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数量分析

逮捕数量分析（通用8篇）

逮捕数量分析 篇1

逮捕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的理性解读

来源：考试吧（Exam8.com）2009-10-17 11:46:00 【考试吧：中国教育培训第一门户】 论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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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实践中极高的逮捕率导致羁押普遍化，超期羁押问题长期存在，对被逮捕人和政府而言，都有损害。逮捕措施的滥用根源于逮捕功能被异化。改革逮捕制度，不仅要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走出“前清后超”、“边清边超”的怪圈，更要着眼于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的宪法条款，减少逮捕数量，降低批捕率。根本之道在于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矫正异化了的逮捕功能，改进逮捕审查决定程序，完善逮捕的替代性措施。关键词：逮捕数量 逮捕率 理性解读 功能异化

阅读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有这样一段话似乎令人“振奋”：“面对刑事犯罪多发、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职能，„„依法快捕快诉，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犯罪，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全年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提起公诉867186人，分别比上年增加8．3%和9．3%。”类似的语句在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都可找到，可谓司空见惯，似乎不足为奇。从报告中的语气来看，检察机关无疑是把不断攀升的逮捕数字和与政府公布的GDP增长率相当的逮捕增长率作为一项巨大的工作成绩来总结的，而且也获得了社会较为广泛的认可。然而，在法治和****成为普适价值的今天，这样的观念与保障****的现代法治理念显然格格不入。殊不知，正是在这种追求逮捕数量和逮捕率的观念主导下，逮捕功能被严重异化，普遍羁押的局面才得以形成，超期羁押这一颗毒瘤才难以清除。在“国家尊重和保障****”已经写入宪法的情势下，我们必须理性地解读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矫正被异化的逮捕功能，完善逮捕程序。本文将指出我国逮捕措施适用的现状及其特点，陈明其弊害，分析逮捕功能异化的表现，提出矫正之策，为我国逮捕制度的现代化提供理念支持。

一、我国适用逮捕的现状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逮捕措施的适用具有三个特点。第一，逮捕数量巨大，逮捕率高。近年来，每年逮捕的人数约在80万左右。由于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大约80万人遭受持续时间长短不等的未决羁押。如果加上往年积累下来的未决羁押人数，那么看守场所的实际羁押人数要多出许多。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逮捕率即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与提起公诉人数之比，也相当之高。如1998年—2002年五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3601357人，提起公诉3666142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4.5%和30.6%，逮捕率为98．23%。其中，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82万名，提起公诉81．5万人，逮捕率约为100．61%。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764776人，提起公诉819216人，[①]逮捕率约为93．35%。200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而提起公诉人数为867186人，[②]逮捕率约为93．53%。200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刑事犯罪嫌疑人404115人，提起公诉407872人，[③]逮捕率约为99．08%。从近年的情况来看，逮捕率均在93．35%以上，2001年的逮捕率竟超过100%。而从近三年的数字来看，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中逮捕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第二，羁押时间长。羁押分为拘留和逮捕后的羁押。犯罪嫌疑人被拘留、被逮捕后即带来羁押的后果，被逮捕后实施的未决羁押从侦查阶段开始一般持续到一审判决生效或二审程序终结，伴随整个诉讼过程，因此时间相当长。考察程序法律的变革可以发现，拘留和审查逮捕的期限在1979年和1996年的法律修改中两次被延长，即公安机关提请批捕之前的拘留期限从1954年《逮捕拘留条例》中的24小时延长到1979年《逮捕拘留条例》和《刑事诉讼法》中的3天（特殊情况下7天）再延长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类案件”的30天，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期限也相应地从48小时延长到3天再延长到7天。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但又规定了一些可以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情形，使得这些期限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124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对此，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由公安机关决定，不再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只须报人民检察院备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29条则规定，“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应当由侦查部门提出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移送本院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后应当提出是否同意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报检察长决定”。由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对各自管辖的案件有权自行决定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实际上导致办案期限和羁押期限合一，即侦查、审查起诉多长时间就羁押多长时间。此外，刑事诉讼法对于审查起诉之后的羁押期限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一般理解就是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的法定期限。但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审判阶段检察人员建议补充侦查可以延期审理制度与二审程序中发回重审制度，这就为羁押期限的延长留下了隐患。实践中，检察机关滥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上级法院滥用发回重审制度，导致程序倒流，刑事诉讼的时间被大大拉长，羁押的时间更是随着一延再延，致使法定羁押期限成为橡皮筋，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河南省胥敬祥一案在审查起诉阶段，曾七次退回补充侦查；[④]河北省承德市陈国清等四人被指控抢劫出租车司机一案，先后四次被承德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被河北省高级法院三次发回重审，每次发回重审都退回补充侦查，该案在作出终审判决前被告人被羁押长达9年之久。[⑤]在这种情况下，羁押似乎失去了期限。第三，超期羁押大量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超过法定拘留和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超过审查起诉期限、超审限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问题由来已久。此外，还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的问题。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在30日内不能查清提请批准逮捕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拘留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此条与刑事诉法法第128条第2款的规定明显相悖，因为后者规定的“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中的羁押期限是指逮捕后的羁押期限而非拘留的期限。然而根据公安部的自行规定，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期限的拘留也被“合法化”了。长期以来，超期羁押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疾、一颗久治不愈的毒瘤，一直困扰着我国最高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1993年至1999年全国每年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1999年达到84135人，2000年为73340人，2001年为55761人。[⑥]为了治理超期羁押，在1987年至2001年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有关通知和文件就多达20多件。[⑦]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再次发文开展专项清理“超期羁押”活动，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11月25日推出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的八项规定，以防止、纠正检察工作中存在的超期羁押现象反弹。最高人民法院12月1日发布《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然而多年的清理活动一直没能走出边清边超、前清后超、不清更超的怪圈。

二、逮捕的影响与危害分析

逮捕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能够发挥保障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功能；运用不好，就会产生消极影响和危害。这里笔者着重对逮捕特别是超期羁押的危害，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政府两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而言，逮捕的影响与危害除了妨碍其辩护权的行使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失学、失业的现实危险。（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秩序陷于混乱。其家庭成员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就动员各种力量四处“活动”，试图通过关系获得取保候审，由此增加了经济负担也催生了****；没有“社会关系”的，则不断申诉、上访，劳民伤财；有未成年子女的，所受到的影响难以估量；还有的造成婚姻关系的破裂，带来家庭的变故；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其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本人被逮捕后，其家庭成员的生活受到影响。（3）羁押条件有限导致看守所人满为患，一方面出现交叉感染现象，另一方面容易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破罐子破摔以及反社会心理，不利于回归社会。考察一下我国看守所的羁押状况，就可得出这样的判断。（4）对于罪轻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实际羁押期限超过了应判处的刑期，侵害了其权利，也给法院的公正审判带来极大的尴尬与被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羁押多久就判刑多久的现象，或者本可以判处缓刑的却判处了实刑，以此来规避赔偿义务。近年来，每年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判处徒刑刑罚人数。如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判处的刑事犯罪分子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包括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158562人，判处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357991人。以上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共计516553人，而同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仅刑事犯罪嫌疑人即达764776人，由此，超过25万人被逮捕而未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从逮捕条件来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逮捕的刑罚要件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虽然检察机关在审查判断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超过25万的被逮捕人没有达到刑罚要件，法律的尊严与****保障功能又如何体现呢？（5）对于未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不应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则侵权性质更为严重，往往无法补救。最高人民法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公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很低，均低于0．5%。[⑧]但是这一数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如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提起公诉819216人，职务犯罪案件提起公诉26124人，以上合计845340人，而同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因为每年都会有留存案件，可以忽略这一因素，那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数与法院实际判决的人数相比的话，就有近10万人的差额。这些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法院并没有作出判决。

对政府方面而言，逮捕的消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1）羁押需要投入巨额的财政资金。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羁押是需要支付经济成本的耗费司法资源的行为。为了羁押，需要建造看守所，配备警力、管教人员、医务人员，提供后勤保障，这意味着政府巨额的财政支出。不必要的羁押带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负担，使得原本紧缺的司法资源更加捉襟见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项建设事业都需要大量资金，在羁押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投入，必然对其他事业的发展不利。据估算，羁押一人一年的费用约为1万元人民币。如果以一名学童每年200元的学费计算，这些钱足够50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如果每年少羁押10万人，就可节约出500万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而投资教育的积极意义显然无需赘言，不仅提高国民素质以及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而且也是在减少贫困以及滋生犯罪的因素，有利于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笔帐是很值得算一算的。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如在英国，羁押一名嫌疑人每周的费用约为600英镑，[⑨]而伦敦地铁司机的周均工资不及500英镑。经济成本高昂成为英国保释制度发达的重要因素。被羁押人是人力资源，不仅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却要消耗社会财富，这对国家的发展也是一种损失。（2）政府为此付出沉重的道德成本。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羁押以及超期羁押，过度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使宪法保障****的权威性降低，对我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巨大的损害，而由此给政府在国际上的消极影响也是相当大的。（3）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面临违反程序办案以及侵犯****的压力与指责，严重损害了其形象。（4）清理超期羁押难，且清理成本巨大。面对普遍羁押的现实，超期羁押的预防和清理工作量十分之大，清理任务重、难度大。而清理超期羁押本身又需要付出人力、物力、财力等司法成本。（5）普遍羁押增加了因错案而致国家赔偿的几率，同时因承担错误逮捕的国家赔偿责任，而使得检察机关纠正错案愈加被动与困难。有的检察机关为了规避赔偿责任，或者勉强起诉，或者解除逮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后不了了之。后者使得嫌疑人、被告人无法洗清“罪名”，由于没有明确的结论，无法申请国家赔偿。

三、逮捕功能的异化

面对目前如此巨大的逮捕数量和如此之高的逮捕率，应当如何理性解读呢？应当说，强调普遍逮捕与高逮捕率与****入宪的精神以及无罪推定这一刑事诉讼根本原则是相违背的。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未决羁押作为一种例外措施被严格限制适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国外的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释制度相当发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被保释在外等待开庭。这一方面降低了羁押的数量，节约了司法资源，也维护了被告人的基本****和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秩序。在大陆法系国家，同样在强化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保障。如在法国，有关自由被告人在开庭前夜自动入狱的规定被2000年6月15日的法律所废除。[⑩]但在我国实践中，逮捕被过多、过滥地适用了，根本原因在于逮捕的功能被异化了。逮捕功能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逮捕成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巨大的逮捕数量以及高逮捕率是重打击犯罪，重社会稳定的产物。我国传统诉讼观念认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作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是通过对犯罪实施侦查和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来实现的。事实上，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同样是把逮捕作为打击犯罪的有力手段，把批捕案件的数量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成果来看待的，尤其是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力度之大来宣传的。多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一度的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都要有上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和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人数的内容，公安机关也进行提请批准逮捕人数及批准比例的统计。诚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以及公安部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我国逮捕数量非常大，逮捕适用率非常高。公安部每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的批准比例也很高，如2001年批捕率为89．9%。2002年批捕率为92．42%，2003年批捕率为92．78%。[11]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普遍把批捕率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甚至规定了不捕率的比例，要求把不捕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有的地方为5%，有的地方为7%，以避免打击不力。在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逮捕时常见的情形是：公安机关通过种种手段向检察机关刑检部门做工作，以提高批捕起诉率。在此过程中，公安机关有了高批捕起诉率就可以称打击犯罪多么有效，检察机关对于可捕可不捕的甚至不能捕的也顺水推舟，而将案件批捕起诉。有些地方，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的，往往需要向公安机关说明理由，而理由只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便是这样的案件，检察机关也要和公安机关充分协商沟通，才能获得理解。一些地方政府也往往把拘留率、批捕率作为衡量公安机关侦查工作质量的指标，作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打击犯罪是否得力的标尺。在一个时期内，如果批捕率下降，不捕率上升，有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即认为是打击不力的表现，进行过问甚至干预。

衡量逮捕制度的优劣与法治化水平，应以****保障的程度为标准。以批准逮捕的案件数量来表明打击犯罪的力度无疑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批捕的数量和批捕率的高低与打击犯罪的力度并不必然成正比，恰恰相反，批捕率的下降只能是****保护水平提高的最好注脚。第二，逮捕被视为惩罚和追究责任的一种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代会上的工作报告中都曾出现过“逮捕法办”这一词语，可见，逮捕被作为一种惩罚和追究责任的形式来看待。

第三，逮捕承担了预支刑罚的功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未决羁押带有惩罚的色彩，成为刑罚的预支，一种预期的刑罚，号称是“先支出，再报销”，成为“未决羁押先行，刑罚再给予弥补”这样一个制度。“强制措施的预防功能、程序保障功能丧失殆尽，成为赤裸裸的刑罚的预演。”[12]

逮捕数量分析 篇2

一、轻微扒窃案件处理过程中的三个矛盾

(一) 轻刑判决与逮捕刑罚性条件的矛盾

刑诉法规定的逮捕条件为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并存, 实践中轻微扒窃案件所判处的刑罚往往低于审查逮捕案件的刑罚标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量刑标准 (下简称“辽高法标准”) 规定, 盗窃犯罪的起刑为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下表中列举了影响扒窃案件量刑的八种情节, 按照表中所述量刑办法, 轻微扒窃案件被判处较低刑罚, 便不难理解。从下表中可以清楚看出轻微扒窃案件的轻刑判决与逮捕的刑罚条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同时也影响了逮捕案件的质量。

(二) 非羁押强制措施与防止社会危险性的矛盾

若因轻微扒窃行为不符合逮捕的刑罚条件而不予批捕, 则需采取取保候审或是监视居住。那么, 这两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能够防止社会危险性发生吗?

取保候审分为人保和财保两种。首先人保保证人仅有“监督”和“及时报告”的规定, 对其违反保证义务的处罚也仅限于“未及时报告”和“串通逃匿”两种情形, 即使成为附带民事诉讼连带被告, 由于轻微扒窃案件的财产损失通常不大, 无法形成有效震慑。轻微扒窃案件采取“人保”的取保候审方式, 难以肩负起监管犯罪嫌疑人的重任。若采取财保形式, 需要综合考虑“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需要”、“社会危险性”、“经济状况”等因素。因轻微扒窃本身犯罪数额小、可能判处的刑罚不高, 很难确定高额的保金, 对某些犯罪嫌疑人的影响不大。一旦犯罪嫌疑人弃保潜逃或再次作案后, 即使被抓归案, 最严重结果的莫过于变更为逮捕, 对实际量刑的影响不大。

监视居住是对符合逮捕条件但由于特殊情况不适宜逮捕以及无法提供人保和财保的取保候审的一种替代性措施。外来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轻微扒窃案件亦不符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条件, 若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需要当地公安机关的警力配合。如此高额的司法成本与扒窃的数额只有区区数元至数百元相对比, 其可行性自然可想而知。

(三) 宣判即释放与惩罚有效性的矛盾

刑罚的轻重, 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 与其逃避或者妨碍诉讼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向关系[1]。实践中轻微扒窃案件由于其未决羁押期限和其他刑事案件的差别不大, 往往会出现宣判即释放的“怪”现象。轻微扒窃案件的未决羁押期限相较于其判处的刑罚而言, 并不特别的短, 有时逮捕后的未决羁押期限与实际判处的刑期相差无几, 甚至往往低于以往扒窃未入刑前的劳动教养时间。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扒窃者这样一种暗示, 偷得不多, 如果被抓也就关个几个月, 法院判了就出来了, 久之则逐渐促成其侥幸心理的形成, 缺少了曾经因扒窃被科以较长时间劳动教养的恐惧, 扒窃入刑后反倒不利于对扒窃行为人的刑罚矫治。

二、完善轻微扒窃案件刑事司法工作的建议

为了上述矛盾, 整合、节约司法资源, 笔者从司法实践角度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

(一) 联席会议确定扒窃案件应当逮捕情形及快速办理机制

1. 明确扒窃案件应当逮捕情形

关于扒窃案件是否一概逮捕还是区别性逮捕, 笔者建议, 可以借鉴成都市司法机关的做法, 结合地区司法实践, 由公、检、法三家共同商讨, 确定扒窃案件应当逮捕情形, 笔者总结了如下六条, 以资参考:

(1) 刑罚或是行政处罚记录在一定期限内的; (2) 多次扒窃、流窜扒窃、结伙扒窃的; (3) 在无其他情节的基础上, 单笔扒窃数额在一定金额以上的; (4) 无法查清真实身份且非未成年人的; (5) 受害人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 (6) 其他应当逮捕的情形, 由公、检、法三机关协商补充确定。

2. 轻微的扒窃案件的快速办理机制

针对前文提出的第三个矛盾, 笔者设计了如下程序:

一是确定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案件范围。对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扒窃案件, 可以适用快速办理机制: (1) 犯罪数额较小, 即低于一定数额, 笔者初步将其设定为普通盗窃的起刑点2000元; (2)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扒窃行为; (3)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是明确快速办理机制的程序要求。对不符合前述条件的扒窃案件, 可以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个诉讼阶段的时限内, 缩短办案时间, 以期能使案件的审结时间明显低于被告人被判处的刑期时间。具体程序设计如下:公安机关在将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后的3日至7日内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部门在3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 批捕后公安机关在7日内将案件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在7日内审查完毕后将案件起诉至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在七日内将案件审结完毕。另外,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如果在任一诉讼阶段, 发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还有其他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或是有其他特殊情形的, 则按照正常刑事诉讼程序进行。

(二) 轻微扒窃案件不捕后的保障机制

对扒窃案件“构罪即捕”与捕后轻缓刑矛盾的解决, 还要探索对轻微扒窃案件不捕后诉讼保障的工作机制。

1. 建立轻微扒窃案件不捕说理工作机制

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扒窃案件犯罪嫌疑人, 应当对逮捕必要性进行充分具体的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检察机关以无逮捕必要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 应当说明理由。同时, 有必要对扒窃案件被害人进行说理, 使被害人了解对犯罪嫌疑人实行非羁押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定和相关依据, 减少被害人的误解, 营造推行非羁押诉讼的良好社会环境。

2. 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建立审前社区矫正监督制度

对一些可能判处轻缓刑的扒窃案件, 将不捕的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后交由所在社区进行监督矫正, 责令其参加学习和一定的义务劳动, 接受社区监督。对可能判处轻缓刑的“无固定职业、固定收入”扒窃犯罪嫌疑人, 社区应提供公益岗位, 给予一定的劳动报酬。在考察矫正期间, 根据犯罪嫌疑人具体表现, 检察机关仍可作出批捕决定, 作出不诉处理, 提请人民法院减轻或免除处罚。

3. 以提高逮捕案件质量为核心, 健全考核评价机制

捕后轻缓刑率是现行考评体系中衡量审查逮捕案件的一个重要依据, 建议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个合理的捕后轻缓刑率的标准, 将扒窃案件的捕后轻缓刑案件纳入全部捕后轻缓刑案件中考察, 比如在现有轻缓刑率标准基础上明确因具备何种逮捕必要性的轻刑扒窃案件或其他案件不纳入轻缓刑考核比例中等等。

参考文献

对逮捕条件的分析与思考 篇3

一、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分析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逮捕条件中最基本的条件，也是实践中较难掌握的条件。它包括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实体事实的要求，即存在“犯罪事实”；二是对证据的要求，即要“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有“证据”证明、客观存在的。

（一）关于“有”字的使用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表述中使用了两个“有”字，其含义是什么呢？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字具有九种含义，其中之一是“存在”的意思。此处两个“有”字的含义应该说是相同的，都有“存在”的意思。“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中的两个“有”字理解为“存在”，即“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

（二）对“犯罪事实”的理解

1.立法学分析

要理解“犯罪事实”的字面含义，就必须先准确理解“事实”的含义。所谓“事实”，《现代汉语词典》、《当代汉语词典》、《精编当代汉语词典》以及《新华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致的，都把“事实”界定为“事情的真实情况”。因此，“犯罪事实”光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为“犯罪的真实情况”，但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使用了“犯罪事实”，但这里的“犯罪事实”不一定属于经过审判，最终由法官认定的客观事实，而是“重大犯罪嫌疑的事实”。由于逮捕不是终结处理，所以逮捕后的案件情况和有关证据需要进一步查证核实，先前认定的犯罪情况往往会发生变化，甚至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所使用的“犯罪事实”是“重大犯罪嫌疑的事实”，刑事诉讼各阶段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也是基于此。

2.准确理解“有犯罪事实”是指“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事实”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有权批准和决定逮捕，审判机关有权决定逮捕，因此对于是否属于“犯罪事实”，该两机关都有权认定。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人未经审判都不能定罪处刑。在批准或决定逮捕过程中，如果认定犯罪嫌疑人存在“犯罪事实”，实际上就相当于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了，这就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原则相悖。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侦查过程所查明的犯罪情况，不一定是全部犯罪的真实情况，在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诉讼过程中，证据和侦查结果还可能发生变化。批准逮捕时认为符合法定逮捕条件的，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可能认为不能起诉或不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因此，这里的“有犯罪事实”只是在采取强制措施环节的一种判定，既不是定案，也不是处理结果。

由上可以看出，对于逮捕的条件，“有犯罪事实”理解为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事实”更为合理和科学。

（三）对“有证据证明”的分析

通常认为，逮捕的证据条件，应当高于立案条件和刑事拘留条件；又应当接近但略低于起诉条件和审判条件。实际上，无论是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还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案件，肯定都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存在犯罪嫌疑，只存在证据多少、充足与否问题，而不存在没有证据的问题。

既然无论是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还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案件，都符合“有证据证明”的条件，如果再符合逮捕的其他条件，就可以作出逮捕的决定。然而，司法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所作出的逮捕决定就可能因证据不足而出现错误。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自己决定逮捕的案件，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都会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由此可见，“有证据证明”这一逮捕条件，客观上已被“有证据足以认定”所取代。

根据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有证据足以认定存在重大犯罪嫌疑”，这样更能正确理解和适用刑诉法有关逮捕的证据条件，把握审查判断证据，准确区分和把握批捕的证据要求。

二、对“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分析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作为逮捕的前提性条件之一，对于保障人权与防止滥用逮捕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条件是适用逮捕的刑罚条件，是逮捕在犯罪严重程度方面的要求。虽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但如果根据这种犯罪事实只可能对犯罪嫌疑人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则仍然不能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

一方面，《刑事诉讼法》之所以把“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规定为逮捕的条件之一，是根据罪刑相当原则提出的。确定一个人的刑罚要罪刑相当。同样，在刑事诉讼中采取强制措施，也要考虑与其所实施的犯罪相当。逮捕是剥夺犯罪嫌疑人自由的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如果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逮捕的羁押期限要折抵刑期；但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在刑事诉讼中便没必要把他逮捕羁押起来。从各国关于逮捕的规定看，也都把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作为逮捕的一个条件，有的国家甚至规定可能判处1年或者2年以上刑罚的才能予以逮捕。

另一方面，“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而不是肯定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如何判断是否可能判处以上刑罚，主要根据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实践中，如果根据当时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判断可能对犯罪嫌疑人要判處徒刑以上刑罚，但人民法院审判时综合考虑其他量刑因素，判处被告人徒刑以下刑罚的，不能认为是错捕。

三、对”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分析

新的《刑事诉讼法》采取列举的形式明确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着重强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逮捕措施必须满足“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这一必要性条件。这里的社会危险性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具有法律规定的社会危险性，二是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这种社会危险性。二者必须同时具备，才能适用逮捕措施。也就是说，不具备第一款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为不符合逮捕条件，而具备了该五种情形也不必然导致适用逮捕措施，此时还须首先考虑对其适用取保候审措施，只有在适用取保候审仍不足以防止发生该五种社会危险性的，才能认定为有逮捕必要，进而考虑对其适用逮捕措施。

四、对“曾经故意犯罪”的分析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身份不明的。”是此次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新增的径行逮捕条件之一，充分体现出刑诉法加大了对有故意犯罪前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打击力度。根据上述条文，只要“曾经故意犯罪”就应当逮捕，而无须考量其他要件，即无论有无逃跑或毁灭证据的可能，都应该直接予以逮捕。但是，曾经故意犯罪的人经过一定时间的教育、改造，可能已经悔过自新，尤其是当其后次犯罪为过失犯罪时，完全可能与前次犯罪毫无关联，如果一概对其适用径行逮捕，显然有违适用逮捕措施的比例性要求，也与我国宽严相济、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法律政策不符。

在以往的审查逮捕工作中，对有刑事前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是否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的决定时，是否构成累犯是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因为累犯依法不能适用缓刑，对其采取逮捕措施自属应当。而“曾经故意犯罪”与累犯相比，其在主观故意、时间限制、刑罚规定、例外情况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它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刑事处罚的种类及前、后罪的时间间隔上均未加任何限制，对后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还是过失也未加以区分，这就可能导致适用逮捕范围不当扩大的风险。

当然，在《刑事诉讼法》已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自不能作出背离法律的决定。我们完全可以对相关规定作出善意的解释，因为前述法条中只是规定了“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并未明确这里的“徒刑”是否包括缓刑在内，实践中不妨将之解释为仅指执行刑而不包括缓刑。当“曾经故意犯罪”的人再次犯罪，但系过失犯罪，且依其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可以适用缓刑而又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完全可以将之排除出径行逮捕的条件之外而不批准逮捕或不予逮捕。

这就要求我们在审查逮捕过程中，不能把可能判处徒刑与先前的故意犯罪简单相加，进而得出对再次犯罪的人即有逮捕必要的结论。而是要更加细致、准确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次实施犯罪时的状态进行分析，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讯问，结合案卷中的相关材料，重点考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前罪被刑事处罚后经过一定时间的改造，对于所犯罪行是否已经真诚悔罪、改过，在准确定性的同时精准判断其社会危险性，从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强制措施的适用上给予更为恰当的把握。

逮捕数量分析 篇4

《作为惩罚措施的逮捕-逮捕在实践中的适用与误用》读后感

读了易延友老师的《中国刑诉与中国社会》中的一篇《作为惩罚措施的逮捕――逮捕在实践中的适用与误用》。在结论部分，易老师说，只要党和政府行使其权力的方式不加改变，在刑事诉讼法方面的改变将很难对司法实践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或许改进对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这种处理的唯一方法是阐明审前羁押的法定条件，重建适当的制约与平衡机制，从而逐步地转变刑事诉讼的犯罪控制导向创造条件。 我对易老师的这个结论部分赞同，但还是想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质疑。 之所以出现逮捕“滥用”的问题以及法律执行上的诸多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法治制度。党和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引发了社会状况的一连串反应。而党和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中国某些积淀了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思维和观念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又变得更加复杂，难以厘清，更难以解决。在此意义上，即使理想性地说重构或是完善中国的法律体系，或从小的方面来说，完善或是阐明某条法律条文时，也未必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显然不能绝对地说英美那套就是完美的状况，可是中国甚至离那样的状态都很遥远。这样悲观的思考之下，怎样才能让中国的法治向更好的方向运行，不仅是法理和规则的`构建，包括法律的实际执行和运作，而且我认为，关键是法律的实际适用和执行。 最近在看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随笔》，觉得其中的一些观点很有借鉴意义。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和中国在若干根本问题上确实存在着诸多差异，不是一言可以蔽之的状况也不是一朝就能改变的状况。 首先，法律权威和法治精神和宪法精神的民众思想基础应该是一个互动的状态。民众当中法治精神和宪法精神的坚定和深厚促进了宪法和法律在一国体制中拥有无上的地位和拥护，甚至有“法律高于政治”的说法;同时，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又促进了民众拥有法治精神和宪法精神。然而，在中国，一方面，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再加上拥有较多知识和较多理性的知识分子其实只是很少部分的人，而能够拥有法治精神和宪法精神的人无疑更少;另一方面，我国法律框架没有完全构建完整，诸多法律存在显而易见的漏洞，而且法律人才极度缺乏(这里所说的法律人才并非任何一个从法学院毕业的人)，即使是专业法律人士，对于法律的解读还会存在明显有违法理和常理的情况。由此可见，法律权威和法治精神的民众基础在我国其实都相当缺乏。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宏观的问题，亦非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几个措施就能扭转，改变还需要从具体的各个方面着手。 其次，一些法律问题也不是只是中国才有的，美国也有，全世界都有，怎么就中国是这样的呢。我想，一方面，我们身处在这个环境里，体会更加切肤，而美国等其他国家由于时间空间的距离特别是宣传的手段和效果或许只是看上去很美;另一方面，确实也不能否认，确实是更好地存在并且运行。任何一个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都会出现问题，关键是体系中的纠错机制的有效运作。“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纠错机制，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各个系统的独立有效运转，更核心的是权力制衡机制。利益集团、媒体、民众等，也是纠错机制中非常重要的构成成分。“媒体、民间社团的力量，可以说是‘刹车’系统，立法系统的制约，可以说是安全带装置，而独立的司法力量，则是充气装置。” 最后，在一个政治体系中，我们需要一个桥梁，将普通百姓、与普通百姓处于直接对立面的基层政府以及政府下辖的各个执行部门，与真正的法律和决策沟通起来，即“通畅的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我们的法律不好，也不是我们的政策决策不好，而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极大的扭曲和自由选择和定夺。在政府机构中有一个部门叫信访局。大一寒假在我们县里的信访局待了半天，基本了解了信访局的工作职责，在法援中心接待的时候，也有很多上访的人过来咨询。近来发现，所谓上访，其实只是法律手段穷尽之后的一种心理安慰。一方面，由于法律和机制设置，信访局的权能是有限的，只能起到传达信息的作用。所以，很多人认为信访局只是开个传送条一点用都不管，这是对信访局的职权不了解;信访局只是信访局，信访局不能是公安局，不能是检察院，更不能是法院。另一方面，信访局有没有将它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还是需要质疑的。如何设置这样一个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一方面政府方面，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乐意地去听取民众的声音，不能被动地反应，而是要积极地去思考去创新去实施，国家拿这么多钱并不只是来养一群只会写文件的机器人;另一方面就是民众自身方面，绷紧维权和法治的神经，在现有制度设置下尽可能多地去参与。 【自评】 阅读《作为惩罚措施的逮捕――逮捕在实践中的适用与误用》之后，有感而发。从逮捕的滥用到刑事诉讼法解释和执行中的问题，易老师关于这些问题深层社会和政治原因的解析，引发我对这些问题和原因的一些思考。最近看了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帮助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可能这篇读后感和法律离得比较远，在目前我对法律的了解还不是那么深入的情况下，只能结合我阅读的一些书籍和我接触的一些事情浅谈一些，只能说是泛泛之谈。特别讨厌那种光喊大话不解决实际问题和那些讲得特别宏大特别高级可是实施起来无从下手的文章，然而发现自己的思考也难免陷入一种浅薄宽泛的泥淖，甚感惶恐。然而还是希望自己随着专业知识学习的深入、各种书籍的阅读、社会阅历和以后工作经历的丰富，自己能够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观点和方法。

逮捕数量分析 篇5

就业方向分析

1、银行、咨询公司、证券公司2、国外的金融机构3、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高薪职位：经济学类的高薪职业:特许金融分析师(CFA)、特许财富管理师(CWM)、精算师、证券经纪人、股票分析师。

12月份广州中小客车摇号增量指标数量公布

-洛阳最新人口数量统计及常住人口数量

2016-20北京市中小客车数量调控规定办法

2016-年广州市中小客车数量调控规定办法

梅西的“帽子戏法”数量超曼联拜仁,仅C罗能比

遵义:革命圣地红色旅途散发的烟火气,留守儿童数量减少

歼20明年年初正式服役,首批列装部队数量可达两位数

申请美本学校数量多少合适,筛选学校分三类

清华大学成为通过ABET认证专业数量最多的国内高校

审查逮捕意见书 篇6

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

东检捕审〔〕00号

本院2月23日收到南粤市公安局东湖分局东公刑提捕字(2013)226号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刚、张小明、刘小严涉嫌敲诈勒索罪、张小明涉嫌故意伤害罪、刘建平涉嫌窝藏、包庇罪的文书及案卷材料、证据后，承办人助理检察员张小玲审阅了案卷，讯问了犯罪嫌疑人，核实了有关证据，现依法对本案审查完毕。

一、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 (一)犯罪嫌疑人张小明，曾用名：无，绰号：无，男，21岁，199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固定工作，住南粤市东湖区沿湖路123号。201月23日被刑事拘留，现羁押在东湖区看守所。

父亲，张国成，母亲李秀梅。

二、发案、立案、破案经过

犯罪嫌疑人李刚、张小明、刘小严涉嫌敲诈勒索罪、张小明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由胡广明、王大宝于2013年1月22日报案至公安机关，受理后经审查，于2013年1月23日立案侦查，后分别于2013年1月22日、1月25日、2月11日抓获犯罪嫌疑人张小明、刘小严、李刚，三人涉嫌犯罪的事实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鉴定意见等证据证明，该案据此告破。

犯罪嫌疑人刘建平涉嫌窝藏、包庇罪一案，由侦查员再侦查李刚、张小明、刘小严等人涉嫌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一案过程中，于2013年1月25日发现，经审查，于2013年1月25日立案，犯罪嫌疑人对公安机关指控的案件事实供认不讳，且有刘小严的供述等证据佐证，该案据此告破。

三、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证据

(一)侦查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

2013年1月22日18时许，犯罪嫌疑人李刚发现其妻子张晓丽到南粤市恒丰宾馆办理入住手续后与一名男“网友”在一起，即打电话给朋友张小明，张小明叫上刘小严，一起赶到恒丰宾馆门口。三人见面经预谋后，一起闯入张晓丽入住的房间内，对王大宝进行殴打，经鉴定，王大宝的伤情为轻微伤。李刚则提出王大宝拿出十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后经商谈确定王大宝补偿八万元给李刚。李刚让王大宝即打电话先筹三万元现金，并强迫王大宝当场写下五万元的欠条。王大宝给朋友胡广明打电话，以自己急需用钱为由，让胡广

明送三万元到南粤市污水处理厂门口附近。经商定，由犯罪嫌疑人李刚、张小明去取钱，犯罪嫌疑人刘小严在宾馆看着王大宝。李刚、张小明到南粤市污水处理厂附近与胡广明见面后，胡广明将三万元钱交给李刚。胡广明给完钱后发现情况有异，即追上李刚、张小明并询问王大宝的情况。李刚、张小明与胡广明发生厮打，过程中张小明用刀将李刚刺伤，经鉴定为重伤。犯罪嫌疑人张小明随后逃跑，并给刘小严打电话让其快跑。

犯罪嫌疑人刘小严跑回家后将事情发生情况告诉其父亲刘建平，刘建平给了刘小严1000元现金，让其出逃躲避。公安机关向刘建平询问时，刘建平隐瞒事实真相。

(二)经审查认定的案件事实及证据

经审查，上述事实有证据证明：

1、物证

未见所扣押物证的照片，相关程序性证据有：

扣押物品、文件清单P73-74

从李刚处扣押五万元欠条一张和人民币三万元;从张小明处扣押折叠刀一把(沾有血迹);从刘建平处扣押雷管49枚、导火索45米。

2、书证

(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

证明案件发案、受案情况，见“发案、立案、破案经过”。

(2)立案决定书

证明案件立案情况，见“发案、立案、破案经过”。

(3)抓获经过、情况说明

2013年1月22日8时开始，我队民警根据市局统一部属在沧河桥路设卡盘查，在9时30分左右，收到市局指挥中心指令，要求抓捕故意伤害案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特征为20岁左右，男性，身高180CM左右，着淡黄色“T”恤衫，胸前印有很在的红色“adidas”，可能带有凶器。9时40分左右，我们在一辆被盘查的出租车内发现符合上述特征的犯罪嫌疑人，民警将该男子叫下车准备继续盘问时，其主动交待自己叫张小明，有用刀伤人的犯罪事实，并将随身携带的小刀交出，同时还供出同案犯刘小严的身份和住址。在审查张小明过程中，发现被伤害人李刚及另一人刘小严还涉嫌敲诈勒索和抢劫犯罪。1月25日在本市“逍遥网吧”刘小严抓获归案，同时抓获窝藏、包庇的犯罪嫌疑人刘建平。

(4)拘留证、拘留通知书、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

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题备考策略 篇7

每年的11月底12月初, 是中央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时间, 有志于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成为公务员的群体, 此段时间是备考的黄金时间。国家公务员考试主要考查两个课程:《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申论》, 其中《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的内容包括五大内容:常识判断、言语理解、数量关系、判断推理、资料分析。很多准备国考的人认为, 《行测》中的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最难, 面对此类题目往往放弃, 如何有效提高数运算和资料分析能力, 成为备考中的重点难点。

改变对考题的误解

误区一: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需要强大的数学基础。很多考生认为自己的数学一直都不好, 上学时数学成绩就不理想, 碰见数学就头疼, 数学干脆放弃。其实, 数量关系的知识点90%以上都是来自于小学奥数, 对于知识基础来说, 初中的数学能力差不多即能应对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数量关系的全部要求。在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大纲中, 有明确的说明, “数量关系, 主要测查报考者理解、把握事物间量化关系和解决数量关系问题的能力, 主要涉及数据关系的分析、推理、判断、运算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分析、推理、判断排在前面, 在此基础上才进行相应的运算, 也就是说运算能力只是考查要素其中的一项而已。

以2012、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测》真题为例, 数量关系都是15道题, 除了排列组合是高中学习的内容, 其他问题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初中知识点、小学知识点。

解题需要的方法也都是小学和初中所涉及的方法, 以2012年国考《行测》第68题为例:

某儿童艺术培训中心有5名钢琴教师和6名拉丁舞教师, 培训中心将所有的钢琴学员和拉丁舞学员共76人分别平均地分给各个老师带领, 刚好能够分完, 且每位老师所带的学生数量都是质数。后来由于学生人数减少, 培训中心只保留了4名钢琴教师和3名拉丁舞教师, 但每名教师所带的学生数量不变, 那么目前培训中心还剩下学员多少人? ()

A.36 B.37 C.39 D.41

【解析】

此题的正确率按照考生们估分时反馈的估分统计, 只达到31%, 其实只要扣住质数和各个数字的奇偶性质就可以判断出答案。假设原来每位钢琴教师所带学员为a人, 每位拉丁舞教师带学员b人, 则有76=5a+6b, 因为76和6b为偶数, 所以5a也为偶数, 而a为质数, 则只能a=2, 所以b=11。因此目前培训中心剩4×2+3×ll=41名学员。选D。在逻辑清晰, 能看懂题目的情况下, 小学知识就可以将此难题解决。

误区二:数学的题目少, 分值少, 干脆放弃。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 数量关系一共有15题, 资料分析常规情况下是20题, 每题的分值经过华图教育的测算, 每年的数学总分值至少都在l/3的总分值, 细分来说, 每题数量关系大概在1分左右, 每题的资料分析在0.9分左右。这里笔者重点强调一点, 有很多的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题目都是秒杀性质的题目, 也就是在读完题目后的30秒钟之内, 观察到规律就可选出答案。

以2011年国考第69题为例:

某公司去年有员工830人, 今年男员工人数比去年减少6%, 女员工人数比去年增加5%, 员工总数比去年增加3人, 问今年男员工有多少人? ()

A.329 B.350 C.371 D.504

【解析】

今年男员工人数比去年减少6%, 今年男员工/去年男员工=94%=47/50。也就是说今年男员工人数是47的倍数, 去年男员工人数是50的倍数。只有A选项329是47的倍数, 选A。

备注:此题如果考查命题人的思维, 可以在10秒内选出答案, 注意员工总数比去年增加3人, 今年员工总数就是830+3=833人, A选项和C选项加在一起329+504=833, 故AC中必有一个是今年男员工, 又易见男员工人数较少, 选A为正确答案。

误区三:数学能力的提高就是大量做题。很多考生利用题海战术来提高自己的考试能力, 这样固然会有一些效果, 但是这样短期的提高会带来很大的疲乏感, 而且经常会发生重复性错误和重复性练习的恶性循环, 效率不高。数学能力的提高需要在思维能力方面, 知识能力方面, 题目的理解能力方面提高的基础上才能根本的提高, 需要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来提高。笔者在一些国内知名教育机构进行跟踪调查了解, 公务员考试成功的学员, 大部分集中在有自己学习规划的考生, 备考时间在40-90天的考生的入围成功率最高, 平均为27%, 超过自然通过率1.6%近20倍。而且有很多的题目是无法通过做题来提高, 需要更灵活的思维来解决问题。

合理的复习策略是关键

一般来说, 需要三步来巩固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的应试技巧, 分别是:扎实基础、弱项提高、模拟冲刺。

扎实基础。此阶段重点复习《行测》近几年来常考的各个知识点, 把每个知识点涉及的基础知识和速算方法进行全面的学习和深度记忆。一般来说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的常考知识点, 从细节划分来说, 超过60个, 是所有《行测》内容中知识点最多的一个模块。这就需要在扎实基础的阶段, 多花一些时间来对这些知识进行巩固, 一般需要10-30天, 考生一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把握。

弱项提高。在第一阶段的学习中, 考生会接触到不同的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的知识点, 有些知识点易学易懂, 如空瓶换水问题、溶液问题;有些虽然知识点很难, 但是通过公式记忆之后就会变得简单, 如牛吃草问题、容斥原理问题等;有些知识点内容多, 重点多, 需要重点关注, 如行程问题、几何问题等;有些知识点非常难, 需要基础知识和速算技巧都很扎实, 如排列组合问题、最值问题。考生最好对不同类的问题进行归类, 根据自己的弱项科目和弱项模块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和提高, 把练习与总结相结合。解决弱项问题需要考生针对自己的问题有目的地训练至正确率达到90%, 此阶段一般需要10-20天。

模拟冲刺。在前面两个阶段比较扎实的基础上, 进行模拟冲刺训练才是有效的, 只有基础扎实, 提高才变得可行, 成绩才是真材实料。模拟冲刺阶段最好选用近几年来的国考真题、联考真题进行训练, 训练过程中注意要进行计时训练, 先做资料分析, 再做数量关系, 40分钟时限, 不停地查缺补漏, 反复练习, 在40分钟内正确率达到80%以上。由于真题较多, 而且做题的节奏和题感会有助于应试成绩的提高, 所以此阶段的训练时间要长一些, 建议15-20天的时间。

无穷小量的数量分析 篇8

【关键词】无穷小量；实数集；空间；数量分析

对于无穷小量这个数学概念，要对数学学习者讲得很清楚，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至极限论中引入无穷小量起，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抽象的世界，而且始终都摆托不了无穷小的纠缠，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无穷小总是几个字带过的，并不有意地深入地追究它的内涵，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很好的方法去打开进入无穷小量空间的这个门。实际上，正如高隆昌先生所讲的：对无穷这个纯粹抽象的不存在的对象之研究并非无意义，事实上人类共同奋斗的方向正向着无穷，作为人类理性认识的前沿科学，数学不能不研究无穷，惟恐不能深入。

一、研究的基本问题

1.无穷小是数还是量。如果是数能否具有表达式，如是量是否可测量。

2.无穷小是物还是一个抽象的空洞。如果是物，它有什么性质与形态。

二、无穷小的极限论

（一）极限对无穷小的定义

定义：若 ，称函数f（x）（x→a）是无穷小。

定义中将x→a换成x→a+，x→a-，x→+∞，x→-∞，x→∞，以及

n→∞可定义不同过程的无穷小。而实际上，x-a，x-（a+），x-（+∞），x-（-∞），x-∞，n-∞本身也是无穷小量。同时不同的无穷小存在不同的阶数。

无穷小邻域： ＞0，当|x-x0|＜δ时，| f（x）- f（x0）|＜ε，则叫f（x）当x→x0时的极限值为f（x0），称ε为无穷小邻域。

（二）实数的连续性与无穷小

定义1：设函数y= f（x）在点x0的某邻域内有定义，如果自变量的增量△x=x-x0趋于零时，对应函数的增量也趋于零，

即，或

则称函数f（x）在点x0是连续的。或者表示为： 于是还有：定义2：设函数y=f（x）在点x0的某邻域内有定义，若，

则称函数f（x）在点x0处连续。

显然，ε，△x=x-x0，f（x）- f（x0），△y=f（x0+△x）-f（x0）等都是无穷小量。

（三）极限论无穷小评述

1.相对于无穷小的认识，极限论给出了一种用有限去表述无穷的方法。即，通过有限的情形的“趋势”分析，直接获得无穷过程的终极值。或极限论只是一种方法、一种技术。

2.极限论对于无穷小邻域是“跳”过去的。

实际上，一步走完一个“芝诺”过程是不可能的。从逻辑上说，极限论的过程存在一跳。

3.无穷小邻域或只是一个稠密集而极限论是把这个稠密集或

可数集跳到了连续统。

4.在极限意义下，无穷小世界被处理成有序结构了而它并不具备序结构。

三、无穷小的公理集合论

集合概念：由有限或无限多个互不相同的元素构成的整体叫做集合。数学上的空间或系统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集合”。集合定义中的元素除了指数外，也泛指任何的对象。当然，数学中用到的集合还赋予了公理限制，即公理化的集合。

康托尔为了认识实数集的本质，提出了三个概念：

1.可数无穷集，即与自然数同构的无穷集，并提出这是“最小的”无穷集。

2.不可数无穷集，也叫超穷集。

3.“势”或“基数”，它是由“有限集合的元素总数”概念提出的。

一切可数的无穷集其势为M0，提出，任一无穷集必存在与其无穷子集同势的性质。可数集与自然数集同势，超穷集由多类集合组成，各类之间的有不同的势，势之间或不同类之间是否还有超穷集。即“连续统猜测”。

康托尔的前辈反对将无穷量作为一个实体，认为：所谓无穷（大、

小）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康托尔不同意上述观点，他极愿意将所有整数装在一个袋子中并看作是一个自足的和完整的实体。他认为无穷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数学概念。

四、无穷小的非标准分析

1.无穷小的非标准模型及其基本事实。序列类：设x∈R，记

={xn }，则叫为的序列类。

模型的建立：取映射*:R→*R。*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2）

也叫*R为R的扩张，体现在*R中鲜明地出了无穷小，也包含了无穷大<∞>。

实际上，这里把作为稠密集看待，把作为稠密集加其无穷小邻域（成为连续统），从而结出了无穷小的直观的理解。

非标准模型下的无穷小（大）定义：设 ，y∈*R，记非标准绝对

（1） ，恒有|x|＜ε，则叫x为无穷小。

（2） ，恒有|x|＞ε，则叫x为无穷大。

（3） ，|x|≤ε，则叫x为有限数。

2.非标准模型下的单子定义

（1）定义：设x，y∈*R，若x-y无穷小，则说x，y无限接近。

记为x≈y。

记mon(x)={y∈*R|x≈y}，则叫mon（x）为一个单子（monad）。

（2）性质：单子是无边界的（开邻域）；*R中任二单子要么相重，要么无交；

3.非标准分析下的无穷小初步性质

（1）无穷小不满足阿基米德公理。

（2）无穷小邻域内无“序”关系。

（3）无穷小邻域由无穷多元构成。

（4）*R中单子（无穷小邻域）间无非空交。

（5）无穷小邻域是开集，有上界但无上确界。

五、微观世界（非牛顿空间）与无穷小空间

定义1：（对偶空间）对于线性空间V，记其上的一切线性泛函之集为，则叫L（V）为V的对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