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处分原则

2024-10-18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精选3篇)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 篇1

摘要: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最重要最根本的权利,是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的体现,而如何理解和界定当事人的处分权以及处理好当事人处分权与司法权的关系成为司法实践中的棘手问题。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长期影响下,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处理处分权与司法权的行为频频显露弊端,为公众所诟病,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法律公正性权威受到挑战。在当前公民权利主张与法律发展进程不协调的情况下,反思我国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的现状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

关键词:民事诉讼,处分自由,诚实信用,法律规制

随着我国民事主体法律观念的不断加强,民事诉讼实践水平的不断深化,诉讼中当事人对赋予其的“处分权”的了解也愈发深刻,试图运用手中的这一利器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然而,在国家法制建设尚待完善的总体状况下想要各方面都尽善尽美不遭人非议是很难办到的,对于处分权的真切实际的“放”以及对待由社会频发的诚信危机引发的恶意诉讼而采取“收”的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此文则是立足于民诉基本理论及近年司法实践,对合理规制处分原则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处分原则的概念

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在民诉书中被提及的篇幅并不是很长,仅短短几行文本意思解释也很明了易懂。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很多案例的圆满解决无不渗透着民事诉讼法中处分原则的智慧,同时,由合法外衣裹着的非法目的引起的许多无谓纷争悲剧也让我们深省。

处分原则,即处分权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根据意志自主决定行使民事权利和和诉讼权利的方式和内容,它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中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有原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也为处分原则提供了法律形式上的确认。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尽管赋予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但由于没有正确地处理好处分原则和国家干预的关系而展现诸多弊端,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司法浪费,大大挫伤了国家司法的权威。

二、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放”

现代社会,任何一项权利都是有边界的权利。“有权必有责,用权需谨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权也无法幸免。处分原则往往以抽象笼统的形式立于法律条文之中,高若星空,远如银河,极易被广义的法律解释所肆意地限制。导致当事人的处分权非但不能有效地制约司法权,还反被司法权侵略与蚕食,成为司法权的附属品。这一情况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相关规定及实践中屡见不鲜。举一例试说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由此可知,当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认为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免受无妄之剥夺,可以主动申请参加他人之间的诉讼,这一点无可非议。至于由法院通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做法,我认为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限制。第三人参与诉讼与否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根据处分自由的立法精神,若由法院通知,客观上即形成法院不问第三人真实意思表示而依靠司法强制执行力使其不得不参加诉讼的局面,法院无异于主动追究了第三人民事责任,有违民事诉讼审判原则。此外,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诉讼中常被判决承担民事义务,实质上是“迟到的”当事人,有权将其追加到诉讼审理过程中的主体无疑是具有处分权利的原告或被告,法官作为“中立的裁判者”不宜主动干预。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还是民事司法审判实务中,都存在着大量过度限制当事人处分权的情形。

三、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收”

俗话说:权力是把双刃剑。同样地,“权利”也有自身的双面性,正确行使处分权,当事人会因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受人称赞,彰显民事诉讼主体的睿智卓识,可一旦手中的权利被滥用,则会妨碍正常的诉讼秩序,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直接冲击司法权威和法的价值,阻碍我国的法治进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的成效明显,公民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现象也日益增多。而法律自身的漏洞也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条件,他们有意地制造恶意民事诉讼,即明知自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仍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损害被告或第三人的利益,以达到非法的目的,在实践中表现为滥用反诉权;出于拖延履行债务期限或其他非法的目的滥用上诉权;为扰乱审判秩序、阻碍审判进程而滥用回避权等行为。据此,为了避免公民手中自由广泛的权利变成冰冷无情的武器,也需要对处分权进行约束。以下将进行简单论述:

(一)加强诚信原则的内在约束力

“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诚信原则历来被奉为民事活动中的“黄金法则”,具体是指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不仅要遵守法律各项禁止性或许可性规定,还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内心道德的自我约束。诚信原则在民法上具体表现为签订合同时意思表示真实、恪守约定、履行义务,无隐瞒真相、编造事实等以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社会公众利益为前提而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各国均把诚实信用原则置于民事实体法中的突出位置,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渐将诚信理念渗透到民事诉讼的程序中,以立法精神、交易习惯、“公序良俗”等方式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地位。在诉讼案件中各方主体基于不同目的而滥用诉权的情况频发且难以杜绝,而诚信原则之于当事人即道德底线,一旦抛弃诚信原则的约束而滥用处分权,则需受到法院对其处分行为效力的评判,以维护正常的诉讼秩序,保障法律的稳定性。

(二)法院肩负起审查监督的义务

近年来恶意诉讼案件层出不穷,规范当事人的撤诉权,增加恶意诉讼行为侵权的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在这种情况下,要赋予被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侵害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和申请再审的权利,实现司法救济。同时,要完善审判程序,规范审判流程,切实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才能加强司法公信力,形成司法权威,使恶意民事诉讼行为得到威慑,从而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三)建立恶意民事诉讼赔偿制度

探究恶意民事诉讼的起因无外乎是利欲熏心的行为人为牟取暴利钻法律空子,若从源头规制,加大法律、法规对恶意民事诉讼中因侵害他人名誉,伪造对己方有利的证据等行为而产生的相应民事、行政或是刑事责任的处罚力度,使公民滥用处分权成本增加,将有利于有效减少恶意诉讼事件的发生,更好地规范民事诉讼程序,形成良好的诉讼环境。

四、结语———“有为”与“无为”

“法官乃会说话的法律,法律乃沉默的法官”。诚然,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被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的每一份判决都维系着公平与正义,牵动着各方利益。随着各种民事案件争议的频发,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渐渐受到冷落,到底如何对待处分权也成为民事诉讼实践中一大困扰。然而无论如何,出于民事诉讼本身的特性以及对程序正义的要求,我们在建构当代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时必须要从民事诉讼的本质出发,客观地对待案件事实,坚持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让当事人在必要的法律限度内充分行使其权利,让处分权尽情“释放”的同时不忘“收紧”于法律的底线,只有这样,民事纠纷才能得到公正处理,民事诉讼的正义性才能得到彰显,公民对法律强烈的认同感增加,自愿成为法律的理智守护者而不是盲目顺从者。

参考文献

[1]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10.

[2]张卫平.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与体制性制约的分析[J].法律科学,2001(5).

[3]王铁玲.论处分原则的理论基础和设置前提[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报,2008(3).

[4]江晨,梁莉莉.意思自治理念在民事诉讼中的贯彻及其限度[J].江淮论坛,2005(1).

[5]李长春,罗丽华.对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理性反思[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6(6).

[6]何文燕,曾琼.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处分权:人权保障的另一视角[J].湘潭大学学报,2006(1).

[7]张显伟.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检讨[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4).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 篇2

(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抓早抓小。

(二)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公正执行纪律,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纪律约束的党组织和党员。

(三)实事求是。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准确认定违纪性质,区别不同情况,恰当予以处理。

(四)民主集中制。实施党纪处分,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擅自决定和批准。上级党组织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作出的处理决定,下级党组织必须执行。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 篇3

在高校诉讼案件中, 高校学生档案作为学生在校期间的历史记录, 当其符合作为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特征时, 就可以作为诉讼中的证据。然而, 这种司法实践的做法在法律上是否合理, 是否与法律精神、法律规范相符合就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通过分析对高校学生档案所包含的内容之一———学生处分材料在诉讼中的证明力, 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高校学生档案作为证据的法律分析

1.高校学生档案及其属性。高校学生档案是国家人事档案的组成部分, 它全面而客观地记录了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生活状况及参加各种社会实践过程, 学生家庭社会关系、经济状况等重要信息。它是学生由学校走向社会的重要人生履历, 也是大学生就业及今后各级组织选拔、任用、考核的重要依据[1]。而在《档案工作基本术语》当中对档案的定义为“国家机构, 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2]。从中国法律对档案的定义可以看出, 法律意义上的档案的本质是一种历史记录[3]。这种依据和记录都是组织或者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 具有真实客观性。

2.高校学生档案在诉讼中作为证据的可采性。证据在我国法律意义上被定义为一种能够反映和证明客观真实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质证时, 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 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在诉讼程序当中, 控辩双方、原被告双方举出材料来证明自己的主张, 经过法庭的质证以后就成为证据, 如果在高校诉讼案件当中, 控辩双方、原被告双方提出的材料是高校学生档案, 经过质证后被法院认可, 那么此时高校学生档案就成为证据。它的可采性是一个必须探讨的问题, 具有了可采性, 才能够作为证据来使用。证据的可采性又叫做证据能力, 是指某个证据被允许在诉讼当中使用的资格, 通常认为一个证据只有满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要求之后才能够在诉讼当中使用, 档案如果要作为证据来使用也必须符合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4]35, 即证据的“三性”。

(1) 证据的真实性, 是指证据作为已发生的案件事实的客观遗留, 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在表现形式和其记录的内容上是客观的、能够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高校学生档案在诉讼当中作为证据必须满足真实性的要求。随着科技的发展, 高校学生档案的存在形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表现形式上从最初的纸质文件形式变为纸质文件、电子文件和胶片文件等形式, 现有的表现形式并不影响高校学生档案作为证据的真实性, 因为不管是纸质、电子形式还是胶片形式, 都是可以转化成为人们能够感知和理解的形式, 因此高校学生档案是符合作为证据的真实性要求的。高校学生档案作为证据在内容上也是具有客观真实性的, 它全面而客观地记录了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生活状况及参加各种社会实践过程, 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 并非经过推理判断、假设、臆测等过程才得出的演绎结论。

(2) 证据的关联性, 是指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高校学生档案作为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 即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 能够对案件事实的确定产生实际意义[5]108。例如2004 年, 海口市一起假冒海南医学院毕业生骗取《医师资格证》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政案件中, 市卫生局工作人员查看了海南医学院录取新生花名册和学生毕业分配名册后, 立辨真伪。海南医学院录取新生花名册和学生毕业分配名册就可以证明案件的事实, 就是具有关联性的, 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3) 证据的合法性, 是指证据的形式、提供证据的主体和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高校学生档案作为证据也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形式合法是指作为证据必须满足法律规定的档案的形式。在中国的法律体系当中规定了七个类型的证据, 分别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而就高校学生档案来说, 它是记载历史真实的事实, 这种事实一般体现为文字, 也有少数为实物和电子形式, 但不论文字、实物还是电子形式都属于法律规定的几种形式。高校学生档案作为证据来说提供证据的主体必须合法, 根据《高等学校学生档案管理办法 (试行) 》规定, 高校学生档案内容主要有十类, 每一类内容都是由内容产生的相关部门或个人提供, 并且经过严格审查, 它的形成是高校学生档案的制作和归档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依照法定程序来进行的, 否则所形成的材料既不属于高校学生档案也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高校学生档案作为证据其取得过程也必须合法。例如高校学生档案内容中的第六类:处分材料 (包括个人检查、调查报告、校级处分决定或免于、撤销处分的意见等) 的获得和确认, 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高校学生档案一般存放于学生档案专管部门, 是依照既定程序获得, 并且尽量要求为原件, 这样的高校学生档案在诉讼当中作为证据才更有证明力。

二、高校学生档案在诉讼中的证明力

在中国的法律当中, 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在证明案件的事实方面起到的作用, 是运用证据来使他人相信或说服他人相信所主张的事实或者要认定的事实。“大学生状告母校”的事件层出不穷, 反映了我国高校在管理方面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此类事件主要集中在学生处分问题上, 而这类矛盾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作出学生处分决定时对证据证明力的重视程度不足。高等学校作为行政主体是承担主要举证责任的一方, 这些证据材料的来源根据《高等学校学生档案管理办法 (试行) 》规定, 高校学生档案内容中的第六类:处分材料 (包括个人检查、调查报告、校级处分决定或免于、撤销处分的意见等) 就应该包括作出学生处分决定的一系列支撑材料。高校对学生进行处分, 必须是在掌握大量证据的基础上进行的, 处分的实施者必须进行判断、筛选, 作出正确的处分决定。

有关高校学生处分的行政诉讼案件, 其证据规则应当以高校处分证据规则为基础, 因此在作出学生处分时所收集和采用的证据在实体和程序上都应该严格按照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对各种证据进行审查和选择, 遵守证据规则。使作出学生处分所采用的证据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这对于今后如果就学生处分发生纠纷, 提交的证据就更有证明力。在学生处分程序上应当合法合理, 首先应搜集证据材料、出具调查报告、提交并审查处分的建议或决定, 然后在公布学生处分决定前听取学生或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 再到正式发布学生处分文件, 同时送达受处分学生签字确认并告知申诉权利, 每个步骤都不能减省, 而每一步都必须留存有效的证据并存入高校学生档案。

高校学生处分中的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参与人陈述、视听资料、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拍照、录像、录音、复印等。学校在作出处分前, 应当通过一定的方式收集必要的证据, 以确保对学生作出处分行为的准确性, 使处分基于事实依据。在收集证据时, 应当注意使用一些方法将证据固定下来, 如在考试舞弊案中, 可将学生作弊的试卷保留, 并在上面注明原因, 由学生当场签字确认, 这是诉讼法中的书证, 可以用来作为学生考试违规的证据, 这对于学生作弊事实将起到非常重要的证明作用, 是高校学生处分的重要依据。

高校学生档案是以学生个人为单位, 按照《高等学校学生档案管理办法 (试行) 》规定组卷, 其在诉讼当中证明力大于一般的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能否具有完全证明力在具体案件当中仍然需要法官根据案件情况来判断, 判断上要依据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点, 档案证明的事实与案件的关系。比如有关学生处分的诉讼案件, 高校学生档案中有关学生处分的材料能够证明案件发生的主要事实, 那么此时高校学生档案就是直接证据, 可以直接作为案件裁决的依据;反之如果档案作为证据证明的事实不是案件的主要事实, 要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还需要其他证据, 那么此时档案就是间接证据。第二点, 高校学生档案本身由于存在的形式不同, 可能是文字, 也可能是视听资料, 还可以是胶片资料, 因此在案件当中就可能为书证、视听资料和物证, 这几种类型的证明力也是不同的, 但是相比于其他方式获得的书证、视听资料和物证来说, 高校学生档案作为证据的证明力更强一些。

高校学生档案作为学生在校期间的历史记录, 记载了学生在特定时间的活动。在高校行政诉讼案件中, 有可能成为直接证据也可能成为间接证据,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证据来说, 证明力更强一些。因此做好日常高校学生档案的管理工作, 增强法制意识, 及时收集、整理并保存好真实有效的学生档案, 既可以使之成为学生本人也可以成为高校的一笔宝贵财富;同时也能够防患于未然, 规避法律风险;当有纠纷发生时, 还原事件真相。

参考文献

[1]高等学校学生档案管理办法 (试行) .

[2]档案工作基本术语, 2000.

[3]吴宝康.档案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4]俞亮, 张弛, 档案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规则[J], 档案管理, 200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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