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会生活部制度制度

学生会生活部制度制度（共8篇）

学生会生活部制度制度 篇1

生活部制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生活部有着一套严明的部门管理制度，用以规范生活部成员的日常行为：

1.严格遵守学院纪律以及班规，自觉维护生活部形象，不得作出有损生活部形象的事。2.按时参加学生会的大小例会，不得迟到早退,迟到者写检讨，字数按时间计算，每分钟最少100字。如有特殊情况必须提前请假说明原因。3.按时例行学生会值班签到制度。

4.工作细心认真，以饱满的热情和最良好的精神状态投身到工作中去。遇事冷静果断，虚心接受别人对自己提出的意见，保持谦和态度。

5.积极辅佐部长的工作，及时从上级接受任务，认真对待，按时按质完成。不得因个人喜好推脱工作，须服从组织安排。

6.积极配合其他部门的工作，本部门工作也可以寻求其他部门的帮助。

7.在学习上起模范带头作用，促进良好的学风形成，正确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若每学期挂科三科以上，则自动退出学生会。

8.搞好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团结友善，和谐共处，增强合作意识，提高办事效率。9.举行各种的活动支出须开具体发票，以待日后的统一报销。10.平时多观察生活，多联系同学，多发现问题，多思考，多反映。

11.工作认真负责，表现突出且无缺勤现象者，评优资格优先，不得无故缺席各种会议和活动，否则取消评优资格。

12.积极参与班集体活动，学生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学院活动，以提高自身的全面素质，做一名合格并且优秀的学生干部。

13.为人做事态度要诚恳，摆正自己的位置。身为学生干部，我们要贯穿“作为学生干部得到的是一份责任，而不是一份荣誉”的思想。

学生会生活部制度制度 篇2

据了解, 近年来我国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绩, 总量达5550万人。为了更好地发挥专业技术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拓展专业技术人才发展空间, 我国实施了分类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工作。去年, 顺利完成了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 并决定扩大试点。

王晓初表示, 下一步, 我国将建立起重在业内和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 确立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核心的职称管理制度, 形成科学、分类、动态、面向全社会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制度。

大学生道德生活的制度教化探析 篇3

【关键词】大学生 道德生活 制度教化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2C-0030-03

近年来，高校德育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出现低效的状况，突出表现为“一袋子德育知识”的德育智育化和“主体大多数沉默”的“德育空场”。针对高校德育存在的弊端，杜时忠教授在2002年提出了“制度德育”思想，其核心主旨是“道德的制度形成道德的个人”以及“道德的制度建设比榜样示范更重要”，之后“制度教化是高校德育的重要和应然资源”得到德育界的重视。但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的已有研究仍比较少。无论是在理论价值还是在现实意义上，制度教化对于引导大学生道德生活和破解高校德育困境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制度教化：大学生道德生活的重要议题

高校德育研究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应当面向大学生的生活世界，从他们鲜活而富有个性化的生活场域和实际需要出发，置身于其中，以此真切感悟和体验道德问题，以“有道德的生活”形成“有道德的个人”。制度教化面向大学生的道德生活，以“有道德的制度”导引“有道德的生活”和塑造“有道德的个人”，对于他们的道德养成和破解高校德育困境具有关键意义，应当成为大学生道德生活的重要议题。

（一）制度教化是大学生道德养成的关键。制度作为一种具有建构意义和根性价值的人类社会基本规范，是经济学领域实现“利益博弈最大化”和“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交易组织行为，是政治学领域基于人过集体生活的必然和对社会稀缺资源进行权威分配的一种强制性的规范体系，是社会学领域具有普遍意义和整体约束力并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相对固定样式”的社会自我维系系统，是哲学领域以强制性方式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历史性和规范性存在物及社会关系总和。这样一种关键性、稳定性、强制性、可预期的“游戏规则”规范和建构了人类社会集体生活的基本秩序，为其适时地提供工具性的刚性规则、观念性的柔性价值理念及程序化、可操作的制度载体，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推手和不可或缺的基石。对于道德而言，制度本身具有“人类过正当和秩序生活”的制度德性，同时制度作为工具理性还具有引导和保障道德生成的“他律”作用，因此“以制度教化道德”比“以道德教化道德”更为根本和更具保障意义。对于大学生而言，高校教育阶段是其成长和道德形成的重要时期，此时他们刚刚从“类军事化管理”的“高他律性”中学时代中解放出来，又即将走向独立自主的“高自律性”成人社会，其道德生活具有他律性和自律性并存、利己性和利他性并存、幼稚性和复杂性并存等介于被管束和求独立之间的中间过渡特点，因此，适度的制度教化对于培育他们的德性不仅是必要和关键性的，而且是有形和可操作的。

（二）制度教化是破解高校德育困境的根本路径。正如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所言，“德行是人类花园中最美的花朵”，因此德育的重要性也非同一般，我国一直将其置于教育的首位，但其现实遭遇却与其重要性大相径庭。高校德育普遍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两张皮、“假大空”以及“德育洞”（杜威语）和“美德袋”（科尔伯格语）现象、“一大堆正确的废话”、以知识德育和学生管理代替德育、实效性差等德育困境，甚至德育“去道德化”，反而使学生离道德越来越远，导致伪道德和德育边缘化、虚无化。高校德育困境的弊病主要在于：一是道德教育本身的悖论——“有关道德的教育，是道德学而非道德教育本身”；二是高校道德教育的偏差——智育化、管理化、形式化。为此，道德教育应当寻找新的可行性解决方案，而制度教化对于道德建构和德育去垢的意义是根本规范性、刚性、强执行力的，因为道德生活首先是一种制度生活，每个人都是“一种制度里的公民”，制度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并且制度育德的路径至关重要，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制度教化对大学生道德生活的建构意义在于：在本体论方面，制度教化“去物化”和“建人化”道德生活，促进人的解放意义和价值；在价值论方面，制度教化使大学生道德生活从失真到本真，还原道德本质和人生意义；在方法论方面，制度教化使大学生从知道到体道，是“去知性论”和“去规训化教育”诟病的最根基路径；在心智论方面，制度教化使大学生从心动到行动、是统一他们的德知、德性、德情、德行的关键路径。毋庸置疑，制度教化成为了破解高校德育困境的“牛鼻子”和关键议题。

二、大学生道德生活的制度教化基本原则

大学生道德生活的制度教化需要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即公正民主的制度原则和“无一例外”的教化原则。

（一）制度原则：公正民主。制度从理念、设计到运行、监督、评估都应当以公正和民主为其基本原则和价值诉求。

1.公正即公平正义，是公平和正义的最大公约数和强强联合，公平强调的是以水平为尺度的不偏不倚的工具理性，正义强调的是给人恰如其分所得即权利和义务相匹配的正当合理的价值理性；公平正义意在表达权利和义务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合理调节和分配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道德品质，本质上体现了因利益博弈和利益分配而构成的社会基本价值关系。一般来说，公平正义从来都是历史的、相对的、有差别的并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因素制约，其对大学生道德生活的重要价值在于：一是道德生活、制度乃至社会的首要根性价值和核心目标；二是体现了道德生活和社会的基本结构，比如分配公正、权利公正、机会公正等；三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基本理想和发展动力；四是制度的生命线和存在理由，是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2.民主指主权在民，即人民当家做主，其实质是人民以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根本原则，是“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尽管现代社会对于民主有各种非议，但它仍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对于大学生道德生活而言，民主的重要价值在于：第一，民主是大学生享有自由权、平等权的根本保障机制；第二，遵循民主原则有助于体现大学生个性化的道德生活需要和人本关怀；第三，民主原则实质是大学生道德生活的根本制度。

（二）教化原则：“无一例外”。制度如何影响并引领大学生的道德生活？毋庸置疑，制度以其规范性、可操作性、可预期、稳定性、节省成本等优点并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游戏规则”，制度是他律，道德是自律，从发生学来看，道德的最佳路径是“他律—自律—自觉”，因此制度教化应当成为道德养成的重要前提条件；从人性论来看，人是有理性的，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基于“性恶论”逻辑起点的制度他律比基于“性善论”的道德自律更有行动力和生命力。制度的生命力除源于以公正为首要价值的价值理性外，还在于“无一例外”的程序化工具理性，正是这种“无一例外”从根本上保证了制度成为公正民主的最佳行动载体，使制度以“程序化自律”的强制纠错系统成为最有价值和最有保障的他律，值得道德托付和信任。因此，制度是人类社会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它没有例外，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的例外意味着制度的失败。制度一体两面，“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其“无一例外”的约束也意味着“一视同仁”的保护。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是否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在公正民主和“无一例外”的制度中生活，唯此才能真正造就他们“有道德的个人品质”。值得注意的是，基于起点公正的差异性和制度系统的开放性，不能把制度简单固定化乃至僵化，应当赋予一些弱势群体如农村生源的大学生一定的补偿正义，如高校贫困生助学金制度和贷款制度，但这些制度的实施落地也需遵循公正民主的原则和程序化规范化路径。

三、大学生道德生活的制度教化现实理路

在“有道德的制度—有道德的生活—有道德的个人”的逻辑演进中，通过制度教化，大学生得以建构“塑德、尚德、有德、习德、行德”的全方位制度道德生活，进而成为“有道德的个人”。

（一）制度道德生态：塑德“公正为本”。公正是制度的首要价值，是制度的灵魂和生命线，制度一旦缺失公正就如同行尸走肉抑或不复存在，因此在制度教化下会逐渐形成以“公正为本”的良性道德生态，以此引领和塑造大学生的道德生活。“公正为本”的制度道德生态建设还需以民主为基本程序，让大学生平等公开参与高校各项制度改革和建设以及各类德育活动中，以主人公的责任担当行使自己各项权利和义务。制度不公是当前中国社会最大的诟病和民众最根本的诉求，也是当前我们党高压反腐治吏的治理目标和政治新常态的突破口。据相关调研显示，大学生对高校各项管理工作也存在制度不公的抱怨和诉求，比如，贫困生助学金和各类奖学金的发放、各类保送工作、公派留学、成绩评定、就业推荐等，高校也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也有不同程度的潜规则现象，如果某个同学自身条件不够，靠与辅导员或某个老师或学院领导搞好关系也能获取相关利益，这种制度的“恶示范”必将损害校园的公平正义，也将损害制度本身，而在制度“恶示范”之下纵使德育如火如荼开展，收效也将甚微，甚至走向“伪道德”。公正对于制度和道德生态的至关重要性，正如水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至关重要性，是赖以生存的根本，只有在公正的价值理念和民主的基本程序之下，道德生态才能常态化良性发展。

（二）制度道德氛围：尚德“他律认同”。良好道德生活还需要有良好的道德氛围，制度教化能够为大学生的道德生活提供“他律认同”的氛围，促进他们形成尚德、从德、立德的思想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他律认同”。其一，制度是一种关乎社会基本行为规范的“互惠型”他律，西方学者研究表明，“遵守制度可以看作一种不言自明的契约性协议，即我行为恰当，我也被恰当地对待”。这种默契实质上反映了制度互惠主义——“制度为我、我为制度”，也即“一报还一报”。其二，制度的功能在于确定界限、形成秩序、提供预期、营造环境，它有效地防止了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不可预见性，“制度使日常生活中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最小化；降低了交易费用”。制度这种“可预期”和“成本小”的功能回答了“为什么要遵守制度”的问题——“我那样做事因为我期望得到我所看重的结果。”因此，制度能够创造一种基于合理利己主义的制度认同感和信任感，“信制度所信”成为社会成员的普遍共识。其三，制度所内含的程序正义使其具有合法性效应，“即使程序的最终结果对一个人相当有害，只要这一结果是以她的公平标准相协调的方式达到的，她也会把它作为正当的结果加以接受”。由此可见，制度尽管是一种外在的他律，但这种他律却因其内含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使其具有令人信服的合法性根基和制度德性，使遵守制度成为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进而创造出“他律认同”的制度道德氛围。

（三）制度道德观念：有德“规训教化”。“路径依赖”是制度及其观念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制度教化的基本路径是“规训”，也即规诫教训，“规训”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创造性使用的一个关键性术语，该词包含有教育、纪律、训练、校正、惩戒等多种意蕴。从根本上说，制度兼具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基本特性。在硬实力上，制度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一旦形成，便以“必须遵守”和“不得违反”的强硬姿态告知社会，不容妥协和变通，如对酒驾的严厉处罚；在软实力上，制度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结构化、程序化了的主流价值观，以其全局性、公正性、合理性、适切性等特点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价值导引社会道德生活，约束和修正个人行为。在福柯看来，规训既是权力干预个体的训练和监视手段，也是不断制造知识的手段，因此是“权力—知识”相结合的产物，这正是制度的根本特性。正是通过规训教化，制度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了强制性权威和意识形态性价值观，从而在人们头脑中牢固树立了制度“规训”德性。大学生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初涉社会，年轻阅历浅，思想活跃，特立独行，对于他们来说，单一的道德说教很难奏效，而通过制度规训德育的软硬兼施，有助于形成对制度及其德性“他律认同”和“规训”的路径依赖，进而在“不知不觉”中获得德育知识和观念，习得德性，达到德育效果。

（四）制度道德训练：习德“刚性约束”。马克思曾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种应当“向善”的自律本质上是一种软约束，它不能保证人们在现实利益与道德追求发生冲突时依然能够“自律”，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换句话说，“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因此，要想实现道德的“应当”，需要借助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制度力量，在制度的“刚性约束”和道德的“应当自律”的有机结合中，习得制度化的道德情感、道德理想、道德命令、道德行为等一系列道德规范，实现道德力量和制度力量的优势互补组合。作为一种“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的训练和习得至关重要，古代“慎独式”只适用于道德高尚的君子，而对于普遍人来说，制度的刚性约束更有力量、更为奏效也更具普遍意义。在高校德育工作中，以刚性约束的制度教化来习得道德，也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制度的刚性权威和强制介入是否会引起大学生的普遍反感。针对这个问题，可以增强制度形成的民主参与过程，加大对制度“他律认同”现实依据的解释力度，通过共同讨论、学习和民主参与，使大学生们普遍认识到制度之所以“硬性约束”人们是为了更好地“普遍保护”人们，遵守制度就是维护“公共利益”，也就是维护“自身利益”。已有的德育经验表明，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习德，不失为在现代多元价值观背景下的一个值得赞赏和尝试的方案。

（五）制度道德行为：行德“理解式强制”。客观地看，高校德育困境并不具有特殊性，还有中学德育困境、公务员德育困境、企事业单位德育困境等，其实“德育困境”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要想入情入理入心做好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互联网时代，在多元利益诉求、价值观和道德理想相互冲突和碰撞的时代背景下是十分困难的。在宏观道德生态和中微观道德氛围的熏陶之下，在“道德认同—道德观念—道德训练—道德践行”的成长序列中，道德宛若一棵幼苗，需要用心培育，使其在风霜雨露的常态下茁壮成长。这其中，制度力量给予了这棵幼苗“风霜”一般的生命体验，使其置身其中，“不知不觉”具有了制度教化所赋予的“风霜式”德性。当然这种“必须遵守”的强制力量不等同于专制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强制力量也具有理性，也体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因此这是一种“不得不”同时也“愿意接受”的强制力量，总体上是“理解式强制”。制度虽然也会随着时代境遇和社会要素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迁，但其“理解式强制”在道德成长的过程中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既使德育摆脱了乌托邦空想，又面向人们的制度惯性生活世界，由此看来，制度德育无疑是一个颇具生命力和实效性的德育路径。尽管学术界目前对制度德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仍很薄弱，但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德育资源和具有范式意义的德育思路，需要学术界和德育工作者对此加以重视和认真研究。

总而言之，制度教化给予大学生道德生活的强约束力和德性力量，不愧为“强道德路径”，通过“有道德的制度—有道德的生活—有道德的个人”的“路径依赖”，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破解高校德育困境，制度道德生活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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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5；82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十八大精神专项课题“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生态道德教育研究”（DSBD13YB053）

【作者简介】王源平（1965— ），男，湖北赤壁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学生会纪律生活部工作制度 篇4

一、工作任务：(1)检查教室卫生（2）检查寝室卫生

（3）检查教师办公室卫生

二、工作时间：下午六点钟

三、工作态度：认真负责、公正、严明、不徇私舞弊

四、工作纪律要求：

1、学生会是一个优秀的组织，生活的各成员都必须起带头作用，无论语言、行为都能必须规范，不讲粗话，爱护校园卫生，尊重他人劳动果实，不可乱丢垃圾。

2、在值日期间，必须在5：55之前就餐，餐桌上的剩菜必须带走，否则予以处罚。

3、每位成员每个月只能请假2次（特殊情况如生病除外），有事必须提前请假，以便组长另作安排。并且认真填写请假条，不得随意请假，假条须由代替者上交批准后生效。

4、打分必须严格，俺评分标准进行，不能凭自己的心情，不能徇私舞弊，更不能抱完成任务的态度进行检查，绝对不可以公报私仇。

5、检查寝室时必须先敲门，要礼貌，不可以动粗踢门，更不可以乱动他人的东些。

6、检查卫生必须结伴而行，并且一同打分，进行评分时双方应达成统一意见，如发现分歧可取平均分。

7、检查时如遭他人诽谤，可及时向生活老师或楼层管理员反映。

8、在检查卫生时应虚心接受生活老师、楼层管理员及同学们好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向组长反映，对同学们的无理要求可拒绝。

9、进行卫生评分不能以前几天的为标准，要实事求是，为了避免评分并列现象产生，打分过程中尽量不要出现分数并列现象。

10、不得带不是生活部的无关人员检查卫生。

11、若再工作中出现问题，应及时向组长或部长汇报。

五、评分标准

1、检查教室必须查看黑板、讲桌、电视柜是否干净，地面是否清扫干净，纸篓有无垃圾，讲桌上教学用具是否摆放整齐，课桌、凳子是否整齐（人数多的班级看中间两组即可），清扫用具是否摆放整齐。

2、检查寝室必须查看地面干净程度，洗、漱用具整齐程度，热水瓶、盆、鞋的整齐度，床铺是否整齐，纸篓内的垃圾多少。

3、打分为10分制，教室最高分只能是9.9分；最低分不能低于6分，如有烟头或寝室内有人正在吸烟，统一按右烟头打分，即6.5分。

4、对卫生检查实行复查制，希望各成员公事公办，实事求是。

六、奖惩制度

1、查分过程中如发现徇私，或公报私仇这类问题扣1分。

2、值日期间没有到位，并且没有解释好原因的扣1分。

3、无故和自己的搭档发生矛盾的扣0.5分。

4、不服从安排、反抗的扣2分。

5、无组织纪律、随心所欲，检查卫生时乱丢垃圾或到食堂就餐后未将剩饭带走的扣1分。

6、检查卫生时如有擅自带不是生活部的无关人员检查的扣2分。

7、每次开会（除特殊情况请假）未到者，每次扣2分。而且请假必须用假条。

8、若交了请假条后被发现请假假者一次扣3分。

9、从未犯错，表现一般者加1分，不但未犯错且公认表现突出者加2分。

10、乐于帮助生活部成员，敢于提出生活部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自己的见解，被采纳者加1分。

注：生活部每个成员共有10分操行分，根据该成员的表现加减分。分数被扣到7-8分者，提出警告，7分以下的交由主席团商议处理，分数在10分或10分以上的奖励。

学生会生活部制度制度 篇5

一．机构设置

（一）部长一名，主要职责是：

1、统筹本部门的日常工作，制定和完善本部门的各种规章制度；

2、按时参加会议并向上级反映本部门的情况，有间隔的召开本部门的会议并传达有关会议精神；

3、认真处理好本部门在工作上、个人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主动地与本部门人员沟通，要审时度势，管理好本部门；

4、部长应每月作一次部门大总结；

5、部长有权决定临时召开紧急会议，部长可以调配部门或是协助本部门或其他部门的活动。

（二）副部长：二至三名，主要职责是：

1、协助部长、委员处理好各种工作；

2、统计好每星期检查分数，并做好会议记录等工作；

3、组织好每星期卫生检查工作，并做好记录；

（三）干事若干，主要职责是：

1、按时、按量完成任务。

2、积极与各系负责人联系，并协调好总部与系部的关系。

3、服从上级的调配。

4、例会迟到、旷会二次要公开向部门成员作自我检讨，三次以上作自动退出。

（四）生保委员的职责

1、按时参加会议，并传达会议精神给全班同学；

2、组织好同学们搞好本班的宿舍内务卫生工作；

3、服从生活部安排，定时检查宿舍安全卫生；

4、积极组织同学参与部门的活动与工作；

5、收集同学们的意见并及时的反映给生活部；

6、定期做好贫困生调查工作。

二、工作任务和目标

（一）院学生会生活部工作任务

1、围绕同学们的生活、健康、卫生等主题组织各种活动；

2完善和制定必要的卫生规章制度，检查监督执行情况，配合学校有关部门，搞好教室、寝室、校园及个人卫生管理，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评比；

3、促进学校的卫生环境的清洁、整洁，及时反映学生对学校食堂管理和生活服务方面的意见。改善学生的生活质量与环境。根据有关规定，加强研究生生活管理，反映校园生活意见和建议，采取措施，开展自我服务工作；

4、虚心接受老师、学生干部提出的批评性、建设性意见，及时了解同学们的意见不断提高工作的针对性；

5、深入同学之中收集各种合理化建议及意见并及时反映给有关部门，关注同学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情况，为同学服务，维护同学权益，尽可能解决同学的困难；

6、做好新生接待，欢送老生及假期火车票订购工作；

7、按时做好研究生补助的发放工作；

8、根据研究生会安排拟订工作计划和具体方案，期末做好本部的工作总结；

9、广泛组织学生参加各项公益劳动，建设和美化校园；

10做好学校及研究生会大型活动的后勤保障工作；

11、每月召开生活部同学会议，及时沟通。

（二）院学生会生活部的工作目标是：

1.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2.解同学们的生活之忧。

三.工作守则

1、明德自强，求是力行；

2、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

3、严格遵守校内各项规章制度；

4、服务热情周到。

四．部门成员的权利与义务

（一）权利：

1、在经过院学生会常委同意后，本部门委员有对部门的制度有制定和修改的权利；

2、部门成员对本部门工作有讨论、建议、咨询和批评的权利；

3、部门成员有策划、组织、开展与学生生活有关的各项活动的权利。

（二）义务：

1、部长全面统筹处理部门常规事务，部门成员要有协助部长完成部内各项工作的义务；

2、有收集学生的各项相关建议、意见，及时向院有关部门反馈问题的义务；

3、在必要情况下，有对其他部开展的活动给予帮助的义务；

4、有维护院学生会及本部门荣誉的义务；

5、有勤奋学习，刻苦专研，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力求全面发展的义务；

五、日常管理与培训制度

（一）在日常管理上，本部门委员对本部门干事实行监督制，对表现优良或欠佳的干事做好一定的记录，并及时实行奖惩制度，对表现优秀的成员进行表彰，对表现不好的成员进行批评并及时纠正其错误，起到一定引导作用。

（二）在开展活动过程中，部门委员据实际情况对干事进行分工部署，让其能在具体工作中得到相应的锻炼。

（三）为使每一个新学生会成员都能尽快掌握学生会的行政规章制度、相关的工作内容，了解学生会的各项信息。以培育合格的学生会成员为中心，以人为本，全面教育为原则，本部门委员据实际情况，抽出用一周时间对本部门的干事进行培训。

培训内容：

1、了解部门的性质、职能，熟悉部内的人员构成；

2、了解部门的工作手册，明确工作范围，了解活动开展的各项程序；培训参考资料：

3、部门的规章制度及简介；

4、部门留档的材料；

5、部长的工作学期计划；

6、培训结束后，由本部门委员对新部员进行考核和评定；

7、在培训过程中，部长认为新部员不能胜任本部门工作，或在培训结束后没有通过培训考评者，由部长向上级反映，由上级决定是否留用。

六、例会值班制度

（一）例会制度：

1、每周三学生会例会生活部成员要在12:40前到达会议地点，部长和副部要提前五分钟到达，并总结本周卫生检查情况和工作计划；干事需在会议开始前到达会议地点；

2、生活部周五例会要求部门部长和副部在12:30前到达会议地点，共同商议会议内容，总结一段时间内的工作；各位干事和生保委员要求在12：40前到达。

3、例会不得迟到、早退或无故旷会，例会时若有紧急事务，部长和副部应事先向主席团成员请假，生保委员应向部长或副部请假；例会无辜迟到一次扣除期末德

育分评定0.1分，无故旷会一次扣除德育分0.2分，迟到三次算一次无故旷会，一学期请假不得超过三次，否则自动退出，无故旷会三次者要求其推出学生会或辞去生保委员职务。

4、每次生活部例会都由一名副部作部门成员与生保委员出勤记录，并在学期末作出总结，作为学期末评优评先的参考。

（二）值班制度

每周四下午5:30——6:30生活部安排其成员到学生会办公室值班、接待来客，反馈信访情况并做好记录，打扫卫生。生活部成员相互监督，对其做好出勤记录，并作为学期末评优评先的参考。

附则：

生保委员卫生检查制度

一、卫生检查小组

人员组成：由各年级生保委员和个副部组成，副部主要负责带领工作。

二、卫生检查工作（九月份）：

1、卫生检查小组分为三组，分别在每周二12：40之前到达十一号楼、十二号楼和桃李园中心花坛集合，有三名副部分别带领进行卫生检查；

2、各位生保委员对卫生检查结果和各个寝室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记录，检查结束后交到各组长手中。

3、各副部应在卫生检查后及时做好卫生检查结果的总结分析，并根据各个寝室所出现的问题相处应对策略，并在例会上作出总结。

三、卫生检查制度：

1、检查小组应保持认真对待、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

2、检查小组在检查时应如实回答同学的提问，并进一步对该宿舍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

3检查小组成员若无特殊事情不得请假，如若请假应及时找人代替并向组长请假，组长应做好考勤制度；

4、个生保委员应按时到达指定地点。

5、各检查小组组长每星期向生活部部长汇报检查情况；

6检查或活动需带有效证件。

四、奖惩制度

1、卫生检查时，各个生保委员须按时到达集合地点，若有紧急事务，可向组长（副部）请假，组长做好组员的签到工作，卫生检查迟到或早退一次扣除期末德育分评定0.1分，无故未到扣除德育分0.2分，三次迟到或早退算一次未到，三次未到勒令其辞去生保委员职务。

2、部门成员对各生保委员做好出勤记录工作，以平时卫生检查出勤情况占70%，例会出勤情况占20%，平时活动表现占10%的标准对其作期末德育分评定。

3、各生保委员需要求好各班的同学做好宿舍卫生打扫工作，各个班级的宿舍的平时卫生检查成绩将影响生保委员的期末评优评先工作。

4、本部门的奖罚与综合测评（德育分）相联系。

农学院学生会生活部

生活部日常管理制度 篇6

生活部章程

职责:

在日常生活中负责及时了解、掌握和反馈同学们的生活情况，并负责宿舍卫生督促与检查；倡导全院学生增强环保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负责全院宿舍的文明创建工作；及时配合其他部门，负责学生活动的后勤保障工作。在活动月中承办相应的活动。

成员要求:

本部的职责决定了本部是一个比较辛苦的部门,所以作如下要求：

1、加入本部的成员必须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2、加入本部的成员必须具有较强的组织观念；

3、加入本部的成员必须责任心很强；

4、加入本部的成员必须具有较好的组织能力。

需在如下方面做好本职工作：

1、积极了解身边同学的生活困难，做好及时反映。

2、积极配合宿管阿姨和值日老师做好卫生检查和登记工作。

3、积极配合其他部门，完成学生后勤保障工作。

4、积极参加部门活动，为部门建设献计献策。

5、作为生活部一员，应首先打扫好本宿舍卫生，再带动身边同学共同创造良好的宿舍环境。对外活动:

每年组织开展一次“寝室安全文化月”。

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越多的人参加进来，我们的活动就越有意义。宣传的重点应放在同学们自娱自乐、锻炼能力、获得成就感上，让大家觉得活动专门是为他们组织的。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同！

在活动举办时，肯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环节，我们也要做好准备。要与部门沟通好，为活动的成功举办打下坚实的基础。

部门例会制度

生活部例会是部门成员交流思想，协调工作的主要形式，为了加强学本部门成员之间的联系，促进各项工作和活动的顺利开展，推动部门内部建设，进一步做好学生宿舍工作，特制定以下制度。

生活部例会包括常规例会和工作会议.一、常规例会

例会由部长主持召开。参加例会人员为部门全体成员，也可根据工作需要吸收班级学生干部参加。例会时间：每周二中午12:30,地点：24#417。例会前，例会负责人要安排好会场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将例会内容和学生会主席团进行事前沟通，征求意见，方可开会。

（一）例会纪律：

1、参加例会的学生，应准时出席例会

2、例会实行签到制，设签到簿；

3、各与会人员要按规定的时间准时参加例会，不得迟到、早退、缺席，没有特殊情况不得请假；不能出席例会者，应事先向部长请假，无特殊情况，事后请假者，以旷会处理。

4、会议期间要求出席者遵守会议纪律，如无特殊情况，与会人员应关闭通讯工具，禁止做与会议无关的事情。

（二）例会内容：

1、由部长传达学校和学院与本部门挂钩的各项精神指示和学院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2、学习相关文件；

3、总结汇报工作，安排工作计划；

4、研究一周全院生活方面的情况和存在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纠正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5、提出下一周的工作重点及要求，发扬成绩，克服不足，以利更好地开展工作；

6、例会要有专门的会议记录，由副部长做好记录并备案，各位与会成员也应做好记录并及时向同学们传达会议精神。

二、工作会议

1、工作会议是指除常规例会以外的不定时会议，主要商讨日常工作，会议时间另行通知；

2、会议以讨论为主，各与会人员应积极发言，各部对本部门的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获得经验，发现不足）并汇报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及活动安排（做好备案）；

3、对于学生会碰到的问题，在会议上要群策群力，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共同商量解决，对于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会议应该指定专人在会后做专门研究，在下次会议时再提出讨论；

其他事宜如会议纪律等参照常规例会标准。

三、补充说明:

1、本例会制度将作为期末部门成员考核的重要依据;

2、本例会制度的解释权归院学生会生活部；

生活部班级管理制度

内容

生活部作为学生工作的日常管理与服务部门，应在全院做好带头工作与学习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做好学生生活方面的工作，我们应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除了本部门成员外，我们还把每个班的生活委员团结在一起，这样，部门和班级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实施与展开。每个班的生活委员应积极配合完成各项工作。

生活委员任职要求

1.平时积极了解班级同学的生活困难，并及时上报给生活部，做好信息的收集与反馈工作。

2.积极做好宣传工作，把学院与学生会有关学生生活方面的通知传达到班级的每一个同学，做到积极主动的互动。

3.能协助班级主要班委做好班级同学学习与生活的管理工作。

4.作为生活委员，首先必须打扫好本宿舍的卫生，再带动全班同学共创良好的宿舍环境，争取获得“文明宿舍”称号。5.积极配合宿管阿姨和值日老师做好卫生检查和登记工作。6.积极参加部门组织的活动，配合部门完成后勤管理工作。

生活委员例会制度

我们决定每个月定期举行所有生活委员的例会，例会将有利于生活委员集中反映班级同学的生活问题；例会还有利于各个班级的生活委员之间的交流；例会还有利于学院和学生会向各个班级传达会议精神。所以，有必要建立和健全例会制度。

例会要求

例会由部长主持召开。参加例会人员为各班生活委员。例会时间：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周五12：30,地点：24#417。例会前，例会负责人要安排好会场的各项准备工作，负责事先通知各班生活委员和开会主要内容。

（一）例会纪律：

1、参加例会的学生，应准时出席例会

2、例会实行签到制，设签到簿；

3、各与会人员要按规定的时间准时参加例会，不得迟到、早退、缺席，没有特殊情况不得请假；不能出席例会者，应事先向部长请假，无特殊情况，事后请假者，以旷会处理。

4、会议期间要求出席者遵守会议纪律，如无特殊情况，与会人员应关闭通讯工具，禁止做与会议无关的事情。

（二）例会内容：

1．由生活部部长传达学院重要通知和学习相关精神。宣布和布置主要任务和工作。

2.各班生活委员把近期同学们生活上的困难向大会反映，事先应做好收集与统计工作。

3.生活委员在一起讨论解决大家生活上问题的好办法，各个生活委员可自由发言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家在一起交流想法。

4.生活部部长根据学院相关精神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予解答，与大家交流意见。5.最后由部长总结会议的重点与提出下一阶段任务的要求，总结工作中的得与失。

6.由相关人员负责会议的记录。

备注：将建立各班生活委员群，方便通知各班生活委员，在遇紧急情况时可及时传达通知。能更好的完成学院与班级之间的联动。

对于不能很好完成学院与学生会布置的任务的生活委员，将视情节作出调整。

交通工程学院学生宿舍卫生准则

交通工程学院的每一位学生必须参照淮阴工学院学生宿舍内务整理标准的要求来打扫和整理宿舍，对于表现优异的宿舍，会授予“文明宿舍”称号，表现差的宿舍不仅是不文明宿舍，宿舍成员还将被取消一切评奖评优资格，希望每名同学都能执行准则内容。

宿舍卫生要求

门前卫生

无垃圾,无积水,无杂物摆放 地面卫生

纸篓干净,地面光洁,床底、桌下无灰尘、无杂物

门窗墙

1、室内墙角无垃圾，墙壁干净无脏迹

2、门窗干净明亮 床铺被枕

1、被褥干净整洁

2、被子折叠整齐统一

3、床上无杂物,床面整洁

4、墙上、床架上不挂衣物

书架及桌凳

1、书籍统一放于书架二层，摆放整齐、有序

2、书架底层只能摆放台灯(使用节能灯泡)、电脑

3、书架顶不摆放任何物品，箱子摆放在壁橱内

4、椅子摆放整齐一致,椅子靠背上不悬挂任何物品

床下鞋物

鞋子在鞋架上摆放整齐，鞋尖一律向外

洗漱间和卫生间

1、牙具、毛巾整齐摆放

2、脸盆统一放于脸盆架或水池下

3、瓷砖干净无青苔,水池内无杂物

4、卫生间清洁卫生无尿垢

5、地面干燥整洁

宿舍安全要求

1、不使用违规电器,不使用明火，不私拉乱接电线

2、不在宿舍中赌博,酗酒，抽烟等违纪活动

3、做到人走关灯、关窗 其他

1、按时作息，非休息时间不在床上睡觉

2、注意文明礼貌、待人热情、不说脏话

3、宿舍有人时，窗户通风，室内无异味

学生会生活部制度制度 篇7

一、调查问卷内容与调查开展情况

(一)调查问卷内容

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涉及四大板块,共设有24个问题。具体见表1。

(二)问卷调查工作开展情况

笔者向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均发放了问卷,问卷填写对象有分管财务的校领导,有涉及内部控制的财务、审计、基建、设备、后勤、校办产业和纪检等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共有65所高校提交了调查问卷,回收问卷总共475份,剔除信息不详、资料不完整的问卷3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72份,样本有效率99.4%。样本保证了在高校、受访者职务、受访者所在高校部门等方面的广泛分布。

二、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一)调查人员情况统计与分析

(1)调查问卷对象职务统计。调查对象的职务主要有校(副)长、处(副)长、科(副)长等。从具体调查情况看,处(副)长的比例最高,达39.41%;其次为科(副)长,比例为20.55%;有42位校领导填写了问卷,比例达8.90%。详细情况见表2:

(2)调查问卷对象所在部门统计。调查对象所在的工作部门主要涉及高校内控的相关部门。从统计具体情况看,财务部门占受访者的比例最高,为34.75%,超过了三分之一;其次是审计部门,比例为16.74%。详细情况见表3:

(二)调查内容统计与分析

(1)内控制度的了解情况。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有80%以上的调查对象,对内部控制制度基本了解或者听说过,很了解的只占16%左右,但却有70%左右的人认为很重要。有50%左右的人偶尔或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培训;调查对象在回答内部控制制度具体包括内容时选择有很大的差异,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对内控制度体系并不是很清楚;80%以上的人员参与起草过内控方面的制度,但大多是程序控制方面的文件。这说明在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大内控制度的宣传,进一步加强对内控制度的作用、体系内容和如何制定等方面知识的培训。详细情况见表4:

(2)内控制度建设的环境。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有80%以上的人员认为本单位建立了内控制度体系并在严格执行,制度制定、执行和监督实现了有效的分离,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制度的执行没有纳入到单位的考评体系。这说明高校的内控制度有一定的运行环境,但是执行效果没有考评机制加以保证。详细情况见表5:

(3)内控制度的业务活动了解情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80%以上人员认为本单位在关键岗位设置、人员配备方面均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并得到了有效实施,大多数人认为本单位建立了内控主要部门的协调与沟通机制,有明确的审批权限界定和责任分工,资金管理实现了岗位授权与分离,建立了独立的政府采购机构和相关制度,基建项目的招投标及管理较为合规,重大经济决策经过了充分论证和集体决策。这充分说明高校主要业务方面的内控制度已在高校得到了建立和执行,较好地保障了高校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但是,从调查中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如有些高校主要内控业务部门的人员不轮岗;不少高校曾发生过干部受贿案件;资金使用审批权限和票据管理存在一定漏洞;大额资金筹集和使用的决策程序执行不严;部分合同的签订未经过授权等问题,这说明高校的内控制度建设还需进一步的完善,还需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部分详细情况见表6。

(4)内控制度执行的监督情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0%以上的人认为本单位建立了监督机制并开展了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工作,对发现的问题做到了及时整改,但是也有40%左右的人认为单位没有开展过对内部控制制度方面的专门评价,也没有依据可以评价。这说明高校内控制度的建设还没有明确的规划与要求,检查与督促的依据不是很充分。详细情况见表7:

三、结论与建议

总体而言,教育部直属高校相关人员对内控制度建设是比较了解的,也认为很重要,大部分人员认为本单位建立了内控制度体系并在严格执行,建立了内控主要部门的协调与沟通机制,建立了监督机制并开展了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工作,在关键岗位设置、人员配备方面均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并得到了有效实施等。但是,从调查来看,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制度的执行没有纳入到单位的考评体系,不少高校主要内控业务部门的人员未轮岗、或未办过工作交接;不少高校曾发生过干部受贿案件;单位没有开展过对内部控制制度方面的专门评价等问题。为进一步加强高校内控制度建设工作,结合调查问卷情况,提出建议如下:

(一)加强内控知识学习、宣传和业务培训

在全校范围内加强对内控理念的宣传,编写学校主要内控制度汇编或百问小册子,让全体教职工真正了解内部控制;举办内控制度的有关校内辩论、竞赛,并通过座谈、网页等方式,普及内控建设的有关知识;通过学校一些特殊会议,如新任领导培训、处级干部培训、科级干部培训、党员干部交流学习等会议,讲解内控专业知识。同时搭建交流沟通平台,以满足风险评估、控制过程与监控过程的信息交流需求。

(二)建立良好的内控制度建设环境

学校应高度重视内控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将内控制度建设与学校的科学发展、日常管理、干部任免、党风廉政建设、风险防范等相结合,明确建设目标,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制定内控考核评价办法,将内控制度建设纳入部门工作、领导年度考核范畴,监督、推进内控制度建设;强化责任意识,建立岗位责任制,确保内控制度严格执行。

(三)建立健全业务活动控制体系

参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结合高校实际业务,按照全面性、重要性、制衡性和适应性原则,从预算业务、收支业务、政府采购业务、资产业务、基本建设业务、合同业务方面制定符合高校的内控制度,并找出关键控制点。各项业务中管理层和经办人员要明确岗位职责权限,主要内控业务部门人员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轮岗。就调查问卷反映出的问题来看,收支业务中应完善授权审批制度,大额资金筹集和使用实行集体决策和审批制,支出单据严格审核,不给报销人员留下贪腐的可乘之机;基本建设业务中应加强全过程管理,避免基建“高危”领域贪污、贿赂违法事件的发生;合同业务中明确合同授权审批和签署权限,严禁未经授权擅自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等。

(四)加强内部控制评价与监督

学校应将内部控制的评价列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成立评价工作小组,制定评价方案,确定评价范围、人员职责分工等,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被评价单位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是否有效进行论证,对存在缺陷的,分析找出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同时,学校应指定专门机构或组织相关部门定期、不定期对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强化责任追究,督促单位内控制度的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参考文献

日常生活空间的制度化 篇8

摘要：本文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从新村选址、空间结构、户型设计和集体生活四个方面简要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新村的规划设计思想。从空间一制度的视角，试图揭示工人新村的建造是一个包含着社会主义国家意志、基层社会组织、城市建设制度的空间化和新村日常生活空间制度化的双重过程。工人新村也成为塑造集体主义生活与确立国家与个人关系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工人新村；空间结构；制度化；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C912.8；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6—0038—08

一、前言

工人新村作为城市空间和制度建设的双重载体

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经历了全景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一个商业和服务型行业职工占多数的消费型城市转变成为产业工人占重要地位的生产型城市，工人阶级也在“恢复生产、群众动员、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城市工业化”等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共产党领导权威和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自上而下的制度和宏伟叙事的阶级话语逐渐统领了工人阶级从公共领域到个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影响着他们的共同体文化的自我建构。

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上海城市住宅正是在50年代逐步发展形成的。居住从来都不只是一个造房子的简单行为，上海工人新村既是基层社会组织和城市建设体制不断空间化的过程，也是新村工人的日常生活空间不断制度化的过程。大量建造的新村伴随着新中国各项社会制度的逐步建立、调整和完善，深深地扎根于整个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影响至今。

9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的新一轮开发，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城市格局也面临着根本性的重组，工人新村占主导地位的居住时代已经结束。大量被拆除的工人新村和搬迁的新村工人加速了新村制度的衰亡，“工人新村”正在人们视野中和记忆中消失，成为一段历史空白——这使得对工人新村的研究工作显得愈发迫切。

研究现状

参与了新中国三十年城市建设的法国建筑师华揽洪(Leon HOA)认为，工人新村“虽然建设标准不高，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战后城市恶劣的居住条件”，并在“在消除城乡差别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吕俊华和美国规划师彼德·罗(PeterG.Rowe)认为工人新村是新中国在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49—1957)城市住宅发展的主要途径，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技术、人文等各方面体制形成时。付晨通过对上海曹杨新村的历史调查，认为受传统和外来两种文化影响的新村模式是一种“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的建筑符号形制”。丁桂节指出“50、60年代的上海工人新村具有一种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想性与象征性，新村实践也在城市与社区建设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新村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对今天和谐社区的建设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李芸通过对红色小说《上海的早晨》的阅读，认为工人新村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象征着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在政治上的倾向性关怀”。罗岗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提出，工人新村作为“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方式”塑造着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代表着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空间中的登场，而这种“代表性”却在“后社会主义时期”面临着新的困境。

海外学者虽然目前还没有针对工人新村的研究，但对中国工人群体及其所处的社会和空间环境的分析却不乏精彩之作。美国汉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的《上海罢工》通过20世纪上半叶上海工人的地缘、祖籍、性别、大众文化、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特征对其集体行动的影响，显示了工人阶级自身特征的重要性；美国经济学家霍夫曼(Charles Hoffmann)的《TheChinese Worker}(《中国工人》)，介绍了在毛泽东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工人的工资、组织分派、激励机制等发生的变化；另一位重要的美国社会学家华尔德(Andrew G.Walder)在其名著《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中，通过大量的访谈，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工人与工作单位之间的全面依附关系，开创了中国单位制研究的先河；而澳大利亚学者David Bray的近作((Social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中国城市里的社会空间与管制：单位制从起源到改革》)，则通过考察毛泽东时代的“单位制”的起源和演变，认为“单位制空间”既是中国城市空间和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也是城市管制的重要制度。

制度一空间分析视角

二、工人新村的规划设计

“一场革命，如果没有产生出新的空间，那么

《辞海》中“制度”一词有两个含义：(1)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2)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行动准则。[“

工人新村是上海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居住制度，这是因为：(1)它的设计、建造、分配和管理与5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形成过程密不可分。可以说，工人新村既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自身也是一个包含着基层政治组织、经济政策和阶级文化习得等多方面的制度建构；(2)工人新村的大量复制塑造了一批特殊的社会群体——“住新村的工人”，他们在身份认同、日常行为规范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新村”特征。

空间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视角被长期忽视的状况直到最近才得到改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空间理论在城市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空间”的含义大大丰富了。在一系列的出色的研究中，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a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的概念占有重要的地位。在((The Production of Space》(《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他强调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核心要素的同时，还把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空间——如住宅、学校、工场和街道的研究，提升到了与人文地理和地理政治学的空间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对社会现象中的“空间性”研究，也出现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监狱分析以及英国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美国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等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家对资本主义都市空间的批判之中。

本文从制度一空间关系人手，对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新村在国家意志和基层社会组织空间化过程中的影响进行分析，凸显新村制度在建构上海工人的阶级意识、利用集体主义文化习得塑造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强化国家与个人关系等方面起到的作用。

日常生活空间的制度化

它就没有释放其全部的潜能；如果只是改变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体制，而没有改变生活的话，它也是失败的。真正的社会变革，必定会在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中体现出它具有创造力的影响。”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一场革命，一场从上到下、从思想到生活的革命，这场社会变革在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中也留下了痕迹。工人新村作为当时社会主义城市的理想居住空间，在选址、空间结构、户型设计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都体现着新政权的政治抱负。

工人新村的选址

新中国初期的上海，解决工人住房困难不是先从改造旧的工人住宅区开始，而是选择了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区地带另辟工人新村，尽管这样的新村(包括曹杨新村在内的第一批四个工人新区)“分散布置在郊区，造成了交通、福利和公共设施更多的额外投资，推迟了市区的改建工作”。

选择这样的位置，除了方便职工上下班之外，还有制度方面的考虑。首先是由于当时对于旧区的改造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在1958年以前，上海实行的城市户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流动，重在管理”，人员流动十分频繁，人民政府在划定基层社会各种政治空间范围和人民的阶级成分方面遇到了相当的困难。尤其是在一些工人集中的旧居住区，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往往注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地方帮派势力，一次次改变着旧区原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态。对新政权来说，改造一个人口构成异常复杂的旧棚户区，远比建立一个新社区困难得多。越是空白的土地，建设者越是能根据新的意志，建造理想新村，选择理想的居民，树立新的生活规范——这为“新村主义”理想的实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相对偏僻的郊区工业区进行新村实验，还可以让社会主义的新村工人在空间分布上有别于旧区的老居民，从而更加靠近生产地点。甚至一些新工厂在选址初期就已经把生活区考虑进去了，新村成为厂区的一部分。生活地点与工作地点的靠近，在方便了新村工人上下班通勤的同时，也模糊了工作与休息、集体生产与个人生活空间之间的界限。新村工人“先生产、再生活”、“以厂为家”、“舍小家为大家”的生活方式在新村中十分普遍。

此外，选址郊区使得工人新村难以利用中心城已有的基础设施，新村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就需要比较全面。从托儿所到中学，小卖部到职工医院，新村为工人们提供了几乎所有日常生活的基本服务，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一种集体化的新村生活。

空间结构的等级化——居住区规划思想

解放后的新中国百业待兴，国家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体制尚未建立。在缺乏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情况下，主要的规划设计工作是由建筑师或工程师担任的。在上海工人新村规划设计的初期，规划师们采用了当时国际建筑界普遍流行的“邻里单位”的住区规划方法。

“邻里单位”的概念诞生于19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克拉伦斯·佩里(clarence A.Perry)的作品。他建议将城市细分为“邻里”。每个邻里将配置本地自有的社区设施，如便利店、社区公园、教堂和小学，所有这些都坐落在邻里中心步行范围内，并作为居民的社会活动中心。这样，每个邻里单位都可以实现相对的“自我供给”，更像一个传统的乡村。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一期)就是“邻里单位”思想的产物。

虽然曹杨新村设计在居住区内部组织、与自然环境结合方面都相当成功，“一五”期间，“邻里单位”仍然被当作资本主义城市规划思想受到了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苏联的“居住区”规划思想——它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城市社会结构上的体现：“社会主义大城市中，应按照‘区来组织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配置相应的社会文化教育和生活供应等方面的完整服务系统。这种行政分区中建筑与城市规划上的体现，就是大城市结构中的居住区。”

根据苏联专家的指导意见，“居住区”与“邻里单位”不同，“区”及其“相应的社会文化教育和生活供应”是要为“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服务的。换句话说，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应当与国家政治生活相适应。这种关系在工人新村中的体现就是“与基层行政组织相匹配的空间结构的等级化”。

所谓的基层行政组织，指的是城市各区下设街道，各街道由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实施管理，在整个政府体系中属于最基层，依靠法律上是群众自治的居民委员会组织开展工作。随着1949—1957年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实施，上海的街道一居委会基层社会组织经过多次的尝试也逐步地建立起来，并形成了“条块结合”的制度设计：“条”是指在居民工作层面上分为治保、卫生、调解、民政、计生、文教各项内容；“块”是指在不同的空间层次上设置相关负责人，例如街道主任(居住区)、居委会主任(小区)、分区块长(街坊)、楼组长(组团)等。基层制度的空间化使得居住区里的任何个人和事件都可以在空间上和组织上找到相关负责人，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空间结构的等级化是指，新村在空间结构上根据人口和用地规模，划分为居住区、居住小区、街坊和居住组团若干等级，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标准。表格中，公共设施的配套标准是由“千人指标”来衡量，即每千人应该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主要是面积标准)，不同规模的工人新村可以根据居民人数来确定相应的公共服务等级。

在工人新村的建造过程中，规划师们十分注意空间等级和行政等级的关系，工人新村规划设计逐渐地从单纯的技术操作过渡为一种含有“制度安排和行政组织”的实施手段。如王硕克认为：“作为居住区组成单位的居住小区，其规模相当于里弄委员会的范围，可设置一套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公共建筑。小区的规划结构可分为小区和基本生活单元二级，再由若干个居住小区组成居住区。为了便于管理和组织生活，小区规划布局应与居民街道组织体制相适应。”汪定曾、徐荣春则认为，随着1957年的八个村相继建成，曹杨新村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居住区”。整个新村(大区)在空间规划结构上分为八个村(小区)，每个村由若干街坊群构成，街坊里还有若干居住组合，与之相对应的基层行政组织为四级：(1)大住宅区(卫星镇或人民公社分社)——街道委员会(63400人)；(2)小区——区委会(8000～10000人)；(3)街坊群或建筑群——工区(2000～3000人)；(4)居住组合——小组(300～500人)(组长：一般为读报员或楼长)。

从邻里到居住区，空间、制度(权力)的边界和等级逐渐清晰，日常生活的行政化逐渐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新村空间结构的等级化和基层行政分区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内容上是互为参照的，本质上都是国家对个人生活秩序的强调。可以说二者之间的这种关联性是50年代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新中国城市住区最具特色之处。有趣的是，“与空间结构建立关联”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

们在同时期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税务征稽制度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等级化的组织方式，甚至在职务工资制度中也有所反映。“从国家的视角制定一个城市综合规划，那么统一性和严密组织的逻辑就无可避免。”作为50年代整个经济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村空间结构和基层行政分区的关联还在行政组织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中央的协调计划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人口、社会和空间越是静止，越是标准化和统一，边界也就越清晰，越没有意外，也就越容易适应于官方的观察和管理技术。”

标准化单元设计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开始，苏联以标准化为特征的住宅工业化思想也被引进中国。工人新村在户型设计方面也大量采用了标准化单元方法。所谓的“标准化”，指的是户型设计不是根据居民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是根据国家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工业化水平，按照标准构件和模数原则设计标准户型单元，再通过标准单元的组合变化形成住宅建筑。而以标准设计方案为基础，形成的标准图集也成为城市住宅区规划建设和构件生产的依据。

采用标准化单元设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标准设计方法是在住房建设中实施计划经济的重要保证。作为国家住宅标准设计依据的“定额指标体系”通过对住宅人均面积或户均面积和造价的规定，使国家可以精确地掌握经济计划中住宅投资建设的规模与产出，这对住宅建设基本上完全由国家投资的计划经济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标准化方法大大加快了建设速度，降低了造价，按时完成了由快速工业化带来的大量建设任务，弥补了设计施工人员极度短缺的问题。但同时，在整个50年代住房建设低投资、低造价时期，不断降低的住房标准，使得人均居住面积较解放前反而呈下降趋势，几家合用厨房、卫生间的情况十分普遍，朴素的建筑外观取消了一切装饰性设计。

此外，低标准的住宅单元设计在政治上也具有意义。David Bray认为在中国50年代反浪费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降低造价，不断减小的私人住房空间和相对增多的公共设施促进了一种“日常生活集体化”的趋势。这种对集体化生活的强调在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中达到高潮，有些工人新村内部甚至出现了托儿所、公共食堂和街道工厂。

实际上，“国家政权与标准化空间之间的密切关系”不是一个特殊现象。城市历史学家LewisMumford在考察意大利城邦空间的巴洛克风格时认为：“这是巴洛克思维的成功，空间被组织，使之连绵不断，并将其简化为标准和秩序。”法国学者F.Choay认为，19世纪中期的奥斯曼巴黎改造计划的目的除了对城市居民社会生活进行现代化改造的理想之外，还含有“防止底层民众利用混乱空间抵抗军队”的目的。David Bray认为社会主义时期苏联的城市规划原则体现了中央集权与现代工业化管理技术(泰勒制)的结合。而工人新村空间结构的等级化和住宅单元的标准化设计，也让我们看到美国学者詹姆士·c·斯考特称之为的“国家的视角”：面对复杂混乱的社会现实，国家总是希望通过制度或者空间的手段使之简单化、标准化和秩序化。

集体化生活

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也是国家统领社会直至二者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生活空间越是被压缩，国家的意志也越能通达至底层。50年代上海新村工人的生活中，一方面通过降低住房标准(缩小私人空间)和公共化私人空间，缓解了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与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网点系统性的组织，把新村工人日常生活安排在一个以居住区或小区为单元的集体化生活的网络之中。睡觉之外的其他生活需求几乎都要借助于公共空间，包括每天必须的日常活动，如洗澡、吃饭、上厕所。而合作社、卫生所、银行、邮局、学校设施一应俱全，同时还预留了文化馆、运动场和电影院的位置。城市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主义建筑理念发展到极端，表现为居民统一在食堂就餐，各户住宅不设厨房，大家统一在食堂就餐；各户的拆缝补洗由集体劳动完成；家庭妇女被组织参加街道工业，幼托和照顾老人的工作也由街道统一组织。

此外，新村居民的自治组织也强化了集体化的生活方式。以曹杨新村为例，1952年一村落成同时就成立了家属委员会和工人合作社，负责对新村进行管理。当时的合作社制订了工人住宅租赁管理办法，明确住户与合作社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居民迁入新村的若干规定，作为大家共同遵守的新村生活准则。1953年，新村在原有工人合作社和家属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在街道领导下，以宣传、卫生、社保、民政、调节和治保为主要工作内容的新村居民委员会。居委会干部以及各楼组长，通过读书读报等经常性文化学习活动，逐渐地把退休工人、妇女儿童等闲散人员组织在新村的集体生活之中。

三、结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过去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现在或将来的选择，而我们今天的各种决定和选择实际上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因此，工人新村的建造过程，首先有助于我们透过历史来理解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生产逻辑：新村不仅是一种居住模式，在广义上更是一种制度，一种根植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与意识形态、经济政策、政治运动和技术发展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一种居住制度。

其次，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工人新村，仍然是当前城市更新和社区化运动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新村在空间布局、与基层社会组织的匹配关系以及居民日常生活管理等一系列相关制度方面的发展和演变都将成为制定新一轮都市政策的重要依据。正如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序言中写道：“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也要同他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空间一制度的双重视角也将有助于打破城市空间操作和社会制度研究之间的藩篱，从而更好地理解上海城市空间的演化和社会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