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的证明责任

论行政诉讼的证明责任（共8篇）

论行政诉讼的证明责任 篇1

试论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倒置

黄永 张子翼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主要由控方承担，而辩方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是，公正和效率的双重要求并不赞成这种简单、机械的划分方法。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进行辩护时可能提出相关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是否是证明责任的倒置呢?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证据的行为不是证明责任的倒置，那么这种行为是何种性质的责任呢?

一、证明责任倒置概述

所谓证明责任倒置是指在诉讼中由于特殊的案件理由，将原本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责令辩方承担。证明责任倒置是相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言的，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情况。证明责任倒置并不能改变举证责任与不能举证结果的因果关系，在责任倒置后不能完成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仍然要承担败诉的后果。

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存在证明责任的倒置，倒置的状态就会改变诉讼中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证明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方式，控方承担证明责任需要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成立，证明责任倒置后，辩方则应承担证明构成要件不成立的证明责任。由这一点来看，证明责任的倒置是包含了一种事实假定的。即在倒置情况下，控方主张的事实是被假定成立的;二是在倒置的情况下，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发生顺序产生换位，即控方证明责任在辩方证明责任之后发生，两者在时间关系上发生逆转。三是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由被告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即被判有罪或者法院确定与被告入主张相反的事实。典型举证责任倒置发

生在民事诉讼当中，例如民法通则规定的产品质量责任诉讼、环境污染诉讼等。在行政诉讼当中则是由被告一方承担证明行政行为正当的证明责任。如果用形象的话来说明，在行政诉讼当中，关于事实问题是完全的举证责任倒置。那么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呢?这就需要根据特殊的情况加以说明。

二、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的几种情况

在刑事诉讼中，可能增加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情况一般要求案件必须为特殊类型的案件。导致被告人承担更多证明责任的案件或者要求被告人证明一定事实的案件包括如下几类：

(一)持有型犯罪。持有型犯罪是指由于被告人占有某种法律禁止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物品而认定被告人犯罪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持有型犯罪包括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持有毒品、持有枪支弹药等几类。持有型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类型，因为持有型犯罪的“持有”行为本身只是一种状态，并不需要一定的作为;但是持有行为本身是由特定的作为行为引起的，必须因为一定的作为活动才导致被告人的持有行为。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必然有获取财产的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和作为行为(有时也可能是一种不作为，如他人秘密将财产置于被告人的支配范围内，被告人发现后据为己有而没有归还或交出的);私藏枪支弹药的一般应当有制造、贩卖或购买的行为为前导。持有本身是不需要身体动作的，因此是一种不作为，但是有些学者将其视为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的第三种独立的形态。由于持有行为的消极性，控方证明被告人的非法行为有时是存在困难的，因此要求被告人对自己的持有作出合理的说明，有利于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最经常用于分析举证责任倒置的例子是关于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根据该条规定，如果被告人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由此可见，对于自己的财产或支出中明显超过收入的那一部分，被告人负有说明其合法来源的证明责任。这无疑减轻了控方的证明责任。但是，在这一条中是否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倒置了呢?有些学者认为这已经产生了证明责任倒置的问题，因为被告人承担了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如果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来源合法，或者起码证明自己财产另有其他合法或非法但是明确的财产来源，被

告人就被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立。这种认定虽然对打击犯罪来说可以取得效率，但是从实体公正的角度来讲，却可能与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本违背。而且，这种举证不一定会不利于被告人。

(二)危险犯罪。是指被告人的行为虽然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但是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也就是说，这种犯罪具有带来实际危害的潜在后果。危险犯罪一般存在于特殊类型的案件当中，有些甚至涉及比较专业的领域，而且危险本身也是犯罪的构成要件。法律一般要求检察机关证明被告人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要件，比如排污、向社会投放不卫生的食品。而不需要检察机关证明由于被告人的行为造成的实际危害，比如食用不卫生产品的人的健康已经受到威胁或者伤害，被告人则要证明自己的行为根本不会带来危险，否则，在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情况下，就应当承担危害公共卫生罪的责任。在诉讼中，法院也并不必然要求控方证明被害人死亡与排污之间或者投放不卫生产品的必然因果关系，而只要证明存在这方面的危险。比如根据危害公共卫生罪的规定，在证明存在一定的危险的，即可定罪，但是法律并不必然要求控方证明存在这种显然的危险。因此《刑法》第330条规定的危害公共卫生罪，并不需要证明确实有危险，而只要有该条规定的各种具体行为即可构成犯罪，除非被告人证明白己的行为并不存在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

(三)严格责任的犯罪。严格责任犯罪是指对于一些特殊的构成要件或犯罪，法律不要求控方加以证明而直接认定被告人有罪。例如英美刑法当中出售香烟给未成年人，并不要求被告人查明买烟者的身份或明知其为未成年人，即使其相信买主为成年人，仍然要定为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的犯罪，以表明销售者的注意义务如何强调均不过当。我国是否存在严格责任的犯罪，仍是个需要争论的问题，证明自己在当时确实不可能知道被害人年龄未满十四周岁，如果被告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当然应当承担从重处罚的结果。严格责任的犯罪主要是为了考虑两种情况，一是认定被告人为犯罪，从而强调被告人在行为过程当中的注意义务或者社会责任，避免有些被告人没有过失但是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二是让被告人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从而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便于控方提起诉讼。因为这些犯罪具有特殊的性质，比如涉及到被告人对自己行为的认识等主观问题，控方很难收集和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当然，严格责任主要是英美法系刑事法中的概念，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很少有这些方面的规定。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严格责任犯罪的行为，在大陆法系都是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制裁的。但是，在这种犯罪中的证明责任分配无疑会对我们带来一些借鉴意义。

(四)违法阻却和责任阻却事由。在被告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存在违法阻却事由或者责任阻却事由的情况下，被告人应当被免除刑事处罚或者刑事追究。比如：精神病辩护、责任年龄辩护、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还包括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比如不在现场、被欺诈而不知真相等。出现了这些辩护，被告人就应当提出一定的证据证明可能存在这些方面的事由。这些证据在提出时并不需要对其证明力进行审查，也不需要证明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如果被告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可能就会出现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的局面，对诉讼的效率是极其不利的。至于检察院，如果在侦查和审查起诉中发现了这些方面的证据，恐怕就不会提起刑事公诉，更谈不上在法庭上承担证明责任的问题了。所以，被告人举证是必然的，但是只需提出表面成立的证据。

三、被告人举证并不说明证明责任已经倒置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述几种特定类型的犯罪中，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根据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理论，证明犯罪构成要件成立的证明责任，应当由控方承担，而被告人一方则只需证明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存在的可能。当然被告人也可通过证明刑法分则构成要件的不成立，推导出自己无罪的结论。但是，在上述犯罪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明显比普通犯罪中的要重，而且，本来应当由控方证明的犯罪事实，也不需要控方证明了，也就是说，控方的证明责任减轻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导致在这类犯罪中证明责任的倒置。

首先，在这些特殊的犯罪证明中，刑法的特殊规定改变了证明对象的范围。在上述几种犯罪中，明显存在一些对于案件事实的推定，比如在危险犯罪中，只要行为足以造成一定的危险，就认定该行为构成犯罪。环境污染的犯罪就是一个例证，只要被告人排放的有害物质超标，就认为污染环境后果的存在;在持有型犯罪中，只要认定了被告人持有法律禁止持有的物品，则认定其持有行为是故意的，也认为其知道持有物的性质，而推定该物品系以其非法行为获得;严格责任犯罪中，则是对被告人的直接的认识和意志状

态的认定，只要发生了法律规定的情况，则认定其具有明知的事实，而且也认为他存在至少是疏忽的主观心态，而不论其实际上是否知道或可能知道。

这几种情况，实际上涉及刑法中的实体要件推定。即只要能够证明甲种情形的存在，则推定乙种事实成立。如根据持有的事实推定被告人知道持有物品的性质且有持有之意图;根据某些特殊的行为推定危险的存在;根据—定的条件推定严格责任者的主观认识和犯罪心态以及严格注意义务的存在和疏忽。这些推定有些是因为前提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在经验法则上的必然联系，有些是因为特殊价值的追求，如经营者的严格注意义务等。作为一种实体法上的排定，其法律关系一经实体法规定，则成为不可推翻的逻辑关系，即只要有的行为，就应当认定后行为。这种逻辑关系因为涉及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如果要推翻被指控的事实，只能提出证据推翻作为前提的事实。

因此，在刑法的规定中这种关于实体事实的推定，实际上减轻了刑事诉讼中控方证明责任的范围。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要控告被告人实施了上述犯罪，不用证明这些被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事实，而只要证明作为前提的事实。或者干脆说，刑法在构建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实际上在构成要件的某些方面降低了要求，只是规定了认定犯罪成立的一些更容易证明的条件的存在。例如，根据被告人财产超过合法来源的事实，认定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际上，这种推定缩减了刑事诉讼中某些构成要件的证明过程，或者根据特拉伊宁的话说该犯罪的构成要件属于“截断的犯罪构成”。但是这种截断的构成并不因此改变证明责任的承担顺序。

首先应当看到的是，在这类案件中的一些基础要件的证明责任仍然是存在而且由控方承担的。例如，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主观方面的证明责任仍然由控方承担;环境污染犯罪中排放有害物超标的事实;在奸淫幼女犯罪中被害人年龄未满十四周岁的事实(或者如国外售卖香烟给未成人犯罪中买香烟者为未成人的事实等)均应先由控方证明。另外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上述条件的一些前提性事实也必须由控方承担。如持有物的性质、财产超过合法收入等。只有在这些事实已经证明的情况下，被告人才会承担证明责任。

而且，这些特殊案件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并没有改变。一是如上所述，在两者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上，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并没有先于控方的证明责任而发生。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方的证明责任承担先于辩方的证明责任而产生。在诉讼的启动、诉讼请求的证明等方面，控方都首先要承担证明责任。二是在这类犯罪中，控方的证明仍然以推翻无罪推定为要求，而且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例如，控方不能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法官不能认定被告人持有巨额财产的情况下，被告人不需说明自己财产的来源。而且，被告人可以不证明自己财产的来源，而提出证据证明控方的指控不实。如果控方明知存在财产来源(无论合法或者不合法)的证据，他也不能提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指控。在这种情况下，时间维度上的证明责任的单向性并没有改变，犯罪成立的证明责任首先由控方承担，而且，被告人的证明责任仍然是在法官形成暂时心证的情况下的逻辑结果。再者，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被告人并不承担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诉讼后果。即使被告人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存在明确的来源，法官也要首先审查控方的证据，不能依据被告人的证明不能来认定被告人有罪。根据证明责任的原理，认定犯罪不成立和不能确定犯罪是否发生以及是否系被告人所为，都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即无罪判决。因此，我们不能认定在刑事诉讼中存在证明责任的倒置，在上述案件类型中，也根本不存在举证责任的倒置。我们充其量把上述情况叫做在法官形成心证情况下证明责任的转换，而且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证明责任只是推动诉讼的责任。

总之，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是证明责任承担的基本原则。但是这并不妨碍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证据，也不妨碍法官在特定的案件当中责令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应的证据。只不过，这种提供证据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证明责任的倒置，控方仍然要针对犯罪构成要件等案件的核心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根据刑事实体法的要求或者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要求被告人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只不过适当减轻控方举证的障碍，以推进诉讼有效地进行，防止真正的犯罪人逃脱法网。

论行政诉讼的证明责任 篇2

1 证明责任的诉讼语境解读

1．1证明责任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定位

证明责任过去多称为“立证责任”、“举证责任”，国外如日本，近年来一般使用“证明责任”。通常认为，这一词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客观上、实质上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即当某种事实的存在与否不能确定时，应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其不利法律后果的一种负担;二是指主观上、形式上的举证责任、证据提出责任，即当事人在具体诉讼中，为了避免败诉的危险而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一种行为责任。

在我国，关于证明责任的性质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本文在客观的证明责任这一层面使用该词：证明责任是指当法庭辩论终结时，如果待证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依照预先规定的裁判规范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一种负担，是对真伪不明的风险分配，这种抽象的风险分配在每一个诉讼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

1．2理解证明责任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证明责任直接关系到证据，因此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就不能脱离判断证据的的自由心证原则。两者关系表现在，当事人是否尽到了证明的责任，是法官根据自由心证原则予以判断的结果。当事人提出证据后，如果法官认为已具有足够的证明力，该证据已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真伪与否，则该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就可以免除。反之，当事人就要因证明责任的预先分配而承担不利后果。

其次，证明责任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依照德国法学家汉斯·普维庭的观点，构成“真伪不明”环境条件是：(1)原告已经提出有说服力的主张;(2)被告也已提出实质性的对立主张;(3)对争议事实主张需要证明(自认的事实、众所周知的事实、没有争议的事实不在此限);(4)所有程序上许可的证明手段已经穷尽，法官仍不能获得心证;(5)口头辩论程序已经结束，上述第3或第4项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简言之，真伪不明是指因为当事人没有证据或有证据不能证明到使法官能够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一种状态。

再次，证明责任当事人在某种情况下应承受的不利负担，而且只可能是一方当事人承担。在具体诉讼中所谓举证责任的转移实际上转移的是提供证据的一种推进诉讼程序进行的主观责任。另外应当注意的是，尽管可以依职权取证，但法院是不承担证明责任的，法院只是根据预先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裁判哪一方要承担这一不利后果。

最后，证明责任是实体法上的风险分配，必须由立法者通过立法进行规定，以实体法规定为依据，法官不得随意确定或者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转移。“在具体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过程中，一旦让分配者考量利益平衡等因素，实际上就给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余地，这样的分配反而不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当事人会把不满抛给法官。应当说法律规定能够很好地吸收当事人对证明责任分配的不满。”同时，证明责任不因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改变，即不因双方的合意、对合同内容的解释改变。

2 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依据———规范说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举证责任的核心问题，其实质是证明负担的分配。19世纪末以后，世界各国相继提出了多种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主要有法律要件分类说、待证事实分类说、法规分类说以及立法者意志说等等。在此主要介绍一下目前仍然占主流地位的法律要件分类说理，即罗森贝克的规范说。

2．1规范说的主要内容

罗森贝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法规可以适用，则无法获得诉讼上请求效果的当事人，应就该法规要件在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事实予以主张和举证。”“简而言之，跟当事人应对其有利自己的规范要件加以主张和举证。”

罗森贝克认为，民法的法律规范本身，已经具有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则，立法者在立法时，已将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在实体法中进行了考虑和安排。由于该学说是通过对法律规范的结构分析、归类来确立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所以德国学者称其为规范说。罗森贝克将所有的实体法规范首先分为彼此对立的两大类：一类能够产生某种权利的规范，称为基本规范;另一类规范是与产生权利规范相对应的，妨碍权利产生或者使应产生的权利复于消灭的规范。这类规范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类：一是权利妨碍规范，即对权利的发生效果进行妨碍，使权利不能发生的规范;二是权利消灭规范，即能使已经存在的权利归于消灭的法律规范;三是权利限制规范，即能对权利的效果加以遏制和排除，使权利不能实现的法律规范。

罗森贝克在对法律规范进行上述分类的基础上，确定了自己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即：主张权利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因为要求适用关于权利产生的规范，所以，应就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相应地，否认权利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应就权利妨碍的法律要件事实、权利消灭的法律要件事实或权利限制的法律要件事实进行举证。

2．2规范说的内在价值及对于环境侵权诉讼的意义

笔者认为，规范说强大的理论生命力来自于该理论符合维持现状这一自然法则，其核心的结论实际上是这一自然法则的另一种表达。同时它的内在精神与罗马法时代著名的证明责任分配法谚“肯定者需要证明，否定者不承担证明”是不谋而合的。证明责任适用的前提是穷尽了一切可能的程序要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规范说要求回归到实体法中去寻找分担不利后果的规则，同时也有利于保证立法者在实体法中价值取向和目的诉求在诉讼程序中得以体现及贯彻。

具体到环境诉讼而言，规范说所坚守的维持原状的原则立场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诉讼的面向未来行为矫正功能。环境侵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对现状的破坏和对法律的违反，违法意味着既定的法律规则失去其预警功能，任何时候的标定充其量都只是对于规则的有效性的拟制性恢复，对于规则所保护的法益的象征性捍卫。环境侵害更是如此，正如日本谷口安平教授说：“与其说是为了救济已受损害并挽回损失，还不如说是基于让侵害者吐出不法所得的利益并不敢再犯的动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规范说和环境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相吻合的。

3 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体系的构建

梅因在《古代法》中通过对法律发展进程的考察得出结论：程序法是在实体法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因此诉讼制度的体系及其庞杂，不仅仅涉及法律体系内部与实体法和相关法的衔接，还涉及法律之外的问题，比如政治制度、司法文化等等。以下从几个方面简单论述一下笔者对于构建我国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体系的一点看法

3．1证明责任的分配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谁主张，谁举证”是规范说所坚持的维持现状这一自然法则的最根本的表述，即只有变化才需要进行正当化论证。由于在我国，环境侵权诉讼适用民事诉讼制度，总体上还是适用“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如前所述，证明责任这种预先的分配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产生影响，因此在尊重自然法则的同时也要综合考虑，进行必要的政策考量，还要考虑到原被告双方的力量对比、举证的便利程度以及诉讼效率的要求等等。

3．2现行制定法分析与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就环境侵权诉讼而言，《证据规定》对两个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了分配：一是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的事实;二是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前一事实的证明责任并不是证明责任的倒置。免责事由属于妨碍权利产生的事实，按照规范说理论原本就是由加害人来加以证明。而后一事实，即关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是倒置，这是因为按照规范说本身应当由权利人即受害人来加以证明，但考虑证明的难易和对权利人保护的倾向，特别将该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了行为人即加害人。

同时，原告也对部分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要四个：侵害行为、侵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行为人有过错。由于环境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而法律出于实质公平的追求将存在因果关系与否的证明责任倒置给被告，因此，原告只需对损害事实和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有学者认为原告在对损害事实及违法行为举证后，还应当在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做出初步的证明，因果关系的认定应当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采取不同的认定方法。只有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有严重过失的情况下才可以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学说并非放弃了利益衡平的原则、不强调对原告的实质性保护，只是途径不同而已，其落脚点在于在不同的案件事实中采取不同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

3．3配套制度的完善———证明标准的确立

证明标准，即证明到何种程度才算已经证明，只有达到了相应的证明标准才能够免除证明责任。这在国外的证据理论中成为证明度。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寻找确定的统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即将这种内心的证明标准外部化，将证明度标准化。笔者认为这种探讨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并且对这种探讨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人们对证明标准如此热衷只能表明法官的自由裁量正面临着巨大的社会不信任的压力。即使真的能够制定出一个指导性的标准也只能是有助于吸收不满，满足暂时的程序正义要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间接的路径加以制约，提高法官素质这是自不待言的，同时应该在制度方面强化间接制约，比如要求在裁判文书中说明事实认定的理由，即以心证的公开化对法官施加影响，还有诸如强化合议，有效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真正贯彻言辞原则公开原则等等。同时在直接制约方面主要就是进一步细化证据规则。

文章的最后应该提及的是，证明责任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根据证明责任认定案件事实有时不可避免的会与客观实际之间有矛盾。除了在实体立法中对证明责任进行尽可能符合正义原则的分配之外，证明标准、证明妨碍、当事人的协力义务、法官的释明权等等，这些制度手段的合理规定和运用，能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事实真伪不明的困境，进而减少甚至回避证明责任的运用。

摘要：任何案件中都有可能发生争议事实没有足够证据辅助的情况, 而在现代法治中, 这并不能成为法官拒绝裁判的理由, 证明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其重要性。环境侵权诉讼因其参与双方的地位特殊性, 证明责任的分配有着自身的特点。在对证明责任的性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对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进行制定法层面的解读并进行比较清晰的定位, 进而为其改进的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关键词：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oAo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256.

[2]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205.

[3]自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205.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分析 篇3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一、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其基本含义是，在民事诉讼中，应当由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并予以证明，若诉讼终结时根据全案证据仍不能判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真伪，则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另外在大量的研究中证明责任又称为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又分为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德国学者称之为“举证责任”，是指谁主张就应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主张对自己有利事实的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的责任，是一种诉讼义务，当事人必须履行。这一概念在我国证据法中，称为“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是指不尽举证证明的义务时应承担败诉的风险。我国证据法理论称之为“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从我国目前的理论学说来看，对于证明责任的研究首先要明确证明责任相干概念辨析（如举证责任）及证明责任是否存在转移的问题。

从我国引入证明责任概念的时间上看，“举证责任”一词是对日本法“举证责任”或“立证责任”的直接援用。从目前大量的学说研究书籍可以看出，由于基本的法学用语还没有统一，对于诉讼中的基本概念——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还没有达成共识，对于举证责任以及证明责任两个概念的运用上存在着交叉重叠的现象。然而，从我国对于“举证责任”一词的本意来看，我国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提供证据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这点和“证明责任”的主观及客观之分是同等意义的。但笔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运用“证明责任”一词更能体现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证明责任的作用性，另外对于研究是否存在转移的争论问题上能更有逻辑性。因此，在本文研究的证明责任一词所包含了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及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双重含义，但着重是研究客观的证明责任。

二、证明责任能否转移的探讨

1.证明责任转移的对象只能是主观证明责任

案件审理中，正是通过提供证据的责任的相互转移机制促使双方当事人持续博弈、案件事实不断明晰，并切实保障了法官心证的渐趋确信、判决结果的最终形成。以此类推，证明责任的转移只是指主观证明责任可以在当事人之间不断反复，具体频率根据个案的证明难度、当事人所占有的证据材料数量之不同会有所差别。但也有学者认为主观证明责任与提出证据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并且认为转移的是行为而主观证明责任并没有发生转移。（详见：白栓柱：《举证责任的不可转移性》一文，但笔者认为对于主观的证明责任的转移与否并没有起到决定裁判结果的重要因素，关键是在于客观证明责任的是否转移上，在下文有详细分析。）

2.证明责任转移的对象不可能是客观证明责任

首先，客观证明责任具有裁判功能，起到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与法官裁判义务之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每个要件事实只能对应一个真伪不明的可能性，因而也只能产生一个客观证明责任，不可能出现双方当事人对同一要件事实均负客观证明责任的情况。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客观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反复转移，证明责任的游移不定将直接造成案件在真伪不明情形确实出现时无法了结。其次，客观证明责任遵循“永不转换原理”，它可以因免证事实的出现而被免除或因负担客观证明责任方的成功举证而消灭，但不参与证明责任的转移。再次，客观证明责任具有法律既定性，通常在具体的诉讼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蕴藏在法律既定条款中，不参与证明责任的转移。

三、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及规则

1.行政诉讼的价值取向

作为行政诉讼法的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当考虑到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取向。行政诉讼是侧重于对公民权的保护还是对行政权的保护？是解决行政争议还是维护行政法治？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较多地体现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志，它不需要同相对人商量或征求相对人的意见，它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在这一过程中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相对人处于弱者的地位；而在监督法律关系中主要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义务仍是不对等的，不过这里的不对等性是与前者的不对等性倒置的。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对行政机关较多地科以责任，赋予相对人较多的权利，这就平衡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了各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体现了行政法的民主性。

2.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理论基础

关于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同理论学说，归纳起来，这些理论学说基本可以分为“事实分类说”和“法律要件分类说”两种，在这里就不一一阐述，而著名的研究证明责任的学者罗森贝克根据法律要件说，发展并创建了“不适用规范说”，该说以其“强有力的逻辑分析”、“精细的法律规范分析作依据”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很快在德国战胜其他学说取得通说地位。“不适用规范说”虽历经批判有所修正，但其根本内容和思想体系目前在德、日等国仍占主导地位，以下对该说作简单介绍。

“不适用规范说”是罗森贝克对其证明责任原理的阐释，主要是指，法官只有对案件事实真实或者不真实形成内心确认时，他才会对适用法律规范予以裁判；而在事实真伪不清情形下，法官不得适用该法律规范作出对当事人有利或者不利的裁判，此时法官须求助于证明责任规范。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罗森贝克认为：“这种不确定的不利后果由要赢得诉讼必须要求适用该有疑问的法律规范的当事人承担。因此，……不适用特定法律规范其诉讼请求就不可能得到支持的当事人，承担法律规范要素在实际发生的事件中被实现的证明责任，或者简单地说，对拟适用的法律规范的条件承担证明责任。”概括言之，因案件事实真伪不清而不适用法律规范，产生了证明责任问题，但必须从该法律规范中找到证明责任分配的根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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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泽，杨纯.论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实体公正有赖于程序公正实现其价值[J].大江周刊：论坛，2011（12）：148-149.

[3]石珍.给付行政模式下行政诉讼证明责任之解构与重塑——以胡恩林、何榜容诉南川区计生委行政奖励案为切入点[J].法律适用，2012（6）：73-76.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篇4

摘要：证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自身内容丰富、观点繁杂，证明标准在不同法系国家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差别。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对诉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证明标准基本理论基础上，比较两大法系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完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自由心证；排除合理怀疑；

一、证明标准的涵义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与诉讼理论和实践紧密相联。陈光中教授认为，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法定的证明程度，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认定案件事实所要求达到的程度或标准。

学界通说认为，证明标准即法律规定的负有证明责任的主体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也即裁判者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力的尺度。证明标准既然是裁判者认定当事人主张事实的标准，也即当事人判断其应当将证明进行到何种程度的标准。这样就不会有证明标准仅适用某些证明对象，而不适用其他证明对象的问题了，所以更加科学合理些。

二、国外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基于法定证据制度的教训建立起自由心证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则在破除神明裁判的基础上建立以陪审团制度为核心的证据法规则。

(一)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

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为自由心证制度，是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及案件事实的认定等，均由法官根据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断，在内心形成确信的证据制度。法国法学界对其有过非常经典的论述：“法律并不要求陪审团说出他们获得确信的途径方法„„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包含他们全部义务的问题：‘你们是真的内心确信吗？’”

与法定证据制度下的刑事证明标准相比，“自由心证”充分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具灵活性，能在更大程度上发现案件事实、保障司法公正。但其也有局限，自由心证下的法官几乎全权掌握事实认定的法槌，法官个人的认知能力、法律素养和对案件的了解程度成为认知案件事实的关键因素。“对于有高度正义感、法律素养良好、智识甚高的法官来说，能够正确认定事实、实现公正，而对其他法官来说则基于自身条件限制，难免会发生认识错误导致误判，因此‘自由心证’只是一个概括性原则，有利于法官主观认识能力的发挥，但对证据证明所达到的符合案件事实的客观性则要求不足。”

(二)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对于排除合理怀疑内涵，至今未有统一的说法。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是指全面的证实、完全的确信或相信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作为理性的人，陪审团成员在根据有关指控犯罪是由被告人实施的证据进行推理时，是如此确信，以至于不可能做出其他合理的结论。亦有学者持如下观点：所谓排除合理怀疑，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出重大决定时相信条件已经成熟并进而采取行动的心理状态。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案件已经发生，历史无法重演，强求达到客观真实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只能在现有证据和法律框架内排除合理怀疑，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观真实。但“排除合理怀疑”只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如何做到“排除合理怀疑”，英美等国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均无明确具体的界定。

三、我国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和证明标准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操作性不强，不利于实践运用。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研究，不仅是完善证据制度的需要，也是适应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指导刑事诉讼实践的当务之急。

诉讼法学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界定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事实清楚是指事关定罪量刑的事实和情节都要查清；证据确实充分则是质和量的要求，即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所有证据必须与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且有证明能力。我国证明标准相关的法律条文和论著都未对司法人员的主观方面提出要求和设立标准，而是一直强调证据的客观性和客观方面，要求在使用证据认定事实时不反求于内心，而要始终依靠客观事实。

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以客观性为认识支撑点，强调证据的客观性，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方面，而且以可知论为基础，认为通过正确收集证据、分析证据，任何案件事实都可以查清，由确实充分的证据所达到的案件真实应是排除盖然性因素的绝对确定的客观事实，这未免太理想化，且只重视客观，忽视了主观，没有做到主客观相统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说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总体性的要求，而不是具有规范意义和可操作性的标准。客观真实是刑事诉讼追求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却不是证明标准，将存有歧义的表述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利于案件的快速准确处理，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为了准确处理案件，实现法律正义和人权保障，确立明确合理、便于操作的证明标准，实为当务之急。

四、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不足和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则明确规定侦查终结、审查起诉和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根据以上规定，理论实务界一般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适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所有的诉讼阶段。从案件类型上讲，无论是死刑案件还是普通刑事案件，无论是重大复杂的案件还是简单案件，无论是依据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还是依据简易程序审理的简单案件或认罪案件，证明标准都要求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从诉讼阶段上讲，除了立案阶段的标准为“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 责任”外，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有罪判决都要求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从证明对象上讲，无论是犯罪构成方面的事实还是程序法上的事实，无论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还是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无论是定罪事实还是量刑事实，证明标准并未作区分，司法实践中一律套用“证据确实、充分”标准。我国严格要求所有案件、所有阶段、所有案件事实要达到“确实、充分”程度，尽管一方面有利于防止证明标准不统一而导致的司法擅断．但另一方面却反映了我国证明标准的粗放与不科学。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尺度，证明标准最终要起到规范指导的作用，理应清晰、易于把握、力求精准。我国当前的证明标准，过分强调客观，操作性不强，不利于实践的运用。笔者认为可以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证明标准的合理之处，从主客观相结合的角度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即确信其罪，排除其他可能性。这一标准正反两面出发，兼顾证实与证伪，可操作性更强。

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体现了这一点，其中的十七条将将我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的“证据确实、充分”解释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系刑事诉讼有罪

判决的证明标准已经有很长历史和较完备的解释，但在我国立法文件中出现尚属首次。

在不同的诉讼、同一诉讼的不同阶段、不同证明对象，所需要的认知程序是存在区别的，其证明标准也存在区别。我国证据制度与证明理论仍在发展过程中，还没有构建起一套完整的证明标准体系，笼统地将证明标准规定为“确实、充分”是不全面的。因此，我国引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仅仅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改革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结合我国司法实际，针对不同的诉讼阶段、不同的案件类型、不同的证明对象设定不同的证明标准，构建起一套既符合认识规律与诉讼活动规律又契合我国司法实际的证明标准体系。

参考文献：

[1]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敢法大学出版社.1992

[2]陈一云主编.证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试论民事证明责任法律性质 篇5

摘要：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将二者罗列在一个“举证责任”概念之下，并从提供证据的立场把握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是难以解决问题的。考察举证责任制度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两大法系的举证责任理论都承认在举证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为其本质，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应为负担，是当案件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

一、证明责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举证责任概念。古罗马法上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学者们概括的五句话中,即:“原告不举证证明,被告即获胜诉”;“为主张之人有证明义务，为否定之人则无之”；“事物之性质上，否定之人无须证明”；“原告对于其诉，以及以其诉请求之权利，须举证证明之”；“若提出抗辩，则就其抗辩有举证之必要”。依照上述用语，那时所讲的举证责任，仅指当事人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后来德国继受了罗马法上举证责任的概念，但也仅指证据提出的责任，当所争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其判决或依人格的优劣以定胜负，或对不提出证据者为不利判决，甚至出现回避裁判的情况不一而足。纵观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制定之初，依然残存着依宣誓制度以断是非的现象。

在举证责任理论发展的前期阶段，学者们都是从提供证据责任立场把握举证责任的本质，对举证责任的解释就一直为主观举证责任（又称行为责任，立证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证据提出责任）。对这种传统观念最先提出挑战的是德国法学家尤理乌斯.格拉查(JuliusGlaser)。他在1883年发表的专著《刑事诉讼导论》中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又称结果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确定责任，证明责任），把审理案件时争议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举证责任。他认为：真伪不明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它与当事人的提供证据活动没有必然联系，是由案件事实本身的客观情况决定的。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仍然要作出裁判，这时必须确定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这就是举证责任的实质，即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败诉的后果。

证明责任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举证责任概念的樊篱，提高了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宣告了诸如宣誓这样的证据外的制度的终结。

继尤理乌斯.格拉查(JuliusGlaser)提出证明责任的概念之后，罗森贝克和莱昂哈德两位德国学者相继著书立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证明责任的理论，使之很快成为德国民诉理论界的通说。经过日本学者峙本朗昭博士所著其博士论文《举证责任的分配》的介绍，很快传到了日本，成为日本学者奉行的通说。但是，证明责任成为通说，并不意味着证据提出责任的概念为证明责任所替代，而仅指在举证责任这个大概念下，又出现了证明责任这一层含义。目前，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在司法解释中阐释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的区别。

英美学者一般认为，举证责任概念的含义有两个：一个叫证明负担(burdenofproof)，另一个叫举证负担(burdenofproduction)。《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举证责任区分为证明负担和举证负担。证明负担和举证负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当事人需要承担的两种独立的诉讼责任。证明负担又称说服负担（burdenofpersuasion），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结果，能够说服事实认定者(陪审团或没有陪审团审判时的法官)，对该责任的负担者作出有利的认定。否则，如果需加以证明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对该事实具有说服负担的当事人则承担由此而生的败诉后果。

举证负担又称提供证据负担（burdenofproducingevidence），是指不管是哪一方对争执的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均应当根据诉讼进行的状态，就其主张或者反驳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主张的事实提出后，主张者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官则拒绝将该事实提交陪审团审理，对方当事人也没有反驳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便将该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加以处理，决定主张者负担败诉后果。如果主张者就事实主张提供了证据加以证明，对方当事人就产生了提供证据加以反驳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如果不提供证据加以反驳，那就等于表明他对所争执的事实没有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把这种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可以对不提供证据一方当事人作出败诉的判决。只有在主张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后对方当事人也提供了证据加以反驳，从而使该事实形成了争议，法官才决定将该事实提交给陪审团审理。所以，这种提供证据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是转移的，即原告提出证据证明之后就转到被告，被告也要提出证据表态。

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理论虽有着形式上的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都承认在举证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或说服负担为其本质，其存在意义在于防止法官拒绝裁判现象的发生，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不发生倒置、转换或转移；而提供证据责任则是举证责任的派生或非本质性方面，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发生转换或转移。

二、我国关于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观点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未提及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这个概念，只有行政诉讼法第32条提到了“举证责任”一词。但是该条文并未解释举证责任所包含的意思。其含义只能由学理基于立法规定及诉讼规律，并参照国际惯例加以解释。

当前我国诉讼法学界，关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含义，概括起来共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就是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至于当事人是否承担不利诉讼后果与举证责任并无直接关系。这种观点偏重于当事人的提供证据行为方面，而不顾及举证责任和诉讼后果之间的连接，因而称之为行为责任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包括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前者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后者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由于这种观点将举证责任与诉讼后果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行为与后果两个方面对举证责任加以解释，因而称之为双重含义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就是由法律预先规定，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这种观点侧重于解决当案件事实于最终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判决何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因而称之为结果责任说。

笔者认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举证责任是一个总的概念，它又可以分为提供证据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结果意义上的

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在一般情况下兼指两者，但有时也可能仅指其中一种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明确它的特定含义。尽管在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总是负担着首先提供证据的责任，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提供证据来避免承担不利诉讼后果，但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证明责任并不是当事人不尽提供证据责任而承担的责任。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不提供证据或提供不出充分证据，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调查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作出明确判断时，当事人就不承担证明责任。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在承担责任的原因和条件、责任发生的时间、责任转移与否、能否由双方当事人负担、能否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能否由代理人承担、

能否强化等方面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硬是将二者罗列在一个“举证责任”概念之下是不妥当的，也容易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将二者分开来解释，搞清楚它们的区别，使事实回到本来面目上去，对于解决理论和实践方面许多问题都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明确证明责任的本质属性。如果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界限，忽略了证明责任的本质是一方当事人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负担裁判上的不利后果，必然导致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严重依赖法院，法院收集证据代替当事人提供证据，案件往往由于证据不足迟迟不能判决，法院工作陷入严重被动，办案效率与质量难以提高。二是有利于正确地理解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这两个术语的特定含义，指导司法实际工作，规范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活动以及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在败诉后，服判息讼。当事人在诉讼中虽然都要提出证据，但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与不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依照证明责任所提出的证据是本证。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为否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并已有证据进行证明的事实，或者为抵销本证的证据力而提出证明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相反的事实的证据，称为反证。在证明的程度上，本证要比反证的要求高。本证必须完成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明才能免受不利判决。如果本证仅使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那么法院仍应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不利诉讼后果仍应由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而反证的目的在于推翻或削弱本证的证据力，使本证的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可达到提出反证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如果依职权不能调查收集到必要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应依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判定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其不利后果仍应由提出本证的一方当事人负担。

三、民事证明责任的含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当作为法院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一方因法院不能认定这一事实而承受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民事诉讼设置证明责任的目的，在于当案件事实真伪最终无法确定时，为法院如何裁判设定一种规则――谁对该事实负证明责任，就将由此而引起的不利诉讼后果判归谁负担。在民事诉讼中，法院要依据相关的实体法规定来裁判当事人主张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而这种裁判又必须借助对一定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来完成。但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无论是辩论主义还是职权调查主义下，民事诉讼中都难免出现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虽然法院对事实的真伪无法作出认定，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对案件作出裁判，这是由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所决定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法院应当假定该事实存在，还是应当假定其不存在，这是作出裁判前必须作出的选择。显然，单靠证据本身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设置证明责任，即法律或者法院预先依据一定的标准将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于双方当事人。在具体诉讼中，如果该事实因存在某种原因而无需证明或者通过当事人提供证据或人民法院查证活动已经被证明，法院就无需借助证明责任下裁判；如果该事实未被证明，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就需要按照预先设定的证明责任，将不利的诉讼结果判归一方当事人负担。

证明责任的含义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证明责任是当事人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所承担的责任。唯有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才能引起证明责任的适用。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作为承担证明责任的理由是：根据司法三段论，法律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据此作出的判决即为结论。案件事实为存在，法律构成要件即发生法律效力，法官应裁判适用该项法律；反之，则裁判不适用该项法律。“在无法查明某一事实是否存在时，规定该事实要件的法规当然无从适用，由此因适用该法规而带来的法律效果也就不可能产生”。因此当判断发生特定法律效果所必要的案件事实存在与否无法认定时，法官为使裁判成为可能，只能假定该事实存在或不存在并以此为基础，作出产生或不产生相应法律效果的判决，这只能依靠证明责任制度加以解决，让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是诉讼中难免出现的一种客观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裁判，证明责任就必然发生，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证明责任才有实际意义，如果案件事实真伪十分明确，谁负证明责任对于案件的处理都没有价值。第二，证明责任的适用条件是案件事实未被证明，而不是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责任是在事实没有得到证明或没有证明时所承担的一种责任，而不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提出证据所要承担的一种责任，也就是说不是应进行证明活动所附带的一种责任”。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未能充分履行提供证据责任，或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案件事实，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调查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作出明确判断时，案件事实真伪分明，这时就不发生证明责任。第三，证明责任是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责任。一项事实主张，只会产生一个证明责任。对同一案件事实真伪不明引起的不利后果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可能由双方当事人承担。诉讼的胜败可能是按比例的，即双方当事人各有胜负，但具体到某一个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所致的不利后果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具体由谁承担则是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当我们说民事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都负担证明责任时，是指他们对不同的案件事实负有证明责任，即原告对一些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被告对另一些事实负有证明责任。第四，证明责任的性质是法定的不利诉讼后果负担。第五，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承担证明责任。尽管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形下也要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和运用自己收集的证据，但由于证明责任不是指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而是当事人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的不利后果，因而不能据此认为人民法院也承担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只是根据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将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裁判由一方当事人承担。

四、从证明责任的本质看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向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种学说：1、权利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2、义务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义务；3、权利义务说，认为证明责任既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一项义务；4、需要说，认为证明责任是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5、败诉危险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的性质为负担败诉的危险;6、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案件

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承担的不利后果。

笔者认为，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的研究，不能离开证明责任的本质。证明责任的本质是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在诉讼法学界长期以来对证明责任法律性质认识上出现的观点分歧，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对证明责任的本质认识有所不同。除了败诉危险负担说和负担说侧重于从结果责任上来认定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以外，其他各种学说基本上都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区别，都是从提供证据责任的角度来认识证明责任的性质，都是试图通过回答当事人为何要负担提供证据责任和法律为何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来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加以认定。因此，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说、需要说都是值得商榷的。证明责任的性质应为负担，是当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负担的不利后果。败诉危险负担说称证明责任的性质为负担败诉风险，实有不妥。在当事人因起诉而引起诉讼程序开始时，证明责任自然随之而产生，只不过在诉讼终结之前对特定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尚处于一种未然状态。避免败诉风险是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目的，证明责任负担的是败诉这一不利后果，此时的负担已不是风险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不利后果，风险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另外，从证据法设置证明责任制度的目的来看，主要是着眼于解决当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时，法院应当如何作出裁判，即将不利诉讼后果确定其最终归宿的问题。

论档案行政责任清单制度 篇6

关于责任清单的概念，目前，政府文件未有明确的解释，学术界和实务界至今也没有形成一致的权威定义。

陈国权、李院林认为：“责任清单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承担的行政责任的具体内容必须有确定的任务清单并事先予以严格的规定，而不得以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好恶而随意变动。”[2]

陈向芳认为：“责任清单是指政府采用清单的方式，列明政府部门承担的责任事项，公布责任事项的承担主体和追责情形，明确部门间的责任边界。”[3]

黄宇宸认为：“责任清单的含义是‘法定职责必须为’，明确了行政机关职权之下相对应的责任。”[4]

根据这些认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档案行政责任清单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授予的行政权力与职责，而列出与之相对应的责任事项，并以清单的方式予以确定，以便于履责与追责。

档案行政责任清单有以下含义：其一，体现法定的权责对应。档案行政权力与职责必须是法定的，根据权责一致的行政权力行使原则，也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行政责任，而档案行政责任清单所列的这些行政责任也有法定之意。因为，履行行政责任是行使行政权力的基础，一定的行政权力必须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不然行政权力就很难落实。同时，行政权力的授予必须以行政责任为约束，否则，有权无责必然会使行政权力滥用；其二，明确“法定职责必须为”。档案行政责任清单就是为履行法定的档案行政权力与职责而生，档案行政责任清单体现了有权必有责、有权必须为。虽然，法定的档案行政权力不能滥用，但也不能不用，不行使档案行政权力就是不作为。档案行政责任清单规定了行使档案行政权力与职责必须履行的档案行政责任，它要求必须有所作为。同时，也为杜绝懒政怠政不作为现象提供了保障。其三，不履责要依法追责。“从根本上讲，责任清单就是要从制度上约束逃避责任的冲动。”[5]凡是不按照档案行政责任清单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规定的档案行政责任造成行政过错行为的，要依法追究责任。不按照档案行政责任清单履行责任造成行政过错的行为是指影响档案行政秩序和档案行政效率，贻误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档案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的行为。具体的包括拒绝、放弃、推诿、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其中放弃、推诿、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均属行政不作为行为。

档案行政责任清单中行政责任的含义与性质

2.1 行政责任的含义。在现代汉语中“责任”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份内应做之事，对应的是“职责”与“义务”。第二层是因不履行所负义务而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一般而言，责任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行为主体所应尽的义务或因违反义务而应承担的一定的否定性后果。

行政责任在含义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说，行政责任是行政法律规范要求行政法主体（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在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履行承担的义务。这种义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指行政法主体必须按行政法要求进行一定作为或不作为；另一部分是指行政法主体由于不履行前一种义务而引起的法律后果，即依法形成了一种新的义务，而且当事人必须承担。前者可称为‘积极行政行为’，后者为‘消极行政行为’”。狭义的“行政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及其行政公务人员因为行使行政权的行为或由于其管理的公有财产致人损害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6]

档案行政责任清单因档案行政管理依法行政的要求而产生，而“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行政机关既是一个权力主体，同时也是一个责任主体。行政机关要为自己做出的任何行政行为负责，也就是要承担行政责任。”[7]因此，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为其作出的任何档案行政行为负责，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档案行政责任清单中的行政责任含义是广义的，但其履行行政责任的主体仅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包括档案行政相对人。档案行政责任清单中的“部门职责”“责任事项”“责任边界”等，即国家法律所规定的应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所履行的社会责任，它是积极意义上的档案行政责任，也就是“积极行政行为”，它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与义务相对应；档案行政责任清单中的“追责”情况指的是消极意义上的档案行政责任，也就是“消极行政行为”，即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或者不当行政，需要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

2.2 行政责任的性质。档案行政责任清单中行政责任性质主要体现在责任性、义务性、制度性、监督性等几个方面。

2.2.1 责任性。档案行政责任清单中行政责任的责任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政治责任。“政治主导行政，行政从属于政治，行政的目标、职能、行为和活动都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从属于政治”。[8]行政是政治在具体行政管理中的执行，行政管理部门必须贯彻执政者的政治主张，通过履行行政职责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要对全民负责，要承担政治责任。其二，法律责任。行政责任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性的肯定和保障，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发生约束力。法律保障行政管理部门行政责任的履行，并对不履行责任的行为进行追究。其三，积极行政责任。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其承担的行政责任必须积极作为、敢于担当，应当积极履行档案行政职责，不得推诿扯皮，对不正当行使档案行政职责、消极履行行政职责、不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应当问责追责。

2.2.2 义务性。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来说，承担档案行政责任的过程，其实就是承担为档案行政相对人服务的义务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档案行政责任就是一种义务。这种义务是由法律、法规所规定，是由社会公德和社会舆论所约束的。2.2.3 制度性。档案行政责任是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在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内部，档案行政管理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受到国家法律、政策等的规定与约束。当其违反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时，其档案行政行为将被追究行政责任。

2.2.4 监督性。档案行政责任的核心在于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行政管理行为的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为了确保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根据公民的意志和法律的规定开展档案行政活动，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来防止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越权和不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行政责任实际上就是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起监控作用的一种监督机制。凡违反法律或失职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都是违背档案行政责任的，理应受到法律制裁或行政惩处。

档案行政责任清单的功能

档案行政责任清单与档案行政权力清单都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特别是建设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实施依法行政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的改革措施。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档案行政责任清单的功能主要有定责、划界、规范、预防四个方面。

3.1 定责功能。档案行政责任清单的定责功能，就是确定了档案行政责任范围，明确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角色定位。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要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更好地发挥作用，就要确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通过制定档案行政责任清单，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责任主体、责任事项、责任边界、追责情况等进行梳理、归类和集中，将隐含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责任直观地显露出来。档案行政责任清单的公开，客观上起到确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责任范围和明确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角色定位的作用，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责任置于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

3.2 划界功能。划界即明确划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责任边界，使得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都清楚各自的职责所在，促使积极履行各自的职责。具体包括：其一，档案行政责任的边界，即在合法行政行为与违法、不当行政行为之间划出界限；其二，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明确不同部门的职责界限，有利于从制度上解决职能不清、多头领导、政出多门等弊端；其三，内部工作人员的职责界限，明确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内部工作人员的职责界限，有利于从制度上解决推诿扯皮、懒政怠政不作为等现象。

3.3 规范功能。规范功能在于通过档案行政责任清单的规定来控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的档案行政行为，使之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所设定的行政行为模式。在档案行政管理中，第一，规范的功能可以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授予的档案行政权力去履行档案行政管理职责。其功能就在于组织人们按照规范的授权去活动，即法无授权不可为，要依法行政。第二，档案行政责任清单作为一种规范，可以塑造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模式。它不仅可以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在思想上树立公民至上的政治价值观，也可将这一价值观内化到行政行为上，在档案行政管理中更好地为档案行政相对人服务，以实现档案行政管理的目标。

3.4 预防功能。档案行政责任清单是一种制度化的和预期性的规定。作为制度规定，档案行政责任清单给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提供行为准则；而作为预期性规定，档案行政责任清单告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何为可为、何为不可为及其后果。因此，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时就事先知道那些行政行为可以作为，那些行政行为不可以作为；可以作为的行政行为不作为及不可以作为的行政行为作为而导致的各种后果。由于档案行政责任清单是公开的、透明的，一旦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有不当行政行为，触犯了档案行政责任清单的规定，不仅会受到问责追责，而且还会影响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信誉。所以，档案行政责任清单不仅可以增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必须为其行为负责的理念，同时也可预防其在工作中犯错误。

档案行政责任清单制度的建构

建构档案行政责任清单制度应当坚持责任法定、责任健全、责任公开的原则，遵循以下路径：

4.1 全面梳理档案行政责任依据。为了将所有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责任事项全都纳入档案行政责任清单，在制定清单之前，必须全面、彻底地梳理规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任的所有依据。应当以职责法定为原则，以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定”方案的规定，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进行全面、认真梳理。首先，根据权责对等的原则，凡是规定档案行政权力的事项，必须有对等责任。其次，对于一些规定的不是档案行政权力的事项而又需要履行的职责事项，也必须作为梳理的档案行政责任事项。再次，没有合法依据的事项，不应当列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责任范围。

4.2 详细厘清档案行政责任的边界。首先，厘清档案行政责任的边界，明确档案行政管理的责任范围与界限。划清档案行政管理该管什么，管到什么程度，不该管什么。其次，理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重叠，明确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履行行政职责的界限。依据现有的规定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相关职责进行科学分工，做到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职责无缝衔接，建立健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再次，明确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内部机构与工作人员的职责界限，建立完善的内部机构责任的协调机制，以避免出现推诿扯皮现象，切实提高档案行政管理效力。

4.3 明确标准，依法追究失职责任。档案行政责任追责是我国行政责任追责的一部分，档案行政责任追责要遵循行政责任追责的有关规定。我国目前还没有行政责任的专门立法，有关行政责任追责的情形大都分散在《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等众多的行政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公务员法》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党政领导和公务员的问责情形也有具体规定，但是这并不便于操作。因此，要依据这些法规并根据档案行政责任的实际，建立一套客观的、可量化的追责衡量标准体系，依此对不正当履行档案行政职责的行政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量化追究。而对于档案行政问责的程序与方式，则要严格依照《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程序进行。

4.4 充分公开信息，加大宣传力度。档案行政责任清单事关档案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根据政务信息公开的原则，要将档案行政责任清单的有关内容向社会公开。公开的内容既包括档案行政责任事项、法律依据、责任主体、责任追究机制等静态信息，也要公开档案行政责任事项的落实情况等动态信息。公开方式既要通过平面媒体、门户网站公开，也要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开。同时，还要大立宣传、引导社会各界参与，提高社会的责任行政意识，使档案行政责任的履行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以外部监督促进提高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行政责任的透明度，同时，对档案行政责任的履行者起到监督和警戒制裁的威慑作用。

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篇7

一、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1. 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国家对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刑事案件采取“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最低要求是“盖然性占优势”

2. 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在大陆法系国家, 一般说来证据法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基本没有区别, 可以概括为“盖度盖然性”, 这与英美法系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较为接近, 要求可能性接近必然性。

二、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

长期以来,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是案件事实要达到与客观实际相符合, 简称为客观真实。这一理念是在批判西方国家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以实事求是为理论依据, 客观事实是可以被认知的, 认为法律真实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长期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 追求客观真实是不可取的, 理由是:

1. 追求客观真实是形而上学。

2. 追求客观真实违背了诉讼规律。

3. 客观真实不等于裁判事实, 而是法律真实。

4. 追求客观真实导致司法公正难以实现。

5. 追求客观真实导致诉讼效率不高, 违背了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

以法律真实来取代客观真实并不表明两者是绝对对立的, 相反, 法律真实不排斥客观真实, 两者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法律真实始终以客观真实为最高的理想和追求, 诉讼证明活动力求使法律真实接近客观真实。科学的民事诉讼证明目的应该是法律真实, 也就是说裁判认定的事实要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 应当达到从法律角度可认为是真实的程度。

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和完善

长期以来, 我国出于对客观真实的孜孜追求,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都奉行同一个证明标准, 即“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论证表明, 民事诉讼要追求法律真实, 这就意味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能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等同, 应该低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理由如下:

1. 诉讼目的不同。2.承担证明责任主体的能力差异较大。3.法律规定的内容差异很大

由上分析,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盖然性占优势”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值得我们借鉴以解决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 于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 其中第73条就是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 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 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 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这一规定, 要比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要求高, 简称为“高度盖然性占优势”。显然这样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是既考虑到我国立法发展的延续性, 也借鉴了英美法系的有益做法。但是存在着以下不足:

1.立法层次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民事诉讼理论最基本的一个理论问题, 仅仅有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 民事诉讼法本身却没有规定, 导致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存在不同的理解。

2. 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与之矛盾。

3.“高度盖然性占优势”仍没有完全脱离客观真实的追求,

对法律真实存有疑虑, 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 是不够彻底的改革。

四、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根据以上分析, 完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追求法律真实,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采用“盖然性占优势”

这一标准, 具体地说就是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第一款中“明显”2字删除。

2. 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而不是依托于司法解释, 据此可以全面改变立法体系中与之矛盾的内容。

3. 全面修改与“盖然性占优势”这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矛盾的内容。

建议删除民事诉讼法第2条中“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一语;将第153条第一款第三项“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和“查清事实后”删除, 本款修改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裁定撤销原判决,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或者依法改判。”

“盖然性占优势”这一标准符合民事诉讼效率原则和诉讼经济规律的要求, 不会造成大量错案发生, 它依然强调证据是证明标准的基础, 2002年以来的审判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摘要：长期以来,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目的是追求客观真实, 这种错误的理念导致民事诉讼一直奉行与刑事诉讼相同的证明标准即“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借鉴西方国家立法和实践经验, 明确民事诉讼应该采取比刑事诉讼较低的证明标准, 并分析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证明标准,法律真实,盖然性占优势

参考文献

[1]陈一云, 证据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115页.

[2]李学灯, 证据学比较研究[M].台湾五周图书出版公司, 1992, 393页.

[3]常怡主编, 民事诉讼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4]江伟主编, 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考量因素 篇8

一、行政诉讼的性质和目的

行政诉讼是一种司法审查，所要解决的纠纷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冲突。行政诉讼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样的目的，使得行政诉讼在证明标准上对行政机关要求要高一些，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证明标准则要低一些，以保证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至于被强大的行政权力所湮没。

在三大诉讼中，刑事审判的本质是通过司法权对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最严重的利益冲突的法律裁决，国家以严厉的手段对罪犯予以惩戒，犯罪人可能面临的后果不仅是财产上的损失而且有可能丧失人身自由，甚至被剥夺生命，因此刑事诉讼本身所涉及的利益的性质决定了要采用高度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是当事人由于私权的争执而引起的。这种诉讼所指向的多是财产性权，即使民事案件出现误判其后果也远不能与刑事案件相比，诉讼的成本及纠纷的持续对秩序价值的危害也要求国家尽快结束诉讼。过高的证明标准显然不利于及时终结诉讼。行政诉讼是一种司法审查，所要解决的纠纷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冲突。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可能造成的损害主要集中于财产性权利，对相对人人身的侵害最严重的是拘留，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名誉等的损害比刑事处罚所带来的后果要轻得多。但与民事案件相比，行政行为可能造成的人身强制是民事主体无权实施的，其后果也比民事纠纷严重得多。行政审判所具有的司法审查性要求行政主体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但是行政管理对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要求行政主体要有较大的裁量权，过高的证明标准可能使行政主体过分谨慎地行使职权，不利于行政目的的实现。所以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比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低，但应比民事诉讼高。

二、行政案件的类型

行政行为种类繁多，虽然这么多的行政行为有一定的共性，但是其差异性也是不可忽视的。从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角度分类，可将行政行为分为授益性行政行为和损益性行政行为；从行政行为的适用有无灵活性为标准，可将行政行为分为羁束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从行政程序的启动方式分类，可将行政行为分为依申请行政行为和依职权行政行为。不同类型的行政行为应当有不同的证明标准，行政诉讼确定统一证明标准是不科学也不现实的。相比较而言，行政处罚案件、行政强制执行案件的证明标准要高一些，行政许可案件、行政裁决案件的证明标准可低一些。严厉行政处罚案件可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而一般行政裁判案件和行政许可案件可适用优势证明标准。

三、证明的难度

对于证明的难度有两个层面上的理解：一是不同的案件证明的难度不同，这是由于行政管理实务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决定的。对于调查取证较困难的案件，可以确定较低的证明标准，对于取证较容易的案件，可以设定较高的标准，这样一方面能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另一方面也能降低行政诉讼的成本。二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举证能力不同。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中具有绝对优势掌握做出行政行为时的事实和证据，故应为行政机关的举证设定较高的标准，而对于处于弱势一方的行政相对人，调取证据的难度较大，故应对其设定较低的证明标准。这也是基于诉讼平衡性的考虑。

四、行政诉讼的结果对行政相对人权益影响的大小

一定的诉讼行为，会引发一定的诉讼结果。不同的诉讼行为引发的诉讼结果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反映出事实本身不同的重要程度。诉讼结果越严重，事实本身就越重要，对当事人的权益影响也就越大，适用的证明标准也应该越高。行政诉讼结果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作出处分，有的涉及的权益是巨大的、甚至有时比刑事处罚影响的权益更大，如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吊销许可证、吊销营业执照等，象这样涉及行政相对人巨大权益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自然应当高。而对行政相对人权益影响较小的行政诉讼，适用的证明标准就低。

五、举证责任的大小

为了保持诉讼的平衡，就要使有能力提出证据的负担更多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对比是显而易见的。一方是强大的行政机关，拥有行政权，而且这种行政权是具有强大执行力和既定力的。他能够掌握很多行政相对人根本没有办法掌握的证据。因此，在行政诉讼中，除了行政裁决、行政赔偿、行政合同等少数的行政行为需要行政相对人负举证责任外，其他的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都在行政机关。这样，行政机关也就需要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

六、诉讼的价值追求

在现代诉讼中，“公正、效率”是任何诉讼都必须具备的价值追求。“公正”作为法律的第一生命，是诉讼价值的首选，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计成本地忘我追求。诉讼是一种高成本的投入活动，在进行一种诉讼时必须考虑投入的成本与产生的正义的比值，以及人们对这种正义的期待程度，从而对公正与效率的比重进行合理的搭配。当如果在诉讼中的投入超过或等于权利人可能获得的利益，权利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本身来说就毫无意义。所以民事诉讼的价值结构中，效率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满足一定公正的前提下降低诉讼证明标准，适时结束诉讼是符合效率追求的。

在行政诉讼中，公权力对私权力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极易造成对相对人权益的侵犯，而且这种侵犯的权益不仅包括财产权还包括人身权。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性总体上要求其将公正性放在优先位置，所以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理应高于民事诉讼，但从保护行政效率的角度出发，其证明标准又不需要达到刑事诉讼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