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

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共12篇）

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 篇1

在民事审判工作中, 证人证言是一种运用的比较广泛重要的证据, 但是受现行证人制度束缚和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 证人不出庭作证或作伪证等现象时时处处发生, 严重地制约着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效力的提高和对案件的公正审判, 尽管人民法院出台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实行了当事人的当庭当庭举证、当庭指证、当庭认证的审判方式改革, 但出于没有从根本上改革证人制度中存在的弊端, 证人出庭率低, 证人作伪证等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因此, 建立一套与当时民事审判方式相适应的现代证人作证制度, 是人民法院追求公正与效率这一世纪主题的有效措施。

1 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及原因

当前司法实践中, 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主要存在证人出庭率低和证人作伪证两个方面的现象, 自1991年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 民事一审案件的证人出庭率不足10%, 提供书面证言的尽管占了绝大多数, 但经法庭质证被采纳的微乎其微。其原因主要是:

(1) 权利义务失衡是证人拒绝作证的最重要原因

权利和义务一致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 证人履行作证义务应当与其作证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从法理上分析这是一条义务性规范, 但不履行该义务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该法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 在实践中, 举证人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 法院依申请通知了证人出庭作证, 但证人拒不出庭或者以种种理由拒绝作证, 法院竟束手无策。即使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的安全保障、证人的经济补偿又来自哪里?当前的法律法规除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单的做了一点规定外, 其他法律法规均未做出相应的详细规定, 因此一个只尽义务却难以享受权利的公民是不可能积极出庭作证的。

从心理学上讲, 证人拒证是证人各种消极心理的外在表现, 在证人作证中, 心理因素是影响证人作证态度和效果的内在因素, 有的因害怕受到威胁或报复而产生畏惧感, 有的因被金钱收买或被其他利益所诱惑而产生贪利人们以和为贵、息事宁人、明哲保身。而当今社会环境又是一个高度熟人化的社会, 在社会交往中, 人际关系、人情关系形成巨大的关系网, 所以传统的社会和当今的社会环境深深影响着证人的出庭作证。

2 建立现代证人做证制度的对策

针对当前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 我国必须改革与现代审判方式不相适应的证人制度, 全面提高证人作证的积极性和作证能力, 建立一套科学、完整、规范和公正的现代证人制度, 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急需解决的问题。

2.1 立法机关立法上的完善

2.1.1 立法机关要通过立法确定证人出庭认证制度, 要准确合理、科学地认定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

2.1.2 规定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制裁条款;

2.1.3 制定有关证人的人身、财产的保护条款。

2.2 司法制度上的完善

2.2.1 关于证人作证补偿

出庭作证虽然是证人法定义务, 但却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证人私自承担因为出庭所造成的误工损失及交通、食宿费用。由于出庭作证有一定风险, 同时也会给证人带来经济损失, 国家只有给予证人必要的经济补偿, 才能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另外, 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权利已为各国的立法确认, 我国《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中规定“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在人民法院规定日期出庭时的交通费, 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 应当由当事人缴纳”。同时还规定了其他诉讼费用的负担, 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但在司法实践中, 这项制度形同虚设, 既忽略了让当事人缴纳这项费用, 又忽略了给证人的损失赔偿。所以应当完善证人出庭的补偿制度。

2.2.2 关于伪证的惩罚

证人出庭作证后, 如果因某种态度和理由作伪证怎么办。现行《民诉法》规定“伪造、毁灭主要证据, 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可根据情况轻重予以罚款、拘留,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怎样追究刑事责任, 何罪何名无法确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对拒绝出庭作证的处罚标准予以罚款、拘留;

第二, 追究刑事责任, 应将现行刑法第305条的伪证罪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民事诉讼中, 即不管在哪一诉讼中, 出现了证人作伪证、假证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律追究其伪证罪的刑事责任;

第三, 追究民事赔偿责任。证人的伪证在特殊案件中被人民法院采纳, 使人民法院作出了错误判决, 经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后, 证人应给予相关当事人适当民事赔偿, 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 应承担民事责任”。但这里的证人赔偿是有限制的, 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 证人作伪证出于故意;

(2) 法院依据其证言作出了错误判决;

(3) 法院的错误判决给当事人造成人身、财产方面的损失;

(4) 法院的错误判决与伪证之间有因果关系, 即同时具备民事侵权的四个构成要件, 就可适用追究作伪证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3 社会舆论的引导

法的遵守, 需要全体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 为了彻底改变证人出庭率偏低和证人作伪证的现状, 必须标本兼治。首先通过各种普法教育培养公民的作证意识, 从根本上改变旧观念、旧作法, 让公民敢于作证, 愿意作证, 如实作证。其次, 社会舆论应该对侵害证人权利的不法行为进行谴责, 倡导依法作证的道德风范, 维护证人的合法权利。再次, 全社会形成一种保护证人、保护支持证人作证的良好氛围, 建立其广泛而严密的证人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证人出庭作证, 不仅需要公安、司法机关的强制力作后盾, 需要证人所在单位大力支持证人依法作证, 更需要广大律师积极为证人提供法律帮助, 需要社会团体为证人提供义务服务。

(上接89页) 出户就可以获得行政审批项目业

摘要：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及原因提出应建立现代证人做证制度。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人,现状,原因,对策

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 篇2

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证人制度是诉讼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关于诉讼过程中证人资格.证人作证的形式程序、证人证言的采信标准以及证人的权利义务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中美两国的司法制度模式分数两大不同的法系，因此他们的证人制度必然会有一些不同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只要知道案件情况，不论其性别、职业、社会地位、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政治态度、健康状况如何，都可充当证人。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但是，法律并未规定证人在无合理原因拒不出庭作证的情形下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因此，在这种出庭作证义务如不履行也不会遭到不利后果的情形下，实际上等同于证人既可以出庭作证，也可以不出庭作证，是否出庭作证的主动权为证人本人所掌握。美国法律规定，几乎任何人都有作证资格，包括当事人、鉴定人，甚至精神病患者、少年儿童和已定罪的罪犯，只要有足够辨别事物的理智，都可作证。美国对证人不能出庭作证的规定甚严，只有在证人死亡、生理上或精神上无能力时，才允许提供书面证言。但提供已记录的证言需满足下列条件：必须是经宣誓作出或经正式确认的；在前一程序中已通过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与前一审判决程序涉及的争论点实质相同；该特殊证人不能出庭提供证言。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3条第4款规定，证人没有充分理由拒绝作证，将会因藐视法庭被处罚款1000美元。“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并非是从强迫证人出庭作证的角度来规定的，而是从保障有关证人证言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适格性这一角度来规定的。因为，《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第（5）项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对于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我国目前还不能像美国那样将这种行为视为藐视法庭或者妨碍司法活动来加以处罚，而只是作出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一方当事人不利的判定。美国法律对证人安全做到了充分的保障，美国证人保护的手段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主要包括：诉讼中的身份保密，安置住所和变更身份，身体安全保护，证人服务（主要是将被害人与儿童作为易受伤害的证人，为其提供适当的帮助），特殊方式作证（如蒙面、变声、视讯传透或其他适当隔离措施）等。另外，美国法律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到位，在美国，证人费用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在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的费用多由双方当事人承担。如美国民事诉讼中证人的补偿费一般由败诉方补偿给胜诉方，具体范围由法庭评定。

在美国庭审中，最重要的是证人的交叉询问，证人应由当事人自行发问，力图通过对证人的轮流询问，从而达到发现事实真相的目的。庭审中是按照主询问、交叉询问、再询问、的模式。反询问中可以进行诱导性询问，但主询问中不可以进行诱导性询问。交叉询问充分体现了美国诉讼的民主理念，即在诉讼中尽可能实现当事人双方攻击和防御的平等、诉讼武器的平等。交叉询问制度的魅力还体现在其公开性和当事人的主体性上。在我国庭审中，《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让证人进行对质。”可见，我国并没有交叉询问制度，而大多数情况是由法官对证人发问。

美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较为完备和发达，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对改进和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一、确立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保证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在美国，许多证人出庭作证并非出于主观自愿，换言之，美国是以惩戒来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偏低的首要原因是因为立法上对证人义务与制裁的规定缺失，因此，现行立法应该借鉴域外的立法经验，明确规定证人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出庭作证所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立法上应该明确赋予证人经济补偿权利，并且规定由谁来承担证人的补偿费用。出庭作证虽然是证人的法定义务，但却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证人私自承担因为出庭所造成的误工损失以及交通和食宿费用。由于出庭作证既有一定风险，也会给证人带来经济损失，国家只有给予证人必要的经济补偿，才能鼓励证人出庭作证，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美国已有专门的立法规定，我认为可以设立证人出庭专项补偿基金，纳入我国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并统一划拨，由法院统一掌管，实行专款专用。

三、完善证人的人身保护制度，解除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首先，证人及其近亲属人身安全的保障措施，对涉黑、涉恶案件的证人可采用戴面具、隐名的方式，对打击、报复、残害证人的行为应按所犯之罪从重处罚。从我国的国情考虑，应当从立法到司法环节上提供有效的保护。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理研究 篇3

［关键词］ 证人;出庭作证;可强迫性;比较考察;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9)03-0053-(05)

根据中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据统计,2000年北京市各级法院审理的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只有10％左右,约有90％的证人没有到庭作证。更有甚者,某县1992—1996年共审理了民事案件1 537件,其中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为1 396件2 380人,结果竟无一人到庭作证。［1］证人不出庭,一方面导致争讼事实真相无法查明,当事人的权益无法实现,另一方面也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因此,有必要探讨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的强制证人作证的制度。

一、证人作证的可强迫性法理

通常认为,证人是观察和体验到过去发生的案件事实并向法院作证的案外人。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将“证人作证的资格”(competency)与“证人作证的被迫性”(compellability)联系起来,认为凡是有作证资格的人,原则上都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凡是负有出庭作证义务的人,原则上都有作证的可强迫性。例如,英美学者认为:“当一个人具有作证的能力时,就负有被强制作证的义务,如果证人经法庭合法传唤而拒绝出庭作证,将被视为藐视法庭而理应受到刑罚制裁。”［2］大陆法系学者认为,“证人是指向法院自述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的诉讼第三人。服从我国裁判权的人一般都有作为证人的义务。当法院因某一案件向某人发出适法的传唤时,其具体的出庭义务、宣誓义务、自述义务便随之发生。若无正当理由而拒绝的话,便会受到制裁。”［3］

证人与讼争事实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那么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根据何在?笔者认为,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是合理的:

第一,协助司法解决纠纷是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社会契约论者认为,早期的人类社会一度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之中。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和不受限制的自然权力,甚至可以杀死他人和强占他人的财产,而不存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是非问题。但其结果,必然是整个社会的混乱不堪。正如卢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4］5于是,理智的人类选择了在他们之间达成一项社会契约,即每个人都同意把个人全部权力中的一部分转移给一个组织——国家,由国家统一管理社会事务。但条件是:每个人都必须放弃其根据本性为所欲为的权力;在发生争端时必须有一个公正的仲裁者;每个人都应当在不危及其人身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互相帮助和提供方便——这些被霍布斯宣称为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5］根据社会契约理论,在社会成员发生争端并求助于国家的司法解决时,其他社会成员给予协助、提供方便是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这种义务源自社会成员对一个有序运转的社会秩序的渴望和尊重。

第二,证人作证是法治社会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现代法治国家禁止私力救济,因此当发生争议时,应当向代表国家的法院请求解决。在司法审判中,如同每个公民都负有纳税的义务一样,向法院作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公法义务。而且,这一义务并不局限于一国公民,凡是服从一国裁判权的人都有为该国司法审判活动提供协助的义务。正如台湾学者陈朴生所指出的那样：“证人,系陈述其过去所观察之过去事实,具有不可替代性……故一般国民,均有作证之义务,其国籍、经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如何,并非所问。”［6］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既然代表了人民意志的法律为某类人设定了义务,他们就应当依法履行;如果他们拒绝履行,就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强制和制裁,否则正义就不复存在。正如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言：“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就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4］168因此,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证人作证的法律义务属性决定了证人出庭作证是可以强迫的,强制是保障法律实施的必要手段。

第三,证人作证是查明真相和解决纠纷的客观要求。法院解决争议活动的权威性和可信性,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发现事实真相和正当法律程序的基础之上的。诚如美国法学家贝勒斯所言：“法律程序的内在目的是查明真相与解决争执。”［7］证人是诉讼中重要的证据来源,这种证据来源还具有不同于其他证据的特性:证人证言的最终形成依赖于感知、记忆和表达等特定证人的个体生理功能,其提供证言的行为具有典型的“不可替代性”。如果证人拒绝作证,就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证据来源的流失,有时甚至直接导致具体案件的关键事实无法得以认定。而且,证人不出庭作证,也违反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因为这势必剥夺对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辩论、质证的权利,并使其对审判结果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因此,感知了案件事实的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证言,当其拒绝作证时可以强迫其出庭作证,这是证人作证可强迫性法理的事实根据和理论前提。

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比较法考察

(一)英美法系的理论与实践

英美法系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形成,与1603年发生的雷利夫勋爵叛国案有着密切关系。在该案中,英国著名政治家沃尔特•雷利夫勋爵被控叛国,主要证据是证人克巴姆的书面证词,雷利夫在审判中多次要求传唤证人出庭与他对质,但遭到了法官的拒绝,最后陪审团根据证人的书面证词判处雷利夫死刑。该案在英国法律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开始认识到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危险性,以至于有一位法官如此评价说：“英国的法律从来没有受到过像给沃尔特•雷利夫爵士定罪这样的轻视和损害,如果让他做一次公平的审判,他将宣布雷利夫无罪。”［8］此后,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在英美普通法上逐渐得以确立。

英美法上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证人经合法传唤而拒不出庭作证的,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根据英国1999年《民事诉讼规则》,如果证人违抗法院签发“证人传唤令状”(Witness Summons),法院可酌情作如下处理:(1)可以责令该证人承担因其拒绝接受询问而产生的一切诉讼费用;(2)可以藐视法庭罪判处监禁。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吉利斯(Peter Gillies)认为,作为普通法上的一个原则,任何一个有资格作证的人同时就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这种作证义务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也就是说,如果证人拒不出庭作证,他将被指控犯有藐视法庭罪而受到监禁。［9］以经济制裁和追究刑事责任作为保障机制,使得英美法国家证人出庭率出奇地高。

第二,证人在不出庭的情况下提供的证言,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这涉及英美法上享有盛名的“传闻排除法则”(Hearsay Rule)。所谓传闻,是指证人在法庭之外所作的、用来证明诉讼中待证事实真实性的陈述。传闻证据应当排除,这主要是因为无法对传闻进行有效的质证。英美证据理论认为,为了让证人提供最好的证言,证人应当按如下方式作证:(1)宣誓;(2)亲自出庭,使事实审理者能观察到证人的言行举止;(3)证人经受法庭上即时的交叉询问。“传闻之所以被排除,是因为它不能经历这三种方法的考验,难以确保其真实性。在这三者中,不能经受法庭上的交叉询问是排除传闻最重要的理由。”［10］

第三,证人不仅被强制出庭作证,而且被强制要求提供真实的证言。为了保障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英美法上设置了两种机制:一是证人在作证之前都被要求宣誓或者郑重陈述,此为预防机制;二是对作伪证的证人追究刑事责任,此为惩罚机制。例如,英国法规定,除儿童、小额诉讼案件等特殊情形外,其他案件中证人必须以宣誓或郑重陈述的方式作证;证人拒绝宣誓的,视同拒绝出庭作证。如果证人在宣誓或者郑重陈述后提供虚假证言,将以伪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加拿大刑法典》第120～121条规定:在司法程序中作证,明知其证据不实而故意导致审判错误、提供不实证据的,是伪证罪;对伪证罪处14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大陆法系的理论与实践

大陆法系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是在对中世纪“纠问式”诉讼模式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在中世纪,欧洲各国普遍采用“纠问制”的诉讼模式,法官一般直接根据调查官所作的书面笔录做出判决,而不再举行任何形式的法庭调查、辩论活动,这种做法称为书面审理主义或者间接审理主义。诚如德国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审判法院或者接受“卷宗移送”的有权部门,仅仅根据审判法官的卷宗便做出裁判。他们依据从未亲耳听到的证人证言,对被告人进行判决。被控告一方不正常的举止,紧张和愤怒的表情,证言陈述中不情愿的停顿,所有这些细微区别和难以描述的状况,在单调呆板的官方纪录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恢复旧的意志的言词审判,才能弥补这一缺憾。”［11］

从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论和立法来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在批判间接审理和书面审理主义的基础上,大陆法系确立了“直接、言词原则”。 所谓“直接原则”,是指法院的判决只能由直接参加法庭调查、听取法庭辩论的审判人员亲自做出——这强调的主要是审判主体对审判过程的亲历性。所谓“言词原则”,是指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法院的诉讼行为(特别是质证、辩论、证据调查行为)都必须以言词的方式进行。言词原则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不经言词辩论不得为判决;第二,只有通过言词辩论得以陈述和显示的内容,才属于判决的材料。［12］因此,由证人在法庭上就其感知的案件事实作口头陈述,是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审判活动中证人作证的基本方式。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与英美法上的“传闻排除法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从积极的方面要求证人当庭提供证言,后者从消极方面规定证人非当庭提供的证言不得采纳。

第二,证人出庭作证被视为是一项公法上的义务,违反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大陆法系有公法与私法之分,诉讼法属于公法,将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视为公民对国家司法负担的一项义务,是大陆法系的一般观念。”［13］证人违反了该项义务,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例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对于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如听取证言实为必要,应传唤其到庭,费用由其自负;对于不出庭作证的证人以及无合法理由拒绝作证的人,应科处100法郎以上10 000法郎以下的罚款;能证明自己在确定日期确不能到庭作证的,应免受处罚和缴纳传唤费用。《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0条规定,对于经合法传唤而拒不到场的证人:(1)法院可以不经申请而命令其负担因不到场而产生的费用;同时可对其处违警罚款,如果不缴纳罚款可以科处违警拘留;(2)如果证人经再次传唤不到场,即再次给予违警制裁,也可以命令拘传到庭。值得注意的是,两大法系对拒绝出庭作证的证人的制裁手段有所不同,大陆法系侧重于命令承担诉讼费用、罚款、拘留或拘传,而英美法系侧重于命令承担诉讼费用和追究刑事责任,后者的威慑力度相对来说更大。

第三,大陆法系国家也普遍要求证人作证前应当宣誓,且对作伪证者可追究刑事责任。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91条规定:“法院考虑证言的重要性,并且为了使证人做出真实的证言,认为有必要命证人宣誓时,在双方当事人都未舍弃宣誓的情形下,证人应该宣誓。”《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1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该法第207条第2款还规定:凡是不能提出正当理由而拒绝宣誓的人,均视为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对其可处以100至10 000法郎的民事罚款。另外,《法国刑法典》第434-17条规定:向任何法院或者任何执行另一法院之委托办案的司法警察宣誓后作伪证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在民事诉讼中进行假宣誓的,处3年监禁并科30万法郎罚金。在伪证追究刑事责任这方面,大陆法系于英美法系的做法是基本相同的。

三、中国证人作证制度的缺陷及其改革思路

(一)中国证人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中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6条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是指有下列情形:(1)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2)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3)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4)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5)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按照这些规定,除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因特殊困难经法院许可不出庭的人以外,其他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率不到10％,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里面既有诉讼文化的因素,也有制度不健全的因素。

1.证人对出庭作证的法律义务缺乏正确的认识

分析证人拒证的原因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但从证人拒证心理的角度更有利于揭示问题的本质。通过对民事经济审判中证人作证状况的调查,发现影响证人作证的因素按其重要程度依次是:(1)认为案件与自己无关,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对错、少说为佳的态度,不愿得罪任何一方当事人;(2)害怕当事人打击报复,认为作证会吃亏;(3)证人与当事人一方有利害关系,如同事、同学、朋友、亲属等,害怕出庭作证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4)证人被当事人贿买、威胁、利诱而作伪证,因此不敢接受法庭调查、质证;(5)证人被收买、利诱、威胁后知情而拒不作证;(6)出庭作证耽误时间,影响经济收入而拒绝作证;(7)证人不认为或不知道出庭作证是一项法定义务。［14］

上述调查表明,证人考虑是否出庭作证的过程,实际上是证人在内心对作证之利弊进行权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证人考虑的因素依其重要性可归纳排序如下:其一,证人最优先考虑的,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少管闲事”为特征的明哲保身的理念,实为实践中大多数证人不愿意作证、尤其不愿意出庭作证的真正原因。其二,证人次优考虑的,是自身的人身、财产、安全、利益是否会因作证而遭到伤害,这是一种自私心理的表现。其三,其他因素,如经济收入、各种社会关系利益的得失,也是证人考虑的重要因素。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人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依然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人们的法治观念、法治意识尚没有真正确立,说明法律制度亟须完善。

2.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证人出庭率不高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法律制度不完善。《民事诉讼法》第70条虽然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却没有任何保障性、强制性或者制裁性的配套规范,这就导致了证人不出庭虽然违反法律、但没有任何不利后果的奇怪现象。

浅析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篇4

(一) 证人豁免权

英国确立的是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此规则也是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这里的传闻证据是针对证人在审判之外进行的对作证事实的陈述, 主要有传闻陈述、书面陈述等内容。根据传闻证据的规则, 凡是证人在法庭之外的进行的证言以及笔录, 都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当然特殊证人是可以不用出庭作证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证人的豁免权问题, 不同国家的规定不同, 像美国:配偶、宗教、政治选举免证权, 还有有关商业秘密的免证权;德国与之类似:除了配偶、近亲属外, 还有律师、医生和神职人员等。

(二) 证人保护

同时各个国家对于证人保护问题也是十分注重的。针对证人保护, 主要是事前保护和事后保护。事前的保护, 是在证人出庭作证前进行的一些保护措施和乔装改变, 例如出庭作证时改变声音、容貌。事后的保护, 是证人出庭作证后, 怕受到犯罪嫌疑人的报复, 进行的事后的保护, 以及就其因出庭作者带来的损失给予一定经济补偿。主要是有关交通、误餐、住宿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向有专门设立的法院服务部门领取。此外证人还有陈述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 为了使证人在法庭上陈述事实, 就要确保证人所做的陈述不受法律的追究。

二、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以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发展而言, 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成为各类诉讼过程中的一大难题。证人出庭作证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 证人拒绝出庭, 书面证人泛滥

据有关证人有没有出庭作证的必要的相关数据显示, 一半的人认为如果书面证据真实可靠, 那就没必要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正是由于我们对书面证据的过分依赖, 才导致证人出庭率低。同时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由法院一方全权掌握, 从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可看出, 法院也是有倾向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态度的。

另外《刑事诉讼法》关于出庭作证的证人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例如法条中出现的“重大影响”“有异议”和“有必要”, 而司法解释又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 什么叫“重大影响”呢?程度如何才算是重大呢?在某种程度上给法院留下了过大的裁量权。法院可能对于这些证人以这些理由, 拒绝被告人一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二) 证人的保护措施缺失

就证人的保护问题, 修改后的刑诉法有所涉及, 但是是否起到作用, 还要实践检验。但就现实情况来看, 在刑事诉讼中甚少谈到证人的保护问题, 对证人保护措施还存在问题。例如刑事诉讼证人的保护问题, 交给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负责。法律并没有规定保证证人的具体措施与保障方式。同时也没有机关对此进行监督管理, 最后三个机关可能都不对证人进行保护。此外, 法律也没有规定对证人实施经济补偿的原则和方式, 对于证人是否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未作规定。

三、完善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鉴于我国证人出庭制度存在的各种问题, 对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一) 严格实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实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 也要给予一定的惩罚。对于法院来说, 要拒绝书面证人, 要严格的使用证据制度, 保障控辩双方申请证人的权利。改变现有的证据种类, 对于书面的证人证言, 我们要谨慎对待。

(二) 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以事前保护与事后保护相结合为原则, 以事前保护为基础, 事后保护为辅助, 两者相辅相成;同时对于证人的经济、精神补偿问题、保护措施与方式作出重新规定, 以此保证证人无后顾之忧。

(三) 完善相关法律, 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 健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对于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有着严厉的处罚, 但大众在思想上还是排斥的。因此要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就要加强公众的法律意识, 完善相关法律, 建立一系列配套的证人保护措施, 同时也要进行有力的监督管理, 不能让法律虚设。

综上所述,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中多了一些有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法条, 但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证人不出庭作证依旧是常态, 就连重大案件依旧如此。期望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 证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出庭难等问题得到解决以及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发展也逐步走向完善。

参考文献

[1]闫丰华.论新刑事诉讼法下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D].中国政法大学, 2013.

[2]史立梅.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及其评价[J].山东社会科学, 2013.

[3]段书娟.新诉讼视野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D].山东大学, 2013.

[4]张健.证人出庭作证率的困境与破解[J].教育教学论坛, 2015 (37) :141-142.

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篇5

申请人：XX，男，汉族，年

月

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住XXXXXXXXXX。请求事项：

请求法院依法传唤证人XXXX出庭作证。事实与理由：

贵院受理的XXXX诉XXXXXX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贵院业已立案受理。证人XXXXX系被告爷爷，了解此案件的详细情况，为查明案件事实，申请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申请XXXXX出庭作证，证明该案事实情况，请予以准许。

此致 XXX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月**日 证人基本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 篇6

[关键词]证人出庭；证据；司法；立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七种证据类型，其中证人证言在诉讼证据中因其生动、具体、形象而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诉讼中证人证言可以帮助司法人员发现和收集其他证据；可以用来鉴别其他证据的真伪；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甚至是主要事实的根据；可以揭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虚假陈述。然而目前我国证人出庭率却很低，绝大多数案件没有证人出庭，即使有的案件证人出庭了，也只是个别证人出庭，而且现实中以没看清、记不得等理由或因某种偏私或害怕而不知或不实陈述案件事实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以致证人之作证功能大打折扣，使得诉讼法所确立的对抗式诉讼活动基本上处于控辩双方唱对台戏的状态。证人作证难已成为影响某些案件的质量制约司法公正的瓶颈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新刑事诉讼法立足于我国现阶段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在已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合理地界定了证人出庭的范围。准确理解并正确适用新刑事诉讼法有关证人出庭范围的规定，有助于在确保证人出庭作证、提高庭审公正性的同时，兼顾司法成本和效率方面的要求。

一、目前我国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及其影响

一般而言，证人只有出席法庭审理才能将影响证人证言证明力的各种因素予以澄清，诉讼活动才能得以正常进行。在文明法治社会，公民作证是较自然、很平常的事情。美国76岁的霍华德太太坐轮椅前来为与已不相关的房屋租赁纠纷一案作证而自然死亡于美国底特律地方法庭上。这一事件从侧面反映了国外证人的社会责任感、个人诚实感及其较高的法律意识。然而在我们国家虽然人民法院在审判中推行以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和所有定案证据均经当庭质证、认证为主要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而且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诉讼法规中都明文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对国家承担的一项法律义务，但在司法实践中拒不出庭作证或做假证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分析

在美国，由于继续运用陪审员的审理方式，诉讼过程以证人证言为中心，证据几乎都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口头证言，这样证人出庭率自然比较高。而我国在现实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一直是困扰我国立法和司法的一个难症。证人出庭率低绝非单一的诉讼内或诉讼外的因素所致，它的现实生成源于一个结构复杂的原因体系。究其原因主要有这几方面：有立法司法上的缺陷、客观形势方面的因素、传统文化及其证人自身因素的作怪，也有缺乏证人保护制度和补偿机制等。

（一）立法上的原因

我国旧《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了证人证言的质证内容，第48条规定了证人资格，第49条规定了对证人的保障，第157条规定了证人可以向法庭出示证人证言笔录，最高人民法院《刑诉法解释》第141条对有关证人出庭作证也只是做了比较原则的规定；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这是一部比较系统地对证人制度做出具体规定的司法解释，它的实施对证人的资格、证人作证的程序、证人作证应以出庭作证为原则、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对证人的询问规则等做出了规定。但上述这些法规总共只有几个条文，而且每个条文的规定都非常原则、笼统，缺凡可操作性，对证人制度中作证的方式、相关程序、具体规则及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仍存在缺陷，也没有具体的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规定，更没有对证人进行保护的具体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不易掌握，运作时难免存在随意性。

（二）司法方面的原因

1.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问题

首先，由于长期以来，以职权主义为主的诉讼模式已经根深蒂固，司法工作人員还未完全从旧的庭审方式转变到新的庭审方式上来，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没有做好证人出庭作证的基础工作，认为证人以哪种方式提供证言并不重要，有的司法工作人员甚至担心证人出庭作证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变化使法庭难以控制。而且证人出庭比书面证言要麻烦，效率低，在司法资源如此紧张的今天，出于提高办案效率的考虑，司法人员更愿意使用书面证言；其次，由于个别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低下，形象欠佳，使证人对司法工作人员抱有成见，持不信任和不合作态度，从而从行动上制约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等。

2.司法观念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审判公正观念的缺失。在刑事诉讼中，目前大量案件甚至最严重死刑案件都靠书面证言定案，存在司法不公的严重危险，严重影响证人出庭。二是司法文明理念的缺失。司法文明理念注重人权保护。长期以来人们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法律的惩戒作用上，而对法律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注意不够，认为法律当然就是用来惩戒的。此外，证人出庭作证程序不规范，缺乏应有的法律严肃性等都是造成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

（三）证人自身认识方面的因素

1.传统文化中的“厌诉”、“耻诉”心态，使许多人都不愿在法庭上抛头露面，上法庭在人们心目中常常被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人们往往怕与“官司”有所牵连，不愿参与诉讼；2.以“仁义礼至”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和社会伦理道德要求人们以和为贵，息事宁人，进而在诉讼中拒绝作证，以求互不得罪，这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较为普遍的心理。

三、新刑诉法规定证人强制出庭的必要性

证人出庭作证是认真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司法原则的重要形式，是正确定罪量刑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证人证言作为直接证据，在揭露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分子，改变传统的庭审方式方面，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新刑诉法对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进行了规定：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这是我国首次在刑诉法中确立强制出庭作证制度。此外，立法还免除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强制到庭作证义务，同时明确了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并且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规定了多项保护措施，同时，对证人出庭还规定了相应的经济补偿。新刑诉法的这些规定均有利于调动证人积极性、排除证人后顾之忧，必将对提高关键证人的出庭率、查清犯罪事实、增强案件审理的透明度产生积极影响。

（一）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打击犯罪活动

证人能够向司法机关提供有关案情的真相，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各执一词的场合，证人出庭接受双方的询问质证，揭露案件事实，能够正确的认定事实，同时也有利于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

（二）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56条、157条都赋予了控审双方庭审质证权。证人出庭能够弥补证人书面证言中，由于询问人的业务素质和记录入知识水平的差异，造成的证言笔录在某些细节上，表述内容上难免出现的模棱两可的语言。这样，即使是證人说出表达不清的言语，也可以通过当庭审查、判断、核实，进而使其得以准确的理解。另外，证人出庭作证，还可以减少金钱、利益等因素的干扰和诱惑，增加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反之，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就不能进行有效的控辩对抗，也就难保控辩的平衡和法律的执行。

（三）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增强案件审理的透明度

证人出庭，可以减少执法过程中的偏差，避免暗箱操作，减少了出伪证、假证、随意出证的可能性，可以有效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四、解决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几点设想

参考国内外有关立法司法的经验，在对比国外诉讼制度中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几种解决证人出庭难问题的设想：

（一）提高司法人员自身素质

司法人员要不断提高证人出庭作证重要性的认识，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懂法守法，严格执法，切实改变询问证人的态度，采用适当的询问方式，正确对待证人、尊重证人，对证人的相关资料严格保密，避免自己形象不佳而造成证人对司法人员的不信任，从而导致证人消极出庭协助调查。

（二）加强对公民进行普法教育，强化公民作证意识

加快发展法制教育事业，树立“依法治国，人人有责”的新理念，提高全民主的法律意识，义务观念是良策。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要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收集证人证言、对证人出庭重视不够的思想，从侦查阶段打好基础，加大对证人必要的法制宣传力度。人民法院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律宣传，使公民充分认识到作证的意义和重要性，消除“事不关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狭隘自私的思想，提高公民如实作证的积极性。

（三）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

履行作证义务对证人而言实际就是一种付出或一种经济利益的丧失。从公平原则出发，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确有必要，他既是对证人作证行为的一种激励，更是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有力保障。在完善经济补偿制度方面需要做的是：第一，补偿费用的范围应包含有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以及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第二，补偿费用的计算标准。交通费、住宿费按实际支出计算。误工费按照证人的工资或参照同行业的标准计算，没有工作的可参照证人当地的生活标准计算；第三，补偿费的给付时间。证人的补偿费应在作证完后的一定时间内给付。笔者认为应规定证人在出庭作证后十五日内，持有效证明在法院领取。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探析 篇7

现有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仅明确了必须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而且初步建立了亲属和血缘等关系下拒绝作证制度;不仅明确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而且规定了证人处罚制度;不仅建立了证人保护制度,而且赋予了证人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不仅规定了普通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而且还对警察出庭作证的义务做了相关规定。

新刑诉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法律作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其自身所具有的滞后性和延时性特性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其价值,新刑诉法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强制证人出庭的相关规定仍需完善

关于新法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仍有一些不明之处,需要进一步司法解释或者相关明确。例如根据第188条的相关规定,怎样去界定证人出庭作证和的确有不能到庭的客观原因而做的书面证言的区别以及效力性,法律对此缺乏明确的规定。

(二)证人保护方面仍有不足

从刑事诉讼活动的整体角度来看,新刑诉法对于证人保护部分的规定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仅规定了几类犯罪情况下的保护,能否扩大到所有需要保护的出庭证人。另外对于其中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证人保护方面并未有明确的分工和合作,这既容易引起保护空白,也不利于对证人保护的连贯性和有效性。[1]

(三)证人补偿机制方面的规定有待细化

新刑诉法在证人补偿方面的规定有待细化,在一定情况下很难结合实际去执行。笔者认为在现有司法资源情况之下,赋予出庭证人向司法机关请求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和报酬的权利,补偿和报酬的标准应当同当地的消费水平和工资水平相适应,并且有更明确的法律条文进行阐释,强化其实际应用性能,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体现公平原则,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二、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意义

(一)最大限度接近事实

证人出庭作证,在法律的威严以及庭审客观严肃的环境之下,降低了证言作伪的可能性,这对司法审判人员客观真实了解案件真相,并做出公正的司法审判很有必要。证人自身在不同的环境和心境下,会对案件真实情况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2],出庭作证能够反映当时的客观情形,使庭审顺利进行,出庭参与质证,保证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提高了司法审判的公信力,实现司法活动的公平公正。

(二)增强控辩双方平等对抗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倡导的双方交叉询问原则强调双方实质对抗,即给予控辩双方平等的询问权,这有利于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诉讼活动中证人出庭作证能够弥补书面证据中的不足,由于被询问场合、询问人自身素质等原因,书面证言难免会存在一定的瑕疵,而这种瑕疵很有可能会对案件及其审判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证人当面接受法庭询问,是维护双方合法权益,增强双方对抗,维护司法活动公平公正的重要基石。

(三)提高司法审判的透明度

证人出庭作证,通过在法庭上接受询问和质证,能够使得庭审程序透明化,尽可能的避免了权钱交易、作伪证等司法审判活动中的陋习,减少了司法过程中的偏差,进而避免暗箱操作,有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促使司法活动公平公开进行。同时证人出庭能够提高司法活动的效率,体现司法活动的效率性原则,增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维护法律的权威和效力。

(四)推进司法审判模式改革

倡导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我国公民树立法律权利义务意识具有深远意义,公民通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参与司法活动,必然能够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法律权威,培育公民意识,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公正司法。同时,保障证人出庭作证也是我国司法机关依法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体现,这有利于我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良性转变司法审判理念和模式,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

三、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建议

当前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现状并不乐观,证人出庭存在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司法审判模式的良性转变。因此,借鉴外国先进立法和实践经验,充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措施是很有必要的。[3]

(一)完善强制出庭措施

强制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目的在于打消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消极心理,进而尽快明确案件真实情况以提高司法审判效率,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要做出明确的规定。刑诉法第188条虽然对于强制出庭有了一定的规定,但是似乎并不十分规范。笔者认为可借鉴国外的立法,通过设立专门法律来健全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以维护司法的权威。英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法庭对应当到庭的证人发出传票,对拒不到庭者,可以逮捕或以藐视法庭罪给予处罚。[4]美德法等国也都有类似的规定。此外,还应立法明确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在对出庭证人的提供周全保护,和适当经济补偿的前提下,对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给以处罚。可视其情节应给予相应的经济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立法上可借鉴国外相关法律增设蔑视法庭罪等新罪名,还要缩减惩戒真空,增加非罪的惩戒措施如:罚款、拘留等,而对于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对拒不出庭、故意作伪证的要依法严惩。在当前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尚有待提高的形势下,对证人强制出庭相关的惩戒措施要视具体情形来判断,法院在适用强制出庭措施前要证人保护申请的审查,确有必要及时安排相应保护措施,消解出庭证人的顾虑,同时对于强制后仍不出庭的证人要及时予以相应惩戒。

(二)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强化证人保护,落实责任是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得以顺利贯彻的关键点。在刑事案件当中,证人的人身安全可能随时会受到威胁,若仅有事后责任的追究是远远不够的,证人在需要保护时,随时可以得到司法机关的救助,才是证人保护制度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可借鉴英国的做法,成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如专门机构负责和人员负责在开庭之前为证人设置单独的等候室,避免受到不当干扰;在证人人身安全存在现实危险时,有专人对证人及其住所给以周全的保护。完善的证人身份保密措施也是必须的,对证人身份的保密可以延至庭审,甚至庭审结束后直至危险的解除。[5]在获取证人证言时可以采取适当的遮掩手段,通过物理方式遮挡证人样貌,或通过技术手段在录制的视频上添加马赛克遮挡证人相貌改变证人的声音,这样既能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又能保障证人的安全。最后,庭后的保护也是很关键的环节,应该针对案件和实际的不同情况采取多样化的处理。可以仿照国外的实践,通过更名、易职或是小范围的迁居,以此让证人获得较为长久的保护。证人保护措施的贯彻落实亟待更高层级的配套制度的出台和有关方面的切实协调配合。

(三)注重保障证人人格权

在证人出庭作证以及各诉讼参与人询问证人时,应当特别注意对出庭证人的人格尊严的尊重以及合法权益的保障,严格执行询问规则,禁止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质问以及诱导式发问,避免出现侵犯证人个人隐私、人格尊严的不当言论。法官在庭审中若发现上述情况要及时制止,并提醒相关人员注意。特别是证人是未成年人、刑事被害人、体质异常的人等特殊证人时要尤为注意,可以提醒相关人员向证人发问前要注意言语规范,避免证人因不良的庭审询问经历造成不必要的心理障碍。

(四)强化实际适用

健全证人补偿机制能在很大程度上能保证证人的合法权益,进而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当前司法资源的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完善:

1. 确立证人申请经济补偿的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明确补偿程序,此程序应当简便易行,申请机关要明确责任,补偿费用的计算方法以及救济程序,都应当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的规定,以保障该项权利能够顺利实现。针对不同经济基础条件下的证人应当产生对应的不同成本的计算方式。可针对经济困难的证人采取庭前预支和庭后补偿相结合的方式保证证人出庭。对于证人因出庭作证后被打击报复因而遭受人身损害申请补偿的权利虽法律未规定,但笔者认为这部分损失可以适当由司法机关承担,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便减轻证人的经济负担,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2. 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奖励制度

对出庭的证人进行经济奖励在多数国家都有规定,我国刑诉法第63条第二款也规定对有工作单位的证人给予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但是也应当看到,并非所有证人都有固定工作,而且有的证人虽然有工作单位但是其工作性质决定了其工作报酬并不能简单的以工资为论。例如,推销员等职业的证人,他们的工资报酬往往并非固定,而是计件得薪,其出庭作证期间所受到影响的报酬并不容易一概而论。因而对于这部分证人来说此条法律规定就很容易流于形式,难以保障其自身的权益。笔者认为可以建立相应的奖励制度,奖励的金额可以预期劳动所得为限,以奖励的方式弥补补偿制度中的缺陷,使依法律规定无法获得补偿的证人得到应有的所得。除物质奖励以外,还可通过精神奖励的方式鼓励证人出庭作证,例如颁发优秀市民奖等,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对证人的补偿和奖励机制能够切合实际,以便更大限度的发挥其作用。

摘要：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刑事审判方式逐步向“控辩式”转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证人出庭作证对于还原案件真相、增强控辩对抗、维护司法审判的公平公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证人出庭作证率低、证人质证难等问题屡见不鲜,这已经成为严重困扰我国刑事司法审判的重要问题。本文剖析了当前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及不足,阐述了完善这一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了完善此项制度的一些可行性建议,以期为进一步完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供参考。

关键词：刑事证人出庭,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出庭制度完善

参考文献

[1]史立梅.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及其评价[J].山东社会科学,2013(4).

[2]赵洁琼.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J].法治与社会,2012(8).

[3]王华文.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研究[D].青岛大学,2013.

[4]张敏玲.论刑事证人出庭作证[J].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0(2).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除外条款探究 篇8

一、条文背后的法益:维系家庭伦理

一个人最亲密的人莫过于其配偶、父母、子女。夫妻关系依靠信任得以维系、父母子女关系依靠孝道得以为继。若妻子因为丈夫涉嫌犯罪而当庭指证丈夫, 子女因为避嫌而当庭指正父母的违法行为, 身边最亲近的人随时可以公开指正自己, 在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信任的社会, 甚至连自己最亲的人都可能当众揭发自己的社会, 其得以维系的基本要件———信任, 即丧失了。为了打击犯罪而牺牲家庭亲密成员之间的信任, 为了满足程序上的指控犯罪而牺牲实体上的家庭伦理道德, 这样的交易未免代价过大, 因此, 才有了本条文的例外规定, 即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因为直接的视角冲突与对抗产生的家庭伦理道德的沦丧, 因为它不仅影响犯罪嫌疑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更在心理上给案件的旁听人员产生对其自己家庭成员的不信任感, 而这将是更危险的, 因为没有了信任的社会必将无以为继。

二、区分一对概念:作证与强制出庭作证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 但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同时规定了, 任何了解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如是看两者似乎有矛盾, 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免去的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出庭作证义务但并没有免去他们的作证义务, 因为作证的例外是规定在强制出庭作证的情形下的例外, 而不是作证情形下的例外。如果法律免去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一切作证义务, 那么很多案件的侦破将带来困难, 因为很多私密的线索和犯罪动机很多情况下只有其最亲密的人才可以知道。此外, 免去了配偶、父母、子女的作证义务也导致刑法的尴尬, 即家庭成员窝藏包庇的犯罪将会层出不穷 (因为他们没有了作证的义务) , 刑法中的窝藏包庇罪名将会是形同虚设, 因为很多情况下窝藏包庇行为的发生存在于最亲密的亲人之间。因此, 法律实施者必须明确此项不同, 否则将会造成对犯罪的打击不力;同时, 普通的社会成员也应该了解到法律免去的是至亲之人亲自出庭指证的其家庭成员犯罪的义务, 但法律并没有免去至亲之人作证的义务, 其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在案件非庭审过程中如果知悉案情则是应当作证的。

三、作证例外的内容:是对被告不利的证言还是对被告有利的证言

刑事诉讼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作证的例外的目的之一是保证被告方家庭成员 (仅指父母、配偶、子女) 之间关系的稳定, 防止因为出庭指证带来的家庭伦理的沦丧。但笔者强调的是被告人的家庭成员作证证人作证的内容不仅限于对被告人的揭发和控告的证明, 还包括对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明如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等等, 这样的对被告有利的证据也不得当庭提供予以出庭证明吗?这样的证据可能在证明力上相比于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证明略显薄弱, 但法律并没有阻碍其作为证据的资格, 因此, 笔者认为法律在这个例外情形下应该通过解释加以明确: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出庭作证的例外是仅指其对被告人不利的证言而不包括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言。

四、程序的空位和救济的缺失

法院的告知义务。法院在案件开庭审理时的权利告知阶段中应该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免征权利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因为基于权利保障的考虑, 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的免证是其权利, 而权利是应该被告知的。此外, 这样权利也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利的措施。

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被强制出庭作证后的法律救济。存在这样一种情形:法院在未告知被告人父母、配偶、子女免证前提下强制其出庭作证。笔者认为, 对于此种情形下的证据一方面因它因程序不合法而应予以排除, 因为其是在未告知被告人父母配偶子女免证权利的前提下强制做出的证明;另一方面由于法院的疏忽或者故意造成了被告人家庭成员之间的不信任, 被强制出庭的家庭成员基于信赖利益被损可以因此获得国家的道歉和赔偿。

参考文献

[1]李佑标.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除外条款研究[J].中国刑警警察学院学报, 2013.8.

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 篇9

控方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困扰基层院公诉部门的老大难问题

证人是指知道案件的有关情况, 应侦诉部门、辩护方的询问和人民法院的传唤到庭作证的诉讼参与人, 其中庭审阶段的证人包括公诉部门提供的控方证人和辩护方提供的辩方证人。而公诉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则是指在刑事公诉案件中, 了解案件相关情况, 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义务和能力的人, 以法律规定的证人身份出席庭审活动, 当面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 向法官陈述自己所知相关情况的一种诉讼活动。广义上还包括人民警察 (侦查人员) 、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等人员出庭向法官就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鉴定意见等所作陈述。证人出庭作证是直接、言词原则的表现, 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内在要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尽管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有明确法律规定, 但长期以来证人出庭难特别是控方证人出庭比例过低的问题十分普遍, 已经成为困扰基层院公诉部门的老大难问题。据笔者对基层院2007年至2011年出庭支持公诉的1820件1981人刑事案件进行统计分析, 公诉人认为应该出庭的控方证人有1826人, 经过公诉人耐心做工作, 讲明利害和证人所承担的义务后, 勉强出庭和自愿出庭的只有11人, 其中还有7人集中于检方或审判方刻意安排的“观摩庭”或“示范庭”。总之, 5年来的控方证人出庭率不到1%, 99%的控方证人证言是由公诉人在法庭当庭宣读。结果是有一些案件因控方证人不到庭接受辩方质证, 使其证言效力降低, 甚至不得不休庭补充证据。据不完全统计, 约有1%的公诉案件因此被迫补充取证, 这意味着部分公诉案件会因此被迫延期审理, 公诉部门办案质量和效率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公诉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都需要有证人证言进行质证, 而绝大多数控方证人不出庭, 甚至有许多证人在初查、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也不愿作证, 这已成为困扰基层院公诉工作的一大因素。

公诉案件控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和立法规制

从立法层面分析, 旧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不出庭作证或者用书面证言、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为证人可能不出庭作证在客观上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旧刑事诉讼法就证人保护和出庭补偿等问题没有做出规定, 难解证人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从司法层面分析, 法官受纠问式思维影响, 更倾向于使用“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 经人民法院许可, 可以出具书面证言”的简化手续, 而部分公诉人则为图省事或担心证人当庭翻证而对证人出庭作证也持消极态度;从证人角度分析, 则主要是担心向法庭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会遭受被告人或其亲友的打击报复。我国曾有学者对证人拒证心理进行分析, 认为证人因怕受到威胁和人身报复, 为安全考虑而不愿出庭作证的占到78.3%。

针对上述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 多项措施加大证人保护力度。其中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的, 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 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 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 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 规定强制出庭制度, 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 情节严重的, 经院长批准, 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 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 故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同时还规定了相应的证人保护和出庭补偿制度, 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这不仅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 对于打击犯罪也具有重要意义。

基层院公诉部门确保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举措

基层院公诉部门应认真贯彻高检院《关于深入开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学习培训的通知》, 把学习《刑诉法修正案》作为全员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全体公诉人员应在全面学习《刑诉法修正案》基本内容的基础上, 重点学习刑诉法修改的背景、过程、内容, 特别要掌握公诉实践中应注意的保证控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制定具体应对策略, 以主动适应新修订的刑诉法的新要求。具体措施是:

一是提高当庭询问质证能力, 勇于面对证人出庭作证带来的挑战。当庭询问证人乃至控辩交叉询问双方证人是一项内容复杂、专业要求很高、技术难度很大, 且后果难控的诉讼活动, 其中可能出现证人不证、伪证或翻证等不利于控方的各种意外挑战, 加之不得质疑己方证人和禁止诱导性询问等庭审规则的诸多限制, 公诉人如缺乏胜任的能力, 可能会不愿或不敢让控方证人出庭, 其后果就是公诉人面对辩方证人的优势, 在复杂的庭审中难以掌握主动权。因此, 为避免陷入证人出庭少, 公诉人当庭询问证人的锻炼机会就少, 从而不敢力推证人出庭制度的恶性循环怪圈, 公诉部门应加强公诉人队伍建设, 特别是要提高公诉人出庭询问证人的知识和技能, 熟悉交叉询问规则, 掌握法庭盘询技巧。同时还要熟悉对各种不利情况的应对方法, 提前制定各种预案, 做到有备无患。

二是在公诉环节落实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准备和动员工作。所谓关键证人是指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的对有重大影响的证人证言遭控辩双方质疑的, 应出庭作证。公诉部门可以对控方证人是否是关键证人进行定义, 具体方式是在落实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过程中, 应根据证人是否为关键证人向法院提供两份证人名单:一份是应当出庭的控方关键证人名单, 法院对此类证人必须通知出庭, 如不通知或证人不到庭, 控方可要求法院延期审理;另一份是拟不出庭的非关键证人名单, 对此类证人一般情况下可不要求出庭作证。两份证人名单都应当分别列明出庭作证和拟不出庭作证的证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和通讯录, 呈送法庭审查。同时公诉部门在对关键证人认定过程中, 也可以听取被告人的意见, 对于被告人需要邀请关键证人出庭的, 检察机关也可以予以协助, 这就要求公诉部门既要做好对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的关键证人的出庭动员工作, 还要开展好对有利于被告人的关键证人的出庭动员工作。

关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篇10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制定的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中已经明确规定了,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 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这条规定明确指出了, 证人所阐述的证词要完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体验来提供的, 这是别人所不能替代的。正因为如此, 当事人想要对证人证词展开进一步的询问与反询问时, 就必须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若证人只是给法庭书面的证词, 对方当事人想要提出更有力的质问和反对意见时, 会因为证人不在场, 让当事人不知该怎样做出更为真实的回答或解释, 使得证人书面证词的证明力受到一定的影响。因而, 2012年修订的行事诉讼法关于证人的规定开始对此进行完善, 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义务, 规定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也是审判的需要, 并没有侵犯人权, 相反, 这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 但是, 由于人们的心理作用和我国证人制度的不完善, 许多重要的证人都不愿出庭作证, 给我们的审判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使许多犯罪嫌疑人不能准确定罪, 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地保障, 让他们的家属活在悲伤和无奈中, 所以修正案规定, 证人如果没有特殊的正当理由, 就要出庭作证, 如果拒不出庭的话,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出庭, 以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修改前的刑诉法中, 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并没有什么法律后果, 所以许多证人都不会主动的出庭作证, 再加上耽误时间和没有什么报酬, 能够出庭作证的人就更少了;这次修正案的通过及有关规定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规范了证人出庭制度和以前的空缺, 对证人的行为有了更加严格的规范, 使证人的出庭率大大提高, 从而完善了我国的证人制度, 是时代的进步。但这一规定也有不利的一面, 对证人要求的过于严格就会使他们产生抵制感, 被动的出庭作证, 他们的证言可能就不会那么真实了, 甚至会颠三倒四, 影响审判的正常进行, 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借鉴发达国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在英国法中, 作为一种总体原则是所有的证人都同时具有作证能力和被强迫作证性, 证人作证的资格与作证义务密切相关。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是公民法律上的义务, 甚至是宪法上的义务。强制出庭的义务从自然人亲自感知案件亊实之时起就自发形成。此种法定义务与公民纳税的义务不同, 后者是一种积极的义务, 只要符合法定条件的纳税人, 就应当积极主动履行纳税义务;而自然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则是在当事人或人民法院请求或要求其出庭作证时, 才具有依照请求和要求膻行其出庭作证的义务。换句话说, 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是建立在当亊人解决互相的法律争议的基础之上, 证人的意义只存在于纠纷解决的过程之中, 证人是会说话的证据。这种处于被动状态下的法律义务, 经过当亊人的请求或者人民法院的要求 (如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时) , 则会转化为证人应当积极履行的法律义务。法律之所以要设定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首先是因为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连带的状态之中。利益的占有和纠纷的解决都不是孤立的, 作为社会的一员, 有一种社会的连带责任去协助解决争议。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就是这种社会连带义务, 是一种基于社会合作关系产生的, 被国家法律确认的义务。其次,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 我国诉讼中的证人到庭参见质证的比例相当低《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更为严重的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很好的履行。最后, 证人执行出庭作证的义务是质证原则的体现, 在解决法律纠纷的公共机制之下, 证人的私权利要作相应的克减, 而克减留出的空间就是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空间。

三、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需要完善之处

在我国目前, 虽然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做了一些调整, 但目前我国在执行上还是以书证为主要形式的庭审方式, 同时, 新科技带来的新的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 在应用中依旧有待考究, 同时其造成作伪证普遍却难以追究。

由于一些当事人不能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有效证据, 往往成为诉讼活动中的受害者, 削弱了司法追求公平正义的作用。要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适当借鉴美国在刑事、民事诉讼中的做法, 实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主义。即当事人认为有必要且有能力出庭的证人, 都必须亲自出庭, 提供证言、接受质询。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 设立最低限度的证人出庭标准, 确保证人出庭的保障措施, 只有这样, 才能使诉讼当亊人在庭审中充分收集到有利于自己的相关证据, 促使法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也只有建立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制度, 才能使法庭的审理和裁判结果更接近真实事实本身。

目前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要求一切证人出庭是不现实的。然而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诉讼公正, 应当设定一个最低限度的证人出庭标准, 可以作以下界定:“证人能否出庭。如果证人能够在指定时间、地点出庭, 应当要求其必须出庭, 不允许其以“公务”、“商务”等各种理由规避出庭。证言是否重要。如果是对案件有决定作用的关键性证据, 除十分特殊情况外, 应当要求证人出庭。

在坚持证人出庭原则的同时, 为保证作证要求的合理性, 我国应比较借鉴国外的免证制度, 结合我国国情, 建立与强制作证制度配套的, 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免证制度。

四、总结

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环节虽然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给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但在执行中依旧存在着种种问题, 但其根本原因还是证人出庭作证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使得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 因而必须要逐步建立健全制度, 完善其相关法律, 并对其做好宣传介绍作用, 这样才能得到根本的改观。

摘要：由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难以落实, 客观上也淡化了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 这都需要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来约束证人的行为, 从而实现法律公正的效果。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思考

参考文献

[1]王少华, 冯兆蕙.刑事诉讼证人资格探究[J].河北法学, 2009 (06) .

[2]龙宗智.论我国刑事审判中的交叉询问制度[J].中国法学, 2009 (04) .

[3]龙宗智.论刑事审判中对书面证言的运用[J].诉讼法论丛, 2008 (01) .

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权之初探 篇11

摘 要 民事证人作为一般民事纠纷的见证人，他们出庭作证有利于提高案件的解决的效率，但是作为证人，他们的权利也受宪法的保护，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是没有法理依据的。惟有重视证人的自由和权利，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尊重作证证人的劳动，保障他们的劳动所得极其人身安全，才能真正体现证人作证的价值和司法公正

关键词 民事诉讼 证人 作证权 人权保障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义务从何而来？民事法律关系属于私法范畴，强调当事人自治。西方有句法谚：“不因诉讼而影响他人生活的安宁”。别人的纠纷与案外人有什么关系呢？也许绝大多数学者会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论证证人有作证义务的理论依据。诚然证人作证对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价值是毫无争议的，证人可以直接面对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接受询问和陈述自己所知晓的案件情况，使事实真相大白，有利于法官断案，提高诉讼效率。如果自愿作证，并且如实陈述自己所知的事实，那么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来说，诉讼正义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证人并非情愿或者有作伪证之嫌时，我们的司法公证如何保障？证人的自由如何体现呢？此时的价值取向又落脚何处？等等一些问题就值得我们商榷了。笔者将对证人作证权作一个全新的构建，并试图对其可操作性作尝试性论述。

一、对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批判

有些学者认为出庭作证是证人的法定义务，拒不履行义务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认为“我国证据规则应该明确规定证人必须以言词方式在法庭作证。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可适用罚款、拘传等强制措施”。① 他们认为西方多数国家都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如美国、英国以及德国等。我们认为在我国不应该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理由如下：

（一）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不利于对证人人权的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同样公民也应该有不言论的权利，国家应该尊重和保障人权。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崇尚自由，尊重人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以人为本已是全人类的共识。因此，普通公民由于一次偶然机会与案情有所接触，就要承担不能回避的法律义务，确实对其不公。如今沉默权制度已倍受世人推崇，难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可以保持沉默，而在民事诉讼中证人就不能拒绝作证吗（当然在刑事诉讼中证人是否可以拒证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宪法确认了公民有言论自由，同样如果证人不愿出庭作证，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没有强制其出庭作证的权力。

（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会使证人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

法庭上双方当事人为了各自利益而唇枪舌战；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以及法警等工作人员为了履行各自职责而勤勉工作；双方当事人的律师或其代理人也在行事着各自的权利。而惟有证人为了履行法定的义务不计报酬，被强制出庭。原告不出庭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不到庭可以缺席审判；只有证人不到庭不行，不说话更不行。对这种“刑讯逼证”的做法，任何一个普通公民都能辨别出来：法庭上证人的地位是如此的不平等！

（三）西方国家的做法不是我国一定要采用的理由

虽然一些西方国家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并且配制了证人免证制度和证人保障制度。但是这些国家许多证人出庭作证也并非出于个人自愿，同样证人出庭难也困扰着西方国家的司法系统。另外，即使在国外某些法律制度很完善，操作性很强，我们在移植时也要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法律文化的特点以免造成“水土不服”。中国不能一味的走在别人后面，更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和超前的人权保障的理念。当然国外的证人保障制度

以及规范的询问证人程序是知道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二、证人作证权之构建

从道义上说，证人应该有作证的义务，证人可以给当事人一个公道的说法，但作为道德最底线的法律不应规定着一义务。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人有作证的义务”改为“证人有作证的权利”，这样就是证人作证权与宪法的精神和民事诉讼的要义相统一，使证人的作证的权利和义务相一致。

（一）证人拒证权

由于证人作证是法律确认的一项权利，那么任何公民都可以拒绝作证而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实际上，作为民主国家的自由人民当他们从自己的良知出发需要出庭作证时，他们是不会拒绝作证的，而相反，如果采取强制手段逼其作证，有时难免会出现作伪证的可能，从而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更会使案件定性与事实背道而弛。

然而，由于民事纠纷错中复杂，在法律确认公民有拒证权的时候也要作出一些例外的规定，从而使立法更加完善，体现证人作证的价值和效率。笔者认为：一方面，在涉及双方当事人各自利益的，实行当事人自治，由他们协商委托证人。另一方面，宪法第53条和54条规定了公民有爱护公共财产和维护祖国利益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包括任何公民都必须珍惜和保护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当公共财产受到破坏、威胁和出现危险的时候，任何公民都有责任保护、捍卫和维护公共财产的安全，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向一切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作斗争，所以如果案件涉及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可能或已经遭受损失的，有关证人应该有作证的义务并且必须出庭作证（确有困难的除外）。同时为了保障证人的利益，法律应明确证人的权利和义务。

（二）作证证人的权利

证人可以选择作证或不作证，但为了更有效地激发证人作证的热情，使其积极地出庭作证，法律应该明确规定作证证人应享有的权利，同时司法部门应进一步完善作证证人的保障措施。

1、作证证人有获得报酬的权利

前面已经论述了证人在法庭上的不平等地位，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笔者认为证人除了有获得因出庭作证的交通费、差旅费以及误工减少的收入外，还应该有获得出庭作证报酬的权利。证人应把作证看成在行使权利，因为他们付出了劳动就应该获得报酬，具体数额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协商，如果一方自认另一方的主张就可以不需要证人作证了；如果协商不成则应由败诉方承担一切费用。“这样, 既不会给尚不充裕的国家财政造成负担, 也有利于调动证人作证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扭转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难的被动局面” ②。

2、作证证人有获得司法保护的权利

司法机关应该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的安全。证人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往往是以某一方当事人诉讼主张支持着的面貌出现，是“当事人利益关系的社会性延长” ③，所以证人可能会受到对方当事人诉讼内外施加的压力甚至侵害。因此，保障证人顺利行使作证权利，必须对其进行特殊的保护。“《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法律规范, 规定对证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或追究刑事责任。但问题在于有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证人保护的意识不强, 执行不力, 致使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在作证后受到侵犯而投诉无门。为此, 立法上一方面应加重对打击、报复、陷人的

行为的法律制裁, 另一方面也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来追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保护证人方面的渎职行为, 以此强化其对证人的司法保护意识”。④

法律确认了证人的权利使证人的诉讼地位得到了提高，保障证人作证的积极性，也使法律的信仰得到了维护，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认为，“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⑤。另一方面，根据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理，也为法律设定作证证人的所应承担的义务有了理论依据。

（三）作证证人的义务

当然证人在行使作证权利时，他也应当履行必要的义务，没有特殊情况都应该出庭作证接受质证。

首先，证人应当履行宣誓义务。理性和良知是人类所特有的，宣誓制度可以促使宣誓人言行一致，不仅具有心理上的拘束力，而且还有实质上是约束力。更为重要的是让证人明白自己如果作伪证是要承担责任的。其次，证人应当如实陈述和接受交叉询问。证人在法庭上应当全面、客观地就其所知道的案件情况作出陈述，并如实回答当事人及其律师、代理人和法官的询问和发问。通过对证人反复轮流的交叉式询问可以发现证言中的不实与矛盾之处，从而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判决。

（四）伪证之制裁

证人一旦行使了作证权决定为当事人作证，就应对其作伪证的法律后果有所预见，所以为了防止有些不良用心人作伪证，我国民事诉讼法作了相关的规定，可以认定为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可以分别不同的情况，适用以下几种不同的强制措施：1.拘传（对于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人民法院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的，人民法院派出司法警察，强制被传唤人到庭参加诉讼活动）。2.训诫（人民法院对妨害民事诉讼秩序行为较轻的人，以口头方式予以严肃的批评教育，并指出其行为的违法性，令其以后不得再犯）。3.责令退出法庭（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情节轻微的人，可以责令其退出法庭，以维持法庭的秩序，保证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4.罚款（对妨害民事诉讼秩序的人，根据情节轻重，强制其在规定的期限内，交出一定数额金钱）。5.拘留（人民法院对妨害民事诉讼秩序情节严重的人，在一定期间内限制其人身自由）。

三、余论

证人作证难，出庭作证更难，这一问题不仅是我国司法界而且也是世界各国司法界所面临的难题。如何平衡证人、当事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在保障公民的自由同时又能维护秩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试图站在证人的立场上对其权益进行论述，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每个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难题。一般而言，自由代表了人的最本质的人性需要，它是法的价值的顶端，而秩序却是法律的基本价值。如果一个国家以秩序、安全至上，那么证人制度必然表现为扩大证人范围，强调证人义务；而如果一个国家以自由、平等作为价值目标，那么在证人制度上应该表现为确立证人的作证权。

参考文献

① 何文燕 廖永安 ：《民事诉讼理论与改革的探索》[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第298页。

②、④ 齐树洁 张冬梅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思考》[J]，载于华侨大学学报 (哲社版)2000年第四期，第48页。

③ 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M]，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 篇12

关键词：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完善

一、绪论

(一) 证人出庭作证的定义

据考证, 西方的证人 (witness) 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martis和martyr (来自于“记忆”的动词意思) , 原意是指见证殉道者的人。

对此, 德国法规定属于诉讼上的刷新记忆问题, 其目的在于防止因时间的流逝随证人记忆力造成影响进而有碍案件真相的发现;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284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499条第5款;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9条都作了明确规定。日本刑事诉讼法学家田口守一认为:证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向法院叙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 证人是诉讼的第三者。

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统一的证人概念, 有学者认为:“证人是指通过参加诉讼活动以外的途径了解有关案件的真实情况, 同时又独立于犯罪行为之外的第三者。”

(二) 证人出庭作证的原则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直接言词原则、传闻证据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以及平等武装原则的要求, 对于发现案件事实和真相具有重要的意义。

直接言词原则作为重要的审判规则, 分为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 该原则是在对中世纪“纠问式”制度的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 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审判中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他要求法官必须亲自直接在法庭上获取证人以言词方式陈述的证据, 对于传来证据的使用仅限于法律的特别规定。 (1)

传闻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证据法规则中处于核心地位, 是英美法系判断证人出庭所作证言能否具有证据力的重要评判标准。《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2条规定:“传闻证据, 除本证据规则或者其他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立法授权或者国会立法所确认的规则另有规定外, 不得采纳。”

证据裁判原则是证据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证人证言作为一种重要的证据类型为世界各国立法所确认,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便是为了从立法上保障证人证言获取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审判公正, 这是由证人的不可替代性决定的。

平等武装原则的确立来自于国际公约的规定, 平等武装最早为欧洲人权委员会所使用, 该委员会在Ofner and Hopfinger v.Austria一案的裁定书中认为“委员会认为, 检察官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平等一般可称为平等武装, 这是公正审判的一项内在要求。平等武装意味着立法机关应为控辩双方提供对等的攻防手段。也就是对等的权利义务, 以使双方有能力进行对抗。 (2) ”

(三) 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中广泛运用的证据之一, 对证明案件事实以及公正判决具有重要的作用。证人亲自出庭提供陈述并回答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 在法官面前陈述自己亲自感知的案件事实, 对于法庭发现案件事实真相, 被告人自觉认罪服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国内外发展现状

(一) 国外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注重保护当事人的权利, 一般在庭审方式上采取当事人主义模式, 实行庭审中心主义。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在庭审方式上采取职权主义模式, 司法部门权利较大。

1. 德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德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规定: (1)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要求证人必须亲自出庭并接受询问。 (2) 德国证人有三项义务, 即到场、宣誓和陈述证言。 (3) 明确规定证人享有拒证权。 (包括三种, 一是属于被告人的亲属;二是出于职业的原因;三是证人出于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

2. 法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法国的刑事证人出庭制度: (1) 法国法律规定, 如果自认为自己的证言对查清案件事实有帮助, 均可以不需任何程序自行前往预审法官处说明情况, 且对此没有任何的年龄或亲属关系的限制。 (3) (2) 法国将证人出庭作证分为重罪案件的证人作证和轻罪案件的证人作证以及一审、二审的证人作证等内容。 (4) (3) 法国还将拒不作证的行为引入刑罚进行规制。

3. 美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美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规定: (1) 证人作证必须以言辞方式在法庭上公开直接进行。 (2) 美国没有规定意志不清的人和未成年人不能作证。 (3) 除条例本证据规则的例外情形外, 每个人都拥有作为证人的资格。 (4) 除非有证据足以确定证人对待证事项有亲自体验, 否则其不能作证。 (5) (5) 对质疑证人的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4. 英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英国的刑事证人出庭制度: (1) 英国实行的是对抗式的审判方式, 明确规定要求控辩双方提出的证人都亲自出庭作证。 (6) (2) 英国确认了传闻规则, 认为传闻证据剥夺了相对方的质证权, 证人不出庭无法交叉询问证人证言的真实可靠性, 无法对证人表情、姿态、证据审查判断语言真伪。 (7)

(二) 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港澳地区:香港法律深受英美法系的影响, 具有明显的英美法特征。在刑事诉讼立法上, 同中国内地、台湾、澳门地区相比, 最大的差别在于没有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 相关规定散见于各种单行法律。

证人证言是香港证据法中的重要内容, 其在证人资格、宣誓制度、证人特权制度等方面都有比较严苛而系统的规定。

在证人资格方面, 我国台湾地区以1931年第1333号判决予以认定, 澳门以《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116条规定。在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等方面两地的法律也有比较完善的规定。

相比于上述三地, 我国内地即便通过2013年实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相关方面有了相对完善的规定, 但整体来讲, 实践效果并不明显, 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 国际方面对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规约

一些国际公约或者会议也对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 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2003年10月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其中就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建立了完善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保护制度, 尽管如此, 出庭难问题世界各国普遍存在,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 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普遍存在这一问题, 区别仅在于程度的不同, 但两大法系国家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证人出庭难的问题。

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有规定, 应当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地减少受害人的不便。1994年在加勒比海共同体会议上, 十四国一致决定推行证人保护计划, 以更有效地打击犯罪。2001年在苏格兰召开的欧盟警察局长联合会关于证人保护的会议上, 达成了建立欧洲证人保护联络小组的意向, 并对跨国保护证人、安置证人等问题提出了实施性建议。

三、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一) 新刑事诉讼法中证人出庭的规定

此次修改通过明确出庭的范围、豁免出庭的主体、不作证的后果、作证的经济补偿和证人保护等方面予以规范, 希望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会在实践中有一个实质性的改观。但原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未到庭证人的证言应当当庭宣读”的内容继续保留。规定了证人的安全保护, 规定了出庭费用的保障措施。

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应该以公平正义查明案件事实, 发现事实真相作为其核心指导思想。对于此次修改过程中已经完善的地方, 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只是提一些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二)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 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8)

笔者认为, 对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规定的这一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窄。要符合三个方面才能引发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 这样过于严苛的规定并不能直接有效地解决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等相关问题, 仍不能有效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在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上, 笔者建议同新刑事诉讼法中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分类相结合, 即, 简易程序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普通程序除被告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的外, 刑事案件中的证人均应出庭作证。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一)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 (二) 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 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三) 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 (9) 由此可见, 对于简易程序的案件, 基本上被告人对证人证言均无异议, 所以没有必要浪费司法资源, 也没有必要要求证人出庭。

而对于普通程序案件, 如果被告人拒不认罪, 且对证人证言有异议, 则应慎重对待。原因是证人不出庭不利于法官对证人的感知、判断、记忆等行为能力及证人作证时的主观心理进行直观的感受并进行综合的判断分析, 这就必然会对居中裁判产生不利的影响。左卫民、马静华教授认为:从司法主体的角度, 造成证人出庭率极低的重要因素并非源于证人, 而是检察官的消极态度, 隐藏于检察官消极态度背后的深层结构是书面审判模式的承继关系, 而决定这一结构的基本因素包括固守实事求是的事实认定原则、司法一体化的内在需要和诉讼经济之考量。

这一点确实是值得司法机关认真考虑的问题, 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都应当秉承充分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在证人出庭与被告人当庭质证, 并考虑证人及被告人的当庭表现的情况下, 综合全案对案情有全面细致的审查, 最大限度达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

(三) 刑事证人出庭的作用

2010年2月9日审结的李庄案引发了人们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该案给人最大的启示不仅在于证人出庭作证本身的重要性, 而且还在于证人出庭作证方式本身的重要性, 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层面的宏观问题, 后者则是法治层面的微观问题, 人们往往对于宏观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的同时忘却了微观方面存在的众多不一致。就该案而言, 尽管两审证人均出庭作证, 但是是否证人出庭作证就意味着审判的公正则仍令人深思, 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 证言收集的程序等细节问题似乎被普通大众忽略了, 人们仅仅是怀着一颗正义的心感性地去审视这一场审判而忘却了应该通过理性的眼光去洞穿审判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 具体而言,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每一个细节的完善都不应该忽略。

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是否一定为真实, 这一点不能一概而论, 也无法找到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但是, 笔者认为至少可以找到一个相对解决的方案, 即证人宣誓制度。

诅誓 (赌咒) 与发誓源于宗教信仰, 基于人类对神的敬畏和忠诚而产生。有学者将其精辟地描述为:宣誓的目的, 非请上帝注意于证人, 而系证人注意于上帝;非请上帝惩罚伪证之人, 而请证人记取上帝可为伪证之处罚。 (10) 在英美国家, 证人宣誓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律形式, 它是古代欧洲宗教生活和法律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古代也有宣誓制度的记载, 夏朝时期实行神权政治, 继承了原始社会的神判法传统。而这种神权法思想则为商朝所继承并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形态, 目前有记载可查的古代中国宣誓制度主要见于西周。中国已经有一些地方法院及仲裁机构开始试行证人宣誓制度, 如厦门市思明区法院 (2001年12月) 、广西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 (2002年4月) 、江苏仪征法院、大连甘井子区法院、广州仲裁委等。11

证人宣誓制度是众多保证证言真实性的制度中唯一在证人开口作证前就发挥作用的, 证人宣誓功能的良好发挥, 可以使以后的诉讼少走许多弯路, 从而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因此, 证人宣誓制度在现代诉讼中作为保证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一种制度, 其功能相比古代虽然减弱不少, 但其独特的对证人的内心规范作用仍不可为其他制度所替代。

综上, 证人宣誓制度的设立, 对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作用利大于弊, 在刑事案件中设立宣誓制度在我国运行是切实可行的。

(四)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

2008年9月3日, 中国青年报以《一证人作证后遭报复四处流亡证人安全谁来保护?》为题对两年前肖敬明在浙江宁波为一起刑事案件作证后, 屡遭报复, 不得不东躲西藏, 举家流亡进行了报道, 各大门户网站也作了相关报道。

证人出庭作证率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证人担心出庭作证后的安全问题, 因此, 解决这一问题迫在眉睫。笔者认为, 对证人保护进行立法是解决问题的有效而根本的方法。

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 1984年的《被害人法》颁布, 对证人和被害人的保护进一步加强。12在证人保护规定方面, 英国于1982年制定了《证人保护法》。德国在证人保护制度方面也进行了详细的立法。1998年12月, 德国《证人保护法》生效。日本在2000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体现了对证人的保护。

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于2000年和2001年分别颁布了《证人保护条例》和《证人保护法》。据2004年12月7日《检察日报》第一版“社评社论”的报道, 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刚刚出台全国首个《自侦案件证人保护工作规定》。

由此可见, 世界各国对证人保护制度都尤为重视, 我国内地对这一制度的重视程度也在增加。胡云腾法官认为, 证人出庭难问题的解决, 需要在刑事诉讼制度上解决相关的保障问题, 完善证人保护机制。上海对于证人保护制度也在改革, 要求公检法司四部门互相配合、紧密合作, 设立专门证人档案;建立证人跟踪反馈信息系统, 确立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对证人予以保护和对报复者依法予以惩处的义务。13

综上, 我国在证人保护方面立法不但必要而且已经有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仅仅在《刑事诉讼法》中对证人保护制度进行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需要, 应当单纯关于证人保护予以立法, 以全方位地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 消除证人出庭的后顾之忧, 有效解决证人出庭率低的难题。

四、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