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论文

行政诉讼论文（共10篇）

行政诉讼论文 篇1

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的区别

行政赔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侵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根据赔偿请求人的诉讼请求，适用《行政诉讼法》的一般规定以及《国家赔偿法》的特别规定及有关司法解释，裁判赔偿争议的活动。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国家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由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出裁判的活动和制度。其区别如下：

1，行政赔偿诉讼首先要求确定的是行政行为违法，才能得到国家赔偿，而行政诉讼仅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撤销具体行政行为，不涉及赔偿问题。

2，行政赔偿诉讼可以进行调解，但是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

3，行政赔偿诉讼强调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各自提供证据，但是行政诉讼强调行政机关自证其行为合法。

4，依据的法律不一样。前者主要依据国家赔偿法(新的)，后者主要依据行政诉讼法。

5，行政诉讼的监督对象是行政主体。司法机关只能监督行政机关而不是公务员个人。行政赔偿诉讼的规范对象是公务员个人。这是因为，国家虽然可以以其财产承担金钱责任，但国家作为抽象的主体却不可能“具体”地犯错，侵权行为终归只能是由具有意志能力的具体的公务员做出的，所以只有以公务员为监督对象，对其进行规范才可能促其践行法治，实现其职务行为的理性化、法理化。

6，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是行政行为。行政赔偿诉讼的审查对象是公务员的公职行为。7，行政诉讼奉行合法性原则，以公法规范为主要法律渊源。行政赔偿诉讼奉行违法性（过错）审查原则

8，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非常广泛。行政诉讼是客观合法性监督之诉，所以在原则上一切法律主体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诉讼的原告资格相对狭窄，当事人只有在主观权利受损时才能提起赔偿诉讼，但在行政诉讼中，只要利益受损就可以起诉。

行政诉讼论文 篇2

关键词：行政诉讼,诉讼类型重构,法律制度建设

一、我国行政诉讼目的探析

“目的”就其哲学含义而言,是指行为主体根据自身需要,借助意识、观念的中介作用,预先设想的行为目标和结果。同时,人们的实践活动是以目的为依据,从而贯穿实践活动的始终。由此可见,目的指导着我们的实践活动。耶林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动机”。同理,行政诉讼的目的毫无疑问指导着行政诉讼类型的研究。既然目的与行为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何为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是指以观念形式表达的国家进行行政诉讼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国家基于对行政诉讼固有属性的预先认识预先设计的关于行政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行政诉讼的目的是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的“灵魂”,目的论是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起点,同时也是行政诉讼中各种具体制度的落脚点,没有目的论的指导作用,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研究将是空洞的。目前,理论界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为三种主要学说,分别为行政救济说、行政法治维持说和纠纷解决说。上述三种学说的主要观点不在本文进行赘述,在探究三种学说的观点时我们会发现,尽管其侧重点和倾向有所不同,但是三种学说均承认行政诉讼的目的具有多元性。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是从主客观两个角度来认识行政诉讼的目的,既然如此,也可以将我国的行政诉讼的目的归结为主客观两个方面。主客观目的划分的逻辑起点起于何处呢?笔者认为应当以行政诉讼中原告作为主客观划分的逻辑起点,主观目的为原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客观目的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及时迅捷解决行政纠纷。诚然,其实在主客观两个目的中间还隐含着行政诉讼的终极价值目标,即行政诉讼的核心目的就是基本人权的保障。笔者从主客观两个角度来分析,行政诉讼目的更有助于我们从主客观两个角度为框架构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下文也将以此为线索展开论述。

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局限

行政诉讼的类型划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权利救济的程度和范围,同时也反映了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方式和权限。诉讼的类型划分在行政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可划分成不同的诉讼种类,进而沿用不同的判决方式,更能体现出行政诉讼的多元价值目标。同时,一个国家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越合理,就能说明该国家对于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维度越充分,以及对行政机关权力的监督越有力。

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67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0条、57条、58条的规定,可以得出我国行政诉讼的类型可以划分为确认之诉、撤销之诉、变更之诉、赔偿之诉、履行之诉等几种。有学者认为:“在学理上这种划分的不科学的,是一种倒果及因的做法,因此不认可这种行政诉讼的类型划分,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划分尚处于阙如状态。笔者赞同此种观点,从行政诉讼目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划分具有如下局限。

(一)主观诉权利保护讼维度的缺失

行政诉讼以是否关涉原告自身利益,可以分为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主观诉讼以保护行政相对人主观权利为目的。我国现有行政诉讼类型绝大多数为主观诉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主观行政诉讼的内容是完善的。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主观行政诉讼存在着维度的缺失,理由如下:首先,主观诉讼权利保护的维度存在缺失,现有的行政诉讼主要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笔者认为,人身权与财产权仅仅是行政诉讼权利保护的第一个维度,有些权利虽不属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范畴,但是急需保护。例如,实践中特别权力关系侵权的事件屡有发生;其次,主观诉讼审查对象维度的缺失,我国现有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同时,极其有限的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针对抽象行政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尚无能为力。

(二)客观诉讼缺位

客观诉讼的目的偏重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大陆法系国家有着客观诉讼和主观诉讼划分的先例,日本行政法学者将机关诉讼和民众诉讼称为客观诉讼。法国越权之诉大部分也属于客观诉讼,不限于保护当事人主观权利。从行政法治先进国家的实践上看,客观诉讼是不可或缺并且在运行中行之有效的。另外,我国现阶段国家权力分配的格局不均,立法与司法占有的权力空间十分有限,行政一权独大。同时,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仍然具有浓厚的“管理”思想,不能将现代行政的‘服务’与‘公益’理念贯彻到行政管理工作中去。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行政权具有天然的扩张性,所以有必要建立客观诉讼制度对行政权利加以限制,保证社会公共利益。客观诉讼较为常见的有信息公开诉讼、机关诉讼、预防性诉讼等。

从我国近几年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中,也能表现出我国客观诉讼缺位的尴尬。如2003年“非典”事件中,由于政府部门没有正确及时的公开有关疫情发展的相关信息,导致当时社会流言四起,引起群众的恐慌。笔者亲身经历的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也折射出同样的尴尬,松花江水被污染后,个别行政机关甚至散布虚假信息,导致事态影响被扩大。设想我国如果具有能够支持客观诉讼的相关制度,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正确、及时公开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将再也不给社会产生不必要的恐慌,最终受益的将是社会公众,当然也包括行政机关自身。

(三)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缺少制度支持

我国于1989年制定《行政诉讼法》时以民事诉讼为基础构建行政诉讼制度,很好的弥补了当时行政诉讼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但从《行政诉讼法》正式施行至今,已有20年的历程。经过这20余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当时的立法水平和技术已很难适应我国现阶段行政相对人保护自身权利的客观需要。更为严重的是,在立法之始并没有对行政诉讼类型进行明确规定,我国行政诉讼的类型划分,现仅仅依据行政案件判决类型进行倒推。而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对行政诉讼类型的规定也是以《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为基础进行延伸,没有实质的突破。

三、我国行政诉讼类型重构的基本路径

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是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合理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必须以行政诉讼的目的作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笔者将试图以行政诉讼目的作为主线,结合我国现有行政诉讼制度,构建一个合理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

(一)客观诉讼的构建

我国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只保护当事人的主观权利,这体现的目的是行政诉讼的对于行政相对人个人主观权利保护。笔者在前文已经论述过行政诉讼的目的具有多元性,应当兼具保障人权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及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所以我国也应当建立与国情需要相适应的客观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一套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的客观诉讼制度,是从制度上改进、发展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方向。主观诉讼面临的问题相对简单,只是将保护权利范围的扩大或延展。而客观诉讼面临的问题就较为复杂,我国目前急需构建公益诉讼、机关诉讼等新的诉讼类型。

(二)主观诉讼的完善

我国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主观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有行政诉讼制度对主观权利的保护是全面的。其中,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已经是学术界多年热议的焦点之一,学界观点绝大多数都认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从实际角度出发,抽象行政行为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不符合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目的。另外,特别权力关系,如:公务员权利的法律救济、学生权利的法律救济、军人权利的法律救济、罪犯权利的法律救济都有必要纳入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

(三)立法的突破

当今世界各国划分行政诉讼类型的方式有两种。第一,通过成文法规定行政诉讼类型。如:日本、德国;第二,通过判例确认行政诉讼类型。如:法国和英美国家。笔者认为,限于我国有着浓厚的制定法传统,通过判例确认行政诉讼类型,不适合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所以,我国确认行政诉讼类型的方式只能通过制定法的形式。限于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作出划分,而每一种诉讼都具有特有的目的和不同的特点,同时,我国学者对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理论研究也不能有效指导司法实践,这也更加突出了我国现有行政诉讼类型划分没有制度支持与司法实践需要的矛盾。

在不与我国制定法传统相冲突的前提下,若对行政诉讼类型进行重构只能通过两种方式。第一,对现有《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第二,进行单独的立法。笔者认为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是较为合适的路径。首先,行政诉讼法属于基本法范畴,修改后《行政诉讼法》法律位阶相对较高,避免了与其他位阶法律规范相冲突的可能;其次,现有《行政诉讼法》已经运行了20余年,对其进行修改已是大势所趋;另外,进行单独立法确定新的行政诉讼类型,有悖与法制统一的理念。所以,对行政诉讼类型进行重构,实质上只能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形式得以实现。

四、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理论构想

行政诉讼的类型划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如果行政诉讼的类型构建本着以行政诉讼目的为指引、以行政相对人为中心、以主客观两个维度为落脚点,这将会是一条较为合理的路径。首先,主观诉讼领域范畴包括具体行政行为诉讼、抽象行政行为诉讼、特别权力关系诉讼;其次,客观诉讼送范畴包括机关诉讼、信息公开诉讼、预防性诉讼;最后,以公益诉讼作为客观诉讼的补充性规定,用以弥补现实中出现的法律覆盖盲区。这样一来,主客观相统一的行政诉讼类型也初具形式。

行政诉讼的类型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迁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人们法治理念的提升,行政法赖以生存在社会土壤也经历着不断的改变。但是,无论怎样改变行政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不会改变的。保护人权,弘扬法治的精神也是亘古不变的。行政诉讼类型的构建是一个系统而庞杂的工程,笔者撰写此文章的目的是想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合理重构贡献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15

[2]宋英辉.论刑事诉讼的目的[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3

[3]应松年.当代中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1754

[4]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7

行政诉讼中行政被告特权反思 篇3

关键词：行政诉讼；被告地位；平等；司法独立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逐步完善，在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中暴露出很多问题。虽然行政诉讼法设计了一个相对理想的诉讼架构：法院享有国家审判权，处于独立、中立地位，原被告诉讼地位平等，由法院做出公正的裁决。然而，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影响行政诉讼效果的因素，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在诉讼内外，行政诉讼被告具有多元属性。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和具体的行政活动过程中，行政诉讼被告代表公权力，原告代表私权利，在发生纠纷诉讼之前，他们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行政主体的权力意识比较浓厚，行政机关负责人一般不愿出庭，有些地方的行政职权部门的负责人甚至当庭把原告带走，去接受所谓的行政处罚，导致审判被迫中止。对于审判方的法院，其财政和许多具体事务实际还得依赖地方行政，在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中，法院也在部分地方行政的管理范围之内。这些现象都说明，在我国行政权力影响比较深远的现实背景下，行政诉讼被告地位或多或少都受到一定的實质影响。但从诉讼本身的意义上讲，行政诉讼被告仍旧是诉讼中的当事人，行政诉讼被告地位不应当特殊化。

二、行政诉讼被告与原告之间法律关系分析

行政诉讼被告实际上往往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者，而原告往往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他们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诉讼中，行政诉讼被告与原告都是当事人，按照一般的诉讼原理，双方在行政诉讼中是平等的，即平等享有诉讼权利，平等履行诉讼义务。当然，这里的平等是一种拟制的平等。实际上在同一审判状态下，诉讼内的拟制平等与他们之间实际的不平等的法律关系并存，在具体的诉讼中，不平等的法律关系明显占据上风，这拟制的平等很难实现，审判过程与结果往往会受到诉讼外实际不平等的行政法律关系的影响。

1.行政诉讼被告与原告双方的诉讼地位平等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法律在行政诉讼中应当限制国家机关公共权力和行为，保障相对弱势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基本权利，保证行政诉讼原告与作为国家机关的被告有同等的权利表达自己的主张，对法官有同等的影响力。司法实践中，由于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机关身份，法官往往重视确保行政诉讼被告利益而忽视原告利益的保护，这样很容易使行政相对人甚至公众认为法院偏袒行政主体，从而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2.人民法院要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平等保护和平等对待

从理论上，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应当是平等关系。而传统行政法律最基本的思路仍然奉行“官民对立”，认为行政机关的职责是“治民”。公众普遍容易形成这样的观念：行政主体行使权力，行政相对方履行义务。公民自身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自治主体，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应当归顺于权力。所以，为了保证行政诉讼公正，法官需要为双方当事人创造一种良好的平等环境，保证当事人行使法定权利，而且某些法定权利的行使还需要法官的引导和安排。所以，法官在行政诉讼中，更应当注重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的合法权利的保障。

三、行政诉讼被告与审判者之间法律关系分析

法院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代表，按照诉讼原理，法官的职责应当消极中立，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公正处理案件。政府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应由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进行裁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但在诉讼外，行政诉讼被告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的行政主体，而法院代表着国家司法权。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理论，它们是国家权力相互制衡的重要表现，因此两种权力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司法权是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以限制和控制行政权。但在我国，目前法院的财政和人事等很多具体事务实际还得依赖地方行政的支持，在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中，法院也在部分地方行政的管理范围之内。我国长期沿袭的是前苏联的司法模式，其中受到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存在不少制度性缺陷。其中，司法行政化是非常重要的表现。具体而言，法院的审判活动、人事管理、法官职级、经费来源等均带有浓郁的行政色彩。中国法院的设置基本上是与行政区划相对应的，法官按行政方式进行管理，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运作和终结直至裁判文书的签发几乎都听命于有关庭领导及院领导的行政命令。法院在司法上独立，但在这些方面，却无法独立。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各级法院的法官归同级地方党委挑选和管理，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地方各级法院的经费由同级地方财政拨付。这种制度安排使司法权很难与行政权相对隔离。但是，司法要保证权威性和公正性，就必然要求它远离行政权。

因此，要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探索建立人民法院的业务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保障。研究制定基层人民法院的经费基本保障标准。改革和完善司法人事管理制度，建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选任机制。探索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实行法官统一招录并统一分配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的制度。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司法改革核心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能有效保证法律制度上的统一，法律实施上的统一，司法的统一是保持公正的必要条件。

正确认识和把握行政诉讼被告地位，是解除行政诉讼被告特权的关键。行政诉讼被告应当是“普通”的诉讼被告，行政诉讼被告地位应当没有特殊，从而不应该含有“特权”。行政主体应当以平常心来重新认识自己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促进行政诉讼的良性发展，确保行政诉讼功能的正常发挥，实现行政诉讼目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龚翔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篇4

(一)、相同点：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因具体行政行为而引起，都是以解决行政争议为直接目的，都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为核心，因而适用的很多规则是相同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程序上的衔接。

(二)、区别：

1.性质不同。行政复议是由上一级行政机关对下一级行政机关所作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的审查，整个过程都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因而具有形式意义上的行政行为的特征。行政诉讼则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所作具体行政行为实施的司法监督，属于司法行为。

2.受理机关不同。行政复议的受理机关是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属的人民政府或其上一级主管部门，而受理行政诉讼的机关则是人民法院。

3.受案范围不同。人民法院所受理的行政案件，只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案件，而复议机关所受理的则既有行政违法案件，也可以有行政不当案件。也就是说，凡是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争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都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而以提起行政复议的未必能够提起行政诉讼。如法律规定行政复议终局决定的，当事人即不得提起行政诉讼。

4.审查范围不同。人民法院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一般不审查其是否适当;复议机关不仅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且还要审查其是否适当。行政诉讼是实行不告不理原则，行政复议则实施有错必纠原则，这意味着复议的范围不局限于申请人的申请。因此，行政复议的审查范围要大于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状 篇5

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用）

原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__

企业性质：_____________________工商登记核准号：________________

经营范围和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诉讼请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实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人民法院

起诉人：

年　月日

行政诉讼撤诉规定 篇6

【实施日期】2008.02.01

【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文号】法释（２００８）２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７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４４１次会议通过）

为妥善化解行政争议，依法审查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及当事人申请撤诉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可以在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建议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二条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

（一）申请撤诉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二）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超越或者放弃职权，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三）被告已经改变或者决定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

（四）第三人无异议。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

为”：

（一）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

（二）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且对定性产生影响；

（三）撤销、部分撤销或者变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处理结果。

第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

（一）根据原告的请求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二）采取相应的补救、补偿等措施；

（三）在行政裁决案件中，书面认可原告与第三人达成的和解。

第五条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有履行内容且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准许撤诉；不能即时或者一次性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准许撤诉，也可以裁定中止审理。

第六条准许撤诉裁定可以载明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及履行情况，并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裁定理由中明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全部或者部分不再执行。

第七条申请撤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后当事人不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裁判。

第八条第二审或者再审期间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申请撤回上诉或者再审申请的，参照本规定。

准许撤回上诉或者再审申请的裁定可以载明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及履行情

况，并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裁定理由中明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或者原裁判全部或者部分不再执行。

行政诉讼调解研究 篇7

一、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基础及其设立的必要性、现实可行性

(一) 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基础

1、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和实际是行政诉讼调解的社会学基础。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 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和为贵”是诉讼调解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存续的法文化基础, “无讼”思想、贱讼心理导致传统诉讼法律文化对调解制度的偏好。中国传统诉讼法文化中的调解机制极为发达, 这种息讼调解的解决途径既切合传统中国的实际, 也易于为中国人的心里所接受, 因为“这些非法律化的社会手段在维持社会价值以消弥冲突的同时, 就为乡村社区提供了符合这种价值的行为准则”。行政诉讼调解是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诉讼上的自然体现。

2、社会成本理论是行政诉讼调解的经济学基础。从经济学角度讲, 法院诉讼活动, 包括行政诉讼是有成本的, 法院和当事人在诉讼中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正因为此, 诉讼制度的设计就应当使成本最小化。一旦进入诉讼程序, 对当事人来讲, 往往是一种讼累, 疲于应付, 可能出现诉讼零收益或负收益;对法院来讲, 旷日持久, 当事人的诉讼拖累, 会造成法院各种资源的无端耗费, 严重影响司法的效率。如果通过调解, 充分利用因调解而节省的资源, 配置到急需司法资源的部门中去, 就会实现配置效率。人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 也就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 如果能达成对双方都有益的交易, 那么双方当事人就应当进行交易。行政诉讼适用调解, 符合了诉讼经济这一原则。

3、平衡论是行政诉讼调解的行政法学基础。根据平衡论的观点, 行政权与公民权结成相互依存、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无意义地孤立存在, 双方主体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这也是宪法、法律所明示的一项重要原则。主体在法律地位的平等, 为行政诉讼上的调解提供了一个博弈的平台, 使得双方意思得到充分的表达, 各自的证据和理由得到有效的展示, 可以为法院的裁判提供客观的基础, 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平等诉讼的目的, 发挥了行政诉讼的功能。现代行政法理念下, 政府与公民不再主要以针锋相对的矛盾对立面的姿态出现, 行政法更愿意寻求一种强调合作和协商精神的良性互动关系, 追求一种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新型模式。这种新型关系和模式需要双方权利 (力) 结构的总体动态平衡, 而这种平衡状态的实现正是主要靠公民这一方的积极参与。行政诉讼调解正是对这种平衡状态的回应。

(二) 行政诉讼调解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

1、诉讼是处理特定社会纠纷的一种机制, 其目的是由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进行裁判, 定纷止争。行政诉讼法作为一种制度, 其主要的价值取向是为实现主体之间的公正提供法律依据, 在行政诉讼中排斥调解制度会影响到司法的效率, 而在行政诉讼中接受调解制度也并不必然导致司法的不公正。在“公正与效率”司法理念的背景下, 有条件的接受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必要的。

2、虽然现行《行政诉讼法》明文禁止行政诉讼中进行调解, 但实际上案件通过协调方式解决的现象屡见不鲜。《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 行政诉讼中的撤诉率, 一直居高不下。高撤诉率从侧面反映了行政诉讼中大量以调解结案的客观现实。

3、许多国家的行政诉讼领域都允许一定程度的调解。如法国行政法明文规定, 可以有限度地进行调解;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7条规定:“审判长或其指定之法官, 为使争诉尽可能一次言词辩论终结, 于言词辩论前有权为必要之命令。其有权试行参与人为争讼之善意解决之和解”。根据美国《司法》杂志的统计, 联邦法院归档的诉讼中有90%的案件并没有通过审判, 而是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获得解决。日本、瑞士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律虽然未明确规定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进行调解, 但从有关法律条文中仍可以推知, 允许法官为一定程度的调解, 日本行政诉讼司法实务上承认当事人间的和解制度。

二、行政诉讼调解制约因素分析

(一) 行政诉讼调解的特殊性

“民事诉讼法是诉讼法中的诉讼法, 只要不损害行政诉讼的特殊性质, 就应当予以适用。”虽然行政诉讼可以参照民事诉讼中的相关规定, 作为调解也有基本的共同之处, 但行政诉讼调解有其特殊性, 决定了行政诉讼调解不能照搬民事诉讼调解模式。行政诉讼调解的特殊性是其自身的制约因素。具体而言, 行政诉讼调解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告可用来处分或放弃的只能是诉讼权利, 通过放弃诉讼权利, 实现保护实体权利的目的。行政诉讼中原告在诉讼中与被告地位平等, 但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 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处于被管理的地位。如果让原告放弃实体权利, 那么与行政诉讼法的宗旨, 即保护公民、爱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完全背道而驰, 也有违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原则的初衷。所以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只能是原告通过放弃诉讼权利, 来实现保护实体权利的目的。

2、被告处分或放弃的权力限定在法定权限范围内, 通过变更、撤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达到依法行政的目的。“无授权则无行政”, 被告处分或放弃的权利限定在法定权限范围内。调解范围只能局限于被告的法定职权范围之内, 严格禁止超越被告法定职权的调解。原告通过调解能得到实际利益, 被告在法定权限范围内, 变更、撤销具体行政行为, 仍然符合依法行政要求。

3、如果被诉的具体行为完全合理合法, 原则上没有调解的余地。行政诉讼是一种“矫正诉讼”, 即对违法行为予以矫正。调解是建立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或者在瑕疵上有变更、撤销可能的前提下。对于被诉行为适用法律正确, 径行作出维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二) 行政诉讼调解在实践中的制约因素

1、观念制约。理论上, 认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核心观点是公权不可处分, 即认为行政权属国家公权, 具体行政行为如何作出, 法律、法规都已预先设定, 行政机关或是被授权的组织不能自由处分。同时, 在官本位意识和特权思想作怪下, 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自视甚高。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 自然产生心理抵触。

2、制度制约。我国司法独立性不强, 是在普遍意义上对行政诉讼调解的制度制约因素。除此之外, 一些具体的制度也对行政诉讼调解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包括行政首长不出庭、不应诉和一些地方制定的行政机关政绩考核以及法院内部的差、错案考核制度。在行政首长负责制下, 行政首长不出庭、不应诉, 对行政诉讼案件中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 缺乏对任职机关行为合法与否的直观把握, 而所委托的代理人, 一般无权决定是否进行调解, 使得法院调解成为费时费力的工作, 调解的诉讼经济价值无法体现。行政机关政绩考核和法院内部差、错案考核, 对行政机关和行政审判机构产生外在压力, 迫于这种压力, 所进行的调解也极容易走样变形, 失去调解的本义。因此,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 不能忽视其他配套制度的确立及其合理化, 其他制度对行政调解的制约应当纳入行政诉讼调解的视阈范围。

三、行政诉讼调解的具体运用

行政诉讼调解的特殊性以及在实践中受到的观念和制度的制约, 决定了行政诉讼调解在诉讼运用上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则, 这些规则包括所确立的原则、适用的范围、裁决的形式等几个方面。

(一) 行政诉讼调解运用的原则

1、合法原则, 即不违反法律、不违背公共利益、不侵害他人利益。

行政诉讼调解是促使原告与被告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作出让步, 但是并非一遇到行政诉讼就套用调解, 法院不能强使行政主体超越或放弃法定职权而与原告进行调解, 这样会损害国家权威, 而应该在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 通过调解达到化解矛盾纠纷,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2、自愿原则。

自愿是任何调解的核心, 由于行政诉讼中原被告双方所享有的权力 (利) 不对等, 因此行政诉讼调解尤其应该确保这一原则的贯彻。自愿原则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法官不得“以压促调”, 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只有在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前提下, 才能进行调解;二是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自己的强势地位, 以强权为后盾或者威胁, 使双方的合意成为一种强制自愿。

3、有限原则。

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范围应当是有限的。从行政机关权力的特有属性来看, 行政诉讼中并非任何争议的行政行为都可以适用调解, 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任意处分行政权能, 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使行政诉讼的调解受到限制, 另外, 如果不对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作出限制, 可能会导致调解权的滥用, 这样很容易损害到国家和集体利益。

(二) 行政诉讼调解适用的范围

行政诉讼调解适用的范围问题, 就是对何种类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进行调解的问题。

按照行政行为是否有自由度, 可以将行政行为分为羁束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如果调解在行政诉讼中可以成立, 则首先存在于行政机关拥有裁量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中, 这一点几无争议。羁束行政行为一般不具有可调和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羁束行政行为不适用调解。

按照行政行为违法的程度, 行政行为可分为无效和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可撤销的行为主要是指违法程度不大或是稍有瑕疵的行为。例如, 某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仅违反法定程序的, 由于对公共利益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如果双方当事人愿意在法院的调解下解决纠纷, 法院可以对其进行调解。对于重大违法的无效行政行为, 由于其自始不生效力, 即使当事人双方出于自愿, 人民法院也不能对其进行调解, 否则将纵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降低行政及司法机关的威信。

从行政管理角度对行政行为的分类来看, 适用调解的案件主要包括: (1) 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裁决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 包括不服基层人民政府作出的民间纠纷处理决定的;不服行政机关权属争议归属确认决定的;不服行政机关对侵权或损害赔偿所作裁决不服行政机关对某种民事行为责任效力的认定等案件。不服行政裁决诉讼案件存在三方关系人, 即原民事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和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 (2) 对因行政合同引起争议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合同虽然与民事合同不同, 但作为“以行政主体为一方当事人的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律关系的合意”, 适用调解是顺理成章。 (3) 对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指导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指导即行政主体在其职权管辖范围之内, 对于特定的人, 运用非强制性手段, 获得相对人的的同意或协助, 指导行政相对人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的行为。其非强制性、建议性的特点, 使得调解适用成为可能。

赔偿案件适用调解, 因《行政诉讼法》已作出明确规定, 本文不再赘述。

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十分广泛, 并不限于上述几种情形。但从中可以归纳出行政诉讼适用范围基本局限在行政主体具有一定处分权的事项上。尤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新类型的案件不断出现, 在法律尚未规定, 以政策调整为主的领域, 适用调解不啻为解决纠纷的较好途径。

3、行政诉讼调解的裁决形式。

目前一般主张, 行政诉讼调解应当制作调解笔录, 可参照民事调解的做法, 当事人就诉讼事项达成协议应当制作调解协议, 法院在确认调解协议内容的基础上应当制作调解书, 内容包括:诉讼当事人、案件性质、审判组织形式、诉辩请求理由、案件事实、调解概括经过、协议内容、诉讼费用负担、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日期、签章;送达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但是, 正是由于行政诉讼调解的制约因素, 尤其是行政诉讼调解本身的特殊性以及行政执法的观念这种软环境的约束, 采用制作调解书的裁决形式, 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以原告申请撤诉, 法院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 依然是一种契合现实的做法。当然, 当事人的达成的调解内容, 在法院的卷宗中应当有所反映, 并在立法上付与一定的效力。

四、结论

“法律是法官在证明其判决正当性时所运用的判例、规则、原则和政策的集合, 实际上就是法官在判决制作过程中所考虑的各种实践性资料”。行政诉讼调解是法的实践性的反映。实践的内容包罗万象, 极其丰富。因而, 对行政诉讼调解在理论上的探讨和在制度上的设计, 都有捉襟见肘之感, 无法全部囊括其中细节。这种现象不仅对行政诉讼调解来说存在, 对民事诉讼调解、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和其他各种调解都存在。《民事诉讼法》有关调解的规定仅7个条文, 而对具体如何调解可以说是语焉不详。将来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估计也不会规定得很详细。但是, 行政诉讼调解要求尽可能厘清其中问题, 否则产生不良结果, 对本来就根基不实的行政诉讼带来负面冲击。因此, 理论上的探讨还有待继续深化, 实践中的经验还有待不断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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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胡建淼《行政法学》,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第412页。

行政诉讼论文 篇8

[关键词]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诉讼;立法建议

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普遍性行政规范的行为,是行政机关以不特定的人或事为对象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包含两个方面:从动态方面看,抽象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的人和事,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的行为;从静态方面看,抽象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的人和事,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一、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的现状

(一)行政监督机制。也称为自我监督机制。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上级行政机关享有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权。国务院有权改变或撤销不适当的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的规章、命令、指示和决定;地方各级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部门和下级政府的不适当的规章、决定和命令。这种机制主要体现在行政机关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监督的方式可分为二种:一种是备案审查。即下级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要经过上级行政机关的备案审查。另一种是定期或不定期的清理。上级行政机关有权改变或撤销下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违反上位法的规范性文件。

(二)宪法监督机制。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法规、规章、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但这种机制的可操作性不强,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原因如下:人大是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人大常委会是为保障人大日常运转的常设机关,在人大闭会期间行驶大部分的人大职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宪性审查是一种司法审查,按照权力分工的宪政理论,这种审查应是司法机关的职能,所以由权力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很难达到监督效果。

(三)司法的有限监督机制。目前我国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适用分为以下几种:

1.对行政法规的适用:《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为依据。据此,作为抽象行为的行政法规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同时《立法法》第90条和第91条规定,法院如果认为行政法规违反宪法或者违反法律,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意见或者建议。可见,“依据”是指法院对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和合法性有提出疑问的权力,但无直接审查的权力。

2.对规章的适用。《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参照”指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规章,法院要参照审理。对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的规章,法院可以灵活处理。

3.对地方政府规章与部门规章不一致时的适用。《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法院认为地方政府规章与国务院部委规章之间不一致的,国务院部委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报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者裁决。即: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遇到两个规章之间不一致,有权提出是否合法的疑问,但不能对它们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只能报请最高院由其报请国务院进行解释或裁决。这一制度实际上将司法监督回归为行政监督。

4.对规章以外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法律未明确规定但可依据《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可以认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国务院行政法规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无权进行审查;对规章以外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有权进行审查,若合法则适用,违法则法院不予以适用。

二、外国对抽象行政行为诉讼制度的有关规定

从外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在行政诉讼制度比较完善的一些西方国家,通常只把行政立法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从“有权利就有救济”的行政法原则出发,大多数国家将其纳入诉讼范围之中。

美国从三权分立的根本原则出发,行政机关的一切行为都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内,而且把法院对立法是否违宪的审查原则和制度运用到了对行政或执行机关的立法审查活动中。其法律规定行政规章的效力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即制定规章的行为不得越权和行为合理性。同时美国法律也规定了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排除情况,一是法律规定不予司法审查的行为。二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

在英国,对于一切行政行为只要其超越了法律规定的权限,法院就可以行使审查权。法官在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除不能否定议会法,只能通过解释议会法去控制行政权外,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有关公平正义的观念,对议会授权法进行广泛的解释,甚至可以挖掘出比立法意图更深更广泛的立法意图。

在德国,抽象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并未排除在行政受案范围之外,只规定公民对于行政机关的违宪行为或行政机关的私法行为以及涉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宗教利益等方面的行为,不得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德国法律的规定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有两种形式,一是宪法法院,称为直接审查;二是行政法院,也称间接审查。

在法国,行政诉讼范围由判例而不是成文法来确定,根据有关判例,一般有私法行为、立法行为、国家行为、政治行为,例如解散议会,提出法律案等;司法审判保留事项,例如政运输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而未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相反,法国的最高法院对撤销总统和部长会议命令的诉讼,以及撤销部门制定的行政条例的诉讼享有初审管辖权。

由此可见,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之内,是国外较为普遍的立法现状,也是行政诉讼法的发展趋势。

三、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必要性

(一)由权力的本质所决定

从本质上说,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它一直要扩张到有界限或遇到阻力的地方才会停止。因此必须要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对私权利造成的损害。有学者认为,防止公权力滥用要用法治手段来制约权力,并体现在“立法明示、司法校正、宪法审查”三个层面。后两个层面即说明了用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监督,而这种监督不应该有是否是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分,而是将所有行政行为都纳入司法监督的框架下,除非法律有特别的规定。用权力监督权力是最好的监督方式,权力制衡也是实现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

(二)保障公民权利的需求

国家权力有国家强制力进行保障,而公民权利虽然有一定的权利,但并没有强制力保障,并容易被架空受到损害。因此要对国家权力的运行进行一定的限制,而司法救济是和平时期对权利进行救济的最后一道保障。当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等文件超越立法目的和法治精神应宣布为无效,这种无效的行为被宣布之前应接受司法校正和宪法审查,这些由司法机关来行使。

(三)经济角度的考虑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政治领域也是市场领域的一部分。既然是市场,权力自然也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如果针对行政机关依据同一个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多个具体行政行为而引发的多次诉讼,就是一种不经济行为,是一种对国家权力资源的浪费。

(四)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组成部分

“法治的实体价值,就在于在一种社会组织结构中,通过法律的形式,以保障人的自由或人权为根本依归,确定权力的合理定位,自由的合理界限和范围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合理关系”。由于立法排除了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和诉讼监督,其他监督机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问题日趋严重。这些行为破坏了我国法制、政令的统一,干扰了执法,为扭转这种现状,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就必须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

四、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的可能性

(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实践已奠基了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基础

我国行政复议已明确规定: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应纳入行政复议范围这为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社会生活中,相对人通过行政诉讼质疑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案例已不罕见。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必须通过一种经常性的、公正的程序进行审查,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实践中已经成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实际的审查,只不过有实无名罢了。

(二)我国法院方面已具备了拓展受案范围的能力

1989年至今我国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法制建设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法院也积累了十几年的审判经验为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打下了一定基础。

(三)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并不与我国宪政体制相矛盾

掌握不同性质国家权利的国家机关在行驶职权时,相互监督、相互制约,这是现代社会中所有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所普遍奉行并坚持的一贯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虽然立法机关居于主导地位,但赋予法院以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权力以保障行政机关更好地服从并贯彻立法机关的意志,并对行政机关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的情况进行监督及纠正,完全符合民主政治制度的内涵。

(四)西方国家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从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在行政诉讼制度比较完善的一些西方国家,通常只把行政立法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而对于其他抽象行政行为从“有权利就有救济”的行政法原则出发,大多数国家将其纳入诉讼范围之中。

五、对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几点立法建议

(一)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将行政机关制定发布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纳入受案范围,同时废除行政诉讼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中的“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条款,将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一条、十七条、二十七条、三十二条、四十一条、五十四条等条款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

(二)扩大原告主体范围。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应来自两部分,一是受抽象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抽象行政行为具有普遍约束力,故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原告不应是单个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是他们一定数量的联合。二是人民检察院,当抽象行政行为可能或已经发生错误,而被侵害的公民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有无人起诉的,为了及时纠正行政机关的错误,挽回当事人的损失,可由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诉。

(三)诉讼管辖。对不服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管辖,应按照上级法院管辖下级行政机关做出的抽象行政行为的案件的原则确定,既不服县以下的行政机关做出的抽象行政行为所提起的诉讼,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不服县以上(含县级)行政机关做出的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由做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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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论文 篇9

行政诉讼应诉工作规则

第一条为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具体情况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行政复议应诉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部门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本机关进行答辩的活动。行政诉讼应诉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本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其体行政行为不当或对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机关进行答辩的活动。

第三条行政复议应诉工作由本局行政处罚审议小组负责，日常工作由局法制宣传科承办。行政诉讼应诉由本机关法人代表负责或书面委托代理人代理。

第四条本局在收到上级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向上级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提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证据，并提出书面答辩。

第五条本局在收到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状副本及《行政诉讼案件应诉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所有材料、证据，提出书面答辩状，并出庭参加诉讼。

第六条根据行政复议决定，分别采取以下措施：

1、上级机关或本级政府决定维持的，依法按原处罚决定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上级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变更、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本局行政处罚审议小组应另行指定办案人员，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予以办理。

第七条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分别采取以下方式：

1、判决维持的，依法按原决定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的、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在规定的时限内重新作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3、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或裁定不服，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对二审的终审判决、裁定必须执行。

第八条对行政诉讼的案件。本局法定代表人应直接参加诉讼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

第九条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行政诉讼判决书 篇10

（2002）慈行初字第40号

原告慈吉中学，住所慈溪市浒山街道新城大道南段。

法定代表人徐娣珍，慈吉教育集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施可群，浙江慈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慈溪市卫生局，住所慈溪市浒山街道南二环东路1411号。

法定代表人俞白桦，局长。

委托代理人郑国军，浙江上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沈际伟，浙江凡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慈吉中学不服被告慈溪市卫生局2002年10月21日慈卫食罚字（2002）年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02年11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慈吉中学的法定代表人徐娣珍及其委托代理人施可群，被告慈溪市卫生局的委托代理人郑国军、沈际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2年10月21日，被告慈溪市卫生局以原告慈吉中学食堂在2002年7月15日中餐供应了受沙门氏菌污染的白斩鸡，造成41人食物中毒为由，作出慈卫食罚字（2002）年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慈吉中学处以罚款10 000元。

原告慈吉中学诉称，由浙江省六厅委主办，原告承办的“慈吉杯”浙江省青少年航天航空模型锦标赛在原告校园举行。2002年7月15日，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代表队陆续抵达。当日中午、晚上在原告食堂就餐的运动员分别超过500人和700人，另外还有300多位教职员工和锦标赛组委会及后勤人员等。由于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当日，本市气温达到了历年来的最高点，炎热致人中暑、腹泻等情况也常有出现，加之饮食不当，参加该次锦标赛的东阳、义乌二支代表队中共计28人于次日凌晨，不同程度地出现腹泻症状。这些人即至慈溪市人民医院就诊，但由于医院就诊病人甚多，导致部分人难以得到及时治疗，故前述二支代表队中有教师向“110”报警，以致警方介入并进行了必要的调查。经警方查明，腹泻病人绝大部分就餐于原告食堂，除了食用原告食堂供应的鸡肉等菜外，还于晚餐后，食用了桃、瓜、冷饮和乡巴佬鸡腿等零食。但该次因多种因素造成特定对象的腹泻，却被被告定性为“41人食物中毒”事件，并于2002年7月16日专报省政府。后在未确诊致病原因的情况下，于2002年10月21日对原告作出罚款10 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认为，被告在证据尚未取得的情况下即在上报的信息中将该起事件定性为“食物中毒”事件，以后又未将食物检验结果告知原告，剥夺了原告申请复检的权利，这既违反了法定程序，又属事实依据不足，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慈卫食罚字（2002）年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下列证据：

1、慈溪市公安局民警对蔡俊琳、厉粲、厉雪林、朱国文、王峰、王冠、朱跃望、翁望江、王登第、李

通、王鲜艳、包健彪、朱浩、张庆丰、许炎杰等人的询问笔录，证明腹泻人员发病前的饮食情况。

2、2002慈吉杯浙江省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名单，证明参加锦标赛的人数。

3、关于慈吉杯航空航模锦标赛中部分师生腹泻事件的情况汇报，证明部分腹泻人员饮食复杂，原告要

求被告对该起事件慎重处理。

4、关于要求对慈吉杯航模锦标赛中部分师生腹泻事件进一步调查的报告，证明原告向被告反映腹泻人

员的致病原因有多种，要求被告进行必要的调查分析。

5、慈吉杯浙江省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秩序册，证明参赛队员、举办单位及后勤情况。

6、对龚狄伟、陈寿甫的调查笔录，证明原告食堂2002年7月15日中餐供应鸡肉的数量在600份以上，及当天中午原告食堂工作人员对供应的食物留样，被告的工作人员于次日对原告留样食物进行采样的经过。

7、慈溪市人民医院门诊处方复印件共10页，26份，证明腹泻人员均没有使用退热药物；就诊用药的人数没有被告所认定的那么多。

8、慈卫食罚字（2002）年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处罚的事实。

被告慈溪市卫生局辩称，2002年7月16日凌晨，被告接到慈溪市人民医院关于慈吉中学发生疑似食物

中毒报告后，即指派工作人员到慈溪市人民医院对有关病人开展个案调查，随后对原告食堂进行卫生学调

查，并采集原告食堂中、晚餐留样食品8份送实验室检验。调查表明，2002年7月16日0时30分至同

日15时30分止，参加原告承办的慈吉杯浙江省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的600余人中，共有41人发

病。该41人均于2002年7月15日12时至14时在原告食堂进餐，都食用了原告食堂供应的白斩鸡。病

人的症状以腹痛、腹泻为主，部分伴有恶心、呕吐、发热，具有细菌性食物中毒的特征。而原告食堂2002

年7月15日中餐供应的白斩鸡，在上午10时30分左右由厨师斩好后，长时间放在无任何降温设备的售

菜间内，且斩鸡块的刀具、砧板生熟未分，易使细菌繁殖，又存在着严重的交叉污染。实验室检验结果在原告留样的白斩鸡中检出沙门氏菌。根据调查分析及实验室检验结果，被告按照《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

术处理总则》第4.1.5条要求，请宁波市卫生监督所三名食品卫生副主任医师组成专家组，对该起腹泻事

件进行评定。专家组认定，该起腹泻事件系食用原告于2002年7月15日12时至14时供应的，受沙门氏

菌污染的白斩鸡而引起的食物中毒。在此基础上，被告对原告的食物中毒事件进行立案查处，于2002年

10月9日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原告查明的事实、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拟给予的处罚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并对原告的申辩作出书面答复。然后于2002年10月21日作出了慈卫食罚字（2002）年

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认为，被告依据《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向上级机关报告原告单位发生

食物中毒事故是其业务行为；对食物中毒事故进行的调查取证、采样检验等符合《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

术处理总则》、《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依据《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微生

物检验结果不做复检并不违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庭提供了下列证据：

1、个案调查表41份，证实该41名病人所表现的症状符合食物中毒的病理学理论。

2、对朱志刚、方文伟、陶夏东的询问笔录，证实2002年7月15日，义乌市城西镇东河初中、义乌市

柳青初中、温岭市新河镇中学三个代表队因没有在原告食堂食用中餐而没有发病的事实。

3、对王峰的询问笔录，证实王峰、朱跃望、翁望江三人在原告食堂食用中餐未食用晚餐仍然发病的事

实。

4、对陈寿甫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食堂人员违反卫生操作的规程，刀具、砧板生熟未分。

5、慈溪市卫生防疫站（慈卫防）检字第200201207号检验报告书及采样记录、检验报告单，证明被告

采样程序合法，通过实验室检验，在原告留样的白斩鸡中检出了沙门氏菌的事实。

6、慈溪市卫生局慈卫发（2002）60号、61号文件，慈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慈疾函（2002）01号文

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计量认证合格证，吴建根、岑迪、陆书君的任职资格证书，证明被

告主体及其内部检验人员主体适格。

7、发病曲线图，证明病人发病的情况符合食物中毒的特征。

8、关于慈溪市慈吉中学发生一起沙门氏菌食物中毒鉴定意见书，证明食品卫生专家认为，该起食物中

毒是食用了原告2002年7月15日中餐供应的白斩鸡所致的沙门氏菌食物中毒。

9、周乃根、蔡海珊、邱维丰的任职资格证书，证明上述三位食品卫生专家具有食物中毒鉴定的资格。

10、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GB14938-94），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食品卫生行政

处罚办法，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沙门氏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原则

（WS/13-1996），证明被告诊断、取证、处罚等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

11、案件受理记录，证明被告得知慈溪市人民医院有人食物中毒，即依法进行处理的事实。

12、立案报告，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合议记录，卫生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申辩书与

回复各一份，证明被告作出的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合法。

13、慈卫食罚字（2002）年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

法庭审查时，原告慈吉中学的委托代理人对被告慈溪市卫生局所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意见：证据1个案调查表中有些涂改、修改的地方，未经被调查人的按指印或签字认可；编号为12、19、22、30、31的个案调查表被调查人没有签字；还有编号为1、2、3、7、9、13、16、17、18、19、21、22、26、29、30、31、32、36、34、39等20份个案调查表表明被告的同一工作人员在同一时间对不同的腹

泻人员进行调查，说明被告在调查取证的程序上是违法的；按照规章的规定，个案调查表应当反映腹泻病

人在48小时以前特殊情况下应当是提前至72小时的进食情况，除了个别有所反映外，基本上没有反映；

个案调查表明确载明临床诊断是食物中毒，但没有提供客观诊断依据；记载的用药情况比如输液等也没有

提供有关用药凭据及其他证据。所以，以上个案调查表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不符合被告的主管部门卫生部等相关部门对被告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所作的规范，不能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

证据2的三份调查笔录不具有代表性，原告食堂进餐的有700多人，而被告仅调查了三人，不足以证明进餐与腹泻之间的因果关系。

证据3有修改的地方没有按规定经被调查人的按指印或签字认可。王峰的晚餐不在慈吉中学吃，应反映晚餐的情况，抽象地推定中餐与腹泻之间的关系，而否认晚餐与腹泻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证据4不能推定原告食堂的鸡肉都是在生熟未分的情况下进行斩块的。

证据5从程序上违反了5日内出具的规定；检验报告书没有反映检验的整个过程或环节；采样操作违反了《浙江省食品卫生采样检验工作规程》的要求，存在交叉污染的可能，因此该检验报告是无效的。证据7并不是食物中毒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证据8没有加盖鉴定部门的印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的要求，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有效证据。证据9周乃根等三人供职于什么单位，他们的资格证书现在是否有效均无证据证明。

证据11是被告方的主观判断，并不能代表客观事实。

证据12是被告方的主观评价，缺乏必要的客观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13由于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依据的事实，即中餐供应了受沙门氏菌污染的白斩鸡这一事实，被告未提供证据，因此该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是不清楚的，据此所作出的罚款也是不恰当的。对证据6、10没有意见。

针对原告方的质证意见，被告方提出如下反驳意见：

证据1个案调查表中记载的只是调查开始的时间，没有写明结束的时间，不能据此认定被告在调查取证的程序上是违法的；个案调查表系原始证据，无须其他证据印证。

证据5的检验报告单是2002年7月21日出具的，而该天是星期天，故2002年7月22日出具检验报告书并不违法；法律没有规定检验报告书中必须反映检验的环节和过程，因此不必罗列；对原告食品采取的是留置采样，不同于随机采样，如有交叉污染，不可能只污染白斩鸡。

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意见：

证据1的调查笔录是由公安机关制作的，不是食物中毒的法定调查机关，且这些调查笔录不是为了解食物中毒过程制作的，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证据3纯粹是业务性的向上面报告的材料，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时没有引用该材料，因此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证据4是原告向被告所作的请求，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已考虑了原告的要求。

证据6的证人是原告单位的食堂职工，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采信；其所反映的食用白斩鸡人数及采样过程、时间不能否定2002年7月15日12时至14时，在原告食堂食用白斩鸡的41人发生食物中毒的事实。

证据7的26张处方不能证明就医人数为26个；病人没有用退热药品并不表明没有发热。

对证据2、5、8没有异议。

针对被告方的质证意见，原告方提出如下反驳意见：

证据1公安机关介入该起事件的前提是合法的（有人报警），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卫生事件中公安机关没有资格取证。证据6法律没有规定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证。证据7被告没有提供反证材料来证明真正发病的人数。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所认定的事实无直接关系；证据3、4是原告向市领导和被告反映情况的报告，与本案无直接关系；证据7只能证明这些人使用过治疗腹泻的药物，但不能证明腹泻的原因及确切人数，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5能证明参加浙江省青少年航天航空模型锦标赛的人员情况；证据6能证明原告食堂2002年7月15日中餐供应白斩鸡的数量及被告对原告留样食物采样情况，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证据6中龚狄伟所作的刀具、砧板生熟分开的证言本院不予确认。

被告提供的证据2只调查了3个人，不具代表性，该证据与证据3不足以证明在原告食堂食用中餐与腹泻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据7只能证明发病时间与病人在原告食堂进食中餐时间的关系，但不足以证明病人的腹泻确系在原告食堂进食中餐食物引起；证据8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时未引用，不能证明被告在作出处罚前，三名食品卫生副主任医师对该起腹泻事件进行过评定；证据9与本案无关，上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证据4证明原告食堂人员违反卫生操作规程，刀具、砧板生熟未分的事实；证据6证明被告主体合法；证据11证明被告接到慈溪市人民医院有人食物中毒的报告，即进行处理的事实；证据12可以证明被告对腹泻事件立案处理的过程；证据13（即原告提供证据8）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的事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中的编号为12、19、22、30、31的个案调查表未经被调查人签字，其余个案调查表在调查时间的填写等方面存在瑕疵，只能证明被告对腹泻病人进行调查及病人所具有的症状，但该证据因缺乏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证明腹泻病人症状发生的真正原因。证据5中的采样记录与原告提供的证据6相印证，可以证明被告对原告留样食物采样的方式，本院予以确认；而检验报告书虽未经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负责人签发并加盖公章，但其所附的对白斩鸡等样品的检验报告单，可以证明被告对从原告处提取的食品进行检验，并在白斩鸡中检出沙门氏菌的事实。但检验报告单尚不足以证明腹泻病人所食用白斩鸡中是否含有沙门氏菌。

根据上述据以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2002年7月16日凌晨，被告接到慈溪市人民医院关于慈吉中学发生疑似食物中毒报告后，即指派工作人员到慈溪市人民医院对病人进行调查，并从原告食堂采集2002年7月15 日中、晚餐留样食品8份送实验室检验，但未采集病人的呕吐物、大便或血液，也未对同食人员的发病情况进行调查。经调查，参加原告承办的慈吉杯浙江省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的有600余人；在慈溪市人民医院就诊的41名参赛人员均有腹泻、腹痛症状，部分病人还有呕吐和轻度发

热现象；这41人均于2002年7月15日中午在原告食堂进餐，都食用了原告食堂供应的白斩鸡；部分病人还于晚餐后食用过桃子、西瓜、冷饮等零食；而原告食堂又存在切菜的刀具、砧板生熟未分现象。实验室对送检的食品进行了检验，在白斩鸡中检出沙门氏菌。但未将检验结果告知原告。2002年7月22日，被告决定对原告的该起腹泻事件进行立案查处。根据上述调查、检验，在流行病学资料不全的情况下，认定原告在2002年7月15日供应了受沙门氏菌污染的白斩鸡，造成41人食物中毒。于2002年10月9日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拟给予罚款10 000元的处罚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2002年10月13日，原告以被告查明的事实缺乏依据为由，向被告申辩。2002年10月20 日，被告对原告的申辩作出书面答复。然后于2002年10月21日作出了慈卫食罚字（2002）年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院认为，被告在接到慈溪市人民医院关于慈吉中学发生疑似食物中毒报告后，按照《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向本市人民政府和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紧急报告并不违法。被告在2002年7月21日出具检验报告单，未超过《食品卫生监督程序》规定的时间，之后虽未将检验结果告知原告，但原告也未主动向被告查询。而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未按照《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沙门氏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原则》和《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的要求，收集同餐人员发病情况等证据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也未采集腹泻病人的呕吐物、血、便等进行检验。在未确认病人腹泻的真正原因和污染食品的情况下，仅凭病人有类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和留样食物中检出沙门氏菌来推断病人的病因，从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被告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了《关于慈溪市慈吉中学发生一起沙门氏菌食物中毒鉴定意见书》，但被告在作出处罚时未引用该证据，故对被告所主张的，其在作出行政处罚前按照《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第4.1.5条要求，请宁波市卫生监督所三名食品卫生副主任医师组成专家组，对该起腹泻事件进行过评定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慈溪市卫生局2002年10月21日慈卫食罚字（2002）年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本案诉讼费80元，由被告慈溪市卫生局承担，交纳本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