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制度

羁押制度（通用8篇）

羁押制度 篇1

略论我国羁押制度的完善

摘要：刑事羁押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实施的状况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一个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现状。我国的羁押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如羁押权行使的垄断化；羁押期限具有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性；羁押场所设置有违中立性原则；羁押制度缺乏程序性救济功能等。笔者试从我国目前羁押制度的现状出发，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羁押制度的立法完善和制度性改革有所裨益。

关键词：羁押；羁押制度；完善

羁押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以国家强制力将被逮捕或者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押在特定的场所，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行为。其目的在于保障刑事侦查、公诉和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刑事诉讼中的羁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羁押既包括审前的拘留羁押、逮捕羁押，也包括审判过程中的羁押和审判后监禁刑执行中的羁押。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羁押是狭义上的，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将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押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措施。羁押制度的设计和适用现状，往往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和司法水平。

一、我国羁押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追诉人普遍进行羁押，羁押的时间与办案时间等同，轻罪嫌疑人与重罪嫌疑人羁押的时间没有明显差异，羁押的决定和执行一律由侦控机关承办，无中立司法官介入，羁押服务于获取口供的目的，从而构成对被追诉人无罪推定等权利的最严重侵害。

1．羁押权行使的垄断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然我国在进行羁押权配置的刑事诉讼立法时，并没有真正体现这一权力“互相制约”的原则，相反，强调的是三机关的“互相配合”。

任何公民未经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或经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逮捕的决定权并不是专属于中立的法院，而主要属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保证这些涉及到羁押措施适用 1的行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责任，本质上属于国家的追诉犯罪机构。实践中，侦查机关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是否批捕也起着相当大的影响作用。这说明侦查机关事实上也分享了部分逮捕决定权，而对逮捕决定包括法院决定逮捕的具体程序几乎没有正式法律规定。尤其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行为和逮捕后延长羁押期限问题,拥有审查批准的权力，在逮捕的实施问题上实际存在着一定的“司法审查”活动。然而这种司法审查并不具有中立性和超然性，并经常由于其倾向于刑事追诉而忽略被羁押者的权利。

综上分析可见，我国的羁押主张权、决定权由三家行使，然羁押的执行权则统一由公安机关控制下的看守所行使。从分权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整个羁押权的行使均存在集权化倾向，也即各阶段的主张权、决定权、执行权均存在由同一机关集中行使的现象，尤其是羁押机构———看守所是置于公安机关的领导之下的,前述的集权制的弊端将更为明显。

2．羁押期限具有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性

我国刑事拘留、逮捕与羁押没有分离，因此羁押没有独立于刑事拘留和逮捕的适用程序，所谓的“羁押期限”基本上等同于刑事拘留的期限和逮捕后的羁押期限，尽管法律对两种期限都有明确的限制，我国刑事羁押法定的、可计算的羁押期限不仅较长，而且检察院审查起诉的羁押期限与侦查机关侦查羁押期限也不同，不仅决定羁押的机关、诉讼阶段不同，诉讼中涉及的具体问题也有差异，比较复杂，如审查起诉阶段还有一个补充侦查制度。而且从审查起诉阶段开始直到生效裁判结论形成时为止，羁押期限的确定就不再经受任何形式的审查,而是随着办案期限的延长而相应地延长。可以说,无论是审前羁押还是审判阶段的羁押，除非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法院主动加以终止，或变更为其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否则就会一直持续到法院的生效裁判结论产生之时，或者延续到检警机构终止诉讼之时。由于这一原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到的羁押其实既没有一个最低的期限，更没有一个最高的期限；羁押无论发生在审判之前还是审判阶段,期限都具有不确定和无法预测的特点，被羁押人对自己被羁押的最长期限完全没有预期，造成了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权利被虚置。

3．羁押场所设置有违中立性原则

在现代法治国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被羁押在监狱或其他不由警察、检察官控制的监禁场所。我国羁押场所的设置欠缺中立性，导致关押机关行使羁押权实质是一种侦押合一的制度。拘留、逮捕的执行权并未与关押权分离开来，负责将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关押在一定的场所的仍然为拘留和逮捕的执行机关即公安机关。我国在判决前羁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场所为看守所。《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二条规定,看守所是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犯的机关。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而看守所在行政隶属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五条规定，由本级公安机关管辖，看守所绝大部分是公安机关的职能部门，与负责侦查的办案机关(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除外)同属公安机关领导,这种领导的一体化，“使得看守所的羁押工作不得不与刑事侦查活动发生联系,甚至直接服务于刑事侦查工作的需要”,“侦查人员无论在获取口供、收集有罪证据、“挖余罪、揭同伙”，还是在阻止辩护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等方面,都可以通过看守所对被羁押人实施严密的控制，从而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追诉者的地位,这种羁押状态下的被告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可能成为刑事追诉中的“客体”或“工具”。虽然检察机关设有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对看守所的羁押情况进行监督，但因其缺乏硬性的、有效的法律手段而收效不大。

4．缺乏程序性救济功能

纵观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拘留、逮捕,都规定了比较明确的期限，但违反法律规定的期限会导致什么法律后果,包括实体法后果和程序法后果,法律规定并不明确甚至没有具体规定。

非法羁押行为性质上属于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基于这一属性，羁押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都可能被滥用，如果允许侦查人员通过非法羁押而获得证据、检察人员通过非法羁押而顺利提起公诉、审判人员通过非法羁押而使案件获得审结,那整个法治系统将面临着致命性的崩溃，因此,应当赋予被羁押人充分的自我防御权，并明确规定相应的程序性制裁措施，使之在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及时得到救济。也即,羁押应当与公法上其他干预基本权的行为相同，具有开启违法强制处分救济管道的功能。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旨在对羁押合法性进行持续审查的司法救济制度,即经一定程序宣布的羁押裁定，允许其声明不服,提请司法机关重新审查，并作出处理的程序。然而我国羁押却不能像他们那样获得法律上的救济；首先，从《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来看，刑事诉讼中的羁押违法不在受案范围之内，因此不可能通过诉讼的渠道获取救济。其次,从《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看，羁押的救济有两种：一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依职权进行的救济，即“主动救济”；二是依被羁押人申请而引发的救济，即“申请救济”。不难得出，由于司法权严重缺位使这两种救济方式带有典型的行政色彩，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极为不利。

二、完善我国羁押制度的若干建议

鉴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羁押率过高等一系列问题，预防权利被侵犯的危险发生以及抵御对抗的救济就成为必然要求，从制度上作较大改变，并以此冲击诉讼观念的更新或许是较为明智的选择。借鉴国外的合理经验，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1．建立羁押的诉讼程序规则

我国现行法律仅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生的违反羁押的行为，达到法律规定的“严重程度”时，触犯了不同的实体法，构成一种特殊的实体性违法，承担实体意义上的法律责任。程序性裁判机制主要是针对刑事诉讼过程中发生的并没有达到实体性违法程度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的专门法律责任制度。基于羁押与公民权利联系的密切度，建立程序性裁判机制就是要肯定羁押行为程序性违法的本质属性,对警察、检察官或法官“违反羁押诉讼程序规则”加以制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一种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按照诉讼的形态构建专门的司法裁判程序。

一是建立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这一机制的前提是将逮捕与羁押分离，核心就是设立预审法官,由其按照“诉讼”形式对羁押进行审查，“法官对于是否适用羁押以及羁押期间的问题，按照法庭审理的方式进行确定。这种程序性裁判活动具有典型的控、辩、审三方主体参与的诉讼构造，并按照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这一诉讼原则进行运作，使得有关羁押问题的裁判能够严格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来进行”。未经中立的司法机关审查授权，就更不能在有罪判决生效前即对法律上无罪的人进行羁押。一方面侦诉机关采用逮捕、羁押等强制性措施必须事前得到人民法院的审批，获得法官签署的逮捕令后才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羁押，需要延长羁押期限的，以及羁押期限的重新计算，举行侦查人员和被追诉方同时到场的言词听证，必须由法官审查后作出决定，而不能由侦诉机关单方面决定。另一方面被逮捕、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法院通过言词审理的方式对逮捕、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逮捕、羁押不合法的或者已经没有必要的，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立即获得释放，对其人身自由的约束或剥夺获得两次司法审查。

二是完善非法羁押的司法救济机制。在对羁押的救济上，建立我国的人身保护制度。具体而言，首先应当规定任何被拘留、逮捕、羁押的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其辩护人，在刑事诉讼的各阶段都有权向作出拘留、逮捕决定的侦查、检察机关申请保释或变更为其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如果被拒绝，该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有权向中立的司法机关进行申诉,由受诉的司法机关进行审查裁决。其次，对于已经经司法机关作出羁押决定的，被羁押人应当有权针对该决定向上一级司法机关进行申诉，请求上一级司法机关对羁押的合法性、比例性等问题进行司法审查,并作出最终裁决。

三是建立非法羁押的程序性制裁制度。按程序法定原则规范羁押制度,对于非法羁押一经查出，就必须撤销羁押或变更为非羁押措施。针对非法羁押的不同情形、严重程度与被追诉人可能判处的刑期进行比较判断，排除在超期羁押期间获

取的被追诉人口供，在量刑时分别作出无罪、从轻处罚处理。对不批准羁押的犯罪嫌疑人，预审法庭应当根据控辩双方的申请和案件情况裁定取保候审、其他替代羁押性措施或者立即释放。

2．按比例性原则完善羁押期限

羁押本身应当体现诉讼行为的特征，按照比例性原则对不同案件规定不同的羁押期限,确立无效制度。一般的刑事案件的羁押期限可以规定得相对短些,重大复杂的案件则可以规定得长些，一旦达到最高的羁押期限，应当立即改变强制性措施,从而保证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为了防止出现“超期羁押”，凡是需要延长羁押期限、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应当分别呈报上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审查批准，而不应当由上级检察机关批准。法院审查批准延长或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应当在法定期限届满以前根据相应的检察机关的书面申请举行听证。听证之后,人民法院如果没有批准延长或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应当命令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依法裁定取保候审。

3．完善羁押的替代性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羁押的替代性措施种类较少,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是与拘留、逮捕这两种羁押措施相对应的非羁押性措施，但两者适用范围较窄，取保候审适用率较低、监视居住往往成为变相拘禁，与国际人权法中的“羁押例外”原则的要求极不相称。

取保候审是主要的替代羁押性措施，它在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优点和价值，但司法实践的结果却没能使这一制度发挥出它本身应具备的优势。根据我国现阶段的诉讼模式、有限的司法资源等实际情况，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保释制度，将取保候审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规定可以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使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在基本自由的状态下等候传讯或审判，同时便于执法部门的实际操作。除法律规定不予取保候审的例外情形,原则上应当准许，如恐怖犯罪、重大的集团性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除外；严格取保候审的附带性条件，担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或妨碍侦查、审判，明确人保与财保两种方式，应交纳的保证金额,可以由专业的担保公司承担;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必须遵守若干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如上交机动车(船)驾驶证、护照或其他可供其出入境使用的有效证件；不得接触本案被害人等；充实关于取保候审的决定、变更或撤销程序及执行程序的规定。

4．推行看守所中立化的管理体制

借鉴西方法治国家就羁押场所作出的明确法律限制，检警机构决定的监禁与法院决定的羁押就分别在不同的场所执行。看守所不再隶属于公安机关,隶属于司

法行政部门。明确规定看守所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告知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享有的权利，如被告知指控犯罪的性质和理由，委托律师，申请取保候审，告知羁押的合法期限，要求进行身体检查等；特别是要明确，看守所应当在法定羁押期限届满以前预先通知办案机关，如果被羁押人的羁押期限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限，有义务通知采取强制措施的机关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从而确保犯罪嫌疑人不受妨碍地行使其基本的防御权，减少刑讯逼供现象发生。

5．切实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

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相比，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逮捕和羁押阶段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毋庸讳言，我国目前就该方面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仍与国际标准存在较大差距。只有结合我国当前的现实条件并借鉴国外羁押制度的相关规定，只有赋予并保障被羁押者充分行使其权利，才能使我国的羁押制度真正体现法治与人权并重的精神。首先，告知羁押理由及做出该决定的法律及事实根据,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及时对羁押提出控告、申诉。其次，要严格掌握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延长羁押期限的条件，严格审批程序，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合理的时间内被审判的权利。再次，根据国际公约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修改刑事诉讼法及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适当扩大赔偿范围，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因非法羁押得到赔偿的权利。最后,由于被羁押者在审判前阶段处于羁押状态，其享受法定的各项权利必然受到限制，而专业的法律人士给予的法律帮助才能使被羁押者有足够的时间和手段准备，自身的合法权利才能得到很好的维护。

参考文献：

(1)陈瑞华.未决羁押制度的实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11.(2)邹瑜,顾明.法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3)唐亮.我国未决羁押实证分析[J].法学,2001,(7).(4)陈瑞华.未决羁押制度的理论反思[J].法学研究,2002,(5).(5)刘方权.侦查羁押适用误区分析[J].我国刑事法杂志,2001,(4).

羁押制度 篇2

关键词：未决羁押,保障人权,强制措施,司法审查

一、未决羁押的内涵

未决羁押是大陆法系的通常称谓,是各国刑事诉讼活动中普遍适用的强制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其具体是指有关刑事追诉机关在法院终局判决之前对符合刑事诉讼法律相关限制人身自由条件的刑事被追诉人予以羁押的刑事诉讼活动。未决羁押不但包括法庭开庭审理之前的羁押,也包括法庭审理程序终结前的羁押。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情况来看,未决羁押通常情况下是与刑事拘留、逮捕相分离的独立的强制措施,且未决羁押与刑事拘留、逮捕所适用的程序是完全分离的。但中国的未决羁押基本上依附于整个刑事追诉活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拘留或者逮捕的强制措施就自然处于被羁押的状态。“与刑事拘留和逮捕相比,羁押不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措施,而是由刑事拘留和逮捕的适用所带来的持续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与此同时,无论是适用理由还是适用程序,未决羁押都基本上依附于整个刑事追诉活动,而没有形成独立、封闭的司法控制系统。”

二、中国未决羁押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未决羁押适用条件定位设置不合理

中国未决羁押制度目的定位失衡必然会产生羁押适用条件定位设置不合理的问题。中国未决羁押制度在基于实体上便于成功追诉犯罪的考量,将未决羁押的适用条件完全服从前者的考量进行创设。

中国未决羁押的条件设置依附于刑事拘留、逮捕,且显得过于泛泛且不合理。第一,中国未决羁押的条件等同于刑事拘留、逮捕的条件。其功利性色彩较浓,不存在保障人权的独立诉讼价值追求下的条件创设,致使未决羁押依附于刑事拘留、逮捕完全沦为刑事追诉机关以及法院的重要诉讼手段。第二,羁押条件规定的过于宽泛,没有考虑必要性原则。制度设计下的刑事追诉机关和法院只考虑成功追诉与保障审理程序顺利展开的因素,制度设计与司法实践均不存在羁押必要性原则的考量。但凡符合宽泛的刑事拘留、逮捕条件刑事被追诉人普遍被予以羁押。羁押率居高不下,被羁押者人权无从保障,羁押替代性措施空置的问题滋生也当属必然。第三,制度设计违背羁押法定、无罪推定和罪刑法定原则,致使羁押所依附强制措施被大量滥用,致使羁押所依附的强制措施变相成预支的刑罚。

(二)羁押司法审查机制尚未建立

中国并不具有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机制,中国的法院并不以司法听审方式介入任何羁押所依附的刑事拘留、逮捕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审查,刑事追诉机关甚至法院对羁押状态所依附的刑事拘留、逮捕决定是否适用只是通过行政化书面审查形式进行。特别是羁押状态所依附的强制措施启动完全来源于刑事追诉机关自我授权、内部审查与行政审批的模式,此外强制措施所带来的羁押期限及其延长完全由刑事追诉机关在追求共同诉讼利益前提下互动完成。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机制也导致了刑事被追诉人被羁押后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

(三)被羁押人司法救济渠道被堵塞

从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中国现有的未决羁押救济渠道共有三种,分别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依职权进行的主动救济;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依被羁押人申请进行的被动救济;被羁押人请求新闻媒体、人大及党委外力介入的体制外救济。中国不存在独立的羁押合法性司法审查机制,独立的羁押司法救济制度作为前一制度的衍生物当然也不存在。中国法院系统从立法规制上看,根本就不可能也没有机会通过司法听审方式接受被羁押人羁押合法性审查的请求,其后应当顺序展开的控辩双方辩论等听证程序更无从谈起。

在中国这三种救济方式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其根本运行模式是由作为刑事追诉机关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掌控的,由于刑事追诉机关把羁押性强制措施定位为重要的诉讼手段;且刑事追诉机关将成功追诉犯罪界定为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所以从体制上来看中国的羁押司法救济之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四)羁押替代性措施空置

由于中国刑事追诉机关以及法院的功能定位,同时中国刑事诉讼立法关于未决羁押制度并没有完全贯彻比例性控制原则。这样会导致一个后果,即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成为常态而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成为变态,大量的被追诉人被普遍羁押,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通常会把羁押性强制措施作为优先选择。约定俗成的做法是刑事被追诉人一旦被羁押,其本人很难再有机会被变更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予以执行,直至法院以生效裁决方式对刑事被追诉人决定执行缓刑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时其才可以得到释放。

此外,作为例外性选择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往往体现着办案部门的利益。当无法成功追诉被羁押者或者存在着不正当的部门利益导向时,办案部门会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作为一种缓冲性措施选择适用。“与英美法系广泛适用的保释相比,中国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适用的范围较为狭窄,且没有给予被羁押者申请救济的机会,它们在替代未决羁押方面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功能。”

三、完善中国未决羁押制度的构想

(一)细化羁押的适用条件

未决羁押将成为一种独立于有证逮捕、无证逮捕的强制措施,自然其适用条件也应当完全有别于有证逮捕、无证逮捕。

1. 无证逮捕、有证逮捕已被界定为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的措施,其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期限十分短暂,因此其适用条件应当明显区别于未决羁押。其标准程度应当低于未决羁押,大致上应当把握一个原则,即有合理的根据相信犯罪系将被予以逮捕的人实施的。“所谓合理根据,是指根据警察所了解的事实、情况及其所获得的可信信息,一个正常谨慎的人足以相信某人实施了犯罪。换言之,警察所掌握的事实和材料可以使一个正常理性的人相信嫌疑人有罪的可能性大于无罪的可能性。”

2. 在未决羁押的适用条件设计上应用引入保障人权价值理念,在适用条件上具体体现被追诉人的人身危险性、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其今后可能被科处刑罚的严厉程度,应当与其是否被采取羁押措施相适应的比例性原则。制度设计上应当体现非羁押措施优先于羁押措施适用的诉讼价值导向,诉讼利益追求上应当平衡追诉犯罪程序保障需要与保障人权法治要求之间的关系。

3. 在刑事诉讼程序立法中应当增强未决羁押措施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避免其模糊状态的出现,以防止未决羁押措施的滥用造成的刑事被追诉人人权被侵犯现象的发生。

4. 必须在适用条件中明确界定,只有已经被逮捕的被追诉人才产生以后是否羁押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刑事被追诉人在受到逮捕和羁押时得到两次司法救济,从而使逮捕和未决羁押受到更加完善的司法审查制约,以期防止羁押权滥用、保障被追诉人人权。

(二)建立司法审查机制

1. 重新定位中国法院所享有的司法权。

笔者认为,应当在宪法性法律及刑事诉讼程序性法律中将法院界定为纯粹的司法审查机关,并重新划定法院审判职能的界限。

2. 重新定位中国的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等)权限。

笔者认为,应当将侦查机关行使的所有侦查措施(包括强制措施的采取)全部纳入司法审查渠道,而不能再沿用旧有的自我授权和内部审查机制下形成的准司法化模式。另外,对于公安机关所享有的一系列涉及被羁押者基本人身自由权利的准司法化的治安处罚权限,如劳动教养等权限应当统一纳入法院主导模式下的司法审查渠道。且以上程序中公安机关应当是申请者,而真正的裁决做出者应当是法院。对于法院经司法审查作出的裁决,侦查机关必须依法执行。

3. 重新界定检察机关的权限与法律地位。

笔者认为,中国宪法体制框架下将检察机关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但该定位有碍于法院以司法机关身份统一独立行使司法审查权。且检察机关事实上刑事追诉机关的实践定位与法律监督机关的界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逻辑矛盾,由此该界定背离了以权力制衡、司法最终裁决实现人权保障的现代法治理念。应当将检察机关定位为绝对意义上的行政机关,应当基于权力制衡的法治理念剔除其原享有的自侦职能并将此项职能交由新成立的类似于廉政公署的独立反贪渎部门行使。应当基于维护法院作为绝对意义上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司法审查权的考量将包括侦查监督(审查逮捕权属于此项监督的一项权能)在内的所有诉讼监督职能划归法院以司法审查形式行使,在此意义上检察机关应当定位为享有公诉职能的行政化刑事追诉机关。通过重新定位检察机关职权范围,可以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由法院以司法听审模式主导进行的司法审查机体制。

(三)完善羁押救济机制

“司法救济的实质,就在于使那些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人,有机会将羁押的合法性问题提交给一个中立的法庭进行持续的审查,并在羁押显属不合法、不必要时尽快地获得释放。”换句话说,该司法救济体系就是为被羁押者的提供可以诉请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羁押裁定的合法性以及必要性进行多次持续审查机会的体系。为此,应当在中国构建一个完整意义上能反映现代法治理念的司法救济体系。任何被羁押者可以在其被法院裁定羁押后的任何一个诉讼阶段不断提出申请或者上诉,相应的具有管辖权的上级法院仍应当以司法审查模式进行听审,充分听取被羁押者等意见,并重新就羁押的合法性以及必要性进行审查,后做出相应裁决。

(四)完善羁押替代性措施

一个成熟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未决羁押制度,其显著标志是具有完善的替代性羁押措施体系。因此,改革原有的替代性羁押措施体系,构建体现法治原则的新措施体系已刻不容缓。

1. 在新措施体系中应当剔除旧有的拘传措施。

因为有证逮捕与无证逮捕均是强制刑事被追诉人到案的强制措施,而拘传的定位也如此,既然如此该拘传措施已没有存在的必要。

2. 在新措施体系中同样应当剔除旧有的监视居住。

该监视居住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比例比较少,且无论是在刑事被追诉人家中执行还是在指定场所执行均与羁押所达到的实际执行效果没有任何区别,鉴于该监视居住的剔除已属必然。

3. 应当将旧有的取保候审重新定义为保释,且原有的内在属性及外延应当进行更新。

中国旧有的取保候审制度适用范围较有限,且替代羁押措施的功能同样有限。因此从保障人权意义的法治理念出发,重新构建保释制度当属必要。该保释制度应当定义为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被羁押者暂时予以释放的制度。该保释应当是附条件的,该条件既可以是提供保证人,也可以是提供保证金。该保释申请在被追诉人被介入法院听审程序开启司法审查之前,应当由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受理并作出是否准予保释的决定;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予保释的决定后被追诉人不服的,或者被追诉人被介入法院听审程序开启司法审查之后,该申请应当由相应的法院裁定。当被追诉人的保释申请被法院裁定驳回后,其可以继续向上一级法院上诉。该被追诉人享有的保释申请权利应当存在于各个刑事诉讼阶段,直至被追诉人被法院以生效裁决裁定有罪并科处刑罚之前都可以享有并行使。

4. 最重要一点是,应当在刑事诉讼程序性法律中贯彻比例性原则。

当被追诉人所涉嫌的犯罪严重程度,其今后可能科处的刑罚与未决羁押的适用条件不相适应时,在符合未决羁押法定目的的前提下应当优先选择对被追诉人人身自由权利侵害最少的替代性强制措施适用。

参考文献

[1]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宋英辉,李忠诚.刑事程序法功能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3]陈瑞华.未决羁押制度的实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冀祥德.未决羁押制度的比较分析[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3).

[5]王晶.突然与应然——中国审前羁押制度之反思[G]//樊崇义.刑事审前程序改革与展望,2005:3.

[6]汪建成.论犯罪控制和人权保护——刑事诉讼的双重目的[G]//陈兴良.刑事法评论,2000:6.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证研究 篇3

关键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问题；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该条规定标志着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正式确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确立对我国刑事诉讼的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一项新确立的制度，其不可避免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拟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现状以及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等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福建省一些县市的实践状况

从2013年以来，罗源县检察院不断深化羁押必要性审查，已建议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3人，均被采纳。罗源县检察院的审查做法是：将过失犯罪、轻伤害及交通肇事等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纳入重点审查范围，着重审查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变更强制措施可行性及社会影响。同时将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病患、怀孕或者正在哺乳的妇女及因家庭困难无力负担保证金的犯罪嫌疑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加大考察变更强制措施的必要性力度。据了解，罗源县检察院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2014年6月，罗某多次伙同他人到某山场盗伐杉木106株。后罗某以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罗某向检察官说，家中特别困难，母亲年迈，妹妹患有精神病，为了给妹妹治病，家里早已一贫如洗，才铤而走险去砍木头卖了赚些钱。在了解罗某家庭所处的困境后，福建省永安市检察院依法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指派专人负责审查。检察官对全案的羁押必要性进行了审查评估，认为罗某家庭困难，确有悔罪表现。鉴于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已收集固定，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致于发生社会危险性，无继续羁押的必要，为此，永安市检察院依法向公安机关发出《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书》，建议对罗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公安机关采纳了该院建议。

2015年以来，福建尤溪县检察院以人权保障为出发点，积极探索建立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进一步规范修改后刑诉法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今年截至目前，该院共办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3件3人，建议侦查机关变更强制措施3件3人，侦查机关均予以采纳，采纳率100%，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015年2月18日，因涉嫌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的沈某溪被诏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关押在看守所。2月26日，监所检察干警在进行监区巡视过程中收到沈某溪要求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申请。沈某溪在申请书中反映自己母亲病故，且家中并无他人善后，急需回去料理后事。得知情况后，监所部门联合公诉科、看守所等部门召开会议讨论情况。在发现沈某的案情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本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监室内表现良好等情况后，监所部门向公诉部门建议将其变更为取保候审，获得公诉部门采纳。

福建建宁县检察院依法对已被执行逮捕的涉嫌盗窃罪的犯罪嫌疑人马某某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发现，马某某系初犯，且悔罪态度良好、积极退赃，目前案件事实已查清，马某某有取保候审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该院建议县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马某某予变更强制措施，县公安局采纳该建议，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新罗区检察院制定了《审查批准逮捕后实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有关规定》。一方面做好告知工作，要求案件承办人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或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意见时，告知其在每一个阶段均享有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另一方面及时了解捕后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建议变更强制措施，要求侦查机关定期通报捕后案件进展情况，特别是对审查逮捕阶段可能达成和解，可能存在羁押必要性审查情形的案件不定期进行通报。

莆田市秀屿区检察院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要求，对犯罪嫌疑人黄某涉嫌妨害公务罪一案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于犯罪嫌疑人黄某妨害公务案涉及到秀屿区东庄镇“PA6”项目，该院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进行开展。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相关的实证调查，各县市先后开展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工作，且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从司法实践中的工作开来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仍存在许多问题。

1.审查标准的不一致

按照相关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标准是社会危险性。但是，社会危险性是一个非常抽象和模糊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均难以把握。很多检察院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这个标准的理解存在不同的认识，相反，检察院审查的标准更多地取向于经济条件的考察，即犯罪嫌疑人的经济条件较差，就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比较小，问题是社会危险性与经济条件根本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我们更不可能说经济条件较好的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就比较大，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2.审查程序启动的主体存在误解

实践中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启动很多是由检察院主动提出的，检察院为了响应司法能动主义的口号，加强司法工作的积极性，在很多方面都是主动开展的。问题在于，检察院是法定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如果这个程序由检察院启动并由检察院自己来审查肯定是不符合司法规律的。“任何人不得作自己的法官”，这是法治的最基本要求，如果由检察院充当启动主体又当审查主体，明显存在职权滥用的嫌疑，而这恰恰是现今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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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缺乏对证明责任的配置

新刑诉法在创设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同时并没有配置相关的证明责任，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许多很混乱的做法。虽然各县市都努力宣传自己的做法取得了多大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仍不避免在实践中存在的这一难题。在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中，证明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被害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提出相反证据的权利，这些都是立法没有解决的问题。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笔者认为，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可以从问题入手，从存在的问题寻求相应的完善对策与途径。

1.建立完善的证明标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9条的规定，具有逮捕必要性的法定理由有八种。那么换一个角度说，我们是否可以从反面推导出不具有羁押必要性的其他情形呢？对此，国内有相关学者已经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他们认为，结合司法实践，参考最高人民检察院2010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及相关法律规定，有证据证明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无羁押必要：①案件事实、证据或者法律发生变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不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积极退赃或者积极赔偿经济损失，得到被害方谅解的，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预备、中止、未遂、自首、立功、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的；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又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⑤犯罪嫌疑人系老年人或者残疾人，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

2.建立完善的程序启动机制

笔者认为，建立完善的程序启动机制，首先是启动程序的主体问题，即什么样的主体有权提出审查程序的启动。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情况来看，检察院不能作为程序启动的主体，因为检察院已经作为审查的主体，如果在充当程序启动主体的话，那么就有自发启动自发审查的嫌疑，这与当代法治理念是相悖的。因此，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启动主体可以是犯罪嫌疑人以及家属、律师。犯罪嫌疑人提请程序的启动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和律师，他们提出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不仅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他们应当享有的权利。

3.建立完善的审查证明责任制度

证明责任涉及到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在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中，证明责任的问题就是谁负有证明无必要羁押的责任以及谁负有证明有必要继续羁押的责任，这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一体两面。笔者认为，负有证明无必要羁押的责任主体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和律师，负有证明有必要继续羁押的责任主体应该是被害人及其家属和律师。

羁押制度 篇4

严防超期羁押 维护司法公正

――浅析超期羁押问题的原因、预防对策及立法救济

李旺城

[内容提要]：本文由二则真实案例入手，引发对超期羁押问题的思考：造成超期羁押的原因究竟有哪些?从哪几个方面有效地去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笔者客观分析了超期羁押现象的内外因素，提出了“完善羁押立法建设的三个点，增强诉讼监督职能三条线，提高司法人员素质三个面”的“三三联防”机制。

[关键词]：超期羁押 有罪推定 司法救济 预防机制

一、超期羁押问题的现状

有这样二则案例：广西玉林市的谢洪武在“无卷宗、无罪名、无判决”的情况下，被当地公安部门自1974年6月至10月超期羁押了28年，详见《文摘报》6月8日第三版;四川自贡监狱刑满人员杨宗华因患有精神分裂症样精神障碍而被家属拒绝接收，结果被迫滞留在监狱，从1987年至20被监狱超期羁押了，详见四川在线网年4月14日讯。

沈家本曾言：“狱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如上述二则案例一样，超期羁押既是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也是我国当前羁押制度的瓶颈之一[1]，其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更是引起了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2]，全面地分析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科学合理地提出解决方案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在诉讼法方面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标志!笔者根据高检院的指示精神，结合当前“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主题教育，从分析超期羁押的主、客观原因入手，力求探索和深化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预防对策和救济途径。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

所谓超期羁押是指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其主要包括：超期拘留和超期逮捕。超期羁押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性措施滥用，其本身具有违法性、侵权性、渎职性和社会危害性。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它的存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各种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的说来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超期羁押产生的内在因素：司法机关、执法者的执法理念和价值取向是的深层次和内在原因。

1、“有罪推定”思想根深蒂固。有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首先假定被羁押人是有罪的，如果被羁押人拿不出证明自己无罪的确凿证据来，我们就推定其是有罪的。由于这种思想的潜意识作用，当司法人员不能足以证明被羁押人有罪的情况下，便以种种借口和托词对被羁押人进行羁押，甚至借用“补充侦查”为名义进行超期羁押。

2、“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严重。所谓重实体，轻程序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量刑上重视依法办事，而在诉讼程序上则掉以轻心。有的司法人员过分强调法的实体价值而忽视了法的程序价值，仅看到法的特殊教育功能而放弃了法的一般教育功能，造成“重惩罚、轻保障，重打击、轻维权”。

3、“英雄主义”的思想泛滥[3]。所谓英雄主义是指司法机关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侦查清楚之前，出于单位或个人私利目的向上级机关、新闻媒体邀功取宠。在经过上级赞赏和媒体炒作之后，一旦案情突变，发现被羁押人犯罪证据不足时，便不得以用种种借口超期羁押。

4、人权观念谈薄。人权是当今社会民主、法制的首要保护的主题，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我们的个别司法人员在这方面恰恰相当薄弱，认为关的都是罪人，多关一天无所谓，所以直接导致该移送的移送不了，该结的案结不了，该进入执行程序的进入不了。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外在因素：是我国之所以产生大量超期羁押现象的必然性、“合法”性原因。

1、立法制度原因。(1)首先在立法形式上。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将羁押期间与诉讼期间进行严格分离，致使羁押期间严重地依附于诉讼期间或者办案期间，使得羁押期间的延长完全服务于侦查破案、审查起诉甚至审判的需要[4]。“无权利则无诉讼”，“无权利则无程序”。如果说诉讼期间的延长所导致的诉讼拖延，已使犯罪嫌疑人遭受长时间的讼累，那么羁押期间的延长更是使犯罪嫌疑人承受更大程度的非正义。第二，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羁押制度上没有贯彻“成比例”或者“相适应”原则。由罪刑相适应原则引申，羁押制度的“成比例”原则便是程序正义的理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个可能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的嫌疑人和一个可能被判处甚至无期徒刑的嫌疑人，在审前羁押的期间上可能完全一样。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强制措施适用上的谦抑原则。第三，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将刑事拘留、逮捕与羁押实现严格的分离，而是几乎混为一谈，导致羁押在适用上出现严重的任意化和随机化。在英美，逮捕通常只会带来24小时的羁押状态，之后是否羁押须通过中立法官的羁押听证程序。相比之下，我国的刑事拘留、逮捕一旦获得授权，就意味着可以将嫌疑人采取长达14天甚至是37天的持续羁押。

(2)其次在具体法条上。第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126条规定，省检察院立案的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延长一个月的羁押期限后，又自行批准延长两个月的羁押期限，这是有背于我们的立法价值取向的，给了超期羁押现象有机可乘。第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7、128条规定，容易在司法实践中通过立两个不同罪名或身份不明为由使羁押期限重新计算，从而“合法”达到延长羁押的目的。第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检察人员发现所提起的公诉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提出建议需要延期审理的，可以延期审理，但是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延期审理的期限和次数，从而为超期羁押现象开了绿灯。第四，一般法理认为：“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最高法院自己决定。这一条款在法理意义上不利于被羁押人权利的`实现[5]。

2、司法机制原因。第一，司法救济不到位。在中国的审前羁押制度中，不存在由中立司法机构主持进行的司法审查机制，致使羁押的授权、审查和救济几乎完全变成一种行政行为，而丧失了司法诉讼行为的基本品质。羁押性强制措施中的拘留完全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逮捕一般由检察机关依据公安机关的申请决定。犯罪嫌疑人无法在此时提出申辩，而律师能做的只有申请取保候审，而取保候审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实施羁押措施的司法机关自由裁量[6]。第二，责任追究的不严格。由于超期羁押的责任追究制度至今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因此办案人员过多考虑的是破案率而不是办案率，而破案率的关键线索就是口供，通常情况下口供是可以通过超期羁押而“关”出来的。所以，超期羁押成为提高破案率的有效方式，同时却又不需要任何司法人员为此承担经济、行政和刑事上的责任,这也是造成超期羁押的一个原因。第三，羁押之外的其它强制性措施适用性差，扩大了拘捕人数，对办案形成了压力。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适用性差，如对外地人员的在京犯罪，两种手

段都难以保证涉案嫌疑人及时到案。

3、承办机关原因。第一，经费不足。现在公安机关办案经费严重不足，单靠政府的拨款远远不够用，往往都是要受害单位出车、出钱到外地办案，或是要求受害人个人交一定的办案经费，交不起的案件审理就会受到影响：该取回的证据取不回，该找的证人没去找;由于时过境迁，证据也就得不到落实，案件久侦不决，超期羁押现象也就司空见惯了。第二，警力不足。现在公安体制改革后预审机构已经撤销，原来的预审人员充实派出所的刑警大队，连侦带审，由于管辖地区偏大人口太多，犯罪基数又大，一个派出所的警力应付全辖区的刑事案件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往往是抓了人来搞突审。办案粗糙导致在报拘、报捕时遇到麻烦，退补又需要一个周期(二十多天一个来回)，故延长羁押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甚至有时警力不足导致抓回来的人没有人力去审查。第三，工作效率不高。在侦查、起诉、审判上都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该在期限内办完的事情做不完，一天能做完的非要等一个星期，等到该报会研究时又因客观原因不能上会导致延期。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合理简化案件诉讼程序，对于承认罪名和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4、案件的原因。第一，取证难。警方在侦查中，由于群众对作证的意识不强，不讲真话有之，不敢作证有之，作伪证有之;有的群众做了证、讲了真话，往往遭到报复、不公正待遇、被告人家属的殴打和谩骂，于是便撤证或翻证，从而导致早就应该移送的案件搁浅，造成超时效羁押。第二，先供后翻。由于在侦查机关在刚立案审理时警方采用“非常措施”，这样的对象往往是年轻的犯罪嫌疑人;对于中老年或妇女一般有的采用精神折磨其肉体，如只许站不许坐;有的24小时不准睡;有的扣吃扣喝。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往往是不真实的，环境稍微一改变，就会马上翻供，导致案件审理从头来过，侦查时限不得不延长。第三，同案犯在逃，在押犯的犯罪事实不清，影响结案[7]。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在逃有时会严重影响对在押犯犯罪事实的认定，同时对在逃同案犯的追捕未必能及时有效，导致结案困难。第四，疑难案件向上级请示未能及时得到答复。遇到疑难案件，一般都须向上级领导请示。实践中，有的疑难案件各方面原因错综复杂、牵涉面广，上级未必能及时作出答复，使得案件诉讼受阻。

总之，内因和外因是产生超期羁押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我们本身所固有的制度、体系不科学、不完善的外在表现，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过程中对我们原有的法律体系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考虑、比较、分析，从而在程序上为我们这场反超期羁押的战斗提供有力的保障和规范上的支持。

三、解决超期羁押的预防对策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解决超期羁押问题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将拘留权和逮捕权赋予给承担诉讼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实质的程序救济手段，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这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人权的保障，故建议取消人民检察院的批捕权和公安机关的拘留权，由法官统一行使强制措施的审查权，且被告人有权要求法官对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进行审查。第二种观点认为，将逮捕批准决定权保持原状但对逮捕程序做较大的完善。可以批捕公开质证程序，使逮捕的决定必须经过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的公开质证方能决定其效力。

但是就我国司法制度的现实而言，采取第一种观点需要对司法体制做较大的变动，适时阻力可能较大;采取第二种观点则需要巨大增加我国的司法资源，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于审前的程序公平判断上，这不符和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的经济实力。因此，笔者在批判继承两种学术观点的同时综合分析超期羁押问题产生的内外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三三制”的超期羁押预防对策：即“完善羁押立法建设的三个点，增强诉讼监督职能三条线，提高司法人员素质三个面”。

(一)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建设，在制度上时间、地点、人物三个点的结合上来杜绝超期羁押。

1、从时间上，按照比例性的原则确定羁押的期限。在这一点上既可以参照我国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也可以参照外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例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的规定[8]。使预防性的羁押的总期限时间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被指定之罪规定的最高刑期的2/3。这样可以根据不同的案件规定不同的羁押期限，一般的刑事案件的羁押期限可以规定的相对短些，重大复杂的案件则可以规定的长些。同时一旦达到最高的羁押期限，应当立即改变强制性措施，从而保证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9月28日颁布了《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的若干规定》就具有积极意义。

2、从地点上，对不同诉讼阶段的羁押地点加以明确的法律限制。将除逮捕外的强制羁押措施实施地放在公安机关，而一旦犯罪嫌疑人被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批准逮捕之后应当立即更换其羁押场所，也就是使公安机关的羁押权与侦查权相分离，从而有效地防止羁押权的滥用，确保犯罪嫌疑人不受妨碍的行使其基本的防御权[9]。

3、从人员上，建立超期羁押个人追究制度，使任何违反法定羁押期限的个人都会受到经济、行政甚至刑事制裁。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有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10]。”因此，应当根据责任者的主观过错和超期羁押造成的客观后果追究其不同责任。被超期羁押者、其近亲属、律师和羁押地的专门负责人员都可以提出申诉，而检察机关提出违法通知书并负责检查对违法通知书的实际履行情况。责任者所在单位的纪检部门也要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并负责落实处理，同时向检察部门备案。

(二)强化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强化超期羁押的预警机制、同办案机关的联席会议机制、换押制和定期催办制度三条线，在客观上杜绝超期羁押现象，保护被羁押人的诉讼权益。

1、严格执行换押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堵塞换押过程中的脱节问题。检察机关要强化法律监督，认真贯彻执行“两高”、公安部《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的规定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精神，一方面自觉执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换押程序，做到衔接到位、反馈及时，谁出问题谁负责;另一方面，通过检察建议等多种方式保证相关单位和办案人严格执行法律。

2、强化监督手段，变监所部门的单一监督未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监所检察监督等部门的共同监督。实践证明这种“对口”监督方便可行，能充分发挥侦查监督部门和审判监督部门的职能，促使犯罪嫌疑人在羁押期间各个诉讼阶段得以有效监督。

3、不定期与办案单位反馈交流、定期向人大进行汇报，加强监督协调力度[11]。采取对超期羁押较长案件可由人大进行个案监督，对一般超期羁押案件实行跟踪监督的原则。对已经超期羁押的及时提出书面建议，向办案单位询问造成超期羁押的原因，予以纠正;并深入办案单位，对办案单位的改正情况挂牌监督直至问题解决。

(三)真正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职业素质，在司法准入、职业培训和执法理念三个面上加大力度，从主观上解决超期羁押现象的存在。

1、严格司法准入制度。目前，全国进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解决司法机关进人不严的有效办法。这项制度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

2、进行长期有效的在职培训。对现有在职司法人员进行长期有效的、多渠道的、大范围的培训工作，加大司法人员任职期间的考核力度，真正让知法、懂法、守法的人员来执法，从而减少因办案人员个人的学术、思想和道德问题带来的人为性的超期羁押现象。

3、灌输科学的司法执法理念。需要加大对现有司法人员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法治观的培养，做到能真正用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思想武装头脑，用“三个代表”的思想衡量自身行动，从而保证整个司法诉讼程序的公平和正义!

[1] 我国羁押制度的瓶颈包括错误羁押和超期羁押，其中超期羁押问题更具有普遍意义;解决超期羁押问题对我国保障人权，强化法律监督和建设法制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

[2] 如最高检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把超期羁押专项清理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截止到7月底全国就累计纠正检察办案阶段超期羁押359人，摘自《我国力争实现办案阶段无超期羁押》，中国新闻网2003年7月22日讯。

[3] 孟波：《超期羁押的司法救济机制》，发表于法律资料文库网。

[4] 陈瑞华：《超期羁押问题的法律分析》，载于《人民检察》20第9期。

[5] 刑事诉讼法条文的相关内容：第一百二十四条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第一百二十六条 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

(一)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 (二)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

(三)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 (四)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第一百二十七条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

第一百二十八条 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是不得停止对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第一百六十五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

(一)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三)由于当事人申请回避而不能进行审判的。

第一百九十六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是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6] 陈卫东、郝银钟著：《被告人诉讼权利与程序救济论纲》，《中外法学》第3期载。

[7] 郑华：《超期羁押原因与对策探究》，载于《检察时空》第4期。

[8] 意大利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涉嫌实施的犯罪预计可能判处6年监禁刑的，审前羁押的法定最高期间为2年;而涉嫌犯有可能判处6年以上监禁刑甚至终身监禁的，审前羁押的法定最高期间为4年。

[9] 陈瑞华：《审前羁押的法律控制-比较法角度分析》，《北京政法论坛》20第4期载。

[1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 篇5

申请人：江西仰景律师事务所阎庆律师。通讯地址：* 申请事项：

对犯罪嫌疑人程*的逮捕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事实与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江西省仰景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程秀英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其辩护人。犯罪嫌疑人程*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九江市浔阳区公安局羁押于看守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嫌疑人程*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嫌疑人程*在2016年12月29日出具保证书一份，并且其家属在公安机关处理过程中，积极与被害人的协商处理，给与一定的经济补偿，已经得到被害人谅解。检察机关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对该逮捕措施进行必要性审查。辩护人认为，继续对程*采取逮捕措施是非常不必要的，应当予以纠正。

理由如下：

首先，嫌疑人程*系自首，归案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小、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

本案有其特殊性，案发当事人程*与被害人属于情人关系，长期同居达3年之久，在同居期间的所有开支都有程*支付。程*在接到通知后，连夜从外地赶回九江投案自首，如实供述案件事实。受害人在明知程*有家室的情况下，仍与其长期同居，在案件发生起因上具有一定过错。程*虽然有为了要求受害人还钱，将受害人的裸照发给受害人的行为，但其主观动机为“受害人要分手，就应将同居期间的财物归还给我”，并且还说明，如果受害人暂时没有钱，可以先还一部分，可见程*主观上没有非法取财的目的。客观上发裸照的行为，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影响范围也很小，并且没有实际取得财物。因此该案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

其次，对于刑事案件的羁押必要性，主要目的在防止犯罪嫌疑人“实施新的犯罪”，防止“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发生；避免出现“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情形；防止“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防止犯罪嫌疑人“企图自杀或者逃跑”以及案件的刑罚存在应当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缓刑的可能，因此对程*解除羁押措施不具有上述风险。况且，本案相关事实清楚，证据基本固定，对于程*已经没有羁押必要性。

最后，从社会和谐性出发，本案当事人为情人关系，本无矛盾纠纷，事情发生后，程*及其家人与被害人已经达成谅解，有诚恳的悔过态度。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为非暴力性犯罪，平时表现一贯良好，并且为初犯，工资收入属于家庭唯一来源，其妻子无工作，并且在哺乳期，又带四个孩子生活困难。为其解除羁押能够保障其家庭生活稳定，也符合司法为民的精神，有利于嫌疑人的改造和化解社会矛盾。

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及相关法律依据，申请人认为对嫌疑人程*解除羁押必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切实可行；特依法申请，启动程*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

此致 *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试论超期羁押的原因与监督方法 篇6

近年来，我们在监所检察工作中依照法律规定和上级文件要求，加强执法监督，特别是加强对超期羁押的监督力度，使超期羁押现象明显减少。但由于超期羁押是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虽经监督仍有发生。此种现象既严重违反了法律关于办案时限的规定，又侵犯了在押犯的合法权益，还助长了公、检、法三机关在办案中的相互推诿扯皮，使一些刑事案件久拖不决影响了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现笔者仅就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及对策谈点浅见：

一、主要成因

（一）立法上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律对诉讼时限监督规定过于原则，没有具体措施，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如有些办案单位对当事人羁押期限已经到期，但是否办理了延期手续，没有告知监督单位，监管部门一无所知。若主动催办，他们有时很不以为然，认为没事找事，无所谓，使诉讼时限的监督处于形式上的监督，没有权威性。在工作实践中，办案单位不执行检察机关提出纠正意见时，检察机关也无能为力。

（二）执法不严。个别办案人员思想上存在有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错误倾向。往往对案件如何定性，如何调查取证，怎样审讯等工作研究比较细，原则上保证不办错案，但对案件何时到期，如何在法定期限内结案，在思想上重视不够，认为人已经关押了，时限超点不是大的原则问题。如犯罪嫌疑人严某，因涉嫌拐卖妇女罪于8月17日被拘留，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具备逮捕条件，10月8日公安局才将其释放，拘留超期二十余天。

（三）办案上的难度。一是对新增罪名构成要件理解不透。修改后的《刑法》增加了大量新罪名，有的.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有的是从老罪中分解出来的，此罪与彼罪界限难以区分；由于新的刑法实施时间较短，致使对新罪的犯罪构成缺乏足够的理解和把握，所以侦查人员在侦查中，不能将有关犯罪构成各要件的相关证据调取和固定，造成对犯罪性质难以确定，导致案件久拖不决。二是侦查起诉部门经费紧缺，难以及时抓获全部犯罪嫌疑人，或者及时调查取证，造成案件久拖不决，如刘某、董某抢劫、绑架勒索案，抢劫作案发生在数千里，由于办案经费紧缺，没有派员前往取证，致使此案不能按时办结；又如张某、周某聚众斗殴一案，涉案人员有7人，现场只抓获2人，其余5人全部潜逃，由于经费紧缺，不能将全部犯罪嫌疑人抓获，且二人供述不一，导致此案不能及时办结。

（四）对上级院办理案件的诉讼期限难以监督。一是死刑复核案件，由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诉讼期限，这类案件的无限期羁押现象已是司空见惯，对此类案件的期限监督无以谈起。二是依照法律规定，重大案件、上诉案件属于上级院管辖，办案单位与羁押场所多是异地，且工作上不是隶属关系，对它们的诉讼期限监督法律又没有规定具体操作办法，致使对诉讼期限监督形同虚设。例如：在押犯曹某因犯奸淫幼女、猥亵儿童罪于9月10日被光山县法院合并判决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曹不服判决向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同年12月16日市中院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8月4日，光山县法院再审，仍判决相同刑期，曹不服判决，又提出上诉，但直至4月二审判决没有结果，长达8个月18天，违反了《刑诉法》第196条之规定，至少超期6个多月。

二、解决问题的主要对策

（一）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增强法制观念和依法办案的自觉

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构建 篇7

关键词：羁押必要性,审查,构建

羁押, 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为了确保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和刑罚的有效执行, 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采取的一种旨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措施。在我国, 羁押并不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措施, 而是由刑事拘留和逮捕所引起的持续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 包括拘留后的羁押和逮捕后的羁押。①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 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作为一项新增条款,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还仅限于原则性框架之内, 而新刑诉法的施行已为期不远, 故该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完善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司法实践的角度, 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构建提出设想, 以期对我国司法制度的完善提供可资参考的建议。

一、我国捕后羁押制度现状分析

(一) 逮捕率高仍是常态

根据近五年某市检察机关的统计数据来看 (见表1) , 2007年——2011年的逮捕率分别为81.46%、81.00%、78.64%、77.06%、72.35%, 平均逮捕率为78.10%。在受理审查逮捕数逐年递增的情况下, 逮捕率在逐年递减,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侦查机关办案效率的下降和检察机关监督效率的提高。该市检察机关近五年的逮捕率在72%-82%之间, 虽然逮捕率在逐年递减, 但是整体变化幅度不大, 且依然处于高水平。

(二) 捕后变更强制措施比率低

同时, 通过对近五年该市检察机关捕后变更强制措施情况的调研 (见表2) , 发现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几率非常低, 除2010年外, 均未超过0.1%, 平均变更率为0.072%。如今, “一捕到底”、“一押到底”的现象还很普遍, 检察监督机制和权利救济机制的双重缺失, 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逮捕开始, 直至判决结束, 变更强制措施的可能性很小。

(三) 逮捕质量有待提高

该市检察机关每年捕后作无罪处理的大致在100人左右 (见表3) , 平均无罪率为0.539%。从与逮捕情况的对比中, 可以看出每年都有无逮捕必要的人被逮捕, 且近几年人数有微弱的上升趋势;从与捕后变更强制措施情况的对比中, 更可以明显得出每年有大量的人无继续羁押的必要性。对逮捕必要性和捕后羁押必要性的理解偏差、审查缺失, 是导致捕后无罪处理的重要原因。

二、设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以及1996年第一次修正, 都未将羁押必要性审查纳入法典中, 这实质上是与羁押的目的相违背的。羁押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和刑罚的有效执行。一般国家的立法和理论均认为, 羁押只具有程序保障的功能, 而不具有实体惩罚的性质。②这就要求有关机关在决定羁押之前, 要合理评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具有的社会危险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 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 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我国已于1998年签署了这一公约, 新刑诉法的规定不仅是对此条款的具体化, 更是根据我国法制体系的实际, 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一) 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体现

羁押制度的设计和运行, 往往从侧面体现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人权的保护水平。随着刑事诉讼的进行,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会逐渐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 又加之认罪悔罪态度良好, 得到被害人的谅解等, 其人身危险性也会不断减小, 这时就需要重新审视有无继续羁押的必要性。当“构罪即捕”、“以捕代侦”、超期羁押等现象成为一种常态, 对捕后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 将那些原本不具有逮捕必要性或已无继续羁押必要性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不仅是对法律的严格贯彻和执行, 更是对人权中人身自由权的尊重和切实保障。

(二)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综合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损害后果、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 实行区别对待, 做到该宽则宽, 当严则严。具体到逮捕措施的适用, 对轻微刑事案件, 能不捕的应不捕。但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时间只有七天, 提请逮捕的案件数量又很多, 所以通常不能全面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有关情况, 而仅从犯罪构成要件上考察是否符合犯罪而逮捕。较之捕前, 捕后有更充分的时间对社会危险性进行审查, 因此, 在此期间内设置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可以及时修正适用逮捕措施的瑕疵, 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三) 实现诉讼经济提升司法效率的保障

近几年, 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 侦检机关在诉讼中又往往重实体轻程序, 致使诉讼成本增加, 司法效率降低。羁押率高使看守所经常人满为患, 相关的财政支出也在逐年增加。如果对捕后羁押必要性予以监督, 从实体和程序层面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适时解除羁押, 则可以有效缓解看守所的压力, 从而降低诉讼成本, 节约司法资源。同时, 部分犯罪嫌疑人基于该制度, 为获得人身自由, 试图通过坦白、检举揭发、协助取证等手段让检察机关在羁押必要性审查过程中重新审视其社会危险性, 以获得变更强制措施的结果, 上述行为客观上可以大大提升司法效率。③

三、我国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存在的缺陷

从立法上看,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我国的规定尚不完整、不科学, 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也较为原则、笼统。立法的缺陷, 使原本薄弱的审查建议权更加无力。

(一) 审查主体

在建立羁押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 实行逮捕、羁押相分离, 逮捕并不意味着羁押的开始, 羁押通常由警察或检察官提出申请, 法官审查决定。在我国, 审前逮捕决定权属于人民检察院, 审判阶段逮捕决定权属于人民法院, 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新刑诉法只规定权力主体为人民检察院, 并没有具体到哪个部门。审查主体若不明确, 会直接影响监督质量和效率。一方面, 遇有明显无羁押必要性时, 检察各部门为提高检察建议权的正确性, 会争相行使此权力, 以致争执不下;相反, 遇有难以判断是否有羁押必要性时, 检察各部门为避免做出错误的建议, 出于风险的考虑, 会相互推诿。以上行为都使羁押措施不能及时解除, 进而损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 审查程序的启动

国内外审查程序的启动方式无外乎两种, 即主动审查和申请审查。主动审查, 是指检察机关依职权、视情形自行启动审查程序。在目前检察机关特别是某些基层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的情况下, 对案件全部进行主动审查还不太现实, 检察机关会难以负荷, 不仅不能充分行使审查权, 更会使审查内容逐渐从实质审查转变为形式审查。申请审查, 是指有申请权的主体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 以启动审查程序。联系新刑诉法条文, 可以看出申请权主体范围正逐渐扩大, 但仍有缺陷:一是尚未有专门条款确定申请权主体范围, 二是申请权主体范围还有待完善。

(三) 审查时间

以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实行定期审查制度, 对羁押审查时间规定得较为详尽。在英国, 除因法定原因推迟审查外, 第一次审查不得晚于首次决定羁押后6小时, 第二次审查不得晚于第一次审查后9小时, 后续的审查间隔不得超过9小时。在德国, 对于没有辩护人的被指控人, 在被羁押后三个月内未申请羁押复查也未提起羁押抗告的, 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羁押复查。我国检察机关对羁押的初次审查在审查逮捕环节, 其后, 因法律未严格区分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 检察机关不能通过对延长、中止、重新计算办案期限的审查而启动对捕后羁押的审查, 所以捕后羁押的审查主要依附于对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审查。

(四) 审查方式

在英、美、法、德、日等国家司法审查多采取言辞审查, 法院处于中立的裁判地位, 以开庭等方式, 在保证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前提下, 通过举证、质证、辩论、裁判程序, 审查逮捕合法性并做出羁押与否的决定或审查羁押合法性做出继续羁押与否的决定。我国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时, 兼采言辞审查和书面审查, 不仅要审查报捕案卷材料, 还要讯问犯罪嫌疑人, 但对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审查排除了犯罪嫌疑人的参与, 仅进行书面审查。对捕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也不外乎言辞审查与书面审查, 而其内容又不能单纯效仿审查逮捕和审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否则无法取得审查效果, 达到审查目的。

(五) 审查内容

欧盟国家大多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 审查内容为对公民采取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司法审查还包括法院可以提供救济途径, 对不合法或不必要的羁押予以变更或解除。“必要性”要求在有多种可达到相同效果的方法可以选择时, 应选择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侵害最小的措施, 将羁押的适用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从各国的法律文书来看, 一般很少笼统规定羁押必要, 对羁押必要性的表述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正面列举需要羁押的情形, 二是反面规定不得适用保释等替代措施的情形。④我国未对羁押必要性做出阐述, 也未列举需要羁押的情形, 通常认为逮捕必要性即为羁押必要性。尽管我国实行捕押合一制, 但逮捕必要性和羁押必要性是否相同, 还值得商榷。

(六) 审查意见的落实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 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权的性质只是审查建议权, 不是审查决定权。在德国, 法院认为羁押条件不存在或者已丧失的, 可以决定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也可以视具体情形变更为保释、附条件保释等, 有关机关只需执行即可。新刑诉法第93条规定:“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从文义理解, 有关机关接到检察机关的建议后, 只要在十日内做出处理并通知检察机关就可以了, 检察机关不能直接要求其执行, 不能根本维护被羁押人的权益。

四、我国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设计

通过对我国捕后羁押制度的现状分析, 审视我国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并借鉴外国经验, 笔者就该制度提出一些初步设想, 当然, 这还有待于办案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细化。

(一) 审查主体

目前, 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了多种检察机关内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模式, 综观大致有三种:一是在检察机关内部成立独立的专门机构审查;二是在不同阶段由侦监、公诉部门分别审查;三是由监所审查。笔者认为, 应确定由侦监部门总负责, 监所、公诉部门相协调的审查模式。侦监部门长期从事审查逮捕工作, 有判断羁押必要性的经验, 公诉部门的量刑建议为评估羁押期限与拟判处的刑罚是否均衡提供了借鉴, 监所部门长期驻羁押场所能随时了解被羁押人的表现情况、身心状况。⑤侦监部门自身的优势决定了其建议权的主导地位, 同时, 为确保侦监部门进行全面审查、准确判断, 监所、公诉部门也要充分发挥职能, 监所须及时提供被羁押人的相关信息, 而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 公诉部门对有疑问的应主动进行审查。

(二) 审查程序的启动

1.主动审查

检察机关主动审查的工作量很大, 为减轻其压力, 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 主动审查的案件范围宜做出一定限制: (1) 特殊主体 (如75周岁以上老年人、未成年人) 犯罪的; (2) 检察机关做出逮捕决定的同时建议补充侦查的; (3) 审查逮捕阶段即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 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但在该阶段必须逮捕的; (4) 其他。检察机关对上述案件应依法主动启动审查程序。

2.申请审查

主动审查范围有限, 意味着作为被羁押人救济措施的申请审查更须完善。法律须明确申请审查权主体, 包括: (1)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 (2) 对变更强制措施有异议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3) 发现无逮捕必要或羁押必要的其他相关部门。

(三) 审查时间

1.主动审查

新刑诉法细化了逮捕条件, 对逮捕措施的运用采取了更加审慎的态度, 逮捕后从维护法律统一、司法权威的角度, 没有特殊情形不应在较短时间内进行变更。在侦查环节, 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后, 侦查机关有至少两个月的侦查期限, 检察机关宜在逮捕一个月后再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此后应每隔两个月再进行一次审查。在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或延长、中止、重新计算办案期限的同时, 检察机关也应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对法院决定逮捕的, 是检察机关行使监督职能的难点, 加之审理期限最短为一个月, 检察机关在法院决定逮捕时就应进行审查, 此后应每隔一个月再进行一次审查。

2.申请审查

自逮捕开始至判决结束, 申请审查权主体有权随时申请审查, 审查后未做出变更的, 若无其他理由, 在一定期限内应不允许其再申请。

(四) 审查方式

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 应当采取言辞审查与书面审查相结合的方式, 且以书面审查为主、言辞审查为辅。对案件事实、证据争议不大的, 检察机关可以仅进行书面审查;对案件事实、证据争议大, 难以做出判断的, 检察机关除进行书面审查外, 还应进行言辞审查, 必要时可以启动听证程序。检察机关主持召开听证会, 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参加, 通过举证、质证、辩论, 检察机关形成心证。无论使用何种审查方式, 为了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估羁押必要性, 彰显程序正义, 检察机关都应当审查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监所的意见。

(五) 审查内容

检察机关评估羁押必要性, 要综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时所依据的条件是否变化、羁押期间的具体表现、诉讼期间证据保全情况等因素。⑥基于我国实际, 并参照欧洲各国的相关规定, 我国审查捕后羁押必要性除须审查原逮捕措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之外, 还应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妨碍诉讼可能性及身体状况。在审查过程中, 羁押必要性可以借鉴逮捕必要性, 具体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再辅之以羁押期间的具体表现, 包括:是否有新的证据证明有从轻、减轻情节;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和解, 取得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谅解;身体状况是否不宜羁押等。

(六) 审查意见的落实

虽然新刑诉法将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定性为审查建议权, 但为充分发挥该制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保护, 有效落实正确的审查意见, 在不同情形下, 应区别对待。通常情形下, 检察机关的审查意见仅作为有关机关做出何种处理的参考, 但如果有关机关不采纳建议, 应当说明理由。在出现以下情形时, 审查建议权应嬗变为审查决定权:1、做出维持或撤销原逮捕决定的;2、建议未被采纳, 有关机关未说明理由或理由不充分的;3、建议未被采纳, 检察机关复核后建议未改变的。对错误的审查意见, 有关机关在通知检察机关时可以附以充分理由, 另外, 有关机关或个人也可以申请上一级检察机关复议。

注释

1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200.

2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年:272.

3鞠晓曦, 朱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意义分析[N].江苏法制报, 2012-07-02 (6) .

4朗胜.欧盟国家审前羁押与保释制度综述[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年:18.

5秦蜻.论检察机关对捕后羁押必要性的衡量与审查.

羁押制度 篇8

关键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构建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赋予检察机关对捕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权力（义务）。如何有效行使这项新的监督权，确保立法目的的实现，是检察机关必须研究应对的课题。

所谓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指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前，为保证刑事诉讼进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需要进行继续羁押的审查，并做出相关决定的一种刑事诉讼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93 条首次将羁押必要性审查纳入法律规定，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审查制度。但是，作为具有创新性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实践中会存在一些问题。

一、检察机关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存在的问题

任何一项制度的实施很难做到完美无缺，羁押必要性审查亦不例外。笔者认为在该项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于以卜几个方面：

（1）审查主体不中立。从检查机关各部门分工来看，《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第617条规定了侦查监督部门负责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公诉部门负责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第一，在前者的审查中，犯罪嫌疑人是否会脱逃难以预料，如果变更强制措施后犯罪嫌疑人脱逃，检察人员将被追责； 第二，在后者的审查中，继续羁押被告人有利于公诉的方便； 第三，审查具体条件等硬性规定的缺乏往往导致检察机关不会主动审查；第四，赋予检察官客观义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与其控诉职能是冲突的；第五，在警检一体化的思想下，检察机关为了公安方便侦查，也会倾向于羁押犯罪嫌疑人。

（2）辩护方难以通过申请启动审查。根据《规则》第六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第六百一十八条规定，辩护方要想申请审查必须提供理由。一方面，由于逮捕和羈押理由不对当事人公开，辩护方很难就逮捕和羁押理由来判断是否不需要继续羁押。另一方面，对于羁押后出现《规则》第六百一十九条列举的不应当继续羁押的事由，即便存在，一般也只有办案机关知晓，辩护方很难知晓。基于以上两方面的理由，辩护方很难提供不需要继续羁押的有相关证据或者其他材料，也就很难启动审查。

（3）相关审查部门之间存在职权不明相互推诿的情况。不少案件审查部门有时均不及时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对审查显得较为冷淡，寄希望于其他部门开展，导致踢皮球现象的。

（4）当检察机关的建议未被采纳的时候，缺乏相关的救济措施。新刑诉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结果只有建议权，而并不能强制要求有关部门执行。有学者认为，该规定为建议而非强制性要求，主要是从监督的角度考虑的。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针对前述羁押必要性审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应对，以寻解决之策：

（1）建立科学合理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在审查主体、期限、程序上予以明确。可以参考德国等西方国家的羁押复审制度，吸取他们的有点，结合中国的现状，建立合适的期限和程序。在审查的方式上建议以书面审查为主，确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提审相关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尽可能的使有效的司法资源得到最大的利用。

（2）强化检查机关的主动审查职责与被羁押人的知情权。检察机关既不愿意主动审查，辩护方也难以通过申请启动审查。为了保障被羁押人的权利，宜做如下改进： 即无论辩护方申请审查与否，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对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另外，执行逮捕时，应当当场向被捕人宣告逮捕原因，并应随即告知被控案由。在被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中，当案件情况发生变化时及时告知被羁押人。

（3）构建强有力的检察监督机制，增强检察机关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的刚性和权威性。经审查，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检察机关可以直接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及时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如果有关机关对于未采纳检察建议的，并不说明理由和依据，可以报送上一级检察机关，由其联系相关机关督办。

（4）完善社区矫正、帮教等配套措施，建立事后跟踪制度实践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适用率低，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执行监督不力有很大关系，因此，要取得羁押必要性审查监督实效，必须健全社区矫正、社会帮教管控体系。同时，办案机关案件承办人要加强与基层组织的联系，建立事后跟踪制度，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督促基层组织在加强帮教的同时，应加强对其日常活动和行为的监督，防止其妨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是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诉讼领域的落实和展开，是对权力制衡理论和比例原则的顺应，将有助于防止超期羁押和随意羁押，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虽然这项制度存在着一点瑕疵，但是我们理应在贯彻中不断摸索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陈柏新.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构建[J].法治论丛，2012，（4）：27.

[2]万春，刘辰.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思考[J].人民检察，2013，（16）.

[3]莉，邵劭.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J].法律科学，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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