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必要性审查研究

羁押必要性审查研究（精选8篇）

羁押必要性审查研究 篇1

羁押必要性审查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第93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新刑事诉讼法使我们检察机关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重大利好），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对职务犯罪侦查而言，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的时限，赋予了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确立了侦查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增设了侦查终结听取律师意见程序。对侦查监督而言，新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条件，完善了逮捕程序，赋予了检察机关对继续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权力，以及在审查逮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

新《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人民检察院负有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权，但对审查主体没有明确规定。目前，从检察院的内部机构来看，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均有一定职能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相融合。侦察监督部门负责对逮捕的必要性及是否延长侦察羁押期限进行审查，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对羁押期限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和审查，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可以予以撤销或变更。单独由其中任何一个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均有偏颇，所以目前较为现实可行的做法是以一个部门为主，分诉讼阶段进行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即以监所检察部门为主导，在案件侦查阶段由侦查监督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到案件公诉阶段，则由公诉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形成各部门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审查机制。之所以选择监所检察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导，是由于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始终在监所检察部门的监督之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现的患病、怀孕等不适合羁押的情况能够及时了解，且监所检

察部门不是办案部门，与案件本身没有利害冲突，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处于中立的地位，能够客观、公正的对羁押的必要性作出审查结论。但是由于监所检察部门不是办案部门，对于案件办理过程中出现由于事实和证据发生变化而引发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监所部门无法及时掌握，因此，就需要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分别由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配合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开展。在案件侦查阶段，侦查监督部门作为审查批准逮捕的部门，对案情及侦查工作进展情况可以适时掌握，可以将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可以作为侦查监督的一部分；而在案件起诉阶段，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能够及时发现因案件事实和证据变化而引起的羁押必要性条件变化，及时变更羁押措施。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标准

关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标准，有学者认为羁押的必要性即为逮捕的必要性。我认为，不能将羁押必要性等同于逮捕必要性。新《刑事诉讼法》第79条细化了逮捕必要性的审查标准。具体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逮捕必要性的内涵：一是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对于逮捕必要性首先要把握的问题。社会危害性主要从犯罪嫌疑人所犯之罪是重罪还是轻罪来把握；二是人身危险性。比如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性的，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人身危险性”还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怎么样，是不是累犯，等等。三是诉讼可控性。因为逮捕作为一种强制措施，就是保障整个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围绕这个目的来决定是否逮捕。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可得，逮捕必要性审查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犯罪行为、罪行轻重、社会危险性等，而羁押必要性则考察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不适合羁押的情形出现、是否存在妨碍侦查、诉讼等社会危险，因此，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标准为逮捕必要性的审查标准既有重合，也有不同。司法实践中，在审查羁押必要性时，应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

性及诉讼的可控性，此部分审查的标准与逮捕必要性的审查标准是重合的。但是，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逮捕必要性标准，即有犯罪事实发生，也有社会危害性，如果其存在患有严重疾病、怀孕、哺乳等不适合羁押的情形，仍应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且实践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据以逮捕的必要条件消失后，也应及时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例如侦查阶段因可能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等原因被逮捕的，侦查终结后或取证工作完成后，因客观上据以逮捕的必要条件已经消失，也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的监督

（一）羁押必要性权力运行监督的必要性

任何一项公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都有追求不受约束地运行的本能，以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权力的性质，也是权力运行必须存在监督的根本原因。羁押作为强制措施产生的结果，有可能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其因押剥夺了被羁押者的人身自由，相对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而言，对被羁押者产生的影响更大。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根据案件以及客观事实的变化对被羁押者是否需要继续羁押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需要继续剥夺被羁押者的人身自由。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若运行恰当，对打击犯罪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够打破“一捕了之”的实践困局，实现捕、押分离，减少不必要的羁押，实现司法资源的节约。反之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若被滥用，不仅有放纵犯罪之嫌，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无益，更有可能导致对司法机关权威性、严肃性的破坏，甚至使社会公众产生对法律的质疑，而后者的修复所需要的司法努力绝非短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为了避免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的滥用，需要对该项权力的运行实施监督，保证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行的谨慎，做到勿枉勿纵。

（二）羁押必要性权力运行监督机关确定以及应注意的问题

羁押状态因强制措施的实施可能伴随侦查、起诉、审判整个诉讼阶段，对羁

押必要性的审查也应该贯穿于整个诉讼阶段，同时对羁押必要性权力运行的监督更是应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如前所述，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权力若由侦监部门以及公诉部门承担，则监督任务则不能再由上述两个部门承担，因为侦监部门以及公诉部门都在诉讼阶段中承担一定的诉讼任务，又处于追诉犯罪的角色，同时碍于案件考核等问题，为了保证监督的到位和有效，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权力应当交由第三个中立机关行使。由于新刑诉法规定的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具体执行机关所拥有的只是建议的权力，而并非强制执行的权力，所以第三方中立机关在进行监督时应注意下面两个问题：

一是监督程序应该被动启动，而非主动启动。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所针对的对象并非全部案件，而只是有可能发生需要结束羁押状态的案件。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方式包括检察机关主动启动和当事人请求启动两种方式，无论哪种方式，一旦程序启动，也就同时需要启动第三方部门的监督，以保证权力运行的合理合法。而对于并未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案件，第三方部门则不能启动监督程序，因为权力并未运行，否则有越权之嫌。

二是监督的内容是羁押必要性审查部门权力运行的程序以及所提出的建议是否合理。由于新刑诉法规定的改变羁押状态审查部门只具有建议权，并无强制执行的权力，也就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后的建议履行具有或然性，执行部门是否采纳羁押必要性审查部门所提出的建议，最终是由自身决定的。所以第三方监督部门针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应该将监督的基点定位于审查部门程序启动、审查程序、证据采纳的合法性以及最后建议提出的合理性上，而非最后的实际结果上。这样才能保证监督部门监督的针对性。

四、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

（一）审查程序的启动

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启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由办案部门提起，即办

案部门根据案件查办进展，结合案件的事实、证据等情况，认为已经没有羁押必要的，可以启动羁押必要性的审查程序。二是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辩护人认为有变更强制措施情形出现的，也可以提请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的时间提前至第一次被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此，辩护人也可以作为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主体。三是由审查主体启动。监所检察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导部门，可以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全过程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即监所检察部门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要发现其有不适合羁押的情形出现，即可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侦查监督部门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如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不适合羁押的情形出现，可以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而公诉部门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发现有不适合羁押的情形，可以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

（二）审查启动时间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辩护人提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时间是不固定的，即何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辩护人提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何时该程序即启动。而对与由检察机关相关部门提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办案部门可以做出现不适合羁押情形时即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而审查主体即监所检察部门、公诉部门、侦查监督部门由于无法动态掌握案件查办的具体情况，可以采取定期审查的方式。监所检察部门可以定期通过查阅卷宗、讯问犯罪嫌疑人等方式及时掌握案件进展情况；公诉部门则可以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同步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如发现有不适合羁押的情况或羁押的必要条件消失，则可变更强制措施；侦查监督部门可在作出逮捕决定后一个月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三）审查方式

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当面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二是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三是听取看守所管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表现的评估和意见；四是听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在单位、居委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必要性的意见；五是查阅案卷的卷

宗材料。

（四）审查工作制度

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开展必须有相应的工作制度作为实施保障。一是建立内部协调配合制度。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开展涉及到检察机关内部多个部门，因此必须建立内部协调机制，才能使各部门分工配合，提高工作效率；二是建立告知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此不甚了解，因此也无法主动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因此要建立告知制度，告知权益。

五、结语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建立彰显了检察机关治理羁押问题的决心，也凸显了新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护的重视，但如何做到使这样的制度不流于形式，产生实际的效果，还是依赖于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中经验的总结。

靖边县人民检察院驻所检察室

2013年3月27日

羁押必要性审查研究 篇2

(一)是充分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该法的一项基本立法原则,将刑事诉讼活动的根本任务定位为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并完善和增加了相应制度使其落实到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益。而审查的关键在于有明确的审查标准,只有审查标准明确了被羁押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等才能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申请做到心中有数,羁押必要审查机关也才能依照审查标准有效审理所受理的案件,做到公正有效,切实保障人权。

(二)是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需要

目前,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下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文件,但文件没有写明被羁押人达到不必要羁押的具体情形,也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标准没有明确,只是列举了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检察建议的具体情形和作为综合评估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证明尺度,各地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也是按照各地情况简单审查,流于形式,不同地区对标准的把握宽严不一。只有明确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才能使这项制度落到实处,审查工作才具有可操作性,才能做到全国统一,确保公平。

二、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功能定位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不同于逮捕标准

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和逮捕标准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和逮捕标准是一致的,[1]有的学者则认为两者不一致但存在关联。[2]笔者支持后一观点。首先,两项标准涉及的审查制度在设计理念上不同。逮捕审查更侧重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而羁押必要性审查则更侧重于保障人权。其次,启动两项制度的依据和方式不同。逮捕审查是在做出逮捕决定时必须开展的法定程序,而羁押必要性审查可依职权启动也可依申请启动。再者,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范围要比逮捕审查的范围更大。相较而言,前者需要更加全面细致的考量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的表现等各项因素。不过,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并不排斥逮捕标准,在建立标准体系过程中需要对逮捕标准进行借鉴和吸收。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所需的证明程度

对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所需达到的证明程度的合理把握至关重要,也是确立这项标准的难点。若被羁押人不被羁押的证明程度太高则不利于体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若被羁押人不被羁押的证明程度过低则有可能出现犯罪嫌疑人逃逸、串供等不利于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情形,不利于体现惩罚犯罪的司法理念。笔者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因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利益,其审查标准的证明程度应当高于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标准,[3]但作为程序性标准其证明程度自然比刑事判决中的定罪标准的证明程度要低。因此,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证明程度应在上述两种标准的证明程度之间。

三、设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基本原则

(一)全面掌握原则

全面掌握原则,旨在最全面的掌握对被羁押人今后可能出现的不利于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行为(简称“不利行为”)具有指示作用的信息(简称“评估信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质就是对被羁押人是否会出现不利行为进行的预判,而准确的预判需要大量的现存信息,掌握的信息量越大做出的判断才能越准确。理论上,若穷尽一切被羁押人的评估信息,我们就能做出准确的预判,但鉴于时间、空间、技术、能力等因素的限制,我们达不到最准确的预判,因此需要给预判设定一个阈值,也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标准。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对大量的客观信息进行全面考量,才能确立一个客观、科学、准确的标准。这一点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过程中同样重要。

(二)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确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又一个重要原则。羁押必要审查标准的确立需要综合考量被羁押人的各项评估信息,而各项评估信息对被羁押人今后可能出现不利行为的指示作用是不同的。如被羁押人“涉嫌的犯罪事实”和“悔罪表现”这两项评估信息对不利行为的指示作用的绝对值大小是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存在的犯罪前科”和“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的行为表现”对不利行为的指示作用大小也是不同的。因此,在设定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时对各项评估信息的考量需把握比例原则,合理分配各项评估信息的考量比重。

四、设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评估信息

(一)评估信息的分类

按是否需要通过主观抽象思维进行评判得出结论的分类标准将评估信息分为主观评估信息和客观评估信息。前者包括社会危险性、人身危险性等评估信息,后者包括被羁押人是否有立功表现,是否达成刑事和解等评估信息。通过这种形式的分类,有利于对不同评估信息进行有效把控。如对主观评估信息的把控则对审查人员的审查能力有更高的要求,需要审查人员具有更多的司法工作经验,有更扎实的法律理论功底,更丰富的社会阅历等。此外,对主观评估信息的把控还可以通过公开审查、集体合议的形式进行,确保对主观评估信息的把控更加准确合理。而对客观评估信息的把控则相对简单,只需回答是或否。

(二)评估信息的具体内容

设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评估信息实质上就是《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等文件中规定的各项评估项目。主要有以下内容:1、被羁押人的基本情况:年龄方面是未成年人或是老年人还是成年人,身份方面是在校学生或是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是否患有严重疾病或生活不能自理,是否有稳定工作和稳定经济收入,家庭成员的社会成分是否良好等。2、被羁押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否有严重暴力犯罪或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前科,是否存在打击报复被害人的可能性。3、案发前后的表现:案发前是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还是老实本分、遵纪守法,案发后认罪、悔过态度是否良好,羁押期间是否遵守看守所规定,情绪是否稳定,举止是否正常等。4、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否造成群众恐慌,群众对其是憎恨、厌恶还是同情、可怜。5、被害方谅解情况:是否进行过刑事和解并得到被害方谅解。6、可能被判处的刑罚:可能被判处的刑罚情况以及是否是累犯或者是否存在法定减轻、从轻情节等。当然,设定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评估信息不仅限于以上信息,只要对被羁押人的不利行为具有指示作用的信息都应纳入考量。

总之,我们在搜集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各项评估信息时应遵循全面掌握原则,尽可能全面的收集信息。此外,在设定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时,对各项评估信息的考量要把握比例原则,合理分配各项评估信息的使用参数。

参考文献

[1]万春,刘辰.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思考[J].人民检察,2012(16):8.

[2]陈卫东.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80.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证研究 篇3

关键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问题；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该条规定标志着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正式确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确立对我国刑事诉讼的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一项新确立的制度，其不可避免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拟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现状以及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等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福建省一些县市的实践状况

从2013年以来，罗源县检察院不断深化羁押必要性审查，已建议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3人，均被采纳。罗源县检察院的审查做法是：将过失犯罪、轻伤害及交通肇事等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纳入重点审查范围，着重审查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变更强制措施可行性及社会影响。同时将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病患、怀孕或者正在哺乳的妇女及因家庭困难无力负担保证金的犯罪嫌疑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加大考察变更强制措施的必要性力度。据了解，罗源县检察院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2014年6月，罗某多次伙同他人到某山场盗伐杉木106株。后罗某以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罗某向检察官说，家中特别困难，母亲年迈，妹妹患有精神病，为了给妹妹治病，家里早已一贫如洗，才铤而走险去砍木头卖了赚些钱。在了解罗某家庭所处的困境后，福建省永安市检察院依法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指派专人负责审查。检察官对全案的羁押必要性进行了审查评估，认为罗某家庭困难，确有悔罪表现。鉴于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已收集固定，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致于发生社会危险性，无继续羁押的必要，为此，永安市检察院依法向公安机关发出《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书》，建议对罗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公安机关采纳了该院建议。

2015年以来，福建尤溪县检察院以人权保障为出发点，积极探索建立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进一步规范修改后刑诉法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今年截至目前，该院共办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3件3人，建议侦查机关变更强制措施3件3人，侦查机关均予以采纳，采纳率100%，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015年2月18日，因涉嫌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的沈某溪被诏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关押在看守所。2月26日，监所检察干警在进行监区巡视过程中收到沈某溪要求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申请。沈某溪在申请书中反映自己母亲病故，且家中并无他人善后，急需回去料理后事。得知情况后，监所部门联合公诉科、看守所等部门召开会议讨论情况。在发现沈某的案情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本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监室内表现良好等情况后，监所部门向公诉部门建议将其变更为取保候审，获得公诉部门采纳。

福建建宁县检察院依法对已被执行逮捕的涉嫌盗窃罪的犯罪嫌疑人马某某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发现，马某某系初犯，且悔罪态度良好、积极退赃，目前案件事实已查清，马某某有取保候审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该院建议县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马某某予变更强制措施，县公安局采纳该建议，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新罗区检察院制定了《审查批准逮捕后实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有关规定》。一方面做好告知工作，要求案件承办人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或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意见时，告知其在每一个阶段均享有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另一方面及时了解捕后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建议变更强制措施，要求侦查机关定期通报捕后案件进展情况，特别是对审查逮捕阶段可能达成和解，可能存在羁押必要性审查情形的案件不定期进行通报。

莆田市秀屿区检察院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要求，对犯罪嫌疑人黄某涉嫌妨害公务罪一案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于犯罪嫌疑人黄某妨害公务案涉及到秀屿区东庄镇“PA6”项目，该院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进行开展。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相关的实证调查，各县市先后开展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工作，且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从司法实践中的工作开来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仍存在许多问题。

1.审查标准的不一致

按照相关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标准是社会危险性。但是，社会危险性是一个非常抽象和模糊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均难以把握。很多检察院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这个标准的理解存在不同的认识，相反，检察院审查的标准更多地取向于经济条件的考察，即犯罪嫌疑人的经济条件较差，就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比较小，问题是社会危险性与经济条件根本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我们更不可能说经济条件较好的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就比较大，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2.审查程序启动的主体存在误解

实践中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启动很多是由检察院主动提出的，检察院为了响应司法能动主义的口号，加强司法工作的积极性，在很多方面都是主动开展的。问题在于，检察院是法定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如果这个程序由检察院启动并由检察院自己来审查肯定是不符合司法规律的。“任何人不得作自己的法官”，这是法治的最基本要求，如果由检察院充当启动主体又当审查主体，明显存在职权滥用的嫌疑，而这恰恰是现今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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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缺乏对证明责任的配置

新刑诉法在创设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同时并没有配置相关的证明责任，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许多很混乱的做法。虽然各县市都努力宣传自己的做法取得了多大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仍不避免在实践中存在的这一难题。在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中，证明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被害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提出相反证据的权利，这些都是立法没有解决的问题。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笔者认为，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可以从问题入手，从存在的问题寻求相应的完善对策与途径。

1.建立完善的证明标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9条的规定，具有逮捕必要性的法定理由有八种。那么换一个角度说，我们是否可以从反面推导出不具有羁押必要性的其他情形呢？对此，国内有相关学者已经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他们认为，结合司法实践，参考最高人民检察院2010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及相关法律规定，有证据证明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无羁押必要：①案件事实、证据或者法律发生变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不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积极退赃或者积极赔偿经济损失，得到被害方谅解的，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预备、中止、未遂、自首、立功、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的；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又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⑤犯罪嫌疑人系老年人或者残疾人，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

2.建立完善的程序启动机制

笔者认为，建立完善的程序启动机制，首先是启动程序的主体问题，即什么样的主体有权提出审查程序的启动。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情况来看，检察院不能作为程序启动的主体，因为检察院已经作为审查的主体，如果在充当程序启动主体的话，那么就有自发启动自发审查的嫌疑，这与当代法治理念是相悖的。因此，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启动主体可以是犯罪嫌疑人以及家属、律师。犯罪嫌疑人提请程序的启动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和律师，他们提出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不仅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他们应当享有的权利。

3.建立完善的审查证明责任制度

证明责任涉及到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在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中，证明责任的问题就是谁负有证明无必要羁押的责任以及谁负有证明有必要继续羁押的责任，这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一体两面。笔者认为，负有证明无必要羁押的责任主体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和律师，负有证明有必要继续羁押的责任主体应该是被害人及其家属和律师。

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范本 篇4

某某区人民检察院: 关于某某涉嫌寻衅滋事一案，申请人现作为犯罪嫌疑人某某的律师向贵院申请对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请予批准。

申请人认为，犯罪嫌疑人某某自被羁押之日起至今已有数月，在羁押期间郑某某积极配合办案机关办案，积极认罪，认真悔过，加上其涉嫌罪名较轻，已无继续羁押之必要，故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的规定以及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相关精神要求，请求贵院对其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如果某某已没羁押必要性，敬请贵院及时予以变更强制措施。

谢谢！

申请人（某某的律师/家属）：

羁押必要性审查研究 篇5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2016年7月11日印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规范和促进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 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建议办案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活动。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撤销或者变更逮捕强制措施的，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申请变更逮捕强制措施的，不属于羁押必要性审查。

第三条 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由办案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统一办理。没有设立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由负责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专职人员办理。侦查监督、公诉、侦查、案件管理、检察技术等部门予以配合。

异地羁押的，羁押地派驻看守所检察室应当提供必要的配合。必要时，上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可以将本部门办理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指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办理，经审查，需要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建议的，应当按照对等监督原则，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向办案机关发出建议书。

第四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或者援引该规定但申请事项表述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当向其说明情况，并在其修改申请材料后依法受理。

第五条 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的受理、立案、审查、结案、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建议等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在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登记、流转、办理和审批，案件管理部门在案件立案后对办案期限、办案程序、办案质量等进行管理、监督、预警。

第六条 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过程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密。

办案过程中所获悉的原案侦查进展、取证情况、证据内容，应当保密。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不得滥用建议权影响刑事诉讼依法进行。

第二章 立案

第八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羁押地的派驻看守所检察室应当在五个工作日以内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利告知。

没有设立派驻看守所检察室的，由巡回检察人员或派驻专职检察人员进行权利告知。第九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申请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应当说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理由。有相关证明材料的，应当一并提供。

第十条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申请由办案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统一受理。

办案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案件管理等部门收到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后，应当在一个工作日以内移送本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

其他人民检察院收到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办案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或者在两个工作日以内将申请材料移送办案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并告知申请人。

异地羁押的，羁押地派驻看守所检察室收到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后，应当告知申请人向办案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提出申请，或者在两个工作日以内将申请材料移送办案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并告知申请人。

第十一条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进行初审，并在三个工作日以内提出是否立案审查的意见。

第十二条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当通过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等途径及时查询本院批准或者决定、变更、撤销逮捕措施的情况。

第十三条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对本院批准逮捕和同级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依职权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初审。

第十四条 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案件，由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依职权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初审，经初审认为可能需要立案的，应当交由办案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立案审查。

第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初审后一般不予立案，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具有其他特殊法定情形不适宜继续羁押的除外：

（一）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的；

（二）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绑架、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犯罪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

（三）涉嫌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或者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的；

（四）系累犯或曾因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

（五）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六）案件事实尚未查清，证据尚未固定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其他犯罪事实尚未查清、需要进一步查证属实的；

（七）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案，有串供可能的；

（八）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有串供可能的；

（九）系被通缉到案或者因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而被逮捕的；

（十）侦查监督部门作出批准逮捕或者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决定不满一个月的；

（十一）其他不宜立案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情形。第十六条 经初审，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具有本指导意见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情形之一的，检察官应当制作立案报告书，经检察长或者分管副检察长批准后予以立案。

对于无理由或者理由明显不成立的申请，或者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不予立案后，未提供新的证明材料或者没有新的理由而再次申请的，由检察官决定不予立案，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七条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依申请对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进行初审，受理案件后应当录入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进行登记、流转、办理和审批；依职权进行初审，决定不予立案的，可以不录入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

第十八条 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过程中，办案机关发生变化的，应当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移送给变化后的办案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办理。所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仍为本部门的，不需要重新立案。办案期限从变化后的办案机关受理案件之日起重新计算。

第三章 审查

第十九条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理由和证明材料；

（二）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的意见；

（三）听取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或者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了解是否达成和解协议；

（四）听取现阶段办案机关的意见；

（五）听取侦查监督部门或者公诉部门的意见；

（六）调查核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七）向看守所调取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间表现的材料；

（八）查阅、复制原案卷宗中有关证据材料；

（九）其他方式。

第二十条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应当审查以下内容：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原案涉嫌的罪名、犯罪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的刑罚；

（二）原案所处的诉讼阶段，侦查取证的进展情况，犯罪事实是否基本查清，证据是否收集固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认罪，供述是否稳定；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有相应的审批手续，羁押期限是否即将届满，是否属于羁押超过五年的久押不决案件或者羁押期限已满四年的久押不决预警案件；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存在可能作不起诉处理、被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判决无罪或者宣告缓刑的情形；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认罪、悔罪、坦白、自首、立功、积极退赃、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赔偿义务等从宽处理情节；

（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前科、累犯等从严处理情节；

（七）共同犯罪的，是否有不在案的共犯，是否存在串供可能；

（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本地有无固定住所、工作单位，是否具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条件；

（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到案方式，是否被通缉到案，或者是否因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而被逮捕；

（十一）其他内容。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事实、主观恶性、悔罪表现、身体状况、案件进展情况、可能判处的刑罚和有无再危害社会的危险等因素，综合评估有无必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第二十二条评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继续羁押必要性可以采取量化方式，设置加分项目、减分项目、否决项目等具体标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得分情况可以作为综合评估的参考。第二十三条 加分项目可以包括：

（一）具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

（二）具有本指导意见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的；

（三）积极退赃、退赔的；

（四）被害人有过错的；

（五）系在校学生犯罪的；

（六）在本市有固定住所、工作单位的；

（七）能够提供适格保证人或者缴纳足额保证金的；

（八）具备监视居住条件的；

（九）其他应当加分的情形。第二十四条减分项目可以包括：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认罪或者供述不稳定，反复翻供的；

（二）矛盾尚未化解的；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本市没有固定住所、固定工作，无力维持正常生活的；

（四）办案机关明确反对变更强制措施，认为有继续羁押的必要且具有合法、合理的理由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所居住社区明确反对变更强制措施，认为有继续羁押的必要且具有合法、合理的理由的；

（六）其他应当减分的情形。第二十五条 否决项目可以包括：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

（二）具有本指导意见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的；

（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不宜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

（四）提供的申请材料故意造假的；

（五）其他应当否决的情形。

第二十六条经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一）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行为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的；

（二）案件事实或者情节发生变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管制、独立适用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判决无罪的；

（三）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将超过依法可能判处的刑期的；

（四）案件事实基本查清，证据已经收集固定，符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条件的。

第二十七条

经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具有悔罪表现，不予羁押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一）预备犯或者中止犯；

（二）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或者胁从犯；

（三）过失犯罪的；

（四）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的；

（五）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

（六）系未成年人或者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七）与被害方依法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

（八）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九）系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十）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十一）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宣告缓刑的；

（十二）其他不需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形。第二十八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超过五年，案件仍然处于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阶段的久押不决案件，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已满四年，可能形成久押不决的案件，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第二十九条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可以对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进行公开审查。但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除外。公开审查可以邀请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等人员参加。

第三十条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经审查认为有必要进行公开审查的，应当报经检察长或分管副检察长决定。

第三十一条公开审查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羁押的看守所、人民检察院办案场所或者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场所进行。

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通过远程视频方式进行。

第三十二条公开审查应当由检察官主持，一般可以包括以下程序：

（一）检察官宣布公开审查的目的和程序；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说明申请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理由；

（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发表意见；

（四）原案办案人员发表意见；

（五）看守所监管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的表现发表意见；

（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所居住社区和相关公安派出所发表意见；

（七）检察官宣布公开审查程序结束。

有相关证据材料的，应当在发表意见时一并出示。公开审查过程中，检察官可以就有关证据或有关问题，向参加人员提问，或者请参加人员说明。参加人员经检察官许可，也可以互相提问或者作答。

第三十三条

公开审查过程中，发现新的证据，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必要性综合评估的，可以中止公开审查，对新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核实，报检察长或者分管副检察长同意后，可以恢复或者终止公开审查。

第三十四条公开审查应当制作公开审查笔录，参加公开审查的人员应当对笔录进行核对，并在确认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应当在笔录上注明情况。

第三十五条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应当制作羁押必要性审查报告，报告中应当写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基本情况、原案简要情况和诉讼阶段、立案审查理由和证据、办理情况、审查意见等。

进行公开审查的，应当在审查报告中写明公开审查的情况，重点写明各方的一致性意见或者存在的主要分歧。

第三十六条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报经检察长或者分管副检察长批准后终止审查：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

（三）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

（四）其他应当终止审查的情形。第四章 结案 第三十七条

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应当在立案后十个工作日以内决定是否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案件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经检察长或者分管副检察长批准，可以延长五个工作日。

办案过程中涉及病情鉴定等专业知识，委托检察技术部门进行技术性证据审查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第三十八条经审查认为无继续羁押必要的，检察官应当报经检察长或者分管副检察长批准，以本院名义向办案机关发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建议书，并要求办案机关在十日以内回复处理情况。

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建议书应当说明不需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第三十九条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当跟踪办案机关对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建议的处理情况。

办案机关未在十日以内回复处理情况的，可以报经检察长或者分管副检察长批准，以本院名义向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其及时回复。

第四十条经审查认为有继续羁押必要的，由检察官决定结案，并通知办案机关。

第四十一条对于依申请立案审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办结后，应当将提出建议和办案机关处理情况，或者有继续羁押必要的审查意见和理由及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四十二条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当通过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等途径将审查情况、提出建议和办案机关处理情况及时通知本院侦查监督、公诉、侦查等部门。

第四十三条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结案后，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当及时将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的有关材料归档。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对于检察机关正在侦查或者审查起诉的案件，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参照本指导意见办理。

第四十五条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其他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其他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等移送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以及依看守所建议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参照依申请程序办理。

第四十六条检察人员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应当纳入检察机关司法办案监督体系，有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泄露国家秘密等违纪违法行为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羁押必要性审查研究 篇6

姜启波

近段时间，民事诉讼法学界从关注当事人诉权出发，对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有关的诉讼主管、受理审查、立案程序等问题提出质疑反思，认为司法实践中随意限制和剥夺当事人诉权行使的现象仍十分突出，“起诉难”仍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个亟待克服和解决的问题;原因是民事诉讼法将起诉条件混同于诉讼要件，将案件的实体审理以起诉审查的方式前移，必然导致立案过于严格，受理门槛过高;主张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不得拒收当事人的诉状。对上述观点笔者略谈粗浅认识，以陈一孔之见。

一、“起诉难”恐系误设的理论前提

相对于“执行难”、“申诉难”，“起诉难”属新词，含义似应为“法院有告不理，当事人投诉无门”。前述弱化立案审查的主张，皆起因于此。然而，实践中，这一问题是否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值得关注的严重性?其能否成为某种理论的基础?笔者的回答是：不能。

“起诉难”令笔者忆起另一个久未使用的名词，即“告状难”。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社会各界渴望解决的司法难题，是一个位居数“难”之首的难题。之所以形成此“难题”，是因为法院内部立案权分散行使，每个审判庭、法庭、法官直至法警都可以收案立案;利益驱动因素干扰审判，致使立案不平等、不统一;审判管理滞后，案件受理缺少规范、监督。该难题曾严重制约着司法功能发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四川等地法院建立案件受理“统管型告诉申诉庭”，由此，全国法院开始致力于规范案件受理，着力解决“告状难”。全国法院案件受理与开庭审理的审判组织逐步分开后，“立审分立”原则确立起来。九十年代中后期，为进一步解决“告状难”，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部署，全国法院普遍展开了更为彻底的工作改革，即建立立案庭，由其专司案件受理。各地法院采取措施，集中克服该立不立、立案不当、不结

不立、有案无号、有号无案、立关系人情案、甚至造假案等问题。一是推行公开立案，接受当事人监督。至2002年底，全国有253个中级法院和2454个基层法院建立了立案大厅，普及率达76%和78%。所有案件立案均在立案大厅内公开进行，80%的普通案件能够在一小时、半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立案。二是提供便捷立案服务。有些法院对身在异地的当事人实行网上立案，免去当事人奔波之苦。地处山区的法院，立案庭与人民法庭实行网上签章、远程快速立案。对偏僻地区的群众和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孤寡老人等派出流动立案车，预约登门立案。三是开展司法救助。对追索抚养费、赡养费、赔偿金、劳动报酬等案件的当事人以及农民工、下岗职工、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采取诉讼费缓减免的救助措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当事人得到救助。经过十余年立审分立改革，案件受理和对诉权的保护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03年第一次全国法院立案工作会议指出：“立案工作实现专业化，有效地解决了群众‘告状难’，切实保护了当事人的诉权。”“告状难”问题已鲜有提及。今年1至6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涉诉来访群众17900余人，其中反映下级法院不予受理的110人，仅占0.6%。因此，在笔者看来，“告状难”或者“起诉难”曾是一个历史问题，而非突出的现实问题。既然如此，前述对立案工作的估价，显属误判。在此基础之上的理论构思也属空中楼阁。当然，法院案件受理工作并非无可改进，千分之六涉诉群众反映的受理问题仍需给予关注。

二、立案审查处理为保障当事人诉权、科学运作审判权之必需

从保护当事人诉权考量，纠纷形成后人们能否进入法院并获得司法救济，是一个国家司法水平高低与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然而，从事物相对性原理来讲，法院是否无条件受理所有诉请，才能体现对诉权的保障?显然不是。相反，司法中案件受理问题恰恰需要审慎把握。笔者认为，那种“将案件的实体审理以起诉审查的方式前移，必然导致立案过于严格，受理门槛过高”的观点过于偏颇。理由是：

其一，诉的利益具有公益性。诉的利益指对权利给予司法保护之必要，即原告所主张的实体权利和法律关系面临危险和不安时，判决可除去危险和不安。因而，诉讼对原告预示着某种利益。诉的利益是诉讼要件或者诉讼的前提，“无利益即无诉权”。然而，诉的利益具有双重性。司法既然是国家依靠纳税人的财力支持设立的，就必须考虑节约应用。因为，无利益之诉进入司法程序越多，意味着国家对有利益之诉保护的力量越弱。对私权的无限满足，既不公平，也不现实，法官必须在当事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诉的利益的这种公益性要求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起诉必然进行审查处理。

其二，诉权保护追求有效性。诉权保护要讲实际效果，实践中，当事人经常发生认识偏差和法律常识性错误，法官对无利益之诉或不当诉请，负责任的做法是及时给予释明，指出错误，劝其停止无谓之诉，保持司法保护的有效性。良莠不分，一律接受，再给予裁判驳回的做法，无异于庸医让病人在病情恶化后，再行令病人承受剧痛的手术。因为，法院一旦接受无利益之诉，必然强化原告“有利益”的错误认识，产生误导。当事人在交纳诉讼费用、提供相关证据、接受调查询问后，得到的是裁判驳回，自然要埋怨：“你们早干啥了!”。许多缠访正是这样形成的。接下来有人要问：“起诉不经过审理，怎能断定无诉的利益?”实际上，对于滥诉，法律职业者只需简单判断便能得出正确结论。

其三，司法保护注重对等性。诉讼具有对抗性，案件当事人是双方的，权利保护也是双向对等的。实践中，无辜被人告上法庭，被迫应诉，接受调查询问，经济、时间、心理、名誉上的损失常常令人难以忍受。而且，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滥诉造成他人损害始终漠不关心。有理想化观点认为，法院对诉的利益相关实体问题的解决应采用辩论主义，进行开庭审理，那更将加重被告方应对恶诉的负担。在对滥诉的制裁存在制度缺失的现状下，弱化立案受理审查功能，必将使司法成为宣泄私愤的工具。

其四，审判运作讲求科学性。对起诉进行审查并作相应裁判，不同法系国家有不同的做法。我国法院由立案庭受理案件的法官接收诉状，进行形式审查与释明，其他实体问题的裁判处理，则分别由立案庭或者其他审判庭的法官以合议庭方式决定，这与国外无根本、实质的区别。“将案件的实体审理以起诉审查的方式前移”的质疑，实际是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另一个误解。立案阶段的“起诉审查”并不等于不作实体处理，或者随意剥夺当事人诉权。对于无利益之诉或者滥诉，受理法官在释明无效的情况下，当然是组成合议庭进行裁判。2003年，各级人民法院立案庭裁定不予受理案件15500余件，裁定管辖权异议、争议案件35190余件。再者，对与诉的利益有关的实体问题的审查处理，在任何民商事案件审判中都是开庭

审判的前置工作，哪个国家都是“前移”的，是审判运作科学性的必然要求，那种认为人民法院在立案阶段对起诉涉及的实体问题作出处理，“必然导致立案过于严格，受理门槛过高”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三、“登记立案”弊多利少，将迟延司法进步

有学者主张，人民法院应学习西方，实行登记立案，借以彻底解决“起诉难”。然而，笔者对此始终持有异议，因为，实行登记立案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公民良好的法律意识;二是社会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三是司法的极大权威。

首先，公民的法律意识决定着其诉讼观，也影响着司法环境。公民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便能够依法正当地行使诉权，减少和避免滥诉，即便出现起诉差错，在法官释明下，亦会自觉消除。相反，如果法治观念薄弱，就易滥用诉权，即便法官善意劝阻，有人也会一意孤行。在我国公民现有法律意识、国家法律制度水平上，实行登记立案，滥诉、恶诉将大量系属于法院，无理缠诉、缠访将重归司法程序，最终损害善意诉讼人的利益。

其次，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司法是最终保障制度，“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之外的纠纷解决机制越完善，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越少。现实中，我国司法有被推至前沿、推向极致的趋势。“依法处理”几乎成了“法院处理”，许多面广量大的矛盾纠纷，在缺少前置程序的情况下涌入法院，司法已不堪重负，社会对司法的无度需求与司法资源、能力有限性的矛盾已变得十分突出。实行登记立案，必将使矛盾变得更加尖锐。

再次，司法的终极性以司法的极大权威为保障。如果司法缺乏应有的权威和公信力，滥诉、恶诉、缠诉必然盛行。在此情形下，实行登记立案，滥诉、恶诉即便被裁定不予受理，当事人仍会上诉、申诉，无谓消耗紧缺的司法资源。有人还会以行政不作为等种种理由状告行政机关甚至法院，通过种种非正常途径向法院施加干扰和压力。这将使司法背上沉重包袱，出自司法文明初衷的“登记立案”，最终将导致阻滞司法前进的后果。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调研 篇7

关键词：逮捕,羁押,必要性,机制

一、捕后羁押的具体范畴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羁押既不是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 也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罚, 而是指剥夺人身自由后所持续的一种状态。羁押可以分为未决羁押和已决羁押, 其中未决羁押包括刑事拘留后的羁押和逮捕后的羁押, 都是对尚未被法院判决有罪的人所适用的。已决羁押是对被法院判决有罪的人所适用的, 具体包括拘役、有期徒刑等刑罚。相较于拘留后的羁押而言, 捕后羁押包含的内容更丰富, 既包括侦查阶段的羁押, 又包括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的羁押。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 各个诉讼阶段都有着相应的期限, 而由于我国现阶段犯罪活动的相对多发, 办案机关的工作负荷较重, 延长办案期限的情况也较为突出, 客观上也导致了捕后羁押时间较长。

二、捕后羁押必要审查的客观需求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时期内, 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矛盾的多发性, 在一定程度上就表现为犯罪率的偏高, 尤其在一些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 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处于高负荷状态, 因为一些相应的原因, 在办案环节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和羁押显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羁押率的偏高, 二是一押到底的情况较为普遍。

首先, 关于羁押率偏高这一问题, 客观上是我国现阶段人口流动性大, 社区等基层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较低等原因。对犯罪嫌疑人采用逮捕这一强制措施, 最能够保障诉讼活动的有效进行。而且对于办案机关而言, 相比较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 逮捕后进行羁押也是最节省自身资源的方式。所以从办案机关执法成本和逮捕的价值意义两方面考虑, 逮捕都有着自身的优势。这一“性价比”所发生的影响, 客观上也导致了逮捕相较于其他强制措施在适用上更为普遍。

其次, 关于“一押到底”这一情况, 捕后羁押的起始时间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时间, 而终止时间方面, 从之前的法律规定来看, 并没有对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作出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是与办案期限一致的。实际上, 捕后羁押的终止一般为诉讼活动终止的时间, 这就是所谓的一押到底。

三、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现有规定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作出规定, 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 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1]结合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这一实际情况较为突出, 以及捕后随着侦查等活动的开展相关情况可能发生变化, 决定设置专门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同时针对我国法律制度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以及在各诉讼阶段检察机关都有所介入的情况, 采取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方式, 将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纳入检察机关的工作内容。

为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进行修订, 进一步细化了各项工作制度, 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归属进行了规定, 即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 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可以提出释放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四、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要要求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已经就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司法主体作出了规定。为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有效开展, 下一步就需要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 对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启动、实体审查过程和程序的终结, 以及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开展过程中, 检察机关各部门如何有效配合等问题进行规范, 最终使得这一制度得以切实发挥相应的作用, 实现立法的目的, 但在具体机制建立中必须坚持一下几点:

(一) 坚持保障诉讼活动开展的工作原则

在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之前必须明确思想认识, 即羁押在本质上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的状态, 采取强制措施的意义在于保障诉讼活动的有效开展。羁押本身并不与保障人权原则相悖, 只是实践中可能存在没有羁押必要而继续羁押的情况,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开展正是要对这一部分情况进行排除, 从而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审查工作的开展不应当对强制措施保障诉讼活动开展这一功能造成不利的影响, 在审查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案件的办理情况, 并以此作为作出结论的主要依据。

(二) 坚持各部门分工协作的工作模式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由检察机关侦监、公诉、监所三个部门负责, 在具体工作开展过程中, 既要有明确的分工, 从而避免重复劳动, 也要有相互间的协作, 从而保障工作的有效开展, 最终达到全面、高效地完成审查工作, 保证审查结果的科学性。具体而言, 明确分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环节由不同的部门负责, 即侦监部门负责逮捕后至侦查终结前的羁押必要性审查, 公诉部门负责侦查终结后至判决生效前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二是审查内容上的分工, 监所部门负责对犯罪嫌疑人精神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 以及可能出现超期羁押等情况下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侦监、公诉部门对案件事实基本已查清, 可以使用取保候审等其他强制措施情况下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

(三) 坚持注重审查效率的工作态度

目前《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都没有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具体办理期限作出规定, 但应当认识到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时效性要求是很高的, 如果审查期限等于诉讼期限的话, 那么审查工作实际上也就失去了意义。此外, 实践中还可能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疾病的情况, 如果不能高效率地完成审查工作, 还可能出现在押人员在看守所内死亡的情况。笔者认为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期限设定可以参考审查逮捕的期限, 在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病危等情况下再进一步简化程序, 从而及时有效地完成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建议的提出。

五、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机制探讨

要实现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有效开展, 就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建立和完善具体的工作机制, 通过细化的规定, 保证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开展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要完成这一机制的构建, 就必须在审查程序的启动、审查工作的具体方式、审查结果的实际作用等方面作出具体的规定。

(一) 审查程序的启动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不可能实现对每一名被羁押人员的全覆盖, 这既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占用, 其实际意义也较为有限。侦查监督部门的审查逮捕工作中实际上已经开展了羁押必要性的审查, 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 各项情况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本身的必要性也很强。在审查程序的启动方面, 应当坚持主动审查和依申请审查相结合的方式。

1.检察机关主动启动审查工作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由检察机关主动启动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 主要集中在法律规定方面、案件进展方面、被羁押人员自身等方面。例如, 依据认定犯罪的法律或可能涉及量刑的法律规定发生变化, 从而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现羁押期限超过可能判处的刑期时。又如, 随着案件办理的深入, 案件的证据或情节发生变化, 导致出现不适宜关押的情况。此外, 被羁押人员原先因无法落实取保候审的情况发生变化, 或者其自身患有严重疾病等情况。在这些情况出现时, 无论被羁押人本身是否提出申请, 检察机关主动启动审查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 不仅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保障, 对于规避办案风险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2.检察机关依申请启动审查工作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是一项保护被羁押人合法权益的工作, 涉及到被羁押人的切身利益, 被羁押人对此应当享有充分的知情权, 以及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的权利。首先, 保障被羁押人知情权方面, 检察机关应当及时进行告知工作, 从具体操作的角度考虑, 告知工作由监所检察部门承担较为合适。同时告知应当具备一定的时效性, 监所检察部门可以将其与新入所人员教育工作结合起来。其次, 被羁押人提出申请方面, 应当采用书面申请为原则, 口头申请为例外的方式。对于口头申请的应当制作笔录, 从而保证工作的规范性, 被羁押人提出申请应当有相应的依据。对于提出的申请, 检察机关有权进行筛选, 对符合相关条件的再进行审查。

(二) 审查工作的具体方式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涉及到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变更, 实际意义和影响并不低于审查逮捕工作,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要求处于较高的水平。由于开展这项工作所需了解的情况内容丰富, 既涉及原案件的具体案情, 也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悔罪情节等主观因素, 以及家庭情况、身体状况等客观情况。要做好这项工作, 就必须赋予承办人充分的调查权限, 在此基础上配备有效的保障措施, 并建立科学的评估方法, 最终实现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过程的规范和结论的科学。

1.保障承办部门的调查取证权限

调查工作是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核心所在, 只有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了解, 才能保证最终形成意见的科学性。虽然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并不由某个部门专门承担, 实践中也不会是各相关部门的最主要业务工作, 但对于这项工作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承办部门在开展调查工作的过程中, 务必要注重工作的全面性。这就要求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上必须赋予承办部门充分的调查权限。其中, 尤其是涉及外单位的联络工作, 如调阅看守所监控录像, 与看守所监管民警谈话。以及前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街道、社区村 (居) 民委员会了解情况等。而这一类调查工作应当得到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保障。

2.构建明确和科学的评估标准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最终意见的形成必须依赖于搜集各类信息后的合理评估, 评估标准应当具备明确性和具体性的特征, 即哪些情况下应当作出无继续羁押必要的评估意见, 哪些情况下可以作出无继续羁押必要的评估意见, 以及哪些情况下应当作出有继续羁押必要的评估意见。评估标准的形成应当以相关法律规定为基础, 尤其是要参照审查逮捕中所使用的法律规定。在此基础上, 通过明确具体的规定, 确保评估工作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此外, 规范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意见的审批流程和制式文书的制作, 确保审查工作的规范化开展。

(三) 审查意见的效果实现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最终是要形成明确的审查意见, 即有继续羁押必要性或无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意见的效果实现, 是整个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意义所在, 当作出有继续羁押必要性的意见时, 只需维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状态。此外, 当案件处于检察机关办理阶段, 如公诉部门审查起诉阶段, 作出的无继续羁押必要性的意见也相对容易实现。这里主要需探讨一般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以及相关案件的法院审判阶段, 当检察机关作出无继续羁押必要性的意见时, 如何实现审查意见的效果。

1.注重检察建议的说理性

由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结论是以检察建议的形式向公安机关或法院发放的, 这一性质就决定了在出具文书材料中必须注重说理性, 检察机关负责审查的部门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应当进行充分的论证, 说明不需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关事实、证据材料及法律依据。检察建议内容本身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说服性, 这样才有利于接收检察建议的单位理解和接受, 从而实现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效果。

2.加强督办催办工作力度

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或法院发放检察建议的同时, 应当要求有关机关在收到建议书之日起一定时间内将处理情况通知检察机关, 而且这一期限本身不宜过长。对于规定期限内不给予回复的情况, 检察机关可以以催办函的形式要求有关单位给予回复。审查意见的效果实现离不开检察机关的主动沟通, 必须认识到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并不以检察建议的发放而终止, 获得有关机关的回复也属于这一项工作的范畴。此外, 在必要时通过借助上级检察院的力量, 对办案机关施加影响也是实现审查意见的效果的一条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作为一项新事物, 是经过了充分的论证和研究, 结合实际需要而建立的, 由于其本身所具备的特征, 如时效性特征, 在具体机制的构建方面也有着明显的要求。当然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到目前为止的实践经验还相对缺失, 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予以完善, 相信通过不断健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 可以充分地发挥好这一制度的作用, 认真对捕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对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及时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从而实现其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的意义。

参考文献

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分析 篇8

关键词：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检察机关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越来越注重和保护人权的时代，人权概念已深入普通民众的心中。因此，高羁押率的现象存在显然是不利于人权保护。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显然是对人权理念的积极追求。因此，对于法律规定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合理性是值得推敲的。

一、羁押必要性主体——法院与检察院之争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是在借鉴国外国的司法经验与制度基础上，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所确立的一项制度。“西方各国对于审前羁押均实行司法决定的制度，即只有法院才能决定是否对等候审判的人进行羁押”，“其目的是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公民的基本自由遭受肆意地侵犯”。而我国在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时，将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主体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对此，学界关于主体问题的分配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无论是在西方各国，还是在我国，它具备羁押救济的属性是不言而喻的，既然作为一项救济措施，其应当具备一定的中立性。但我国检察机关作为控诉机关，它同侦查部门具有目的一致性，因此在羁押问题上其是不存在中立的。应当由法院来审查羁押必要性，这样一来，不仅将该制度的构建与运行同国外保持一致，更重要的是使得其契合诉讼规律和人权保障理念。

在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检察院与法院之争的问题由来已久。《刑诉》第93条明确由检察院来行使这一职权。笔者认为，这是适合我国的司法环境与司法制度的。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司法审查制度，他们通过司法审查来达到对立法权、行政权的监督与制约。我国是没有司法审查制度的，尽管法律监督可以称之为准司法审查制度，但其制约效果与强度同前者相比是大相径庭的。其次，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尽管检察院在打击犯罪中，履行控诉职能，但不能过分强调其控诉职能，并舍弃其法律监督职能来论证法院享有审查主体的合理性。最后，检察院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具有天然的有利条件。检察机关相对法院来讲，更了解案件的情况以及被羁押人的基本情况，更熟悉羁押活动的相关业务。侦查监督部门可以通过批捕权来对羁押问题进行事前的控制，公诉部门可以在事中对羁押必要性问题进行充分地了解，监所检察可以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全程动态的监督。从而更能充分有效解决高羁押率的问题，切实保障被羁押人的人身自由。由于我国不存在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预审法官或治安法官，缺乏相配套的制度，如果在此司法环境境况下，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权利交给法院，必将导致法官对案件的先入为主，更易出现对错捕、错押的难以纠正。因此，立法机关将羁押必要性审查赋予检察机关是符合我国国情与司法现状的，是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的。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检察院内部之争

在解决了检察院与法院关于审查主体的争议，证实了检察院行使审查羁押必要性的合理性之后。对检察院内部关于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讨论才显得有意义。最高检《规则》第617条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的内部分工，确立了对羁押必要性由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审查为主，监所部门审查为辅的审查模式。对于此模式，学界存在以下的争议观点。观点一认为，如果按照最高检《规则》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分阶段地负责审查，难免有些资源分散，且也不利于统一标准，建议成立专门的刑事执行监督部门来负责。观点二认为，监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各个诉讼阶段的活动，更易了解被羁押人的认罪情况、心理变化情况。相对其他部门来讲，该部门更具有中立性，因此，羁押性必要审查由其来实施更为合理、适宜。观点三赞同最高检《规则》的规定。认为不同的诉讼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通过不同主体对自己所处的诉讼阶段的熟知，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本文认为，对于现阶段来讲，观点一是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目前，如何有效的解决我国高羁押率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寄希望于成立新部门无疑是望梅止渴。此外，为了具备中立性，而成立一个专门的刑事执行监督部门，且不论该部门是否可以一蹴而就，但这一部门如何与其他部门相互协调，如何熟悉案情、了解被羁押人情况等问题，必然需要一系列措施予以保障。而且这些配套措施都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因此，对于当前来讲，此观点不具有可取性。不过，该观点或许可以成为未来羁押必要性制度发展的方向。

尽管观点二提出的全程参与、动态了解、相对中立存在合理性。但在履行职能、审查效率等方面却存在问题。首先，从履行职能来看，监所检察部门对被羁押人的身体状况等较为清楚，侦查监督、公诉等部门对案件具体情况掌握更为全面。而羁押必要性制度的目的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和保障被羁押人人身自由，显然，其同侦查、公诉等部门相关性更大，联系更密切。由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审查更为便利，更具有操作性。其次，从提高审查效率的角度来看，监所检察部门缺乏诉讼职能，将羁押必要性审查由监所监察部门来全面负责的话，其必然要对案情、案件事实、证据等情况进行整体把握，其他部门还需向监所检察部门提供材料，新增这一内部程序必然会降低审查效率。因此，监所检察部门来全面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是值得商榷的。

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即赞同法律规定的对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安排。除了上述的理由外。本文从检察机关各部门的职权属性出发，来论证其合理性。对于行使诉讼职权的，由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依诉讼阶段分别负责较为合适。这二个部门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可以依据办案情况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对需要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依规定提出建议。在此，有必要对办案部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是否缺少中立性的问题做出解释，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一个动态的审查过程，随着刑事诉讼活动的深入会出现不同的变化。因此，羁押必要性审查并非是纯粹的“纠错”机制，它同侦查监督、公诉部门的其他活动并不存在必然的利益冲突的。相反，伴随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日趋完善，侦查监督、公诉部门的工作人员才能更加大胆地适用，而不必担心责任追究的问题。使其中立地站在审查与监督的立场履行职权。另外，完全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避免“自我审查”的弊端。对于行使监督职权的，由监所检察部门进行负责为宜。一方面，监所检察部门独立于侦查、公诉、审判的阶段，另一方面，其对从逮捕到判决的被羁押人的身体状况、认罪态度、人身危险性等了解的最为清楚，因此，其最适合从监督的角度向侦查、检察、以及法院相关部门提出对不适合继续羁押的被羁押人，给予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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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卫东.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200.

[3] 杨剑波：《羁押救济制度研究———基于人权视角的分析》，载《政法学刊》2005 年第 5 期，第 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