7月3日查封香香公司厂房、办公楼、机器设备等财产，致使香香公司无法恢复生产。
蹊跷的是，郭正全在其《民事起诉状》中具呈的原告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228.30万元，但开化法院6月13日下达的（2008）开立保字第52号《民事裁定书》中，则变更表述为“申请人郭正全”“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被申请人开化县香香木业有限公司银行账户中的228.3万元”。7月3日下达的（2008）开商初第307-1号《民事裁定书》，载明的原告诉讼理由仅为“原告郭正全与被告开化县香香木业有限公司有借款合同纠纷”，既没有具体的案情表述，也与已裁定的冻结香香公司银行存款228.30万元相重复，并又裁定“查封被告香香公司的厂房、办公楼、食堂等房屋和机器设备，在查封期间不得抵押和转让”。
沈坤松还发现，郭正全诉请的偿还标的额为141万元，但其出具的三份《借款协议》中，借款数额分别为58万元、40万元、40万元，总计138万元，“平白多出了3万元，正是他们作假露出的马脚”。
沈坤松说，为此案香香公司于2008年7月17日向开化县法院提出鉴定郭正全提供的借款协议中图章及笔迹的真伪，开化县法院以工商局、国税局答复“原始凭证不能外借”为由拒绝鉴定。
郭正全聘请的律师、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徐起平认为，该案中郭正全提供的三张借款协议书，从香香公司原始的财务凭证和2004到2006年连续三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均可确认是客观存在的，是当时香香公司在郭正全承包前和承包期间，因为流动资金不足，而由郭正全借给香香公司的。
沈坤松坚持认为，这是郭正全以诉讼手段实施的诈骗案，因此于2009年11月向开化县公安局报案，要求立案侦查。但时过一年，“开化警方没有动静”。
沈坤松说，衢州市中院的执行，至此有了“有意搁浅”的理由，“这背后可能存在有关人员刻意谋划‘诉讼策略’、操纵法律的影子。”
判决解散公司
浙江省高院终审判决承包终止判决书下达后，时隔几天，郭正全和树范村委会于2007年12月10日向开化县法院，以“香香公司已无法开展正常经营活动，出现严重困难，公司名存实亡，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公司的存续已没有任何意义”等为由，提出解散香香公司的诉求。
开化县法院审理认为，香香公司各股东因承包发生意见并导致纠纷，股东之间甚至发生肢体冲突，股东意见存在巨大分歧，股东矛盾不可调和，导致关系恶化，公司赖以生存的人合性根基已经丧失；彼此之间的僵持导致全体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力决策机关不能正常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策；公司已无生产经营的厂房（因2008年2月雪灾压塌）、机器设备等。2008年4月30日，开化县法院作出2007开民二初字第395号判决书，判决公司解散。
沈坤松对此认为，郭正全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是要逃避已判决生效、正在执行的所欠香香公司的赔偿，而厂房、土地留在开化，就达到了占有工厂的目的。“法院的判决缺乏理由，如其中，法院审理认为的‘股东发生肢体冲突’，实际上是郭正全在开化中国银行前当众殴打股东曹永明，后郭正全因故意伤害他人被开化县公安局治安拘留10天。”香香公司部分厂房因雪灾倒塌不能生产，沈坤松方多次向相关部门申请同意修复，但始终等不到批准。
沈坤松向衢州市中院提起上诉。衢州市中院于2008年12月1日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
沈坤松向浙江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不予立案。
其后，沈坤松向衢州市检察院提起判决不公的申诉。衢州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判决不当，提请浙江省检察院于2009年10月19日向浙江省高院提起民事抗诉。浙江省高院决定对本案立案再审。
浙江省检察院认为，衢州市中院（2008）衢中民二终字第148号民事判决认定香香公司持续处于公司僵局的依据不足：香香公司能够召开股东会，并作出有效决议；原判中认定沈坤松、曹永明事实上控制香香公司经营管理，按公司实行多数表决制度，恰表明香香公司未陷入公司僵局；原判认定的生产经营条件问题不足以认定本案构成公司僵局。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香香公司继续存续必然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香香公司的经营问题并非无法通过公司解散以外的途径解决。本案中香香公司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主要是起源于郭正全与沈坤松、曹永明之间的承包经营纠纷。同时，二审判决未对本案当事人沈坤松等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核，存在不当。衢州市中院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
业内人士认为，香香公司的当前状态，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规范审理公司解散清算案件的司法解释《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所规定的、可以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四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
浙江省高院再审期间，召集双方调解，但未成。沈坤松说，调解中他提出愿意以合情合理且适当提高的价格收购郭正全的股权，但郭正全根本没有调解的诚意。
2010年7月20日，浙江省高院作出判决，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云雾”有待拨开
对此现状，沈坤松表示，将为香香公司维权到底。他质疑，纵观全过程，为什么最初浙江省高院终审判决的终止承包案在执行中途突然逆转，最后变成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解散公司案呢？显然，两徐虚假诉讼案和“228万元借款诉讼诈骗案”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以此刻意制造了股权冻结、账号被封的执行“难点”，拖延阻挠了执行案原本的正常程序，给解散公司案争取了诉讼时间和空间，导致目前公司被判解散的局面。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徐起平律师也认为，判决解散公司，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少有”。
“这是郭正全在当地刻意谋划、玩转法律、操纵司法的结果，是一种带着明显主观恶意的‘诉讼策略’。”沈坤松说，他无法理解开化县公安机关为何对其报案的诉讼诈骗案至今不予立案。
2010年12月8日，本刊记者再次走访开化县公安局及县法院。开化县公安局法制科科长李建军表示，关于沈坤松报案的“228万元诉讼诈骗案”，县局接到报案后，就由城关派出所进行初查，调查中发现沈坤松和郭正全双方均持有多枚香香公司公章，至今无法查清究竟哪一枚是原始的“母章”，哪些可能是后刻的假章。因此，到一年后的现在，“我们既不能说此案已立案，也不能说此案不打算立案”。
对于沈坤松报案的两徐虚假诉讼案，李建军表示，该局并非不重视，在接到沈坤松报案后即展开调查，2010年三四月份，县公安局获悉县法院已经调查认定为虚假诉讼案，并对提起虚假诉讼的郭正全和两徐分别作了罚款处理，郭正全先后被各罚款8000元，两徐分别被罚款5000元。李建军介绍，为此，县公安局还没有对郭正全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做出结论。
李建军表示，对于为了使自己的股权不被法院的生效判决所执行而提起虚假诉讼，是否涉嫌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罪，这个问题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的适用处理办法，“浙江省高级法院、浙江省检察院联合下发的关于虚假诉讼适用刑事诉讼法的《指导意见》是在下半年出台的”。李建军表示，县局将进行再研究，如确有需要，会考虑提请县政法委再予协调，商讨案件究竟如何进行。
在开化县法院，当记者提出采访该院有关虚假诉讼案处理情况时，该院办公室主任贾女士在请示分管副院长郑文胜后，以法院审理案件涉及“审判机密”为由拒绝接受采访。经当地县委宣传部协调，县法院纪检组组长华志浩接受了采访。对于举报人沈坤松反映的在郭正全与两徐虚假诉讼案中存在的多个疑问，12月13日，华志浩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县法院党组经研究，已决定启动调查程序，当日开始布置调查人员调阅案卷，对办案人员谈话做调查笔录。
此前，2010年3月2日，记者在接到沈坤松投诉后曾首次赴开化县采访。有关人士透露，此后，开化县法院开始了自查自纠郭正全与两徐虚假诉讼案，后裁定为虚假诉讼并作出罚款处理，其法律文书的制作时间落款，则与记者采访当日的3月2日“巧合”。沈坤松对此发出一连串疑问：当初他要求对郭正全虚假诉讼中借据上的公章真伪进行鉴定，法院为何不予理睬？为什么近两年后开化县法院才“发现”虚假诉讼？法院是在何种情况下发现虚假诉讼线索的？罚款处理是不是避重就轻规避了刑事法律的严肃性？有没有法官参与虚假诉讼？这一切，都期待有关方面查清事实真相。■
论虚假诉讼犯罪的几个问题 篇4
在虚假诉讼犯罪主体的认定上, 学界有观点认为, 其犯罪主体只能由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方构成。笔者并不赞同此观点。第一, 从对虚假诉讼这四个词的理解来看, 是指行为人提起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诉讼, 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法院的有利判决, 因此在诉讼中完全可能存在这两种情形的虚假诉讼, 一种情况是一方当事人提起虚假诉讼损害另一方对方当事人的利益, 另一种情况是原被告提起虚假诉讼损害案外人利益, 而后一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更为频发;第二, 《刑法修正案 (九) 》 (以下简称《修正案 (九) 》) 并未对虚假诉讼的主体做出特别规定。基于此, 笔者认为虚假诉讼的主体应包括为原告为行为人和原被告同为行为人这两种情况。
二、主观要素
从《修正案 (九) 》第35条的规定来看, 虚假诉讼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 但是成立本罪是否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呢?学界有观点认为虚假诉讼犯罪的行为模式是诈骗罪中的一种, 是典型的三角诈骗, 诈骗罪是财产犯罪, 财产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因此, 虚假诉讼犯罪也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也有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不应是本罪成立的条件, 因为行为人进行虚假诉讼的行为是为了获取法院的有利判决。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 虚假诉讼情况包括两种行为模式, 一种是侵财性的, 另一种是非侵财性的。大多数虚假诉讼行为目的都是为了获取他人财物或者是减免自身债务, 然而还有少部分虚假诉讼行为是为了损害他人名誉权, 荣誉权, 受教育权。退一步来说, 即使是侵财性的虚假诉讼行为, 行为人的直接目的也是为了骗取法院的有利判决, 间接目的才是为了获取财产上的利益。由于行为人提起虚假诉讼直接目的是骗取法院的有利判决, 该行为本质上是对司法诉讼秩序的侵害, 因而“非法占有目的”不应是本罪成立的要件。
三、客观方面
虚假诉讼犯罪中的虚假诉讼是否仅限于发生在民事诉讼中?其在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中有无存在可能性呢?对此, 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虚假诉讼犯罪既能发生在民事诉讼之中又能发生在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中, 但也有学者认为虚假诉讼犯罪只能发生在民事诉讼中。笔者认为, 从应然的角度来看, 虚假诉讼犯罪可能存在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中, 但是不可能存在于刑事诉讼中。首先, 民事诉讼的特点决定在民事诉讼中存在大量的虚假诉讼行为。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运行, 诉讼过程中证据的收集都与当事人的意志密不可分, 法院的介入是异常被动的由此造成了大量虚假诉讼的存在。其次, 行政诉讼中也会存在少量的虚假诉讼行为。如原告进行虚假陈述、伪造证据提起行政诉讼, 要求法院撤销行政主体针对原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从而减轻了原告的义务或者原告方获得了某种本不应取得的利益并且因此损害到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基于此, 笔者认为, 从应然的角度看, 虚假诉讼行为在行政诉讼中是可以存在的, 只不过在行政诉讼中, 由于行政诉讼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不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 而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证明责任, 原告捏造事实、虚构证明材料的空间极其狭小, 因此《修正案 (九) 》虚假诉讼的范围限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
最后, 刑事诉讼中不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犯罪。刑事诉讼以公诉案件为主, 自诉案件为辅。在公诉案件中, 诉讼程序的启动与运行是由公诉机关发动的, 并且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是由公诉机关来承担的, 所以这种情形下根本不存在被告人捏造事实欺骗法院获取有利判决的情形。自诉案件中也不可能存在虚假诉讼行为。一方面, 自诉案件中, 刑事自诉案件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 行为人不得不考虑到虚假诉讼的成本和败诉风险。[1]另一方面, 对这种行为完全可以用《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诬告陷害罪进行处罚而无需另设新的罪名。
四、犯罪既遂标准
在《修正案 (九) 》出台之前, 对虚假诉讼犯罪的具体形态, 学术界大体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虚假诉讼犯罪为行为犯, 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虚假陈述, 捏造事实的行为即构成本罪既遂;另外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虚假诉讼犯罪为结果犯, 行为人构成此罪必须得以获取对自已有利的法院判决为前提。笔者认为虚假诉讼犯罪是一种结果犯。从理论上来说只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 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是说只要行为人一进行虚假陈述法院就会将其认定为虚假诉讼犯罪, 法院会对行为人提供的各种证据进行审查, 如果经审查行为人的虚假诉讼行为轻易就被法院识别, 根本妨害不到正常司法秩序, 社会危害极小, 其行为根本不能被评价为犯罪。[2]鉴于此, 《修正案 (九) 》明确规定成立虚假诉讼犯罪必须导致司法秩序受到妨害或者严重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从对法条的解释来看, 虚假诉讼犯罪为结果犯。
参考文献
[1]王志祥, 刘婷.虚假诉讼罪:概念界定与学理分析[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6 (1) .
虚假陈述侵权诉讼新趋向 篇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依照本条规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之诉的提起需具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前置程序。
然而，随着证券投资人维权意识不断加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案件不断增多，上述司法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已经难以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
在人民法院向证券市场“开门”的大趋势下，取消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前置程序的呼声日益高涨，司法实践中甚至出现为规避上述前置程序而使用其他案由提起诉讼的现象。
例如，笔者曾在《证券时报》介绍过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侵权之诉”替代“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之诉”的方案，即受害人可以利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侵权之诉中虚假陈述人作为必要共同被告的策略完成诉讼，并绕开前置程序。
但是，替代方案将付出巨大的成本，具有不经济、举证难等不利特点。
现在，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之诉终于有了新的.发展，几乎可以确定，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前置程序将会取消——这得益于立案登记制度的落地，
2015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为“《立案登记制改革意见》”)。
《立案登记制改革意见》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旨在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立案难”问题。
《立案登记制改革意见》指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立案;其进一步指出：实行当场登记立案，即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申请，一律接收诉状，当场登记立案。
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
《立案登记制改革意见》的出台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设置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前置程序被废止。
但是，由于该司法解释尚未被废止，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案件在不存前置程序的情形下究竟能否直接立案引发了巨大争议。
2015年年底，这一争议终于“尘埃落定”。2015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杨临萍法官就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需要重点注意的具体问题发表了意见。后该意见作为两高工作文件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指出：“根据立案登记司法解释规定，因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立案受理时不再以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和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为前置条件。”
打击虚假诉讼具有标本意义 篇6
所谓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出于非法的动机和目的，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采取虚假的诉讼主体、事实及证据的方法提起民事诉讼，使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裁定和调解行为。虚假诉讼早已有之，有的是双方恶意串通来逃避债务，有的则是通过虚假诉讼来骗取他人钱财。但是，以往对于虚假诉讼，虽然也有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的判决，但比较少进行重罚，打击并不是特别有力，虚假诉讼一度还很猖獗。而此次，在最高人民法院层面上，对虚假诉讼进行认定并给予重罚，给国人一个警醒，“虚假诉讼”将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这一判决具有标本意义。
虚假诉讼具有极大的危害。首先，虚假诉讼对于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可能造成极大的损失，当事人通过双方串通和捏造证据来逃避债务或者骗取他人财物，都是一种恶意的骗取行为，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诚信；其次，还对司法秩序造成损害。虚假诉讼如果被及时发现，则是浪费了司法资源，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被当事人得逞，则是让司法权威蒙羞。
虚假诉讼首先是民事违法行为，对于虚假诉讼，其实我国法律早已经进行了规范。《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就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最高法院对此次虚假诉讼当事人罚款50万元，于法有据。
虚假诉讼，情节严重的，还是犯罪行为。《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条规定了“诉讼诈骗罪”，其中虚假诉讼就是“诉讼诈骗”的一种，如果情节严重，也要追究刑事责任。由于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是在《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实施前，因此，对这起案件的当事人就不追究刑事责任了。
此次，由最高法院第一次对虚假诉讼作出裁定，说明了“虚假诉讼”已经引起了最高司法机关的关注，并在实践中加以认定。最高法院的判决，必将对全国各级法院起到示范作用，“虚假诉讼”在今后也将引起全国法院的高度关注，以后，有当事人要利用虚假诉讼来逃避债务或者骗取钱财就必须当心了。同时，最高法院还对当事人作出了各罚款人民币50万元的决定，这一重罚，也给当事人以警醒，因为，以往这种重罚在诉讼中比较少见，当事人“虚假诉讼”成本较低，导致他们不惜铤而走险。今后，对于“虚假诉讼”情节严重的，还要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更让“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得不偿失。
惩治民间借贷虚假诉讼行为研究 篇7
一、虚假诉讼的涵义及其特征辨析
(一) 虚假诉讼的概念界定
虚假诉讼近年来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 但其在我国尚非一个具有确定内涵的法律概念。笔者认为虚假诉讼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虚假诉讼, 笔者借鉴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第1条, 将虚假诉讼定义为为骗取人民法院裁判文书, 恶意串通, 虚构事实, 伪造证据, 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违法行为 (并非一定为犯罪行为) 。
而从狭义上而言, 笔者认为虚假诉讼是指原、被告双方恶意串通, 虚构民事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 通过提起民事诉讼获取法院有利于自己的裁决, 使案外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使受到阻碍或民事权益受到侵害, 以及其他损害案外人或集体、国家利益, 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行为。 (1)
广义与狭义的虚假诉讼虽然存在一定的共性, 都存在虚构法律关系的行为, 但广义的虚假诉讼的主体可以为原、被告一方当事人, 而狭义上的虚假诉讼主体必须为具有共谋的原、被告双方。另外, 广义上的虚假诉讼侵害的可以是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而狭义的虚假诉讼真正的受害人是案外第三方。
(二) 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特性
民间借贷虚假诉讼一般具有以下特性:
1. 诉讼的当事人双方关系特殊。
为保证“合法又安全”地通过诉讼程序获得非法利益, 行为人虚构法律关系所选择的合作对象一般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有其他有密切关系的人。
2. 表象合法化、证据不真实。
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案件大都有明确的被告及借贷的合意证据、双方的对抗性, 与合法民间借贷的表象一致。但实际上, 该借贷合意证据系为迷惑法官骗取裁判文书、实现个人目的而伪造的凭证, 并非真实存在法律关系证明。
3. 抗辩过程弱化、案件审理简易。
民间借贷虚假诉讼因其双方当事人是事先串通谋划好的, 双方诉讼目的没有对立性, 进而导致抗辩过程弱化, 审理过程简单快捷。而部分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案件中, 被告的财产即将进行拍卖分割程序, 为快速加入财产分配程序, 当事人双方快速达成调解协议, 以缩短案件审理流程、加快法律文书生效。
4. 关系的虚构性、目的的区别化。
民间借贷虚假诉讼往往是虚构的债权债务关系, 且与合法的民间借贷诉讼相比, 其不以保护债权为目的, 而是需要判决书或调解书的执行效力, 以达到侵占利益、转移财产或逃避债务的目的。
二、惩治民间借贷虚假诉讼行为的必要性
《民事诉讼法》第121条虽对虚假诉讼行为规制进行了明确规定, 但在司法实践中, 制裁方式仍是以罚款和拘留为主, 有些甚至仅以裁定驳回起诉处理虚假诉讼类案件, 鲜有案件给予刑事处罚。此外, 刑事法律法规尚未明确将虚假诉讼界定为刑事犯罪行为, 仅是在实践中对部分虚假诉讼行为以诈骗罪、妨害作证罪等相关罪名进行追责。
另外, 虚假的法律关系及事实极大地损害了民事审判的公平、公开、公正, 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 也对司法权威和诉讼价值构成了冲击与损害, 扰乱了法院正常的审判秩序。
三、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入罪构想
对民间借贷虚假诉讼行为是否构成构成犯罪, 又该以何罪定罪处罚?这些历来是理论界及实务界的争议焦点及热点问题。下文拟对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定罪量刑制度设计进行设想。
1.关于罪名确定。民间借贷虚假诉讼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审判秩序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其犯罪构成的特点决定了不应当将其简单地合并到已有罪名之下, 故笔者建议在刑法的妨害公务罪下设虚假诉讼罪, 对民事审判中的虚假诉讼行为进行规制, 故民间借贷诉讼纠纷亦在此规制之列。
2.定性及犯罪构成。本罪属于行为犯, 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虚假诉讼的行为, 就构成本罪且为既遂, 并不以造成案外第三人的利益损失为要件, 系行为犯而非结果犯。其犯罪构成特点如下:犯罪客体上, 直接侵害的是案外第三人的债权, 间接破坏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审判秩序;客观方面, 诉讼双方当事人须为恶意串通, 通过伪造证据等手段虚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进行诉讼活动;犯罪主体方面, 必须为诉讼的双方当事人, 一方当事人不构成本罪, 单位或个人均可以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主观方面, 诉讼双方当事人均须具备虚假诉讼的故意, 过失不构成本罪。
3.量刑设计。对虚假诉讼罪的量刑设计可设置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民间借贷虚假诉讼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为有效惩治这一违法行为, 我们必须完善制度体系, 将刑法明确定罪量刑与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进行经济处罚相结合, 完善案外人救济机制, 从根源上防范与遏制虚假诉讼的滋生, 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
注释
民事虚假诉讼特征及其解决对策 篇8
关键词：虚假诉讼,侵权责任
一、民事虚假诉讼的含义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以及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 有些人的诚信意识不足, 实施恶意的串通行为, 虚构或者捏造民事法律事实, 提供虚假证据, 利用法律以及相关的民事诉讼程序来达到自己期望的目的, 进而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这就是民事虚假诉讼的含义。
二、民事虚假诉讼的主要特征
(一) 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往往较为亲密, 绝大部分发生在朋友甚至是亲属之间。 (1) 因为找亲朋好友进行恶意串通的成本较低, 两者之间协商方便且后顾之忧减少。
(二) 案件往往最终通过调解结案。在虚假诉讼中, 由于原被告之间已经合谋, 庭上配合十分默契。为了避免露出破绽, 当事人之间少有激烈的庭前辩论, 通常都是“自认”。 (2) 多数人甚至不出庭, 直接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 给法官查清案件事实制造了难度。法官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进行调解, 双方当事人之间很容易达成调解协议。在协议合法的情况下, 他们的不法目的很难被发现。
(三) 一般以谋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在实践当中, 虚假诉讼涉及的案由有很多种, 但主要涉及在民间借贷和离婚诉讼的财产分割当中。例如, 案件当事人通过制定虚假合同虚构债权债务关系, 通过虚假证据材料等方式在诉讼及执行程序中使原告获得赔偿。以至于被告的债权人的债权无法获得履行。
三、民事虚假诉讼的成因及对策
(一) 在当前法治改革的大背景下, 我国一直将控制公权力作为改革的重要方向
人民法院的职权被不断弱化, 为了保证案件的公平公正, 审判模式从职权主义逐步向当事人主义过渡, 意思自治原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这就为虚假诉讼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其次,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 传统的道德观念无法承受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冲击, 享乐主义、以“钱”为本等不良思想影响了许多人, 社会诚信缺失, 为了钱不择手段。最后, 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 意识到用法律解决问题是最有效的手段, 使得大量纠纷开始涌入法院, 使得有限的法官很难有充足有效地时间去审理案件, 人手缺失以成为现在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在加上法院传统的“调解”优先的结案方式, 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时法官不再去对内容进行真伪判断, 这些就给了虚假诉讼可乘之机。
(二) 解决虚假诉讼的对策
1.完善意思自治原则和调解制度。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调解的本质特征, 但从实际调查来看, 虚假诉讼正是利用了这一美好制度去达到其邪恶的目的。因此, 在适用调解的情况下, 除去对调解内容进行合法审查外, 还应该对其是否侵害第三人的权益进行审查。当事人不向法院说明情况, 故意隐瞒有关事实的, 可以认定调解协议无效。在庭前调整中, 如果当事人对诉求无争议, 可以通过民间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将公权力从中涤除, 从而可以使其对第三人进行救济。其次, 要发挥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重要作用, 充分给予第三人救济的权利。
2.强化对虚假诉讼的法律监督。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造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查。通过法律规定的调查取证, 可以认定案件为虚假诉讼的, 应向法院抗诉。同时, 根据实际损害是否发生、损害程度的大小, 涉嫌诈骗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3.加大虚假诉讼的惩处力度。一是追究行政责任, 对虚假诉讼的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二是追究民事责任, 根据《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有关规定, 判令行为人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 加重行为人的程序法律责任;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实体法规定, 判令恶意串通诉讼的行为人承担实体法责任;三是加强对刑事责任的追究, 虚假诉讼的行为造成的危害达到一定程度时, 应当以犯罪论处。当虚假诉讼行为是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 其非法所得达到一定数额时, 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如果虚假诉讼行为以获取其他非法利益为目的, 造成的后果达到犯罪程度时, 应根据该行为侵犯的犯罪客体, 依照刑法和相关罪名定罪处罚。 (3)
4.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和个人的诚信档案, 除了用法律惩治虚假诉讼行为人外, 还应将行为人的错误行为计入诚信档案, 进而影响其其他民事活动, 让社会进入到制裁当中去。尤其是要注意到, 有些虚假诉讼的案件当中, 一般当事人并不到庭, 而是由律师参与到其中。他们利用其自身的专业性, 使虚假诉讼更加隐蔽, 很难被发现, 给社会经济秩序和司法公信力带来了更大的损害。因此, 除了加强对公民的诚信教育、规制外, 司法机关应该加强对律师的职业教育, 让法律从业者认识到此种行为的危害性, 拒绝为虚假诉讼提供帮助。对律师等法律工作者违反职业道德, 参与虚假诉讼的要进行严惩, 情节严重的应该交由法律制裁。
总之, 虚假诉讼的发生是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 社会诚信缺失的大背景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不能简单的依靠查处惩罚这种单一方式解决。而是应该动用社会的力量, 法律的力量等多管齐下, 从源头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陶涛.民事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探索[J].法制与经济, 2014.3.
[2]梁婷.民事虚假诉讼现状及其规制[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1.
关于虚假诉讼罪立法草案的建议 篇9
目前对于虚假诉讼罪的概念, 理论界没有统一的认识。常见的解释为当事人基于非法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手段,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企图通过法院的错误判决获取不正当利益。
我国是诉讼大国。据统计, 我国2008年全年受案数为990多万件, 其中民事案件占540多万件。随着诉讼数量的增多, 虚假诉讼案件也在逐年增加。2008年, 广东省查办涉嫌民事虚假诉讼的案件共45件。2001年至2009年, 共识别虚假民事诉讼案件940件, 并逐年增加。虚假诉讼所破坏我国司法秩序的危害性越来越大。根据广东省检察院对2008年以来发生的虚假诉讼案件分析, 当前虚假诉讼主要高发与民间或企业间借贷、离婚诉讼、劳资纠纷甚至于国有资产纠纷案中。可见虚假诉讼不仅破坏正常的司法秩序, 也侵犯国家和公民的财产权益。我国刑法目前只对刑事诉讼中的妨害司法行为作了规定, 对破坏民事诉讼秩序的规定则一直缺位。
2012年, 我国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 增加了对虚假诉讼的规定, 分别是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 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 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 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对民事虚假诉讼行为的惩治, 以至于刑法无法与民诉法新修订的条文接轨, 虚化了对民事诉讼的司法保障。如在刑事法律上, 虽然有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罪, 但是对于民事诉讼中伪造、变造文书的行为无任何制裁, 仅仅是不予采纳而已。
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 》 (草案) 。草案中第一次对民事虚假诉讼的行为作了规定, 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 侵占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的, 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从重处罚。”“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两款行为的, 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可见将虚假诉讼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内不仅保护我国民事诉讼秩序, 同时也对刑法体系作了完善。尽管草案中对民事虚假诉讼的行为作出规定, 破解了刑法长期以来对此罪的空置。但从整体上看, 草案对虚假诉讼罪的设计并不完善, 在某些细节处的规定不科学, 需要加深对此罪主客观方面等之探讨, 以此补充完善。
二、关于本罪主体范围的立法建议
本罪的主体应当是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依照《刑法修正案 (九) 》 (草案) 中的规定, 虚假诉讼的主体是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原告。但是从立法目的角度讲, 设立虚假诉讼的首要目的是保护正常的司法秩序, 即保护法院不被恶意当事人利用。若原告隐瞒真相或者虚构事实, 则以原告为处罚主体无可厚非。但在司法实践中, 被告方为了阻止原告胜诉, 往往会采取捏造事实等手段影响法院判断, 使其产生错误判决。那么被告的行为同样是对国家正常司法秩序的破坏, 因此虚假诉讼罪的主体应当包含被告。换言之, 在原告提起正常的民事诉讼中, 若被告采取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的行为妨害司法秩序的, 理当按照虚假诉讼罪处罚。此外, 对案外人虚假诉讼行为的定性也是有争论的, 有学者认为不案外人列入虚假诉讼的主体范围内, 理由是新修订的民诉法只规定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存在恶意行为, 并没有规定案外人虚假诉讼。笔者认为, 因案外人捏造事实等行为而影响法院司法程序的正当进行, 与当事人破坏诉讼秩序的后果并无区别, 按照刑法对虚假诉讼罪的客体保护属性, 理应将符合主客观构成要件的案外人囊入此罪主体之内。同理, 民事诉讼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因此, 单位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的主体。综上, 《刑法修正案 (九) 》 (草案) 对虚假诉讼罪的主体规定范围过窄, 不利于客体的保护。虚假诉讼手段变幻万千, 单一主体已不能适应此罪的立法目的, 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虚假诉讼的主体范围。因此, 针对本罪主体的定性, 应当解释为具有诉讼权利能力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包括诉讼提起人 (原告) 、诉讼对向人 (被告) 和案外人, 也包含具有诉讼能力的单位即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三、关于本罪客观方面的立法建议
《刑法修正案 (九) 》 (草案) 对虚假诉讼罪所规定的客观方面是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然而从司法实践上看, 虚假诉讼罪的客观方面除了表现为当事人捏造事实外, 还包括行为人向法院隐瞒真相。所谓隐瞒真相, 是指当事人掩盖真实的民事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以追求不正当的利益, 其核心在于基础性民事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在形式上的真实性和实质上的虚假性。至于诉讼提起之原因可以是多种的。既可以是当事人一方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企图损害被告人利益, 也可以是当事人双方串通合谋捏造事实真相提起民事诉讼伤害第三人的利益。在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中, 案外人为自己利益向法院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行为, 也应该符合虚假诉讼罪的客观方面。至于虚假的手段可以是多样的, 如虚构债权债务、虚构夫妻离婚、虚构企业破产等。值得注意的是, 当事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并不是虚构的, 相反此诉讼是真实存在并且有效的。虚假诉讼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并没有违反民事诉讼程序, 从法院受理到结案的整个过程都是合法有效的, 法院最终所作的判决也是具有执行效力。只是因为受到行为然捏造或隐瞒与案件有关的证据而影响程序的正当。
四、关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立法建议
依照草案中关于虚假诉讼罪的主观方面解释, 行为人必须是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犯罪动机。但是关于不正当利益的范围, 草案并没有给出详细解释, 无法突出利益的不正当性。另外除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外, 谋取正当也能成为虚假诉讼的目的, 如张三一直拖欠对李四的债务, 李四为把钱拿回来捏造欠条向法院提起诉讼。尽管李四的目的是正当的, 也没有损害他人利益, 但是其捏造欠条的行为欺骗法院, 影响法院的正常判决。因此, 本罪在主观方面不限于谋取不正当利益, 即使为谋取正当利益, 也可构成本罪。再则, 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 所谓“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 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所谓利益正当与否只是一种评价性产物, 其本身没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 况且在司法实践中要界定利益是否正当并没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反而存在大量以非诉目的进行的滥诉行为。因此谋取利益不应作为本罪主观目的判断的唯一标准。当事人虚假诉讼的行为是对司法秩序的实体性破坏, 是否谋取利益不影响对其行为的评价。所以笔者建议可以取消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 即行为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 只要通过不正当手段提起民事诉讼, 严重破坏司法秩序, 都可以以虚假诉讼罪处罚。
五、关于本罪入罪标准与法定刑的立法建议
根据《刑法修正案 (九) 》 (草案) 的规定, 只有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才构成此罪。而妨害司法秩序的严重程度, 则需结合行为的实际情况考察。笔者建议可以将虚假诉讼行为人所获得的不正当利益大小作为考量标准之一, 合乎此罪对财产保护的目的。对于刑罚设置, 草案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由于此罪破坏的是国家正常司法秩序, 较人身犯罪之危险性明显较小, 法定刑起点设置较低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司法实践中不排除诉讼主体利用虚假诉讼手段获取巨额利益或者造成司法秩序遭受特别严重的破坏, 需要加重处罚。为此笔者建议将基准法定刑划分等级, 同时强加罚金刑。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 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若加重情节得以确立, 则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取消, 不必再将虚假诉讼罪转化为诈骗罪, 减少定罪量刑的判断负担。由于单位可构成此罪, 所以必须增设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对单位实行双罚制, 即对单位判处罚金, 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员按照此罪各款的规定处罚。
六、关于本罪数罪的再思考
由于虚假诉讼手段的多样性导致本罪容易与其他类罪名发生重合。在虚假诉讼过程中, 行为人也有可能通过伪造印章、公文、身份证等方式伪造证据, 此时这些行为作为本罪的手段行为, 可以根据牵连犯的原则进行处罚。而草案中第三款仅仅规定对司法工作人员犯此罪并构成其他犯罪的处罚, 而对于非司法工作人员犯此罪及罪数认定并没有详细规定。依照刑法适用一律平等原则, 对于非司法工作人员犯此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也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所以, 在设计罪数规定时需要完善对数罪并罚的主体规定, 不能仅停留在司法工作人员层面。
因此, 笔者关于虚假诉讼罪罪状可做如下表述:“以捏造的事实或隐瞒真相提起民事诉讼, 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其他内容则遵照《刑法修正案 (九) 》 (草案) 的规定。
参考文献
[1]傅国.浅析虚假诉讼的犯罪行为[J].天津检察, 2014 (4) :55.
检查监督民事虚假诉讼正当性研究 篇10
检察院发挥着作用, 一般而言都是在公法领域比较多, 对于私法范围内的检查监督, 则是多数针对法院已经存在的判决和决定。但是需要承认的是, 面对民事虚假诉讼这种既浪费司法资源也破坏正常的司法秩序的行为, 的确是对于正常的公共利益造成了巨大的侵害。民事虚假诉讼等同于利用司法资源实现不正当自身利益, 而且是通过欺骗等手段对于正常司法的占用和破坏, 也必然地引起对于正常秩序的损坏以及人民对司法公正性评价的下降。这样的行为, 也不可能仅仅依靠法院从事后进行纠正, 或者进行被动性的审查, 需要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 主动地参与进来, 针对这样的行为来行使权力。
二、民事虚假诉讼概述
(一) 民事虚假诉讼的概念
虚假诉讼, 是指当事人之间恶意进行串通或者欺骗, 虚构法律关系或者法律事实, 以及运用虚假证据和公证文件进行诉讼, 利用司法判决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而民事审判因为双方的地位比较平等, 对于证据的重视也最为重要, 因而成为虚假诉讼的高发区。虚假所能够可能出现在诉讼阶段中, 也可能出现在诉讼完结的执行阶段中, 虚假诉讼的行为人也不限于案件当事人, 可能包括案外第三人, 这些情况有一定的复杂性, 也需要在进行监督时加以考虑。
(二) 民事虚假诉讼的特点
虚假诉讼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主观恶意和虚假性, 其主要事实和关系都处于虚构而成, 所谓的合法权益完全是出于欺骗的目的而编造出来的, 并非能够真正实现, 并且恢复正常秩序的状况。而这样的行为, 则是出于当事人的主观恶意, 为了攫取利益, 故意的利用司法制度, 从而进行的整个的欺诈性质的行为[1]。总的说来, 虚假诉讼自始至终, 都不可能具有效力。
(三) 对于民事虚假诉讼进行检查监督的必须性
虚假诉讼对于正常的法律秩序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也进一步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正常社会风气的破坏, 因此必须要进行审查和追责。但是仅仅依靠法院的监督, 由于比较被动和事后审查的问题, 在效率方面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因此也需要进行检察院的介入, 从诉讼的开始到进行中间进行有效的控制。
三、虚假诉讼检查监督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 对于虚假诉讼缺少预先审查和预防
现阶段法院对于虚假诉讼一般不作事先的审查, 大部分都是在诉讼过程中对其所提供的证据证言进行审核, 以及诉讼结束之后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进行复核。而对于检察院来说, 由于缺少民事诉讼的介入方式, 一般而言都需要对于已经形成的判决结果进行审查监督, 从而达到监督的目的。这样的被动设计使得检察院在民事诉讼的监督方面比较无力, 也进一步导致了对于民事虚假诉讼审核的问题出现。
(二) 检察机关对于民事诉讼的检察具有局限性
在调控审查方面, 由于检查机关的主要方式是抗诉和检察建议, 抗诉需要在形成判决结果之后进行, 而检察建议的效力比较弱。尤其是面对出现调解的虚假诉讼, 由于不能够进行抗诉, 更是毫无发挥的空间。如果检察院主动的申请再审, 一则时间迁延, 导致证据收集不易, 二则需要法院自行决定审理与否和方式, 并不会产生太好的结果。
在收集证据和进行调查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困难, 由于虚假诉讼基本不涉及犯罪, 一般而言监察机关并没有自行侦查的权力, 而这方面的缺失也使得在进行检查监督业务的时候缺少足够的力度[2]。
四、完善对于民事虚假诉讼中的检查监督问题
(一) 加强检察院和法院的合作, 扩大民事案件的检察院准入机制
针对虚假诉讼必须对于法院和检察院的分工合作进行进一步的联系, 在民事诉讼方面也应当给与检察机关一定的主动参与权, 从而可以自行行使检察权利来对抗虚假诉讼的存在。法院也应当将涉嫌虚假诉讼的案卷资料分享给检查机关进行审查, 检查机关审查之后, 认为严重的应当立案并且移交侦查机关, 其他的应当根据违反诉讼法规定的情况进行处罚。通过法院和检察院在职权和信息方面的沟通, 从而达到对于虚假诉讼的最大程度的防控。
(二) 综合运用监督方式, 从多个方面和角度进行检查监督行为
在面对虚假诉讼的猖獗的时候, 检察机关需要发挥的不仅仅是的抗诉的办法, 也需要进行多种监督方式的综合应用, 才能够保证有效率的面对眼前的难题。一方面需要进行违法调查和重点监控, 从事先进行足够的审核;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于法院等机关进行检察建议, 以及审核监督的方式从时间的发生阶段进行调控。通过结合的运用, 也能够保证发挥更好的效果。
五、结语
相对于直接受到虚假诉讼所困扰的法院系统, 检察院也需要主动的落实和履行职能, 配合法院将对于诉讼的监督工作搞好, 对于自身的发展, 以及法律秩序的塑造, 都是有着良好的作用的。
参考文献
[1]毕慧.论虚假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制[J].浙江学刊, 2010 (3) .
探析虚假诉讼的特征及其规制 篇11
关键词：虚假诉讼；特征；规制
虚假诉讼是指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合谋编制虚假事实和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利用法院的审判权、执行权，非法侵占或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财产或权益的诉讼行为。虚假民事诉讼作为一种新的恶意利用法院和规避法律的手段，虚假诉讼不仅严重侵害了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也极大地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一、虚假诉讼的特征
（1）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具有利益共同性。虚假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的前提是双方具有共同的利益关系，通常诉讼双方为自然人的，则具有亲属关系或其它亲密关系，诉讼双方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则具有投资关系、归属关系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具有亲属关系和其他亲密关系。
（2）诉讼过程具有合谋性和非对抗性。虚假诉讼是原、被告双方恶意串通，欺骗法院和法官，故诉讼过程一般不具有对抗性，被告通常主动到庭，自动放弃答辩期等诉讼权利，对原告诉请的事实与证据也没有任何异议。为迷惑法院和法官，当事人也会有“虚假”的对抗，但从不否定基本事实与证据的真实性，往往选择还款期限、利息、违约金等非关键细节进行辩解。
（3）诉讼的内容具有财产性。虚假诉讼通常发生在欠款、借贷、买卖合同、财产权属纠纷案件中，诉讼的内容均体现债务的确认、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或增加财产的共有人，以达到相对第三人的虚构债务、转移财产或骗取国家优惠政策之目的。
（4）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另有其他纠纷或诉讼标的可享有国家优惠政策。虚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一般另有其他债务纠纷或涉诉纠纷，如另有离婚诉讼，通过虚假诉讼虚构债务，以达到不分、少分给对方财产，或者让对方支付给自己一部分金钱；或者在已负有较大数额债务的情况下，通过虚构财产买卖事实，将自有的财产所有权转移给亲属、关联企业等利害关系人；或者诉讼标的可享有国家拆迁政策，当事人通过离婚、房屋确权等式虚假诉讼，实现分户、增加共有人，达到多得拆迁利益之目的。
（5）诉讼双方当事人多数自愿以调解方式结案。争议的最终解决通常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因此民事调解很容易被虚假诉讼者利用。虚假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为尽快达到其诉讼目的，规避法官对详情的审查，往往选择调解结案，通过诉讼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
二、对虚假诉讼的规制
虚假诉讼在扰乱法律秩序与损害司法尊严的同时，还侵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加剧社会不诚信行为，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规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笔者在深入司法一线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希望对规制虚假诉讼尽绵薄之力。
（1）明确赋予法院传当事人接受讯问之权力，规定当事人违反真实陈述义务的法律责任。只有明确法院传当事人接受讯问的权力，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在民事诉讼中，法官查明案件事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事人双方的辩论和陈述，当事人是与诉讼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诉讼主体，也是以胜诉为目标而提出各种证据者。而在虚假诉讼中，由于诉讼双方恶意串通，使得当事人之间缺乏有效的对抗，往往很不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或者事实真相被人为掩盖。此时，赋予法院传唤当事人接受讯问的权力，有意识地将当事人作为证据调查对象，使得当事人被法院的威严所震慑，使其行为暴露于法律之下。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范当事人接受讯问的具体方式和法院传当事人接受讯问的权力及违背该义务所应承受的后果。笔者认为，应准用证人讯问程序，一旦当事人被命令接受讯问，当事人就负有出庭和陈述之义务，如果当事人做虚假陈述，则要接受罚款之制裁，如果当事人违反真实陈述之义务形成虚假诉讼，并造成案外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后果严重并构成犯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2）适度增加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确立法院对案外第三人的诉讼告知义务。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传统的强职权诉讼模式已被打破，基本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相结合的诉辩式诉讼模式。在此种模式下，由于以双方当事人的充分对抗为基础，更有利于发现案件的真实。然而，这种诉讼模式就发现虚假民事诉讼而言，则是利大与弊的。虚假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具有相互恶意隐瞒事实真相的默契，他们的诉讼行为在于掩盖事实真相，而非揭示事实真相，因而当事人的对抗式的诉讼模式对发现虚假民事诉讼是无所作为的。为此，立法有必要适度增强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以发现事实真相和避免误判。
虚假诉讼当事人出于私利之考虑，往往隐瞒本案涉及第三人权益之真实情况，但是，在审理的过程中，随着案件审理的深入，案情的渐渐清晰，法官也可能发现本案牵涉到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此时，法院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原则上为书面方式）告知案外第三人，并明确告知其参加本诉的方式、参加诉讼的时间以及不参加本诉的后果。
虚假诉讼问题 篇12
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 指行为人为达到不法目的, 如打击竞争对手、炒作自己、逃废债务、稀释债权等, 利用法律漏洞, 虚构事实、伪造证据, 使法院陷入错误的认识、做出错误的裁判, 从而损害真正债权人的权益。
虚假诉讼大多是被行为人互相串通、精心设计的, 隐蔽性很强, 法院很难识别, 受害企业发现时, 往往法院已经做出了对自己不利的生效裁判, 有些已经进入了强制执行阶段。遭遇虚假诉讼, 企业如何应对才能化解诉讼风险?
1 几则案例引发的警示
案例一:借起诉打击竞争对手商誉。
A公司生产的某品牌功能饮料市场占有率极高。B公司起诉A公司, 捏造A公司挖走其研发人员、盗窃其独家配方等事实, 一时舆论大哗, B公司的产品因而热销。法院开庭前B公司撤诉, A公司声誉受损, 产品销量急剧下滑。
案例二:借虚假劳动仲裁申请优先支付执行款。
法院判决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360万元货款 (此前法院曾保全甲公司300多万元存款) , 甲公司拒不履行。强制执行过程中, 陈某等24人分别持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与甲公司达成的劳动仲裁调解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4个案件的金额共计300万元。甲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 因此需对保全的300多万元执行款进行分配。《破产法》规定劳动报酬款应优先于普通债权受偿, 陈某等24人可全额受偿, 乙公司只能分配到余额。而我国法律仅规定法院有权审查劳动仲裁裁决书, 对劳动仲裁调解书却无审查权限。
案例三:借虚假调解协议稀释债权。
A公司欠下B公司2000万元债务后未履行, 执行法院决定强制拍卖A公司名下各处不动产。评估拍卖期间, 共计28人分别起诉A公司, 且均于立案当日即与A公司达成调解协议, 并于判决生效后次日即申请强制执行、提交参与分配申请书, 要求分配A公司名下不动产拍卖所得款项。28个案件累计债权总额达4000余万元。
案例四:借虚假仲裁逃废债务。
A公司的厂房等不动产因多起案件被执行法院查封拍卖, A随即与刘某合谋申请仲裁, 仲裁机构裁决A公司需返还刘某投资款违约金及仲裁费用860万元。刘某据此申请参与分配。其他债权人对甲公司与刘某之间的仲裁裁决提出异议, 刘某反驳, “仲裁裁决”错误不属于执行异议的范围, 申请法院驳回其他债权人的异议。
2“虚假诉讼”风险防范与应对策略
2.1 风险评级管理
法律只保护警醒者, 而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企业在业务往来过程中, 应密切注意合作伙伴的经营动态, 根据对方经营状况、市场信誉度、涉诉率等进行风险评级, 将风险级别分为三类:核心风险、重要风险和一般风险。对于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涉诉频率高、屡上法院失信榜的企业, 应加强交易项目的风险控制管理, 如严格审批手续、交易进程追踪、到期账目催收等, 涉及大额交易可要求对方提供担保。另外, 对于风险评级高的交易伙伴, 如果彼此之间仍有未履行完毕的业务, 但有明确信息显示对方资信程度下降, 有可能逃废债、货, 可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 即在对方没有恢复履行能力或未提供担保前中止合同履行。
2.2 信息控制管理
要揭露“假官司”假在哪里, 仅仅提出质疑是不够的, 对方财产真实状况等信息的取得决定了受害企业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救济。我国一些地市的法院正在努力尝试建立与工商、税务、金融、房管、车管等单位的信息共享、财产查控网络, 发现虚假诉讼行为后, 受害企业应积极与法院配合, 申请法院向其他部门通报并发出司法建议书。另外,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11年就曾颁布《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 搜集对方财产真实信息的途径还有以下几种:申请法院委托中介机构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审计;要求委托的代理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委托调查函等对对方的财产、经营状况进行调查;申请法院严格落实财产报告制度, 即要求被执行人限期如实报告财产;向强制执行的法院提出悬赏申请, 向社会发布举报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悬赏公告。
2.3 诉讼策略管理
2.3.1 虚假诉讼生效裁判作出前
一旦发现虚假诉讼, 受害人应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 或者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到正在进行的虚假诉讼中进行抗辩, 使法院了解真相, 作出正确裁判。遇紧急情况, 受害企业应尽快提出保全申请。对有诈骗、伪造证据等犯罪嫌疑的, 要尽快向公检法机关举报, 追究其刑事责任。
如案例一中借告名企炒作自己, 达到广告效应后随即提出撤诉的, 受害企业应申请法院不予准许撤诉, 或者以对方为被告提出反诉, 在诉讼中进行有力抗辩, 同时要求对方对自己的损失做出赔偿。另外, 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 邀请媒体对案件予以报道, 不仅可以澄清事实, 揭露对方的不法居心, 而且还可以借此达到有力的宣传效应, 树立企业的正面形象, 化危机为商机, 改变被动局面。
2.3.2 虚假诉讼生效裁判作出后
对案例二、案例三中以虚假劳动仲裁调解书、虚假调解协议申请强制执行的, 受害企业可以提出申诉, 申请检、法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或者作为“假官司”的案外人申请再审, 撤销或纠正虚假的权利请求。如果生效裁判正在执行中, 受害企业可以提出执行异议, 如果异议被法院驳回, 债权人还可以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
如果案例二中的乙公司申请了强制执行, 而陈某等24个虚假权利人利用执行异议的规定提出异议, 乙公司可以自执行中止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法院提起许可执行之诉, 请求法院恢复对异议标的的执行。
实践中, 有企业为逃废债务申请破产, 受害企业可以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或者其上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 由受理异议的法院依法视其情形,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民事制裁, 予以罚款、拘留, 构成刑事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另外, 如果案例三中的28个人分别向执行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起诉, 并取得生效裁判文书将已被执行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确权或者分割, 或者这28个人与A公司虚构事实取得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申请参与分配, 受害企业可以申请执行法院向作出虚假裁判的人民法院或其上级法院提出书面建议, 依法进行监督。
案例四中, A公司与刘某借虚假仲裁逃废债务, 其他债权人提出异议, 而刘某提出“仲裁裁决”错误不属于执行异议的范围, 事实上,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曾明确规定, 如当事人合谋进行虚假仲裁并获得确权执行依据, 要求对人民法院查封的财产参与分配的, 执行法院应对仲裁裁决审查, 该裁决因其虚假性而有违社会公益, 执行法院应裁定不予执行;而且, 法院应对虚假仲裁行为予以制裁。
2.4 风险选择管理
出现危机时积极应对是化解风险的第一步, 诉讼同样也有法律风险, 这就需要在可供选择的救济手段中进行权衡, 以降低成本、减轻风险。
我国规定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主体有:当事人、法院、检察院。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非常规性的救济手段, 它是基于作为裁判者的法院和作为法律监督者的检察院, 对原裁判有错待纠的审查认定, 更多体现的是审查机关的意志。这种救济方式不仅程序启动严格, 而且受害企业势必会付出比普通诉讼更大的成本,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争议财产已被处分、转移, 照样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况且, 审判监督程序的主要作用是推翻原来的虚假裁判, 但即使虚假裁判被撤销, 受害企业依然需要提起新诉讼维。再则, 检察院的抗诉的, 法院必须再审, 这是检察院抗诉的优势。但检察院只能针对一些法定情形提起抗诉, 这种限制决定了求助检察院获得救济有一定的难度。而且, 我国没有规定检察院可以对调解书提出抗诉, 检察院对调解书提出抗诉的, 法院将不予受理, 可虚假诉讼绝大多数恰恰是通过调解结案的。因此, 审监程序启动困难, 受害企业常常很难有效利用这个手段。即使能够进入审监程序, 有时也很难迅速、充分救济自己的权利。
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第三人撤销之诉, 以防止诉讼欺诈或虚假诉讼不当侵害第三人利益。该制度规定, 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但有证据证明生效的裁判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 损害其民事权益的, 可以请求法院改变或者撤销原裁判、调解书。第三人撤销之诉只要符合形式要件即可进入实体审查, 相较于案外人申请再审中程序启动的艰难, 这种救济方式程序启动便捷、迅速。其存在的缺陷是, 目前仅以一个法条的形式对其作了规定, 对一些关键事项, 如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判决类型, 具体程序如何运作, 法律效果等都未作规定。
虽然上述救济手段尚存缺陷, 但虚假诉讼愈益泛滥的趋势已引起我国法律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司法实践中也对其加大了打击力度。因此, 面对危机, 受害企业应积极搜集证据, 与司法机关积极配合, 同时在企业内部启动诉讼危机应急机制, 有效分散、化解风险。
3 结论
风险管理理念要求企业在对风险的预防、管控过程中应“时时警觉”, 对于可能面对的虚假诉讼, 除在企业文化中注入风险意识外, 还应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使风险预警机制、危机应对预案技术化、信息化。危机出现后应迅速应对, 防止风险弥散, 变被动为主动, 化危机为商机。另外, 企业还应设置严格的惩戒机制, 对责任人追偿、惩罚, 防止危机管理中的“稻草人”现象和“破窗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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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恬漩, 黄蔚菁.治理虚假诉讼维护司法权威[N].人民法院报, 2016-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