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侦查

引导侦查（共5篇）

引导侦查 篇1

一、我国警检关系分析及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 “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的警检关系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 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 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同时, 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是目前处理和指导检警关系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

“分工负责”是指检警在进行刑事诉讼时, 按照法律赋予的职权, 严格按照法定分工进行诉讼活动;“相互配合”是指检警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相互支持, 相互补充;“相互制约”是指检警按照法律的分工, 相互检验, 相互制衡。应从三个方面理解这一原则:

1. 相对的独立关系。

一般而言, 我国刑事诉讼的实质流程由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共同构成, 各为独立一节, 彼此间分工协作。因此, 我国刑事诉讼流程里侦查和起诉是相对独立的阶段, 检警两方各行其是。公安机关在刑事犯罪案件的侦查中具备独立运作的权力, 与检察机关不存在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

2. 程序的承接关系。

刑事案件之流程由侦查到起诉, 前者为始, 后者为承。两者共同作为控诉一方, 其诉讼追求并无二致。然则, 由于我国法律对两者间协调与配合之规定并不具体, 导致侦查与起诉并不能和谐运作。起诉程序依赖于侦查工作, 两者之间配合不畅必将导致控诉的质量, 从而影响到案件审理, 乃至影响整个案件的诉讼质量。

3. 制约关系。

一方面,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而移送起诉的案件可以退侦, 也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另一方面, 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有权要求复议复核。两者在诉讼中相互制约。

从上述特点分析, 中国警检关系既不同于大陆法系的“警检一体”模式, 也不同于美国警检分离模式, 乃是有其比较独特的“分工、配合、制约”模式。中国侦查机关在国家司法活动中具有十分强的侦查权力和庞大的侦查力量, 并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模式与中国国情, 必定要赋予侦查机关强大权力和特殊地位。

(二) 我国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可以说, 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一直以来重心都在侦查阶段。尽管从法律上规定了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 尽管宪法上赋予检察机关负有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 但公诉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制约是很有限的, 我国公诉工作与侦查工作脱节的问题已经成制约公诉质量, 影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一个主要因素。公诉机关介入侦查活动, 帮助侦查机关及时收集、固定证据, 规范侦查活动, 保障公民人权, 是提高公诉质量的当务之急。我国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在三个方面急需改进:

1. 侦查监督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应有重视。

按照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体制, 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被淡化了, 检警工作之关系显得配合有余, 监督不足。

2. 侦查监督的事后性与被动性。

陈兴良认为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是由公、检法三道工序组成的一条司法流水线。其中公安与检察是并列的两个机关, 虽然检察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 对于公安机关具有侦查监督权, 但这种侦查监督只是结果的监督而不是过程的监督, 是一种静态监督而不是动态监督, 因此缺乏侦查监督的有效性。而这往往导致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违法侦查活动, 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3. 侦查监督缺乏具体法律规范与制度。

实践中, 检察机关主动参与到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情形很少;同时, 公安机关也并不积极向检察机关寻求介入。两者间联系之不主动, 已成为检警协作的一个问题。此外, 侦查监督的相关法律规范也并不全面。如刑诉法对公安机关不纠正违法、不执行决定的法律后果, 乃至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所提出的纠正意见不予采纳等事项并未详尽规定。

二、构建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理由

(一) 国外侦查监督的现状

针对我国目前侦查监督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有学者开出了两记药方:一是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二是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警检一体化模式。客观分析一下, 两者都在可行性上存在不小的困难。

1. 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制度, 要求由法院作为裁判者对侦查活动进行直接控制。司法审查制度是美国极具特色的侦查监督机制, 其最大的特点是将一些直接涉及公民人权的诉讼行为上升到宪法高度, 为公民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提供宪法性的保障。因此, 法官侦查监督权较大, 警察逮捕、羁押、搜查、扣押、窃听等侦查权力的实施都要经过法院的审查和许可。

虽然私法审查制度由美国运行多年, 已经体现出其独特的宪法介入之优势, 但并不足以为我国直接引入。具体到我国国情, 若由法官直接控制侦查活动, 这显然需要对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乃至国家整个政治制度做出大调整。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和政治环境并没有对这一改革体现出迫切需要, 且目前我国法院系统内部的法治化进程尚未完成。这些因素的存在显然无法与业已成型的法治国家的状态进行简单的对接。所以说照搬美国的司法审查机制并不适合我国国情。

2. 警检一体化模式。

再看警检一体化模式, 如若机械地放眼于其存在国家的警检体系, 大致会得出其种种的优越性。但仔细分析会发现, 警检一体化模式同样不适合我国引入。开此药方的学者首先认为应当由检察院领导或指挥司法警察, 侦查完全服务于起诉。整个侦查活动按照检察官对起诉的要求而运行, 这样实际上强化了职权主义而弱化了当事人。因为当事人要面对的是由检察机关与其领导的警察系统二者的侦控, 这样的局面必然导致并不强大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将面临合法权利之保障缩小的境地。可见, 检警一体化对法治和保障人权来讲是一个倒退。其次, 抱此观点的学者对于警察权、检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设想是“从目前的‘流水作业’走向‘以司法裁判为中心’”。这样实质上过度提高了行政与司法的地位。对此进一步分析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即上述学者所提出的检警一体化乃建立在“三权分立”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的国家制度之基础之上的。这实质上是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地位的否认。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不可能将行政、司法两者与立法平行。因而, 可以认为, 这样的检警一体只会让检查机关成为一个单独的起诉公器, 而丧失其法律监督者的角色。

(二) 检察引导侦查的构建理由

相较上述两种方案, 当前具备可行性且能够完成的, 是把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予以细化、优化, 使其独立实现对侦查的法律控制。在我国目前的法治背景下, 改良和加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具备以下理由:

1.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 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 具有法律监督职能。

实践中, 虽由于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缺乏而致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 但若能在此基础上加以改变, 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落到实处, 可以说是恢复其立法本意, 是对我国宪法和刑诉法的一种补完。因此, 相对于需要参考借鉴的国外模式——司法审查制度与警检一体化所需要的高成本大代价以及并无法完全预期的实现效果,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构建显然更具可能。

2. 在近邻日本, 检警关系就更强调检察机关强力的掌控。

在德国, 警察是检察官的辅助官员。此等大陆法系国家都有强调检察机关对侦查的控制, 因此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法律在认识检警关系方面应当不具排斥性。事实上, 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课题之一, 就是逐步转变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诉讼运作关系, 不是流水线的简单承接, 而应当是使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具备统筹性的控制, 使检警工作呈现梯次性。

3. 德国、日本的刑事诉讼实践中, 检察系统是与司法系统一样的, 是公平的权威。

之所以着重强调检察机关公平、公正的地位, 是全世界检察机关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不断强调、落实检察机关的客观性会使其对侦查的控制更能诉讼公正, 使当事人信服。实际上, 我国的刑事诉讼也从来都强调检察机关的客观义务, 这种客观不仅能保证诉讼进程, 还能保证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三、检察引导侦查的构建设想

(一) 监督许可制度

1. 立案监督。

一旦公安机关对某案件进行立案侦查, 应当将相关案件材料交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对其立案程序和进行备案监督。若公安机关立案程序违法, 检察机关当有权立即纠正, 公安机关当重新指派人员进行立案, 保证立案阶段的合法性。

2. 强制侦查许可。

在某些案件中若侦查机关需采取强制侦查行为时, 须向检察机关申请取得强制侦查许可。行使审查许可的检察官独立于公诉检察官。由于强制侦查很可能会损及当事人的自由权益, 因此, 强制侦查许可作为对强制侦查的法律审查能进一步保证强制侦查行为不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违法损害。

(二) 侦查违法审查制度

审查不是裁判。检察机关的审查不能妨碍侦查, 但要全面监督, 强调审查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一旦有侦查行为违法, 检察机关当有权做出审查结果, 公安机关当重新侦查, 非侦查违法审查制度内所获之证据不能采纳。特别情形下, 检察机关直接接受犯罪嫌疑人的申诉和控告。

(三) 完全不起诉权

当前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行使受很大制约。具体而言是, 被害人可以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 被不起诉人也可以提起申诉, 侦查机关对不起诉决定也有要求复议和提请复核权。虽然这些救济机制可以一定程度地防止不起诉权滥用, 但是其中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的救济措施会使得不起诉决定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赋予检察机关完全的不起诉权, 可以消除侦查机关的反监督, 完整检察机关的监督体系, 还能够保证不起诉权的权威性。虽然可能有独断的可能性, 但是为了确立检查监督的权威。制度都有不足, 这里选取了不同的价值。配套可以由法院对被害人自诉进行审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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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侦查 篇2

而在侦监、公诉工作中广泛开展检察引导侦查工作，并在刑事追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当前的工作实践中，其具体作法是：

①是检警双方定期与不定期地通过召开联席会议，提高办案水平和证据意识，协调解决刑事诉讼中出现的问题。即与公安机关的各个办案具体部门如刑警大队、经侦大队、派出所及法制办公室召开联席会议，就办案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和复杂、疑难的个案进行讨论和研究，交流意见和看法，妥善解决分歧，统一思想认识，达成共识，从而建立与侦查机关的良好、合理关系，另外，就某些案件在庭审中辨护方的意见及法院裁判的意见从法理到司法实践作出分析说明，并点评承办部门在办案中的成功作法或者尚需改进之处，从而引导侦查人员以庭审要求正确对待办案中证据收集工作，更好地辅助检察机关共同顺利完成追诉犯罪的任务。

②重视大要案的亲赴现场，强调对犯罪实况的亲历性与直观性，并适时开展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目前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已经从象征性地莅临作案现场及参与重大案件讨论发展到共同参与勘查犯罪现场和引导侦查人员调查取证的方面。凡辖区内发生的杀人、伤害致死、重大抢劫、投毒、放火、爆炸、劫持绑架人质、重特大恶性事故等案件，案发后，公安机关均及时通知检察机关出席现场，检察机关立即派员到场，了解案情，参与公安机关的勘验、检查，帮助分析案情，研究侦查方向，完善侦查方案，从起诉与审判角度，指导侦查人员收集、固定各种证据。

③通过制作补充侦查提纲及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督导侦查机关完善证据体系，进一步引导其侦查取证工作。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侦查机关犯罪证据收集不及时、准确、完整，将难以达到指控犯罪的目的。因此，检察机关因就案件的侦查方向、取证标准、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具体指导，实践中，除了通过提前介入，及时审查案件材料，分析判断证据以外，就必需加强与改进上述“两书”的制作，即立足于起诉和审判对证据的要求，详细罗列并阐释侦查机关在侦查中必须继续查证的犯罪事实及证据，同时就补侦的每一个项目分析论证其侦查目的、侦查方向、证据的规格及其标准，以利于侦查机关及时补充、完善证据体系，引导侦查机关完成侦查阶段的查证工作。采用文字阐述及说明，强化针对性、说理性，不仅将引导侦查落实在了实处并有利于个案的刑事追诉，而且也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和进一步规范调查取证工作，使检警真正从根本上形成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合力，从而彰显出检察引导侦查的目标与价值，突出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

通过上述作法，检察机关提高了办案的质量与效率，并加强了诉讼监督，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同时，检察引导侦查的工作实践也为调整检警关系提供了丰富而扎实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基础。根据我国的国情及司法现实状况，并考虑到历史传统，新型检警关系应当实行检察指导侦查取证的模式，同时强化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能，形成检察官控制侦查及指导刑事警察取证的类型。其主要特点在于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活动的一体化、集约化，而不是检察机关替代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与公安局合二为一，其最大的积极意义是在确立检察机关诉前核心地位的基础上兼顾扬长避短，因而蕴含着巨大的社会效益，即一方面利用侦查机关的专业能力及刑侦技术，就查找犯罪线索、调查事实真象及追踪犯罪嫌疑人、抓捕罪犯以及审讯羁押发挥其长处，而由公安机关内部负责指挥与管理，检察机关仅保留随时知悉权及一般法律监督权，此外诸如政治保卫、治安防范及行政管理与处罚等，由于其与刑事诉讼并无直接关系，应当完全由行政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但另一方面，对于在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整个过程中，证据的甄别、分析和补充、固定以及强化与完善，构筑证据体系，形成强大的证明效力等则发挥检察官的长处，均以检察官的指示为依归，刑事警察的查证工作成为检察官审查起诉工作的一部分，从而使检察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的活动有了充分的保障。这样，检警双方既各自职责分明、特色突出，又能遵循刑事诉讼规律，始终围绕着起诉与审判服务，同时，检警关系也就突破了以往是两道工序的鸿沟，形成了由检警各自优势构成的合力，双方聚结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控方整体，有利于共同来完成刑事诉讼任务。因此，这种模式不失为是我国当前打击刑事犯罪及保障人权的一种最佳组合，也是体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宗旨，更好地为“平安江苏”、“法制苏州”建设服务的有力措施。

因此，探索、尝试新型检警关系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还应当在实践中不断地予以完善。为了保障及规范新型检警关系机制的正常运作，笔者认为，应相应地确立下列措施：

1、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知悉权。即公安机关一经受理案件就必须同时向检察机关报送相关材料备案，具体来说就是公安机关就本辖区内重大

治安事件、刑事发案情况以及侦破案件概况通过内部网络及时向检察机关公开，公安机关已决定立案侦查的案件则应书面通知检察机关备案待查。检察机关就辖区内的违法犯罪情况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结合社情民意及群众的申诉控告，列出工作重点，根据案件性质或者所属地域指派主诉检察官负责，再由主诉检察官具体组织人员实施对侦查活动的全程监督与侦查指导。

2、确立检察官可以参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并且具有随时调阅案件卷宗的权利，即规定主诉检察官认为有必要，随时可以亲自或者指派事务检察官参与查勘、检验犯罪现场、询问有关证人、扣押物证、书证等侦查活动以及组织侦查人员对所办刑事案件的讨论，同时也有权随时调阅侦查卷宗，以审查侦查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就所收集的证据提出进一步开展侦查取证的指示，公安机关应予接受和采纳。

3、明确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的取证活动中处于主诉检察官的辅助地位。即主诉检察官可以要求侦查人员就有关案件侦查进展情况进行报告，可以亲临审讯现场，听取侦查人员的讯问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侦查人员对主诉检察官就固定新的证据或者进一步收集罪证等取证工作的指示必须服从，必要时，主诉检察官还可要求其出庭作证，以直接言词证据的形式提供给法庭，并让其接受询问和控辨双方的质证，以加强证据的证明效力。

4、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处分权以及调查取证裁撤权，并制定有效的保障措施。即对执法犯法、采用非法手段、途径收集证据的刑事警察，具有可以提出批评、警告、停止侦查、建议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的权力，同时对于刑事警察在侦查取证工作中无正当理由不听从主诉检察官指示、拖延懈怠、久侦不结或者擅作主张、贻误时机等行为，主诉检察官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负责人撤换侦查人员，造成一定后果的则有权直接提请主管部门予以惩戒，以保障主诉检察官对侦查取证的主导地位及其应有的权威。

引导侦查 篇3

关键词：信息引导；侦查；职务犯罪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职务犯罪日益向高科技、强隐蔽性、反侦查化的趋势发展。侦查人员面临着线索少、取证难、难突破的严峻问题。如何应对信息化环境下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是各个侦查机关需要正视和解决的新课题。近年来，叠彩区检察院在查办职务犯罪的过程中，不断引入信息化技术，以信息引导侦查，开拓线索来源，提高科技侦破工作的水平，将侦查人员的业务能力培养与科学信息化机构的创建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发现犯罪，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创新突破，其具体做法如下：

一、建立技术与侦查联动信息工作领导机制

叠彩区检察院在检察长的统一部署下，成立了职务犯罪信息工作领导小组。信息领导小组在检察长和侦查指挥中心负责人的统筹规划和领导下，不断强化与各个单位、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尤其是固化侦查部门与技术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通过内部信息网络资源中提供的各种技术处理平台，将外部取得的数据进行整合，并对信息进行分类、汇总、比对，引导技术人员和侦查人员使用各种技术手段破解和分析信息之间的外在联系和内部规律，从而发现案件线索，寻求案件突破口，最终形成能够引导侦查的决策性指导意见。

该院成立信息技术领导机构以来，在查办的多起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发挥出了重大作用。侦查人员通过对信息的分析比对和与外部信息的数据交换，发现了新的案源，挖掘出了新线索。例如，在某医院泌尿外科的科室负责人受贿案件中，侦查人员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收集了该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工作关系等外联信息，同时结合从其自身发掘的包含消费、社交以及出行记录等内联信息，通过信息的分析、重组、再现等技术处理，获得了反映犯罪嫌疑人自身内在属性的生活轨迹图，以技术手段锁定了行贿人的范围，为扩大案源和突破案件找到了新的途径。侦查人员通过小组分析出的结果信息，不断发掘出了一连串行贿人，又从这些行贿人的社会关系中查找、锁定了另一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有效地拓展了作战范围，扩大了战果。

二、不断强化侦查人员的信息技术与处理分析能力

在应对新时代下职务犯罪智能化、信息化、隐蔽化发展态势的情形下，叠彩区检察院充分重视电子证据这一信息证据形态的特性，在收集、分析各类涉案信息的同时，会着重勘查相应的电子数据信息。通常，在收集、处理这类特殊信息时，需要较强的技术手段和较高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该院在信息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协调下，会将侦查部门与技术部门联动进行信息侦查处理，侦查人员将独立或联合技术人员一道对电子数据进行审查、分析，例如在查办叠彩区某村委干部涉嫌贪污土地附作物补偿款的案件中，该院侦查人员就在技术人员的协助下，成功利用手机取证技术从犯罪嫌疑人的手机中提取了一份反映案件行贿线索的电子数据。

在取证过程中，侦查人员使用了多种电子数据取证手法，通过信息比对、深度查询、数据挖掘等技术手段，终于从一些被犯罪嫌疑人删除的信息片段中找到了所需的对话内容，为正在查办的案件补上了证据锁链上缺失的那一环。该院侦查人员从一个全新的数据领域撕开了案件突破口，完全改变了以往以调取口供为工作重心的侦查模式。

此外，在办理某高校法学院院领导涉嫌贪污的案件中，该院侦查部门同样协同技术人员通过电子取证方法，从犯罪嫌疑人使用的计算机中提取出了一段有关犯罪嫌疑人的QQ聊天信息，从而在认定犯罪数额的证据种类中成功添加了该份电子数据证据。

侦查人员在处理各类信息的过程中，其取证技术方式也在不断进行发展、完善。侦查人员的电子数据取证能力也在不断提高。通过与技术人员的联合取证工作方式，成功将电子数据收集的范围延伸至手机、计算机及网络等高科技领域，同时，还能够全面分析被调查人员的交游、个性、兴趣爱好等私有信息，从而能在办案过程中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之时提供切实有效的参考依据。

目前，该院已经通过政法专项经费采购了一些列专业的电子取证设备。该院侦查人员在查办案件时，都能综合地使用这些电子取证设备，实现电子数据的多元方式提取，并对电子数据证据进行快速挖掘恢复和准确分析，不仅仅只对犯罪嫌疑人的通讯设备进行单向提取，还会对犯罪嫌疑人周边的其他电子设备进行一并勘查，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取证范围完全覆盖至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移动存储介质等等外联设备。通过对各种设备提取出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很快就能得出该犯罪嫌疑人的生活背景及涉案数据信息，这些信息为下一步审讯工作提供了强大的后背支持，为侦查人员能在短时内突破犯罪嫌疑人创造了先决条件。

三、创建侦查信息数据库及各类技术服务平台

叠彩区检察院近年来着手对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已经收集、整理的各类数据信息进行了分类、汇总，将其作为侦查信息数据源存储在内网数据库中，同时也积极与外单位进行联系，建立检察机关与社会各协作单位的信息资源共享系统。这些数据资源包括与公安机关、法院、电信运营部门、组织部门等机构联合的关于社会人员的户籍、车辆管理、出入境信息、位移信息、诉讼档案信息等各类人员基本数据信息；还包括与工商部门、质检部门等机构共享的关于各大企事业单位信息，机关、团体、法人等组织机关信息；以及与移动、联通、电信等运营商的定位信息，与电子商务网站的各种订阅消费信息等。

该院通过与以上各机构、部门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结合查办职务犯罪过程中所掌握的各类线索数据库，综合创建出了用于参照、指导办案的侦查信息数据库，并通过在该数据库中搭建各种数据处理技术服务平台为侦查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如智能查询信息系统、移动话单分析系统、社交网络综合分析系统等，这些服务平台能够在办案中实现对涉案对象的运行轨迹实行快速查詢和定位跟踪，准确掌握其在特定时间内的各种旅游出行、接入网络、出入境情况等等特定信息，在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停留地点、不在场证明及实施抓捕等侦查活动中发挥重大作用。

例如，在侦查某医药公司药品营销员的行贿案件中，该院就成功通过查询犯罪嫌疑人的移动通信、通话信（下转第页）（上接第页）息、移动位移信息，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信息及移动轨迹，定位并抓捕到了两名犯罪嫌疑人。同时，通过对该案中的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信息进行查询、分析找到了其余与案有关的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信息，从而扩大了侦查范围，对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外，在对该案的侦查过程中，该院侦查人员通过内网信息数据平台，结合互联网及公安、移动、电信公司等外单位网络提供的大量数据信息进行提炼、分析，先将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住址、职业、工作单位及个人简历、生活轨迹信息分类汇总，掌握了该犯罪嫌疑人的常去的场所和相关消费记录信息，并根据这些分析总结得出了侦查行动方案。

在成功抓捕到犯罪嫌疑人之后，该院侦查人员则立即结合收集到的各类信息资料，针对不同犯罪嫌疑人的背景资料，有针对性地优化审讯方案，成功利用掌握的各种信息，巧妙运用心理攻击策略，很快就突破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查清了几名犯罪嫌疑人的行贿事实。

四、全面提升侦查人员的信息技术水平

叠彩区检察院十分重视侦查队伍的信息化专业培养力度。该院技术人员在院领导的统一规划下，不断强化与侦查人员进行信息技术的交流与互动，技术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努力为案件侦查提供各种信息和技术支持，逐步建立了信息引导侦查的模式。在强烈的信息技术支撑氛围中，该院的每一名侦查人员都牢固树立了信息技术意识，做到相信信息技术、依靠信息技术以及敢于挖掘和利用信息技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让信息技术在案件侦查过程中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2014年以来，叠彩区检察院共使用信息技术引导侦查17件21人，其中利用手机取证技术实现案件突破10件12人，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取证6件7人。利用信息技术分析、锁定、抓捕犯罪嫌疑人11起，其在所办案件中均采用了信息数据平台进行相关数据的分析，综合处理了犯罪嫌疑人的背景、身份、人员关联性及其他生活轨迹信息。做到边分析边制定侦查方案，边调整审讯策略。以信息轨迹为蓝本，指导侦查工作方向。此外，该院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逐步掌握了一套完整的电子数据取证分析技术，并不断在实践中加以巩固和完善。2015年，新培养了掌握电子取证技术的侦查人员2名，1名干警取得了电子取证鉴定技术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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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构建 篇4

一、检察引导侦查的基本内涵

所谓检察引导侦查,笔者认为,是指检察机关从法律监督的角度出发,及时介入侦查机关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侦查活动,帮助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指导侦查人员围绕起诉指控所需,准确全面地收集和固定证据的侦查监督活动。它的基本内涵应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重、特大案件发案、立案阶段,检察机关应及时介入,并在熟悉、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帮助侦查机关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2)侦查过程中提出指导性建议,协助侦查机关迅速有效地搜集罪案证据和遏制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行为。(3)出席重、特大疑难案件捕前、侦结前的案件综合讨论,帮助侦查机关准确定性,梳理证据,并就强制措施的适用、侦结后的处理、证据材料的完善,提出指导性建议。(4)对提请批准逮捕、移送起诉的案件,审结后提出补充侦查意见。(5)发现侦查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或违法倾向的,及时提出纠正意见,防止其在侦查过程中过分积极或消极地处分案件。

二、检察引导侦查取证的法律及理论依据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强化监督,公正执法,是检察机关宪法定位的内在要求,是有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本质所在,也是新时期检察工作方针的核心内容。”法律监督职能是我国检察机关的一项专属职能,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虽然也有权监督法律的实施,但却不享有法律监督职能。法律监督职能和监督法律实施是不同的,前者专属于人民检察院,而后者基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哲学,人人都有监督法律实施的权利。人民检察院行使其法律监督职能是通过法律赋予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等来实现的。笔者认为,公诉权事实上也属于法律监督权的延伸。通过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对于树立法律权威,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非法追诉,实现法制统一有着重要的、其他监督形式无法代替的作用。

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仅应当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广度,而且应该针对各个诉讼环节的不同任务和特点明确检察监督的深度;不仅应当注重对诉讼结果的监督,而且要注重对诉讼过程的监督;不仅要进行静态的监督,还要进行动态的监督。动态的监督,有深度的监督在侦查活动中就体现为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搜集证据的合法性的监督,因为在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中,“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的核心,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是证据能力的要件之一,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代替证据能力。”如果一项证据缺乏合法性,就有可能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如果检察机关运用该证据在法庭上支持其公诉请求,必然面临很大的败诉风险,而这也是刑事诉讼法所禁止的。因此,检察机关发挥监督职能的核心就是要保证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的合法性。为此,检察机关可以在不干预侦查人员独立搜集证据的前提下,对侦查人员搜集证据的形式、程序、手段等进行事先的引导和过程的监督,防止违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当是有强制力的专门监督,监督的内容包括诉讼活动中从立案到执行的各个环节,监督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具体到侦查活动而言,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事后的、静态的监督,同时也可以适时提前介入到侦查活动中,对侦查机关收集、固定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同步的、动态的过程监督。相比较而言,同步的监督比事后的监督更能提高诉讼效率,能够使检察人员对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有感性的认识,能够在自己的内心对是否将犯罪嫌疑人提交法庭审判形成客观公正的“确信”,提高“胜诉”机率,树立检察权威。

可见,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是检察监督在侦查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是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监督从事后的静态监督向同步的动态监督的转变,符合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功能定位,也符合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出的“深化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的改革,建立和规范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的要求。

三、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应遵循的原则

一是对介入侦查的价值取向应有正确认识。引导侦查取证,是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配合,是对其侦查工作质量和程序合法性的监督制约。是引导公安机关按照法律规定开展侦查和收集、固定证据,防止发生违法情形,一旦违法要及时纠正。而不能把介入当成“打成一片”,或者因先入为主而放弃案件正式移交后的严格审查把关。

二是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不能包办代替。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是必要的,但不能“陷入”侦查活动中,成为公安侦查人员的依靠和助手。引导侦查取证,在方式方法上,重在“引导”而非协助,在内容上,核心是“取证”,而不是整个侦查工作。引导侦查的目的是为检察机关下一步的捕、诉工作打基础,做准备,同时监督公安机关依法侦查,而不是抽出检察人员去公安机关帮助工作,更不能与公安侦查人员混为一体,甚至代替包办,如此则是越俎代庖,种了公安侦查的地,荒了检察监督的田。

四、引导侦查取证的案件范围

引导侦查取证属于检察机关行使侦查监督职能的一种表现,因而不应当有案件范围的限制,但是考虑到检察机关人力、财力有限,应该有针对性地对一些取证困难、证据难以固定、证明标准不好把握的案件进行重点引导,以有效利用检察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侦查监督的效用,突出重点,优化监督。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可以对以下几类案件进行重点监督,以有效引导侦查人员收集、固定、补充证据:(1)恐怖、黑恶势力、严重暴力案件;(2)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3)取证涉及面广的案件;(4)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案件;(5)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的案件;(6)该地区出现的新型案件;(7)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进行监督的案件。对检察引导侦查取证的案件范围做出规定并不是为了限制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范围,而是为了防止检察机关消极行使监督权,对该引导的案件不予引导,从而使预防、减少侦查取证违法现象发生的侦查监督目的落空,导致侦查监督形式化。

五、引导侦查取证的方式

检察人员引导侦查取证既可以从宏观上引导,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转变他们的执法观念,也可以从微观上对具体案件证据的收集加以引导;检察人员既可以通过与侦查人员口头交流的方式对侦查取证加以引导,也可以通过补充侦查提纲的书面形式对其加以引导。不管是哪一种方式的引导,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方向和标准,对为什么要查这些内容,如何查,查到什么程度都应当作出具体要求,使侦查建议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检察机关应当跟踪监督,定期催办,及时与侦查人员交流取证过程中的困难和障碍,对侦查人员的违法活动依法进行监督,对遇到的障碍提出新的解决意见,以保证引导侦查目的的完成。即要使侦查机关获取的证据材料所支持的指控获得法庭的认可,以便准确、及时、有力地追诉犯罪。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可以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观摩评议制度和改进补充侦查提纲的方式来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调查取证的引导。所谓联席会议制度就是由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就办案中存在的共同性问题和复杂、疑难的个案进行讨论和研究,交流意见、看法,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案件的证据收集质量。建立观摩评议制度。为了使侦查人员对法庭审理对案件证据的要求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检察机关可以在开庭审理中邀请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参加庭审活动,熟识新的庭审方式下,控辩双方是如何围绕证据进行举证、质证、辩证的,法官对控辩双方证据的采用程度。以此来提高侦查机关取证是为了对犯罪控诉目标实现的观念,树立正确的证据意识,提高办案质量。

摘要：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当前实践中存在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缺失问题。因此,有必要就检察引导侦查进行系统的体系性构建,通过概念的辨析、理论基础论证、原则性规制以及案件范围的确定,建立完善的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引导侦查 篇5

关键词：实物证据,证据裁判规则,公诉引导侦查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 证据裁判规则、证据印证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制度不断在实践中落实。对于公诉工作而言, 无论是在证据审查、案件审结、还是参加庭审, 这些规则都在规范、重塑公诉工作。同样类型的案件, 过去认为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据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的标准, 现在却需要退查补证。有经验的老公诉人常常感叹, 脱离公诉一段时间再回来就感到工作不能胜任, 因为司法解释、会议纪要、办案批复等实体规定不断在更新。现在我们同样要说, 对于刑事程序规范的学习也是一刻也不能停止, 因为伴随着刑事司法理念的进步, 刑事程序法也在进行深刻的变革。十八界四中全会提出了以庭审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伴随着司法机关职权配置的优化和依法治国实践的全面推进, 在刑事诉讼程序将会对公诉工作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刑事侦查是公诉的基础。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公安机关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据质量不高, 公诉工作就很难开展。但是在实践中, 一方面是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退查率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是刑讯逼供导致错案的事件时有发生。发生着两种情形都与公安机关不重视实物证据的收集相关。在这种情况下, 公诉如果仅仅是固守在检察机关内部提高公诉人的业务素质无疑是不够的, 必须要将战线“前移”, 按照高检院曾经提出的公诉引导侦查的要求, 强化对于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特别是对于实物证据的搜集工作, 这样才能适应刑事诉讼改革的需要。

一、实物证据的概念

根据证据载体的不同表现形式, 我们可以将证据分为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具体来说, 实物证据是以实物、文件等方式记载证据事实的证据。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式中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法定证据形式属于实物证据。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的划分, 还与这两类证据的形成机制密不可分。实物证据是与案件事实的发生相伴随所形成的一种证据形式, 它记录了案件事实的某一片段或者环节。例如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留在现场的脚印、汗渍、指纹等。而言词证据则是伴随着刑事诉讼的启动, 由侦查人员通过讯问或询问等方式收集起来的证据载体。例如证人目击了某一故意杀人案件的事实并将其存储于记忆之中, 但只有经过其口头表述, 才能转化为证人证言。这种通过向侦查人员口头表达其记忆或判断所形成的证据, 称为言词证据。

二、实物证据在案件中的作用

(一) 客观性

根据上述实物证据的形成机制, 实物证据的存在并不因为证人观察或者侦查人员的调取受到影响, 它是客观存在的。只要侦查人员收集实物证据的方式符合程序性的法律规定, 它就具有证据能力和稳定的证明力。

(二) 时效性

实物证据虽然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因为自然原因或者人为的原因, 实物证据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比如犯罪嫌疑人在犯罪现场留下的脚印, 会因为进入现场的其他人或者雨水的冲刷而消失, 因此案发现场需要在发现后立即给予保护, 实物证据需要第一时间给予提取, 如果错过了时机, 那么将是不可弥补的。

(三) 印证性

实物证据本身并不会说话, 其证明范围比较狭窄, 只在证明点状事实是稳定的。因此在实践中, 办案人员通常将物证与已经查明的其他事实相印证, 以此来构建刑事证据体系。如果没有实物证据的印证, 那么这种刑事证据体系的构建是不完整和不稳固的。

(四) 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首先, 侦查机关正是因为缺乏具有关联性的实物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时, 才需要通过刑讯逼供等手段获取犯罪事实;其次, 已经获取的实物证据具有对非法获取的虚假的言词证据的排除作用, 可以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在被媒体报道的多起冤错案件中, 都是因为新的实物证据被发现而导致冤案被平反。

三、公安机关在实物证据取证中存在的问题

(一) 对实物证据的取证意识薄弱

公安机关一直以来受到口供中心主义的影响, 将侦查工作的重心放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获取上, 强调“由供到证”。因此即使在案发现场有大量的实物证据, 也会因为犯罪嫌疑人当场认罪而不予提取。

(二) 科技装备的保障不足

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水平一直在不断提高。但是相对于严重刑事犯罪来说, 大量存在的普通刑事案件, 由基层派出所出警处理, 因为技术装备的问题, 不能在第一时间搜集、巩固实物证据。另外, 实物证据包含的信息需要现代科学科学技术侦查和对比才能发现, 这就需要建立实物证据的数据库和实验室, 比如指纹数据库、鞋印数据库、枪支数据库等。

(三) 收集程序不合法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实物证据在严重违法并且无法补证时也将被非法证据排除。公安机关在收集物证时在收集、提取、保管、出示等环节都会出现程序不合法的环节。比如对于现场扣押的物证无当事人的签名, 将现场扣押的不同种毒品予以混合。

四、公诉对侦查的引导和监督

(一) 以口供为主的案件的提前介入

对典型的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为主要证据的刑事案件中, 如毒品、强奸等案件中, 实物证据的提取对于认定犯罪事实具有关键的作用。公诉部门通过参与公安人员的现场勘查、初审, 及时收集、巩固重要的实物证据, 并对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进行监督。

(二) 召开部门联席会议

针对侦查机关在收集实物证据中表现出的共性问题, 公诉部门有针对性与侦查机关召开部门联系会议, 或者对侦查人员举办以刑事实物证据为内容的座谈会、讲座, 提高侦查人员对实物证据重要性的认识, 和收集证据的质量。

(三) 加快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推行