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工作机制

侦查工作机制（共12篇）

侦查工作机制 篇1

摘要：自古以来, 人民群众与贪官污吏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 尽管如此, 在现代社会, 仍有不少人士运用职权之便行使收贿受贿等犯罪活动, 皆为国家和人民所不能容忍。本文就现代社会中, 反贪侦查工作的现有机制作出几点分析, 并相应提出几点改革意见与建议。

关键词：反贪侦查,工作机制,改革,创新

反贪风暴在近两年来时常出现在各大新闻报纸上, 我国检察机关在取得一定工作成绩的基础上, 对现有工作机制所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管辖范围的缩小、传唤机制的限制等对检察机关的制约, 都将影响到其工作的顺利展开。因此, 对反贪侦查工作机制的良好改革与创新, 将会使检察机关的工作成效更加趋于最大化。

一、对我国现有反贪侦查工作机制的研究

(一) 随着管辖范围的逐渐变化, 所处理事务也大幅度减少

在反贪工作中, 因为其管辖范围的缩小, 致使所处理案件的总体数量缩减。各类的涉税、职务侵占、资金挪用和贿赂案件, 在各地区部门的侦查数量上, 行以下降。此种情形易倒致人员与财力的浪费。

(二) 对疑似犯罪人员的行政传唤限制, 给侦查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我国现行的传唤、拘传规定中, 明确指出对未掌握确凿证据犯罪嫌疑人的传唤不得超过一个小时。使反贪部门在进行侦查工作时, 往往会因此而加大工作难度, 无法取得突破。

(三) 国企改革力度, 影响到检察院的侦查工作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为跟上时代步伐, 国企在改革力度上空前之大, 使得检察院管辖范围内所需面对的案件大副降低。某些地区甚至由原来的几十家国企企业, 锐减为只剩两家。这样的局势, 让检察部门在行使其职能时, 面对着更强挑战。从侦查案源方面来讲, 检察人员在对其案源进行深广度的调查时, 情绪明显发生变化, 不具备积极工作的良好心态。从检察预审方面来看, 分散的管辖模式, 十分不利资源的分配, 更不利于对案件的突破工作。在面对大案、要案时, 没有造就一支具备高效能力的预审队伍, 其工作难度将大幅度增加。从反贪工作效率上来看, 工作量上的变化, 致使工作人员常常面临忙闲不均的现象, 易养成其面对工作时的惰性, 而使总体工作效率低下。

二、针对反贪侦查工作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一) 加强对案件信息来源的审核, 拓宽各类渠道

由于反贪侦查的工作性质, 许多的案件信息来源为他人举报。然而就近几年的形势来看, 反贪举报线索正呈下降趋势, 而且质量偏低。针对案件来源问题, 检察机关必须作出响应, 加强改革和创新, 构建和拓宽更多的渠道, 以进一步做好反贪侦查工作。一方面, 对于群众举报, 检察机关应当理性应对, 以鼓励和支持的态度来巩固这一案件来源方式, 同时, 面对举报得来的信息, 不可轻易摈弃和盲目审查, 应当端正态度, 做好信息的核对与调查工作, 去伪求真, 在不随意侵犯嫌疑人权益的前提下, 力求真相;另一方面, 积极采取措施, 搞好专项的课题研究工作, 从中找寻一切珠丝马迹, 寻求规律, 挖掘出线索。反贪犯罪往往是因职务引起, 又称职务犯罪, 因此, 对于反贪工作的积极展开, 应着重于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和监督侦查。同时根据工作经验, 找寻出一条新型的案件信息来源渠道。

(二) 建立新型侦查机制, 为有效解决案件添助力

就现有的反贪机制来讲, 检察机关各部门大都各自为战。没有做到上下一体和各部门间的有效协调。对此, 检察机关在执行工作时, 应注重整体工作部门的有效协调, 使各部门案件信息流畅, 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以推动整体工作的良性互动。党中央高度重视反渎职侵权工作,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九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大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违法犯罪工作力度的文件, 我们在现实工作中要充分利用好这一政策, 统筹兼顾, 重点处理好加大办案力度和提高办案质量之间的关系、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 反贪部门与其他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

(三) 改进和完善侦查手段, 保持与新形势接轨的积极状态

社会在发展, 犯罪人员的犯罪风格与犯罪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基于此, 检察机关不能停留在原有的职能手段上, 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更新改革。从以往的单一性逐步向复合性发展;物质追求与多种权力之间的多元化发展等, 是检察机关所应关注的重点。同时, 检察工作人员还应不断自我充实多元文化知识, 以帮助了解和分析犯罪人员犯案方式方法, 创造与时代进步接轨的新型侦查手段。如, 对犯罪心理学上的学习和理解, 也将会对反贪工作大添助力。

(四) 创建新型信息情报机制, 打造完整的全信息数据库

现今的情报信息依然是由侦查人员通过各种手段与方式收集而来, 并需自行进行整理, 这无疑给反贪工作带来不小的负但, 耗费时间和人力。又因检察机关在侦查手段上须经过审批, 也给其工作造成了些许阻碍。因此, 建立健全一整套完善的情报信息工作机构, 在反贪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情报信息机构, 配备专门的情报信息工作人员, 及时更新相关情报, 建立动态情报信息库, 同时在职务犯罪高发区秘密聘请情报信息联络员, 构建社会化的情报信息收集、处理网络。情报信息机构要及时将相关的涉案信息录入信息库, 以避免在侦查人员调动、轮岗等情况下情报信息流失。

三、结论

本文主要通过对我国现有的反贪工作机制进行系统分析, 因机制问题而给反贪工作带来的阻碍, 并通过分析研究, 对其工作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提出几点意见和建议。通过加强对案件信息来源的审核, 拓宽各类渠道;建立新型侦查机制, 为有效解决案件添助力;改进和完善侦查手段, 保持与新形势接轨的积极状态;创建新型信息情报机制, 打造完整的全信息数据库等改革措施, 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郑隆锋.推进侦查机制改革创新反贪侦查模式[J].法制与经济 (中旬刊) , 2010 (9) :39-40.[2]姜传伟, 刘东, 李兵等.论反贪侦查机制的创新[J].法制与社会, 2010 (29) :163-165.

侦查工作机制 篇2

检察机关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建设调研思考2010-06-29 18:58:47免费文秘网免费公文网检察机关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建设调研思考检察机关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建设调研思考(2)

当前，职务犯罪表现出案情错综复杂、利益交织错节、手段更新隐蔽，危害更加严重等新的情况和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更新思想理念，创新查办案件工作机制，适应新形势下查办职务犯罪工作需要，整合有限的侦查资源，有效快速地突破案件，提高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和工作效率，推动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健康发展，是当前摆在我市检察机关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是检

察机关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现行检察体制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发挥上下级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优势，建立以市级检察院为龙头，以基层检察院为基础，在案件线索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实行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统一办理，指挥有力，运转高效的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新机制。结合我市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实际，我就全市检察机关如何完善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推动全市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科学、持续发展，实现全市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新的突破，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一、我市检察机关推行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的现状

自高检院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检察机关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组织上、制度上、保障上及具体措施上，都进行了一些积极、有益的尝试。区检院结合全区检察工作实际，制定了《全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标志着我

区的侦查一体化建设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实践证明，侦查一体化是实现案源区域共享，强化办案监督指导，有效排除办案阻力，优化办案力量，快速突破案件，提高案件质量和效率，形成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合力的一项新的有效的工作机制。近年来，我市检察机关在上级院和市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结合我市工作实际，积极探索、推行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设立了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办案模式上实现了从各自为战向统一协调管理的大指挥格局的转变。

当前，职务犯罪一方面呈日益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检察资源严重匮乏的问题日趋严重，同时旧的办案模式与新形势下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的需要不相适应，人员数量、办案能力与快速查办、有效突破案件的需要不相适应。为适应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需要，市院设立了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对本区域内

有重大影响、涉案人员众多、涉案金额大或者社会反映强烈、下级院侦查确有困难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实行统一组织、指挥协调、调配力量等，初步形成了整体作战、上下联动、区域互动的“大侦查”工作格局。并积极引导各基层院采取有效措施，使有侦查权的反贪、反渎、监所等部门协同作战，进行内部资源的优化整合，做到分岗不分家，以提高自身的作战能力。较好地解决了侦查力量严重不足、跨区域调查取证、异地羁押等困扰办案工作的问题，为顺利查办各类职务犯罪案件提高了有效的组织保障。如 “”脱逃案件发生后，市院迅速抽调反贪、反渎、监所等部门干警成立专案组，就查办、追逃工作进行了明确分工，多部门、多人员分头连续协同作战，使案件在极短时间内得以成功告破，5名涉案人员被立案查处，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

二是建立案件线索集中统一管理机制，线索管理上实现了自行管理向市

院集中管理的线索平台的转变。

2005年以来，我们实行了案件线索的统一管理，由市院对全市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实行统一的受理、管理、分流和跟踪监督，使案件线索在全市范围内得以合理流转和有效利用，解决了个别院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少，案件查办工作难以打开局面的突出问题，实现了案件线索和案件信息的资源共享，杜绝了有案无人查、有人无案查等情况的发生。同时，对一些有成案可能的线索实行动态管理、跟踪观察，从而大大提高了线索的综合利用率，形成了案件线索数量逐年上升、线索利用率明显提高的良好局面。

三是灵活运用一体化办案机制，查办案件上实现了干扰阻力大向办案环境正常化的转变。

在查办案件工作中，充分发挥市院的主导地位，以侦查指挥中心为依托，因人而异、因案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灵活运用督办、提办、交办、参

刍议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篇3

关键词：检察；监督缺陷；引导；侦查取证

一、检察引导侦查取证的特征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机关“分工责任、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是引导侦查取证的法律基础。依法引导侦查取证，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检察机关加强了与侦查机关的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具有以下特征：

1.引导侦查取证是依法进行的，具有司法性和诉讼性

“司法性”，是指引导侦查取证是检查机关的一项司法活动，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诉讼性”，是指引导侦查取证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采取法律规定的诉讼方式进行的。这是引导侦查取证区别于指挥侦查、指导侦查的重要特征。所谓“指挥”。在语义上，是指“指令调度”，体现的是具有隶属关系的双方之间的关系，带有行政命令的色彩。“指导”，在语义上。也有指点引导的意思。而“引导”，在语义上，是指“带着人向某个目标行动”，不具有行政指令色彩。我国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因此指挥侦查和指导侦查的提法是不科学的。检察机关对侦查的引导是从批捕、公诉的角度，对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等侦查活动进行引导，而不是全局指挥。“引导”侦查取证的提法，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正确反映了我国的检警关系。

2.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在于“取证”，而不是所有侦查活动

侦查包括公安机关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所采取的强制措施。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是专门调查工作中的收集证据工作。检察人员的优势在于对其批捕、公诉证明标准的把握以及审查和运用证据的能力；而侦查人员的优势是侦查谋略、侦查技术和技能。因此，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是按照批捕、公诉的要求引导侦查人员收集和保全证据，适时介入侦查、运用补充侦查提纲和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的目的也是如此。如果在刑事诉讼法中介入并主导侦查程序过多，通过指挥刑事侦查活动而将侦查行为演变为检察机关自身的行为或检查机关与侦查机关竞合的行为，则检察机关在诉讼法中的法律监督地位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失去了立足之地。

3.引导侦查取证强调检察机关的主动性和积极参与性

引导侦查取证的本意是创新机制，解决检察机关在配合、制约和监督方面主动性、积极性发挥不够充分的问题。我国检察机关不是一个单纯的刑事追诉者，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和对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双重职能，这是我国检察制度的特色，也是与西方检察制度的根本区别所在。为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检察机关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侦查活动中去，了解侦查活动，发现违法行为，以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这样才能实现法律监督的最终目的。

二、检察引导侦查取证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1.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应依法进行

引导侦查取证属于微观范畴的检察改革，应当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实现现行法律规定所确立的体制的最大效能，而不是对现行法律的突破和改变。在对引导侦查取证没有直接、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涉及到司法职责的划分和制度设定方面的问题。应基于立法本意，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有关规定。

2.关于引导侦查取证的具体方式

高检院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把引导侦查取证的方式归纳为十一种。这些方式都很具体，便于实践和操作，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在运用以上方式引导侦查取证时，应有意识地使侦查机关的取证工作实现四个转变，即使言词证据由不确定性向稳定性转变，注意引导侦查机关使用技术手段固定言词证据，有效防止可能出现的翻供翻证现象；使实物证据间的关系由离散性向关联性转变，从而增强实物证据的有效性；使犯罪行为的特征归纳由自然性向法律性转变，注意引导侦查机关紧扣犯罪的法律特征收集证据；使取证行为由随意性向规范性转变。通过引导侦查取证工作，促进公安机关在法律意识、证据意识、执法观念上的转变。

3.要正确把握引导侦查取证的度

准确把握引导侦查取证的度是开展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的难点。笔者认为应坚持“引导不是领导、引导不能代替、参与不能干预、讨论不能定论”的原则，在开展引导侦查取证工作中，检察机关基于检警之间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追诉犯罪的角度就收集、固定证据提出意见和建议。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引导是一种建议权，如果超越这个界限，将影响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监督地位。把握好这个度，应做到三个明确：一是明确定位，即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是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而不是指挥侦查；二是明确责任，即检察人员应明确自身的职责是向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对案件提出收集证据的指导性意见；三是明确目的，即引导侦查取证的目的是使侦查机关获取的证据材料所支持的公诉指控得到法庭确认，确保准确、及时、有力地追诉犯罪。

三、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深化和完善

1.立足检察职能，强化监督，树立正确的检察引导侦查执法理念

检察人员应树立引导侦查的理念，充分认识到引导侦查的重要性，思想上高度重视。在开展引导工作中，应当明确定位，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是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不是指挥侦查；明确职责，应该是引导侦查，而不是代替侦查，做到参与而不干预，讨论而不定论；明确目的，引导侦查取证的目的就是要使侦查机关获取的证据材料所支持的公诉指控能得到法庭确认，确保准确、及时、有力地打击犯罪。[4]同时，还注意处理好监督与配合之间的关系，在配合中加强监督，在监督中体现配合，加大对侦查机关实施立案监督、侦查监督的力度，依法纠正侦查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和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等行为，重点对侦查手段、办案时限、超期羁押、随意取保等方面情况进行监督。

2.规范适时介入引导侦查的工作程序

对刑事案件适时介入可以采用以下方式和程序：一是由侦查机关在发案、立案或破案阶段通知检察机关派员及时介入，出席现场勘查或参与重大案件的讨论，必要时可参与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和对受害人、证人的询问。二是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适时介入的刑事案件，主动与侦查机关联系介入，提前阅卷，加强联系配合。介入侦查的检察人员一般由分管副检察长委派或由部门领导指定，该承办人要对介入案件的质量负责。原则上谁介入侦查案件报捕后由谁承办该案。侦查机关未报捕的也由适时介入的承办人负责跟踪监督，以保证每个适时介入的案件做到件件有着落。

3.积极开展类案引导侦查

类案引导侦查是检察机关从其侦查监督职能出发，针对侦查机关所侦查的同类案件中的共性问题或侦查活动中出现通性问题，通过整体提前介入等方法加以解决的侦查监督活动。[5]开展类案引导侦查的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引导同类案件中共性问题，如同类案件的证据标准；二是引导侦查活动中出现普遍性问题，对其加以集中、归纳，通过纠正违法等方式进行解决。做好类案引导侦查的前提在于建立与侦查机关的信息沟通渠道，可以利用信息化管理平台形成信息共享机制。通过沟通，及时了解侦查机关的工作动态，将案件质量情况和证据要求反馈回去。同时，侦查监督部门还应与公诉部门进行横向沟通，掌握类案庭审证据要求，以形成类案证据证明标准。

参考文献：

[1]朱元昌.《規范引导侦查取证的思考与建议》[C].《中国检察》，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陈乃保，杨正呜，徐庆天.《侦捕诉联动机制的实践价值》[J].《法学》，2006年第5期.

[3]种松志，卢东林.《检察机关侦查指导权初探》[J].《人民检察》，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侦查工作机制 篇4

3项重点工作与检察工作密不可分。3项重点工作中,社会矛盾化解是根本。检察机关无论是履行批捕起诉职能,强化法律监督职能,还是深入查办职务犯罪,妥善处理涉检信访,都必须全面正确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妥善处理敏感案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把化解社会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利益冲突明显加剧,刑事犯罪高发,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数量增加,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任务艰巨而繁重。侦查监督部门必须在依法、充分履行现有职能的基础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2 侦查监督部门化解社会矛盾的职能

侦查监督部门具有两方面职能,既要依法打击犯罪,监督纠正违法,又要结合侦查监督职能,做好疏导、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和预防犯罪工作。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对侦查监督部门提出的新要求。

2.1 以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为重点,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当前滋生和诱发犯罪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特别是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各种深层次的矛盾还会进一步显现,侦查监督部门必须围绕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必须围绕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进一步突出打击重点,严厉打击社会危害性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扰乱和破坏经济建设的各类刑事犯罪活动;积极参加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治安,督促有关单位完善治安防控机制。

2.2 以化解社会矛盾、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为重点,促进社会和谐

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快速办理轻微型刑事案件的意见,广西宁明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依此建立了公检法三机关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机制,使一大批轻微刑事案件得到及时处理,为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侦查监督部门开展不逮捕说理工作,对化解社会矛盾作了一些有益尝试。认真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释疑解惑,切实解决涉法涉诉、涉法上访中的问题,达到息诉罢访目的,力求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2.3 以强化立案监督为重点,切实维护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追求的基本社会价值取向,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尺度。侦监部门应进一步加大侦查监督工作力度,将人民群众反映的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执法、司法不公问题作为侦查监督的重点,坚决纠正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执法问题,不断拓宽立案监督领域,使有罪的人受到法律追究、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充分发挥维护公平正义的屏障作用。

2.4 以强化侦查活动监督为重点,切实做到依法文明执法

侦查监督部门要切实、及时地查处侦查机关执法违法的情形,切实纠正在办案过程中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反办案程序的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使执法行为规范、文明,严格依法文明执法;建立起有效的侦查活动监督调查机制,使违法办案者受到应有的惩戒,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增强人们的法律信仰。

由此可见,侦查监督部门的法定职能和追求目标,是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相一致的。然而,社会矛盾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侦查监督部门必须在依法、充分履行现有职能的基础上,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机制,积极应对社会矛盾变化的新形势。

3 侦查监督部门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探索

3.1 在认识层面,确立科学的现代执法理念,为全面开展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提供理论标准

3.1.1 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观念

转变“重实体,轻程序”观念,正确认识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及其与实体法同等至高无上的权威,严格遵守办案程序,自觉将其职权置于程序的制约和监督下,杜绝办案中的主观随意性,严禁为了追求实体真实而牺牲、减损程序公正性。必须坚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并重,以程序公正规范执法行为,加强对违反程序规定的行为的监督、纠正及责任追究力度,防止权力的滥用,努力实现司法公正。

3.1.2 树立保障人权观念

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活动以人权宪政内涵,要求全方位地发挥保障人权功能。在诉讼中,必须尊重和保障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和基本人权,并给予其公正的对待。对侦查司法人员侵犯人权的行为,要及时予以制止、纠正,情节严重的,还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保障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和被侵犯时的有效救济渠道,增强司法决定的可接受性。

3.2 在制度和机制层面,以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备和机制的完善最大限度化解矛盾

侦查监督部门的三大职责是审查批捕、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侦监部门较少直接面对矛盾,但是其3项职能履行的好坏,影响到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矛盾化解工作的效果。具体来说,侦监部门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主要体现在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和逮捕措施的适用上。

3.2.1 立案监督是侦查监督工作的重点也是亮点

从控申部门移送的立案监督案件,大多是合法权益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因为矛盾得不到解决或因为侦查机关没有立案侦查而到检察机关控申部门或其他信访单位、部门进行检举、控告和申诉的案件。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矛盾已经处于一定的激化状态,更加需要小心处理。侦监部门应当高度重视这类立案监督案件,要与控申部门建立科学、制度化的信息沟通和线索移送的工作机制。对于已经移送此类案件的线索,要形成专人办理的工作制度,严格依法审查。该立案监督的要立案监督,对于符合立案侦查条件的,依照法定程序监督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及时向控告人反馈信息,并且要全程跟踪监督案件进展情况。对于不符合立案侦查条件的,要协同控申部门做好控告人的思想工作,耐心地向控告人说法、明理,使控告人真心接受处理结果,绝不留矛盾隐患。

3.2.2 严格把握“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

严格把握“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慎重适用逮捕措施,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明确要求。我国目前的绝大多数犯罪都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有很多犯罪是由于邻里纠纷、财产纠纷等导致。比如,因一般债权债务纠纷而引发的轻伤害案件、交通肇事等过失性犯罪案件等,在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并已经赔偿了被害人医药费用、财产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前提下,不采用逮捕措施可能更有利于缓和、化解矛盾。逮捕是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不分轻重一律适用,不利于区别对待,犯罪行为人也可能因为交叉感染变成一个与社会对抗的人,有悖于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的原则。因此,侦监部门要围绕慎用逮捕措施这一目标创新工作机制。一方面要推进办案专业化,建立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简化程序,提高工作效率,避免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因羁押时间过长带来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要转变“构罪皆捕”的传统思想,尝试制定“有逮捕必要”条件的具体标准,提高承办人对“有逮捕必要”条件正确理解和把握的能力,以在逮捕措施的适用上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和不和谐因素。

3.3 在能力层面,提高侦查监督工作人员素质,加强侦查监督能力建设

队伍建设是做好侦查监督工作的重要保证。适应新形势对侦查监督工作的高要求,侦查监督部门必须加强能力建设,塑造高素质、专业化、精英化的侦查监督检察官队伍。通过强化侦查监督,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3.3.1 提高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是一项基础能力。现代社会发展迅速,新领域、新事物不断出现,社会关系日益复杂,这就要求法律监督工作者要不断学习,不断扩充自身的知识层面,随着监督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各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要着力打造学习型部门,不仅要加强法律知识学习,还要学习当前与侦查监督工作相关的行政管理知识、经济知识等。此外,要提高法律思维能力,在业务所涉及的领域进行深入的钻研和探索。

3.3.2 提高推进侦查监督改革的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它是多种智力因素和能力品质在新的层面上融为一体、相互制约、有机结合所形成的一种合力。它不仅需要知识和才干,而且需要敢为天下先的胆识。侦查监督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要敢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保证侦查监督改革的不断推进。

3.3.3 提高快速处理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的应变能力

增强应变能力就是增强检察人员不断应对复杂局面、有效化解风险、妥善处理各类社会矛盾的能力。侦查监督工作处于刑事诉讼的交汇点,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格局,稍有差池就有可能引发各类社会问题。增强应变力,就是要使检察人员在复杂的环境中能沉着应对,驾驭全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牢牢掌握局面的控制权,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摘要：化解社会矛盾是我国政法机关当前的3项重点工作之一。检察机关是社会矛盾化解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能、检察权的运行原则和追求目标是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一致的。侦查监督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部门必须在依法、充分履行现有职能的基础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研究 篇5

吕德赞

职务犯罪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犯罪，它是一种国家公职人员或其他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履行职务、不正确履行职务、滥用职权或逾越职权，严重危害国家机关正常运作的犯罪行为。职务犯罪的外表现形式为贪污、受贿、渎职等，其本质是公权力的腐败、异化。职务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直接危害一国政权的核心，导致某一政权的覆亡（或现代所谓的执政党更替）。我国政府历来都严厉打击职务犯罪，但在1949年10月至1979年这期间，打击职务犯罪没有制度化、法制化，而靠政治运动来打击职务犯罪。1979年，我国颁布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行为，并确定由检察机关负责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我国打击职务犯罪才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检察机关通过对职务犯罪的侦查，严厉地打击了职务犯罪，而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发展，我国也初步完善了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虽然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急剧转轨时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存在各种缺陷，跟不上时代转轨的步伐，特别是跟不上我国法制、法治发展的步伐，导致打击职务犯罪出现不太理想的情况，还不能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通过多年的职务犯罪侦查实践及理论研究，笔者认为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存在如下问题：

1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日渐完善，而法律所规定的职务犯罪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却依然很落后、有限，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制约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我国于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和于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都比较简单，但是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1），并由此引申出了罪疑从无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限制、规范侦查机关取证手段、取证方法的诉讼规则、证据规则。而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及保护人权观念的不断强化，一些尚未被规则、法理观念也被用于指导司法实践，如沉默权规则、毒树之果规则等，也渐渐被融入司法实践中。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些规则推动了我国法治的发展，促进司法的文明化。但是，相对于诉讼规则、证据规则的不断发展而言，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和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相比，并没有任何的发展。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社会、经济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犯罪的表现形式、方法、手段而日趋复杂化，职务犯罪发案就更隐蔽，作案手段更狡猾，在社会各方面都已得到发展，特别是证据规则日渐完善的情况下，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却没有同步，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

2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朝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和完善辩护制度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制约了侦查权，职务犯罪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在没有获得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制约侦查权有可能会变成制约打击职务犯罪。据有关学者透露，我国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已正式启动，而修改刑事诉讼法实质是一项刑事司（1）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在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是否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是存在争议的，但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后，主流的观点都认为这一规定是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法改革，而改革侦查程序的两条主线已经勾勒出来，一是通过强化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及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职能，制约侦查权；二是强化法官或检

（2）察官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权或法律监督权，制约侦查权。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及完善辩护制度的确是非常重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及保障的程度甚至是一国法治水平的标志，保护被害人及社会公共也同样重要，严格依法打击犯罪也是保护人权。因此，在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的情况下，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如讯问犯罪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埸、连续讯问不得超过一定时限等，如果我们还固守原来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那么在侦查中就很取得合法、得有效的证据。职务犯罪的隐蔽性特点在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情况下会显得更突出，取证工作的难度会更大。出现这种困境，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而其根源是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没有获得同步发展。在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没有得到发展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在查办复杂的职务犯罪时，难以以现有合法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取证时，可能会陷入是两难的困境，要么放弃案件，要么使用不合法的方法、手段、措施来获取证据。这两种选择都是有害的。

3侦查职务犯罪的保密性要求与现行落后的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难以实现侦查职务犯罪的保密性要求，妨碍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职务犯罪与其他类型的刑事犯罪相比较，具有隐蔽性、作案现场不留证据、犯罪证据由犯罪嫌疑人或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所控制、知情人与犯罪嫌疑人有密切利害关系等，犯罪嫌疑人在获知侦查机关对其犯罪进行调查时，往往出现串供、销毁证据、指使证人作伪证等情况，严重妨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以现有合法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对职务犯罪进行初查、侦查时，检察机关往往要通过向有关的单位、机构、个人调取证据，这就很难以使案件的侦查情况，特别是案件初查线索得到保密。如本院在接到举报某局长受贿、巨型财产来源不明的线索后，除调查权钱交易可能的基础性事实外，还要调查被举报人的财产关况，向有关知情人收集被举报人受贿的证据等，以现行合法的手段、措施、技术、方法作上述调查、侦查，必须交由其他单位、机构的人员协助经办，非侦查机关的其他人员就会接触到有关案件事实，导致每个环节都有泄密的可能。

4现行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的落后加剧了本来已非常严重的口供主义侦查模式，在引入沉默权规则呼声日渐高涨，而犯罪嫌疑人拒绝供认犯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往往束手无策，难以有效地取得职务犯罪的证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证据规则，但是现行的侦查机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却以引导，甚至把侦查机关推向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3）侦查方向。在职务犯罪侦查的司法实践，侦查机关把侦查的重点放在讯问犯罪

嫌疑人，以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突破案件最重要的手段、方法。由于连续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法定的时间限制，碰到拒绝供认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往往面临放弃与否的困境，放弃案件可能使犯罪嫌疑人逃出法网，继续讯问下去，则违法了。因此，现行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及口供主义侦查模式（2）

（3）郝宏奎：《侦查讯问改革与发展构想》，《法学》2004年第10期。在广东省法官协会、广东省检察学会、广东省警察学会、广东省律师协会于2004年16、17日举办的“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陈瑞华认为，我国现行的侦查体制、证明标准使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最重要的侦查任务，是导致刑讯逼供的根源。

已使职务犯罪侦查走入了一条死胡同，迟早无路可走，不改进现行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将无所作为。

5职务犯罪与从其衍生出来的犯罪案件管辖权的割裂，难以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顺利、高效地侦查取证，不利于有效打击职务犯罪。职务犯罪一般不会单独发生的，伴随职务犯罪的往往还还有其他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主要是为了掩蔽职务犯罪行为、转移职务犯罪所得赃款赃物等。如贪污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往往会自己或指使他人销毁会计凭证、资料；受贿犯罪嫌疑人也会自己或通过他人转移赃款赃物等，这些行为也构成犯罪，但这些案件的侦查由公安负责管辖而非由负责侦查职务犯罪的检察机关负责管辖。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如果发现职务犯罪嫌疑人或其他人员有销毁会计资料凭证、转移赃款等涉嫌犯罪的行为，虽可以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或通过法律程序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但所有侦查取证工作实际上由检察机关完成，更重要的是，假手公安机关对这些相关案件的侦查既影响检察机关对有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又不利于检察机关对整个案件情况的有效控制。如我院在过去几年侦查的中保公司开平支公司经理劳某等贪污案、开平市社保局原局长梁某等人贪污案、开平市康源医药公司原经理方某等人贪污案等案件，都存在犯罪嫌疑人将会计资料销毁的情况，但公安机关都没有对销毁会计资料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正是由于这种管辖权安排的不当，一方面导致了对销毁会计资料等与职务犯罪有关的犯罪行为打击不力，另一方面也妨碍了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

6对妨碍职务犯罪侦查取证行为缺乏合法的临时行政处置措施，导致侦查机关面对这些行为时束手无策，妨碍了侦查取证工作的顺利进行。笔者在侦查工作中，碰到过犯罪嫌疑人撕毁笔录、案件知情人拒绝作证并拒绝交出有关证据的情况，在缺乏法定手段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往往对这些行为无可奈何，这只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嚣张气焰，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

7对负有提供证据义务的机构及个人拒不履行或延迟履行义务时的法律责任的缺位，也妨碍了职务犯罪侦查取证工作。《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虽然侦查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也规定了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毁灭证据要负法律责任，但应负何种具体责任，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在侦查工作中，胆敢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毁灭证据的情况极少出现，但是借故延迟履行提供证据义务或提供证据的过程中向有关人员泄露案情的情况却时有发生，对这些行为缺乏规制，会严重影响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

除上述问题外，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还存在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要向地方党委政法委汇报案情、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所具有法定强制措施权力不完整、没有通缉权、没有侦查实验权等等不利于对职务犯罪进行有效侦查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体制既不利有效保护人权、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不适应打击职务犯罪、建设廉洁社会的时代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因为正是这种有缺陷的侦查构造，才导致侦查机构失去提高侦查人员素质、改善侦查装备和改进侦查技术的动机，而将犯罪嫌疑的口供视为收集有罪证据的最佳途径；也正是这种侦查构造，才使得那种有罪推定、口供主义的传

（4）统法律观念有其存在的制度土壤。”因此，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过程中，有

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及香港、新加坡成熟的反腐败制度，改革现行职务犯罪侦查体制，建立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的侦查体制。（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33页。

我国未来应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模式

笔者认为，保护人权和确保侦查机关能合法有效地对犯罪进行侦查取证是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主线，这二者的共同内容是要杜绝刑讯逼供、杜绝冤假错案。要有效打击职务犯罪、防范刑讯逼供、防止出现冤假错案，应对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机制进行下改革：

1建立职务犯罪特别侦查制度，允许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各种现代侦查技术。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都是在“文革”后建立的，因为受“文革”**的影响，我国立法机关对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抱有戒心，担心这些技术侦查措施会不当运用，会影响党的团结，所以，在立法中一直没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如彭真就主张“党内一律不准搞侦听、搞技术侦查。这是党中央决定的，是党中央多年来坚持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敌我、内外界限要分明，不能混淆。如果允许在党内使用此类侦查手段，此例一开，影响所及，势必损害同志关系，损害党内民主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且会被阴谋家、野心家和帮派分子用来为非作歹，这对共产主义

（5）事业是很不利的。”这种观念混淆了政治活动与司法活动的界限，甚至把这两

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混为一体，把打击职务犯罪视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观念是非常有害。在这种观念指引下，不仅不利于我国打击职务犯罪、惩治腐败，也不利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反，正是由于职务犯罪等腐败犯罪不断腐蚀着党的执政基础，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制约，可能使职务犯罪由小疾变成大患，终究可能危害全社会。因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各种新问题、新情况，职务犯罪朝复杂性、隐蔽性、多样性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抛弃过时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建立职务犯罪特别侦查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可以使用各种现代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

特别侦查制度应包括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诱惑侦查制度、卧底侦查制度等，现代技术侦查措施应包括窃听、电子监控、秘密录音录像等。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隐蔽性特别强，以侦查普通犯罪的技术、方法、措施来侦查这类案件是很取证破案的。西方国家、我国的香港地区就常用诱惑侦查制度、卧底侦查及使用窃听、电子监控、秘密录音录的手段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芝加哥开展的“银锹行动”就是通过派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的手段，共录下1100合录音录像作为证据，把六名市议员、十二名官员送

（6）进行监狱。香港廉政公署在侦查香港房屋署总屋宇装备工程师陈裘大受贿一案中，廉署搜集证据时，曾跟踪监视陈裘大达9个月，秘密在陈裘大的办公室安装偷拍仪器，偷拍得陈在办公室“数银纸”，成功指控陈裘大受贿三百万港币，陈最

（7）终被判刑七年。在西方国家和香港，所有影响巨大的贪污贿赂案件都是通过派

卧底、使用诱惑侦查及秘密录音录像来破案的，更有媒体报导，香港廉政公署反

（8）贪卧底专破大案，成功率100％。由此可见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

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措施的巨大威力。

我国职务犯罪的现状是职务犯罪还是较为严重，特别是贿赂犯罪较为突出，社会各界对贿赂犯罪反映十分强烈，但我国检察机关所侦破的职务犯罪中，贿赂犯罪所占比例并不高，这显然同职务犯罪的发案现状不相称的。检察机关对会贿（5）彭真：《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载《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页。

（6）樊弓：《银锹行动 －－美国反腐败见闻》。

（7）《香港商报》(2004年1月16日)。

（8）《环球时报》〔20040102 第12版〕。

赂犯罪的手段也相当有限，在行贿人和受贿人都拒绝供认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往往束手无策。检察机关陷入这种被动局面是由于检察机关所拥有的侦查手段太有限所造成的。因此，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有力打击贿赂等职务犯罪，赋予检察机关使用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检察机关有了这些有力的武器，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严禁刑讯逼供、完善辩护制度等证据规则、诉讼规则再也不是什么有争议的东西，而沉默权、严禁刑讯逼供证据规则也不会成为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拌脚石。使用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侦查手段，也使侦查工作的保密性得到加强，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重心也会由讯问犯罪嫌疑人转为立案前秘密取得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效率将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当然，使用特别侦查制度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都应受严密监督，否则会出现不当使用的情况，甚至会出现 “纵虎驱狼”的情况。因此，必须加大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力度，特别是加强司法审查的力度和公众媒体人监督，防范侦查机关滥用特别侦查制度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2改革现行的案件管辖制度，将一切职务犯罪及从职务犯罪衍生出来的犯罪的侦查工作都交由检察机关管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是在社会、经济急速转轨过程中制定出来的，不仅出台时机佳，立法指导思想仍然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修正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缺陷较多，其中之一是按发案单位所有制的不同人为贪污受贿和职务侵占、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等；其二是把职务犯罪与从职务犯罪衍生出来的其他犯罪的侦查管辖人为割裂，分别由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负责管辖。这种管辖制度按排，不利于检察机关完整收集职务犯罪的所有证据，不利于检察机关提高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因为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往往是贪污受贿等犯罪的后续动作，这些行为除了本身是犯罪外，更重要的还是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证据。既然检察机关负责侦查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作为重要证据的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管辖是没任何理由完全公安机关负责管辖。对于这种由其他犯罪衍生出来的犯罪，应按其主罪来确定管辖，如果是因为贪污受贿而从事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那么，这些犯罪应由检察机关管辖；如果是由商业欺诈类犯罪、偷税类犯罪、毒品类犯罪而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那么，这些犯罪应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只有实施这种灵活的管辖制度，才能高效地打击犯罪。

3建立负有提供证据义务、为职务犯罪侦查机构提供协助义务的机构及个人法律责任制度，包括应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保密的义务等，拒不履行这些义务则应承担刑事责任。侦查职务犯罪工作就是收集职务犯罪的证据，无法收集证据就是无打击犯罪。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必须由相关机构和个人提供协助、证据，包括发案单位及该单位有关人员的协助。如前文所提到的香港廉政公署侦破的陈裘大一案，香港廉政公署就是在获得发案单位香港房屋署的协助，经房屋署署长苗学礼的“同意”后，在陈裘大的办公室安装秘密录像设备，拍录得陈裘大受贿的证据。在此案中，香港廉政公署如果没有房屋署的协助、房屋署署长苗学礼等人不履行保密义务，就很侦破陈裘大一案。要有力打击职务犯罪，我国很有必要借鉴香港这一侦查制度。

4赋予检察机关处理妨碍职务侦查工作行为的行政处置权及拘留、逮捕执行权和通缉权等，虽然这些权力对侦查职务犯罪工作影响不大，但还是很有必要的，它们实际上是完整职务犯罪侦查权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拘留、逮捕和通缉属于侦

查行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得很清楚，既然检察机关负责侦查职务犯罪，又为何不赋予检察机关拘留、逮捕权和通缉权呢？为何还要假手公安机关执行拘留、逮捕权和通缉呢？这于理于法都是讲不通的。赋予检察机关处理妨碍职务侦查工作行为的行政处置权，有利于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灵活处理一些妨碍侦查工作的违法行为，有利于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

浅议渎职犯罪案件侦查机制的完善 篇6

[关键词]渎职犯罪;侦查机制;存在的问题;改革与完善

一、我国渎职犯罪案件侦查机制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实践证明,我国现行的渎职犯罪案件侦查机制在司法运作中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应当看到,由于渎职侵权案件查处阻力大,涉及的法律法规多、领域广,技术性、专业性强的特点,现行的渎职犯罪案件侦查机制也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

1.近年来出现举报线索较大幅度下降,案源缺乏,案件可查性低,渎职检察部门出现无案盼案,有案难办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一是渎职检察部门所管辖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犯罪,在这类人员中,大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应变能力,其犯罪手段具有多样性、隐蔽性和智能性等特点。且他们身居高位或手中掌握一定的权力,加上检察机关查处此类案件较少,宣传力度不够,广大干部、群众实际上对检察机关渎职侵权检察职责、任务,大多不甚了解,更不清楚哪些行为属于渎职侵权犯罪,并且由于大多数渎职侵权行为与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造成他们同渎职侵权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不高,由此出现不知如何举报或不愿意举报。二是渎职侵权犯罪与犯罪嫌疑人的公务活动联系密切,与社会不正之风,违纪行为交织在一起,某些渎职侵权犯罪从表面上看具有“为公”性质,易为发案单位领导和不明事实真相及法律规定的群众所“同情”,甚至为此捂盖子。三是现行《刑法》规定的渎职侵权犯罪中新罪名占较大比例,如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案、环境监管失职案、传染病防治失职案、商检徇私舞弊案、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案、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等,领域新、层次高、技术性强、更加智能化、专业化,易与行政行为、法人行为相混淆。以前渎职检察部门从未接触过,对这些领域的工作性质、职能和相关法律、法规、操作程序等不熟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识别能力。这也同时反映出渎职、侵权检察工作还未能建立有效的案源发现机制,与相关部门必要的协调配合机制也未能有效建立,影响了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工作合力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一是渎职检察部门获取渎职犯罪的信息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来源于群众举报、相关单位控告和有关部门移送,尚未建立一套科学的案源渠道网络,缺乏主动与公安、法院、纪检监察、审计、工商、税务等执法执纪部门的联系、协调、沟通,建立起有效的案件线索移送和信息反馈制度。二是检察机关内部的渎检、反贪、侦监、公诉、控申举报、民行等部门整体意识不强,以本部门业务为主,就案办案,缺乏沟通和协作,以致使一些有成案价值的线索流失。

2.多年来渎职侵权案件侦查工作一直沿用旧的工作体制——以上级检察部门指导、督办,下级检察部门查办为主。这种工作模式对于一般案件是行之有效的,但对于一些大要案,尤其是涉及一些地方领导人员的案件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不利于帮助基层检察院排除阻力。虽然有些省(市)院抽调部分基层干警组建了临时性的“特侦队”,但并没有真正起到机动灵活、专业高效的作用。部分地区检察院为了排除地方上的干扰采取了异地办案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如果缺少了当地检察院的配合也只能是事倍功半,起不到快速、有效地打击罪犯的效果。基层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也一直沿用以组或主办制为单位的办案模式,这种办案模式在两法修改以前是比较实用的,也是多年办案经验的积累。但是两法修改以后,渎职侵权检察部门管辖案件所涉及的部门增多了,涉及到许多行政法规,这就需要我们的干警熟练地掌握这些行政法规,而以前的办案模式就显得有些应顾不暇,只有边办案边学习,不利于迅速突破案件。两法修改以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规定询问证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持续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小时。办案的时间性、紧迫性增强,且询问证人、收集证据大多要在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的同时进行,故以往那种三级渎侦部门单独作战的侦查机制已不再适应《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需要。

3.渎职案件发生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是渎职犯罪的显著特点。《刑法》第九章规定的罪名达 30 余种,其专业范围涉及公安、检察、法院、工商、税务、土地管理、林业、文物保护、海关监管、卫生防疫、教育行政等诸多行业和部门,这些行业和部门内部各自又有许多法律、法规或行业规定,因此,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多,领域广,技术、专业性和政策性强,侦查发生在这些领域的渎职犯罪案件必须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而现有渎职侵权侦查人员大多对司法、侦查活动较为熟知,而对案件所涉及的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较为匮乏,从这一点上说,侦查人员的现有素质与渎职侵权案件的侦查工作专业要求极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突出表现在案件的查办过程中出现的“不会办、不敢办”实际问题。同时,由于立法上对一些行为罪与非罪界限不清,一些被调查人主体身份难以界定的案件使侦查人员存在着“无法办”的心态,影响了渎职犯罪案件侦查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

4.公民法律意识有待提高,渎职犯罪案件调查取证难的问题还很突出。《刑事诉讼法》严格限制传唤、拘传时限,而相应手段跟不上,客观上增加了侦查工作难度。侦查中“人难找、证难取、账难查、款难追”的问题比较突出。对于被调查人以非暴力方式妨碍调查的行为,检察机关缺少必要的措施,以致有的被调查人有恃无恐,拒不提供账册等书证、物证,甚至销毁证据材料,证人拒绝作证或销毁证据的问题也时有发生,影响取证活动的顺利进行。

5.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对执法的干扰,影响了侦查机制功能的发挥。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出于种种原因,曲解法律规定,限制立案调查,甚至以权压法,给侦查设置障碍,严重干扰了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损害了党和检察机关在群众中的威信。

二、我国渎职犯罪案件侦查机制改革和完善的途径

当前我国渎职犯罪案件侦查机制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除了立法因素外,也有侦查工作制度和执法主体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只有客观认识存在的问题,准确适用法律,改革检察制度,侦查工作才能始终沿着法制化轨道良性发展。笔者认为,可采取如下途径:

1.进一步完善检察长接待日等制度、措施,确保案源渠道畅通。继续坚持走群众路线,规范检察长接待日工作制度,加大举报宣传力度,把发动群众举报和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查处有机结合起来。

2.建立健全检察院内设部门线索移送制度。检察院内部的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纪检监察等部门,在履行各自职责中发现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必须及时移送有关侦查部门;健全上下级和兄弟地区检察院之间的案件线索移送制度。应当明确,全国检察机关在反腐败中是一个整体;反腐败的重点是上级领导机关和处以上领导干部,如果各地都把涉及上级的案件线索予以截留,不报不查,那反腐败突出重点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健全案件线索移送制度,加强检查督促,对私自截留线索的,要严肃处理。

3.建立健全与有关执法执纪部门间的线索移送制度。公安、安全、司法行政、法院、纪检、监察、工商、税务、审计、海关等执法执纪部门在履行各自职责中,都有可能发现不属他们管辖的案件线索,对这些案件线索的移送问题,目前有的有明确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海关、税务等九个部门下发的《关于加强协调配合和案件移送的制度》),有的则还缺乏规定,应当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

4.完善渎职犯罪情报资料收集、管理制度。渎职侵权犯罪情报的收集,首先要求做好基础性情报资料的收集和利用。经过检察机关恢复以后二十多年的发展,检察机关在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方面积累了大量的信息资料。这些积累资料,是我们建立渎职侵权犯罪情报网络最为原始的基础。初始阶段,最为迫切的是要把这些资料汇集、加工、储存,在此基础上再不断更新、丰富犯罪信息情报库。除了专门的情报部门的情报收集外,侦查部门和相关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所搜集到的相关情报资料,必须通过形成一定的制度、机制汇集到情报部门,充分调动所有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其次专门化的情报管理,有利于解决渎职侵权犯罪侦查、预防等部门因人员更替、案件了结使一些情报资料流失而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有利于渎职侵权犯罪情报的综合利用,有利于侦查工作的长远发展。对收集来的渎职侵权犯罪情报,首先要根据其来源、收集方法和途径及其加工方法的不同,进行甄别评判,有利于情报的进一步有序化,真正体现情报的价值。其次,要保持信息渠道畅通无阻。情报管理机关内部、情报网络之间、情报中心与情报使用部门之间畅顺的联系,必将极大的提高情报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益。为此,必须设计符合客观实际的软件程序,制订相关的规章制度,形成高效的工作机制,以保证情报传递的通畅。

5.加大检察制度改革力度。要逐步建立适应法治要求、符合渎职检察工作特点和规律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提高追诉犯罪的能力。一是改革业务管理制度,实行主办检察官制度,由主办检察官代表检察院行使侦查权,直接对检察长负责。二是深化检务公开,以公开促公正,并以此带动举报工作。三是完善内部制约机制,完善错案追究责任制。四是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促进侦查权正确行使。五是进一步理顺工作关系,建立集侦查、预防、情报、侦查技术、指挥协调为一体的新型反贪机构,根据案件类别细化侦查部门。

构建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探索 篇7

(一) “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的警检关系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 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 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同时, 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是目前处理和指导检警关系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

“分工负责”是指检警在进行刑事诉讼时, 按照法律赋予的职权, 严格按照法定分工进行诉讼活动;“相互配合”是指检警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相互支持, 相互补充;“相互制约”是指检警按照法律的分工, 相互检验, 相互制衡。应从三个方面理解这一原则:

1. 相对的独立关系。

一般而言, 我国刑事诉讼的实质流程由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共同构成, 各为独立一节, 彼此间分工协作。因此, 我国刑事诉讼流程里侦查和起诉是相对独立的阶段, 检警两方各行其是。公安机关在刑事犯罪案件的侦查中具备独立运作的权力, 与检察机关不存在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

2. 程序的承接关系。

刑事案件之流程由侦查到起诉, 前者为始, 后者为承。两者共同作为控诉一方, 其诉讼追求并无二致。然则, 由于我国法律对两者间协调与配合之规定并不具体, 导致侦查与起诉并不能和谐运作。起诉程序依赖于侦查工作, 两者之间配合不畅必将导致控诉的质量, 从而影响到案件审理, 乃至影响整个案件的诉讼质量。

3. 制约关系。

一方面,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而移送起诉的案件可以退侦, 也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另一方面, 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有权要求复议复核。两者在诉讼中相互制约。

从上述特点分析, 中国警检关系既不同于大陆法系的“警检一体”模式, 也不同于美国警检分离模式, 乃是有其比较独特的“分工、配合、制约”模式。中国侦查机关在国家司法活动中具有十分强的侦查权力和庞大的侦查力量, 并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模式与中国国情, 必定要赋予侦查机关强大权力和特殊地位。

(二) 我国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可以说, 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一直以来重心都在侦查阶段。尽管从法律上规定了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 尽管宪法上赋予检察机关负有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 但公诉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制约是很有限的, 我国公诉工作与侦查工作脱节的问题已经成制约公诉质量, 影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一个主要因素。公诉机关介入侦查活动, 帮助侦查机关及时收集、固定证据, 规范侦查活动, 保障公民人权, 是提高公诉质量的当务之急。我国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在三个方面急需改进:

1. 侦查监督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应有重视。

按照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体制, 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被淡化了, 检警工作之关系显得配合有余, 监督不足。

2. 侦查监督的事后性与被动性。

陈兴良认为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是由公、检法三道工序组成的一条司法流水线。其中公安与检察是并列的两个机关, 虽然检察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 对于公安机关具有侦查监督权, 但这种侦查监督只是结果的监督而不是过程的监督, 是一种静态监督而不是动态监督, 因此缺乏侦查监督的有效性。而这往往导致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违法侦查活动, 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3. 侦查监督缺乏具体法律规范与制度。

实践中, 检察机关主动参与到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情形很少;同时, 公安机关也并不积极向检察机关寻求介入。两者间联系之不主动, 已成为检警协作的一个问题。此外, 侦查监督的相关法律规范也并不全面。如刑诉法对公安机关不纠正违法、不执行决定的法律后果, 乃至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所提出的纠正意见不予采纳等事项并未详尽规定。

二、构建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理由

(一) 国外侦查监督的现状

针对我国目前侦查监督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有学者开出了两记药方:一是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二是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警检一体化模式。客观分析一下, 两者都在可行性上存在不小的困难。

1. 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制度, 要求由法院作为裁判者对侦查活动进行直接控制。司法审查制度是美国极具特色的侦查监督机制, 其最大的特点是将一些直接涉及公民人权的诉讼行为上升到宪法高度, 为公民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提供宪法性的保障。因此, 法官侦查监督权较大, 警察逮捕、羁押、搜查、扣押、窃听等侦查权力的实施都要经过法院的审查和许可。

虽然私法审查制度由美国运行多年, 已经体现出其独特的宪法介入之优势, 但并不足以为我国直接引入。具体到我国国情, 若由法官直接控制侦查活动, 这显然需要对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乃至国家整个政治制度做出大调整。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和政治环境并没有对这一改革体现出迫切需要, 且目前我国法院系统内部的法治化进程尚未完成。这些因素的存在显然无法与业已成型的法治国家的状态进行简单的对接。所以说照搬美国的司法审查机制并不适合我国国情。

2. 警检一体化模式。

再看警检一体化模式, 如若机械地放眼于其存在国家的警检体系, 大致会得出其种种的优越性。但仔细分析会发现, 警检一体化模式同样不适合我国引入。开此药方的学者首先认为应当由检察院领导或指挥司法警察, 侦查完全服务于起诉。整个侦查活动按照检察官对起诉的要求而运行, 这样实际上强化了职权主义而弱化了当事人。因为当事人要面对的是由检察机关与其领导的警察系统二者的侦控, 这样的局面必然导致并不强大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将面临合法权利之保障缩小的境地。可见, 检警一体化对法治和保障人权来讲是一个倒退。其次, 抱此观点的学者对于警察权、检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设想是“从目前的‘流水作业’走向‘以司法裁判为中心’”。这样实质上过度提高了行政与司法的地位。对此进一步分析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即上述学者所提出的检警一体化乃建立在“三权分立”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的国家制度之基础之上的。这实质上是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地位的否认。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不可能将行政、司法两者与立法平行。因而, 可以认为, 这样的检警一体只会让检查机关成为一个单独的起诉公器, 而丧失其法律监督者的角色。

(二) 检察引导侦查的构建理由

相较上述两种方案, 当前具备可行性且能够完成的, 是把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予以细化、优化, 使其独立实现对侦查的法律控制。在我国目前的法治背景下, 改良和加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具备以下理由:

1.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 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 具有法律监督职能。

实践中, 虽由于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缺乏而致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 但若能在此基础上加以改变, 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落到实处, 可以说是恢复其立法本意, 是对我国宪法和刑诉法的一种补完。因此, 相对于需要参考借鉴的国外模式——司法审查制度与警检一体化所需要的高成本大代价以及并无法完全预期的实现效果,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构建显然更具可能。

2. 在近邻日本, 检警关系就更强调检察机关强力的掌控。

在德国, 警察是检察官的辅助官员。此等大陆法系国家都有强调检察机关对侦查的控制, 因此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法律在认识检警关系方面应当不具排斥性。事实上, 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课题之一, 就是逐步转变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诉讼运作关系, 不是流水线的简单承接, 而应当是使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具备统筹性的控制, 使检警工作呈现梯次性。

3. 德国、日本的刑事诉讼实践中, 检察系统是与司法系统一样的, 是公平的权威。

之所以着重强调检察机关公平、公正的地位, 是全世界检察机关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不断强调、落实检察机关的客观性会使其对侦查的控制更能诉讼公正, 使当事人信服。实际上, 我国的刑事诉讼也从来都强调检察机关的客观义务, 这种客观不仅能保证诉讼进程, 还能保证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三、检察引导侦查的构建设想

(一) 监督许可制度

1. 立案监督。

一旦公安机关对某案件进行立案侦查, 应当将相关案件材料交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对其立案程序和进行备案监督。若公安机关立案程序违法, 检察机关当有权立即纠正, 公安机关当重新指派人员进行立案, 保证立案阶段的合法性。

2. 强制侦查许可。

在某些案件中若侦查机关需采取强制侦查行为时, 须向检察机关申请取得强制侦查许可。行使审查许可的检察官独立于公诉检察官。由于强制侦查很可能会损及当事人的自由权益, 因此, 强制侦查许可作为对强制侦查的法律审查能进一步保证强制侦查行为不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违法损害。

(二) 侦查违法审查制度

审查不是裁判。检察机关的审查不能妨碍侦查, 但要全面监督, 强调审查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一旦有侦查行为违法, 检察机关当有权做出审查结果, 公安机关当重新侦查, 非侦查违法审查制度内所获之证据不能采纳。特别情形下, 检察机关直接接受犯罪嫌疑人的申诉和控告。

(三) 完全不起诉权

当前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行使受很大制约。具体而言是, 被害人可以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 被不起诉人也可以提起申诉, 侦查机关对不起诉决定也有要求复议和提请复核权。虽然这些救济机制可以一定程度地防止不起诉权滥用, 但是其中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的救济措施会使得不起诉决定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赋予检察机关完全的不起诉权, 可以消除侦查机关的反监督, 完整检察机关的监督体系, 还能够保证不起诉权的权威性。虽然可能有独断的可能性, 但是为了确立检查监督的权威。制度都有不足, 这里选取了不同的价值。配套可以由法院对被害人自诉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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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构建 篇8

一、检察引导侦查的基本内涵

所谓检察引导侦查,笔者认为,是指检察机关从法律监督的角度出发,及时介入侦查机关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侦查活动,帮助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指导侦查人员围绕起诉指控所需,准确全面地收集和固定证据的侦查监督活动。它的基本内涵应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重、特大案件发案、立案阶段,检察机关应及时介入,并在熟悉、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帮助侦查机关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2)侦查过程中提出指导性建议,协助侦查机关迅速有效地搜集罪案证据和遏制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行为。(3)出席重、特大疑难案件捕前、侦结前的案件综合讨论,帮助侦查机关准确定性,梳理证据,并就强制措施的适用、侦结后的处理、证据材料的完善,提出指导性建议。(4)对提请批准逮捕、移送起诉的案件,审结后提出补充侦查意见。(5)发现侦查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或违法倾向的,及时提出纠正意见,防止其在侦查过程中过分积极或消极地处分案件。

二、检察引导侦查取证的法律及理论依据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强化监督,公正执法,是检察机关宪法定位的内在要求,是有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本质所在,也是新时期检察工作方针的核心内容。”法律监督职能是我国检察机关的一项专属职能,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虽然也有权监督法律的实施,但却不享有法律监督职能。法律监督职能和监督法律实施是不同的,前者专属于人民检察院,而后者基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哲学,人人都有监督法律实施的权利。人民检察院行使其法律监督职能是通过法律赋予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等来实现的。笔者认为,公诉权事实上也属于法律监督权的延伸。通过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对于树立法律权威,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非法追诉,实现法制统一有着重要的、其他监督形式无法代替的作用。

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仅应当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广度,而且应该针对各个诉讼环节的不同任务和特点明确检察监督的深度;不仅应当注重对诉讼结果的监督,而且要注重对诉讼过程的监督;不仅要进行静态的监督,还要进行动态的监督。动态的监督,有深度的监督在侦查活动中就体现为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搜集证据的合法性的监督,因为在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中,“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的核心,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是证据能力的要件之一,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代替证据能力。”如果一项证据缺乏合法性,就有可能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如果检察机关运用该证据在法庭上支持其公诉请求,必然面临很大的败诉风险,而这也是刑事诉讼法所禁止的。因此,检察机关发挥监督职能的核心就是要保证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的合法性。为此,检察机关可以在不干预侦查人员独立搜集证据的前提下,对侦查人员搜集证据的形式、程序、手段等进行事先的引导和过程的监督,防止违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当是有强制力的专门监督,监督的内容包括诉讼活动中从立案到执行的各个环节,监督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具体到侦查活动而言,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事后的、静态的监督,同时也可以适时提前介入到侦查活动中,对侦查机关收集、固定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同步的、动态的过程监督。相比较而言,同步的监督比事后的监督更能提高诉讼效率,能够使检察人员对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有感性的认识,能够在自己的内心对是否将犯罪嫌疑人提交法庭审判形成客观公正的“确信”,提高“胜诉”机率,树立检察权威。

可见,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是检察监督在侦查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是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监督从事后的静态监督向同步的动态监督的转变,符合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功能定位,也符合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出的“深化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的改革,建立和规范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的要求。

三、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应遵循的原则

一是对介入侦查的价值取向应有正确认识。引导侦查取证,是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配合,是对其侦查工作质量和程序合法性的监督制约。是引导公安机关按照法律规定开展侦查和收集、固定证据,防止发生违法情形,一旦违法要及时纠正。而不能把介入当成“打成一片”,或者因先入为主而放弃案件正式移交后的严格审查把关。

二是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不能包办代替。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是必要的,但不能“陷入”侦查活动中,成为公安侦查人员的依靠和助手。引导侦查取证,在方式方法上,重在“引导”而非协助,在内容上,核心是“取证”,而不是整个侦查工作。引导侦查的目的是为检察机关下一步的捕、诉工作打基础,做准备,同时监督公安机关依法侦查,而不是抽出检察人员去公安机关帮助工作,更不能与公安侦查人员混为一体,甚至代替包办,如此则是越俎代庖,种了公安侦查的地,荒了检察监督的田。

四、引导侦查取证的案件范围

引导侦查取证属于检察机关行使侦查监督职能的一种表现,因而不应当有案件范围的限制,但是考虑到检察机关人力、财力有限,应该有针对性地对一些取证困难、证据难以固定、证明标准不好把握的案件进行重点引导,以有效利用检察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侦查监督的效用,突出重点,优化监督。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可以对以下几类案件进行重点监督,以有效引导侦查人员收集、固定、补充证据:(1)恐怖、黑恶势力、严重暴力案件;(2)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3)取证涉及面广的案件;(4)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案件;(5)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的案件;(6)该地区出现的新型案件;(7)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进行监督的案件。对检察引导侦查取证的案件范围做出规定并不是为了限制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范围,而是为了防止检察机关消极行使监督权,对该引导的案件不予引导,从而使预防、减少侦查取证违法现象发生的侦查监督目的落空,导致侦查监督形式化。

五、引导侦查取证的方式

检察人员引导侦查取证既可以从宏观上引导,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转变他们的执法观念,也可以从微观上对具体案件证据的收集加以引导;检察人员既可以通过与侦查人员口头交流的方式对侦查取证加以引导,也可以通过补充侦查提纲的书面形式对其加以引导。不管是哪一种方式的引导,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方向和标准,对为什么要查这些内容,如何查,查到什么程度都应当作出具体要求,使侦查建议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检察机关应当跟踪监督,定期催办,及时与侦查人员交流取证过程中的困难和障碍,对侦查人员的违法活动依法进行监督,对遇到的障碍提出新的解决意见,以保证引导侦查目的的完成。即要使侦查机关获取的证据材料所支持的指控获得法庭的认可,以便准确、及时、有力地追诉犯罪。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可以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观摩评议制度和改进补充侦查提纲的方式来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调查取证的引导。所谓联席会议制度就是由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就办案中存在的共同性问题和复杂、疑难的个案进行讨论和研究,交流意见、看法,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案件的证据收集质量。建立观摩评议制度。为了使侦查人员对法庭审理对案件证据的要求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检察机关可以在开庭审理中邀请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参加庭审活动,熟识新的庭审方式下,控辩双方是如何围绕证据进行举证、质证、辩证的,法官对控辩双方证据的采用程度。以此来提高侦查机关取证是为了对犯罪控诉目标实现的观念,树立正确的证据意识,提高办案质量。

摘要：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当前实践中存在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缺失问题。因此,有必要就检察引导侦查进行系统的体系性构建,通过概念的辨析、理论基础论证、原则性规制以及案件范围的确定,建立完善的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构建侦查一体化机制的思考 篇9

一、侦查一体化机制的界定

侦查机制是整个侦查工作系统的运行机制, 其不可能脱离侦查系统而单独存在, 与此同时, 它又决定着侦查工作系统的性质, 并制约着侦查工作系统功能的发挥。笔者认为侦查系统必须将系统中的各种侦查要素进行优化组合, 使得要素整体大于各个要素之和的功效, 从而实现侦查效率的最大化。因而侦查一体化就是:在纵向上设立侦查指挥中心, 以上级院为龙头, 下级院为支点, “上下一体”的职务犯罪侦查指挥协作机制, 实现信息、人力、技术等资源的共享;在横向上构建大侦查格局, 实现本级检察机关内部从线索受理、侦查、监督、追逃、预防等全方位、协调一致的工作框架。在此基础上, 我们可以把侦查一体化机制界定为:侦查一体化机制就是指优化侦查资源配置, 提高侦查整体效能, 建立以侦查指挥中心为组织形式, 集案件侦查、指挥协调、信息管理和犯罪预防为一体的新型侦查模式, 从而实现上下一体、信息通畅、指挥有力、协调高效的办案工作机制。

二、构建侦查指挥中心是实现侦查一体化的组织保障

建立合理而高效的侦查一体化机制, 关键在于各级院的侦查指挥中心作用的发挥。侦查指挥中心作为侦查一体化的机构平台, 它整合了上下级检察院的侦查力量, 应对所辖范围内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进行统一组织、指挥、协调和监督, 是真正实现侦查一体化机制的组织保障。因此笔者认为侦查指挥中心须担负以下职责:

1. 侦查指挥, 业务指导:

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 基层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往往会受到多方面的阻挠, 有的来自于案件本身, 如作案手段隐蔽、智能化犯罪等, 也有的来自案件外部, 如地方部门或个人的干涉等, 无论是客观存在还是人为制造的, 这些因素无疑都给案件的正常侦破和检察权的顺利履行设置了障碍。而侦查指挥中心的构建可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侦查资源有限、侦查水平不足的弊端, 符合上级领导下级的检察组织原则。下级检察院可以将其认为重大、疑难、复杂等具有一定查办难度的案件上报侦查指挥中心, 由侦查指挥中心通过交办、督办、提办等形式, 对案件侦查进行统一组织指挥, 利用其掌握的相对全面和集中的信息资料, 对案件进行整体分析, 确定侦查重点, 从而选调优秀的侦查人员, 集合群体智慧, 启动跨地区协查机制, 对案件迅速作出反映, 在提高成功侦破率的同时节约侦查成本。此外, 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 侦查指挥中心还可以在案件的审讯突破和证据的固定完善等方面强化指导, 确保、提高查办案件的质量, 同时, 还可以选调和培养一批具有相当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侦查人员, 提高基层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力量。

2. 信息共享, 科技强侦:

侦查指挥中心, 是集信息、查询、指挥、协调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它以信息的收集和利用为基础, 以高新技术的投入和使用作为辅助手段, 两者的有效整合和使用, 是侦查指挥中心功能作用实际发挥的体现。因此, 首先应建立职务犯罪侦查的线索、信息数据库系统, 负责接受、收集、管理、查询、分析各种与职务犯罪相关的信息、线索, 尤其应当加强对热点部门、机构和曾经在侦查工作中触及到的单位、人员的行为纪录等相关信息、线索的收集、分析、利用, 加强同纪检监察、行政执法、金融、电信、高等院校等部门的信息、线索的定期联络, 形成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利用模式, 建立现代化侦查信息数据系统, 为一线侦查人员查办案件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其次, 构建全新的“一车、二室、三网”数字侦查系统, 一车即侦查指挥车, 二室即检察审讯室和看守所特审室, 三网即侦查指挥网、外部门协作网和案件管理评价网, 通过无线传输、远程指挥、手机定位等高科技手段辅助侦查。

三、大侦查格局的构建是实现侦查一体化的制度保障

除在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必须实行侦查一体化以外, 笔者认为在本级检察系统中, 也应当构建大侦查格局的运行机制, 即侦查部门要与控告申诉、侦查监督、公诉、驻所检察等部门相互协作配合, 使各部门之间在对案件线索的管理移送, 侦查行为的规范性、证据定性等方面保持一致, 保证案件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1. 统一受理, 适时移送:

由于职务犯罪案件作案手段的隐蔽性, 自侦部门往往很难自行发现案源, 多数案件来源于举报。因此举报线索的接受、管理可以看作侦查工作的前期环节。面对近年来举报线索逐年下降的趋势, 如何提高线索的成案率是当前侦查工作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因而自侦部门与控申部门之间应加强联系与沟通, 在由控申部门统一收案的前提下, 由其筛选价值较高的线索, 对成案可能性较大的案件会同自侦部门一起进行秘密初查, 使侦查人员可以较早地接触案件, 熟悉案情, 从而为日后立案侦查做好周密的部署, 确保案件的成功侦破。

2. 提前介入, 引导侦查:

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或经侦查部门要求介入的案件, 或检察长决定介入的案件, 侦监、公诉部门可以提前介入, 引导侦查, 形成打击合力。审查逮捕、起诉与自侦取证存在密切的联系, 侦查环节所取得的证据有时直接影响强制措施的适用和诉讼的结果, 因而侦监、公诉部门通过提前介入, 了解案情, 熟悉证据, 为审查起诉作好准备, 同时与自侦部门共同讨论案件, 提出合理化建议, 从而引导侦查取证工作, 不仅对提高自侦部门查办案件质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更能够提高自侦案件在各部门之间的流转速度。

3. 羁押监控, 防止翻供:

对于已经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 自侦部门还应当加强与监所部门的合作, 积极发挥监所检察职能, 通过驻所检察优势, 密切监控犯罪嫌疑人关押后的各种思想、行为动向, 防止出现翻供、串供等现象的出现, 或通过截获与案件有关的信件及信息, 迅速收集犯罪再生证据。

4. 多方协作, 加强追逃:

由于职务犯罪案件作案手段的隐蔽性, 导致其发案时间较晚, 给犯罪分子谋划出逃以可乘之机, 而贪污、挪用公款、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往往表现为携巨款潜逃, 甚至出境, 给案件的缉捕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而自侦部门要加强与边控、海关、公安、交通、电信、金融以及公共服务等部门的联系, 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侦查、悬赏通告等手段,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关系、债权债务关系、资金流动情况以及其身份、嗜好等特点来寻觅其踪影。对于逃往境外的, 自侦部门则要主动出击, 尽快查清其去向和落脚点, 在我驻外使领馆的协调下, 通过国际司法协助开展境外缉捕工作, 具体包括引渡、遣返、跨境追捕等。

四、形成全社会职务犯罪预防网络是侦查一体化的社会保障

在检察机关内部形成侦查一体化格局后, 笔者认为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一体化, 还必须根据当前形势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 长期贯彻“打防并举, 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的反腐方针, 坚持“查办和预防”一体的总体战略。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 建立健全全社会的职务犯罪预防网络, 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力度。把预防职务犯罪的重点放到创新管理体制和机制上, 协助有关部门逐步形成“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 努力将腐败的机率降低到最低程度。同时, 应当拓宽预防途径, 提高增强预防职务犯罪实效的能力, 借助各种新闻媒体大力宣传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性, 在社会上形成开展预防工作的大环境和大气候;要发展网络预防, 继续把预防工作延伸到各个行业、系统和重点企业, 为开展预防寻求依托;要规范专项预防, 制定出对重大工程项目、重点领域预防的内容、步骤、方法;要完善个案预防, 紧密结合办案, 剖析犯罪根源, 研究犯罪规律, 实现打击犯罪的延伸, 提高预防犯罪专业化水平,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促进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建设的进程。

摘要：随着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难度的加大, 检察机关改革现行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机制迫在眉睫。要从构建侦查指挥中心、大侦查格局、形成全社会职务犯罪预防网络入手进一步整合侦查资源, 深入推进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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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工作机制 篇10

一、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概念、种类及运用

(一)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含义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仅指对人的强制措施, 是指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 为了有效犯罪分子作斗争, 保障侦查活动的顺利开展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所采取的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各种方法和手段 (1) 。

(二)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种类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刑事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在上述五种强制措施中, 除逮捕外, 其它四类措施侦查机关均有权直接决定使用。

(三)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适用

强制性侦查措施是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重要手段, 因此, 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 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一定要坚决果断。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以限制或干预公民、组织的权利为前提, 如果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只会贻误战机, 给侦查工作带来被动和隐患 (2) 。因此, 强制性侦查措施适用中, 既要使侦查权得到依法充分的有效行使, 又要防止侦查权被滥用、误用, 保证其依法正确行使。

(四) 强制侦查措施的作用

侦查强制措施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危害社会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通过适用强制措施可以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逃跑、逃避侦查, 进行串供、隐匿、毁灭、伪造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等妨碍侦查的行为, 保证侦查机关及时全面地收集证据, 查明犯罪事实。能够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犯罪危害社会, 维护国家、社会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具有震慑犯罪嫌疑人, 并打消其侥幸心理, 促使其悔过自新的作用。

二、当前中国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当前, 我国的侦查权主要由国家的侦查机关独占实施, 面对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和压力, 侦查机关的负责人多倾向于放宽对强制性侦查行为的限制, 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亦有扩张的趋势。 (3) 强制性侦查措施如果使用不当, 就会造成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 伤害无辜, 那么对我们国家现行的强制性侦查机制进行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研究发现, 我国的强制性侦查机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 缺乏直接有效的法律依据

《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第六章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五项强制措施实施的条件, 除逮捕需要检察机关的批准外, 其他四项强制措施都没有规定相应的监督程序。但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都过于原则, 没有具体详细的实施规则, 也没有相应的补救措施。虽然检察院是法律的监督机关, 但是对于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四项强制措施如何监督, 是以备案的形式监督还是批准决定的形式监督, 是事前监督还是事后监督, 是书面审查, 还是其他形式审查, 发现违法情况后, 如何补救, 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二) 实施强制措施的机关权力过大, 缺乏监督

在五项强制措施中, 对于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的案件, 侦查机关掌握了完全的处分权, 享有该类案件强制措施的启动权、终结权、变更权, 同时也享有逮捕后不经同意即可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力。对刑拘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不批准逮捕而改为收审;明明已构成犯罪却作治安处罚。对不应当采取强制措施的违法采取强制措施, 应当采取强制措施的不采取强制措施, 我国侦查机关对于强制措施的权力过大, 缺乏必要的、合理的、有效的约束, 其权力呈现严重的失控状态, 导致了许多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现象。

(三) 有权批准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机关不统一

从《刑事诉讼法》第六章的规定可以看出, 公检法三机关都可以实施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这三种强制措施都不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 实施的地点分散。地点不统一、办案机关不统一, 势必给监督带来一定的困难。

(四) 监督机关处于被动地位, 无法对强制措施进行主动监督

侦查机关只是在需要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 才呈请检察院审查, 对于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的案件, 则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不需要送监督机关备案, 更不需要任何机关的批准。要对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案件进行监督, 仿佛是雾里看花, 情况都不清楚, 谈何监督 (4) 。此外, 监督机关的监督形式往往都是书面审查, 而违法情况根本不会在案卷材料中反映出来, 这更加使得监督机关的地位显得被动。

(五) 监督措施无力, 无法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在现有法律体系下, 对违法强制措施的监督主要有口头纠违和书面纠违两种。侦查机关对这些监督往往视而不见。法律并对没有对这两种方式赋予强制执行力, 如果侦查机关不及时纠正其违法强制措施, 监督机关便无可奈何了。

三、完善我国刑事强制侦查措施监督机制的几点建议

从世界范围, 以司法权来对强制措施进行制约是一个主流发展趋势。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 都是由司法官员作出正式羁押的决定或命令, 如在德国, 法官决定待审羁押时, 应当签发书面逮捕令 (5) 。从我国宪法确定的检察机关的性质看,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 属于国家的司法机关。因此确定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进行监督, 既符合世界主流, 也符合我国现有国情。

(二) 办案机关实施的所有强制措施应对监督机关透明, 使监督能够主动

监督主体要知晓监督对象的活动, 才能开展监督的活动。监督对象若对自己的活动采取“暗箱操作”, 做的事情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 那么, 监督主体就根本不能对它进行监督, 权力监督也会形同虚设。监督主体要真正做好监督, 要求对监督对象的情况有较全面的掌握。首先, 要建立强制措施的备案审查制度, 凡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了强制措施的案件, 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均要送检察机关备案。其次, 备案审查也应当及时。监督机关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强制措施的采取和变更情况, 不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审查, 那么违法的强制措施便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 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侵犯也将越来越严重。

(三) 以法律为后盾, 以强制性手段保证监督的进行

强制性是保证监督主体权威的前提基础。监督主体的监督活动要有权力与法制的强制力量予以保证。以权力监督权力虽然也需要监督对象的合作, 但监督绝不能建立在这种“合作”的基础之上。权力监督主体不能离开强制性的手段, 无论监督对象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强制。现有的口头纠正和书面纠正两种方式都不足以保证能有效的纠正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 应当规定一定的强制性手段作为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纠正违法强制措施的补充。如果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通知违法机关自行纠正其违法实施的强制措施后, 办案部门不能在法定或者规定的时间内纠正的, 应当赋予监督机关直接纠正的权力。

(四) 针对不同的强制措施, 采取不同的监督手段

《刑事诉讼法》中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强制措施, 可以分为羁押和非羁押两类。对两类不同的强制措施, 应采取不同的监督方式。对于拘传、取保候审以及监视居住等非羁押的强制措施, 相对于羁押类的强制措施, 对犯罪嫌疑人自由权干预较小, 以事后备案的形式进行监督即可。

鉴于拘留一般在紧急情形下采取, 一般处于侦查过程中的关键阶段, 拘留措施决定权仍应当保留在公安机关, 但应加强检察机关对拘留的监督。《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情况下拘留时间是3日, 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4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可以延长拘留至30日。在这三种情况中, 需要延长拘留至30日的, 应当事先报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这样既考虑到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紧急性、复杂性, 又可以避免拘留延长期限的滥用。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和第七十三条的规定, 侦查阶段, 逮捕的批准决定权在检察机关, 但是逮捕后强制措施的变更权, 仍在侦查机关。该规定, 使得逮捕的批准和变更权不一致, 有损司法机关的严肃性。上述规定可以做出进一步完善, 在法定的新的情况出现时, 办案机关应当在得到检察机关的批准后才能变更强制措施, 这样既考虑了法律规定的灵活性, 又维护司法机关的严肃性。

(五) 建立合理的介入机制, 由点到面扩展, 做到全面监督。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侦查活动, 发现违法行为, 应当及时通知纠正。各地检察机关侦监部门据此均有适时介入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实践, 并且也总结出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也有着不菲的成效, 进一步完善确实是于法有据于行有效的举措。检察机关可先与侦查机关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规范介入侦查工作的范围和程序, 介入的常规方式和特殊情况处理。

注释

1 期刊类---艾明:《论我国刑事侦查中剥夺人身自由措施之合理配制》[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 (3) 期, 第65页。

2 普通图书类---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M],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85页。

3 普通图书类---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M],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第195页。

4 期刊类---孙长永:《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与司法审查》[J], 《现代法学》2005年第 (5) 期, 第20页。

侦查工作机制 篇11

内容摘要：伴随多次改革，铁检机关不仅呈现出信息不足、效果不佳等传统侦查监督的问题，而且在自身改革中突出人事矛盾、协调困难和发展受限等独特的铁检体制下的问题，更由于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试点的快速推进，导致办案能力不足、侦检协调困难与办案标准差异等问题。应当乘着当前司法改革的便利，从完善侦监立法、加强法制宣传、协调配合机制、统一办案标准与理顺管理体制等方面予以完善。

关键词：铁检机关 侦查监督 司法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的侦查监督机制备受质疑，[1]铁检机关的侦查监督也是如此。在历经了管理体制移交改革之后，又值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试点之际，铁检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有效实现，不仅需要解决诸多已存的侦查监督机制问题，逐步克服由管理体制移交改革所造成的客观困难，而且还需要面对因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试点而带来的诸多挑战。本文拟就铁检侦查监督机制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研究，以期化挑战为机遇，推动铁检机关侦查监督机制的完善，为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在全国的推进提供参考。

一、铁检机关侦查监督机制的现状

自重建以来，铁检侦查监督机制历经了恢复、体制改革及当前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造，[2]现阶段铁检机关的侦查监督机制就呈现了上述各阶段的复杂特质。

（一）传统铁检侦查监督机制问题

虽然是专门的检察机关，但铁检机关的侦查监督机制无法避免普通检察机关存在的一些问题：

1.侦查监督信息来源不足。以立案监督为例，上海铁检机关于2014年共受理刑事立案监督线索6件7人，其中在办案中发现4件4人，与公安机关工作联系中发现1件2人，站车交接中发现1件1人；于2015年共受理刑事立案监督线索11件10人7单位，其中在办案中发现3件2人7单位，站车交接中发现8件8人。监督线索均由铁检机关自行发现，由其他主体提供（移送）的为零。

2.侦查监督的效果不佳。当前侦查监督的效果并不明显，具体表现为：首先，侦查监督的数量较少；除了必要的考核外，还可能存在能不监督就不监督的现象。其次，监督后的改正率不高，[3]从部分改正数据看，虽然有些侦查机关会给予配合，[4]但也存在不予配合，让检察机关处于无可奈何的局面。[5]最后，当前逮捕率较高，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检察机关对逮捕措施的监督不力。[6]

（二）铁检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客观困难

2012年6月，铁检管理体制移交实现了铁检机关与铁路企业的脱离，人财物不再受制于铁路企业。这为铁检独立行使检察权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同时也优化了我国检察资源配置。但管理体制改革也给铁检侦查监督机制的有效运行带来了一些问题。

1.铁检侦查监督机制内部的人事矛盾。铁检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了跨省铁检基层院人财物由所在地省级检察院负责，检察业务工作由外省铁检分院领导的双重管理的局面。由于侦查监督机制运行人、事分离，导致省级院因无业务管理权而缺乏积极性，而铁检分院因无人财物权而缺少具体的管理抓手。铁检基层院侦查监督部门两头接受指令、两头汇报协调的工作格局势必会占用过多的人力，也影响侦查监督机制的顺畅运行。省级院在不了解干警业务能力情况下选任干部，难免有失偏颇，影响到侦查监督业务良好发展。

2.铁检侦查监督机制外部的协调困难。铁路司法体制之后，铁检机关整体由所在地省级检察院管理，而铁路公安机关的主管机关由铁道部变为公安部，并作为中央直属单位实行垂直管理。两者共同的上级层级骤然变高，遇到相关问题的协商，就需要中央出面。显然，侦查监督涉及的诸多问题不可能都由中央去协调，而地方又无力协调。更重要的是，公安机关在我国本来就具有强势地位；在深受科层制影响的我国，铁检机关较难实现对作为中央直属单位的铁路公安机关的有效监督。

3.涉铁案件逐年减少，侦查监督机制发展受限。近年来，随着铁路高铁建设的加快、沿线安全管理工作的加强，铁路系统刑事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铁检侦查监督案件也随之减少。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厅的统计，自2004年以来，铁路检察系统侦监部门办案量年年下降；2013年侦监部门受理逮捕申请2913件3986人，同比下降4.6%、7.2%，而这与2004年数据相比，则分别下降61.5%、64.5%；决定和批准逮捕2565件3372人，同比下降5.5%、10.4%。相较于地方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的情况，铁检司法监督资源闲置，侦查监督职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长此以往，必然影响铁检机关侦查监督机制的正常发展。

（三）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下面临的新问题

2014年底，根据中央的部署，在两家铁检机关的基础上成立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经过1年多的试点，侦查监督机制在跨行政区划框架下运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1.案件管辖范围扩大后的办案能力不足。现阶段，检察人员普遍对新类型案件研究不够，对侦查活动的监督难以达到应有的力度。根据跨行政区划检察院职能管辖的规定，新增案件中的民航、水运、航空、轨交等类型，与传统中的铁路案件虽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但毕竟不完全相同，显然需要一定时间摸索；而海关案件、环境保护类和食药品安全刑事案件等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检察人员更需要较长时间的学习、锻炼和培养。此外，还要监督知识产权法院管辖的知识产权类案件、海事法院的海事案件，均涉及法律外的诸多专业知识。

2.侦查机关分属不同管理系统，工作协调机制有待摸索。以上海市三分院为例，重大危害食品药品安全、侵犯知识产权、破坏环境资源保护刑事案件一般由上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或提办；而民航、水运、走私刑事案件侦查机关分别对应机场公安局、港口公安局、水上公安局、海事公安局、海关缉私局等行业侦查机关。各行业侦查机关分属不同管理系统，且多为双重管理又相对封闭。多种沟通模式、多头领导、不同管理系统等因素加大铁检机关与各侦查机关的协调难度，不利于侦查监督协调机制的统一开展。

3.办案标准差异，影响侦查监督效率。新增案件涉及诸多侦查机关，因其不属于同一系统，各方对证据的认识及标准的把握都有自己的特点，对法律理解、适用都可能与铁检机关不同，由此影响铁检机关侦查监督的效率。例如，在一起以涉嫌走私毒品罪的提请批捕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香港籍男子刘某选走无申报通道，海关缉私局在机场旅检处从其随身携带的上锁行李箱内查获毒品可卡因约21公斤。刘某坚称自己受朋友之托而从境外携带一箱珠宝入境，不知上锁的行李箱内装载毒品。经讯问和审查证据材料，检察人员认为，刘某确有走私珠宝的主观故意，但缺少走私毒品的主观方面证据。海关缉私局则认为，根据以往刑事审判实践，犯罪嫌疑人刘某足以构成走私毒品罪；若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存疑不捕，今后犯罪嫌疑人均可以“认为走私普通货物”为由逃避走私毒品的法律制裁。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新增案件的增加和涉及案件范围的逐渐扩大，监督标准的磨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铁检机关侦查监督机制完善的建议

铁检机关侦查监督机制在长期司法实践中所暴露出的弊端，与日益注重人权保障的法治要求明显不符，而铁路体制改革、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造所带来的问题更削弱了铁检监督的力度。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全面依法治国的建设，铁检机关也应乘势而为，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框架下更好地发挥其监督职能。

（一）完善立法，保障侦查监督职能的发挥

1.废除不合理的相关规定。降低刑事立案监督的“三能”标准，统一刑事立案监督标准和刑事立案条件。取消诉讼参与人对搜查、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异议的前置程序，打开检察机关获取案件线索的渠道。

2.构建针对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与西方国家对侦查权的制约相比，我国侦查权的行使受到的限制较少。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侦查监督机制普遍实行“司法令状主义”，或对侦查中的侦查行为及强制措施进行司法审查。例如，德国让“中立司法机构”介入侦查程序，对警察和检察官在侦查过程中采取的所有涉及公民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的强制措施（如逮捕、拘留、搜查、扣押、窃听、监听、勘验、检查等）进行审查，并作出公正的裁判（签发令状）。在英国，除了法定的“无证逮捕”、“无证侦查”的例外情况，侦查机关若拟对被追诉人采取限制人身和财产自由的侦查措施时，都必须向治安法官提出申请，并说明正当理由。经治安法官审查发布逮捕、搜查或者扣押的令状之后，警察方能实施相应的侦查行为。

当前，我国检察机关对逮捕的批准权有合理性，但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的批捕权还要不断完善。另外，我国应不断扩大对逮捕外其他强制性措施的监督力度，主要是事前审查制度，可以比照我国现有的审查逮捕的批准程序设置。考虑到对侦查权可能的冲击和我国侦查手段的欠缺，可先对各项侦查措施所造成人身权财产权的危害程度进行调研，逐步对各项侦查措施的控制、制约进行科学立法。

3.完善侦查监督机制的法律保障。第一，赋予侦查监督手段法律强制力。应赋予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等文书的法律强制力，即侦查机关在接到检察建议或者纠正违法通知时，应当在一定期限内将纠正违法的情况书面报告检察机关，超过法定期限不报告的，检察机关有权直接处分相关责任人。或者直接赋予检察机关在发现侦查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时，有权向有处罚权的部门提出处罚建议，从而使侦查监督具有实质效力。第二，构建捕后案件的跟踪督办机制。首先，赋予继续侦查意见书等捕后检察指导意见法律约束力，并规定侦查机关应在合理期限内把捕后继续侦查取证的情况汇报给检察机关。其次，赋予检察机关对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权。除情况紧急需要立即变更强制措施的，侦查机关应当把变更强制措施的理由报检察机关审查，检察机关认为变更的理由不适当的，可以做出不同意变更的决定。

（二）协调配合机制，提升侦查监督效率

1.强化检察院内部联系，确立以侦查监督部门为主、公诉部门延伸衔接，控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相配合的联动工作机制。加强捕、诉沟通，侦监部门与公诉部门设立捕后移诉案件衔接机制，让公诉部门充分掌握案件在审查逮捕阶段的侦查活动情况，以便对证据进一步审查核查，做到查漏补缺，杜绝“带病起诉”，避免给庭审留下隐患。同时，控申部门、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可以分别设立对外窗口，受理公民、非在押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在押犯罪嫌疑人等相关人员对侦查活动中违法行为的投诉，实现侦查活动监督的内、外统一。

2.完善检察系统内部关系，保障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首先，对上级检察院交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报捕，上级院自侦部门必须坚持“事前不干涉个案办理，事中不发表个案意见，事后可对个案处理情况进行监督”原则，防止出现干预司法事务的情况。其次，适时建立审查逮捕主办检察官负责制，简化案件审批，增加检察官亲历性在审查逮捕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明确检察官个人的客观公正义务和身份保障，除因违法犯罪、执法发生重大过错等原因外，检察官不得被随意惩戒，使“检察一体化”既能真正形成打击职务犯罪的合力，同时又减少检察官办理案件时可能遭到的不当干扰。

3.加强检察系统的外部沟通，探索配套机制。探索与行业侦查机关的沟通协调机制。一是设立专人沟通联络机制。铁检侦查监督部门安排专人与各侦查机关联络，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及时互通与侦查活动有关的情况。二是建立联席会议机制。铁检机关可与侦查机关就侦查活动中出现的普遍性、突出性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具体的侦查违法行为与侦查机关达成整改共识，从而规范侦查活动中的调查取证工作。

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一是提高信息共享平台实际功效。明确“两法衔接”平台的信息录入标准，杜绝行政执法机关单方面选择性录入案件信息的现象，确保检察机关、侦查机关获取案件信息的对称性、同步性，拓宽案件信息了解渠道。二是建立督导检查机制。铁检机关应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进行典型案件通报，加强办案指导。

（三）注重宣传引导，加强对民众的普法

法律的实施主要依赖于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作为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试点的铁检检察机关，应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民众对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侦查监督职能的了解。在现今的全媒体时代，微信、微博等已然成为民众日常获取信息的主流途径之一，铁检机关可以通过开通微博、设立微信公众号等借力新媒体的方式，搭建一个与民众互动的平台。一方面，通过平台主动宣传检察职能、发布典型案例，提高民众对检察机关尤其是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了解；另一方面，通过平台与民众形成良好互动机制：一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进而推进检务公开；二是通过平台接受民众的监督，并积极鼓励民众提供有价值的监督线索，从而提升检察机关在民众心中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影响力。

（四）准确把握办案标准，保障侦查监督案件质量

鉴于各行业侦查机关办案标准（包括对证据的把握、对事实的认定）会因案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铁检机关应该在研究新增类型案件的基础上，明确各类案件的办案标准。一是加强与侦查机关的沟通。检察人员应熟悉跨行政区划特殊案件所属行业的操作流程，了解相关侦查活动的重点、特点。与侦查机关互换认识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就办案标准达成共识。二是加强与公诉部门的沟通。对争议较大案件，邀请公诉部门参与讨论，避免侦查监督工作本身质量不高而造成的后续风险。三是建设公检法案件交流机制。定期进行公检法疑难案件交流汇报，准确把握办案标准。

（五）完善铁检管理体制，加强铁检队伍建设

建设业务管理与人财物管理相衔接机制。针对当前铁检体制改革留下的人事分离，铁检分院所在省级检察院与铁检基层院所在省级检察院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建立沟通协商机制。省级检察机关在任免铁检基层院侦查监督干部时，应当听取管理业务的外省院（铁检分院）的意见，同时确保经费、装备到位，人员配备符合工作承受能力；铁检分院应当通过所在地省级院向管理人财物省级检察院通报检察业务工作，确保侦查监督检察工作良好发展。

检察人员应加强对新增案件的研究力度，努力提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成为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扎实理论基础的侦查监督业务人才。

三、小结

我们注意到，上述建议并没有完全解决铁检机关在侦查监督上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原因造成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本轮司法改革试点之后经验的总结与最终方向的确定。

不过，我们觉得有两个方向是可以值得考虑的：一者是根据中央构建新型诉讼格局的方案，逐渐形成一个直接隶属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跨区划检察机关，统一办理各类特殊案件，从而也理顺铁检改革中的人财物关系、人案关系、与其他侦查机关的协调问题。二者就是根据当前省级统筹人财物的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全国统一的人财物管理格局，铁检机关与全国检察机关统一，如此也可以彻底解决人财物等方面的难题。当然，上述方向的确定仍然有待于中央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改革的基础作出决策。

注释：

[1]王学东、薛啸：《建立动态化侦查监督机制》，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18期；王广军：《侦查监督机制的考察与思辨》，载《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2]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目前仅上海铁检分院、北京铁检分院两家铁检机关被正式改造为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但中央明确将铁检机关作为未来全国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造的基础。基于此，我们对铁检机关向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发展作一个前瞻性的探索。

[3]刘计划：《侦查监督制度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

[4]李卫东、维英、石一鸣：《侦查监督制度相关问题实证研究》，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10期。

[5]从有关报道看，侦查机关对书面纠正纠正违法的回函率只有六成左右，且回函内容也是答非所问。详见冯英菊：《侦查监督实践中存在三个突出问题》，载《检察日报》2010年1月24日。

侦查工作机制 篇12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 是指检察机关为保证侦查机关依法、客观、全面地取证, 按照出庭公诉的要求, 准确、及时追诉犯罪, 以适时、适度为原则对搜集、固定、补充、保全证据、补正证据瑕疵、排除非法证据提出意见和建议, 并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检察活动。[1]它包括对个案侦查活动的具体引导和对类案侦查活动的一般引导两大类。具体引导的实现方式包括:提前介入、参加侦查机关重大案件的讨论、参与现场勘验、讯问、询问以及其他侦查活动、退回补充侦查、纠正取证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等;一般引导的实现方式包括:召开侦诉联席会议、执法办案和案例研讨会、与侦查机关共同制定证据规格和证明标准等。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加强公诉工作的必然要求。虽然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法律依据尚不明确, 但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检察机关批捕部门、起诉部门加强工作联系的通知》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的决定〉的通知》中强调了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的必要性, 并将公诉引导侦查取证作为加强公诉工作的重要举措, 从而为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提供了坚实的规范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检察机关坚持对重大案件适时介入侦查, 依法引导取证活动并按照出庭公诉的要求, 对侦查机关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和完善证据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第二,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强化控诉职能的重要手段。控诉、辩护、审判是构成现代刑事诉讼构造模式的三大职能, 尽管侦查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 却不是独立的诉讼职能, 而是从属于控诉职能, 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共同组成控诉犯罪的控方。侦查是公诉的准备和前提, 公诉是案件侦查终结的法律处理。[2]侦查是收集、固定刑事证据的活动, 起诉是审查、运用刑事证据的活动, 二者紧密联系, 必须保持思想和行动的一致, 共同完成指控犯罪的控诉职能。目前, 我国理论界也提出, 要将我国的公诉引导侦查取证从实践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 从而适时介入侦查, 引导侦查取证, 强化侦查监督。

第三,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履行法律监督的有效途径。公诉部门在引导侦查过程中的法律监督职责主要是刑事证据监督, 担负着排除非法证据、审查证明标准等职责。证据是诉讼的基础, 也是诉讼的灵魂, 刑事诉讼活动主要是围绕证据进行的, [3]因此公诉部门在侦查阶段加强证据监督, 就抓住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高案件质量的着力点。

二、现行体制下的侦诉关系的现状

我国实行的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侦诉关系。侦查部门和公诉部门承担不同职责, 各自独立、互不隶属, 但又互通情况、互相支持, 共同完成追诉犯罪的控诉任务。但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 相关法律、规定不细致, 缺乏操作性, 影响了侦诉关系的落实。《刑事诉讼法》要求侦查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要配合公诉机关的工作, 如积极完成被公诉机关退回补充侦查案件的处理, 但对于如何处理的细则, 法律没有规定, 这导致一些部门可以消极应付甚至直接撤案了之。同时没有形成公诉提前介入, 引导侦查取证的机制, 致使很多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工作无法有效完成。

另一方面, 公诉机关和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活动相脱离, 造成侦诉配合不够默契, 影响控诉犯罪效果。为保证案件侦查的质量特别是收集、固定到足够满足起诉要求的证据材料, 侦查机关在侦查中接受公诉机关的指导或者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但在我国的侦诉关系模式下, 公诉机关一般不直接参与到侦查活动中, 审查起诉工作具有先天的滞后性和被动性。而且, 刑事诉讼是一个动态过程, 案件事实、证据处于未确定的状态。随着诉讼的发展, 案件的事实证据会发生变化。因此, 在案件事实证据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新的证据时, 就会造成公诉不力情况的出现。

三、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机制的构建

现行体制下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共同组成控诉犯罪的控方。为了切实提高指控犯罪能力, 实现“大控方”战略, [4]建立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具有现实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 探索建立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机制

一是坚持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原则。检查机关公诉部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应当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依法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依法、适时、适度的原则。二是明确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时间和范围。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一般应当在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案件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后进行。引导侦查的范围应集中在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范围内, 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案件、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等。明确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案件, 可以提前介入, 侦查机关应当予以配合。三是确定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程序和方式。明确规定公诉部门案件承办人在侦查阶段有权参与的侦查活动和提出建议的范围, 如参与勘验、检验、讨论案件;参与讯问、询问;建议对证据的复核、复验;建议补充证据、补正证据瑕疵、排除非法证据;监督取证活动等, 并将《介入侦查通知函》、《案件初审报告》作为公诉介入、引导取证程序启动的主要法律文书。

(二) 积极推进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制度化建设

一是明确以公诉为核心, 科学划分公诉、侦监、侦查机关即“侦捕诉”的职责分工。公诉部门应当在检察引导侦查的大格局下发挥核心作用,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检察引导侦查的主体内容, 检察引导侦查是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外部体现。二是探索对新类型案件的引导。新类型犯罪案件的性质认定较难, 犯罪构成的事实要素不易确定, 各种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据和证明标准尚无先例可循, 庭审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也难以预测。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将检察机关运用法律的优势与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优势相结合, 以检察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引导侦查取证活动依法进行, 有效处理新类型案件中的法律适用和证据认定问题。三是实行专业化引导侦查模式。[5]由公诉部门实行案件分类对口引导侦查, 这样既可提高引导侦查工作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又能保持法律监督地位的相对独立性。

四、建立公诉介入侦查取证机制的保障体系

由于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建立尚属在探索中, 在机制的实际运行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 因此应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切实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行。

(一) 构建公诉部门与侦查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

为更好地体现公诉介入、引导侦查取证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切实增强侦诉之间的协调、配合和沟通, 确保联动工作的正常运作, 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侦诉联席会议制度, 形成联动工作的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通过联席会议, 双方可以就办案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和复杂、疑难的个案进行讨论和研究, 交流意见和看法, 妥善解决分歧、统一思想, 达成共识。同时通报刑事立案、侦查、预审、审查起诉等工作情况, 共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提出解决办法。从而建立公诉部门与侦查部门的良好、合理关系, 形成指控犯罪的合力。

(二) 建立公诉部门与侦监部门的介入侦查取证的联动机制

由于检察机关的侦监部门也有引导侦查的职责, 因而在引导侦查工作中就产生了捕诉的分工和联动问题。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以出庭公诉需要为标准, 但在实践中, 侦监引导侦查则更容易得到侦查机关的重视和配合。因此还应从以下三方面改善“捕诉两部门”在引导侦查工作中的分工配合。一是明确适用案件范围的分工。公诉部门引导侦查应当以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为主, 而其他案件的引导侦查工作可由侦监部门承担。二是明确工作内容的分工。公诉部门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引导取证、补充证据和提高证据质量上, 而侦监部门的工作重点则应放在对取证方法、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的监督上。[6]三是加强引导侦查的配合。在重大、疑难案件的引导侦查工作中应当尽量采用公诉部门和侦监部门在立案以后、逮捕之前就共同介入的工作模式, 以争取最佳效果。

(三) 提高公诉部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能力

目前对公诉部门办案人员的能力要求主要侧重于审查、运用刑事证据和出庭支持公诉方面, 而对如何收集、固定刑事证据, 引导侦查能力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致使公诉引导侦查实践中, 引导取证的建议和意见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还不够强。因此, 公诉部门在加强审查、运用刑事证据的同时, 也要着重加强收集、固定刑事证据的意识和能力。一方面可以在引导侦查取证过程中, 增加公诉部门办案人员实际参与侦查活动的机会, 使公诉干警对侦查业务具备直观感受和直接经验。另一方面在以参与案件讨论的形式引导侦查活动的同时, 可以增加公诉办案人员参加侦查方案制定、到侦查现场参与证据收集的机会。总之, 要加强公诉部门办案人员与侦查部门办案人员之间的业务学习和交流, 不断提高业务素质, 发挥好公诉部门介入侦查、引导侦查, 强化指控犯罪的能力。

摘要：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在追诉犯罪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公诉引导侦查取证不仅是加强公诉工作的必然要求, 也是完善侦诉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强化法律监督的有效途径。为了有效解决现行侦诉关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检察机关从探索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建立, 推进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制度化建设, 建立公诉引导侦查取证保障体系入手, 与侦查部门形成了指控犯罪的战斗堡垒, 进一步提升了检察机关有效指控犯罪, 维护法律公平正义, 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的能力。

关键词：侦诉关系,公诉引导侦查取证,联席会议制度

参考文献

[1]张铁军.引导侦查是改革我国检警关系的重要途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2, (1) .

[2]郝银钟.刑事公诉权原理[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219.

[3]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M].法律出版社, 2003:264.

[4]龙宗智.评检警一体化——兼论我国的检警关系[J].法学研究, 2002, (2) .

[5]宋英辉, 李忠诚.刑事程序法功能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