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必要性实证研究

逮捕必要性实证研究（精选4篇）

逮捕必要性实证研究 篇1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必要性规定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该规定较为笼统、原则, 到底怎样才是有社会危险性?对于逮捕必要性的把握一般是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犯罪手段、参与犯罪次数、犯罪所涉及的金额及有无前科等方面综合考虑,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再犯的社会危险性, 是否有有碍侦查诉讼活动可能性, 最后得出结论是否有逮捕必要。

新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的必要性条件, 规定了判断逮捕必要性的五种情形, 既给审查逮捕工作带来了便利, 也带来了挑战。便利便是为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挑战是不能再在“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尚不足以防止其社会危险性”的原则性规定下模糊评估甚至不评估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

一、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把握逮捕“必要性”的措施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 如何把握逮捕“必要性”, 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1、在审查逮捕必要性中, 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贯穿到案件审查中, 对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暴力犯罪、累犯、惯犯等要坚决予以打击, 应纳入确有逮捕必要的范畴。但对于一些可以介于捕与不捕之间的案件, 则应该更多地考虑从宽。在充分考虑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不致于产生新的社会危害性的同时, 适当地从宽, 既是给嫌疑人一个配合诉讼进行的空间, 也是给嫌疑人改过的机会, 同时也更能体现检察机关的人性化。

2、将刑事和解制度引入逮捕必要性的考察, 注重社会矛盾化解。对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可以适当地引入刑事和解制度, 将是否达成和解, 形成书面谅解书作为审查逮捕“必要性”的重要依据, 既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 又节约了诉讼资源。

3、对犯罪主体, 主观恶性、犯罪次数、情节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更加全面、综合考量犯罪的主观恶性、犯罪主体自身情况、是否属于初犯、偶犯等因素, 更好地权衡其逮捕必要性。

4、适时引导侦查, 注重逮捕必要性证据的收集。虽然逮捕不是诉讼的必经环节, 对证据的要求也不像公诉环节那么高, 但是为提高逮捕案件的质量, 更好地进行案件的审查, 避免错捕、漏捕出现。这样检察机关可以更好地行使侦查监督权, 也能更好地保障审查逮捕案件的质量。

二、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 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该条增加了逮捕后继续监督内容, 实际上也是逮捕必要性审查的延续, 其目的都是强化检察机关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降低羁押率, 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但是, 该条规定过于原则, 对检察机关启动监督程序的具体时间、监督措施等未作出明确规定, 缺乏可操作性。对此,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把握:对于“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把握应从“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个性特征、涉嫌犯罪性质、有无前科、是否累犯、犯罪情节的程度”等方面进行分析, 对“可能实施新的犯罪”进行综合考量, 得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结论。为了解决检察机关适应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面临的现实问题, 建议采取以下应对措施。统一逮捕必要性 (主要是“可能实施新的犯罪”) 的标准及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标准。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 检察机关应当在侦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对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羁押必要性进行重新审查。但是, 检察机关什么时候启动羁押必要性的重新审查程序,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未予明确。这个问题的关键, 在于统一公检法司的认识, 相关部门应尽快作出司法解释或实施细则, 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中“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适用认识、适用范围、适用标准以及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 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如何操作等问题进行界定, 使相关规定更加明确化、具体化, 以便检察机关对逮捕必要性进行监督,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于逮捕必要审查的几点建议

1、对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进行培训, 统一对逮捕必要性的认识, 理解逮捕只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防止犯罪嫌疑人再发生社会危险性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 它本身不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刑事处罚, 树立“慎捕”思想, 抛弃以往那种“以捕代罚”、“有罪即捕”的执法理念, 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2、改变追求批捕数的考核方式, 如果仍然以批捕数为考核内容, 则公安人员很难有收集无逮捕必要证据的积极性。需改变过去只将逮捕数计入打击数的考核办法, 将取保候审直诉案件数纳入到公安打击数的考核中, 与逮捕同等分值, 既减少了报捕案件数量, 又提高了案件质量。侦查机关在提请逮捕前, 首先要对案件的逮捕必要性进行分析, 对不符合条件的“有逮捕必要”的刑事案件提前“消化”, 直接移送审查起诉, 从而减少审查逮捕案件的数量, 提高诉讼效率, 节约司法成本,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规范细化无逮捕必要的规定, 准确把握无逮捕必要条件。片面强调没有逮捕必要也会导致被告人权利保障被强化到顶点, 但犯罪数却急骤上升的现象, 同犯罪做斗争失败的窘境。为了规范不捕制度的执行, 提高不捕案件质量, 应对“可能”、“有碍侦查”等判断社会危险性的标准进一步明确阐释。首先, 上级检察院可以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某些类案, 通过制定具体的规范性文件加以指导, 并对典型个案特别是从宽处理的个案, 收集整理, 阐明理由, 汇编下发。其次, 与公安部门协调, 争取就宽严标准等问题达成共识, 联合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 共同细化某些罪名中无逮捕必要的标准, 总结确定宽严尺度和特殊适用规则, 以此为执法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

4、增加侦查机关提请前论证。侦查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时, 增加对“逮捕必要性”的论证说明, 并提供关于逮捕必要性的相关证明材料。相比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对案件侦查进展情况及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轻重、帮教环境、是否累犯等影响逮捕必要性判断的事项更为了解, 可以由公安机关采取书面形式说明有逮捕必要的理由, 并提供相应证据, 这样既可以使检察机关更为全面地掌握影响逮捕必要性判断的各项因素的具体情况, 提高审查针对性和准确性, 也有助于防止对明显无逮捕必要的盲目报捕, 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5、完善其他强制措施。逮捕必要性得到落实后, 逮捕强制措施会更加谨慎地被采用, 逮捕的适用率会降低, 而诸如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适用率将会提高, 这些强制措施的具体适用情形、适用的保障方法等都应该更加系统的建立。而检察机关对不必要逮捕的情形应进行后续监督, 包括对侦查机关提请批捕的犯罪嫌疑人, 凡认定为不必要逮捕的, 应坚决地不批捕;监督公安机关对不必要批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采取了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移送检察机关起诉。

摘要：逮捕必要性意味着, 如果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即使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而且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重刑的, 也不得予以逮捕。本文将在分析我国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提出完善逮捕必要性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逮捕必要性,检察机关,强制措施

参考文献

[1]李洪亮.论如何完善我国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J].法制与社会, 2012.

[2]孙谦.逮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3]李仁生.审查逮捕工作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途径[J].中国检察官, 2008 (08) .

逮捕必要性条件适用问题研究 篇2

一、逮捕必要性条件概述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的细化了逮捕必要性条件中的社会危害性情形, 使逮捕在适用时有一定的判断依据, 社会各界也肯定了此次修法的对逮捕适用的积极作用, 但同时新规定中也存在一些不足。逮捕是使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完全处于有关机关的控制之下, 对人身自由进行较长期的剥夺的一种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 适用逮捕这种强制措施不当,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就极易受到侵犯。为更好适用逮捕, 首先应该明确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含义。

1、必要性的含义

由于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规定较为笼统, 导致必要性的含义不明确, 在司法实践中产生诸多问题。2012年对逮捕必要性条件修改后, 只是简单罗列逮捕必要性条件中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的社会危害性的五种情形。关于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内涵, 有的学者认为, 必要性条件分为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和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这种社会危险性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有先后顺序之分, 即在满足第一层次的前提下, 第二个层次的条件也必须满足。因此, 社会危险性是判断有无逮捕必要的一个依据, 而具有社会危险性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具有逃跑、自杀、串供等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和重新犯罪的可能性。有的学者认为“必要条件”包含了保证诉讼正常进行和社会安全两方面内容。有现实情形和可能情形两类, 区别这两类情形有利于准确掌握逮捕必要性条件。

综上观点可以发现, 学者大多是从社会危害性的内涵以及保障诉讼正常进行的角度来阐述必要性条件的内涵。《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第79条简单罗列了逮捕必要性条件中社会危害性的五种情形, 一般情况下, 具备五种情形其中一种情形, 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就认为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社会危险性, 应当予以逮捕。但是, 本条五种情形中“可能”、“现实危险性”的规定不明确, 使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相关部门在必要性条件含义的认识上产生不同意见, 难以准确把握逮捕必要性条件衡量标准。笔者认为, 立法者制定法律的目的强调的不是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 而是是否有逮捕必要。另外, 从全局考虑, 兼顾公益, 必要性的含义是指逮捕应当是一种符合法定的职能和目标, 使公民权利损失最小的一种选择。因此, 从比例原则基本内容来看, 在司法实践中, 正确把握逮捕必要性的含义, 可以达到减少批捕量与降低批捕率的目标。

2、必要性的判断依据

法律简单规定了逮捕必要性条件, 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就对有无逮捕必要起关键作用, 这种主观判断要求检察人员有较高的法律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检察人员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 应该是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宽严相济政策中“严”的部分主要体现在:对于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犯罪嫌疑人, 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应当认为有逮捕的必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要求体现在:对于不危及社会稳定性的犯罪人, 尤其是身心尚未成熟, 可塑性较强, 社会经验不足的少年犯, 是应受保护的对象, 对少年犯罪司法干预应当进一步放宽标准, 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

虽然逮捕的“必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一种“可能性”, 对羁押理由的判断实际上是一种未然判断,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判定完全是主观臆断, 更不能是凭空猜测, 而必须以一定的事实来佐证。

德国刑诉法“使调查工作难以进行之虞”的判断要求是:“如果因案件的情况而认为有使调查工作难以进行之可能时, 不能依此即自动地推定其亦有使调查工作难以进行之虞;而是应用特定之事实来证实该项危险之成立。也不得用被告的缄默或反驳来认定该使调查工作难以进行之虞之成立与否。”在列举“再犯之虞”时规定:“当被告对特定重大的性犯罪有急迫之嫌疑 (并无必要有此类犯罪之前科) , 并有特定事实足供认定被告在受确定判决前, 有再犯类此之犯罪之虞, 而故有处以拘禁以防止该危险之必要者”。

笔者认为, 类似于“使调查工作难以进行之虞”、“再犯之虞”之类的情形都是需要特定事实来证明的, 不能单纯依靠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的推断。虽然这种证明无须如诉讼中的严格证明那样要求适格的证据和较高的证明标准。世界各国都建立了本国的逮捕必要性证明标准, 美国法律规定, 司法官在作出羁押决定时, 必须有“清楚且令人信服的证据”, 英国要求“有合理根据相信”, 日本规定“有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 德国法要求“有确定的事实显示”。逮捕必要性的判断关键在于兼顾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与人身危害性这两者。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主要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稳定的破坏程度为标注界定的。包括两种犯罪, 一种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另一种是占犯罪的绝大部分的一般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

3、必要性的适用原则

(1) 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 未经审判来证明被指控的人有罪之前, 任何被怀疑犯罪的, 法律上应当推定或者假定为无罪。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公认的一项重要原则, 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 是国际公约中规定和追求的价值理念。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容, 对逮捕必要性做了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立法上对逮捕必要性的含义未作出具体清晰的规定, 逮捕必要性条件缺乏明确的判断依据, 司法操作中较难准确把握其标准和尺度。从而出现无论是否有逮捕必要, 只要涉嫌违法行为, 司法机关均予以逮捕的现象。无罪推定原则对滥捕的现象进行了限制, 既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又有利于实现正义和推动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

(2) 比例原则

按照目前学术界的通说, 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是最早涉及比例原则的, 主要体现在人民不得因轻罪而受重刑的罪刑均衡。其正式产生是在19世纪的德国警察法中。行政法领域是最早适用比例原则的, 到20世纪50年代, 比例原则适用于成文法内。比例原则的适用过程是一个衡量、平衡的过程。

从比例原则的基本内容来看, 其基本目的是防止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设置和适用要在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和保护社会之间达到平衡, 而实体上如何进行操作才能平衡, 比例原则为其提供了方法。即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国家机关在采取有关措施时, 应该符合法律的规定和目的, 使公民权利损失最小。

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程度上, 应当适当运用强制措施, 把逮捕制度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因此, 犯罪嫌疑人审前被羁押的期限不能超过法院实际判处的刑罚期限, 否则逮捕的适用就是错误的。实体正义在刑法基本原则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中所体现, 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可以在在刑事诉讼法逮捕中比例原则中所体现。引入比例原则可以对逮捕条件中必要性条件的目的、实现手段、方式上提供衡量的标准, 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必要性条件的适用范围, 防止权力滥用, 使逮捕必要性条件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我国逮捕必要性条件的立法评析

关于逮捕必要性条件的修改, 主要涉及《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第79条和第86条。新增的第86条规定了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 询问证人以及听取辩护律师意见, 以防止错误逮捕。

1、列举社会危害性的五种情形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列举了“发生社会危险性, 应当依法逮捕”五种具体情形: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可能毁灭、伪造、隐匿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可能自杀或者逃跑。此条规定的修改, 列举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 与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相比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规定可操作性相对增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逮捕必要性条件的细化, 其意义不言而喻:一是有利于实现预防犯罪和惩罚犯罪分子的目的。二是有利于强化侦查监督职能。三是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可操作性, 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但是由于“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规定过与笼统, 长期以来, 公安司法机关对其理解不一, 导致操作性仍然不强。本条五种情形中“可能”、“现实危险性”的新增规定不明确, 使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相关部门难以准确把握逮捕必要性条件衡量标准。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的程序增加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有应当和可以两种情形, 这两种情形事关逮捕必要性的判断依据。逮捕是关系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宪法权利, 检察机关应当谨慎,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 便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把握好整个案件的发展情况。另外, 没有人比犯罪嫌疑人更了解自己的情况, 更重视自己的权利, 因此, 讯问犯罪嫌疑人有利于正确适用逮捕措施。

2、删除“监视居住”、“而有逮捕必要”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一款由“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 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的, 而有逮捕必要的, 应即依法逮捕”修改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害性的, 应当予以逮捕。”其中, 删除了“监视居住”、“而有逮捕必要”。但是未删除监视居住适用逮捕的情形, 在第三款中明确规定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可以变更为逮捕的条件, 即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规定, 情节严重的, 可以予以逮捕。

摘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 逮捕必要性条件的改动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为明确必要性条件的含义, 完善必要性要件的审查标准, 保证各机关部门重视该要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 对此次《刑事诉讼法》逮捕制度的改革以及对逮捕必要性条件涉及的适用问题进行分析是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必要性条件含义,判断依据,社会危险性

参考文献

[1]冀祥德.最新刑事诉讼法学释评[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75.

[2]樊崇义.细化逮捕条件, 完善逮捕程序[N].检察日报, 2012-4.

[3]宋英辉.刑事诉讼法研究述评[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214.

[4]余捷.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检察实践论坛[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359.

[5][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 译.法律出版社, 2003:284.

新刑诉背景下逮捕必要性审查研究 篇3

关键词：新刑诉,逮捕,必要性审查

一、逮捕必要性审查的理论概述

(一) 逮捕必要性审查的含义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 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 而有逮捕必要的, 应即依法逮捕。”这一规定运用了“有逮捕必要”一词, 从规定当中可以看出, 逮捕必要性的含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犯罪行为被查实, 且确有证据能证明有犯罪事实;第二, 有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第三,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尚不足以防止危害发生。逮捕必要性审查就是结合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 得出是否逮捕的决定。

(二) 逮捕必要性审查的价值

孙谦在《逮捕论》当中曾说道“逮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 人权虽有可能被逮捕所侵犯, 但人权不可能脱离强制措施的保护。”由此看出, 逮捕对保障人权来讲, 具有双面性, 但充分说明了其保障人权的价值。

逮捕作为刑事诉讼法当中最为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 其本意是为了保障刑事程序的顺利进行, 最高目的是保障人权。逮捕必要性审查的价值体现在犯罪嫌疑人有犯罪事实, 且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前提下, 能在诉讼程序保障与人权保障之间找到平衡点, 使得逮捕既保障了刑事程序的顺利进行, 又保障了人权。客观而全面的逮捕必要性审查, 能合理地判断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 从而作出公正地判断, 实现其价值。

二、逮捕必要性审查之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 逮捕必要性审查之现状

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比, 2012年3月14日颁布的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针对逮捕制度做不出了两方面的更进, 包括逮捕条件的明确和细化、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确立。可以看出, 新《刑事诉讼法》建立了逮捕制度的审查机制两段性原则, 即逮捕时必要性审查原则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原则。

1.逮捕的条件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 具备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有逮捕必要三个条件, 便可实施逮捕。另外, 如果前两种条件满足, 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 可以防止其对社会产生危害性行为, 便没有逮捕的必要性, 可不实施逮捕。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三个条件中又属最后一个条件尤为重要。但是, 在具体实践中, 办案人员对三条件的理解和执行与法律规定差异较大, 为防止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情况, 对可逮捕可不逮捕的, 一般实施逮捕。

针对具体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对逮捕条件的认识差异性造成的适用混乱的情况,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和细化了“社会危险性”的条件, 将其规定为五种具体情形, 从而增强逮捕的使用条件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 新《刑事诉讼法》确定的五种情形中的“可能毁灭、伪造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企图逃跑”等情形仍然使得“社会危害性”的范围过大, 仍可能使得逮捕适用条件扩大化。

2.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是在综合研究各试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施的经验的基础上, 为加强检察院对捕后羁押的监督职能, 防止超时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而确立的。在一定程度上, 该审查制度的确定有助于我国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改革的实现。

在肯定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积极性探索作用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其在启动、运作、救济、监督等多个方面都有待完善和细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应明确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方式、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结果的救济权利和程序等程序规则问题;第二, 应明确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体性标准;第三, 应建立起羁押必要性的说理制度, 同时肩负起规范和监督的作用。

(二) 现存问题分析

新刑诉对逮捕必要性审查的修改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 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统重刑思想影响颇深

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文化, 封建时期的重刑思想在人们心目当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在很多人的眼里, 犯罪就应该受罚, 如果犯罪之后未被采取强制措施, 群众往往会怀疑法律不公, 因此而造成误解, 这给司法实践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困扰。此外, 在执法队伍当中也存在着“唯逮捕论”, 认为逮捕能体现法律的威严, 能起到打击犯罪的作用, 很多时候在逮捕必要性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 往往决定逮捕了事。

2.逮捕必要性审查证据相对薄弱

作为中间环节的审查逮捕阶段, 公安机关经常在侦查期限到期之时未收集到充分的证据, 但为了单纯破案的愿望, 往往只是调查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 对于没有逮捕必要性的证据一般不收集。逮捕必要性审查的证据相对薄弱, 是造成逮捕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3.证明标准不明朗

逮捕必要性审查的证明标准不够明朗。由上文列举的法律规定, 我们知道逮捕的首要标准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但是对于社会危险性的判断常常差异很大, 虽然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明确将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予以具体化, 将“社会危险性”细化为五种具体情形。但是, 逮捕必要性的证明标准仍需进一步明确, 由此, 才可能实现逮捕必要性审查的良性运行。

4.对涉嫌犯罪的流动人员往往“一捕了事”

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发现, 由于我国人口多, 且流动性大, 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 人口流动性更大, 经常造成流动人群中的犯罪嫌疑人“弃保脱逃”或者返回原籍之后就不再返回, 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而且严重耗费了侦查部门的司法资源, 因为重新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精力上都将花费更多。由此看出, 对于流动人员中的犯罪嫌疑人似乎采取逮捕措施更符合现实要求, 在司法实践当中司法人员也经常也这么做的。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不能因噎废食, 单纯为了惩罚有犯罪嫌疑的流动人员而破坏法律的平等性是不可取的。

三、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对策

(一) 树立科学的的刑事司法理念

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 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至关重要。作为审查逮捕必要性的法律工作者而言, 必须要树立宽严相济的司法理念, 同时法律机关应将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加以宣传, 创造更好的司法环境。具体说来,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理念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既注重打击犯罪, 又注重保障人权;第二, 既注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又注重个案平衡的原则。作为审查逮捕必要性的检察官还应该认识到, 逮捕并非唯一的刑事强制措施, 不要把“一捕了之”作为审查原则, 而应该树立“慎捕”的思想。在具体的审查中, 要对犯罪嫌疑人是否为初犯、偶犯, 受害人是否有过错等情况都要有充分地了解, 以此才能做好审查逮捕必要性的工作。

(二) 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评估标准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必要性审查的评估标准作了一定的补充, 但还不够完善。笔者认为, 目前司法实践当中就是因为没有一套缜密的审查评估标准, 才造成了司法人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以致逮捕必要性审查形同虚设。因此, 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的评估标准, 规范司法人员的权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良好的评估标准应该要做到:第一, 能准确列举出各种可能造成社会危害的具体行为;第二, 能引导司法人员准确判断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况、犯罪性质, 以及能使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生活习性、个性特点、日常表现作出综合判断;第三, 能明确地规定司法人员作出社会危险性评价时的证据标准。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其他人, 都必须遵照逮捕必要性审查评估标准, 如此才能体现出法律的公正和严谨。

(三) 完善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

完善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 意即在提请批准逮捕时, 不仅要提供提请批捕意见书, 还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而且还要对这些证明材料进行合理的论证。对于一些表现良好的犯罪嫌疑人, 比如不妨碍侦查行为, 不影响诉讼程序的展开, 不至于产生新的社会危害, 就没有采取逮捕的必要。检察机关应该结合司法实践, 完善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检察机关在考虑社会以及法律因素的前提下, 保持与侦查部门的沟通, 建议侦查部门在提请批准逮捕时, 能遵守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 提供证明材料并对证明材料进行论证, 以实现公检法机构在逮捕必要性审查这一环节的统一性。

(四) 构建针对流动人员的逮捕必要性审查的配套措施

最高检曾经指出,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 配合党和政府在社区和企业建立帮教基地, 以使得犯罪嫌疑人中的流动人员与本地人员平等地适用法律。构建帮教基地目前在实践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应该继续加以大力宣扬和实行。特别是对于涉嫌犯罪的流动人员来说, 很有必要采取构建帮建基地的方法来弥补逮捕必要性审查的不足。

具体可以采取下列措施:第一, 在外地流动人员聚居区, 可以设立以外地人管理外地人的方法, 即成立外地人聚居区自己社区服务机构, 将外地流动人员中知识水平较高、政治觉悟水平较高的先进分子组合起来, 构建成社区管理队伍, 实现对外地流动人员聚居区的管理和服务。第二, 对于散居的外地流动人员, 可以采取经过登记备案的方式, 纳入其所居住的社区来进行管理, 社区管理机构应该积极地动员外来人员参与社区活动, 甚至可以尝试让外来人员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中来。在此两种模式上设立的帮教基地, 能使得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刑事强制措施得以真正执行, 从而能降低逮捕措施的适用。

“帮教基地”的建立虽然不属于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内容, 但是如果帮教基地可以为涉嫌犯罪的外来流动人员提供保证人、出具保证证明或者提供有效的帮教、监督措施的, 可以认定为没有逮捕必要, 将不实施逮捕行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涉嫌犯罪的流动人员和本地人员平等适用逮捕措施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1]田成明等.逮捕必要性审查及其工作机制研究[J].活力, 2012 (10) :56.

[2]孙谦.逮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156-158.

逮捕必要性实证研究 篇4

关键词：新刑诉法,逮捕

一、基本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之规定, 不批准逮捕的情形分为以下两种: 可以不捕与应当不捕。上述期间, 我院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案件265 件363 人, 审查后依法不批准逮捕案件53 件78 人, 分别占受理案件总数的20% 和21. 5% 。其中, 依法认定构罪但可以不予逮捕案件43 人, 占55. 1% ; 依法应当不予逮捕案件35 人, 占44. 9% 。

二、不批准逮捕案件原因及特点

( 一) 为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轻微刑事案件不批准逮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7 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第144 条第4 款之规定, 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达成和解协议, 经审查, 认为和解系自愿、合法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可以不逮捕。上述期间, 公安机关报捕案件中, 当事人达成了刑事和解协议的轻微刑事案件有10 件11 人, 我院从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出发, 依法不予批准逮捕。如杜某故意毁坏财物案, 2013 年8 月, 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杜某发生口角, 杜某邀约钟某等人将罗某某停放在二乔公园处的一辆轿车砸坏, 经物价部门鉴定损失价值15000 余元。案发后, 杜某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 如实交待了全部犯罪事实, 其家长主动与被害人沟通, 得到被害人谅解, 双方达成了刑事和解协议, 且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未满十八周岁, 属未成年人, 综合上述情况, 我院依法作出了不批准逮捕决定。

( 二) 从教育挽救未成年人和社会危害性考量不批准逮捕。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第144 条第2款之规定, 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犯罪后自首, 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 确有悔罪表现的, 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或者不予逮捕。2013 年1月1 日至2015 年5 月31 日期间, 我院共办理无逮捕必要性不捕案件31 件43 人。例如周某故意伤害案, 犯罪嫌疑人周某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 属于从犯, 且作案时未满十六周岁, 案发后其家长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鉴于上述情况, 我院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 三) 从保障羁押安全性考虑, 对患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2 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第109 条之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符合逮捕条件, 对患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 可以监视居住。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第145 条规定: 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72 条第1款规定的犯罪嫌疑人,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不需要逮捕的, 可以在做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予逮捕决定的同时, 向公安机关提出监视居住的建议。上述期间, 我院共对4 件4 人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的刑事案件不批准逮捕。以黄某某盗窃案为例, 我院审查发现案卷中附有医院诊断黄某某患癫痫病的病历, 且提审犯罪嫌疑人黄某某时, 其当场发癫痫病。根据上述情况, 为确保羁押安全, 我院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并建议公安机关对其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 四) 从构建审判为中心的证据体系考量, 对事实不清案件不批准逮捕。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 对于无直接证据、间接证据不能形成锁链的, 言辞证据有矛盾、没有客观性证据印证的, 认定事实存在分歧、证实有罪无罪的证据间存在重大矛盾, 达不到定罪要求的依法不批准逮捕。上述期间, 我院因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案件17 件22 人, 分别占不批准逮捕案件总数的32. 1% 和28. 2% , 个别提请逮捕案件属明显错案。例如刘某某开设赌场案, 公安机关第一次提请批准逮捕的案卷材料中, 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否认其开设赌场, 现场抓获的参赌人员中只有三名参赌人员“听说”刘某某开设赌场, 没有获取主要参赌人员彭成林、石玉树、李季委的供述, 不足以证明刘某某涉嫌开设赌场罪, 遂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并列出了补充侦查提纲。至2014 年3 月19 日, 公安机关补充了有关证据后重新向我院提请批准逮捕刘某某, 经审查认为有证据证明刘某某涉嫌开设赌场罪, 才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 五) 从尊重和保障人权出发, 对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第143 条之规定, 对没有实施犯罪和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上述期间, 我院因无罪不批准逮捕案件3件7 人, 分别占不批准逮捕案件总数的5. 6% 和9% 。如, 何某某开设赌场案, 虽然公安机关认定何某某在2013 年9 月至10 月28 日期间, 以盈利为目的, 在嘉鱼县鱼岳镇某民居车库内购置两台赌博机, 多次招揽二十余人进行赌博活动, 但是我院审查认为, 犯罪嫌疑人何某某只是赌场内一名打工者, 实际开设赌场的是王某某与汪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 条之规定, 只有赌场的经营者或者合伙开办、经营赌场的人才构成开设赌场罪的主体, 普通雇员不构成犯罪, 遂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又如张某某故意伤害案, 公安机关认为张某某于2013 年11 月20 日14 时许, 以拖把将杜某某左手打致轻伤, 涉嫌故意伤害罪, 提请我院批准逮捕张某某。我院审查后发现, 张某某于案发时没有去过案发现场, 更不可能将杜某某打伤, 因此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经公安机关侦查, 此案为张某某所为, 属错案。

三、需引起重视的几个问题

审查逮捕, 既是对案件证据材料的实体审查, 也是对侦查活动的一种有效监督。通过对上述不批准逮捕案件情况分析, 有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 一) 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有待提高。构罪的证据没有在侦查初期固定下来, 尤其是盗窃案件中的痕迹物证、开设赌场案件的证人证言等, 因没有收集到位或没有收集完整, 各证据之间无法相互印证, 难以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 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作无罪辩解的情况下, 没有深挖案件、深入侦查, 仓促报捕, 导致我院审查核实证据时, 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无法查证属实, 应当不捕率偏高。

( 二) 对逮捕条件的把握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工作考核中, 往往采取以诉讼结果来判断一个批捕案件的质量和对错, 对捕后不诉、撤案、判无罪以及轻刑化均设定了考核指标, 甚至出现一旦出现捕后不诉案件, 年终考评不能评优秀的极端考核指标。由于审查逮捕尚处于诉讼环节的前端, 如何结合具体案情, 预判诉讼后期的司法结果有较大难度, 检察人员出于求稳怕错的思想, 以公诉和判决的证据标准来审查批捕案件, 人为地提高了逮捕条件。

( 三) 逮捕必要性的证明机制有待健全。逮捕三个要件中, 证据要件、刑罚要件是前提, 必要性要件是关键, 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每个条件都应当有证据证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逮捕必要性条件, 对“发生社会危险性, 而有逮捕必要”的情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细化, 意味着侦查机关在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时, 不仅要在提请逮捕意见书中有逮捕必要性的情况说明, 还要提供证明犯罪嫌疑人有逮捕必要性的证据材料, 同时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犯罪嫌疑人时要对逮捕必要性进行论证。在司法实践中, 侦查机关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等传统执法观念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存在, 表现为强制措施的适用侧重于有效追究犯罪, 而案件中有无逮捕必要的事实和情节往往被弱化, 在报捕材料中往往缺乏逮捕必要性的证据和逮捕必要的分析说明, 对于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的相关证据, 如犯罪嫌疑人的一贯表现、家庭环境、职业状况等, 往往怠于收集, 致使检察人员在对各种社会危险性作出判断时, 缺乏相应的证据作为支撑, 主观性太强, 难以体现法律的严谨和公正。

( 四) “以捕代结”问题比较突出。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 适用逮捕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对于有些交通肇事案件、轻伤后果的故意伤害案件、被害人一方有过错的寻衅滋事案件等轻微刑事案件, 如果能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 不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更有利于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但在提请逮捕的案件中, 此类的逮捕措施的适用与否, 往往被视为对犯罪嫌疑人罪与非罪的界定, 出现“以捕代结”不良倾向。特别是在新刑诉法背景下, 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宗旨, 对部分案件不予批捕, 群众不理解, 被害方不认同, 往往会激发社会矛盾, 有时甚至引发当事人无理闹访。

( 五) 不捕案件后续侦查活动有待加强。对于部分需要补充侦查的不批准逮捕案件, 我院向公安机关提出了补充侦查意见, 建议公安机关补充相关证据后将不批准逮捕案件重新提请我院批准逮捕。目前补查后重新提请批准逮捕案件只有4 件4 人。大多数不批准逮捕案件即使在移送我院审查起诉阶段, 也没有补充新的证据, 这从侧面反映对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逮捕并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