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通用6篇）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 篇1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2006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五

十九次会议通过）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提高办案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审查逮捕工作实际，制定本标准。

第一章 逮捕的条件

第一条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就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对于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批准逮捕：

（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三）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

第二条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情形：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该犯罪事实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第三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属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一）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构成犯罪的；

（二）仅有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诉，而无其他已查证属实的证据佐证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重大矛盾且难以排除的；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的供述存在重大矛盾，且无其他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的；

（五）没有直接证据，而间接证据又未形成相互印证链条的；

（六）证明犯罪的证据中，言词证据系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依法予以排除后，其余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犯罪事实的；

（七）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符合犯罪构成主观方面要件的；

（八）证明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足的；证明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在事实被指控的犯罪时系精神正常的证据不足 的；

（九）虽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但无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该犯罪嫌疑人事实的；

（十）其他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情形。

第四条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一般是指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构成犯罪。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须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并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一）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并及时了解补充取证情况；

（二）批准逮捕后三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三）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须的充足证据的，应当及时撤消批准逮捕决定。

第五条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根据已经查明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第六条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是指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一）可能继续事实犯罪行为，危害社会的；

（二）可能毁灭、伪造、转移、隐匿证据，干扰证人作 证或者串供的；

（三）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

（四）可能实施打击报复行为的；

（五）可能有碍本案或者其他案件侦查的；

（六）犯罪嫌疑人居无定所、流窜作案、异地作案，不具备取保侯审、监视居住条件的；

（七）对犯罪嫌疑人不羁押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犯罪嫌疑人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举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为没有逮捕必要：

（一）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

（二）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

（三）过失犯罪的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

（四）因邻里、亲友纠纷引发的伤害等案件，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五）犯罪嫌疑人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 在社区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

（六）犯罪嫌疑人系老年人或者残疾人，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

（七）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的；

（八）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不予羁押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或者防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

（九）其他无逮捕必要的情形。

第八条 对属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五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并可以建议侦查机关撤消案件。

第九条 犯罪嫌疑人在被取保候审期间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原适用取保候审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根据其违反规定的情节决定是否批准逮捕，情节一般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非逮捕措施；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批准逮捕：

（一）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二）实施毁灭、伪造、隐匿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造成严重 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

（四）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的。

对在取保候审期间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批准逮捕。

第十条 犯罪嫌疑人在被监视居住期间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一款规定，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原适用监视居住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违反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批准逮捕：

（一）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

（二）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三）实施毁灭、伪造、隐匿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的；

（六）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的。第二章 审查逮捕程序要求

第十一条 审查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认为证据存有疑问的，可以复核有关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讯问证人。必要时，可以派人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

审查下列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予以逮捕等关键问题有疑点的，主要包括：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犯罪嫌疑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需要确认的，有无逮捕必要难以确定的，犯罪嫌疑人对案件重要问题的供诉前后矛盾或者违背常理的，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矛盾的；

（二）案情重大复杂疑难的，主要:包括涉嫌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杀人案、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以及其他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对罪与非罪的认定有争议的；

（三）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

（四）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的；

（五）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的。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依法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认真听取其供诉、辩解。

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讯问前应当征求侦查机关的意见。

对本条第二款规定之外的案件，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未讯问的，应当送达《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书》，由犯罪嫌疑人填写后及时收回审查并附卷。

第十二条 审查逮捕过程中，应当严格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对以刑讯逼供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诉、以暴力取证方式的证人证言以及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诉、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对未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收集的其他证据，应当要求侦查机关依法中心收集或者采取补救措施，保证证据的合法性。

第十三条 审查逮捕工作应当严格遵循法定办案时限。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七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未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上述文书后的十五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二十日。

第十四条 批准逮捕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照法律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事前报请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可。

第十五条 批准逮捕担任政协委员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事前向其所长的政协党组通报情况；情况紧急的，可以在批准逮捕的同时或者事后及时通报。

第十六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涉嫌犯罪需要逮捕的，应 当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其他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侦查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如果侦查机关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第十九条 对于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应当说明理由。

对于不批准逮捕，但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同时通知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并附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清的事实和需要收集、核实的证据。

对于批准逮捕的案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向侦查机关发出《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

第三章 逮捕质量问题的认定

第二十条 逮捕质量问题包括逮捕错案、逮捕质量有缺陷和办案程序有瑕疵。

第二十一条 逮捕错案包括错捕和错不捕。

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批准逮捕的，是错捕。

对依法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的，是错不捕。

第二十二条 错捕包括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以及因事实证据和法律变化的错捕。

案件证据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而批准逮捕的，是不符合 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

审查逮捕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但批准逮捕之后，因主要证据发生变化而认定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法律、司法解释有新规定而不认为是犯罪的，是因事实证据和法律变化的错捕。

上述两种错捕，可以依据案件的以下处理结果确认：

（一）因没有犯罪事实而撤消案件的；

（二）因没有犯罪事实而不起诉的；

（三）因没有犯罪事实而被判决无罪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第二十三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错不捕：

（一）对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致使犯罪嫌疑人实施新的犯罪或者严重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

（二）对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经复议、复核，在案件事实、证据无变化的情况下改变为批准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三）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有错误的，改为批准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第二十四条 对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但不符合可能处刑条件和人身危险条件，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批准 逮捕的，是逮捕质量有缺陷。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逮捕质量有缺陷：

（一）批准逮捕后，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但因具备减轻处罚情节而判处上述刑罚和本标准第六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除外；

（二）对不适宜羁押且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对符合本标准第七条第（八）项规定、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四）根据本标准第四条第（三）项规定应当撤消批准逮捕决定而不撤消的；

（五）对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未依法排除，而予以批准逮捕而不属于错捕的。

第二十五条 审查逮捕工作违反办案程序规定，但未造成逮捕错案或者逮捕质量有缺陷的，为办案程序有瑕疵：

（一）不批准逮捕而没有说明理由的，或者需要补充侦查而没有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的；

（二）对批准逮捕的案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应当向侦查机关发出《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而没有发出的；

（三）审查逮捕超办案时限的；

（四）对不符合管辖规定的案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

（五）批准逮捕人大代表事前没有按规定报请许可的，或者批准逮捕政协委员未按规定向其所在政协党组通报的；

（六）《审查逮捕意见书》和其他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的；

（七）违反法律和本标准第二章关于逮捕工作程序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逮捕质量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于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逮捕错案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和《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有关规定，追究主要责任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纪律责任或者法律责任。

对于因事实证据和法律变化的错捕，以及符合本标准第四条第（三）项规定情形的，不追究错捕责任。

第二十七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承办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负主要责任：

（一）对案件事实、证据存在的关系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等重大问题未能发现，或者虽意见发现，但未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提出，并且建议批准逮捕的；

（二）办理复议、复核案件，对原错误不批准逮捕决定未提出纠正意见的；

（三）办理复议、复核案件，对原来因不符合逮捕条件而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建议变更为批准逮捕并获同意后，案件被撤消、不起诉或者判无罪的。

第二十八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部门负责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负主要责任：

（一）对承办人提出的案件中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等重大问题未予重视，或者未认真审核把关的；

（二）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的。

第二十九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检察长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负主要责任：

（一）对承办人或者部门负责人提出的案件中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等重大问题未予重视，或者未认真审核把关的；

（二）改变承办人或者部门负责人正确意见的；

（三）明知当地领导机关的协调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仍予执行，未按规定及时报告实际人民检察院的。

第三十条 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出现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的，由检察委员会对定性和法律适用负主要责任。

第三十一条 逮捕质量有缺陷、办案程序有瑕疵，应作为对各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工作实绩 考核和惩处的依据，具体考核办法另行规定。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对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审查逮捕，参照适用本标准。

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按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 篇2

一、基层检察院审查逮捕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一) 案件受理把关不严, 不符合管辖规定、证据材料不齐全的案件进入审查逮捕环节

根据《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 (2010年版) 》的规定, 侦查监督部门在收到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后, 应当指定专人进行审查, 发现案卷材料和证据不齐全的, 应当及时要求补充有关材料, 对于不符合管辖规定的案件, 应当建议侦查机关向有管辖权的机关移送。但由于基层检察院办案压力大, 无法腾出专人进行审查, 且部分办案人员存在麻痹思想, 认为公安移送过来的案件不会不符合管辖规定, 即使材料不齐也可以事后叫公安补齐, 受理案件时往往看都不看一律全收, 在承办人审查案件时才发现案件不属于其管辖, 或者出现案卷材料和证据不齐全的问题。此时案件已经受理, 再要求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或要求其补充材料, 工作都会变得十分被动, 甚至出现推诿现象, 如果公安机关不肯撤回案件或因为客观原因未能补齐相关材料, 办理这类有瑕疵的案件必将影响审查逮捕案件质量。

(二) 思想观念滞后, 未能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准确把握逮捕必要性条件

基层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往往疲于办案, 对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缺乏系统学习、掌握, 因而未能全面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该宽则宽, 该严则严”的内涵, 而是一律从严地贯彻该刑事司法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不捕直诉案件缺乏有效的监管教育机制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检察机关为了避免犯罪嫌疑人脱逃或再犯新罪的情况出现, 保障犯罪嫌疑人准时到案, 降低诉讼风险, 在没有绝对保障的情况下, 只能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将一些情节较轻的轻伤案件、盗窃案件等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尤其是一些无固定职业、无固定住所的盗窃案犯罪嫌疑人, 为确保审查起诉时犯罪嫌疑人能够准时到案, 侦查监督部门基本上都是“构罪即捕”, 而不去考虑是否可能判处徒刑。此外, 在一些交通肇事案件、邻里轻伤害案件中, 由于未能完成调解, 受害人一方未能及时得到赔偿, 而逮捕的强制措施在实践中确实会产生促进犯罪嫌疑人积极赔偿的社会效果, 导致执行逮捕强制措施成为了促成刑事和解的一种手段, 忽略了逮捕的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

(三) 机制不健全, 捕后跟踪监督不到位, 捕、诉部门缺乏沟通

一是在附条件逮捕案件中, 侦查监督部门忽视了捕后对案件的跟踪监督。一些虽然案件符合批捕条件但证据还不够充实, 需要继续侦查取证充实相关证据后才能移送审查起诉。但因对这些案件跟踪监督不到位, 公安机关没有继续侦查取证就移送审查起诉, 此时即使退查也因错过了最佳取证时机, 最后只能因证据不足而不起诉。二是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衔接, 对捕后案件的起诉、判决情况跟踪、监督不够, 没有很好地利用捕后案件反馈机制检查审查逮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以进一步提高逮捕条件把握标准。

(四) 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案件本身存在的问题

一是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比较淡薄, 存在三方面的不良偏向, 即偏向于破案而不注重证据的收集, 偏向于口供等言辞证据的突破而忽视对实物证据的固定, 偏向于定罪证据的收集而忽略量刑证据的采集。二是侦查人员对取证工作缺乏内在动力, 对及时、全面收集与固定证据缺乏主动性, 等到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时往往因错过了最佳的取证时机导致部分关键证据灭失而无法收集, 影响案件的质量。三是公安机关存在“重打击、轻保护”的办案观念, 不能很好地把握提请逮捕的必要性条件。对于一些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 公安机关为了最大化追求逮捕指标, 亦进行提请逮捕。

二、提高审查逮捕案件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 增强责任意识落实责任制, 着力把好案件受理关

侦查监督部门在受理案件时要严格按照《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的要求, 指定专人负责案件受理时的审查把关。首先, 既要对案卷材料进行审查, 也要审查基本的证据是否齐全, 发现案卷材料和证据不齐全的, 应当及时要求补充有关材料。其次, 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 审查案件是否属于本院管辖, 对于管辖不明确或管辖有争议的案件, 可暂不予受理, 经请示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后再决定是否受理该案。要严格落实责任制, 将案件受理审查工作纳入审查逮捕案件质量考评体系, 接受年度绩效考评。

(二) 更新观念、强化逮捕说理, 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准确把握逮捕条件

一是要加强承办人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学习、理解, 树立正确的办案理念。要以“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实践教育活动为契机, 加强检察干警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学习, 树立“打击与保护并重, 配合与监督相辅”的办案理念, 对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嫌疑人, 要充分考虑帮教条件和逮捕必要性条件, 慎用逮捕措施。二是要建立逮捕说理制度, 增强案件承办人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把握。通过建立逮捕说理制度, 承办人提出逮捕意见的, 应当结合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及该案的量刑证据等方面, 对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必要性作出简明扼要的说明。对于拟不批准逮捕的案件, 在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时, 应当从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动机、刑事责任能力等方面, 详细说明不予逮捕的理由, 既能让公安机关更好地掌握提请逮捕的必要性条件, 避免今后类似案件再度提请逮捕而又因无逮捕必要被退回, 承办人在说理文书的撰写过程中也潜移默化地提高了逮捕必要性标准的把握。

(三) 健全机制, 加强对捕后案件的跟踪监督、建立捕诉衔接机制

一是加强对附条件逮捕案件的侦查引导工作, 切实履行侦查监督职能。对于现有证据不充分, 认为案件进一步侦查能够收集到起诉所必需的证据, 根据案情需要而做出批捕决定的附条件逮捕案件, 侦查监督部门要写出详细的侦查提纲, 要求侦查机关限时取证, 并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 及时掌握补证情况。如果确实难以收集到起诉所必须得证据的, 要及时要求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二是要建立捕诉衔接机制, 加强侦查监督部门与审查起诉部门间的沟通。具体而言, 可以根据办案需要, 建立经常性的主办、主诉检察官工作联系制度, 互通案件进展情况, 共同分析案情。对于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或专案, 可建立逐案通报、跟踪制度, 侦查监督部门对这类案件作出逮捕决定之前, 要主动与公诉部门取得联系, 听取他们对案件意见, 对有无逮捕必要的分析, 必要时可以邀请公诉部门派人参加案件的讨论, 直接听取意见, 以保证检察机关在引导侦查工作思路上的一致性, 树立全局观念和整体意识, 保证办案质量。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该类案件时, 要及时将拟变更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审查起诉中发现的问题等情况反馈给侦查监督部门, 以便其及时了解案件情况, 总结不足, 为以后审查逮捕工作积累经验。

(四) 强化检察引导侦查工作, 从源头上提高提请逮捕案件质量

一是在办理疑难案件中建立同步审查机制, 严格把关案件。在办理一些涉及罪与非罪或供证矛盾突出的疑难案件中, 侦查机关报捕之前可与检察机关批捕部门进行沟通, 共同“会诊”, 侦查监督部门在承办一些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案件时, 审查批捕与公安补充侦查收集证据可同步进行, 充分利用审查批捕的七天时间, 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 通报情况, 交流看法, 并及时开出补充侦查提纲, 通知公安机关在审查期间补齐证据, 以达到批捕条件, 以增强快捕快诉的效果。二是进一步健全公检之间经常性的联系机制, 定期互通情况。侦查监督部门要主动与公安机关搞好联系和沟通,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通报工作情况, 统一认识。对于轻伤案件, 案情单一、社会危害不严重的案件, 尽量减少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进行非羁押化侦查。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无逮捕必要的可能判处轻刑的案件, 可建议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改变强制措施, 直接移送起诉, 尽量减少进入逮捕程序。三是定期交流办案经验, 提高办案质量。侦查监督部门与刑侦部门要多交流办案经验, 在把握案件的证据标准、逮捕标准方面互相交流经验共同研究分析解决办案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缩小分歧, 逐步达成共识, 必要时可由公检形成会议纪要以指导工作, 这有利于保持同类案件处理的统一性、公平性。

摘要：逮捕权作为一种强制措施, 其功能不仅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逮捕权能否正当行使, 还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能否得到有效保障。文章从加强案件审查把关和监督、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化侦查引导等方面就基层检察院如何提高审查逮捕案件质量提出建议。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 篇3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人民检察院 审查逮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具有侦查权的执法主体因搜证手段或执法方式违反宪法或法律的规定，侵犯公民宪法权利或法定权利，从而导致所获取的证据不被法院采纳，即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1]简言之，就是规范如何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和方式方法。2012年3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法律层面上正式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标志着我国民主法治化进程上的重大进步和发展，是弘扬程序法治观念的重要起点和里程碑。本案中，检察机关运用这一规则，在审查逮捕环节监督纠正了王玉雷涉嫌故意杀人错案。该案在第一时间止错，避免了无辜者受到错误的刑事责任追究，避免了真凶的逍遥法外，避免了后续环节可能出现的“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无论对于司法机关还是无辜的“犯罪嫌疑人”，无论是对于维护司法权威还是提高诉讼效率，无论是对于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还是社会效果，都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典型案例。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黄河厅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所说：“如果王玉雷真的被批准逮捕了，可能会成为呼格吉勒图案的翻版，将成为一个让司法蒙羞、人民痛心、社会受伤的悲剧”。

研究在审查逮捕环节如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从源头上防范和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对每一位检察人员特别是从事侦查监督实务的检察人员来说，既是业务素养和业务能力的提高，又是司法实践和具体办案的深入，更是司法理念和司法品质的提升。

一、在审查逮捕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近年来，发现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如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哪一件案件不是由错误的侦查到错误的逮捕，再到错误的公诉，直到错误的判决。如果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都能够像王玉雷案件一样，在审查逮捕时就发现案件存在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并予以排除，那么就不会出现随之而来的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错误起诉、人民法院的错误判决；更是不会出现诸如“亡者归来”、“真凶出现”，甚至无辜者被执行死刑多年后真凶才出现的惨痛场面。“带病批捕”、“带病起诉”，往往就是一个冤错案件的开始。笔者认为，解决冤错案件的关键之一，即在于高度重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3]，王玉雷案件承办检察官们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此案之所以经典，就在于其第一时间纠错。

虽然，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一般都充分肯定了审查逮捕阶段在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方面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赞同非法证据的“早发现早排除”，但同时也普遍认为，审查逮捕办案时限较短，进行非法证据排除在时间上极为紧张；此时案件侦查尚未终结，案件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案件诸多疑问仍有待后续侦查，在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对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要求过高，理应放在侦查终结、审查起诉阶段更为妥当。笔者并不否认这一观点，不过基于保证办案质量、提高诉讼效率、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考虑，要求侦查监督部门检察官对案件证据的合法性予以充分考量，并非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并且，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审查逮捕阶段都应该是非法证据排除的最佳时机，应给予应有的和充分的关注和重视。当然，受客观条件限制，在审查逮捕阶段全面审查核实案件全部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律师意见建议等工作全部做到是不现实的，但对相对较为明显的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则是完全可能和非常必要的。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环节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具有以下特点：

1.源头性和前置性。从诉讼阶段而言，审查逮捕环节处于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第一关，赋予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对侦查环节取得的存在非法取证合理怀疑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予以排除的职能，便于收集相关信息，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把不必要的办案环节和流程，保证案件质量。而且，非法证据形成于侦查阶段，如果在审查逮捕阶段就排除了非法证据，对接下来的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法庭审判来说，具有源头性和前置性的积极作用。第一时间的止错，有利于最及时的保护当事人尊严和权利，有利于最好的树立司法机关良好形象，有利于最广泛的赢得全社会的法治信仰。反过来，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止错，“带病批捕”给后续的审查起诉和法庭判决，会带来不小的“麻烦”，更会给诉讼当事人带来难以挽回的影响和伤害。

2.司法性和中立性。逮捕的审查批准和救济，一般被视作具有司法属性的职权，很多国家将之确定由法院的法官来行使。在我国，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审查逮捕权。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在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的过程中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司法属性。而且，因公安机关侦查犯罪的职务活动与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活动具有天然的对立性，而检察机关对案件不具有利益倾向，其在审查逮捕环节的居中审查行为，作为“三方结构”的一方，客观中立的特点鲜明。此外，在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还可以有效防止因非法证据进入审判程序而影响法官心证，给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带来先入为主的不良影响。

3.高效性和简化性。要实现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和办案效果的有机统一，必然要以最小的成本产出最好的“产品”。在审查逮捕环节的纠错止错，避免了下一办案环节大量人力物力的重复投入，是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有力举措。而且，相比较通过法院审理环节的庭审会议调查排除非法证据程序，在审查逮捕环节即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明显的高效快捷、程序简便、成本低廉等优点。同时，有些案件由于时过境迁，如果等待在后续环节的“补充侦查”，或者将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都推到法庭审理阶段，可能证据已经灭失，补证已无可能，势必影响打击犯罪和司法公正。

4.非终局性。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逮捕环节对证据合法性进行审查后，所作的评判不具有终局性。如，侦查监督部门认定合法的证据，还需审查起诉环节的进一步评判；侦查监督部门认定非法的证据，根据《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试行）》第71条规定，还应当随案移送。侦查监督部门因排除非法证据而作出不捕决定的案件，侦查机关如有异议，可以按照不捕案件的复议复核程序来处理。

当然，冤假错案的产生除了刑讯逼供这一重要原因外，还有诸多因素。在办案中，司法机关往往要面对许多需要考量的“案外因素”（称之为“法外因素”或许更为妥当）——“命案必破”的命令指示、“以捕代侦”的客观需要、“疑罪从有”的传统执法观念、为缓解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上访压力以及有关部门协调的压力等等。社会在变迁、法治在发展、文明在进步，反观我们的司法工作，在司法理念、工作制度机制、能力素养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与现代法治要求有一定差距......更有甚者，审查逮捕时主动迎合，友情赞助者有之；迫于压力，沦为工具者有之；漠视职守，放任枉法者也有之，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与此不无关系[4]。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孙谦副检察长明确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工作中，必须进一步强化法治理念的培养，真正使法治内植于心、外践于行，真正做到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案，每时每刻、毫不动摇地坚守法律的底线，真正实现凡逮捕均依法逮捕，凡不捕均依法不捕，凡监督均依法监督[5]。

二、审查逮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法理依据和现实考量

（一）法理依据

一是根据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宪法》第129条规定，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据台湾学者林钰雄的观点，“检察官应当担当法律守护人之光荣使命，追诉犯法者，保护受压迫者，并援助一切受国家照料之人民”。[6]正是基于此，检察官应当对案件涉及的有利于和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事实和证据均予以关注和重视，对审查逮捕中发现的非法证据依法予以排除自然是应有之义。

二是根据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理论。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是指“检察官为了发现真实情况，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而应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进行活动”。[7]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的首要意义在于保障人权。我国法律上的检察官客观义务包括客观证据义务、逮捕审查责任、客观追诉责任、定罪救济责任、监督与法律救济责任、诉讼关照义务以及正当程序义务。[8]其中，逮捕审查责任，即侦查监督检察官在审查逮捕过程中，保持客观中立，严格遵守法定的逮捕条件和程序履行职责[9]。依据该职责，检察官在逮捕审查中排除非法证据，是毋庸置疑的。

三是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1）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至第58条，共5个条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了规定。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不仅不得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且依据各自职权，在发现存在非法证据收集可能的情况下，应依法主动调查核实并排除非法证据。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依据。（2）相关司法解释主要有：201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及《关于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中加强证据审查的若干意见》、《人民检察院逮捕质量标准（试行）》、《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等。其中，2012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自第65条至第75条，共11个条文对《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如第6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取证行为，依法对该证据予以排除后，其他证据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应当不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已经移送审查起诉的，可以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或者作出不起诉决定。”第69条规定：“对于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在侦查阶段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由公诉部门负责。必要时，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可以派员参加。”

四是侦查监督环节的应有之义。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履行三项基本职责：审查逮捕、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这三者之间不是彼此孤立、各自为战，而是相辅相成的。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职能的发挥，很多时候依赖于在审查逮捕时发现的立案监督线索，或者发现的侦查机关侦查活动中存在的不规范、不合理侦查行为的蛛丝马迹。王玉雷案件即是如此。该案在报捕后，检察官发现犯罪嫌疑人供述存在“矛盾”——9次询问（讯问）笔录，前5次否认实施杀人行为、后4次承认杀了人；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作案工具“杂乱”——在4次有罪供述中，供述的作案工作有三种：斧子、锤子和刨锛；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作案工具的去向“凌乱”——扔到房后了、洗洗放家里了、扔河里了，还有“想不起来了”。在检察官提审王玉雷时，发现其“右臂被石膏固定且行动吃力”，犯罪嫌疑人解释的受伤原因之一是“自己撞的”。审查逮捕虽然并非是刑事诉讼必经程序，但是作为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剥夺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措施，如果使用不当，会严重危及公民人身自由甚至是人身安全。在审查逮捕阶段进行非法证据排除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而且，在此阶段进行非法证据排除，也是侦查监督自身所蕴含的权力制约价值、人权保障价值、正当程序价值和公平正义价值的应有之义。本案中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以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取得的合理怀疑，而在案其他证据均无法证明王玉雷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行为，达不到逮捕条件中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这一条件，故顺平县检察院依法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综上，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在审查逮捕环节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是最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特点、最大限度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目的，最大程度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最大可能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的现实选择。

（二）现实考量

一是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人民检察院如何适用，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1）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基本法层面上正式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了排除范围、排除条件、证明责任、排除程序和排除结果等，从总体上明确了具有中国特色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整体框架和原则，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相关条文粗疏，对证明责任、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等欠缺具体规定，也使得司法实务无所适从。如，对“刑讯逼供”是否包含“威胁、引诱、欺骗”就存在着“等内”和“等外”的不同理解，对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即“毒树之果”的效力以及“重复自白”的证据能力、非法取证与侦查谋略的区别、“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标准、“与刑讯逼供相当的程度”的界定、“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界限等都未予规定，不能不说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立法上的“硬伤”和在适用上严重不足现实情况的“源起”。（2）《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回应了司法人员对立法规定的部分困惑，对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予以了明确、充实和完善，是在司法层面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规范化。如，该规则第65条明确了“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其他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第66条对“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补正”、“合理解释”进行解释，如“补正是指对取证程序上的非实质性瑕疵进行补救”。不过，该规则仍略显简单，相关配套程序缺失，办案人员在是否适用、如何适用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存在一定的执法随意性。

二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适用该规则的积极性不高，心存疑虑甚至抵触情绪。有学者认为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存在“不想排、排不动”的问题。[10]受长期以来形成的重配合轻监督、重打击犯罪轻保障人权、重政治效果社会效果轻法律效果的落后司法观念和司法现实掣肘，公检法三机关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存在明显的执法观念落后、执法导向偏差、执法管理不严的问题，适用积极性普遍不高，经验积累不足，取得效果有限，有在理论上被“高高抬起”，在具体执行效果上却“轻轻落下”之嫌。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合法性负有证明责任。但是，检察机关在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则时面临阻力较大，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相比一般常见渎职犯罪，采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是侦查人员，其非法取证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非法取证行为发生在看守所或集中办案区，具有封闭性的特点，仅仅通过对犯罪嫌疑人入看守所前后的健康检查、讯问时间的对比、同步录音录像审查等很难发现，再加上侦查机关普遍存在的消极抵触情绪，取证实属不易。有时候，检察人员往往穷尽所有的调查方式，仍然难以得出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确切结论。实际上，对一些非法取证行为，只要不发生错案，未造成严重后果，侦查监督部门往往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口头纠正了事，一般不会追究侦查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案件或者命案的办理中，办案人员常纠结于非法证据的证明力，特别是“重复自白”的证明力，担心排除非法证据后难以定罪而不敢、不愿、不想排除，从而给案件质量留下隐患。

三是理论研究尚待强化和深入。近年来，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重视程度很高，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讨、调研项目、试点跟踪等研究，如，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2009年开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开展的“两个证据规定”实施状况跟踪研究项目等，但囿于客观实际情况，研究的深度广度建议进一步强化和深入。

三、前景展望

法律制度的实施需要三个基本要素：先进的法治理念、完备的规则规定和有效运行的体制机制。在我国公民人权保护意识增强、司法机关执法规范化要求强化，以及依法治国正在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综观现阶段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依旧任重道远。建议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界有识之士共同研究，积极架构审查逮捕环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规范。

（一）树立先进司法理念，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宏观和微观上达成广泛共识

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范的司法理念，逐步统一公检法三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方面的理解和认识，建立和弘扬既注重惩罚犯罪又尊重和保障人权、既重视实体真实又重视程序正义的现代司法观念，为司法实践扫清观念上的阻碍。

（二）健全完善法律和司法解释，补充现有规定的粗疏之处

对法律条文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是办案人员的“生命”，是规范执法的基石和前提。有关部门应共同研究、制定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准确界定“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正确区分“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与正常侦查策略的界限、准确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在补充完善现有法律规定的前提和基础上，尤其是明确审查逮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和标准。一般来说，审查逮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应坚持“底线”原则和“明显”标准。“底线”原则，即排除非法证据的坚定性，凡是明显不能排除非法取证合理怀疑的证据均不得作为审查逮捕的依据；“明显”标准，即审查逮捕阶段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应具有“明显性”，这是受审查逮捕法定时限紧张、证据审查甄别又具有相当难度而决定的。

（三）及时制定工作规则，编制典型案例汇编

一是在健全完善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同时，深入研究非法证据排除的典型案例，制定侦查监督部门工作规定，理顺工作流程，对排除非法证据程序的启动、适用范围、调查核实、证明责任、作出决定以及司法救济等逐一细化，并积极完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便于实践操作。二是通过编制典型案例来指导司法人员办案，是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公认和一直采用的“造法”形式。虽然我国并不承认“判例法”，但是，典型案例的指引和导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可集中收集整理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全国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分析利弊，便于一线检察官在办案中对法律规定的理解、把握和适用。

（四）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逐步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在场制度

反思发生过的冤错案件，其中不少案件，律师都提出了无罪的辩护意见，但是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应该充分发挥律师在防止冤错案件方面的应有作用，认真听取律师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可以逐步建立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律师在场可以分为直接在场和间接在场。间接在场是指，侦查人员、检察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辩护律师置身在讯问场所之外，可以看到实时讯问现场的全部场景，但是听不到讯问的声音，不知道讯问的具体内容。英美法系对律师在场讯问权非常重视，普遍建立了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在场制度。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对保护第五修正案的特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11]大陆法系对律师在场权的态度则相对较为保守，对讯问时律师在场权规定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如，法国律师在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时无权在场，当检察官或预审法官对重罪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时，律师可以在场。我国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尚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不过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一保障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重要制度将会逐步建立和健全完善。

（五）加强业务指导和培训，着力提高业务能力和职业水准

在以证据审查为核心的诉讼活动中，如何对证据进行收集、审查、把关和运用，非常重要。应按照获取非法取证线索，启动调查程序，开展调查核实，作出判断和处理的工作流程，分步骤分环节进行培训，以强化和提高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的证据审查判断能力，使其熟练掌握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和技巧。

注释：

[1]林喜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石：历史流变与比较分析》，载《刑事诉讼前沿研究》（第七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2]有学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超越了刑事诉讼法第54条之规定，不应当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到审查逮捕环节。参见程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范分析》，载《政法论坛》2014年11月第32卷第6期。对此观点，不予赞同。

[3]笔者在本文中主要是对审查逮捕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讨论，至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环节、提起公诉后，以及侦查机关（部门）的非法证据排除，限于篇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4]黄河：《新时期侦查监督法治化现代化工作主题的解读》，载《侦查监督指南》2015年第2辑，第14页。

[5]孙谦：《努力提高侦查监督的法治化现代化水平》，载《侦查监督指南》2015年第2辑，第6页。

[6]林钰雄：《检察官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3页。

[7]（日）松本一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郭布、罗润麟译，载《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

[8]陈卫东等：《检察官客观义务的立法评析》，载《国家检察官学报》2015年第3期。

[9]近年来，检察官出现过度当事人化倾向，如过于追求胜诉、过于追求有罪判决、过于追求庭审上与辩护人的对抗性，这是非常不利于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实现的。

[10]陈卫东等：《“两个证据”实施情况调研报告——侧重于三项规定的研究》，载《证据科学》2012年第1期。

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 篇4

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

××检捕审字【×××】×号

本院于×年×月×日接到×局以×公刑捕（×）×号提请批准逮捕书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涉嫌×罪的法律文书及案件材料后，承办人检察员×、书记员×依法审查了案卷材料，讯问了犯罪嫌疑人，核实了有关证据，现已依法对本案审查完毕。

一、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

×××，又名×××，男，×周岁，生于×年×月×日，×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党派，××文化，农民，家住×××，×年×月×日因涉嫌×××罪被×××刑事拘留，现羁押于×××看守所。

该×自幼上学，×××至今。家中×口人，父亲×，×岁，×，母亲×，×岁，×，妻子×，×岁，×，女儿×，×岁。

该×未受过行政、刑事处罚，无影响羁押的严重疾病。

二、发案、立案、破案的经过：

三、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证据：

（一）、侦查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

（二）、经审查认定的案件事实及证据 侦查机关认定的前述案件事实有证据证明。经审查，前述案件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物证、书证 犯罪嫌疑人人口信息

【以上证据内容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书所列犯罪嫌疑人身份情况相符，能够证实在押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系同一人，同时证明犯罪嫌疑人已年满十八周岁，已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被害人户籍证明

【以上证据内容可证明被害人身份情况与人体损伤鉴定中被鉴定人身份情况相符，系同一人】

2、证人证言

证人×（性别，×岁，住址）于×年×月×日在×××向×××、×××作证: 【×××】

3、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性别，×岁，住址）于×年×月×日在×××向×××、×××陈述:

【×××】

4、嫌疑人供述和辩解

犯罪嫌疑人×××于×年×月×日在×向×××、×××供述：

【×××】

5、鉴定结论 【×××】

6、勘查、检验笔录 【×××】

7、视听资料 【×××】

以上各项据以定罪的证据，收集程序合法，符合法定形式，内容真实可靠，相互能够印证，完全可以采信。

对以上证据进行分析可得，首先，依据×××等，可证明有×××的事实发生；其次，根据×××，可证

明×××的事实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第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证据通过其它证据印证，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已有查证属实；第四，该案中犯罪嫌疑人之行为无任何违法性阻却事由；第五，犯罪嫌疑人×××已年满十八周岁，系成年人，且无证据表明其患有不能辨识和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疾病，故其应当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综上，犯罪嫌疑人×××之行为完全符合×××罪之犯罪构成。

故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证据确凿，符合刑法规定，可以认定其涉嫌×××罪。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五、处理意见

承办人意见：犯罪嫌疑人×××以×××手段，×××，其行为已符合×××罪之犯罪构成，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其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且（系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暴力犯罪、多发性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可能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危害社会；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自杀

或逃跑；可能实施打击报复行为；可能有碍其它案件侦查；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鉴于以上，对于犯罪嫌疑人×××，应认为有逮捕必要。

故犯罪嫌疑人×××，涉嫌×××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建议批准逮捕。

承办人：××× ×××

×年×月×日

部门负责人意见：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 篇5

来源：乐辩网时间

导读：最近笔者遇到一个案子，当事人侦查阶段被取保候审，出来后他咨询律师，主要是担心自己的案子是否会被移送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如果不批捕是否意味着就此终结不会再移送审查起诉?案子到了检察院是否就会被取消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这些问题令他惶惶不可终日。本文将为您解释上述刑事案件当事人普遍遇到的疑惑。

什么是逮捕?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需要符合什么条件?

逮捕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

一般逮捕条件：包括证据条件、罪行条件和危险性条件

第一，证据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2)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3)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逮捕条件中的“犯罪事实”既不是“主要犯罪事实”，也不是起诉条件和定罪条件中的“全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包括“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逮捕至少需要查清“定罪事实”，即要有查证属实的证据足以证明犯罪事实客观存在且为该犯罪嫌疑人所为。对实施多个犯罪行为或者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只要有证据证明其实施了数罪中的一次犯罪行为或在共同犯罪中已有犯罪事实的，即符合逮捕条件。

第二，罪行条件“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只能适用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管制、拘役和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犯罪嫌疑人则被排除在逮捕的适用范围之外。

第三，危险性条件。《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危险性条件有五种情形(1)可能实施新的犯罪;(2)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3)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4)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5)企图自杀或者逃跑。以上危险性均是强调可能性，并不要求实际结果发生，是建立在一定的证据材料基础之上。

适用逮捕必须以上三个条件均全部考虑在内，缺一不可。

特殊逮捕条件，适用以下三种情形之一：

(1)对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

(2)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的犯罪嫌疑人。

(3)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

对于符合以上情形之一的，均“应当”提请批准逮捕，无须单独考量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社会危险性。

提请批准逮捕的程序

办案部门提出→本部门负责人审核同意→制作提请批准逮捕报告书→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同意→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移送检察院审查，审查结果分两种：

逮捕后是否释放无望?不一定。逮捕后24小时以内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发现不应当逮捕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释放。不过，司法实务当中这种情形比较少见，一来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的时候证实逮捕必要性的证据材料已经比较充分，即使不充分，检察院经审核后也会不予批准逮捕。

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环节当事人可行使哪些救济措施?

法律规定，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具有监督权，即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存在违法情况的，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调查核实，对于发现的违法情况应当及时纠正，并将纠正情况书面通知检察院。

这里所指“违法情况”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侦查人员应当回避的没有回避，不在看守所羁押，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超期羁押，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等情况。

在人民检察院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辩护人提出要求听取其意见的，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联系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或者公诉部门对听取意见作出安排。辩护人提出书面意见的，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移送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或者公诉部门。因此，审查批准逮捕环节律师的辩护意见十分重要，律师可以结合法律分析案情、提出公安机关涉嫌刑讯逼供的违法情形，向检察院提出书面意见或要求当面听取意见，从而达到不批准逮捕的目标。这个环节关键是要争取时间，因为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检察院在收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7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未被拘留的，在收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15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超过二20日。

公安机关阶段已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是否需要检察院再次进行审核?是的，检察院应当依法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并对犯罪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取保候审的期限应当重新计算并告知犯罪嫌疑人。对继续采取保证金方式取保候审的，被取保候审人没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不变更保证金数额，不再重新收取保证金。在取保候审期间，不中断对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很多当事人有个认识误区，认为不批准逮捕或者即使已批准逮捕但是办了取保候审手续意味着自己完全没事了，不是的，取保候审期间公安机关会继续侦查案件，继续移送审查起诉，法院仍然开庭审理并作出判决。取保候审期间，只有经侦查发现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才会依法作出解除取保候审决定对你侦查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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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 篇6

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部署，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作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为帮助广大读者准确理解和掌握《规定》主要内容，本网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高检院侦查监督厅负责人。

问：请介绍一下制定《规定》的背景和意义。

答：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为了保证逮捕的准确适用，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其申辩和委托律师的意见，十分必要。首先，审查逮捕是一种司法审查，应当坚持客观、公正立场，既认真审查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卷材料，听取侦查人员的意见，又要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申辩及其委托律师的意见，做到兼听则明，居中裁断。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检察机关听取犯罪嫌疑人申辩的重要途径。其次，审查逮捕需要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恰恰是证明犯罪事实最直接的证据，因此，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检察机关“审查”、“核实”的必要手段，是“审查逮捕”的应有之义，对于保证逮捕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再次，面对一些有疑点的案件，检察机关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查清和消除矛盾和疑点，准确做出捕与不捕的决定，防止错捕的发生；第四，审查逮捕是侦查监督工作重要组成部分，讯问犯罪嫌疑人有利于及时发现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

从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已探索和开展多年。高检院先后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等文件，对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但是，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明确，实践中还有不同认识。如有的认为，讯问是侦查措施，审查逮捕阶段不应讯问；有的担心审查逮捕阶段讯问嫌疑人容易造成翻供，影响侦查破案；也有的认为，审查逮捕阶段时间较短，开展讯问又费时费力，会增加工作压力。这些，对这项工作开展造成一定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要求，高检院会同公安部进行深入调研论证后，联合制定下发了《规定》，明确要求“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必要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同时，还规定“必要时，可以当面听取受委托律师的意见”。这对于完善审查逮捕程序，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公、检两部门在讯问工作中的衔接与配合，保证审查逮捕质量，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问：检察机关是否要对所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

答：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按照高检院的要求，不断加强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一些地方案多人少矛盾突出，难以做到每案必讯。对此，从实际出发，《规定》第二条明确了审查逮捕阶段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案件范围：一是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事实、是否有逮捕必要等关键问题有疑点的；二是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三是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四是有线索或者证据表明侦查活动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这样规定，体现了中央深化司法改革意见中“必要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精神，同时与高检院已有的相关规定保持衔接。应当明确的是，上述情形是必须讯问的范围，条件具备的地方应当尽可能扩大讯问的范围。此外，《规定》还要求对被拘留的其他犯罪嫌疑人不予讯问的，应当送达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书，由犯罪嫌疑人填写后及时收回审查并附卷。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一般也应当讯问。

问：在讯问程序方面，《规定》做了哪些刚性要求？

答：《规定》第三条要求“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检察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且其中至少一人具有检察官职务。”这是依据刑诉法第九十一条要求而作的规定，以保证讯问的合法性。此外，《规定》第四条要求“检察人员讯问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出具提讯凭证（注明审查逮捕起止日期）、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报请逮捕书或者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讯问未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讯问前应当征求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的意见。”此条规定的目的，一是确保依法提讯，二是防止未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逃跑等问题。

问：按照《规定》，检察人员在讯问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答：首先，检察人员讯问前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熟悉案情及证据情况、掌握有关法律政策和专业知识、制作讯问提纲等。其次，讯问时要讲究方法、策略，防止因讯问不当造成犯罪嫌疑人不正常地推翻有罪供述，影响侦查活动顺利进行，严禁逼供、诱供。值得强调的是，审查逮捕阶段的讯问与侦查中的讯问是有区别的，前者的主要任务是核实证据与事实，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者无罪、罪轻的辩解，而不是代替侦查，获取口供。

问：《规定》针对讯问未成年人和特殊犯罪嫌疑人有什么特别要求？

答：首先，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时必须讯问；其次，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应当通知其监护人到场。对于后者，在刑诉法中并没有作出硬性规定，但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则有明确规定。考虑到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同时又规定“无法通知监护人或者经通知未到场，或者监护人具有有碍侦查的情形而不通知的，应当记录在案。”

针对涉案的聋、哑人或者不通晓当地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外国籍人等特殊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规定》要求应当聘请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翻译人员，并在讯问笔录上签字。

问：《规定》增加了听取律师意见的情形和方式，它的必要性有哪些？

答：建立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的机制，符合对逮捕羁押进行司法审查的发展方向，对保证正确作出审查逮捕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刑诉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由于律师对法律比较熟悉，在审查逮捕阶段律师提出意见的，检察人员应当认真审查，必要时应当面听取其意见，这有助于检察机关把好批捕关，避免冤案错案的发生，确保无罪的人不受追究。因此，《规定》指出“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的，应当认真审查。必要时，可以当面听取受委托律师的意见。”同时，对于律师提出的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应当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

问：在讯问方式方面，《规定》有什么新规定？

答：《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了可以通过检察内网进行视频讯问。对于交通不便的地区，在确保网络安全保密的前提下，利用信息化手段，使用检察内网进行视频讯问，可以减少用于路途的时间，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案件讯问率和办案效率，保证案件质量。（正义网北京9月14日电）

作者：徐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