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策略

2024-05-28

侦查策略（精选12篇）

侦查策略篇1

当前, 反贪查案工作面临着诸多前所未遇的新情况, 诸如:犯罪方法智能化, 案件定性难度高、取证工作困难大等, 尤其是“零口供”案件日益增多, 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和效果。笔者拟从近两年来参与侦办的多起“零口供”的贪污贿赂案件, 并结合笔者所在院反贪局在办理此类案件中的经验和教训, 对“零口供”案件的一些普遍规律进行分析, 并进一步探究“零口供”案件的概念、成因和应对之策。

一、“零口供”案件的基本概念

所谓“零口供”, 正常理解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只作无罪、罪轻的辩解, 拒绝作有罪供述或者保持沉默、缄口不言的事实情况。在具体区分“零口供”案件时, 必须注意“零口供”与“无口供”、“零口供规则”的区别。

“无口供”即没有口供, 通常是犯罪嫌疑人到案后, 一言不发、保持沉默。我国现行法律以及司法实践中, 都不承认“沉默权”的存在, 《刑事诉讼法》第93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 应当如实回答。”从这一意义上讲, “零口供”是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对自己犯罪事实予以明确否认或者拒作供述或作无罪辩解, 并由此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零口供规则”是部分地方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采取的一种证据规则, 是指“当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即口供呈至检察机关提请批捕时, 检察机关视其有罪供述不存在, 即为零。同时通过在案的有关证据进行推论, 证明其有罪。”

二、“零口供”案件不断上升的成因

“零口供”案件日益增多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犯罪嫌疑人自身认罪悔罪态度等主观因素, 也有诸多客观因素。

(一) 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加之犯罪嫌疑人的错误认识, 是导致“零口供”案件增多的重要因素。

反贪部门在查案工作中, 利用长期积累的审讯经验, 赢得了一起又一起案件的突破, 但与之相伴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显现, 那就是对于“口供”和依靠“口供”建立起来的证据体系的严重依赖。如同医学领域中病毒的抗药性一样, 犯罪嫌疑人在一次次审讯的博弈中积累起足够的抗审经验和能力, 被少数心存侥幸的犯罪分子奉为圭臬, 成为他们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金玉良言”。

(二) 法律威慑力的减弱, 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零口供”案件上升的势头。

对贪污贿赂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来讲, 法律的威慑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由于对侦查机关可能采取何种强制措施 (“关”或“放”) 的不确定而产生的心理畏惧;二是由于对审判机关可能处以何种刑事处罚 (“重判”或“轻判”) 的不确定而产生的心理畏惧。这两方面心理畏惧所形成的威慑力, 外加犯罪分子希望得到“从轻发落”的内心期盼和强烈的求生欲, 使他们到案后能够主动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但是, 笔者在办理上述几起“零口供”案件中发现, 这两种威慑力正在减弱。

首先, 侦查部门在强制措施的运用上越来越缺乏灵活性和可选择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 侦查部门缺乏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辩诉交易 (1) 的可行性。根据办案实践, 侦查部门在犯罪嫌疑人交代有关犯罪事实、并掌握了一定证据的前提下, 基本倾向于采取比较严厉的强制措施 (刑拘和逮捕) , 不会过多考虑自首、认罪悔罪态度、犯罪情节、恶意程度等因素。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符合诉讼成本最优化的要求, 单就在刑事诉讼程序期间可能存在的风险, 例如犯罪嫌疑人逃跑、死亡、翻供等, 就使侦查部门在使用其他强制措施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 时, 不得不慎之又慎, 从而影响了选择的灵活性。

其次, 近年来贪污贿赂案件“严查轻判”的现象比较突出, 适用缓刑的情况也十分普遍。刑事处罚在“从宽”和“从严”之间的弹性降低, 使犯罪分子对于“交代”和“拒供”所带来刑事处罚的落差感受并不明显, 于是一些职务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预期提高, 这也使犯罪分子到案后更多地选择“拒不供述”来逃避法律制裁。

三、“零口供”案件的侦查对策

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 “零口供”案件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呈继续上升的趋势, 因而要求侦查部门和办案人员积极寻求应对之策。

(一) 转变观念, 增强风险决策意识, 是查办“零口供”案件的基础。

针对职务犯罪日渐隐蔽化和智能化, 以及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不断增强的新形势, 侦查人员要不断增强在侦查疑难复杂案件时的风险决策意识;正确处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者的辩证关系, 通过一定的打击力度体现检察机关惩治犯罪的信心和决心;转变撤案等于错案、不诉等于无罪的传统观念, 善于把握法定条件, 合理、准确地运用必要的强制措施;不把案件的突破, 特别是贿赂案件的突破寄托于犯罪嫌疑人到案后的有罪供述, 而是通过慎密初查获取相关的证据, 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故在侦查“零口供”案件时, 必须十分注重把握好上述几个方面的关系。而其中风险决策的意识, 往往是“零口供”案件能否顺利侦破的关键。在办理“零口供”案件的过程中, 尤其是在案件突破环节, 一定要正确把握好“风险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关系。由于“零口供”案件缺少过去办案中被认为是“证据之王”。并在证据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口供”———犯罪嫌疑人供述。因此, 在决定是否立案侦查及采取强制措施时, 必然会伴随着较大的决策风险。特别是在涉嫌贿赂, 且只有单个罪名的案件中, 现有证据证明其有犯罪嫌疑, 犯罪嫌疑人又拒不供述, 而正面接触12小时的时限临近, 要作出立案并刑拘的决策是有一定风险的。但决策的前提绝不能建立于依靠或侥幸图存的赌博心理上, 必须建立在初查中所获证据和相关信息的基础上, 建立在对“敌”我双方形势的准确判断上, 建立在对犯罪嫌疑人心理变化的准确分析和对侦查发展方向的敏锐把握之上。

(二) 做好各种类型的诉讼证据的收集、固定和补强工作, 是查办“零口供”案件的重要保障。

办理“零口供”案件, 要求办案人员注重对间接证据、衍生证据的搜集和固定, 并准确运用证据补强规则, 形成并完善证据体系。同时, 在取得初步成果的情况下, 积极寻找再生证据, 通过环环相扣的证据锁链锁定犯罪事实, 并继续深挖广查, 穷追猛打, 不断扩大战果。例如在刘某贪污一案中, 犯罪嫌疑人刘某对其实际控制并利用公司账户截留侵吞公款的事实予以否认, 我们采用刑事鉴定的方法, 获取有力证据, 从而达到证实犯罪、指控犯罪的目的。侦查人员通过工商、税务部门, 查调了刘某开办公司的委托书、账户申报表、银行对账单、银号支票等材料, 及刘某亲笔书写的干部履历表送交鉴定, 认定送检材料的笔迹均为刘某书写。这一鉴定结论在庭审中成为指控刘犯罪的关键证据。

(三) 运用辩证观点, 巧妙利用“零口供”案件中口供的作用, 是查办“零口供”案件的重要手段。

“零口供”并不等于“无口供”, 在此类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总是会利用各种辩解为自己开脱罪责。对于这些供述, 如果我们加以认真分析, 准确找出其中的不合理因素或者逻辑矛盾, 就能通过对这些不实辩解的“否定之否定”, 推断出正确的办案思路和侦查方向。例如梁某涉嫌贪污案, 梁某始终辩称:他将单位的10万元公款截留后, 一直放置在办公室文件柜内。对于这一辩解, 侦查人员认为不符合正常的思维逻辑, 作为财务科长, 梁某不可能也不应当随意处置如此一笔巨额现金, 而不做任何账面纪录。在此基础上, 侦查人员积极拓宽侦查思路, 运用“倒查”的方法, 对梁某个人及其家庭、亲友的经济情况进行全方位调查, 从而追查梁某退赔款项的来源, 不但查清梁某涉嫌贪污的事实, 更进一步牵出了伙同梁某共同实施贪污的某分管领导的犯罪事实。

(四) 突出办案效果, 加大宣传力度, 是保持法律威慑力, 减少“零口供”案件发生几率的重要途径。

在查办“零口供”案件时, 必须十分注重办案的“三个效果”———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加大打击力度的态势、注重震慑犯罪的威势、发动法制宣传的攻势。对于“零口供”案件, 不能把案件质量的标准简单理解为法院是否作了有罪判决, 而应当综观全案的情况, 确保案件“诉得出、判得了、罚得当”。如果让少数犯罪分子逃避应有的惩处, 就势必会损害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也有损于刑罚的教育和惩戒作用。

摘要：随着犯罪方法智能化, 案件定性难度增加, 取证工作困难加大, 尤其是“零口供”案件日增,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本文以具体“零口供”贪污贿赂案件为例, 分析“零口供”案件的普遍规律, 并进一步探究其概念、成因及对策。

关键词：零口供,贪污贿赂,侦查对策

参考文献

[1].崔敏.刑事诉讼与证据运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 (3) .

[2].刘方权.法治视野下的强制侦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3].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侦查策略篇2

关键词：大数据；侵财犯罪；侦查策略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6）18-0038-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侵财犯罪屡有发生，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了相关学者专家的重点工作，并且侵财犯罪也已经上升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侵犯财产的犯罪，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也不管是总数量上还是个别特例上，其数量和频率都是远超于侵犯人身的犯罪；在一些发达国家地区，在所有的犯罪案例中财产犯罪这一类就占据了80%以上，可见财产犯罪在是社会中出现的频率之高；当下是我国快速发展的阶段，处于一种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转型期，刑事犯罪案件是社会中常见的矛盾表现形式，并且保持长期高位运行的状态，对社会发展、民生安全都起到了严重的威胁；这就使得对侵财犯罪发展及侦查策略的研究变得更具现实意义。

侵财犯罪的主要特点

随着天网工程、金盾工程等信息化系统工程的建设，公安机关汇聚的数据种类变多，数据规模更大；在这些数据中，不仅包含有常规的数据规格结构，还有一些新兴科技技术采集所得的大量的视频、语音等非结构化数据。然而面对如此海量的信息数据，如何从中准确地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如何有效的将其运用于实际的侵财犯罪侦查当中，是目前公安机关面临的难题；另外如何实现多源异构数据之间的关联与融合，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以一种例题形象的形式展现出来，如图1所示，有利于主动防控、精确打击，提高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的能力和水平，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目前我国钱财犯罪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侵财犯罪逐年走高，暴力犯罪降幅明显；近年来侵财犯罪在所有犯罪发案的数量中占据了绝大部分，基本上在80%左右，相比之下侵犯人身、爆炸、纵火、绑架等案件发生率有所降低；2）有广泛社会影响力侵财案件屡有发生，这一特点的侵财犯罪是指具备犯罪案件的成因中有一些过于敏感的因素、人民群众或者多方媒体平台对案件的关注度极高、案件的发生给公众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慌，对群众的人身安全或心理安全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3）多发性侵财犯罪相对稳定中呈现变量，盗窃案件始终保持刑事发案数量首位，诈骗犯罪呈现快速增长，抢劫案件逐年下降；4）侵财犯罪时间有较为明显的分布规律；发案时间：犯罪事件一般在一些重大活动、节日等，空间分布：地域经济发展对发案数量和类型影响明显；5）地域性侵财犯罪职业化发展态势明显，手城乡收入差异较大的影响，产生的一些心理失衡，加之生活压力较大，容易滋生犯罪心理，并且特定区域、特定手段等非一成不变，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犯罪分子自身的经验不同会有不同的手段和方式；6）作案手段更替迅速，多种方式叠加使用，寄递渠道越来越多被应用于犯罪，利用网络实施侵财犯罪逐年走高，犯罪流程“精细化”实现利益最大化；7）流动性、低龄化成为犯罪主体突出；青少年、流动人口二代犯罪现象突出，由于在一些经济较为发的城市，有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会带着孩子一起留在同一城市，但流动人口的子女大多都疏于家庭的教育，一定程度上难以融入城市，会受到一些不正确价值观和消费观等因素影响，致使流动人口二代侵财犯罪现象突出。

侵财犯罪侦查战略思路的建构与策略

侦查队伍建设实际完成犯罪案件勘破的基础工作，专业化的建设就更是重中之重的基础工作。我国公安机关对于侵财犯罪的侦查队伍建设力度一直在不断加强，力求完善每一环节的侦查细节，为的是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环境和趋向以及案件自身的侦查需求。

在进行专业队伍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注重三个层面的工作细节：强化复合培养，要求侦查队伍中的人员适应大数据环境下的案件侦查思路，熟悉侦查流程，善于利用科学技术手段进行案件的侦查；其次强化证据意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一些不法分子做假证提供了机会，这就使得法治环境对取证程序、取证效果的要求有了更高的要求，执法人员则需要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树立起严格的证据意识，确保诉讼；另外强化专家合力，侵财侦查队伍的建设，不仅需要内部人员的积极参与和组成，也需要适时的引入相关专家或一些富有经验的人员，内部与外部的优秀人员合力建立起更加专业有利的侦查队伍。

在此基础上，还要注重深化侵财犯罪侦查工作机制，高度关注地域性侵财犯罪人管控机制，探索“流动人员”社区矫正机制；提升侵财犯罪侦查多维手段，主要有持续丰富信息碰撞方法、探索延伸新型方法、深度参与视频体系建设、重视传统手段与现代技术交互运用。

大数据背景下侵财犯罪侦查策略之深化

随着互联网、计算机科学技术、云计算、自媒体等多方面的发展，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世界已不可避免地进入大数据时代，对数据本身价值的挖掘和利用已经成为时下的重点研究课题。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咋繁复错综的数据中调取出有用的信息有一定的难度，但当出现犯罪案件时，广泛全面的数据可以为公安机关提供更多的侦查入口。

3.1大数据侦查的提出与界定

大数据侦查是在近年来大数据时代逐渐产生的环境下提出的较为新型的概念，是一个概括利用大数据相关技术，进行相关案件的侦查活动的专有名词；大数据侦查与传统概念下的信息化侦查有一定的区别，更强调利用数据整体的规模化和集约化，还有利用大数据进行案件侦查，必须有强有力的系统平台为支撑。对于大数据侦查进行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是指围绕侦查工作目标，以现代技术搭建平台为支撑，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智能处理和专业分析开展侦查工作的理念与方法之统称。

大数据侦查在侵财犯罪中的应用，为侦查过程及模式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侦查模式变革，由数据到案件的形成，如图2所示；侦查应用核心―依据数据分析提供可量化的预测；思维方式演变―大数据思维，从精确性到相关性。

3.2大数据侦查的发展思考

首先要转变理念做出相关的发展规划，从侦查实践出发，研究发展计划、研究数据需求、明确案件所需的数据信息的采集计划、制作预警指标和数字模型等；拓展整合数据来源，利用现有的网络、无限、微软等现代科技设备和手法，实现多种形式的交互，则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数据源，使得案件侦查工作可以找到更多的突破口；提升智能处理设备，现有的智能设备虽然能满足于现阶段的使用需求，但相关的研究和创新工作力度还是要不断加强，与时俱进，保证大数据的价值不能只在规模庞大层面，要将其上升至“具有较高加工处理能力”上；同时一定要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大数据固然能节省许多人力和物力，但不代表能完全替代，并且对数据的深度分析和研究还是要依赖各领域的专家。

4结束语

贿赂犯罪侦查困境与应对策略篇3

关键词：贿赂犯罪；侦查；问题；对策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贿赂犯罪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而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的加大，也促使了贿赂犯罪产生应变。贿赂案件是检察机关的查办案件重点之一，而且近年来贿赂案件有上升的趋势，同时由于贿赂案件比较普遍的是“一对一”犯罪，犯罪的隐蔽性极强，都是“一对一”的证据，证据难以固定，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及我国目前司法实践，只要行贿、受贿其中一方不供认，案件事实就难以认定；而且贿赂案件等职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有一定职位、较高的智力水平和社会地位以及比较广泛的关系网，有较强的反侦查手段和措施，这为案件在法定期限内突破增加了难度和阻力。而随着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新形势更加要求贿赂犯罪侦查工作要积极转变侦查理念，本文针对历年办案实践遇到的难点，寻求解决之道，推动贿赂犯罪侦查工作向前发展。

一、贿赂犯罪的侦查困境

1.受贿犯罪事后留下的证据单一

从受贿犯罪的侦查来看，案件的侦破主要依靠的证据是证人证言及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使案件得以顺利进展和深入的线索也主要是来自这两个方面。与贪污犯罪和渎职类犯罪不同，二者在犯罪的过程中往往会留下很多痕迹，对案件的证据收集可能主要集中在书证等有关证据上，相对来说，证据较多，我们能捕捉到的信息也较为充分，而受贿犯罪一般没有书面的约定，也没有记录当事人谈判、交易、承诺的资料，很多时候行受双方是利用一种默契和口头招呼的形式达成了交易。所以，在侦破案件过程中，我们对证据的把握，对案件侦破的方向都比较单一，为我们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2.受贿犯罪留下的证据难以收集

受贿的事实和为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时间上联系的并不是很紧密，能证明二者之间存在联系的仅有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正是因为证据的单一性，而且各证据之间存在较大的出入，就减弱了证据对事实的认定程度。接受财物的地方往往都是在隐蔽场所，双方的谈话内容都在口头上，对于经常往来的人，双方都形成一种默契，一切尽在不言中，所以除了当事人以外，无人知道具体事实，一旦双方都否认，或者陈述内容差距很大时就难以认定犯罪事实。同时犯罪嫌疑人狡辩的理由很多，拥有较大的推卸责任空间，如过年过节给当事人送钱送物，犯罪嫌疑人辩解这是朋友之间正常的经济往来，说这是朋友之间的正常走动，此时侦查人员的侦查进展将面临很大的障碍。

3.难以应对律师权利的扩张

新《律师法》取消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诸多限制，对律师的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作出了新的规定，扩大了律师的权力。在没有特殊侦查措施的情况下，这种变化一方面使侦查部门、犯罪嫌疑人、律师三者之间的互动性增加，侦查过程必将更加公开、透明；另一方面使传统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面临极大挑战，导致口供的稳定性降低，翻供的可能性增大。

二、贿赂犯罪侦查疑难问题

1.领域“广”，案件调查的困难

贿赂案件线索来源一直以来比较匮乏，大都依靠群众举报、自行发现和其他机关移交。这些线索中对犯罪事实的描述都比较模糊，真正有价值的线索很少，能够直接转化为固定证据的更少，更多的依靠侦查人员全面地调查取证，所以一旦遇到冷门、不熟悉的领域，往往无从下手，千头万绪，难以寻找规律所在。不同行业与部门的工作特点、运作规律、业务特色均不相同，这对侦查人员的知识面、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所需的工作量也增大，对于各类行业的业务、相关联的业务和一些可能存在的“潜规则”不了解的话，对调查取证、行受贿人口供的突破都有不小的阻滞。

2.方式“隐”，取证和认定的困难

贿赂犯罪手段隐蔽和形式多样的特征，致使调查取证和认定难，手段隐蔽，侦查信息的获取受限，所能取得的证据不足，造成侦查人员过分依赖于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一旦行、受贿双方中的一方供述贿赂事实，而另一方又否认，在直接证据不足又缺乏其他有力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一对一”的现象；贿赂犯罪中对抗、干扰侦查工作的形式多样，随着反腐倡廉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也日益提高，犯罪主体多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官商两界的人才，大都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在“荣辱与共”的心态下促成攻守同盟的结合，各种规避法律手段层出不穷，加上当前大量难于界定的边缘职务犯罪的存在，使得认定罪与非罪的越来越困难，容易造成误认非法形式为合法形式的错觉。

3.证据单一，固证的困难

贿赂犯罪侦查过程中出现嫌疑人翻供的现象不少见，在侦查过程中不断改变证言，造成固定证据的难度加大。有些嫌疑人在立案侦查讯问时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后，经过自己思想的反复斗争，经常在对其提审中出现翻供现象，将之前所供述的涉案数额减小或作案次数减少甚至将决定案件性质的事实完全颠覆。贿赂犯罪证据有单一、对合和互证性等特点，多数贿赂犯罪案件的定案证据只有受贿人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行贿人的证词，在没有其他有力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嫌疑人一旦翻供，固定证据难度加大，再者证言反复的不定，也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案件事实或性质的认定。

三、贿赂犯罪侦查困境的应对策略

1.注重做好初查工作

加强初查工作是实现反贪侦查模式“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的重要方式之一，贿赂犯罪侦查工作正需要摒弃以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为目标的侦查理念，建立由注重“言词证据”向“实物证据”转变的工作理念。

坚持秘密初查，確保传唤的突然性。“传唤的突然性越强，成功的可能性越大。确保传唤突然性的关键在于初查的秘密性。要做到初查保密，一是初查要严格控制知情面，避免打草惊蛇。二是初查的方法要灵活。侦查人员要善于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身份，采取不同的方法开展初查，如与纪检、公安、工商、税务、审计等部门配合，以某种业务人员身份为掩护，在不暴露真实意图的情况下获取证据。三要果断立案。只要初查取得了一定证据，就要果断立案传唤，使传唤人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反侦查准备，便于突破其心理防线。初查的目标要明确，力戒草木皆兵。

2.转变贿赂案件只能从行贿人处突破的陈旧观念

贿赂案件中行贿人的责任明显要轻于受贿人，所有普遍认为行贿人较容易突破，但是在当前各单位、部门内外之间的权力相互制约明显增强的情况下，向一人行贿往往难以奏效，于是受贿窝串案件较多，对窝串案受贿人只要侦查讯问得当，是比较容易突破的，从受贿人处打开缺口再突审行贿人，通过交叉讯问，就能扩大战果。而且，受贿人的荣誉感强，心理压力大，知识结构合理，往往容易被法律政策感化，为减轻处罚而积极交待犯罪事实。因此，侦查人员应仔细观察受贿人的心理活动和变化，抓住其弱点，从中选择突破时机。

3.利用技术侦查手段

行贿受贿是隐蔽性较强的犯罪，证据少，对此类犯罪，利用技侦手段有利于破案，如对确有证据证明经常行贿的可以监控其电话、手机，进行跟踪、守候，特别是对行贿人有重大经济活动时，要周密安排监控，如了解得知其用于行贿的银行帐目的支取情况。

侦查策略篇4

一、贿赂犯罪的特点与规律

(一) 涉及领域“广”

从近几年的贿赂犯罪案件的查办情况看出, 贿赂犯罪呈现出涉及领域广泛化、且窝案、串案发生几率上升的趋势, 一些企业或个人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而不惜通过各种手段贿赂权力部门, 以求获得不正当竞争的资本, 便以得到交易的利益, 甚至出现更多行贿人为疏通各个部门对多人、多次行贿, 且行贿的金额也普遍较大, 查处一个、带出一片, 形成一种单个存在又群体相连的局面, 且多为窝案、串案。因而, 虽然高发领域如土地承包、政府采购、招标投标、医药购销等依然集中, 但更多冷门领域或行业也逐步蔓延, 例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2010年办理的民政系统系列案, 一鲜花店老板夫妇为与殡葬管理所签订花圈的供销合同, 前后向各任殡葬管理所所长和殡葬管理所相关权力部门的公职人员行贿, 涉案金额高达300多万元人民币, 涉案人数9人。

(二) 贿赂方式“隐”

具体体现在贿赂形式多样和手段的隐蔽。“一对一”在贿赂犯罪中是最大的特色, 即使在窝串案中, 行贿人为打通各个环节可能会向多人行贿, 但在行贿人“各个击破”的犯罪交易空间上依然极具隐蔽性, 多属暗箱操作, 极少留下其他间接证据, 相关部门亦各自为政, 心照不宣。加上行贿人作案形式多样, 再者行、受贿双方多对自身行为违法性有充分认识, 要么通过最简单直接也最为隐蔽的权钱交易方式, 直线联系, 要么想尽办法创造各种合法假象, 例如通过一些“手续费”、“回扣”等看似表面合法或如在商业贿赂中容易出现的“商业惯例”的形式, 实际是权钱交易, 来掩饰犯罪行为, 混淆视听。

(三) 作案次数“多”

分析近几年查办的案件中, 发现短期交易、一事一贿的贿赂犯罪相对较少, 多为多次、长期交易的犯罪形式, 且涉案数额趋向巨额化, 行、受贿双方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更有甚者成为“职业化”行贿人, 通过自身关系, 长期多次行贿以获得非法利益, 但更多还是在商业贿赂中, 因为商业贿赂的特性是存在商业行为, 这种特性使商业贿赂犯罪更容易发生长期性的多次“交易”, 权力的商品化促使行、受贿双方在尝到各自得到利益的甜头后, 达成一种“合作”关系, 或者逐渐形成所谓的“潜规则”, 一旦形成“潜规则”, 便容易使贿赂现象常态化, 且商家也对此也普遍接受和认同, 因为不接受就代表无法排除正当竞争或获取更多的利益, 这样权力容易商品化的单位或部门工作人员一旦有了开端, 便一发不可收拾, 多次收受多人贿赂, 甚至“接力腐败”, 后任把权者发扬前任的“光荣传统”, 接力实施贿赂犯罪行为, 造成恶劣影响。例如前文所举的民政系统贿赂案例便体现出这种情况。作案次数越多, 无疑带来的侦破难度也越大。

二、贿赂犯罪侦查疑难问题

所谓侦查, 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强制性措施。贿赂犯罪侦查的调查工作和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定, 从实践中看, 强制措施的实施作为侦查手段之一, 对在合法原则下积极转变传统侦查理念, 形成新形势下促进贿赂犯罪侦查的应对策略具有重大作用, 而贿赂犯罪侦查工作的疑难问题更多地体现在调查取证层面。

(一) 领域“广”, 案件调查的困难

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泛, 除了一些诸如买官卖官、升学转学、调动工作等短期交易的普通贿赂犯罪外,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 商业贿赂犯罪多发, 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 渗透到各种机关、事业单位, 且行业性的特征明显体现, 行业特点明显, 专业性要求高, 导致案件调查难度加大。贿赂案件线索来源一直以来比较匮乏, 大都依靠群众举报、自行发现和其他机关移交。这些线索中对犯罪事实的描述都比较模糊, 真正有价值的线索很少, 能够直接转化为固定证据的更少, 更多的依靠侦查人员全面地调查取证, 所以一旦遇到冷门、不熟悉的领域, 往往无从下手, 千头万绪, 难以寻找规律所在。不同行业与部门的工作特点、运作规律、业务特色均不相同, 这对侦查人员的知识面、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所需的工作量也增大, 对于各类行业的业务、相关联的业务和一些可能存在的“潜规则”不了解的话, 对调查取证、行受贿人口供的突破都有不小的阻滞。例如一些所谓的“行规”, 再如在商业贿赂中商业惯例与商业贿赂之间的关系如何厘清、如何区分两者的边界, 断定罪与非罪, 进而发现其中的“猫腻”, 这些对侦查人员无疑是一大考验。

(二) 方式“隐”, 取证和认定的困难

贿赂犯罪手段隐蔽和形式多样的特征, 致使调查取证和认定难, 手段隐蔽, 侦查信息的获取受限, 所能取得的证据不足, 造成侦查人员过分依赖于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 一旦行、受贿双方中的一方供述贿赂事实, 而另一方又否认, 在直接证据不足又缺乏其他有力证据印证的情况下, 就容易出现“一对一”的现象;贿赂犯罪中对抗、干扰侦查工作的形式多样, 随着反腐倡廉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 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也日益提高, 犯罪主体多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官商两界的人才, 大都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 在“荣辱与共”的心态下促成攻守同盟的结合, 各种规避法律手段层出不穷, 加上当前大量难于界定的边缘职务犯罪的存在, 使得认定罪与非罪的越来越困难, 容易造成误认非法形式为合法形式的错觉。

(三) 证据单一, 固证的困难

贿赂犯罪侦查过程中出现嫌疑人翻供的现象不少见, 在侦查过程中不断改变证言, 造成固定证据的难度加大。例如有些嫌疑人在立案侦查讯问时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后, 经过自己思想的反复斗争, 经常在对其提审中出现翻供现象, 将之前所供述的涉案数额减小或作案次数减少甚至将决定案件性质的事实完全颠覆。而翻供将对嫌疑人的定罪量刑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后期的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也将造成被动场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是因为言词证据在贿赂犯罪中所占的地位较高。贿赂犯罪证据有单一、对合和互证性等特点, 多数贿赂犯罪案件的定案证据只有受贿人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行贿人的证词, 在没有其他有力证据佐证的情况下, 嫌疑人一旦翻供, 固定证据难度加大, 再者证言反复的不定, 也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案件事实或性质的认定。

三、贿赂犯罪侦查疑难的应对策略

(一) 强化初查工作, 注重侦查意识前置

加强初查工作是实现反贪侦查模式“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的重要方式之一, 贿赂犯罪侦查工作正需要摒弃以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为目标的侦查理念, 建立由注重“言词证据”向“实物证据”转变的工作理念。初查工作作为反贪侦查的一个必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任务就是通过调查, 为可能立案作必要的证据和基础准备, 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一是要将案件突破的重心放在初查阶段的证据准备上, 拓展调查思路, 把无罪推定原则运用到初查工作中, 侧重于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的收集。通过依法全面收集有关原始物证、书证, 固定和完善案件证据体系, 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二是要注重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全面调查研究, 减少盲点, 吃透各种“行规”、“潜规则”的特点, 积极化解因领域“广”而导致调查难的困境, 为下一步的侦查工作打好基础;三是要切实增强保密意识, 严格控制知密面相对与正式进入侦查阶段, 初查工作的保密应有更高要求, 因为初查只是侦查的前置工作, 对一些所掌握线索不多的案件, 初查工作的成效直接影响到下一步能否顺利进入侦查, 需确保能够尽可能全面、系统地获取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实物证据, 秘密获取侦破案件所需材料。

(二) 转变侦查策略, 敢于风险决策

传统的贿赂犯罪侦查模式一般都是先破后立, 往往都是在侦查人员搜集到足够证据的情况下采取确定型的决策, 而在当前反腐斗争面临新形势、新的执法环境的大局, 要善于转变思维, 转变侦查思路, 针对当前“以人立案为主、以事立案为辅”的职务犯罪立案模式, 敢于运用职务犯罪侦查风险决策机制, 以提高办案能力, 推动反腐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客观要求。

职务犯罪侦查风险决策是指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 在犯罪嫌疑人未到案或未供述犯罪事实, 但现有证据和线索能够证明其有犯罪嫌疑,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 为进一步查清案情而及时决定立案或采取强制措施的办案策略。贿赂犯罪侦查面对各种造成成案难的困境, 自侦部门领导要敢于风险决策, 作为一种侦查的策略, 巧用侦查手段, 在操作运用中应把握几点:

第一, 立案环节果断立案, 即侦查理念要从“先破后立”向“先立后破”转变, 把握立案标准, 对案件线索材料进行审查和初查工作后, 发现确属贿赂犯罪问题, 认为有贿赂犯罪事实,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就要果断立案;同时要善于运用“以人立案”和“以事立案”, 面对12小时审讯瓶颈和新律师法的压力, 要敢于推进“以事立案”, 即比如对已经掌握的案件线索或犯罪事实, 经过初查后, 可先“以事立案”, 再通过其他侦查措施进一步收集、固定证据, 待时机成熟再转化为“以人立案”, 当事人到案后迅速突破。避免“以人立案”后, 律师的提前介入可能给侦查工作带来的影响。

第二, 灵活适用拘留强制措施, 即要善于转变侦查重心, 重视侦查谋略, 在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未获取口供的情况下, 加大收集外围证据的力度, 根据所取得的证据分析有犯罪事实存在的可能性, 预测突破口供的可能性, 敢于适用拘留强制措施, 通过隔绝犯罪嫌疑人与外界联系的方式, 使其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 在看守所内提审时进行突破。这需要决策者在作此风险决策前去获取和占有尽可能多的信息, 注重信息的全面性和真实性, 甄别虚假信息, 排除串供, 订立攻守同盟等情况, 提高决策正确率和成功率。

(三) 把好证据关和及时固证

贿赂犯罪侦查容易陷进“一对一”证据现象, 导致案件认定难, 为了克服这种困难, 我们必须不断提高侦查能力, 把好证据关, 千方百计扩大证据来源, 在取证过程中, 重视收集直接证据、原生证据固然重要, 但对间接证据、再生证据的收集同样应给予重视, 同时收集证据之后, 应注重对证据的固定。

1. 全面取证, 完善证据体系

(1) 重视间接证据的收集

贿赂案件中言词证据地位突出, 行、受贿双方的口供多属贿赂案件定案的关键, 但光注重直接证据的收集容易陷入被动, 一旦难以突破就陷入僵局, 而通过对各种侦查措施的综合运用, 形成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相互促进、相互印证、相互支持的局面, 无疑对案件的把握更有信心。从实践中看, 首先, 一般情况下贿赂案件仅靠举报查处的较少, 大多情形下是根据侦查人员在查账或取证过程中, 运用间接证据发现和深挖贿赂事实;其次, 通过适时、灵活地运用间接证据, 很多时候对突破案件有奇效, 在谈话过程中适时的出示间接证据, 打消犯罪嫌疑人侥幸心理, 顺利攻破其的心理防线;再者, 直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需要运用间接证据来印证, 尤其是供证双方陈述的内容有矛盾或前后变化时, 更需间接证据来排除供证双方的矛盾, 以达到内容的真实和统一。

(2) 重视对再生证据的收集

再生证据是指犯罪嫌疑人或利害关系人在进行反侦查活动中留下的能够部分或全部地再现犯罪真相的证据。在侦查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或其利害关系人可能在听到风声, 通过各种隐秘手段, 进行串供、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进行一系列的反侦查行动, 虽然这对侦查的进行造成很大影响, 但同样可利用这种情况收集再生证据, 因为动作大了, 必留下更多蛛丝马迹, 且这些反侦查活动都是围绕犯罪事实而展开的, 这样捕捉到的信息能够部分或全面反映犯罪事实。侦查人员可根据反侦查活动的特点, 有的放矢地运用侦查手段, 充分利用各种侦查谋略, 获取再生证据, 加大突破案件的可能性。

2. 及时固证, 减少翻供之机

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要树立及时固定证据的意识, 贿赂犯罪案件证据单一的特点要求尤其要重视对言词证据的固定, 以防止翻供、翻证现象导致已掌握的证据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变化。及时固证, 一是对搜查、扣押书证、物证时应采用拍照、复制、封存等措施, 固定证据;二是对言词证据的固定要严格遵循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 同步录音录像既是一种固定证据的方式, 可以有效遏制犯罪嫌疑人翻供, 也是用来证明自侦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案的有效方式, 排除刑讯逼供、诱供的嫌疑;同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让犯罪嫌疑人和证人自书供词、证词, 以达到进一步固定证据的目的;三是讯问笔录的制作, 要注意根据平时办案实践中容易出现犯罪嫌疑人翻供和辩解的问题, 追问清楚, 例如主观认识, 钱财来源和去向等, 并对此作相应核实, 同时对此产生的衍生证据及时固证, 以堵塞犯罪嫌疑人翻供退路, 减少不利因素。

摘要：文章结合反贪工作实际, 通过分析近几年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贿赂犯罪的特点和规律, 针对侦查工作中所遇到的几种主要问题和困难, 顺应当前职务犯罪所面临的形势, 反思并总结出几点应对策略, 以期对贿赂犯罪、尤其是商业贿赂犯罪的侦查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贿赂犯罪,侦查,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杨玉华.当前贿赂犯罪侦查中面临的主要难题及对策[J].

[2]朱国祥.贿赂案件侦查模式转型思辨[J].中国检察官, 2012 (1) .

侦查策略篇5

长期以来，公安侦查机关受重特大案件破案压力，以及源自于维护社会稳定而来自社会与行政方面的双重压力，造成了侦查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破案的单纯化认识，只要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侦查工作就算大功告成，而对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却失之偏颇，难以达到公诉对证据的标准要求,忽视了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要求。2008年以来，公安机关移送我院审查起诉的案件214件439人，无一直接起诉，经一次退回补充侦查案件占移送案件的24%，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占移送案件的76%。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决定着实体法的适用和诉讼的结局，没有证据，就无法确定犯罪事实，也就无从以犯罪事实为依据定罪量刑。通过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在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中证据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

一、证据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物证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痕迹的提取、比对和指认不重视。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对多处血迹仅提取几处，对现场遗留的痕迹认为没有价值而不进行提取；提取后的痕迹不进行比对、指认，在审查退回补充证据过程中，有部分物证、痕迹因保管不善，而无法进行比对、指认、鉴定，而影响了整个案件的认定。二是在实践中，因物证的提取不规范，对物证的数量、外观特征记录不准确、不完整，导致物证失去证明力。物证随着犯罪行为的发生或实施而产生，与案件事实存在着必然的客观联系，但同时物证又是不会说话的证据，它不能“讲清”自己与案件有何联系，如果物证的获取和固定过程不符合法定程序，就会失去可采信性。

三是对犯罪工具指认不重视，有的有扣押清单而没有指认，或者经过指认但没有笔录和照片。

2、书证及复制相关文书中存在问题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不注意收集书证等间接证据。例如，在毒品犯罪中，因为隐蔽性较高，更应收集反映犯罪嫌疑人活动的书证，车、船、机票，银行存款单据、汇款单据等。在审查起诉案件中还存在书证及复制相关文书因缺少证明其与原件相符的客观性，而不被法院采纳。例如，二人共同杀人，一人已被判刑，另一人被抓获时，应复制法院采信的证据，并应由法院证实复印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在复制照片的过程中，一定要采取足以清晰辨认的方式进行复制。

3、讯（询）问方面存在的问题。常见的情况有笔录首部时间、地点、侦查人员的姓名、被讯（询）问人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等栏目没有正确填写或者填写不完全，例如只有开始时间，没有结束时间，或者是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讯问被告人的时间早于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等，与其他证据内容冲突，给证据的采信造成困难。公安机关调取言辞证据时存在交叉讯问，一人提讯的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讯问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交叉讯问、一人提讯违反了该案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违反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是不予采信的，违反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轻者造成该证词本身不被采信，严重的会影响整个案件的认定。

4、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存在的问题

公安机关制作的部分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程序不合法。《刑事诉讼法》规定，搜查要出示搜查证，应当有见证人在场并签名盖章；扣押要有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在场并签名盖章。公安机关制作的一部分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缺少见证人的见证及签名，缺少被扣押物品持有人的在场及签名，主要原因还是对程序法不重视所致。另外，公安机关要求犯罪嫌疑人对作案现场进行指认，并制作指认笔录。由于是犯罪嫌疑人主动指认形成的，指认笔录在证明犯罪方面起着较大的作用，但个别案件由于缺乏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最终影响了证据效力，不能及时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造成了该证据无效。

5、辨认方面存在问题

一是应做辨认而没有做辨认。例如，被告人在公厕内杀害被害人过程中，证人刘某、张某一同到公厕上厕所，看见被告人拿刀刺中被害人。此案如果安排两名证人对被告人进行辨认应该是认定左某犯罪事实的关键证据。

二是辨认时间不及时，待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时，才进行补充辨认，对辨认的效果和对法官的采信均造成影响。

三是辨认的程序存在问题，如被辨认人人数少于规定的人数，另有一起案件从被辨认的照片看，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明显与其他照片不同，只有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是近照，人像较大，其他照片的人像均较小。

6、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应做鉴定而不做鉴定。个别案件的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供述其有精神病史，应当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对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而未鉴定，结果在案件退查之后经鉴定犯罪嫌疑人无刑事责任能力，导致诉讼周期拉长和诉讼资源的浪费。

二是鉴定不全面。个别案件的鉴定仅是对部分现场提取物进行鉴定，不能完全反应案发现场的状况，对法官的采信造成影响。

三是鉴定不及时、鉴定时间过长。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在第一次移送审查时，均没有对现场的血迹及其他痕迹进行DNA鉴定，也没有对部分有精神病嫌疑的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在退回补充侦查过程中提出以上鉴定内容，又由于基层侦查机关无法进行此类鉴定，而送到省公安厅或中国刑警学院等处鉴定，致使鉴定时间过长，甚至出现案件已到审查期限，鉴定结论仍未作出的情况。

二、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过分夸大口供的证明力，轻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

部分侦查人员认为“嫌疑人一供，案件即破”，忽视了后续侦查取证工作，导致有的物证不及时提取，有的重要证人的证言不收集，勘查工作马虎，证据存在许多疑点和问题。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有极大的主观性和可变性，忽视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不注重对间接证据的收集，使得案件的证据难以形成证据链条。

2、把同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互作证言适用

同案被告人均是该共同犯罪案件的当事人，都与其所作陈述的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陈述可以相互印证，但不能互为证人证言。但在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中，却存在着对共同犯罪案件，仅有同案被告人的一致供述，无其他相关证据印证，一些侦查机关、侦查部门认为同案犯的口供对其他同案犯来讲就是证言，多个同案人的口供就不认为是单纯靠口供定案，认为既有口供，又有证言印证，就可以定案。所以，把取证重点都放在逼取同案人的口供上，忽视了对其他物证的收集，结果影响了案件的定性。

3、把孤证作多个证据适用，靠孤证定案

所谓孤证，是指单个孤立存在没有其他证据给予佐证的证据。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绝对的孤证。如强奸案件，只有被害人的陈述，没有其他任何间接证据印证，被告人又不承认，不作有罪供述。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就是一个孤证。二是相对地孤证，即相对于多个来源、多种形式的证据来讲，仍是孤证。如多个传来证据，来自同一个源头，仍为孤证。

孤证不能定案是指每一个证据的证明力之有无或者大小，都不能靠该证据本身得到证明，而必须通过对证据本身的情况、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有无矛盾及能否互相印证、证据在全案证据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衡量，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如果一个刑事案件全案惟有一项证据，如强奸案仅有被害人陈述等，绝对不能定案。

但在侦查机关移送案件中，一些办案人员往往把一人或多人的多次口供当作多个证据来适用，反复讯问，反复做笔录，认为这样就可以定案。有的把同一来源的证言取了多份，相互印证，以为这样的证据多了，就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实际上仍是孤证，最多是增加了可信度。传来证据再多，只要来源是一个，均属于同一来源的“孤证”，只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定案。

4、过分强调主要情节，忽视案件细节

现在不少侦查人员，对刑事案件证据、事实的认识仅仅停留在静止、宏观和有利于自己的层面。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证据缺乏就无法构成证据锁链，证据形不成锁链就无法定案，因此，要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必须对每一个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逐一做出甄别和评判，只有这样，才能对案件的事实做出客观公正的认定。忽视任何一性，忽视任何一个案件细节，都有可能影响整个案件的认定。

三、现行的侦诉关系并不合理，侦诉各自为政的倾向比较明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相互体谅不够，抵触情绪不少。表现在诉方对收集证据的难度体谅不够；侦方对退回补充侦查存在抵触情绪，认为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其工作便告一段落，使得退回补充侦查解决实际问题不够。

二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沟通，文来文往较多，人来人往较少，导致侦查收集的证据起诉时用不上，而审判所需要的证据又没有调取，使得疑难案件增多，降格处理案件增多。

三是公安侦察部门不能对检察机关的退回补充侦查提纲进行全面分析，侦查人员对需要收集的证据理解不够充分全面，不知道补充的证据可以说明什么问题，仅是简单的从形式上进行补充，甚至有些补充的证据增加了案件的矛盾，破坏了原证据的说明力，为案件的认定增加了难度，更降低了诉讼效率。

四、解决侦诉关系的几点建议

1、充分行使自行补充侦查权，公安机关全力配合。自行补充侦查由于免去了退查手续，节省了案件往返时间，缩短了办案周期，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公诉人员出于对案情、证据的全面把握，从公诉的角度去收集固定证据，自行补充侦查有助于保证收集证据的质量。侦、诉之间在案件定性、有关事实、情节上的认识可能存在分歧，自行补充侦查也有助于解决与侦查部门之间存在的矛盾。在自行补充侦查有困难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全力配合补充证据。

2、完善公诉引导侦查机制。庭审模式的改革，一方面加大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这就对侦查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公诉机关为确保公诉质量，完成指控、证实犯罪任务，就刑事证据标准向侦查机关提出建议和要求，引导其侦查和收集证据的一种方法。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对重特大案件的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3、完善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对于诉方而言，要明确退补案件的程序条件、事实条件、证据条件，规范补充侦查提纲的制作，要尽可能详细细致，力求作到一次退查到位。对于侦查方而言，要认真对待诉方的退回补充侦查，全面的分析原有证据及补充证据的证明力度及证据体系是否完整，是否有利于矛盾证据的排除，尽量做到一次退查补齐。

附件案例： 1、2007年7月6日早4时许，王栋在自家院中，因嫂子王秀英用王栋家厕所，与其嫂争吵，并将其嫂殴打。王秀英喊来丈夫王罡，双方互骂后散开。当日中午11时许，王罡去王栋的房间，二人发生厮打，王栋用事先准备好的手斧击打王罡头部，致王罡颅骨粉碎性骨折，严重脑挫伤死亡。

承办人通过审查卷宗，认为该案事实清楚，但书面证据反映出犯罪嫌疑人王栋性情暴躁、易激动，说话不着边际，常因为琐事打人。后承办人又到了看守所对其进行讯问，发现王栋疑心很重，并称自己聪明，精神没毛病，这都反映其精神不正常，加之本案中王栋杀人的动机不明确，王栋有可能存在精神问题，故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公安对其做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后，鉴定结论为：犯罪嫌疑人王栋案发时精神分裂，无刑事责任能力。后我院建议公安撤回起诉。通过承办人的认真审查，防止了一起错案发生。

此案卷宗中已经反映出王某的行为异于常人，而公安机关应当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对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而未鉴定，结果在案件二次退查之后经鉴定犯罪嫌疑人无刑事责任能力，导致诉讼周期拉长和诉讼资源的浪费。

2、被告人刘士明怀疑本村村民李志海与其妻刘桂英通奸。李志海知道后，经常在晚间往刘士明家房前屋后撇石头。1997年8月初的一天晚上12时许，李志海到柳河县驼腰岭镇三合村刘士明家院门外往院里撇石子，刘士明从屋门口捡起斧头，悄悄靠近李志海并将斧头撇向李志海，致使李志海倒地死亡。刘士明见人被打死，当晚与妻子刘桂英一起将李志海的尸体抛至三合村砖厂前面的苞米地里。案发后，刘士明和妻子刘桂英逃匿。2008年5月31日刘士明在山东省烟台市被抓获。1997年9月19日发现尸体，经勘验：尸体已经腐败成白骨，尸体右额骨有粉碎性骨折。

案件移送后，经承办人审查，发现卷宗内没有可以证明被害人身份的相关证据、没有嫌疑人对现场的指认，现场勘查过程中仅对部分物证及痕迹进行提取。经过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将被害人李某的骨组织与被害人女儿的DNA分型比对，不符合遗传关系。此证据的补充，更无法对此案进行认定。后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建议公安机关将被害人的骨组织与其母亲的DNA分型进行比对，符合了单亲遗传关系，证明了被害人身份，最终对此案提起公诉。

侦查策略篇6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侦查策略；非法取证

一、引言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要求在收集犯罪嫌疑人犯罪证据时，严禁刑讯逼供、威胁、欺骗、引诱等非法方式进行证据收集，但又要实现犯罪惩罚，又要实现罪犯人权保障，而侦查实践表明大都数的侦查策略不可避免的会带有一定的威胁、欺骗和引诱性质，这使得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这两项相互冲突的价值维度，形成较好的平衡趋势，这也是国家刑事司法的核心环节。我国现阶段的刑事司法侧重点是实施犯罪惩罚，却没有很好实现人权保障，导致很多错拘、刑讯等现象，必须重新界定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

二、侦查策略以及非法取证两者的界线

侦查是取得犯罪证据和查获犯罪人活动的重要手段，也是司法机关准确运用刑法判决犯罪人的重要依据，关系着社会稳定和谐，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要求侦查人员不仅要选取合法有效的侦查策略，而且在最短时间内收集和固定证据，界定好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界线。

（一）界线的理论依据：尊重和保障人权

刑事司法的直接目的是通过理性方式实现犯罪人员的正确惩罚，基于明确案件事实进行适当刑法惩戒，并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因此，在惩罚犯罪为目的下保障好最低限度的人权，科学分解刑事司法权，从而实现制约和平衡控、辩和审之间的关系。

（二）界线的法律依据：是否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国家开展刑事司法活动的依据是刑事程序的体系化和严整化。宪法、刑事诉讼法通过设立保障性条款和确认性条款以赋予公民基本权利，通过设立授权性条款以赋予司法机关在必要条件下实现犯罪活动的刑事侦查、起诉和审判，并通过设立禁止性条款避免司法机关滥用司法权。因此，为及时收集和固定犯罪证据，必须通过宪法、刑事诉讼法设立相关的禁止性条款以约束刑事侦查，并通过法律禁止性规定来实现侦查策略和非法取证的划分。

三、实现侦查策略以及非法取证准确界定的策略

为实现侦查策略以及非法取证的准确界定，必须规范法律程序并树立正当理念，避免落后的程序工具意识产生取证干扰，如新刑事诉讼法明确列出需要排除的非法言词证据。下面从几个方面来介绍实现侦查策略以及非法取证准确界定可实行的策略。

（一）基于保障最低限度的人权来制定、实施侦查策略

刑事司法可以保障公民人权，也可以惩罚犯罪，且惩罚犯罪也是为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要实现公平、正义的刑事司法，必须同时处理好保障公民权利和行使国家权利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在正当的法律程序下实现有效诉讼。为实现惩罚犯罪，进行侦查策略时不可避免会造成公民权利损害，区别在于损害程度高低，因此，在实施侦查策略时要平衡两者关系，并适当给予侦查行为在一定限度范围内干预或限制公民的个人权利。在世界范围内存在最低限度的人权标准，为侦查策略带来了一定弹性范围，并贯彻执行最低限度人权标准，以实现侦查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必须调整和强化人权保障制度，从根本上实现公民最低限度人权的维护和保障。

（二）贯彻落实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规则

在刑事侦查过程中，运用的侦查策略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取决于犯罪嫌疑人的趋利避害动机和实现犯罪刑罚目的，而侦查策略的限度性又取决于公民的个人权利和形成社会良好风尚，因此在制定和实施侦查策略时要统筹考虑两者的价值需求。程序正义由于其特殊性质无法用一个理想化的标准来规范，但由于人类存在的普遍价值共识，为实现最低限度的人权制度保障，应建立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规则，同时兼顾各国基本政治制度模式、经济水平、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等制定能体现最低限度人权保障的程序正义制度准则。

（三）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制定实施侦查策略

世界各国由于存在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民族习惯等不同，制定的刑事司法也存在较大区别，各国刑事司法各具特色。为实现刑事司法的公平、正义、效率等根本价值目标，使得程序性规则具有多种形式。我国在制定实施侦查策略程序上，应建立在普遍认同的国际准则基础上，同时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并结合现有的侦查法律制度、侦查活动实践情况等，从而规范侦查策略程序规则，有效实现犯罪惩罚和人权保障，完善我国侦查策略，且能够在制定和实施侦查策略过程中集中体现刑侦活动的基本规律。同时程序规则还要配套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坚持相关性和适应性原则，灵活制定完整的刑事侦查制度规则体系，更好的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同时准确惩罚。

四、结语

在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制定完整的刑事侦查制度规则体系有利于准确区分侦查策略和非法取证，强化侦查策略制度规则，保障公民的个人合法权利，从而体现刑事侦查的高度正当性，降低非法取证发生概率，准确按照刑法要求对犯罪人實施惩罚，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一定程度的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促进我国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宗辉，杨青玖.论非法取证与侦查策略——以欺骗取证立法取舍之辩为视角[J].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09期

侦查策略篇7

一、侦查监督部门适时介入侦查的优越性

实践中,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选择合适时点介入侦查活动, 是检察机关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一种方式正在被加以推广采用, 表现出了及时有效地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提高办案质量、缩短诉讼时间等优越性。

二、侦查监督部门适时介入侦查的制度构建

(一) 适时介入侦查的范围

侦查监督部门只对重大案件予以适时介入, 为了更好地兼顾公平和效率有必要对侦查监督部门适时介入侦查的案件范围加以限定。本文提出以下几类案件, 侦查监督部门可适时介入侦查。

1.重大涉嫌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案、团伙和涉黑等对社会有严重影响的暴力性的案件;

2.涉及群众根本利益、反映特别强烈的或者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影响恶劣的案件;在本院管辖范围内有影响的案件;

3.案件的性质不明确、争议较大的疑难刑事案件或新型案件;

4.上级部门直接交办的刑事案件;

5.公安机关或检察院认为有必要适时介入的其他的重大的案件。侦查监督部门对上述刑事案件的适时介入可以基于以下理由:上述类型犯罪基本涵盖危害国家、社会、人民利益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如能对这些社会关注度高, 影响巨大的案件在合适时点对侦查活动加以指导, 可以督促侦查机关尽早组织有力的侦查力量开展侦查活动, 并提高侦破案件效率和诉讼效率。

(二) 适时介入侦查的时间

按《刑讼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必要的时候, 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究竟何为“适时”?众所周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中心, 侦查监督部门提前介入案件侦查的最好时机是在犯罪嫌疑人被确定之时, 这个时点可以认为是“适时”。侦查监督部门如此时介入案件的侦查, 协助找准侦查方向, 引导侦查机关及时准确的对证据加以收集和固定, 可以有效的防止关键证据因办案效率低而灭失。

(三) 适时介入侦查的方式

1.适时介入的启动

适时介入的启动, 即检察院如何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两种方式:

一是侦查机关申请检察院提前介入案件侦查。侦查机关对自己侦查的案件认为取证据比较因难时, 可以主动向检察机关发出申请, 要求检察机关的人员提前对取证问题提出意见和看法, 案件侦查机关依据检察机关的建议, 再针对案件侦查的具体情况选择有效的侦查措施, 以达到收集并固定好证据的目的。

二是检察院依职权介入侦查。就是检察机关在知晓发生重大案件后, 除非案件确实涉及国家机密, 经检察机关内部对案件讨论后, 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到案件侦查活动中, 但案件侦查机关却没有向检察机关发出申请, 检察院可以依据法律赋予其的侦查监督权, 主动要求介入到案件的侦查活动中去帮助、敦促案件侦查人员, 以便提高侦办案件的效率。但检察院选择合适时点介入案件和侦查活动, 特别是依据批捕部门的侦查监督职权介入到案件侦查活动中的, 必须要把握好介入案件的尺度。

2.适时介入侦查后的具体工作方式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如何正确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和以何种方式监督侦查行为, 可以参照最高检的《人民检察院公诉工作操作规程》的规定, 但毕竟批捕的阶段与公诉的阶段对证据的要求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方法和长期积累的经验来看, 检察机关的检察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适时介入案件侦查活动的方式:

(1) 协助案件侦查机关确定侦查思路, 对案件侦查的方案提出建议;

(2) 列席案发现场的勘验、搜查、检查和扣押活动;

(3) 提前查阅侦查卷宗,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

(4) 参加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被害人和相关证人的询问;

(5) 参加侦查机关对案件的讨论, 从批捕的角度把握对相关的证据并提出要求意见;

(6) 对法律条款选择适用时存在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

另外, 在实践中我们也可以在检察机关设立专门的提前介入案件侦查活动的小组或者指定比较有经验的检察官提前参与案件侦查活动。

摘要：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在合适时点介入侦查是检察机关积极履行侦查监督职能、提高侦查质量和诉讼效率的现实需要, 也是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做法。但是, 作为一项已经在司法实践中运作的制度, 其在现阶段发展尚不完善, 仍缺乏统一的规则, 从制度化构建的角度出发, 可以从适时介入的范围、时间、方式等方面着手对其予以完善

关键词：侦查监督部门适时介入侦查制度,制度构建,范围,时间,方式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邓思清.检察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叶青, 黄一超.中国检察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出版社, 2003.

[4]林维生.捕诉引导侦查之必要性研究[J].今日南国, 2010.

侦查策略篇8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概念是与任意性侦查措施相对的, 最早由日本学者提出。受法律移植思潮的影响, 我国理论和实务界均出现了这一概念。大多数学者认为, 强制性侦查措施是强制措施和其他带有人身或财产强制性的侦查措施的总称, 但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中表述的“探索对侦查机关所采取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及强制措施的监督机制”来看, 二者是并列关系。 (1) 我们根据强制性侦查措施所限制的公民权利的性质可以将强制性侦查措施划分为对人的强制性措施和对物的强制性措施。前者指《刑事诉讼法》第50条、第59条、第61条的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 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后者主要指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文章所称的强制性侦查措施指的是对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

强制性侦查措施具有主动性、无预警性及强制性的特点, 这就意味着其在行使的过程中具有极大的扩张性及侵犯性, 如不对其采取制约措施, 可能会对宪法保障的隐私权、尊严权、自由权、财产权等基本实体人权造成极大的侵害。我国目前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取是由侦查机关按照完全的行政化运作模式进行的。丹宁勋爵曾经指出, “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得当, 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可能被滥用, 而如果它被人滥用, 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 (2) 因此, 我国必须完善和强化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机制, 有效地控制侦查机关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适用, 防止权力的泛化和滥用, 保障公民个人合法权利。

二、强制性侦查措施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法中有关于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第二章四、五、六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四、五、六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八章四、五、六、七节和其他司法解释中, 缺乏系统的规定, 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 程序启动具有低标准性、单方性

缺乏对相对人权利的保障且决定权和执行权赋予同一主体,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程序缺乏权力制约。搜查、扣押的启动理由为侦查人员认为有必要或有需要, 是否与案件有关也由侦查人员自己认定。 (3) 我们可以看出只要侦查机关有控制犯罪的动机, 不管该行为是否具备相当理由, 侦查机关就可以采取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

(二) 执行程序规定的过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

“正义不仅要实现, 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理, 侦查措施的执行程序规定的越细密, 执行的恣意性就越少, 程序正义的精神也就得到更加充分的彰显。我国没有对搜查时间进行规定。搜查时间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搜查必须在搜查证签发后的一定时间内进行;二是指搜查的具体时间。侦查实践中, 何时进行搜查完全取决于侦查人员根据案情的判断。其次是搜查、扣押的范围过大。搜查证没有指定搜查的空间和物品范围, 在填写搜查证上的搜查范围时, 往往填写的是:“×××的住宅及有关地方”, 在该范围内发现的任何物品, 只要是认为与案件有关, 就可以扣押。再次是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标的物的保管缺乏有效监督。《刑事诉讼法》第193条和、第197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对于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妥善保管义务, 但对保管权属、保管流向以及保管场所等三大要素均未作出规范。实践中扣押物的保管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基层公安机关办案过程中, 一般都由承办人扣押并保管, 承办人手中究竟有多少扣押财物无法知晓, 存在承办人丢失或挪用赃款财物的现象。二是扣押物的保管流向不明确。公安机关各部门一般均享有一定的扣押权限, 但对扣押物却没有一个归口管理部门。三是对扣押物缺乏统一的保管场所。 (4)

(三) 终结程序缺乏确定性和保障性

我国对搜查证的使用次数并未作出限制, 实践中常有持同一搜查证多次反复搜查的情形。另外, 《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了对“与案件无关”的物品的退还或者发还。但“是否与案件无关”一般由侦查机关来判断, 实践当中缺乏规范做法, 法律也没有对与案件有关物品如何返还作出规定, 侦查机关对扣押物尤其是赃款赃物非法使用情况非常突出, 有些地方甚至在法院终审判决被追诉人无罪的情况下, 仍然以赃款赃物为名继续扣留当事人财物拒绝返还。

(四) 缺乏对违法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救济途径

缺乏对违法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救济途径。犯罪嫌疑人认为公安机关的搜查、扣押行为有错误, 除法定情形外只能先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 对侦查机关决定不服或者侦查机关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答复的才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投诉, 然而由违法行为的实施主体自己否定自己,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方面, 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应进行赔偿的各种侵犯人身权利的情形中, 没有违法搜查这一项。另一方面, 《刑事诉讼法》第193条和、第197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对于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妥善保管义务, 但对保管权属、保管流向以及保管场所等三大要素均未作出规范。 (5)

三、强制性侦查措施实施中法律监督的缺失

(一) 监督范围和标准不明确

《宪法》第129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刑事诉讼法》第76条规定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 其监督的范围必然包括对各种侦查活动的监督, 但是除逮捕外, 拘传、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以及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均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 检察机关对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侦查监督权并没有具体的法条依据。由于刑诉法对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具体程序规定的过粗, 缺乏可操作性, 检察机关的监督也无章可循, 缺乏统一的标准。

(二) 监督机制滞后以及监督方式的被动性

侦查机关享有对逮捕以外的强制措施和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权, 无需经过其他机关的批准, 必然导致检察机关无法对这些强制性措施进行有效的监督。另外, 即便是对逮捕的监督, 由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主要形式是书面审查, 即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报送的提请逮捕的案卷材料进行审查, 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象能够全面反映在案卷中, 公安机关也会尽量避免在报送材料中体现其自身存在违法的情况, 这就使得这种审查只是流于形式。 (6) 这反映了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的被动性, 检察机关难以主动预防和及时纠正侦查机关的不当侦查行为。

(三) 监督手段乏力, 没有规定程序性制裁措施

即违法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搜查、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进行法律监督的规定 (试行) 》中明确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主体地位, 其中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于受理的投诉审查完毕, 认为侦查措施可能存在违法情形的, 要求侦查机关说明采取侦查措施的情况和理由。侦查机关发现侦查措施存在违法情形的, 应当立即纠正并将纠正情况书面通知检察院, 但是对于侦查机关不配合的制裁措施并未作出规定。

摘要：强制性侦查措施直接涉及公民人身、财产、隐私等多项权利, 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对搜查、查封、扣押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做出系统性规定, 缺乏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现行有关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尚存在监督内容和标准不明确、监督机制滞后和监督方式被动、监督手段乏力、自侦案件监督缺失等问题。我国应当明确侦查监督的价值取向, 着重从上述几个方面出发, 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控制体系。

关键词：强制性侦查措施,法律监督权,侦查监督,非法证据排除

注释

1 谢财能:《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概念应予规范》, http://10.11.0.23/iweb-qwjs/view.jsp?DMKID=655&ZLMBH=3&BH=65389。

2 [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 李克强, 杨百揆, 刘庸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09页。

3 (4) (5) 朱吉龙:《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保障》, 载《公安研究》, 2009年第4期 (总第174期) 。

侦查策略篇9

公安业务教学中如何解决好理论与实践,教学与应用的结合问题是公安教学改革的首要问题。如何改变传统的教学和实践形式,更好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专业教学的目的等要求,促使可以远程的、基于网络仿真的训练模式建立想法的出现。

1.1 侦查实践彰显侦查初讯重要性

侦查活动中,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法定的一个程序,侦查初讯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侦查初讯作为典型的程序性手段,对查清案件事实和收集证据及审案线索具有重要的作用。侦查初讯成功与否,对于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法律的正确实施都是至关重要的。

1.2 侦查初讯在教学中的突出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公安院校的专业教学工作中,实践教学简单模拟不全面、不真实、难以提高综合能力的问题更加突出。传统的讯问模式及旧的侦查活动受到重大的影响和挑战。公安专业教学如何利用便捷的现代网络技术和信息资源,采用多媒体仿真的高效教学方法就是一个切实的尝试。

1.3 大型实景三维游戏的启发

实景三维游戏是把实际与虚幻体验相融合的一种方式,是现在生活体验的“前期展览”。如大批玩过网游的“粉丝”都积极参与网络游戏情境旅游(俗称网景游)。在现实环境中以网络游戏中地图作为基础,创建出游戏内的场景、设施以及对应环境的实景,让旅游者像在游戏内部存在一样,进行实地、实景技能应用。使旅游者能够在实际中体验到虚幻世界中的真实存在。

正是由于公安业务实践和教学中存在问题解决的需要、实景三维游戏的启发,产生了研究和建立网络仿真训练侦查初讯的想法。

2 类似网络仿真训练的情况调查

2.1 电脑游戏对操作者的训练

通过电脑游戏的方式进行操作训练是有效的。如排雷游戏,笔者认为最初感受是对使用鼠标的训练,然后才是逻辑分析、判断等内容的训练。驾驶汽车和飞行训练游戏中所用到的训练模拟器就是一种操作动作型的模拟仿真。如“模拟城市”等智能加动作操作型的模拟仿真大型游戏的内容更广泛、情况更复杂。从小型游戏到大型游戏、从单机游戏到网络配合、从简单游戏到复杂游戏、从二维游戏到三维游戏,要求的不断提高也使这些电脑终端的操作者得到了很好的训练。

2.2 实用性的电脑模拟仿真训练与对抗

电脑游戏的广泛应用也得到了军方的重视。发达国家早在90年代就已经运用电脑游戏模拟“虚拟战场”对士兵进行训练了。几年前中美进行的电子对抗演习就是以网络仿真的形式进行的。2003年末,“阿尔法”特种部队应用电脑模拟手段,凭借着模拟出的数据制定作战计划后,安全地救出被恐怖分子挟持在俄罗斯文化宫的人质。电脑模拟仿真技术的应用为这次营救行动的成功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据报道,美军在对伊战争中战后的统计,未参加过对抗游戏训练的人员首次执行任务生存概率只有60%,接受过游戏训练的人员生存概率提高到90%。游戏可以供给被训练的军人一种利用数字化虚拟技术模拟出“人工虚拟氛围”,让训练的军人们在相对逼真的战争氛围(尤其是模拟未来战争氛围)里开展“现实”的练习。模拟手段解决了现实中实战的预案设计和预演。

3 网络仿真训练的优势分析

3.1 运用电脑模拟技术能够节约时间、降低成本

传统的、常规的模拟训练中会有时间以及空间等因素的抑制,可能会因为验证一个实际操作必须要进行多次的重复演练,如此下来,不但耗费的时间长,同时其费用也十分高昂。假如训练的初始阶段使用电脑模拟技术,就能增加全面性、缩短训练时间、降低训练成本。同时能够利用反复的演练或者单次的演练很多种方案。

3.2 运用网络技术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借助先进的网络仿真技术和课件资源,有效构造出“仿真虚拟初讯场景”,学员能够跨越时空,随时随地参与模拟教学,向同行、有经验者或老师请教,与同学进行实时探讨,研究和试验不同的技术实施方案及其可能性、可行性和必要性。尤其是灵感突发的时候,通过网络技术进行记录和交流,会激发和调动集体的智慧和能量,更好地完成训练的任务和工作。

3.3 运用网络模拟可以进行真实对抗

许多军事研究机构通过研究和实践认为,运用网络模拟可以进行真实对抗。借助构建的虚拟现场环境,模拟对抗演练平台来实现模拟作战的情形,不仅能够提升受训者技能和素养,还能进行多种对抗训练。

3.4 运用网络模拟可以进行在线指导及主导仿真训练

通过仿真环境组织对抗演练,组织操控和指挥者、可以在线指导、指挥,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条件,制造矛盾,激化矛盾,使参与训练的双方冲突更激烈,氛围更紧张,情形更逼真,塑造出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的训练场景。可以按照事先制定好的训练方案为主线,根据训练的过程和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提高训练的趣味性和复杂性;也可以根据情况调低技术难度,达到因人施教,因材施教的目的。

3.5 运用网络模拟可以进行总结、回顾

借助网络和电脑技术的强大存储功能,使得网络模拟可以不受限制地再现出来,通过视频功能展现训练的细节和过程,提供认真分析和总结的条件,对训练的整个过程、细节和个人作用加以回顾进行纠正和规范,以有效避免再次出现失误,取得训练的成效。同时也便于进行总结、回顾参训人员的训练效果,改进训练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促进仿真模拟训练的发展。

3.6 变枯燥的学习、训练为趣味性体验

网络仿真训练可以变枯燥的学习、训练为趣味性仿真体验。将数字化的仿真训练场景及相关环境、设施和设备,以逼真动态形式生动地呈现在参训者面前,在虚拟仿真平台中,仿真出现的各种环境、道具、季节、人员,使参训者置身于仿真的模拟系统中,体验训练过程带来的真实感和明确的震撼。虚拟仿真平台就能集趣味性、知识性、掌握技能的应用于一身适合于现代人的习惯和兴趣爱好。

4 侦查初讯网络仿真训练可行性探讨

讯问是当今公安院校侦查业务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一项实践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业务活动。侦查初讯是讯问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侦查讯问的基础活动。无论是在学习专业的过程中,或是公安预审业务的实践当中,都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网络仿真训练的建立对于这一业务活动的学习和掌握是切实可行的。

4.1 解决模拟人员主观干扰的问题

模拟讯问是培养学员模拟实战的一种手段。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遇到了种种不可预见的问题。如很多模拟讯问由于模拟者的内在动因影响,没有实质性地贴近真实感觉进行深入模拟,存在一定的主观干扰,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模拟者扮演的角色不够深入生活。在具体的模拟讯问中,由于条件的限制,所有的角色都是由共同学习的学员来担当,由于学员之间都彼此相互了解,很难入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真实感觉和场景的体现。第二,模拟讯问程序和模拟讯问内容没有充分地相结合。在模拟讯问前如果学员对模拟讯问课没有做足充分的准备工作和没有得到有关教师的指导,就会导致学员在模拟讯问过程中只匆匆地走完讯问程序,却没有掌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方法和技巧。

4.2 编程技术成熟并有可资借鉴样本

当今,侦查讯问数字仿真重构理论已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仿真重构技术等获取了在数据共享等方面的技术支持。从发展观的角度来看,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相应支撑软件的出现,使信息科学与侦查讯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于侦查讯问教学工作的开展。目前,虽然侦查讯问数字仿真重构理论的技术支持还不趋向成熟,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只需考虑其中的核心技术就可以完成侦查讯问仿真教学的目的。较为经济可行的方案是利用现有的高档计算机,把相应的网路技术和仿真软件相互融合,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实现侦查初讯数字仿真,同时也可用于侦查讯问的某一个特定过程。而且计算机编程技术的成熟,以及丰富的可资借鉴样本,都为侦查初讯仿真模拟提供了借鉴。

4.3 具有侦查初讯教学训练的基础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积累了一定的侦查初讯教学训练经验。侦查初讯专业模拟实训课程教学已逐步走向成熟,并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为网络仿真训练提供各种条件。

一是具备警学相结合的基础和条件。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协调批准,让公安预审教师参加有关的公安预审业务会议,对公安机关的预审现状有所了解和熟悉;对于那些难度比较大的案件,公安预审实践基地的办案单位邀请专业教师参与、共同审讯,充分发挥出专业教师的特长;专业教师与基层公安机关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公安预审部门将成功审讯的案例提供给专业教师参考。

二是人力资源齐备,实践专家、专业教师和编程技术的人才相结合。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派教师到基层公安机关去学习审讯经验,并邀请骨干预审员和专家来校授课,请编程技术人员对模拟审讯过程进行数字模拟。

三是素材条件充裕。拥有大量的实践案例和相关资料的基础,学院前身于十多年前开展综合训练,并设置了侦查初讯训练的项目,主要有“模拟讯问”和“模拟犯罪现场勘查”等,是“侦查初讯学”和“犯罪现场勘查”理论教学中的一个环节。

四是形势发展需要,学院支持。提倡教学改革以来,学院对实训课程所占全部课程的比重有大幅度的增加,陆续开设了侦查技术实训和刑事侦查综合实训等专业课程。在侦查初讯和模拟勘察等实训课的效果来看,教学大纲完备、模拟实训实施方案详实、业务教材丰富权威、教学实践指导的经验积累等等,已具备了网络仿真训练实训课的基础。

五是网络仿真模拟训练的资源丰富,有大量案件审理材料和实战部门及人员可提供的成功经验和素材等资料为蓝本。具有一批业务能力强,热情高、团队意识好的计算机和公安预审专业教师。

5 侦查初讯网络仿真模拟训练设计举例

侦查初讯模拟训练内容涵盖模拟仿真、虚拟场景和训练内容三个方面。要想通过模拟仿真训练的方式达到教学的预期目的,就要让训练者处在相应的训练环境中,被虚拟场景所吸引并产生兴趣,然后才能全身心投入模拟过程。在模拟训练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电脑游戏还是模拟仿真,其实大家最为关注的还是模拟的效果。不论是认知还是训练,最终所关注的是参与训练之后的结果,是训练前后对参训学员带来的变化和提高。

根据上述事实,在构建侦查初讯网络仿真训练模式探讨的基础上,可以构建成型的仿真系统。初步设想拟建系统采用VR技术、仿真技术和分布式交互通讯技术,实现对侦查初讯专业进行教学和训练的计算机模拟仿真训练系统。构建内容见图1。

侦查初讯网络仿真系统设计与实现过程主要包括需求分析、仿真逻辑、模型设计、代码实现、系统集成等步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设计的技术有以下几方面。

5.1 场景建模

为了构造一个真实的虚拟化侦查初讯教学环境,要按照系统分析真实体现场景,场景建模所用主要是3DMAX系统。

5.2 场景仿真

业内常用的VR场景仿真软件有Converse3D、multisim、softimage、maya等,其中EON Studio较为完善。EON Studio是一种依据图形使用者接口,主要设计实景程序,常在教育训练、数字旅游、建筑空间等领域应用。研发步骤包括输入3D对象,通常这些对象会先由3D绘图软件完成,如3D Studio MAX、Lightwave等等,或者CAD应用软件如ArchiCAD、ProENGINEER、AutoCAD等。最后,EON程序档案可以经由网络或封包展示,也可以与其它支持微软ActiveX组件的工具进行互动,(PowerPoint、Word、Macormedia、Authorware、Director、Shockwave、Visual Basic等等)。

6 结语

综上所述,侦查初讯仿真模拟系统可以作为公安预审课程的新型教学组件,参与教学,使学员通过网络仿真系统达到学习、掌握、提高和练习实际技能的目的。通过观摩审讯场景,感受讯问范围,亲身体验,回顾总结等环节,加深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技能的提高,进而更好地把握初讯基本技能和技巧。在达到教学大纲要求的基础上提高和实现教、学、练、战一体化,培养应用性人才。这一模式还将为相关的业务训练和实践能力的提高训练奠定基础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不断改进,更好地发挥实训与教学结合,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仿真模拟训练还将有新的课题在等待人们的开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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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宏伟.虚拟仿真技术在物理实验中的应用[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5(9):38-39.

论诱惑侦查篇10

虽然诱惑侦查在各国的犯罪侦查活动中都早已有之, 但其作为专业术语, 对我国的法学界来说可能还有点陌生。严格考究, 它直接引鉴于日本的犯罪侦查学界, 而溯源于美国。由于是舶来品, 我国学界对其概念界定也纷争不断, 但比较统一的观点认为:诱惑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为逮捕犯罪嫌疑人或者获取侦查线索及情报, 以实施某种有利可图的行为为诱饵, 暗示或引诱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待犯罪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 拘捕被诱惑者的侦查方法。

诱惑侦查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当时国家管理职能的强化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犯罪行为日趋多样化、隐蔽化、组织化和高智商化, 特别是新型犯罪类型的出现使传统的侦查方法在案件突破和捕获犯罪嫌疑人方面显得步履维艰, 而对于一些隐蔽性极强的犯罪, 侦查机关往往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其中, 对于潜在的追究对象进行一定程度的引诱, 诱导其犯罪或者为其提供犯罪的现实机会, 然后才能将其逮捕、起诉。在此大背景下, 诱惑侦查被逐渐广泛的运用起来。

2诱惑侦查的分类及其标准

依据通说, 诱惑侦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犯意诱发型”, 即由于侦查机关的诱导, 行为人才产生犯罪的意图, 并进而实施犯罪。二是“机会提供型”, 即犯罪嫌疑人本来就有犯罪的意图, 侦查机关的诱导只是为其实施犯罪提供现实机会。第一种情况下, 诱惑者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 它的基本特征是:被诱惑者虽被侦查者认为是犯罪嫌疑人, 但实际上他并无犯罪意图, 而正是诱惑者采取了主动、积极的刺激行为使他在强烈的诱惑下产生犯意, 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例如, 某人开始并没有贩毒意向, 但在警方人员的诱惑下产生了牟取暴力的念头, 于是以身试法找来毒品与警方人员交易因而以贩卖毒品罪被警方逮捕。在这种诱惑侦查中, 并不存在有犯罪倾向的嫌疑人, 侦查人员的行为在整个案件中起了主导作用, 实质上与教唆或鼓励无罪的人犯罪无异, 所以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都倍受置疑。第二种类型则正好相反, 被诱惑者本来就已经产生犯罪倾向或者已有先前犯罪行为, 而诱惑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客观条件和机会, 所以称之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它区别于前者的明显特征是有明确的诱惑目标, 该目标人具有重大的犯罪嫌疑, 侦查者的行为旨在诱使潜在的罪犯现身或犯罪行为的暴露, 诱惑行为充其量只是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固有的犯罪倾向, 而不存在诱人犯罪的可能。例如, 警方得知有一伙长期从事贩毒活动的团伙最近欲进行交易, 便让警方人员化装成买家用高额价格与从交易, 在交易时将此团伙人员一网打尽。在这种情况下, 警方并没有诱发本来没有犯罪的人员去从事犯罪活动, 而只是给那些犯罪人员提供了机会, 因此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诱惑者积极主动的行为相比, 这种守株待兔式的诱惑侦查不会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产生主导作用, 也就避免了引诱无犯意者犯罪的弊端。对于前者, 各国均持否定立场, 对于后者则大多持肯定立场, 这实际上也就是对诱惑侦查提出了一个基本一致的底线要求, 即:国家不能为了侦查、追诉的需要而教唆一个本来无意实施犯罪的人去犯罪?

从概念上把握诱惑侦查的类型似乎不难, 但要具体区分两者之间的界线, 又以什么为标准呢?国外的学术界和司法界对此有着长期的争论。主流的观点有两种, 即“主观标准说”和“客观标准说”。“主观标准说” 以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倾向为依据, 而“客观标准说”以诱导行为本身性质为判断标准, 孰是孰非, 几十年来在理论界可以说是争得不可开交。按前一种标准, 如果认为警方侦查属于犯意诱发, 需要由被告方先提出受到“陷阱”引诱的证据, 然后由公诉机关证明被告人本来有犯意, 而且须排除合理怀疑;而后一种标准则意味着证明责任完全由被告方承担。这是关系到诱惑侦查是否违法和被告人提出的陷阱抗辩能否成立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 以上两种标准各有其合理的因素, 主观标准说把握住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 从犯罪的主观方面予以考察, 客观标准说则注重犯罪嫌疑人的现实行为, 从犯罪的客观方面进行考察。但两者并不全面, 应该把主客观的标准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这样才能全面的把握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动机及客观结果, 使其更符合刑法学上的普遍分类。

3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分析

对诱惑侦查行为, 各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是否就失去了评判它合法与否的必要了呢?因为按照通常的逻辑, 法律上没有肯定的就是违法的, 其实这种结论从法理上分析未必正确。如果说合法即指合乎法律的明确规定, 人们只能在这一界限内活动, 那就同时意味着立法者对一切合法行为在法律上已经穷尽列举。然而要使立法涵盖一切合法行为,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穷尽法律规则仍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此时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法律原则。从法理学的观点来看, 一切行为只要符合法律原则的规定都可以推定为合法。由是观之, 法律原则和立法精神是我们对某一行为的性质做出理性评判的最高依据, 而有局限性的法条只是一个参考。而这个法律原则, 笔者认为是:揭露犯罪、同犯罪作斗争, 是侦查机关天生的职责, 但不能为此目的而诱人犯罪。此外, 诱惑侦查从性质上说仍是一种任意侦查 (需要犯罪嫌疑人的自愿配合) , 没有法律上明确规定也不可能在法律上事先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 所以有学者提出任意侦查不适用“法定原则”, 对任意侦查必要性的掌握, 需要根据正当程序的精神因案而异地进行具体判断。打击犯罪的需要, 特别是现在社会犯罪率日益高涨, 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 侦查机关有必要也有权力使用一些特殊的侦查方法, 当然这种侦查方法应首先是不违反法律的, 其实其目的是正义的。对于“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 侦查机关的诱惑行为并没有违背犯罪者的根本动机, 而是为其施实此种犯罪目的提供了机会而已。因此笔者认为此种侦查方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不容置疑。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行为无异于给清白者准备好了火炕, 然后警方一步一步引诱其纵身跳入。这无疑严重侵犯了被引诱者的合法权益。合法的诱惑侦查不仅对打击犯罪来说功不可没, 而且是符合法律的原则, 但诱惑侦查的微妙之处也在与一旦超越了应有的限度, 则走向了法律的反面。从根本上说,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已经背离了现代诉讼 (包括侦查活动) 的公正价值, 有损于侦查机关的道德责任和国家机关的政治威信。它不仅违背了法律精神, 也违背了社会的价值标准。

4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的实施, 对于侦破案件的确直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打击犯罪的效率也较高, 其这一点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此种方法一旦被侦查机关滥用, 则可能成为侵权公民权利的黑手。所以各国普遍地对诱惑侦查从放任到规制, 逐渐形成了一套将诱惑侦查严格限定在法律范围内的制度。笔者认为, 对于“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 则规定其是适用的条件, 并在立法上予以肯定, 使它真正有法律的依据。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 鉴于其违法性, 应当被坚决地予以排斥。我们可以对现行欧美国家在此方面的法制规范进行借鉴, 并参照我国当前的形势及特殊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4.1诱惑侦查适用范围

诱惑侦查乃是出于侦破特殊案件的需要而产生, 因为隐蔽性极强的案件很难侦破, 特别是无被害人的犯罪, 不可能依靠传统的被害人控告、揭发找到突破口, 于是诱惑侦查在侦查此类案件时方成为必要之手段。如果任意扩大适用的案件范围, 则不免有滥用侦查权之虞, 所以对诱惑侦查范围严格限制已成为各国的共识。笔者认为, 首先, 诱惑侦查应适用于具有相当隐蔽性而极难侦破的案件;其次, 只能针对“无被害人”的公诉案件, 因为对有被害人的案件进行诱惑侦查危险性太大, 不能确保人身“诱饵”的绝对安全, 不宜采用;再次, 必须是有严重危害性的重大刑事犯罪 (如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等等) 才可进行诱惑侦查, 而不宜对政治职务犯罪采用诱惑侦查。

4.2诱惑侦查适用对象

诱惑侦查的对象, 本身就是区分不同类型诱惑侦查的标准之一, 在“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中, 对象的确定意味着该诱惑侦查是否方向明确, 有的放矢。从理论上看, 凡是强调镇压犯罪之必要的观点, 均对诱惑侦查对象采取比较宽泛的主张;而凡是强调人权保护、程序正当的观点, 均对诱惑侦查对象采取严格限制的主张。例如, 美国《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中规定, 被确定为诱惑侦查对象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根据情报提供者及其他手段获得的情报, 足以怀疑对象有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可能实施同类违法行为的迹象时; (2) 有关违法行为的机会的构成, 包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诱惑乃至被直接鼓动的对象, 具有实施计划性违法行为的倾向。日本为了防止侦查机关滥用诱惑侦查, 在司法运作中也将运用诱惑侦查的对象限制于“正在实施犯罪或有犯罪倾向的人”, 以保障宪法所保护的包括个人隐私权 (privacy) 和自律权在内的国民的人格权不受侵犯。在我国, 对于侦查权的控制不尽如人意, 所以也应当对诱惑侦查的对象进行严格限制。笔者认为, 借鉴国外立法例, 诱惑侦查的对象必须是“有合理根据或足够理由表明正在实施犯罪或者有重大犯罪倾向的人”。

4.3诱惑侦查的程序控制

由于具体案件的条件灵活多变, 对于适用诱惑侦查的范围、对象、行为方式的判断可能因人而异, 因此设立统一的诱惑侦查适用的程序控制是必要的。首先, 法律必须对适用诱惑侦查的案件设置一个审批程序, 通常由侦查人员就具体案件的条件提出申请, 说明必须运用诱惑侦查的理由, 然后获得中立的第三方 (如预审法官) 的许可, 并记录存档;其次, 实施诱惑侦查时可以由检察机关对整个活动的行为是否违法进行监督, 检察机关如果认为诱惑侦查可能诱发无辜者犯罪的话, 可以建议侦查机关终止诱惑侦查, 侦查机关如有异议, 可由法官进行裁决。当然, 鉴于侦查活动的迅捷性, 对其采取的控制程序应尽可能简化, 即从严从简把关。

摘要：诱惑侦查不同于常规的侦查方法, 其最大的区别在于侦查机关对于犯罪的发生起到一定的诱导作用, 即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没有侦查机关的参与就不会被发现, 甚至根本不会发生。所以, 在实践中运用诱惑侦查行为必须慎思慎行, 既要明确其概念和分类标准, 又要对其合法、合理性有所把握。针对合法、合理性的诱惑侦查行为要进行法律规制, 使其在法制轨道上更好地服务于案件侦破活动。

关键词：侦查,诱惑侦查,法律规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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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

侦查策略篇11

一、特殊侦查措施概说

《公约》第50条第1款规定：“为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候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措施，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从此条文可以看出，特殊侦查措施主要包括控制下交付、监视(电子监视和其他形式的监视)和特工行动等。

所谓控制下交付，是国际社会在打击国际毒品犯罪斗争中创设的一种侦查协作手段。该手段始于1982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麻醉药品委员的第七次特别会议。是指一种技术。即，在一国或多国的主管当局知情或监督下，允许货物中非法或可疑的毒品或它们的替代物质运出、通过或运入其领土，以期查明涉及毒品犯罪的人。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将控制下交付手段的适用案件范围拓展到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行为、腐败行为、妨害司法行为。《公约》在2003年将控制下交付作了明确规定，控制下交付的适用范围正大逐步扩大，并开始在国际侦查协作中显示出了越来越广阔应用前景和空间。

电子监视、监听，是指侦查机关为了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通过使用任何电子、机械或其他种类的器材，秘密听取犯罪嫌疑人及与犯罪有牵连关系之人同其他人之间的通话并记录有关信息的侦查行为。

特工行动，是指侦查机关根据国际公约、双边或多边协议以及国内的法律赋予的特殊侦查权，运用秘密的侦查力量，控制犯罪赃物或资金流向，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特殊侦查方法。特工行动一般包括卧底、侦查圈套卧底等。卧底侦查是指国家侦查人员或者受国家追诉机关委派的其他人员，虚构或以某种特殊身份为掩护，获取侦查对象的信任，打人其内部以查明犯罪事实、收集相关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手段。侦查圈套是指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措施。

二、特殊侦查措施在我国的立法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对侦查的形式和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主要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等八种。关于电子监听等特殊侦查措施，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出规定。目前涉及到特殊侦查的法律主要是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颁布的《警察法》。《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根据有关解释，上述法律中规定的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监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从这两部法律的规定看，我国目前仅就危害国家的严重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侦查可以采用技术侦察等手段，对腐败犯罪侦查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察的手段。这就使对腐败犯罪的侦控能力大大降低。此外，《公约》规定的控制下交付和特工行动更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空白点，特殊侦查措施的缺失已经制约了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发展。

三、当前查处职务犯罪采取特殊侦查措施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一)有利于打击职务犯罪，维护司法利益

腐败犯罪是一种严重的犯罪。是滥用权力以换取利益，当这种犯罪被以系统和跨国的形式实施时，则会变得非常危险。腐败已严重影响到了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与公正公平原则相背离。当前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寄予厚望，可是现在拘传、传唤时间最长不超过12小时，这并不足以挖出黑暗中的腐败，这一限制性规定使得办案人员必须将侦查重点放到与犯罪嫌疑人正面接触前的侦查上来，否则很难在12小时内突破案件。为此，必须展开外围调查，腐败犯罪通常都是秘密进行，并具有对合性。一般只有涉案当事人双方知道，一旦双方达成攻守同盟，一般侦查手段很难破获。如果检察机关能在被侦查者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通过监听、监视则能很好地击破谎言。又如很多涉嫌犯罪的人拒不承认自己有贪污受贿行为，或者借口自己不知道自己亲属收受贿赂。这就无形中增加了打击犯罪的力度。实行控制下交付，对相关犯罪证据进行全方位的流向监控，就可以获取确实充分的证据。控制下交付不仅仅限于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还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这样一旦发现资金应当的流向和实际流向不一致时，如应当进行投资的资金却购买了不动产、应当进行机构运作的资金被存入个人账户等，就可以肯定犯罪嫌疑人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犯罪行为就可以得到定性和确认。所以要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唯有侦查方式不断更新、扩展，才能弥补传统侦查措施的不足，特殊侦查措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运用特殊侦查措施有效打击腐败。

(二)有利于与国际社会接轨，融入世界反贪侦查大格局

运用特殊侦查措施打击腐败犯罪。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公约》第50条对特殊侦查措施作了明确规定。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全法》规定，间谍罪、贿赂政府官员罪等13种犯罪可使用秘密监听。又如法国，对于可能判处2年或2年以上监禁的重罪或轻罪案件能适用通讯截留手段，这其中也包括了贿赂等腐败犯罪案件。在新加坡，国家调查局分三个部门，行政部门、调查部门和资料及辅助部门，其中调查部门是贪污调查局的行动部门，下属四个调查组，其中有一个情报组，情报组归一名助理局长领导，专司线人卧底、跟踪。2005年2月。美国在破获的涉及3名市长8名政府官员的新泽西近年来最大腐败丑闻案件，进行行贿的承包商就是FBI的线人。而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与之存在较大差异，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三)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对其在腐败犯罪中实行特殊侦查措施的必要性

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每个国家工作人员都与普通公民一样，在法律上应一视同仁。但是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掌握着调配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主持制定并维护社会游戏规则的权利，同时也就难免要享有种种能够以权谋私的“职务之便”，在他们身上便近乎天然地存在着招权纳贿、腐化堕落的可能性，苏格兰启蒙思想

家大卫休谟很早提出了“无赖假定”原则，即假定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可能成为无赖，因此在进行宪政民主制度设计的时候，必须建立一套可靠的预防机制，将他们发展成无赖的道路堵死。从实践看，和普通公民相比，国家工作人员享有更多的荣誉尊宠，足以使他们忘乎所以，同时拥有更多的变坏的机会，足以使他们中的“意志薄弱者、欲令智昏者”忍无可忍走向腐败。由于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来源渠道的隐秘性及其历时性和多源性，法律在特定情况下对国家工作人员采取特殊侦查措施，牺牲他们的某些权利如隐私，这是基于保护公共职务纯洁性的特殊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也必须抵住腐败犯罪的诱惑。其实在国外，对公职人员的廉洁测试是比较常见的，廉政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公职人员行贿，以测试他的廉洁度。

四、我国职务犯罪采取特殊侦查措施的具体制度设计

公权机关拥有的资源多少直接决定了其执法能力的强弱，要加大打击腐败犯罪的力度，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特殊侦查措施是必要的，但要尽力避免公民的合法遭受损害。关键是如何规范使用。一方面要使特殊侦查措施能够高效、准确地打击腐败犯罪，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司法控制机制，对特殊侦查措施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使其不致膨胀到对个人自由权利形成威胁。

(一)适用特殊侦查措施应遵循的原则

各种特殊侦查措施在程序规制上会有所不同，但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共性，应遵循以下共同原则：

一是比例原则，又称为相应性原则，该原则源于1215英国自由大宪章“人民不因轻罪而受到重罚”的思想，根据该原则，国家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与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应保持一定合理的比例和平衡关系。所以对轻微的腐败犯罪，不能适用造成公民重大侵害的特殊侦查措施。

二是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后手段原则。特殊侦查措施具有易侵权性。适用监听、卧底等手段实质上是一种以恶治恶的两难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这就决定了特殊侦查措施适用上必须谨慎，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这一原则要求在有多种侦查手段能达到侦控犯罪目的时，应当优先考虑相对人自愿配合或不侵害相对人实质权益的手段。即只有在其他侦查方式已经穷尽，对一些重大案件，通过普通侦查手段难以取得证据的情况下，才能考虑使用特殊侦查措施。

三是强制性侦查审批原则。国外对强制性侦查手段大都实行令状主义。要使用强制性的侦查手段只能在符合法定要件，经法官批准后才可实行。具体表现为程序法定和法官令状主义。

四是相关性原则。特殊侦查措施关公民的重要权利。因此其适用应当具有特定性，不能针对不特定的对象。为防止侦查机关适用特殊侦查措施的随意性，一般要有相当或合理的理由和证据来证明侦查对象与案件有关。所以，腐败案件必须限于与贪污贿赂犯罪有关的人员。

(二)适用特殊侦查措施法条件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我国腐败犯罪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适用特殊侦查措施的腐败案件必须是被处于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特大案件。或是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对人民群众有重大危害的案件：

2特殊侦查措施只能适用于特定的对象。只能针对腐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以及其它与嫌疑罪行有关联的人使用。且这些人在采用特殊侦查措施前必须具有合理的犯罪嫌疑，采取特殊侦查措施必须是其不能逃脱罪责、不能造成巨大损失的必要条件；

3特殊侦查措施必须是在采用传统手段难以查清事实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的；

4特殊侦查措施必须经过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批准并严格履行有关手续。要经过申请和批准两个程序。申请使用特殊侦查措施时，除了提交其他一般侦查措施必备的法定条件外，还必须出具采用特殊侦查措施的合理依据。如侦查人员通过初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具有巨额财产，而根据其合法收入。是不可能拥有这些巨额财产的，侦查人员经过布控，均未获得有价值的证据，而多种迹象或各种材料表明此人受贿的可能性极大，这就存在使用特殊侦查措施的合理依据。采用特殊侦查措施获取的信息必须限制使用范围和适用期限。对于适用范围，特殊侦查措施应当在批准决定书载明的范围内进行，该范围包括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以及与该犯罪行为有牵连关系的其它犯罪。对于适用期限，经批准采用特殊侦查之日起。30日内有效，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经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至60日。

(三)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首先。应赋予相对人及其委托律师以知悉权、阅卷权和异议权，赋予辩护方对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进行特殊侦查措施所取得的证据材料请法院排除予采纳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