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制度

逮捕制度（共12篇）

逮捕制度 篇1

一、我国现行逮捕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 逮捕对象过于宽泛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六十条规定, 只有两类人可以暂时不予逮捕:一是患有严重疾病的人;二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办法代替逮捕。而对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是否可以逮捕法律没有做出规定。按照我国《未成年保护法》的精神, 对未成年人是不适宜逮捕的。当然, 未成年犯中穷凶极恶之人, 也是可以逮捕。联合国的《北京规则》规定了少年犯应享有的一些特殊权利:在诉讼过程父母在场、不被判处死刑, 尽量不采用监禁等。因此, 从世界范围内看, 对未成年人不逮捕是名正言顺的。

(二) 逮捕的标准模糊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所规定的逮捕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操作,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如何理解不一致。第二, 对“有证据证明”, 要不要有数量上的限制?法律上对此没有明确规定, 造成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依照各自的理解执行逮捕。证据的证明力强弱有没有要求?此种规定在实践中很难把握。

(三) 逮捕条件过低

现在刑事诉讼法对逮捕规定是: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 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 应即依法逮捕。就是说, 只要有证据, 不管是主要证据还是次要证据, 也不要求是否查清, 只要有证据就可以逮人。用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来限制逮捕, 在实践中意义不大, 因为我国几乎所有的刑法条文都挂有有期徒刑条款。至于“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 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 应即依法逮捕”之类的内容更是弹性很大, 在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 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依法”滥捕滥押的现象。

(四) 司法理念滞后

尽管保障人权已经明确地写入我国的宪法, 刑事诉讼法对保障人权也做出了具体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 一些司法工作人员对被告人的权利极为忽视, 侵犯人权现象时有发生。对于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一律逮捕;可抓可不抓的人一律抓起来, 这与现代司法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

二、完善我国逮捕制度的构想

(一) 对逮捕对象加以控制

原则上要把未成年人排除在逮捕范围之外, 这是符合联合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加以保护的基本要求的:审前羁押的决定应该由司法机关做出, 必须具有法定的理由, 并且在做出审理羁押决定之前必须经过审理。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和严重残疾者, 原则上不予逮捕, 但所犯罪行特别严重, 或有严重人身危险性在履行严格的程序之后可以逮捕。对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在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也应一律不予逮捕。

(二) 提高有期徒刑标准———三年以上

逮捕标准与被羁押人数具有相关性。如果把逮捕条件定为有期徒刑, 鉴于我国所有的刑法条文中都挂有有期徒刑条款, 以有期徒刑作为逮捕条件意义不大。可以把把逮捕的条件提到三年以上徒刑的标准, 三年以上必定是要降低一些逮捕比例。当然, 不逮捕不足以防卫社会之类的规定也是可以保留的。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第143-1条也是把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作为逮捕的基础条件:“被审查人可能判处轻罪刑罚, 期间为三年或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作为先行的羁押的条件之一。

(三) 建立、完善权利义务告知制度,

赋予犯罪嫌疑人等申诉权及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申诉权

在司法实践中, 对犯罪嫌疑人是否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采取何种刑事强制措施, 完全由司法机关决定, 而犯罪嫌疑人只能被动接受, 没有申诉的权利。因此为促进司法透明, 加强社会监督, 保障逮捕措施的正确实施, 笔者认为在审查逮捕阶段, 应当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首先告知其依法有的各项诉讼权利。

(四) 明确逮捕的目的、禁止把逮捕异化为侦查手段

逮捕仅是临时性的羁押措施, 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异化为侦查人员的有效的办案手段, 造成这种状况主是观念上的原因。从观念上来说, 不少司法人员还存在“口供情结”, 不肯在其它证据方面下功夫。先抓人、后取供成了一些司法人员的习惯做法。如果司法人员不在观念上对口供有个正确的认识, 是很难克服这种超期羁押的现象的。

(五) 建立、完善跟踪监督机制

在审查逮捕的案件, 应当建立系统的信息档案, 及时了解犯罪嫌疑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基本情况, 跟踪掌握公安机关对捕或不捕决定做出后的执行情况, 以加强对违规现象侦查监督程序的纠正, 另外对已做出逮捕决定发现确有错误或者做出决定后证据发生重大变化的, 应及时撤销原决定, 做出新的决定, 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从而确保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真正把二者矛盾有机地统一起来, 并贯穿于我们的司法实践中。

参考文献

[1]孙谦:《逮捕论》。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1]孙谦:《逮捕论》。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2]陈光中主编:《21世纪国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2]陈光中主编:《21世纪国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逮捕制度 篇2

《作为惩罚措施的逮捕-逮捕在实践中的适用与误用》读后感

读了易延友老师的《中国刑诉与中国社会》中的一篇《作为惩罚措施的逮捕――逮捕在实践中的适用与误用》。在结论部分，易老师说，只要党和政府行使其权力的方式不加改变，在刑事诉讼法方面的改变将很难对司法实践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或许改进对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这种处理的唯一方法是阐明审前羁押的法定条件，重建适当的制约与平衡机制，从而逐步地转变刑事诉讼的犯罪控制导向创造条件。 我对易老师的这个结论部分赞同，但还是想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质疑。 之所以出现逮捕“滥用”的问题以及法律执行上的诸多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法治制度。党和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引发了社会状况的一连串反应。而党和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中国某些积淀了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思维和观念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又变得更加复杂，难以厘清，更难以解决。在此意义上，即使理想性地说重构或是完善中国的法律体系，或从小的方面来说，完善或是阐明某条法律条文时，也未必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显然不能绝对地说英美那套就是完美的状况，可是中国甚至离那样的状态都很遥远。这样悲观的思考之下，怎样才能让中国的法治向更好的方向运行，不仅是法理和规则的`构建，包括法律的实际执行和运作，而且我认为，关键是法律的实际适用和执行。 最近在看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随笔》，觉得其中的一些观点很有借鉴意义。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和中国在若干根本问题上确实存在着诸多差异，不是一言可以蔽之的状况也不是一朝就能改变的状况。 首先，法律权威和法治精神和宪法精神的民众思想基础应该是一个互动的状态。民众当中法治精神和宪法精神的坚定和深厚促进了宪法和法律在一国体制中拥有无上的地位和拥护，甚至有“法律高于政治”的说法;同时，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又促进了民众拥有法治精神和宪法精神。然而，在中国，一方面，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再加上拥有较多知识和较多理性的知识分子其实只是很少部分的人，而能够拥有法治精神和宪法精神的人无疑更少;另一方面，我国法律框架没有完全构建完整，诸多法律存在显而易见的漏洞，而且法律人才极度缺乏(这里所说的法律人才并非任何一个从法学院毕业的人)，即使是专业法律人士，对于法律的解读还会存在明显有违法理和常理的情况。由此可见，法律权威和法治精神的民众基础在我国其实都相当缺乏。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宏观的问题，亦非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几个措施就能扭转，改变还需要从具体的各个方面着手。 其次，一些法律问题也不是只是中国才有的，美国也有，全世界都有，怎么就中国是这样的呢。我想，一方面，我们身处在这个环境里，体会更加切肤，而美国等其他国家由于时间空间的距离特别是宣传的手段和效果或许只是看上去很美;另一方面，确实也不能否认，确实是更好地存在并且运行。任何一个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都会出现问题，关键是体系中的纠错机制的有效运作。“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纠错机制，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各个系统的独立有效运转，更核心的是权力制衡机制。利益集团、媒体、民众等，也是纠错机制中非常重要的构成成分。“媒体、民间社团的力量，可以说是‘刹车’系统，立法系统的制约，可以说是安全带装置，而独立的司法力量，则是充气装置。” 最后，在一个政治体系中，我们需要一个桥梁，将普通百姓、与普通百姓处于直接对立面的基层政府以及政府下辖的各个执行部门，与真正的法律和决策沟通起来，即“通畅的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我们的法律不好，也不是我们的政策决策不好，而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极大的扭曲和自由选择和定夺。在政府机构中有一个部门叫信访局。大一寒假在我们县里的信访局待了半天，基本了解了信访局的工作职责，在法援中心接待的时候，也有很多上访的人过来咨询。近来发现，所谓上访，其实只是法律手段穷尽之后的一种心理安慰。一方面，由于法律和机制设置，信访局的权能是有限的，只能起到传达信息的作用。所以，很多人认为信访局只是开个传送条一点用都不管，这是对信访局的职权不了解;信访局只是信访局，信访局不能是公安局，不能是检察院，更不能是法院。另一方面，信访局有没有将它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还是需要质疑的。如何设置这样一个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一方面政府方面，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乐意地去听取民众的声音，不能被动地反应，而是要积极地去思考去创新去实施，国家拿这么多钱并不只是来养一群只会写文件的机器人;另一方面就是民众自身方面，绷紧维权和法治的神经，在现有制度设置下尽可能多地去参与。 【自评】 阅读《作为惩罚措施的逮捕――逮捕在实践中的适用与误用》之后，有感而发。从逮捕的滥用到刑事诉讼法解释和执行中的问题，易老师关于这些问题深层社会和政治原因的解析，引发我对这些问题和原因的一些思考。最近看了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帮助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可能这篇读后感和法律离得比较远，在目前我对法律的了解还不是那么深入的情况下，只能结合我阅读的一些书籍和我接触的一些事情浅谈一些，只能说是泛泛之谈。特别讨厌那种光喊大话不解决实际问题和那些讲得特别宏大特别高级可是实施起来无从下手的文章，然而发现自己的思考也难免陷入一种浅薄宽泛的泥淖，甚感惶恐。然而还是希望自己随着专业知识学习的深入、各种书籍的阅读、社会阅历和以后工作经历的丰富，自己能够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观点和方法。

关于完善我国审查逮捕制度的探讨 篇3

[关键词]审查逮捕；侦查监督；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对审查逮捕机制的异议由来已久，有学者认为我国逮捕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建立司法审查与司法救济机制，对逮捕实行司法审查应成为对审查逮捕机制改革的方向。①无疑，任何法治国家的审前羁押制度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制度本身合理化，在这里笔者并不试图在“宪政”的视角下对检察权的配置问题做一些制度层面上的应然设计，而是从法律规定的实然层面去探讨当下审查逮捕制度运作方式存在的问题。

当前审查逮捕制度运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缺少对自侦案件审查逮捕的程序性制约。2.书面审查的逮捕方式带来的批捕决策信息来源的单方面化。检察机关原则上只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及其卷宗材料或者自侦部门移送的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及其卷宗材料进行书面审查。3.救济方式的单向性导致犯罪嫌疑人缺少程序参与及救济的机会。

二、逮捕功能及其异化可能的考察与反思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逮捕功能异化的危险，案件承办人片面理解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往往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置于“防止社会危险性发生”之前予以考虑作为逮捕的首要功能，对保护性功能有所忽视，这种对逮捕功能错误认识导致一些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审查把关偏重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判断，而对于“逮捕必要性”、“采取其他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条件审查不严，甚至不做审查。这导致检察机关在对逮捕条件的把握上，常常忽视“有逮捕必要”这一条件，致使不符合慎用逮捕措施的刑事政策，侵害了部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偏离了逮捕制度的司法审查特征和立法本意。

对现代逮捕的功能有理性、科学的认识，摆脱落后的、陈旧的刑事诉讼观念枷锁的束缚是完善现行审查逮捕制度的前提。需要指出的是从立法层面上看，法律规定逮捕条件的设置存在缺陷。逮捕的刑罚条件与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不协调。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中最低的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没有只规定拘役、管制的法定刑，这样一来，只要构成犯罪，就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如此，当案件具备了逮捕的第一个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就可以直接推导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一条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对逮捕必要性缺乏操作性强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过于抽象，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审查逮捕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对何为逮捕必要虽作了列举，但将必要的范围规定的极为宽泛且没有对“可能”的含义量化界定和提出证据要求。

三、完善现行审查逮捕制度的构想

（一）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改革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审查逮捕时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将讯问规定为必经程序环节。按照批捕权的法理逻辑与司法属性，审查逮捕必须有犯罪嫌疑人的参与，必须为犯罪嫌疑人提供陈述抗辩意见的机会，否则“无论是被裁判者还是普通公众，都可能对那种由裁判者单方面进行的司法裁判活动的公正性提出异议”。②其次，规定检察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除了要核实有疑问的案件事实与证据之外，还可以了解“逮捕必要性”相关的信息。现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只是将审查逮捕中的讯问定位于核实案件的事实与证据，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必须去了解与“逮捕必要性”的相关信息。这显然不利于检察机关全面评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逮捕决策的信息充分性与全面性存在极大的限度。域外法治国家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非常注重在羁押保释听证程序中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对控方所提供羁押理由的反对意见，并作为评估羁押保释与否的重要依据。

（二）强化侦查机关对逮捕必要性的证明责任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方面强化侦查机关逮捕必要性明责任。

1.明确侦查机关应当全面收集证明逮捕必要性的证据，为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必要性奠定基础。

2.侦查机关应当建立逮捕必要性风险评估机制，提高报捕准确率。

3.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应翔实、准确，侦查卷宗须反映案件事实证据全貌，以提高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效率，确保逮捕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

（三）在审查逮捕环节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参与权利

1.尝试探索对轻罪案件适用听证式逮捕必要性审查

所谓听证式逮捕必要性审查机制是指检察机关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前，由案件主办检察官主持听取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是否有必要逮捕犯罪嫌疑人进行陈述、质证、辩论，并将听证结果作为作出审查逮捕决定的主要依据的工作机制。诚然，正如一些学者所论述的那样，我国并不具备听证式审查逮捕的实质性条件。③但在审查逮捕制度中引入听证式审查旨在矫正刑事审前程序行政化形态严重的问题，使其回归到一种诉讼化的运作状态④对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参与权利是大有裨益的。但由于制度层面的技术问题及现实案多人少的制约，要对所有的审查

逮捕案件使用听证式逮捕必要性审查机制显然是不切实际和过于理想化的。由于逮捕必要性审查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点主要在于轻罪案件，而实践中因轻罪案件逮捕必要性难以审查导致此类案件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比例过高。因此，笔者认为现阶段应对当前审查逮捕制度运作的具体缺陷采取的渐进式调整方法，尝试探索对轻罪案件适用听证式逮捕必要性审查。

2.对审查逮捕阶段律师介入的权利予以规范化、制度化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應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已有的实践也表明了此种程序操作的可行性，实际效果也不错。因此，我们可以在总结已有操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地探索制度层面的实施技术问题，适时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制度化。

现行的审查逮捕制度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权力配置，而在于权力正确实施的程序保障。对当前审查逮捕中存在的问题，不加分析地归咎为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的配置是不恰当的。对于审查逮捕制度的改革，笔者倾向于在现有的制度与经验，采取一种渐进性的改革路径，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逮捕审查制度。

[注释]

①此类代表性文献可参见陈瑞华：《未决羁押制度的理论反思》，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 5期；刘计划：《逮捕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6期。

②张文等著：《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与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99页。

③郭松：《质疑“听证式审查逮捕论”——兼论审查逮捕方式的改革》，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9期。

④叶青，周登谅：《刑事审前司法听证制度的透析与前瞻》，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左卫民，赵开年.侦查监督制度的考察与反思——一种基于实证的研究[J].现代法学，2006，（6）.

逮捕制度 篇4

在现阶段提倡社会主义法治的大背景下, 检察机关须秉承“以人为本”, 在了解社会基本矛盾的同时要寻思如何解决矛盾, 并且加速创新机制, 加深执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 从根本上做到公正廉洁的执法任务。

(一) 提高基层检察院检察人员法律素养

在审查逮捕阶段若能促使符合条件的轻量型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这就相当于减少了诸多不必要的环节, 提高了案件的审结效率, 大大节省了司法资源, 可以把司法机关更多的精力放在重大的对社会有严重危害的案件上去。实践中, 担任双方的调停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 更需要大量琐碎细腻的工作, 具体案件具体对待, 较之于之前的办案模式无疑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审查逮捕阶段, 办案人员关于如何适用刑事和解要对案件有一个审理定罪量刑, 预估风险的阶段, 不像之前的直接逮捕, 这个阶段明显纷繁复杂很多。这对检察人员法律素养的要求也更近了一步, 不仅要及时学习当下的司法理念, 还要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准和审案技术, 由此保障和解过程的有序展开。

(二) 从“报复性司法”到“恢复性司法”的转变

司法理念的转变不仅指检察人员, 还包括社会大众对于司法理念认识的转变。当然, 首先需要检察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需谨记“恢复性司法”的司法理念, 并将这一理念用到审查逮捕工作中去, 对于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案件, 放弃够罪即捕的想法。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 前提是需要提高法律素养, 从思想上作出转变。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需要积极主动地发挥职能作用, 不断增强做好普法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充分认识普法在构建和谐社会, 法治社会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 把握时代脉搏, 多用群众身边的人和事以法释惑, 多用生动具体的案例以案讲法, 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

二、化解机制困局

(一) 化解期限与工作量之间的矛盾

笔者认为, 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本身证据充分、事实清楚, 案件本身可以由办案经验尚浅的年轻干警办理, 但案件的刑事和解工作由专门的作为调解员的干警配合。对于基于现实困难无法实行分案制度或设置专人调解员的情况下, 作为承办人自己解决审查逮捕阶段因为时间期限而带来的问题, 最为理想的方式就是采用弹性设计, 具体设计如下:一是应当尽早告知当事人双方, 这里的尽早是指在该案件的承办负责人收到案件的之时就对案件进行初步的审查, 考虑其是否符合刑事和解的工作范围, 如果判断该案件能够进行刑事和解, 那么应当尽可能快速地将这一情况告诉当事人双方, 确定时间通知当事人双方进行和解;二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进行审查, 确定其行为的性质, 从而进一步确定其是否构成犯罪, 若是构成犯罪则是否需要进行逮捕, 这一审查工作的开展不需要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 由负责审查逮捕的案件承办人决定即可。

(二) 建立合理的刑事和解考评制度

在我国刑事司法中, 从上到下有着一系列的考核考评制度, 即为规范公检法三机关的职务行为, 由上级对下级或机关对其内部具体办案人员, 运用加减分手段进行考核、督促并酌情予以奖惩的制度。考核机制在司法工作过程中充当着领头的作用, 是管理机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法律政策的执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现实奖惩机制的左右, 所以工作思路和政策导向要得到切实贯彻落实必须和考评机制挂钩。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刑事政策发生变化的前提下, 原有的一些考评标准和原则也应及时做必要调整。宽严相济要适当, 更要处理好何时该宽何时该严, 明白该宽则宽, 该严则严, 事实证明这样的处理方式达到的案件效果更好, 不像单一从严那么死板然而, 现行办案考评机制对从宽处理案件没有正面评价, 势必使执法者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受到影响。检察业务考评标准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检察工作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使检察权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这也是检察业务考核标准所追求的价值取向。

三、细化刑事和解制度

在刑事案件处理的全过程中, 检察官应该明确自身的角色, 在确认了刑事案件的类型后, 按照有关条文将刑事案件对应分类, 再征询当事人的意见之后确定是否适用刑事和解, 并且需要对案件处理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 确保案件的公平性。倘若当事人双方都赞成适用刑事和解, 这时候则可以把主动协商权交予双方定夺, 或者由检察官主导的方式以促使和解的顺利达成。当检察官确认双方的和解符合程序且在监督中没有发现问题, 在此基础上便可以决定不逮捕相关人员。审查需有固定的程序可依, 且整个流程中必须严格执法, 对于和解的案件需有进行上报的环节, 及时地上报给检察委员会, 并将案件的审查结果进行公示, 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案件的失真性, 从而更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通过这种方式平衡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 防止出现权利滥用的情况, 做到刑事和解公平、公正, 达到化解双方矛盾的目的。

(一) 明确刑事和解不是逮捕的唯一衡量要素

在基层检察院审查逮捕案件实践中, 除了审查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逮捕条件外, 还要考虑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是否达成刑事和解。在审查逮捕阶段的刑事和解工作中, 因为犯罪嫌疑人希望能够摆脱逮捕这一最严重的刑事强制措施, 在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愿意赔偿被害人, 被害人抓住这一心里, 往往提出的赔偿数额并不是基于损失而提出的, 而是期望通过刑事和解得到更多的赔偿, 甚至某些被害人存在通过此途径“大捞一笔”的心理。在基层检察院的审查逮捕阶段, 很多案件事实清楚、情节轻微且犯罪嫌疑人真诚认罪悔罪, 却由于自身经济条件限制或被害人方面提出经济赔偿远远大于实际损害, 导致刑事和解难以达成, 面对这一情况, 案件承办人应不以未达成刑事和解作为衡量是否逮捕的唯一标准。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 并愿意实施相应的赔偿行为赔偿被害人遭受的损失, 仅因为被害人表示达不到赔偿要求坚决不和解的案件, 经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态度和真诚赔偿意愿, 经对被害人上访风险进行评估后, 从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和谐出发, 经评估认为不予逮捕致被害人上访可能性较小的,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应适用无逮捕必要决定, 由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等其他强制措施。并向被害人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保证案件的顺利进行。

(二) 构建刑事和解后当事人反悔的救济制度

审查某一方持有反悔的态度, 明确和解协议的达成是否是在自愿的环境下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 避免某些和解协议是被迫达成的情况。若为加害人欺诈, 则检察机关可以要求侦查机关重新就加害人提请逮捕;若为被害人欺诈, 则和解协议则可以继续作为审查案件刑事和解的证据予以采纳。刑事案件的审查过程之中, 办案人员不能忽略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态度的评判,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案件。由此可知, 倘若违背了和解协议应该承受一定的民事责任, 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尊严,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指导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态度。通过专业人员的帮助, 我们可以使当事人了解刑事和解协议不仅具有刑法上的规制效果, 同样, 和解协议也具有私法属性, 符合民法中契约的要件。刑事和解协议所具有的私法效果就是该协议物质性或非物质性的赔偿部分必须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参考文献

[1]陈惊天.再论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A].卞建林, 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2]王一俊.刑事和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提请批准逮捕书 篇5

×公提捕字（200×）×号

犯罪嫌疑人 边××，女，19×× 年 ×× 月 ×× 日生，民族 汉族，籍贯 ××省××县人，文化程度 初中，单位及职业 无业，户籍所在地 ××市，现住址 ××市××区××号。

简历：××年至××年在××小学读书；××年至××年在××中学读书；××年至今无业。

经我局侦查，犯罪嫌疑人边××有下列犯罪事实：

20××年××月××日下午4时，犯罪嫌疑人边××以雇用保姆为名，将××省××市来本市的女青年陈××骗至××市体育学院院内趁无人之机对陈××欲实行奸淫，陈奋力反抗，边××持尖刀朝陈胸猛刺，致陈××急性大出血当场死亡。作案后边××畏罪潜逃，于××年××月××日被我公安机关抓获。

上述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 边×× 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二十三 条第 一 款，涉嫌 故意杀人 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特提请批准逮捕。

此致 ×××市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

（公安局印）

200×年××月××日

附案卷材料 1 卷

逮捕制度 篇6

摘要:日本法学界就再逮捕问题存在着不同学说和判例。关于再逮捕的要件,上诉审法院应当在上诉审进入实质审理阶段,并且法官形成了有罪的内心确信后,方能决定逮捕。在我国,对被告人的再逮捕决定,应当由第二审法院在进入实质审理阶段后作出。

关键词:日本;逮捕;再逮捕;无罪判决

中图分类号:D908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6.016

一、序言

再逮捕是指依第一审无罪、缓刑等判决的宣告,不等判决生效即被释放的被告人,在检察官抗诉后的再次逮捕。在日本,再逮捕的时间和要件问题,因“东电OL杀人案件”特别抗告审的决定[1]而受社会及刑事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的规定,在无罪、缓刑判决等情况下,一经宣判,不等判决生效,被告人就应该被立即释放。但是,日本刑事诉讼法同时承认对于无罪判决等裁判的检察官抗诉权,如果检察官对逮捕状失效的无罪判决提起抗诉,继续上诉审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已经因逮捕状失效而被释放的被告人是否可以再次被逮捕的问题。如果可以再逮捕被告人,由于规定逮捕要件的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没有就法院逮捕被告人的时间做限制性的规定,对于再逮捕的时期及其是否需要附带限制条件也都成为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日本关于再逮捕要件的主要学说

关于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规定的依裁判宣告而逮捕状失效后的再逮捕问题,现在日本的通说是在原审级不允许再逮捕,而肯定了在上诉审时可以进行再逮捕。日本最高法院也通过“当发生新的刑诉60条各项规定的事由的情况下,不存在禁止在控诉审重新签发逮捕状的法律”的判决[2],承认了控诉审后的再逮捕。但是,关于再逮捕的时间和要件存在着五种不同的学说。这些学说对司法实践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一)团藤说:上诉审法院可以随时按照第一审的标准再次逮捕被告人

团藤重光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上诉提起后,上诉审法院可以在不特别附加其他条件的情况下,随时按照与第一审相同的标准再次逮捕被告人[3-5]。即使被告人在第一审中被宣告无罪,也不能否定被告人尚存有作为逮捕理由的嫌疑。因此,被告人即使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的规定被释放,也可因存在逮捕的理由,随时被再逮捕。但是,此学说的结果就是造成对被告人的人身羁押的继续,使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确认的对于所规定的裁判的逮捕状失效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日本最高法院东电OL杀人案件的特别抗告审决定即采用了此学说。日本最高法院认为:“法院有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被告人犯有罪行的情况下,如存在刑事诉讼法60条1款各号规定的事由(以下称为‘逮捕的理由),且有逮捕的必要性时,依照该条款,可以依职权逮捕被告人,就其时间没有特别的限制。因此,第一审法院即使以没有犯罪的证明为理由宣告无罪,控诉审法院通过笔录等的调查,经过研究上述无罪判决的理由,尚认为有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时,就存在逮捕的理由。并且,为了控诉审的公正、迅速的审理,只要认为有逮捕的必要性,不论其审理的阶段,均可以逮捕被告人,并不像论点所说的必须等到调查到新的证据。”[1]这就肯定了控诉审法院有再逮捕的权限,并且明确了对于逮捕的时间和要件在法律上没有特别的限制。但是,本决定同时还包括远藤光男法官和藤井正雄法官的反对意见。

此外,最高法院昭和41年(1966年)10月19日决定[6]、最高法院平成11年10月13日决定[5]和驳回对东电OL杀人案件的逮捕裁判的异议申请的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平成12年(2000年)5月19日决定[7]也与此学说一致。

(二)青柳说:上诉审中出现新的逮捕必要时可以再逮捕

青柳文雄教授认为,上诉审中发生新的逮捕事由时可以再逮捕被告人[8]。但是没有明确“发生新的刑诉60条各项规定事由的情况”具体指什么。最高法院昭和29年10月26日判决与此学说观点一致,是控诉审法院在接受检察官对第一审法院的缓刑判决的控诉后,在第一回开庭日前,将被告人再逮捕的判例。对于本判例,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即使在第一审判决因对逮捕中的被告人宣告了缓刑而使逮捕状失效(刑诉345条)后,当发生新的刑诉60条各项规定事由的情况下,不存在禁止在控诉审中发布新逮捕状的法规。”[2]

(三)小泉说:上诉审预计撤销一审判决后可以再逮捕

小泉祐康法官认为,只有在可以预计上诉审会撤消一审判决,而且其内容只能是需要羁押的例外情况下,才允许再逮捕[9]。这种学说虽说条件是预计撤销一审判决,但是就其时间和方法都没有提及。那么,如果只是阅读一下诉讼笔录就预想会撤消一审判决的话,此时的再逮捕也将变为可能。这种学说只是限于单纯的运用理论①[10],对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几乎没有意义[11]146。

(四)村井说:上诉审法院获得有罪的内心确信后可以再逮捕被告人

村井敏邦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经过实质审理,控诉审法院获得有罪的内心确信后,方可允许再逮捕被告人[11]153[12-14]。这种学说要求再逮捕的前提是存在更加高度的有罪判决可能性的嫌疑,并且,增加了再逮捕时间上的制约。

东电OL杀人案件的东京高级法院第五特别部的决定与此学说观点一致。东京高级法院认为:“根据无罪判决释放的被告人的人身,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再次羁押的解释太过缺乏通融性。但是,为了再次羁押依无罪判决而被释放的被告人,应当认为需要某些条件使再次羁押正当化。而且,在以前的司法实务中,第一审的无罪判决后由控诉审逮捕被告人的案件也被认为是在控诉审经过审理得到有罪的内心确信后进行的。没有见过连实质审也没有进行的上级审只通过在无罪判决后马上借出笔录,就再次颁发逮捕状的先例。” [15]

(五)岩田说:当上诉审撤销原判决后可以再逮捕

岩田诚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逮捕状失效的情况下,就作为该判决对象的犯罪事实,在包括上诉审在内的案件审结以前的同一诉讼中,除了上诉审撤销原判决,判处禁锢以上的实刑后;或者退回原审重新审理后,有逮捕的事由及逮捕的必要性外,不能再逮捕被告人[16-17]其理由是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规定的裁判都是以旨在不对被告人的人身进行羁押为内容的,只要上诉审不撤销原判决,再逮捕就与第一审的裁判效力相矛盾,因此不能被允许。

三、对于日本再逮捕要件的分析

引起再逮捕问题争论的东电OL杀人案件的被告人是非法滞留日本的外国人,如果不及时对释放后的被告人进行再逮捕,按照日本《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的规定,作为非法滞留的外国人,将随时有可能被遣返回国[18]。检察官为了确保该被告人能够留在日本接受审判,希望尽早再逮捕被告人。如果抛开此案被告人的特殊身份,上诉审法院在决定再逮捕时应依据怎样的再逮捕要件呢?以下结合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逮捕要件的规定,以第一审无罪判决后检察官抗诉的情况为例,探讨再逮捕的应然要件。

(一)严格限制上诉审中的再逮捕要件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规定了逮捕的要件,但并没有对逮捕时间加以限制。而且如果从第60条是位于总则中的规定这一点出发,有逮捕权的是诉讼所属的法院,并不需要考虑其所在审级是显而易见的[11]149。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上诉法院要对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的规定逮捕状失效并被释放的被告人进行再逮捕的时候,只要法律上对于逮捕的时间没有特别的限制,也就能够导出直接适用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规定的结论(即团藤说)。但是,正如东电OL杀人案件特别抗告审决定中藤井正雄法官的少数意见和东京高等法院第五特别部决定所指出的,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将变为“实质上的空洞条文”。第一审无罪判决情况下的控诉审法院进行逮捕时的嫌疑,至少应该比第一审逮捕时的嫌疑程度更高。

青柳说和小泉说均对再逮捕设定了条件,往往被认为在学说上较之团藤说更加有力。但是,这两种学说所提出的要件在解释上还留有余地,因没有明确再逮捕的具体时间,在司法实践中有被肆意运用的危险,因此也是不妥当的。

只要日本现行法律存在上诉制度,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就是以在控诉审中有可能出现撤销无罪判决为前提的规定[16]。如果是这样,关于无罪判决后的被告人再逮捕就不应该只是与第一审一样的适用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的逮捕要件,而应该受到某些严格的限制。

(二)明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要件在再逮捕中的适用标准

第一,无罪判决后的控诉审中的“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的判断基准要求比第一审具有更高的嫌疑。

关于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作为逮捕的要件被要求,无论是基于检察官的请求而由法官进行的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还是第一审法院依职权对被告人的逮捕,还是控诉审法院的逮捕,至少从法律条文的规定来看是没有区别的[19]。

如果只是简单地就怀疑的程度作为问题,那么作为逮捕实体要件的“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的怀疑较之为宣告有罪判决的“排除合理怀疑程度的确信”的怀疑程度更低。至少有“合理怀疑”存在,就应判为无罪。那么,无罪判决后检察官上诉的情况下,控诉审法院仅从笔录中就找出“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也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此,只通过对笔录的审查就再逮捕被告人是不妥当的。

东电OL杀人案件特别抗告审中发表了反对意见的远藤光男法官和藤井正雄法官也在决定中阐述了“被告人有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且存在刑诉法60条1款各项规定的事由及其必要性时,法院可以按照该条规定,依职权逮捕被告人”的观点的同时,认为再逮捕时的“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的判断基准要求比第一审更高的嫌疑,再逮捕的判断时间也应被限制。

第二,无罪判决后的控诉审中存在再逮捕事由和再逮捕的必要性可能降低。

逮捕被告人需要具备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的逮捕事由和逮捕的必要性。该条款规定的逮捕事由中,第1项“住居不定”和第3项“有逃跑的可能”都需要从逮捕的必要性角度出发进行探讨。而关于同条款第2项“有隐灭证据的可能”在控诉审中出现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检察官在第一审的时候就应该完成了举证工作。而且,日本的控诉审作为事后审,对于调查取证是有限制的。对于误认事实的,只有在由于不得已的事由在第一审辩论结束前没能请求调查的证据,且是影响判决的能够证明事实的误认证据,才必须加以调查(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93条第1款但书)。因此,第一审无罪判决后被告人出现新的隐灭证据的可能性非常小。

逮捕被告人还要求被告人必须有逮捕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即使被告人具有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规定的逮捕事由,但是没有逮捕的必要性时,也不能逮捕被告人。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的规定,第一审审判时被告人有出庭的义务。因此,在被告人具有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第1项“住居不定”或者第3项“有逃跑的可能”的情形时,原则上认为具有逮捕的必要性。但是,在控诉审中,被告人没有出庭的义务,只有为了实体的真实发现,出现需要讯问被告人等有确保被告人在开庭日出庭的必要性,且被认为通过传唤难以保证被告人出庭的情形下,才具有逮捕的必要性。

(三)日本再逮捕理论的总结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在审判过程中,不能出于保证刑罚执行的目的而逮捕被告人。逮捕的目的是保证裁判的顺利进行,而不是保证刑罚的执行。也就是说,只要能够保证在需要被告人到庭的时候,被告人能够按时到庭,并且被告人没有隐灭证据的危险性,就不应该对被告人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

综上所述,关于控诉审中的再逮捕问题,应当作如下考虑。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45条是判决的内容直接反映到对人身处置的规定。第一审进行了无罪判决后,判断是否满足逮捕要件及必要性时,要求必须比起诉前和第一审审理时的逮捕更为严格。即使存在逮捕要件的“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犯有罪行”,在确定被告人有罪以前存在“合理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控诉审的逮捕要件与第一审的逮捕要件相比,需要更加高度的怀疑。为了确认这种更加高度的怀疑,作为事后审查审的控诉审法院需要经过实质的审理。正如村井说的主张,上诉审法院应当在实质审理后,否定一审中夹杂的合理怀疑,获得有罪的内心确信后,决定再逮捕。

四、日本再逮捕理论对于我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无罪等判决后立即释放的相关规定,并且承认检察院的抗诉权,同样面临着再逮捕的问题。但是由于司法实务中的运作方法规避了该问题。

(一)我国的再逮捕问题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应当立即释放。”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73条第2款也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无罪或者免除刑事处罚的判决,如果被告人在押,公安机关在收到相应的法律文书后应当立即办理释放手续”。根据上述规定,我国与日本相同,在第一审无罪判决宣判后不等无罪判决生效,就应该立即释放被告人。

那么,针对再逮捕问题,我国为什么没有如日本一样引发理论争论呢?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规避了此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9条中的“立即释放”应该理解为完全解除强制措施。而在司法实践中,一审判决被告人无罪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并立即释放后,为保证一审后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人民法院一般对被告人采取变更强制措施的方法,即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尽管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均是“限制”但“不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它们毕竟都是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对于已经被法院宣告无罪的人,无论采取何种的强制措施,都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此外,由于司法行政上对于办案指标的要求等因素的影响,也使无罪判决的案件所占比率极低,从而使再逮捕的问题显得并不那么突出。但是,这并不能表示不存在再逮捕问题。

(二)再逮捕的决定应由二审法院的法官在形成有罪心证后作出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的规定,逮捕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那么,一审被判无罪的被告人在二审时的再逮捕应该由哪个机关来决定呢?

就此问题,2001年1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宣告无罪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由谁决定对原审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并通知其出庭等问题的复函》中指出:“由于人民法院已依法对原审被告人宣告无罪并予释放,因此不宜由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认为其有罪并提出抗诉的,应当由提出抗诉的检察机关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再逮捕的决定权赋予提出抗诉的检察机关,至少有两点是值得商榷的。其一,检察机关对于无罪判决提出抗诉,理所当然的是认为被告人有罪。这就难于避免检察机关在抗诉的同时,对被告人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这样一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9条的规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其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5条对提出抗诉的方式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将抗诉书抄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如果认为抗诉不当,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撤回抗诉,且需要出庭支持公诉。如果提出抗诉的检察机关决定对被告人进行逮捕,而上级人民检察院又撤回抗诉,不仅造成司法浪费,也会有失检察机关的威信。提出抗诉的检察机关拥有再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它的合理性值得再研究。

就逮捕权限而言,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的对象应该是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中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对象则是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需要逮捕的被告人。对于二审中被告人的逮捕决定,也应该由人民法院作出。由于一审法院作出了无罪或者免除刑事处罚的判决,不应该也不适宜作出与判决相悖的逮捕决定。因此,再逮捕的决定权应该赋予第二审人民法院。

借鉴对于日本再逮捕要件的分析及结论,第二审中的再逮捕要件应当有更为严格的限制。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逮捕必须同时具备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社会危害性条件。对于一审被判无罪的被告人,已经不再具备或者至少是在一定阶段不具备“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逮捕条件。只有在进入第二审实质审理阶段后,才会对逮捕条件的认识发生变化。因此,对于再逮捕的决定,应当在第二审进入实质审理阶段后,当法官形成了有罪的内心确信后,由二审人民法院作出。

随着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合法权益保护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以及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案件应有的增加,再逮捕的问题将会逐渐显现出来,也必将会受到司法实务部门及学者们更为广泛的关注。

注释:

①在该文中明确指出是“司法运用上”的基准,主张东电OL杀人案件的特别抗告审的决定实质上与此学说相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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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横井大三.新刑事訴訟法逐条解説Ⅲ[M].東京:司法研修所,1949:143.

[5]小川新二.第一審で無罪判決を受けた被告人を、検察官控訴後、実質審理開始前に、控訴裁判所が勾留することを適法とした最高裁決定[J].法律のひろば,2000(11):50-61.

[6]最決昭和41•10•19[J].判例タイムズ,1967(198):112-113.

[7]東京高決平成12•5•19[J].判例時報,2000(1718):24-25.

[8]青柳文雄.刑事訴訟法通論五訂版下巻[M]. 東京:立花書房,1976:468.

[9]小泉祐康.勾留状失効後再勾留した場合の勾留期間[J].判例タイムズ,1973(296):232-233.

[10]福崎伸一郎.第1審裁判所が犯罪の証明がないことを理由として無罪の判決を言い渡した場合と控訴審における勾留[J].ジュリスト,2001(1201):114-115.

[11]多田辰也.無罪判決に伴う勾留状失効後の被告人の再勾留[M]∥光藤景皎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巻. 東京: 成文堂,2001.

[12]村井敏邦.無罪推定原則の意義[M]∥光藤景皎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巻. 東京: 成文堂,2001,23.

[13]上口裕.第一審裁判所が犯罪の証明がないことを理由として無罪の判決を言い渡した場合の控訴審における勾留の適否——東電OL殺人事件[J].法学教室,2001(246):86-87.

[14]川崎英明.東電OL殺人事件無罪判決と勾留問題[J].季刊刑事弁護,2000(23):15-19.

[15]東京高決平成12•4•20[J].判例時報,2000(1718):22-23.

[16]岩田誠.刑訴345条による勾留状の失効と再勾留[J].法曹時報, 1955(3):329-340.

[17]伊藤栄樹ほか.注釈刑事訴訟法〔新版〕(五)[M]. 東京:立花書房,1998:514.

[18]肖萍.日本における刑事手続上の身体拘束と出入国管理法制の関係[J].一橋法学,2007(1):325-368.

[19]松田岳士.第一審裁判所が犯罪の証明のないことを理由として無罪を言い渡した場合と控訴審における勾留——東電OL殺人事件特別抗告審決定[J].阪大法学,2002(5):969-996.

逮捕必要性审查研究 篇7

新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的必要性条件, 规定了判断逮捕必要性的五种情形, 既给审查逮捕工作带来了便利, 也带来了挑战。便利便是为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挑战是不能再在“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尚不足以防止其社会危险性”的原则性规定下模糊评估甚至不评估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

一、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把握逮捕“必要性”的措施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 如何把握逮捕“必要性”, 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1、在审查逮捕必要性中, 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贯穿到案件审查中, 对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暴力犯罪、累犯、惯犯等要坚决予以打击, 应纳入确有逮捕必要的范畴。但对于一些可以介于捕与不捕之间的案件, 则应该更多地考虑从宽。在充分考虑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不致于产生新的社会危害性的同时, 适当地从宽, 既是给嫌疑人一个配合诉讼进行的空间, 也是给嫌疑人改过的机会, 同时也更能体现检察机关的人性化。

2、将刑事和解制度引入逮捕必要性的考察, 注重社会矛盾化解。对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可以适当地引入刑事和解制度, 将是否达成和解, 形成书面谅解书作为审查逮捕“必要性”的重要依据, 既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 又节约了诉讼资源。

3、对犯罪主体, 主观恶性、犯罪次数、情节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更加全面、综合考量犯罪的主观恶性、犯罪主体自身情况、是否属于初犯、偶犯等因素, 更好地权衡其逮捕必要性。

4、适时引导侦查, 注重逮捕必要性证据的收集。虽然逮捕不是诉讼的必经环节, 对证据的要求也不像公诉环节那么高, 但是为提高逮捕案件的质量, 更好地进行案件的审查, 避免错捕、漏捕出现。这样检察机关可以更好地行使侦查监督权, 也能更好地保障审查逮捕案件的质量。

二、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 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该条增加了逮捕后继续监督内容, 实际上也是逮捕必要性审查的延续, 其目的都是强化检察机关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降低羁押率, 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但是, 该条规定过于原则, 对检察机关启动监督程序的具体时间、监督措施等未作出明确规定, 缺乏可操作性。对此,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把握:对于“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把握应从“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个性特征、涉嫌犯罪性质、有无前科、是否累犯、犯罪情节的程度”等方面进行分析, 对“可能实施新的犯罪”进行综合考量, 得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结论。为了解决检察机关适应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面临的现实问题, 建议采取以下应对措施。统一逮捕必要性 (主要是“可能实施新的犯罪”) 的标准及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标准。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 检察机关应当在侦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对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羁押必要性进行重新审查。但是, 检察机关什么时候启动羁押必要性的重新审查程序,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未予明确。这个问题的关键, 在于统一公检法司的认识, 相关部门应尽快作出司法解释或实施细则, 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中“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适用认识、适用范围、适用标准以及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 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如何操作等问题进行界定, 使相关规定更加明确化、具体化, 以便检察机关对逮捕必要性进行监督,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于逮捕必要审查的几点建议

1、对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进行培训, 统一对逮捕必要性的认识, 理解逮捕只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防止犯罪嫌疑人再发生社会危险性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 它本身不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刑事处罚, 树立“慎捕”思想, 抛弃以往那种“以捕代罚”、“有罪即捕”的执法理念, 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2、改变追求批捕数的考核方式, 如果仍然以批捕数为考核内容, 则公安人员很难有收集无逮捕必要证据的积极性。需改变过去只将逮捕数计入打击数的考核办法, 将取保候审直诉案件数纳入到公安打击数的考核中, 与逮捕同等分值, 既减少了报捕案件数量, 又提高了案件质量。侦查机关在提请逮捕前, 首先要对案件的逮捕必要性进行分析, 对不符合条件的“有逮捕必要”的刑事案件提前“消化”, 直接移送审查起诉, 从而减少审查逮捕案件的数量, 提高诉讼效率, 节约司法成本,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规范细化无逮捕必要的规定, 准确把握无逮捕必要条件。片面强调没有逮捕必要也会导致被告人权利保障被强化到顶点, 但犯罪数却急骤上升的现象, 同犯罪做斗争失败的窘境。为了规范不捕制度的执行, 提高不捕案件质量, 应对“可能”、“有碍侦查”等判断社会危险性的标准进一步明确阐释。首先, 上级检察院可以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某些类案, 通过制定具体的规范性文件加以指导, 并对典型个案特别是从宽处理的个案, 收集整理, 阐明理由, 汇编下发。其次, 与公安部门协调, 争取就宽严标准等问题达成共识, 联合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 共同细化某些罪名中无逮捕必要的标准, 总结确定宽严尺度和特殊适用规则, 以此为执法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

4、增加侦查机关提请前论证。侦查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时, 增加对“逮捕必要性”的论证说明, 并提供关于逮捕必要性的相关证明材料。相比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对案件侦查进展情况及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轻重、帮教环境、是否累犯等影响逮捕必要性判断的事项更为了解, 可以由公安机关采取书面形式说明有逮捕必要的理由, 并提供相应证据, 这样既可以使检察机关更为全面地掌握影响逮捕必要性判断的各项因素的具体情况, 提高审查针对性和准确性, 也有助于防止对明显无逮捕必要的盲目报捕, 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5、完善其他强制措施。逮捕必要性得到落实后, 逮捕强制措施会更加谨慎地被采用, 逮捕的适用率会降低, 而诸如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适用率将会提高, 这些强制措施的具体适用情形、适用的保障方法等都应该更加系统的建立。而检察机关对不必要逮捕的情形应进行后续监督, 包括对侦查机关提请批捕的犯罪嫌疑人, 凡认定为不必要逮捕的, 应坚决地不批捕;监督公安机关对不必要批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采取了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移送检察机关起诉。

摘要：逮捕必要性意味着, 如果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即使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而且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重刑的, 也不得予以逮捕。本文将在分析我国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提出完善逮捕必要性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逮捕必要性,检察机关,强制措施

参考文献

[1]李洪亮.论如何完善我国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J].法制与社会, 2012.

[2]孙谦.逮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无逮捕必要”案件状况的调查 篇8

关键词：无逮捕必要,现状,分析,建议

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 而审查逮捕作为最能体现检察权司法属性的一项重要权力, 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无逮捕必要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请求, 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虽然涉嫌犯罪, 可能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 或虽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但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时,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请求, 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无逮捕必要在实际掌握中存在一些误区, 甚至一些做法与目前构建和谐社会不协调, 对此理应引起重视。如何正确、充分、灵活掌握无逮捕必要的标准, 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替代以“严打”为主的刑事政策, 力求以最小的诉讼成本达到最大化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无逮捕必要案件的现状

据调查某基层检察院2005年以来办理无逮捕必要的案件情况如下:

2005年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307件404人, 经审查批准逮捕268件349人, 不批准逮捕39件55人, 其中属于无逮捕必要不捕的为14件17人。仅占批捕总人数的4.2%、不批准逮捕 (含不予批准逮捕) 人数的30.9%。

2006年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381件560人, 经审查批准逮捕331件480人, 不批准逮捕50件80人, 其中属于无逮捕必要不捕的为19件26人。仅占批捕总人数的1.25%、不批准逮捕 (含不予批准逮捕) 人数的32.5%。

2007年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343件541人, 经审查批准逮捕295件461人, 不批准逮捕48件80人, 其中属于无逮捕必要不捕的为22件30人。仅占批捕总人数的5.54%。不批准逮捕 (含不予批准逮捕) 人数的37.5%。

2008年1-7月份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143件224人, 经审查批准逮捕113件163人, 不批准逮捕25件53人, 其中属于无逮捕必要不捕的为13件22人。仅占批捕总人数的13.49%。不批准逮捕 (含不予批准逮捕) 人数的41.5%。

这些无逮捕必要的案件直诉到法院后, 法院均没有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实刑, 而在逮捕后提起公诉的案件中, 法院判处缓刑拘役、免予刑事处罚或单处罚金的情况如下:

2005年藤县检察院公诉科向藤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中, 属于逮捕后提起公诉的案件总数为255件336人, 其中判处缓刑的为17件27人, 判处拘役、管制和单处罚金的为22件25人, 两项合计为39件52人, 占逮捕后提起公诉总人数的15.47%。

2006年藤县公诉科向藤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中, 属于逮捕后提起公诉的案件总数为306件432人, 其中判处缓刑的为12件20人, 判处拘役、管制和单处罚金的为40件55人, 两项合计为52件75人, 占逮捕后提起公诉总人数的17.36%。

2007年藤县公诉科向藤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中, 属于逮捕后提起公诉的案件总数为332件481人, 其中判处缓刑的为35件67人, 判处拘役、管制和单处罚金的为67件88人, 两项合计为102件133人, 占逮捕后提起公诉总人数的40.06%。

2008年1-7月份藤县公诉科向藤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中, 属于逮捕后提起公诉的案件总数为189件249人, 其中判处缓刑的为9件13人, 判处拘役、管制和单处罚金的为17件17人, 两项合计为26件30人 (因有多个案件是提起公诉后到现在暂时未判决) 。占逮捕后提起公诉总人数的12.04%,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知道, 2005年, 该院的批准逮捕人数中还有15.47%的人 (52人) 属于无逮捕必要, 而我们对其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的;2006年, 这个数字是17.36% (75人) , 2007年更是达到惊人的40.06% (133人) , 2008年1-7月份是12.04% (30人) 。

上述情况表明, 藤县检察机关“无逮捕必要”的适用率过低, 特别是在对当地突出的故意伤害、盗窃两大类犯罪控制过严, 与藤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不同步, 与司法实践不协调。

二、造成无逮捕必要适用率过低的原因

笔者认为造成无逮捕必要适用率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陈旧执法理念与不断完善的人权保障机制不协调。

逮捕是为了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及防止犯罪嫌疑人不再发生社会危险性而采取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本身不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具体处罚。实践中不少人对此认识不足, 片面强调了逮捕的作用, 认为只有逮捕才能体现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 形成有罪就要逮捕的陈旧观念, 因而造成逮捕措施的扩大化。对可捕可不捕的案件, 均作了逮捕决定。

2. 对有无逮捕必要的认识理解存在差异。

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其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 应依法逮捕。这一规定中“有无逮捕必要”实质成为一个主观认识的标准, 缺乏客观统一的标准, 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来加以规范。为此,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 (试行) 》第一章第六条明确规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方法, 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 而有逮捕必要的, 是指犯罪人具有以下情形的: (1) 可能继续实施犯罪行为, 危害社会的; (2) 可能毁灭、伪造、转移、隐匿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3) 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 (4) 可能实施打击报复行为的; (5) 可能有碍本案或者其他案件侦查的; (6) 犯罪嫌疑人居无定所、流窜作案、异地作案, 不具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 (7) 对嫌疑人不羁押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第一章第七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罪行较轻, 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可以认为没有逮捕必要: (1) 属于预备犯、中止犯, 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 (2) 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 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协从犯, 犯罪后自首、在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的、确有悔罪表现的; (3) 过失犯罪的嫌疑人, 犯罪后有悔罪表现, 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 (4) 因邻里、亲友纠纷引发的伤害等案件, 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5) 犯罪嫌疑人系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 本人有悔罪表现, 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以及居民委会、村民委员会具备帮教条件的; (6) 犯罪嫌疑人为老年人或者残疾人, 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 (7) 应当逮捕, 但患有严重疾病, 或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的; (8) 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不予羁押确不致再危害社会或者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而实践中对以上法律规定的理解, 因“有逮捕必要”里的7项规定中, 六项用的词语都是“可能”, “可能”的理解是一个不够确定的字眼。导致实践中多数人认为凡是构成犯罪, 需要对犯罪嫌疑人作进一步的侦查和对犯罪嫌疑人作进一步的处理的, 都有逮捕的必要。在实践中即使具备了第一章第七条的规定, 但如果承办人认为还是可能存在第六条的规定的“可能”, 还是会以“有逮捕必要”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因此, 司法操作中较难掌握其标准和尺度。

3. 风险意识不足, 担心不捕权滥用。

实践中检察机关作出“无逮捕必要”决定后, 若发生了犯罪嫌疑人外逃逃避侦查、自杀或再次危害社会等情形, 检察机关承担的压力是巨大的。尤其是现在我国很多地方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手段实际上有名无实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如2006年3月3日藤县公安局移送该院侦查监督科审查批准逮捕的吴海柱交通肇事案, 该院以“无逮捕必要”对嫌疑人吴海柱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但嫌疑人吴海柱在移送本院审查起诉时, 经承办人多次依法传唤, 其仍以各种理由拒不到案接受问话。第五次传唤时其终于答应到检察院接受问话, 但承办人在当天一直等到下午下班, 也不见其到来, 打电话给他, 他说搭班车到半路时, 见到车上有一个小孩老是哭, 他就说今天日子不好, 不来了!之后, 承办人再打电话就再也找不着他了, 公安人员也说外逃了。莫××、郭××、江××非法买卖爆炸物案中, 在审查批捕阶段, 因嫌疑人买来的炸药属于自用,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以无逮捕必要对三人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但到了审查起诉阶段, 公诉人经多次传唤至今仍未到案接受问话。为此公诉科对我们侦查监督部门意见很大。由于存在这样的风险, 使无逮捕必要的运用被大大限制。

4. 适用无逮捕必要增加工作量。

有无逮捕需要承办人作出正确的主观判断, 这就要求案件承办人除了审查有无证据证明嫌疑人有犯罪事实外, 还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调查了解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等情况, 大多数的嫌疑人都是居住在偏远的农村, 交通不便, 去调查一次, 一般都需要2个人2天的时间, 这样检察机关的工作量显然大增, 而现在基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的实际情况是: (1) 人少案多, 基层院侦查监督部门人均每人每年至少办案70件以上, 如该院侦查监督科共5人, 内勤1人基本不办案, 2007年共受理332件, 本人就办理了91件, 平均每2.86天 (除双休日和节假日) 要办结一件案。 (2) 办案期限短, 一般情况下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侦查监督部门只有7日 (不拘留的15日) 办案期限的情况下, 更是很难做到。 (3) 根据我们基层院的办案程序, 一般不捕案件, 都要经科室讨论 (重大疑难的还需经检委会讨论) , 还要复印侦查案卷的相关材料留存内卷, 还要复印本院作出不捕的有关材料 (含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本院的不捕书、不捕理由说明书或补充侦查提纲、审查意见书、讨论笔录) 分别寄给上一级检察院、人大、政法委等有关部门, 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办案人员的工作量。 (4) 如出现嫌疑人逃避侦查和处理情况时又要重新决定逮捕, 或者向法院移送起诉时要多办一次“确保被告人在案”的手续, 如2008年4月24日藤县公安局移送该院提请批准逮捕的嫌疑人李凤群失火案, 承办人在认真审查后, 认为嫌疑人李凤群犯罪情节较轻, 且已得到被害人的谅解, 认为无逮捕必要。该院遂于2008年4月28日以“犯罪情节较轻, 无逮捕必要”对嫌疑人李凤群不予批准逮捕。2008年7月2日公安机关对嫌疑李凤群取保候审, 2008年9月3日公安机关以嫌疑人李凤群涉嫌失火罪移送该院审查起诉, 但经多次传唤嫌疑人李凤群, 其拒不到案, 且问其保证人 (是其丈夫) , 保证人也说不知其去向。公安机关遂于2008年9月25日重新向该院侦查监督科提请批准逮捕。同样的还有以上提到的江××非法买卖爆炸物案, 也是重新报捕。这也导致一些本“无逮捕必要”的案件被作逮捕处理。

5. 为了搞好和公安机关的关系, 确保公安机关完成逮捕任务而尽量少作不捕决定。

公安机关这几年来每年都有一个明确的批捕任务, 如藤县公安局2007年的逮捕任务是440人, 2008年的逮捕任务增加至480人。为了保证公安机关完成逮捕任务, 我们检察机关作了最大的配合, 如2007年对一大批农村中的轻微刑事案件, 如因邻里纠纷引起的轻伤案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 (多是因智障或精神病而无人认领的妇女) 案件、收购一部旧摩托车自用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 (原为收购赃物罪) 均作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 使公安机关顺利完成了2007年的逮捕任务。今年上半年藤县公安局到目前为止 (9月1日) 才完成逮捕人数200人, 完成全年任务的41.7%, 在不足3个月 (因报表统计到12月25日前) 的时间里要完成逮捕人数280人, 我们检察机关如不做好配合, 对公安机关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 现实中以逮捕为手段, 督促犯罪嫌疑人尽快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

这种作用体现在一些交通肇事案、轻微的故意伤害案、故意毁坏财物案、数额较小的盗窃、诈骗案中尤其明显。很多这类案件的嫌疑人, 在未被逮捕前气焰十分嚣张, 不但不愿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还常常威胁被害人, 一旦被宣布逮捕后, 态度立即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很快就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 与被害人一方达成赔偿协议。如2007年的莫××交通肇事案, 嫌疑人莫××在案发后以各种理由拒不赔偿死者家属, 但在公安机关报送该院审查批准逮捕, 该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后, 不到三天的时间内就与被害人达成了赔偿协议, 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维护。这种情况的存在, 也使很多承办人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多倾向于作出逮捕决定。

三、适用无逮捕必要的必要性

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依法合理运用无逮捕必要有多层面的意义。

1. 有利于教育感化犯罪嫌疑人。

对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处理, 事关其命运和前途。在司法实践中倾注人性关怀, 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对涉嫌犯罪但情节较轻, 有悔罪表现的初犯、偶犯、青少年犯及过失犯罪嫌疑人及有自首、立功表现的其他犯罪人作出“无逮捕必要”不捕决定, 直诉到法院接受审判, 可以化解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促使其悔过自新, 同时可防止看守所复杂环境的交叉感染。根据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对共同犯罪人恰当适用无逮捕必要措施, 可以促使其中的从犯、协从犯为争取宽大处理而积极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检举揭发他人罪行, 甚至协助司法机关调查取证, 缉拿其他犯罪嫌疑人。

2. 有利于保障司法统一, 维护司法机关整体形象。

当前检察机关的批捕案件有不少最后法院都判处了缓刑、拘役, 甚至免予刑事处罚。由于前捕后放给人造成执法标准不统一的感觉, 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检察机关的威信。因此尽可能做到适用法律的一致性, 将强制措施与刑事处罚两者有机结合, 以较好地维护司法机关的整体形象, 体现刑事政策的稳定性、统一性。

3. 有利于缓解看守所的压力, 降低诉讼成本。

对一些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的犯罪嫌疑人作不捕处理, 不仅利于其自身的改造, 也使羁押场所的压力大大减轻, 避免看守所人满为患的状况, 从而能让管教人员集中精力管理好重点犯罪嫌疑人,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诉讼成本。

四、正确适用无逮捕必要的建议

从藤县检察院适用无逮捕必要的措施和藤县法院对已逮捕案件的判决来看:一是过多适用了逮措施;二是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三是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立法本意。为了更好地体现立法目的, 强化维权意识, 树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 大胆慎重地运用好“无逮捕必要”, 让其发挥出就有的效能, 本人提出如下的建议:

1. 转变执法理念, 树立保障人权的大局意识。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深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及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意识给这一执法标准输入了新的内容, 检察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必须更新执法理念, 促进人权保护。首先要牢固树立人权意识, 在正确把握刑事法律的同时, 切实把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置于执法意识的前提;其次, 要树立风险意识, 在大胆慎用“无逮捕必要”的基础上力争达到大胆而不过滥, 敢于承担风险却并不冒失的执法境界;再次, 与时俱进, 在充分掌握法律理论知识的同时, 进一步更新刑事法律政策观念, 努力将法律知识和刑事政策的执法载体融于一身。

2. 细化司法解释, 增强“无逮捕必要”的可操作性和规范化。

一是从酌定情节和犯罪后的主观表现上细化, 即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无论其是侵犯财产型的犯罪, 还是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等, 只要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 确实有悔改表现愿意接受的, 或是罪前危害了社会, 罪后减小或消除了危害后果, 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 均可大胆适用“无逮捕必要”措施, 二是从年龄结构上细化, 如犯罪情节较轻, 属于未成年人 (尤其是在校学生) 、老人、盲聋哑人、间歇性精神病人, 由于其年龄或行为能力等限制, 其人身危险性一般较小, 同时经查证不捕后具备一定的有效防范、帮教条件的, 也可适用“无逮捕必要”措施。三是从法定从轻、减轻情节上细化, 如过失犯罪、中止犯罪、胁从犯或情节较轻的从犯, 中犯罪后有自首、立功表现, 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主观恶性较小, 极易接受社会改造, 一般也可适用“无逮捕必要”措施。

3. 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努力提高检察官综合素质和驾驭案件的能力, 使其达到法律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逮捕制度 篇9

一、“社会危险性”的基本特征和制约因素

一方面, “社会危险性”的法理学定义较为模糊不易掌握。“社会危险性”相对于“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等近似概念来说, 具有以下独立的特征 (2) : (1) 危害的潜在可能性。比如, “社会危害性”是对一个既有行为的评价, 当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完成或者危害结果发生, “社会危害性”就已经形成。而“社会危险性”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每一个犯罪行为均具有社会危害性, 但并非每一个犯罪行为均具有社会危险性; (2) 危害的继续可能性。“人身危险性”的含义通常指已有过犯罪经历的人是否具有再犯罪的可能性, 是行为人实施未然犯罪的可能性。而“社会危险性”其更为关注的是妨害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以及继续危害社会, 不仅仅是再犯罪的问题; (3) 危害的客观表征性。总的来说, 对“社会危险性”的判断应当是一种危害的潜在可能性和继续可能性的预判。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社会危险性”的内容的表现形式十分丰富, 如果这种预判不是在已有表征的客观基础上进行主观判断的结果, 那么对“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就具有相当的随意性; (4) 危害的广泛来源性。在具体司法实践中, “社会危险性”的判断依据和来源, 包括了犯罪嫌疑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原因、目的、犯罪手段甚至还包括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的态度, 即有无悔过、自首等情况等, 以及是否对诉讼的进行造成了妨碍等综合评价。综上, 根据这些特征, 可以对“无社会危险性”的大体性质与范围有一个概括性的把握。

另一方面, “无社会危险性”在审查逮捕适用上有较多的制约因素, 也难以把握, 较为重要的几个制约因素有: (1) 审查逮捕在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中置于诉讼活动的前端环节, 因此位置较为低位, 在此低位上通常对整个案件的制约力相对较弱, 对全案证据的掌握力相对较少, 因此因证据存在缺陷而中断案件向后继续推动的阻力较大, 即使有时案件具有“无社会危险性”的理由, 但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仍有可能将其逮捕。 (2) 审查逮捕不是单独的诉讼环节, 系侦查环节中涉及强制措施审查的部分, 且审查逮捕部门并无独立补查的权力, 因此审查逮捕受制于侦查人员能力水平的高低、责任心大小以及案件侦查的难易程度等, 其逮捕决定直接受制于侦查部门提请逮捕时提供的证据质量等诸多不确定因素, 这一空间不可预测性无疑增加了判断“无社会危险性”的难度 (3) 。 (3) 受检察机关内部考核因素的影响, 审查逮捕的结果正确率的判断向审判环节无限靠拢, 出于回避办案责任风险的考虑, 当不诉率和轻刑率高了, 需要适当降低的时候, 则对“无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掌握相对严格。反之则对“无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掌握就相对宽松。实践中的这种做法, 使得对“无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4) 受传统执法理念“逮捕就是有罪处理”的影响, “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党政机关和社会治安水平舆论的制约, 包含了一些特殊的意义。检察机关从服务大局出发, 不得不以“无社会危险性”为平衡器有效措施提高或降低批捕率, 必然导致“无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变得相对宽松。

二、“社会危险性”适用的现状分析

以重庆市Y分院及其辖区基层院2010年至2014年适用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情况为蓝本, “社会危险性”条件适用现状如下:

重庆市Y分院不逮捕人数占受理报请逮捕人数的比例普遍偏低, 最高的2011年仅占13.78%, 最低的2014年更是仅占6.36%, 特别是重庆市Y分院辖区基层院2013年不捕人数仅占受理人数的3.62%, 大量的犯罪嫌疑人被采取了逮捕的强制措施。同时,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的2013年以来, 适用“无社会危险性”不捕人数在不捕人数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 无“社会危险性”不捕人数占不捕人数的平均比例达67.2%, 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的2010年至2012年的平均比例53.66%相比, 有大幅的提高 (见表1) 。

重庆市Y分院从2011年开始, 适用“无社会危险性”不捕人数在不捕总人数中占比均超过50%, 2012年和2014年, 更是达到了70%以上, 特别是2014年, 适用“无社会危险性”不捕人数占不捕人数的比例提高到85.89%。而重庆市Y分院辖区基层院在适用“无社会危险性”不捕的人数所占比重除2014年达到85.89%外, 余占比均在50%以下, (见表2) 。

重庆市Y分院及其辖区基层院捕后不起诉人数和捕后轻刑判决 (本文将捕后判处拘役、管制、缓刑、单处附加刑、免于刑事处罚统称为捕后轻刑判决) 人数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后变化不大, 不起诉人数占逮捕人数的比例呈逐年缓慢上升趋势, 总体占比不大, 从1.5%至1.95%;捕后轻刑判决人数依然较多, 占逮捕人数的比例呈震荡的趋势, 维持在8.43%与24.82%的区间 (见表3) 。

通过以上数据对比分析表明:一方面, 适用“无社会危险性”不捕人数占不捕总人数的比重还不高, 而且对不捕率的提升效果不明显, 未能充分发挥“无社会危险性”不捕对保障人权所起作用;二是各地区发展不平衡, 导致适用“无社会危险性”的适用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三是无“社会危险性”不捕对降低捕后轻刑率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三、社会危险性条件适用的现实困境

(一) 未能正确树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与平衡的执法意识

司法实践中, 社会危险性条件往往沦为了一种具有相当模糊性的软条件。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传统“构罪即捕”的思想根深蒂固。受长期以来侧重打击犯罪的刑罚思想影响, 强制措施的适用侧重于有效追究犯罪, 案件中有无社会危险性的事实和情节往往被弱化甚至是忽略 (4) 。二是过分强调配合而忽视监督。检察机关往往未起到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 而是过分强调与侦查机关的配合, 为保障进一步侦查其他重要罪行所需的时间, 而不论罪行的轻重。

(二) 社会危险性条件相关机制缺位导致对保障人权的作用无法凸显

社会危险性条件证明机制, 是指侦查机关在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时, 不仅要在提请逮捕意见书中有社会危险性条件的情况说明, 还要提供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社会危险性条件的证据材料, 同时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犯罪嫌疑人时要对社会危险性条件进行论证 (5) 。但是社会危险性条件在实践中缺乏统一的证明标准, 导致了对社会危险性条件证据的选择性适用, 并且由于对社会危险性条件缺乏完备的评估机制, 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社会危险性的理解适用存有偏差, 住往会出现条件相同而结论却截然相反的结果。

(三) 法律规定本身对证明是否有社会危险性证据的要求存在模糊性

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内容是非刚性和非量化的, 不论是侦查机关还是侦查监督机关, 对同一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的判断, 必定存在着因立场与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在犯罪事实证据本身比较确实的情况下, 即使侦查机关提出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相关证据并不充分, 通常侦查监督机关还是会受到侦查机关意见影响从而作出以具有社会危险性为由的逮捕决定。这一困境博弈的根源, 首先在于法律规定本身对证明有社会危险性证据的要求并不明确和严格, 甚至罕见地使用了“可能”这样模糊不定的词汇, 从而留白了主观判断空间和适用任意性原则的通道, 使社会危险性条件天然地既具备了保障人权的现实作用, 同时也具备了挤压人权的潜在可能, 其次, 介于上述原因, 这一隐性存在的不公正的可能性, 通常被认为是法律的合理法码并未受到重视, 更不会明显地反映到任何监测性指标上来。

(四) 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解与落实之问还有一定的距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是由刑法的公正和效率所决定, 也包含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意蕴。该宽则宽, 该严则严, 宽严有度, 凸显了人权保障功能。在审查逮捕环节, 应当强调对于轻微犯罪及有悔改可能性的犯罪嫌疑人, 在不妨碍诉讼进行的情况下, 尽量以非羁押措施代替羁押措施。但由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配套措施的缺乏, 司法实践中审查逮捕环节“宽严相济”政策落实还不到位, 导致对人权保障的作用未能体现。

摘要：对逮捕条件的设计与运用, 是实现保障人权和保护诉讼两大价值目标的途径, 逮捕条件的宽严程度也将影响着不捕率的高低。对“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理解与把握是否准确恰当, 体现了审查逮捕工作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是否处于平衡的状况。然而, “无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中存在着概念怕、法律的、环境的以及操作上的诸多制约因素, 导致其对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的效果有所影响, 通过数据分析和逻辑分析, 了解其中的原因与因境进而完善和改进, 应当成为审理逮捕中的重点工作之一。

关键词：逮捕率,逮捕必要性,社会危险性,逮捕条件审查机制

注释

11这五种情况分别是: (1) 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2) 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3) 可能毁灭、伪造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4) 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5) 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22 张宁.审查逮捕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运用状况及问题分析[J].法制与社会, 2014 (6) .

33 王青.“无逮捕必要”情形的社会危险性分析[J].中国检察官, 2013 (7) .

44 刘民, 蔡佳宇.社会危险性证明的困境及解决[J].法制与社会, 2013 (9) .

轻微扒窃案件轻刑逮捕问题分析 篇10

一、轻微扒窃案件处理过程中的三个矛盾

(一) 轻刑判决与逮捕刑罚性条件的矛盾

刑诉法规定的逮捕条件为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并存, 实践中轻微扒窃案件所判处的刑罚往往低于审查逮捕案件的刑罚标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量刑标准 (下简称“辽高法标准”) 规定, 盗窃犯罪的起刑为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下表中列举了影响扒窃案件量刑的八种情节, 按照表中所述量刑办法, 轻微扒窃案件被判处较低刑罚, 便不难理解。从下表中可以清楚看出轻微扒窃案件的轻刑判决与逮捕的刑罚条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同时也影响了逮捕案件的质量。

(二) 非羁押强制措施与防止社会危险性的矛盾

若因轻微扒窃行为不符合逮捕的刑罚条件而不予批捕, 则需采取取保候审或是监视居住。那么, 这两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能够防止社会危险性发生吗?

取保候审分为人保和财保两种。首先人保保证人仅有“监督”和“及时报告”的规定, 对其违反保证义务的处罚也仅限于“未及时报告”和“串通逃匿”两种情形, 即使成为附带民事诉讼连带被告, 由于轻微扒窃案件的财产损失通常不大, 无法形成有效震慑。轻微扒窃案件采取“人保”的取保候审方式, 难以肩负起监管犯罪嫌疑人的重任。若采取财保形式, 需要综合考虑“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需要”、“社会危险性”、“经济状况”等因素。因轻微扒窃本身犯罪数额小、可能判处的刑罚不高, 很难确定高额的保金, 对某些犯罪嫌疑人的影响不大。一旦犯罪嫌疑人弃保潜逃或再次作案后, 即使被抓归案, 最严重结果的莫过于变更为逮捕, 对实际量刑的影响不大。

监视居住是对符合逮捕条件但由于特殊情况不适宜逮捕以及无法提供人保和财保的取保候审的一种替代性措施。外来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轻微扒窃案件亦不符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条件, 若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需要当地公安机关的警力配合。如此高额的司法成本与扒窃的数额只有区区数元至数百元相对比, 其可行性自然可想而知。

(三) 宣判即释放与惩罚有效性的矛盾

刑罚的轻重, 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 与其逃避或者妨碍诉讼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向关系[1]。实践中轻微扒窃案件由于其未决羁押期限和其他刑事案件的差别不大, 往往会出现宣判即释放的“怪”现象。轻微扒窃案件的未决羁押期限相较于其判处的刑罚而言, 并不特别的短, 有时逮捕后的未决羁押期限与实际判处的刑期相差无几, 甚至往往低于以往扒窃未入刑前的劳动教养时间。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扒窃者这样一种暗示, 偷得不多, 如果被抓也就关个几个月, 法院判了就出来了, 久之则逐渐促成其侥幸心理的形成, 缺少了曾经因扒窃被科以较长时间劳动教养的恐惧, 扒窃入刑后反倒不利于对扒窃行为人的刑罚矫治。

二、完善轻微扒窃案件刑事司法工作的建议

为了上述矛盾, 整合、节约司法资源, 笔者从司法实践角度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

(一) 联席会议确定扒窃案件应当逮捕情形及快速办理机制

1. 明确扒窃案件应当逮捕情形

关于扒窃案件是否一概逮捕还是区别性逮捕, 笔者建议, 可以借鉴成都市司法机关的做法, 结合地区司法实践, 由公、检、法三家共同商讨, 确定扒窃案件应当逮捕情形, 笔者总结了如下六条, 以资参考:

(1) 刑罚或是行政处罚记录在一定期限内的; (2) 多次扒窃、流窜扒窃、结伙扒窃的; (3) 在无其他情节的基础上, 单笔扒窃数额在一定金额以上的; (4) 无法查清真实身份且非未成年人的; (5) 受害人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 (6) 其他应当逮捕的情形, 由公、检、法三机关协商补充确定。

2. 轻微的扒窃案件的快速办理机制

针对前文提出的第三个矛盾, 笔者设计了如下程序:

一是确定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案件范围。对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扒窃案件, 可以适用快速办理机制: (1) 犯罪数额较小, 即低于一定数额, 笔者初步将其设定为普通盗窃的起刑点2000元; (2)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扒窃行为; (3)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是明确快速办理机制的程序要求。对不符合前述条件的扒窃案件, 可以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个诉讼阶段的时限内, 缩短办案时间, 以期能使案件的审结时间明显低于被告人被判处的刑期时间。具体程序设计如下:公安机关在将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后的3日至7日内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部门在3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 批捕后公安机关在7日内将案件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在7日内审查完毕后将案件起诉至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在七日内将案件审结完毕。另外,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如果在任一诉讼阶段, 发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还有其他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或是有其他特殊情形的, 则按照正常刑事诉讼程序进行。

(二) 轻微扒窃案件不捕后的保障机制

对扒窃案件“构罪即捕”与捕后轻缓刑矛盾的解决, 还要探索对轻微扒窃案件不捕后诉讼保障的工作机制。

1. 建立轻微扒窃案件不捕说理工作机制

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扒窃案件犯罪嫌疑人, 应当对逮捕必要性进行充分具体的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检察机关以无逮捕必要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 应当说明理由。同时, 有必要对扒窃案件被害人进行说理, 使被害人了解对犯罪嫌疑人实行非羁押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定和相关依据, 减少被害人的误解, 营造推行非羁押诉讼的良好社会环境。

2. 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建立审前社区矫正监督制度

对一些可能判处轻缓刑的扒窃案件, 将不捕的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后交由所在社区进行监督矫正, 责令其参加学习和一定的义务劳动, 接受社区监督。对可能判处轻缓刑的“无固定职业、固定收入”扒窃犯罪嫌疑人, 社区应提供公益岗位, 给予一定的劳动报酬。在考察矫正期间, 根据犯罪嫌疑人具体表现, 检察机关仍可作出批捕决定, 作出不诉处理, 提请人民法院减轻或免除处罚。

3. 以提高逮捕案件质量为核心, 健全考核评价机制

捕后轻缓刑率是现行考评体系中衡量审查逮捕案件的一个重要依据, 建议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个合理的捕后轻缓刑率的标准, 将扒窃案件的捕后轻缓刑案件纳入全部捕后轻缓刑案件中考察, 比如在现有轻缓刑率标准基础上明确因具备何种逮捕必要性的轻刑扒窃案件或其他案件不纳入轻缓刑考核比例中等等。

参考文献

逮捕制度 篇11

[关键词]逮捕条件；逮捕时机；执行

一、案例的引入

2011年24日18时许，广东东莞市公安局会同高埗公安分局在厚街镇的珊瑚路附近布控逮捕一名“撞车帮”，这名犯罪嫌疑人曾在环城路以故意撞车的方式进行抢劫。18時35分左右，专案组民警发现两名嫌疑人准备驾车离开，守候的民警立即上前表明身份采取逮捕行动。当时，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上了车，四名民警包抄，将坐在驾驶位的犯罪嫌疑人拉下车，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不顾衣服被扯裂疯狂逃脱，他跃入驾驶位，发疯般地一踩油门向后倒车，致使四名民警受伤后冲出马路往前开去。此时，中学生叶沛洪恰好踩单车路过，被突如其来的这辆疯狂小车撞倒在地。与此同时，犯罪嫌疑人的车辆又与对面开来的一辆小车相撞，被撞学生被夹在两车之间。

案发后，家属和网友开始质疑东莞警方此次逮捕行动的地段和时间，是否恰当。记者留意到，家属和网友的质疑，主要体现在“明明是十字路口，放学经过的小孩比较多，警察为什么在伏击时，没想到去保护周边群众的安全？既然抓到了主驾驶位上的犯罪嫌疑人，为什么没有及时拔掉车钥匙？”、“珊瑚路是厚街商业旺地，人流很多，当时又是学生放学路过的高峰期，警方如此逮捕是否恰当？”

二、影响逮捕质量的原因

对于公安机关来说要做到公正执法取决于所办案件的整体质量，可以说案件质量是侦查工作的生命线，是法律权威、人民利益的重要保障。必须加大力度，提高侦查人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然而在执行逮捕工作实践中却经常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影响到逮捕的质量，本文对此结合上述案例做简要分析。

（一）判断逮捕过程中时机的选择是否合理

逮捕过程是否合理关键就在于人员是否安全，这也是评价逮捕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 “安全第一” 、“以人为本”理念在警务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因此逮捕行动中，确保安全是评价逮捕过程的第一要素，所以在逮捕前先要选择好时机。确保安全包括有一下三个方面的涵义：首先，在实施逮捕的时候要考虑参战民警的安全，其次，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其三，要保障被逮捕人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在犯罪嫌疑人拒捕，或者实施可能对逮捕人员的人身造成危险的行为时，或可能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时，为了保障公安民警、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逮捕人员可以根据国家和法律，适时进行正当防卫，将其击伤或击毙，使其失去反抗能力。

在案例中，珊瑚路是厚街商业旺地，人流很多，当时又是学生放学路过的高峰期。这样的逮捕时机是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的，因为随时就可能对人民的财产及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二）情报信息是否俱全

首先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前提是了解嫌疑人的具体情况，知道嫌疑人在特定的时间内处在某个特定的位置和空间，这样才能保证抓捕行动的顺利实施。因此，必须广泛搜集有关抓捕对象基本情况的情报。

其次，应当了解抓捕现场环境的基本情况。这关系到抓捕人员的警力部署和能否顺利完成抓捕任务，因此必须详细掌握这些信息。在案例中，案发地是商业旺地，而且抓捕时间又是人流高峰期，所以不适合抓捕。

总之，在每次实施抓捕行动之前，都要充分搜集相关的情报信息，为提高抓捕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完善逮捕条件的对策

（一）正确评估逮捕的社会效益

实施逮捕的社会效益是评估逮捕时机的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实施逮捕的社会效益，是指在形形色色的案件中，对于一般案件，指挥者可以通过工作，等待最佳时机的出现，而发生了社会危害性较大，会引发社会动荡或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时，首先就要从社会效益和政局稳定的角度考虑，迅速实施逮捕，而不能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计算成本，优柔寡断地等待逮捕时机的出现。

（二）科学考虑逮捕成本

逮捕时机是否合理科学，其中的参考因素就在于逮捕成本。在逮捕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行动的成功率，而且还要事先预备多种方案，以最经济的投入、最小的代价去获取最大的成功，取得事半功倍的逮捕效果。

因此逮捕成本不仅要从经济投入上去考虑，而且还要从投入的警力、物力的多少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在案例中，因为歹徒疯狂驾车逃脱，所以致使四名民警和一名学生受伤，这可以认为是逮捕成本巨大，事先应该做好详细部署。

（三）选择最佳逮捕时机

逮捕人员要想准确把握机遇，以便能够安全、高效、成功逮捕到犯罪嫌疑人，则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充分树立创造和把握战机的观念和意识，充分做好基层基础工作，为及时把握和创造战机积极创造条件。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广泛搜集情报信息是捕捉最佳逮捕时机必备的基础条件。如果没有掌握准确情报信息，逮捕行动就会很盲目而且没有把握的，是逮捕行动的大忌，更谈不上选择逮捕时机的问题。

第二，树立全局意识，

是合理捕捉最佳逮捕时机的思想基础。在打击团伙犯罪和惯犯作案时，要从全局的高度，争取将团伙犯罪成员一网打尽，做到除恶务尽。

第三，对搜集情报信息、制定行动方案严格保密，是捕捉最佳逮捕时机的保障。具体讲，在抓捕行动前，搜集情报信息要秘密进行，不能惊动抓捕对象；对行动方案要保密，行动过程中，人员行动要隐蔽，特别是抵近时行动要隐蔽，不能给抓捕对象留下行凶、逃跑的机会。

四、小结

逮捕是为了制止罪犯进一步犯罪而采取的行动，那么为了使逮捕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就需要仔细分析逮捕的情况和时机。在捕与不捕时间权衡，更好地提高逮捕案件的质量，以便为审查做好铺垫。

[参考文献]

[1]陈勤.在思考中奋进的泰州检察[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12.

[2]戴国建等.侦查监督检察实务教程[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01,(1).

[3]毛建平.侦查监督实务与技巧[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11.

[4]黄从彬,潘传生.浅谈最佳抓捕时机的选择[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0,(02)

[作者简介]陈丽容 （1981—），女，福建福安人，福建福安市人民检察院，科员，研究方向：审查逮捕。

逮捕中社会危险性的实务认定 篇12

一、社会危险性不等同于社会危害性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社会危险性”即指:“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一种群体,或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的内在因素或者可能性。”危险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伤害的客体则是社会或者个人,并与社会危害性有所区分。社会危害性是对现有行为的既定评价,犯罪行为一旦完成,就会产生危害结果,社会危害性也就此确定;社会危险性则是一种潜在可能性,并不具有现实中的危害后果,犯罪行为必然具有社会危害性,却并不必然具有社会危险性。因此,在认定时必须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不能因为一个犯罪行为存在社会危害性就认定它也存在社会危险性。

刑事诉讼法对“社会危险性”认定分了五种类别,并进行了更详尽的解释。第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第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第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第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第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这五种情形既有对社会危害的预防,也有对诉讼危害的保障,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条款对社会危险性进行规定。因此,如果犯罪嫌疑人的危险行为不在这五类之中,便不具有逮捕中的社会危险性,不能实行逮捕。对“社会危险性”的明确界定缩减了逮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空间,明确了逮捕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错捕”现象的发生,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五类“社会危险性”在检察实务中的认定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即犯罪嫌疑人多次作案、连续作案、流窜作案,其主观恶性、犯罪习性表明其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以及有一定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已经开始策划、预备实施某种犯罪的。

在检察实务中,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来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准备实施新的犯罪。(1)犯罪嫌疑人是否累犯、惯犯、流窜犯、团伙犯;是否预谋犯罪;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是否是未成年人及老弱病残孕等弱势群体;犯罪实施地是否在公共场合,是否侵害了多数人的合法权益或给多数人的权益带来威胁;是否是在重大灾害期间违反法律规定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引起恶劣公众舆论;如果存在上述情形的,则应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以化解潜在社会矛盾。(2)犯罪嫌疑人是否曾多次受到行政处罚、曾被行政拘留等,此种情况存在的话,可以认为犯罪嫌疑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即有一定证据证明或者有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或者案发后正在积极策划、组织或者预备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重大违法犯罪行为的。

检察实务中,此类行为主要体现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及扰乱公共秩序犯罪中,此种犯罪大多数具有暴力性行为,具有很大的社会危险性,如果不及时制止,将会给社会带来巨大危险,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因此,在认定中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所实行的是暴力性犯罪,或其犯罪行为是因为矛盾激化而产生,不逮捕将会继续激化矛盾,则必须采取逮捕行为。在进行逮捕之前,必须重视是否有犯罪嫌疑人暴力存在的证据,以及是否存在“正在”行为,只要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危险行为能够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存在重大危险,便认为其具有社会危险性,而并非必须等到出现了犯罪行为才去逮捕。其中,“有证据证明”的证据必须是现实存在的而不是检察人员的主观臆断,“有迹象表明”的迹象必须是能够根据常理和逻辑推导出的必然结论,而不是有违常理的无逻辑判断。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即有一定证据证明或者有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在归案前或者归案后已经着手实施或者企图实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行为的。

“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包括毁灭现有的证据以及伪造并不存在的虚假证据,改变证据的真实属性;“干扰证人作证”包括:“以暴力、威胁、恐吓、引诱、收买证人等形式对共同被告人、证人或者鉴定人施加不当影响,阻挠证人作证或者不如实作证,或者指示、威胁、贿赂他人采取上述方式阻挠证人作证或者不如实作证的行为。”“串供”则是在其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犯罪嫌疑人之间,以及犯罪嫌疑人与案件其他相关人员之间,为了达到逃避法律追究的非法目的,而统一口径的行为。

在检察实务中,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认定犯罪嫌疑人存在毁灭伪造证据及干扰作证和串供的可能。一是如果犯罪嫌疑人在采取强制措施前的供述多次反复、前后矛盾,不能相互印证,但与同案犯的证词却逐渐趋于一致,尤其是在时间、地点、过程及各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行为等细节方面完全一致几乎没有差别,那么可以认定存在串供行为。二是如果证人的证词前后不一、反复,并且逐渐趋向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发展,或者证人忽然拒绝作证,则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存在干扰证人作证的行为。三是如果涉案的相关证据因为人为原因出现毁损、遗失,尽管不能确定究竟是不是犯罪嫌疑人造成的,但只要证据的毁损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且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有毁损灭失证据的行为,就可以认定“有迹象”,从而采取逮捕措施。

(四)有一定证据表明或者有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被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的“采取暴力方法进行的伤害或者意图伤害行为,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进行威胁、恐吓,对其人格、名誉进行的诋毁、攻击的行为,对利用职权、地位等进行的刁难、要挟、迫害等”行为,均属于实施打击报复的行为。

在检察实务中,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认定存在打击报复行为。(1)犯罪嫌疑人存在口头恐吓行为或扬言要进行打击报复的行为;(2)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是因为存在长期不能解决的矛盾激化所致;(3)犯罪嫌疑人着手实施了滋扰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正常生活和工作的行为。在这三种情况下,要及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避免被害人、举报人、被告人权益遭受损害。

(五)企图自杀或逃跑的

即犯罪嫌疑人归案前或者归案后曾经自杀,或者有一定证据证明或者有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试图自杀或者逃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